时间：2022-04-11 03:08:48
从法国到香港
早年留学法国Mulhouse艺术学院主修艺术的香港摄影师秦伟曾是法国的“国家艺术家”。1993年秦伟回到自己出生的香港，想用自己的所学为香港做一点事情。从自己的老本行雕塑到摄影，当代艺术一直是秦伟的主要探索领域。秦伟与许多香港摄影人一样，并没有将摄影看作是单独的一门艺术，而认为摄影是艺术表现的形式之一，可以与其他艺术形式一起表现当代艺术。
秦伟在法国的学习和 “国家艺术家”的经历对他的艺术思维起到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在Mulhouse，头两年是基本的学习，包括摄影、素描、雕塑等各种基本知识，使每个艺术学生在第一年的学习后都有一种艺术表达的能力；第二年“收网”专修；第三年选科，选择教授团以及教授的课程，如“艺术通识”等；第四年始学生自己负责艺术项目创作。第三年的时候要通过评选，评选是否会成为“国家艺术家”；第五年获得文凭。毕业后，秦伟在法国教过艺术，做过展览和艺术项目。法国政府经常会请艺术家做一些艺术项目。如政府要在某一年做个与某个社区有关艺术活动，主题要求和“风”有关系。那么艺术家就负责如何用艺术形式表现风，于是就可以让一些小孩子画一些画，做一些风筝。那时秦伟作为“国家艺术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通过法国政府的文化项目策划启发人们寻找一些和生活有关系艺术。
香港回归对港人来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对秦伟也是如此。秦伟一直很反感殖民地统治对优劣民族的划分。于是，在香港回归前夕，秦伟回到香港发展。最初，秦伟在一家专科艺术学院教书。但一段时间后，秦伟发现香港的艺术教育当时不太受重视，学生们的学习目标一般也都停留在掌握技能，毕业后能迅速找到工作的阶段上。对于从法国学习艺术归来的秦伟来说，这样的艺术作品没有心灵和生命。秦伟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引导”，让学生去领悟，而不是“学”。秦伟在法国时曾在一个小城市的学校教授年轻人艺术概念，法国的艺术教育更强调的是美学欣赏。这也是秦伟回国后发现后者欠缺的地方。而1993年后两年正逢中英谈判香港回归的时候，教学工作未能给秦伟太多动力，而他又迫切想探寻更多香港社会的变化，于是便放弃了教书，经朋友介绍做了一名摄影记者。
摄影的各种类别中，秦伟最喜欢的是纪实摄影。用秦伟自己的话说，他是用批判的视角看待社会和生命的。同样，他也用批判的视角通过纪实摄影的方法表现香港的文化氛围。从他早前的作品《香港碎片》中可以看到他对文化贫瘠的批判，如他捕捉到的以纳粹标志作为时尚元素、穿着印有纳粹标志T-shirt的香港年轻人，烧给死者的纸“宝马”汽车，以及香港赌马的赌徒等等。这些香港社会的“一静一动”都是秦伟感兴趣的拍摄题材。“我拍摄香港的小事情和平凡的事情，不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有些作品表达我个人的情绪，有些表现香港人的世情。”秦伟说。
纪实是一种影像的文学
秦伟说：“其实摄影就是一种表现手法，你可以用纪实摄影表达文学的领域，不一定说纪实摄影一定要表现一个故事，纪实摄影是一种影像的文学。因为你可以通过纪实摄影表达一些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和许多人看不到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秦伟的较新一组作品《当你是个奇怪的人》就是秦伟影像文学的最佳诠释。这组人像作品有的不是连续讲述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它有的是直视镜头的强烈及广阔的思考空间，正如文学作品一样，越回想才越有味道。谁规定纪实摄影就必须要脉络清晰地讲出一个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故事呢？来听听这群主人公的来历吧：“每年三四月间香港举办国际七人榄球赛时,总有一群疯疯癫癫的家伙从世界各地不同的英语地区出发,目的地是香港大球场的南看台。就像一年一度的聚会，在类似嘉年华的狂欢中他们各自述说一年来的景况后便醉个翻天。”
秦伟镜头中的这群人有来自英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还有那些白皮肤、蓝眼睛的香港人；而秦伟关注香港七人橄榄球赛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个盛会。“我对橄榄球运动不算太了解,但感到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赛也实有其独特的地方，”秦伟说，“源于1823年英国的橄榄球运动，因一个学生在一场足球赛中为一次踢球失误感到气恼,干脆抱起球跑向对方球门,尽管是犯规，但己方阵营的支持者雀跃不已，开了受支持的先例。而这样一种扯裤拉衫、肢体碰撞……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运动竟成为了大不列颠的国粹。”秦伟说，19世纪的英国国势极盛，橄榄球运动随着英国海军向外拓展至英国的属地、殖民地，随后再渐渐推广至其他国家，成为一种英联邦地区的运动。时至今日，尽管橄榄球运动仍然不是香港的主流体育运动,但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赛已是本地的一项国际盛事。
带着对殖民统治的不满，秦伟通过这组看似“狂欢”的肖像照片，用柔软的方式暗示了主人公们的苦闷和摄影师的批判态度。每幅照片中的人物都改装换脸，露出平时不露的部位，显出平时没少做的梦。用秦伟的话说：“这些来自各地的球迷以弄潮者的身份介入球赛,身穿奇装异服造型荒诞。但讥笑一下这些种种之余,却不难细味内里玄机――一种建构下的若干价值辐射，讥喻着那些暗藏在某角落中的潜在病态心理……社会的上层精英(扮演法官,医生)、权力的虚拟(公安、警察)、性别上的扭曲跨越(易服癖)、对‘自由’的向往者(监狱逃犯),幻想个人超能量的提升(超人.蝙蝠侠)、宗教规条的嘲讽(扮演修天主教主教)……在一浪一浪嘉年华式的观感冲击背后，或许英国人在此时此刻再次寻找回他们的傲慢与失落。”
摄影师简介：秦伟，生于香港，现职独立自由摄影师。早年毕业于法国MULHOUSE艺术学院。曾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后加入香港新闻媒体任职摄影记者。自2000年开始，个人拍摄范围以亚洲不同地区为主，镜头关注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文化变动、地区性贫穷问题、战争的受害者和全球气候变化引致的生存问题。
一、校园文化纪念品设计的内容和理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学校之间交流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校园纪念品产业的繁荣，但是由于种种弊端的限制，导致很多学校都是直接在市场购买现成的纪念品，品种单一，缺乏艺术性和创新性。因此在设计与制作校园文化纪念品时，要合理有效地利用学校资源，展现学校历史文化，以创新实用为宗旨，避免形式单一的设计产品，使其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唯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更具时代竞争力。纪念品材质、形态以及设计方法的改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以往形式单一的局面。例如，在设计校园文化纪念品时，我们可以通过选择石膏、布料、玻璃、木材、纸质以及电子等多种材料，打造不同材质的文化纪念品，使纪念品的形式更为多样；在制作手法方面，可以选用雕塑、绘画、书法、印染等不同的艺术设计形式，力求在多方面有所突破；在设计类别方面更具广阔的创造空间，可以设计水杯、明信片、手机壳、文化T恤、工艺品等不同形态的校园文化纪念品。除此之外，在设计时能够融合学校所在地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为最佳。多元化的设计理念，不但可以增强纪念品的艺术美感，还使产品具有创新价值，更具视觉冲击力，让藏者爱不释手。
二、校园文化纪念品的艺术独创性和实用性的平衡
创新性和实用性应该是衡量优秀校园纪念品的重要特征，但在目前已有的校园文化纪念品中，似乎很少兼容这两个特征。有的纪念品太过强调实用性，在设计美感上略有欠缺；还有些校园纪念品过于倾向于体现艺术创新，以此来体现校园文化内涵，但在实用性方面又处于劣势，二者不能很好平衡。针对上述的两种情况，首先学生应把实用性与艺术性统一起来，达到合理的融合。设计的宗旨就是兼具实用与美感，如果将二者割裂开来，就说明这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在生产过程中应力求在实用的前提下更具艺术美感，这就要求设计者要精心的策划与设计，在此基础上，既实用又美观的纪念品才会应运而生。如此一来，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利用率会得到稳固提高，不仅可以用于比较正式的外交场合，还可以运用到商业买卖，在校园文化的宣传上会有重大的意义。在具体的设计上可以采取设计背包的形式，在背包上手绘或印染上学校的标志性的建筑、风景或抽象符号，这种既有艺术美感又具实用价值的校园纪念品，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学生以及被授予人的喜爱，进一步在使用与流通的过程中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校园影响力。
三、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市场化
商品的市场化是创造资金收入的必然趋势，因此，校园文化纪念品从设计到制作在到销售应该形成一体化管理。所谓“一体化”也就是统一调配、分工明确。以体现学校精神、反映文化底蕴、宣传办学特色为宗旨，从设计样式、制作工艺、价格制定、营销策略等方面提高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市场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通过互联网、校友会、特色大赛等方式作为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宣传渠道。在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制作、经营和管理实践中，不仅完善了校园文化纪念品体系，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就业的能力以及市场应变能力。突出学校主题形象和特色的同时，使之引发人们回忆美好的过去，具有鲜明的纪念性，体现了校园文化纪念品的价值所在。
四、校园文化艺术品研发的积极意义
学校是传承人类文明成果和培养人才的基地，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所学知识结构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能力的培养很难在课堂上完成。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是培养和锻炼学生这些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校园文化纪念品除了具有弘扬学校精神、传播校园文化、增进学校交流等作用之外，对提高学生就业信心、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节约学校资金、创造学生科研收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实践是推动创新的动力，学生可以通过校园文化纪念品的研发检验学习效果，在研发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历练。其次，校园文化纪念品的设计和研发能够给学生带来资金收入，充足的资金可以提供学生广阔的创作研发空间，大大减轻学生进行创新项目的经济负担。最后，校园文化纪念品创新特色作业，很好地利用了学校自己的特色专业，在锻炼学生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为学校节约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实现了学校和学生双赢的创新理念。
作者：张鹏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一、三严三实的科学内涵
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
三严与三实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三严是根本、是出发点，要守住严，防止松;三实是目标、是落脚点，要突出实，防止虚。要从严上要求，向实处着力，真正把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清风正气一点点积聚起来，使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昂扬起来，以三严三实的过硬作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使三严三实或为自身永恒的价值追求。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抵制歪风邪气; 严以用权，坚持秉公职守，确保用权为民;严以律己，带头严明纪律，廉洁奉公守法;谋事要实，不搞花拳绣腿，坚持实事求是;创业要实，坚持脚踏实地，勤奋务实担当;做人要实，忠于组织原则，正派坦荡公道。
二、如何在纪检监察工作中贯彻落实三严三实
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为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树立了新的标杆，是全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再整装、再启程。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纪、政纪的执行者、捍卫者，必须牢牢把握三严三实要求，拧紧螺丝、上紧发条、保持力度、保持韧劲，以更高的标准、更紧的要求、更实的作风、率先恪守、带头践行，使三严三实成为自觉遵循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
第一、在修身律己上要坚定信念，筑牢防线。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的钙，是思想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内的执法、执纪者，要在思想上对党忠诚，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报国之举、常励奋进之志、常怀律己之心，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要牢固树立执纪者必先守纪，监督者必受监督的意识，带头严格遵守廉政纪律，时时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严守党纪红线、筑牢廉洁防线、务实道德底线、把握交往界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一袭白袍不染点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
第二、在执纪用权上要依法为民，接受监督。
人民是主人，为民是宗旨。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员群众的贴心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纪为民，自觉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坚持人民利益是第一需求，群众满意是第一标准，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着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民履好职、执好纪。要始终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用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做到言必合法、行必守法，要坚持秉公执纪、不辱使命、不讲情面、不徇私情，按规则、按制度行驶执纪监督权、不搞特权、不搞选择性执纪，不以权谋私、以案谋私。要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抚摸岁月》,是一部70万字的鸿篇纪实文学。作者何英以平实的语言、温婉的笔调,将如歌如梦的往事娓娓道来:浓郁的客家风情,无私的母爱,纯真的童年,执著的求学之路,如一曲田园牧歌,记叙了一位客家少女在成长历程中所经历的温暖和疼痛,让人感念的同时,感慨良多。
作者题为“抚摸岁月”,意为“记叙往日,是对往昔岁月的抚摸”,所有的“浅唱低吟,是对生活艰难的礼赞”,也是对人生的感悟和感恩。这是一部 “耕余”之作,如封面上淡淡的细竹和随风而飘的杨柳,淡雅质朴,柔声轻诉;也如插图中的那头老实的黑牛,任劳任怨地耕作,睁着一双慧眼,回眸人生。
对往事的重温,是最温暖缠绵、疼痛无奈的,是一切有关母亲的回忆。作者笔下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农妇。她善良勤劳,如一头老黄牛,默默地干着重活累活。她坚忍好强,聪明勇敢。虽长年遭受品行不好、缺儿短女的“高个女人”的欺负,却以自己端正的品行击退“高个女人”的欺辱,赢得众人的敬重。客家人讲“礼”重“仪”,但母亲送礼却讲究实用、得体,以“拆墙透绿”换取真心,从不空洞地讲究“排场”。母亲虽识不得几个字,却开朗明理。尽管偏僻的山村,还保留一些陋俗,还存有重男轻女倾向,不给女孩读书机会,但尝过童养媳之“苦”的母亲,决不让自己的六个女儿送去当童养媳,明知家贫缺劳力,但却自信“我生的女儿能比过你们的儿子”,支持并鼓励作为长女的作者去读书!母亲还以质朴的道理言传身教:“人的出生无法自己选择,但今后的路可以自己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含辛茹苦地将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养育成人。由是观之,作者笔下的母亲,她的德行让人联想到胡适的母亲,既有主见、识大体,又温顺忍从,绝不懦弱,荣辱不惊;她对子女的爱,如冰心笔下的母亲,温暖贤淑,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还兼容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成为中国女性所有角色中最具社会兼容功能的亲缘符号的象征。
与“恋母”情结相连的是作者何英对故土家乡的思念。这“乡恋”一方面寄寓着作者对故土的一往情深,另一方面却让读者“见证”了一位乡村少女凭着执著和顽强毅力以及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成长为一名国家厅级干部。作者的成长中有“母亲”的影子作铺垫,更有客家风情的点缀。在作者的记忆中,家乡的小村是“闻”字形结构,土黄色的围墙,灰黑色的瓦片,蓝天下的梯田,绿油油的庄稼,青山碧水,好似一幅山水画,给予了作者一颗爱山爱水、善良美丽的心灵。那条作者曾摸过鱼虾的清澈小溪,放过小牛,也养过鸡鸭,在苍翠如画的山里,每一次发现和采摘野菇,捡回“钩栗”和“榛子”,都让人心跳和振奋,孕育了作者在劳作中追求快乐的阳光心态……从童年时代,聪明的乡村女孩学会自制“玩具”,用手将草编成像辫子一样的绳子,再扎成的秋千,嬉戏玩耍,两人将手弯着变成“轿子”,抬着另一小伙伴,做着“抬轿子”游戏;到长大一点点,母亲手把手教女儿,为心仪的人做一双合脚、舒适的圆口黑布鞋,以及每五天一周期的“圩日”抢购便宜货的愉悦,赶着张罗客人又面临家中无粮的“窘境”,忽喜忽悲;过年时将拣到的小炮拿去野外放,穿新衣吃年糕,喝自家酿的“客家米酒”,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所有这一切都伴着母亲温暖的怀抱,与美丽大自然和谐为一体,练就了作者热情开朗、执著勇敢的个性与豁达的胸怀。这片山清水秀的故土,是作者认识人生的“启蒙课堂”,也是储存作者“往事如烟”美好回忆的“宝库”,更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心香一瓣”。
作者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虽然在校读书甚少,但是社会是一所‘大学’……成年后,当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这所‘大学’,我力求自己理性思考,用努力、真诚、感恩、自律,书写了自己的今天并奋笔书写着明天”(《为人父母》)。这一老一少,皆来自农村、却是两个不同时代、血脉相连的一对母女的人生旅程,诉说着女人也是人,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办到,天道酬勤,有志者事竟成!
岁月流金,有些事情和记忆就像潮汐掠过的海滩,别致的沙器和昨日的晚霞消失隐退了,但文集《抚摸岁月》却留了下来。在何英的文字里,那些关于思念和温情的记忆,那些烙着时代印记的感受,在文字中飞扬自己的心情,那些爱过的人、做过的事、走过的路……如同卡朋特的一首歌《昨日重现》,富有穿透力,仿佛就在你的耳边呢喃,在轻思低吟中,总感觉被一种遥远而清晰的感伤笼罩着,结结实实地,直到永远……
根据省、__市纪委统一部署，结合__实际，经研究，决定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开展“模范履职、文明执纪”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全市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现状，切实增强纪检监察干部严格规范履职、模范执行制度的意识和能力，着力解决执纪办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纪检监察机关内控机制建设，为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科学化水平提供有力保证。
二、目标要求
1、增强法纪意识。教育引导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始终牢记“执纪者必先守纪、监督者必受监督”的理念，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主动接受监督、文明规范执纪的自觉性。
2、完善内部管理。抓住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内控制度，进一步明确个人岗位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建立科学严密的工作流程，努力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3、规范履职行为。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干部依纪依法履职的具体要求，提高依纪依法履职的能力，正确执行反腐倡廉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真正做到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
三、重点工作安排
这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从20__年3月份开始，5月份结束，重点在市纪委、监察局机关进行，各镇纪检监察组织和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参照活动要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活动中着重做好三项工作：
1、集中学习培训。委（局）机关、各镇纪检监察组织和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结合自身实际，通过专题辅导、个人自学、集中讨论等形式，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全覆盖学习培训。
（1）围绕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省纪委六次全会、__市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开展集中业务辅导。
（2）围绕案件查办、案件审理、农村党( ）风廉政建设、执法监察等内容进行业务辅导和专题研讨。
（3）围绕学习纪检监察工作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和业务知识，组织委（局）机关各室、各镇、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结合自身职能工作开展研讨，进一步提升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2、深入查找问题。采取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通过上级点、自己找、相关部门提，深入查找在执纪办案、监督检查、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开展“三查三看”活动。查工作依据是否充分，看法治意识是否牢固；查岗位分工是否合理，看制衡关系是否有效；查风险点是否明确，看防范措施是否到位。
（2）开展谈心活动。领导班子成员和分管范围内同志开展集体谈心活动，各党小组开展集中思想交流活动，各室内部开展经常性的谈心活动，促进工作规范高效开展。
3、认真整改落实。市、镇纪检监察组织针对查找出来的突出问题，按照简易管用的原则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1）围绕规范内部管理、防范风险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要注重针对性和操作性，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制度有效执行。
（2）4月下旬，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基本结束时，要对活动情况进行总结，采取自查与组织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查找和解决问题的情况进行一次梳理，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确保在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中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继续得到有效解决。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9年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吴等人对杜威学说没有兴趣甚至反感，转过来却奉白壁德学说为真理呢?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陈、吴等人对白壁德的钟爱和对杜威的漠视。也许，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除却对学习内容的关注外，其实也一直在探讨学习的方式和追求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要解决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陈寅恰在谈到宋代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时，曾经提出了“避名取实、取珠还犊”式的接受方式，即只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抛弃其外在形式，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应采取此种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过于实用的倾向，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是作为“珠”还是“犊”，均无学习接受之必要，而白壁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倒是值得学习引进的精神救药。
二由胡适和陈、吴之不同选择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胡适本人，自然也有对于杜威学说的曲解和误解，其中有些是他本人当时确实没有理解，而有些却很可能是故意的曲解和实用主义的应用态度所致。例如，余英时就认为胡适仅仅从杜威那里学到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却对其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容知之甚少。美籍学者周明之也认为，实际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暖昧的，因为早年的胡适多次坦承杜威对自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影响，但到晚年却试图给予否认或者说是采取回避态度。周明之对此的解释是，在胡适看来，既然社会改良是胡适那一代人所要承担的必然使命，则杜威的学说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但从根本上说，胡适实际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实用和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接触到杜威时“一见钟情”。对此，尽管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胡适的这些误解和曲解，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杜威思想?换句话说，如果胡适真正理解了杜威的思想，他还会提倡白话诗和倡导新文化运动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壁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呢?白壁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可以探讨他们学说的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等等—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仅仅这种事实本身，是否就可以说，如果白壁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有否可能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还是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论文关键词：有效,挖掘,课文,资源,提高
新英语教学大纲对高中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能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英语学习能力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课文教学。
新课程标准指导下的新世纪版教材课文选材十分广泛，教材语言内容时代气息浓厚，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符合高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内容涉及介绍电脑、基因等高新科技信息的篇目，也有近、现代人物的传记、采访、道德修养等人文性的话题。另外，还涉及一些浅易的学科知识，增加了语言材料的真实性，体现了如何使用语言。总之，新教材的体裁则更加丰富多彩，有记叙、说明、小说、书信、日记、幽默等。具有话题广泛、信息密度高、语言知识丰富等特征，它是各单元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主渠道。如何处理好这种阅读课型的教学是近年来英语教学界讨论的热点。
在教授新世纪教材（新版）高一上册第三单元的Manners时，在挖掘课文内容，创设条件与情景方面我使用了下列的方法。
一、导读引出话题
如果直接让学生来阅读课文，回答问题，学生很可能会觉得枯燥无味。而如果老师能在学生阅读之前适当进行一些背景介绍，创设一个环境让学生来思考，就会充分调动学生资源，形成学生积极回答问题，善于思考的良好风气。如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首先让学生根据所给的图片说出下列的做法究竟有没有礼貌，是goodmannersorbadmanners。例如：
saying“Excuseme”,“Please”and“Thankyou”
askingquestionssuchas“Howmuchdoyouweigh?”or“Whyaren’tyoumarried?”
givingyourseattotheoldwhenyou’reonthebus
pickingyournoseinpublic
queuejumping
talkingloudlyinpublic
whencoughing,alwayscoveringyourmouthwithyourhand
利用这些精彩的图片形成了师生互动的小高潮，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课堂气氛也变得轻松愉悦了。之后我再问学生如下几个问题：
Haveyouevermetforeigners?Doyouhavethechancetotalktohim/her?
Ifyouhavethechancetositonthesamebuswithaforeigner,doyouwanttotalktohim?
Whenyoutalkwithaforeigner,whatkindoftopicshouldyousay,andwhatkindoftopicshouldn’tyousay?Why?
接着我让学生们看课文首页的图片进行讨论，大概描述一下发生的故事，然后很自然地引出Manners这个话题，进入课文学习的第二个环节：快速阅读。
二、快速阅读初步感知
略读(skimming)要求学生快速浏览全篇，领会主旨或抓住主要内容。这时一定要学生养成正确的阅读习惯，指导他们避免一个词一个词地读，而且应用默读形式，还要做到“三到一快”,即：眼到、心到、脑到和快速扫描。集中精力，大脑快速吸收文字所传达的信息并分析理解。我将课文的主要内容事先概括出来，从而降低了学生自己归纳段落大意的难度。考虑到这一点，我只给学生一分钟时间来看所给出的段落大意来匹配适当的段落。如：
Manyofushavetheexperienceoffailingtostartaconversationwithaforeigner.概括了第一段的大意。
Sometipsofhowtoknowwhethertheforeignerwantstotalkwithyou.概括了第二段。
Sometipsofhowtostartaconversationandhowtomoveonit.为第三段。
这个环节的设置帮助了学生的整体理解，为后面的难点突破做了个铺垫。
三、细读仔细理解
在对课文表层理解的基础上，我要求学生对课文进行详细阅读。这时，教师可设计多种形式的问题来检查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例如用判断对错题目，针对关键语句提问或者设置完型填空等题型。在整体理解之后，我开始分段落逐段挖掘课文内容，训练学生的细读能力。在第二段的理解时我抓住关键的重难点句子，设计了TrueorFalse的问题，
问题如下：
1.Iftheforeignersays“Hello”or“Hi”toyouinreturn,itmeansheiswillingtohaveachatwithyou.（T）
2.Watchforasmileinordertomoveonwithaconversation.(T)
3.Iftheforeignerjuststaresoutofthewindow,thatmeanshewantstotalkwithyou.(F)
4.Thesearepositivecuesifthepersonstopswhateverheisdoingandlooksbackorsmilesatyou.(F)
在第三段落中，我针对“话题”这个关键词，让学生来填空，内容我设置如下：
Should say
Shouldn’t say
What kind of topics should we choose?
universal topics
weather, movies,
music, sports, favourite things
politics, religion,
personal matters
What kind of questions should we raise in the main course of a conversation?
open-ended questions
What do you think of Zhang Zi yi?
My favourite sport is basketball. What about you?
Is Zhang Zi yi beautiful?
Do you like basketball?
What should we offer to move on the conversation?
short comments
That’s interesting.
I agree.
Me, too.
关键词：人类学电影；纪录片；真实性；创造历史；诠释历史
1纪录片的几个定义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和存在的基础，也是它最可贵的价值所在。正是“物质现实复原”的真实，才使纪录片有着它永恒的魅力。受众选择纪录片最大的取舍点就是真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创意的处理”等也提醒我们，纪录片不仅仅是对真实的简单再现。约翰?格里尔逊说：纪录片是运用一种合适的社会造型艺术语言的方法组织现实。既然是“组织”，那么每个人就会有自己不同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每个纪录片的制作者，都是作为把关人而存在的。正如法国FIPA国际电影节秘书长让?米歇尔所说：纪录片首先是一种观点，一种看法，一种对于某种问题、某个人物、某一状态所持的看法。
2人类学电影的定义
“人类学电影”即使在社会科学界甚至人类学界也是一个相对前沿的术语。虽然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想绝对客观地表现文化的特质，但是人类学电影却是摄影艺术和人类学的结合，摄影机是由人来操作的，那么拍摄哪个镜头、不拍摄哪个镜头、用什么角度来拍等都会体现出拍摄影的选择倾向。因此要想做到绝对的真实客观是不可能，那样就只能提供信息资料，而不是一种艺术。
3两者的关系分析
本文把人类学电影和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放在一起进行分析，首先就要弄清两者的关系、分析他们的共性基础。那么人类学电影和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下面我们看一下钟大年对纪录片特征的认识：①应是一种用没有虚构的方法进行的创作，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认识方式，因此可以有创作者的想象手法，但一定要真实。②应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声音、图像等原始素材，在获取方法上也可以有加工成分，在叙述、语言表达上也可有自己的方法。③表现内容上应表现出客观现实情状和创作者对客观存在方式的一种认识。（《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和中外观照》，石屹著第194页）
参照人类学电影的定义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人类学电影具有上述纪录片的每一个特征。人类学电影受人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的制约，必须真实地呈现文化“活化石”的特征和人类文化进化的证据，这就使它在广义上具有了纪录片的特性。因此我们将人类学电影作为纪录片的一种类型来研究。郝跃骏在《影视人类学在欧洲的发展及思考——兼谈欧美纪录片的类型问题》中也曾说过，人类学电影作为区别于普通纪录片的一种特殊的影视分类，已成为纪录片众多类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我们还知道纪录片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很多的类型，如在美国将纪录片分为新闻事件性的纪录片和文化性纪录片；在日本将纪录片分为以新闻为主的纪录片、以教育为主的纪录片和以传递信息为主的纪录片。在我国纪录片还没有明确分类标准。中国第一个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将栏目的题材分为自然地理类和人文历史两大类。由于在广义上此种分类可以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在此采用此种分类。
我们知道人类学电影传播的内容是人类学中各个群体生活状态的史料，它试图向一个社会说明另一个社会的异同。虽然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没有明确定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实体作品《故宫》、《新丝绸之路》等中就可以感受到，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更多地关注以历史和传统文化，通过对某种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实现某种文化的传承。这一点也是把两者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
综上，本文实际上的工作就是要说明两种不同的纪录片类型文化传播视角的不同。虽然通过以上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将两者圈定在纪录片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但是由于两者传播目的、关注点和内容方面的不同，使得他们的文化传播视角也存在差异。下面对此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3两者文化传播视角的差异
3.1人类学电影——创造历史
众所周知，人类学研究对象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仅限于人体测量和解剖——注重由器物着手的泛文化比较——转向活的部落文化。如美洲、非洲、太平洋诸岛等无文字记载的、处于原始状态下土著居民，研究他们的语言、共同行为与历史。
人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术境界，作用于摄影艺术，使得人类学电影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表现为创造历史。“创造”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想出新办法、建立新理论。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的意义应该更接近于“作出新的成绩或东西”。
我们知道人类学电影拍摄的对象大多是重大的考古和史前研究项目，它关注那些无文字记载、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群的生活状态。以《佤族》片为例，该片如实记述了云南西盟山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拍摄了部落联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习俗。影片的拍摄重点是佤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由于记录手段的限制，这些对象本身没有能力进行自我记录与传播。
3.2人文历史类纪录片——解释历史
“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意义为①分析阐明②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解释”应该是包括这两个方面的。
从《故宫》、《再说长江》、《圆明园》等人文历史类纪录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历史的解读。他们试图通过对过往历史的自我理解开发出更多的视角，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观点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
1.1、 研究背景。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文娱产业步入高速增长的新时期。艺人经纪公司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2002 年 10 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化部令第 25 号）正式实施，第一次允许在公司名称中使用经纪一词。艺人经纪此种全球通行的影视服务，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不可小觑。当今社会，绝大部分艺人无论个人或团体，素人出身或演艺院校毕业均签约于经纪公司或工作室，由专业团队培养、规划其演艺生涯并打理演艺业务，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如影视剧出演、舞台活动演出、唱片／单曲打造、节目主持、时尚走秀、广告代言、公益活动等等。
国泰君安在报告中表示，在经济放缓所引发的口红效应下，由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以及新世代年轻人的娱乐消费偏好，未来高水准的全能型艺人在国内将供不应求，预计到 2020 年，内地艺人经纪市场规模将达千亿级，未来五年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30%左右[1]。但与此同时，一方面，艺人市场青黄不接、艺人同质化严重、艺人与经纪公司纠纷等现象不断涌现；另一方面，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艺人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资本与媒介的策划包装下，艺人越来越呈现出商业产品与媒介品牌的特性。由此可见，如何运营、维护好艺人这一特殊产品，成为亟需切入研究的问题。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第一，挖掘艺人特殊属性，明确经纪公司艺人定位。目前娱乐消费市场上存在的艺人同质化严重、艺人转型失败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经纪公司对艺人特性的认知不够深入。本文把艺人视为一般商品和特殊媒介产品的结合，并分析其偶像特质，对艺人经纪公司培养与打造艺人、深入挖掘艺人潜质并进行市场定位及营销包装提供理论参考。
第二，为艺人经纪的具体运营提出针对性策略，促进艺人经纪行业良性发展。根据艺人经纪的人文性特质，分析艺人产品的生产策略；根据艺人经纪的经济、社会双重效益型，分析其市场管理策略；根据媒介生产与传播的品牌性，分析艺人经纪的品牌传播策略。
1.2.2、 研究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综合运用跨学科分析，研究视角另辟蹊径，独具学理价值。在以往，艺人仅被视为艺术创作的主体从文学、戏剧学角度来研究，而本文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理论进行交叉分析，把艺人作为特殊的人、商品及媒介产品来思考，总结出艺人身份的多重属性，并通过挖掘艺人经纪的相应特性从而得出艺人经纪运营策略。此研究切入点独具新意，弥补了学术空缺；研究思路层层深入，具有理论深意。
第二，本文全篇论点与论据均紧贴时代，为现有艺人经纪理论提供及时的学理补充。由于社会及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艺人多重属性也越来越突出。而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过于陈旧，现有的研究又流于案例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逻辑。本文应恰好能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增添时代感并提供学理补充。
1.2.2.2、 实际意义。
本文所有案例及论证分析都基于实际、紧贴时代脉搏，故所得出的策略建议对企业、市场及社会良好可持续发展具备启示作用。从企业角度来看，据业界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国内会出现至少 3-5 家市值 200亿量级的专门型艺人经纪类的上市公司。随着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陆续推出泛娱乐战略、大文娱计划，华谊、光线等传统大型民营影视集团依旧坚守，艺人领域作为核心资源，即将成为必争战场。在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艺人经纪的运营与管理，将成为企业杀出红海的制胜法宝。从市场角度来看，泛娱乐势不可挡，资本不断涌入，给市场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市场规制及行业规范的出台、对中国艺人经纪产业的合理引导势在必行。从社会角度来看，在新媒体语境下，艺人属性又产生许多新的变化，本文从新的角度去及时把握、分析变化，以期对中国文娱市场发展产生良好积极作用。
1.3、 文献综述。
根据作者文献检索和资料搜集的结果，艺人经纪的相关着作存在不多，尚未形成成熟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艺人经纪的概念还未有明确定义，因其属于文化经纪范畴，主要服务对象是艺人，由此笔者参照文化经纪的概念，把艺人经纪定义为：在文娱市场为供求双方提供中介服务（居间、等）并收取佣金的行为，业务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影视剧出演、舞台活动演出、广告代言等。另外，针对明星、艺人、偶像、演员四个易混淆的概念，笔者参照较为成熟的日本娱乐圈的划分标准，作以下说明：明星更多时候是指代一种属性，演员、偶像、歌手、主持人有了名气的都可统称为明星，我们甚至还讲政界明星、体育明星等等；艺人指代一种职业，演员和偶像是艺人职业下依据工作内容细分的小职业。本文选取的艺人的研究范畴即广义上的娱乐工作者，包括且不限于演员、歌手等。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艺人经纪产业起步较晚，相关学术着作也存在不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尚未形成专着。关于艺人经纪的概述可在文化经纪的相关专着里略见一二，如：颜海、彭桂芳、蒋冬青主编的《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中只在文化经纪职界一章中提到演艺经纪人，略述了演艺经纪人的历史、现状与发展、专业素质要求、认证制度、自律与行业管理。其他相关专着还有胡晓明、肖春晔编着的《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何衡主编的《经纪原理与实务》、蔡正鹤主编的《文化经纪人培训教程》、肖学文主编的《经纪人与文化市场》。笔者在中国知网及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上以艺人、明星及经纪等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发现与艺人经纪相关的电子期刊共达 29 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艺人经纪产业商业运行模式、艺人经纪公司经营管理模式、艺人营销推广策略、经纪人制及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
第一，关于艺人经纪产业商业运行模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艺人经纪产业商业运行的最优模式。贺朦的硕士论文《中国演艺经纪产业盈利模式研究》探讨了演艺经纪产业商业盈利模式的构成要素及特点，并详细剖析经纪公司和经纪个体的盈利模式。文章认为，目前我国演艺经纪公司盈利模式的主要问题表现在：运行机制不成熟；相应利润屏障未建立；完整产业链未形成，盈利模式单一[2]。邱乐乐的《民营影视企业价值链整合分析以华谊兄弟为例》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提出艺人经纪是民营影视企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业务之一，可与电影、电视剧业务协同发展。这有利于集团在价值链条上进行资源的配置优化、提高利用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李扬眉的《国内外艺人经纪业运作模式比较及探讨》对日韩、欧美、香港的艺人经纪模式进行了特点分析与比较，归纳出成熟艺人经纪行业的共同特点：产业链式运营，集团化背景；专业化程度较高；执业环境规范，行业法规完善。袁玥（2010 年）详细剖析美国娱乐经纪业四巨头，以中介视角切入，分析美国娱乐经纪公司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由于娱乐业内的反垄断传统，经纪公司的独立性与中介性更为显着。陶陶的《浅析韩国娱乐经纪公司商业化运作模式以韩国 S.M. ENTERTAINMENT 公司为例》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切入，从前期准备、产品制作、产品营销、后期盈利四个阶段探讨以 S.M.为代表的韩国娱乐经纪公司商业运作模式特点，通过对韩国流行文化商业化的分析，得出对中国经纪公司的启示。
第二，关于艺人经纪公司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
关于此方向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采用管理学相关理论分析公司内部运营。王杉的《影视经纪公司运营模式研究》引入交易费用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勾画出影视经纪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并分析其核心竞争力来源。文章把经纪公司的网络模式归纳为以下三种：纯经纪模式、联盟模式、一体化模式[3]。杨德玲发表的《明星制造：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以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为依据，认为明星产品的制造和价值创造契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从市场导入、成长、成熟到衰退。文章创造性地提出明星四层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并为经纪公司有效维护与延长明星生命周期提出合理建议。崇袁的《娱乐经纪公司的品牌经营研究以 S.M. Entertainment 为例》从品牌角度入手，结合韩国娱乐经纪公司 S.M. Entertainment 的成功经验，提出打造娱乐经纪公司形象标签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娱乐经纪公司的经营不应止步于内容制造，应从艺人主导转向经纪公司品牌主导，实现品牌化经营转型。
第三，关于艺人营销推广策略的研究。
国内的明星包装及艺人推广策略还未形成成熟体系，学者们大多运用对比分析法，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成功经验给予内地艺人营销以启示。胡小奇的《中国内地明星包装与推广系统研究》旨在探索出一个适合当代中国大陆的中国明星包装与推广系统。文章基于内地明星包装推广现状，运用案例分析法、中外对比法，通过剖析喜天影视传媒实例及欧美明星制范式等研究明星的包装与推广系统。陈耀竹、胡如虹的《台湾经纪公司评选新艺人之研究》通过数据模型分析，在模糊环境下为台湾经纪公司构建了一套评选新艺人的模式。谢一冰（2012 年）运用案例分析法、中外对比法，通过对华谊兄弟的明星运作模式的剖析，探究适合我国电影产业的明星制体系。
第四，关于经纪人制及法律法规建设的研究。
此方面研究大多来自于法律方向的相关学者，专业性较高。张建凤（2010 年）通过分析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成功经验，探索美国明星经纪人制度及其成功之处，对比我国的明星经纪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对完善我国明星经纪人制度的几点启示，如建立明星经纪人的培养与审核机制、加强明星经纪人法规建设等。唐燕蕾（2008 年）通过剖析我国内地现阶段的明星经纪人制，归纳出现存问题：经纪团队专业人才及职业素质的欠缺；行业协会或其他自律组织的缺位；经纪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文章针对问题，提出了经纪人素质建设、自律组织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建议。于涛的《我国演艺经纪制度法律研究》从法律角度入手，对演艺经纪合同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经纪合同的性质、生效要件、双方权利义务、解除方式等。文章针对演艺经纪合同中分成比例及合作期限不合理、双方权利及义务不对等等诸多乱象给出了对应指导意见：针对演艺纠纷的司法解释的出台、经纪合同的备案审查等等。
除此之外，笔者还搜索到一些实例调研及访谈整理，虽学术水平不高，但却存在不小的实际意义。赵宁宇、杨紫苏等人的《中国演艺经纪公司调研报告》通过对中视影业、拾捌文化、上海唐人、光线传媒、君为天美、唐德凤凰、荣信达、金英马、小马奔腾、华谊兄弟的实例研究，分析中国演艺经纪公司和演艺经纪人制度的积极意义及负面影响，并提出战略展望。李小虫的《纵论经纪 解析韩流与韩国 DR 公司中国艺人部经理沈凌对话》提出经济活动是一种市场活动，经纪活动中，需要把艺人身上被大众广泛接受认可的特点放大推广，进行市场化包装。张琛的《演艺经纪：
从个人价值到品牌价值》立足蒲剑教授与黄晓明工作室 CEO 黄斌的访谈。文章提出：品牌意识是演艺经纪业的基石；输出主流价值观是品牌运营的关键；人才储备是经纪团队成长的原动力。
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于艺人经纪的研究积极性很高，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总体创新性不够；对艺人经纪公司的运营模式研究多停留于表面，并未挖掘其产业特性形成深入研究。
1.3.2、 国外研究现状。
与中国学者对于艺人经纪产业的学术探究相比，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国外研究相对较早，但时至今日，还并未形成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系统性权威论着。当然，国外对艺人经纪产业的探究更加成熟与丰富，其中不乏一些深入性研究可为中国内地的艺人经纪产业提供理论补充及借鉴。外国学者关于艺人经纪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纪人制度的研究。
从笔者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西方学者集中于对经纪人制度进行研究，他们大多以法律视角出发，分析艺人、经纪人、经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探讨经纪人制度的发展完善。欧美等国的演艺经纪人又称为明星人，即在好莱坞，经纪人（明星人）担任着演员（明星）与制片人之间的桥梁作用。Slater.R.在其着作《好莱坞首席明星人》中，对头号经纪人 Michael Ovitz 及其领导下的 Creative ArtistsAgency（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做了深入分析及挖掘。在这之后，国内学者王贤清、万山对此着作进一步归纳整理，更系统的研究 CAA 模式及其发展，形成着作《好莱坞操盘手》。Koh Siok 和 Tian Wilson 研究经纪人、经理人与艺人间权利的约束与制衡，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过程中的博弈与冲突。此外，美国俄勒冈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Janet Wasko 的学术巨着《How Hollywood Works》对好莱坞电影产业下的经纪人制度进行深入剖析。2015 年 JL Ordelinfont 在《Vniversitas》上发表的的学位论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演员及歌手的经纪合同为案例分析了相关法律制度。
第二，关于艺人经纪产业盈利模式的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还未成体系，可零散见于一些经典的经济学专着中。关于盈利模式，国外的学术思想根源来自美国学者 Adrian J. Slywotzky 的《The Profit Zone：HowStrategic Business Design Will Lead You》，他提出利润区来自盈利要素间的匹配度，盈利模式即要素间的组合和匹配模式。奥地利经济学家 Kirzner 从市场信息的角度对产业盈利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Kirzner 认为企业家本质上是一种经纪人，他们担任着市场缔造者的职能，善于感知市场、捕捉机会、实现盈利。
第三，关于艺人经纪产业经营与管理的研究。
目前涉及到艺人经纪产业经营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学者们多以某一艺人经纪公司或某一演艺行业出发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成果足够深入却不够系统。美国西北大学营销学教授 Philip Kotler 和艺术管理教育家 Scheff Joanne 的着作《Strategies forMarketing: the Performing Arts》探究了演艺产业的市场发展和营销管理策略。美国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教授 Geoffrey Hull 在其着作《The Recording Industry》中将音像产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及历史语境下阐释，对其战略运作、生产营销等做了细致剖析，总结出一套美国娱乐业的运营发展规律。此外还有《New Developments for J AudreyEllison International Artists Management》进行 J Audrey Ellison 的案例分析，研究经纪公司的内部运作管理。
第四，关于艺人经纪公司具体业务的研究。
此方面研究多为明星包装系统、艺人推广策略的分析阐释，实际应用价值较高，但学理性不够充分。陈江燕编译的《欧美：明星是这样经纪的》对美式明星经纪体系进行了关键词阐释及案例分析，文中阐释了包装、明星制、优胜劣汰等相关概念。通过对好莱坞演员及歌坛明星如玛丽莲梦露、猫王等的经典案例剖析，总结出偶像本人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其形象的生命力有多强才是最重要的的结论。
文中创造性的提出商业化社会包装概念，阐述明星包装的重要意义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社会，这种本不应存在的虚幻弥补了处于无尽信息与人际沟通之间的真空地带，化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虚幻而华丽的包装使明星走向神坛，吸引大众目光并成为平凡现实生活的最佳代言人[4]。
综合上述，国外学界对于艺人经纪的研究范围更聚焦、研究内容更前沿。但与此同时，艺人经纪独立的理论基础尚未形成，且研究领域过于聚焦，宏观视野稍显不足。艺人、经纪人与经理人个体关系的特性并不能体现产业整体的运作规律；具体业务的探究也无法解释艺人经纪模式的形成、运营策略的发展。
目前来看，尽管国内外学者积极性很高，艺人经纪产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整体看来，理论深度及宏观视野仍显不足。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文娱产业交流碰撞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内外学者们还需进一步探究，互相学习借鉴，共同促进艺人经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4、 研究方法及内容。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交叉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专家访谈法。文献研究法：收集有关艺人经纪内容的相关专着、期刊论文等相关文献；在对文献信息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取真实有价值的信息。交叉研究法：综合运用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大众消费心理等相关理论对艺人及艺人经纪特性做出归纳总结。比较分析法：在部分章节的研究中，通过对我国艺人经纪公司运营管理模式与韩国、日本、美国等的对比，分析运营管理手段的优缺点，为内地艺人经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专家访谈法：通过与艺人经纪从业人员的访谈，了解艺人经纪行业前沿动态，保证数据真实性，验证资料准确性。
1.4.2、 研究内容。
本文正文研究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内地艺人经纪的实践分析：首先，笔者综合考虑我国法律法规、宏观政策的变化及行业内大事件，梳理出我国艺人经纪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归纳各时期特点：20 世纪 80 年代到 1994 年的艺人经纪雏形时期；1995-2004 十年间的传统艺人经纪时期；2005 年至今的艺人经纪再探索时期。其次，笔者针对艺人经纪产业现状梳理出六个发展困境，如专业化程度不够、传播渠道不便、利益分配不平衡等。
第二部分，基于艺人属性的艺人经纪特性理论分析：第一节综合运用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进行跨学科分析，对艺人的三重属性进行归纳界定。首先，是作为艺术创作主体和观照对象的艺人。笔者从物质、精神、技能三个层面来分析解读，包括艺人的外貌审美审异、人品道德等榜样对照、艺术表现再现水平。其次，是作为商业产品的艺人，他们拥有一般商品的四个特性：符合观众的消费口味与需求；可以规模化、模式化生产与再生产；遵循市场规律，在市场上交换价值；通过消费实现价值。最后是作为媒介产品的艺人。媒介产品具有四种功能，即监视环境功能、协调关系功能、传递遗产功能、提供娱乐功能[5]。作为媒介产品的艺人更多功能体现在娱乐产品及其服务上。这种娱乐功能的实现，一方面以媒介加以传播的样式得以呈现，另一方面以影视产品创作得以实现。作为信息源的艺人：携带当下大众文化的讯息，体现社会性；作为传播主体媒介公司产品的艺人：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加以策划、包装、生产，体现商业性；媒介传播过程中的艺人：要经历符号化编码、解码过程；作为媒介受众接收、读解的艺人：既有影视产品议程规定的客观性，也有被观众主体各自读解的主观性。第二节运用所得出的艺人特性分析艺人经纪三重特性。一是经纪公司以人为产品的人文性；二是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的双效益性；三是媒介生产与传播的品牌性。
第三部分，把所得出的艺人特性及艺人经纪特性应用于艺人经纪运营策略中，从产品生产策略、市场管理策略、品牌传播策略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最后结论。
1.5、 研究特色及创新。
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三：
第一，本文结合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进行跨学科分析，把艺人当作特殊的媒介产品来思考，得出艺人经纪的独特属性。再根据艺人特性及艺人经纪的特性，得出艺人经纪运营管理的对应策略。整体研究思路如层层剥笋，逐渐深入。
但是，新世纪文学是否已与新文学一样乃一种历史性的命名，作为正在生长和壮大的新阶段文学，其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联系何在?如何恰当地定位20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的新世纪文学?如何评介诸如新世纪文学中的新乡土文学、底层文学,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生态文学等驳杂的文学形态对新文学传统的续接和突破，又以怎样的价值判断切入当下社会状况，传递中国经验?即在新世纪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中，建立一种当下性让释的评判依据和后果性评价的理论参考，以打开新世纪文学的研究空间，凸显当下文学的世纪新变，最终建构中国文学精神的自足与自信，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一、历时性世纪跨越与共时性当下转型
在新世纪文学仍处于命名的合法性争议过程中，新世纪文学研究也开始走向专题化和深细化，有关文学史资源、文学语境的世纪转型、新文学坐标中的新世纪文学等领域成为批评界热议的话题。这些话题较为真实地体现了新世纪文学在世纪之初正经历的历时性世纪跨越与共时性当下转型的时代难题，即新世纪文学如何跨越线性的文学史时间，确证共时空间内文学的当下性审美特征。
第一，断裂论。在介入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论述中，断裂论是一种典型的新世纪文学史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南京作家韩东、朱文、鲁羊等50多位作家在20世纪末以断裂为题，开展了质疑既有文学传统、挑战现存文学秩序的活动，特别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公开挑战，以预言新世纪文学必须重新想象中国。这一观点有意标举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差异，即与过去决裂。断裂论者认为我们要划分的是一个空间概念，即同一时间内存在两种水火不容的写作，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写作，那么一些人的写作就不是写作我们必须从现有的文学秩序之上断裂开来。断裂论是一种决绝的文学行为，并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冰火不容的写作方式确立此后文学将是一种全新的新生代、新状态文学，而不是其他。这一极端的断裂宣言，事实上直接催生了新世纪文学青春写作、网络写作等新状态文学的繁荣。在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命名时期，姚晓雷、张颐武、邵燕君等批评家也在世纪初断言:网络时代的当代文学是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即基于现性基础的新文学传统和以理想和想象彰显自身的文学精神已荡然无存，即使阎连科、韩少功、北村等知名作家的信仰叙事和理想叙事，也只是一种纸糊现象，新生代作家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等的写作姿态乃是一种精神爬行，这一论断意在显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从总体上已显现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表现本土社会历史文学传统的断裂。如果说，韩东、朱文等作家的断裂带有一种决绝的反叛话，姚晓雷、张颐武等评论家的断裂论则是对价值理性溃败的担忧。同时，与断裂论相关，程光炜、南帆、龙扬志等批评家亦有意识地介入这一论题，并对上述两种断裂价值取向进行回应。自此，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何以断裂，能否断裂等等讨论逐渐深入到文学传统的承续与断裂的文学史观。
当然断裂论更多显现出的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急切，是以新文学传统为参照，寄寓新世纪文学一种实现表现社会历史深度的理想。但是在启蒙文化受压抑、资本与市场合谋、消费文化盛行的复合语境下，考察新世纪文学是否与新文学传统断裂，无法回避的问题则是，如何重回当下语境，而不是一种想象的预设。所以断裂论有意切断新世纪文学与此前的文学史的关系，显示出一种超越过往的功利意识，是一种以时间概念的断裂性否定历史概念的连续性的文学进化论。表现出新生代作家彰显自我的世纪末焦虑，也是新锐批评家意欲确证新世纪文学自足性和排他性的主观意愿。诚如程光炜所言，断裂将是一种难以立足的文学史概念。
第二，整体转型说。同样在新世纪文学仍处于命名的合法性争议过程中，雷达、砖可训、张未民等批评家曾不约而同地从新时期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是一个整体的角度为新世纪文学正名，而孟繁华、贺绍俊、张清华亦倡导以新世纪文学为跨世纪的新阶段文学命名，并将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上溯于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在这里，批评家们立足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长度中定位新世纪文学，而不是将其孤立。比如雷达、张炯、张未民曾借重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的宏观理论，以现代性烛照观、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论等观念，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新世纪文学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学常态，是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状态的延续等观点。可见整体观研究，以时间概念的宽泛性和学理含义的整体性将新世纪文学纳入新文学整体发展的范畴，力图在其与新文学传统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逻辑契合点。与整体观相近的立论则是将跨世纪的文学阶段作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形态擅变的互动结果。进一步说整体观强调历时性的关联转型说则强调共时性的连续，并以此确立新世纪文学的自足与新质，其文学史功绩自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在新世纪文学创作的跟踪批评过程中，丁帆、孟繁华、张颐武、李兴阳、李林荣等批评家，一方面立足于新世纪文学的转型与擅变，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对比新世纪文学中的乡土叙事、进城叙事、城乡书写，等文学形态的内部关联，并进行了专题研究，强调其转型过程本身的连续意义，以确立新世纪文学回应当下中国现实的世纪转型意义。这一方法比较及时地拓展了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专题研究的新空间。
另外，与专题性的整体关照相关，陈晓明、张颐武、孟繁华等前沿批评家，仍然强调世纪末文学与文化转型中新世纪文学的结构性意义。论者认为，新世纪文学不再像辉煌的20世纪文学一样成为中国社会文化想象的中心，而只是文化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种构成，而现实主义写作也在世纪初开始了再一次本土化的文化转向，这是中国文化内部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转型完成的标志。这也昭示了审美与媒介转型的重要性。
从上述有关新世纪文学转型和跨越的文学史观来看，传统的文学场域与新媒体文学的交汇、传统的文学价值与新生的社会语境遇合，必将在新世纪产生一种有异于新文学传统的审美方式和艺术形式。文学转型在物理时间的跨越与共时空间的文学范式之间的矛盾，均已显现出新世纪文学以新文学传统为参照来确立其新质的历时性跨越与共时性转型的世纪焦虑。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另一个问题也随即产生了，即当新世纪文学要面对这一个世纪难题时，我们是否应该追问:新世纪文学究竟在参照、回应怎样一种新文学传统呢?
二、确认传统与对话传统
上述新世纪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建构性表达，是以文学表征为出发点，以时间变化为逻辑关照点进行对比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为新世纪文学的自足性和科学性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新世纪文学创作时间较短，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程度仍不够高，此前的批评预设和建构行为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比如既然要关照新文学长度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那么我们该如何确认其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二者能否对话，以怎样的姿态对话?
第一，新文学传统的确认及其可阐释性。通过上文对新世纪文学在场批评者介入状况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断裂论转型说等诸种观念均已意识到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对于新文学传统观本身的梳理和确认尚不够明晰。作为一种丰富多义的历史文本，新文学传统到底怎样，有没有一种直接为我所用的传统，或者应该以怎样的阐释进入传统，这在新世纪研究领域仍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难题。
从新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春新文学传统观的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其新最初体现在反传统的立场层面，即在语言、文体、思想等方面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而彰显的标新立异，此后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回望传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评判中，有关新文学传统的内质界定几经争论和辨析，逐渐形成了四种新文学传统的学说，即周扬、冯雪峰、王瑶、支克坚、黄曼君等学者的革命说李泽厚首倡，朱寿桐、杨春时等学者发展的启蒙说王瑶、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朱德发等学者的现代说，以及温儒敏、洪子诚、陈晓明等学者提出的新传统说。四种学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或强调新文学中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传统，或侧重启蒙、救亡以及超越启蒙的理性精神，或强调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张力，或主张在新的文学语境中重新阐释新文学传统，其目的在于反观和建构其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价值系统的文学意义。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以启蒙为主的人的文学传统和关注无产阶级大众的人民文学传统，前者侧重于对人的发现与解放，是缘起于从五四开始的人民文学运动，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并以接近群众的语言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人民文学，这是出于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合法性的阐释，在客观上又促成了人民文学新传统的形成。已故文学史家支克坚在论述这两种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及意义时认为，学术界一般认同的新文学传统就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多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方面，注重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强调以精英立场启蒙大众以完成社会改造的文学理想，忽视了人民文学，的历史价值。而陈平原认为，新文学是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因为中国是一个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第二，动态阐释，作为对话传统的传统观。诸多肯定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论述，仍局限于就传统论传统，是一种理论的演绎，其价值判断要么肯定传统的功用，放大新文学传统的当下价值，是一种静态的文学传统观;要么有意阻断当下正在生成和新变中的文学传统，缺少对话传统的意识，其结果是封闭了文学资源和文学传统，难以对新世纪文学做出恰当的当下性价值判断。所以，与怎样的传统观对话新文学传统事关新世纪文学观念根基的形成。诚然，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这已是定论，但两个阶段的历史语境迥异。比姐底层书写、新乡土叙事、网络文学等呈现出与20世纪中国文学某种连续与断裂，这一系列文学形态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表达形态，这在很多论者那里都有所体现，也容易得到认定，难的是如何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方式中作宏观的文学史辨析，并对两阶段文学书写的文学史意义予以深度分析，如果仍停流于在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中截取某一种思潮或话语片段，并与新世纪文学作对比、比附式的关联性链接，缺乏一种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和当下性让释的开放眼光，也就很难将新世纪文学置于新文学传统及其精神资源序列当中作出细致的考量。
事实上，传统既可以是一棵大树，供后人纳凉，也可能是一个包袱，使后人囿于既成惯例。所以，对文化传统的认知意义在于文本自身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与阐释理解文本的辩证运动中，正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所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被看作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作品的总和，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威廉斯注意到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对传统选择的重要性，以具体时代的价值系统对传统的选择和建构，即一种动态的阐释传统观。
若能在动态的文学传统观中关照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的历史生成与当下新变，在启蒙、革命、后革命的转移的复合语境下，择取底层文学、乡土叙事、网络文学、城市文学等新世纪勃兴的文学形态，确证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承继与扬弃，或关注二者之间对话与潜对话，既可以丰富和阐释新文学传统，也可以在新世纪文学传统溯源中主动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
三、激活传统与创化传统
文学史观念中的断裂观也好转型说也罢，在新世纪文学领域，根源于世纪之交当代中国文化出现的新格局，也折射了新型文化的内在冲突，这标志着现代性的建构仍是中国文化当展的根本性任务。那么，我们能否以新文学传统的生成与流变为背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与演变为参照，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生存语境，客观分析诸如乡土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等新世纪文学的典型形态与典型文化之利弊，评估新世纪文学题材选择和书写方式的常与变，并在新世纪文学的价值选择中分析中国文学当展应然的价值取向呢?我们不妨以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和新乡土小说这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形态为例，分析其对新文学传统的激活和创化。
第一，底层的自我表述与新文学传统的激活。在底层文学成为新世纪最大的文学思潮时，即被部分论者认为底层关注古已有之，至少是五四新文学为人生，文学和写血与泪文学传统的当下延续，同时又是左翼文学、文化在当下的复兴;也有部分论者将其置于新文学单一的启蒙话语，对新世纪文学的资源作集体向后看的传统追认。犯从新文学与底层民众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与底层民众沟通与对话的方向，这是新文学的一个可贵传统。但是，五四文学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恰J哈是启蒙底层民众，以期民众的自我觉醒，而后者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心结，正如鲁迅曾言: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犯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平民文学要等到平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为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工人农民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在新文学初期并未能得到解决，鲁迅的愿景也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实现。历经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底层文学同样面对质疑者表述/被表述的责难时，我们看到了两个世纪几乎共时的难题，即平民(或底层)能否自我发言，若不能，作家(或知识分子)代言的合法性和限度何在?一个鲜明的倾向是，代言最有可能使作家陷入自我身份确认的道德焦虑，或因此有意制造底层状况而引来道德归罪，最终仍然成为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焦虑的言说方式。
新世纪文学在回答底层能否说话，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否仍是五四平民文学传统的线性延续呢?当然不是。从书写姿态来看，将文学与现实人生发生密切关系，并将创作主体置于自我审视的地位，既是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自我审视的一种途径，也是我们以此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切入点。在这种关切点中，人道主义的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与个人主义的消遣与欣赏是区别文艺的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分水岭，也是中国新文学能否将底层作为与自己相关的集体并将自己也燃烧在里边(鲁迅语)文学观念的明显界限。具体而言，就是以谁的眼光和视角看待底层，以何种价值观来定义底层，这是新文学与现实血脉相连的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春底层文学即是对启蒙文学的承续。但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新质更多体现在作家群体对现时代复合语境下实践自我表述和底层突围的新的文学精神。
新世纪底层文学所面对的是消费时代盛行、资本与市场合谋、阶层严重分化等复合社会语境，其书写对象是这一现实状况中的新阶层。在这一阶层中，既有一些不能言说的沉默的大多说，更有开口说的少数而后者的出现，是新文学在百年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全新内变。打工文学、留守日记，以及候鸟叙事、城中村叙事等文学类型和叙事形态，已经开启了自我言说的文学新历史。尽管他们的表述不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和自审意识深刻，但足以触动当下社会迟钝的神经;他们在进行自我言说时，打破了知识分子代言的想象，比如王十月、郑晓琼等，他们不刻意想象血与泪，而更多描写现代机器生产拉(线)上沉重的叹息，在闷罐车里焦急的乡思;当他们在异乡的水果摊上看到被挑拣的苹果，就想到和自己同为漂泊者的命运;作为建设社会大厦力量的主力军，他们能用笔墨写出自己的思念、孤独，甚至仇恨。那个无声的世界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庄严的时代命题。
这种表述，从主体到客体，没有中介，没有他者想象，而是一种真切的自我表述。这一表述的出现是普通民众(平民)将自己作为心灵主体的伟大实践，也是鲁迅所期待的平民开口和自我表述的文学行为，更是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典型显现。所以，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打工文学、留守日记以及贱民歌唱、草根自述等文学样式和文学形态，一方面从底层主体言说的层面开始部分地饯行五四一代作家启蒙理想的终极关怀，同时又激活了启蒙的、革命的历史话语。在历经一个世纪后底层文学使新文学初期未完成的启蒙得以继续，也使人的文学未竟的文学现代性得以远距离续接。这既是一种历史主体获得解放的社会进步，更是新文学中为人生的启蒙话语、为艺术的审美话语、为政治的革命话语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当下新变。
从历史主体解放的角度看，新世纪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形态是被启蒙的民众在自我表述中自我突围、自我救赎的书写方式，是新世纪文学对新文学传统的延续、突破与创化。
第二，乡土叙事的当代变迁与新文学传统的创化。新文学初期形成的乡土叙事传统，其思想根基建立在作家对乡土社会以血缘、家族为静态结构的审美判断上。1920年代周作人、鲁迅等首倡的乡土文学传统中的乡土叙事，通过鲜明的人性和道德的尺度控制人物和事件;在叙事伦理层面表现为对新旧社会变革中的道德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这既是中国新文学初期形成的乡土审美经验，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在1990年代式微后能够再度复苏的思想起点。.这一审美经验的改写发生在城乡关系壁垒被打破、城乡互动真正形成的过程中。
首先，新文学传统中的城乡关系。19世纪后半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兴起，传统农业国家逐渐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野，并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国新文学在发生期已表现出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冲突，凸显了作家体验、回应现代性时复杂的价值取向，这是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出场的历史语境。而新世纪的乡土书写，特别是新乡土小说的根基是建立于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和1990年代逐渐成型的多元价值。这一书写逐渐跨越了对静态的乡土社会的审美批判，更多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的交往，农民与城市的博弈，这里有对异质化的空间变迁的把捉，也有对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二元结构的理性辨析，更有对乡村文化伦理和城市文化伦理的交往融合的切身关照。这一变化是百年农民心灵史在新世纪的历史节点上的飞跃，也是新语境下文学自身审美表达的历史使命。
尽管20世纪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与新世纪新乡土小说具有同源关系，但二者已存在明显的差异多土文学叙事空间明显具有符号化特征，比如鲁迅的鲁镇、未庄，或者王鲁彦、许钦文、赛先艾等的故乡小镇、山地农村等。在新文学传统中，农村作为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民众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空间概念，仍然是作家回厄的、想象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变动的日常农村世界，在乡土文学的审美观念中，农村文化愚昧落后、狭隘保守。所以，在乡土小说中没有体现出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仍停留于一种单一空间的文化想象，甚至乡土文学作家提出避开都市题材，专写边远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在很长一段时间，乡村与城市的隔离未能被拆除。虽然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离婚》，甚至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从不同层面触及城一乡关系，但进城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为后来作家很好地继承。同样，城市书写也仍在相对封闭的都市空间展开，如1930年代的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新感觉派文学，在咖啡厅、酒吧、歌厅等现代性特征的局域空间里寄托了知识分子的现代体验:身居都市的孤独与落寞。在都市文学中，城市具有非人性道德和历史罪恶，而革命文学中的都市也最终成为革命和欲望的容器，这是现代作家对欲望化都市的集体表述。城市与乡村、都市与乡下等城与乡的空间互融的书写局限显而易见。
此后，由于战争和社会政治等客观原因，城乡互动关系进一步被历史性地制约和遮蔽，20世纪50 - 70年代，中国社会对城市、城市文化表现出相当消极的态度。城市与乡村书写没有突破此前的城乡隔绝与城乡对立。
其次，新世纪文学的城乡互动书写。近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世纪初，制度层面的城乡流动壁垒进一步被破除，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一体化已成为时代巨变的风向标。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换、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城乡空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最为巨大的社会结构存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负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标识了这一时代巨变。城乡互动已成为时代解冻的春之声。这为此后的城乡关系书写发出了信号。19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中的《一地鸡毛》、《塔铺》等小说则是以历史和现实中的进城难题，表达了人在面临日常生活构成的生存困境时的无奈与尴尬。在新世纪文学中，进城叙事再次成为文学面对的重大命题，城一乡关系书写再度成为文学表现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语码。首先，从符号化到具体化。新世纪新乡土小说立足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乡村变革，将小说的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甚至荒野扩延，出现了城中村空间叙事、农民市民化叙事、侯鸟叙事等动态的审美空间和交往叙事形态，作家开始以交往的眼光将乡村看成一个变动的现实空间，而不是静态的历史空间，这是对五四乡土新文学传统乃至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相对封闭的想象空间的突破，从而逐渐形成了文学世纪转型过程中新的审美形态和审美经验。其二，从想象化到经验化。新文学传统中想象化的符号乡村中，人物形象虽具有高度的典型特征，落后、愚昧、精神胜利，这一判断是现代性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利器。而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逐渐显现出具体化、日常化、细节化的现实乡村景象，无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的回乡困境的原生态世相呈现，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世俗化乡村生存难题等，还是极尽叙事技巧的《上塘书》(孙惠扮、《生命册》(李佩甫、《带灯》(贾平凹)等新乡土小说，或以细节带动叙事，或以日常生活呈现乡村社会在时代褶皱里的隐在变迁。这既是一种新的乡土小说审美，也是对新文学传统中乡土小说资源的激活与创化，显现了现实语境下社会转型及其表征背后隐含的当下性乡土经验，对发掘言说中国经验的表述方式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文献型；纪录片；主题性；纪实性；影像美学
纪录片最早是由电影胶片拍摄，并以此产生了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后来由于电视媒介的迅猛发展，才出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形式，这是与早期电影纪录片相对应的一种电视媒介形态。《牛津词典》对纪录片的解释是：“人性记录（说明人性的事实或事件），强调了词根document的记录性和实证性。”而“人性”指的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20世纪90年代，美国影视学者罗·C·艾伦将纪录片等同于电影纪录片：“纪录片是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弃了对电影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向人们昭示影片在某些程度上的‘真实性’和‘可信性’。”①由此可见，电影纪录片这一概念在引入电视界之后，才出现了电视纪录片，并构成了电视屏幕上以真实记录现实生活为己任的一种重要的电视节目形态。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前苏联和我国就合作拍摄了两部大型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主义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纪录片的创作在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双重影响下，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大型电影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和《抗美援朝》，分别记录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志愿军赴朝作战、保家卫国的历程。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电影的普及度不高，这种宏大叙事的电影纪录片主要体现当时的政治意志，而较少照顾大众的市场需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逐渐解放，尤其是电视媒介的全面普及，电视纪录片不仅在媒介形态上有所改变，而且在主题内容上也开始靠近一般大众的审美趣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处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在题材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走向多元化，突破了过去电影纪录片只见事不见人的创作模式，开始遵循“文学就是人学”的传统艺术创作规律：“以人物为中心，或在事件中突出人物，或以环境衬托人物，通过人物来传达时代的精神和风貌，以人物之情反映时代之貌。另外一个倾向就是通过对实物的表现来凸显人物和思想。”②整个90年代中间，叫好又叫座的电视纪录片大多是围绕人物与环境，尤其是平凡人物的生活事件与社会境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百姓故事》。到了新世纪之后，电视受众的审美趣味又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层面发生了变化，一些“宏大叙事的电视纪录片”（以下将电视纪录片简称为纪录片）逐渐被市场接受。
一、何为文献型纪录片
认识事物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③。为了满足电视节目的市场需求和电视受众的审美需要，一种被有些业内人士称为文献型纪录片的类型节目横空出世，并从新世纪初期繁荣至今。文献型纪录片的基本特性在于其文献性，它由过去拍摄的事实资料为主剪辑而成。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文献资料不可能做到有事必录。对创作者而言往往会面临资料有限、创作素材匮乏的尴尬处境。这种情况下，灵活并综合运用电视艺术的多种手法，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的弊病，而且也使文献专题片具备新闻的时效性与客观性特征，使其区别于一般的纪录片。
2006年文献型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在央视一经播出，迅速引起广大受众的一致热议与好评。该片导演凭借对历史事件相当程度的了解，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利用影像再现了历史。想要对大国的已经消失的历史画卷的重现并非易事，如“寻道图强”一集，影片引用搬演的俄国1698年的一段历史，导演使用模拟与真实相结合的影像美学——这种手法贯穿整个专题片的艺术表现，艺术地再现了沙皇统治时期的黑暗。这样的创作方法可以使原本枯燥的内容，丰富、生动起来，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对中国而言，读懂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影像美学的方式传播给受众不仅增添了电视专题片的直观性与娱乐性，而且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寻得一种民族认同感。
作为经典的文献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合理构造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还要突出新闻中舆论引导的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关键，在于指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在观看了九个大国五百年来的兴衰之后，受众自然会对比当前中国的优势和劣势。片中内容着重强调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探索世界的冒险精神，荷兰创造现代经济实体的诚实经商理念，英国尊重科学与事实的严谨态度，法国追求真理与理想的革命浪漫主义，德国后发图强的举国经济模式，日本与俄罗斯渴望先进勇于革新的不懈努力，美国敢于创新的新经济道路。在文献与影像的取舍之处，已经凸显出传播者的意图：大国崛起中我们需要的和我们应该避免的。
二、主题性的叙事风格
在每一集中，针对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主题，都会采访相应的专家学者和当地民众，让事件结合人，让历史结合当下。比如，在讲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第一集《海洋时代》中，由于距离五百年前的时间间隔较长，缺乏当时的影像资料。片中大量运用了三维动画（比如帆船在海洋里航行等）与实物背景（比如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与雕塑的现在影像等），凸显出历史的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工业先声》一集中，为了说明工业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片中采访了大量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来告知读者工业革命的伟大意义。让现在的人去评述过去，不仅增强了历史材料的新闻性，而且增强了事实的说服力和亲和力。
文献型纪录片是一种新闻报道的创新形式。为了体现更多的新闻性，主要是运用采访、特写等多种电视艺术手法，充分挖掘历史记忆，做到通过当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解读历史，使文献型纪录片不仅保持了较多的历史客观性，而且坚持了舆论导向的思想主观性。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文献型新闻，与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性新闻报道的某种偶合性。所谓主题新闻，“就是以总书记关于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运用现代传播学关于主动设置议题的理念，由新闻媒体主动地依据时代的主流、事实的本质和受众的根本需求，突出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某个方面或综合性的重大主题，经过精心策划、精心制作的新闻。”④
因此，文献型纪录片不仅是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而且也是主题性新闻报道的新形式。前者用大量的史料影像充分体现了用事实说话的客观原则，并通过采访相应的人物以及完美的配合影像的精彩解说，取得了较好的舆论引导作用。最终的结果是，该节目一经开播，迅速引起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讨论。
三、纪实性的影像美学
“海洋时代”为我们拉开《大国崛起》的历史大幕，其间用计算机特技的影像美学，展现了曾经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康乾空前盛世。“小国大业”利用电脑合成的影像技术，再现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首创的第一家股份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股票交易中心等，让受众真实感受到这个创立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商业帝国。在反映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单元中，受众纷纷赞叹计算机复原了的第一届世博会的会址——水晶宫。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素。近代法、德、俄、日、美的崛起不再有计算机辅助，在保存至今的大量影像记录中，集中为受众展现了15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全过程。
2007年11月12日，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专栏文章，重点评论了纪实风格浓厚的文献型纪录片《大国崛起》，说它是中国电视人首次用影像梳理500年世界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首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500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电视人用12集电视片构建一个窗口，透过它发现世界的坐标。这种用事实说话的纪实风格，加上史料影像选择的主题性，充分做到了新闻报道中既注重客观事实，又引导舆论的双重作用。
在《大国崛起》之后，一批更加具有纪实风格，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的文献型纪录片不断地涌现出来。十七大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文献型政论片《复兴之路》，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这部专题片是“总书记在大会所作的长达64页、近2.9万字报告的影像解读”，披露了我党未来5年的执政方向。《复兴之路》按历史线索，分别以“千年变局”“峥嵘岁月”“中国新生”“伟大转折”“世纪跨越”“继往开来”为主题，选取各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影像，讲述了1840年至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屈辱、奋争和复兴的历史，全景式追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求的历程。《复兴之路》是央视第一部直接、全面、系统梳理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系列节目。之前引起海内外热议的《大国崛起》，缺少直接的中国元素，而《复兴之路》则锁定中国现实，弥补了“中国缺席”的缺憾。
文献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将9个大国500年的崛起历史化作12集的影像美学，不仅是电视工作者用影像和声音诠释历史的一次尝试，也是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辨析历史，对当前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面临的任务进行思考后的一次表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融入全球化，融入世界潮流，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成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这样的创作目的，《大国崛起》为受众提供一个“从世界昨天观照中国未来”的历史视角，促使国人更加清醒地思考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制度创新与文明复兴之关系。
注释：
① [美]罗·C·艾伦：《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李迅译，《世界电影》，1991年第3期。
②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④ 马来顺：《主题新闻报道战略突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杨金月，胡智锋.纪录片历史影像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摘要：中世纪大学从其诞生就和职业教育没有瓜葛。中世纪社会对专门的职业性教育需求不大，这种职业性人才的培养往往通过师徒传承、家庭教育或行会学校进行；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导致实用知识和职业性课程在大学中没有什么地位，这使得中世纪大学的教育只能是人文教育和形式教育。这种注重人格修养与能力训练的教育模式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对大学的发展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是大学基业长青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职能；自由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15-07
如今大学生普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是因为大学生太多吗？但很多企业都在抱怨招不到合适的职员，从而出现新的“大学无用论”的论调。为什么每年1000多万新的就业岗位，就容纳不下几百万大学生就业？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和解决的方案。本文以大学的职能为切入点，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职业教育,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要真正认识大学的职能，就必须回到大学的起源——中世纪大学。为了充分理解大学的职能，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揭示中世纪大学的职能，在整个大学演进的源头，最初的卵细胞对事物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实质性的影响。［1］117-118
对大学职能的准确认识，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早在1895年，拉斯达尔(H. Rashdall)在其大学史名著《中世纪欧洲大学》就提出：用一种普遍的方式论断中世纪大学是相当危险的行为,比如宣称中世纪大学是职业教育或者人文教育都不符合历史事实［2］。拉斯达尔貌似历史的、全面的观点并没有终结关于中世纪大学是职业教育还是人文教育的争论。比如：柯班(A.B.Cobban)就认为中世纪大学几乎就是职业教育［3］；加塞特(O.Y.Gasset)则认为中世纪大学的教育和职业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世纪大学所有学科都属于“基本文化修养”。［4］为什么对中世纪大学教育职能存在如此混乱而又泾渭分明的观点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着从基督教文化、学术建制、课程设置、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等维度探讨中世纪大学职能。厘清中世纪大学的职能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大学这个中世纪学术机构。
一、古典教育理论、基督教文化对职业性教育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之所以存在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争论，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讨论教育此类问题时容易患有“历史遗忘症”［5］。
(一)古典教育理论对职业性教育的影响
在西方古典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职业技术教育没有什么位置。古希腊教育“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为了培养可能的最佳公民，而不是培养可能的最会赚钱的人”［6］4-5。整个希腊民族都十分鄙视手工业者，将各种工匠统称“资产者”。在他们看来，做点事就想赚别人的钱是庸俗的和缺乏教养的。［6］31在谈及希腊学校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应当将现代的“功利”观念放置一边。希腊人不会学习那些商业或者其他专业技能或者旨在赚钱的课程。在希腊人的观念里，传授技术和一切旨在赚钱的教学都不能冠以“教育”的名义。按照柏拉图（Plato）的观点，世界上所有黄金加在一起也无法与美德等价，或者说，也不值得用灵魂去交换。［6］33因此，各种技术训练的课程是被排除在希腊学校大门之外的。对于希腊人来说，教育意味着品格和鉴赏能力的培养以及身体、智慧和想象力的和谐发展。
柏拉图深刻阐释了古希腊教育的理念。他提出：理性是人最高的机能，来自不朽的灵魂（思维和理性）；欲望和情绪来自身体，属于低层次的机能（这种观点一般归为身心二元论）。教育的目的就是训练思维，发挥理性，就是关于自由的教育。对身体相关技能的训练，也就是关于职业方面的教育，在教育领域内一直不被看重。
古罗马人是希腊文化的忠诚继承者,他们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和古希腊人一脉相承。为了行文简洁，不再重复论述。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职业性教育的影响
尽管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不过在对待职业性教育，两者的观点却保持高度的一致。中世纪是一个神权当道的社会。“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 即宗教和神学”［7］。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存在一种把普遍性的牺牲、自我绝弃、禁欲和受难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基督教从根本上对所有的学问都极端反感，认为知识会腐蚀人的灵魂，所以就尽可能缩减知识的范围。超出绝对必需限度的任何东西都会受到严格限制，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罪该当咎。尽管后来基督教会开始慢慢重视教育，也不过是把教育当作与邪教异端斗争的工具和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武器而已。基督教自我禁欲的苦行理念在中世纪社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使得中世纪整个教育体系不能不受到那种信念经历的种种变异的影响［1］238来自于教会占统治地位的反智主义，决定任何关于物质和有助于物质享受的学科，在大学课程体系中没有什么位置。这种对知识的经济功效相对缺乏兴趣，已经成为大学的一条普世价值。这可能是大学能够生存、发展甚至繁荣的秘籍。实用知识、职业技能教育在中世纪大学没有地位。中世纪大学学术建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明显的断层（fault line）［8］20-21，就是今天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两个断层所产生的影响。
第一个断层产生于自由知识和实用知识之间。中世纪不加掩饰地反功利主义，在大学课程中占主导地位自然是“自由七艺”而不是“实用七艺”或“机械七艺”（seven mechanical arts） ［9］。自由七艺又分为两个部分：“三艺”（文法、逻辑、修辞）和“四艺”（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这形成了第二个知识断层，就是人文学科和原始科学的断层。在“七艺”里面，修辞、逻辑和文法在中世纪大学课程占主要地位，其中逻辑绝对是主导性学科。在中世纪课程中严格词义上的辩论被认为是学科之冠；形而上学、伦理学、数学、自然史、天文学、音乐以及诸如此类的科目都是些不需要考试的选修课，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1］193在中世纪大学的内心深处，自由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中世纪歧视任何归纳的、实验的方法和实用的、机械的知识。［8］20-21斯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之争，比彻（T.Becher）的学科部落最早可以追溯到此。
二、学术建制对职业性教育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的学术专业化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职业教育。
（一）专业性教育：一种新的学术建制
自大学诞生以来，开始出现四个独特分开的系科：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大学的出现，在理论上意味着人们不再可能，也无需掌握所有的知识。学生起初在文学院进行一段时间的普通教育，再选择专门领域进行专业化的学习，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中世纪大学开启专业化教育先河。
专业化教育是一种和古希腊罗马完全不同的全新教育理念。古希腊罗马实行的是自由教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自由教育应该是广泛的、普通的，不是狭隘的、专门的。自由教育就是多才多艺的训练（all rounded development），［10］477就是全面和谐的发展。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是反对专业化教育的。比如，他认为一个人学习音乐到达能够欣赏的程度就可以了，如果学习过分专注和过分详细，那就会对自由民造成伤害。［10］476亚里士多德身体力行，没有学科限制，学科分类是亚里士多德的创举［11］。他研究了几乎所有知识，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中世纪大学会出现专业化教育呢？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繁荣，为古希腊罗马人的自由教育创造了条件。由于中世纪城堡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取代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大规模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这导致欧洲经济几乎衰落到仅供维持生存的水平。人们几乎没有多余的财富和闲暇从事学术活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这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第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这足以使人关注和实施正规教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世纪大学诞生时，西欧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和不稳定，还没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对知识本身的追求几乎成为一种奢望。这导致中世纪大学教育必然具有功利性价值取向。从性质上讲中世纪大学基本属于专业教育，人们开始通过教育来谋求职业，教育的直接经济功能开始显现。这是人们教育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变。在此之前，教育和谋求利益是没有关系的。凡是和金钱相关的活动，都不能冠名为“教育”。人们对教育赋予经济功能的诉求，可能是由商贸复兴所取得的利润的再投资所决定的。随着利润的增加，富有阶级的闲暇也极大的增加。有了巨大的富裕的经济保障，教育的重心逐步从专业教育转向古希腊式的自由教育（文艺复兴时的教育）。
（二）中世纪专业教育——打折的自由教育
中世纪大学专业教育的出现，并不是学科本身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不可夸大。事实也证明这点。中世纪大学从理论上说一般具有四个学院，事实上，很多大学只有两到三个学院，很多还名不副实。所以学者要学习“全面”的知识，就必须不断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当时跨学科学习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当时学科专业化水准不高。
什么叫专业教育？一般认为专业化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拥有一个界限分明、深奥实用的系统化知识体系和规范化的技能体系以区分其它的专业 ［12］。按照这种对专业的定义，中世纪大学所传授的学科还处于一个“潜专业”或“准专业”阶段。这也是本文把中世纪大学的“专业教育”称为“打折的自由教育”的一个原因。鲁迪（W.Rudy）提到的中世纪课程“文书艺术”不过是基本的拉丁文读写，实在算不上什么专业技能，而是从事一般职业都需要的基本素质。
中世纪大学学科建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这是中世纪社会最有价值的制度创新。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世纪大学只有四个经典学科？一般认为这四门学科是应社会需求而出现的。如果说是满足社会需求，那么大学里应该设置更多热门学科才对，比如建筑学、航海学、军事学、机械制造、制药学等都应该在大学有一席之地。这些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对中世纪社会都是必须的。因此如果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考虑，统治阶级也应该对这些领域的专家的培养和知识发展拥有和上述四门学科一样的强烈兴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并不是社会需求，而是由于某些学科的存在表明了其对某些社会要求的价值，导致了大学的建立。［13］23-31
三、中世纪大学课程设置对职业性教育的影响
（一）中世纪大学的课程以人文经典著作为主导
关于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的争论，更多是定义而不是事实上的分歧。鲁迪认为［14］：
在中世纪大学这个高等教育机构中，许多内容是不加掩饰的职业性。并且有一段时间，中世纪大学还包括我们今天称为商业课程的学科或者更确切的称为秘书学科的课程，这就是“写信艺术”，这一课程有时也称为“文书艺术”。当时人们急需接受、准备信函、设计法律条文和起草公告以及其它政府文件方面的训练。这些研究便作为中世纪修辞课程的一个实用分支而发展起来。
鲁迪关于中世纪大学教学内容的论述，容易导致人误解中世纪大学是职业教育。中世纪大学存在一定的职业性课程，这是事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中世纪大学实行的是职业教育。判断中世纪大学是不是职业教育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看看当时的课程设置。巴黎大学的课程设置经历多次改革，主要的课程改革年份有1215年、1255年和1366年和1452年。［15］101-133我们从中世纪大学课程设置和相应的大学章程中并没有发现鲁迪所说的诸如此类的职业性学科或者课程。［15］101-131这就表明，当时这些职业性技能课程是选修课甚至是培训课程，没有成为正式的必修课，其地位无足轻重。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在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文学院课程体系中占有统治地位是毋容置疑的，法学、医学和神学也主要以经典名著为教材。而且，直到17世纪，中世纪所有大学的课程和学位都基本相同，并且都以拉丁文教学。［13］30-31对中世纪来说，拉丁文就是一门外语，其应用范围只局限在教会、政府和大学等地方。
中世纪大学为满足社会需求开设一些热门课程，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这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开设培训课程一样。但不能就此认为中世纪大学实行的是职业技能教育。涂尔干（E.Durkheim）指出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更多的是形式教育而非实质教育。这从侧面说明中世纪大学是一种“打折的自由教育”。
（二）经济状况和阶级意识对教育的影响
在讨论中世纪教育时，不要忽略当时的阶级状况。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一样都是阶级社会。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劳动阶级和闲暇阶级之间的界限。只有少数中上层阶级的家庭才有能力让子弟接受大学教育。可以基本肯定，能够到大城市学习并获得学位的人，其家庭经济条件都还不错。当然也有穷人上大学，不过这些穷人一般都有赞助人支持。就是到了后期出现了许多地方大学，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上大学的几率还是很少。据拉斯达尔估计，到中世纪末期，大学生毛入学率在1%-2%，这是典型的精英教育［16］192。
就中世纪大学来说，从来也不曾拥有一种以职业取向为根本的目标。无论是在经院时期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院里的老师都不曾致力于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特定的职业成员 ［17］15-20。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的教师也不会教学生那些所谓职业技巧之类的东西。就拿实践性很强的医学，中世纪大学的医学教授只从事理论教学，而不会亲手去做手术。那些做手术的医生往往和理发师联系在一起［18］。医学教育、法学教育、神学教育和文学院的学生一样就是不断的辩论。
事实上，学者获得闲暇的机会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闲暇使得他们得以摆脱对获得生活必需品的直接关注（这是自由教育的特征）。这种摆脱实际利益，全身心进行学术研究的思想，直接源于古希腊哲学。探索理性就是践行现实的基本形式，是中世纪大学所特有的思想基础。［13］307-308
四、中世纪大学是如何满足社会需求的
中世纪时期，决定个人的职业生涯主要不是学历，而是出身、地位、金钱等因素。既然如此，学生为什么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上大学呢？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上大学不是为了学位和就业，那些少数拿到学位的人是进一步巩固他们已有的地位。尽管也有极少数人穷人通过硕士、博士学位实现了鲤鱼跳龙门。［19］那么学生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大学如何满足他们需要的？
（一）获得学位对职场的意谓
中世纪大学是一所以培养教师为目的的学者行会。但是，有多少学生可以拿到硕士、博士学位？拿到执教资格证的人又有多少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呢？据一项著名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大学从入学读到“bachelor”的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读到“master”或“doctor”的人又只占四分之一。［20］也就是百分之五、六的学生能拿到执教资格证。英国获得学士学位的数字是约20%。［17］17这些拿到执教资格证的硕士、博士可谓凤毛麟角。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当教师的。教师，即使是大学教师，自古以来就没有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就是现在也是如此。［21］教会是他们就业的第一选择，其次是政府。事实上硕士、博士大多不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即使当教师也是一个过渡的跳板。那些在大学呆好多年的教师大多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的迁就。尽管后来出现大学教授世袭的现象，这是大学贵族化标志，但中世纪大学教师并不把教书当作一个终身的职业，他们不追求终身教职（tenure）。［17］18那种认为中世纪大学教师是以“学术为业”，其实是一个幻觉。事实上，到13世纪，教师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而不仅仅是个职业。教师头衔的价值在于它的荣誉有朝一日会让学者在外面找到更好的工作。［17］8
（二）未获得学位对职场的意谓
对那些没有或者无意获得学位的学生来讲，大学的意义在哪儿？了解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讲解（expositio），仅限于所探讨作者的论点。另一种是究问（quaestiones），也就是一种论辩。事实上，论辩成为中世纪大学惟一的练习方式。书面作文根本就没听说过。比纳斯在1531年写道：他们白天论辩，晚上论辩，吃饭时论辩、吃完饭也论辩；公共场合论辩，私人场合论辩。总之是随时随地在论辩。这种论辩的确能够有效地阐明所有的疑难。任何东西只有经过反复咀嚼，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1］191-205。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中世纪大学是以培养思想者为教育目标。大学并不教授哪一门行业的专门技能，它只是培养学生的判断力、推理力和思考力。不管从事哪个行业，这些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大学教育的功能恰恰始终体现在这个方面。当判断和推理的技艺都被吸收到论辩的技艺中的时候，辩证法就成为中世纪大学里惟一的主题。这是因为人们把它看作一种训练心智的普遍的、惟一的方式。
对于这种围绕“辩论”而展开的教育体系，文艺复兴很多思想家、教育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22］但也不意味这种态度是正当的。这里需要注意：要知道无论哪种教学方法，只要时间一长，都容易陷入刻板，发生变质。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我国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其实就是一种精致的形式教育。［23］
中世纪大学这种以辩论为主的形式教育的成效如何？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取得学位，他们终身受益于大学里的思维训练。在大学几年的辩论练习，造就大学生几乎个个能言善辩。这对他们在今后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中世纪末期欧洲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1900年的欧洲还要高。［16］192这就说明中世纪大学的形式教育满足了当时人们的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
（三）大学教育和职场的关系并不密切
事实上，大学教育和职业的联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紧密。大学外面的专业化程度远比不上大学内部。［17］22教会和市政是中世纪大学生主要的求职对象，求职者需要的是普通知识而不是其他的专业知识。有读写拉丁文的能力（拉丁文是教会、法庭和外交的工作语言），有条理的思考、对特定问题能做出系统的分析、辩护和有效的争论，拥有这些基本技能就可以满足几乎所有公共机构职务的需要。这些能力几乎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教育。中世纪英国市政等公共机构是大学毕业生主要雇主之一，不过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垄断这个求职市场，大学学位比如法学学位或其他什么学位并不是求职的必备条件。在法国情形则不同，大学生很早就在法国市政人才市场占有优势，不过没有证据显示法学训练是必须的。那些没有接受法学教育的公务人员依然可以依据常识对人们的法律纠纷做出判决。［17］22-23就是今天劳动力市场也依然如此，据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我国100个城市劳动力的检测，在所有对大学学历有要求的用人单位中，只有8.5%要求求职者拥有专门技能。［24］中世纪大学为满足社会需要培养人才，同时每个学院的课程通常是理论的而不是实践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或许是大学基业常青的主要原因 ［17］23。
五、结论和启示
专业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实际需要，取决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专业教育。
（一）中世纪对专业技术性人才需求不太，大学也不提供此类教育
在中世纪农庄社会，社会对专业教育的需求不大。当时的技术人才一般是通过师徒或家庭教育或其他行会学校来培养。比如伦敦的商人学校（Merchant Taylor’ School）就是对有意从事商业的儿童进行读、写、计算等方面的训练。［25］
中世纪大学主要是通过形式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为社会培养文职人员。就职场而言，一个农业社会里，对文职人员的需求不大。就经济而言，中世纪社会也无力为多数人提供财富和闲暇时间，中世纪大学始终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教育。
（二）经济的急速发展为普通人接受职业教育提供条件
一直到19世纪，即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社会创造的财富也只能保障很少一部分人接受学校教育。无论是单纯的农业经济还是以商业为补充的农业经济，即使这种经济形态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处于很高的水平，也只能供养社会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接受教育。但是，18世纪末期，经济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工业革命的发生为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积累了巨额财富，从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具有普通人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1862年颁布的《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开创了在高等教育中实施职业教育的先河。
（三）人文教育和形式教育是应对多变环境的有力武器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几经博弈，科学技术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人文教育始终占主导地位。据麦肯锡教育报告（2008）：欧美国家理工科学生在学生总数中的比例为10%-12%，印度仅为3%-5%。［26］这和中世纪大学绝大部分学生接受普通教育很类似。社会对那些很狭隘的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需求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中国大学大概有33%学生学习理工科，每年有100多万工科毕业生。不过真正能够达到国际标准的工程师，大概跟英国差不多。而英国理工科大学生人数大概只是中国的10% ［26］。按照麦肯锡教育报告的评估，从中国大学毕业出来的合格工程师很少，仅仅10%学生符合国际标准。中国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动手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差。相比较专业能力，中国学生的软实力，比如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抗压能力的缺失或不足更是软肋，这和我国学生缺乏良好人文修养有很大的关系。
麻省理工学院就十分重视哲学、文学、艺术的教育。他们的哲学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广阔的人文艺术教育，我们学生就会因为缺乏创造力，缺乏思想、缺乏远见卓识，最终沦为哈佛的雇员 ［27］。
当某一技术能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十倍的时候，世界就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把整个生产力提高十倍之后，社会发生了革命。进入电子时代，计算机的芯片每年翻1.8倍，几年就翻一番，5年就会增加10倍左右。互联网发展更快，世界变得异常复杂，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我们不能重复别人的老路。我们不能再走日本模式——培养大量的“匠才”，像70、80、90年代，日本也取得了成功，但现在日本经济上不去，这和一个以培养“匠才”为主而不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体系，有很大关系。
市场经济瞬息万变，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不能总是以市场为导向。大学应引导社会发展，而不是适应社会发展。通过人文教育和形式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涵养和创新应变能力，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中世纪大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大学万古长青的秘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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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机械七艺（mechanical arts，拉丁文artes mechanicae）是相对于自由七艺（liberal arts，拉丁文artes liberales）而言的。自由七艺是拉丁时代形成的说法，指自由民应接受的基本教育，先是有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逻辑，后又有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合称七艺（seven liberal arts）。自由七艺是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础，故汉语学界也有人把liberal arts译成人文七科，把liberal education译成人文教育。机械七艺的说法最早见于9世纪的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他提出如下七艺：制衣（vestiaria）、农艺（agricultura）、建筑（architectura）、兵艺（militia and venatoria）、商贸（mercatura）、烹调（coquinaria）、冶金（metallaria），表达人类的低级需要。后来，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aint Victor, 1096-1141）用航海、医学、戏剧分别替代了商贸、农艺和烹调，使机械七艺的地位有所上升。参见：Hilde de Ridder?Symoens，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vol.I，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26-27，3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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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古希腊时代，没有我们今天所积累起来的广博复杂的知识背景，没有分门别类的学科。有的只是一个需要人们去理解和探索的整体世界。参见：汤姆森，J.；米斯纳,M.亚里士多德［M］.张晓林，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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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erruolo,S.C.“Quid dant nisi luctum?”:Learning,Ambition,and Careers in the Medievcal University［J］.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8, 28 (1).
［18］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是以思想和传播思想为职业的一群人。可以说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工作定为智力操作者、思想家，而不是手工工匠。事实上知识分子对手工劳动是极度鄙视的。这样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隔绝开来，并使自己特权化。参见：勒戈夫，J.L.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5-113.
［19］J.W.鲍德温研究过1178到1215年间巴黎47位常任学校教师的从业情况（这个时期学生的资料过于稀缺），希望借此探索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他注意到，在巴黎大学逐渐形成的这个时期，在16位有传记资料的教师中，有4人是出身“低下”的，3人是神父的私生子，1人是城市市民.参见：Stephen C.Ferruolo.“Quid dant nisi luctum?”:Learning,Ambition,and Careers in the Medievcal University［J］.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8, 28(1)：1-22.
［20］韦尔热,J.中世纪大学［M］. 王晓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3
［21］能者，做；不能者，教；不能教者，教别人去教（He who can，does；he who cannot, teaches；and he who cannot teach，teaches others to teach.)。参见：布鲁贝克,J.S.教育问题史［M］.单中惠,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500.
［22］拉伯雷在讽刺当时的形式教育有代表性。拉伯雷刻划了一个第五要素夫人，她不吃饭就光吃一些范畴、第二意向、反题、转生灵魂和先验概念。参见：涂尔干，E.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8-209.
［23］“形式教育”同“实质教育”相对立，形式教育强调能力的训练而不是知识本身的价值，所有的知识不过是训练思维的材料。中世纪大学的教育相当程度上讲是形式教育，即以训练能力为主。这和我国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科举考试中的形式教育的论述，参见:何怀宏.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J］.战略与管理,1996（4）：2.
［24］Digest China.Wha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Graduates to Find Jobs？［N/OL］.Dig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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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博伊德，W.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53-157.
［26］汤敏.从麦肯锡报告看大学教育如何与社会实践结合［EB/OL］.搜狐教育.搜狐网. (2008-05-21)［2014-06-18］.learning.sohu.com/20080521/n256992492_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