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7: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原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显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着重于对外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
(―)国际贸易视角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绝对成本说开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先河。他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理论代表了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剩余产品出口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使得一国剩余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增加了各国福利，同时由于各国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各国增加生产，改进技术，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
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书中指出，即使一国各个行业的生产都缺乏效率，成本没有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但是通过国际贸易仍能得到经济利益：比较成本学说应运而生。李嘉图从进口可以平抑物价的角度论述了对外贸易可以保证英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的缺陷，使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贸易各国的生产率增长均得到提高。
与H-O理论推断相反的“里昂惕夫之谜”揭开了贸易自由化理论的新篇章。约翰.穆勒首先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促使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分析方法由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转变。此阶段主要理论有需求偏好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蒂于1958年提出“贫困化增长”理论，认为出口较为单一且大量的开放型发展中国家，由于改善某些出口商品的供应能力会降低其世界市场价格，也就是经济增长可能使贸易条件恶化，从而造成该国经济贫困化。
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主义盛行，掀开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篇章，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和国家应对经济实行干预的观点。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哈伯特、劳森、梅茨勒等人将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提出了国际收支调节的乘数分析法。其结论是一个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收益与贸易顺差量成正比，与对外贸易乘数成正比。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创立了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用以解释二战后经济增长迅速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特点。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默里?肯普在其1964年出版的〈〈国际贸易纯理论》一书中构建了“肯普模型”以证明规模报酬递增理论。此时出现的新贸易理论还有不完全竞争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说明了资源禀赋和技术相似的国家间以及行业内贸易急剧上升等新国际贸易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马克斯?科登则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从供给的角度剖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被称为“供给启动”论，该理论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以研究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的差异也会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技术外溢”、“干中学”以及“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理论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其作为生产和贸易发展的结果对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和卢卡斯。
总之，一国的资源和技术水平决定其在国际贸易与分工中的地位，加强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可以缩短各国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成为保证该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手段。同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战略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也为如何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引入了新思想。
(二)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
经济学界将投资、消费与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表述了经济增长原理。经济增长理论一般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途径以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古典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罗默(Paul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肯尼迪.阿罗(K.Arrow)“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罗默1990年提出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1)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2)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3)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让位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罗伯特?卢卡斯发展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人力资本，不同于有形资本，它能够不断增加边际收益而不是递减边际收益，因此人力资本允许经济无穷地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动力是，摆脱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外生化的束缚，认识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人力资本扩充到物质资本的概念中来，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增长引擎理论，又称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认为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运行的环境及体制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
经济增长原理历来是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
(-)研究范围及主要观点综述
当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后，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实证研究，促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发展成为贸易强国，为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
首先，大多数学者从全局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论证。兰宜生、孔恫恫（2006)通过实证，证明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提出应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广泛地参与多边或区域经济组织，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田素华、尹翔硕(2006)从限制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约束入手，探求对外贸易在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特定要素约束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我国选择合适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对策建议。
其次，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出发，验证服务贸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胡勇（2008)通过实证检验服务贸易对浙江GDP增长的影响，发现浙江服务贸易出口会促进经济增长，进口则会制约经济增长。白雪飞、岳金梅（2007)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辽宁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较弱。
第三，从服务贸易角度，探寻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模式。唐宜红、林发勤(2009)认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模式的四点问题，即：一是我国整体贸易结构还不合理，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二是货物贸易的增长是粗放型的，以数量扩张为主；三是货物贸易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不利于技术创新；四是服务贸易本身竞争力不强。此外，从加工贸易角度分析，王珍、齐艳霞、王惠钦(2007)对加工贸易增长模式对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积极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在金融和财政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加境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第五，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角度分别进行论证。黄凌莹(2008)对我国1978年~2006年的进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姚树洁、韦开蕾(2007)发现，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正面效应。
第六，从国际知识溢出、技术进步角度进行探讨。魏婷（2007)以Coe&He1Pman的经典计量模型为基础，以我国的进口贸易为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考察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主要选取了进口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技术溢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后，从贸易开放度和贸易自由化角度进行分析。黄新飞、舒元(2007)通过实证研究说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并不会直接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单纯依靠贸易的增长很难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郭熙保、罗知（2008)认为，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影响度随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提高。
(一)研究背景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力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根据加速原理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加大资本投资，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来增加全社会的资本积累［1］。同样人口增长率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是全社会的就业人数，一个社会的总人口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即:少年阶层、青年阶层、老年阶层。其中我们认为青年阶层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而劳动力又分为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我们将有工作能力且想要找工作而此时又没有工作的人称为失业者，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就业者［2］。就业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非就业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分析［3］，在宏观方面，若是青年阶层变多，他们会增加储蓄，从长期来看，储蓄的增加有利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但是，在短期看来，由于青年阶层变多，因而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与消费有关的投资品减少，GDP下降。而如果少年阶层和老年阶层变多，少年阶层会因为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可能会比青年阶层消费更多。老年阶层如果排除为后代积蓄的话，也会比青年阶层消费更多。在微观方面，可能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家庭收支结构的变化。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本文的研究内容
为了比较好的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分析
本文选取主流所共识的劳动力比重、老人人口抚养比(指社会中老人人口数量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儿童抚养比(指社会中儿童人口数量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其模型可以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老人赡养比(o)和青年劳动者(w)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该模型取对数之后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二)实证分析
对上述三个模型分别作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模型(1)的F值为6000．3(0．00)调整的R^2为0．97，模型(2)的F值为666．87(0．00)调整的R^2为0．98，模型(3)的F值为1566．3(0．00)调整的R^2为0．99。(1)模型1－3的F检验都非常显著，因此三个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调整后的R2都在0．95以上，说明解释变量能够非常好的解释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信息能够被解释变量解释。(2)三个模型中Ink前面的系数均为正数，这符合经济规律，说明资本的增加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Inw前面的系数同样也为正数，说明劳动人口的增加同样能够使得经济增长，这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相吻合的。
通过上述三个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动者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积累，而儿童和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呈现反方向的变动，而在两者之中老年人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老龄化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储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158－03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与东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东西部不平衡发展成为理论界研究重点。影响新疆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而资本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东西部差距主要是由于资本禀赋的差距，大量国家资金、外资成为东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充足资金来源，从而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发展，而新疆由于缺少资本，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以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数量有限，使新疆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本文通过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和储蓄对新疆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尝试为新疆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一、理论与方法
经济增长理论阐述主要是投资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地，资本增长由储蓄（或投资）决定，而储蓄又依赖于收入，收入或产量又要视资本而定。于是，资本、产量和储蓄（投资）之间建立一个如图1所示的相互依赖的关系[1]。
图1中的产出／收入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储蓄／投资转化为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又转化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又转化为储蓄／投资。可见国内生产总值与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期间由很多影响因素影响储蓄、投资转化为国内生产总值，尤其在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林毅夫（2001）认为，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问题，提出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制度安排，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资金的最有效配置[2]。孙立坚等（2004）提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3]。
以上理论阐述了资本、储蓄、投资和金融制度等是经济增长的发展动力和影响因素。以之为基础，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储蓄为研究变量，实证分析这两个因素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定性角度看，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意味着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更新、生产率提高，直接带来新疆GDP增加，而储蓄增加，可以通过融资渠道实现资金的投资配置，间接带来新疆GDP增加。长期分析，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分为累积投资和新增投资而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的区域不均衡分布，即区域累积投资和新增投资的不均衡。所以，缩小新疆经济与东部地区差距，解决投资不均衡的一条有效路径是要增加落后区域新增投资，一方面，通过吸引外来资本，增加投资的外部供给；另一方面，引入外来金融机构，通过竞争提高区域内金融产业效率，增加储蓄―投资转化率[4]。本文以新疆1986―2005年统计数据为样本，以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为自变量，GDP为因变量，建立了两个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对GDP的影响作用及其作用大小。
二、模型基础
（一）数据分析
图2总体显示了新疆20年来的经济发展趋势，1986―2005年新疆GDP总体发展趋势为：1986―1994年GDP增长平缓，1995―2000年GDP缓慢增长，2001―2005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图1）。2005年，新疆GDP达到2 604亿元，比1986年的129．04亿元增加了近1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综合性指标，包括国有经济单位投资、城乡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其他各种类型的单位投资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指居民把货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定利息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的总体增长趋势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1994年增长平缓，1995―2000年增长幅度一般，2001―2005年快速增长，尤其是城乡居民储蓄趋势，与国内生产总值曲线非常接近（图1），这说明了新疆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提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公式为：G＝S／C式中G代表国民收入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即储蓄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C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即生产一单位产量所需要的资本量。
根据假设，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是不变的，从而资本――产量的比率也就是不变的。这样经济增长率就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产量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高，则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低，则经济增长率低。哈罗德模型强调的是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的是资本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增长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人提出索洛模型通过改变资本产量比率来解决哈罗德模型的“刃峰”问题，并且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公式为： G＝a（K／K）＋b（L／L）＋（A／A）。式中：K／K代表资本增加率，L／L代表劳动增加率，A／A代表技术进步率。a代表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比率，b代表经济增长中劳动所作的贡献比率，a与b之比即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模型的含义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劳动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以上原理表明，资本增加带来总产出增加，即投资I与GDP正相关，投资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生产规模扩大，就业增加，L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产量曲线向上移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乘数理论（Multiplier Theory）表明，投资与国民产出（GNP）之间存在着乘数效应，即推动国民经济产生更大的增长。储蓄增加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增加，进而影响总产出，这中间的重要变量为储蓄――投资转化率，转化率越高，资本形成率越高。
新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强调了投资在供给方面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认为高投资率可带来高经济增长率。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把投资供给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显然具有很大的假设性，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非常紧密，在经济理论界，西方和我国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情况主要是由投资决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索洛模型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完善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都影响经济增长并运用乘数理论，强调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为本文分析储蓄、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计量模型和分析
（一）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计量经济模型
固定资产投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无不是依靠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起来的，而处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新疆一直是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新疆固定资产投资效应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5]。
为定量分析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影响，我们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以便较为准确地反映和分析新疆固定投资对地方经济产生的影响程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解释变量，GDP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以表1的数据估算出模型的具体方程式，然后根据具体模型做出精确的分析。下面我们将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设为Y，全社会固定投资为X，u为误差项，设定理论模型为：Y＝B0＋B1X＋u，利用计量经济学SPSS软件进行模型系数的估算，其结果下表所示。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966，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与GDP高度相关，可以用线性模型表示回归关系。
由表1可看出固定投资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6，是高度相关。拟合优度R2＝0．993＞0．7，表明模型拟合理想，可以拒绝零假设，根据表中结果得出回归方程式：Y＝110．371＋1．866X。这意味着全社会固定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影响。对这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新型显著性检验：t＝48．990＞te＝1．729。因此，参数的t检验通过，说明全社会固定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然后进行F检验，F（1，18）＝243．173，查F分布表，a＝0．05，F0．05（1，18）＝4．4139，显然F＝243．173＞4．4139。模型的F检验通过。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回归效果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该模型具有较强的模拟性和可信度，可以用来作进一步分析。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投资每增加1亿元，那么通过全社会固定投资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拉动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 456亿元。这说明了全社会固定投资对于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等具有很大的影响，搞好全社会固定投资对新疆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城乡居民储蓄与GDP的计量经济模型
依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储蓄与投资倾向于一起变动，储蓄减少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会引起投资减少。同时，储蓄―投资转化率也受到金融业发展水平、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影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指某一时点城乡居民存入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储蓄金额，包括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和农民个人储蓄存款，不包括居民的手存现金和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团体等单位存款。因为新疆的城乡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对于新疆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选用此指标作为解释因变量。
为定量分析新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对GDP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以城乡居民储蓄为解释变量，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其形式如下：Y＝A0＋A1X＋t其中：Y为新疆的GDP，X为新疆城乡居民储蓄，A0为常数，A1为系数，t为误差项。利用计量经济学SPSS软件对样本期间新疆GDP和城乡居民储蓄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估计出反映新疆城乡居民储蓄对GDP的影响度系数A1。
根据图2数据，从表2可知：城乡居民储蓄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是高度相关，可以用线性模型表示回归关系。拟合优度R2＝0．996＞0．7，表明模型拟合理想，可以拒绝零假设，根据表中结果得出回归方程式：Y＝126．89＋1．34X。 这意味着城乡居民储蓄量对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影响，对这个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新型显著性检验查t分布表，t＝68．563＞te＝1．729。因此，参数的t检验通过，说明城乡居民储蓄对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然后进行F检验，F（1，18）＝243．173查F分布表，得到F0．05（1，18）＝4．4139。显然F＝4700．877＞4．4139。模型的F检验通过，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回归效果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该模型具有较强的模拟性和可信度，可以用来作进一步分析。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储蓄每增加1亿元，那么通过城乡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拉动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34亿元。这说明城乡居民储蓄对于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发展等具有很大的影响，搞好居民储蓄的吸收工作以及金融机构的设置及管理对新疆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本文选取1986―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而前者影响尤为突出。新疆经济发展不能只依赖国家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培养新疆经济的自生能力，即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有效的金融体系。金融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促进储蓄――投资的有效转化至关重要，有效的金融体系为竞争性多元化机制，其中竞争性是关键。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使境外的投资者和机构能以合法的、公开的、透明的渠道进入中国境内资本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发展对策和建议：
1．大力吸引各种金融机构来新疆设点，尤其是在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人民币业务的机会下，积极为金融机构提供优惠政策。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开发新金融工具，发展直接融资，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建立棉花、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使新疆各种资源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带动下，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2．根据国家给予新疆的优惠政策，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加大投资优惠政策，继续优化投资环境尤其是新疆的软环境建设，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而吸引外资流入，并积极利用国外金融机构和政府贷款，增加区域内投资供给。
3．拓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信贷资金和外资结合利用，合理规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重点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使之带动新疆经济的发展。
4．大力发展新疆经济，改善新疆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来新疆，发挥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作用，实现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发展。
5．金融机构依托高新技术、现代化管理手段探索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的发展规律，促进金融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提高资金利用的时间效率与速度。
6．完善新疆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在基层的资金配置作用，施行与东部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例如，贴现率的区域化、存款准备金率的区域化、利率政策的区域化，限制资金的外流，使新疆资金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27．
[2] 林毅夫．金融体系、信用和中小企业融资[J]．浙江社会科学，2001，（7）：9－11．
[3] 孙立坚，牛晓梦，李安心．金融脆弱性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4，（1）：61－69．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关键词】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索洛增长方程
1、绪论
在经济的增长中,技术的投入和进步的作用日益突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手段和物质基础,而经济增长则是技术进步的起因、归宿和基础。
对技术的贡献率进行定量分析,由于不光可以指定有效的政策,还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越来越受到一些决策部门的重视。贵州省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稳步增加,贵州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在近些年中,贵州省的一些地区也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
2、测算技术进步的模型
2.1模型选择
经济增长技术因素的分析一般采用索洛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综合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总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用来描述一个经济社会的生产,因此可以通过该函数来进行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分析。生产函数基本公式为:
(1)
式中:Y,K,L分别表示生产总值、资本要素投入量、劳动要素投入量;At表示初始技术水平;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α和β为待估参数。
2.2 模型的处理
为估算 和 ,必须将改进的C-D生产函数线性化,对上式取对数得
假定α+β=1[5],即规模报酬不变,上式可以变形为
根据历年的产值Y,资本K和劳动L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计出α和β的值。α和β可以分别是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对(1)式进行变换,可以得:
式中的y,k,l分别为产出、资本和劳动数量的增长速度;α、β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γ为技术进步增长率。
2.3各个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公式
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5)其中EAEKE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4 数据的采用与处理
本文选择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采用年末从业人数来代替劳动投入量,资本K的数据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额来进行表示。
本文产出 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资本K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劳动力L 用年末劳动力从业人数表示。样本区间为1995―2008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94年为基期,将生产总值和资本投入转换为可比价格,换算公式如下:
换算的结果见表1:
2.5测算结果及处理
首先对上述数据进行对数计算处理,然后使用E-views 5.0对处理后的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3式进行回归。得出输出结果(见附录表3)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可决系数和修正的可决系数,说明方程对样本数据拟合得很好,并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
由模型可以看到,D.W.的值明显偏小,说明存在自相关性。
考虑到一阶自回归的方程,在E-views得到残差的一阶自回归方程
经过修正D.W.值已经不存在自相关,T检验和F检验也均已通过,可决系数和修正可决系数也在可接受的范围。
从上述方程可以得出原生产函数的模型如下:
(8)经过WHITE检验[8],通过E-VIEWS得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nR2 =1.207,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查χ2分布表,得临界值χ20.05(2)=5.9915,因为
nR2=1.207< χ20.05(2)=5.9915,则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由(7)式得出α=0.558,由α+β=1,得出β=0.442,则可以得出索洛的增长方程为
由5式和9式可以得出1995―2008年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如下:
3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从测算结果可知,1995-2008年,贵州省资本投入每增长1% ,可使经济平均增长5.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1.66% ;劳动投入每增长1%,可使经济平均增长4.4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59%,这段时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5%。由此可见, 1995-2008年以来,推动贵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其次是劳动的作用,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
观察表2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动态变化,1995-2008期间,技术进步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来说比较小,甚至出现了负的贡献率,且贡献率没有呈现出规律性的增长态势。
一般而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一般只有进入经济增长减速的成熟期才会发生,这说明贵州省目前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将目前这种主要依靠大量要素投入支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支撑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4 、相关建议
4.1在宏观上构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大环境, 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并要积极的完善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根据经济发展的形势,制定符合贵州当地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
4.2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展高效益高科技、低污染低能耗产业。
4.3由于科技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这里着重提出主要通过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进贵州省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发展,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的力量,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参考文献:
[1] 郭秀兰.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湘潮,2009(5):92-93.
[2] 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贵州六十年
(1949-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
自从古典经济学提出比较利益理论以来,出口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总体看来,持肯定意见的一方主要强调了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而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则强调这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当这种条件难以满足时,出口贸易便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些主要的机制和相应的条件可简单概括如下:
(一)闲置资源与出口贸易
如果一国存在闲置的资源(产品、自然资源、劳力和资本),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一国的出口贸易额是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如果出口扩大利用了原有的剩余资源,必然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早期的亚当·斯密有关“剩余产品出路”(VentforSurplus)学说以及本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命题,都是基于当时的落后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产品以及原料等闲置资源,一旦受到先进工业国的进口刺激,便会导致其利用这些闲置资源的出口产业迅速扩大,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则是基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在不断扩展中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当出口扩大发生在工业部门时,或者是利用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则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①凯恩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本国就业不足的前提,即存在劳动力以及资本过剩,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内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在实证分析方面,纳克斯对19世纪初的新移民地区的研究,证实了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随后,G·佩帕内克对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后的研究,以及H·英尼斯提出“大宗商品”(Staple)理论对加拿大小麦出口的分析,都证明了在剩余产品存在的条件下,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比较利益与出口贸易
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原理是:只要各国按比较利益分工,就可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从而增加产出。其后,赫克谢尔与奥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也是对这一原理的更深入论证。然而,其中隐含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各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在现实世界中是很难满足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是不能长期满足于这种静态贸易利益的,而且发达国家也不会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轻易放弃自己不具比较利益的产业。因此,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程度较高的年代,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就发挥得较好,反之,这种促进机制就不容易发挥。
(三)规模经济与出口贸易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产业内贸易学说,主张“把规模经济和比较利益相结合,作为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的主要原因”。①他全面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显然,这种机制更适用于一些国内市场较小的小国和一些最佳产出规模相对于市场而言较大的产业。对于像中国这样工业化程度还不高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几乎所有产业都可通过本国市场实现最佳规模,在实现最佳规模以前进入国际市场,实际上要比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实证分析比较发现,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随着国家规模增加而下降,其经验方程式如下:②LnF=4.70-0.221LnN+0.06LnY其中F为外贸依存度,N为一国人口(千人),Y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这也恰好说明,小国采取外向型战略,实行出口导向,比较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
(四)技术进步与出口贸易
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E·哈根认为出口需求扩大,往往是一个刺激技术创新的信号,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不仅是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这就不仅增加了国民收入,出口产业新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显然,出口贸易是否会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是,它能否刺激并实现技术进步。如果说,这一条件在技术水平较高和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比较容易满足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却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虽然出口促进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有力和最具持续性的机制,但历史上发展中国家能发挥这种促进机制的例子并不多见。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出口贸易为闲置资源找出路的实证例子外,70年代末期,以巴拉萨③、泰勒④和费德⑤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也对跨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了大量的回归分析,证实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应该注意到50~70年代恰好是世界性的贸易自由化时期,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充分享受按比较利益分工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同时,在这一阶段通过“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见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满足存在闲置资源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采取传统出口增长策略,来推动经济增长。一些像亚洲“四小龙”等劳动力素质和管理组织水平较高的小国和地区,则可通过实行出口导向策略来获得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加速其工业化进程。如何发挥出口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机制,仍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只有以促进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唯一有效的长期战略,靠本国的闲置资源或利用国外市场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来促进经济增长都是有极限的。一旦本国的闲置资源被充分利用或不可再生资源被耗尽,出口的继续扩大就会反过来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台湾学者陈屯镇1991年对台湾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当产业规模一定时,出口增长对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⑥这恰好说明,台湾制造业曾经通过国际市场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但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80年代后期以来,以庄格和马歇尔①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作的实证分析,并不能提供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明。70年代后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阻碍,以至“出口悲观”论日益蔓延。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莱维什提出他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学说,来解释出口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日趋贫困化的机制。这一学说被A·伊曼纽尔和S·阿明等经济学家加以发展,并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发生的波及到多个最具影响力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及地区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在印证克鲁格曼1994年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结论:不是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②
二、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个较为客观的了解,本文采用了巴拉萨和费德等人建立的模型,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1978~1995年)进行回归分析。
(一)建立回归模型
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在生产函数模型,劳动(L),资本(K)两个解释变量后再加上一个出口(X)变量,则总产量可表示为:Y=F(L,K,X)上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可得:dYdt=FLdLdt+FKdKdt+FXdXdt上式中,FL、FK和FX分别表示Y对L、K和X的偏导数。对上式两端同除以Y,整理得:GY=eLGL+eKGK+eXGX上式中,GY、GL、GK和GX分别表示产出、劳力、资本和出口的增长率,eL、eK和eX表示投入的劳力、资本和出口的产出弹性。将eL、eK和eX视为常数,并令其分别等于c1、c2和c3,再加一个常数项c0和随机干扰u,即可获得回归模型如下:GY=C0+C1GL+C2GK+C3GX+u(1)以上对简单生产函数的扩展还可包括更多的解释变量,Y=F(X1,X2,……Xn)公式(1)只是简单地把出口作为一个与劳力和资本平行的解释变量,而不能揭示它影响经济增长的独特机制。费德于1982年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模型。费德将一国经济分为出口和非出口部门,由于出口部门受到国际竞争的刺激,更多地引入新技术、进口设备以及高质素的劳力,因此,会比非出口部门的效率高。同时,出口部门的高效率生产要素又会对非出口部门起到推动作用,亦即外部经济效应。用公式表示为:N=F(Kn,Ln,X)X=G(KX,LX)上式中,N和X分别表示非出口与出口部门产出,Kn、KX、Ln和LX分别表示非出口与出口部门的资本与劳力投入。其中,X是决定N的因素,反映了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外部经济作用。假设出口部门的要素边际产出率要比非出口部门高δ,则有GK/FK=GL/FL=1+δ根据定义可知,国内总产出:Y=N+X,则有:dY=dN+dX=FkdKn+FLdLn+FxdX+(1+δ)FkdKX+(1+δ)FLdLX根据定义可知,总投资I=In+Ix=dKn+dKx;总劳力增量dL=dLn+dLx,将上式整理可得:dY=FKI+FLdL+(δ1+δ+FX)dX两边除以Y,并令C1=FK;C2=(FLL)/Y;C3=δ1+δ+FX,再加上常数项C0,可得回归模型如下:GY=C0+C1(I/Y)+C2GL+C3GX(X/Y)(2)费得推导出的理论公式要比前面介绍的传统公式更清楚地表达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如果出口部门并不比非出口部门效率高,则δ=0,如果出口部门并不具有外部经济效应,则FX=0,这样,dX的系数就变为零。也就是说,出口扩大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但是,在实际回归时,将δ,FX两项合成一个回归系数,故公式(2)与公式(1)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
(二)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式(1)和式(2)两个回归模型,选取我国1978~1995年的有关数据,①回归的结果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劳力及出口的产出弹性t值都很小,远未能通过零系数概率小于5%的检验,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的不断加大。由于存在大量闲置劳力以及隐性失业的问题,劳力的增减并不对经济增长构成显著的影响。而出口的增长也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将出口按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分开,研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给出了计算结果。从表中运算结果可知,与许多人的想像恰好相反,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而且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比较显著。去掉统计上比较不显著的劳力一项后,第(2)次回归结果,资本、初级产品的出口及制成品出口的系数都通过了系数零概率小于5%的检验。如果把制成品中的“杂项制品”类去除,就剩下了出口制成品的主要大项(Xmm),包括:化学及有关产品;轻纺、橡胶及矿冶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第(3)和第(4)次回归中,采用了这些主要制成品出口增长率(GXmm)为自变量来取代制成品出口增长率,该变量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更为显著,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也很清楚。并且,在采用了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增长率为变量后,整个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R2)也由前面(表1)的70~75%,提高到85~95%,拟合优度大为改善。从第(4)次回归可知,主要制成品出口每增长1%,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少0.083%,而初级产品出口每增长1%,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0.066%。
(三)对回归分析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出口贸易所起的作用有了一个定量的了解。如果仅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制成品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表面事实,就会觉得这些定量分析结果比较难以解释。但是,如果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较为深层的观察和把握,就会发现这些回归分析结果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力。这些闲置劳力主要存在于农村以及开工不足或者人浮于事的企业中。因此,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对劳力的吸收主要表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隐性失业上,而较少表现在增加就业上,因此回归结果中,劳力增长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其次,我国出口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劳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近年来,我国已经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是具有竞争力和比较利益的。因此,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的,故而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关键词：空间计量模型；增长极溢出效应；环首都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4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89-04
一、引言
区域问题主要是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何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全球和区域视野中，京津冀区域同国内外同类地区相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典型表现在：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存在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地区与城市，与北京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合作区之间的边缘地区？与周边发达城市的发展有无关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urdal.Gunnar，1957）使用“回波”的概念，描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溢出效应。北京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多为理论探讨和宽泛的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突破了传统增长极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增长极城市——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经济合作区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的影响方向和拉动作用，并结合实证测度与计量经济学检验给出了相应的佐证，最后针对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边缘城市如何加强区域合作得出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森都市圈模型假设
森（Tomoya Mori，1997）基于城市层级体系演化过程的都市圈模型假设：（1）一个经济体有制造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农产品是同质的，而工业品是异质的，因此用户对工业品价格差的敏感度小于对农产品价格差的敏感度；（2）工人数量既定，而且工人人均消费一定数量农产品以及工业品；（3）工业品生产仅使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并按照规模报酬递增原理生产；农产品则需要使用劳动力以及土地作为其投入要素，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原理生产；（4）工业品运输成本较高，企业市场局限在企业周边；（5）企业有追求集聚经济的动机，聚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是一种向心力；（6）离城市越远，劳动力成本越低[1]。因此一些企业将搬迁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域，形成第三个城市，形成新的聚集，这样该地区就出现了以产业带为连接的城市连绵带。以上假设可得出都市圈演变过程，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该模型从城市演进的角度阐述都市圈的形成，实证量化有一定困难。但该模型通过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变化，揭示了区域经济是如何增长的问题，指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会对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产生影响。后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Adams对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递减，溢出效应的最大距离约为200英里[2]。
三、确定实证研究对象与基本假设
如上所述，理论假设和一些实证研究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受空间距离的制约，距增长极越远的地区，增长极空间溢出效应越不明显[3][4]。北京市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并非所有学者都得出了肯定性结论[5][6]。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接下来将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北京市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区溢出效应，并给出具体量化指标。首先采用学术界通用的圈层式结构，以北京市为中心，以周边河北省市、县为基本单元来定义研究对象，将环首都经济圈分为层和辐射层两个圈层，同时将北京市作为这一区域发展的核心层，如表1。
研究对象中，各地区均在以北京为圆心、以150公里为半径的空间地理圈内。其中，隶属于环首都经济圈的14个县市构成层，为下文叙述的便利性，命名为区域甲；其他37个县市及保定市、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共同构成辐射层，命名为区域乙。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AVGDP）：作为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衡量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2）人均收入（AVincome）：用来衡量该地区的收入水平。
（3）人均年耗电量（AVelectric）：本文中用来衡量该区域的消费水平。
（4）城市化率（urban）：用来衡量该地区的城市化度，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5）邮电业务（post）：邮电通讯业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畅通的邮电通讯业务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使用邮电业务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6）在校学生所占比例（student）：衡量该地区知识水平以及设立企业的水平，用该地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数据取自2010年《河北省经济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
以上仅从定性的角度和模型假设对北京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并没有从实证角度严格证明北京作为增长极对周边经济边缘区发展的影响。因此，以下将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此进行分析。
四、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与模型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及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经济增长（AV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检验2009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结果显示：区域甲的经济增长（AVGDP）的 Moran I为0.086 2，北京及区域甲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09 6；区域乙的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02 6，北京及区域乙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76 1。
对各个I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结果表明，区域甲的经济增长、北京与区域甲之间的经济增长、区域乙的经济增长、北京与区域乙之间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空间依赖性）。所不同的是，北京在内与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北京在内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使用纳入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北京与区域甲、北京与区域乙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估计。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估计
空间计量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Model，SEM）两种。根据Anselin等（2004）提出的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或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准则，需要检验空间依赖性，即空间滞后依赖或空间误差依赖。若LMLAG显著而LMERR不显著，则用空间滞后模型；若LMLAG不显著而LMERR显著，则用空间误差模型；若LMLAG和LMERR在统计上都显著，就由R-LMLAG和R-LMERR的显著性决定空间依赖模型。
对北京及区域甲的检验结果如表2显示，LMLAG和LMERROR都显著，但R-LMLAG显著，而R-LMERROR却不显著，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对北京及区域乙的检验结果如表3显示，LMLAG显著，而LMERROR不显著，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以上分析可知，在分别研究北京和区域甲、区域乙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均适合选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因变量在相邻地区间是否存在扩散现象（溢出效应）。本文中，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目的是探讨经济增长（人均GDP）在相邻地区间是否有溢出效应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
空间滞后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y为因变量，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籽为空间回归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一般用邻接矩阵（Contiguity Matrix），为空间滞后因变量，？着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首先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北京及区域甲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为观察北京对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区域甲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包括北京及区域乙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除区域乙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
（三）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表4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北京及区域甲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98%。表5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甲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13%。通过两次回归结果对比表明，北京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地区的加入，使得区域甲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13上升到了0.098。
表6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北京及区域乙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42%。表7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乙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35%。两次估计结果对比显示，北京的加入，使得区域乙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35上升到了0.042，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对比以上回归结果，可以清晰看出，北京的加入，对区域甲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对区域乙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即：北京的加入，使得区域甲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653.85%；使得区域乙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21.48%。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
五、结论
本文从森（Tomoya Mori，1997）建立的都市圈模型着手，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ML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加入，使得环首都经济圈层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13上升到了0.098，提高了653.85%；使得环首都经济圈辐射层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35上升到了0.042，提高了21.48%。这一结论非常有意义，对目前尚有争议的北京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强弱程度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本结论的政策含义为：增长极的形成以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北京周边处于中心辐射层的河北省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城市与县市而言，这种溢出效应的共享性为这些地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遇，立足实际、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应该是这些地区用相对低廉的发展成本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北京而言，要解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及生态恶化等“城市病”所带来的压力，必须分散其首都功能，把人才、技术、信息、高端服务业等大量显性和隐性高级要素主动溢出给周边经济边缘地区，特别是要加强与河北省的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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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10-
一、引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理论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9年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1978—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猛增至268814.7亿元。同时，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78年，贸易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8%；2008年这一比重升至66.25%，提高了约6倍。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一。因此，我国的外贸与经济增长的实践活动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和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践的回顾，并利用有关数据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一）重商主义理论
早在15世纪，重商主义学派就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作用。他们提出了财富观与增长观，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积累社会财富的惟一源泉。但是他们认为进口商品不但不能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反而会使其降低，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进口也可以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
（二）绝对优势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分工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又受到本国市场范围的制约。而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可以扩大市场的范围，进而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经济的增长加速。包含了外贸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
“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则着眼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假定一国在开展对外贸易前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存在闲置资源或剩余产品。但由于封闭转向开放以后，便可以出口其剩余产品或闲置资源生产的产品，因此外贸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
（三）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只要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各国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贸易利益。因此，按这个原则来进行生产分工和交换，双方都可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并增加一国和世界的经济总量。
（四）动态效应理论
约翰·穆勒认为对外贸易除了能够使世界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使贸易各方都能直接得益外，还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动态效应。对外通商的直接利益在于利用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使用和输入本国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短缺原材料或机器设备。
（五）H-O 理论
赫克歇尔与俄林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价格的绝对差；一国出口本国丰裕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按这一分工自由贸易，双方都能获利；各国根据要素供给的状况进行分工，并相互间进行自由贸易，结果将使各种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六）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
罗伯特逊在总结前人的观点和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指出贸易对一国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他认为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不仅能带来直接的或静态的利益，而且能带来间接的或动态的利益。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是对国际分工理论的发展，它较全面地分析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但它过高地强调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没有论及生产对外贸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该学说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受到了批判。
（七）经济增长侍女学说
克拉维斯提出“贸易只是增长的侍女”，他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源泉还是国内因素，外部因素只构成对经济增长的额外刺激，而这种刺激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在什么样的机制和条件下外贸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八）中心—说
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的一些拉美经济学家从分析贸易条件恶化的角度展开了“中心—论”，他们认为，中心体系由发达国家构成，体系由发展中国家构成，两个体系的技术构成完全不同。在国际分工中，前者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而后者则生产初级产品。中心体系处于主导、独立的地位，而体系则处于从属、依赖的地位。两者极不平等的地位导致国际贸易越来越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打破贸易不平等的格局，就必须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摆脱只出口初级产品的从属地位。
（九）贫困化增长
巴格瓦蒂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分析得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国出口的增长反而会导致该国福利水平低于出口增长前的水平，这种情况被他称为“贫困化增长”，后来又被称为巴格瓦蒂效应。造成恶性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差，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却只能换回更少的产品，由此使其福利水平下降。
在回顾了经济增长与贸易理论之后，从实证角度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下面以我国1990—2008年的数据为例来研究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现有的理论作一个定性与定量的实证分析。
三、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现状体现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和GDP数据。
（一）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现实数据分析
我国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从1990年的18667.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增长了15倍。对外贸易额也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呈现逐年持续增长的态势。1990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5560.1亿元、2574.3亿元和2985.8亿元，2008年分别上升到196372.3亿元、86842.3亿元和109530亿元。分别增长了34.3倍、32.7倍和35.6倍。而外贸依存度也从1990年的29.8%上升到2008年的65.3%。这些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并且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依存程度也不断地加深。图1反映了我国外贸与GDP发展的趋势：
图1中国外贸与GDP趋势（1990-2008年）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进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动态一致性，随着进出口额的波动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也呈现出方向和步调上的一致变化趋势。这显示了GDP与对外贸易额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图2描述的是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及外贸依存度：
图2中国外贸依存度（1990-2008年）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和计算得出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1990—2008年外贸依存度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并且有不断攀升的趋势，我国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曲线走势的趋势基本一致。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反映我国经济增长与外贸进出口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促进作用。
以上的图文分析可以直观地得出我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外贸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下面用计量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
（二）我国对外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
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额（EX）、进口额（IM）和进出口总额（T）之间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的结果如表1：
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方程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相关系数也都在0.95以上，并且方程的F检验也很明显。由此可以认为此模型的线性相关性比较强，拟合优度也比较好。下面就每个方程进行分析：
1.GDP与出口额(EX)之间的回归分析
出口(EX)对GDP的贡献是显著的，它们之间的方程可以表示为：GDP = 34395.6614 + 2.433279737*EX，即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GDP增加2.433279737亿元。
2.GDP与进口额(IM)之间的回归分析：
进口(IM)对GDP的贡献是显著的，它们之间的方程可以表示为：GDP = 29529.59734 + 3.042905776*IM，即进口额每增加1亿元，GDP增加3.042905776亿元。
3.GDP与进出口总额(T)之间的回归分析：
进出口总额(T)对GDP的贡献也是显著的，它们之间的方程可以表示为：GDP = 32099.34108 + 1.354387113*T，即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亿元，GDP增加1.354387113亿元。
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的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对外贸易中，进口和出口同样重要，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我国在强调出口的同时还要注意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综合地考虑来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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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1804
一、 安徽省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概况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安徽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12359.3亿元，为1980年的87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其三次产业结构为“一、二、三”形式，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一直占较大比重；1995年后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形式，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超越第一产业成为首要产业；2005年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一产业逐渐萎缩至20%以下，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中部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差别不大，而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比较，第一产业占比偏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说明安徽省第三产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能源消费情况中的生产总值能耗来看，安徽省的能耗情况为0.97，明显优于全国和中部三省，但与苏、浙、粤等全国几个节能降耗模范省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说明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与能源消费要形成良性循环尚有提升空间。
二、灰色关联模型
1.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源自“灰色系统理论（Grey Theory）”，它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诸如“小样本”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充分利用“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去了解、认识世界，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控制[1]。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判断其关联程度的紧密性，曲线越接近，序列间的关联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由此可以判断引起该系统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利用该理论，尹春华、顾培亮（2003）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2]，牛鸿蕾（2010）考察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3]，陆敏、赵湘莲（2012）检验了江苏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灰色关联度[4]，彭远新等（2010）就安徽省和江苏省的能源强度进行了比较[5]，刘翀（2011）对安徽省工业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6]。本文以灰色关联理论为基础，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的关系，动态、定量的反映各参考序列与经济增长序列的关联紧密程度，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提供政策支持。
2.灰色关联分析的数学模型
（1）确定分析序列
4.实证检验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变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图1可以看出，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迁符合“库兹涅茨三次产业理论”：第一产业产值占经济总体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稳步上升，但趋势渐缓；第三产业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这些均显示安徽省产业结构正从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向高附加值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且第二产业是优势主导产业。
第二，从表4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六个变量序列中与经济增长关系最大的为能源消费总量，其次为能源利用效率。从图2也可以看出，能源消费总量无量纲化序列与GDP曲线的关联程度更紧密，这与灰色关联度分析一致。它们都说明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能源消费驱动，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比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与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的是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值和能源消费结构，显示出第二产业既是安徽省的支柱产业，也是能源消耗最大的产业，今后要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必须率先从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调整产业升级开始。
第三，从产业结构方面看，第二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为紧密，这表明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较为稳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而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关联序较靠后，反映出安徽省第三产业发展仍比较薄弱，这也与表1中安徽省第三产业占比落后其他多数省份情况相符。如何对第三产业的制度创新和安排作出改进，不断加大第三产业比重是安徽省面临的新方向。
第四，从能源消费方面看，能源消费与能源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综合关联程度达到0.840 7和0.737 8，都显示了它们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能源利用效率的关联序位于能源消费总量之后，说明安徽省能源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尽管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状况仍有待改进；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处于第三位，这表示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政策以来，煤炭作为传统的主要能源，正被新的清洁能源技术所替代。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为提高安徽省能源利用水平，促进安徽省经济快速增长，应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形成合理能源消费结构；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
第一，安徽省应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优势，改变过去粗放型高能耗增长模式，改造提升能源密集型产业，坚持走“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形成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重视煤炭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经济与环境、资源、生态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提高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产值，另外还要坚持开发节约并举，提高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提倡节约、科学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社会风气。
第三，大力开发多种可再生能源，可以提高安徽省能源自给能力，缓解目前能源紧张的局势。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应继续鼓励秸秆资源丰富的粮棉油主产区和能源林基地建设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支持发展城市生活垃圾发电；此外地理环境多样，沿江沿湖、分水岭等地区水能、风能资源开发前景广阔；以开发区集中联片建设为重点加快太阳能城市示范建设，继续推进芜湖繁昌、池州吉阳等地核电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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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摘 要 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高存在着争议，同时对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在借鉴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关系，认为两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正相关性并针对我国宏观税负现状给出建议。
关键词 宏观税负 经济增长 国情 建议
一、文献综述
宏观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课题。斯卡利（1991）估计了103个国家1960-1980年总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平均来说，税收占GDP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化，在宏观税负大于45%时，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然后是负增长。
正因为宏观税负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我国的学者结合国情对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郭彦卿（2010）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在达到最优税负水平之前，适当提高宏观税负可以促进投资于经济的增长。当宏观税负超过最优税负水平之后，提高宏观税负会使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不利于促进社会投资与经济增长。
从国内外规范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是倾向于认同过度征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的。本文也持同样的观点，即宏观税负要维持一个适度的水平，宏观税负过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二、理论基础
供给学派的阿瑟拉弗（1974）认为税率，税收与生产率之间理论上存在着一条倒U型曲线，即“拉弗曲线”：高宏观税负不一定就能取得高收入，而高收入又不一定要实行高税负。宏观税负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财政支出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相容原理告诉我们，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产出最大化是不相容的。当税收收入达到最大时，国民产出并不是最大，国民产出是税率的减函数。换句话说，若税收负担达到最大值，会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国民产出随税率的提高而降低。
宏观税负不是越高越好，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当然，也不是说税负越低，经济就发展越快，关键是如何把握税负的“适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三、实证分析检验
我国目前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确立的，因而选取的数据来源于1994年至2010年。根据前人的经验将宏观税负的测算分为三个口径，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GDP，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是财政收入/GDP，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是政府收入/GDP。
设宏观税负（Xi，i=1，2，3）与GDP（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其中y为GDP总量，X1表示小口径下的宏观税负，X2表示中口径下的宏观税负，X3表示大口径下的宏观税负。建立三个对数-线性函数形式的简单回归方程lny=β0+β1Xi+e，β0为常数项，β1为自变量参数，e为残差项。数据处理后得出结论：
1．三个判定系数R²的值分别是0.917966，0.953277，0.797119，说明GDP相对变化量可以被宏观税负解释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可见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
2．数据表明，在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下，宏观税负和GDP正相关。小口径宏观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的相对量增加0.175，中口径宏观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的相对量增加0.159，大口径宏观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的相对量增加0.138。显而易见，从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到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数值上是由小到大的，而不同口径的宏观税负对GDP相对量的增加程度也存在由大到小的差异。简单来说，宏观税负越小，GDP相对量的增加就会越大。
四、结论和基于国情的相关政策建议
GDP增长的结构性变化、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和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的变动日益成为税收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由于2003年以来政府主导投资对经济的过度拉动，使税负过重的负面影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不能忽视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密切的相关性，现在没有问题不代表将来没有问题，防微杜渐，就要求政府在政策方面作必要的调整以促进经济的稳态增长。
1．大口径税负过高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考虑到我国存在相当大比重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政府收入的实际情况，我国应该以大口径税负来衡量实际宏观税负水平。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增长速度较快，波动较大，成为问题症结所在。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完善政府收入机制都是必须的。减少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政府收费，应该作为降低大口径宏观税负的首要途径，在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收的基础上，适当降低总体税负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2．税制改革是降低宏观税负的根本途径
根据中国税负现状，顺应全球性经济发展趋势，无疑应在完善税制的基础上加大减税力度。改革要与当前的财政政策转变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突出税收中性导向，避免经济过热，促使经济增长以内生方式进行。最重要的是把税负降到既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又不对经济有太大的刺激作用的适当中性水平，还要考虑税收调节的弹性，对需要加强的产业部门，给予税收倾斜。
参考文献：
[1]李铁.我国税收高速增长问题研究――基于对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理论探讨.2009(5).
[2]郭彦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估计.财政与税务.2010.12.
[3]罗鸣令,陈玉琢.税收负担研究综述.财政与税务.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