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5: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代价，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 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GDP的真实性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 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 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GDP的真实性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活质量问题
联合国出版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因此，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它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过后，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社会出现了两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据统计，这几年我国每年下岗职工大约为650万左右，每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安置200-300万，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将有4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加入失业大军行列。另外，据专家估计，依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耕地面积情况，农村仅需不到2亿左右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除外）为3.3亿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我国统计失业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实际失业率即使取一个保守的数字也可达8%。（注：李华强等，试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七大问题，山西统计，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不合理的趋势。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90年为2.17倍，1998年为2.51倍，1999年为2.65倍。由于城镇居民还有各种福利收入和补贴，农民收入中扣除生产投资费用和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此外，在农村和城镇居民各自内部，收入分配也极不平衡。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264，1990年为0.310，1995年上升为0.3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18，1990年为0.23，1995年为0.31，90年代末已上升为0.467。从全国来看，按照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我国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1978年为2.7倍，1990为4.0倍，1999扩大到6.6倍。（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页.）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0。据估计，如果包括非正规经济，基尼系数应为0.51。（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ⅩⅤ页.）
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富人收入和欲望满足的增长，而且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高失业率和扭曲的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隐患，而且会造成人们享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最终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队伍加入到经济中来，从而促进经济在长期内更快发展。
可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指增长速度的快慢，它还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病。目前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决不能步一些发达国家的后尘，待问题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增长与社会稳定时再来进行补救。我们必须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作为新年之初的固有流程，各地“两会”正如火如荼，与往年不同的一个亮点是，多地陆续下调了2014年的GDP增幅，延续多年的“唯GDP”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陕西省的做法最引人关注，该省近日宣布，2014年起，陕西在设定年度目标考核任务时，将GDP增长率指标分值由原来的8分下调为6分，而生态环保指标分值，则由原来的12分增加到25分。舆论普遍认为，陕西的做法从制度层面为破解GDP崇拜开了个好头。
GDP，这个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最佳指标的符号，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赋予了众多的含义：它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把大批的官员推向了更高的位置，但也正是这个GDP，让中国当下的环境和生态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几十年之最，全国上下深受其害。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再为“广东GDP超越韩国”而自喜，或为“中国GDP一年增长一个土耳其”而为傲，将会显得无知和可悲。因为在中国追求GDP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项目的竞相上马，以及生态、污染和资源成本带来的环境代价。
由于长期以来“唯GDP”论的思维惯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动能一直强劲不衰。近期公布的“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显示，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而节能环保的约束性指标却有四个未达标。环保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依然无法协调。
事实上，业界存在一个能够平衡二者的指标——绿色GDP，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只是这一概念在我国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绿色GDP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最先提出，它是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而这一指标我国早已引入，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还就绿色GDP核算工作进行过10个省市的试点，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四万亿政策冲击下，这一项目的研究工作随之搁浅。而环保部一官员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绿色GDP的研究受到了来自某些地方政府的阻力。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极大重视，“生态安全”、“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等表述，在近期中央很多会议和文件中都能找到。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没有回旋余地，在既要保证就业和经济稳步增长，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下，重启绿色GDP可谓恰逢其时。
推行绿色GDP需要有考核指标转变做制度保证，当各级官员的考核不再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依据时，转变就会变得水到渠成。只有将经济发展与绿色GDP相挂钩，经济增长数据才不会以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为代价，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够持续和健康。
一、实施生态经济战略,着力提高经济综合发展能力
试验区成立20年来,金沙县在生态经济建设上不断探索,坚持保护与开发并进,切实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大力倡导发展循环经济,把抓好生态建设作为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来抓好。历届县委、县政府一是把退耕还林还草与基本农田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结合起来,突出重点,积极发展生态后续产业,大力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坚持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两大工程的实施为龙头,因地制宜,正确处理好退耕与吃饭的问题,确保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二是招商引资发展生态经济相关产业,抓住中德财政合作贵州省集体林区森林经营与社区发展项目的机遇,成功引进德国援助项目,实施石漠化治理与开发工程。三是激励群众积极参与造林工程。采取鼓励干部职工领办、创办等方式加强造林工作,激励群众利用荒山荒坡培植果园、建立中药材基地,致力于改善生态、美化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涌现出高原林业合作社,板桥、普安、青山马脑石等一批集生态建设与增收致富为一体的示范亮点。四是先后完成和实施了《金沙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总体规划》,取缔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炼铁厂、小硫磺厂、小造纸厂等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加大了对煤矿、火电厂、黄磷厂、水泥厂等重点污染源的监管、搬迁、技改力度。五是坚决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通过大力实施“长治”、“天保”、“退耕还林”、“荒山造林”等生态工程,使全县森林覆盖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全县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分别由1988年的33.7万亩、18.9%和69万立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144.2万亩、38.4%和324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实现了“三个同步增长”,全县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基本上实现了“生态-粮食-人口”的协调发展,并成为全省首批绿化达纲县和经济强县。同时,全县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生产总值从1987年的2.1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5亿元,增长20.73倍;财政总收入从1987年的178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8.69亿元,增长35.55倍,翻了五番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7年的387元增加到2007年的2930元,增加2543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得到了有机结合,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生态经济是金沙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大力倡导发展生态经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金沙经济社会正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金沙经济高位运行,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超过了10%,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11%。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90%以上是依靠煤炭产业及其拉动效应,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其次,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我们以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来选择低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低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生态经济方式。金沙目前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煤炭开发,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探索生态经济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否则,即使有了高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煤炭资源开发仍需消耗大量坑木,这对森林的保护带来巨大压力。所以,积极寻找和培育新的替代支柱产业,综合利用煤矿资源,走节能高效的生态经济道路,是金沙面临的紧迫任务和必然选择。第三,金沙经济发展要发挥后发优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认识和发挥生态经济的裂变效应。如板桥村的立体生态农业,其经济增长方式已由原来的单纯农业发展成为多种成份组成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立体生态农业,还带来了旅游、餐饮等服务业新的增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三、生态经济是构建和谐新金沙的必然选择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和谐社会,应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社会,其核心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协调地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之中。其最基本的基础层是必须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必须在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中才能保持发展,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变成空中楼阁,无存在基础。因而,生态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没有生态和谐的社会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从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用和谐的眼光、和谐的态度、和谐的思路和对和谐的追求来发展生态经济,走人与自然和谐之路,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自然利用效率。因而,我们必须树立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环境与发展两者应是协调统一的整体的生态经济学新观念。通过试验区20年来的探索实践过程,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到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在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充分强调生态保护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发展生态经济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生态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战略,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人与自然对立状态下的发展误区,毕竟大自然无法毫无节制地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我们应当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去规范发展行为,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转变。生态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新生事物,这些源于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也源于群众智慧的创造发挥。所以,发展生态经济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发展过程、发展机制和发展环境的优化,在于人的思想不断解放、科技创新的高效转化、企业和基地的带动辐射。我们将结合金沙实际,不断解放思想,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在生态林业、生态农业、有机食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尽快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协整;长期动态模型;ARDL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45-03
1 前 言
中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节能减排将是一项基本国策,问题是这一抑制能源消费的政策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回答取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如果能源消费增长能够带动经济增长,那么限制能源消费肯定会限制经济增长;相反,能源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或重要原因),那么抑制能源消费将不会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抑制作用。此外,国内外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不少,但结果没有表现出一致性,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不同国家或不同地方的不同样本数据,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间的规律实际上可能没有普遍性,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认识。因此,通过实证研究弄清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年度数据,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设定样本区间为1985―2009年。经济的增长状况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指标来度量,记为Y,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以1978年为100。能源消费采用能源消费总量(E)的实物量来反映,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图1是1985―2009年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增长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能源总量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尤其在2002年以后,二者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见,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协整的关系。
2.2 稳定性检验
由于很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统计推断时会出现伪回归问题,因此,必须考虑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可通过增加DF检验法,即ADF检验法来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对趋势项和常数项设定非常敏感,预先不知道是否应该包含断截距项和趋势项,在实际研究中一般采用以下方法判别:先检验带截距、带趋势项的情形,如果趋势项不显著,则去掉趋势项;如果截距项也不显著,则继续去掉截距项。通过比较AIC的大小和兼顾模型和系数的显著性来选择滞后阶数。由表1可知LE的一阶差分,LY的一阶差分在检验显著水平为10%以下都是平稳的。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第一,通过协整分析,确定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尽管在短期内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的关系存在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二,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我国能源消费是国内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经济的增长就必须以能源消费为代价,能源消费总量必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但是,GDP并不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以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第三,建立了长期动态模型,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滞后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滞后值来预测未来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制定未来有关能源消费的政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3.2 建议
影响能源消费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经济规模、技术进步、结构变动是其主要的原因,大约占了总因素的98%,从变动趋势来看,有两个时期的能源消费变动比较剧烈。一个是1995―1998年的能源消费下降,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加快;另一个是1998―2003年的能源消费上升,主要因素是结构变动中重工业趋势和技术进步变慢。因此,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开发新能源、新工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征收能源消费税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对节能技术研发的投资项目实行减、免税收及直接补贴等方式,推动节能工作的开展。同时,加大科研开发新能源(如核能、氢能、生物能等)、新工艺的投入,缩小各领域里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实现降低能源消耗、缓解能源紧张、促进能源经济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另外,第三产业能源消费较第二产业很低,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在生产总值的比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所以国家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应鼓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4 本文需改进的地方
在选取指标上,选取了全国生产总值指数和能源消费总量,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够细致,可能不能在实际上给决策者提供很好的操作信息,应该把全国的情况按行业来细分,首先可以按三个大的产业来划分。再进一步,就可以按更细的行业来划分。而对能源消费,也可以按不同类型的能源来划分,譬如可以按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四种类型的能源分别来做实证研究。这样研究会得到更有用的分析结论,还可以针对不同行业或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作出相应的建议。
参考文献:
[1]余江.资源约束,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能源消费的经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达摩达尔•N•故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侯建朝,谭忠富,谢品杰.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2009(27).
[4]王建林,赵佳佳.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测度与分析――基于中国样本[J].工业技术经济,2009(27).
关键词：经济转型 金融支持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然而，2008年发生的始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了我们的出口环境。在欧美中长期增长前景堪忧的情况下，外部需求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增长。同时，2009年在信贷支持下的高投资也不可能无限制持续下去。这种情况下，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开始引起经济增速变缓，同时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经济转型。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次原因，针对性的提出中国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模式，希望对于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有所贡献。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因分析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持续性。从表面上看，这是我国一系列政策选择导致的结果，实际上中国经济更深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被十分严重地扭曲着。
衡量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指标是GDP，GDP越大说明经济总量越大，GDP增长越快说明经济增长速度越快。GDP的组成部分为消费、投资和出口，短期内投资对GDP的拉动效应最明显，因此也最容易得到政策支持。钢筋、水泥、铜、铝这些都是我们投资的要素，低利率、低价土地、税收减免、高耗能、高污染等等对拉动投资效果很大，最后也会反映在GDP上。2009、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9.2%、10.3%，而来自于投资的增长率则为8.8%、5.6%。
大量投资短期创造需求，长期扩大供给，于是需要寻找产品市场。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方面，我国政策支持企业选择以出口加工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最主要的支持就是我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灵活的汇率机制，而是将汇率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一个固定的水平，使得出口企业盈利并能够生存下去，结果导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很高，外汇储备数额巨大。
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为代价的。如果所有企业都做到环保排放达标，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绝不会像现在这么低。这是对企业的间接补贴，是亿万老百姓和它们的子孙后代在为当下的中国企业提供补贴。
这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中国经济增速，而企业和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速。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后果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乏力。但是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就只能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所以利率和汇率就只能继续保持在低位。低利率、低汇率和上文提到的低排放、低人工、低能源成本，都是对中国经济中要素价格的扭曲。扭曲的价格进而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主要体现为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得到漂亮了经济增长数字，但是居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当前的经济模式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却忽略了增长的基础，出现了上文所分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大学生就业压力、收入增长缓慢且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等等问题，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且2008年发生的始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了我们的出口环境。同时，2009年在信贷支持下的高投资也不可能无限制持续下去。这种情况下，主要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必然引起经济增速变缓，越来越限制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模式
中国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模式有两种思路，一是市场性金融，是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让金融市场在配置货币等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政策性金融，是指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作为配置资源的辅助手段，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发挥补充性作用。
（一）利率市场化
上文已经知道中国的平均实际存款利率极低，影响了居民收入并抑制了消费。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利率不能自由地由市场供求变化决定，那么整个利率期限结构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资金成本的过低将使得银行有强烈的动机扩大贷款，甚至规避中央银行规定的信贷限额。众所周知，过度的信贷增长倾向于推动货物和服务的通货膨胀，也将推高资产价格。因此放开对贷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进而使得这些利率由市场来决定，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中国正在实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二）提高汇率灵活性
提高汇率灵活性，可以灵活调节国内商品价格和国际商品价格的比价，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下，扩大进口，逐步改变我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局面，减轻我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三）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中国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银行为主导，容易导致银行体系积聚大量风险，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一是加快债券市场发展步伐。二是大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稳步发展股票市场，以创业板为平台，为自主创新和成长型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三是推进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金融形态建设，为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多元化渠道。
关键词：能源 环境 经济增长 回归分析 循环经济
经济、能源消耗及环境现状
近几年来，江苏省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江苏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江苏省的增长速度普遍比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从1990～1993年，江苏省的GDP增长率每年都在上升，到1993年达到最大值，其具体值为22.02%。1993年后，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其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大的，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的消费量也是相当大的，江苏省的能源消费量逐年递增，并呈加快趋势。1999年，江苏省的能源消费总量是5960.14万吨标准煤，而到2007年则快速增长到18031.67万吨标准煤，是1999年的三倍多。同时，电力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其年增长率变化较大，最大已达22.1%。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各种能源的消耗量也将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江苏省自身产能水平极低，供需缺口很大。而且，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江苏省在过去几年普遍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许多企业被迫调整厂休，避峰让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苏经济的发展。因此，能否很好地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将成为影响江苏省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环境污染方面，这里主要分析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从总体上来说也在不断增加。1996年排放量最低，为85481万吨，2007年则上升为192426万吨，这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这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违背的。
能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虽然社会能源的种类很多，但是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各种能源投入，其初始状态通常是煤、石油、天然气及水电四种能源。而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与振动危害及其他。本文仅以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FS）表征环境污染程度。并以能源消费量（NY）和废水排放量为自变量，全省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Y=β0+β1X1+β2X2+μ
其中，Y、X1、X2分别表示GDP、NY、FS，μ为随机项。
本部分收集了江苏省1990～2007年的全省生产总值（人民币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等有关数据。所选数据全部源于1997～2008年各年的《江苏统计年鉴》。由于从年鉴上得到的全省生产总值是按当年实际价格计算的，各年的数据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以1985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进行修正，以便使所得结果比较客观准确。
根据以上建立的模型，对所收集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0进行线性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Y=-554.7009+0.307044X1+0.001697X2
(-13.29282)(52.36129) (3.287607)
R2=0.998840，F=5594.677
统计学检验、计量检验。从回归结果看，拟合优度R2接近于1，解释了总离差的99.884%。同时，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参数估计都通过了t检验，F值也大于其临界值，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拟合得很好，而且变量电力消耗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此外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及异方差。因此，回归方程是总体线性显著的，它能正确地反映能源、环境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意义分析。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β1为0.307044，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能源投入的增加，江苏省的生产总值将不断增加。能源多消耗1万吨标准煤，全省的生产总值将增加0.307044亿元，这种正向的相关关系与实际也是相符的。能源是一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能源的提供与利用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更谈不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江苏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的供应。然而，由于江苏省“无油、缺煤、少电”，资源匮乏，95%以上消耗的能源都要从省外调入。因此，江苏省不适合发展高能耗项目的产业模式，需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另外，β2为0.001697，说明江苏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江苏省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在我国，普遍采用GDP或GDP的增长率来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成就，用产值和经济增长率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进行考核，这就导致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由此所产生的恶果也最终将对经济产生“报复”。因为环境污染的加剧，又不断会拉大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支出。
同时，运用Eviews 软件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得出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79059。这说明能源的高消耗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环境，就要从减少能源的消耗入手，不断提高能源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江苏经济的增长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同时江苏省资源不太丰富，不断拉大的供需缺口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环境污染最终也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极不和谐的经济增长方式。
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优化江苏省的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轻重工业的比重，大力发展轻工业，向结构轻型化发展。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行业的发展。必须建立标准化的定量技术指标，在水泥、钢铁等行业，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从而促进能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优化江苏省的能源结构
首先要加快江苏省的电源电网建设，并大力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以缓解电力供需矛盾。其次要积极开发水电，利用江苏抽水蓄能的丰富资源，重点考虑建设一批调峰能力强的中型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再次要优化发展煤电，推行高效洁净燃烧技术和提高技术设备水平，以提高煤炭等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后要利用江苏省具有引进天然气港口和良好住址的条件，大力发展天然气，并加快对风电、潮汐发电等适合江苏省情的新能源项目的建设。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三）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式流程，从而使物质和能源能够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循环经济在环境保护上表现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耗等融为一体。同时，循环经济还能拉长生产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发展。此外，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符合江苏省的省情，我们要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消耗型向循环型、投资推动型向创新推动型经济转变，实现江苏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四）完善绿色GDP 指标体系
江苏省作为全国“绿色GDP”核算的试点之一，首次也是全国首家向社会公开通报了全省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与监测效益。但是，江苏试点的并不代表全面计算完整意义上的绿色GDP，最多只能称之为“浅绿色”GDP。而且在已有的工作中还有很多不足，如现有核算只是对当年流量的核算，对历史造成的污染治理成本如何估价，悬而未决；污染损失的口径范围也没有明确等。因此，要不断着力于提高全民，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绿色GDP的认识观念，提高绿色核算技术，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并制定出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摸索并完善绿色GDP核算体系。
参考文献：
1.周彬，吴翔等.浙江省3E现状分析及对策[J].科技创业月刊，2006(3)
[关键词] 发展方式 资源有效利用 环境 主成分分析法
199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比较快，特别是2003年—2011年，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9%。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加大，环境压力持续增加。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消耗为代价的——即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文章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现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变化趋势的现实问题。
相关文献述评
江林茜①认为资源利用方式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模型也不同。他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应用了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自然资源稀缺指标、自然资源产品的比价以及单位自然资源稀缺地租条件下的模型，深入分析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徐康宁，王剑②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的诅咒”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刘凤良等③认为资源的可耗竭性对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刘朝马等④针对矿产资源最适耗竭问题，将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发现引入到最优耗竭理论，建立以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矿产资源最优利用模型，并应用现代控制理论中的庞特里雅金最大值原理获得矿产资源的最优利用条件，寻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以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资源利用效率趋势的统计评价
1.指标体系的选取
要对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趋势作出正确地估计，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在吸收借鉴国内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重视联系我国的具体实际，构建了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趋势评价指标体系。我们认为，该体系主要包括环境质量、重复利用率、减量化和污染事故发生次数四个子系统。其中环境质量包括湿地面积（X1）、人均水资源（X2）和森林覆盖率（X3）三个群体指标构成；重复利用率由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X4）、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X5）、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X6）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X7）四个群体指标构成；减量化由万元GDP能耗（X8）、烟尘排放总量（X9）、万元GDP电耗（X10）和工业SO2排放总量（X11）四个群体指标构成；污染事故发生次数由大气污染发生次数（X12）、水污染发生次数（X13）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发生次数（X14）三个群体指标构成。
2.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主成分分析
文章将对1997年—2011年我国资源利用效率状况作综合评价，计算我国资源利用效率的程度及水平，便于了解我国1997年来资源利用效率的发展趋势。
（1）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并进行KMO检验
从相关系数矩阵中可以得到，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部分在0.2以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同时KMO检验结果也充分证明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进行评价。
（2）求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提取主成分
文章按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主成分，从结果可看出，该特征值曲线在主成分两处已明显出现了“拐点”，而且主成分三处特征值小于1，因而我们选取两个主成分来代表原有变量，这样就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实际上，前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2.6??，可以基本反映出我国的情况。
（3）建立因子负荷矩阵并命名
设Z为我们提取的主成分，则两个主成分分别表示为Z1、Z2从结果可以看出主成分Z1在Y2、Y3、Y4、Y5、Y6、Y7、Y8、Y10、Y12、Y13、Y14上的系数大于其在Z2上的系数，即Z1包括了人均水资源、森林覆盖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单位GDP能耗、万元GDP电耗、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12个因子，可以称Z1为“能源消耗”因子；Z2在Y1、Y11上的系数大于其在Z1上的系数，即Z2包括了湿地面积和工业SO2排放总量两个因子，可称Z2为“污染”因子。
（4）计算各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并排序
分析综合评价值F的总体发展轨迹
1.199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4463亿元，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但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环境的污染恶化。从图2-1可以看出，1997年——1998年综合评价值F达到最低值，说明此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环境恶化严重。
2.1997年——2000年是我国“九五”计划时期。计划中指出，要加强环境、生态、资源保护，力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从图2-1可以看出从1998年——2000年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状况稳定得到改善，这与“九五”计划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
3.2000年——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率和城市污水处理率有效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长了51.5%，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逐年下降，2005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比2000年下降48.1%。从图2-1可以看出F值从2000年的-0.48到2005年的0.5，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4.2006年——2011年是我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计划认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剧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06年开始，F值仍在上升，从2005年的0.5到2011年的1.62，仍然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国自九五计划以来，环境质量大大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有效提高，并且持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还比较高，粗放型发展的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经济快速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相当大。因此，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潜力很大，任重道远。
注 释：
①江林茜.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李嘉图模型的再思考[J].成都理工学院学报，2000，11.
②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
③刘凤良，郭杰.资源可耗竭、知识积累与内生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1）.
④刘朝马，刘冬梅.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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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之间,经济增长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然而,对于何谓经济增长方式,则人言人殊。
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定义,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理解。在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方式大致是各种要素、管理技术以及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于是就有集约式经济增长和粗放式经济增长之别。而在政治家那里,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有更加宽广、更加宏观因而也更加模糊的涵盖。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学的定义,也包含了产业结构等更加宏观的问题,甚至暗喻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定义虽然精确,但由此指向的问题更多的则是一个经济学自己的问题,与真实世界中的中国问题相去甚远。所以,我更倾向于政治家或者一般言说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它远远超越狭窄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有些是显见的,可计算的;有些则是隐性,难以计算的。而恰恰是后面那种成本,由于无法被纳入主流研究范式之中,总是最容易成为最为重要的风险来源,并猝不及防地给我们致命一击。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都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正在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无论是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还是社会分化,都已经成为异常急迫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缘起。
任何一个经济体“选择”或者进入一种增长方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经济增长的禀赋密切相关。除了那些多有探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等等之外,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着重观察中国的制度禀赋。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干预经济增长的动机,巧合的是,他们也有无比强大的干预经济增长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制度上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禀赋。由于这种禀赋,中国各级政府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强行将成本转移给社会以及未来。
以环境污染为例,为了拉高短期的GDP表现,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引进他们认为重要的企业,哪怕是这个企业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这个企业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立足。这种例子无论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是在媒体的报道中,都屡见不鲜。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在与当地公民的权利博弈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这种污染的成本不仅要由当下的居民承受,也要由未来的居民承受。如果我们假设当地居民有足够的法律权利,而且这种法律权利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在政府权力与当地居民权利的博弈中,就可以更多的达到一种双赢状态。同理,在房地产的拆迁以及农民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力与权利博弈中双方力量的失衡。
在被人广为诟病的收入及财产分配问题上,情形也大抵如此。如果劳动者能够多少享有一些基本的集体谈判权利,那么他们的工资大凡不会被压低到如此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基本站在雇主一边的。有人将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完全归结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显然是书呆子的误导。在真实世界中,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无法完全分离的。而收入及财产分配的严重失衡正是导致中国内需问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考察当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种种高昂成本,我们就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权力与权利在博弈中力量的失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严重蜕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要想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自落实公民权利始。在我看来,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钥匙。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以速度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虽然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传统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最终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消耗大量资源实现的。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全球的7．4％、31％、30％、27％、40％，加上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环境资源的约束和挑战，已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环境污染严重，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浪费速度。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单位产值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固体废弃物排放量高10多倍。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的。
三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效益差。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结果，必然是低效益。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目前GDP的总量不足世界的4％，但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建国50多年来，GDP增长了10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50倍，是一种有速度无效益的增长。
显然，过去的20多年，我们是用沉重的代价换来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然而，要在“十一五”规划期内继续支撑这样规模的经济持续发展，靠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正在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构筑循环型社会体系作为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推进，使循环经济与知识经济并驾成为21世纪经济新“亮点”。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因此，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来推动。
第一，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促进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等，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强化政策导向，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一是用足用好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充分发挥优惠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扶持作用。二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善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研究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体系，通过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第三，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的推进作用。一是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加以限制、鼓励和规范。二是政府要增加资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方面的投入，并将成果进行推广，或者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装备进行典型示范。三是建立起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促使各级决策部门选择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发展道路。当然，政府的引导必须与市场经济手段并用，离开市场机制的作用是行不通的。
第四，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和对公众的教育力度，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一是通过学校和大众传媒等方式进行循环经济意识教育，使循环经济成为公众的共识，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引导消费者转变观念，改变消费方式，提倡绿色消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工作要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
1、“又好又快”的含义
“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更加清晰准确地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更反映出我们党对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好”在“快”前，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将更加注重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节约用地放在更突出的战略位置，并强化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指标的约束。“好”在前而“快”在后，表明党和政府，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更趋准确，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对经济的驾驭能力，更加成熟和科学。可以预见，在明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重要一年，从“又快又好”迈向“又好又快”，将成为经济工作的一大亮点。
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这里，“好”所体现的“质量”，不仅体现在投入―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显著提高上，而且应该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等方面上。
2、“又好又快” 评价标准
评价经济的“又好又快”，应该体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三个协调”，即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好”不仅指效益好，而且还包含质量好。“好”的经济增长，就宏观经济的结构看，这种增长是平衡的、稳定的；从增长与生态的关系来看，这种增长是环境友好型的，要求产业结构要更合理，经济增长效益要更高，居民生活环境要改善，各种社会矛盾要减小（少）。
3、目前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的症结
在对“又好又快”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关键是要找准我国经济发展“快”而不够“好”的症结所在，切实找到根治“快”而不够“好”的良方。
一是发展观念不够科学，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目标锁定为GDP，忽视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代价问题；二是增长方式不集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痼疾；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四是管理水平不高，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存在管理手段落后和管理粗放的问题，各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屡见不鲜。
4、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措施对策
首先，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坚持“六个必须”，抓好“四个着力”。即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着力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机制，用“又好又快”的指挥棒，引导各级政府行为，加快构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第三，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积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
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在政府加大投资和扩张信贷的刺激下，2009年下半年起，经济增长率终于止跌回升。这一过程使较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经济难以走上稳定持续增长的道路。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演变成出口依赖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这以前已经成为高速度增长依赖型的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有高速度，这是受就业压力越积越大的逼迫所致。换句话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人员分流，以及农村多余劳动力一直不断地流向城市，再加上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使得就业形势始终十分严峻，于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高速度。
2008年的经济波动表明，当该年11月起经济增长率下降到略高于6%时，失业人数就骤然上升了，似乎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达到9%~10%，甚至超过10%时，就业问题才稍稍缓解。为了社会稳定，看来高速增长是唯一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包括若干大中城市的经济，已被迫走在高速增长的道路上，非高速不可。经济增长率一旦下降到7%以下，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等情况。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无非要依赖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对投资的依赖是一贯的。20世纪50年代起，投资就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尤其是政府投资在长时期内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于消费，这些年来，直到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剩下的就是出口，近些年来正是出口在中国经济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突出。
能增加出口，并不是坏事，即使在今后，我们也仍然应该重视出口贸易，需要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但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却不是好事，因为这很容易使我们受制于人、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动、受制于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定。更何况，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出口中有相当多的产品全凭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企业盈利空间则是非常有限的。此外，还有一些出口产品是高耗能型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是中国的能源，污染则留在中国，因此对我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我认为在经济转型中，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状况。怎么改？一要靠自主创新，二要靠扩大内需。
2008~2009年的教训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主创新是出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城市的繁荣或衰退，取决于自主创新的力度。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莫不如此。自主创新做出了成绩，城市和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技术，而且创立了品牌，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市场也就打开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样的城市和企业所受的影响是较小的，它们有很大的机会在保持国际市场原有份额的同时，还扩大了市场份额，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内需的扩大同样有助于早日摆脱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GDP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首先要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投资和消费两者并重，然后再让消费所起的作用逐渐大于投资，这样，GDP的增长就有坚实的基础了。当然，出口这时仍然有必要占据一定的位置，但这已经截然不同于对出口依赖时的情况。
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而摆脱了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之后，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就真正成为自主的对外贸易了。这里所说的自主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了主动权。这样，我们就不会不惜代价地增加出口，也不会在国内某些产品供应紧张时勒紧肚子“挤出”产品出口。
同样的道理，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的外贸将不再受制于人，不怕其他国家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限制或打压我们，从而使外贸得以建立在真正互利互惠的平台上。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有自主创新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只要我们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国内民间需求旺盛，可以出口的出口，需要进口的进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