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7:06: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逻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后危机时代，金融海啸将逐步消退，全球经济格局将面临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也将面临转型。当“十二五”时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四个“词汇”在国内经济界尤为耀眼：经济重大转型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它们在不同的场合频繁出现，令人目眩神迷。
事实上，从战略角度出发，它们基本反映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如果把“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看成是一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房子的顶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地基是“经济重大转型期”，墙体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梁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战略逻辑的“顶层”
十七大报告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1995年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改变。在“十二五”时期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央政府频频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并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显性”成为“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逻辑的核心内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但是与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经济发展方式还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保证自然、社会、文化和人类的全面发展。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越来越多涉及社会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也就是“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二是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三是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即在经济增长中注重资源使用节约和自然环境保护，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一个层次保证了经济实体本身的“健康发展”，第二个层次保证了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人类的“持续发展”，而第三个层次则保证了作为经济发展载体自然的“稳定发展”。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这三个层次的内容将形成未来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
全球的经济转型期
“十二五”时期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生潜在转变的重要5年，国内外经济发展将发生重大转型，这是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和依据。从需求层面看，中国和世界经济将处于“经济重塑平衡”阶段；从供给层面看，中国和世界产业将步入“产业升级创新”阶段。
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可能进入全面转型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将步入“结构再平衡”和“新产业革命”阶段。首先，全球经济将处于逐步从失衡向再平衡转变的适应期，将面临需求结构的深度调整。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将逐步回升，而消费率可能进入下降通道，这将“倒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降低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由此引发全球消费与投资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作为各国国内需求变化的“镜像”，随着全球消费与投资需求格局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将锐减，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通过扩大内需寻求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的调整。全球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得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需求总量将进入一个“收缩”区段。
其次，全球经济将处于逐步从产业全球化向产业去全球化转变的剧变期，全球产业格局将面临激烈竞争和重新洗牌。一方面，金融危机“催发”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包括新能源、物联网和生物技术在内的新兴科技行业，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性产业领域，这导致全球“产业战争”一触即发。另一方面，为了在挤出虚拟经济泡沫的同时，强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部门的基础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极力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和“鼓励出口贸易、创造国内就业”政策，促使世界产业联系将从之前的产业链合作转变为产业链竞争。产业格局的变化，将促使全球产业发展进入“创新经济”时代。
对于中国而言，“十二五”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将进入“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创新”阶段。首先，中国经济将处于从内外失衡向内外平衡转变的过渡期。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部需求的急剧紧缩，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何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减少国际贸易顺差，从而寻求“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城市化”也正在加速推进，可能止步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这一陷阱的关键在于提振国内居民消费，使得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压力增大，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更为紧迫。外部冲击和内部约束已经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障碍，中国将在朱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经济结构”渐进优化调整的阶段。
其次，中国经济将处于从低成本产业阶段向高附加值产业阶段转变的过渡期。一方面，“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业体系的逐步升级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产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产业也必然融入这一潮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体系的升级也将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升级”和“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主线，中国将逐步进入“产业升级创新”的“高速通道”。
经济结构如何优化
“十二五”时期，世界和中国的转型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需求的转型，也就是市场的转型，表现为需求结构的转变；另一个是供给的转型。也就是生产的转型，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构的矛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将成为“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主线，而这一主线的“分链”要从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内外结构失衡，而中国的投资需求往往是与外需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需求结构优化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在消费需求内部，居民消费率的下降速度最快，从1990年的48.8％下降至2008年的35.3％。从这个角度来说，需求结构调整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十二五”时期，扩大居民消费必须紧握两个“抓手”，一个是推进“城市化”，另一个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万到12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而按照钱纳里城市化率与经济
发展阶段关系，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在36.4％～49.9％之间，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提升为65％左右。而在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7％，按照工业化中期城市化率标准衡量，仍有4.2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如果“十二五”期间，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城市化率至少要提高到55％左右，那么将有9.3个百分点的空间。所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将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释放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
根据笔者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44％。而居民收入份额的逐步减少对居民消费快速下降的贡献率为60％。这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收入份额上升1％，那么居民消费将上升0.6个百分点。因此，通过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将极大促进中国消费需求的扩张，进而提升内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其次，中国产业结构滞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偏重加工制造，产业结构失衡，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二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附加值低，难以控制全球价值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从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入手。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仅为40％左右，低于中国所处工业化中期的“标准水平”，不但低于整个世界超过6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3％的平均水平。而高端服务业产值虽然已经占中国GDP的20％左右，但这一比例也还大大低于全球平均40％以上水平。因此，加快推进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演进，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是促进“十二五”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途径。
根据相关研究，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一直处于20％左右的水平，大大低于美国31％的水平，也低于世界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中国主要制造业的高加工度系数不但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中国产业附加值很低。另外，中国产业的技术指数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为美国的1／4，而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更只有美国相应产业的1／8。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产业整体质量较差，缺乏自主创新，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通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优化升级，并提升国内整体价值链的技术高度，将是“十二五”时期中国产业优化升级战略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
从理论上说，经济结构失衡在本质上是市场机制扭曲的结果，而市场机制扭曲的根蒂在于经济体制滞后。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进行的是“增量改革”，即通过改革使计划机制让位于市场机制，打破束缚经济要素投入效率的经济体制，释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增量改革”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经济活动，它是一个“做蛋糕”的过程，使社会的大部分人受益，所以推行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增量改革”的“红利”正在逐步褪色，由经济总量“超常”膨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中国的改革正逐渐步入“存量改革”的阶段。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暂停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所以“十二五”时期，随着外部影响的消退，中国“存量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启。
“存量改革”的本质是全方位推动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切蛋糕”的过程。由于涉及利益分配问题，“存量改革”是一个“众口难调”的经济活动，它必将损害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已有利益，推行起来将会面临举步维艰的境遇。然而，“经济存量非合理”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罪”，也是妨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沉疴”所在。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资本逻辑；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31-06
The Capital logic and Economic Eth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ZHANG Yan-tao1 GUO Xiao-yue2
（1.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is the issue that we must face. The paradox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economic ethic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Deal with the conflict reasonably will produce a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apital logic， economic ethics
当代中国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的战略机遇期，面对一系列历史机遇和时代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广义虚拟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综合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提升广义虚拟经济的哲学内涵？如何树立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宏观调控理念，对资本逻辑加以法律规范和伦理限制？如何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营造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深入研究广义虚拟经济视域中的资本逻辑与经济伦理问题，对于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培育中国人现代财富观和风险意识，树立多元价值理念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广义虚拟经济提出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内涵
（一）广义虚拟经济提出的历史背景
从总体来看，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基于现代社会正从“生存性需求”走向“发展性需求”进程中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趋势的新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物本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人本经济”。
从历史来看，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快速提升，物质财富日益积累，人类已经逐步解决了“生存性需求”（温饱问题），人的“发展性需求”逐渐凸显出来，社会经济发展以满足人们生理需求为主的实体经济现象逐渐过渡为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的虚拟经济现象。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总之，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也趋向于追求满足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虚拟价值的商品，广义虚拟经济悄然兴起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现实来看，需要的满足会催生出更高层次的新需求。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具有启发意义：第一，生理需求；第二，安全需求；第三，爱和归属的需求；第四，尊重的需求；第五，自我实现的需求。可见，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初级和基础的需求，在生理需求获得满足之后，人们更多的是追求心理上的需求和满足。现代经济社会，正是这种心理需求，催生了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传统的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经济形态，正在被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创造附加其上的精神财富，以主要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为主的虚拟经济时代所取代。可见，关于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同时更是哲学问题。广义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实体经济与广义虚拟经济同样重要。
（二）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内涵
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虚拟经济”概念最早由英国银行家威・利瑟姆从“虚拟资本”的概念发展而来。他在《关于通货问题的书信》（1840年伦敦增订第2版）中，率先提出了“虚拟资本”概念。他把在流通领域中用来代替营业汇票的融通票据称为“虚拟资本”。后来，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资本论》中借用威・利瑟姆“虚拟资本”的概念：国债“这种资本，即把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得息）的资本，是虚幻的虚拟的资本”。①依照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如股票和债券；第二种形态是基于信用产生的，包括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等。
什么是广义虚拟经济？林左鸣认为：“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经济的总和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Rong-Jie State），即传统商品价值由于不断容入旨在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商品价值。”②“广义虚拟经济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信息态）的交互作用。”③概括起来，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既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也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批判、补充和扬弃。如今，人类逐渐走近广义虚拟经济的门槛，面对这一新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吸收借鉴现代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进展，丰富发展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内涵，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二、广义虚拟经济视域中的资本逻辑
（一）资本逻辑：经济社会的主导逻辑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市场社会），社会经济活动围绕资本逻辑而展开。所谓资本逻辑，“不是泛指资本的所有属性，而是特指资本自身增值、追求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自由本性”④。对此，马克思作了深刻的阐述：“资本只有一种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⑤
资本逻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采取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⑥所以，它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逻辑是以追逐利润为终极目标，以技术理性为其手段，因此其与生俱来就具有剥削和奴役的性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资本逻辑的本性被马克思刻画的入木三分。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需要强势支配和反复使用三种“自然力”：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即劳动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对劳动力的过度摧残，对自然界的无限攫取，对社会平衡的过分干扰，结果导致了人的异化、生态危机和人际关系紧张。
其一，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人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有深刻的论述。首先，劳动的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其次，劳动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人和人相异化。由于资本是死劳动，它只有吮吸活劳动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命。正是由于资本的这种逐利的本性，导致了其对劳动者的不断剥削。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的生命变得卑微，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生命异化的灰暗场景赫然在目：“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人们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⑧
其二，资本对于自然界资源的不加节制的攫取导致了生态危机。资本逻辑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某种程度上奉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对大自然的攫取是不加节制，肆无忌惮的。只要能使资本增值，获取最大利润，对自然界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微不足道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正是资本逻辑造成的严重后果。资本主义仍是当代环境问题的关键，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逻辑导致一系列危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超前过度消费导致金融危机和政府财政危机，大量废弃导致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也促使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力求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面对生态问题，我国政府把生态建设提高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构成“五位一体”的整体发展布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牺牲生态环境以取得经济发展将是得不偿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想要恢复极为困难，而且破坏生态环境也很难挤身于世界文明大国之列。
其三，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联姻，过分推崇利润至上导致人的“单向度”以及社会关系失衡。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已沦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这个新形式的控制下，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个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进行着“单向度的思维”，其结果人们丧失了批判精神。问题是，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但是，在狭隘的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成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片面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现实化、金钱化，国与国的关系竞争化、敌对化，丰富的人之本性被肢解，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被打破。
（二）虚拟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向
就世界范围而言，现时代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逻辑占支配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实体经济时代，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异化，生态危机和人际关系的疏离，那么在虚拟经济时代，资本逻辑更是与虚拟经济时代的价值追求更加背道而驰。进言之，在资本逻辑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人的异化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间的冲突。无论何时何地，人所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即成为全面的人。翻开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人的发展和完善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最终目的。一方面，在资本控制人、物全面统治人的经济社会里，资本逻辑对劳动力的无度钳制造成了现代人极端异化的生命样式。“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⑩可见，资本逻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大阻碍。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本质上是“人本经济”，以虚拟价值的创造和交换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蓬勃发展，力图摆脱人被异化的厄运，彰显出人类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时代诉求。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人作为“类存在物”走向全面发展的新契机。
其二，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今，人类已经走近虚拟经济的门槛。一方面，我们所在的世界仍然是资本逻辑支配的世界，资本逻辑所奉行的片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本性从未改变。资本借助于市场，市场信奉资本，资本逻辑甚至控制物的进化方向，物的生产与存在必须以利润为前提。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资本逻辑并没有把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这一消费者的新的价值诉求涵盖其中。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是一种更符合人的发展需要，更高级的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时代，产品不再被看作是物品，而成为人们之间互换心理需求的载体，是一个个承载着价值、信念的文化产品。”“ 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虚拟经济力图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价值追求的疏远与背离。11
其三，资本逻辑与经济伦理之间的紧张。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中，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被激发出来，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内心最强烈的呼声。资本逻辑天然具有采取非伦理行为的冲动，只要不和法律相抵触，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其结果法律成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正是资本逻辑造成了大量伦理上的混乱和生活中的异化：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贫富差距的过大，一系列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毒奶粉，假羊肉事件的出现，这些都与资本逻辑缺失经济伦理有关。面对资本逻辑造成的经济伦理的混乱，需要全面广泛持久地倡导经济正义的核心理念，缓和社会矛盾，使经济正义理念深入人心，努力构建一个社会平等，人民幸福指数高的和谐社会。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作为能够支配人并且吸吮人的活劳动的“怪物”，具有自由的特质。问题是，没有制约的自由常常表现为一种“必要的恶”。鉴于资本逻辑的本性不可能自觉驯服于经济伦理，目前中国发展还离不开资本逻辑这一巨大助推器。因此，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经济正义及其伦理规范作为对资本逻辑的正义匡扶和价值关照具有重要意义。
三、广义虚拟经济的未来走向：在资本逻辑与经济伦理之间
从时间维度看，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商品经济历史区间，中国发展无法完全避开资本逻辑，但工业社会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衰微，后工业社会时代日渐生成，中国发展进程正处于这种时间的交接区域。通常，关于后工业社会有三大共识：第一，社会的经济重心由产品制造业转向服务行业， 从事服务行业的白领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 第二，消费主导生产，主动权在买方市场，卖方不再单纯追求产量而是倾力打造品牌并提升产品的品位 ； 第三，世界货币体系由“金本位”转换为“美元本位” 12 。在后工业社会中“，制造”向“服务”的转换，深层反映的是商品价值重心的转换，体现为消费重心由“实用性”13转向“意义性”，“符号价值”成为后工业社会商品消费的主要内容。14与此相应，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百姓物质消费增加，更反映在精神层面消费的增加。如今，中国已步入到广义虚拟经济的门槛。为此，中国学者应多学科、全方位完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中国在虚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做出理论上的引导。
首先，坚持科学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广义虚拟经济作为一种“人本经济”，从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角度上升到满足人们更高级的心理需求的高度。扬弃悲观的异化观，树立积极的全面发展观，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重要论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中国要继续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科学发展不断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转型期必须努力克服劳动的异化，使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潜能得到发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
其次，坚持转型发展，促进中国发展的结构转形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要在资本逻辑逐利性（工具理性）和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价值理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必须要在把握广义虚拟经济的规律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未来发展空间，必须以强大制造业为支撑，进一步掌握虚拟经济主导权。”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企业不只是单纯的商品制造者，更是文化生产和制造者，企业核心竞争力已经从传统的资本、管理和技术升华为品牌价值塑造、商业模式创新上。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强调创新是创造新的心理需求，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企业应加大对产品的研发以及包装宣传工作，生产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产品，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中国必须积极实施广义虚拟经济层面的“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进程中引领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争取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提高15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软实力。
最后，坚持和谐发展，彰显经济伦理和社会公平正义。任何经济形态都有自身的规律，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依托，需要更加注重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政府不仅要转变宏观调控理念，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而且要及时经济信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资本逻辑的引导和监管，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过去的“政府管企业”逐渐变成“纳税与服务”关系――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企业主要通过纳税支持政府，政府则主要通过“营造公平竞争和创新的环境”、“宏观调控”和“为企业提供正确价值导向”支持、引导企业，避免市场失灵。 政府要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和品牌。在充分满足我国人民“生存性需求”的同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发展性需求”，16引导人们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境地。
总之，广义虚拟经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广义经济理论揭示了当代经济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对于正处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应紧紧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和时代挑战，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扬弃资本逻辑，回归经济伦理，弘扬经济正义，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努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7。
②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③ 刘曙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J].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0（4）：27。
④ 张艳涛.现代性生成的深层主线：从资本逻辑到生活逻辑[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62。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7-928。
⑦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54。
⑨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6。
11晓林、秀生.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4。
12[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简明本）[M].彭强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34。
13[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399。
14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被学术界称为“美元信用本位制”。详情参见呙中校在《亚洲周刊》2009年4月12日的文章。
2014年12月，在中央经济会议上，中央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提出了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的发展，需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确处理好有关辩证关系，把握好健康、持续发展的理念。如：处理好与经济旧常态的关系，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生态环境建设。
一、新常态经济是一种内涵更加科学的经济形态
新常态是旧常态经历长期演化到一定阶段后，内在逻辑规律演绎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内涵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核心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转换。因此，在发展理念上，要树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核算方式，以发展代替增长；在发展思维上，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战略上，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有机联系，拒绝产能过剩和过度消费。
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经济发展更加合理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转向质量效率集约型增长，四是第三产业突飞猛进。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要不断加大自主创新能力，积累智慧资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同时，还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向产业的中高端延伸；做大做中国的制造业。
三、中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够储存更大的发展潜能
按照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发展在逻辑演进过程中，不可能长期以很高的速度运行；它受到很多因素的牵制，存在很多的环境阻抗，而这些风险和阻力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还有很多的限制因素，如“木桶理论”的限制。像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仅仅为2%～3%。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运用正面激励和倒逼机制，发展高新技术、新能源、新动力、第三产业和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管理、内涵集约、绿色环保，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的健康运行。
四、科技创新动力使得经济发展更健康
科学技术具有聚合效应，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吸引力、渗透力和爆发力。它是一种结构型增长动力，能够大大减弱边际成本递增、规模收益递减，资源环境限制、经济活动的风险，区域发展不平等、负的外部性等；提升经济发展的品质和效益，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较为落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10%，而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0%～50%。创新不足、不实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五、市场经济主导使得经济发展品位更高
新常态经济环境下，政府工作的职能应该秉承服务至上的理念，特别是在宏观调控、区域均衡发展、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政府的职能在于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向，避免过度膨胀和萎缩（经济危机）。要加大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空间，按照其内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如价值规律、市场竞争规律、供求关系规律。形成良好的负反馈网络，及时调整偏差。
六、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持续稳定
陈浩（2012）通过对河南省2010年生态和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2010年各市均为生态赤字，全省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新常态经济秉承节约和珍惜利用自然资源的观点、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论理学理念，运用资源环境一体化核算体系；利用“3R”技术，发展循环经济，尽量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绿色生产和消费。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思想理论，生态学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把生态学与相结合，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生态批判，开辟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新维度。
一、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经济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自毁其发展根基的趋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其理由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积累，其手段是扩大生产和剥削劳动，其后果是经济的危机与生态的危机并存。生态学认为，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是有着内在关系的。至于资本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已做过论述。在资本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由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限制，并且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资本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可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其二，资本存在新形态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生态学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存在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石油资本、金融资本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奥康纳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而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1]261奥康纳的这一观点也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其三，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学认为，资本为了克服其自身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限制，必然会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围的资源纳入其生产体系，并为了实现由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抢占世界市场。因此，生态学认为，资本通过操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挑战就是资本通过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政治维度
生态学从其独特的生态危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将其提到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得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本性及其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结论。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性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道：“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2]486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条件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包括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它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2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但奥康纳又认为，从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视域中来看，如果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即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将会出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实现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和运动。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所以，国家政权无视甚至保护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损害或破坏，致使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将不可避免。
三、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文化维度
生态学认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支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来实现，而且受求利性的驱使，资本必将突破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依赖、渗透和控制等来实现积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逻辑也从经济生产领域扩张到了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部门中去。因而，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资本运作逻辑，马克思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的文化整体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逐渐被肢解。资本逻辑通过操控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这必然会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和要素造成冲击，以致技术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生态学认为，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不但人们头脑里只有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一无所知，并且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满足个人通过高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异化需求，必然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消费品。这必然会 带来对自然剥削的加强，从而给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由此，生态学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成了资本剥削自然、追求价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态的特征。
很明显，生态学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作为自己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重构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莱斯和阿格尔就试图把人们的幸福追求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消除消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康纳试图赋予人类的社会劳动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与传统的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使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介的社会劳动具备一种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构建起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生态学资本批判理论的人文关怀维度
生态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危机，又需要依赖危机确保资本逻辑实现，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扩大生产规模与操纵消费市场的途径。而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生存危机。首先，资本所创造的大规模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便通过制造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以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是与人的真实需求相异的虚假需求，因此，生态学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人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其次，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态学认为，作为人类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自身解放的手段转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另一个手段是全面加大对自然的开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生态学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转变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蓄水池”。只不过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296这样，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人从异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态学认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科学技术、自然界等都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生态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而且其依赖于危机而存在。在生态学看来，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会使危机形势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具有自毁根基的趋势。所以，从生态维度出发，生态学提出了构建具有生态理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会计信息系统；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
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司在买方市场中面临着复杂多样的个人需求。到目前为止，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在手工或计算机计算的基础上输出的一般会计信息已不能满足个人会计信息的需求。为了满足买方市场的个人需求，满足企业决策者的信息需求，有必要在物质经济阶段设计规范的会计信息系统，以定制和完善人类经济中的会计信息系统，将使用会计信息作为向量的传统会计报告表格转换为自定义会计报告表格。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笔者考虑了人工智能如何参与构建买方市场中用户需求各个阶段的人类经济发展会计信息系统，从而带来了新的思路。
1.人工智能对会计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会计业务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会计业务的阶段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迄今为止，国内外会计学者已就人工智能对会计工作的影响达成共识。大范围、高频率、标准化和清晰规则的会计任务将被AI取代，具有价值和专业判断力的会计任务将与AI共存。“互联网+”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去中心化与区块链的瓦解以及信用损失导致共享经济的诞生。在去中心化信任结构下追求共享价值成为共享经济的新顶峰，并采用系统的整体方法为会计去中心化信任结构下的利益相关者或组织提供有价值的会计信息。因此，作为未来研究的核心，利用人工智能将是会计师能力的延伸，并将在分散的信任结构下使用系统理论的整体方法来完成和实现智能会计功能。
2.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扩展了计算机功能，它通过认知表达、机器学习、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编程等为机器人提供智能模拟，从而实现人类智能。这个定义清楚表明，人工智能与思维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自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定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并塑造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交汇处。它也是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从人类思维的角度处理逻辑思维、形式思维和鼓舞性思维。基于这三个思想，人类构建了AI符号，联想和行为智能，AI标准逻辑、模糊逻辑和符号逻辑。我们在标准逻辑和基于模糊逻辑和符号逻辑的强大人工智能的前提下开发了弱人工智能导致生产力要素和结构发生破坏性变化，使人们从就业中解放出来。以创新的人工智能作为其开创性技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基于信息不匹配的以人为中心的经济阶段。鉴于马斯洛对自由竞争的理论编码顺序要求，默认要求值具有信用币总数的特征，而高要求值具有非信用币总数的特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对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买方的销售市场工作经验要求利用价值来对第三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为了更好地突出公司财务信息的作用，有必要根据所需使用值的总数对具有不同理论和逻辑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处理，并将其应用于公司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基于人们使用价值的定制企业财务信息取代了基于类型使用价值的标准化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本文明确指出，当今收费的关键缺陷在于当前的收费信息内容简单，与客户关系不密切。对于客户而言，决策供应是必需的。顾客将不再购买公司制造的物品，而只会购买公司制造的自己必需的物品。这进一步提高了资源分配率，降低了企业成本，有利于创造最大化利润使用价值。财务会计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方向是，根据信息时代的客户经验，以及对财务会计和监督目标的新认识和定义，在特定的两个层次上使企业的使用价值最大化。
3.会计信息系统开发
在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与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相同。后者使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关键的专用工具来收集、存储和解析用于财务会计的各种财务会计数据信息，并提供会计审计、分析和服务项目。与管理决策相关的财务信息的实质是将财务会计数据转换为财务信息，这是公司信息管理系统的关键子系统。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在我国的应用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它最初是由公司建立的，随后出现了用友、金蝶等会计软件，极大地推动了财务会计的发展趋势和进步。在1990年代中期至后期，传统财务会计计算的缺点逐渐显现出来。业务不再满足单一会计功能，不仅限于诸如簿记和报告输出之类的基本要求，而且对相关的业务收益、成本等具有更大的影响。随着对信息需求的增加，原始财务软件正逐渐过渡到高度集成软件，例如ERP，因此，全国各地的财务软件供应商也已转变为ERP供应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ERP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也进入“互联网+”时代，我国的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逐渐发展成为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在大数据背景下，许多文献从各个角度对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明确提出了新的规定。商业管理财务信息是当代信息技术在公司财务中的应用，提出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应由业务架构、数据架构等五部分组成。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合法化，其主要途径是建立专业的会计法令和制度，加强会计法制建设。
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人本经济阶段企业
4.1会计信息系统
为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促进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基础信息技术的传播，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的角度讨论在人类经济阶段建立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问题。信息内容非对称理论是经济发展中的“企业财务信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技术”。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发展趋势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信息的不对称也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信息的不对称已经取代了基于化学物质的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人为本，这意味着基于人力资源使用价值的财务会计基础理论和定制的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已经长期取代了基于使用价值类型的财务会计基础理论和标准化的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在以人为本的信息经济发展不对称的环节中，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关联方合同的特点决定了以人为本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理论。
4.2集中的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实体
构成了集中的以人为中心的企业会计实体的假设。以人为本的经济实体存在的连续性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会计可持续经营的假说。马斯洛的买方市场订单的需求价值度量属性确定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会计的全货币假设。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决定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周期，而循环又决定了基于人的企业的固定会计期间的假设。由于会计的性质决定会计目标，因此，以人为本的公司会计信息系统的理论确定了有关以人为本的公司会计目标决策的有用观点。会计职能由会计目标确定，以人为本的决策和公司会计目标从有用的角度确定了积极反映和控制的以人为本的公司会计职能。根据会计功能设计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将质量序列需求值与买方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结合起来，具有跨货币量化的特征，由此可以推断出适当的会计准则。顺序作为买方的市场质量，形成需求值，会计组织程序和方法标准化。因此，本文将以人为中心的会计要素划分为专门的分工，形成的会计等式为“基于人的价值资产=基于人权的权利”。低水平(基本)的需求价格适应编程的会计功能，生成结构化的会计数据，而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了会计工作。高需求值的特点是非本国货币价值量化，适应非过程会计功能，生成非结构化会计数据，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完全取代会计师的工作。在基础层中，计算模块添加计费计算子模块，数据库模块添加计费数据库子模块，存储模块添加计费存储子模块。平台层添加了三个子模块：经济业务识别、会计语言处理和会计业务处理。在服务层中，会计工具和技术服务增加了三个人工智能验证工具，用于会计计量和标准逻辑，模糊逻辑和符号逻辑，并增加了会计结构数据库和会计非会计信息，可以反映会计信息的作用。
4.3信息对称的人本经济阶段的“人工智能+企业会计信息系统”
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技术实力的发展，从而完成了以共享经济模型代替不对称理论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结构下的以人为本的财务会计基础理论和财务会计理论创新的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的建立改变了原有的传统方式，在共享经济模型中，智能参与者将以客户为主导，从而创建一个超越合同的实质性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区块链技术共享经济模型的主题将规定新的区块链技术公司的会计主题的假设，新的区块链技术共享经济模型的参与者可能具有长期运营标准，或者可能会发生变化。
5.结语
本文分析了根据以人为本的经济阶段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对称环境下的管理会计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第三、第四代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会计信息系统。工业革命在信息不对称的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中，以“企业+区块链”为基础构建“企业会计信息系统+人工智能”；在以人为中心的经济阶段，以“本地区块链+企业”为基础围绕“对称信息”建设“人工智能+企业智能会计信息系统”。本研究为探索人工智能与会计工作方法的创新整合以及会计领域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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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投资关系；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资本产业效率；融资结构；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巨变，已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积累了体制和机制上的矛盾，也使得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艰难的转型阵痛期，经济下行压力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迫切需要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做出调整。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任何单纯围绕产业结构展开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可能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国产业结构的实际问题，必须有耐心地探析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学逻辑，才是治标之策。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结构逻辑关系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分析
研究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理解为何要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体现，之所以一再强调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动机无外乎两个，一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表现出经济发展上的供求严重失衡问题，不严重失衡是很难从宏观上直观察觉出的，出于治理经济发展症结问题的考虑，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结构，向供求平衡趋近；二是主观性的积极推动，急于向发达国家靠拢赶超，急于实现现代工业化的目标。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快速走完工业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战略目标是每个国家、每个理性经济人都求之不得的事情，关键在于步子不宜迈得过大、过快，我们应该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逻辑规律，经济制度和市场体制、劳动者素质水平都要跟得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否则必然出现结构失衡问题，阻滞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短期内能快速推动GDP增长的无非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理论上讲，投资在短期内确实属于支出的构成部分，可以提高总需求水平，但长期中它又是供给的主要来源，投资的这一双重属性，使得它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旦操作不慎会加剧供求失衡的程度，既不能投资过度，也不能投资不足，消费也是如此。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实质上是处理供求平衡的问题，也是正确处理产业结构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流程来看，经济体系有家庭、厂商、政府和国外四大职能部门。要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要清楚消费与投资的来源，消费源自于居民家庭和政府，投资源自于企业和政府购买，理论上政府作为非盈利机构，没有投资的属性特征，但其在现实中确实对投资活动起着重要影响，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应予以充分重视。用于消费的收入源自于收入分配，按照GDP的收入法核算原理，主要包括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与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分别可看作居民、企业、政府的分配收入来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着消费与投资的需求结构。由于消费面对的是最终产品，其结构相对较为简单；但投资结构较为复杂，由于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部门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效率互不相同，同样的货币，融资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产出的规模，决定了不同产业的供求结构。概括来讲，收入分配结构、融资结构是否合理决定了消费与投资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也决定了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要解决产业结构问题，必须从收入分配结构、融资结构和需求结构分析入手。
（三）经济结构的关联关系
经济结构的关联关系主要围绕资金分配结构（收入融资结构）、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三大方面展开。概括来讲，一方面，货币资金的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比例结构，同时，需求结构又决定了产业结构水平；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又可以直接反馈经济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同时需求结构也可以直接反馈出资金分配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总之，三大结构关系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资金的分配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着需求结构，最终决定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我们可以从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反馈信息中挖掘资金分配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分配结构问题，最终解决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
二、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比重从最高值2000年的15.1%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10.0%，且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第二产业（包括工业）的比重体现出超级稳定的态势，2000年以后一直维持在46%左右，最高值为2006年的47.9%，最低值为2013年的43.9%；第三产业比重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态势，从2000年的39.0%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46.1%。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呈现第二产业比重超级稳定、第一产业比例逐渐下降、第三产业比例持续上升，表面看来似乎是第一产业下降的比例转移到第三产业增加的比例上，体现出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质量并不理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产业并未快速发展，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未跟上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使得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未表现出工业化技术路线具备的正常水平。当然，可能存在统计核算方法的缺陷，当前中国的市场成熟度还不高，生产业并未完全剥离出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比例可能存在严重低估的可能。但必须指出，2000年以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收效甚微，可以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基本无效。
（二）国际比较分析
为了便于掌握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这里对比分析世界上高、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相关三次产业结构数据，以期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见表2）。按照当前中国的收入水平，应该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2011年世界三次产业比例平均水平为7.4%∶35.9%∶56.7%。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第一产业比例10.0%的水平是比较合理的；第二、第三产业比例46.6%∶43.3%，对于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来说也算是较为合理的结果。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与韩国相似；与印度相比，中国工业较为发达但服务业相对落后；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制造业强国还有较大差距，与美国等服务业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若能从第二产业中分离出10个百分点提升生产业发展水平，就比较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由此看来，中国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必须完善市场，提升制造业的需求空间，快速发展和提高生产业质量水平，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三、产业结构调整无效悖论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体现出超稳态势，产业结构调整总体上效果甚微。投资驱动、消费驱动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表面原因在于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驱动不足以弥补或支撑消费不足延滞的产业升级，消费不足使得生活业发展迟缓，技术创新不足使得生产业发展面临瓶颈，整个第三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与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偏低。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依靠劳动密集性比较优势以及投资驱动带来的数字驱动的GDP质量并不是循序渐进式的发展，而是赶超式的跨越发展，各种市场体制与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血拼式发展带来的第二大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投资与消费失衡越来越严重，严重偏离了均衡发展轨道。长期的消费不足严重阻滞了我国的潜在经济发展速度，直接引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面临较大的瓶颈，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并未随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迅猛发展。原因在于我国的工业发展总体质量尤其是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劳动力素质或人力资本不足以支撑我国快速走向工业强国的需要，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需求结构分析
从最终消费性支出构成中可以看出（见表3），居民消费比例和政府消费比例在2000年以后基本稳定，居民消费率仅下降了1.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占比逐年下降，2000年以后年均下调约0.8个百分点，协调于城镇化进程的速度；最终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62.3%直降至2010年的48.2%，相应的资本形成率则从35.3%攀升至48.1%，体现了2000年以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战略。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符合快速工业化进程的技术路线特征，但体制和市场机制的阻滞使得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发生较大比例失调，直接引致产业结构为主的经济结构陷入瓶颈，调整步履维艰。那么，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的效果如何，这里主要从投资的行业结构来分析一下行业融资结构。从表4中可以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在行业构成中，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占比明显较高，二者之和超过所有行业的半壁江山，接近60%，房地产业占比逐年提升，2013年攀升到了26.62%，而近几年制造业占比变化不大，约占1/3左右，2013年的制造业占比为33.10%；在其他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比位列第三，差不多占1/1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略低一些，占第四位，占比不到8%，但2013年占比达到8.44%，超过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位居第三位；其他行业占比就明显较低了，基本逐渐提高的有农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基本逐渐下降的有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绝大多数行业都是提高的，第二产业行业基本下降，总体方向是利好的，体现了反垄断进程和市场化融资节奏的加快，但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占比却明显下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投资这块大蛋糕怎么分，对于产业结构优化非常关键，从行业投资结构来看，制造业占比是合理的，但房地产业严重压缩了其他行业的变化空间，设想从房地产业占比中拿出10个百分点用于第三产业各行业，结果会怎样，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除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两大行业，第三产业其他所有行业占比也就10%左右。从投资行业结构角度看，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相当程度上在于房地产业的重塑调整，充分释放第三产业各行业的提升空间。
（二）收入分配结构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劳动报酬比例在2003—2012年略有下降，当前维持在46%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明显过低；固定资产折旧又称资本消费，占比逐年小幅提升，2012年达到峰值15.89%；营业盈余大致体现了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占比呈现逐年提升再下降的变化过程，2012年达到25.66%，高出2003年4.47个百分点，2007年时竟高达31.29%；生产税净额比重体现了政府分配的收入占比，2003—2010年逐年下降，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而后两年基本稳定在12.9%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近年的收入分配结构体现了加速资本消耗和资本积累的速度，满足了快速工业化的需要，压缩了劳动报酬的占比和最终消费的空间，提升了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从长远来看，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严重不足，必将压缩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空间，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报酬比例、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占比势在必行。对于企业来说，不是劳动者报酬提高后，企业生存空间变小的问题，合理分配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结构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使得劳动者在利益博弈中始终占据被动地位，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较低。对于企业来说，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才是关键所在，不能一味地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四、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我国经济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已经从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上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中期的发展历程，东部部分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完成了实现工业大国的战略目标。我国要想成为工业强国，需要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出发，逐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是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时必须充分重视经济发展的内涵，正视经济发展的逻辑，切忌重复数字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经济回归到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消费驱动内涵式经济发展轨道；二是要理解实现消费驱动经济发展模式难度是较大的，要耐得住性子，充分理解新发展阶段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坚定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切忌再次出现政府职能越位，要认识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要素市场结构和需求结构调整的结果，不能本末倒置；三是切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要素市场的规范上，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市场机制的调整功能；四是切实充分重视民生工作，理顺货币资金的分配结构，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比重，促进生活业的发展，逐步提高最终消费率，真正实现消费驱动的良性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轨道，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实实在在的优化升级。
作者:尹彦罡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徐朝阳，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10，（3）：94-108.
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始于1990中后期，投资和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毋庸置疑。同时，城市的规模效益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重要内容，颇有分歧，认为大城市的规模效益优于小城镇，大力发展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也认为小城市和镇在地方经济中有重要作用，是提供地方市场、繁荣农村经济、活跃城乡经济活动的集散地和纽带，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并可能成为新兴城市群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全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城镇化占有重要地位，从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年全国县域城镇人口为20 920 6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45. 60% , 2010年全国县域城镇人口为30 288 12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45. 21%,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大城市情况下，10年问县域城镇人口相对数量仅仅下降了0 39%，绝对数量却增加了9 367. 5万人，由此可见，县域城镇化有着白己的魅力和独特性，是全国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全国城镇化进一步升级的推动力量。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是稳定农业基础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求，是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
鉴于县域经济和县域城镇化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关县域城镇化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已有研究基本上围绕2条主要线路:一是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机制，并对县域城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突出了区域性，这无疑对指导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在县域城镇化的度量上明显不足;二是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认为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互动过程，县域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带动县域经济增长，这与一般意义上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得结论没有区别，缺乏“量”的讨论，结论不够独特。本文也将主要围绕上述方向展开，所不同的是，本文依据翔实的普查数据站在县域白身的角度，从“量”的角度评述县域城镇化水平并探讨其与经济发展互动作用力的大小，以期得出符合县域实际并具有典型意义的结论。
观察图1一图4，仅从散点数据看，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呈线性关系，这与众多的研究成果不吻合。为了从整体上衡量河北省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择2000-2010年的时问序列数据来考察城镇化与县域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1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县域城镇化率(%, Y)为因变量，以非农产业的比例(%,Xy、人均G DP(元，Xz)为白变量测算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贡献。首先进行相关系数的测算，县域城镇化率(Y)与非农产业比例(X })、人均GDP( Xz)Pear son相关系数在a of的水平上分别为0. 933,0. 961，呈显著相关，说明选择影响因了有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通过SPSS做多元回归，其中R为0. 972, RZ为0 945，调整Rz为0 929, D- W检验为1. 366，回归效果良好，方程如下:
Y=一9. 201+ 0. 349X ,+0. 645X}
回归方程显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均有积极影响，但人均GDP较非农产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大。人均G DP每增长1%可以引起县域城镇化率提高0 645%，非农产业比例每提高1%可引起县域城镇化率提高0 349%。可见，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人均GDP的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它们之问的基本逻辑应该是互动的，即非农产业的发展导致人均G DP的提高，而人均G DP的提高又产生了对非农产业需求的增加，从而一起导致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
2 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测算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单独分析城镇化和非农产业及城镇化和人均GDP的关系时，发现并不呈线性规律，因此，需要做曲线估计，以判定系数(Rz)为主要依据选择其中的最优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分别把非农产业比例、县域人均GDP作为因变量，县域城镇化率作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SPSS1& 0进行曲线估计，发现判定系数( RZ)最大的曲线均是二次曲线，判定系数分别达0 924,0 952，进而，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1)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把非农产业比例作为因变量(Y)、县域城镇化率(X)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优化产业结构的影响大小。二次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Y= 35 578+ 4. 25X一3. 326X=
统计检验各项系数为:丫为0. 924，调整丫为0 902, t统计值为2. 689, D- W检验为1. 066，非农产业比例与县域城镇化率的二次曲线方程模拟较好。观察回归方程，其曲线形态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意味着县域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一定的区问上，这恰恰证明了回归方程的正确性。道理在于无论分析多大的区域，鉴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其非农产业结构总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超过极限范围是不合常理的;特别对于河北县域而言，农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县域城镇化对非农产业比例的影响必然控制在合理幅度内，但对非农产业质量的影响是没有限制的。
( 2)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理，把人均GDP作为因变量(Y)、县域城镇化率(X)为白变量来估算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二次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Y= 2. 402一1.475X+ 2. 442X=
其中，Rz为0 952，调整Rz为0 939, t统计值为0 97 6, D- W检验为1. 35 5，方程回归良好，县域城镇化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假设成立。方程的曲线形式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虽然在曲线的不同点上表现为人均GDP对城镇化率的敏感性有差异(即弹性不同)，但总体上城镇化对提高人均GDP的贡献在曲线上却没有表现出有范围的限制。可见，县域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却是城镇化导致了县域经济的增长。
通过对上述2个回归方程分析，发现河北省县域城镇化对县域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均有积极影响，通过城镇化可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呈明显的线性逻辑，关系较为复杂。这与实际情况也吻合，因为城镇化本身不会推动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以及消费市场的扩大等环节问接地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分析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的水平及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在对县域城镇化的测度上，发现站在全国和区域比较的视野来评价县域城镇化水平比较合理，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白己的内在逻辑。2000- 201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特点表现为起点水平低、发展速度快，200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远落后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水平，但10年内河北省县域城镇化速度较J陕，处于全国前列，由于起始水平太低，2010年县域城镇化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值，整体看，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是滞后的。
(2)在对县域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既用人均G DP代表经济增长，也引入了非农产业比例代表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做散点图，发现在2000年河北省县域城镇化率与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到了2010年，县域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虽没有表现为明显的线性关系，但密切度明显增强。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现状的客观描述，更是对我国经济建设未来趋势的把握。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和新条件;意味着我国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投资需求将进一步从过去的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向创新投融资方式转变;出口和国际收支将进一步从过去的快速规模扩张向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转变;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将进一步从过去的产能扩张向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转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将进一步从过去的规模驱动向创新引擎转变;市场竞争特点将进一步从过去的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向质量型、差异化转变;资源环境约束将进一步从过去的大承载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变;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将进一步从过去的全面刺激向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转变。
新常态昭示我们：必须遵循新逻辑，呼唤新作为。如果没有改革的意识、创新的思路和发展的新办法，那么逆转就会变成逆势，降速就会变成失速，希望就会变成失望。我们的企业适应新常态，必须遵循新逻辑，呼唤新作为。我们不应再迷恋过去的“速度情结”，不要人为推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要潜心调整经济结构，以速度获得空间;不应再迷恋过去的“GDP情结”，不要再幻想GDP出政绩、GDP升官，而要把精力放在民生改善上，这才是最大的政绩;不应再迷恋过去的“跑部钱进”，而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应再迷恋过去的“先发展、再治理”，而是“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将重心放在“美丽中国”的建设上;不应再迷恋过去的“房地产经济”，而要脚踏实地去做实业、搞实体经济、抓技术革新，发掘新市场;不应再迷恋过去的“等、靠、要”，而要带头自我革命，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激发自我的内生动力。
我们呼唤新作为，就是要力戒不作为，就是要锻造新能力，更加注重高站位，拓宽视野，综览全局，发现新特点、新路径、新规律;更要激发新干劲，新常态的形势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考验我们能不能坚持和创新。
新作为需要寻求新动力，必须坚持改革，以改革培育发展动力，以改革集聚发展优势;创新驱动是新动力之源，近年来，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不乏成功案例，尤其是“四新”经济战略的提出，其实是向全国的企业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新路径，企业应“明者因时而变抢抓先机”。
新作为托举新希望，托举新希望需要准确把握大势，需要放眼全球的眼光，需要坚韧的协力攻坚。
功崇惟志，业伟惟勤。新常态下，只要以科学求索创新的精神，奋发有为的作风，攻坚克难的勇气，持之以恒的毅力，不懈奋斗，我们的企业一定会站上“无限风光的险峰”。
新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时代转型的革命
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转型必须关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发展大势最具有时代标志性大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与历次危机本质性的不同是，在此之前的历次经济危机都属于工业经济时代危机，而2008金融危机所催化出的新能源革命，则是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终结，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经济时代的开启。之所以将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界定为使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新能源革命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的革命。我们之所以将新能源革命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是因为新能源就像一颗正在发育中新种子，它携带着新经济模式和新文明模式的全部基因。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如果将这个理论分析逻辑深入下去，则会发现，决定人类采取什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最初始的原因，来自满足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资源，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不同类型的资源构成不同经济形态演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最成熟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观是天人统一的和谐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思维偏好，而是由满足农业生产的资源形态决定的。因为满足农业生产的能源来自太阳能和土地资源。由天时与地力构成的自然力远大于人力，所以形成了古代特有的在崇天、敬地的基础上的天人统一自然观。同时也在天控制人的逻辑框架内，形成了君权神授（神就是天）的古代集权制政治体制。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化与科技，都是在如何认识天时、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资源的框架内形成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起点的周易与太极理论，都是与天时有关的宏观宇宙感悟的智慧表达。为什么古代农业社会是乡村为主体的文明社会，同样也是适应利用分散的土地资源和太阳资源而形成的。
同样的道理，近代起始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形成与古代农业文明不同模式，是由喂养工业经济的资源形态决定的。不可再生的矿产、煤炭、石油资源等是构成近代以来工业经济的逻辑起点。工业经济是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是在原子世界中找到了为人类所利用的电的能量，发现了信息原理，找到了满足人造物的化学元素。为研究原子世界的规律，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基本三大学科：物理学、化学与数学。在人与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于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能源，是只有在集中与分工中，才能形成规模收益，由此决定了城市成为工业经济的载体和生活方式。
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新能源革命，应当是引发经济形态、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围绕新能源开发和利用，需要新知识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由于古代农业文明建立在太阳能源的基础上，所以，目前对以太阳能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开发，标志着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原子世界向太阳世界的回归、从化合物世界向生命世界的回归。这种螺旋式回归，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新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古代农村和工业时代的新发展等。
第二，自然资本经济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这标志着新能源经济已经是从母体中诞生的新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的新经济，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财富经济。工业经济的财富来自人造资本，而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生态经济财富将来自自然资本。来自自然资本的新财富经济与工业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工业经济时代人造资本增值过程，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过程，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财富，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环境收益的财富。
第三，新能源经济是一种已经形成内生动力的新市场经济。判断正在兴起的新能源经济是否能够快速成为支撑生态文明的新经济，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而判断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驱动新经济的动力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2008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经济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形态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但各国政府从来没有把发展新能源经济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产业经济来对待，而把它看成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公共投资。为什么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协议书》上签字，而奥巴马一上台，摇身一变，却大张旗鼓地关心环境和低碳经济发展，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小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新能源经济从长期以来的财富扣除效应的公共经济，变成可以被市场接受的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极的新产业经济。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催化下诞生新能源革命，不仅是携带着新基因的新模式经济，而且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具有自我内在驱动力的新财富经济。既然新经济革命是超出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生态革命，那么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党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关键词 高考主观试题 归纳 演绎如何解答第二卷，成为我们培养高考自信进而形成高考自强的重要内在素养要求。对高考经典试题进行思考，我们不能不惊叹高考试题之美丽，因此我们不妨走进高考试题之美，欣赏高考试题之美，最后占有高考试题之美，获得高考的成功。
在这里，我们介绍两种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
一、归纳法的使用与例证
归纳法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更多的侧重于归纳法。
以2011年广东省高考试题36题为例。
材料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目前面临着生产要素成本攀升、低附加值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原有竞争优势日趋弱化的挑战。如果不能实质性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陷入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国或地区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减少，经济增长因缺乏新的动力而速度下降或长期停滞。
结合材料二，运用《经济生活》的相关知识，请你为广东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建议。（10分）
运用归纳法具体解题方法和过程：
第一步：方法的定位和确定。试题的设问没有给定一个特定的（微观具体的或者中观类）知识要求，只是给予要求运用经济生活的相关知识，为广东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建议，因此，需要使用的是归纳法。
第二步：阅读材料，对材料进行分层，找核心词。
材料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讲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进。第二个层次讲中等收入陷进的表现。
试题给予的核心词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生产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优势减少、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
第三步：链接教材语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教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生产成本上升——教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科技和管理提高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向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劳动密集型优势减少——教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教材语言：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
第四步：答题。根据上述链接自然生成答案。
二、演绎法的使用与例证
演绎法─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
以广东省高考文科综合 2011年37题哲学试题为例
材料二：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科学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当前，我国正着力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并把振兴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大多数经营性文化单位基本完成转企改制，据此，有人认为，文化体制改革就是搞文化产业化。
结合材料二，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谈谈你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10分）
第一步：定方法。（略）
第二步：简洁构建知识体系。（见下图一）
关键词：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5－0053－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然而，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城市的城乡分割政策却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强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以居民收入为例，2001－2006年这六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分别为5％、4.6％、5.9％、11.98％、10.85％、10，2％；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分别为9.23％、12.29％、10％、11.21％、11.37％、12.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9倍、3.11倍、3.23倍、3.21倍、3.22倍、3.28倍(不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及公共品费用等)。城乡发展不协调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背景下，中央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推动农村经济改革，协调城乡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一五规划”也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纵观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本文简称“三化”)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路径。本文的分析逻辑是在总结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研究角度来看，对“三化”的研究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由个别走向综合的过程。在早期的研究中，文献检索的结果是国内外学者都是对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单独进行论述。这方面的文献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市场调节及其组织形式研究(Don.Raymond，1979；Louis.B.Schwartz，1992；Clarence.W.Jensea；1994)；农业一体化研究(John.H.Davis、Roy.A.Goldberg，1957；张慎、1996；夏英、牛若峰，1997；张才厚，2003)；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结构模型、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昆(M.Syrquin)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托达罗(M.P.Todaro)的人口迁移模型等。由于农村问题备受关注，我国学者在吸收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土的研究逐渐增多，近年来在有关“三化”的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的论题有：“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差异与中国的农村改革的路径选择(夏耕，2005；刘雪斌，2006；龚映清、王瑞，2007)；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徐清照，2003)；农村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的效应分析(何训坤，2002)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农村市场化建设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建设，农业产业化建设是繁荣农村经济的基础，农村城镇化建设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载体。因此，将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是一种必然。
二、现实逻辑关系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农村城镇化就必然要减少农业人口，我国也不例外，但它还需要农村市场化与农业产业化的支持。从国内现有的研究看，尽管多个课题组对市场化程度进行过量化分析，市场化发育程度也超过了60％的临界值，初步表明我国市场体系已建成，但是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与总体市场发育程度还不能同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强调农村市场化建设实际上是重视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它是农村经济保持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说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村城镇化是目标，那么农业产业化则是实现目标的桥梁，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不可能会出现农业剩余，也就不可能出现自发的城乡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一)农村经济改革与“三化”间的逻辑关系
如上所述，在我国进行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中介，农村城镇化是目标。市场化前提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在增加收入的前提下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走城镇化道路，实现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农村经济改革与“三化”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逻辑，也是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致走过了一条由计划经济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商品经济一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径，事实也证明，市场经济是激活经济活力的有力武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落后和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及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低，多数要素市场与消费品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机制被扭曲。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必然要加快与推进农村的市场化建设，突破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2、农业产业化道路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营技术来看，我国农业一直延续至今的仍然是传统的“牛耕”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市场难以形成；从政策层面来看，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农村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帮助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然而，“农业、农民”依靠传统农作技术为全国粮食安全“埋单”的命运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来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没有作出动态调整。因此，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依赖传统技术及缺乏市场需求导向的小农粮食生产模式。显然，这种模式不仅跟不上国内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动态变化，更跟不上国际粮食生产力变迁的步伐。农村经济的出路在于改造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出路在于依赖市场、依赖科技，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所以，农业产业化道路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3、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城镇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先行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城镇作为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空间载体，有利于创造需求，增强经济活力，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多年来走不出“贫困循环”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速度过缓及缺乏市场导向，大量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还处于“半离半依”状态。因此，在农村市场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前提下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过来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
(二) “三化”间的逻辑关系
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就它们本身而言，“三化”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1、农村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和动力，农业产业化影响农村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农业产业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各产业之间的联合协作，而分工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产物，因此，农村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同时，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产业化运作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加快发展和提高，因此，市场竞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持久动力所在；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能进一步推进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推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2、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互为产业内容和空间载体。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即是城镇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内容，它从人员、资金等方面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空间依托，并以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方式刺激对农业最终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而城镇化的兴起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提供空间载体。
3、农村市场化是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础，农村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和拉动效应可以促进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可以促进农村地区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具有拉动农村市场、刺激消费的效应。城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以市场的形成导致人口的积聚过程，农村市场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即是小城镇的形成和规范过程，两者共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农村市场化是基础，农业产业化是中介，农村城镇化是目标，三者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
三、历史变迁与现状
(一)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化”的发展变化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78－1984年)。1978年，我国农村地区实行了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改革确立了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一些农民尝试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进行产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阶段萌芽。同时，国家初次将市场经济引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仅1979年，国家收购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18种农产品的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4.8％，这一举措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模式的引导下，乡镇异军突起，使农村非农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农村城镇化道路由此展开。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84年的23％，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7186个。
2、平稳发展阶段(1985－1992年)。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放开，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在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农户开始从单纯的种、养向深加工、营销环节延伸，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基本上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同时，政府鼓励农民向各种形式的企业投资人股，以市场为基本运行机制的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导致城镇化率提高，从1984年到1992年，全国建制镇由7186个增加到14539个，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27.46％。在这一阶段，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渐成气候，也奠定了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基础。
3、全面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1993年以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全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依靠市场经济体制引导各种要素的有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逐步从东部向中西部延伸，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率也进一步提高。鼓励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施政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主要成就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化”进程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农村市场化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商品流通市场的数量较以前有大幅增加，流通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2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21倍，比2000年增长1.5倍。农村市场已成为我国商品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连接城乡之间、产需之间的桥梁。
2、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迅速。据农业部统计资料，截至2005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13.5万个，比2004年增长19.1％。各类产业化组织共带动农户8726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5.2％，农民从中增收总数达1166亿元。从结构上来看，在各类产业化组织中，种植业产业组织6.2万个，带动种植面积9亿多亩，占到总量的40％；畜牧业产业组织4.3万个，带动牲畜饲养量7亿多头，禽类饲养量76亿只；水产业0.85万个，带动养殖水面7700多万亩。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在质量方面，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比普通农户每年平均增收1336元。从组织方式来看，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较为稳定的利益联结方式所占比例达到了68.5％，其中合同方式占43.9％，比2004年提高了10％。
3、我国农村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1995年到2005年，中国地级市由210个增加到283个，县级单位由2143个增加到2862个。城镇人口从37304万人增加到56212万人，人口城市化率从30，48％上升到42.99％。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农村地区的“三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仍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国家，农村地区相对落后，“三化”仍处于初期阶段，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1、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1978年，我国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1053亿元，占全国消费品零售额的77.6％，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市场规模迅速扩展，到1995年，城乡市场规模相差1.2倍。到2005年，城乡市场规模差距扩大到2倍，占全国2/3的农村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仅1/3，农民小生产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突出，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包括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利益机制、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市场供求预测机制等在内的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制约了农村市场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商品流通不畅，效率低下，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步伐，小城镇建设也受到制约。
2、农业生产率整体落后，农业产业化企业竞争力不强。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生产形式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形式。根据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传统农业是不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化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对我国来说，农业生产率的落后已经成为农村发展水平低、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经营，使得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普遍较小，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较弱。2005年，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总数是61200个，占产业化组织总数的45.1％；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4000多个，仅占产业化组织的6.5％。
3、农村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缓慢。从世界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率普遍高于工业化率。美国1970年的城镇化率为70％，而工业化率为26％。在我国，1978年，工业化率为44.3％，城镇化率却只有17.9％。虽然近年来城镇化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按照钱纳里世界标准模型，工业化率为37.9％时，城市化率应为65.8％。2005年我国工业化率为41.8％，但城市化率仅为42.99％，大体上只相当于人均GNP为500～730美元国家的水平，比正常水平低20～30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同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约17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平均48％的水平约5个百分点。1978～2005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世界同等国家60％以上的水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将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4、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三化”的协调发展。2005年，我国亿元以上农产品综合市场成交额，东部地区占全国的78.9％，中西部地区分别仅占12.4％和8.7％，东部地区以市场化的发展为基础，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市场、资金的支持，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再加上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倾斜，导致城镇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高、发展快，而中西部地区不仅城镇数量少，而且缺少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呈现出聚集效益低、人口城镇化率低的状况。
四、主要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农村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以及农村城镇化整体水平低下。因此，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增强农产品竞争力，走市场化道路
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是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应加快政策创新，加强法制体系建设，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运行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和经济环境，促进农村经济活动市场化和市场竞争公平化，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在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建设营造一个完善的宏观环境。
(二)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走产业化道路
在农村市场化前提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市场的整合作用，延长农业生产的产业链，拓宽农业生产领域，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供社会化服务，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农业产业化组织，应加大财政、金融、产业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农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鼓励农民推行现代化运作，走产业化道路。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走城镇化道路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要汲取过去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教训，通过加快城镇化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应改革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创造自由的人才流动环境；其次，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在二、三产业的工作技能；此外，运用政府间接干预、政策引导的方式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挥产业集群的作用，推动小城镇健康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