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6: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的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安徽；非均衡发展
一、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非均衡发展理论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后来在区域经济领域，为了发展经济，改变落后区域的状态，非均衡发展理论就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
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而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
增长极理论忽略了时间变量，威廉姆逊首次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论，即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趋于非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点之后，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区域间趋于均衡增长，区域经济差异将会缩小。
二、从安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安徽亟需非均衡发展
安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发展速度较快，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安徽在2004年到2009年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2.8%，高于全国GDP增长率10.5%，在经济总量绝对值上，安徽GDP在2009年达到了10062.82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2.9%，成为全国第14个跻身“GDP万亿俱乐部”的会员。安徽人均GDP也在2000到2009年的这十年里增长了两倍多，从4779元人民币上升到了16408元人民币。以上的数据都充分的说明了安徽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其本身来说，在量和速度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全国，相对于东部发达省份来说是相对落后的，2009年，安徽GDP与其相邻的江苏、浙江两省相比，只有江苏的29%，浙江的44%，而人均GDP只占江苏的37%，浙江的37%，全国的64%。
同时，就安徽内部经济，南北经济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南富北贫的局面。安徽皖北地区，包括亳州、宿州、阜阳三市及沿淮的五河、固镇、怀远、凤阳、寿县、霍邱六县面积4.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000万，分别占全省的33%和50%，而2009年皖北地区的生产总值2169亿元，仅占全省的21.6%。与皖北形成鲜明对比的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称九市及六安的金安区和舒城县，土地面积7.6万平方公里，人口3072万人，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6733亿元，分别占安徽全省的54%、45.22%和66.91%。虽然南北经济的差异已经显示出了安徽经济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但是，皖南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皖江城市带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皖江经济提高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于安徽经济来说，是一次发展的重大契机。皖江城市带，作为我国最为活跃的长三角经济圈的腹地，不仅具有非常有利的区位优势，是长三角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佳区域。而且具有产业基础好、要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综合优势，在资源方面，皖江城市带具有突出的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岸线资源丰富。非均衡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作为增长极的地区和产业，通过其扩散效应对整个区域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设立皖江城市带正是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发达省份经济发展的借鉴中，安徽需要非均衡发展
作为与安徽最为相邻的两个东部沿海省份浙江和江苏，从他们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其经济的高速的发展，都是以区域内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为代价。
将江苏按照苏南（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苏中（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北（徐州、淮安、盐城、宿迁和连云港）分为三大区域，从人均GDP看，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苏南和苏北，1990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6倍，到2000年达到3.6倍，2009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北的2.9倍，比1990年更大。
将浙江按照浙东北（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浙西南（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分为两大区域，其人均GDP的差异显著，在1990年浙东北的人均GDP是浙西南的1.9倍，2000年达到了2倍，十年后的2009年，浙东北的人均GDP仍是浙西南的2倍。
通过皖苏浙三地区的近几年来的人均GDP与GDP总量比较（见表1），不难看出，安徽的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与苏浙地区。从这两省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借鉴，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江浙的区域差异还是相对较大的。而安徽不管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人均GDP上，都还没有达到江浙地区的发展水平，更谈不上经济上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安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是不遗余力的发展非均衡经济，加速培养区域经济增长极，通过大力发展增长极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所以，现阶段，安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不仅在理论上是有理可依的，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也是安徽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上飞跃发展的必然之选。
参考文献：
1、王成周.安徽区域发展总体布局探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3).
2、姜炎鹏,沈玉芳,贾利娜等.安徽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战略选择[J].中国集体经济,2008(3).
3、程必定.按主体功能区思路完善我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探讨[J].江淮论坛,2008(4).
[关键词]广东；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同步性
[作者简介]钟振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225；宋丹兵，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科员，硕士，广东东莞523011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18－03
一、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理论剖析
综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一定的经济条件是社会保障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而经济发展以后必然会对社会保障产生新的要求，要求社会保障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因为社会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可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同时对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进行适当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而经济发展又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只有建立健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才能有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繁荣进步。
如果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过去，小生产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只能产生由个人、家庭和亲属提供保障资料的家庭自我保障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则要求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实行社会保障。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进行社会保障，才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保障方式，而且经济才能得以发展，社会保障进而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可能因此遭遇“瓶颈”。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也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同步性，这才能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指标设计
笔者认为，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证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下评价指标：
1、经济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使用该指标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村社会保障规模与经济发展适度性。该指标的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可操作性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0％～20％之间，超过20％或略低10％的国家和地区只是极少数。一般来说，我们应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及近期发展的趋势，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以这个适当比例作为该地区农村社会保障近期宏观发展目标的水平。
2、财政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度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保障对经济促进功能的发挥，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必须以本地区财政能力为基础。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相应程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不协调，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严重超出财政收入规模，则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的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也有1/3以上的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3、内容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上。社会保障的内容很广，如养老、医疗、失业等，但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为，“”或者“畏首畏尾”的做法都不可取，还是需要以经济基础为保障。
4、公平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上。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障只有体现了普遍性特征，才具有确实的保障性。但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宽广与否，必须与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
5、制度性指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制度的规范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也必须日益实现制度规范化。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体现在许多具体项目上，如社会保障费负担情况、社会保障费用缴纳与发放程序等等，都需参照国际惯例及经验进行规范化，以便避免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及管理中的漏洞与失误，使社会保障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与战略对策
1、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广东省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与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综合运用以上各种评价指标，分析得出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
(1)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或者财政收入的比重偏小，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步伐仍然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如表1所示，广东GDF2001年为12039.25亿元，2006年达到26204.47亿元，增长2.2倍；自2001年以来，广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广东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2541.21亿元增加至2006年的5122.25亿元，增长2倍。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各级政府用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仍十分有限，大概占全省GDP的0.01％和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不到，而且年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2)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循序渐进，但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但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有的地方统筹到市，有的统筹到镇，保障水平和规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巨大。
(3)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展，但有待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村仍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而且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在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全省大部分农村并未
推广，仅珠三角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五个市实行了农民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珠三角地区中也仅覆盖5市120多万农村人口，广州、江门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县镇还没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仅对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此外，广东省自2002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截至2005年，全省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2546万，仅占全省5047万农业人口的50.5％。
(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亟待完善。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分工。如广东基本以镇为单位开展合作医疗，收费水平不一样，保障程度也有差别，这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和财务监管。就主管部门而言，以前是卫生部门(从省卫生厅到市县的卫生局)，现在即将改为农业部门(从省农业厅到市县的农业局)，使得基层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养老保险方面同样职责不清。一些保险公司则多头联系，与妇联一起开展对农村儿童的“平安保险”、与教育部门开展对乡村教师的保险、与组织部门开展对农村干部的保险。
2、战略对策
(1)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应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广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应当与经济同步，并严格规范和界定各级财政的责任和义务，确保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投入，而且要把农村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社会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以更好地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此外，我们还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随着广东省人口老龄化，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不断扩大化，农村老人越来越多，仅靠国家负担是不够的，要多方筹资，在农民适当缴费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缴费比例，但不能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而集体筹资则可以是村或乡镇从发展基金或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收入中按比例的划入农民的保障基金中。与此同时，要努力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以提高农民资金的回报率。社会保障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但政府要对投资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管和政策扶持，以规避风险。
(2)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经验证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比较成熟，一方面有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强制推行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情况下，广东省应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专门适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法规，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鼓励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更高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目标是，应该规定在全省农村范围内建立起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用制度规范行为，保证越来越多农民受到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
我国许多县市是农业大县。农业大县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业产业面积大，大农业面积一般在几十万亩以上；二是农民多，一般占总人口的70以上人口为农民；三是从事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四是农业产品数量多，粮多、猪多、棉多、菜多、林多、茶叶多。农业大县的优势是农业，要不要大力发展工业呢？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呢？发展什么工业呢？怎样发展工业呢？工业有许多优势，一是比较效益高。旺旺食品所用大米加工后可以增值44倍；二是税收高。据对历史资源分析，我国每百元工业净产值提供的财政收入达45元左右，而农业只有2元左右。全国90年代以来，工业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为40％左右，而农业只有4％，商业只有24％；三是有利于农民增收。浙江省去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5％，增加部分的85％来自二、三产业，来自第一产业的只有15％，在第一产业占的15％中，养殖业又占40％。四是可带动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的许多原材料来自农业，并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五是大力发展工业有利于解决县域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因为农业劳动力已经饱和，且还有约几亿农业富裕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不在农业，而主要在工业和服务业。六是县域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GDP总量，而且可根本上提高绝大数人口的收入，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原来多数也是农业大县，它们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从产业层面看主要也是工业作的贡献。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是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占的比例只有11.8，三产占比例为32.9，二产占的比例最高达55.3，最高的县（市）达77.7。湖南县市之间经济发展的主要差别在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高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县、邵东县、醴陵市、耒阳市，就是因为大力发展工业，第二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高；相反，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低的桂东县、古丈县，就是因为工业产值占的比重很低。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和该县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呈正相关关系，县域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决定该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由此可见，农业大县完全有必要大力发展工业。
问题首先在于农业大县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回答是十分肯定的。
首先，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原材料资源，各种农、林、牧、副、渔产品非常丰富。大米、油料、棉花、大豆、蔬菜、木材、水产品、猪、牛、羊、马、鸡、鸭、鹅、蛋等，都是大力发展工业的宝贵的原材料。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的电力、煤炭、淡水等资源现在多数县市也都有一定基础。
其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个农业大县一般有二三十万、几十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可以转为工业的劳动力达50左右。且这些劳动力价格低廉，一般一个从事工业的农业劳动力月工资才500-800元，每小时工资3.3元左右。
再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的土地资源。我国土地总的说不算宽裕，但农村与城市比，农村发展工业用地还是有的，农业大县可以充分利用山地、丘陵、荒山荒坡，大力发展工业。
第四，农业大县有一定大力发展工业的技术资源。这些县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比较发达。一个县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在沿海的务工人员，他们中有一部份有一技之长，回乡后可以充当企业骨干力量。同时，加强各类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引进，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管理与技术人材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第五，农业大县中有小部分人员己通过各种途径完成了原始积累，各个县市均有一定的民间资本，每个县市大约有上亿元的工业存量资产，有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的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同时，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资本。国家也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对农村贷款额度，这些都有利于解决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资金问题。
但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关健在选准发展工业的路子。农业大县的优势必竞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完全离开这一实际情况去发展工业，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也会走向歧途。一方面是农业大县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找到二者客观存在的结合部，这一结合部就是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如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水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浅加工、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多次加工，如玉米深加工、大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等等；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生资、农药、农机、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农相关的生物制药、中草药业、保健品业、家电业、房产业、建材业、煮饪业等。
农业大县在把发展工业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必须走专业化协作之路，在各个县市按产品进行分工协作，同一产品有许多县市同时生产又规模都不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品种在县市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
农业大县大力发展与农相关工业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增强“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工业富县”意识，以工业的理念和方式发展工业型农业，实施“工业强县”或“加工强县”的发展战略。消除一切不利于工业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支持、保护与农相关工业的创业活动。
二是从各县市的优势与特色出发，确定几个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建立“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优势与特色，专业化的基本点就在发挥各个县市的优势，放大各个县市的特色，这样的专业化就是有根基、有活力、有市场、有前途的专业化。切不可不管有没有优势，有没有特色，盲目搞专业化，这样的专业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专业化，是万万不可搞的。
三是举全县之力培育特大型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以这样的企业大量收购和消化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销售给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产品的高价值。有条件的县市也可以以农业、农村为基础，组建农、工、商，产、供、销联合公司。
四是为与农相关工业发展开创空间。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开放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农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链，培育规模经济。
五是增强农村工业化的后续力。工业化必须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政府必须尽快花大力气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让农民尽快接触信息化，接受现代文明。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一、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赶超案例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共有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第一次是美国在1871年到1913年期间对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赶超；第二次是二战后日本在1953年至1992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亚洲四小龙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这三次追赶均实现最终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43年、40年以及3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短期实现经济追赶目标的典型案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给人们留下来无数探索空间，为何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经济追赶都有一项共同的基础，就是提高人力资本力量的储存，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经济政策贯彻实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追赶可以是作为人力资本的加速追赶。举例来说，美国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仅相当于英国的87.5%，到了1870年这一数字增长为88.3%，到了1913年这一数字更是变为91.2%。同样的情况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也得到了明显体现。这三次成功的经济经济追赶案例均发生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人力资本的追赶，数据表明，该阶段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这几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创新，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创新都是建立在雄厚的人才基础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跨越式的，甚至超过了物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因此当前经济发展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该种经济发展模式，意图通过人力资本储存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快速追赶。实践表明，这种盲目的追赶导致的结果与大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想是截然不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成功追赶案例中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促进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而不是盲目的模仿。
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阶段性驱动作用
笼统来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驱动作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人力资本积累本身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不同。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简单的高学历人才的堆积，很多国家在人才教育上过于片面，在进行人才积累过程中未重视人才的多方向培养，仅仅只是大面积的高校扩招，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达不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因素就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在人力资本需求中则表现为对人力资本要素的要求存在差异，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都能发挥其预期作用，更多时候受到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1.传统社会阶段的精英教育驱动。
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生产部门为农业，该产业对人才的要求不高，经济需要在数量上满足生产需求，即对人才的需求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源数量的需求。该阶段人们在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方式，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此时对财富的衡量可以通过一个人拥有土地的多少，而对于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同样可以用该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生产阶段只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劳动力即可将劳动与生产要素的完美结合，该阶段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基本接近于零，此时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似乎有利可图，但积累人力资本却显得毫无意义。此时接受教育的大多为达官贵人，普通民众很少接受到系统性的知识培训。
2.经济起飞阶段的初等教育驱动。
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开始迅速推进，社会人才需求由原先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具有一定基础知识以及接受过与作业相关的系统培训，对人才的需求开始注重基础知识。此时新的科学技术已经逐渐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中，社会上开始出现金融机构，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变得更加丰富。由经济方式转变而带来的直接效应还有包括交通方式的转变以及商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将开始出现空前规模的资本积累。虽然该阶段相比于传统社会有了一定进步，但就工业化程度而言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工作中对技术要求不高，只需工人掌握基本知识即可。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为初等教育。
3.经济起飞阶段的中等教育驱动。
起飞阶段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也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时期，该阶段科学技术开始涉足到各行各业，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达到历史新高，对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才需求较大，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该阶段发展直接促进人人力资本的大量积累，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日俱增，极大促进经济的飞越。
4.向成熟推进的高等教育推动。
该阶段科学技术已经涉及到所有经济活动中，传统工业部门逐渐趋于稳定，并出现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就业部门的主导，农业部门在该阶段的劳动力则被大量转出，占总劳动力人数不到10%，人类进入服务型社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型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以及文化水平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则会带来更加雄厚的回报，该阶段低水平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高等教育普及开始落实、随着经济水平以及人们需求的不断提升，最终将进入高额群体消费阶段的终身教育区。
三、结语
关键词：创新驱动；投资转型；固定资产；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3-0003-04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主转变。近年来，全国各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动经济转型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广东省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如广州、深圳等地区也提出了“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山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阶段决定了中山经济发展也必须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1 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及驱动因素理论
经济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生产要素；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就是要改变以往依靠劳力、土地、矿产等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转向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有效重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形成内生性增长。
事实证明，依靠资本积累量的增长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非如西方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创新驱动增长方式才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在当今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仍未消散的大背景下，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要素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转变，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2 中山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中山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消费、投资、净出口均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整体上看，中山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投资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近年来中山在发展中受土地资源、环境容量、要素成本等瓶颈制约，长期累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过分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中山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2.1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中山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进入21世纪，中山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特别是近年抓住高新火炬开发区临海工业园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到2012年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441.04亿元，接近25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23万美元，以全省1%的土地，创造了全省4%的经济总量，是2000年的7.1倍，年均增长15.5%；与此同时，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规模达到893.43亿元，是2000年的8.1倍，年均增长19.1%，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优先于经济总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000年的31.8%到2012年的36.6%，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十五”、“十一五”时期中山经济增长是属于投资推动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
2.2 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山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社会发展成熟的城市相比，中山在“十五”、“十一五”时期还属于增加投入和扩张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具有见效快、作用直接和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少等特点，因此“投资拉动”仍是中山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借鉴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
投资规模和力度不断加大也为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效益。近年来，中山一直坚持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注重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加大建设投入力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民生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更加宜居，为全市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陆续推出了工业强市、加快自主创新、《关于加快中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加快实施“三个一百”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工作方案》、《关于加快重大产业平台、重大产业项目和重大核心自主技术产业化项目建设的实施办法》等措施出台，2012年中山市政基础设施、电力和交通运输体和现代服务业等各类重大建设项目83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12642亿元；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43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1313亿元；建成27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和15个省级专业镇，共有23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012年，全市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406.90亿元，同比增长23.0%，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33.0%，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1025.24亿元，同比增长7.1%，服务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0年的40.8%提高到2012年的42.0%。广珠城际轨道、广珠西线一期和二期、东部快线、华南现代中医药城相继投产、完工，岐江河整治二期工程、城区雨污分流和中山港大桥扩建工程等项目建设的开工，并陆续筹划和储备翠亨新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今后时期中山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
当前，中山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投资效率仍然低下。《中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纲要》）确定了今后几年的奋斗目标，其中提到：到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30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7万元，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5%。
从目前中山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山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2012年人均GDP1.2万美元）。借鉴国际上多数城市进入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阶段后发展经验看，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经济使社会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显著提升。也就是说今后第三产业将成为中山经济发展的主体。
从目前中山经济总量看，2012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已接近2500亿元，今后一段时期要迈向3000亿元的台阶，意味着每年要保持8%以上的增长，增速较前几年有所放缓，符合已经经历这一发展阶段城市的运行轨迹，从广州、深圳等率先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看，当其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后，其投资率均开始有所下降，表明其经济驱动方式不再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积极探索中山经济的发展方式，逐步走出一条更加符合中山实际、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逐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变。
2.4 实现《纲要》工作目标决定中山必须实现投资转型
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纲要》提出中山到2015年实现3080亿生产总值的目标，如果按照35%固定资产投资率进行测算，固定资产投资将要达到1220亿元，完成这一目标任务有一定难度。2012年中山投资完成规模为893亿元，要攀升到1220亿元的规模，今后每年至少需要有109亿元的净增额，2011～2015年五年累计的总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从目前项目储备看，《纲要》提出的总规模投资1287亿元的69项重大项目在“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839亿元，那么，2013～2015年至少还需要实施建设3300亿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而承受投资项目建设的土地、资金、环境资源等载体将受到较大的制约。纵观广州、深圳等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在其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后，其投资总量增速都在逐年减少，按2012年广州、深圳两市经济总量分别达到1.4和1.3万亿元，但其投资增速在10%左右，远远低于中山2012年16.5%水平。因此，中山投资要加快实现转型发展，逐步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而推动全市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确保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
3 关于投资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1 投资转型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中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经济创新驱动是中山经济经过快速发展后新时期、新起点上的经济发展要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同时也是推进中山投资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推进投资转型发展才能加快中山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2 投资转型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必须改变以往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在注重投资项目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更要注重投资项目对土地、能源、环境等资源载体的消耗。投资转型发展是要在有限的土地、能源等资源环境下，发挥投资项目效益的最大化，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优化资源开发，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山经济发展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必由之路。
3.3 投资转型是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
实施经济创新驱动，就是要改变以往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投资、出口和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要从规模扩张为主向提升质量和效益为主转变。推进投资的转型发展，意味着今后中山在注重适度扩大投资项目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4 中山投资转型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中的方向选择
投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影响经济结构，当前中山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上，今后投资也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型，有效地发挥投资应有的直接导向作用，以投资的转型来促进整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今后，中山固定资产投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实施转型：
4.1 从引导型投入向服务型投资的转型
政府各部门为加快中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制订了《中山市促进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暂行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各项政策措施，对中山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加强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实施简政强镇，提高政府整体工作效能，继续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和流程，从立项、征地拆迁、筹措资金等全方位服务投资主体，使投资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及早开工，加快工程进度，及早产生投资效益。
4.2 从扩大规模投入向资源节约投资的转型
按照经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逐步减少物质资源要素的投入。因此，要注重加大对科技创新、改革投融资方式、提升生产要素效率项目的投资，在投资项目前期可研性报告、立项研讨中要充分考虑投资项目对土地、能源、环境资源等的消耗情况，实现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使中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
4.3 从外延性投入向内涵性投资的转型
要改变主要依靠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形式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来增加生产资本的投资，转向增加对挖潜、革新、技术改造等手段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从而使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从中山“十二五”时期拟安排建设重大项目69个项目看，外延投资比重较大，这是由于在此时期中山抓住翠亨新区、华南家电产业服务创新区等项目建设的良好契机，加快城市载体建设，启动了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中山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及城市载体功能建设日臻完善，投资项目要转向注重提升和改进现有生产要素，提高投资效率与
质量。
4.4 从工业投入向生产业投资的转型
生产业是指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性产业，它贯穿于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生产业已经成为制约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山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根据国际上和国内发达城市发展经验看，今后中山经济增长将以第三产业为主，尤其是生产业将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力军和推动力。近年来中山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不断提高，已超过40%，但主要以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非生产业项目为主，这些项目投入成本高，社会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今后，第三产业投资重点应转向以现代物流、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教育培训等生产业项目为主，以此来提升生产业竞争力。同时，大力推进生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加快中山先进制造业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战略选择，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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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策略
中国在目前来看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2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比较大，但是并不是“强”，这就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看到，我国的经济主要的弱点在于经济结构有较大的问题，传统式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够在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了，因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企业就是在进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载体，一国的经济结构与企业的发展方式是分不开的，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加强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最终来带动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因此，本文就从企业在进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入手，根据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并有针对性的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和策略，以期望企业能够成功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
1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的经济分析
首先，我们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规律来入手：第一阶段，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通过模仿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发挥本国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第二阶段，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从而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通过目前的观察来看，我国还是处于第一阶段，虽然有较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模仿为主，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就制约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有效的转变，因此要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依赖于产业生产链，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每一个国家都不断加入到全球化的生产中，但是每个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越是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低端，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就越大，因此，培养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有利于改变我国现阶段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尴尬境况，最终将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
最后，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对一个企业生产方式的有效转变，而进行生产力的转变无疑是对技术革命的呼唤，企业作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微观主体，我们要清醒的看到不断提升企业的先进生产力，有效企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能够促进各个产业的有效发展，最终将会使得整体的经济结构得到转变。
2 中国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
虽然，在面对金融危机，中国企业表现出了不俗的发展动力，但是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企业还是由于自身的特性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中国最近几年的企业不断出现，各个行业的企业数量也不断的增长，但是现阶段的情况基本是企业众多，但是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各个企业之间的信息不能有效的共享，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从而整体的竞争力明显不强，并且现阶段的产业政策也没能够有效的对于这些企业进行积极的引导。这些是现阶段中国企业的规模问题。
（2）现阶段的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发现了中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因此也在进行积极的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由于进行原有的发展方式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缺乏基本的改M资金成了现阶段的突出问题。这是现阶段中国企业的资金问题。
（3）中国企业由于数量多且分散性较大，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产业集聚基本达不到应有的规模，由于产业集聚可以为企业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是现阶段中国企业严重缺乏了这种集聚效应，使得中国的企业无法为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获得较好的产业环境。这是中国企业现阶段要面对的产业集聚问题。
3 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略
3.1 政府层面
各级政府机构要加大对于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视力度，不断引导企业的正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将社会的基本目标相结合，实现企业的有效率的大发展；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加强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为企业进行转变经济发展式时所需的资金能够有效获得，通过财政上的减负和优惠支持，为企业进行创新能力的提升减轻压力，并且为提升竞争力保驾护航；充分调整产业结构，防止出现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尽可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领域，当然，要不断降低产业的行业壁垒，这样将能够不断扩大产业的生产链范围，使得企业可以迅速获得规模经济和学习经验，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整个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将会提升各个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积极建立不同产业的集聚区，加强工业园区的建设，发挥产业集聚的巨大优势，以产业园为中心，不断辐射周边企业，使得企业可以获得提升竞争力所要的技术、人才、资金等。
3.2 企业层面
企业最为重要的是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因此在进行公司治理时要坚持不断改善原有的治理体制，实现现代化的公司治理形式，以便实现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公司结构；同时，企业要加大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与各个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配合，使得最先进的技术可以有效的进行实践应用，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式转变贡献力量；强化企业文化的积极作用，当今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强大的企业都是企业文化相当重视的企业，这些企业正是由于拥有了高质量的企业文化才使得自身的企业可以更加高效率的进行生产，我们要注意到企业的文化将是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驱理论，良好的企业文化将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培养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使得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最终要注意对于人力资源的重视，不断发挥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为企业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 总结
企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直接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期，必须要发挥企业的积极作用，在企业能够积极转变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实现新的发展方式来促进整个产业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本文的分析，来为中国企业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望可以有效的帮助到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发展阶段趋势
2011年10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河南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中部地区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数量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河南省正在实现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27232.04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5位、中西部地区首位。
在中原经济区背景下，研究“十二五”时期及更长一个阶段河南省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趋势，对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综合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增长动力等经济发展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以此作为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政策依据。
一、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目前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依据，主要参考世界银行关于成员国及一定经济规模以上国家的分组标准。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但以上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39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46―121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十一五”期间，河南省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换算）突破3000美元并迅速增长，而人均GNI2010年大约为2598美元――仍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落后于全国的3296美元。按照河南省“十二五”期间主要发展目标预测，河南省人均GDP年增速将达到9%以上。照此计算，到2015年，河南省人均GDP和GNI将分别达到5330美元和3997美元，对比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收入分组的标准，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并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但要达到高收入经济水平，需要较长时间。
二、工业化进程――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对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和判断，可以从很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在分析工业化进程时使用最普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水平评价体系。1986年，钱纳里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了标准产业结构理论，所采取的数据来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9个准工业化国家（地区）1960―1980年间的历史资料。即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河南省“十一五”时期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阶段转变阶段，2011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达到3835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同时，根据库兹涅茨依据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河南省2011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2.9∶58.3∶28.8，符合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特征，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小于20%，第二产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又由于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比重在今后一个时期将很难降到10%以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短期内第二产业仍是主导产业（见表1），因此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将比沿海地区晚。
三、城市化进程――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发展战略。根据城市化率，可以将一个地区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30％）、加速发展阶段（30％＜城市化率＜70％）、稳定发展阶段（70％＜城市化率＜90％）。河南省2010年城市化率39.5％，低于全国（49.68％）10.1个百分点，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要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将长期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加快，由此产生的土地问题、拆迁问题将凸显。因此河南省应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支持和推动“三化”协调发展。
四、增长动力――投资拉动仍是主体
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拉动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属于较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6年的5904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6585亿元（见图1），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居于前五名，增幅也居全国前列。
五、社会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
按照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阶段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是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阶段，也是差距逐渐扩大、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一方面仍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需要着手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矛盾，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第三阶段是以社会发展为主的阶段，社会事业得到极大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共享。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河南省，将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并重阶段，发展思路、政策重点及管理方式都需要发生重大转变，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需更加重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六、结论和建议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速度将不断加快，而中原经济区战略的助推，为河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河南省仍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之中，仍处于中原崛起蓄势积累的过程之中，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弱、人均水平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大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尤其是目前受刺激政策退出、宏观趋紧、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影响，需求动力减弱、企业效益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问题表现愈加突出，保持河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对此，需要按照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定位，围绕构建中原经济区战略支撑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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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经济 交通运输业 发展特点
交通运输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物质生产部门，通过专门从事货物和旅客的运输服务相关业务，使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得以正常运行，支持各行各业的区际交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着各经济主体对于交通运输产品需求的层次以及品质。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GDP水平越高，而人们对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其提供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服务质量方面，进而对交通运输整个系统的要求也就越高。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业发展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特别地，2004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2336元，如果按照当年的汇率折算约为1490美元；同理，2005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4185元，折算约为1757美元；2007年我国人均GDP水平为20169元，折算约为2730美元。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即2007年人均GDP变动范围在797-1593美元为准工业化阶段；在1593-3196美元为工业化实现阶段中的初级化阶段。因此，可以将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04年之前为准工业化阶段，2005年-2007年为工业化初级阶段。
同时，根据荣朝和（2001）提出的运输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即运输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前工业化阶段伴随着前运输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伴随着运输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伴随着后运输化阶段。因此，我国经济发展2004年之前为前运输化阶段，2005年-2007年为运输化阶段的初步运输化阶段。
其次，我国交通运输业在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下的特点，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线路里程数迅速增长。截至2007年，全国除内河航道以外的各种运输线路里程数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民航线路里程数，总增长率为1474%，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可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大了对于各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业得到大力发展。
从运输产品需求方面来讲，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使得人们对于交通运输产品的总需求数量越来越高。
对于旅客运输服务需求，我国在准工业化阶段主要以铁路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为主，而民航和水运两种运输方式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少；而自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公路客运量大幅增长，超越铁路客运量，并且两者的发展有扩大差距的趋势，其原因在于全国公路总里程数持续增长，促进了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的提高。水运对客运服务方面的贡献经过短暂的增长之后便逐渐下降，而航空运输业则迅速发展，对客运服务的贡献不断上升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航空货运量将会更进一步发展。
对于货物运输服务需求，我国在准工业化阶段主要以水运、铁路、公路三种运输方式为主，而管道和民航两种运输方式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少；而自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水运货运量增长较为明显，成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最主要的方式。其次是铁路与公路运输方式，并且近年来公路货运量呈现超过铁路货运量的发展趋势。而管道和民航运输方式对货运量的贡献逐年增长，但其发展趋势较为缓慢。
综上所述，在我国准工业化阶段，其特征突出表现在交通运输服务的数量方面，铁路与公路两种运输方式发展较为突出。随工业的蓬勃发展提出对于大规模提高运输能力以及运输效率的要求，同时居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也使得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不断建设、发展与完善。而当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后，提出的不仅仅是运输服务数量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于更加方便快捷、更加人性化的运输服务需求，也就是突出表现在运输服务质量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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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方式；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02
按世界银行2009年分组，中等收入国家定义为人均国民总收入996美元到12195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从996美元到394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3946美元到1219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940美元，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对目前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一、“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首次出现在200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无法向前的一种状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以下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者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金融体系脆弱等。
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没有及时转变的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在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模式选择不恰当，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2010）则是按照收入水平将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转型阶段、向发达经济体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为要素驱动。第二阶段，从中下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转型成功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顺利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型不成功，则可能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上世纪60—70年代，东亚、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其中的日本、韩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于此相反，菲律宾、马来西亚、大多数拉美国家在时隔40多年之后，仍然在原地徘徊，无法突破人均国民收入一万美元的关口，更有甚者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完成了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也颇有相似之处。
1.抓住机遇，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和调整。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历了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困境，因此纷纷采取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积极构建节能环保型经济。以石油危机带来的资源匮乏为触发点，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的现实矛盾，一方面实施了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同时加大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度。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把“科技立国”作为其发展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重点培育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强化了市场机制在产业优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新加坡则实施了“第”，促使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的方向转变，提出了“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的发展战略，同时淘汰落后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中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界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高端机械、航空等为代表的策略性产业，并加快促进以生产型服务业为重点的服务业发展，建立起符合世界科技革命潮流的现代产业体系。
2.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员素质。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为了保证人才供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韩国在经济转型过程别重视人才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全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0年的2%提高到1984年的14%，同时鼓励私人办学，特别鼓励私立中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则有政府主导，实现全民教育。“人才工程”是新加坡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采取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优秀人才引入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教育硬件和软件的投入，也注重教师待遇的提高，其教授薪金普遍高于欧美国家，同时以优厚待遇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台湾地区注重对科技和研发的投入，着重加强高科技领域人才队伍的建设，实施技术人才储备制度，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大力引进高端人才，保障科技进步的人才供应。
摘要：不同的地区，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途径也不尽相同。发达地区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走在前列，就要充分考虑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及所要解决的难点的特性，有针对性地进行路径选择，确保收到良好效果。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要求是实现“五个统筹”，这是根据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不同的地区，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途径也不尽相同。因此，发达地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确保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走在前列。
一、发达地区发展的阶段性
要进行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必须弄清楚发达地区目前所处发展阶段，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的客观基础。
1.发达地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总体上看，我国发达地区目前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迅猛，工业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新的主导产业部门(钢铁、电力、机械、电子信息等)逐渐替代了旧的主导产业部门,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劳动力素质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持续向二、三产业转移，人口继续向城镇集聚，新的管理方式、融资方式、销售方式不断出现；基础设施齐备,交通和通讯网络基本形成，生产部门结构的综合性日益突出,区内资金积累能力增强；物质生活较为丰富,人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满足,社会的注意力由生产转向消费,经济增长进入高额消费阶段,在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人们对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需求空前增长,导致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可以说，发达地区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2.发达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对发达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功能结构、空间结构、运行结构、制度结构等方面进行多维视角的观察和审视。以此出发，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地区具有五大阶段性特征：
(1)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迈克尔·波特经济发展四阶段中的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加速转变。根据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进程由四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导向；第二阶段是投资导向；第三阶段是创新导向；第四阶段是所谓富裕导向。整个九十年代，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推动，处于投资导向阶段，在这个时期投资增长率曾一度高达40－50%，但其后投资增长率明显趋缓。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这种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这就促使发达地区由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加速转变，即由政府到企业都注重投资扩张加速向注重发挥经济系统诸要素功能效应转变。目前，发达地区企业结构、要素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四个关键要素的自我强化功能以及四个关键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正在逐渐增强，从而开始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从经济发展的功能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向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加速转变。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变化规律，一般由吸纳与集聚走向扩散与辐射。发达地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其中心城市的基本功能正在加速向扩散与辐射转化，无论是辐射能级，还是辐射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地区增长极的集聚、配置、服务与创新功能日益增强。
(3)从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注重中心城区发展向注重郊外和整个城市体系建设加速转变。发达地区中心城区发展趋向饱和，已进入精品建设时代，着力于精雕细刻，强化功能开发，加快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郊区经济开始崛起，已进入重整山河时代，着力于加快产业集聚、园区集聚和城镇集聚的进程。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启动，经济增长的重心正逐步由中心城区转向郊区，郊区的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例如，上海改革开放初期郊区与中心城区的经济比重大约是2：8，到现在已经是5：5，实际上，郊区经济已是半壁江山。近年来，发达地区随着郊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显著加快，整个郊区经济正越来越呈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战略空间。
(4)从经济发展的运行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罗斯托的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加速转变。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高额群众消费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该理论还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要提高生产性投资率；②要尽快建立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③要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推动现代部门的发展，保证经济起飞的实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投资增长率，发展至今，其主导部门正由偏重于制造业逐步转向偏重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经济增长正由过去那种过多地注重外延性扩张发展，逐步转向注重内涵性集约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发达地区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全面建立。所有这些表明，发达地区正由起飞阶段加速转向成熟阶段。
(5)从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偏重政府主导向偏重市场主导加速转变。发达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领域都走在全国的前面，非公有经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特别是市场力量呈现不断增强趋势，经济发展的行政控制力逐渐为市场力量所替代，政府正把经济工作重心转到全面服务上来。
二、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
1.在产业布局上，果断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
发达地区目前正由罗斯托的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加速转变时期，经济结构中的制造业比重偏大，而现代服务业尚未充分发展，这使制造业的继续发展缺乏更完善的配套，也影响为大多数市民充分提供可选择的就业岗位，还限制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在此情况下，再一味强调“工业立市”就不够了，不仅要同时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要实施“服务业优先”路径，特别是要让非公有制企业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努力破解现代服务业发展难题。
2.在工业发展模式上，努力破解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提升难题
发达地区虽然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但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和“低度化”尚较明显。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不断出现和增强的相互间的高度相似性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升级的速度缓慢和在较低水平上重复的趋势，对经济发展进程继续快速而又健康地向前推进亦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发达地区应该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契机，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新格局，不仅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产业高度化，而且以此为依托，进而带动城市的现代化。
3.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内涵集约性深化发展
目前，不少发达地区走的仍是灰色发展道路，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低效益即所谓的“三高一低”为特征，这种以高速增长为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利用，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已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所以，对于发达地区来说，由粗放型增长彻底转向集约型增长既是刻不容缓，也已基本具备条件，必须迅速加以推进，并努力破解以创新克服资源、环境制约的难题.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努力破解恢复生态与经济持续增长相统一难题
一些发达地区过去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发展经济,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仅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而且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达地区必须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要做自然的奴隶,也不能做自然的敌人,而应该做自然的朋友,立足于恢复生态、建设生态，率先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三、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及协调
1.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
发达地区科学发展观实现程度的层次性、科学发展要求的特殊性，最终决定了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
(1)发达地区政府应实现从服务型政府发展路径向企业型政府发展路径转变。所谓的企业型政府,是指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精神的公职人员(被称为公共企业家)组成,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使绩效不佳的政府更有效地运作。简言之,企业型政府是那种非官僚化、具有创新精神、富于活力与生气、以人民需求(或称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政府。企业型政府并非要求政府的运作完全与私人企业一样,而是认为政府必须在市场导向下,引进竞争的刺激力量,使政府更具活力，从而能有效地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保证经济自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因此，发达地区要转变政府职能，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树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形象，使政府成为有限责任、有限权力，依法行政的企业型政府。
(2)发达地区应实现从有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向无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转变。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无形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而且它不存在有形资本面临的有限性的约束，本身又能以低成本复制，因而资本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对无形资本的开发和使用，大大缓解了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空前地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发达地区应注意节约有形资源资本，通过人力、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的开发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从有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向无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的转变。
(3)发达地区应实现从国内循环型发展路径向国际循环发展路径转变。发达地区要抓住国际资本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介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提高产业高度化、国际化水平,迅速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4)发达地区应从劳动积累发展路径向资本技术积累发展路径转变。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理应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克服和扭转不利因素；又能发挥资本使用效率高的比较优势，以此推动经济发展，这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走资本技术积累发展路径的必然要求。
2.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不同路径的相互衔接与协调
(1)发达地区实现产业转移的路径与欠发达地区接受产业转移的路径的相互衔接与协调。一方面，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必然会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科技水平的提高等而不断优化升级，这就需要把传统产业部门逐步转移出去；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则需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正好可能通过接受那些发达地区需要转移、又污染较小、仍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产业来促进这一目的实现。一个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个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两方面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相互衔接和协调。
(2)发达地区对外辐射功能与欠发达地区接受辐射功能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要把梯度推移和经济辐射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防止对推移和辐射模式作绝对化的理解,发达地区既不要超越发展阶段,过早地扩散核心区的生产力要素,欠发达地区也不要消极等待、被动依赖核心区的要素转移和产业推移。发达地区在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同时,逐步向欠发达地区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欠发达地区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劳动力转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尽快消除“瓶颈”制约,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实现外向突破。随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辐射作用的增强,区际经济联系效应相应增强,区际经济逐步得到均衡发展。
(3)发达地区抢占国际市场的路径与欠发达地区抢占国内市场的路径的相互衔接与协调。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国内市场十分巨大，特别是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很大，欠发达地区暂不具备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条件，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市场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主要通过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发达地区由于竞争力的增强，应当坚持全球路径原则，以全球经济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遵循国际市场运行规律要求，实施整体开拓战略，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地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又有利于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尽可能将国内市场留给欠发达地区去占领，有力地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还可以避免与欠发达地区造成恶性竞争的局面。应当按照经贸结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把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劳务合作、承包工程、海外投资等紧密结合起来，在购销渠道、市场开拓、经营方式等方面有新的突破，逐步建立健全与国际贸易规范相适应的、全球性的国际化信息网络、促销网络、技术引进网络、经济合作网络，逐步形成以经促贸、以贸带经、内外结合、形成合力的经贸运行机制，促进对外经贸多元化，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经济活动活跃而有秩序地进行。
(4)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走特色经济、差别经济和错位经济的发展道路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加快科学发展，既不能照搬外国发展模式，也不能死守过时的经验，而要体现时代特色、区域特色，走特色经济、差别经济和错位经济的区域合作和竞争道路。发达地区应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载体，突出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培育一批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加强信息化建设，吸引创业人才，保护知识产权，防范投资风险，优化创业环境，使发达地区成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交易基地，以及人才培养基地。欠发达地区应避免与发达地区盲目攀比，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逐步形成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垂直分工，搞差别竞争和错位竞争，甘愿做发达地区的绿叶，当好配套者、协作者。当然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形成垂直分工关系的同时也不应放弃由各自特色优势所提供的水平分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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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达地区；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66-04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要求是实现“五个统筹”，这是根据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不同的地区，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途径也不尽相同。因此，发达地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确保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走在前列。
一、发达地区发展的阶段性
要进行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必须弄清楚发达地区目前所处发展阶段，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的客观基础。
1.发达地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总体上看，我国发达地区目前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迅猛，工业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新的主导产业部门(钢铁、电力、机械、电子信息等)逐渐替代了旧的主导产业部门,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劳动力素质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持续向二、三产业转移，人口继续向城镇集聚，新的管理方式、融资方式、销售方式不断出现；基础设施齐备,交通和通讯网络基本形成，生产部门结构的综合性日益突出,区内资金积累能力增强；物质生活较为丰富,人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满足,社会的注意力由生产转向消费,经济增长进入高额消费阶段,在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人们对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需求空前增长,导致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可以说，发达地区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2.发达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对发达地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功能结构、空间结构、运行结构、制度结构等方面进行多维视角的观察和审视。以此出发，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地区具有五大阶段性特征：
(1)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迈克尔・波特经济发展四阶段中的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加速转变。根据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进程由四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导向；第二阶段是投资导向；第三阶段是创新导向；第四阶段是所谓富裕导向。整个九十年代，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推动，处于投资导向阶段，在这个时期投资增长率曾一度高达40－50%，但其后投资增长率明显趋缓。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这种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这就促使发达地区由投资导向向创新导向加速转变，即由政府到企业都注重投资扩张加速向注重发挥经济系统诸要素功能效应转变。目前，发达地区企业结构、要素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四个关键要素的自我强化功能以及四个关键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正在逐渐增强，从而开始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从经济发展的功能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向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加速转变。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变化规律，一般由吸纳与集聚走向扩散与辐射。发达地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其中心城市的基本功能正在加速向扩散与辐射转化，无论是辐射能级，还是辐射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地区增长极的集聚、配置、服务与创新功能日益增强。
(3)从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注重中心城区发展向注重郊外和整个城市体系建设加速转变。发达地区中心城区发展趋向饱和，已进入精品建设时代，着力于精雕细刻，强化功能开发，加快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郊区经济开始崛起，已进入重整山河时代，着力于加快产业集聚、园区集聚和城镇集聚的进程。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启动，经济增长的重心正逐步由中心城区转向郊区，郊区的经济比重不断提高。例如，上海改革开放初期郊区与中心城区的经济比重大约是2：8，到现在已经是5：5，实际上，郊区经济已是半壁江山。近年来，发达地区随着郊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显著加快，整个郊区经济正越来越呈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战略空间。
(4)从经济发展的运行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罗斯托的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加速转变。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成熟阶段；⑤高额群众消费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该理论还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要提高生产性投资率；②要尽快建立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③要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推动现代部门的发展，保证经济起飞的实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投资增长率，发展至今，其主导部门正由偏重于制造业逐步转向偏重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经济增长正由过去那种过多地注重外延性扩张发展，逐步转向注重内涵性集约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发达地区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全面建立。所有这些表明，发达地区正由起飞阶段加速转向成熟阶段。
(5)从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看，发达地区正由偏重政府主导向偏重市场主导加速转变。发达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领域都走在全国的前面，非公有经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特别是市场力量呈现不断增强趋势，经济发展的行政控制力逐渐为市场力量所替代，政府正把经济工作重心转到全面服务上来。
二、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
1.在产业布局上，果断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
发达地区目前正由罗斯托的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加速转变时期，经济结构中的制造业比重偏大，而现代服务业尚未充分发展，这使制造业的继续发展缺乏更完善的配套，也影响为大多数市民充分提供可选择的就业岗位，还限制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在此情况下，再一味强调“工业立市”就不够了，不仅要同时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要实施“服务业优先”路径，特别是要让非公有制企业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努力破解现代服务业发展难题。
2.在工业发展模式上，努力破解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提升难题
发达地区虽然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但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和“低度化”尚较明显。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不断出现和增强的相互间的高度相似性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升级的速度缓慢和在较低水平上重复的趋势，对经济发展进程继续快速而又健康地向前推进亦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发达地区应该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契机，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新格局，不仅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产业高度化，而且以此为依托，进而带动城市的现代化。
3.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内涵集约性深化发展
目前，不少发达地区走的仍是灰色发展道路，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以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低效益即所谓的“三高一低”为特征，这种以高速增长为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利用，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已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所以，对于发达地区来说，由粗放型增长彻底转向集约型增长既是刻不容缓，也已基本具备条件，必须迅速加以推进，并努力破解以创新克服资源、环境制约的难题
4.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努力破解恢复生态与经济持续增长相统一难题
一些发达地区过去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发展经济,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仅不符合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而且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达地区必须从根本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要做自然的奴隶,也不能做自然的敌人,而应该做自然的朋友,立足于恢复生态、建设生态，率先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及协调
1.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
发达地区科学发展观实现程度的层次性、科学发展要求的特殊性，最终决定了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
(1)发达地区政府应实现从服务型政府发展路径向企业型政府发展路径转变。所谓的企业型政府,是指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精神的公职人员(被称为公共企业家)组成,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使绩效不佳的政府更有效地运作。简言之,企业型政府是那种非官僚化、具有创新精神、富于活力与生气、以人民需求(或称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政府。企业型政府并非要求政府的运作完全与私人企业一样,而是认为政府必须在市场导向下,引进竞争的刺激力量,使政府更具活力，从而能有效地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保证经济自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因此，发达地区要转变政府职能，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树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形象，使政府成为有限责任、有限权力，依法行政的企业型政府。
(2)发达地区应实现从有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向无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转变。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无形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而且它不存在有形资本面临的有限性的约束，本身又能以低成本复制，因而资本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对无形资本的开发和使用，大大缓解了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空前地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发达地区应注意节约有形资源资本，通过人力、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的开发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从有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向无形资本发掘型发展路径的转变。
(3)发达地区应实现从国内循环型发展路径向国际循环发展路径转变。发达地区要抓住国际资本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介入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快速提高产业高度化、国际化水平,迅速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4)发达地区应从劳动积累发展路径向资本技术积累发展路径转变。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理应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克服和扭转不利因素；又能发挥资本使用效率高的比较优势，以此推动经济发展，这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走资本技术积累发展路径的必然要求。
2.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不同路径的相互衔接与协调
(1)发达地区实现产业转移的路径与欠发达地区接受产业转移的路径的相互衔接与协调。一方面，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必然会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科技水平的提高等而不断优化升级，这就需要把传统产业部门逐步转移出去；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则需要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正好可能通过接受那些发达地区需要转移、又污染较小、仍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产业来促进这一目的实现。一个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个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两方面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相互衔接和协调。
(2)发达地区对外辐射功能与欠发达地区接受辐射功能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要把梯度推移和经济辐射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防止对推移和辐射模式作绝对化的理解,发达地区既不要超越发展阶段,过早地扩散核心区的生产力要素,欠发达地区也不要消极等待、被动依赖核心区的要素转移和产业推移。发达地区在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同时,逐步向欠发达地区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欠发达地区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劳动力转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尽快消除“瓶颈”制约,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实现外向突破。随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辐射作用的增强,区际经济联系效应相应增强,区际经济逐步得到均衡发展。
(3)发达地区抢占国际市场的路径与欠发达地区抢占国内市场的路径的相互衔接与协调。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国内市场十分巨大，特别是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很大，欠发达地区暂不具备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条件，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市场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主要通过国内市场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发达地区由于竞争力的增强，应当坚持全球路径原则，以全球经济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遵循国际市场运行规律要求，实施整体开拓战略，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地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又有利于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尽可能将国内市场留给欠发达地区去占领，有力地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还可以避免与欠发达地区造成恶性竞争的局面。应当按照经贸结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把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劳务合作、承包工程、海外投资等紧密结合起来，在购销渠道、市场开拓、经营方式等方面有新的突破，逐步建立健全与国际贸易规范相适应的、全球性的国际化信息网络、促销网络、技术引进网络、经济合作网络，逐步形成以经促贸、以贸带经、内外结合、形成合力的经贸运行机制，促进对外经贸多元化，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经济活动活跃而有秩序地进行。
(4)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走特色经济、差别经济和错位经济的发展道路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加快科学发展，既不能照搬外国发展模式，也不能死守过时的经验，而要体现时代特色、区域特色，走特色经济、差别经济和错位经济的区域合作和竞争道路。发达地区应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载体，突出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培育一批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加强信息化建设，吸引创业人才，保护知识产权，防范投资风险，优化创业环境，使发达地区成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交易基地，以及人才培养基地。欠发达地区应避免与发达地区盲目攀比，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逐步形成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垂直分工，搞差别竞争和错位竞争，甘愿做发达地区的绿叶，当好配套者、协作者。当然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形成垂直分工关系的同时也不应放弃由各自特色优势所提供的水平分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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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阐释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伴随要素禀赋优化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约束，指出培育、发挥购买力优势和优化要素禀赋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后危机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瓶颈约束日益明显，亟需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培育高级要素，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成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国际竞争优势》中，波特（2002）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与高级要素。初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等；而高级要素则包括现代化通讯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及大学研究机构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被动继承的，或只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而后者是需要不断培育。
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有关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Balassa（1981）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出比较利益阶段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的比较利益在不断变化。他提出，阶段性的变化应体现在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国在发展初期，总是将出口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但随着经济发展、有形资本的积累增加、教育的普及促进人力资本的改善等原因，该国的比较利益就将转移到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多的产品上来，而原来产品则由后进国家承接。钱纳里（1996）提出开放经济体系的三阶段理论，在早期开放阶段，基本生产日用品工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要素对开放经济贡献最大；在中期开放阶段，基本生产耐用品工业，主要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要素对开放经济贡献最大；在晚期开放阶段，基本生产高技术产品，主要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要素对开放经济贡献最大。
基于以上理论，开放型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劳动力输出阶段，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以廉价劳动力为主，以低成本优势为发展动力，其发展模式为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出口，充分调动国内闲置要素，提升要素效率，加速资本积累。第二，资本输出阶段，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以资本为主，以购买力优势为发展动力，其发展模式为以购买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及扩大进口，获取技术、管理、品牌、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并进一步与本地要素结合，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第三，技术输出阶段，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是以技术为主，以创新优势为发展动力，其发展模式为以创新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技术优势掌握国际分工主导权、整合全球资源以巩固其技术优势，进而获取高额分工收益。
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判断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K/L）大于他国，则称该国为资本（相对）丰富或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反之，则是劳动（相对）丰富或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要素禀赋的资本密集程度显著提高，2008年我国的K/L达到2.38，但仍明显小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韩国、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略低于俄罗斯、巴西，属于劳动密集型；另一方面，与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K/L更大，属于资本密集型。如表1、2所示。在知识技术要素方面，国际上通常用每万就业者科技人员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要素的丰裕程度。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我国科技要素拥有量增长迅速，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属于技术紧缺型。
综上所述，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要素禀赋优化提升，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再。从发展规律来看，以技术要素为主导、以创新优势为动力的技术输出阶段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但就我国而言，由低成本优势的商品输出向创新优势的技术输出的升级不能一蹴而就，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正处于由劳动力输出阶段向资本输出阶段过渡的关键阶段。
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新约束
在要素禀赋逐步升级及开放型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我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瓶颈约束。
一方面，在生产成本提升、资源供给趋紧、生态环境破坏、国际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发展空间日益有限。首先，低成本优势难以持续。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民收入、工资标准及劳动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劳动力价格不断提升，与周边国家如泰国、越南、印度、印尼等相比，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其次，现有国际分工模式难以持续。在成本及市场导向下，外资大量进入我国，把生产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使得我国成为资源消耗中心及环境污染地区，土地、淡水、矿产等资源更为紧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更为脆弱。第三，国际市场份额难以持续。近年来，我国出口尤其是纺织服装、IT、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但同时遭遇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在国际需求疲软、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周边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挤压下，我国出口面临的国际市场约束将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我国资本要素密集程度并不高，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购买力优势尚未形成。首先，资本配置效率问题。我国人民相对富庶、民间储蓄较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大量的民间资本并未能真正转化为有效的实业投资。同时，金融信贷对国有企业、大企业的偏好，金融市场功能的有待完善，资金更多地流向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而中小企业尤其是具有成长性的企业资本紧缺。其次，购买主体培育问题。由于资本配置的偏向性，国有企业成为当前我国进口及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而民营企业力量薄弱，在对外购买中的份额非常有限。以对外并购为例，自2008年起，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集团积极开展海外运营，但大多数成功对外并购案例的主体为中石化、中石油、中铝等央企，除了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汉龙集团收购澳大利亚钼矿有限公司外，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尚处在起步阶段，无力成为购买主体。第三，对外购买导向问题。我国企业对外的消费购买（进口）及投资购买（对外投资）主要是国际分工的体现，而并不是以获取高级要素为目标。以进口为例，近年来我国进口增长迅猛，但加工贸易进口比重偏大（2008年达41.12%）、外资企业比重偏大（2008年达54.69%），表明进口增长主要是国际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并不能反映我国购买能力的提升。第四，涉外经济体制偏向问题。即出口、引资往往能享受在税收、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对于进口、对外投资，尤其是有利于获取稀缺资源、先进要素的进口及对外投资行为，则缺乏足够的政策鼓励和偏向。
就实质而言，以上种种瓶颈约束是伴随着我国要素禀赋的逐步优化升级，在主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体要素（劳动力-资本）及发展动力（低成本优势-购买力优势）的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阵痛，其药方自然是加快推动要素禀赋升级及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新优势（购买力优势）。
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购买力优势应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购买力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本要素充裕基础上，逐步增强对外购买（进口与对外投资）能力、提升对外购买效益，进而实现国际分工水平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它不仅要求拥有强大购买能力的主体（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以企业为主），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购买（对外投资）与消费购买（进口），最大程度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和高级要素，并与本土要素紧密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益、优化国内要素禀赋，进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开放型经济效益及国际竞争力，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购买力优势，形成发挥购买力优势—优化要素禀赋—提升开放型经济—增强购买力优势的良性发展循环。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积累资本要素，培育购买主体
培育和增强购买力优势，重点在于培育购买主体，尤其是通过出口创汇、兼并重组、市场融资等途径，培植一批具有国际化运营战略、经验和经营水平，拥有较强对外投资和进口能力的企业。为此，应继续鼓励出口，尤其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资本积累。依法消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鼓励企业横向联合、兼并，提升产业集中度。在此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本土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和联合重组，构建跨国企业集团。积极完善资本市场、拓宽投资渠道，降低储蓄率，鼓励居民将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而不是投机。健全完善金融市场功能，优化信贷投向，为优质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努力培育企业资本要素优势，增强购买能力。
（二）扩大海外购买，提升要素禀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