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0:16
一、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一）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
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所谓理论前提，就是指政治哲学的概念。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关系，由此可见，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两个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政治和哲学，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具有双向性。基于政治哲学的概念，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一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哲学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从哲学的角度出来，对政治进行研究，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在政治和哲学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核心定义。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治哲学表达式中，政治所代表的是研究的内容和作用，哲学表示的是研究的方法，据此，政治哲学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式为关联政治的哲学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哲学的概念中，政治是形容词，并不代表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此，在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时，主要研究的为哲学问题，采取的方式为政治方式。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的定义中，政治哲学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方面的定义中，侧重点为政治，而在第二方面的定义中，哲学才是侧重点。对于这两种定义，施特劳斯所欣赏的是第二种，这种认知具有比较好的明确性，不过，一贯性是不存在的。在施特劳斯后来的研究中，再次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在这次的解释中，政治成为了强调的侧重点，通过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变化说明，在进行政治哲学研究时，必须要充分的考虑政治和哲学的关系，从而更加全面的理解政治哲学的涵义。
通过对施特劳斯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政治方式处理哲学问题和哲学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分开来进行研究，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充分的反映出来，而这也正是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
二、政治哲学双重维度视角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狭义定义
对于社会上的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是在哲学的视角下来进行的，通过哲学方法和视域，良好的解决政治问题，之所以会采用哲学进行处理，主要的原因是哲学家的素质、风格等。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对象十分的广泛，几乎涵盖社会中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就包含在这个范围中，基于此，在进行政治问题的研究时，必须要用马克思哲学来进行，而这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所具备的完整性是非常好的。在这个体系中，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政治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国家、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暴力、和平等，都属于政治现象的范畴，在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第二，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概念、范畴和理念，在政治学中，包含大量的政治概念，比如民主的概念、平等的概念、和谐的概念等，同时，对于政治的范畴和理念，哲学也可以进行充分的研究；第三，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思潮，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都属于政治思潮，在对这些政治思潮进行研究时，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和批判，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思潮；第四，通过哲学来研究政治问题。经过上述表述可以发现，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是指哲学方式研究政治问题。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广义定义
［关键词］哲学教育；思政教育；意识形态
思政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极为特殊的内容，在学生的培养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一直以来，思政教育也是教育体系中问题较多的内容，这和思政教育内容的抽象性以及教育性质的意识形态属性有着很大的关联。哲学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教育，其在教育内容、教育属性上与思政教育都极为不同，但二者同样有着很多关联之处，这就为教师在教育中综合协调地开展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比如，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又如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都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对此，教师在思政教育中要善于把握其与哲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为表里，互为补充，提升各自的教学效率。
一、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主要内容，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课程教育、实践教育、主题教育等多种类型，课程教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教育是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哲学教育是针对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包括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多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为目标，二者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在教育中实现互动。
二、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关系
（一）教育内容上的关联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教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教育，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也有着不小的差异。思政教育是与知识教育、体育教育等量齐观的教育形态，在高校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极为特殊的作用。哲学教育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以哲学原理、哲学史、哲学方法等为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教育尽管在主体内容上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很多内容是相通的，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就以思政教育为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思政教育中理论性最强的内容，也是培养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哲学教育中自成体系的教育内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哲学教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串联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的重要桥梁。
（二）教育目标上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二者在性质上与形态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思政教育是一种兼有智育、德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属性是其基本属性，哲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发展学生智慧的教育，但同样有着隐藏的政治性，哲学课程的政治性多隐藏于哲学教育的表象之下。可以说，二者都以改造学生的思想为目标，教育目标上有一致性。当然，这里所谓的教育目标一致性是从长远角度出发的，而非指的是特定阶段、特定教学内容的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在组成形态上极为多元，既有哲学教育的内容，也有中国近展历程的内容，既有中国文化层面的内容，也有形势与政策层面的内容，看似多样化的教学体系，其实本质目标是相通的，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样，反观哲学教育，尽管哲学以思辨为主要特征，但在教育中，政治属性也非常鲜明，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三）教育方法上的相似性
教育方法是教育实践中最为活跃的元素，也是不同学科教育教学中可以相互影响、渗透的元素，相比于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标而言，教育方法的跨学科属性更为明显，同一种教育方法可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课程教育中使用，对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这样在内涵与目标上有着很多相似性的课程教育而言，教育方法更是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建构教学情景，开展情景教学。无论是思政教育还是哲学教育，其教育内容都以抽象而著称，学生在理解上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学习兴趣也较为一般，情景建构以既有的学习内容为基础，创设相应的教学情景，对学生吸收和掌握知识内容大有裨益，比如法律规章教育中案例情景的引入等。又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哲学教育和思政教育都以学生“三观”培养为目标，且“三观”的形成离不开丰富的实践活动，因此，在哲学教育、思政教育中，教师要经常性地举办各种教育实践活动，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乃至综合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
三、综合开展哲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策略研究
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相反，它们在很多层面有着关联，从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的关联属性出发，采取好相应的教学策略，不仅可以提升各自的教育效果，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整体进步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以哲学教育丰富思政教育内容
哲学教育对不同学生而言，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意义，对哲学专业学生而言，哲学教育是专业课程教育，涵盖哲学史、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思想史等多门课程，而对一般学生而言，哲学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融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中。哲学教育内容博大精深，其中不少内容对思政教育有着良好的补充与完善作用，因此，积极地以哲学教育来丰富思政教育就显得尤为必要。思政教育以改造学生思想，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目标，兼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双重属性，而哲学教育中的许多内容正能够推动此一目标的实现。比如，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思政教育的重点内容，哲学教育虽然不直接引导学生的爱国情感，却能够借助中国灿烂思想文化的呈现来引导学生间接地生成爱国意识与民族自尊心，比如宋明理学中关于天理与人性的论述、王阳明心学中关于致良知的论述等，都是思政教育中值得吸收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以哲学教育提升思政教育层次
思政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别具一格的教育内容，在学生的学习、成长、发展中，都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与意义。但一直以来，思政教育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教育内容缺乏吸引力，教育层次较低。这和教师未能准确把握思政教育不同属性之间的联系有着很大的关联，思政教育兼有学术性、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其中最为鲜明的为意识形态属性，而最为基础的则是学术性，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层面的宣教内容必须与扎实的学术内容紧密关联起来，才能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而这正是当前意识形态教育中所欠缺的，也正是思政教育中所欠缺的。很多时候，教育体系中的思政教育有沦为空中楼阁的风险。事实上，单纯的宣教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很有可能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哲学教育不同于思政教育，尽管也有着明显的政治性，但更为重要的则是理论性与学术性，哲学教育中的不少研究内容对丰富与充实思政教育而言效果显著，是整体性提升思政教育层次的有效手段。
（三）以思政教育规范哲学教育方向
哲学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整体认知，以求真为目标，本身并不具有政治性。哲学教育虽然以哲学为教育内容，但归根到底属于教育，因此，哲学教育具有政治性，部分哲学教育课程甚至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典型的便是哲学教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当前的哲学思想教育中，一些教师没有辩证地认识哲学教育中的求真属性与政治属性，在教学中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影响了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一些教师片面地强调以哲学来启发智慧，在教育中任由错误的思想在课堂中传播，这对教育效果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对此，思政教育对哲学教育的方向有着很好的规范性。不同于哲学教育的隐性政治性，思政教育素来将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大旗，旗帜鲜明地规定了教育的方向以及目标，这对处于夹缝中的哲学教育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在哲学教育中引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可以规范哲学教育的整体方向，对新时期高等教育中哲学教育育人作用的发挥与实现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关于此点，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予以落实。
（四）以思政教育拓展哲学教育研究
任何学科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教育在注重哲学原理、哲学史等内容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学生将哲学中所学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这是深化哲学教育效果的根本目标。哲学课程不同于一般性课程，有着非常强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其看待事物、问题不纠结于表象，而是从事物、问题的本质出发，做哲学层面的思考，紧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强化哲学课程研究，是新时期赋予哲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哲学教育中的新课题并非无源之水，它来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才有哲学研究的价值，而哲学学科也才能在问题研究中实现自我的发展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哲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不仅可以为哲学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课题，也能够有力地推动哲学社会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因为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的对象都是人，面临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以改造思想为目标，差异点在于思政教育为显性教育，而哲学教育为隐性教育，但思政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同样是哲学教育中所需要关注与解决的。
四、结语
思政教育与哲学教育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思政教育中引入哲学教育的内容可以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提升其教育的层次性，而在哲学教育中，引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则可以规范哲学教育的方向性，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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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教学；诗词渗透
高中政治哲学一直是高中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在新课改之前是思想政治课，在新课改后转变成政治哲学，但本质内容基本没变，只是在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及市场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增加相应的生活哲学，这让原本就很枯燥乏味的哲学知识教学难度增加，使学生因政治哲学的抽象性、理解难度大等失去学习政治哲学的兴趣，导致学生学习政治哲学遇阻。为提高高中政治哲学的教学质量及效率，本文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哲学教学经验，详细分析了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的诗词渗透思路构架。
一、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随着新课改的深入，高中政治哲学的课程教学质量得到提高，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还存在学生难以理解哲学知识、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学生学习热情降低等问题，增加了高中政治哲学的课程教学难度。
二、诗词渗透在高中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意义
诗词渗透在高中政治哲学中课程教学中，不但有利于政治哲学教学情景的构建，提高学生对政治哲学的学习兴趣，还有利于学习氛围的活跃，强有力的调动了学生对政治哲学的积极主动性，更有利于学生在政治哲学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
三、诗词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的渗透分析
1、加深政治哲学概念的理解.学生在学习哲学知识过程中融入诗词，不但能夠有效加深学对政治哲学概念的理解，还能够为学生找到正确的哲学立场。
例如，在“量变引起质变”的教学中，老师可以融入“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的诗词，该诗词的解释为堆积九仞高的土堆，就是差一筐土也不能成功，说明没有量变的积累就不会有质变的发生，是量变引起质变。
2、政治哲学知识通俗化。高中政治哲学本身就是哲理性很强的学科，其知识点难了解是最主要的特点，使政治哲学具有系统性、抽象性的知识体系，如果在教学中不能够让学生透彻理解哲学知识原理，将不利于学生辩证能力的培养。所以要将诗词融入政治哲学知识教学中，以此将政治哲学知识原理通俗化，降低哲学知识原理的理解程度。
例如，在教学或学习“矛盾统一性”过程中，老师可以通过像“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类型的诗词，来解释矛盾统一性，“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是指不管在任何一种情况，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使用同样方法解决相似的问题，故具有统一性。
3、政治哲学方法形象化。在政治哲学知识教学中融入诗词，不但可以将哲学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还能够将哲学知识的学习方法形象化。在传统的政治哲学学习中，学生的哲学知识学习是以理解哲学知识为重要前提，以发展和应用哲学知识为学习目标，以死记硬背为哲学知识的学习方法，这不利于学生对哲学知识的高效记忆。所以要在政治哲学中融入诗歌，以此形象化哲学学习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管能动性。
例如，在“矛盾斗争性”哲学知识教学中，老师可以将““梅需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融入“矛盾斗争性”哲学知识讲解中，通过解释梅花与雪花的不同及存在意义，让学生深刻了解到每一种事物都有矛盾的争斗性，这要才会形成不同事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四、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诗词是历史文化的承载体，它不语言优美，还具有很大的文学价值，在诗词中蕴含了优秀的人文道德观，在政治哲学中融入诗词，尤其是具有历史性的诗词，不但可以加深学生对政治哲学的理解，还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中健康成长和发展下去。
例如，进行“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知识教学时，老师可以将与之相关的诗词融入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并以此引出与唯物主义相关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比较典型的诗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明事物是在不断发展户变化的，人们要不断转变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政治哲学课程教学中渗透入诗词，不但可以提高老师的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哲学知识原理，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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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的理解，政治的前提必须建立在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政治才有商讨的空间，而不处于强权独裁之下，同时也才能出现对合法性问题的思考，这是站在一个公民自治体中的理解。古希腊有与之类似的思想，但却选择了根本不同的出发点，这便是希腊哲人对人的现世生存状态的沉思。可以说，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哲学气质，这种气质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在始终关注人的现世生存状态的同时，又把目光指向一个价值超越的世界。当城邦政治生活开始之后，每个希腊公民都是城邦中的一员，城邦政治是他们必须接受的生存状态，但他们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城邦政治的选择从最深处仍然源于人性内在精神状态的纷争和矛盾。正是在此意义上，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什么是“正义”的时候，会反复从人的正义扩展到城邦的正义，又从城邦的正义回到人自身的正义。任何专制政体实际上都是一种变态的政体，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是要坚决防止和抵制的，正如一个不懂理性和节制的人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正因为如此，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专制主义根本不能成为一种政体。而政治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要求一种统治的秩序，它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善”或“正义”，这就使政治学研究不仅是着眼于现实中的社会群体，而且与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内心灵魂息息相关。[3](P57，157)在此意义上，政治生活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而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完整且集中的呈现。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将“政治的技艺”与“政治的美德(arete)”相等同，“政治的技术”是使人成为有才能并且品德高尚的公民的具体实践活动，其目的是“学会恰当地照料他的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够在城邦中成为强大的人，就国家事务作最好的发言和采取行动”[4](P440)。透过虚构的神话情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人对政治的理解方式和基本信念:一方面，他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符合善和正义的人类特有行为，是防止人类毁灭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属于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这二者与现代政治理论表面上一致，实质却不同，这种不同源于对“善”、“正义”以及人性的理解不同。这是古希腊政治哲学依然是哲学的原因，也是当代政治理论建立在“哲学变革”和“科学胜利”基础上的必然。正因如此，古希腊政治哲学才与自然哲学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5](P7)。古典哲学所具有的宇宙论品性，鲜明地体现于政治哲学之中，在此意义上，现代政治理论，包括各种“政治哲学”，已经不再是政治“哲学”。同样，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可以理解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真正含义:只有哲人领导国家，才会最充分地发挥政治的潜能，实现和维护最高的善，防止城邦沦为个人利益(劳动者)或是个人勇力(军人)的工具，城邦公民才不会为现实欲望牺牲对最高的善的追求，因为只有哲人才会最深刻地思考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及其命运，才会使人真正具有政治性而不沦于动物。
卡尔•波普尔将柏拉图看做最早的专制思想的发源地，显然不合柏拉图的原意。[6](P173)因此，政治绝不是一种获取自我利益的权术，甚至也不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技术”，而是一种智慧，它内在地需要哲学的引导。政治是人人都有能力并且应该参与的，但不是人人都自然地适合做领导。每个公民是平等的，都有权获得自己在城邦中应得的一份，都有义务维护城邦的秩序，都应当以正义和善作为个人的最高目的和价值标准，否则如果仅仅是欲望的满足，就只能是“猪的城邦”[3](P63)。不断追求正义和善是城邦政治的基础和前提，这是与人的灵魂状态相一致的。灵魂状态的纷争导致了现实政治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天赋、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尤其是对善的追求和领悟不同，这会使城邦陷入一种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最高价值和卑鄙手段的内部冲突之中。有的人从城邦共同体出发，有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有的人把善作为最高的价值，有的人把“善”作为实现自我用心的手段。虽然前者是正当的，但难以实现;虽然后者是不正当的，但却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因此，柏拉图强调政治必须是拥有智慧并乐于寻求智慧的人才可以领导，而寻求智慧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绝不等同于自以为是。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指导政治的原则是理性，政治生活与理性生活是一致的。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活动。真正的政治家，首先要研究德行，而不是权术。“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7](P6)最高的善即人的“好的生活”，也即幸福，应当由最高的科学即政治学来把握。这样，政治与哲学之间就有了可以沟通的桥梁，即一种实现“共同善”的生活智慧。智慧离不开政治，即共同的生活实际，也离不开善和正义的无止境追求。智慧的实现方式只有通过个人沉思的生活和城邦公共生活才可以完成。政治尽管有实际的一面，但也有超越的一面。永远沦于个人的生存欲望的政治(城邦)是没有希望的，永远沉浸在哲人理性沉思中的政治(城邦)是不现实的。从柏拉图前期的《理想国》到后期的《法律篇》，再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演绎出一条政治理想(理性沉思)和政治现实(实际策略)不断相融合的线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希腊人眼中，政治和哲学的这种关系是内生的，是人之为人和社会之为社会所必需的。丧失了这样一种追求，所有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这种结果是每一个个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更是神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这种政治哲学的思考最终通达到一种神圣的追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哲学和政治学都是神圣的学问的原因所在。所以，政治哲学关系到希腊人的根本信念，并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科学精神的增长，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迅速从自然科学领域侵袭到社会科学领域，这便演变为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人的根本存在状况和理性能力，做静态而非动态、现成而非生成的规定，而非描述。追究起来，这固然与“启蒙运动”后弘扬“理性”和“进步”意识的现代性生长摆脱不了关系，但也不能不从中看到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复杂表现形态。“科学和历史，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最终成功地毁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因为“政治哲学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非历史的，或者两者兼备”[1](P9)。正因如此，施特劳斯断言:“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8](P33)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固然可以对世界获得一些事实性的认识，但这种思维方式却遮蔽了人对世界先天拥有的领会能力。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事实领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9](P12)所有实证科学的研究，都试图寻找和掌握现成世界的现成规律，然后又试图以之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却忽视了研究者自身的一个特点———无论如何，人总是在生存着———这个根本性的前提的考察。事实上，人首先是在生存着，而后才研究世界。“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人)的存在方式。”“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9](P14)因而现代哲学放弃了先澄清人的“存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再去研究世界，而是先研究世界的每一个部分再来拼合出人的存在状况，这本身是一种先后颠倒的不符合人的本源存在方式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放弃了人在现实生存状态中必须做出的价值抉择。现代思想的科学主义发展过程隐含着一系列矛盾:科学原本是近代社会理性化的产物，但却从理性中分离出去，成为新的信仰;而科学之所以在近现代社会得以确立其地位的最大优势原本是“价值中立”，却最终成为独断的评价标准。然而，科学并不能解决价值问题，因为科学宣称只关注事实领域，即便是涉及每个人的价值抉择，仍然只将其看做是一个“不涉己”的事实问题来处理。如果说17、18世纪的哲学家使用“科学”一词在于强调与启示不同的“理性化”，那么19世纪以后的实证主义者则越来越强调与观念不同的“技术化”。前者尚有明显的价值诉求，后者则在极力排除价值问题的干扰。现代人放逐了传统社会中种种哲学和宗教的形而上学所提供的生存意义，使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和思想观念浮动于纷繁事物的表面。哈贝马斯说:“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合性’的形而上学思想。”[10](P18)现代性本身蕴含着对生存意义的焦虑，它与具体的、有限的、丰富多样的个体之人联系起来，无论现代人是否需要形而上学的安慰，现代性本身的气质注定是反形而上学的。这样，“政治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成为“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系统知识”，不仅可以称为“政治理论”、“国家与法的理论”、“政治科学”，也可称为“社会行政管理学”、“政治策略学”等等，其目的在于“着重于借助科学的实证方法，以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去探究政治逻辑”[11](P1)。20世纪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由国家制度和宪法规范到国家权力分配和行使再到政策制度这样一条路径。二战后到70年代一度热闹一时的政治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可以说是这种强调技术化、忽视规范化、祛除价值化的政治科学发展的最极端形式。正是在现代性精神中，一切绝对的、普遍的价值变得不再可能，而“价值混杂”和“价值纷争”必然成为生活的常态。如何在相对、有限的历史性、个人性生存基础上重建稳定的价值根基，成为现代人必须重新面对的基本精神问题。[12]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8](P32)自休谟以来，价值和事实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人们难以解决的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严格划清二者界限的趋势。然而，即便不去探讨事物是否拥有“本质和发展规律”和单凭人的理性是否可以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问题，假设果真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普遍真理”，政治纷争是否可以得到彻底解决呢?“价值中立”并不等于“价值无涉”，所谓的“价值中立”只不过是放弃了政治学规范性的一面，将价值判断交给每一个公民个人，价值不再是规范，只是偏好而已，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自己乐意的事情。这是19世纪以来实证精神和历史精神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使现代政治学不再成为智慧，而仅仅是应付各种社会问题的决策技术。
那么，在政治哲学中，政治的含义应当如何理解呢?尽管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都曾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对政治有过各种各样的描述，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政治存在的前提是社会，是人与人发生的关系。一个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抽象个人的事情不可能构成政治行为或政治现象。这样，政治活动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进一步衍生习惯性、契约性和权力性，丧失公共性的政治就成为出于个人私利的垄断性、诡计性和暴力专制。而这实际上又鲜明地呈现出政治的另一个前提，即个人。人、人的灵魂、人的思想、人的活动乃至人在存于其中的宇宙中的地位，是哲学思考的前提，也是政治哲学的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施特劳斯始终强调政治哲学的“整全性”，“探求智慧的哲学是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对整全知识的探求。”“哲学是用有关整全的知识取代有关整全的意见的尝试”，而“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1](P2－3)。人是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主体，作为一种具体社会行为的政治活动同样也不例外。政治活动最终仍要归结到个人身上，但社会与个人又常常是冲突的，个人的言与行不一致，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测，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难以平衡，评价体系互相冲突。最终，和谐公正的政治慢慢退居到个人的理想观念之中成为“政治理想”，而“政治现实”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理想的干涉和规范，虽然这种“政治理想”也常常可能沦为一种虚假的“政治现实”———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关系决定了政治理想永远不可能彻底成为政治现实，而政治理想也必须永远同政治现实保持距离，并且必须注意避免被政治现实化。因此，政治哲学的目的不能仅仅注重政治现实，政治现实仅是实现个人的生存条件，绝不能改变政治哲学对人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价值抉择和超越本性。从根本上说，政治哲学是对人之现世生存状态的冷静分析和对一切价值判断的检讨批判。既然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以社会和个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且是由“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互相博弈和渗透得以表现的，那么政治哲学必然要涉及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观念的价值判断。按照公共性的程度，政治现象可以分为三种:明文规则中的政治(契约政治、法治、清明政治、公民政治、公共政治)，暗地里运作的政治(潜规则、暗箱操作、不透明的政治、权术政治)和观念中的政治(制度设计、主义言说)。这三种政治形式中的内容彼此具有排他的性质。具体到某一种行为，从形式上看，三者只能居其一。
无论哪种政治实际上都涉及理想和策略的关系，包含着某种价值规范和实际操作的需要。彻底不需要任何价值规范的虚无主义者和彻底不要任何现实操作性的浪漫主义者，既不可能是政治家，也不可能是哲学家，因而与政治哲学不发生任何关系。政治哲学分析的对象是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可以是文本的经典论述，也可以是当前的实际效果;可以是当前的主义论争，也可以是针对当前问题的实际操作论证，其归结点都必须回到人性本身，不断趋向人的理想层面的“善”(good)与“公益”(commonwealth)。因此，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一切政治现象必须最终被还原到公共性的空间中，被作为一种人之精神存在状态之外在体现的观念性活动的产物来分析。这种分析显然不是简单的事实分析，因而既不是社会学，也不是心理学，也不同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在社会中如何去“生活得好”或实现“善”的一种思想或学说，它关心的中心就是价值问题。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是属于每一个生活于社会之中的公民所应当参与和反省的。可以说，政治领域是价值冲突最为显著的领域，因为政治领域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个人的公共性和公共的个人性既统一共存又矛盾排斥的现世生存状态，因而与价值的冲突和认同的关系最为切近。政治哲学的最终品性，是对于人之现世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和对现实政治的价值批判。
作者：黄岩 邸利平
儒学也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 礼崩乐坏, 社会陷于混乱, 各诸侯纷争, 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 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时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 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 目的在于消除战乱, 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同时探讨战乱的深层原因, 设计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儒学创立者孔子及其弟子特别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提出自己的政见, 周游列国, 目的在于说服诸侯王施行仁政, 拯救苦难的人民, 从而形成了有特色的政治哲学。
孔子的终极关怀应该是天下太平, 他的理想人格就是古代圣王。例如, 尧,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舜, “无为而治者, 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 尧、舜都是古代圣王, 伟大的政治家。这正是孔子极力推崇的对象, 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偶像。
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 过去都把它们只看作伦理的范畴, 实际上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仁, 孔子及其学生都有一些论述。子贡问: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 “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 能“立人”、“达人”的人, 自然不是普通百姓, 应该是有一定权力的政界人物。如果说这里还有疑义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从《论语》的另一段话中得到明确的论述, 仲弓问仁, 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诸侯统治的国称为“邦”, 卿大夫统治的封地称为“家”。这里讲的就是统治“邦”、“家”的主宰者, 就是诸侯、卿大夫。上述“使民”更明确了他们统治者的地位。所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就是不要对百姓滥施。
关于义, 孔子讲到“君臣之义”, 讲“君子喻于义”, “其使民也义”, 就是说掌握权力的君子要知道义, “使民”也要符合义, 总之, “君子之仕也, 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 当官的实际内容就是行义。行义, 包括对上级的忠诚, 与同僚的和谐, 也包括合理地“使民”。礼, 主要是等级制度。“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 , 臣“事君尽礼”(同上) , “上好礼, 则民易使也” (《论语·宪问》)。礼是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仪式, 特别是处理君臣关系以及君臣与民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也是政治关系, 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智, 就是知人, 知人是为了善任。任贤使能, 这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樊迟问知, 孔子说: “知人。”樊迟不明白, 孔子又作解释: “学直错诸枉, 能使枉者直。”樊迟还不明白, 又去问同学, 子夏说: “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 选于众, 举皋陶, 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 选于众, 举伊尹, 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 拿直的木板放在弯的木板上面, 能使弯的木板变直。提拔正直的人去管理百官, 百官中有些邪念歪风的人也会变成正直的人。
信, 守信用, 主要是对人民守信用, 取信于民。作为国君, 要取信于民。当子贡问政时,孔子说: “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孔子又说: “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 对于士人来说, 首先要取得上级的信任, 才能当官任职, “信则人任焉” (《论语·阳货》)。对于人民, 也要在取得信任以后, 才能役使他们, 否则, 人民就会以为是虐待他们:“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未信, 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说天讲命, 论道议德, 圣贤、礼乐、忠孝、刑政、教化、学思, 几乎讨论一切问题, 孔子及其弟子都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可以说, 春秋末期, 孔子和弟子们所创立的儒学, 就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学说, 就是关切社会的政治哲学。
子夏说: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孔子说: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把《诗》三百篇都背诵了, 委任他官职, 他处理不好政务; 派他当外交使节, 又不能独立应对; 背的诗虽然多, 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认为学《诗》不是为了背给别人听的, 而是为了提高处理政务和外交的实际能力。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如果让没有学好的人去当官, 孔子就会说: “贼夫人之子。” (《论语·先进》) 这简直就是害人子弟。后世有权有势的官僚总喜欢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前仆后继地把自己不争气、不成才的子弟安插到各级官职上去, 最后招致身败名裂, 甚至破家灭族之祸。孔子提倡的就是“读书做官论”, 读书为了做官, 读好书是为了做好官。
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仁政学说, 完全是明确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 他所讲的人性有善端, 是给仁政的政治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提出隆礼重法, 把礼、法作为整个政治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强调法、忽视礼, 成为很偏颇的“一断于法”的法家理论。法家理论使秦胜六国而一统天下, 也使秦败于农民起义, 也可以说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孔、孟、荀和《公羊学》的思想, 并吸收从先秦到汉初诸子百家的思想, 推衍出一套天人感应说、灾异谴告说, 提出天人三对策, 著成《春秋繁露》一书, 大讲阴阳五行, 颇似方术之士的论调。深入探微, 就会发现, 这些烟幕之下掩盖着的正是适应汉代现实需要的新的政治哲学。他的大一统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巩固统一政权。他的独尊儒术是强调用孔子的思想统一天下思想, 以维护政治的统一。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它在汉代几百年中对政治有指导作用, 对后来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 他的理学, 核心是政治哲学。他成为继孔子、孟子和董仲舒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的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他所著《四书集注》成为几百年科举考试的必读书, 他的思想成为儒学正宗, 作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理学家的理就是治国之理。康熙皇帝读了宋儒性理之书, 颇有体会。他说: “临莅日久, 玩味愈深, 体之身心,验之政事, 而确然, 知其不可易” (康熙: 《性理精义·序》, 见《四部备要·子部》, 上海中华书局版)。他命令大学士李光地去编《性理精义》, 自己为此书写序。朱熹思想能够指导几百年的政治活动, 说明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政治哲学。
近代的康有为也是著名的儒家, 他和弟子梁启超合作的康梁变法正是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政治活动。他的《大同书》正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理想。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根据, 提出一系列改革现实政治的理论, 对近代动荡社会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孔夫子到康先生, 儒家思想以政治哲学为核心, 大概还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哲学为什么是以政治哲学为主呢? 这与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那个乱世环境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都是从春秋末期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此前有一些哲学思想, 一般还没有形成影响巨大的哲学体系) , 哲学家都是以救世济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提出的都是关于社会国家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人际关系的原则等问题。因此, 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说多是政治哲学。
儒家认为, 管理国家的人, 应该是高素质的、道德高尚的、精神境界比较高的人。他们强调伦理学或道德哲学, 是作为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是根本, 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 内圣就是修身, 外王就是平天下。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伦理是为政治服务的。道家的《道德经》被称为“君王南面之术”的书, 也是政治哲学的著作, 其中政治权术常被后代政治家所采用。墨家十大主张都是治国方略。法家依法治国, 更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哲学。纵横家的所谓合纵连横, 都是政治战略, 并有外交家的特色。研究天文历法的阴阳家原是科学家, 在中国古代天命论、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下, 阴阳家也与政治发生密切的联系。阴阳家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为政治家提供精神支柱。先秦诸子百家都在探讨治理国家的方略, 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政治哲学。在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 诸子思想融会为新的庞大体系, 形成相对完善、内容丰富的政治哲学。而这种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 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绵延到明清时代, 也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今中国的现实。
在21世纪在这个生活节奏紧张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只知道把人生目标确定为名誉、财富、地位；鲜少有人会停下忙碌的步伐去关心政治哲学，去认真思考人生与政治的关系与价值。例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的体质是什么？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本质是什么？自由、平等的价值何在？因为这些政治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在大多数人眼里都属于“无所事事”者的智力游戏，没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即使它们有价值，也是需要社会长期的关注和投入。既是如此，它们就应该是“思想家、学者、大人物、聪明人”的事，与普通人、小老百姓无关。
然而，深废思考后笔者发现；政治哲学关注作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元素——国民和国家；它关心公民的权利与幸福、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它是人类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践的精神指南，能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深刻的探索政治的真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国”。因而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政治哲学象一块宝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智慧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波伏娃、罗尔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体会到政治哲学打开心灵枷锁、释放政治智慧与自由光辉的那种强大魔力。
政治哲学绝对不是“无用之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政治哲学的魅力。政治哲学如同一种满各种各样果树的果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如同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大果树在果园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而这些思想的精华都曾为我们人类政治文明推进披荆斩棘。以下就是作者对政治哲学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一点简单感悟。
二、政治哲学的无限动力
政治哲学在我国社会前进中的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光芒四射。长河里有着5000多年的光辉曲折历程。
虽然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而且在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钱不值”；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软弱无力，没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威风凛凛”。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哲学集知识、道德和信仰、教化、治家、治国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成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法宝。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说：“我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说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侧点不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要求也很高。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一直依托于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
在传统的中国会社会，儒家的政治哲学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类的道德性及其逻辑。儒学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政治哲学，从而展开他们认识人性与天下的学习之路。幼年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性”。慢慢地长大后，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浅入深。成年后再去实践“修、齐、治、平”的梦想。现在“四书五经”已经被很多人看做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真相未必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坚实的儒家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人性善、世界可以被认识和改造“道”。儒家思想与生活密切相关，是“入世”性最浓厚的思想，同时它特别强调政治和管理的价值。孔子被誉为“世代文人表，万世帝王师”，北宋宰相赵括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而法家“人性恶”的“悲观”政治哲学第一次关于人的欲望和需求分析得非常透彻。与西方历史比较对“人性恶”的正视，积极作为不同，它在先秦试验的效果不是很好——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惧、排斥，并在政治上引发危机。但经过修正，封建政府把“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实施法治、制定系统规章制度的理由。法家与儒家政治哲学开始联手，法制与道德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管理形式外儒内法而治社会。
对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愿意遵循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人生追求的行动指南，也不愿在法家的束缚下生活，那可以在道家那里学习“顺性自然”与“无为而治”的逍遥，感受老子、庄子绘制的世外桃源般的自由与惬意。
关键词：政治哲学 社会发展 重要性
一、政治哲学对人类发展贡献的重大意义
在21世纪在这个生活节奏紧张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只知道把人生目标确定为名誉、财富、地位；鲜少有人会停下忙碌的步伐去关心政治哲学，去认真思考人生与政治的关系与价值。例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的体质是什么？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本质是什么？自由、平等的价值何在？因为这些政治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在大多数人眼里都属于“无所事事”者的智力游戏，没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即使它们有价值，也是需要社会长期的关注和投入。既是如此，它们就应该是“思想家、学者、大人物、聪明人”的事，与普通人、小老百姓无关。
然而，深废思考后笔者发现；政治哲学关注作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元素——国民和国家；它关心公民的权利与幸福、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它是人类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践的精神指南，能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深刻的探索政治的真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国”。因而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政治哲学象一块宝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智慧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波伏娃、罗尔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体会到政治哲学打开心灵枷锁、释放政治智慧与自由光辉的那种强大魔力。
政治哲学绝对不是“无用之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政治哲学的魅力。政治哲学如同一种满各种各样果树的果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如同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大果树在果园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而这些思想的精华都曾为我们人类政治文明推进披荆斩棘。以下就是作者对政治哲学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一点简单感悟。
二、政治哲学的无限动力
政治哲学在我国社会前进中的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光芒四射。长河里有着5000多年的光辉曲折历程。
虽然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而且在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钱不值”；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软弱无力，没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威风凛凛”。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哲学集知识、道德和信仰、教化、治家、治国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成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法宝。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说：“我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说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侧点不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要求也很高。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一直依托于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
在传统的中国会社会，儒家的政治哲学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类的道德性及其逻辑。儒学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政治哲学，从而展开他们认识人性与天下的学习之路。幼年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性”。慢慢地长大后，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浅入深。成年后再去实践“修、齐、治、平”的梦想。现在“四书五经”已经被很多人看做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真相未必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坚实的儒家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人性善、世界可以被认识和改造“道”。儒家思想与生活密切相关，是“入世”性最浓厚的思想，同时它特别强调政治和管理的价值。孔子被誉为“世代文人表，万世帝王师”，北宋宰相赵括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而法家“人性恶”的“悲观”政治哲学第一次关于人的欲望和需求分析得非常透彻。与西方历史比较对“人性恶”的正视，积极作为不同，它在先秦试验的效果不是很好——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惧、排斥，并在政治上引发危机。但经过修正，封建政府把“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实施法治、制定系统规章制度的理由。法家与儒家政治哲学开始联手，法制与道德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管理形式外儒内法而治社会。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毋庸讳言，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幼稚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都有待我国学界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处在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希望这套“政治哲学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走向成熟。
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过去都把它们只看作伦理的范畴,实际上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仁,孔子及其学生都有一些论述。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能“立人”、“达人”的人,自然不是普通百姓,应该是有一定权力的政界人物。如果说这里还有疑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论语》的另一段话中得到明确的论述,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诸侯统治的国称为“邦”,卿大夫统治的封地称为“家”。这里讲的就是统治“邦”、“家”的主宰者,就是诸侯、卿大夫。上述“使民”更明确了他们统治者的地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对百姓滥施。
关于义,孔子讲到“君臣之义”,讲“君子喻于义”,“其使民也义”,就是说掌握权力的君子要知道义,“使民”也要符合义,总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当官的实际内容就是行义。行义,包括对上级的忠诚,与同僚的和谐,也包括合理地“使民”。礼,主要是等级制度。“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臣“事君尽礼”(同上),“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礼是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仪式,特别是处理君臣关系以及君臣与民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也是政治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智,就是知人,知人是为了善任。任贤使能,这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樊迟问知,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又作解释:“学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不明白,又去问同学,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拿直的木板放在弯的木板上面,能使弯的木板变直。提拔正直的人去管理百官,百官中有些邪念歪风的人也会变成正直的人。
信,守信用,主要是对人民守信用,取信于民。作为国君,要取信于民。当子贡问政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又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对于士人来说,首先要取得上级的信任,才能当官任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对于人民,也要在取得信任以后,才能役使他们,否则,人民就会以为是虐待他们:“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论语·子张》)
说天讲命,论道议德,圣贤、礼乐、忠孝、刑政、教化、学思,几乎讨论一切问题,孔子及其弟子都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可以说,春秋末期,孔子和弟子们所创立的儒学,就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学说,就是关切社会的政治哲学。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把《诗》三百篇都背诵了,委任他官职,他处理不好政务;派他当外交使节,又不能独立应对;背的诗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认为学《诗》不是为了背给别人听的,而是为了提高处理政务和外交的实际能力。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如果让没有学好的人去当官,孔子就会说:“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这简直就是害人子弟。后世有权有势的官僚总喜欢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前仆后继地把自己不争气、不成才的子弟安插到各级官职上去,最后招致身败名裂,甚至破家灭族之祸。孔子提倡的就是“读书做官论”,读书为了做官,读好书是为了做好官。
战国时代的孟子提出仁政学说,完全是明确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他所讲的人性有善端,是给仁政的政治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把礼、法作为整个政治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强调法、忽视礼,成为很偏颇的“一断于法”的法家理论。法家理论使秦胜六国而一统天下,也使秦败于农民起义,也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孔、孟、荀和《公羊学》的思想,并吸收从先秦到汉初诸子百家的思想,推衍出一套天人感应说、灾异谴告说,提出天人三对策,著成《春秋繁露》一书,大讲阴阳五行,颇似方术之士的论调。深入探微,就会发现,这些烟幕之下掩盖着的正是适应汉代现实需要的新的政治哲学。他的大一统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政权。他的独尊儒术是强调用孔子的思想统一天下思想,以维护政治的统一。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它在汉代几百年中对政治有指导作用,对后来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核心是政治哲学。他成为继孔子、孟子和董仲舒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的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他所著《四书集注》成为几百年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的思想成为儒学正宗,作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理学家的理就是治国之理。康熙皇帝读了宋儒性理之书,颇有体会。他说:“临莅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康熙:《性理精义·序》,见《四部备要·子部》,上海中华书局版)。他命令大学士李光地去编《性理精义》,自己为此书写序。朱熹思想能够指导几百年的政治活动,说明他的思想是深刻的政治哲学。
近代的康有为也是著名的儒家,他和弟子梁启超合作的康梁变法正是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政治活动。他的《大同书》正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理想。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根据,提出一系列改革现实政治的理论,对近代动荡社会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在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孔夫子到康先生,儒家思想以政治哲学为核心,大概还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哲学为什么是以政治哲学为主呢?这与它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春秋战国那个乱世环境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都是从春秋末期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此前有一些哲学思想,一般还没有形成影响巨大的哲学体系),哲学家都是以救世济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提出的都是关于社会国家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人际关系的原则等问题。因此,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说多是政治哲学。
儒家认为,管理国家的人,应该是高素质的、道德高尚的、精神境界比较高的人。他们强调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作为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外王就是平天下。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伦理是为政治服务的。道家的《道德经》被称为“君王南面之术”的书,也是政治哲学的著作,其中政治权术常被后代政治家所采用。墨家十大主张都是治国方略。法家依法治国,更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哲学。纵横家的所谓合纵连横,都是政治战略,并有外交家的特色。研究天文历法的阴阳家原是科学家,在中国古代天命论、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下,阴阳家也与政治发生密切的联系。阴阳家成为天命的代言人,为政治家提供精神支柱。先秦诸子百家都在探讨治理国家的方略,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政治哲学。在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诸子思想融会为新的庞大体系,形成相对完善、内容丰富的政治哲学。而这种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绵延到明清时代,也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今中国的现实。
政治学作为“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社会主要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科学”，在诸多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牵动着所有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人们的视线，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服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政治学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总结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有利于政治学研究工作者更好地认识和履行历史使命，思考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思路，对促进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党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在恢复重建的三十余年间。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寻求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方向，推动中国政治学不断深入发展，既是中国政治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政治学这门学科在当下急需解答的命题。
谋求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为指导，这就要求理解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如何体现时代特征，在传承中所体现出的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理论品格。
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的理论品格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的政治学理论，是一个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从而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政治学理论可以分为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政治学专门理论。政治学基本理论是对什么是政治、政治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等。“深入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政治学的立命之本。”
政治学专门理论是指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具体政治现象的研究，“政治专门理论的研究，对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学基本理论”。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积累尚显薄弱。同时由于西方政治学的强势地位，中国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出现“西主中附”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哲学研究的落后”。
由于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强烈“科学”倾向，因此有些学者试图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实证研究，从而使政治学摆脱与哲学的联系，摆脱由于模糊的概念所引起的无休止争论，进而建立属于政治学的专属语言和方法。
“行为主义革命是政治学史上追求`科学性'的高峰。”事实上，只要对行为主义以及政治学过度科学化进行反思就会发现，行为主义不但窄化了政治学的领域，使政治研究局限于部分可测量的政治行为，而且割裂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忽略了政治学的内部逻辑和政治学追求的价值理想。政治哲学的发展需要长期的人才培养、扎实的学术训练、深厚的理论积累。
伴随着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一支以政治哲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一些大学也开始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政治哲学课程，基本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风扎实、水平较高的政治哲学科研队伍，这为我国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一些学术杂志和科研机构也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办专栏、组织研讨会等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
此外，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也向政治哲学的研究适度倾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
从“显”的线索说，如果我们撇开民间或官方的祭孔和办学活动不谈，那么在理论层面较明确提出自己复兴儒学主张的，主要有三种：即蒋庆在政治儒学层面的“王道政治”，康晓光的“新仁政”，陈明在文化儒学层面的“即用建体论”，这就是所谓“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三大代表人物。虽然三家的主张没有如此简单，但这种贴标签、符号化的方式颇能凸显他们的儒学主张。
蒋庆重视政治儒学层面，他提出“王道政治”。蒋庆认为，儒学以政治思想见长，其核心就是“王道政治”，却可惜被民主思想解构了，成了西方学术的殖民地，儒学的“王道政治”失去了原有的精义。他坚决捍卫中国思想的独立性，要以“中国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儒学”。蒋庆论政，特别重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王道政治”的核心就是拥有极强的合法性，它是“天道（神圣）的合法性、历史（传统）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同时构成完整统一的合法性，并且每一重合法性都相互制衡而不能独大排斥其它的合法性。”“王道政治”是“政道制衡”的政治，是真正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王道政治”只是反对西方民主政体“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缺陷，但它不反对民主政治，而且认为“王道政治”还能包容民主政治，吸取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的正面价值，又能通过天道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制衡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偏向，克服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等弊病，建立一种实现人类“中和价值”（三重合法性价值）的政治。基于“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政治理念，他还设计了落实该理念的制度——即议会，他所设计的议会是包括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在内的三院制。“议会三院制”分别代表三重合法性。即通儒院是代表儒教价值之议院。他特别指出，由于儒教代表中国六千五百年来之天道性理，是超越神圣之合法性的代表，“在中国政治中，只有儒教具有宪法地位”。因此，“议会中必须对儒教有特殊制度安排”。庶民院是代表民意的议院，它是民意合法性的代表。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之合法性，其功能相当于西方古代之贵族院，是能真正继承贵族传统的。由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古代贵族，只有由代表历史文化的其他宗教组成国体院。至于议会三院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通儒院”并非其他两院的主导，而是并存制衡的关系。
与蒋庆相同，康晓光也是从政治层面来倡导儒学的。他的“仁政”学说相对较为复杂。就理念层面看，康晓光继承了孟子的“仁政”。“仁政”是什么，就是“仁者行政”，即执政者常怀恻隐之心。就政府形态层面看，现代“仁政”就是一个仁慈的、开明的、权威主义政府。仁政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政治（他以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作为评判贤人的标准），实质上“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康晓光以西方社群主义理论批评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反对西方的民主政体，他认为仁政是一个仁慈的权威主义，它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体，不能采纳“人民”、“多党制”、“全民普选”等西方式民主的要素。理由是：其一，儒家可以承认“”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可以说，儒家并不绝对拒绝“人民”原则。其
二、那么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所以儒家反对“多党制”。其三，“全民普选”是与儒家反对抽象平等原则相违背。不实行全民普选，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康晓光还用儒家“道统、学统与政统三位一体”的架构来解释仁政。其中“道统”，就是仁政，就是王道政治，是政治哲学的原则。至于仁政（有时称民本主义）如何在行政层面落实，也就是“政统”如何实现，他提出了三种机制：第一种机制，开放的大众传媒。第二种机制，行政决策咨询机制。第三种机制，建立法团主义体制。而在“三统”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学统”的建立。康晓光认为，只有中国建立“儒教国”，即通过推行儒学教育，“儒化”上层的共产党和下层的大众，形成新的儒家化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最后，康晓光还指出，新的仁政应包涵仁政、儒教、法团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其中有些新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
陈明则在文化哲学层面提出“即用见体”理论。陈明关怀着文化重建的抱负，其文化重建包括政治建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三个方面。陈明认为，在民族主干文化缺位（实质就是儒家文化缺位）的不利条件下完成文化重建，需要一种建设性、创造性和有解释力的言说架构和平台。为此，他提出了“即用见体”的命题。其中“体”，就是“人的本质”、是“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也是“中国人的意志需要”，而“其它一切均是为意志需要服务的用”。作为一个命题，“即用见体”是指人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表达实现出来，建构起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陈明与形形的“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论”不同，他只是以“即用见体”的中国哲学范畴，增强中国人的认同感，骨子里在于以一切有效的政经、文化等（可能包括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手段，来实现中国人的主体需要和人的存在。
然而“隐”的线索没有“显”的线索视野那样开阔，它只是在狭窄的中国哲学领域内追求自主性和中国性。不管是“中国哲学合法性”还是“重写中国哲学”的讨论，都是发生在中国哲学专家内部。他们不满于百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先驱多用“格义”的方式，以自己熟悉的某种西方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哲学，例如胡适以实用主义，冯友兰以新实在论，贺麟以新黑格尔主义，唐君毅以黑格尔哲学，方东美以生命哲学，牟宗三以康德哲学，侯外庐、任继愈（还应包括建国后的冯友兰）以马克思主义来治中国哲学，都是以中国哲学的史料“削足适履”去填充西方哲学的框架，结果使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殖民化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的本体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身与心、事实与价值、超越与实在、神与尘世等绝对二元对立，中国哲学不仅追求这些概念间的两极统一，而且还有自己的宇宙论、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与合法性。因此，他们提出“重写中国哲学”的号召，希望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纯正的、由民族语言叙述的中国哲学。
以上就是复兴中国文化“显”、“隐”两方面的大体内容，与诉诸文化、社会政治等实质层面“显”的线索相比，“隐”的线索更倾向纯哲学的形式层面，可以说是发生在象牙塔内的一场静悄悄的中国哲学革命。然而，这一显又一隐、一实质又一形式的活动，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推波助澜。
二
然而，如果我们从20世纪思想史的长程看，有关儒家传统和中国哲学问题的争论，绝不是第一次。20世纪20、30年代左右，不管社会文化层面的孔教运动、读经运动、国学和国学院、“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孔教会和官方的祭孔活动，还是哲学层面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努力，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当时文化思想界敏感的神经，并凝聚成一颇为壮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就是说，在表面上，近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与上世纪初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不仅相似，而且似乎完全可以将它们一一对位，这使得熟悉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恍然有回到民国之感，也被批评者目为“历史的倒错”。从近景看，近年的儒学复兴运动可溯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80年代初，庞朴、李泽厚、匡亚明针对“妖魔化”孔子的历史大悲情，提出“孔子再评价”而肯定孔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开启了儒学研究热潮，而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则是这种热潮的持续。这场传统文化热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使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脱离出来，并逐渐摆脱了“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唯心唯物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推动中国哲学研究的纵深多元开展，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自主性追求。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更多理解、肯认儒学的价值，推动儒学价值的现代转化。这些都为近年的传统文化复兴积蓄力量、铺垫成路。
这两次相差将近一个世纪的保守主义文化运动果真如此一致吗？非也！表皮相似的底下，遮蔽着太大的不同。上个世纪前半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不管是社会文化层面的孔教运动、读经运动、祭孔活动，还是哲学层面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努力，都是在“自卑羡慕”的心态下做出的。除了个别极端保守者外，当时的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往往内心里自卑于自己的政治和哲学传统而羡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理性化、系统化的哲学。即使是唱“以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实际也是羡慕西方基督教在维系文化传统上的作用，其国教主张真实目的是希望利用孔教维持中国的文化传统，保持中国的国民性不丧失。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都是服膺的。即使曾主张西方的民主法治传统不同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梁漱溟，其最终还是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至于西方哲学的理性化、系统化，更是当时研究中国哲学者所向往。他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努力，就是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构思，实现中国哲学的理性化、系统化、知识化，这在熊十力、梁漱溟甚至马一浮哪里（他们最能认识中国哲学特性）都能看出。正是这些努力实现了中国哲学新开展和现代化，奠定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这是先驱对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恰恰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最为诟病的地方。
相对于上个世纪前半期保守主义“自卑羡慕”的心态，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看上去非常自信，他们要以“中国解释中国”，即他们不仅反对依傍、“临摹”西方哲学，要以本民族语言自主地写中国哲学，而且还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要以中国的政治智慧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他们的主张中，具体分析其自信表现了何种本质。
蒋庆的“王道政治”儒学，是“悬置”或“括弧”了心性儒学讲的。明眼人都看出，蒋庆并没有严格按照“以儒学解释儒学”，虽然他也考据训诂，但其“王道政治”已不是儒家的本真意义，他讲政治的神圣、历史和民意的“三重合法性”，与韦伯的Chrisma型、传统型和法理性的“三种统治类型学”相当吻合，他对“民意合法性独大”的批评，也是托克维尔、哈耶克等西方政治思想家讨论的焦点（我不知道蒋庆本人是否受这些观点的影响）；而议会设计中对贵族院和通儒院的强调，实受柏克思想及英法古典议会政治的影响。推开这些不讲，蒋庆论政非常有意思，他似乎要给设计一个融合所有优点的、完美稳定的政体，但是真正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正如韦伯指出的，统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证明，在同一时代合法性的支持往往以某种类型为主，三者平等兼具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合法性受法理型形式下的民意为核心支持，其神圣型和传统型的支持已弱化。具体到中国现代的政治情状，神圣型的通儒院如何确立？如果它可以通过培养读经运动和儒学教育来形成通儒院的主体，那么儒士的神圣性如何在社会其他成员中确立？再者，传统文化的“国体院”到底以那种文化为传统的代表，如果以未来的儒士为传统文化的代表，那么它与通儒院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以大众为文化传统的代表，那么又如何处理与庶民院的关系？还有，“国体院”如果还包括其他宗教，那又如何处理儒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政治是一门管理艺术，它特别讲究操作性，蒋庆的这套“王道政治”理想最多说明儒家政治思想中有可供人借鉴的有益资源，但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很难说能落实。
相对于蒋庆的王道政治，康晓光的“新仁政”似乎更贴近现实。其政治主张的本质是贤人政治或哲学家统治。与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贤人政治主张一样，贤人政治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国人中区分贤人以及培养“贤人”或哲学王，还有合格的“贤人”或哲学家如果不愿担任统治者怎么办；即使“贤人”或哲学家担任统治者，他们如何弥合与凡俗大众之间的思想差距；再者，“贤人”或哲学家担任统治者后是否可能倾向堕落，如果可能，又该如何防范？康晓光看上去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他径直说贤人的标准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他没有给出在各种信仰和理念间选择的理由，可见是一种预设的信仰）；即使儒士，历史长期就有“君子儒”与“小人儒”模糊争论，这又如何区别；如何培养儒士，康晓光的办法就是“以儒教为国教”，推行儒学教育，“儒化”上层的共产党和下层的大众。姑且不论他的这种“儒化”办法实行起来多么困难，假若真的成功实现“儒化”，按照儒家原本的政治设想，如果举国上下的每个人都有“君子行”，每个人都会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行其道，相互友爱，那么统治者就可以“拱手正南面”、“无为而治”了，为何还要有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咨询决策、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呢！所以说，从儒家政治哲学严格逻辑来看，其落实政统的“三种机制”实是多余。当然，康晓光是一个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出了历史上儒家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本主义或“政道”缺乏有效的落实机制，与其说法团主义、咨询决策、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是落实民本主义的有效机制，还不如说是对防止已掌权儒士堕落的机制。如果在实际的贤人政治中，儒士还会堕落，那么我们还不如放下“儒化”，重点思考如何建立防范政治势力腐败的机制呢？可见，康晓光的儒士贤人政治与其落实的“三大机制”之间有矛盾。或许，康晓光的“新仁政”对我国现行政治现象变化的解释有一定说服力，但我更看重其援引金耀基提出的“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理论，如果他从这方面着力思考，可能对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民主改造更有建设意义。
现在看来，如果撇开对儒学的信仰不谈（如果他们有的话），蒋庆和康晓光的政治儒学主张不仅零散，而且内部外部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这些政治主张与其说是一套应对中国复杂政治社会问题的可行理论，还不如说是通过批评或解释现代政治困境来展示儒学政治智慧的努力，以便为儒学在未来中国建设中争一个正统的位置。
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或“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我认为更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片面理解甚至基本否定基础上的。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绝不是仅仅依傍、“临摹”西方哲学，绝不是以中国哲学的史料“削足适履”取填充西方哲学的框架。一句话，中国哲学绝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如果我们全面阅读20世纪重要哲学家著作就会发现，除个别例子外，凡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在自己的哲学构建或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大多都能不同程度地梳理出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特征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差异。不要说熊十力、梁漱溟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味浓厚的哲学家，譬如早期张东荪对中、西哲学本体论和语词表达方式的对比，冯友兰对“天地境界”和“负的方法”的解释，金岳霖对“道”的精彩论述，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贞定，牟宗三对价值哲学及“心体与性体”的梳理，方东美对“生生之德”的弘扬，都是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形成的。不仅如此，就连中国哲学没有本体与现象、主观与客观、身与心、事实与价值、超越与实在、神与尘世等绝对二元对立（如西方哲学那样的）这样的论断，不是我们发现的“宝贝”，而是这些哲学家在中西方哲学艰深的比较研究中总结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特质。
当然，我们有必要写符合中国哲学特质的哲学史，但写中国哲学史时要借鉴以上中国哲学家的成果而不是简单排斥。果真如一些人主张的——写真正纯正的、由本民族语言叙述的中国哲学，那么就像钱穆那样来研究经学和子学并“写学案”好了，或者让后人直接读中国哲学的典籍好了，还有比它们更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吗！这也就取消写中国哲学史的必要了。当然，中国哲学史还是要写的。因为这既可以保持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它能使现代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理解中国哲学并吸收其智慧。而中国哲学要被现代人所理解，就必须使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何况在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哲学语言已经现代化、甚至相当西方化的今天。“重写中国哲学”就是使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这正是以上哲学家孜孜追求的。因此，“重写中国哲学”绝不是闭门造车，我们应追随那些哲学家的脚步，吸收他们成果，在中西哲学细致入微地相互比较和相互解释中完成。那些写真正纯正的、由本民族语言叙述的中国哲学的主张，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所以说，“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或“重写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它不过是大陆中国哲学界，在走出“唯物唯心论”简化的旋涡后，为争得一个正统地位的申说。这种“哲学的民族主义”实像，有走向“哲学原教旨主义”的危险，不利于中国哲学的真正发展。
三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自信下面，潜意识仍是不自信的心理。中国文化复兴热潮是一种“虚像”，其所掩盖的“实像”，就是在现代中国文化争正统的努力。这种“实像”，发生在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文化迅速变动的具体情境，它的确能重新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而逐渐洗腿其“世纪的自卑情结”，有利于积累文化保守主义的资源。但从长远建设性眼光看，除陈明的“文化儒学”外，它们似乎可能倾向“儒学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然而就陈明的“即用见体”理论来说，虽然它没有“王道政治”和“新仁政”实质化，但它确实是一种建设性、创造性和有解释力的言说架构和平台，可能是中国文化重建的生长点。但他确实需要细细分梳“体”与“用”的内涵，特别是对“体”的说明，即如果“体”是人的存在、人的可能实现的意志需要，那么人的存在、可能实现的意志需要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就是那个要见的“体”、要证的“体”是什么？它仅仅指中国人的优裕生活的日常需要呢，还有其它完善？如果有人的完善，它是不是包括传统儒家的形而上的“生理”和“仁道”？如果有的话，这又牵扯到有形而上学的相关的价值哲学的问题，这又如何在其存在论进路中如何存在呢，也就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有没有价值指导的问题！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http://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www.133229.cOm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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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