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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分论点

时间:2023-07-10 17:33:44

传统文化分论点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1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4-0042-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自身在课堂教学中具有的主渠道作用全面发挥,充分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还是现阶段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因此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成为了现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焦点话题。本文首先阐述了高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然后介绍了高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的原则,最后阐述了高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的具体途径,旨在为更好地开展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提供一定得意见与建议。

一、高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多元文化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高度关注

现阶段,随着世界的深入发展与不断变革,呈现出了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势态,使得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思想文化:过去的和现在的、外来的和本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彼此产生了严重的激荡,有的互相吸纳,有的互相排斥,有的互相渗透,有的互相矛盾。对于这些情况,中华文化也不例外,在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渐突出下,使世界各国区域产生了学习中华文化的思想,由此,中华传统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然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不足也在世界上泛滥影响,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常常钻中华传统文化漏洞的空子肆意妄为的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大学生实际中也受到了各种文化的影响。当面对文化复古主义时,大学生们显得十分的兴奋,同时却又十分的迷茫;当面对东突、达赖的民族分裂言论时,大学生们在表现痛恨的同时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没有能力判断分裂主义分子的言论是对还是错。由此可见,现代大学生关于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是高校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西学东渐情势下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目前,虽然多数大学生都存在主流文化意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但随着整个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大学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自私自利、拜金主义的思想,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丢掉了中华优秀的道德风尚,诚信降低、价值观扭曲严重,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发着浓烈的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怀、努力奋斗的决心、自强不息的态度,这些文化精华的价值不应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逐渐削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地位的大学生,应及时全面的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据此抵制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生头脑,已经成为了西学东渐情势下传承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际需求。

二、高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的原则

中华传统文化涉及了思想、文字、语言,礼、乐、射、御、书、数,以及书法、音乐、武术、民俗等。传统文化具有世代相传、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特点。虽然人类创造的一切都能纳入文化的范畴,但由于历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部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使用并不合适,所以应清楚获悉传统文化传播中应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科学世界观、价值观、人身观的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对高校提出的本质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并非一直注重于传统文化的传授,而是保证传授的传统文化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服务。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我国历史中一些享誉盛名的爱国主义者、革命先烈、优秀人物的所作所为都能有效激励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本位、道德本位价值取向是道德教育过程中必要的素材,孔孟等人的道德名言,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合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的关键素材。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实现,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理念、优秀素材。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两者间的辩证统一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良好运用。

(二)贯彻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而中华民族中汉族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贡献巨大。中华民族文化体现出了多元性特点。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推进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应将其多元性全面体现,不仅将传统的汉族文化传授给学生,还应使大学生掌握了解各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文化逐渐朝着商品化方向发展,人们常常通过贩卖少数民族落后的文化来获得经济利益,而对于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重视这一点,加大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

三、高校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的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集思想政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于一体,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内容及方法的辩证统一。在传授中华传统文化时,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满足“三进”的要求。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2

论文中怎么生成目录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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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论文范文

以传统文化精华创高职文化育人特色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证了高职院校可以传统文化精华创文化育人特色的理由,分析了其实践过程中应避免走入的四个误区,提出了打造传统文化育人特色的建议。

关键词:高职;传统文化;文化育人;特色

课题项目:本文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2009年度院级规划课题“研究-以杭职院为例”(编号:2009-39,主持人:汪吾金)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汪吾金(1971-),男,浙江杭州人,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1)02-0073-03

文化育人在今天的中国广受认同。在网络上用百度搜索,有关文化育人的网页扑面而来,可以一下子跳出几百万条。事实上,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仁爱、忠义、诚信等思想在现今仍发挥着约束社会行为的功效,这与教育培养现代公民理想人格的内涵不谋而合。在推进大学生道德教育、素质教育的进程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作用的观点不少。传统文化中积极追求革新、坚持“责中尚和”、“民惟邦本”、“居任由义”、“知耻自省”、人格自主、敢于怀疑等都有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并使其在正确的价值原则下创造性劳动。面对高职教育历史较短却大力发展,高职文化群起探索却尚无定论的现实,依托中国传统文化解决高职院校的问题作为一种思路出现了。本文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对我校352名高职生(男生占56.47%,女生占42.33%,未明确性别的占1.2%)的问卷调查分析来探讨用传统文化精华打造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特色的可行性,以求教于方家。

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用复杂的文化去实现育人的目标,没有特色就不可能给人以深刻印象,成效也往往要大打折扣。传统文化精华因其经过上了历史的积淀而延续至今,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呼吁下,其先进价值日益被认知和推崇。我们认为:不能因高职生传统文化素质弱、底子薄就轻易否定以传统文化精华育人会出现积极成效的可能,但有些误区倒是必须避免的。可以一试。

一、高职可以用传统文化精华创文化育人特色的理由

(一)传统文化精华活力长存,易于使高职文化育人的特色长存。如作为中国文化价值核心的“经世致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时期都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并主导着中同文化、文学的发展。人本主义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认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也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特色,它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有非常密切的逻辑联系。高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生产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争取使学生在经世致用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这与传统文化精华颇为合拍。既然合拍,就容易持久,容易持久的文化育人特色难道不值得去尝试、去努力吗?2008年11月7日至9日,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齐聚杭州的共识之一是高职文化还没有结论,这与我们90%以上受调查学生意见一致。这种师生共识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高职教育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确实太短,其文化内涵当然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同时也强烈意味着各高职院校在文化育人问题上探索的空间非常大,完全可以继续根据自己的校情进行积极、大胆的探索,选择至今活跃的传统文化精华为育人特色无可厚非。

(二)传统文化精华根基深厚。易于使高职文化育人的对象更适应社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高职生社会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经受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的社会,每一个社会细胞都有传统文化因子,社会对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成员有天然的凝聚力,这样,传统文化使高职生能较快适应社会细胞、融入社会细胞。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功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密不可分。从我们的调查数字看,高职生对高职文化最大的期望就是高度的社会适应性(占71.2%),远远超过职业性(占19.7%)、地域性(占6.1%)和先进性(占5.1%),这是他们清醒认识社会后的正确选择。人是社会性很强的动物,适应社会才能求生存谋发展。高职生从小身处中华文明环境,毕业后也主要就在这个环境中打拼。当今文化和传统文化虽有差异,却是吸取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内的先进因子后的产物,不懂传统文化对高职生成长成才和就业创业非常不利。高职生处在叛逆性与可塑性并存的人生阶段,传统文化精华进课堂、进社团、进实践、进心灵将有助于学生成为完整的适应国情的人才,从而增强其社会竞争力,对国家民族的文化安全也很有意义。

(三)传统文化精华受学生认可,能提高教育效果。调查发现,高达65.5%的受访学生认为传统文化精华能为高职创文化育人特色服务,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文化日益多元,社会继续转型,不少人以为年轻人叛逆,只对两方文化趋之若骛,事实打破了主观臆测。高职生各方面综合素质相对较弱,但这种弱势并未泯灭其对祖先文化的认同,并未改变其内心血液的颜色,使他们能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在多元文化生活中保持传统就能成为特色,开创新生活不等于抛弃一切,古可以为今所用,这样的想法在高职生中广为接受。文化育人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学生、社会所需与高职、教师所能的最佳结合点。高职生能接受说明以此育人将获得更多的依从性,当然会大大提高教育的成效。如果教育力度大,教育艺术性强,传统文化精华的感召力、吸引力将更有效提升高职生软实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传统文化基础弱恰恰证明高职生在此方面的可塑性大。把握传统文化精华重在行动,许多农村老太说不出传统文化理论却成传统文化的最好实践者就是明证。对高职生来讲,理论够用就行了。

(四)传统文化精华有比较优势,可提高高职院校综合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高职院校文化是高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占领就业市场的制高点之一。高职院校在吸收和传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突出包括地方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精华育人特色就等于在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市场竞争中找到了一个制高点。“传统概念在

美国企业的结构和职能中仍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企业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判断也就顺理成章。高职院校为企业服务,又岂能撇开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国企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多一点还是接受其他文化的成分多一点?稍具理性的人都不难依据现实作出判断。所以我们发现,传统文化的比较优势并未丧失,让高职生具备以中国人方式做中国事的能力,适合国情适合地方适合企业,这将使高职院校在文化竞争和就业竞争中牢牢把握住基本盘,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因根基深厚而大大增强。

综合以上理由,用传统文化精华打造高职文化育人特色完全可行且对高职院校大有益处。

二、打造传统文化育人特色应避免走入的四个 误区。

(一)不作取舍,唯传统为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所以在内容选择上一定要大胆取舍,选择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华,甚至可以更多地贴近专业需要。摈弃唯传统为上的做法,把传承传统文化精华和吸收其他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最新文明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宜找准文化育人所急、就业创业所需和文化精华所能的最佳结合点,以使传统文化精华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取得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效果。

(二)不重反馈,唯活动为要。传统文化精华创高职文化育人特色当然可以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载体,但活动不是创特色的唯一手段。大象无形,文化育人特色的形成关键在于让传统文化精华能有效融合不同形式,实现文化特质与学生的结合,使学生吸收,从而改塑学生。哪怕在校园里挖个大池塘,种树养花喂几只鸭鸽鹅也能传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让学生调整心态有所感悟。文化育人是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需要经常性的反馈和修正。并不受活动形式的束缚。

(三)不看对象,唯灌输为先。高职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参差不齐的,甚至有的可能会严重缺乏。为了在单位时间内实现既定目标,文化育人很容易出现先灌输了再说的情况。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忽视了文化育人的基本规律,把高职生看成是无能动性的物而非充满创造活力和创造渴望的热血青年,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灌输得越多效果越差,这在任何填鸭式教学的失败中早已有了明证。

(四)不求质量,唯形式为本。形式主义历来是创新的大敌,高职创文化育人特色也是如此。不少高职教育者宁愿把时间化在形式上去实现沽名钓誉,也不愿去反思这种热闹形式下到底有多少实际效果。文化育人的成功是一种软成功,目前很难有一个完全固定的考核标准。单在数量与形式方面多动脑筋,甚至把形式当作本质来对待,这是很危险的,将把文化育人推向自我灭亡的境地。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文化节和文化艺术节等载体来推进文化育人,既注重形式之新,又重视质量提升,其中技能文化节已被浙江省教委评定为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品牌,可说是形式与成效统一的好例子。

三、打造传统文化育人特色的建议

(一)以理论探究作支撑。文化育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营销。“文化经济学为文化营销理论的健全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那么,以传统文化精华育人也必须有一个理论的支撑。我们认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研究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什么样的传统文化精华可拿来为高职文化育人服务,结合时代、专业和学生特点,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发挥教职员工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使传统文化育人的特色经得起检验,也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二)以学生成才为目标。要紧盯市场需求来设计学生成才的规格,确定传统文化精华渗透的方向、深度和检测手段,逐步使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熏陶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成为其职业能力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占领就业市场的制高点,为学生首岗适应、多岗迁移和终身可持续发展服务。

(三)以全体参与作动员。打造传统文化育人特色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任务,而应该成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光荣使命。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相互融合促进、统筹兼顾,以求得育人特色和效果的最优化。全天候的、渗透到校园生活每一个细节的有形无形的文化育人手段会极大地提高传统文化精华育人的效能,甚至还可以向校外生活延伸,使学生随时随地在实践中吸收传统文化精华。

(四)以心态文化为重点。我们调查发现,在诸多传统文化育人特色的实现途径中,学生最看重心态文化,即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占49.19%的选择比例;其次是行为文化如日常校风、活动等,占28.81%;然后

是制度 文化如 教育教学、校纪校规等,占百分之12.09%。当然物态文化如 建筑、 环境等也受到关注,占4.12%,其他的途径占5.77%。因此,在打造传统文化育人特色的时候要把心态文化放在非常突出的重点位置,抓住 了心态文化就抓住了文化育人的主要部分。

(五)以自我抉择求提高。文化育人的成功最终要靠学生文化素养形成的结果来检验,离不开师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传统文化育人要成为特色必然要充许广大师生员工在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时有自我抉择权,即有一定程度的个性化。从学生角度看,这易于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使兴趣成为导引,更有效地形成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实践为主线的教育局面,也更适应时代对多样化的要求。

(六)以创业创新树品牌。“文化是创业企业第一桶金”。企业重文化,高职院校更要重文化。传统文化精华创高职文化育人特色最终必然要体现为品牌。因此,在整个打造特色过程中一定要有精品意识、品牌意识。在实践中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有一个经得起检验的过硬成绩,特别是把学生运用传统文化精华创业创新的有效 经验认真积累起来并提炼升华,化为高职生和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使文化育人不断在新的起点出发。

文化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努力不断提高才能形成特色。对高职院校而言,除了教师言传身教,还要充分发挥校内场馆等的文化载体作用,通过制度导向、成果展示、 艺术展演、课外讲座、文体活动、景点建设等多种形式,把文化内涵渗透到教育教学实践之外,增加校园环境的文化含量,尤其要在校园文化中有机融合企业文化,提升文化品格和精神。杭州 职业技术学院编撰校史、让学生参与提炼校训等,建设校企共同体,融合校企文化已经初步取得成效。我们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各种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高职文化育人模式一定会闪亮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也一定能取得突出成效。

参考文献:

[1]韩书堂,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与 文学的价值取向[J],理论学刊,2007(6):114-116.

[2]刘光明,企业文化[M],北京: 经济 管理出版社,2002:364.

[3]帕特·乔恩特,马尔科姆·华纳,跨文化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15.

[4]王方华,伏宝会,肖志兵,文化营销[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34.

[5]黎永泰,黎伟,企业文化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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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3

对以上意见,我们是不认同的,本文要论证的是,传统文论有无“当代化”的可能及怎样“当代化”,而为了传统文论“当代化”,我们古代文论研究者又要做什么工作,既让我们的传统文论研究更贴近文论史,又让我们的传统文论体现出“当代性”以实现“当代化”。

我们所说的传统文论,是指“五四”以前的二千余年的文论,它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其针对的问题、论证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思考的方式等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它陆续产生于各个时代,在各个时代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相对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来说,它已是历史;那么,它在我们的阅读与理解时,是否与我们构成对话关系,而且在对话中其意义是否有所延续并增殖?它只是让我们在阅读时品味其历史意味呢?还是经我们的解读与分析、阐释后对当代文论仍有某些作用?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传统文论的特质是什么,这是决定传统文论是否有“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郭绍虞说:“唐人的诗歌理论,主要有两派:其一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与社会意义,由陈子昂发展到白居易、元稹,一直到皮日休;其一则比较重于诗歌艺术,发挥了较多的创见,并写成专书,由皎然的《诗式》,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①其实,岂只是唐代,整个封建社会的诗论,都有如此表现:岂只是诗论,整个传统文论都有如此表现。但是在传统文论中,既有二者相辅相成的例子,如唐代古文运动,重视文章为社会现实服务,又重视文章语言的独创性,能自由表达内容;也有二者两败俱伤的时候,如隋代李谔为使文章为现实服务,提倡以古拙遏制浮华,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二者都没有得到好效果。也有偏向一面的例子,如南朝梁时萧纲《与湘东王书》称:“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他否认文学的社会现实性,只是提倡文学的艺术性一面。可以这样说,此二者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整个文论史。无论是重于文学的现实内容及社会意义,还是重于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传统文论都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其表现有二。

首先,传统文论的构成是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文论可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二者,对具体文学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评价的,称文学评论,而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论证,称文学理论。西方文论,评论归评论,理论归理论,二者之间的界线较为明晰,而传统文论不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西洋文论“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传统文论不“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他论证传统文论的目的“不在批评文学作品”,称《文心雕龙》“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如最古的文学家是屈原,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注解楚辞和杜诗的专书虽很多,批评楚辞和杜诗的专书则很少。不止对楚辞和杜诗不愿以全力作批评,对其他的作品也不愿以全力作批评”。为支持其观点,他对品评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钟嵘《诗品》专门作了评述:“但一则他对于作家的褒多于贬,并不似西洋之判官式的批评家,专门的吹毛求疵。二则他的目的似乎也是在借以建立一种诗论,不是依凭几条公式来挑剔他人的作品……就算他是批评专家吧,但这种批评专家,在中国也实在太少了”②。罗根泽又说传统文论“偏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则比较热烈”,他说:“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如文学观、创作论、言志说、载道说、缘情说、音律说、对偶说、神韵说、性灵说,以及什么格律、什么义法之类,五光十色,后先映耀于各时代的文学论坛。”③但很多人又认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认为传统文论确是五光十色,但却不那么纯粹或专门。所谓不纯粹,是说传统文论提出文学问题时,理性色彩并不浓厚,理论不怎么像理论,他们认为,“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④。亦有人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⑤

西方人更是如此看待中国传统文论,鲍桑葵说:“许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还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也好……因为就我所知,这种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他又说:“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之所以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之所以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肯定同莫里斯先生所提出的这种艺术的非结构性有必然的基本联系。”⑥

既不偏重于裁判、评论,又不偏重于思辨、理论,于是人们提出传统文论的形态特点是评论与理论的融和,如张伯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在于“中国古代文论,很少作抽象的纯理论的说明。批评家总是将理论批评贯彻于实际批评之中的。指导创作实践,总结创作经验,纠正不良文风,是古代文论著作所担负的主要任务”⑦。他在评论与理论之外又加上创作,评论、理论、创作,构成传统文论的三大构成要素,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批评家提出一种理论,并不对它作抽象的纯理性的说明,而是把它贯彻于实际的作品、作家评论之中;实际的评论也不单单是裁判式的评断,而是为了指导创作,纠正不良文风也是为了提高创作,于是,在裁判式的判断中,提出仍属于理论性质的几条规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现象,某一时代的文论,或从理论出发,经历评论实践,又回到理论形态,那就是指导创作的数条规则;或从评论实践出发,总结出指导创作的理论,又进入评论实践,指导创作的实际操作。比如两汉文论,其理论原则是文学服从于政治、教化,批评对象是作品的题材内容,通过批评方法的运用要弄清作品说了些什么,以政治生活印证作品或以作品印证政治生活,其目的就是对作品作出政治教化的评判,并期望通过批评活动来确定文学创作的方向,即文学服从于政治生活的理论,而其创作又反过来印证了其理论要求,符合其评论标准。

其次,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朱立元所谓“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其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实践,就是论作品的风格、论作家的风格、论时代的风格时用形象作比喻,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晋人李充《翰林论》评潘岳诗的语言(《诗品》引),所谓“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则评风格,所谓“或看翡翠兰沼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前者述词彩鲜妍,后者述笔力雄健。韩愈论诗更喜用惊人的比喻,如其《调张籍》、《送无本师归范阳》都是用奇崛的语言来曲状诗境的沉雄光怪。此后如皇甫《谕业》、敖陶孙《诗评》、是以形评论不同作家的风格;而司空图《诗品》、郭《词品》、姚鼐《与鲁洁非书》则是以形象对各种风格进行探索⑧。

这种“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的体验的描述”,实质上就是传统文论重整体重综合的特点,而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重分类重分析的特点。“直觉”与西方文论重逻辑推理相对立,“顿悟”与西方文论重分析相对立,“对感性的体验的描述”与西方文论重理性推理相对立,如此两两相对立,显示出我国传统文论的思维特点。

正是由于传统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的整体性思维特点,使传统文论具有某种开放性。比如说传统文论的范畴体系,其理论指向与诠释具有多义性、衍生性的特点,各范畴之间又互有渗透,因此,范畴的意义有开放的一面。此处举一个例子。在传统文论范畴中,“意境”一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先秦时期,“意”与“境”是分开的具有不同的含义。“意”只是意志、意思的意义,《庄子》和《易传》有“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的说法。没有美学上“情趣”、“韵味”等含义。而“境”这一词语也只是疆土边界之义,没有“境界”一词的美学意义。汉魏六朝时期,文论家也用过“意”字,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但这里的“意”并不等同于后世的“意境”。“意”与“境”的合用,是在相传唐代王昌龄《诗格》中,所谓“诗有三境”,“意境”相对“物境”、“情境”而用,也不等于后世的“意境”。只有在唐代权德舆《左武卫胄许君集序》一文中“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性情,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的“意与境会”一语,含有意境浑融的意思,才初步具有后世“意境”一词的美学意义,并在宋元明清近代得到进一步开展⑨。“意境”意味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这说明,古代文论的某些范畴具有某种开放性,其理论文本面向未来并对未来有所期待,其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向未来敞开以逐步充实与完善。

又比如对“兴”的理解与解释。“兴”分别为《周礼·大师》“大师教六诗”之“兴”,《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及《毛诗序》“诗有六义”之“兴”。“兴”虽《诗经》,但其义并不由文本单方面地决定,还决定于后世的解释者,后世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都出于各自的目的而解释不同,都因其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解释。汉人郑玄《周礼·大师》注:“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其解释合乎两汉强调《诗经》美剌的目的。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兴,引譬连类。”把它作为一种手法。钟嵘《诗品》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把“兴”作为其滋味说所能体现出来的艺术效果或审美境界⑩。唐人皎然《诗式》称:“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他所说的比兴,实际是属于意境的范畴,有比兴即是有象外之奇,文外之旨,言外之情,以此区别单纯取象作比喻而不能融境于情的属于修辞范畴的比兴11。“兴”这个例子表明,传统文论中某些部分的文本意义不是由原文本单方面决定的,其文本意义还生成于理解主体与原文本创造性的对话中,这种创造性的对话是受到理解主体的时代所限制的,是受到其个人文论整体所限制的,通过这种对话,后解主体与原文本的历史间距有所克服,“兴”实现了某一时代的“当代化”,传统文论也实现了某一时代的“当代化”。古文论家创造性地解读经典的例子很多,又如朱熹解读《诗经》,变汉儒解读民歌的“美刺之说”为“男女相与咏歌”的“淫诗”之说,《诗经》就实现了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12,这也该是传统文论在宋代的“当代化”的表现之一吧。

再从传统文论三位一体的形态来说,由于批评对象的不同即文学创作形式的不同,其评论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当然,其理论也就各有重心所在,其中不少是属于原创性理论。从传统文论的形态发展来看,它由先秦时期的文、史、哲不分家中的片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文、专著,到唐代的诗格,到宋代诗话词话,到元明清时的评点,其形态的不断变化表明传统文论在不断超越自身。

那么,传统文论的理路是什么?其理论形态是什么?我们认为,传统文论的理路应该是“实践”,或者说其理论形态是“实践理路”,这也就是说,传统文论强调文学理论只是整个文学活动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纯思辨的理论活动,不能在文学活动实践之外找到立足点,其理论理性是从属于实践理性的。传统文论思考文学问题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践,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文学世界不是采取静观的态度,不是采取站在文学世界之外的沉思冥想。从反面的例子来讲,晋时崇尚清谈,乃有嗟叹清谈之美,“不辨理之所在”的情况(《世说新语·文学》),后人欣赏其风度,却不欣赏其实质,批评为清谈误国,这种纯粹理性思辨,不是古人所崇尚的。

实践按其定义,是一种能动的现实活动。作为一种理论,传统文论的精神实质是现实性,这从许多传统文论著作开宗明义谈到自己的著作是针对现实而作就可看出,如刘勰《文心雕龙》,其自称当代“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这样的例子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传统文论范畴的开放性,古代文论家对经典著作的创造性解读,传统文论形态的不断自身超越,其实践理路强调与现实相结合,这可说传统文论自身是具备实现“当代化”的可能性的。如何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这就看我们当代人自身是如何努力的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文化传统有了某种隔断,传统文论也包括在内;当时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就是作为对传统文学和传统文论的一种克制出现的,是在已经解体的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文论丧失了某些功能的情况下作为它的替代物引进的。我们在前文说,传统文论自身内部具有开放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因素,那么,一般认为五四时期传统文论只有隔断而无延续又怎么解释呢?其实,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人们经常举这样一个事例:虽说五四时期是一个全面抨击传统文化的时期,但人们在对多种多样的西方潮流进行选择时,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传统文化常常是暗中左右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周作人在读到西方表现理论时便会自然联想起“诗言志”,茅盾在读到有关社会背景与文学关系时,就会自然联想到儒家的《诗大序》13。这个例子表明,即便在大动荡、大抨击中,在似乎是一概否定传统文论的思潮高扬之时,对传统文论的理解主体来说,其身上所有的传统文化、传统文论的因子,并不是像物体一样想拿掉就可以拿掉的,对外来文化、外来文论的汲取,也不是像物体一样想放进去就可以放进的,这种抛弃与汲入亦有其规律可寻,这一方面要看理解主体自身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程度如何及接受如何,另一方面又要看其所做出的选择是否符合整个社会的走向、是否符合传统文化自我超越的走向、是否符合传统文论自我超越的走向。

另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文论家在移植与解释西方现代主义运用最多的概念如“象征”、“意象”、与“隐喻”、“暗示”时,常常与传统诗学中的“比兴”手法相融通,这就是传统文论在暗中支配人们对新的外来的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是“比兴”范畴开放性的表现。“比兴”历来就处于一种意义转换中意义有所增殖的状态,如今现代主义的概念的加入,人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比兴”这一范畴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正是传统文论自身具有某种开放性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个例子是,“五四”时期对“文以载道”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批评家并不因此而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关键问题是“道”的重新定位,否定封建的“道”,而提倡文学“载”新时代的“道”。在当时,赞成现实主义的作家文论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拥护浪漫主义的作家、文论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对立之中的一致性在于,都着眼于文学的目的与作用,都提出“文”总要有所“载”,这也是传统文论在暗中支配着人们在范畴方面的价值选择14。

假如说上述例子都是属于传统文论的巨大惯性在暗中支配人们的选择,它只表明传统文论中开放性、自我超越性的力量;那么,五四时期还有文论家主动选择传统文论中的某些东西来对抗传统文论的情况。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反传统思潮联系在一起,有意识地到传统中去寻找新变的种子,为现实的变革寻找一种历史的依据15。这表明五四时期的文论家已有这样的认识,以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与洞察,做出了彼时传统文论“当代化”的努力。

五四时期是激烈反传统的时代,尚且有如此的传统文论“当代化”以建设新文论的表现,可是由于社会动乱等历史原因,这种“当代化”的比例较小,也未有较为充分的展开,但是,这种情况已经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给我们树立了一定的自信,即传统文论的“当代化”是具备可能性的。

传统文论“当代化”的路径在哪里?其如何实现“当代化”?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即我们要继承的是传统文论的精神。传统文论付诸文字、写在文本里的那些有形的理论,是针对其所处时代提出的,是有特定的实践针对性的,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认识条件的局限,具有相对的性质。至于传统文论的精神,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导的内容,包括其所运用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开放性以紧密联系现实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路的精神境界,虽然未直接体现在字面,是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我们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并非照搬其范畴、话语去解决当前的文论问题,那将会适得其反,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我们变得像遗老遗少般贻笑大方。

因此,实现传统文论“当代化”,除了对中国社会和当前中国文学现实的本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与判断外,还要发挥传统文论有的开放性与现实性精神,以创新的态度延续与增殖传统文论的内涵,对于后者来说,就是认真解读与仔细领会传统文论,企望能够从它与当时实践的特定联系中去领会它所蕴涵的普遍性内涵。具体来说,我们的工作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该改进我们的文论史研究,加强我们与传统文论的对话。当前,我们的文论史,或以人为单位,或以问题为单位,还是文献学的文论史。以专人的叙述为主,全力笼括该人的所有文论言论,解读分析;以问题的叙述为主,全力笼括该问题的所有论述文字,解读分析。这种文献学的文论史,以详尽的资料与忠实于原著的解释,是在还原与复制历史,避免了主观随意解释古人的弊病,但文献学的文论史,也泯灭了我们立足当代的旨趣与视野,扩大了我们与传统文论的历史间距,传统文论终于成为历史。如何突出传统文论在特定实践段落定的含义以表现与彼时当代现实的特定联系呢?即彼时传统文论的“当代化”如何呢?我认为,应该强调“单位”意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提出历史研究的单位这一问题,其《历史研究》的《绪论》就专论“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所谓单位,就是“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他又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有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界限”16。比如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卡文敦《通史》提出“人类社会”,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天国》提出“宗教”,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哲学》提出“民族”,现代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文化”,而汤因比提出“文明”等等。所谓“单位”,其自身应该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内在构成的诸方面都自成段落,即时间、空间,还有能够自行说明的问题。我们借鉴历史研究的“单位”意识,把它转换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这首先就是一个如何按照当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现实发展来整体性阐说与论述文学批评史的问题,阐说与论述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也就是说,某一时代的某种观点是如何提出来,又是怎样经历了批评实践,又是如何回到指导创作的某些理论的总结;或者某一时代是如何从评论作品的批评实践出发,总结出指导创作的理论,又如何回到指导创作、批评作品的实践中来。这就是文学批评在某一时代自起始至结束的过程,它自身走完了一个圆圈又将踏上新的历程,我们把这一个个自足的过程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文学批评得以实行,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批评对象的确切、“理论原则”的坚强、批评方法的选择、批评目的设立以及如何实现期待中的批评效果,上述诸因素构成了某一时代的批评模式。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批评模式,表面上看,每个时代的批评模式都是以“理论原则”为核心组成的,实质上“理论原则”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期待中的批评效果构成为一个整体,是相互作用着的,任何要素都不可能脱离整体而独自有所改变,每一时代的批评模式是文学批评发展至某一阶段的自身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批评家顺应了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必然,又推动着某种批评模式的出现并竭力使之丰满与完善,并期待因其批评的全面展开来实现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规范。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旧的批评模式或许不曾过时,但它已不为时代所热切关注,或许它已经过时,其整体或部分已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乃至成为阻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桎梏,于是人们更有迫切愿望寻求、建立新的批评模式。新的批评模式取代旧的批评模式而占据主流地位,它会在汲取旧的批评模式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旧的批评模式或消亡,或仍与新的批评模式共存,被有些人使用着;或有人使用别的批评模式,但这些都不妨碍占时代主流的批评模式的运行。可以这么说,一部文学批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批评模式的历史。

这样,就把以往文论史单纯描述现象和记叙历史转向对理论模型的研究,把各个表面上不相关联的原理、范畴、演进过程等等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勾画出来了。于是,为建构传统文论的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并期望通过如此整体性的论述,揭示出过去时代传统文论是如何实现彼时的“当代化”及具备“当代性”的,为促使传统文论“当代化”以构建当代文论提供一种借鉴或范例。

其次,在与传统文论对话的同时,坚持与生活实践的对话。我们只有具有对中国现实文学活动本质的洞察,才会有理解传统文论进而挖掘与发挥其“当代性”的立足点,对现实文学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资料的系统学习和掌握应该是同步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在与现实文学生活实践的对话中,才会发现当代社会这一特定实践中的文学问题,在把握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质和研究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我们的传统文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提出过特定实践中的原创性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生生不已;传统文论实现“当代化”的关键之一,也就是能否就当代社会这一特定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再其次,就是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应该看到,解放以后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与结合在某些方面曾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传统文论强调从政治、伦理诸角度来展开论述,而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二者在这方面的某些重合,使我们的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某一时间内有着通畅的对话与某种程度的结合。这是我们传统文论与外来文论对话的成功例子,在这种对话与结合中,丰富了我们传统文论的内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涵,相得益彰。当然,上述情况只是传统文论构成之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关于文学本身建设方面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如典型理论,虽然在一段时间我们有盲目的依从一面,但如今我们亦能提出其适用的范围及某些不足之处。

与西方文论对话的第二方面是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用西方文论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生搬硬套阐释我国诸种文学现象,当然是不可取的。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应该是我们与西方文论对话的榜样,比较其异同,以西方的智慧弥补我们的传统文论的不足,寻求能帮助我们创造原创性理论的东西,结合我国的特定实践使西方文论与我们传统文论有一种结合。

传统文论要实现“当代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除前述面临西方文论的挑战、面临与马克思主义更深切对话的挑战外,我们更面临着当代社会对传统文论自身的挑战,举一个例子讲,即便是传统文论整体性的特点,在西方深受关注,但我们亦应看到与整体性相对立的分析就在向整体性提出挑战,随着社会的发达,分析的优点越来越被深受传统文化整体性特点熏染者所赏识,分析也在现实的文学批评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实,在深刻分析的基础实现整体性,有时我们的前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当刘勰对作家风格提出自己的判断时,如《文心雕龙》的《体性》篇、《才略》篇所论,这些结论是以整体、综合的形式出现的。但刘勰是怎么得出的整体、综合的风格结论呢?一是运用“见异”的批评方法,“见异唯知音耳”,“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他说鉴赏与批评的关键就是要看出作品的卓越精彩之处,“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嘹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见异“是个“深识鉴奥”的工作,是需要下大气力、下大功夫的事(《知音》)。由“见异”,刘勰得出了《上林赋》“繁类以成艳”(《诠赋》)、贾谊“文洁而体清”(《体性》)之类的结论,谁说这有思辨性?谁说这不是即兴、印象或随感呢?谁能说这不是整体、综合的一种阐述与结论呢?但刘勰又有“六义”、“六观”、“三准”等批评过程与批评标准,可见他也是对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解析的,只不过他未把解析的过程一一叙写出来,而只是直接把结论写下来。讲求整体性的传统文论尚且如此注重分析,我们继承传统文论,促使其“当代化”,怎能不在这方面加强呢?

文化有继承性,文论有继承性,传统文论在古代深入实践生活,起过积极的作用;传统文论实现“当代化”,是建立当代中国文论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潮之中,此时此刻,中国文论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机遇,我们一方面要认真清理、解读、分析前人留下来的丰富的传统文论的遗产,一方面要立足于当代社会的旨趣,以洞察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眼光促使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论的建立与成熟,使其在深入当代文学实践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完成这重大的使命,真正实现传统文论的自我超越,真正实现传统文论的“当代化”,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们的传统文论前途无限,我们中国文论前途无限。

注释

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②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14-15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叶朗对他人观点批评时所引用的。

⑤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⑥鲍桑葵《美学史》2页、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⑦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159-160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⑧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32页。

⑨参考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254-259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⑩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9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84页。

12见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4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大学报91.2

2.马孝劬:发扬我国农牧结合.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史83.1

3.千 里: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5.王星光.陈文华: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生命力 农业考古85.2

6.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农史89.1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a.中国农学史上册 科学出版社59

b.中国农学史下册 科学出版社84

c.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史 江苏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论我国传统农业经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农业考古83.2

b.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传统的路 农史研究83.1

c.从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 农业考古83.1

9.邓宏海: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需要努力运用生态学和建立生态农业 农业考古88.1

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农业出版社80

11.宁 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 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专制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 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5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中凡带“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和”、“执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适度”原则,反对“过”与“不及”。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荀子一也主张根据“中庸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唯》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乐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漠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

二、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是说,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荣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和谐协调的客观规律而运行。协调思维也叫“和谐意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研讨会纪要指出:“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岱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协调即美”、“和谐即美”,是中西传统美学的共同观点。中国传统美学历来主张“和谐即美”。儒家强调“人和”即社会美,道家强调“天和”即自然美,佛家强调“心和”即心灵美。而各家各派都主张“乐和”即艺术美。中国传统美学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谐即美”、“协调即美”。和谐、协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图画的美就在于它的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音调、音色、旋律、节奏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协调、和谐是各种不同要素的最佳组合,是各种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谐即美”、“协调即美”不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观点,西方传统美学也有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美学里,“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和谐都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在毕达戈拉斯看来,“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他认为,因为圆形是最协调和谐的,所以是最美的。他还从“数”的角度探讨了形式美,认为数量的比例协调是美的典型表现方式;他还认为“数”的比例最协调的是“黄金分割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从对立面的和谐协调中产生的,柏拉图强调:“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亚里士多德也有由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形成“和谐之美”的思想。他说:“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可见,无论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传统美学,都赞成“和谐即美”、“协调即美”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中西传统美学还存在下列差别:其一,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协调,而西方传统美学只重视形式的和谐、协调;其二,中国传统美学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而西方传统美学则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

三、和善之美

所谓“和善”是指和谐的形式与仁善的内容的有机统一。所谓“和善思维”,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联系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善?善即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说:“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辞海》解释: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说文解字》称:“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即“仁 者爱人”。孔子所讲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梯等道德内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国儒家美学把道德观与审美观结合起来,认为“仁”是美的内容,“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善即仁,是内在美,和即协调,是外在美。《论语》说:“尽美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至善至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和善”观,具有世界性意义。日本学者今道有信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和善审美观。他说:“孔子最卓越的学说之一,是其艺术论。他劝导人们以典礼音乐为基础,将日常的起居举止都予以美化,这种礼的思想,是世界的艺术与道德理论中最有兴趣的学说之一”。西方传统美学大多从形式方面来论述美,但也有少数学者从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论述美。柏拉图热忱地追求美的表现与善的心灵的一致,很有点像孔子赞扬“尽善尽美”,欣赏“和善之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艺术、工艺的美,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融为一个整体”。可见,柏拉图的审美观与孔子的审美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把和善思维运用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要求我们在艺术设计中,力求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作品起到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只讲道德内容,不讲艺术形式的“形式虚无主义”;二是只讲艺术形式,不讲道德内容的“形式主义”。

四、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远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重视和谐与统一的审美方式界定为“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强调天人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主客统一,强调天人合一。从审美思维方式考察,西方传统审美思维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对立性;而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则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和谐性。

“和合”审美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无论是儒家、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由许多部分、要素、方面构成的有机系统,要想了解各个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须了解整体。《周易大传》强调:“观其会通”。也就是说,观察事物的整体联系,就会通晓事理。惠施宜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点最显著,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体也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其主要意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和合审美思维的整体性观点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是十分相似的。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整体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见,掌握和合审美思维对于理解现代系统科学是有帮助的。

和合审美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兼收并蓄”。所谓兼收并蓄,是指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道家、佛家、墨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时代,中国文化应当发扬“兼收并蓄”的优势,批判吸收现代西方文化包括艺术设计中的有价值的因素,使自身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6

【关键词】军事院校 传统文化 专题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8-0052-02

军事院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对学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其根本任务是帮助学员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人文精神,掌握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提高学员的人文修养和对文化现象的自主分析判断能力,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和创新先进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发挥该课程的作用,必须正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模式转换方面深化改革,以提高该课程的人文内涵和育人效果。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授课教员,笔者认为专题式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明显提高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概述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专题式教学是指以原有教材为基础,打破原有教材章节体系的限制,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有选择地整合、提炼、优化、充实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精心设计成既前后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并根据专题确定教学实施方案,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按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教学模式,矫正了以注入式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对某一专题的强化和知识内在关系的整体把握,导致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不利于学员综合能力培养的弊端,突出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专题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1.教学内容新颖务实,重点突出

专题式教学根据课程体系和实际教学的需要,突破原有教材体系,统筹兼顾,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专题的设计,将某一领域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经过教员与学员共同的全面、系统剖析、探讨,主题更鲜明,难点、重点更突出,加深学员认识,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2.在教学方法上更具有多样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有利于采取引导式、研讨式、辩论式、案例式、比较式等不同教学法,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有效克服“填鸭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充分尊重学员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局面,使学员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充分实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不但是组织者、指挥者,而且是参与者,与学员共同对热点话题、问题进行研讨,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员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同时,在专题式教学模式下,学员通过课后搜集、分析、归纳学习资料,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实施专题式教学的背景

目前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和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讲授适合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教材选用混乱,教学内容驳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涵盖思想、宗教、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技、服饰、饮食、和民俗等领域,目前出版的针对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可谓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为主体,阐释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演进,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革、风云人物和著名事件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变异的影响,理论性、专业性较强,内容偏深,份量过重,导致教员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往往晦涩难懂,学员难以承受;另一类是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主,这类教材一般从中国历史分段、地理概貌讲起,导出中国文明的发展,然后分哲学思想、艺术、教育、科技、民俗等类型进行分述,因为内容繁杂,所以教员或者是浮光掠影、面面俱到地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授,要么是片面、单薄地截取内容,对学员而言真正内化于心的知识并不多。

(二)教学方法单一,学员兴趣索然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涉及的了解性、知识性的内容繁杂,传统的教学内容或偏重“史”,或偏重“论”,或偏重哲学思想,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还停留在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员“满堂灌”的层面上,这样一来,枯燥、抽象的讲解往往让学员昏昏欲睡,课堂成为了教员的个人表演秀场,没有令学员激动的实践环节,缺乏教员和学员激烈交锋的互动场面,教学氛围沉闷,势必影响教学效果,难以达到教学育人目标。

(三)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跨文越理,纵横交错,教员因为自身专业及能力所限,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产生此生彼熟,甚至现炒现卖,穷于应付的现象,以致形成了教员原有的单一的知识结构与课程庞大的知识体系之间的矛盾。

三、实施专题式教学的意义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一一讲授,应该本着“择优务实”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重点选择有利于培养学员任职能力、学员感兴趣、对当今社会发展富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设置为集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专题系列,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得到突出体现,使讲授的知识系统化、规范化,强化人文精神对学员的感染。

例如我院本门课程建设团队经过反复调研探讨,制定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教育与科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六大模块的专题体系,通过考察中国文化生成演化的环境,阐释儒、释、道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分析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最后归结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和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展望,结构清晰,各专题既独立成章,整体上又颇成体系,前后呼应,相得益彰。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教学体例与内容安排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又比较切合学员的求知需求,教学效果良好。

(二)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为改革传统“一言堂”教学法提供了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实现讲授法、研讨法、比较法、情景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融通创新。讲授法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员为知识传授主体,讲授要求概念清楚、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教学内容既要系统全面,又要突出重难点,语言要求精准生动,另外,还要求寓启发于讲授之中;研讨法,则是从“以教员为中心”转向“师生合作”,强调学员的主体性,尊重学员的主体地位,注重师生交流,在课堂上既要给予学员话语权,允许学员在课堂上随时质疑,鼓励发表独创性的见解,肯定学员的积极参与态度,以激发学员兴趣,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效果,又要加强引导,掌控讨论方向,做到有的放矢,能够及时归纳总结,切实提高本门课程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教员课前提出讨论任务,分好讨论小组,指定组长,在组长的安排带动下,各小组分别搜集材料,组织讨论,写发言稿,制作多媒体课件,课堂上各派一名组员汇报发言,听完一位学员发言后,先让其他组的学员提问,本组学员予以回答,然后教员作出点评。随后下一组学员代表发言,照此进行下去,旨在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演说辩论能力;比较法,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内容的比较讲授,使学员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理解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了解;情景法,主要是课堂上为了避免纯理论的枯燥乏味,可以举些生动的、现实的例子,寓教于乐,使学员在审美中愉悦心灵,锤炼心智。

(三)教员交叉授课,效果事半功倍

按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名教员独立担任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意味着一个人要精通哲学、伦理、科技、美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应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个领域有精深造诣的不乏其人,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层面都有深入研究的实属罕见,目前的实际状况是,担任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多是中文或政治教员,单一的知识结构与本门课程多学科交融的特点产生了不小的冲突,导致不同的教员因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对本门课程讲授的重点就不同,往往对自己精通的环节大加发挥,而对自己知识储备较弱的部分则一掠而过,影响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虽然通过培训、交流、集体备课以及自学等方法可以完善教员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员的理论素养,实现每名任课教员都能够驾驭本门课程的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鉴于目前任课教员知识结构的状况,可以利用专题式教学法的实施,采取教员交叉授课的方式,来提高教学水平。即授课教员组合为多元化人才团队,不同的教学专题由擅长相应内容的教员讲授,例如中国传统思想这一专题,由哲学专业的教员讲授;中国传统艺术这一专题,由相对擅长这些内容知识的教员讲授等等,这样的分工协作,使得优势互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较少课时内的频繁更换授课教员,教学方法、教学风格的差异往往容易造成学员眼花缭乱、思维断裂的难以适应感,不利于学员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统一性形成清晰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采取优势组合的方式,即一位教员选择两三个专题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这样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由两三位教员共同承担,这种“互助组”式的教员配备,既摆脱了因教员更替频率快而造成授课内容产生断裂感的弊端,又可以使教员有针对性地对自己所担专题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可以从容顺利地进行教学。这种授课方式效果颇佳,富有借鉴意义。

(四)有利于开展“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优化了教学内容,减轻了学员在课堂上的疲惫感和焦躁感,为实现“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教学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课堂基本采用研讨、启发等教学方法和手段;第二课堂依托国学等俱乐部举行演讲、诗歌朗诵、礼仪大赛、人文知识竞赛等活动,调动学员的课后学习实践积极性;网上课堂主要是根据教学专题择优搜集一些课本和讲义之外的优质教学资源,包括音像、书籍、评论文章等上传到校园网络平台,指导学员课后时间自学;社会课堂就是布置学员利用节假日到家乡或驻地观察当地的建筑、饮食、服饰、礼仪等领域保留下来的传统和地方特色,让学员以小论文的形式概括总结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当前,在军事教育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教材逐章逐节按部就班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适合军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对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将过去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转化为关键处点拨、梳理,避免了简单知识的不必要重复,增加了知识信息的有效性,完善和深化了学员的知识体系,提高了学员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介永强.关于中国文化史教学的一些思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 06

[2]叶岗.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体系和重点探讨.台州学院学报,2004, 12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7

漫画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棵名为《儒林外史》的树上长出了营销学的新叶子;《西游记》的树上长出了管理学的新叶子;《红楼梦》的树上长出了公关学的新叶子;《三国演义》的树上长出了策略学的新叶子。对此,我深表赞同。

在传统名著的大树上,结出全新的非传统的叶子,其实质是对传统名著内容的深度解读,有利于加强读者对传统名著的理解与认同。《三国演义》讲述了众多战场上、人际上的“权谋之术”,蕴含了众多关于为人处世的策略与智慧,如赤壁之战中孔明草船借箭,教会我们要灵活处理的策略;《红楼梦》中晴雯能在大观园中与各人相处融洽、游刃有余,体现了现代公关学的智慧;《西游记》中唐僧可携性格迥异的三个徒弟完成西天取经,何尝不是体现了管理学的智慧;《儒林外史》无不闪烁着营销学中精华。黑柳彻子曾说:“世上最美妙的事莫过于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当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阅读传统名著时,自可发现传统名著中全新的闪光点,加深我们对其的理解。

在古代名著的大树上,结出现代教育学的“叶子”,实质上是对古代名著教育功能的延伸,有利于促进古代名著对学生现代化发展的导向作用。在《三国演义》教会我们团结协作、用头脑处理事情的传统教育意义上,将其延伸至策略学领域,更好地发挥了《三国演义》对于学生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红楼梦》在为我们展现清朝封建大家族生存境况的传统教育意义上,往公关学方向延伸,教会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处世为人;《西游记》在惩恶扬善的传统意义上,教会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优化管理;《儒林外史》在批判、讽刺封建礼教制度的传统教育意义上,往营销学延伸,教会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营销”自我。可见,传统“大洹鄙铣ぁ靶乱丁笨梢杂行Т俳读者现代化发展。

在传统名著的“大树”上,结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叶”,实质是在现代社会中挖掘传统文化优秀内涵,推动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在《三国演义》权谋之术基础上,赋予其策略学的时代内涵,有利于促进人们对《三国演义》背后文化价值充分挖掘,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赋予《红楼梦》公关学的合理内核,也有助于“红楼”文化品牌的发展;让《西游记》长出管理学的新叶,促进“西游”文化产业发展;《儒林外史》中赋予其营销学内核,亦是如此。可见,传统“大树”长“新叶”,可以有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让传统“大树”结出“新叶”,正是推动文化复兴的有力手段。如此,文化方可经久不衰,继续茂盛。

【评点】

文章审题准确,论点鲜明。结构清晰,思路顺畅。三个分论点,从不同角度对中心论点进行论证,立意很有思想深度和高度:“传统‘大树’长出‘新叶’实质是对传统名著内容的深度新解读”,论点有深度;“是对古代名著教育功能的延伸”,论点很独到;“是在现代社会中挖掘传统文化优秀内涵,推动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论点有高远宽阔的视野。对名著的论据分析也很准确,有说服力,表现出一定的逻辑思辨能力。文章精妙之处,还在其语言文字运用娴熟,畅达准确,严谨冷静的分析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考生。

只是文章开头“对此,我深表赞同”表意稍显笼统;第2段与第1段事例的勾连虽然可以逆接,但作为考场作文,还是顺接为宜。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8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整理发现,常见的观点主要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技巧性、艺术性、观赏性、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等特征;从体育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民俗性等特征;从项目特点的角度来看,多以竞技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民族风格、地理传播性、高度的综合性和突出的季节性等特征。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倪依克、胡小明(2006)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这和他们在前文对定义的界定是一致的;任莲香(2008)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族经济的制约性,民族文化的多类型、多元化、多样性和亲和力等特征,该研究主要从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体现了一定的新意。还有其他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具有种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分布的地域性、文化的同质性、民俗性和娱乐性等特征。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4研究展望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9

关键词:传统文化;英语写作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64-02

大学生的英语写作活动是基于文化意识、认知心理以及语言基础而开展的。通过对学生的英语作文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多以西方文化为核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英语写作作为文化交流平台的功能。开展基于传统文化的英语写作教学,通过组织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活动、文化讨论,可以激发学生在写作中更多地思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避免英语学习过程中自身文化元素的缺失。积极比较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融合中外文化的精髓,可以使写作教学更具有教育意义。

一、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写作命题指导策略

写作是个体以语言为媒介,对客观世界进行反应与认知的过程。认知语言学将这一点概括为“心生而言立”。语言与与文化互为部分与载体,语言作为符号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认知,文化元素通过人们的言语行为被赋予意义[1]。由于我国外语教学都是以教材为中心媒介,学生的写作命题又大多是围绕与西方文化相关的课文内容设计的,学生的写作内容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西方文化的思维定式,这样的写作就会使语言失去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价值,造成传统文化失语症。设计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写作主题可以指导学生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如以下写作命题可以促使学生通过收集相关信息,整理相关资料,逐步深入地理解某一传统文化概念:

A Mid-autumn Festival gathering in my home一次中秋团圆

A Chinese book I’ve read for more than once我反复阅读的中国书籍

Why Yaoming is so popular among Chinese youngsters?为什么中国年青人喜欢姚明?

Do you still like dumplings?你还喜欢饺子吗?

The marriage ceremony in China中国的婚礼

What do I expect while travelling in China?在中国旅游我期望看到什么?

这些命题涉及节日、文学、体育、饮食、礼仪以及旅游等文化概念,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能够激发学生对某一传统文化概念进行思考。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图式,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ta)指的是个体将以往的文化生活体验经过整理形成一种“知识模块”,并将之存储于大脑之中[2]。文化知识模块包括风土人情、生活方式、民俗、习俗、、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它们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的语言表达,并在语言表达中留下痕迹。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写作命题激活了学生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图式。比如,A Mid-autumn Festival gathering in my home能够勾起学生对在家乡过中秋节时的情境回忆,体会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探索传统节日的渊源,进而思考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以传统文化为写作主题的写作命题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文化上来,而学生的成长经历正是以传统文化为氛围,这样,学生的英语写作会更加生动和深刻。

二、以传统文化活动为载体的写作谋篇点拨策略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以内容为中心,对某一文化主题进行认知,这种认知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反复性。正是这种主观性和反复性对个体的交互能力和表达能力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3]。文化适应(cultural assimilation)是文化与语言学习运用中的一种心理倾向,文化活动对这种心理倾向有着深刻的作用。当学生经历了太多的西方文化活动,如过情人节、圣诞节,吃西餐,穿用进口物件,就会在写作中产生倾向西方的文化心理。如果在写作的准备阶段帮助学生谋篇布局时,组织一些相关的文化活动,则有利于学生发现更多的写作素材。例如,当以What do I expect while travelling in China?为题准备写作时,可以在班级举办一次中国山水图片展览;或者让学生在网上下载图片,让学生欣赏屏幕中美丽的祖国山河,并让展示图片的学生介绍他所展示的图片内容。学生在欣赏图片、听取介绍时,会有意识地寻找文章的切入点,对文章进行谋篇布局。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活动,学生在写作时会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会结合自身的旅游经历,指出中国旅游文化中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再如,在以A Spring Festival gathering in my home为题时,可以让学生赏析与春节相关的古诗。与春节相关的古诗词很多,这些诗词可以让学生获得许多与春节相关的知识、习俗,使其成为写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文化活动的点拨,我们会发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及理解能力会得到较大提高,在写作中表达对这些文化内涵的理解的欲望也得到加强,学生在谋篇布局时会更有层次感。

三、以文化讨论为途径的成文修改引路策略

英语写作过程是文化思考、文化过滤、文化提炼的过程。文化讨论可以帮助学生在分析文化时由此及彼。心理学家舒曼(J.Schumann)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习者的习得过程,认为外语学习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学习者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努力追求自身与目的语社会与心理的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语言学习就会变得越容易;如果学习者不能融入目的语的文化,那么语言学习就会变得很困难。这说明外语学习不可避免地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王国维在“学以致用”的基础上提出了“无用之用”的概念,认为“功用”应该是一种“大用”,也就是说英语的学习应该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人文精神的获得与人文素质的培养。教师在写作过程中组织一些文化讨论的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活跃思维,使他们的注意力不要只是放在目的语文化上,而要将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文化相融合,以独特的视角理解某一文化主题。以文化讨论为途径的成文修改能够引导学生以英语习作为平台,培养文化认知、文化分析、文化批判、文化认同、文化创造的能力。学生在文化讨论过程中可以吸收各种文化理念。对文化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不仅可以丰富写作内容,扩大写作维度,而且还可以最大范围地吸取文化营养,提高人文精神。笔者以On a harmonious dormitory life(谈宿舍生活的和谐)为题,指导学生从自身的生活环境出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观,从所收到的上百篇文章中,挑选出近十篇文章,将其写作者的主要文化观点列在黑板上:

When harmony is lost.the dormitory is hell.宿舍失去和谐就成了地狱。

More communication,less problems.多多交流,少有麻烦。

Harmony is based on honesty.和谐基于诚实。

When an annoying situation arises, we have to tolerate each other and co-exist.如果有不快,大家就要容忍,以求共存。

We should learn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我们要学会分享。

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就某一观点阐述自己的思想。这时候,笔者发现,学生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竭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尽可能以正确、优美的英语语言表达出中国文化中互相谦让、相互尊重、善于奉献、崇尚道德的人文思想。有些学生尝试用中国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谚语、诗歌或名人名句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如We are still brothers after problems are resolved;we obliterate unpleasant past with a smile when we meet.(“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学生在用英语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时,有时会显得能力不足,但文化讨论激起了学生的表达欲望。学生在文化讨论过程对文化主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教师向学生指出某学生作文的优点与缺点,学生对照自己原来所写的文章,重新进行文化反思,可以使学生进一步润饰语言,重新修改文章,使文章增色。文化讨论后修改的文章主题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写作层次更加清楚,语言表达也更加自然。

四、以中西方文化比较为手段的写作点评激励策略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世界文化,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滋养。以中西方文化比较为手段的写作点评可以激励学生比较中西方文化。点评方式可以采用课堂点评的方式,这样教师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可以发挥主导作用,引发学生的思维。如某一学生在以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为题写作时,首先提出了Determination determines Success.(决心决定成功)的观点。然而在论证观点段中,举例比较单一。教师在点评文章时可以运用中西方文化中的相关事例激励学生深化写作。比如一些英语谚语Success belongs to the persevering.Genius is nothing but labor and diligence.Rome is not built in a day等,可以激发学生对相关人文思想的思考;同时在点评中运用一些具有相似意义的中国谚语,可以让学生融合中西方人文思想,使论据更加充分。教师激励性的点评会鼓励学生举出更多中西方相关的事例。在点评Does money mean every thing?一文时,可以利用中西方存在的金钱观上的差异了激励学生寻求更多的事例来论证观点。以中西方文化比较为手段的写作点评扩大了学生文化思维的范畴,也学会了提炼中西方文化的精髓。先进的英语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了广泛涉猎世界文化的机会。在写作教学中应当鼓励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理念,积极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的精髓,利用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最大的文化载体这一优势,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意识,提高文化分析的能力,通过写作表达对某一文化的观念,体会其文化的实质内涵,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见解。

开展基于传统文化的英语写作教学并不是在写作教学中排斥西方文化。英语的学习目的不仅是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时也是宣传与强化自身的传统文化。写作活动可以最大程度地唤起个体对文化的感悟、想象和思考。然而就像文化不能凭空产生一样,个体的文化思维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客观的学习环境影响个体的文化心理。当一种语言消亡时,作为此语言的最主要的载物的文化也就无法生存[4]。语言进化论者从生物学角度观察和理解语言灭亡现象,认为语言与文化也存在着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存法则,语言与文化的衰亡与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关[5]。英语学习者应该肩负起传播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英语教学也应该肩负起培养中国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1]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George Yul.Pragmatic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Tribble C.Writing[M].Oxford:OUP,1996.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10

1学生学习传统绘画艺术的意义

1.1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学习意义

这些著述分别从艺术的角度阐明了对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已有论著从艺术理论为切入点分别将传统艺术中的哲学思维放在现当代艺术环境下阐述其发展态势,从绘画主张中探究其艺术教育的诸多现实问题。美国学者高居翰的《山外山》,书中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进行了深入地分析,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境界。[2]这些研究侧重学生从艺术中吸收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借此提升自身的艺术素质,或进一步将思想纳入艺术表现中;或在艺术形式上提出吸纳传统文化。另外,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此作专门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1.2对体会传统文化的促进作用

传统绘画形式有利于学生更好的了解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对传统绘画的影响及所涉及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引入课堂,可以优化教学过程,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真正提升艺术课堂及学科的特色,使实践技能教学具有高效性和实用性。学生学习传统绘画艺术有利于提高艺术的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充分将历代文人绘画理论及相关国学精神渗透到绘画中,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化水平,增强学生学习传统绘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对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表现如下:第一,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深化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和认识。第二,较为完备地分析学生在学习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思想意识的升华,从而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第三,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付诸于绘画实践,从而更好地指导其艺术行为。第四,更好地辨别和看待当下现代后现代艺术风格的流变,端正艺术学习的态度。第五,有助于国学的发扬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更好地提高高校艺术生的综合素质。中国传统绘画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诸多艺术层面的阐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统的绘画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壮大自己,延续自己的,同时中国绘画又有自己一贯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如何解读传统绘画的精神实质,理解个中的深层命题。怎样品评可以感观、可以心观、可以画观的传统艺术,以及如何跳开传统绘画的皮毛之争,鞭辟入里,发现新见以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有非常大的潜力,但现在的在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对匮乏,而且缺少兴趣,所以教师教学面临一定的难度,老师既要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他们,又要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和把握一定的依据性,让学生学有所长和学有所依,从而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怎么看待传统,也是艺术教学中要明确的问题。中国的传统艺术是通过长期的传承,发展中又不断淘汰掉糟粕,增加进精华,经过长期的论证才得以传承的,而艺术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艺术的发展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所以传统并不会束缚学生的创造,反而会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2如何通过学习传统绘画艺术去体会传统文化

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对绘画理论的学习现状,以老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传统绘画艺术的指导思想,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艺术教育建构观对艺术教学内容进行梳理,使高等艺术教育真正体现其在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判别能力、创作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面对现当代文化思潮多元发展下的传统文化弘扬发展问题,高校艺术生对于自身艺术素养的培养的重要性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特殊使命已提上日程,为此,学生在艺术学习中应该结合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分阶段分类别进行全方位探讨。从传统文化各个观点的宏观视野和与传统绘画艺术相关联的角度,注重动态静态的结合,揭示传统绘画艺术思想所包含的哲学、伦理、宗教、教育、文学、史学以及美学等各种情状,同时必须在进行艺术学习的同时更要懂得绘画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以自身的学习现状出发,结合在学习中接受不同知识的心理特点,归纳演绎、综合分析其内在的联系。总之,学生的艺术学习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并且要善于总结和论证传统绘画形式在艺术作品中的渗透,要全方位的、立体的认识和思考,从中提炼出绘画艺术语言的文化思维模式,以及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田爱华 杨艾云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学院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11

【关键词】传统节日 文化安全阀功能 符号重塑

1 引言

2012年,交通部出台了节假日高速免费政策,为人们探亲访友和出游提供了便利条件。新的休假制度和“交通惠民政策”的实行,使得传统节日在文化传承、民俗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与发掘。

当前,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领域,国内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如周润芝阐述了传统节日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内涵[1];张秀芬分析了传统节日的尴尬与出路,就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问题进行了研究[2];韦顺霞论述民族传统节日的困境与出路[3];刘魅立分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关系[4];葛新论述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价值与重建[5];萧放论述了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功能[6];郭讲用研究了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7];贺严阐述了国家法定休假的四大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8];耿波作了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状与对策的调研报告[9];李静从文化认同的视野分析了传统节日文化建设[10]。综上,国内学者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内涵价值、符号、仪式认同和传播途径上,还仅仅停留在文化学层面,而从社会学等角度对于传统节日文化对强化文化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控制、丰富中国人的“中国梦”等方面作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必须加强“文化安全阀”机制建设。

2 传统节日文化的安全阀功能

社会安全阀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最早提出的,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11]。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把社会风险和冲突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12]。

笔者根据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提出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节日文化安全阀”概念。按照安全阀理论,在当前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冲突中,有些问题和冲突是可以作为文化保护的安全阀被利用的。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一些问题和冲突,彻底摆脱困境,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把问题和冲突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

当前,我国社会安全阀机制具有明显的潜制度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官方对这些机制的界定处于提倡与禁止之间的模糊状态。当前,既有的保护传统传统文化措施中除休假制度外,都存在着“潜制度化”的特点,这种制度并没有充分起到社会成员的节日情感表达、情绪宣泄和传统文化认同的功能,同时由于“潜安全阀”的随意性和非组织性特点,使它在运行过程中无法被有效地规范与弘扬[13]。我们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和传承中过程中,不仅需要对原有的节日习俗和文化进行挖掘和规范,更重要的是需要利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中的问题和冲突,引入制度化的手段,用 “显节日文化安全阀”替代“潜节日文化安全阀”,在制度建设、符号重塑、媒介传播、文化创新、活动引导等多方面建立节日文化安全阀机制[14]。

3 传统节日文化安全阀机制建设与符号重塑

3.1加强政府和民间节日文化组织建设,建立节日文化保护安全阀机制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期,各级政府都在主抓经济,在文化事业方面在缺乏政府引导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难组织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当前,政府必须强化这些组织的文化保护功能,在传统节日这一中国人文化认同感最强的时刻,充分渲染我国传统节日气氛,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我国目前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方面,应该成立相关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充分研究和利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中的问题和冲突,制定详细科学的节日文化保护制度。

3.2整合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社区等各种资源,重建传统节日符号体系

传统节日文化的符号系统包括时间、空间、仪式、乐舞、造型物、语言、服饰、饮食、祭品、游乐等,相关部门应研究、重构和规范各个节日的标识、礼仪,将具有民族标志、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重新引人各类节庆活动并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政府在推行和保障新的国家法定节假日休假制度的同时,可尝试将传统节日文化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提供必要的经费、场所和人才保障,增加硬件设施投入的力度,为人们提供充裕的活动场所和文化空间。要注重搭建节日集体文化活动平台,引导人们从家族封闭式的过节方式中走出来,参与到行业、社区乃至地区的集体狂欢中,从而由小家庭的团聚和睦延伸到民族大家庭的凝聚与团结。同时,要关注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下的呈现状态,创造出与现代生活相交融的节日文化元素,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接受水平和心理特点,促成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转型。

3.3加强媒介宣传,推动传统节日仪式与信仰重塑

调查显示,目前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核的认识和理解都比较肤浅,年龄越小重视传统节日的意识越淡薄。现代化思潮之下,节日仪式中的“灵魂的共鸣”、“精神的体验”被表演仪式所提供的感官层面的娱乐所代替,信仰的精神深度被身体的感官享受所填平。从传统节日的意义呈现来看,我国传统节日的世俗性、娱乐性较强,而信仰特有的神圣性较淡。

参考文献:

[1]周润芝.浅谈传统节日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内涵 [J].内江科技,2003,(5):75-76.

[2]张秀芬.传统节日的尴尬与出路[J].市场论坛.2006,(3):151-152.

[3]韦顺霞.民族传统节日的困境与出路[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41-42.

[4]刘魅立.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3):1-18.

[5]葛新.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价值与重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1):89-90.

[6]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7]郭讲用.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29-32.

[8]贺严.国家法定休假的四大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J].山东社会科学,2012,(10):75-78.

[9]耿波.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状与对策报告[J].艺术百家,2012,(4):58-68.

[10]李静.文化认同视阈下的传统节日文化建设[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84-88.

[11]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50-189.

[12]张敦福.现代社会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82-213.

传统文化分论点范文12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都意义重大,加之我国传统文化保护的现状堪忧,特别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文化 法律 保护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所以有必要创设新的制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即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学者们对传统文化保护制度的观点各不相同,都只关注了传统文化特征的某一个侧面,不利于将其上升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来进行一体保护。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则建立在劳动财产论、劳动价值论和文化资本论的基础之上,其具体的制度构建主要包括:主体应采用“双重主体说”,权利主体是其所在社区的群体,管理主体是国家,即由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筹传统文化产权的运行;客体即传统文化,但应排除公有领域、宗教领域、合理使用状态下的传统文化;内容大致包括署名权、文化尊严权、文化 发展 权、使用权、获得收益权。

四百年来,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一直在演进,其中针对任何客体所设定的权利都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实践的需要而逐渐纳入到知识产权法体系中来的。与一般的财产相比,传统文化同样具有利益属性,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属性是显而易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具有利益属性,应该在其上设定相应的法律权利。正如费安玲教授所言,我们在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时,旨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益中,包含着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是,近 现代 社会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已经不再拒绝对尚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加以保护,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①传统文化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有形财产,但更主要的是无形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有形财产是无形财产的物化表现形式,因而在传统文化上设定的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在内的民事权利,即传统文化产权完全可以成为无形财产权家族的新成员,本文就是对这一观点的理论阐述。

一、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必要性研究

(一)传统文化是发展 中国 家文化安全的中心一环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某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 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 历史 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分歧, 自然 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经济 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其文化安全的重中之重。

(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的存在之本

自从民族形成之后,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出现。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恪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就是民族文化的突出表现。因而,人类学研究者都认为,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人和社会本质的研究。在社会当中,人要占有一个身份,必须扮演与此相关的“角色”,角色是身份的行为期待,角色所包容的内涵就是文化。它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不应该怎样,文化其实是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②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少数民族区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标志,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主要依托于其文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没有固有、稳定的文化,该少数民族就难以形成而长期存在。因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其存在之本。

(三)传统文化的保护现状堪忧

在漫长的岁月里,传统文化在某一群体的习惯法的保护下,在群体内部有序流传,并以传统的方法在群体内和谐地运用和发展。然而,在商业化浪潮汹涌的今天,随着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凸显,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传统文化利用方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的利益分配与分享正处于严峻的失衡情势和混沌状态。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 科学 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在商业上大量地滥用、歪曲或者篡改,而没有给创作群体或者相关国家任何的文化或者经济回报。另一方面,一些珍贵的民间文学资源自生自灭,没有进行任何开发、利用和保护,造成珍贵遗产的流失、灭失和社会财富的浪费。这种流失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也是历史的流失,传统的流失。这对于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来说几乎是失去存在的精神根源。

(四)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的不足

我们首先来探讨著作权法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有特定的作者,而传统文化的创作者通常是某一群体、社团或民族,而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或者即便是曾经由某一个人所创作,但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又加入了社区或民族中其他人的改造和创新,创作主体变得无法判断。这是传统文化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最大区别,也正是这一区别,使得用著作权法保护传统文化制造了一个难题,简单地讲,传统文化的创作主体无法确定,或者说应视为集体创作。

第二,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已经创作完成的作品;传统文化是由某一社区或民族的整体或部分人创作,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传统文化的创作可能永远都没有创作完成,对它的保护应是没有期限的,也就是永远保护。

第三,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会反映一个群落的传统文化特征,反映其文化价值趋向,具有传统 艺术 遗产特征,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却未必如此。

在探讨了著作权制度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探讨一下利用专利权制度保护传统文化存在的缺陷:

第一,专利权制度主要是对创新的激励机制,若将传统文化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那么其必须满足专利权制度所要求的条件:有完成发明的日期、一个或多个发明人的身份、相关产品的限定参数及有限的保护期等。但是,传统文化是很难遵循上述原则的。

第二,专利权要求其客体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从历史的视角看,传统文化是具有创新性的,这些创新有的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要求,有的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要求,尤其缺少专业的技术数据,因而多数传统文化是无法适用专利权来进行保护,更何况有些传统文化是排斥刻意的创新行为的,因为其会破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

第三,专利权无法保护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如果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不能保存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即使建立了保护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仍然不足以防止传统文化的流失甚至消灭。

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唐广良教授也认为,在讨论保护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及其利益分享问题时,“正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显然已不合适;必须创建一种全新的制度,或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创建一个特殊的分支,以满足这些特殊资源保护的特别要求。③其中“正统的知识产权”是唐教授自创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知识产权。因而,从权利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的核心价值在于界定人们因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保护知识产权人在确定时限内的私权。而传统文化产权的无形要素已处于“公有领域”,它的保护对象是某民族或某社区集体创作的成果。

正如郑成思教授所言:“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生物技术等高技术成果的专利、商业秘密的保护,促进了发明创造;对 计算 机软件、文学作品的版权保护,促进了 工业 与文化领域的智力创作。但它在保护各种智力创作与创造之‘流’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对‘源’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而传统知识,尤其是民间文学的表达成果,正是这个‘源’的重要组成部分”。④郑教授所说的传统知识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些传统文化作为公共产品随便加以利用,我们忽略了其背后作为传统文化主人的当地社区或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

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产品及相关成果的唯一工具,之所以反对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或者建立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传统文化,是因为西方知识产权的概念与传统社区和土著居民的实践及文化不相容,将民间社区或少数民族引入市场经济的框架最终会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美国 网络 激进主义者约翰·佩里·巴洛在说到数字化财产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大难题时这样说到,知识产权法不可能通过打补丁、翻新或者扩展就能包容数字化表达的这些东西……我们有必要开发出一套全新的方法,以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法律家们正在采取行动,就当作旧法律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无论是通过奇怪的扩张,还是借助强制力。但他们错了。⑤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历史上知识产权制度也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为保护文学财产和鼓励创新而设立的,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发展到需要创立一种新的制度来保护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概述

(一)学者们对传统文化产权的不同观点

对于传统文化产权,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专业背景出发,有不同的称谓,反映了大家对传统文化产权的不同认识,主要的观点有如下几种:

王鹤云将其称为“文化特性权”,即在特定民族或特定地区的人群中形成或流传,创作主体不明确,但有充分理由推定为该群体中的个体或群体智力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的智力成果权属于该群体所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国家。⑥

刘江彬、陈俊铭借鉴国际文件的做法,将原住民文化权益称为“传统资源权”,简单地讲,就是对传统资源权做扩大解释,将文化资源作为一种资源也列入传统资源权的保护范围之中。⑦

曹新明提出了无形文化标志权的设想,即由无形文化标志依法产生的一种专有权利,而且不受期限的限制。无形文化标志是指某一种无形文化样态来自于某一个特定国家、民族、群体、团体或者区域,而且与其民风习俗、文化实践、生活方式、行为惯例、仪式庆典和文化空间直接相关联,被其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⑧

张钧认为,除了自决权外,一个少数民族应当有权使用自己的文化,这不仅包括自己民族的使用,还应包括以让予使用权(借用)、许可使用等。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权在性质上类同于所有权、著作权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⑨

还有学者将传统文化产权作为传统资源权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认为传统资源权是一个综合的权利概念,其中的传统资源财产权体现为保有和传承主体对信息传递成果的使用和收益。前者包括保有和传承权、事先知情同意权、知识创新权、非原生境利用权;后者则来自于在知识创新中作为创新成本的投入和在非原生境利用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资本的投入。⑩

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的观点没有在概念中体现传统文化产权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具有的不同于现代文化的“传统性”的特征,有的观点没有在概念中突出传统文化的“文化性”的特征,而只关注了传统文化的某一个侧面,不利于将其上升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来进行一体保护。

(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界定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不仅有外在的形体,而且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另一类是人们在精神生产过程创造出来的知识产品,它没有外在的形体,但具有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类产品具有非物质性。非物质性的特征表明了它与物质产品具有不同的存在、利用与处分形态:第一,不发生有形控制的占用;第二,不发生有形损耗的使用。第三,不发生消灭知识产品的事实处分与有形交付的法律处分。11按此标准将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体的文化物质,文化性决定了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性,物质性则决定了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抽象的文化思维,它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且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知识、技能、表演技艺、信仰、习俗、仪式等,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上就具有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不是通过物本身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来进行。

传统文化产权,通俗地讲,就是指传统社区对其传统文化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产权,这里的传统文化既包括传统社区所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属于该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以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激励人们最优地使用他们的财产。产权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产权是个人或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们使所有者能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12目前,传统文化被认为处于“公有领域”,恰恰缺少产权制度的保护,进而造成保护与开发中的混乱状态。而对传统社区的界定,我们可以借鉴前述的菲律宾的成功经验。在菲律宾,当地文化社区是指以自我归属和归属区别于其他人的一群人民或者同质社会。这些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区持续地居住在公共的确定的领土上,并且这些人,自古老时代以来,在所有权意识下,占用、持有并利用这些领土,有共同的语言、习惯、传统和其他显著的文化特征;……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我国与他国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前述定义的后一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借鉴前述定义的前半段的规定,来界定我国的传统社区,这一定义的最大优点就是突破了民族的界限,也不是依托于简单的地域的界限,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社区的边界,比较适合于应用在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方面,比较符合传统文化产权的实际情况。

吴汉东、胡开忠两位教授在其《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同时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无形财产权,其中包括著作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这种对我国的财产权体系的划分,笔者是非常赞同的。但同时还认为,这些财产权体系的每一个分支都应该是开放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随时容纳一些新的财产权类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传统文化产权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同属无形财产权的范畴。

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

传统文化产权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有权分享对其文化进行开发所获得的利益,这一权利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洛克提出的劳动财产理论。他在《政府论》下篇第五章中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13这就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论。有学者对洛克的观点进行了解读后认为,狭义的财产指的是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产;而广义的财产,包括三种含义,一是被拥有或可能被拥有的事物,如财富、财物、土地等;二是所有权的含义,唯一拥有、享用和使用某物的权利;三是归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受法律保护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资产权(如土地、货物、金钱)和无形财产权(如著作权、专利权)。14传统社区在创造传统文化时同样掺加进了他们的劳动,其价值性越来越明显,因而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无形财产权的内容之一。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因素和劳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认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论。15马克思还用“活劳动”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依靠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他们集体的创造性劳动逐渐形成的。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凝结了世代少数民族成员的“活劳动”,从而使其文化具有了价值。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对他们的传统文化拥有“文化产权”。现实的状况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产权制度尚未确立,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展示、传承和发展就得不到产权制度的保障,文化经营商和 旅游 公司随意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

(三)文化资本理论

当代文化资本的研究基本遵循布尔迪厄对三种文化资本形式的区分,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三个方向深入进行。“……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16实际上,布尔迪厄所说的三种文化资本形态大体上可以对应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这在作为文化资本形式存在的传统文化上都有明确的体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一直与传统社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都是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形态,如傣族传统社区的傣族的泼水节;在传统文化被开发成文化产品后,它是一种以文化产品方式存在的客观 ,如各旅游景点里面举行的傣族的泼水节;在傣族泼水节在民族旅游中被制度化以后,就形成了各种关于傣族泼水节的以规范和资质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形态,如西双版纳傣族园中关于泼水的各种规范、对参与泼水的员工和游客的管理措施、对使用的水源的管理等。简言之,文化资本理论同样是传统文化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

四、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构建

(一)传统文化产权的主体

讨论传统文化产权的法律保障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明确谁对文化享有权益,享有什么权益,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目前传统文化产权的法律保障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权利主体缺位问题。

1.传统文化产权主体的设立

对于传统文化产权制度主体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1)国家说。例如,“民间艺术作品作者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只能由国家当然地作为整体著作权的所有者和行使者。”17从类似的观点可以看出,之所以其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这一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重要方面的主体应是国家,有的是出于操作上的便捷性,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2)少数民族说。例如,审理

2.双重主体的运行

目前的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主体是比较混乱的,各主体之间的职责与权限是非常不清楚的。以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的天龙镇为例,推动这个地方保护工作的,至少有5个主体:平坝县政府、天龙镇政府、天龙村民委员会、已经“买断”天龙镇古老街区和天台山经营权的 旅游 公司、主导“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工作的省建设厅。在传统文化产权的具体行使方面,成立类似于“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民间团体,明确各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的职责,有可能会为传统文化的保护探索出一条新路。“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设置若干专职工作人员专门从事传统文化保护,并由若干专家和所有少数民族或社区的代表共同组成,其中的重大事项由“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充分听取该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的基础上投票决定。对于精神性权益的行使,一般由少数民族或传统社区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益受到侵害时,则须由“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向司法机关请求救济;对于 经济 性权益,则由“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这样的民间团体行使,所得收益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客体

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客体就是传统文化,但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有些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客体中排除,这些需要排除的传统文化主要包括:

1.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文化的排除规则

“公有领域”一词在此用于专指那些不能成为私人所有,而且任何公共成员都有合法授权来使用的内容。从此意义上讲,“公有领域”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可“公开使用”的含义,它常常被传统社区认定是由知识产权制度创造的,并且不是遵从惯例和习惯法所要求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根据一般的法理,对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财富,不再成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客体,不再受传统文化产权的保护。对于传统文化来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判断一个传统文化是否真正地进入“公有领域”,还是仅仅在本民族或本社区内的特定领域的公开。如果是前者,可能真的进入了“公有领域”,比如,阿拉伯数字、珠算等,我们不再保护;如果是后者,则不是 法律 意义上公有,比如,贵州从江的瑶族药浴、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舞蹈等,仍然是少数民族或传统社区整体的私有,需要通过传统文化产权制度来进行保护。

2.宗教性传统文化的排除规则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部分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有关宇宙初创和万物起源等的故事,必须由巫师在祭祀祖宗和举行葬礼的庄严场合,才向该民族的人传诵,是不可随便演唱的。潘盛之教授认为,“显在文化”,即显露在外、与特定物质关系紧密相连、有明确物质形态与之对应、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如实物、住房、服饰、 交通 设施、生产工具、寺院、语言、文字、风俗等。而由知识、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所谓“隐性文化”,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以特定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不容易被人们感知。23根据潘老师的观点,寺院本身作为建筑精品, 艺术 和 历史 博物馆,是“显在文化”,可以作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客体,可以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而主要作用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宗教仪式与信仰则属“隐性文化”,则不能成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客体,也不应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

宗教性传统文化,就是指那些在传统部族和传统社区内具有意义的传统文化,包括象征或属于实践和习惯的传统知识以及与有某种关联的传统知识。24这类传统文化显然不是知识产权法等私法的调整对象,而应由公法予以规制。当然,宗教性传统文化中的可分离的纯粹“知识”或“文化”部分,当然属于私法的调整范围,可以成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对象。

3.合理使用的排除规则

合理使用是对传统文化产权的限制措施之一。有学者认为,对传统文化根据不同情况,在其权利内容方面应区分不同情况,做出不同规定,主要包括:既要得到许可又要支付使用费的情况:即在传统背景和习惯范围之外,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摄制以有线无线或其他方式向公众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享有专有许可权和收取使用费的权利;无需取得许可但要支付使用费的情况:改编、表演、转录、以有形方式固定后的再使用;无需取得许可也无需支付使用费的情况,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合理使用方面。2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在进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相关立法时可予以 参考 。

(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内容

1.署名权

署名权即表明创作群体身份、证明该群体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权利,也是精神性权益的核心内容之一。此项权益对于权益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中指出: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这项权益在 中国 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确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乌苏里船歌》案的判决中指出,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 音乐 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这表明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传统文化产权中的署名权的确认和保护。

2.文化尊严权

该项权能在著作权法中被称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表现场合、文化空间及本意完整、不受歪曲的权利。这种权利被有些学者称为“反丑化权”或“保真权”,它类似于普通版权人身权中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或尊重权。这意味着应该按照传统文化来源群体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并在特定文化或宗教背景中去诠释、理解和利用传统文化。26由于传统文化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实有必要赋予权益主体此项权益,以保护传统文化不受歪曲。对这项权能的损害就是“文化贬低”现象的存在。这种伤害主要表现在将民间艺术品在传统置放地以外的地方展示,把民间艺术品有悖于原创目的地展示,宗教用品被当作装饰物出售,等等。

3.文化 发展 权

作为传统文化创作者的传统社区应当享有发展或授权他人发展其传统文化的权益,以利于传统文化的进步和发扬光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知情同意权,即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必须事先告知该少数民族并获得其同意。这种开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改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民歌,将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用于商业性演出,等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可以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事先自由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原则,即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要获得传统社区的事先自由知情同意,并对开发所获得的利益与其进行分享。

4.使用权

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的使用权即传统文化主体以利用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创作、娱乐等消费文化行为的权利,具体形式可包括通过记录、录音、录像、表演、展览、网上传输等方式展示、传播传统文化,也包括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创作、娱乐,还包括进行商业性演出或其他商业性使用方式。使用权的实施方式包括自己使用和授权使用。自己使用主要是本民族或本社区的成员使用,这种使用一般是非商业性的;授权使用主要是指授予本民族或本社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使用,可以是商业性使用,也可以是非商业性使用,主要是指商业性使用。因为非商业性使用是属于传统文化产权合理使用的范畴,相当于是自动授权。商业性授权使用一般是非独占性使用许可,即在授权后,本民族或本社区的民众可以继续使用该传统文化,也不能排除其他人的非商业性使用。

5.获得收益权

即传统社区以外的其他个人和组织商业性使用传统文化时,传统社区有权从中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多数国家规定,如果是为商业目的使用民间文学艺术,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如阿尔及利亚、贝宁等国),而有的国家则只是简单地规定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如马里、卢旺达等国)。澳大利亚学者卡迈尔·普里提出的“公有领域付费制度”,指对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可以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而只需从使用该作品或其改编所产生的收益中按某一百分比付费。27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传统社区从其传统文化中获益的权利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以上仅从几个比较基本的方面来探讨了一下创设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问题,还很不成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笔者认为,仅仅通过公法来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传统民法在这一领域将大有作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