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30 17:22: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 马尔可夫转换 金融研究方法创新 文化和社会特质性研究
当前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国内外股票市场的解释力，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然而很少的理论能与实证证据完全一致，最为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也不例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无法解决的“异象”。经过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行为金融学成为对现实金融市场最具解释力的一种新理论。行为金融学有两个现实的理论基础：有限套利和投资者心态分析（金融心理学）。投资者心态和行为因素的表现形式是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投资者情绪一直是行为金融学解释市场异象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投资者情绪有着不同的定义形式，Shleifer等（1998）认为影响交易者形成投资理念和价值取向的认知过程就是投资者情绪。Mehra和Sah（2002）认为投资者情绪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未来股价波动的主观偏好，尤其是反映在风险偏好上。Brown和Cliff（2004）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对股票的总体乐观或悲观程度。Baker和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可以定义为投资者的投机倾向。黄德龙等（2009）认为投资者情绪包含着投资者的投机性需求和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乐观程度，前者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的预期，后者反映了投资者对基础市场（实体经济）的预期。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理论，对深化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高资产定价理论对股票市场的解释能力，推动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及加强对中国股市的金融监管，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
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已经成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采用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的角度去研究投资者情绪，应该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研究重点，目前研究主要在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异象的实证研究上，缺少采用投资组合模型体系对投资者情绪的研究，这也是行为金融学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对投资者情绪理论的研究，来发展资产定价的理论及其范式转换与演进，构建反映投资者行为模式的情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并发展相应的行为金融理论。应该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并且，基于资产定价与行为金融相结合及情绪投资组合的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未来研究投资者情绪的基本研究体系。
（一）理论的研究
范式是由美国哲学家库恩（Kuhn）（1962）提出来的，具体是指它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及一种学术传统和作为一种依靠成功示范的工具、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经济学范式包括假设前提、思想逻辑、技术路线，以及相应的实证检验。各种经济学范式的区别就在假设前提的不同，许多理论上的突破都是在对已经有的理论模型假设前提的放松基础上突破的，马科维茨（1952）提出的资产投资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其核心思想是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独创性地采用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以方差衡量的风险来研究资产选择问题，为金融资产定价分析提供了技术平台。之后投资组合理论开始向动态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方向前进，比较典型的研究有Li和Ng（2000），以及基于模糊理论的投资组合模型，代表性的有Watada（1997）、Tanaka和Guo（1999）、Wang和Zhu（2002）、曾建华和汪寿阳（2003）、秦学志和吴冲锋（2003）等。在马科维茨（1952）的基础上，托宾（1958）提出了两基金分离定理。夏普（1964）和林特纳（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nd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从而可以利用市场组合为各种风险资产定价。罗斯（1976）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APT），针对APT理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模型是否具有可检验性。由于研究视角不同，计算方法各异，不同学者得到的定价因素也相差甚大。以法玛和弗兰茨的三因子模型最为著名，将抽象的APT理论化为具体的带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实证模型。在无风险资产存在的前提下，法玛和弗兰茨（1993）建立的三因素模型为：
针对CAPM及其理论基础的缺陷，西方学者开始把资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与经济个体动态的跨时期效用最大化行为结合起来，在动态的环境中研究资产定价问题。默顿（Merton）与跨期资本资产定价（Intertemporal CAPM，ICAPM）、卢卡斯的CCAPM模型、考克斯的一般均衡CCAPM、和罗斯等人通过研究经济个体的跨时期消费-投资选择行为，利用经济个体在动态环境中的最优化行为规则，提出了新的定价思路和模型——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这个基础上，考克雷（Cochrane，1997）又将所有的资产定价模型都进行了总结，统一到阿罗早就提出的随机贴现因子（SDF）思想上来，实现了资产定价理论的一般均衡大一统（于春海，2006），从而使资产定价的新古典范式得到完美表达。
（二）现代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的缺陷
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充分重视了严谨的数理逻辑分析与推导，但在其中起决定性的还是它赖以出发的假设前提。它的四个理论假设分别是，市场参加者的完全理性、信息的完全性、市场的无摩擦性和风险的可计量性，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成立但是经典资本资产定价也是有它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以有效市场的假设作为前提即投资者都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理性认知能力毕竟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维能力的客观限制，从而使得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绝非完全理性。同时，假设投资者对风险厌恶是相同的，这些模型大多忽视了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认为投资者都是同质的，由于崇尚数量模型，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使其在投资实践中难以有效运用，而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异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表明经济学家能在加总的水平上完全的忽略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但是这种争论不被行为金融所采纳，其认为投资战略可能受投资噪声、投资心理学或投资者情绪的影响。一些噪声交易者的模型由此发展起来并论证噪声对股票价格的影响（De long et al，1990）、（Yan，2010）。例如，Yan（2010）提出了噪声模型，这种模型指出个人偏见经常不能够被加总水平所取消。噪声模型的短处是噪声信息很困难识别，并且不能衡量，经常不能被实证检验。行为金融理论就是在对经典资产市场理论的质疑和挑战中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更好地解释了诸如“股权溢价之谜”、“封闭式基金之谜”等金融市场的异象。因此，采用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的相互融合的研究方式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
（三）缺乏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
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发源于微观领域，其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局限于微观领域，及微观变量向宏观变量的传导研究。一直很少涉及到宏观政策因素。很多金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因素属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领域。而文化因素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引起金融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重视。文化因素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稳固阵地，经济学一直未有较深入的涉及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一直就有政策市的说法，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受政府各项政策的影响很大，同时，在我国的投资文化当中，向来就有集体主义与盲目从重的心理倾向，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增强了我国股市的投机倾向。
人的自我控制的形成还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人的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对宏观政策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考虑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股市正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外在约束条件在不断变化中，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受到波动，新旧文化的碰撞、信仰的缺失都会使得公众自我控制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因此，研究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范式，对于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身份价值认同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经济学者们逐渐发现，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身份、价值与认同是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的必要途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和行为方式（文化）？换言之，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类型（社会范畴）的人行为方式有系统性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的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而又常常被归结为“文化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或者为“非理性的行为”。投资者情绪与其身份价值认同往往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投资者的身份认同过于多样化，资产的价格波动也就不可避免地更频繁，规律性更差。因此考虑微观包括投资者情绪与宏观相结合包含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理论范式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相结合的创新研究展望
（一）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推导
谢弗林和斯塔特曼（1994）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传统CAPM模型的范式没有包括噪声交易者的行动，在BAPM模型中引进了噪声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相互作用的市场资产定价理论。传统CAPM认为噪声交易者的非理对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即认何一种资产的必要报酬率可以表示为无风险报酬加上补偿其风险的附加报酬（风险溢价）。具体的为： Eri=rf+βiC（ErMC-rf）。其中：Eri是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rf是无风险收益率；ErMC是市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C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仍然在均值-方差理论框架下，但引入前面分析的噪声交易者行为，通过一个市场行为组合，对风险进行分析，具体如式：Eri=rf+βiB（ErMB-rf）。其中：ErMB是市场行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βiB是资产i的收益率变化对市场行为组合收益率变化的敏感度指数。BAPM与CAPM主要区别是βiB、ErMB、βiC、ErMC，这正代表了两者对市场的不同理解。BAPM不仅考虑了信息交易者，又考虑了噪声交易者。因此它就不仅反映了市场理的基本风险，也反映了非理的噪声交易者风险。BAPM模型产生了行为β，如果模型考虑了噪声交易者，那么BAPM的估价就不再是噪声的，只反映了一个较低的风险，可以认为标准β将高于行为β。所以，可以定义NTR为标准β与行为β之间的差异。
（二）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
当前，投资者情绪的系统性作用已经被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有系统性的影响（Baker和Wurgler，2006、2007；Baker er al.，2012；Brown和Cliff，2004；Kumar和Lee（2006）；Kurov（2010）；Lee et al（1991）；Liao（2011）；Schmeling（2009）Verma和Soydemir（2009）；Yu和Yuan（2011）。另一方面，一些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已经发展起来证实投资者情绪在系统性资产定价模型中的作用，如Yang和Yan（2011），和Yang（2012）。但是，相关的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仅仅聚焦在同质情绪并没有考虑异质情绪以及股票市场不同类型投资者（如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相互作用。
与以往研究不同，我们研究情绪资产定价模型基于消费基础框架（Campbell和Viceira，1999）。基于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般性和统一性。所谓一般性是指该理论将消费选择理论拓展到了不确定性领域，可以将传统的消费选择理论视为该理论的特例。所谓统一性是指该理论对CAPM、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资产定价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因此，在研究投资者情绪资产定价模型时，基于消费基础的框架进行研究。这个模型的一大优势是它准许把模型工具发展到异质情绪的考虑当中。并且消费基础的资产定价模型是一种普遍的分析框架，包括CAPM、APT和MPT。
我们的模型特征区别于以往的许多情绪资产定价模型。首先，需求函数展示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风险资产的需求函数。第二，假定情绪函数是指数型情绪函数，一种分析情绪均衡价格的分析框架考虑了进来。它可以分解成理性的部分和情绪的部分（情绪驱动的），情绪部分对资产定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投资者情绪将会导致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并且将产生高的波动率和价格泡沫。第三，我们考虑了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
基于消费基础框架的模型，我们提出了基于异质情绪的动态资产定价模型。动态情绪资产定价模型证实异质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为了检测Friedman（1953）的论证，理性投资者能取消非理性的投资者，我们考虑一个理性投资者和一个情绪投资者的经济模型。这个模型证实情绪投资者的财富份额超过理性投资者，当投资者情绪接近于股票业绩。这个结果与传统的论证不一致。第二，在有一个乐观投资者和一个悲观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的净影响取决于投资者财富的比例和情绪水平。一搬来说，不等于0。投资者情绪仍旧对均衡有影响。最终，在许多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当中，均衡的股票价格是股票价格的财富加权平均，并且异质情绪减少了财富分布的波动，增长了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这个模型提供了对均值回归金融异象的部分解释。
假定投资者i有对数的偏好，这意味着效用函数U（.）是ln（.）。投资者i的最优化消费者问题是，0
情绪收益rts可以由下式给出：
1.基于看涨、看跌情绪的数学模型。考虑一种两期一阶段模型在t=0，1。在经济当中有两种可交易的资产：一只无风险的债券和一种股票，交易发生在0阶段，并且股票支付红利在1阶段，考虑到无风险的债券假定在完美的弹性供给，并且利率rf设定为外生的，这种股票是正态的一种形式，在t=1阶段要求正的红利v。红利假定是对数形式的正态分布。lnv：。股票收益是r=ln（v/p0）在t=1阶段，在这里p0是在t=0时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p0是由股票供给和需求价格均衡时所决定的。
在市场当中，投资者认知到基于异质情绪的股票红利，一般来说，每一个投资者情绪是不同的，例如，一些投资者高估了股票红利，而另外一些投资者低估了股票红利。所以，我们定义了两种型号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和看跌的情绪投资者。看涨的情绪投资者将高估股票红利，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看跌的情绪投资者将低估股票红利。假定有一种代表性的情绪投资者，有一种看涨（或看跌）关于v情绪SI。投资者情绪SI是一种内部独立于S，是一种随机变量，并且是标准正态分布。均值是S并且方差是σs2。如果SI=0投资者是理性的。如果SI>0，投资者是看涨期权，如果SI
情绪的均值S是一种衡量情绪交易者熊市的平均数，例如，S>0与投资者情绪的看涨期权在牛市的加总水平相一致。并且S
假定情绪红利Vs满足lnVs=lnv+f（SI），在这里情绪函数f（SI）是单调增长的情绪指数SI的函数，并且满足性质如下：如果SI>0，例如，Vs>V；f（SI）>0；如果SI
考虑带有投资者情绪的需求函数。在时间t=0，投资者基于投资者情绪做组合决定，所以，股票的需求函数θ将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假定投资者有同样的对数偏好，这意味着需求函数是ln（）。这个最优情绪投资者在时间t=0假定是：。0
θ=（E（rs）-rf+0.5σ 2）/σ 2=（E（r）-rf+0.5σ 2）/σ2+f（SI）/σ2；σ2=θr+θs在这里θr=（E（r）-rf+0.5σ2）/σ2。θs=f（SI）/σ2
基于同质情绪的投资者，来论证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均衡价格的影响，用许多可识别的消费者的代表来解释。市场清晰的条件隐含着股票的均衡价格在t=0时为P*1跟随着公式θ×W=P*1。结合方程以及市场出清条件，P*1可以考虑为：
W×f（SI）+W [v-rf ]=W lnP*1+（P*1-0.5W）σ2
当投资者在t=0仅仅持有一只股票并且没有债券。令W=P*1，那么P*1可以被定义为P*1=e（v-rf）-0.5σ2×ef（SI）=Pre f（SI）=Pr+Pr（e f（SI）-1），Pr=e（v-rf）-0.5σ2，让FR=Pr，并且FS=Pr（
e f（SI）-1），所以，P*1=FR+FS，这个方程式证实均衡价格能被分解成两种术语，理性术语FR以及情绪术语FS。理性术语部分是由理性内在价值和理性术语FS所决定的，这可以定义为情绪驱动力，是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贡献度。
很容易获取下一个，条件SI=0是相当严格的，（Baker和Wurgler，2006；Statman，2008）表明一般在金融实验和实证金融研究中不被保持。下一步，考虑市场稳定性和效率的度量E：得出。例如，当市场的效率是弱式的，（E
为了论证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关系，可以考虑一个经济模型仅仅有一个看跌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1，以及一个看涨情绪投资者，他的情绪指数是SI2。看跌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1，财富的比例是w，看涨情绪投资者的财富假定是W2，财富的比例是1-w，市场出清条件隐含均衡价格P*3将满足θ1W1+θ2W2=P*3，这里θ1和θ2分别代表看跌情绪投资者和看涨情绪投资者的需求函数。
结合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均衡价格满足：
v-lnP*3+wf（SI1）+（1-w）f（SI2）=rf+（P*3/W-0.5）σ2
2. 基于乐观、悲观、异质情绪投资者的数学模型。让我们考虑有两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乐观投资者（o）和悲观投资者（p）。在t=0，1时，均衡的股票价格由下式给出：Pt=wt0 Pt0+wtp Ptp
，，λ0和λp分别满足 ：
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比如，在牛市，在t=1，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与乐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相比，是少的。这时，乐观情绪的影响比悲观情绪的影响大。均衡价格是高的，并且偏离内在价值。而熊市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方程证明了乐观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能部分的由悲观情绪所补偿。异质情绪（NFS）的净影响由投资者财富部分和情绪水平共同决定。NFS=wt0 FSt0+wtp FStp，NFS=0是在非常严格的条件，投资基金和异质情绪的横截面收益分布。这时，异质情绪仍然对均衡价格起着决定性影响。
为了论证许多情绪投资者的内部互动。考虑N种型号异质投资者的经济模型。基于相似的论证，乐观（或悲观）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增长，当他事后的投资是正确的，如果他事后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者的财富份额倾向于减少。并且，财富波动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例如，在第一阶段的低的股票收益之后，在t=1的时候悲观的投资者有大的财富份额。这时，在t=1的时候，平均情绪的财富加权平均份额便得更加悲观，进一步的推动股票价格下跌，导致未来高的收益。所以财富波动减少了股票收益的均值回归。意味着第一阶段的收益和第二阶段收益的负关联性。第二阶段的收益是：，第一阶段的收益是：，而在那种情况下cor（r1， E（r2））
（三）加强基于投资者情绪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研究
建立一个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基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框架，建立金融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融为一体，及互为基础、相互研究渗透的范式研究方法及考虑政策、文化因素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以生理学机制为基础，认知心理学实验、动态情境模拟和问卷调查、关键行为事件等多层次角度，考察我国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心理机制，为我国行为金融学理论基础的探索提供坚实的依据。加强金融资源意识和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好地促进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投资者情绪理论的角度，说明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范式转换与演进，指出了经典资产定价研究范式的不足，即以有效市场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然而在现实当中，市场是非有效的，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理论作为行为金融学研究的重点，基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范式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发展，将信息不完全性与市场无摩擦性假设打破了。可以考虑几个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将投资者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加入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去，来实证证明投资者情绪因子是股票特征因子还是国家间特别的因子。继续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与市场综合指数的互动关系，开展情绪综合指数的应用研究。情绪综合指数可以用来构建投资组合策略和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因此，在这两个方向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应该值得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关于情绪综合指数系列的拓展与完善。在侧重角度以及数据频率方面，情绪综合指数还有拓展余地。此外，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市场，随着金融衍生品的推出，一些新的更加有效的情绪变量很可能会出现。因此，情绪综合指数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本文从行为资产定价与经典资产定价范式相融合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基于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的不足中，提出了情绪资产定价模型，以及理性投资者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和看涨情绪投资者和看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模型。指出了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加强投资者情绪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相结合、与非线性资产定价研究相结合、考虑政策、文化的资产定价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展望，当前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及对股票市场资产定价最重要的就是采用“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研究。总之，发展和完善投资者情绪理论创新性研究，加大对投资者情绪的应用性研究，针对投资者情绪变化所造成的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制定相应的投资者教育计划，对于完善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政策，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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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Yan，H.，2010. Is noise trading cancelled out by aggreg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57（7）
7.Yu，J.，Yuan，Y.，2011. 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mean variance rel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00（2）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认识；思考
1.对行为金融学的认识
行为金融学是融合了多门学科知识的理论，包括行为学、心理学、金融学、决策学、经济学等。相比于传统的金融学，行为金融学理论考虑的因素更多，分析的情况也更为复杂，往往能够解决传统金融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行为金融学理论与传统金融学理论在研究假设、理论模型以及实际应用等方面都存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要充分的认识行为金融学，了解这两种金融学理论之间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
1.1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假设
（1）人类的理性并不具有普遍性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一假设很难反映出实际的情况。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的理性不具有普遍性，即人是具有理性的，但是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将人的投资决策过程看成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并将这种心理过程划为三个过程，分别是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在这三个过程中人都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投资者个体的心理偏差，这种偏差的普遍性会导致金融市场的群体偏差，这种群体偏差最终会导致群体的决策偏差，并使资产的定价出现偏差。所以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投资人在决策时的不理性会导致资产的定价不能真实反应资产价值。
（2）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
传统金融学的另一假设是市场有效。但是市场有效这一假设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市场有效假设主要存在以下三点缺陷：
第一，假设上的缺陷。市场有效假设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不存在操纵成分，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价值。但是在现实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以及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市场价格往往不能如实反映价值，而且在市场中，价格操纵的现象是时常发生的。所以，市场有效假设是存在着一定缺陷的。
第二，检验缺陷。市场有效的假设是无法得到验证的（Fama，1991）。这是因为市场有效性的检验需要运用预期收益模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估计未来收益，只有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相一致时才能证明市场是有效的。但是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是以市场有效为基础的。当用这样的模型来验证市场的有效性时，就陷入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错误中去，即：市场的有效性需要用到预期收益模型来验证，但是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首先要假设市场的有效性。所以市场的有效性是无法得到验证的。
第三，套利的有限性。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套利行为可以促使价格真实地反映价值水平。但是，在现实情况下，套利行为的发生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首先，套利行为的发生需要类似的替代品以及卖空机制。在实际情况中，股票的替代品是很难找到的，另外卖空机制也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其次，套利者往往了解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但是套利者很难确定噪音交易者不正确的理念如何表现出来。最后，套利行为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成本作为代价的。行为金融学认为即使是在市场不正确的情况下，套利行为也要发生一定的成本。
1.2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模型
（1）行为金融学的预期理论
传统金融学的期望效益理论利用的是效用函数，但是行为金融学的预期理论则用价值函数来代替传统金融学的效用函数。行为金融学的价值函数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投资者的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而不是投资者的财富。所以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不是以资产组合为出发点而是根据资产组合中各个资产的损益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决策。而判断各个资产损益情况的标准，不同的投资者是不一样的，具体数值的确定要依据投资者自身的心理价位。
第二，价值函数的表现形式是一条S型曲线，凹进去的部分代表着盈利，凸起来的部分代表着亏损。这样的表现形式也表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是不一样的，存在着位置效应。当投资者处于盈利情况下时，投资者往往愿意出售股票赚取利润，这时的投资者便是风险规避型。当投资者处于亏损情况下时，继续持有股票，这便是风险偏好型。
第三，投资者价值曲线并不是对称的。投资者由于损失导致的失落程度大于同等金额的盈利带来的快乐程度。这就说明，相比于盈利，投资者更不愿意亏损，投资者对于亏损的敏感性更强。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将资产组合成金字塔的形状，这种资产组合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层状的结构，每一层的资产都有不同的投资目的和风险报酬。金字塔的底层风险小，收益低，可以起到防范风险、保全资本的作用。金字塔的高层风险加大，收益较高，可以用来赚取更高的利润。然而，传统金融学理论中的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一种风险厌恶型的资产组合方法。这种资产组合方法将资产组合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只考虑不同证券间的协方差。这两种资产组合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时下流行的在险价值资产组合方法较为一致，更符合实务操作。
（3）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
行为金融学家认为从投资者的行为角度去研究资产的定价是十分重要的。行为学家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MP），这与传统金融学当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MP）有很大的区别。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信息交易者也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是理性的。噪音交易者则会犯一些认知上的错误，这种交易者类型是不包括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的。所以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更加贴合实际情况。
1.3行为金融学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运用
（1）异常现象的解释
行为金融学可以解释传统金融学解释不了的现象。例如开放式基金的高比例赎回现象，用传统的金融学理论很难去解释，然而，利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则能够合理解释。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对亏损更加敏感。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况时，盈利的边际效用在下降，投资者卖出股票赚取利润的动机更强。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况时，由亏损带来的负的边际效用在降低，投资者更愿意持有股票。这就是所谓的“前景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开放式基金的高比例赎回现象其实就是一种“处置效应”。
（2）投资决策的指导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还可以指导我们的投资决策。行为金融学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投资者决策的不理性，如表现在股票市场上的盲目地追涨杀跌行为，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往往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逆向操作便可以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另外，行为金融学当中的认知缺陷、风险偏好变动等理论都能够给我们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2.由行为金融学引发的几点思考
2.1 行为金融学是不是对传统金融学的否定？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行为金融学从实证的角度去研究金融市场，发现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所以行为金融学比传统金融学更加贴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但是这并不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否定，传统金融学是先从规范的角度去研究金融市场，然后再根据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去验证金融理论并不断加以改进。所以说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理论只是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研究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不能说成是对传统金融学的否定。
2.2 行为金融学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启示？
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历程中，曾遭受到了来自传统金融学家的不屑，传统金融学家认为行为金融学已经走上了歧途，过分注重投资者的行为，而不是金融市场本身。但是事实证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给我们在学习金融理论知识时带来了很大的启示。首先，在学习金融理论知识时，不能迷信权威，要抱着疑问去学习。其次，金融的研究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讲本本主义，要注重金融的创新。
2.3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与实践相结合，这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指导意义有哪些？
我国的证券市场具有许多我国独有的特色，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的经验可能并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所以要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关的措施。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战略的现实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之处，我们只能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并根据实际情况发生的转变，不断调整发展战略。
第二，具体问题研究中的现实化。具体提问题的研究要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的问题研究才更具有针对性，研究的对策才更有效。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传统金融学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理论存在的不同以及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创新之处能够帮助我们充分认识行为金融学，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于帮助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行为金融的思考则有助于加深对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解，同时也能够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积极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沈莉.股票投资中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与应用[J].前沿，2014，Z2：114-115
[2]王征.论行为金融学统领下的投资策略[J].西南金融，2013，8：66-67
与我国资本市场的情况相反，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美国的股市出现了空前繁荣。但是，如同我国股市的长期低迷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样，美国的这种股市繁荣也并不体现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投资资本的增值幅度。当然，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这种繁荣现象的，哪怕它是虚假的繁荣！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希勒（Robert J?Shiller）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一书。本书序言中提出，“鉴于目前对股市的看法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并且这些分歧广泛存在，因而出版此类书籍显得十分迫切。”该书认为，人们在市场繁荣真假问题上的意见相左，在于人们只掌握了市场的局部情况。要解决和解释当前市场的空前繁荣现象，需要我们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甚至是与市场关系甚远的领域搜集大量信息，再据此做出判断。“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除了较传统的财务分析方式外，我们还获得了一些对当今问题的深刻有效的认识，其中许多事例是从新兴的行为财务学中获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财务学似乎再也不是财务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支，而渐渐成为严肃财务理论的中心支柱。”
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中外经济学界的关注，2001年4月其中译本出版。2002年7月，希勒教授应我国吴敬琏、谢平等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邀请，出席在中国举行的资本市场行为论坛。从此，企业行为财务学在我国实业界和学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上述的希勒和其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mstein(1996)，在20年前就开辟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认为“企业行为财务学”取代主流的“企业数理财务学”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究竟行为财务学是怎样的一种财务理论？它与现在占主流地位的企业数理财务学有何不同呢？
二、企业数理财务学
目前企业中的财务管理，主要以财务预测、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和规划等工作。其中，企业筹集资本的财务工作是通过预测资本成本、制定资本结构后完成的。企业投资是通过分析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内部收益率）和风险，进而制定和实施投资决策完成的。财务上的资本耗费称为成本，企业对成本的补偿和管理是通过制定各项财务计划实现的。销售收入、资本流入和回收，也是在财务预算的计划管理和财务分析之后来完成的。资本分配和规划经常是根据投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财务增长模型（所有者权益增长模型）的计算来实现的。这些财务管理工作的共同假设是，（1）财务活动的各种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基础之上的，(2)投资者都倾向于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3)财务管理的总目标是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以及（4）财务人员需要不断更新决策知识。传统财务管理的四个假设，都可以采用财务数学模型进行表述。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可由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反映。一切靠数据说话。因此，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的理论可称为数理财务学。
三、企业行为财务学的形成及其假设
Sharpe(1964)、Lintner(1965)等构建了一个著名的财务统计检验模型，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这一模型表示，企业收益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投资者应注意的风险决定因素。1970年，Fama在《财务杂志》发表《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回顾和经验工作》一文，重新定义他在早期关于有效资本市场的论述，使其有效市场假说与CAPM在概念上达到了一致。
但是，后来的很多研究发现，当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在市场价格中得到反映时，CAPM是不能够解释有效市场的假说或者说与有效市场假说是不一致的。这些研究如小企业效应(Banz，1981；Reinganum，1981；Lamoureux，Sanger，1989)、“星期一效应”（French，1980；Gibbons和Hess，1981）、规模效应(Basu，1983)、“反向投资策略”（Fama和French，1992）等等，都对有效市场假说和CAPM的结合产生怀疑。大量心理学证据显示，投资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会都是理性的。其实际决策往往偏离现代主流财务理论所设定的最优决策模式，而且这种偏离对资本资产价格的影响不会因经过统计平均后消除。于是，一些学者意识到，需要以某种新的方法或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投资者决策过程以及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财务理论从而诞生了。
Kahneman和Tvensky发表《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1970），给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行为的模型，并得出结论：（1）个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以相对某个参考点的利得或损失为依据的，而不是传统理论认为的是以期末财富为依据的。（2）模型的价值函数是S型的。模型面对损失时是凸函数，面对利得时是凹函数。这表明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损失所降低的效用；每增加一个单位利得，其增加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利得所增加的效用。（3）价值函数中损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损失一个单位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大于获取一个单位利得所带来的效用增加。因此，相对利得减少来说，个人更厌恶损失。（4）个人对极端的且概率很低的事件会过度重视，却易忽略在常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件。
1980年，Kahneman和Tvensky提出“参考点”概念。1992年，他们针对概率转换问题又提出了累积期望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此外，Thaler（1985）、Lopes（1987）、Shefrin（1988，2000）等对期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与此同时，财务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人们面临不确定条件的投资存在下列决策特征：（1）损失回避（loss aversion）。人们对利得和风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同样大小利得的2.5倍。（2）意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对不同的股票，人们会以自身的情感账户记录作出投资决策。（3)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人们在投资决策中往往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过分自信。（4）确认偏差的倾向（prone to confirmation bias）。人们往往只是重视条件概率即所仅重视直观现象，而忽视先验概率（以往已经存在的知识）。这些研究成果解释了主流财务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大量企业财务异常现象，推动了行为财务学的发展。
行为财务学认为，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人们不理性的行为要比理性的行为普遍得多。行为财务模型中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所取得的价格信息的准确性。当大量的投资者过多考虑了个人拥有的一些信息，股票市场的股价就会对这些信息产生过度反应。行为财务学研究表明，过于自信的投资者对于公共信息是反应不足的。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众信息反应不足，是许多股票市场上股价变化的原因。在一个投资者持续自信的环境中，市场会有一个过度反应，然后会是一个反向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无条件的价格变动自相关总是负的。因此，基础的持续自信与短期的无条件冲动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光滑的多时期的过度反应阶段，短期的自相关是正的。自信心依赖结果而变动并导致拖后的过度反应。按心理学中的归属理论，当证明个人行为是合理的事件发生时，个人往往认为这证明自己的能力高；而当个人的行为与事件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将这归因于外部的干扰。如果投资者随后得到的公共信息与投资者个人先前得到的信息一致，即公共信息支持了这一投资交易,则投资者会变得更加自信。而当不认可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公共信息导致投资者自信心下降时，下降是很有限的。当有两个连续的支持投资利好消息的公共信息出现时，第二个利好消息会被增加的自信加强。当有两个连续的坏消息时，第二个坏消息也会被加强。因此信心依赖于结果而产生的变动可带来正面动力。在长时期内，当股价被公共信息拉回基础水平时，这样的动力会被翻转。亦即，最终，过度反应将倒转。行为财务学很多模型的目标是解释市场无效率及其当时的价格异常情况。市场某一时期的这种错误定价，将使得一部分聪明的投资者从交易中获利。最终，交易将主宰市场的价格。
经济学上有很多成熟的资产定价模型，其中著名的定价模型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模型（OPM）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等。在BAPM产生之前，多数人认为CAPM是最好用的资产定价模型。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是理性的投资者，他们根据投资收益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以及收益和风险的均衡，确定收益的折现率。但行为财务学认为，投资者的价值观、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与其情绪波动等，都可能会影响资产的定价。根据行为财务理论，Sheen和Stmman在1994年提出了BAPM (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
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brmmion tradem)和噪声交易者(noise 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条件下的投资者，其假设条件是投资者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参数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参数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BAPM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之下。
在BAPM中，资产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系数,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 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一个系数。由于存在噪声交易者对证券市场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的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 portfolio)。而CAPM中的资产预期收益则决定于市场组合(market portfolio)的收益分布。
四、启示
研究表明，企业行为财务理论及其假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告诉我们：
（1）有效市场假说和传统财务管理假设并非无懈可击。有效市场假说不能完全解释市场价格在某一阶段随机游走的一些异常现象，某一时期的市场价格上扬和走低只是对市场价格的一种偶然偏离。价格的过度反应和远期回调是市场交易价格变化趋势中的一种波动。
一、行为金融学的内涵概述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O有巨大的生命力。行为金融理论对于原有理性框架中的现代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人的角度来解释市场行为,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的作用,为人们理解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行为金融理论是第一个能够有效地解释市场异常行为的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心理学对人类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们的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讨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它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的多样性,突破了现代金融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简单地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 “应该怎么做决策”转变到“实际是怎样做决策”,研究更接近实际。因而,尽管现代金融理论依然是对市场价格的最好描述,但行为金融的研究无疑也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行为金融学是在质疑经典金融理论关于投资者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的前提预设基础上产生的。之所以称后者为“经典”是因为这一理论是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严格限定下, 运用数理逻辑与技术, 演绎出一套投资者总是寻求 " 理性的线性、无偏和最优解 " 的相当完美的, 被经济学家奉若神明的金融市场运行机理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模型, 成为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础。Arrow- Debreu 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Markowitz 的投资组合理论, Sharpe- Lintner- Mossin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Fama 的有效市场理论, Ross 的套利定价理论, Black- Scholes- Merton 的期权定价理论和 Modigliani- Miller 的金融资产结构定理构成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经典金融理论认为: 投资者理性无偏、期望同质、风险厌恶、偏好稳定、追求效用最大化。并且市场信息充分反映资产价格, 投资者无限套利, 均值回归, 市场有效, 收益均衡。然而, 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存在价格偏离与收益异常现象, 这些现象无法用理性人假说和现有的定价模型来解释,被称为金融市场 “异象”( anomalies) 。如 “股利之谜”,“股价溢价之谜”,“处置效应”等。大量“异象”无法解释的困窘, 表明了经典金融理论的局限性。在对学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al Finance)成为了学术界的关注点, 并开始动摇了经典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
而行为金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派, 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其代表人物主要是芝加哥大学的塞勒( Thaler) 和耶鲁大学的希勒( Shiler) 。Thaler主要研究了股票回报率的时间序列、投资者的心理账户等问题。Shiler 主要研究了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股市中的“羊群效应”、投机价格与流行心态的关系。由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解释金融市场异常现象, 符合现实, 逐步被学术界认同而成为一个新兴学派。
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行为金融学的三大理论基础――― 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很好的解释了原有理论基础―――有效市场理论所面临的质疑,在金融理论发展中迈出了重大一步。
(一)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础。kahneman和 Tversky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规避的。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代表学说,利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
(二)行为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BPT)
BPT是由She-frin和Statman在借鉴现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MPT)有益的部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MPT中认为投资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组合中,最优的组合配置处于均方差有效边界上。但是BPT则认为,现实并非如此,投资者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风险程度的认识,和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行为资产组合,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特定的目和风险态度相联系,投资者通过综合考虑期望财富、投资安全性、达到期望值的概率等几个因素来选择符合自己愿望的最优资产组合。在BPT中使用了心理账户的概念,分别在两种状态下考察了BPT模型:单一账户行为组合理论(BPT-SA)和多重账户行为组合理论(BPT-MA)。其不同是在前者中投资者同均值方差投资者一样,通过考虑协方差将所有证券组合放在一个心理账户中,而在后者中则将证券组合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并忽视各账户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BPT的有效边界和MPT的均方差有效边界是不同的,相应地BPT中的最优组合也不同于MPT中的最优组合。应用该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异常现象,如本土偏好、红利之谜等。BPT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行为因素,并将二者结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结果表明在考虑行为后的金融理论更加能说明现实中的一些现象。
(三)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BAPM)
该模型是由Shefrin和Statman构筑的用于修正CAPM的假设,使其更加接近现实。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种类型,并认为他们在市场上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资产价格。信息交易者即是CAPM下的理性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偏差,只是关心资产组合的期望和方差;噪声交易者则不是按照CAPM行事,他们时常犯认知偏差,并非严格按照均方差偏好选择资产组合。当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市场表现为有效率的;当后者在市场中成为代表易者时,市场是无效的。该模型还对噪声交易者存在的条件下,市场组合的分布、风险溢价、期限结构、期权定价等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BAPM中由于同时考虑了价值表现特征和效用主义特征,因而它既从无法战胜市场的意义上接受了市场的有效性,又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拒绝市场的有效性,这对未来金融研究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前景
资产定价作为现代金融和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所熟知的由于在金融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arkowitz，Sharpe，Merton，Scholes，以及在行为经济学方面进行开拓性工作的Kahneman和Tversky都与资产定价的研究有关。
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价值等于期望折现偿付。所有的资产定价理论实际上都是针对上述论点沿着两种思路拓展。第一种思路寻求资产的绝对价格，即通过衡量某一资产对风险的暴露而确定其价格。这是一种以消费为基础的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研究中采用这种思路的较普遍，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就属这类。第二种思路是相对定价，即通过其他资产价格来推断某一资产的价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Black和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当然，也有学者采用渗透法，即融绝对定价法和相对定价法于一体。
资产定价理论建立在组合理论基础之上。对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马柯维茨，他的重要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方差时，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高协方差）的资产。不过，马柯维茨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效率组合的。这个问题托宾给解决了。托宾提出了著名的分离定理，即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独立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内部投资比重的确定与投资者在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投资比重是没有关系的。托宾的研究仍然建立在马柯维茨的全协方差模型基础之上。这种方法要求计算组合内的每一种资产的均值、方差以及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其后来者夏普的理论经其他经济学家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描述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投资者期望收益如何决定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这些假设条件不仅使经验验证变得很困难，而且距离现实也比较远，对实际价格运动的解释力不够。这迫使经济学家对假设条件加以修改，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布莱克、迈耶斯、莫顿、布里登都在原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框架内对其进行了修改。罗斯抛弃了CAPM，在新的假设基础上构建新的资产定价理论。罗斯的主要论点是，CAPM理论模型下的市场组合不只限于股票指数，还应包括经济体中债券、房地产、人力资本等全部有形无形财富。1976年罗斯进一步提出多因素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APT)。APT与CAPM的重要区别是，CAPM是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模型，而APT的理论基础是“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APT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该理论没能确定影响资产价格的因素到底有多少，分别又是哪些。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的定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取得了卓越成就，Black和Scholes1973年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论文“期权和公司负债的定价”成功地解决了欧式期权的定价问题，为衍生品定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衍生品定价，与APT理论一样，属于相对定价的范畴。简而言之，衍生品定价利用的核心原理是无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应该等于无风险利率。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和主要金融市场研究数据库的建立，金融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检测。新的研究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单个资产、资产组合、基金和投资策略的平均收益与其贝塔系数不相称。CAPM并非衡量风险的合适模型。2、收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第一，股息率、短期债券收益率、长短期国债收益率、金边债券收益率、垃圾债券收益率、商业周期指标等可预测股票收益的时序变化；第二，股票波幅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第三，按CAPM调险后，一些基金的表现超出大盘；第四，股票收益表现很强的中期动能和长期回归倾向。3、三因素、四因素资产定价模型对股票预期收益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这一方面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法玛和富兰茨。他们证明了三因素模型：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价值因子能够解释70%～80%的美国股票收益变化。三因素模型的明显缺陷是它不能解释收益动能现象。在三因素基础上加上动能因素，即四因素定价模型，便能增强资产定价模型对收益变动的解释能力。
在我国，在对资产定价作实证性研究时，面临一些困难。由于缺少完善的金融数据，因此缺少稳定、可靠的折现率选择途径。在发达国家，由于进行了充分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使定价模型在资本市场中的运用具有坚实的基础。
根据资产定价原理，我国已有学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上海证券市场已初步具备了运用套利定价模型进行理论研究与实务探讨的基础，其模型的拟合程度在一定程度已经可以与国际成熟市场进行比较。当然，完全运用套利定价模型指导进行投资、并购选择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中国证券市场通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具有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进行相关的国际定价模型研究，通过对套利定价模型在上海证券市场应用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在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资产定价作为现代金融和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所熟知的由于在金融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arkowitz，Sharpe，Merton，Scholes，以及在行为经济学方面进行开拓性工作的Kahneman和Tversky都与资产定价的研究有关。
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价值等于期望折现偿付。所有的资产定价理论实际上都是针对上述论点沿着两种思路拓展。第一种思路寻求资产的绝对价格，即通过衡量某一资产对风险的暴露而确定其价格。这是一种以消费为基础的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研究中采用这种思路的较普遍，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就属这类。第二种思路是相对定价，即通过其他资产价格来推断某一资产的价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Black和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当然，也有学者采用渗透法，即融绝对定价法和相对定价法于一体。
资产定价理论建立在组合理论基础之上。对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马柯维茨，他的重要贡献是对单个证券的风险以及它在组合中对整体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区分。他指出，投资者在试图减少组合方差时，仅仅投资于多种证券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要避免投资于那些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高协方差）的资产。不过，马柯维茨并没有解决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问题，即投资者是如何决定持有何种效率组合的。这个问题托宾给解决了。托宾提出了著名的分离定理，即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独立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就是说最优风险资产组合内部投资比重的确定与投资者在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的投资比重是没有关系的。托宾的研究仍然建立在马柯维茨的全协方差模型基础之上。这种方法要求计算组合内的每一种资产的均值、方差以及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其后来者夏普的理论经其他经济学家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描述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投资者期望收益如何决定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这些假设条件不仅使经验验证变得很困难，而且距离现实也比较远，对实际价格运动的解释力不够。这迫使经济学家对假设条件加以修改，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布莱克、迈耶斯、莫顿、布里登都在原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框架内对其进行了修改。罗斯抛弃了CAPM，在新的假设基础上构建新的资产定价理论。罗斯的主要论点是，CAPM理论模型下的市场组合不只限于股票指数，还应包括经济体中债券、房地产、人力资本等全部有形无形财富。1976年罗斯进一步提出多因素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APT)。APT与CAPM的重要区别是，CAPM是均衡条件下的资产定价模型，而APT的理论基础是“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APT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该理论没能确定影响资产价格的因素到底有多少，分别又是哪些。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的定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取得了卓越成就，Black和Scholes1973年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的论文“期权和公司负债的定价”成功地解决了欧式期权的定价问题，为衍生品定价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衍生品定价，与APT理论一样，属于相对定价的范畴。简而言之，衍生品定价利用的核心原理是无风险证券组合的收益应该等于无风险利率。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和主要金融市场研究数据库的建立，金融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检测。新的研究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资产定价理论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单个资产、资产组合、基金和投资策略的平均收益与其贝塔系数不相称。CAPM并非衡量风险的合适模型。2、收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第一，股息率、短期债券收益率、长短期国债收益率、金边债券收益率、垃圾债券收益率、商业周期指标等可预测股票收益的时序变化；第二，股票波幅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第三，按CAPM调险后，一些基金的表现超出大盘；第四，股票收益表现很强的中期动能和长期回归倾向。3、三因素、四因素资产定价模型对股票预期收益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这一方面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法玛和富兰茨。他们证明了三因素模型：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价值因子能够解释70%～80%的美国股票收益变化。三因素模型的明显缺陷是它不能解释收益动能现象。在三因素基础上加上动能因素，即四因素定价模型，便能增强资产定价模型对收益变动的解释能力。
在我国，在对资产定价作实证性研究时，面临一些困难。由于缺少完善的金融数据，因此缺少稳定、可靠的折现率选择途径。在发达国家，由于进行了充分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使定价模型在资本市场中的运用具有坚实的基础。
根据资产定价原理，我国已有学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上海证券市场已初步具备了运用套利定价模型进行理论研究与实务探讨的基础，其模型的拟合程度在一定程度已经可以与国际成熟市场进行比较。当然，完全运用套利定价模型指导进行投资、并购选择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中国证券市场通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具有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进行相关的国际定价模型研究，通过对套利定价模型在上海证券市场应用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在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lmeman)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以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来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所作出的贡献，被授予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引起了人们对一门新兴学科――行为金融学的极大兴趣。
传统金融理论主要包括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模型和投资组合理论(1952年)，Sharpe、Lintner,Mossin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64年)，Fmna的有效市场理论(1970年)和Black―Scholes―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1973年)。这些理论的基础是有效市场理论，它是传统金融理论的基石。但是有效市场理论在解释实际金融现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阿莱悖论、日历效应、股权溢价之谜、期权微笑、封闭式基金之谜、小盘股效应，等等。
面对这一系列金融异象，人们开始质疑有效市场理论，质疑传统金融理论。由于行为金融学能够解释这些现象，因此，原先不受重视的行为金融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只具有有限理性，这一假设更贴近实际。随着研究的深人，行为金融学形成了对传统金融学的重大挑战。2001年素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美国Clark奖授予了行为金融学家Rabin教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予了行为金融学家Daniel Kahne・mail，这表明行为金融学已完全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可，并代表了金融理论的发展方向。下面简要回顾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过程。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以1951年Bun：el教授发表的《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为标志，该文首次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来解释金融现象。笔者认为，1936年凯恩斯的空中楼阁理论可以看作是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源头。
1969年，Bauman和Burrel发表了《科学投资方法：科学还是幻想》。他们认为，金融学新的研究领域重点应放在数量模型和传统的行为方法的结合上，这样会更贴近实际。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写了《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为行为金融学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79年，Daniel Kahneman教授和AnlosTversky教授发表了《预期理论：风险决策分析》，正式提出了预期理论。该理论以其更加贴近现实的假设，严重冲击并动摇了传统金融学所依赖的期望效用理论，并为行为金融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如此重大的贡献，Daniel Kahneman教授才当之无愧地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预期理论用价值函数代替效用函数。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1．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而不是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因此投资者不是从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心理价位)，并且因人而异。2．价值函数的形式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在盈利部分是凹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凸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存在处置效应，即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愿意继续持有股票。3．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投资者对损失更敏感。实证分析表明，放弃某样东西损失的效用是获得它增加的效用的两倍。
预期理论的提出大大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诞生。1985年，Shefrin和Statman验证，在美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确实存在处置效应现象。2001年及2002年中国学者证实，中国的投资者也存在处置效应。1994年，Shefrin和Statman挑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1999年，两人又挑战资产组合理论，提出了行为组合理论。
行为金融学提出了资金平均策略、时间分散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和惯易策略等投资策略。一些金融实践者已开始运用这些投资策略来指导他们的投资活动。 行为金融学不仅解释了很多金融异象，而且还成功地预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股灾。2000年3月耶鲁大学的ShiUer教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一书，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美国股市的泡沫进行了分析。他把一路上扬的美国股市称作“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指出美国股市存在巨大泡沫。该书出版一个月后，纳斯达克股票指数由5000多点跌至3000多点，股市泡沫开始释放。该书也因此名噪‘时，并被迅速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时至今日，美国股市最多时已跌掉6万多亿美元；可以说，这是行为金融学在挑战传统金融理论的过程中，在实际应用方面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
总之，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学科，有巨大的生命力。(摘自2002年10月24日《上海证券报》)
关键词：期权定价；二叉树定价；权证市场
一、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证券交易所总共发行14只权证，但由于当时股票市场根基未稳及市场制度尚未完善等问题，而且权证市场投机盛行，市场操纵行为普遍存在，权证价格时常剧烈波动，最终导致监管层终止了权证的发行和交易。2005年随着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权证作为解决市场对价问题的关键工具被重新启用，但股改权证作为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产物也逐渐随着股改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其中，2011年8月12日作为权证市场最后的“独苗”――长虹CWB1已停止交易。但是权证作为基础的衍生品定价工具，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期权市场具有很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权证是定价的核心工具，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权证定价模型
（一）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
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1973）提出的B-S模型成为期权定价理论研究中的开创性成果。该定价方法的基本思想是：衍生资产的价格及其所依赖的标的资产价格都受同一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二者的价格变化都服从相同的标准布朗运动（维纳过程）。如果建立一个包含恰当的衍生资产头寸和标的资产头寸的资产组合，便可以消除布朗运动项，标的资产头寸与衍生资产头寸的盈亏可以相互抵消。由这样构成资产组合为无风险的资产组合，在无风险套利情形下，无风险资产的收益就是该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由此便可得到衍生资产价格。其假设包括：(1)证券价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2)允许卖空标的证券；(3)没有交易费用和税收，所有证券都是完全可分的；(4)在衍生证券有效期内，标的证券没有现金收益支付；(5)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6)证券交易是连续的，价格变动也是连续的；(7)在衍生证券有效期内，无风险利率r为常数。
（二）二叉树模型
其基本思想是假设标的证券价格的运动是由大量的小幅度二叉树构成，用离散的随机游走模型模拟标的证券价格的连续运动可能遵循的路径，并利用二叉树状图求出到期日标的证券价格，从而计算出当时的期权价值，再依次往前一期回推直至第零期，即可求得目前的期权价值。二叉树定价模型可以很方便的扩展到任意长的期间，在得到每个结点的股价之后，就可以在二叉树模型中采用倒推定价法，从树型结构图的末端往回倒推直至第零期，即可求得目前的期权价值。对美式看涨期权来说，在树型结构的每一个结点上，如果期权执行比不执行价值更大，就用两者之间的较大值作为结点处的期权价值。
三、经验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以中国沪深两市的五只权证作为研究对象，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广发证券交易分析系统、锐思数据库和Wind资讯。其基本信息见表1。
无风险利率即投资者期望的最低收益率。沿用国内学者在研究中的普遍做法，选取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其中，还扣除了利息税。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二）实证结果
可以看出，5只权证在样本区间内的实际价格与其理论价格的走势基本一致，与二叉树模型，B-S模型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走势更为贴近，其中以武钢JTP1、康美CWB1、深发SFC2三只权证较为典型。
为了便于研究我国权证市场价格定价偏误问题，紧接着以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度这一指标予以表示，从而衡量经典B-S模型和二叉树模型的定价效率以及其在我国权证市场的适应性。偏离度的定义如下：偏离度=（实际价格-理论价格）/理论价格。
通过采用上面的样本数据和参数计算方法，这5只权证的B-S模型和二叉树定价模型的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度计算。
结果表明，与另外三只权证相比，武钢JTP1与葛洲CWB1在B-S定价模型和二叉树定价模型二者之间的偏离度数值差异更为明显。如葛洲CWB1的B-S定价模型的平均偏离度为0.03，而二叉树模型为3.99，为其133倍，因此也反映出B-S模型的定价效率较高。另外，对于B-S定价模型，该五只权证的定价偏离度相对较小，其中最大值为4.53，最小值为-0.02，因此B-S模型的定价能力还是比较高的。
此外，5只权证中唯一一只认沽权证武钢JTP1的偏离度明显高于另外四只认股权证的偏离度，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一致，即认沽权证的偏离程度比起认购权证要更大一些。由于武钢JTP1的研究样本区间为2005年11月23日至2006年6月8日，这段期间上证指数从1105.75上升至1591.49，处于大牛市的第一阶段，涨幅达到44%，而这期间大部分的认沽权证的理论价格极低甚至接近于0，长时间处于价外甚至深度价外的状态。而由于投资者的非理如投机炒作活动却使得其实际价格明显大于0，从而造成了不管是B-S定价模型，还是二叉树模型，其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度极高，而二叉树模型的偏离度更大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可以由市场环境这一因素来解释。
（三）权证定价理论的适用性
分析表明，实际市场走势和基于模型定价模拟的市场走势有很大不同，对偏离度进行测算发现与二叉树定价模型相比，B-S期权定价模型定价效率较高。为了定量分析B-S定价模型与二叉树定价模型在我国权证市场的适用性，通过构造T统计量来检验两种模型的定价效率。具体的分析思路如下：（1）先计算实际价格和理论价格的均值统计，同时进行均值的t检验，观察其与模型定价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2）采用递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在权证发行和交割时期内，除采用B-S模型对认购权重国电CWB1进行定价的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其他定价的结果均显示这两种模型的测度的理论价值与实际价格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定价效率不高。而递归分析结果表明，B-S模型对认股权证国电和认购权证葛洲测度的理论价值与实际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定价的价格是合理的。但是二叉树的定价效果相对较差。
究其原因，一是制度性因素，因为我国权证市场实行“T+0”交易，在一个交易日内投资者可以完成多次交易并且面临相对更大的收益概率和风险，这些短线投机行为加大了市场价格波动；二是投资者非理性因素，因为权证涨跌停幅度大及交易成本低，比起其较小的供给量，市场需求很大，因此市场投机炒作氛围浓厚，这也加重了价格的偏离。另外，B-S模型和二叉树模型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设定二叉树模型在定价时的阶数为10，因此阶数不足可能也导致了其更大的价格偏离。
四、结论
权证一般都会附带一些特殊条款，这是其与普通期权的不同之处，但是它本质上仍是一种期权，尽管其定价比普通期权要复杂很多。在研究中，不管是定价理论还是实证分析一般都是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运用传统的经典B-S期权定价和二叉树定价对我国新型权证市场不同时期的5只权证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相比起二叉树定价，尽管B-S模型的假设比较严格，但是由其得到的权证理论价格更加贴近于市场实际价格，其偏离度小于二叉树定价结果的偏离度。因此，B-S定价模型更适用于我国权证市场的定价，其定价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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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权分置；股票定价；模糊综合评判
一、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开放中国证券市场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放中国证券市场必然要求不断解决中国证券市场自身的缺陷。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问题，即所谓的股权分置，已引起国家、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证券市场是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发展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的制度安排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具有必然性，但随着改革的加深，股权分置的弊端逐渐暴露，大家对此也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如：股权分置带来的同股不同权、不同价、不同利，从而导致股东利益取向不一致。上市公司的分配政策只为非流通股股东利益服务，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其次，由于大股东的股票是不流通的，其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价值完全脱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机制，使劣质股票有机会通过恶性炒作，在被割裂的中国股市中，令其价格远远高于其本身价值，甚至高于优质股票。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中，使我们的股市制造出大量泡沫，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股权分置改革正在中国股市中逐步进行。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主要是解决非流通股流通问题，而定价问题是其中的关键。本文将结合定价理论，并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定价方案的选择及实施
1．定价方法的分析。股票的定价应该反映股票的价值，理论上应计算股票的内在价格。计算股票的内在价格可通过传统的股票定价理论和现代的股票定价理论等。传统股票定价理论主要有贴现现金流模型（DiscountedCashFlow，DCF），相对估价法，经济附加值法（EconomicValue—Added，EVA）。现代股票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证券组合理论（ModernPortfolioTheory，MPT），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因素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APT）等。
以上这些股票定价理论中，传统股票定价理论借助贴现和类比等方法对股票价格进行估价；因素模型、APT则是竭力从影响证券的各种因素中找原因，建立模型，再通过模型预测证券价格或收益，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决定投资行为；而CAPM等则是根据现代证券组合理论，或运用证券组合手段，比较证券价格，一旦发现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的价格，就相应进行买卖，直到各种证券的价格达到均衡状态为止。
虽然从理论上讲，传统股票定价理论中的现金流贴现模型估算股票内在价值是相当精确的，但是它的前提是要准确预测公司未来的每股股利、自由现金流及贴现率。相对估价法（尤其是其中的市盈率法）只考虑静态和时点上的情况，很少顾及股票的价值变动，缺乏现金流概念。经济附加值法计算过程比较复杂，且通常只能用于有限范围的企业，而不适用于金融机构、周期性企业、新成立公司等企业。该模型没有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因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它也要求准确预测贴现率和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
现代股票定价理论中的MPT本身隐含的某些假设前提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且证券预期收益、方差或标准差，以及各种证券间的协方差等计算相当复杂和繁琐，不仅使一般投资者难以完成，就连专门投资机构也望而却步。因此，严格来说，马柯维茨的MPT只是一个关于投资者最优资产选择行为的纯理论模型，不能直接用于指导投资及股票定价。而目前已被投资者广泛运用的CAPM的假定性则更强，如它假设所有投资者都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市场是完备的、有效的；所有投资者对证券收益率具有同质期望等。显然，这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偏差。因素模型和APT虽然简化了MPT，并进一步将其推向实用阶段，但同样该模型的假设仍显严格，因而影响其实际效果。另外，选择哪些经济变量作为模型中的因素目前尚未定论。
虽然，现金流贴现模型、因素模型及APT是目前国际上（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股票进行定价的主要理论，但在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都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运作不规范，市场有效性欠缺，这些都与以上这些定价理论的假设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
目前，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的每股价格底线是每股净资产值，即每一股份在理论上所代表的公司财产价值，等于公司总资产与全部负债之差同股数的比值。这个价格只有这个企业面临亏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非流通股股东所接受。而流通股股东能够接受的这些非流通股的每股价格上限是市价。由于历史原因，非流通股在最初都是以净资产折价入股的，他们的入股价比流通股股东低了很多，这已使流通股股东觉得很不公平也很难以接受，所以现在再让他们用流通股的市价买入这些非流通股已是最高上限，除非这个企业非常有发展前景，投资者才有可能勉强接受。非流通股不可能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让投资者接受，2001年国有股减持以暂停告终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基于定价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本文认为只有结合企业的现实状况，在净资产值和市价之间给企业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才是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定价的可行之路。
2．定价对象的分组及定价公式的确定。需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企业的性质及其绩效都是有差别的。如果以同一个定价方法来给所有的企业定价，显然是不合宜的。有学者对国有股减持价格的研究中得出，国有股的减持价格介于公司净资产和市价之间。所以本文考虑先给众多的企业进行分组，以实现依各自特点定价。由于现阶段的具体情况，以净资产定价可被视为定价的下限，市价可被视为定价的上限。经营已陷入困境的一些企业的非流通股很可能就要以净资产定价，而一些很有发展潜力的好企业的非流通股，理所应当要以市价或略低于市价出售。据此，为了区分企业的优劣程度，以便于定价，需要依据一定的指标。又由于非流通股所在企业的行业各有不同，而各行业企业的指标将有很大差异，比如传统制造业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指标的选取肯定会有很大差异。因此首先应根据行业将其分类。比如分为冶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变通运输仓储、汽车及汽配件、电子、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农林牧渔、电力煤气水、金融、酿酒、房地产、造纸等。
分好行业后，可针对各行业自己的特点选择各项指标，来对企业进行评价。比如有学者在研究中根据绩优股的特点，选取一些指标，如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反映上市公司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来进行绩优股的定价研究，所以，在本文中也同样可以按需要选择类似指标作为企业评价的依据。
由于传统的分类方法只能对各自指标进行评价，不能好地将各个没有联系的指标综合到一起，给出最终的结果，并且它们的评价过于明确，不适用于一些模糊性的对象。例如，考虑企业经济实力评定的分类规则：IF（企业实有净资产%26gt;=7000000元）THEN（企业经济实力=“强”）。根据此规则，若企业的实有净资产是7000000元，则它的经济实力属于“强”类；若实有净资产是6999999元，则其经济实力属于“不强”类。这显然是不公平、不符合实际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模糊数学引入分类系统，提出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分类模型，对每个企业进行评判，依据评判结果定价。
现假设采用以下几个指标来作为某个企业的定价指标，如将领导者素质、经济实力、资金结构、经营效益、信誉状况、发展前景六大指标作为评判因素，各评判因素又包括各自具体的指标，领导者素质包括领导者学历、经历、业绩等，经营效益包括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利润总额、总资产利润率。其他的各指标可按以上形式自行设定。模糊综合评判的实施步骤是：
（1）因素集的确定。取评判因素集为：
X={X领、X经、X资、X效、X信、X发}
其中，X领代表领导者素质，X经代表经济实力，依此类推。
X领={学历、经历、业绩}，X经={净资产、有形长期资产}，X资={资产负债率、债务股权比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X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利润总额、总资产利润率}，X信={贷款质量、贷款付息、存贷款占比}，X发={近三年利润情况、市场预期状况、新产品经营能力、主要产品寿命周期}。
（2）评语级的确定。评语集为Y={很好、较好、一般、不好}。
（3）评判矩阵的确定。分别对X领、X经、X资、X效、X信、X发六个子因素集作单层综合评判，比如确定子因素经营效益的单层综合评判，X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利润总额、总资产利润率}到评语集Y上的模糊矩阵，可由专家根据某行业的具体情况给每个指标打分，得到评语集的结果，假设有10个专家给某企业的X效中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打分，有7个人打“很好”，2个人打“较好”，1个人打“一般”，那么应收账款周转次数的评判结果是：A应=（0.7、0.2、0.1、0），同理可给其他指标一一作出评判。
假定得到X效到评语集Y上的模糊评判矩阵：
R应0.70.20.10
X效=R存=0.60.20.10.1，
R利0.80.200
R总0.70.300
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其他几个模糊评判矩阵。
（4）确定权重。由各专家结合企业实际赋予每个因素适当的权重。
如确定X效各因素的权重为：A效=（0.2、0.1、0.3、0.4）。
（5）评判结果的确定。采用算子M（，e），子因素X效上各因素综合评判结果为：
0.70.20.10
0.60.20.10.1
0.80.200
0.70.300
=（0.720.240.030.01）
可按此方法依次给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评判，得到B领、B经、B资、B信、B发，最后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状况X={X领、X经、X资、X效、X信、X发}进行综合评判，采用算子M（，e），确定子因素集X到Y上的模糊矩阵：R=[B经、B资、B效、B信、B发]T，确定X各因素的权重为A=（0.2、0.1、0.1、0.1、0.2、0.3），最后得X上各因素综合评价结果。
B=AR假设结果为B=（0.655，0.221，0.112，0.012），即对该企业的评判结果认为该企业“很好”的比例为0.655，认为“较好”的比例为0.221，认为“一般”的比例为0.112，认为“不好”的比例为0.012。
此时可以依据评判结果给这个企业定价。因为，前面已说过定价范围应在净资产值和市价之间，那么100%认为“很好”的企业每股价格就是市价，认为“很好”的比例越低，则定价越低，最低价为每股净资产。
依此思路，本文认为最终定价公式应为：
非流通股每股价格=?琢×（流通股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式中?琢为模糊综合评判结果中认为“很好”的比例。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股票定价方法的分析和比较，结合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实际，并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的优点，结合股票定价理论将其运用于股票定价，得出股改中非流通转换成流通股的定价公式。股权分置改革正在逐步进行，希望本文在定价方案方面的探讨能对改革实践和理论有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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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理性违约;房价;定价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住房消费信贷迅猛发展,为了解决银行“短存长贷”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而且,中国建设银行已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成功发行“建元2005-1”和“建元2007-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对其证券化过程中的违约风险的防范提出了迫切要求。其实,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西方国家早已得到较完善的发展,但在我国相对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理论也多是集中在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上。至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的定价问题国内也有诸多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对提前还款方面的风险对其定价带来的影响,而违约风险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定价带来的影响理论甚少,尤其是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其证券化带来的风险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理性违约行为
(一)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住房抵押贷款可以采用固定利率,也可以采用浮动利率形式。同样,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也是可采用固定利率,也可采用浮动利率证券形式发行。抵押贷款证券应采用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的问题一般来说应视抵押贷款而定。对于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来说,发行的抵押证券也应为固定利率,证券利率与贷款利率之间利差用以支付担保、服务、评估等费用;若证券采用浮动利率发行,当市场利率变化时,基础资产现金流不变,而证券利率发生变化,投资者便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当利率升高时,不能保证等值贷款组合支持等值债券的偿还,利率降低时,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将受损。对抵押贷款为浮动利率的情况来说,证券发行应以浮动利率为主,以浮动利率发行证券,从流程上看:一方面进来的是浮动利率;另一方面出去的也是浮动利率,则证券化单位不承担风险,收到多少钱便放出多少钱;如果发行固定利率证券,当利率降低时,证券化机构便要承担损失。因此,我们应该依据抵押贷款的情况,确定发行不同债券来适应需求。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
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是指贷款利率在合同期内固定,购房者以所购的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申请长期贷款,并承诺以年金形式定期偿付贷款本息的贷款方式。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违约风险,借款者在合同执行期间由于某些原因终止还款义务就形成了违约。当借款者违约时,贷款银行将接管抵押品――住房的所有权。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推行时间不长,规模却很大,对违约行为带来风险的研究相对不足。所以,本文重点讨论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行为及其对贷款价值的影响。
(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借款人的违约行为。违约风险作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最基本的风险之一,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定价问题中不可忽略的关键问题。违约是借款人为使自身权益最大化或者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而放弃住房产权以抵偿未偿还贷款的行为。可将其分为理性违约和非理性违约,本文主要研究违约风险中的理性违约行为。理性违约是指并非由借款人财力困难引起,而主要是由于住房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引起的借款人的主动违约行为。实际上,在借款人获得一笔住房抵押贷款的同时,就取得了一项期权,即在一定条件下进行主动违约的选择权。主动违约是借款人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实现成本最小化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我们可以用下式表示:
H・・>Ht(1+)(1)
其中,H:住房价格;:贷款/房价;i:贷款合同利率;t:已偿还贷款本息的期数;n:贷款总期数;Ht:t时期房价;:新时期购买住房时交易费用占房价百分比。
对于借款人的理性违约行为,龙海明提到违约成本对其违约决策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借款人违约会对其信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贷款人会在借款人下次申请贷款时设置门槛值,借款人基于此考虑会对其执行违约期权与否进一步权衡利弊。假设违约成本占房价的百分比为t,则理性违约的公式将变为:
H・・>Ht(1++t)(2)
由上述理性违约的公式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房价的变动是影响借款人违约的重要因素,借款人在做决策时会比较抵押房产的市场价值与未偿还抵押贷款余额的大小,将上式左边看为在t时期借款人未偿还的贷款市场价值B(t),右式为t时期抵押房产的市场价值,为住房价格减去交易费用及估计的违约成本,用H(t)表示。当H(t)>B(t)时,借款人获得收益R=H(t)-B(t),此时理性的选择是继续还贷,保留抵押房产所有权;当H(t)
三、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定价
(一)无违约风险下的抵押贷款定价。正常情况下,即无违约和提前偿付情况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理论价值V可表示为:
V=(3)
式中,An:n时刻证券的现金流入;r:证券投资者要求的到期收益率;N:贷款期限。
我们选择偿还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的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资产池为研究对象。设价值为M0的抵押贷款合同年利率为R0,在实际生活中,住房抵押贷款都是逐月偿还的,则贷款月利率i= R0/12,对于时刻的选择也是发生在每个还款日,所以对于n时刻证券的现金流入,则是来源于第n个月借款者的等额本息偿还金额P,在正常情况下,其理论值为:
An=P=M0・(4)
(二)存在违约风险情况下的抵押贷款证券定价
1、住房价格模型。考虑了借款人的违约行为之后,现金流会发生变化。由上述可知,借款人的违约行为与房价的变化密切相关,是借款人违约的重要变量。所以,有必要对房价的不确定性变化进行考察。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基于期权的住房贷款定价研究均假设房价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几何布朗运动过程。设住房抵押贷款计息与还款在时间上都是连续进行的,并设H(t)、Φ(H,t)和Π(H,t)分别是时刻t房屋价格、房屋价格增长系数和价格波动系数,Z(t)是一个标准布朗运动(或称为维纳过程),则在期权定价理论中假设H(t)满足一般随机过程:
dH=Φdt+dz(5)
则房屋价格服从几何正态分布,即:
ln[H(t)/H(0)]～φ[(μ-σ2)t,σ2t](6)
其中,μ和σ2分别代表房屋价格的增长率和波动系数,且均为常数,φ(・,・)为一般的正态分布。
2、违约概率模型。同时,对于理性违约,戴建国证明了其违约概率,有:
P(t)=N・[k1(t)](7)
式中,
k1(t)=,N(・)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函数值;Hd(t)为无差异住房价格,当H(t)>Hd(t)时,违约不发生;H(t)=Hd(t)时,借款者对违约与不违约的选择无差异;H(t)
Hd(t)=B(t)-td(8)
s为住房服务收益系数(相当于同期的住房租金,为住房价格的一定比例),R0为贷款合同利率,B(t)为t时刻借款人未偿还的贷款的市场价值,r(t)为无风险利率,td为违约成本。同时,在时刻t,不违约的概率为1-P(t)。
在还款过程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正常情形,即无违约,直至合同结束的正常还款。此时,违约概率为[1-p(t)],正常现金流入为P;二是违约情形,假如在任意时刻n违约,则在t=1,2……,n-1时刻不违约,其违约概率可表示为P(n)[1-P(t)],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系统下,贷款人违约后银行有权拍卖其抵押房产,拍卖所得款项首先用于支付贷款余额,剩余部分归贷款人所有,所以当借款人违约时,银行拍卖借款人的抵押房产来偿还贷款,此时现金流入可表示为:一是前n-1时刻的等额还款总额;二是n时刻银行拍卖抵押房产的价格与未偿还贷款的最小值,为min[H(t)(1-),Mt],为住房买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率,Mt代表t时刻未偿还的贷款。
3、贴现率的选择。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定价有重要影响的贴现率r的选择,我们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作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冒风险进行投资就需要获得超过时间价值的额外收益,即超过无风险利率的投资收益,或称风险报酬。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受多种风险的影响,贴现率的选择宜采用“能够说明资产风险的那个部分可以影响甚至决定该资产价格”的资本资产定价法。其基本公式为:当存在市场组合m时,单个资产i的收益Ri与其系统风险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Ri=Rf+i(Rm-Rf)
i=(9)
Rf为无风险投资收益率,一般将一年期国债利率或者银行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i为风险系数,即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i的风险校正系数,代表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对资本市场系统风险变化的敏感程度,,是资本市场组合投资收益率与自身的协方差COVim与市场组合投资收益率的方差σm2之比。
综上所述,对于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住房抵押贷款的价值可以表示如下:
V={[1-p(t)]｝{｝+{P(n)[1-P(t)]｝[+](10)
在模型求解过程中,根据现时和历史房价给出住房价格波动的假设,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房价的波动,并由此确定借款人违约时银行获得的现金流,利用(10)式最终计算出贷款价值。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介绍,在分析借款人理性违约的决策条件时得出房价是其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因为违约成本的作用,如果在实践中对违约行为加重其限制条款或者惩罚措施,即增加违约成本,则对违约行为应该会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同时,通过研究违约行为对贷款机构获得的现金流的影响,并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法确定贴现率,确定了贷款机构关于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定价模型。同时,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该模型也可以为其决策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由于目前国内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历史不长,尤其是关于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时间很短,有关数据缺乏,所以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在估计中会有一定的偏差。因此,随着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该模型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彭涛.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及应对措施[J].中国房地产金融・消费信贷.
[关键词]期货；定价理论；套利理论；预期价格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1―0077―05
期货交易的出现使同一种商品（或资产）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上同时交易，因此产生了期货价和现货价两种价格。在实际市场运行中，期货价表现出与现货价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明显差异的特性，这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期货价与现货价谁决定谁，期货价格是怎样形成的？1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但时至今日，这些期货定价理论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实证检验中依然存在明显的争议和分歧。梳理期货定价思想的历史演进逻辑与争议，对进一步研究期货定价机制，正确理解期货市场的功能定位具有启示意义。
一、三类期货定价思想及其演进轨迹
建立在期货市场套利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者理性程度的不同认识和假定基础上，形成了六种期货定价理论解释，包括：1890年马歇尔提出的持有成本理论；1896年Fisher提出的无偏估计假说；1930年凯恩斯提出的正常的反向市场理论（Normal Backwardation），1949年、1958年Working提出的仓储价格理论和预期价格理论；1970年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这些理论分别强调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和交易者的预期在期货价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据此可以将现有的期货定价思想分为三种类型：套利决定论、预期决定论、套利与预期综合决定论。从假设前提、定价机理、理论结论三个角度对这三类期货定价思想加以梳理：
（一）期货价格套利决定论
套利决定论强调交易者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套利活动决定期货价格的形成。在充分套利假定下，1890年马歇尔提出了“商品期货价格是商品现货价格与持有该商品至期货到期交割所需成本”的思想，凯恩斯等人进一步明确了“持有成本”的内涵，认为它包括商品储存损耗、仓库费用、保险费用、资金占用利息以及预期币值变动的费用等。持有成本理论的数学模型被表述为：期货价F=现货价S+持有成本C。由于持有成本不可能为负数，这一理论在形成之初就暴露出严重缺陷，不能解释现实市场中常常出现的期货价低于现货价的“价格倒挂”现象。为弥补这一缺陷，1930年凯恩斯引进“风险溢价”变量，提出了正常的反向市场理论，对持有成本理论作出了修正。他将期货市场的参与者划分为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认为套期保值者向投机者转让价格风险时需要支付风险溢价R以换取自身收入或支出的稳定，给承担价格风险的投机者作出补偿，当套期保值者为买方（卖方）时，他们需要为稳定成本（收入）支付保险费，此时风险溢价为正（负），期货价高于（低于）现货价。经此修正后的期货定价模型可以表述为：F=S+C±R。从理论逻辑上看，风险溢价变量的引入的确为期现货“价格倒挂”现象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持有成本理论和正常的反向市场理论的定价机理是：（1）当市场上出现F>S+C±R的情况下，套利者会在卖出期货的同时买入现货，以获取套利收益，这种交易行为会压低期货价并提升现货价，直至套利机会消失；（2）当市场上出现F
套利决定论的理论结论是现货价决定期货价，充分套利约束着期货价与现货价的关联波动，期货价应该等于现货价加上持有成本和风险溢价。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为现货市场交易者提供了通过期货交易转移现货价格风险的渠道，因此，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是套期保值。
（二）期货价格预期决定论
与套利决定论不同，预期决定论强调交易者的预期在期货价格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期货价格的形成机制。由于交易者对未来的预期能力取决于交易者的理性程度，因此基于对交易者理性程度的不同假定又发展出多种期货定价思想。1896年Fisher假定交易者“完全理性”，提出了无偏估计假说，认为交易者能够正确预期未来的现货价Sr期货价就是到期现货价的无偏估计，即：F=E（Sr），期货市场能够准确地发现到期的现货价。现在看来无偏估计假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因为如果期货价能够正确发现到期的现货价，那么期货价格就不应该出现大幅度的趋势性和波动性变化，这显然与市场实际不相符。1949年Working试图通过引入预期因素寻找对期现货“价格倒挂”现象的解释，提出了仓储价格理论，认为期货价相对于现货价出现溢价或倒挂均源于交易者对供求关系的预期，供求关系的变化又主要来自于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来自于仓储量的变化，仓储量越大，现货供给越充足，现货价格越低，期货出现溢价；仓储量减少则现货价趋高，期货价倒挂。1958年Working在全面检讨以往的期货定价思想后认为，这些定价思想都建立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人们误解了马歇尔的理论，他探讨的只是均衡价格而不是市场实际价格，均衡价格对长期平均价格的解释是可用的，但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实际价格的波动。因此，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供求关系不能解释价格”，并放弃均衡定价思想和完全理性假定，直接从价格预期的角度寻找对期货价格现象的解释，提出了预期价格理论[2]。预期价格理论认为期货价格是由交易者对未来现货价格的预期决定的，交易者在特定的环境、信息和心理习惯下做出预期，因此预期价格会随着环境、信息和交易者心理习惯的变化而变动，期货价格也因此波动。
期货价格预期决定论的定价机理可以概括为：价格预期决定期货价格，交易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环境、信息和心理习惯的变化影响预期进而促使期货价格波动；预期对不同到期时间的现货价（或期货价）普遍产生影响，并促成了期货价与现货价的关联波动。其理论结论认为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主要是价格发现。
（三）期货价格套利与预期综合决定论
20世纪50年代后，对实际价格波动的数量特性进行统计分析受到定价研究的重视，而且不断累积的统计结果显示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波动均表现出随机游走特性。这对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提出了挑战，因为如果商品或资产的价格由真实供求决定，那么价格应当只向市场出清的方向移动而不是随机游走。在假定充分套利和理性预期的前提下，60年代Samuelson、Mandelbrot和Fama为价格的随机游走找到了一个解释，认为随机游走说明市场能够瞬间将公开信息反映在价格上，市场价格就是反映了真实供求的正确价格，因为如果价格波动是可以预测的（而不是随机游走的），那么套利者就会卖出高估的资产买入低估的资产套取利润，直到错误的定价消失，使价格波动回到随机游走状态。1970年Fama将这一解释系统化为有效市场假说，把价格能够充分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市场定义为有效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充分套利假设内涵更广，它不仅包括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问，还包括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内部的套利都是充分的；理性预期假定有别于斯密的“完全理性”，它认为经济主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来形成一个无系统性偏误的预期。笔者认为可以用“动态理性”表述，以区别于完全理性。
有效市场假说的定价思想认为期货价是套利和预期综合决定的，其定价机理可以表述为：预期决定期货价格，交易者能够根据新信息的变化作出正确的价格预期；如果期货价格受非理易者影响偏离了理性的预期价格，套利者会在价格高估时卖出，低估时买入以套取利润，迫使价格回归，消除定价错误；套利消除定价错误的过程就是非理易者亏损的过程，他们不可能无限度地亏损下去，因而会被市场清除，最终使价格总是能够正确地反映信息变化。
有效市场假说的逻辑结论是新信息的出现造成了期货价格的波动，期货价、现货价及其关联波动的决定因素是套利与预期，因此期货市场同时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
二、期货定价理论的争议与分歧
三类期货定价思想对期货价格解释的差异，主要源于它们的假设前提不同。20世纪70年代后，市场中套利是否充分，交易者的预期是否理性，成为期货定价理论研究争论的焦点问题。同时，非平稳时间序列统计方法的出现，为期货价格现象的实证检验提供了工具，但大量的实证结果显示出明显的分歧。至今，人们对期货定价机制的理解仍然难以达成共识。
（一）假设前提的争论
首先，充分套利假定在逻辑上难以令人信服。一是套利存在技术性约束，套利者不一定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或交易条件采取套利行动，即使发现了套利机会也很难把握；二是套利存在成本约束，如：交易的佣金支出、利息支出、存储费用、发现期货定价失当的成本等，会制约套利的积极性；三是套利存在风险约束，包括价格不可预测性风险、市场风险、噪音交易者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会使套利者不敢贸然采取套利行动；四是套利存在激励结构的约束，Shleifer和Summers等人认为，套利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这意味着套利者不仅在相关资产出现不合理价差时可能采取套利行动，而且在发现不合理的价差可能进一步扩大时也可能会采取与传统反向的套利交易行动，会抵消传统套利对价差的约束能力
其次，完全理性和动态理性假设不符合实际，Simon及其追随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受生理、心理能力的限制；二是人进行判断和决策的环境往往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并不明确：三是人的注意力和认知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判断和解决问题进行的思考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活动；四是对于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判断与决策来说，他面临的问题常常是过多的无关信息消耗了他有限的注意力。Kahneman和Riepe将人在不确定环境下的预期不符合理性假定的主要表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对风险的评价不一定符合理性假定，这主要受“损失厌恶”、“框架依赖”等心理因素影响；二是在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预测时，个人的行为常常会违反概率最大化理论，用短期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而不是将决策建立在概率最大化基础上；三是个人的判断往往依赖于问题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同一问题用不同方式表达，往往会使人作出不同的判断。其结果是人们实际上的判断和预测要受到心理信念的影响，往往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二）实证结果的分歧
近40年来，针对期货定价理论的实证检验不胜枚举，实证结果分歧显著，主要表现在：
1.期货价与现货价之间、不同品种期货价之间的协整检验结果因期货品种或样本时段不同存在差异如1993年Foaenbery等人发现CBOT的玉米和大豆期货价与现货价存在协整关系；2002年Kencourgios等人却发现美国铜期货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期货价与现货价之间的均衡关系并不是普遍的、稳定的，不同品种期货价的波动也可能并不独立，充分套利假设、理性预期假设、持有成本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难以令人信服。
2.期货价格能否预测现货价或者期货价是否为到期现货价无偏估计的实证检验结果也因期货品种或样本时段不同存在差异。如1995年Moore和Culeen发现LME的铝、铜、铅、锌期货价对现货价有预测能力，而镍的期货价没有；1993年Krehbiel和Adkins发现COMEX的铜、金、银期货价都不是现货价的无偏估计；2012年Peri等人发现玉米和大豆的期现货价格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机制，等等。这表明无偏估计假说难以成立，预期价格理论不能被所有市场所验证。
3.风险溢价是否存在的实证检验结果因期货品种或样本时段不同存在差异。如1991年Hall运用GARCH模型发现LME的铜、铅、锌等期货的风险溢价存在时变特性，等等。这表明正常的反向市场理论也不能被所有市场所验证。
4.从期货价格对信息的反应、超风险收益是否能长期存在、市场是否具有分形特性等角度对期货市场有效性的实证检验结果存在分歧。实证发现在一些市场中期货价格会受过去的信息影响，存在日历效应、假日效应、到期日效应等超风险收益现象，期货价格有分形特性等等市场失效的证据。这说明并不是所有期货市场都是有效的。
总的看来，期货定价理论能够衍生的结论和推论众多，存在大量不同角度的实证检验，但无论哪个角度，实证结论几乎都存在分歧。
（三）争议与分歧的成因
考察现实的期货市场可以发现，不同类型交易者的交易目的不同，交易决策的依据也不同。投机者的交易行为建立在对未来价格预测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低买高卖博取风险收益；套利者的交易行为建立在对关联商品之间价差合理性判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买入价格低估商品的同时卖出价格高估的商品，等待不合理的差价回归合理后赚取价差收益；套期保值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则取决于其现货头寸和承担现货风险的意愿。在期货价格形成中，投机交易和套利交易分别体现了预期和套利对期货价格形成的影响。期货价格是期货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各种期货定价理论之间的争议与分歧源于理论假定各有侧重且并不完全符合市场实际。
首先，期货价格既受预期影响又受套利约束，而且两种因素的影响力度具有时变性，单纯强调套利或预期对期货价格的决定作用必然产生争议。期货市场中投机交易量与套利交易量的比例结构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其结果是预期和套利不断交替对期货价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期货价格套利决定论与预期决定论都有其片面性。
其次，交易者理性程度也是动态变化的，建立在严格的理性假定基础上的期货定价理论也难免存在争议。交易者的判断与预测既受理性心理影响，也受非理性因素影响。随着市场环境和交易盈亏状况的变化，交易者的心理状态也在不断变化。从动态角度看，期货市场交易者的理易行为和非理易行为可能交互出现，过分强调交易者完全理性不符合市场实际。
第三，期货价格决定因素与交易者理性程度都具有时变性，必然导致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联波动关系在不同时段、不同时期、不同品种上表现出差异性，使实证结果出现分歧。反过来说，期货与现货价格波动短期关联性弱，长期关联性强的实证分歧，以及不同时段、不同品种的实证结果不一致，正说明了期货价格决定因素与交易者理性程度都是时变的。
三、评价与启示
期货定价理论的演进也是人们对期货市场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现实的期货市场中，影响期货价格的因素众多，要以有限的变量解释所有价格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在严格假设基础上的期货定价理论，难免存在理论争议和实证分歧。
（一）期货定价理论演进简评
1.期货定价思想经历了从解释均衡价格到解释市场价格的转变，不同的期货定价理论解释的是不同的价格现象。持有成本理论、正常的方向市场理论、仓储价格理论主要从无套利均衡或供求均衡的角度解释期货价格的形成，它们探讨的是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均衡价格只是理论价格或中长期平均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有本质区别，不具备解释实际价格随时间波动的能力；预期价格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主要从交易者预期的角度解释期货价格的形成，它们探讨的是信息变化如何改变交易者的预期，进而决定期货价格的变化，分析的是实际市场价格的决定问题，重在解释期货价格随时波动。因此，在实际运用和检验期货定价理论时，应特别注意这一区别。
2.充分套利和完全理性假设过于严格，不符合实际，制约了现有期货定价理论的解释能力。在真实的市场中，套利受交易技术、成本、风险和激励结构约束，至少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是充分的；人的预期受环境的复杂性、心理能力、思考成本、信息超载的限制，也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因此，持有成本理论、正常的反向市场理论、无偏估计假说和有效市场理论的假设前提存在内在缺陷，以不同时间段、不同时间长度的期货价格为依据对它们进行的实证检验自然会存在分歧。相对而言，working的预期价格理论注意到了环境、信息和心理对期货价格的影响，以有限套利和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更符合市场实际。但由于预期价格理论没有将价格预期机制模型化，制约了其解释能力和可检验性。
3.期货市场与商品现货市场的交易规则不同，现有的期货定价理论没有分析交易规则对期货价与现货价形成和波动的影响。在现货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商品采用协议定价、竞价和拍卖等不同的交易规则往往会产生不同的价格，不同交易规则下形成的价格具有不同的波动特性。对于商品而言，现货市场在议价规则下进行效用与价值的交换；期货市场则由于采取了标准化合约、保证金制度、对冲平仓制度等不同的交易规则，使市场参与者类型、交易目的等都发生了本质变化，期货合约不受商品稀缺性的约束，成为一种转移价格风险的金融工具，期货交易也成了风险与收益的交易。现货的定价基础是效用，期货的定价基础是风险收益，现有的期货定价理论忽视了这种定价基础差异可能对价格形成产生的影响。
（二）几点启示
一是不同的期货市场具有不同的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效率，经济主体在做套期保值交易或利用期货价格信号进行经济决策之前，必须先了解所选期货市场的效率状况，应避免在无效的市场上做套期保值，或利用无效市场的期货价格信号做决策。因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并不是期货市场天然具有的功期，它们取决于套利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者的理性状况。在一个套利不充分和交易者不理性的期货市场做套期保值容易遭受损失。
一、 现代资产定价基础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两大基本主题密切相关。首先是研究和发展跨时期模型，把静态的单一时期资产定价模型推广到动态环境下进行研究，这是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大进步。其次是认识和研究在跨时期框架下、与静态模型无关的变化因素之作用。
罗伯特。C.默顿于1973年提出了跨时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把资产的预期额外收益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协方差联系起来，该状态的变量和价格被假定为遵循联合扩散的过程。这表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空间变量呈多元化正态分布。事实上，默顿运用随机过程分析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金融学家们通过动态规划和后向逆归法，把以时期依赖（time-dependent）政策为研究目标的跨时期问题转换为人们所熟悉的静态问题。为方便起见，又把消费的剩余效用分成两部分而使总量达到最大化。t时的第一部分为当期消费效用，第二部分为今后所有时期的预期效用，目标函数为：
Max{uk（ck，t）+Eki[jk（wk，s，t）]} {c，w}对当期消费求导得：Max{Ukc[ck（wk，s，t），t]=[Jkw（wk，s，t）]}由此可见，单时期和资本定价模型与跨时期（多时期）均衡状态之最优化结果的区别在于财富J（w，s，t）的间接效用函数的性质。个人间接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当前财富，也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因为S×1向量S是一组状态变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在一瞬间所完结的，投资组合和消费比率就总会不断地得到调整。
消费的β模型又被称为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这是布里敦（Breedon）于1979年所提出的模型。在多时期模型中，针对个人消费的政策至关紧要。在单时期模型中，最终财富被假定完全消费掉。
正如在静态模型中，个人根据资产对最终财富的贡献来评估资产那样，在动态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与消费流量的边际关系，这就是消费的β模型。该模型还把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定价的所有变量合并成单一的消费β。
跨时期的预期模型是针对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提出的。默氏的模型忽视了资产价格确定的路径与合理预期。1985年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用扩散过程构造了理性预期跨时期资产均衡模型（即CIR模型）。在CIR模型中，生产技术与偏好被事先规定，而用不确定的债务对定价理论进行分析并求解价格。结果，合理均衡价格的确定路径是具体技术规定的函数，这一模型现已被应用到利率期限结构之中。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便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消费与组合的建模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跨时期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模型是最突出且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模型。
二、 期权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1972年，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Black）和迈伦。S.休尔斯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期权合同定价与市场有效性检验》（ValuationofOptionCon tractsandTestofMarketEfficiency）的论文，标志着金融革命的到来。从此之后，金融理论复杂的数学模型对金融实践有着直接的、广泛的，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成为当今金融研究领域的主流。
然而早期的金融研究并非如此。现代金融数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900年，当时法国学者路易斯。巴谢列（LouisBachelier）完成了有关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这项工作标志着两门分支学科的诞生：即研究连续时间随机过程的金融数学和研究连续时间条件下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金融经济学。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伊藤清（KiyoshiIto）发展了巴氏的理论，使其成为金融学重要的数学工具———随机技术。1965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认股权证合理定价理论。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马柯维茨（Markowitz）、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米勒（Miller）、夏普（Sharpe）、林特勒（Lintner）、法马（Fama）和萨缪尔森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而在此之前，所谓金融理论只不过是个人轶事、粗算规则和数据所组成的大杂烩。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金融学模型变得日益复杂，涉及到定价和最优决策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等。动态资产组合理论、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新模型均应用了随机微分和随机积分等式、随机动态规划及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就对金融实践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应当首推布莱克。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
后来的研究则主要按三个方向展开：定价技术在非金融期权产品中的推广与应用；对定价公式的实证性检验；放宽假设条件以及加强应用的理论基础。
期权定价公式主要基于五大假设条件，其中第五条假设，即期权定价公式的函数相关性———假设期权价格是资产价格、无风险债券价格以及时间的二阶连续可微函数。对此，约翰。B.朗（JohnB.Long）和克利福德。W.斯密斯（Clif fordW.Smith）等人提出了质疑。默顿（Merton）于1977年作出数学推导，证明了假设五是推导结果，而并非假设条件。
范围更大、至今仍在讨论的研究问题是，在不存在动态资产组合战略的条件下，定价公式的有效性、完全复制的可行性以及不完善的程度是问题的关键。连续交易只是理想的条件，因而在离散交易的情况下，所谓复制至多只是逼近而已。
后来的模拟工作表明在现有的交易间隔和投机价格的波幅内，只要其它假设可行，误差完全可以控制。约翰。C.考克斯（JohnC.Cox）和史提芬。A.罗斯（1976）以及默顿（1976）放宽了连续样本路径的假设，采用阶跃和扩散过程来分析期权定价，以捕捉标的资产（Underlyingasset）返回过程的非局部性移位。在不存在连续样本路径的情况下，复制是不可能的，排除了严格的无套利推导。
相反，期权定价模型推导的完成则借用了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比如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罗斯，1976）。有关非完全复制方面的资料很多，以后研究者们又对定价公式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学者：默顿（1974，1992）、布莱克（1975，1976）、约翰。考克斯和罗斯（1976），迈克。帕金森（1976）、休尔斯（1976）、奥尔德里奇。A.韦萨切克（OldrichV.Vasicek）、道格拉斯。T.布里顿和罗伯特。H.利茨伯格（1978）、威廉。马格里布（1978）、斯科特。F.里查德（1978）、夏普、迈克。J.艾图多和S.施瓦茨（1978）、罗伯特。盖斯克（1979）和迈克。哈里森以及大卫。M.克里普斯（1979）。
对基本定价模型的修正表明，即使放宽模型的假设条件，定价公式仍然有效。索普1973年研究了卖空的约束条件，勒兰（Leland）则在1985年将交易成本也考虑进去；英格索尔和休尔斯研究了不同的资本收益税率和红利税所产生的影响，默顿于1973年推导出红利和随机利率因素的一般模型；考克斯和罗斯以及默顿使用了交错随机过程，研究了在股票价格的变化不依赖连续样本路径情况下期权问题。鲁宾斯坦和布里南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通过限制典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得出了在离散时间交易条件下的布莱克———休尔斯期权定价。
三、 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期权定价模型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实践反过来也为金融提供了实验场地，从而促进了金融理论的进一步。金融服务业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以便了解和掌握为客户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和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有关衍生工具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到金融实践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同步发展。
六十年代的金融学术研究，包括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运行绩效与风险测算以及实证研究所必需的有关证券价格的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等等，对金融实践产生了重要。然而，七十年代，定价模型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均是前所未有的。期权定价理论对金融实践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衍生证券（如：公司债券、期货、浮息按揭贷款、保险、投资咨询和税法），用来推导期权定价公式的理论框架也可应用于金融产品的定价。事实上，期权定价技术在支持金融新产品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十年代全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波动加剧。其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有：随着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和美元的贬值，汇率由固定制度向浮动制度转变；欧佩克成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石油价格冲击；美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美国道。琼斯指数的大幅下跌（由1973年初的1050跌至1974年底的580）。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说应运而生，从此，风险管理的地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七十年代所设立的簿生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原因不言而喻。当时挂牌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期权、主要货币期货和固定收益的债券期货。
交易的成功加快了金融数量模型的应用节奏，从而方便了对期权定价和风险强度（水平）的评估。1975年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促进了在交易所上市的期权以及柜台衍生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市场的超常规扩展与成功也同样促进了衍生证券定价模型等金融技术工具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自期权定价公式发表以来，美国金融业的运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家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交所属下的期权交易所于1973年4月开始运作，仅隔两年，该交易所的交易商用模型就对期权头寸进行定价和保值。同时，清算所也用模型和保值比率确定交易商的净风险，美国全国性抵押市场开始形成。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促进和推动了此后的养老基金行业的发展。同年，货币市场基金问世，共同基金飞速发展，共同基金旗下的资产由25年前的480亿美元扩张到今天的约50，000亿美元。
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降低成本，便于风险管理。对于机构而言，利用衍生证券实施金融战略的成本仅相当于现货市场证券交易的十分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首先，政府限制竞争，保护行业利润的作法已经被废止。第二，固定佣金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各公司根据市场竞争自主定价。第三，各行业相互渗透，行业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例如，大经纪行与银行和储蓄贷款社竞相争夺生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按揭贷款进行包装和再包装，以扩大市场广度。银行业也不甘示弱，开始与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争夺商业房地产，高风险并购贷款。第四，机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到为止，衍生工具应用得以迅速推广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化趋势，此外便是人们对衍生工具在风险分散、打包和转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多。事实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只是出售直接从客户手里购买进来的同一产品。相反，他们将产品拆零销售或重新组合成新的、能够满足客户具体要求的混合型金融工具。
不难想象，金融服务公司正在扩充资本，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用特有的专业知识解决客户要求，为自己的长期衍生产品创新牌子。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对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金融模型，并为客户提供资产增值方案。一般而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具有何种风险和对何种风险进行保值的信息。另外，它还需要解决高级管理层和雇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并且协调雇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 金融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
现代金融学尤其注重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实际应用，人们经常运用金融理论对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甚至对金融资产的价格进行预测，充分展示了这些理论的应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外的一些金融学教科书中还可以看到鞅理论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
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将会逐渐降低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成本，并且加快利用期权定价技术进行创新的步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组织形式将会发生巨变，交易技术和工具将会继续发展，为了认识和促进这一变化，学术界与实务部门所进行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对于经过严格培训、深谙期权定价技术的熟练从业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金融创新给金融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教育机构应当如何应付挑战？这是每一专业教育机构必须面临的问题。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也使学科设置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商学院和经济学系已经遭遇来自数学系、所和工学院、管院所进行的研究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强有力竞争，金融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不确定条件下签约行为的治理则已受到法学院方面的有力竞争。金融理论的诸多进展迫使金融服务公司比以前更有效并且更经济地满足客户复杂的需求。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与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脑专家搭档，将会更好地解决客户的融资需求。
在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仍处于初级和低层次阶段。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衍生工具，但当时仅限于入门性的介绍，未作深入研究。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休尔斯和默顿之后，我国也掀起了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热潮，不断有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面世。清华大学宋逢明等人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翻译出版了好几种国外名著。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专著的理论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仿照或改写国外同类著作，真正有见地的东西并不多见。从国内已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也是鲜有进展和突破。但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并着手组织并拨专款资助有关研究。我们热切期待着金融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并愿为此添砖加瓦、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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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ull，JohnC.，1998，Options，Futures，andOtherDerivativeSecurities，Peking：HuaxiaPublishingHouse.
〔2〕Bhattacharya，Sudipto，andConstantinides，GeorgeM.，1989，oryofValuation，NJ：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
〔3〕Sharpe，WilliamF，etc.1995，Investments，Peking：QinghuaUniversity.
〔4〕Chance，DonM.1995，AnIntroductiontoDerivatives，NewYork：TheDrydenPress.
摘要：根据对机构投资者噪声交易行为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由于证券市场在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天然具有噪声交易动机和行为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利用个人投资者的认识心理、情绪和投资行为偏差与证券市场制度结构，策略性地实施噪声交易行为，以此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比较优势、获取超额收益，噪声交易因此成为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本质特征。机构投资者噪声交易行为属于有限理性的主动性噪声交易，噪声交易者风险的分布具有阶段性特征，在机构投资者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噪声交易行为；存在形态
JEL分类号：D23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6-0025-06
一、引言
基于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Fama(1965)认为，尽管市场上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噪声交易者，但因其噪声交易行为呈现出随机性，相互独立且彼此之间可以抵消，并不会对资产价格造成系统性的偏差。即便噪声交易者的投资行为以相同的方式偏离理性预期，所产生的价格偏差也都将被理性套利者的套利行为迅速纠正，使资产价格回归其基础价值。这将使噪声交易者遭受损失，财富不断减少。其噪声交易行为必将因“市场选择”而消失，噪声交易因此并不会影响到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主导市场的仍是理性套利者。由于噪声交易者在资产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可以将其忽略不计。
然而，De Long et a1(1990a)采用Samueon(1958)世代交迭模型提出的噪声交易模型(DSSW模型)对标准金融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风险厌恶的理性套利者不仅要面对基础性因素变动的风险，而且要面对噪声交易者非理性预期变动的风险，致使其套利行为受到限制，噪声交易者有可能从其自身创造的活动空间中获得比理性套利者更高的风险溢价。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在此基础上，De Long et al.(1990b)进一步指出，由于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及情感因素，导致不同资产的定价偏差。而这些定价偏差反过来又会影响投资者对这种资产价格的认识与判断，从而形成一种反馈机制。针对DSSW模型未能解决的噪声交易者长期生存能力问题，De Long et al(1991)建立了一个噪声交易者不影响价格情况下的生存模型，提出当噪声交易者预测偏差不是很大、而投资者又风险厌恶时，噪声交易者可能长期存在，甚至会统治整个市场。
虽然De Long et a1.(1991)的模型论证了噪声交易者长期生存的可能性，但其噪声交易者不影响资产价格的假设受到了广泛质疑。为此，Shefrin和Statman(1994)建立了一个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把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类，提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从而创造性地将两者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Sharpe，1964)。Chakraborty和Yilmaz(2004)通过修正Glosten和Mil—grom(1985)模型，提出噪声交易的存在使知情交易者有动机进行错误投资，以迷惑和吸引更多的噪声交易，从而以短期损失换取长期利润。Kogan et a1.(2006)进一步放松了De Long et a1.(1991)价格不变的假设，认为当噪声交易者适度乐观、理性投资者风险厌恶时，噪声交易者能够影响资产价格，从而创造其生存的空间，而当理性投资者高度风险厌恶时，市场可能最终完全被噪声交易者所统治。丁志国等(2007)则采用套利进化博弈模型和多重动态均衡博弈模型讨论了理性投资与噪声交易的博弈过程，认为交易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概率选择噪声交易策略或理性套利策略，噪声交易者和理性套利者的比例是动态的，两者的博弈行为形成了市场的多重对称纳什均衡，进而指出噪声交易不仅可以长期存在，而且在某些时期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但理性套利并不能完全被噪声交易所驱逐，在投机收益发生逆转的情况下，理性套利必然逐渐增加，直到市场出现新的均衡。
不难发现，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大多是对DSSW模型的延续，主要停留在对证券市场噪声交易存在性的检验上，缺乏对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行为机理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尽管Trueman(1988)、Dow和Gorton(1997)从角度考察了受托资产管理者噪声交易的动机，Lakonishok et a1.(1992)提出机构投资者有时是交易行为关联性很强的噪声交易者，王美今、孙建军(2004)指出机构投资者是可能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源，但国内外文献在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行为研究方面缺乏对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应有重视。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噪声交易行为的研究往往集中讨论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行为，忽略投资者行为：二是对投资者噪声交易行为的研究，通常是从认知和信息处理上对投资者进行分类，并不关心机构投资者的信息特性；三是直接将机构投资者认定为理性套利者，并假设个人投资者属于噪声交易者；四是对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研究局限于对其交易行为本身的讨论，未将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纳入噪声交易理论分析框架。
然而，根据我们对机构投资者的长期研究。即使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很大，资产价格也不再是信息的函数，而是噪声交易者信念、情绪和反应的函数，并且，象Shleifei和Vishny(1997)所描述的那样，一旦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就会因市场波动使这种差异进一步增大，但是，机构投资者的性质及行为逻辑(耿志民，2002)决定了机构投资者不能被简单地视作理性套利者或者信息交易者，将自己伪装成噪声交易者实际上是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存在的常态，而机构投资者的噪声交易行为与个人投资者有着质的差别。换言之，机构投资者的噪声交易行为并非出于对信息或者噪声的错误认识，属于主动性的噪声交易。这与Black(1986)对噪声交易者的判断存在显著的差别，也不属于DSSW模型意义上的噪声交易者。更何况，受市场微观结构的制约，新兴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噪声交易行为与成熟市场又有明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