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2:31
这次货币改革是朝鲜政府17年来第一次更换货币。新旧货币以100旧朝元兑换1新朝元的比例进行，每人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旧朝鲜元。但据BBC报道，为平息居民的不满，朝鲜政府后将限额提高到14万旧朝鲜元，同时宣布超出限额的旧元可存入银行。
尽管如此，有消息称朝鲜各城市已经出现将此次币改批判为“强盗政策”的舆论。更重要的是，此次币改并未由朝鲜中央社和《劳动新闻》予以公示，这让币改原因显得十分神秘。朝鲜究竟为什么在此时突然进行大规模币改？要通过币改达到何种目标？由于朝鲜消息闭塞，外界目前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
币改动机众人猜
自1947年至今，朝鲜已进行过5次半币改。第1次是1947年，用新朝鲜元按1：1的比价兑换此前仓促发行、替换苏联“军票”的临时货币；第2次为1959年，兑换率为100：1，目的是配合朝鲜国民经济由战时体制转为平时体制；第3次为1979年，兑换率1：1，目的不明；第4次为1992年，兑换率1：1，改革目的是应对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此次币改是第5次。
所谓“半次”则指2002年7月1日：朝鲜宣布进行价格改革，同时大幅度提高工资，因物价上浮较多，原有最大面值1000元的货币显得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朝鲜央行宣布，发行新的、面值为5000元的纸币。由于此次币改仅仅增加一种新面值的钞票，对整个货币体系没有实质性变动，因此称之为半次。
由于朝鲜并未由媒体正式公布币改的原因和目的，因此人们只能对其动机加以推理和猜测。韩国众议员臧进功（音译）认为，朝鲜币改目的是打压自2002年价格改革和部分开放自由市场以来，逐渐抬头和活跃的市场力量，为政权交替铺平道路。
但朝鲜央行官员赵成贤否认了这种猜测，称币改“不会压制自由市场的发展”。《朝鲜新报》援引赵成贤的话说，币改的目的是“促进货币发行，将朝鲜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为“支持劳动者的权利，使之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并认为币改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内的社会秩序。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朝鲜问题专家巴尔巴赫认为，币改目的有两个，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二是抑制黑市自由流通。巴尔巴赫指出，自2002年7月1日价格改革以来，朝鲜物价开始大幅上涨，国营市场物资匮乏，而自由市场物资丰富，价格却高得离谱。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据说在自由市场只能买得起两公斤大米。
2007年6月，美国政治双月刊《外交政策》将朝鲜元和津巴布韦元、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索马里先令、伊拉克第纳尔并称为“世界5大最垃圾货币”。2002年7月1日朝鲜价格改革时，1公斤大米售价为50元，到2004年涨到500元，而2007年则已突破1000元大关。
通货膨胀暂时性消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外币汇率。朝鲜是实行外币管制的国家，货币不能自由兑换。1990年代初，朝鲜官方曾规定，1美元兑换2.16朝鲜元，这个汇率出台的理由是“敬爱的领袖诞生于2月16日”。在这一汇率行不通后，朝鲜改为和欧元锁定，规定1欧元兑换170朝鲜元。币改当天，这一汇率相当于1美元兑换135朝鲜元，但在黑市，美元汇率早已爬到1：2000～3000。据说在抢购美元的狂潮中，有时甚至会达到1：10000的高位。
巴尔巴赫认为，朝鲜一方面希望通过币改，减少货币流通量，从而抑制通胀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将大量游资逼入银行账户“锁死”，使外币黑市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不得不枯竭。据韩国媒体报道，币改开始后，黑市上的美元汇率迅速攀升，并出现了用1日朝鲜元高比例兑换新朝鲜元的恐慌性场面（兑换率高达1000：1）。
BBC援引朝鲜问题专家的分析，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加强经济控制，打击那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部分朝鲜人。一些韩国媒体认为，币改的目的是解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用10万旧朝鲜元的上限，在某种程度上“抹平”贫富差距，以减少社会不满。
据《朝鲜日报》分析，2002年7月朝鲜政府迫于市场压力，出台“7・1经济改善措施”，正式允许部分个人商业交易，这一措施刺激了朝鲜人被压抑的对市场经济的需求。人们对商品需求增加，但因生产设备和技术跟不上而供不应求，结果导致物价暴涨，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平壤应对通胀也有失误，主要是滥发货币。7年来，政府支付工人的工资涨了30倍左右，而实际流通量估计只有10%。
朝鲜正是为彻底改善这种经济恶性循环，才实行这次货币改革。朝鲜内部货币交易全面停止后，通货膨胀也暂时消失了，但市场功能也随之陷入瘫痪。有消息称，进行货币“以旧换新”的最后一天（12月6日），朝鲜小贩经常光顾的丹东海关附近十分冷清，许多日常用品批发店密集的地方，客户几乎减少了一半。
重回控制经济老路
不管朝鲜政府的动机和初衷如何，这次突如其来的币改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才是人们最关心的。依靠币改和“锁币”调节贫富差距，强化社会公平，恐怕收效不大。币改开始以来，不少富裕的朝鲜人想方设法，将手中的旧朝鲜元兑换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由于朝鲜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惟有少数“能人”才有大量财富，而这些“能人”往往又是最有门路、最有办法的人，虽然在币改突袭下损失惨重，但“抗击打能力”反倒是更强的。
由于币改对个人换汇额度限制过严，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将面临大量资金被锁死的窘境，由于他们钱少，办法和门路也少，所以反倒会成为币改中受伤更重的一群。
依靠币改抑制通胀，恐怕也并不会收效。币改不过是一种符号游戏，简单地划掉钞票后面的两个0，不会改变原有的通胀轨迹。倒是和币改配套实施的“锁币”，会减少朝鲜的货币流通性，从而对通胀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朝鲜新报》援引赵成贤的话称，币改将会令朝鲜“商品价格有所下降”，认为朝鲜经济活动理应“主要依赖有机会的供给体系，而不是市场经济”，并称朝鲜将“继续不遗余力地采取措施”，整顿“无序市场现象”。这意味着朝鲜有意扭转自2002年7月1日起所推行的、有限的价格改革和自由市场体制，将国民经济的命脉进一步集中到政府手中。
然而正如路透社援引韩国崇实大学的李俊洙（音译）所言，关键在于，朝鲜政府必须找到能够稳定、充足地供应各类商品的办法和渠道。正是因为商品的极度匮乏，才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畸形膨胀和黑市交易的盛行。如果国营市场无法找到充足的商品供应来源，通过币改摧毁黑市经济的后果，就只能是让老百姓连用高价买商品的渠道一并消失，最终要么导致黑市更加猖獗，要么导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而这都将酝酿朝鲜社会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外汇店铺
朝鲜商店流通两种货币。一类是用朝鲜元的商店,供应朝鲜自产商品。主要在居民小区的蔬菜供应点、自由市场、副食品商店以及路边清凉饮料小店、冰淇淋小摊、烤红薯店等处。
另一类就是各种外汇商店。2000年前,外汇商店屈指可数。例如,位于涉外宾馆里的纪念品商店、位于外交使团区的专供外交官商店、在日朝侨投资的百货商店等,客人多数是居住平壤的外国人和到访的外宾。
“平壤第一百货商店”位于平壤市中心,是平壤乃至朝鲜最大的国营商店,商品种类最为齐全。以前,该店大多数商品只供陈列,只在朝鲜国庆节、建党纪念日、领袖生日等重要节日,才凭票限量供应。经过2009年底的货币改革后,朝鲜政府要求商店敞开供应,外国人如果持有朝币,也可以买东西。前提是该商店必须库存足够。
朝鲜从2002年起实行经济政策调整。除以前国家指定的专门对外贸易机关外,朝鲜党政军各个部门都获得了直接对外贸易的权力。于是,各类外汇商店、外汇餐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POKKA是日本一家著名食品公司,在平壤有两家分店,从食品、饮料到汽车零配件、橱卫设备、清洁用品、家电玩具等,无所不包,以日本制造为主。烽火商店有个别名是“阿根廷商店”,商品主要从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进货,以供应食品和饮料为特色,能买到便宜又好喝的南美葡萄酒。普通江商店专营中国商品,有食品小超市,其他还有衣类、箱包和厨房用具等,档次类似于中国国内的天客隆之类的平价超市;普通江商店还专设家具展区,经营中档中国进口家具。其他还有一些专营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进口商品的商店。
高档酒类在很多商店均有售,基本上来自欧洲,像法国干邑、香槟、苏格兰威士忌、德国白葡萄酒、瑞典和俄罗斯的伏特加,还有少量日本清酒等。啤酒、矿泉水和可乐等则大多来自中国。本地产品也有不少精品品牌,如新德泉水、朝鲜第一个广告产品大同江啤酒等。
外汇餐馆
近几年来,外汇餐馆增加了不少,种类上可选择的余地还不多。从料理种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朝鲜本土料理,主要是烤肉加泡菜类的传统搭配。老牌的有以冷面著称的玉流馆,新兴的有阿里郎等。
第二类是东亚料理,主要是指日本和中国餐。自朝鲜解放以来,共有10万多在日朝鲜侨民回到了祖国。日本料理在朝鲜属于高档料理。而在一些由归国朝侨经营的高级饭店的日本餐厅里,也能尝到味道正宗的生鱼片和天妇罗。中国餐厅不算多,羊角岛饭店楼下有一家中国东北商人投资和经营的澳门餐厅,在平壤还能找到涮羊肉店。
第三类是西洋料理。在高丽饭店等朝鲜最高级的涉外大饭店里,供应法式、意式西餐,还有一些西式快餐店,如两家意式比萨饼店、一家新加坡投资的麦当劳式的美式汉堡店。最近,新加坡汉堡店又在新近落成的牡丹峰游乐场开了一家分店。
外汇硬币很常见
在朝鲜,进店之前先要了解一下店主收什么货币。
POKKA商店、阿里郎烤肉店、东海食堂等收美元,其他外汇店基本上收欧元,因为朝鲜官方要求所有商品都用欧元标价。实际情况是,美元还是有人收的,如果你要付人民币,店员也不会有意见。
美元通行全球,但是在美国以外,最低面值多是一美元的纸币,少有硬币。欧元在欧元区以外,也很少见到用硬币。在朝鲜,则会看到大大小小的欧元硬币在人们手中转来转去,偶尔也能看到日元硬币。一元的人民币硬币在朝鲜也很有用,比如火车站的站台票,一元人民币一张,和北京火车站一个价。
大额钞票在朝鲜用起来还是麻烦些,除非你买了大宗商品。对于客人来说,带一张100欧元的票子出门购物很不方便,付款时还能看着店员用飞快的速度,熟练地按各种比价算出总价和找零,这在别的国家可是不常见的。之后,你唯一可做的是,拿着账单和一大把零钱,各种面值、各种币种的纸币或硬币,算了半天,也未必很快算明白。
朝鲜外汇商品只比中国国内稍贵一点。一些日本商品甚至比中国国内同类商品还要便宜,这是因为朝鲜政府对于在日朝侨进口商品有优惠减税政策。
在什么商店付什么钱
长期生活在平壤的外国人得出一些经验:在商店先用美元计账,再用欧元结清,是一桩很划算的买卖。通过第三方货币计价的货品,可在几种货币中找到最低的付款额。
例如,北京至平壤间的国际联运火车票是用瑞士法郎定价的,由于欧元贬值,同一张车票要付出更多的欧元,而由于人民币相对升值,原来票价为1100元人民币的单程车票,在平壤国际车票售票处只需付960元。
在外汇使用上,有些店铺会做出“内外有别”的规定。比如,在比萨饼店,朝鲜人可以按黑市汇率用朝币支付餐费,而外国人只能付外币。
在手机通讯费上也体现这种差别。在2400万朝鲜人中,手机用户为8万人。看上去数字不高,但发展迅速。2010年,基站将扩建到平壤之外。朝鲜手机充值采用中国国内“神州行”预付话费模式。同样一张电话卡,卖给朝鲜人收朝币,卖给外国人收欧元。话费计算也按不同币种。即便是按官方牌价,至少也差好几十倍。所以,当地人和外国人在使用手机的心态就不同了,当街手持电话滔滔不绝的一般就是朝鲜人,而说了两句就匆匆挂机的基本上是“省钱的”外国人。
外汇流通圈
谁经常去外汇店购物?消费主力仍是朝鲜本国人。
2002年7月,朝鲜实施“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国内引入初步的“市场”制度;二是对外尝试积极的“开放”政策。
此后,朝鲜又于2003年通过内阁决定,允许成立综合市场,同意国营和集体企业可以通过综合市场采购和销售;贸易公司可以运营商店;各个机关和企业可以保留部分现金;要求商业部和各道人民委员会积极鼓励利用批发商店,各个批发商店不得要求确认来人身份和货物出处;开始运营“社会主义物资交流市场”,各企业和机关可以自行将原料和产品通过市场相互解决。此外,对知识产权也有相应规定。科技成果要是被应用到生产现场之后,效益增加部分的30%要给科技成果的发明人。
由于市场要素的引入,在综合市场里做买卖的,除了原来在“农民市场”做买卖的人员外,还允许国营和集体在综合市场里销售本企业产品和进口商品。
“先富了起来”的朝鲜人有两种。一种是在朝鲜国内市场做小本生意的人,主要是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她们自己养殖栽种或到全国各地收购新鲜水产品、蔬菜水果,运到综合市场贩卖。
综合市场定价一般比国家定价高出几倍甚至几百倍。他们向市场管理方租用摊位,向管理方交纳租金。这种交易全部用朝币。
还有一部分是从事贸易而富起来的。朝鲜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来自国外。近十年来,利用与中国相邻而居的便利,中朝贸易发展很快,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朝鲜富裕阶层中的主力。
富裕阶层的增加,刺激了消费,增长的消费又进一步带动了需求。这个循环虽然只是局限在少数群体中,却也促成了近十年来朝鲜国内外币和本币两个流通圈的形成。
在“阿根廷商店”里,所有标签上都标有两种计价,一个是欧元,一个是朝元。付款只能是美元等其他外币付款,朝元并不被接受。这样做的理由是,所有商品是用外汇买来的。
朝元和外币之间汇率,目前的情况是,官方价格和黑市价格相差大约4倍,最高时达到几十倍。商店在实际操作中难做到美元进货、朝元结算,因为朝元与美元的兑换有价无市,如去黑市兑换,一是非法,二是无法平衡收支。外汇商店坚持着“外汇进,外汇出”的基本原则。
2009年货币改革后,加了一道按官方牌价计算本币价格的手续。这道手续仅供商店内部用,与顾客支付外币没有直接联系。
朝鲜曾经发行过两种外汇券。一种属于“全国粮票”性质,因票面呈蓝色而被称为“蓝钱”,在外汇兑换所里可以兑换到并在所有外汇商店里通用;一种属于“地方粮票”性质,票面呈红色而被称为“红钱”,主要供留学生等在特定商店里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2002年,朝鲜取消了外汇券。
住房要交费了
十多年前,朝鲜尝试通过价格改革和引进市场制度来合理分配资源、提高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例如,企业可以把产品直接销售到市场上增加收入,也可以通过市场采购原料,生产计划外的产品,销售到市场,来增加企业利润。这些措施促进了个人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活跃了国营商店。
然而，当国家成为伪钞的制造者时――它通常只是为了打击对方金融，破坏对方财政，一国的货币发行当局才面临着真正的考验和挑战。
德国的“伯恩哈德行动”
德国伪造英镑的行动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称为“伯恩哈德行动”，但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最早提出发行大量假英镑来搞垮英国经济的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纳粹党卫军高官海德里希很欣赏这个念头，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由于当时美、德并未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领导伪造工作。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专门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由于没有合适的纸张，纳粹早期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德国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之销毁。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假英镑前往瑞士兑换，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经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全额收下，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中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一样。
二战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万张纸币，面值达1.34亿镑，英格兰银行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德国人制造的票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其中5英镑的占了40%。由于流入市场的该面额假钞数量过多，英国被迫在1943年停止流通面值10英镑以下的纸币，并在战后更换了英镑的版式。沿用了两百多年的白色票面设计被废弃，代之以安全性更高的彩色凸版印刷。
日本“法币谋略”的失算
抗战当中，日本曾以“杉作战”的名义大规模伪造中国法币。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少校）山本宪藏。山本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抱负，在“满洲国”期间，他曾花数年时间详细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1935年11月3日，政府颁布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又增加农民银行），其他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圆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等措施。至此，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
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山本宪藏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多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所发，印刷厂家为英国德纳罗公司华德路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为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伪造应不困难。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民众防伪钞意识并不强。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向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丞谈他的设想，并就能否造出完美的伪钞咨询了井上。井上不仅认为计划能够实现且表示愿意全面合作。
山本宪藏立即将整套想法写成《法币谋略工作计划》， 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八课，报告最终被送到当时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手中，东条亲自下令批准实行。为完成伪造法币任务，山本从参谋本部被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
中国当时有4家银行可以发行法币，日本人决定集中伪造中央银行的法币，因为该银行为中国的国家银行，其法币具有国家货币的地位，即使伪造得质量差一些也不大可能被拒收，而且即使万一泄露也可打击中央银行的信誉。
为达到乱真效果，日本人花费大量精力先后攻克了纸张问题和印刷防伪问题，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制出了合格的法币，在日本本土大量印刷。当时法币印刷成本为每张2到3美分，而日本仿制的法币印刷成本只有4钱5厘，相当于前者的一半。战争期间，日本印制了面值40多亿元的法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得很顺利。
然而，日本伪造的法币完全没有达到扰乱中国经济的目的。因为撤退至西南的国民政府在重庆防空洞内建立印钞厂，大量印钞自行制造了疯狂的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日本人的伪钞完全被“稀释”掉了。山本宪藏最后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朝鲜无奈的选择
美国在二战期间也试图用伪钞破坏日本经济。当时日元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难以在美国仿造。朝鲜和台湾地区分别流通朝鲜银行券和台湾银行券，纸质与日元相同。最后美国将目光转到日军在占领区发行的军票上。美国曾伪造过日军在菲律宾的军票，由于美方没有公开资料，伪造行动是否成功不详。
二战结束后，官方伪造他国货币的行动也时有发生。为破坏逐渐走上亲苏道路的几内亚经济，法国特工部门曾在60年代专门印制了一批该国伪钞，质量比在捷克印制的真钞还好，后者不适合炎热潮湿的气候，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的头像不留神会被抹掉。捷克人后来也保留了印版，自己随心所欲地印刷几内亚钞票，在非洲采购物资。
类似情况也在中国发生过。1953年版第二套人民币的3元、5元和10元券系委托苏联代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市面上发现了由专业印钞厂生产的伪钞（编号不符合人民币发行规律）。最后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在1964年4月15日命令，30天内停止流通并紧急收回3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的货币。此后虽及时设计了第三套人民币，但10元券在全中国断档达两年之久。
“金市入冬”还是“ 机会来临”？
经过此跌，业界对于黄金市场的“牛”、“熊”格局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4月21日，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上海《理财周刊》社、宝泉网举办“藏金于民——中国金银币收藏投资品鉴沙龙”，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与钱币收藏爱好者探讨新形势下的贵金属币收藏投资策略。
会上，中国黄金投资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奚建华教授做主题演讲。奚建华的观点认为，只要当前美元和欧元汇率仍然存在竞争格局，各国央行就有储备多元化货币的避险需求，而黄金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世界货币，必然成为各国央行对冲风险的极佳选择。因此尚不能仅凭短期的暴跌就认为12年黄金牛市就此终结。
谈到金价目前是否马上会进入反弹，奚建华表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短期金价将处于弱势低位盘整，不排除未来仍存在探底的可能。不过由于黄金的稀缺性以及工业方面的需求，金价不可能无限制下跌。
奚建华教授看好黄金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对于近期金价暴跌，而出现的黄金抢购潮，他表示不需要用理智与否去评价行为本身，“自己的鞋，自己穿着知道”。
传统贵金属币 现价值洼地
与会的上海裕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桢炜非常赞同奚建华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美元盛极必衰，储值能力将持续走弱，黄金的替代效应会不断增强。反观贵金属币市场，自2011年至今价格普遍下跌了30%～60%，价值洼地逐步显现，贵金属币投资正当时。
贵金属币一般分为两大类：投资金银币和纪念金银币。投资币属于法定货币，可信度高，价格升水较低，便于买卖；而纪念币具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受金价波动影响较小，虽然价格较贵，但长期升值潜力较大。
新进场的投资者，奚建华建议可以逢低吸纳纪念币中的“老、精、稀”品种，在熊猫金银币的投资方面，沈桢炜觉得投资价格取决于币的发行价、升水情况，升水越少越利于投资。在纪念币上，沈桢炜建议不要忽视新币。选择如普陀山等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新品种，长期持有也会有很好的回报。
另辟蹊径 朝鲜币蕴藏潜力
中国钱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钱币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篇章，是世界钱币文化宝库中的瑰丽遗产，曾经对世界各地发生过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朝鲜、日本、琉球、爪哇、安南、占城、暹逻、万象（老挝）、缅甸、真腊（今柬埔寨地区）各国产生的影响最大。另外，中国钱币曾经在天竺、印度、波斯、泥婆罗（今尼泊尔）、大秦（东罗马）、苏门答腊、婆罗洲、吕宋（今菲律宾境内）、鲜兰（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流通使用，曾经扮演过世界货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外，考古学家曾经在中亚细亚各国，两河流域、波斯湾地区、尼罗河口至索马里、东非沿岸、马达加斯加迄南非各国，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巴西、秘鲁、圭亚那、智利、加勒比海区域以及西印度群岛等地，均发现过中国古代钱币的影踪。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环、贝四大货币体系，一直到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货币制度（包括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铸造成外圆内方的秦“半两”钱，逐渐发展到西汉武帝的“五铢”钱；及至唐代高祖李渊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开元通宝”钱，以“通宝”名称取代了以往的“两铢”式货币，这三次重大的货币制度改革，都是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帝国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中国的方孔圆钱就开始流出国外，但是，当时的数量较少，影响不大。唐代初期，中国钱币流向境外的数量增大，中国钱币在国际上逐渐被认可，在各国流通使用，这与当时中国的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还拥有丝绸、陶瓷、茶叶等特产，而且还有着准国际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国家。
秦始皇统一制造“半两”钱以后，虽然历代屡有兴衰，钱币也时有改进，但是基本形状大致不变。这种重量划一、大小适中、外型美观、携带方便的圆形方孔钱，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用到清朝末年，其使用寿命长达2000余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古代钱币文化以中国为核心，向周邻各国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世界各地不断辐射，从而形式了以方孔圆形为主要特征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其特征和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钱币形制 ：
中国早期钱币如刀、布、环、贝等的形制，形状独特，各有千秋。从秦代“半两”开始，大体为内方外圆，基本形状不变。东南亚各国钱币的主要形式，除了极少数的几种钱币外（如日本的“天保通宝”、“万年通宝”、“筑前通宝”、“盛岗铜山”等为椭圆型，“仙台通宝”为方型，另外琉球的“琉球通宝”、也为椭圆型外），其余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发行和流通的大部分钱币，基本上都是仿照中国的内方外圆的式样铸造而成的，其渊源可以上溯到秦代先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受中国唐高宗“开元通宝”钱的影响，日本开铸的仿中国方孔圆钱，最早的是在奈良时代元明天皇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即唐中宗景龙二年）铸造的“和同开珍”钱。这是日本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开铸的著名的“皇朝十二钱”中的第一种，其后50年中依次是“万年通宝”（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即公元760年铸）、“神功开宝”（称德女皇太平神护元年、即公元765年铸）、“隆平永宝”（桓武天皇延历十五年铸）、“富寿神宝”（差峨天皇弘仁九年、公元818年铸）、“承和昌宝”（仁明天皇承和二年、即公元835年铸）、“长年大宝”（仁明天皇嘉祥元年、即公元848年铸）、“饶益神宝”（清和天皇贞观元年、即公元859年铸）、“贞观永宝”（清和天皇贞观十二年、即公元870年铸）、“宽平大宝”（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即公元890年铸）、“延喜通宝”（醍醐天皇延喜七年、即公元907年铸）、“乾元大宝”（村上天皇天德二年、即公元958年铸）共12种方孔圆钱，日本自天平胜宝五年（公元752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年），鉴真和尚东渡以来，对于从中国外流到日本的中国古代钱币，日本钱币界通称为“渡来钱”。其后，在江户时代但1636年，“宽永通宝”开始铸造，约在700年间，日本政府未再过铸钱令。日本一直仿铸多种唐钱，在其国家里流通使用，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钱币文化对日本钱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日本出土最早的中国钱币是东汉时期四铢半两钱、西汉的五铢钱；最晚的是明代朱元璋制造的“洪武”通宝钱；出土最多的一次中国钱币是日本北海道函馆市三个窖藏中含有94种中国古钱，总数量达37万枚。
朝鲜最早的钱币是在穆宗十五年（公元998年、即宋代咸平元年）铸造的“乾元重宝”背“东国”钱，其材质有铜、铁数种，形制外方内圆。这种钱币完全是仿照唐代高宗的“乾元重宝”钱币的形式。此后，还曾经铸造过“海东通宝”（公元1103年、即萧宗八年铸）、“朝鲜通宝”（公元1423年、即世宗五年铸）等。朝鲜铸钱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常平通宝”钱，该钱始铸于仁祖十一年，即公元1633年，累朝鼓铸，迟至公元1890年才停铸，前后流通时间长达230年之久，称得上是朝鲜历史上的长命钱币。
“常平通宝”钱的版式繁多、种类丰富，除了有小平、折二钱，还有折五、当十、当百等钱，背文有户、工、商、向、宣、兵、备、总、营、武、训、抄、统、守、开、水、原、海、昌、京、黄、平、江、忠、咸、咸北、咸南、尚水、全兵、全左、全右等几十种文字。另外，还有一种“常平通宝”钱，其背文竟然是铸有中国的《千字文》，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等四、五十种文字。此外，还有不同的形制，不同的材质……。日本钱币界研究“常平”钱的版别专家称，已经搜集到的“常平通宝”钱的实物，大约有一千余种左右的品种和版式。
琉球最早的钱币是尚德王于公元1416年铸造的“高世通宝”钱，该钱字体歪斜、铜质粗恶。此后，琉球又仿照中国“永乐通宝”钱的式样，铸造“大世通宝”（公元1453年、即泰久王时铸）、“金圆世宝”（公元1470年）、“中山通宝”等钱。其形制、大小、版式、结构都与中国钱币相似。
越南最早的钱币，是丁朝于太平年间（公元966年），铸造的“大平兴宝”背“丁”字钱（有些钱谱误作为“太平兴宝”）。据《大越史记》记载：“安南丁部领于宋开宝三年建国，改元太平，号曰丁朝。此钱面文太平，纪年，背文‘丁’，纪国号也。”
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是越南独立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四百多年间，越南先后经历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以及中国明朝的统治。丁朝“大平兴宝”钱的发行，开创了越南独立铸钱的先河，此后虽然有曲折，但铸钱始终未断，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越南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并且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
对于越南最早制造的这枚“大平兴宝”钱币，中国北宋时期的钱币学家李孝美，在他所撰的《泉谱》里就已经明确论述过，可是，他却错误地将“大平兴宝”读解为“大兴平宝”。“大兴钱，李孝美曰：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累，文曰大兴平宝，复有一丁字背文穿上。余按此钱，今世至多，丁字不常其处，或在穿上，或在穿下”。这个钱文读法的错误今天我们应该纠正。
大平兴宝钱的制作比较粗糙，但钱风古朴，其风格与中国的五代时期的钱币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越南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但是，作为越南的第一枚钱币的“大平兴宝”钱，则有别于它以前的中国钱币。
泰国与中国的货币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云南的早期贸易都使用天然海贝，其海贝的来源就是从泰国传入云南的。《星槎胜览》一书载：“暹逻国以海贝代钱，每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贯。”而云南地区一直到清朝时期，仍然有不少地区在使用海贝作为货币流通。
泰国最初流通使用的钱币称为“铢”，形状为半椭圆形，中间有穿孔，这是受中国方孔圆钱的影响而成。
缅甸一向是中国人民的亲密邻邦，唐代缅甸称为“骠国”，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派遣使团来中国长安访问，此后，官方与民间的往来和贸易不断。缅甸商人携带大批的披毡、蛮刀、甲胄、麝香等货物，换取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宋代时期，政府曾多次通过广西、云南等地的边境贸易，用中国的铜钱购买缅甸的马匹，作为战马补充部队。而缅甸是出产吉贝之国，国用均作为货币流通，同时向云南、广西出口，但是在中缅的双边贸易中，被各国认可的则是中国的方孔圆钱。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到位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集体要道，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航海者抵达这里。隋代，中国政府曾经派遣使者到马来半岛的赤土国，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外交、贸易关系。对外贸易除了双方相互以物易物之外，另外也采用中国的铜钱以及金银作为结算货币。
十二世纪中叶，新加坡兴起成为国际贸易的港口城市，各国的商船把该地作为补充淡水、食品的中途停靠站，中国的各类特产除作为互相交换的货物外，中国的铜钱由于携带方便，信誉良好被作为国际通货使用。
马六甲早期使用锡铸造钱币，这种货币俗称“斗锡”。“每块重官称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斗锡行使。”由于这种货币笨重不堪，使用不便，受中国铜钱的影响，遂改铸成圆形的锡钱。
二、钱币名称 ：
东南亚各国铸造的钱币由于受到中国钱币文化的影响，其钱币名称大都沿用中国唐代始创的“通宝”名称，钱币直接采用当代帝皇的年号来命名，其中虽然有名目繁多的“通宝”、“元宝”、“重宝”、“珍宝”、“泉宝”、“兴宝”、“之宝”、“永宝”、“全宝”、“新宝”、“安宝”、“洪宝”、“万宝”、“正宝”、“封宝”、“至宝”等多种名称，但是，无一钱币不带有“宝”名，这是东南亚钱币受中国古代钱币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
如日本著名的“皇朝十二钱”中，除了“万年”和“延喜”二钱采用“通宝”名称外，有采用“开宝”者1枚，有采用“永宝”者2枚，有采用“神宝”者2枚，采用“昌宝”者1枚，采用“大宝”者3枚。
日本在桃山时代制造过4种年号钱，均采用“通宝’名称，依次为“天正”、“文禄”、“绍圣”、“永乐”，其中除“绍圣”钱名称为“元宝”外，其余都为“通宝”名称。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对外贸易的需要，从江户时期开始，日本也铸造完全与中国方孔圆钱一致的钱币，如北宋“祥符”、“治平”、“元祐”、“熙宁”、“元丰”、“景德”钱等，以及明代“洪武”、“永乐”等钱。
日本宽永时期是日本钱币发展的灿烂时期，从宽永十三年（公元1636年），德川幕府铸造“宽永’钱始，其后历代都曾经大量铸造。年号虽然都为“宽永”，但是，其大小不同、版式繁多、材质不一、种类丰富，除了普通的光背钱之外，还有大量的纪年、纪地、纪号等钱币。日本《东亚泉志》一书收录有“宽永通宝”版式百余种之多，其中有文字钱、岛屋钱、获元钱、耳白钱、七条钱、深川钱、难波钱、鸟羽钱、小字钱、若山钱、伏见钱、秋田钱、膳所钱、四当钱、藤泽钱、川字钱、加岛钱、押上钱、元字钱、足字钱、因幡钱、长字钱、一字钱、久字钱、四年钱、千字钱、正德佐字、享保佐字、元文佐字、安永佐字、享保仙字、元文仙字、寂光寺钱、千字铁钱、真谕元字钱、邑井户铁钱、元文邑井户钱等等，其品种繁杂，无法俱录。
公元十世纪以前，中国的方孔圆钱多冠以“通宝”，或“元宝”、“重宝”名称，但是，越南丁部领铸造的“大平兴宝”钱，则采用“兴宝”名称，实为越南之首创。“兴宝”即有别于中国的传统的“通宝”名称，又具有祝福“大瞿越”国运昌盛、万世太平的含义，该钱在越南货币史发展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中最为丰富的是越南黎显宗时期（公元1740-1786年），所铸造的“景兴通宝”钱最具特色。景兴钱的种类繁多，版别丰富，制造量大，流通广泛。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载有多种的钱文，即景兴通宝、巨宝、大宝、太宝、内宝、至宝、重宝、中宝、正宝、泉宝、永宝、之宝、用宝、宋宝、宣宝、顺宝、求宝、总宝、庭宝、行宝等二十余种。此外，还有光背钱，背加铸星月纹、干支纪年、纪数字等多种形式的钱币，反映了越南钱币中的中国文化内涵。
三、钱币文字 ：
以中国为首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与西方钱币文化截然不同。西方钱币以图案、神像为主题，表现了西方神圣的宗教图腾和崇拜风尚。中国钱币的字体采用汉字为主体，钱文书法有篆（包含甲骨文、金文）、隶、楷、行、草等多种字体。其笔划有点、横、竖、钩、弯、折、撇、捺之分，笔势也有顿、挫、提、按、转、折、虚、实之别。在不到径寸的狭小之地，刻意追求书法对称的美，因此，汉文字的书法艺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而东南亚各国的方孔圆钱，亦基本上采用中国的汉字，其文字的布局结体、运笔力度大体相似，而且书法风格、间架结构几乎出自一辙。
日本钱币的文字源于中国的汉字，著名的“皇朝十二钱”中的12枚钱币，其钱文全部采用中国的汉字，钱文的书法为标准的中国隶体。十二钱中的“开”、“通”、“宝”三字，几乎与唐代“开元通宝”钱中的文字出自一辙。自“长年大宝”钱以后，书体逐渐变化成为楷隶相参的一种风格。桃山时期制造的“绍圣元宝”钱，书法仿北宋时期的绍圣钱，但是，在以后制造的“永乐通宝”钱，不但直径变小，而且文字也渐趋粗劣。综观日本制造的方孔圆钱，无一例不是采用中国的汉字作为钱文的。
此外，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制造的钱币，也多采用中国汉字作钱文。东南亚各国制造的钱币上，由于受地区民风、习俗的影响，钱币文字也采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
四、钱币衡制：
中国钱币的衡制，早期以称量为单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上，有一种从纺轮演变而来的圆形方孔背平素的钱币，如“益化”、“益四化”等。这里的“化”就是古代的钱币计量单位。此外，有一种内外都是圆形的圜钱，如“共”、“济阴”、“离石”、“蔺”等，前者周缘无郭，后者方孔有郭，计量单位均为“金”。圜钱为圆孔无郭，以“两铢”为货币单位，如“重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二铢”；后来发展成为方孔有郭的，再后成为方孔有郭的秦代“半两”钱。以唐代“开元通宝”为标准，即小平钱的重量约在4克左右，直径在2.5厘米之间。
日本“和同开珍”钱的直径在2.5厘米左右，后期虽然直径变小，重量减轻，但总的规格控制在这个标准中间，尤其是“宽永通宝”钱的重量和外径，与中国唐宋钱的规格相似。越南“太平兴宝”钱，一般直径在2.35毫米左右，厚度约1毫米，重量在2.2克左右，要比中国同期制造的北宋小平钱轻一些。
五、钱币制造：
古钱币是金属制成品，中国的方孔圆钱在早期就采用了“一模多个”的铸造方法，不但生产出来的成品质量稳定，而且产量极高。从唐朝后期开始，钱币制造采用先进的翻砂法，即钱币先制成样钱，然后在砂模中形成模型，再将熔化了的金属（大都为铜、铁等）液体，浇灌入型腔之内，待冷却后取出再将外圆锉光便成。铸造钱币的模型钱币学称为钱模，俗称“钱范”。钱范从铜范、石范、泥范、陶范、铁范过渡到采用砂型铸造钱币的方法，这种方法被东南亚各国的人民普遍采用。而西方制造钱币一直采用打压法，早期以手工用锤子敲打模型，后来采用简易螺旋压力机压制而成，直到工业革命以后，才利用电动压力机械，大批制造硬币。
同中国钱币的制造一样，东南亚各国的钱币制造亦采用手工到机械、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早期的钱币大都简陋不堪，即钱币直径误差大，钱币重量不统一、钱币文字不规整。
在古代的中国与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相互交往中，中国的钱币能够作为“准国际通货”，而流通于东南亚各个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除了自铸钱币外，还完全仿照中国钱币的式样，进行大量地铸造，并用作对外贸易支付中去。
如日本曾经仿铸过中国唐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36种年号钱；朝鲜也曾经仿铸过许多的唐宋钱；越南在历史上仿铸的中国钱多达78种；琉球仿照中国钱币的式样有4种。
日本自制造“皇朝十二钱”以后，再无官方铸造钱币，整个中世纪流通的货币都是以中国铜钱为主，作为贸易的通货使用。为补充日本铜钱数量的不足，十三世纪后期，地方富商开始仿照中国钱币铸钱。据日本考古界研究，1995年在京都出土的一件内有12-14枚铜钱模型的钱范，确认系中国元丰、绍圣、元符、政和四种年代的钱币，共有7枚铸型，其铸造的方法为“连铸法”。此后，还曾多次在日本各地（镰仓、大阪、博多）发掘出铸钱的遗址以及铸钱的钱范。日本铸钱基本上以仿照中国唐、北宋钱币为主，钱范采用“烧型”即陶范。中国从六朝后期开始使用砂型铸造法生产钱币，而日本一直到1636年“宽永通宝”钱的制造，才开始采用砂型铸造法。
六、钱币材质 ：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钱币，早期的材质都选用铜、铁、铅、锡等普通金属，当然也有少部分采用金、银等贵金属，但这一些大都是王公、贵戚用作赏赐之物，或政府作大额支付之用，不作普通流通货币使用。即使部分国家或地区采用贵金属制造货币，其使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久。与此不同的是古代西方钱币，大多采用金、银等贵金属材料制造钱币，在近现代仍然采用贵金属制造流通钱币，在商业贸易中作为交换的媒介，只是在19世纪后，贵金属才逐渐退出了流通货币的行列。
结 论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粮食生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bok.or.kr/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表2］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主要能源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北韩GNP推测结果》，韩国银行各年号。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新晨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分别于2000年5月29日到31日和2001年1月15日到20日对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他对中国的访问对于巩固中朝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的这两次来华访问，朝方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还为此专门发行了一套图案基本相同的纪念币。该套纪念币有金、银、铜币各一枚(均重3l克、直径40毫米、成色为999、发行量仅1000枚)，三种纪念币的正面主景图案为朝鲜国徽及面值等(其中金币面值700朝元、银币面值10朝元、铜币面值l朝元)；背面主景图案则为同志与同志面带笑容，热情握手的场面。在中朝领导人握手像上方，镌有“朝中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十一个仿宋体中文汉字。像下则是朝文的朝鲜纪年“主体90”字样及公元纪年“2001”字样等。
出于对朝鲜人物题材纪念币的偏爱(更主要是因为朝鲜发行了不少有关中国题材及我国领导人题材的纪念币)，我在“2002年北京国际邮票钱币博览会”上的朝鲜某公司摊位上有幸购得了上述这套纪念币中的银币。回到家中，仔细把玩，猛然发现币上用中文题写的那句“朝中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中，竟有一个错别字，即把“友谊”的“友”字错铸成了“有没有”的“有”字，使“友谊”错写成“有谊”。这一发现着实令我怦然心动，要知道每个国家发行法定货币都是很严肃的事情，不知要经过多少程序审查，但没想到这套朝鲜币还是出现了如此失误，令人很是蹊跷。
于是，笔者就善意地写了封中文邮件，按照相关资料上提供的邮件地址给朝鲜的某公司发了过去，指出纪念币有错误。数日后，我收到了该公司的一封英文回信。笔者请同事李小姐帮助翻译了这封英文回信，大意是感谢我指出了这个错误。至此，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谁知又出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2004年10月末结束的“2004北京国际邮票钱币博览会”上，同样是在那家朝鲜公司的展台上，我惊奇地发现了已经更正了错字的这枚纪念银币。一阵欣喜之后，我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枚改错后重新发行的正确的银币。这枚重新发行的纪念银币与原来发行的错币除将错字改正过来外，其余图案均未有重大的改变。这样，我就有幸藏有一对一错两枚纪念主题相同的纪念银币了!
对于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说，能发现并收藏到一枚外国“错币”，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其本身是“错币”而言，今后会不会有增值的空间，也未可知!
（责编：丁丑）
笔者刚再次到朝鲜，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旅游，第二次是考察，虽然路线和行程一模一样，所见所闻也没有太大差别，但从不少蛛丝马迹可见，朝鲜已出现“准第二经济体”，要长期维持目前的封闭面貌、继续闭关锁国，几乎不可能。
从朝鲜美元到朝鲜欧元
时隔两年，以游客立场能发现的最显著改变，当首推一切游客区都弃用美元、改用欧元的事实。理论上，朝鲜早于2002年12月，已决定以欧元结算外贸活动；但实际上，交易一直使用美元，直到2006年7月，才以美国制裁为由，严格下令所有公司和旅游团以欧元结算。各地货物标价，亦一律使用欧元。当然，美元还是流通货币，但由于换算不直接，并不太受欢迎。反而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方便使用，一般被标准化为10:1。
这似乎对实际外汇收入影响不大。毕竟朝鲜的美元旅游收入只有约100万美元，跟中国的边境贸易则一直以人民币结算。因此，朝鲜一直开宗明义地说，该决定是政治决定，目的是显示对美国的不满，好在六方会谈时向对手施加压力。
但假如我们脱离政治框架来看朝鲜的欧元，则无疑它已与国际经济潮流联成一气。近年世界各国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最具参考价值的例子，包括强烈亲美的科威特在2007年5月将货币第纳尔和美元脱钩，改和一篮子货币挂钩。表面原因是美元价格持续下跌，导致科威特通货膨胀，但背后也是为迎接美元时代终结及早准备，可见政治已不能凌驾经济考量――何况第纳尔和美元脱钩后，科威特国内通货膨胀状况一如从前。同样希望和美元脱钩的沙特却不敢行动，怕动摇整个石油美元经济体系，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8月再建议沙特可“考虑”和美元脱钩。
朝鲜始终担心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影响力太大。选中欧元，明显有平衡利益的计算。它今天是最不受金融海啸冲击的国家，但改革开放还是会出现。假如金融海啸真的带来“后美元年代”，而朝鲜成了这年代的新玩家，驱使各国拿欧元开发其处女地，就显得比面对金融海啸才与欧元挂钩的冰岛有远见。这难道不是东北亚地缘经济的突破?其实，韩国也一直希望拉拢欧洲，平衡中美两国在区内的影响，韩元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前已全面浮动。朝鲜盯上欧元，说不定和南韩同胞的意愿也是暗合。
金日成小学的Yamaha
再到朝鲜期间，也参观了据说是金日成幼年时曾就读的小学。现在，那自然成了朝鲜“重点小学”，金氏父子数十年来一致定期建设。小学大门，也一如所料树立了巨型金日成铜像，虽然这个像是参照其小学造型打造，感觉较为“新鲜”，但游客也未能幸免，照样被告知必须“入乡随俗”三鞠躬。
让人略为意外的，是这所小学的学生欢迎来宾的表演：台上正中，放置了日本Yamaha组合电子鼓，商标品牌的显眼，在强调“主体思想”的朝鲜显得特别格格不入。鼓的两旁，是弹奏电结他的男生，和拨弄电子琴的女生。演奏的曲目，除了《阿里郎》、《跟着将军走》一类朝鲜“民歌”，也有专门排演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效果和1980年代中国唐朝乐队重唱《国际歌》一类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而学生在台下老师指挥下的表演也有几分机械，但毕竟，已脱离了纯革命歌曲年代的套版形象。最难忘的是表演中途，加插了学生电结他solo环节，乐谱居然是摇滚乐――那可是一幅诡异的图象，须知演出男生依然穿着白校服、系着红领巾，礼堂依然挂着金日成巨像。而这一演出，据说依然是按伟大领导者将军的教导进行。
如此crossover(越界)，也是颇发人深省的。朝鲜一直予人的形象，就是推广全面的集体主义，反对个人思想。就是参观那里少年宫，无论琴棋书画也是集体教导，难得有个人solo空间。金日成母校的学生居然独奏摇滚乐，算是异数。当朝鲜小学生有机会独奏摇滚，而且从他们的神情可见其颇为自得，就不大可能真心真意天天参加10万人团体操的排练。不少人将朝鲜和“”期间的中国比较，但朝鲜人并不像当年中国人那样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活”；使用日制Yamaha和数码相机时，只要是党首肯，看来没有多大思想包袱。
不过话说回来，那真是金日成的母校吗?根据中国资料，金日成幼时在中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但根据朝鲜说法，金日成是在本国接受一切基础教育后，才毅然走到中国，“建立境外革命基地”。朝鲜处处景点都与金家扯上关系，在朝鲜人看来只是个人崇拜的应有环节，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有点欲盖弥彰。即便朝鲜改革开放，朝鲜人的自我中心也似乎不会改变。老派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取代，从来都是顺理成章，也许这就是后时代的未来。
朝鲜边境的“第二经济体”
苏联解体前夕，国内出现国营经济体系以外的所谓“第二经济”体系。当时苏联民间通过有限的地下贸易和边境贸易，例如买卖《圣经》、炒卖政府粮券、输入国外走私香烟等，孕育了首批资本主义商人。他们再和一些心态早已下海的政府官员合作，互为表里，不久，就成了苏联解体后的寡头富豪。著名的英格兰切尔西球队老板阿布拉莫维奇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在第二经济体贩卖胶鸭仔赚得。所谓“第二经济”，并不被计算在官方国民生产总值内，也不受官方制度规管和保护，通常是政制过渡期的产品，例如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终结前，黑人社区的第二经济体系也相当活跃。
这类经历，似乎在被称为最封闭的国家朝鲜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无论还在位多久。在朝鲜期间，就不断得闻其新兴边境贸易的故事。数年前开始，朝鲜已静静产生了一系列“边境富豪”，他们通过和中国辽宁、吉林等地进行贸易，在家乡已能负担名牌房车，招摇过市。贸易的内容，自然以朝鲜的丰富天然资源为主，特别是木材和一些矿产，例如铜。当中国粮食援助天天定期通过火车送往“一切自给自足”的朝鲜，朝鲜天然资源就反方向运往中国东北。朝鲜“资本家”自然要依靠官方联系，才能公器私用，由于是在灰色地带游走，视野又不大广阔，还不很懂做生意。内地人形容，“一个新相机就可以让朝鲜人提供很多方便”。
虽然朝鲜没有私有制，但朝鲜富豪都懂得将财产存放到边境以外的中国银行。以免血本无归。这样一来，中朝边境就出现了一批两栖人。表面上，朝鲜入境手续相当繁复，但假如是中国东北人从陆路过境，有时却连护照都不用，只需拿中国公民身份证，再临时办手续，就可以在特定范围内的朝鲜边境城市活动。
虽然朝鲜对国民出国管制极严，但这些边境富豪要是真要“投奔自由”，依然是最有办法的一群人；要说国际视野
和对世界各国改革开放经历的熟知，亦不作他人想。他们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似乎是明白自己正享受改革开放前的特殊优势，亦相信这优势在改革开放后只会得到延续，因此，都在等待，希望能像俄罗斯寡头富豪那样，在乱世的混沌阶段，分一杯羹。
事实上，要是当年提议搞的“新义州特区”能成事，上述情况，只会更早出现。今天的朝鲜开放实验，集中在官方设定的开城开发区，但朝鲜和中国东北接壤的边境，其实已孕育了一个有实无名的特区。朝鲜政府不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也不可能不知道贪污现状，但只是勉强睁一眼闭一眼，反映其领袖的心态，已不否定改革开放的路。
张艺谋版的《阿里郎》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以300欧元的“羊牯价”，观赏了当地10万人参演的传统歌舞《阿里郎》表演，百闻不如一见。《阿里郎》是朝鲜传统民间故事，据说讲述一双兄妹相依为命成长的经历。韩国史上第一出电影的主题曲，据说就是《阿里郎》，这也成了两韩统一的民间热门歌曲，经常被用来代表整个大韩民族，地位有如的《歌唱祖国》、《龙的传人》或《梅花》。歌词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样的：“阿里郎阿里郎阿啦里哟／阿里郎清早起来爬过山顶／天空亮晨光放穿过白云照下方／好河山美如景招手呼唤……”
但朝鲜的《阿里郎》演出，与上述故事基本上毫无关系，只是大型歌舞加上政治宣传的借题发挥，“从而突显朝鲜人民革命感人至深的心路历程”。至于表演形式，自然没有多少个人主义／即兴独奏，演员一律面目模糊，都是类似国家典型的万人操。必须承认，《阿里郎》演出的艺术水平可谓甚高，单是那数万人组成的、背景不断转换的人肉背景版，已使我们足够震撼――据说，这些“演员”都是中小学生。而且，连演出的后台，也是由人肉持旗砌成，全天候开合，可见导演确费过不少心思。朝鲜对此自然引以为荣，因为能发动、组织国民不断演出团体操，乐此不疲，也是一种“有效管治”，这连张艺谋也做不到。朝鲜官方刊物列出了大量来自各国元首的“赞美”：“只有朝鲜才能作这样的表演。”
不过，这些都不是这里的探讨重点。最值得研究的是，究竟一场《阿里郎》演出，对朝鲜在宣扬国威以外，还有多少经济和社会价值?
我们作为游客，被告知不能拍摄录像，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告知不能朝后排观众席拍照，这可就有点玄妙。虽然在表演当日，在那个可容纳15万人的运动场(导游强调这是一个“比鸟巢还多载6万人的运动场”)，倒是整整齐齐地坐满了一大半；但看来，真正自己买票进场的，只有邻近数行的一群游客。这个国家的官方人均GDP不及2000美元；导游说，首都人均收入每月大概200美元。朝鲜全年开放予大约2.5万名中国游客，和数目比例少得多的海外游客。《阿里郎》则每周演出4次，都是在那个15万人体育馆……一句到尾，哪来那么多本土观众?有理由相信，演出的“演员”除了有台上的10万人，还包括观众席上的所有朝鲜人。300欧元超值!不过，拍观众席上的朝鲜人机械性地拍手，就不好看了。
换句话说，就算每天观赏阿里郎的“真正”游客有400人(这已是乐观估计)，每场外汇收入，大约也只有12万欧元，还不算有些较便宜的票价。一个月下来，勉强连场内外售卖的VCD、海报和饮食一起算，大概也只有200多万欧元，尽管这足以养活1万朝鲜人。当局声称演员只有1／10属专业人士，其他都是工人、农民、学生等义演者。但表面看，这还是不划算。
“阿里郎经济体”的未来
但假如我们以整个阿里郎歌舞团队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却可能得出其他观察角度。考虑到平壤政府不但无须付钱予所有义工，还可以当这是社会主义政府集体安排的“人民娱乐”、而不是工作，这就为政府省了一大笔康乐费用。又考虑到台上的演员，似乎是和专业运动员一起受训，好些团体操动作的玩家，很可能就是现役或退役运动员，这又省了一笔培训的重叠资源。再考虑到朝鲜相信《阿里郎》派头能为国家带来宣传效益，而当一切是公关费用，这就比奥运开幕礼更物超所值。其实，那些演员要是不演《阿里郎》，也得被安排天天参观革命烈士博物馆、学习金日成主体思想。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量化的价值实在太多。
更有意思的是，阿里郎演出地点附近摆卖的档摊，都对游客极度热情地兜售纪念品，那态度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商贩几乎一模一样。那些摊位主人，并不像毫无个人动机的被组织化的个人。究其原因，是不少摊位都懂得对部分游客提供差价，部分更会偷偷和游客以黑市兑换货币。毕竟，极少游客会为了差价而在朝鲜“报警”，尽管真要这样，那也可以治其侵吞国家财富的罪名。
【原文出处】国际观察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49～55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0308
【 作 者】李春虎
【作者简介】李春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韩语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当今朝鲜将采取何种改革措施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这与金正日政权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决策趋向密切相关，因而倍受国际社会关注。近年来，朝鲜当局虽然仍在强调“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但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调整或改革之意，至此金正日政权有条件的、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已渐显端倪。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粮食生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http://www.bok.or.kr/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表2］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主要能源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北韩gnp推测结果》，韩国银行各年号。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金正日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
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
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金正日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金正日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金正日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金正日：“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金正日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一跨入2010年，大家就发现美国突然变脸了，谷歌事件、军售台湾、威胁人民币汇率，一个接一个。中国也不示弱，强烈反击。这还是春节之前。春节后，新状况陆陆续续纷至沓来，传闻中国开始抛售美债，美国提高贴现率。奥巴马会见达赖，中国经援朝鲜，美国制裁伊朗……双方交锋，你来我往，有直接，有绕弯，有虚，有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看来，虎年注定是中美大交锋、大博弈之一年。
如何观察此中的虚实?且以所谓的“三T矛盾”为例分析：(1)第一个“T”是台湾。由于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深明此点，所以出招不敢太实，只到黑鹰直升机与爱国者Ⅲ为止，不敢售台F―16CD战斗机及潜艇。由于美国尚有节制，中国的反制不排除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如提高军费或制裁对售的公司)为之，基本上也是有节制的。就这个意义言，目前双方的招式，虚大于实。
(2)第二个“T”是。针对奥巴马欲晤会迭赖一事，中国警告相当严重。最终，美国的处理是相对低调的，双方在地图室会晤，不公开，强调私人性质。中国则由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美驻华大使表达强烈不满。若到此为止，双方也都是虚招，但虚中也不排除留有后手的实招。
(3)第三个“T”是贸易。美国开始在一些中国进口商品上找碴，启动反倾销机制。中国也针对一些美国商品，进行以牙还牙式的反制。由于规模、金额均有限，双方都有节制，都是虚招。
真正的实招，是在“三T”之外的汇率。美元是美国最大的核心利益，超过军事、外交、科技所有一切，因为只要拥有美元霸权，美国就可以靠印钞票来套取全球的资源。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威胁到美元地位的货币，就要尽一切力量给予打击。上世纪70年代史密松宁协议逼法郎、马克升值。80年代广场协议逼日元升值，均属前科。现在的目标，换成了人民币。
但人民币却不好惹，不同于过去的法郎、马克、日元，中国拥有巨大的美国国债可以做出反制。虽然反制也会使中国资产受损，但起码对美已形成一定程度威慑作用。中国2009年12月大抛美债342亿美元，使中国持有美债再度低于日本，未必即是一种针对美国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已有警示的成分；美国在新春期间调升贴现率拉高美汇，也有测试对冲手段是否有效的用意。但迄目前为止，双方在货币及汇率上的较量，仍是虚中有实，虚大于实。货币是个大场，需要有够大的标的来进行交换。
中美之间战略博弈够大的标的还有两个，一是朝核，一是伊核。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不利大于美国，伊朗发展核武器对美国(以色列)不利大于中国。在伊核方面，美国形势已转为有利，因为一向在联合国中与中国同一立场反对制裁伊朗的俄罗斯已换边站了，美国的交换条件是放弃在波兰、捷克建立反导系统及默认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影响力。美国是否也会以类似模式争取中国的合作，须由时间证明。至于朝鲜，春节前，中联部长访朝，以期重新启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形同互解了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的经济制裁。
要之，中美战略大博弈的结构有五个观察角度：
(一)30年来，发展势头，美消中长，是以双方要摸索试探新的利益边界：
(二)但中关两国关系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战略博弈会斗，但斗而不容易破，有时还有合作，以及交换：
(三)最终胜负，一取决于各自决策体制，就次而言，至少现阶段，中略优于美；
(四)二取决于“筹码”，目前看来，各有千秋，互见优劣；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事实上，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从近几年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情况及使用范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旅游业的兴起而得到发展的。我国每年都有大批旅游者到这些国家观光旅游，因而在这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购买商品的购物店越来越多，可以用人民币兑换本国货币的兑换店和银行也开始出现。笔者赴韩国考察发现，在韩国比较知名的购物商场、酒店、宾馆等每日都公布人民币与本地货币、本地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人民币同本地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和结算。在韩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办理人民币与韩币、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业务，也可以随时用人民币兑换欧元、日元、英镑等所有的硬通货。尤其在去年12月29日，中国银联宣布，从2005年1月10日起正式开通"银联卡"在韩国、泰国、新加坡的受理业务。使持卡人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可以使用"银联卡"进行购物消费、也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取款机上支取一定限额的本国货币。从2005年12月开始又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率先开通了中国银联卡ATM受理业务。这一切，都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且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
第二种,在中越、中俄、中朝、中缅、中老等边境地区。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着边境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民间贸易和边境旅游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已经在这些国家中大量使用，并能够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在朝鲜罗津－先峰自由经济贸易区的集市贸易市场上，当地的摊主们无论是销售中国的商品还是朝鲜的地方产品，大都习惯于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人民币在朝鲜几乎所有的边境城市甚至在全境，已经成为人们结算货款、进行商品交易、当作硬通货储备的货币之一。在越南、俄罗斯、朝鲜、缅甸等国家大多与旅游有关的行业、部门以及商品零售业均受理人民币。并且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国货币的比价。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人民币区域化的范围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区域性货币的地位也将日益巩固，尽而推进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第三种,在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由于内地和港澳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相互探亲和旅游人数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相当普遍。资料显示，目前在香港已有100多家货币兑换店和近20家银行开办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很多宾馆、购物商场、尤其是游人的购物点都报出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并直接受理人民币。由于港币可以随时兑换成美元，实际上人民币也可以随时通过港币这个中介兑换成美元。据专家估算，目前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已达7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港币的流通货币，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人员调查统计，人民币每年跨境的流量大约有1000亿元，在境外的存量大约是200亿元。我国人民币供给量(M2)约为20000亿元，这意味着境外人民币大约是人民币总量的1%。由此可见，人民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广泛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处于渐进发展的阶段。
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分析
（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国家主席在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讲时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8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专家普遍认为，今后10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就为人民币成为被世界各国和地区可以放心使用的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为人民币树立了较高信誉，深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欢迎。
（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国一直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治理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币值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成效显著。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则保持了汇价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为人民币奠定了牢固、可靠的信用基础。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使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积极的步伐。
2003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法》，允许在边境贸易中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鼓励我国边境地区商业银行与周边国家地区银行建立行关系以通过银行进行边境贸易结算。这项规定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积极的影响。人民币被周边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边境贸易，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国家外汇管理局针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法规，将消除周边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后顾之忧，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流通。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人民币境外流通提供了广阔空间。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形成一个拥有18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到1.23万亿美元的经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民币的境外需求。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一些与中国贸易、投资往来频繁、数额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比如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贸易中，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结算货币之一。
（五）人民币在香港地区的广泛流通和使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在香港办理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银行卡业务的银行提供清算服务。内地居民可以使用内地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到香港用于消费支付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港元现钞，香港居民也可以使用香港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到内地用于消费支付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人民币现钞等等。这些办法和政策对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作了尝试，也为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提供了有益经验。
三、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对策选择
各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出现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以实际经济、贸易为基础自然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反映。笔者认为，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上，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借鉴各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设计最佳方案，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一,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必须持续稳定增长并在亚洲地区保持领先地位，继续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高层政府间的交流，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而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担心和疑虑。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统计监测，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出入境限制。建议在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的边境毗邻地区，逐步取消人民币出入境的政策性限制，使其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区域性国际储备资产。笔者认为，在一些边境地区取消人民币出入境的政策性限制，有利于双边经济、贸易往来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出口收汇、出口核销真实性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对"地摊银行和地下钱庄"行为的遏制，进一步规范边境贸易结算，从而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三,设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建议选择对人民币认同感较高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如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实行人民币特殊管理政策，两地居民、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可通过银行途径兑换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或毗邻国家货币。与此同时，对人民币兑换、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统计监测，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通过试验区的运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
第四,国家对人民币境外流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一是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主动使用人民币。在条件成熟时，中国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中可主动使用人民币。在发展初期可以考虑对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外商，在价格等方面酌情给予优惠。二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将那些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积极作用、对消极影响可控的资本项目挑选出来，先行试点，逐步扩大，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五,要进一步解决境外人民币回流的问题。如果人民币没有畅通渠道回流到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难以将人民币作为区域储备货币。除了继续允许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外，还可以进一步允许我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在一般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另外，可以考虑允许周边国家用人民币购买我国政府债券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意味着我国不仅把人民币的使用从边境贸易推广到一般贸易和政府债券的交易，而且还可以改进境外居民只能用外汇才能对我国进行投资的政策。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终究要走向可兑换，还将走向国际化，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世界经济发展也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重要机遇，人民币必将实现国际化。
参考文献：
1.丁剑平、戴国强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2004
2.张蕴岭、孙士海亚太地区发展报告[M]
3.人民币国际化渐进潜行[J]－环球视线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原因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变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变化将会加速推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并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不可估量。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对世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做出的大胆预测中,人民币越来越被各方所看好,并成为构成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热门“币材”。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人民币地位变化的问题研究是国际金融学的最新前沿。本文试图就人民币的地位变化与原因做简要分析。
一、人民币地位的变化
人民币地位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事实上，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从近几年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情况及使用范围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逐步增强。
（一）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人民币的流通使用来看：我国每年都有大批旅游者到这些国家观光旅游，因而在这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购买商品的购物店越来越多，可以用人民币兑换本国货币的兑换店和银行也开始出现。据调查，在韩国比较知名的购物商场、酒店、宾馆等每日都公布人民币与本地货币、本地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人民币同本地货币和美元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和结算。在韩国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办理人民币与韩币、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业务，也可以随时用人民币兑换欧元、日元、英镑等所有的硬通货。尤其在去年12月29日，中国银联宣布，从2005年1月10日起正式开通"银联卡"在韩国、泰国、新加坡的受理业务。使持卡人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可以使用"银联卡"进行购物消费、也可以在这些国家的取款机上支取一定限额的本国货币。从2005年12月开始又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率先开通了中国银联卡ATM受理业务。这一切，都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二）从中越、中俄、中朝、中缅、中老等边境贸易来看：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并能够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例如：在朝鲜罗津－先峰自由经济贸易区的集市贸易市场上，当地的摊主们无论是销售中国的商品还是朝鲜的地方产品，大都习惯于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人民币在朝鲜几乎所有的边境城市甚至在全境，已经成为人们结算货款、进行商品交易、当作硬通货储备的货币之一。在越南、俄罗斯、朝鲜、缅甸等国家大多与旅游有关的行业、部门以及商品零售业均受理人民币。并且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国货币的比价。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尽而促进了人民币地位的变化。
（三）从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经济交往来看：由于内地和港澳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相互探亲和旅游人数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相当普遍。资料显示，目前在香港已有100多家货币兑换店和近20家银行开办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很多宾馆、购物商场、尤其是游人的购物点都报出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并直接受理人民币。由于港币可以随时兑换成美元，实际上人民币也可以随时通过港币这个中介兑换成美元。据专家估算，目前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已达7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港币的流通货币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研究人员调查统计，人民币每年跨境的流量大约有1000亿元，在境外的存量大约是200亿元。我国人民币供给量(M2)约为20000亿元，这意味着境外人民币大约是人民币总量的1%，由此可见，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人民币国际化日益明显。
二、人民币地位变化原因分析
（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国家主席在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讲时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8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专家普遍认为，今后10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就为人民币成为被世界各国和地区可以放心使用的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为人民币树立了较高信誉，深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欢迎。
（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推进人民币地位变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国一直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治理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币值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成效显著。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则保持了汇价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为人民币奠定了牢固、可靠的信用基础。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人民币境外流通提供了广阔空间。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形成一个拥有18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到1.23万亿美元的经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民币的境外需求。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一些与中国贸易、投资往来频繁、数额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比如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贸易中，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结算货币之一。另外，国家正考虑允许周边国家用人民币购买我国政府债券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意味着我国不仅把人民币的使用从边境贸易推广到一般贸易和政府债券的交易，而且还可以改进境外居民只能用外汇才能对我国进行投资的政策。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终究要走向可兑换，还将走向国际化，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四）人民币在香港地区的广泛流通和使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在香港办理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银行卡业务的银行提供清算服务。内地居民可以使用内地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到香港用于消费支付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港元现钞，香港居民也可以使用香港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到内地用于消费支付和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人民币现钞等等。这些办法和政策对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作了尝试，也为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提供了有益经验。
（五）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使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积极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