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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李 白
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望庐山瀑布水 李 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五老峰 李 白
庐山东南五老峰， 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 吾将此地巢云松。
宿香山寺石楼 李 颀
夜宿翠微半， 高档闻暗泉。渔舟带远火， 山馨发孤烟。衣拂云松外， 门清河汉边。
峰峦依枕席， 世界接人天。蔼蔼花出雾， 辉辉星映川。深林暑莺满， 惆怅欲言还。
送东林廉上人还庐山 王昌龄
石溪流已乱， 苔径入渐微。日暮东林下， 山僧还独归。常为炉峰意， 况与远公违。
道性深寂寞， 世情多是非。会寻名山去， 岂复无清机。
远 公 龛 王 维
松路向精舍， 花龛归老僧。闲云揿锡杖， 落日低金绳。入夜翠微里， 千峰明一灯。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别草堂三绝句 白居易
正听山鸟向阳眠， 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起， 炉峰不拟住多年。
久眠褐被为居士， 忽挂绯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 庐山未来动移文。
三间茅舍向山开， 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 三年官满却归来。
庐 山 独 夜 元 稹
寒空五老雪， 斜月九江云。钟声知何处？ 苍苍树里闻。
峡 石 西 泉 韩 愈
居然鳞介不能容， 石眼环环水一钟。闻说旱时求得雨， 只疑蝌蚪是蛟龙。
江上送客游庐山 张 继
楚客自相送， 沾裳春水边。晚来风信好， 并发上江船。花映新林岸， 云开瀑布泉。
惬心应在此， 佳句向谁传。
寄白阁默公 贾 岛
已知归白阁， 山远晓晴看。石室人心静， 冰潭月影残。微云分片灭， 古木落薪乾。
夜后风飘磬， 西峰绝顶寒。
庐 山 瀑 布 徐凝
瀑布瀑布千丈直， 雷奔入海不息。今古长如白练飞， 一条界破青山色。
题庐岳刘处士草堂 杜荀鹤
仙径闲寻采药翁， 草堂留话一宵同。若看山下云深处， 直是人间路不通。
泉领藕花来洞口， 月将松影过溪东。求名心在闲难遂， 明月马蹄尘土中。
聪明泉 皮日休
一勺如琼液， 将愚拟圣贤。欲知心不变， 还似饮贪泉。
庐山寺 马 戴
白茅为屋宇编荆， 数处阶墀石叠成。东谷笑言西谷响， 下方云雨上方晴。
鼠惊樵客缘苍壁， 猿戏山灵撼紫柽。别有一条投涧水， 竹筒斜引入荣铛。
双剑峰 来鹄
倚天双剑古今闲， 三尽高于四面山。若使火云烧得动， 殆应农器满人间。
石门山泉 郑 谷
一脉清泠任所之，萦莎漱藓入空池。云边野客穷来处，石上寒猿见落时。
聚沫绕槎残雪在，迸流穿树堕花迟。烟春雨晚闲吟去，不复远寻星子陂。
白鹿洞 王贞白
读书不觉已春深， 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 周情孔思正追寻。
栗里 颜真卿
张良思报韩， 龚胜事新。狙击不肯就， 舍生悲缙绅。呜乎陶渊明， 奕叶为晋臣。
自以公相后， 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 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 头戴漉酒巾。
兴逐孤云外， 心随还鸟泯。
忆李十二白读书匡山 杜 甫
不见李生久， 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 头白好归来。
行经庐山东林寺 杜牧
离魂断续楚江耄，叶坠初红十月天。紫陌事多难暂息，青山长在好闲眼。
方趋上国期干禄，未得空堂学坐禅。他岁若教为范蠡，也应须入五湖烟。
晚泊浔阳望香炉峰 孟浩然
挂席几千里， 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 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 永怀尘外踪。
东林精舍近， 日暮空闻钟。
毛泽东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九六一年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石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七律·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是江州庶族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
【关键词】 陶渊明 江州文学 隐逸文学 庶族文学 僧人文学活动
传统的陶渊明研究，往往强调陶渊明的特殊性，认为陶渊明诗文是东晋刘宋之交文坛上的一个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 ① 虽然基本符合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但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认为陶渊明在东晋末年文坛的出现是一种孤立现象。为避免此误解，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讨陶渊明与江州文化、文学的关系，提出陶渊明与湛方生诗歌的相似性问题，认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 ② 。“湛方生田园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田园诗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十分孤立的现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团”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对陶渊明的影响，认为与长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场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饰之外的“野趣” ④ 。这些探讨都启人心扉，豁人耳目，为我们从传统的陶渊明观中走出来，进一步贴近、理解陶渊明开辟了先路。因此，进一步系统地探讨陶渊明作品的当代文化、文学氛围，将对理解陶渊明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察陶渊明作品存在的文学氛围后，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是东晋时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和僧人文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江州文学氛围酝酿出来的优秀代表。
在陶渊明的时代，隐士而兼文人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
钟嵘是第一位将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的著名批评家。在《诗品》中收评的隐士共五人: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这五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决不是随意而为的。这说明他已把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看待，而且认为陶诗体现了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艺术成就。钟嵘评郭泰机曰: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⑤
郭泰机生卒年未详。《文选》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 ⑥ 《诗品》所谓“寒女”就是指《文选》卷二十五所选其《答傅咸》一诗，诗中郭泰机以寒女自比，表达了在门阀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怀妙才、不被荐用的怨愤。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有相通之处。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为与陶渊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虽曾入仕，因丁父忧去官，加以体弱多病，屡征不就。今存诗五首，大略为愁屈之辞，怨思抑扬。许询是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到的东晋名士，寓居会稽，与孙绰并为一代文宗，“弥善恬淡之词” （《诗品》下） ，五言诗“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文学》），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人，博学多才，擅长写作，曾在豫章师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会稽，性高洁，孝武帝时，累征不起，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诗虽嫩弱，有清工之句” （《诗品》下） 。《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今诗已无存。就钟嵘讲到的四位隐士诗人郭泰机、王微、许询、戴逵来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有文学作品流传世间，但钟嵘唯独标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足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认为陶渊明为“宗”，也显示出“隐逸诗人”的众多。而实际上，当时的“隐逸诗人”也不仅仅以上几位。
晋宋时期的隐士，能诗会文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不在少数。先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孙楚诗，于其寝处留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乔著《刘杨优劣论》。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鲁胜作《墨辩》并序。
董养作《无化论》。
鲁褒作《钱神论》。
龚壮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著《迈德论》。
辛谧博学善属文。
索袭著天文地理十余篇。
杨轲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长于三礼，注《论语》。
韩绩少好文学。宋纤注《论语》。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祁嘉作《二九神经》。
再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所提到的:
戴颙著《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周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
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关康之曾为《毛诗义》。
与颜延之有书信交往的王昙生“好文义”宗彧之虽文义不逮宗炳，而真澹过之。
龚祈时或赋诗。
王素爱好文义，曾作《蚿赋》。
朱百年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
又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中“征士”、“处士”的作品集有:
后汉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宁集》三卷、魏征士《吕安集》二卷、晋征士《江惇集》三卷、晋征士《谢敷集》五卷、晋征士《范宣集》十卷、晋征士《皇甫谧集》二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征士《闵鸿集》三卷、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晋征士《周续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齐征士《刘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
这些征士、处士大多做过隐士。由此可见，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为隐士所擅长，尤其是晋宋时期，隐士涉足文学和学术活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传于世。钟嵘和《隋书》的作者所见到的隐士作品集决非上面列举到的少数人，肯定是列举重要的而已。他在《诗品序》中说“使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可见隐士写诗在当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否则，他将陶渊明看作隐逸诗人之宗就很难理解。隐士从事创作的风气对陶渊明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在陶渊明周围并同他有交往的隐士，除了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程之（刘遗民）外，根据陶渊明的诗文，还有“田父”（《饮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怀”）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张野（或张诠）、刘之、陶敬远等。《莲社十八高贤传》云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尤善属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张野集》十卷。刘之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据《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未见有关于刘之擅长文学的记载。查《隋书·经籍志四》也未见有刘之的作品集。因此，他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文学作品。由《晋书·刘之传》来看，刘之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尚质素，虚退寡欲”的高尚节操和关于他游览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启发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构思。
陶敬远是陶渊明的堂弟，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文一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陶敬远曾经“考槃（隐居）山阴” （《祭从弟敬远文》） ，他比陶渊明小十七岁，也爱好文学，所以陶渊明说他“好是文艺” （《祭从弟敬远文》）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父则同生，母则从母” （《祭从弟敬远文》） 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的知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二首之一） 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写自己固穷守节、隐居不仕的坚定志操，劲气勃发，凛然直烈。胸中之志，一吐为快，若不是针对朋友，诗意何以表达得如此显豁和真挚?可以说是阅读对象制约了本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庐山周围隐士的激发下创作的。陶渊明与隐士们有共同的志趣，他们“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兴趣，从陶渊明赠诗给陶敬远、刘遗民等人的行为来看，如果所赠对象不懂诗，恐怕“赠答”的创作冲动和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诗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难如此真挚自然。这一类与隐士明显相关的诗文有《乞食》、《祭从弟敬远文》、《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饮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教书》、《岁暮和张常侍》、《联句》等十五首之多，约占到陶渊明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陶渊明《饮酒》诗序说他作的诗有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故人”中当有能善诗文的隐士，因此陶渊明诗文的最初读者恐怕当有不少隐士。这类诗文的创作冲动、真挚的诗情、朴素自然的诗风都有隐士有形无形的影响。
实际上晋宋隐逸之风和庐山隐逸的文化氛围所给予陶渊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隐士为陶渊明诗文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的最初创作激发者和读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这一个”，他对隐逸风气的接纳不是盲目无条件的，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接受隐逸传统和时风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给、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以文籍自娱、交游有道、任真洒脱等。
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隐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官吏，个别是中上层官员。单就陶渊明诗文留存的信息来看，与陶渊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还是中下层官吏。他们是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谢瞻、王弘、庾登之等。
庞参军是对陶渊明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做过卫军将军参军，此卫将军，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为是景平元年（423）以卫军将军镇守浔阳的王弘。陶渊明作品中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为四言，一为五言，此两庞参军当为一人，应即为《宋书·陶渊明传》所云庞通之，庞通之即《晋书·陶渊明传》所云之庞遵，为陶渊明晋义熙末以前就认识的“故人”。由四言《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与庞参军的离别不止一次。由“栋宇惟邻”、“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时，忽成旧游”等语看，他们曾经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内容除了弹琴饮酒，诗歌往还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他们平日“乃陈好言，乃著新诗”，离别之际庞参军专门写诗向陶渊明告别，而“抱疾多年，不复为文”的陶渊明也“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慨然赋诗酬答。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等人生平皆难知详，他们极有可能做的是浔阳郡中的僚属。前人据《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推测后系此诗于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又据“星纪奄将中”的诗句推算将《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写穷愁之叹，激荡难平，与《杂诗》前八首类似，当是陶渊明晚年作品。殷晋安旧说以为是殷景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考证认为指《莲社高贤传》所云晋安太守殷隐，系此诗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据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及序所云，则殷晋安曾经在浔阳居住，他们虽然不是从小相识（“游好非少长”，少长，从小。旧注以为小时长久，非是），但一见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时临”。至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给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等人的赠诗都作于陶渊明去彭泽令归隐之后，这些中下层僚属都曾经居住浔阳，在地理位置上与陶渊明相近或者结邻，因爱好文学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赠诗，抒发怀抱。
陶渊明与谢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与诗歌创作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义熙末，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瞻时为豫章太守。”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休元（王弘字）要靖节预席饯行。”《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见有作品集著录，但当亦非俗人。
以往人们往往注意江州地区或庐山周围的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传统，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体。从以上所举陶渊明诗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许多官吏来看，他们也是江州文化特别是江州文学的创造者，但这些官吏除去谢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数人外，大多为下层僚属，地位并不显赫，出身当非世家大族。我们不妨暂时称其创造的文学为庶族文学。非常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留下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但仅通过陶渊明的酬和之作，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们非凡的文学修养。这些中下层僚属有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的仕宦体验，也有虽未归隐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观念。或者他们曾经归隐过也未可知。他们只是选择或者暂时选择了仕途而与陶渊明“语默自殊势” （《与殷晋安别》） ，但陶渊明还是基于曾经出仕的人生经历和“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人生态度与他们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诗文就隶属于这样一个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学圈。
上面所讲到的庶族文学圈内的中下层僚属文人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友情和诗歌创作灵感，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一种面貌。但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与陶渊明有交往，却大致与陶渊明同时代且同属于江州庶族文学圈内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皆不详，《晋书》和其它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四》著录云:“晋卫军咨议参军《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其《庐山神仙诗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关于庐山神仙的传说，太元（376—396）是晋孝武帝的年号。《艺文类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艺文类聚》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宝（《搜神记》）、王孚等晋代作家之后，江逌 、王凝之、成公绥、陶渊明、颜延之、郭璞、范晔等晋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当与陶渊明相仿佛。据其《上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过西道县（《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县）县令一类的下层官吏。在《上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议表彰“贞女”龙怜。而龙怜在《晋书·列女传》中有传，记载与湛方生文章所记事迹相合。“从《晋书·列女传》记载龙怜的事迹放在王凝之妻谢氏（谢道韫）和刘臻妻陈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无忌母刘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时代在晋安帝统治时代。” 11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12 太和（366—370）是晋废帝年号。揣测王孚“于今”云云的语气，这当是回忆近世发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斋诗》就列在《成安记》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时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应当在太和之后，因此他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相仿佛是无疑的。
湛方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与陶渊明相近。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文献略》云:‘《隋志》不详何许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庐山诗序》及《帆入南湖诗》，其为豫章人无疑也。’”豫章与浔阳相临，都在庐山和鄱阳湖周围。又值得注意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姓湛。《世说新语·贤媛》刘注引《晋阳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据《晋书·地理志下》，新淦属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庐山神仙诗序》“浔阳有庐山者”云云 13 ，记庐山神仙的传说，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浔阳。但不论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环境都与陶渊明相邻。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写鄱阳湖、庐山风景云: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还都帆诗》云: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年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写到湖，如“戢枻守穷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这些“湖”当是指“彭蠡湖”。陶渊明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山，如“寒云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山涤余霭” （《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之五） ，“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等。与湛方生清楚地写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是浑沦模糊的。倒是陶渊明写到的松树与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二十首之八） 袅袅松标雀（一作崖），婉娈柔童子。 （《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陶渊明将松树人格化，而湛方生则倾向于观景写实，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似，但湛、陶二人诗中的松树皆挺拔美好，质地贞洁。湛方生诗歌的玄言尾巴也与谢灵运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发，更加抒情化，这种情景理交融的特点倒类似陶诗。湛诗与陶诗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畅、挺拔自然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都没有谢灵运深芜和生硬的弊病，情意畅达拔俗，境界旷远清新。
湛方生今存诗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诗文中有几种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园情趣、思归情结和怀才不遇的感喟。这些情思与陶渊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写田园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诗是《后斋诗》，全诗如下: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
这首诗除了比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归隐的志趣、田庐的景象、田园的生活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写“方宅十余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去来兮辞》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写“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些生活内容和情趣与《后斋诗》如出一辙。湛方生还有一些诗文写及田园情趣。如《七欢》云:
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返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闲丝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赞》云: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七欢》共写及宫馆、春游、游猎、音乐、美酒、立功、丘园等人世七大欢乐，将归隐丘园之乐作为人生第七大欢乐，有压轴的意味，见出湛方生对丘园之欢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赞》以田园物象为审美对象，更是与陶渊明心有灵犀，不谋而合。陶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其中良苗的清新可爱，观赏者由衷的喜悦与《庭前植稻苗赞》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这类作品流传不多。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一系列这样欣赏田园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鼻祖的地位就应当让出一些给湛方生了。但就是通过这吉光片羽，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田园诗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归情结非常浓郁，他的《怀归谣》集中体现他的思归情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归去来兮辞》。湛方生的《怀归谣》虽然提到“辞衡门兮至欢”，但与陶渊明的行役诗侧重“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的归隐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侧重通过对“感羁旅兮苦心”的描画，抒发“怀桑梓兮增慕”的恋乡情结，其流寓他乡的漂泊之感胜过了出仕违志的感触。这种浓郁的“流客之归思”在其《游园咏》中也有表现。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与陶渊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残感，《羁鹤吟序》写到的那只被羁束的鹤实际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写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鹤文》形象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鹤的形象超群拔俗，却与鸡鹜同庭;志向非凡，却与鸟雀同待，显然是一个怀才不遇、遭受压抑者的写照。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是类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渊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影响深重，相信“长生久视” （《灵秀山铭》） 之说，甚至相信庐山和尚神仙的传说，认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远哉”，表示要“宾友松乔” （《庐山神仙诗并序》） 。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玄学思想，与陶渊明吸取诸家，独具个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处甚多。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运任化。湛方生《北叟赞》推崇庄子齐物思想，泯灭欣耻得失，认为“数极则旋，往复迭起”，应当顺任大化。湛方生“表贤崇善，激扬贞风” （《上贞女解》） 的儒家思想与陶渊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诗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倾向，都与陶渊明接近相通。这可以佐证陶渊明诗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学的遗留。湛方生与陶渊明同属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学圈，这对于理解陶渊明具有重要意义。湛方生有《诸人共讲老子诗》，内容赞叹老子“大哉五千言，特为道丧设”，是一首玄言诗。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其内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触与陶渊明“道丧向千载”的感叹惊人的相似，而在于诗歌的题目。从题目“诸人”来看，与湛方生一起谈论老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进一步推测，其他人也可能同时写作了关于老子的诗。也就是说与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庶族文人中虽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规律的活动，但至少是经常性的活动。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例证。陶渊明诗歌中除了同别人相酬赠的作品外，有两首是在集体交游活动中创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则游斜川是众人一起参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动，也是一次共同的诗文创作活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对一次郊游活动的记述。陶澍据《晋书·周访传》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参加交游的当是亲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渊明的这种活动农闲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 大约多如邻里小聚，“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同上） 。因此也就无一定之规。《晋书·陶渊明传》云:“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两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虽不能定为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但主要为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亲朋好友无疑，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隐士，也有一些下层官府僚属，与陶渊明交往接邻过的颜延之可为佐证。陶渊明的集体交游和创作活动是当时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僧人从事文学创作在东晋南北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钟嵘在《诗品》下品中收评僧人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三人的作品。又据《高僧传》云:
凡（支）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 （卷四《支遁传》） 15 （道）渊弟子慧琳……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 （卷七《道渊传》）
（昙谛）晚入吴虎丘寺……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卷七《昙谛传》） （释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为十卷。 （卷七《慧静传》）
可见，文学创作，在晋宋时已经为许多著名高僧所染指。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僧人群体，就经常从事一些文学性创作活动。《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序后录王齐之四言《念佛三昧诗》四首。慧远和刘遗民也曾经作同题诗。僧肇《答刘遗民书》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 （《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远和刘遗民的诗今已不存。但通过王齐之的存诗和慧远的序言可以测知，《念佛三昧诗集》中的诗是佛理诗，而且是“奉法诸贤”参加完“念佛三昧”活动之后的感悟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说其活动目的不在于创作。但他们使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念佛体悟，而且与文坛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集结成集，“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足见其文学性还是相当浓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赞赏，即他们的创作活动于当时就在作家中间产生一定影响。
慧远虽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但是在庐山游观也是常有的事。慧远“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同上） 。其诗歌在当时当也很有影响，今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最早见录于《庐山记》，逯钦立注引《诗纪》云:“一作《游庐山》。”《庐山记》又录张野《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一首。足见慧远不但游庐山，而且与众人吟咏庐山。张野也是同陶渊明交往的人，作为诗人，陶渊明对慧远的游览创作活动当不会全无所闻。
陶渊明的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庐山重要文学创作活动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庐山道人石门诗会，据此诗会的序言可知，参加这次游览聚会的有三十余人，规模接近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不可谓不盛大。序文是难得的山水游记，叙述、写景、说理、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清丽不凡，自然淡雅，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次诗会仅存的一首诗，玄言意味浓厚，但理趣悠远，非等闲之作。不论是序言还是诗作都表明这是一次标准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会。
陶渊明可能没有参加僧人集会。因为隆安四年，陶渊明三十六岁，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石门诗会对于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它同慧远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构成了庐山一种特殊的僧人文学氛围:那就是乐游山水、以道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学氛围，这与隐士文学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与江州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庐山僧人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从大的文学氛围来看，陶渊明诗文并不特别: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体现了当时庶族文学的最高成就;陶渊明诗文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倾向、其归依大化的终极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学氛围的浸润。
注 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晋文学史》第5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可礼撰《东晋文艺综合研究》第13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3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吕德申校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隋书》版本下同。
⑨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23页。
12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湛方生诗歌引文版本下同。
比较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方式。它关注事物之间相同点，又注重它们的差异性，通过分析综合得出对事物更为深入、甚至是新的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繁复，在对它进行认识、把握时，古人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例如苏轼的一段话：“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这是在比较中勾勒文学体貌的演变。而严羽所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2］168，则是在比较中强调作家独特的艺术风貌。前人的实践已经显示出比较在认识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现今的古代文学教学中主动地运用比较法也是应有之义。比较在古代文学教学的运用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组织课程设计，主张“打破现有教材按章节编排的限制，依据教学内容将创作倾向相近或有明显差异的作家作品进行排列类比”［3］，进而来组织整个课程的设计安排，这属于顶层设计，是在总体的层面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这是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种尝试，很有意义，但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二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运用比较法，例如通过比较获得对文学发展规律、线索以及作家作品艺术个性的认识［4］。
大多数的情况下，教师们在运用比较方法进行教学的时候，更注重通过比较来获得或者印证某种知识性的结论，强化或加深学生的认知，其目的在于“结果”，而比较的过程本身则是作为手段存在的。这种教学方式，是和以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主要目的的教学目标相配合的。近年来，随着一些高校中文系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化，特别是应用型办学方针的确立，使得学生的能力养成成为培养目标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中将能力养成放在核心位置，相对知识体系的系统传授，它更关注知识的运用。因此，在教学中运用比较的方法，重心就相应的要从知识的获取转移到过程本身，切实的显示出比较方法的效力，指示出比较方法的运用过程，使学生认识并掌握比较方法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要达成这个目的，首先要求我们进行“过程”的比较，而不仅仅是论点的比较。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分析介绍作品的艺术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一般来讲，对于这些经典作品的艺术特点，各种材料上的不同专家的观点大同小异。简单的介绍这些观点，对于学生来说仅仅是拓展了知识的广度。但是不同的专家在解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其选择的角度和阐释方式是不同的，所谓过程的比较，就是要把这些角度和阐释方式，也就是解读的过程，进行比较。在比较中，突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给学生以方法上的启发。
例如在讲解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的时候，就可以突出过程的比较。先把词引在下面：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5］52这首词最为有名的是“人比黄花瘦”一句。《苕溪渔隐丛话》称：“‘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难道”［6］58，可见在当时此词就已经为人所称道。但是，如果仅仅介绍这首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其艺术上的成就等等，只是知识的简单积累。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要注意进入过程，而不仅仅是介绍结果。可以首先向学生展示历代有关此词的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卷一：（批点末两句）凄语，怨而不怒。［6］58许昂霄《词综偶评》：结句亦从“人与绿杨俱瘦”脱出，但语意较工妙耳。［6］58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前编：此语（人比黄花廋）若非出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6］59结合这些评价，提示学生注意比较其立场的不同：杨慎以风格论，又有着强烈的诗教背景；许昂霄以出处论，点明此句的来源；王闿运则以身份论，点出女性作者在词的创作中的优势。通过这样的提示和比较，同学不但获得了对这句词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获得方法上的启示，了解了从那些角度来分析这些名篇名句。上引的这些评价，虽然角度不同，但鹄的所在，都是解释最后一句的好处，它们之间的比较，是正比较。为了加深同学们的理解，拓展他们的视野，在讲解此词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反比较，有意识的选择一些不同的观点，请同学们进行比较分析：茅映《词的》卷二：但知传诵结语，不知妙处全在“莫道不销魂”。［6］58
夏承焘：这句“人比黄花瘦”之所以能给人深刻的印象，除了它本身运用比喻，描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句子安排得妥当，也是其原因之一。她在这个结句的前面，先用一句“莫道不消魂”带动宕语气的句子作引，再加一句写动态的“帘卷西风”，这以后，才拿出“人比黄花瘦”警句来。人物到最后才出现。这警句不是孤立的，三句联成一气，前面两句环绕后面一句，起到绿叶红花的作用。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好像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形象性很强。［6］59余恕诚：结尾“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帘卷西风”，乍看可有可无，少此一笔似亦无损于诗意。实则不然。四字有“帘卷”、“西风”两个意象。“西风”以凄冷、萧瑟的一面加强了词的情调气氛，“帘卷”构成室内和室外的联系。没有“帘卷”，“人比黄花瘦”就变成单纯比喻。……词中前后两句写人，中间插以“帘卷西风”一句写景物，亦显得跌宕回肠，符合词人千回百转的感情节奏。［6］61这几则评价和前引评价不同，并不仅仅关注最后一句的妙处，更是从整个词的结构上、内容上来分析。特别是它们都强调前后句之间内容上的呼应，节奏语气上的配合，揭示出词独有的声情之美。把它们和前面的评价放在一起比较，可以让同学们认识到读词，不仅要会欣赏名句，更要从全篇着眼，除了内容的领会外，更有声情节奏的体味。
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通过“过程”的比较，展示鉴赏分析的过程，不但使同学们掌握知识，还让同学们参与到解读过程中来，提高其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能力，更要授人以渔，把比较的方法交给他们。因此在运用比较方法的时候，不能仅仅强调比较的结果，更要突出比较的“过程”，并带领学生一起进入这个过程。比较方法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完全相同或者不同的对象之间的比较缺乏意义，同中有异才有比较的价值。在比较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异”，也不能忽视“同”。处理好“同”与“异”这对范畴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方法运用中的核心问题。所谓突出比较的过程，也就是在使用比较方法的时候，把“同”和“异”解释清楚，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例如在介绍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时候，大家习惯将其和王维进行比较，所谓“王诗清而秀，孟诗清而旷”，在比较中凸现孟诗的特点。这样的比较，突出了结果，忽略了过程。我在讲授这一内容的时候，就注意通过具体的诗歌作为材料，突出比较过程。我选择了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香炉峰》和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来进行比较。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同学们寻找这两首诗歌的相同之处。可以看出，这两首诗，描写的对象相同都是庐山瀑布；使用的体裁相同，是五言律诗；两位作者的生活年代相同，都是在盛唐时期，而且张九龄和孟浩然还有过交往。两位同时代的诗人，使用同样的体裁，处理同样的描写对象，这些相同性的存在，是进行比较的前提。但是两位作者最后创作出来的作品的风貌却是不同的。#p#分页标题#e#
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杂树，洒落出云天。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7］30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7］32在提示了“同”的一面后，关键还在于提示同学进行“异”的把握。两诗从描写重点、手法、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情与景、疏朗与精丽、流动与谨严的差别。通过这样的比较，孟浩然诗歌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课堂讲解抓住“同”和“异”这对核心来设计，清楚的展示了比较的整个过程，使同学们加深对“比较”这一方法的认识，从而提升自己使用这一方法的自觉性。学生能力的养成，关键在于课堂教学。这就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法的使用上，都要进行相应的设计。在使用“比较”这一方法的时候，不能满足于结果、论点的简单对比，更要自觉进行“过程比较”，突出“比较过程”。这样才能让课堂教学变成一个开放的过程，提高学生参与程度，进而使他们获得方法的启示，最终促成能力的提升。
一进南浔，便看到了一条小河――当然，这样的小河、穿镇而过的小河，在江南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一条小河承载着这么多的历史、这样多的文化，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们徜徉在小河沿岸，悠悠河水缓缓流去，两岸人家都被河边的树染得碧绿，充盈着一股馨香的水气。正是上午九点多钟，小镇人家或买菜，或洗衣，或静静地坐在河边，享受着他们的先人所营造出的闲适。一位老伯向我们介绍，这里有三座古石桥，从南往北分别为：广惠桥、通津桥、洪济桥。我们所站的地方，离广惠桥最近，我们便向广惠桥去了。
古老的广惠桥看上去很优美，虽然它的石板已泛黑色，但是由于这里水清，又由于周边环境优雅，所以看上去是一种自然的美。过得桥去，桥头有两只石狮，把守在桥的两侧。石狮也很古老。仔细看来，狮身有刻字：“光绪戊戌年腊八日，南浔丝经业敬助，里人庄士先募立。”这是石狮创立的时间，而建桥的时间已不可考，只知于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重修，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重建。
广惠桥在古石桥里算得上“巍峨”，既宽且高。此桥又名张王庙桥，因为它东边的桥头正对着一座寺院――广惠宫，也叫张王庙。我们到时，庙门紧闭，不知里面供奉着什么神灵。广惠桥为单孔石拱桥，长18米，宽3．3米。这里似乎是南浔人特别钟爱的地方，虽然只是一座桥，但是向左向右看，处处都是景。桥边石狮旁有一座小亭，临水而建。这桥，这狮，这亭，这水，这树，组合在一起，比北方的许多公园还要夺目。
再往北走，看见了通津桥：这是一座绿色的桥。从下往上看，整个桥体都被绿色植物所覆盖，宛若牛个花环。如果加卜水里的倒影，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环。这是一座更古老的桥。它建于宋代，重建于清嘉庆年间。它坐落于南浔市河的中心：这座桥似乎比广惠桥还要高。站在桥上，满目水悠悠：有妇人在河边洗濯衣物，搅得河水泛起圈圈涟漪。树木低垂，为人们搭起遮阳的华盖。
河西有一座建筑，上面镌刻着几个大字――“南浔商会”：南浔以蚕桑业和手工缫丝业闻名天下。这里的丝早在明代便已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有史书记载：“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可见得当年南浔的丝业有多么发达：虽然未及查阅典籍，但估计这“南浔商会”成立的时间也不会很晚。这是一座西式建筑，但还是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南浔建镇已有700多年历史。从明万历到清中叶为经济繁荣期。清代南浔人，以动物形体大小来形容本地人家的财富，分别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黄金狗”。勿庸赘言，这几位当是当地大的财主子。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之富由此也可见一斑。也许正是因子这些财富，才有了南浔镇至今不败的繁荣底蕴。
枕河而居的民房，被称作“百间楼屋”。这也是南浔一景。传说是明代吏部侍郎董份为女眷家仆而建的居室，始建时约有百间楼房，故名“百间楼”。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蜿蜒曲折，随河湾而弯。这些楼屋大多是券形拱门，廊柱相连，上有屋顶，呈骑楼式，方便行人雨天行走，别有一番风趣。现在的水景房，无论在哪个城市，价格都十分昂贵，而南浔的“百间楼”全部是水景房。暂不论它是不是董份给下人盖的，现在就是“上人”也难住进这么讲究的房子。且看清人怎样描述“百间楼”：“百间楼上倚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每到斜阳村色晚，板桥东泊卖花船。”这首诗简直就是一幅淡雅的仕女图：夕阳西下之时，太阳听任余晖把水面镀成橙红色，把卖花的小船勾勒出分明的轮廓线，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花香和饭香，一股炊烟掠着水面悄然飘去。一位美女倚窗而坐，手执团扇，看着河里的小船出神――有声有色有味道。难怪这里出诗人，如徐迟般。
南浔最值得一提的景观莫过于小莲庄了。走进小莲庄，一股清新的空气幽然扑面。这里全部为绿色所环绕，一池碧莲在水塘里随风摇曳，亮光点点。池塘周围全部是古树，虽不参天，却情趣怡然。园子里亭台楼榭，组织得极精细。真正让人进入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境界。如果坐在亭里的美人靠上，看着一池碧水，简直如神仙一般。
小莲庄为当地富豪刘墉及后人所建，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建造，历时40年才完工，是镇上保存最好、最完整的私家园林。刘氏也是南浔富豪“四象”之首。刘墉的儿子刘锦藻在《小莲庄记暗》里写道：“同治十三年，先光禄府君购得之。锦藻读书余暇，时偕伯兄虞衡君散步其间，荒池丛薄，足音跫然，耽其幽寂，辄思结庐，以资习静。”可见，当年刘墉是为了寻找一块安静之地，而选择了这里，从朱氏手中购得。刘墉购得此地后，并未“开发”，是他的儿子刘锦藻“开发”出来的。小莲庄建于1897年，是庄主刘锦藻与诗友吟诗作赋之处。屋外是一池莲花与荷叶，摇曳生姿，荷香沁人心脾：里面的人则手捧香茗一杯，击节而歌之，悠然自得，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让人堪生艳羡之情。
小莲庄之淡雅，已经让人流连忘返，更有刘氏宗族家庙的两大石牌坊引入注目。以前我所看到的石牌坊大都建在大道上，比如安徽，比如贵州。那些牌坊连在一起很有气势。而南浔的牌坊则不同，刘氏宗族家庙的牌坊建在自家的院落里面：由于周围环境不像大道上那么宽绰，所以两个牌坊更显得高大。两座石牌坊都用青石建造，一个上面刻着“乐善好施”，一个上面刻着“钦旌节孝”。这是清皇帝对于刘氏家族之人的赞赏。其中“乐善好施”是皇帝赐给刘墉的大儿子刘安澜的，他生前捐资赈灾，由此得到嘉奖；另一个是赐给刘安澜之妻邱氏的，表彰她恪守妇道，守节不嫁。我们在这里不必为封建意识所感慨，因为是那个时代的遗物，那个时代提倡的就是“忠孝节义”，因此那时的人们也以此为荣。不过到了今天，“乐善好施”也仍然是人们所尊重的。
出得小莲庄，只见鹧鸪溪上船只并列，有妇人撑篙载送游人。这一般热闹景象，当是当年刘锦藻所始料不及的。
南浔冉有一处十分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嘉业藏书楼。先不要说南浔这个地方把有财富的人都编成象、牛、狗，似乎充满了铜臭，其实南浔还有它更为可贵的一面，那就是它的书卷气。自明代以来，这里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美誉。自南宋建镇以来，南浔出过41个进士，56人进京为官。至今南浔籍的两院院士仍有8人之多。如果没有繁盛的渎书之风，就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学业有成之士。小莲庄里的吟诗作赋已然文雅，嘉、业藏书楼就更让人对此地的文化刮目相看。
有意思的是，我们去藏书楼那天，正有电视剧组在那里拍摄，“嘉业藏书楼”几个字被“芙蓉镇中学”几个字替代。如果不是看人们当时在挂“芙蓉镇中学”的牌子，还会乱于思维：怎么不是藏书楼，而变成中学了呢?
走进藏书楼的院落，又是一处让人赏心悦目的园林。藏书楼的正前方也有一潭荷花池，有山石，有大树，收拾得十分精致：想一想，也是的，藏书楼原本就是一处十分雅致的所在，有这样一个花园般的环境，
能让读书人顿时感到心灵的净化。
藏书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开窗有西方建筑风格，而楼体亡部又有飞檐。走将进去，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有西式房间28间。这里真是“静、敬、净”。所有藏书的房间朝内院的窗户上下分三层，每层窗户都用木头镂出“嘉业堂藏书楼”几个大字，巧妙地成为窗酃，有效地阻挡外人看到里面的光景。楼里有介绍藏书楼主人生平的图片。此藏书楼为刘承干所建。刘承干也是刘墉的后人，他是刘墉的孙子、刘锦藻的儿子，生于1881年，卒于1963年。刘承干可谓一位奇人。刘承干在上海客居多年，从辛亥年开始至1920年左右，他在上海滩收藏书籍已逾万卷。20世纪，中国大地战争频仍，世道纷乱，而刘承干作为一介书生，在乱世中收书、藏书。他于1924年从上海回到南浔家乡建成此楼。他在《嘉业藏书楼记》中写道：“仲郢读书，名教中自有乐地。”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解读出他目睹社会纷乱，目睹官场黑暗，有些逃避的念头，想找一块净土与静土，安然地读自己的书，寻找自己的快乐。虽然他也算得个“准”现代人了，但是他却愿意追踪晋代陶渊明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田园生活意识。他希望把自己所收藏的书转回到家乡，藏之于僻壤，让他视为珍宝的书籍在乱世中得以存身。刘承干在抗战期间，一方面利用州国“皇帝”溥仪题字的匾额当书楼的护身符，一方面又将大批珍本书籍让予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主动捐出财产和图书，既保全了藏书楼，也使自己得以安享晚年。所以，嘉业藏书楼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藏书楼之一――无论是建筑，还是设施，还是图书。虽然在全国的众多藏书楼中，它是建得较晚的，但是现在这座藏书楼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浔还有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故居、号称“江南第一古民居”江南儒商张石铭故居等景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再去。
2、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薛道衡《人日思归》
3、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皇甫冉《春思》
4、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苏轼《守岁》
5、金瓯何事告凋残，此责当涂敢自宽。遥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满地疮痍不忍看，三边耕织有余欢。勤劳无逸能兴国，士马腾欢敌胆寒。——钱来苏《新年有感》
6、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7、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元日》
8、当空蛇舞龙退隐，春意萌动逐苏醒。梅领群芳初破冬，风送凛冽暖渐稳。柏烟袅袅近除夕，市井喧喧忙护警。邻舍久盼得乔迁，满坐亲朋一干请。——俯睇《又新年》
9、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牵衣慰屏居。——钱谦益《丁卯元日》
10、立春除夕，并为一日，此事今年创见。——郭应祥《鹊桥仙（丙寅除夕立春，骨。》
11、问暮鸦：何处阿戎家？——张雨《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
12、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悉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唐·张说《钦州守岁》
13、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酴酥沈冻酒。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醉乡深处少相知，祗与东君偏故旧。——毛滂《玉楼春·己卯岁元日》
14、生盆火烈轰鸣竹，守岁筳开听颂椒。——戴复古《除夜》
15、细草穿纱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宋·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
16、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孟浩然《田家元日》
17、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文征明《拜年》
18、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黄景仁《凤城新年词》
19、元良传万世，旦彩耀神州。快意空间聚，乐心吟赋悠。——漫岗秋叶《元旦快乐》
20、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
21、感时思弟妹，不寐百忧生。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病容非旧日，归思逼新正。早晚重欢会，羁离各长成。——唐·白居易《除夜寄弟妹》
22、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唐·史青《应诏赋得除夜》
23、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迫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卖。——宋·范成大《卖痴呆词》
24、家寄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洺州。——唐·白居易《除夜宿洺州》
25、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
26、万炮齐鸣震九天，金龙彩凤舞翩然。神州共庆无眠夜，举盏吟诗踢踏旋！——巴松灵风《贺新年》
27、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唐·白居易《除夜》
28、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唐·白居易《客中守岁在柳家庄》
29、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刘长卿《新年作》
30、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宋·文天祥《》
31、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苏轼《守岁》
32、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冬氛恋虬箭，春*候鸡鸣。兴尽闻壶覆，宵阑见斗横。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唐·杜审言《除夜有怀》
33、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白居易《除夜》
34、鞭炮声声迎新年，妙联横生贴门前。笑声处处传入耳，美味佳肴上餐桌。谈天论地成一片，灯光通明照残夜。稚童新衣相夸耀，旧去新来气象清。——道平常《庆新年》
35、绕梁年稔白芦葭，爆竹声中兑酒茶。新拭门窗明更暖，香融几案气犹华。醍醐夫子争饕餮，稼穑苍生搁耜耙。儿女归来添盛馔，潇潇雾笼富农家。——闫旭辉《新年贺岁》
36、莫嫌寒漏尽，春*应来早。风开玉砌梅，熏歇金炉草。稚齿喜成人，白头嗟更老。年华日夜催，清镜宁长好。——宋·梅尧臣《除夕》
37、官历行将尽，村醪强自倾。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岁月已如此，寇戎犹未平。儿童不谙事，歌吹待天明。——罗隐《岁除夜》
38、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视延安景物华。——董必武《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
39、已将春事叠成山，闲指吟鞭过雁关。手摘轻愁寻旧梦，心铺素纸绘新颜。樽前菊蕊堪调酒，雪里梅枝总耐寒。预向风君签锦约，明朝花翠碧栏杆。——云舒云翔《新年寄怀》
40、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唐·高适《除夜作》
41、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苏轼《守岁》
42、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七十期渐近，万缘心已忘。不唯少欢乐，兼亦无悲伤。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夫妻老相对，各坐一绳床。——唐·白居易《三年除夜》
43、冬去春来又尽年，风花雪月谈笑间。夕阳洒绘云霞美，寒风劲秀雪漫天。花开花落情未老，年复一年志亦坚。我欲立志与天衡，豪情冲破不周山。——仇志璞《新年自勉》
44、午夜忽闻爆竹响，三声过后静如初。心宽燃者迎新举，意会惊人旧岁除。——老鹰满天飞《新年夜》
45、大雪南飞雁，一字冲天，龙年好景福禄传。万水千山难相见，祝愿无边！秦宋过千年，汉武执鞭，神州处处留遗篇。辞岁迎新更万象，春满人间。——《浪淘沙·贺新年》
46、漫步空间又一年，唱吟赋和友情绵。迎新辞旧抒胸臆，共谱诗坛锦绣篇。——漫岗秋叶《新年寄语》
47、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孔尚任《甲午元旦》
48、一年滴尽莲花漏。——毛滂《玉楼春·己卯岁元日》
49、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董必武《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
50、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董必武《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
51、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伤心小儿女，撩乱火堆边。——唐·元稹《除夜》
52、人生轮回几开端，当惜岁首元月天。雪泥若想留鸿爪，年年日记始新篇！——踏雪飞鸿《题新年扉页诗》
53、瓦瓯篷底送年华。——张雨《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
54、龙飞凤舞万象新，腾达天地处处春；盛宴中国进步快，世业长青家家乐！——酒巷深亦深《春节乐》
55、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范成大《卖痴呆词》
56、衰残归未遂，寂寞此宵情。旧国当千里，新年隔数更。寒犹尽北峭，风渐向东生。谁见长安陌，晨钟度火城。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逡巡。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唐·姚合《除夜》
57、调露初迎绮春节，承云遽践苍霄驭。——佚名《郊庙歌辞。五郊乐章。舒和》
58、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作》
59、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宋·苏轼《守岁》
60、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
61、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唐·白居易《除夜》
62、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平生复能几，一别十余春。——唐·孟浩然《除夜乐城逢张少府》
63、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
64、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高适《除夜》
65、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高适《除夜》
66、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临春。——白居易《除夜》
67、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奴仆亲。那堪正漂泊，来日岁华新。——唐·孟浩然《除夜》
68、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腐，一年功事是文词。——明·文徵明《除夕》
69、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戴复古《除夜》
70、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唐·王湾《次北固山下》
71、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
72、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73、天上风云庆会时——陈献章《元旦试笔（选一）》
74、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唐·来鹄《除夜》
75、蜡鹅花下烛如银。——李慈铭《临江仙·癸未除夕作》
76、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传。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
77、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文天祥《除夜》
78、我来属芳节，解榻时相悦。——李白《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
79、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徲，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叶颙《已酉新正》
80、薄晚支颐坐，中宵枕臂眠。一从身去国，再见日周天。老度江南岁，春抛渭北田。浔阳来早晚，明日是三年。——唐·白居易《除夜》
81、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唐·孟浩然《除夜有怀》
82、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叶燮《迎春》
83、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宋·陆游《除夜雪》
84、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其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唐·李世民《守岁》
85、玉兔将临门，祝福处处存。爆竹天天笑，喜事朝朝闻。——卢利斯《新年好》
86、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陆游《除夜雪》
87、消息东郊木帝回，宫中行乐有新梅。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遥望露盘疑是月，远闻鼍鼓欲惊雷。昭阳第一倾城客，不踏金莲不肯来。——唐·李商隐《隋宫守岁》
88、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苏轼《守岁》
89、1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孟浩然《田家元日》
90、鬓毛不觉白毵毵，一事无成百不堪。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寻常忆，世路风波子细谙。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唐·白居易《除夜寄微之》
91、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叶颙《已酉新正》
92、新年到，老幼尽开颜。倒数声声天地响，腾星点点世人欢。守夜不思眠。——春堤晓星《忆江南·新年》
93、八神奉命调金鼎，一气回春满降囊。——瞿佑《屠苏酒》
94、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来鹄《除夜》
95、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文征明《拜年》
96、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刘长卿《新年作》
一、孟浩然诗词的结构艺术
语言结构的不同是一个作家独特语言风格的重要表现，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也有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孟浩然的诗句中经常使用多个动词构成句子，有时在一句五言诗中会同时使用三个动词。如在他的《早发渔浦潭》中，“饮水畏惊猿”就使用了“饮”“畏”“惊”三个动词，还将“饮水”前置，使用了倒装句的方式。动词在诗句中高密度地使用，充分而又准确地表现出了吟诵对象的灵动和幻化，可以更加细腻而生动地塑造事物形象。使用倒装句也是孟浩然诗歌的一个特点。他的倒装句丰富多样、变化多端。他常常把句中的某些名词前置，而改变成别的假性句式。例如，他在《姚开府山池》的“馆是招贤辟”中将“馆”和“楼因教舞开”中的“楼”字前置，形成了假性句式，让诗句变得更有力量，更具变化性。而将宾语前置，用定语作为宾语的句式更是孟浩然诗句的一大特点。他在《自洛之越》中将“山水寻吴越”中的“山水”提到句首，而将原来的定语“吴越”用作宾语，形成了一个主谓宾完整的假性句式。他有时候会将一句话的某一部分前置，单独成句，然后与剩下的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如《送吴宣从事》中将用作宾语的“平生一匕首”前置，然后与剩下的部分“感激赠夫君”形成一个完整的诗句。而《醉后赠马四》中的“四海重然诺”本来是定语，现在被放在句首，而将主语留下，又省略了系动词和标语，形成了一个主谓宾完整的假性句式:“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意思是我听说白眉也就是马良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这种句式在诗中也很少见到。当然，这是我们按照现代语言的语法方式来进行分析的，孟浩然在当初作诗之时未必是如此构思，我们只是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更简洁明了。然而，把要强调的部分前置，将其放在突出位置，用倒装句的方式来加强语气，也使诗句更有力量，变化更多。这种句式在孟浩然的诗作中运用得非常广泛、精妙绝伦。
二、孟浩然诗词的创作艺术
语言是思想的传递者，是用来表现内心世界的，孟浩然的诗句中运用到很多的语言技巧，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内心，也体现了语言的魅力。运用比兴手法增强语言气势、增加语言的感染力，也是孟浩然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在《秋登兰山寄张五》中开头就以“北山白云”起兴，进而引发对隐者的描绘。暗用陶弘景“岭上有白云”的意境，又写到隐者的“只可自怡悦”，格调新颖，意境优美，是首难得的佳作。在《赠萧少府》中这样写少府的清明廉洁:“欲知清与洁”，然后用明月比兴:“明月在澄湾”，贴切新颖，歌颂之情流露其中。运用暗用比兴的叙述方式，将正义与比兴巧妙融合，堪称绝妙。他的《临洞庭上张丞相》中，前四句描绘了洞庭湖的美丽景色，用洞庭湖的浩瀚与汹涌表达了诗人的广阔胸襟和博大情怀，比兴之妙不言而喻。后面则使用两个比喻句:“欲济无舟楫”和“徒有羡鱼情”，用无船渡河和无钩钓鱼表达了仕途坎坷，为官无门，空怀一身抱负却不能施展，无法报效国家的惆怅与苦闷，也含有希望得到张说的举荐，能入仕为官的意思。比兴，让诗句显得婉约含蓄而寓意深远，是一种巧妙的诗歌语言艺术。孟浩然在诗歌创作中还经常用夸张和想象，寓实于虚，使诗句更加真实，具有感染力。夸张和想象是诗歌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表达方式。夸张和想象一般都是言过其实、虚幻缥缈的，但是孟浩然却将它们化虚为实。“云梦掌中小”是孟浩然在《登望楚山最高顶》中的名句，意思是站在望楚山的顶上，看到云梦泽只有手掌般大小，是为了衬托出望楚山之高。其实唐代时期云梦泽早已经不复存在，那孟浩然又是怎么看到它像手掌般大小的呢?这就是一种化虚为实的手法，用以衬托所描写的对象，加强语气。“鲲飞今始见”是他《晓入南山》中的句子，意思是在南山上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鲲飞。而实际上，鲲只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现实中根本没有，这其实是孟浩然运用化虚为实的方法把它描绘成亲眼所见，来加强诗句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三、孟浩然诗词的思想艺术
思想和情感是语言的灵魂。孟浩然在诗作中千锤百炼出语言的新意，那个语言也就容易炼出新意。孟浩然的很多诗句看似语言平淡，但是往往又具有新意，处处透露出新思想的光芒，精练而明了。有时他用平淡而自然的语言，写别人所未写，述他人所未述，优雅而美妙。有时他还将新奇和自然的语言结合起来，拙中见巧，形成了他语言艺术的又一特色。拙，就是在别人认为要着重描绘的地方，他偏偏一笔不提，别人认为不该描写的地方，他又妙笔重描。这种语言在别人看来貌似笨拙，但是他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达内心的思想，似拙而实巧，他的名作《晚泊浔阳望庐山》就是这样一个特例，一般人写这个题目，都是描写所见为主，所感次之，而孟浩然则完全相反，全文笔力着重描写所感，描写自己千里劳顿，闻钟声而不得，表达自己四处奔波却不得志，殚精竭虑却无所获的苦闷心情，构思新颖，语言奇特。孟浩然善于运用长短句的配合和虚实词的搭配和变化，使诗句随着思想和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而时急时缓，时而激烈时而平和，在他的佳作《万山潭》中“垂钓坐盘石”用两个谓语和宾语组成诗句，“水清心益闲”又是主谓句的形式，用形容词作谓语。这两句是写万山潭的清新幽静和闲适怡悦的心情。而“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又是用主谓语加补语构成诗句，描绘了万山潭的景物特点。“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则是用倒装句的方式描写了神女的爱情传说。“求之不可得”，这句又是散文句，表达出诗人欲求神女而未得的失落心情。“沿月棹歌还”则是用两个动宾句作为状语，起到对谓语的修饰作用，描写划着小船唱着歌缓缓归去，诗的意境豁然开朗，由万山潭过渡到汉江，更显得意境深远。语言不拘格调，完全是随着意境在变化。就像是奔流的长江，蜿蜒曲折，变化无穷，却又滔滔不绝，一脉相通。诗文并不长，但是作者却将内容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波澜壮阔，显示出孟浩然扎实的语言功底和非凡的文学才能。自然的语言是语言意识的最高境界，孟浩然就做到了这点。他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对语言进行精练，从而形成了准确生动、简洁明快而又清新自然的语言。这种语言艺术的自然并不是原始的自然，也不是口语的自然，而是经过千锤百炼创造的自然，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境界，达到了语言与思想的和谐统一。人们在读孟浩然的诗句时，完全陶醉在精神的世界里，而忘却了语言的存在，只觉得被作者的思想所感染，而忘记了对语言的思考，最终让人得意忘言。
作者：任雅聪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一、看清诗歌标题。感知作品内容
古人云：“题者，额也；目者，眼也。”吴齐贤《论杜》曰：“唐人作诗，于题目不轻下一字。”诗歌的题目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诸多信息，认真研读诗题，能从中得到许多提示。因为诗歌的题目往往点明了诗的内容，定下了诗的感情基调。因此鉴赏诗歌时要注意将诗句的内容与诗歌题目结合起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领悟诗歌的艺术魅力，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一）借助诗歌的题目，推断诗歌的主题思想
古诗的写作往往有些传统的写法，同一类型的诗歌往往有几类大体相似的主题。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诗歌的标题推断诗歌的主题。如望月就可能是思乡怀远，寄某某就可能是表达对某某的怀念之情，登高就可能是思亲，伤春悲秋，见流水则思年华易逝，梧桐细雨则凄楚悲凉等等。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问题。（2012年新课标卷）
患远人
晏几道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
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问题】这首词表达了什么样的感情？
【解题指津】本诗的标题为“思远人”，考生只要联系题目“思远人”，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思念怀人之作，据此就能大概得出“表达了对远方行人的深切思念”这样的答案来。
【参考答案】这首词表达了对远方行人的深切思念。
【同步演练】
1.阅读下面的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钟陵禁烟寄从弟
李中
落絮飞花日又西，踏青无侣草萋萋。
交亲书断竞不到，忍听黄昏杜宇啼。
【注】①禁烟：指寒食节，这一天，家家禁止烟火，进行祭祖、踏青等活动。
【问题】试分析诗歌结句是怎样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
（二）借助诗歌的题目，在事件或背景中体味思想感情
如果题目点明了所写的事件或背景，考生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与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相关的信息。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回答问题。（2012年山东卷）
吴松道中二首（其二）
晁补之
晓路雨萧萧，江乡叶正飘。
天寒雁声急，岁晚客程遥。
鸟避征帆却，鱼惊荡桨跳。
孤舟宿何许？霜月系枫桥。
【注】吴松：即吴淞，江名。
【问题】请结合全诗分析“孤舟”这一意象的作用。
【解题指津】这首诗是诗人行船在吴淞江上时所写，他从吴淞道上一路行来，身与境遇，便随兴而发，随感而咏，或写景或怀古，从这个诗题就能大概感知作者漂泊在外，只身他乡，这对考生回答“孤舟”这一意象的作用一题大有帮助。
【参考答案】孤舟联结着雁、鸟、鱼、霜月、枫桥等意象，把航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贯穿在一起，是全诗的线索；作者融情于景，表达了漂泊、思乡、孤寂之感。
【同步演练】
2.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旅宿
杜牧
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
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
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
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
【问题】联系全诗的情感，简析尾联的寓意。
（三）借助诗歌的题目，可以初步判断诗歌的类型
诗歌的题目是诗歌的眼睛，诗人拟题往往绞尽脑汁。诗歌的题目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只要细加分析，就能基本分清诗歌的类型，大体上明白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一些以事物命题的诗很可能就是咏物诗，如虞世南的《咏风》、贺知章的《咏柳》、于谦的《石灰吟》等，而咏物诗的基本表现手法为托物言志。如柳中庸的《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和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从标题可以推断为边塞诗，而边塞诗的表现手法多为写景叙述抒情相结合。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回答问题。（2011年山东卷）
咏山泉
储光羲
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
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
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
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问题】这首诗中的“山泉”具有什么品格？诗人借咏山泉表现了怎样的情怀？
【解题指津】一看标题便可以推断这首诗为咏物诗，而咏物诗的基本表现手法为托物言志。而《咏山泉》正是这样一首有所寄托的咏物诗――作品采用拟人手法，寓情于景，写山泉的“不知名”，说山泉的“无人问”；写山泉的“恬淡”，说山泉的“长自清”。这一切都在暗示人们：山泉即诗人自己，山泉的特点即诗人要追求的个性――崇尚恬淡自然、飘逸脱俗的高洁境界。
【参考答案】这首诗在表现山泉得天地之声色，具满涧平池之能的同时，又表现了山泉恬淡自然、清高自守的品格。诗人借咏山泉表现了淡泊清高、任性自然的情怀。
【同步演练】
3.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送魏二
王昌龄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问题】一、二两句诗中“醉别”、“江风引雨”表达了惜别深情，请作简要说明。
二、关注作者生平。学会知人论世
阅读古代诗歌一定要结合作者生活的时代知人论世与知人论诗。诗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人生活的时代必定会给诗作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南宋的爱国思想，明末清初的抗清复明等）。要准确理解诗词，把握作品情感，体验语言风格，就不能脱离作者孤立地臆断。作者的生平、风格、思想、政治抱负、主要经历等等，无不影响着作者的情绪。所以，在鉴赏作品时，首先要了解作者生平、作品风格、思想抱负等；其次，要明确一个诗人其作品风格往往是多样化的，李白也会有反映现实的文字，杜甫也可以浪漫，“豪放之祖”苏轼也会写出婉约动人的作品，“婉约之宗”李清照也可以写出豪迈慷慨的作品。比如苏轼就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怀念去世多年的爱妻，写得凄楚动人、催人泪下；李清照有《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气势雄浑、慷慨激昂。因此，同学们只有知人论世，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才能体会诗中的思想感情，领略到诗歌的奥秘，真正读懂作品。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2010年四川卷）
减字木兰花
向子
斜红叠翠，何许花神来献瑞。粲粲裳衣，割得天孙锦一机。
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着意遮围，莫放春光造次归。
【注】向子yin（1085～1152），字伯恭，号芗林居士，临江（今江西清江县）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以荫补官。徽宗宣和间，累官京畿转运副使兼发运副使。高宗建炎处任迁江淮发运使。素与李纲善，李纲罢相，子也落职。起知潭州。次年金兵围潭州，子率军民坚守八日。绍兴中，累官户部侍郎，知平江府，因反对秦桧议和，落职居临江，其诗以南渡为界，前期风格绮丽，南渡后多伤时忧国之作。有《酒边词》两卷。
【问题】本词隐含了怎样的伤感之情？
【解题指津】命题者在诗后提供了一个作者生平遭遇和创作背景的详尽注释，这对考生回答“本词隐含了怎样的伤感之情”这个问题大有帮助。
【参考答案】既是对“风与日”摧残百花的伤感，又有对社会“风与日”摧残香花所喻的君子的伤感。
【同步演练】
4.阅读下面这首宋诗，然后回答问题。
梦中作
欧阳修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②，酒阑③无奈客思家。
【注】①本诗约作于皇裙元年（1049），当时作者因支持范仲淹新政而被贬谪到颍州。②传说晋时有一人进山砍柴，见两童子在下棋，于是置斧旁观，等一盘棋结束，斧已烂掉，回家后发现早已换了人间。③酒阑：酒尽。
【问题】这首诗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心情？
三、推敲关键词句，领略创作匠心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词的语言讲究准确、传神、言简意丰。古人写诗特别讲究“炼字”，每一个字词的使用都费尽心血，“推敲”的美谈正基于此。“炼字”的目的就在于选用最恰当的字词，贴切生动地表现人或事物。一句诗或一首诗中最传神的一个字、一个词，一般是动词、形容词，也有数词、量词等。如“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等等，使诗歌生动形象，境界全出。
诗歌语言讲究以少胜多，尤其注重炼字炼句，讲究诗眼，力求一字传神，一句传神。这些含有诗眼的句子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增强了诗词的表现力、感染力，最能体现作品的内蕴及表达技巧。只有准确把握这些关键词句，深入剖析，才能找到切入全诗的关键点，进而深入地把握全诗内涵。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诗，完成后面的问题。（2012年安徽卷）
最爱东山晴后雪
（宋）杨万里
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夕照间。
只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
【注】本诗为《雪后晚睛，四山皆青，惟东山全白，赋（最爱东山晴后雪）二绝句》中的一首。
【问题】请赏析“软红光里涌银山”中“软”、“涌”二字的妙处。
【解题指津】本题考查鉴赏诗歌的语言炼字，以及鉴赏诗歌的表现手法――修辞作用。解答这两字，要立足于诗歌，从修辞角度以及表达效果上回答。“软红光里涌银山”一句是全诗最妙的景语，在春日的傍晚，夕阳微弱柔软的红光普照在东山之上，皑皑白雪闪耀着点点光芒，仿佛是座座银山在向我涌来。其中“软”字写出白雪映照下的夕阳红光，是那么的柔和细微，赋予夕阳光芒以形象的触觉，写出了夕阳的无限美好。“涌”字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法，形象地把白雪覆盖的群山在夕阳之下闪耀光芒。在视觉上产生向自已涌动而来的动态感描绘出来，有化静为动的奇功。
【参考答案】“软”字以触觉写视觉，生动地写出了夕阳余晖可感可触、柔和温暖的独特美感；“涌”字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法，形象地描绘出在夕阳红光映照之下，白雪覆盖的东山如银涛涌出的奇丽景象。
【同步演练】
5.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子规
（元）曹伯启
蜀魄曾为古帝王，千声万血送年芳。
贪夫倦听空低首，远客初闻已断肠。
锦水春残花似雨，楚天梦觉月如霜。
催归催得谁归去，唯有东郊农事忙。
【注】子规：即杜鹃，又名蜀魄、蜀魂、催归。相传为古蜀王杜宇所化。
【问题】本诗第二联中的“空”字极富韵味。请结合诗句简要赏析。
四、捕捉诗词意象，体察诗人情感
意象是诗歌艺术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基本单位。“意象”即意中之象，是融入了诗人情思的形象。“意”即主观情感，“象”即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意思是诗人的情意要融注在形象中。鉴赏具体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方面融合的程度。关于意象和诗的关系，诗人郑敏有过十分精当的比喻，她说：“诗如果是用预制板建成的建筑物，意象就是一块块的预制板。”她又说：“意象像一个集成线路的组件……它对诗的作用好像一个集成线路的组件对电子仪器的作用。”（郑敏《英美诗歌研究》）可以说意象是诗歌艺术构思的形象元件，诗歌的意义就是由若干意象的内蕴所组成的。因此在鉴赏古典诗词时，只有抓住作品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领会作品的含义和诗人的情感。
古典诗词中，意象数量繁多，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春光秋露、鸟啼蝉鸣、柳絮榆荚、清霜白露、冷雨寒窗、银烛青灯、晨钟暮鼓、古寺幽径、橙黄桔绿、小荷残菊、鹧鸪杜鹃，包罗万象。意象不仅数量多，而且形象最生动、意蕴最丰富、使用最灵活、表现力最强。
古诗词中的许多意象都有特定的含义，诗人常常通过选取特定的意象来表达内心独特的情感。我们鉴赏时就要留心诗词中出现的意象，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揣摩意象的含义，从而理解作品的内容。同学们在复习中有意识地了解并掌握大量的古代诗歌意象，无疑对诗歌文句意思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识上讲，意象就是诗歌看得见的灵魂，抓住一首诗的意象就等于获得了解读该诗的一把金钥匙。
古诗词中的意象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例如：“梅花”是高洁品格的象征；“鸿雁”是传书的信使；“红豆”是男女爱情的信物；“月亮”是思乡的代名词。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2010年江西卷）
送人归京师
陈与义
门外子规啼未休，山村落日梦悠悠。
故园便是无兵马，犹有归时一段愁。
【注】京师：指北宋都城汴梁。陈与义：南宋初年爱国诗人，河南洛阳人。
【问题】指出诗中“子规”意象的含义。
【解题指津】本题重点考查鉴赏诗歌语言的能力，在这里命题者考查学生对“子规”这一意象的理解。“子规”即杜鹃鸟，俗称布谷，又名子规、杜宇、子鹃。传说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常夜鸣，声音凄切，故借以抒发悲苦哀怨之情。在高中课文中经常提及“子规”这个意象，如“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难》），“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望帝啼鹃”（《窦娥冤》），“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等。再结合注释，“京师”指北宋都城汴梁，作者与友人因战祸离家，此时即便没有战争，却国已不国，家已非家，又怎能不让人心生哀愁。
【参考答案】思念故土、有家难归的悲伤。
【同步演练】
6.阅读下面这首诗，然后回答问题。
渡江
（明）张弼
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
西飞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
孤枕不胜乡国梦，敞裘犹带帝京尘。
交游落落俱星散，吟对沙鸥一怆神。
【注】“扬子”句：扬子津，为古津渡名，在江苏江都县南，有扬子桥，自古为江滨津要处。几问津，几次求渡。“西飞”句：喻夕阳易逝，岁月催人。“孤枕”句，指在旅途中。“敝裘”句，化用陆机《为顾彦元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作缁”句意。
【问题】指出“吟对沙鸥一怆神”中“沙鸥”意象的作用。
五、读懂诗词典故。品味作者人生
古代诗人创作时，有时借助一些典故来表现其深刻的主题。运用典故既能使语言精练，又能增加内容的丰富性、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从而收到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表达效果，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我们关注这些典故，了解这些典故，无疑会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主题。例如，长亭：古代驿站在路上约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一短亭，供游人休息送别。后“长亭”成为送别之地的代称。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楼兰：楼兰国王贪财，多次杀害前往西域的汉使，后傅介子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故“楼兰”常代指边境之敌。如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又如李白《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时应将典故所涉及的古人古事与诗人的现实状况进行多角度的对比，准确把握诗人的感情。在高三复习备考过程中，应注意积累古诗词中常见的典故，牢固记住该典故的含义。
【名题精选】阅读下面这首律诗，按要求作答。（2012年全国高考天津卷）
野菊
（宋）杨万里
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
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注】糗粮：干粮。首句典出屈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句。政：通“正”。
【问题】尾联化用了陶渊明那句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志趣？
【解题指津】本题要求学生从用典角度把握诗句所表达的情感内涵。题干暗示该诗尾联是化用了陶渊明的某句诗，根据“花应冷笑东篱菊”这一语境，不难联想到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诗这两句抒发了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怡然自得的志趣；由此可见诗人杨万里《野菊》诗里化用这两句是为了表达自己率性自然、超凡脱俗的志趣。
（1）这首“咏柳”诗，是托物言志之作，其寓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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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句“不知天地有清霜”如果改为“不知秋后有清霜”文意也通，你觉得哪一句更好，请简述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
喜见外弟又言别
李益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注】外弟：即表弟。
（1）说说“语罢暮天钟”一句描写了什么情景，表现了作者什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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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析“秋山又几重”中“秋”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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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阅读下面这首古诗，回答问题。
小园
（清）黎简
水影动深树，山光窥短墙。
秋村黄叶满，一半入斜阳。
幽竹如人静，寒花为我芳。
小园宜小立，新月似新霜。
【注】寒花：。
（1）你认为诗的首联中哪个字用得最好？为什么？请简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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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首诗的后两联由物及人（诗人），请简要赏析诗中“人”的形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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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问题。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苏轼
一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1）作者是怎样把自己纵饮的醉意表现出来的呢？怎样理解他这份醉饮的豪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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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寄托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阅读下面这首词，回答问题。
一剪梅・舟过吴江
蒋捷
一片眷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1）“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在写法上有何特点？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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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赏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句中“红”“绿”二字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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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后面的问题。
金陵怀古
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注】冶城：在今南京朝天门一带，传为吴王夫差冶铸之地。征虏亭：东晋征虏将军谢石所建，故址在今南京市南郊。
（1）本首诗咏叹的主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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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运用了什么表达方式？两句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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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阅读下面一首宋诗，完成题目。
金陵驿
文天祥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注】该诗是天文祥抗元失败被执，由广州押赴燕京路过金陵时写的。离宫：皇帝出巡时的住所，此处指代南宋王朝。
（1）本诗的首联通过哪些意象，描绘了怎样的现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尾联中作者化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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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阅读下面这首明代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泊江州
陶安
江云绀绿夕阳边，江水空明海气连。
一点远帆如白鸟，数声急鼓隔苍烟。
浔阳九派疑无地，庐阜千峰直造天。
清夜开樽酹司马，琵琶亭下月当船。
【注】江州：今江西九江。陶安：元末明初诗人。
（1）请赏析“一点远帆如白鸟”这句诗，有人认为是量词用得好，有人认为是比喻用得好，你的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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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一联的表达技巧是什么？表达了诗人何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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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首诗描写了江州哪些景象，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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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阅读下面一首元曲，然后回答问题。
蟾宫曲・九日
张可久
对青山强整鸟纱，归雁横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错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
【注】九曰：农历九月九日，中国入素有登高思乡习俗。对青山强整鸟纱：意为自己勉强登高。鸟纱泛指帽子。③归雁横秋：应为“横秋归雁”的倒装句式。金杯错落：酒桌上觥筹交错。
（1）你认为这首元曲中揭示主题的是哪一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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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运用了哪些手法来表现主题？请联系具体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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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同步演练】
1.古人多用杜鹃啼鸣表示思乡，黄昏时分，杜鹃哀啼，自然引发诗人的思归之情；“忍听”，即“不忍听”，表现了作者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愁情。
2.用沧江美景、渔人垂钓与诗人长途跋涉、行旅艰辛形成鲜明对比。反衬自己风尘仆仆难与家人团聚的愁绪，表达了诗人对家乡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的向往。
【解析】本题考查鉴赏诗歌的主旨的能力。读标题，“旅宿”提示读者所写的是作者住宿旅馆时的见闻感受。抓情感，首联“无良伴”、“自悄然”，显示作者独宿旅馆的孤寂；颔联“思旧事”、“愁眠”，表现作者无眠的愁苦；颈联“远梦”、“家书”，解释对家乡的思念是愁苦的根源。上述三‘联，景物黯淡，心情愁苦，表现的是羁旅之愁，故园之思。第四联，“好烟月”、“钓鱼船”，故乡景物明朗，生活闲适自在。表现一种愉悦心情。明手法，第四联与前三联的景物描写和表现的心情，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意思却一脉贯通，正因为羁旅愁苦，所以才留恋向往家乡自由闲适的生活。至此作者的意图就显豁了：以想象中的故乡美景、闲适生活反衬羁旅的愁苦，表达了对家乡自在闲适生活的向往之情，点明主旨。
3.惜别知音，借酒浇愁；凄凄风雨烘托出悲凉的心情。
【解析】本题要求从语言“醉别”、“江风引雨”入手，领会诗句表达的“惜别深情”。一看题目就能判断这是一首送别诗，再结合诗句中“醉别”、“江风引雨”、“潇湘月”、“愁听”等词语，就能明白这首送别诗表现的惜别知音，借酒浇愁；凄凄风雨烘托出悲凉的心情。首句“醉别江楼橘柚香”写诗人在靠江的高楼上设宴饯别魏二，空中飘散着橘柚的香气，环境幽雅，气氛温馨。眼前的景物因为朋友即将分手而变得尤为美好，暗含离别后物是人非之意。这里的叙事写景已暗含依依惜别之情，“醉”字，暗示着“酒深情亦深”。第二句“江风引雨入船凉”，送友人上船时。眼前秋风瑟瑟，“寒雨连江”，气候已变。本句字面上只说风雨入舟，却兼写出行人入舟；逼人的“凉”意，虽是身体的感觉，却也双关着心理的感受。“引”字与“入”字呼应，有不疾不徐，飒然而至之感，善状秋风秋雨特点。此句寓情于景，句法字法运用皆妙，耐人涵咏。
4.①因仕途失意而对前途忧虑和无可奈何的心情；②希望脱离官场返回家乡的心情。
【解析】本题考查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路暗花迷”表现了作者对前途的迷茫，结合注释可知这是因为仕途失意所致，“无奈”“思家”等词语则表现了无可奈何和渴望回家之情。
5.“空”字既传神地描绘出贪夫倦听却不得不听的矛盾之态，又形象地表达出了贪夫徒劳无奈、难以排遣的惆怅之情。
【解析】本题要求赏析第二联中“空”字的韵味，其实是要求考生从鉴赏诗歌炼字的角度来揣摩“空”字所传达的情感意味。品味该字的妙处，应扣紧文本语境来分析。“空”字描写的是人的神态或说是心态，“贪夫倦听空低首”写出了贪夫听厌了子规啼声，而又无法摆脱只好徒自低首的情态，可看出其内心的矛盾与无奈，表达了他内心的郁闷、惆怅之情。
6.以到处飞翔的沙鸥衬托作者的孤单漂泊。
7.化用陶渊明《饮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写的是隐居之乐，曲作者表达了积极用世的志向和与民同乐的意趣。
【解析】很明显诗人化用了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曲写尧庙祭神庆丰收的欢乐场景，抒写作者为民谋福，与民同乐的志向，当是王恽出判平阳时所作。曲中欢乐的场景描写，仿佛又将人们带回到尧舜时那风调雨顺，万民富足，世风淳朴的年代。诚能如此，也就不必学渊明吟唱“山气日夕佳”的归隐诗句了。陶渊明表现的是隐居之乐，而曲作者表达的是积极用世的志向和与民同乐的意趣。
8.边塞
【强化训练】
1.（1）该诗写离情别绪哀而不伤，形象丰满，基调明快，这是盛唐诗歌的特色。
（2）同意。诗人展开奇妙的联想，把对友人惜别的心情比作遮拦不断的江南江北的春色，将抽象的感情具体化、形象化、化虚为实，想象奇特、新颖。使景与情妙合无间，即景寓情，不着痕迹。不但写出了彼此深厚的友情，而且将惜别时微妙的、难以捕捉的抽象感情极其生动地表达出来，成为可见可触的形象，使人真觉得相思之情充溢于江南江北，可谓！工于比喻，善于言情。
2.（1）“秋”字用得好。一语双关，表面上写时令，实际上表达人的情绪，作者巧妙运用拆字法，以“心”上有“秋”说明“愁”。
（2）诗的后两句写送别之后对韦参军的深切思念。第三句转接自然，不露痕迹地把前句抽象的离愁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江南”“江北”对比照应突出江水的阻隔，“望”字传达出思念之神态，忧思绵绵。就连使人感伤的乌鸦此时也“飞尽”了，只剩下悠悠江水流向远方，这一切给人以孤独、寂静、空虚的感触，“水悠悠”包含了无限思念的深情。情景交融，真切自然。
3.（1）“蒸”和“撼”。“蒸”字活现出雾气笼罩蒸腾的飘缈之感，“撼”字极写洞庭湖水澎湃动荡的力量之大，仿佛有撼山动地的伟力。
（2）洞庭湖：烟波浩淼，气势雄伟。
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湖的广大无边，引出希望张丞相援引的心情。洞庭湖暗喻仕途。
4.（1）讽刺、揭露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警告他们必定没有好下场。
（2）原句好。原句中的“天地”着眼于空间，突出了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有诗人的主体感，能显示诗人正气浩然之志。改句的“秋后”没有上述之意，且与“清霜”有重复之嫌。或改句好，“秋后”着眼于时间，强调了小人可以猖狂于一时，却不可能猖狂一世；“秋后”与“清霜”呼应，且与俗语“秋后算账”暗合。“秋后”的使用使诗意更显豁。
5.（1）这句诗表现了诗人与表弟久别重逢后交谈的情景。他们从白天一直谈到日落黄昏、寺院钟声响起的时候，表现出两个人交谈的时间之长。诗人明写他们交谈时间长，暗写他们相互倾诉的内容之丰富，交谈的气氛之热烈，从而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的深长。
（2）“秋山又几重”一句中“秋”字的作用有二：一是点明作者与表弟乍见又离的时令；二是烘托悲凉的气氛，“秋”使人产生西风萧瑟、黄叶飘零的联想，表现作者伤别的情怀。
6，（1）答案一：“窥”。角度巧（不说小园里的人越过短墙能看见墙外山光，却说“山光窥短墙”，好像那山光探头进入短墙，在窥视这小园中的景物，巧妙突出了小园景物之富于魅力）；拟人化（以物拟人，写活了“山光”的意态神情，与王安石“两山排闼送青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答案二：“动”。小园中池水澄清，树木倒映其中，本是静止的，傍晚微风乍起，水中树影也随风婆娑荡漾，这样静动结合，画面更美。
答案三：“深”。深树本谓茂密的树林，从水中倒影能看出树林茂密扶苏的深浅层次，更突出了水之深、之清。
（2）幽竹寒花（），是孤傲贞美的意象；新月新霜都是高雅圣洁、白璧无瑕的象征。幽竹静立亭亭，秋菊凌霜傲放，显示出诗人的劲节高风，一片冰心。此时诗人小立于这幽竹、寒花、新月之中，他高尚的节操，澄明的胸怀，与周围景物浑融一体，一个孤清高洁的形象跃然纸上。
7.（1）“复”写出作者醉而复醒，醒而复醉的状态；回临皋寓所时，“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天色很晚，说明畅饮之久；“仿佛”二字，传神地刻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样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这份醉饮的豪兴表现出诗人风神潇洒的形象，旷达的态度和率真的个性。
（2）词人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漂流，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坡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也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8.（1）词人展开想象，极写归家之后调弄银笙、点熏心香的温暖生活，使思归的心情显得更加急切。
（2）夏初樱桃成熟时颜色变红，芭蕉叶子由浅绿变为深绿，“红”“绿”二字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词人借颜色之转变，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
9.（1）感叹朝代兴亡之变化，盛衰无常，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诗人以《玉树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
10.（1）首联通过“衰草”、“离宫”、“夕晖”、“孤云”等意象描绘了一片惨淡的夕阳斜照着长满衰草，孤云飘荡的离宫景色，暗喻南宋王朝宗国覆灭，满目疮痍，一片凄凉的残酷现实，表达出诗人无所依托、孤独惆怅的思想感情。
（2）通过“杜鹃啼血”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来的诗篇。
11.（1）点：突出了远帆的“远”，因为远，远帆细小，像一个小点，所以用“点”较恰切。“如白鸟”，也是因为距离远，而江面又是水天相连，感觉到远帆像一只白鸟在移动。量词和比喻的运用，都突出了江面的寥阔苍茫。
（2）运用典故。在清夜在浔阳江头，诗人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酾酒祭奠，表达了诗人对白居易的凭吊和同情。
（3）诗中描写了江州傍晚的景物。绀绿的江云围绕在夕阳的倒影旁，江水空阔澄明，与水上的雾气相连。远处有一只帆船，黄昏的急鼓声在青霭中传过来。江州支流众多，水面广阔，而远处的庐山的山峰直插云霄。作者借景抒情，表达了对江州美景的赞美，又有人在旅途的淡淡离愁。
12.（1）“倦客思家”。从标题“九日”及全文内容看，本文主题应为重阳佳节游子思家，所以“倦容思家”应为表达主题的句子。
唐代江南农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人口南移、生产工具的进步、兴修水利、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劳动人民辛勤耕耘等等。在这些因素中，贯穿着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这根主线，例如，人口南移问题，如果南移的劳动力缺乏技术训练，素质低，肯定不能对南方的农业生产起什么促进作用，反而增加人口压力，于农业生产发展不利；生产工具的进步也包含技术改革，并且以此为标志；兴修水利也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劳动人民辛勤耕耘势必带来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如何从这个角度分析唐代江南农业的进步是我多年来注意的课题，现将浅见陈述如下。
(一)灌溉工具和灌溉技术的进步
唐代江南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水旱灾。其中旱灾和水灾相比，又以后者为甚，这是江南的气候和自然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不等于说旱灾的威胁不大，由于江南地多丘陵，灌溉工程并非处处都有，一逢干旱之年，旱灾仍然威胁着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所以，灌溉工具和技术的改进问题必然成为人们关心的大事。
传统的人工灌溉工具是桔槔。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提水，可以事半功倍。但是，桔槔不能连续运动提水，于是有水车。水车在汉以后广泛使用了。《后汉书·宦者传》记掖庭令毕岚“作翻车、渴乌”，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1]农史学家以为“渴乌是一种利用虹吸原理的提水土工具”[2]。水车发明于北方，使从渠、井中引水机械化。从汉至唐的文献资料看，“使用翻车引水，安装坡度不能超过四十五度，提水高度一般也不能超过一丈”[3]。一般翻车显然难于从竖井中提水。而北方井灌多于渠灌，所以必须改进水车的装置。唐代邓玄挺所见水车应即为这种改进后的井水水车。“唐邓玄挺人寺行香，与诸僧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4]。水车以木桶相连，就可以从竖井中提水。但是，这种水车的结构要比原来的翻车复杂，这也说明当时机械学的知识比较丰富了。另一种水车是从河渠中汲水的手摇式或脚踏水车，其使用范围遍及南北方，而且似乎南方使用更普遍。唐史著作中多次引用的文宗大和二年(828)“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5]这条资料。唐文宗从江南征发工匠到京兆府承造水车，可知这是江南通用型的水车[6]。水车的发明在北方，后来传到南方，是北方劳动人民带到南方的一种生产工具，然而在南方推广时显然有所改进。这种型号的水车主要用于塘、渠车水之用。
除水车之外，还有一种用于汲取江水的机汲，闵宗殿同志名之曰“曲柄辘轳”。为研究方便，移录刘禹锡的记载如下：“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余谪居之明年，主人受馆于百雉之内。江水沄沄，周墉间之。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贾，且曰：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顾积块峙焉而前耳。请用机以汲，俾矗然之状，莫我遏已。余方异其说，且命之饬力焉。工也储思环视，相面势而经营之。由是比竹以为畚，置于流中，中植数尺之臬，辇石以壮其址，如建标焉。索绚以为组，縻于标垂，上属数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绠下缒，盈器而圆轴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瓶缩不羸，如博而升。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逾峻防，刳蟠木以承澍，贯修筠以达脉。走下潺潺，声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锖釜以盈。饪悚之余，移用于汤沐。涑浣之末，泄注于圃畦。虽瀵涌于庭，莫尚其霈洽也。余……观夫流水应物，植木之善建。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合而同工，斯所以然也。”[7]
以上引文一些著作引用时未加考释，因而难详其意，所以难于说明它在机械发明史上的意义。现就个人揣摩心得试释如下。
刘禹锡《机汲记》所记年代为他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市)的第二年(元和元年，806)。他所遇见的工匠是一位发明家。工匠依地形建造汲水机械装置。首先，在江里树木桩，作为牵引支撑物，方法是以竹编畚筐作底座，运石块压牢，上插木桩，一如建标桩方法。其次是在木桩顶端(标垂)系上绳索，绳索的另一端自必系在江岸的木桩上，但是未见明确记载，只能从“亘空以竣其势，如张弦焉”句推断如此。如何提水?这是《机汲记》最费解部分。“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的是什么装置?从机械功能说，这个装置既能在索上走(滑行)，又可挂上汲具(水桶之类)。在索上滑行，必须在两支木桩顶端各安装一个滑轮，横索绕两滑轮，而岸上木桩顶端的滑轮安上曲柄，以人力转动曲柄，上下横索分别向着相反方向移动，挂在下方索上的装置及汲具即顺绳索斜面向岸上方向滑行，从远处看“其来如推毂”，如推车上坡。这种绞车式装置，我国古代曾用于拖网、拉船过闸[8]。唐代工匠从其师傅处，或从民间流传经验中，或从士人口中知道绞车制造之法，并应用于汲水。如果这一推断正确的话，刘禹锡记载的汲机应命名为绞车式辘轳汲水机。
关于提水、运水装置是什么样器物，着实令人费解。所谓“锻铁为器”容易理解。该器“外廉如鼎耳”的鼎是锅，即外壳薄如锅的耳。里面的“键”，即可开闭的铁栓，它闭合时横栓在铁器上，故曰“牝牡相函”，固定在横索上，可以随索移动。这个器物下部估计有孔，穿绳悬挂汲具陶瓶。因为横索靠岸一端高于水中木桩一端，所以当摇动岸端木桩顶端曲柄时，器物顺横索向上移动，由于器物挂着盛水的陶瓶，承重较大，移动速度慢，望之如推车上坡；当器物到岸端后，陶瓶由人接去把水倒人木槽，器物减重，放开曲柄时，器物和陶瓶的自重使它顺横索下滑至水中木桩处，望之如高屋“建瓴之驶”。这时器物“修绠下缒”，悬挂着的陶瓶恰好到水面，便会自行倾斜汲水。陶瓶汲满水后，岸上的人再摇曲柄，把陶瓶提上去(见示意图一)。为什么汲水器要用陶瓶呢?这是因为陶瓶自重大，加上烧制成重心在中间的橄榄形状(肚大口小底尖)就会自行倾斜，水从瓶口进入，西安半坡出土之汲水瓶就是这个形状。陶瓶汲满水后如何“圆轴上引”呢?一种解释是岸端曲柄转动时，连着曲柄的辘轳也转动，挂着陶瓶的绳索被绞上去。从岸上看，陶瓶离水面越来越高，上升了。因为辘轳也是轴，所以辘轳转动可以叫“圆轴”。
[示意图一]李文绚副教授绘
[示意图二]李文绚副教授绘
我请教厦门大学科仪系机械学教授黄长艺同志，他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江中木桩与岸上木桩之间的绳索(或竹索)是固定的，有一个装置(我猜想，如滑轮形状，由左凹右凸两半合接而成，即所谓牝牡相函)成为一个巧妙的滑轮，通过绳索，由岸上曲柄辘转动牵引，“走于索上”。这又可备一说(见示意图二)。
提上岸的陶瓶由人接住倾水入水槽，即所谓“刳蟠木以承澍”。木槽又连着毛竹水管，曲折通到用水人家，一如现之自来水管。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记载了水的反复利用，水注入釜，以为炊饮之用；余则移于汤沐；洗涤之后，“泄注于圃畦”，灌溉蔬菜。大概是这种机汲之水，费工费力，来之不易吧，所以节水的办法应运而出，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这在一千一百九十年前是非常难得的，称得上是一项重要发明。
但从唐代江南的实际情况看，机汲是仅见现象，水车较普及，戽水、桔槔间或使用，主要灌溉方法仍然是利用河、渠、塘、浦等水源，引水灌田。
从灌溉技术角度看，唐代江南水利设施不但有灌溉作用，而且有拒潮、排水等多种功能，改变了单一的灌溉(如井灌)方式，颇具创造性。周魁一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 (续)一文中指出：“东南沿海地区水利受海潮影响，形成一种可称之拒咸蓄淡的独特工程型式。即采用一组闸坝建筑物，抗御海潮入侵，蓄引内河淡水灌溉。唐太和七年(833)在今浙江宁波兴建的它山堰，就是这种类型的工程。它山堰为有坝灌溉枢纽，溢流坝横断大溪，用以抬高下游(似应作上游)水位和隔断下游咸潮。堰上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二十四万亩。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由下游泄回鄞江，泄水人江处的闸门同样有拒咸蓄淡的作用。灌区内有日月二湖，与渠系相连。增加了灌溉水量的调节能力，整体规划相当完备。”[9]
除它山堰外，杭州湾的捍海塘也有同样功能一一拒咸蓄淡。郑肇经、查一民先生著文指出：浙江海塘在浙西沿海地段的海塘工程修筑最早，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钱唐记》载：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10]。郑、查两位先生文章的这段话所据为《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原文“旬月”这里作“旬日”，误。
唐代浙江海塘修筑工程浩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盐官有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上引郑、查两位先生的文章认为《地理志》指明是“重筑”，足见唐开元以前浙西已有长距离的海塘建筑。这种推断是可信的。五代钱氏据两浙，进行了大规模筑塘工程。后梁开平四年(910)，即吴越天宝三年八月，始筑杭州捍海石塘，钱僇动员了大批劳动力，并采用了“木桩竹笼”护岸结构，形成坚固堤坝，“堤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晃柱’”[ll]，筑海堤防御海潮袭击，保护农田；在堤内形成石塘，蓄水灌溉江滨土地，“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2]。杭州捍海石塘防海潮、蓄淡水、利泄洪，功能上较一般陂塘多。福建的一些陂塘也具有拒咸蓄淡功能，如泉州的六里陂，“筑有迂回曲折达四十里的陂道，外隔沧海之潮汐，内积来自磁灶和葛洲的溪水”，“纳清泻卤，环数十里内无田不资灌溉"[13]。
以上所举的浙东它山堰、浙西钱塘捍海石塘和泉州六里陂的共同特点是拒咸蓄淡，防止海潮对农田侵蚀，蓄水灌溉沿江、沿海土地。在这两种功能之外，还有泻卤作用。它山堰灌区的主渠道所经之处有数处堰闸，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通过闸门泄回江中。捍海石塘、六里陂也应有泄水闸。这种泄水闸作为堰(堤)区的配套工程极为重要，不但可及时泄洪，而且起了泻卤作用。因为潮浸比较严重的滨江、滨海农田，土地普遍斥卤，要改良土壤，必须排卤，而排卤的最佳方案是洗田。当洪水来时，浸泡农田，土地的盐碱经稀释后排人陂塘渠道，通过退潮时开闸泄洪，盐碱水亦排人江海中。所以六里陂古人赞其有“纳清泻卤”之功，事实上潮浸严重的滨江陂塘与滨海陂塘都有这种功能。为什么江南沿海农田的排卤问题能解决得比较好，是和它的灌溉工程具有“纳清泻卤”功能分不开的。
灌溉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对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上。白居易刺杭州，制定《钱塘湖事四条》，详述用水规定利害：“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原注：州图经云：湖水溉田五百余顷，谓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余顷矣)。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人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原注：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原注：大约水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14]
白居易《钱塘湖石记》记录了周密的用水计划。他根据“春多雨，秋多旱”的特点，对用水、蓄水、泄水作了严格规定。用水则“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百姓请水有审批程序。蓄水不足是旱季的一大难题，于是决定加高堤岸，增加蓄水量。泄水则以湖水涨至“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严禁湖边无税田田户盗泄湖水以保田地的行为，并指示把泄水与护堤联系在一起，“若水暴涨，即于(笕南)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从技术角度看，用水、蓄水和泄水计划与工程设施都比较先进，符合科学原理。比如用水量的计算“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所谓减一寸指减湖水一寸。
(二)治水治田技术的进步
唐代江南治水治田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现综合两者分区叙述如下。
1．太湖地区治水治田成绩
汪家伦先生曾对太湖地区洪涝的特征作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其主要论点撮引如下：
太湖地区洪涝灾害并不稀少。太湖地区的严重水患是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太湖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部分，造成该地区水患的原因有：
(1)降水变率较大。太湖地区位于北纬30°—32°度之间，地处东南沿海，雨量比较丰沛，年平均降水量1000~1400毫米。梅雨季节和台风期间。雨量多，雨日也多。这是造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2)地势平衍低洼。太湖地区的基本特点是四周高仰，中部低洼。西南山峦叠嶂，丘陵起伏。东北及东南边缘环绕着长弧形冈身地带，高度4—8米。中部平衍，为湖沼洼地，高程在2~3．5米之间，通常低于汛期河湖水位。这种地形易酿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
(3)向外排水不畅。因为太湖地区地势过于低平，而江海潮位又相对较高，湖差较小，所以出水河港水平流缓，宣泄不畅。太湖水患显著特征是洪涝范围广、浸淫时间长和浸淹城镇次数多。
汪文在述及宋以前太湖治水的显著成就时，概括为三点：①调蓄山地径流，控制上游来水。汉至唐修筑的拦截西、南两路溪流的塘、湖，起了调节山地径流、减轻平原洼地的洪涝威胁，有重要意义。②疏治下游河港，保持了出水通畅。③建筑塘浦圩田，增强了抵御洪涝的能力[15]。
我赞成汪先生的观点，并就治水的三个方面的情况作些补充和探讨。首先是拦截西、南两路溪流工程情况。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湖地区西北之丹阳，“有练塘，周八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田”[16]。练塘原是东晋陈敏所筑，周四十里，后废，至唐永泰中韦损重新疏浚，扩大水面一倍[17]。李华作的《润州丹阳复练塘颂并序》称颂韦损集民力“畚锸盖野，浚阜成溪，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遐尔受利”[18]。所谓“遐尔受利”应指既有旱时灌溉之惠，又有涝时蓄洪之利，后者对于控制茅山来水，减轻太
湖东部洼地洪水威胁作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练塘蓄泄能力对江南运河北段通航也有重要作用。潘镛先生指出“江南运河的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常州以上靠江潮灌注，常州以下靠太湖济运”。江南运河的北段自镇江(京口)至望亭，该段“地势自西北向南倾斜，其中镇江至丹阳段地势最为高亢，多冈陇地区。运河水在这一段的流向也以丹阳为分界。整个河段，一般汛期有江水内灌，以利舟航；冬春枯水时，长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为了维持运道水量的控制，曾设堰埭来调节”。“西晋惠帝时，遏马林溪，受高骊、长山八十四派之水，汇聚成湖，史称‘练湖’，又称‘曲阿后湖’，后称丹阳湖。湖周围四十里，其功能蓄水济运”。曲阿新丰塘与练湖地理相接，不仅能灌溉田八百余顷，而使这段运河有了一个大的蓄水库来济运，收效较为良好[19]。可见练塘及新丰塘的蓄洪是和济运、防涝联系在一起的，大抵上梅雨季节和台风季节时，练塘等水利工程拦截各溪流洪水，减缓对太湖低洼地的浸灌威胁；同时，部分洪水自塘泄人运河，阻遏江潮自京口内灌运河，也有减缓对低洼地的浸灌威胁作用。冬春枯水或逢旱灾之年，决泄湖水人运河，由运河导渠灌田。这种陂塘、运河并联，蓄泄并举的系统，正是唐时江南水利进步和水利知识积累的标志。
太湖西北部有一条自南而北的夹苎干渎，汪先生认为这条溪河“构成高水排的控制线，导引茅山东部的冈陂水经江阴通江诸港泄人长江”[20]。荆溪，属义兴。荆溪西通水阳江，上承胥溪。胥溪筑有五处堰坝，也控制山水东流[21]。此外太湖南面的苕溪也是南水北注太湖的重要水道。“霄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西南自长城、安吉两县东北流至州南与余不溪水、苎溪水合，又流人于太湖，在州北三十五里”[22]。苕溪水系的陂塘同样具有灌溉、蓄洪作用，亦有利减少泄人太湖水量。比较有名的陂塘有乌程的官池、凌波塘、蒲帆塘，长城的西湖，安吉的邸阁池、石鼓堰等[23]。
其次是太湖的泄水道治理。古时太湖出海通道号称“三江”，即吴淞江、东江、娄江。吴淞江即松江，在吴县南五十里，经昆山人海[24]。娄江在今江苏常熟与太仓之间，现名浏河。东江为太湖尾闾之一，故道自太湖之东七十里三江口分松江经白蚬湖东南流人大海[25]。娄江、东江自八世纪以来堙塞不通，于是太湖东北、东南各浦通海者就成为泄水通道。对吴淞江和各浦人海通道的治理见之于文献者有吴越天宝七年(914)十一月“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径下吴淞江，自急水港下淀山湖人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26]。后人对钱缪置“撩清军”“治河筑堤”一事有许多评论，在评论中补充了某些事实。如《吴郡志·水利下》引郏侨语云：“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堰防闸之制，傍分其支派支流，不使溢聚为腹内畎田之患。”又云：“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到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吴地记》说到松江南的柘湖亦云：“湖水深广，后渐浅狭，吴越时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人海。”[27]柘湖本海盐旧址。这些评论补充了一项重要事实，这就是钱氏的泄水计划是通过兴建堰闸、浚河开浦完成的。看来当时已充分考虑到太湖水排泄人海，一要通道(河、浦)，二要设法防止江海潮倒灌的必要性，故有堰闸系统，退潮则开闸放水，涨潮则关闸御潮，“久无患害”。
复次是建设塘浦圩田，把治水治田完美地结合起来。在治理太湖洪涝过程中，把开浦挖出的泥土筑成堤一样的圩岸，圩岸内
排干积水，成为圩田；圩岸外是湖或江浦。圩岸上建闸，旱则引湖、浦水入圩灌溉，涝则闭闸以防湖、浦暴涨溢人圩内。圩内开成塘浦纵横的排灌系统，田地错落其间。对于圩田问题，缪启愉等先生有系统的研究[28]。
我想举陆龟蒙记载的治水治田经过，说明塘浦圩田建设对农业生产的作用。陆龟蒙《甫里先生传》云：“先生之居有池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圩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囤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甫里先生有池塘数亩、屋三十列、田四百多亩、牛十头，雇十余人，为了防止暴雨造成的涝灾，亲自率农夫筑堤防。堤防即圩岸，可以有效地防涝，正如李伯重同志指出：“私家地主组织的小型工程技术也颇高，像陆龟蒙自建的工程，不仅可防潮浪，‘有沟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及物之功臣焉’。”[29]
2．浙江东西治水治田成绩
浙西包括太湖地区，除了上述吴淞江流域圩田系统外，湖州、嘉兴、杭州诸邑皆有大工程的记载。于頔任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在千顷，久堙废。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杭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30]。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记载：“吴兴塘，太守沈攸之所建，灌田二千余顷。”《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亦称长城县有“西湖灌田二千顷”。但该书卷一七二《于顿传》则仍从《旧唐书》于顿本传，说是三千顷。又说于颐“命修复堤阏，岁获杭稻蒲鱼无虑万计”。所谓堤阏即堤圩，阏与圩同义。可见，于颐修复了西湖堤堰，使堤内(圩内)废弃农田重新垦启，大获其利。嘉兴官方屯田，也是结合治水的一个典型。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之序云：“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朱自勉)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冬耕春种，夏耘秋获，朝巡夕课，日考旬会，趋其时也。”颂辞又曰：“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朱公浚之，执用以先。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以上“序”、“颂”记载了嘉禾屯田的规模、范围、屯内排水系统及开垦、种植之状。从范围看，它包括今嘉兴、平湖、海盐、嘉善、桐乡广大地区，西及太湖，东至海。屯内排灌系统齐全，小沟、大浦与湖相连，“旱则溉之，水则泄焉”。农田在排灌系统的保护下，“冬耕春种，夏耘秋获”。嘉禾的收获影响到浙西民食有无。“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31]。嘉禾屯区是唐代治水治田成功的一个范例。
就浙东而言，除了前述明州之它山堰灌区以外，还有明州境内广德湖、东钱湖、仲夏堰、普济湖、花屿湖等处；越州境内之大农湖、防海塘、越王山塘等处。其作用大抵也是蓄泄并举，农田获利。
3．江西湖南治水治田成绩
江西的水利工程，仅《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就有：洪州南昌县的东湖，“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开陂塘以溉田”。建昌县“南一里，有捍水塘”，西二里又有堤。江州浔阳县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东有秋水堤，太和三年刺史韦珩筑。西有断洪堤，会昌二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害”。都昌县“南一里有陈令塘，咸通元年令陈可夫筑，以阻潦水”。饶州鄱阳县“东有邵父堤。东北三
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刺史李复筑以捍江水。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32]。江西的洪州、江州、饶州属鄱阳湖区，所以这些堤塘湖的开筑，实际上也是鄱阳湖区开发的一部分。和太湖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样，堤塘湖水利工程服务于圩田(湖田)的开垦。鄱阳湖是江南三大湖(洞庭、太湖、鄱阳)之一。鄱阳湖畔低地极易围垦成圩田。“登亭望湖水，水缩湖底出”；“流注随地势，洼坳无定质”[33]。所以鄱阳湖区圩田建设自然为历代官民所重视。经过劳动人民的开垦，洪州的农田扩大了，“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34]。江州位于鄱阳湖北部，是湖与长江的接口处。白居易谪居江州，所写诗中反映了该地水稻生产的发达情况。有一天，他访李生在湖边的住宅，“何以引我步，绕篱竹万茎。何以醒我酒，吴音呤一声。须臾进野饭，饭稻如芹英。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他的另一首诗中则有“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句[35]，反映了江州水稻种植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圩田开垦的成绩。饶州即今波阳，辖境为鄱、信二江流域，位于鄱阳湖东南隅，亦为唐时江西的一个颇为发达的农业区。鄱阳的水利对沿湖地区开发的作用自不待言。
唐时湖南水利工程相对于江西而言比较集中。《新唐书·地理志》只记载朗州武陵郡的武陵县有若干水利工程：“北有永泰渠，光宅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增修，接古专坡，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人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东北八十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又有右史堰，二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一千顷。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初令崔嗣业开，翱、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翱以尚书考功员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为刺史，故以官名。东北八十里有崔陂，东北三十五里有槎陂，亦嗣业所修以溉田，后废，大历五年刺史韦夏卿复治槎陂，溉田千余顷。十三年以破坏，遂废。”[36]就是说，有唐一代，朗州水利工程之多冠于湖南各州，其溉田面积也大。这些渠、堰、陂治水、溉田功能都有，有利于农业生产。湘潭的涓湖可溉良田二百余顷[37]，又有龟塘，拦截诸山泉，可溉田千余顷[38]。后来塘堤败坏，田芜民饥。农业对水利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唐代大诗人柳宗元在贬谪湖南期间写的诗篇对此也有反映：“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意思是说堤坝上盛开着蓼花，陂水透着寒意显得更绿了。这时农田庄稼正收割完毕，落日的余晖，照着回村的樵夫和牧童。庆幸今年年成较好，总有稠薄米粥可供充饥。从诗中可以发现堤、陂(泛指塘、溪、河的堤坝)和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4．福建治水治田成绩
福建的中、南部沿海各邑如连江、长乐、福清、莆田、泉州和漳浦在唐时均属濒海开发地区。早在唐代，濒海各邑已着手修筑拒咸蓄淡型的水利工程，并围垦海滩。
福州虽离海还有四十公里，但它位于闽江之滨，海潮可以直抵福州城下，对福州平原的开发不利。唐大和三年，闽县令李茸在县东五里处筑海堤，“先是，每(年)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皆成良田。李茸还在侯官海堤立斗门十处，以御海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39]。西湖是福州平原的一个蓄水湖，为了增加蓄水量，王拥又在城西南开凿南湖[40]。连江、长乐、福清、莆田一带均有若干水利工程，其中以莆田的水利工程数量最多。《新唐书·地理志》载有诸泉塘、沥浔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国清塘，总计溉田一千二百顷，此外又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元和八年(813)观察
使裴次元在红泉筑堰潴水，垦启荒地三百余顷，岁收粮食万斛[41]。泉州除莆田县外，晋江县也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较著名者有尚书塘(又名常稔塘)、天水塘、仆射塘、六里陂等处。陈鹏同志指出：尚书塘“为泉州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六里陂“筑有迂回曲折四十余里长的陂道，外隔沧海之朝夕，内积来自磁灶和葛洲的溪水”，该陂“纳清泻卤，环数千(十)里内无田不资灌溉”。明陈琛《论六里陂水利书》称其为“本县为水利之最大者，其余陂塘不能当其百分之一”[42]。六里陂创于五代，设置四斗门。
福建一些拒咸蓄淡型水利工程同时又是围垦海滩工程。它们的建成，使沿海各邑获得了大片埭田，这类埭田类似江浙圩田，外有堤坝御潮，堤上置斗门，可以开启，涨潮或遇旱则闸门下闭，既防止潮水浸灌，又可积蓄溪水；退潮或遇涝则升闸放水。堤内盐碱地导引江、溪水冲洗、灌溉，变斥卤为良田。因此，这些水利工程在技术上是很先进的，组织者、建筑者具有丰富的水利、潮汐、工程方面的科学知识。
5．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李伯重同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表现。为了汲取其精华，避免重复，兹撮其要如下：
(1)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表现为第一次出现了综合性与专业性的农书。《四时纂要》、《耒耜经)、《茶经》就是其代表者。据守屋美都雄先生的研究，《四时纂要》所反映的主要是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除了这三部代表性著作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反映或涉及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文字，如杨华的《膳夫经》手录，陆龟蒙的《乌耘辨》、《渔具诗序》等。这些都显示出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进步，并已经到了用文字总结的程度了(见该书72~73页)。
(2)唐代江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对农业发展有重大作用：由于太湖上游水利工程对雨季太湖来水的控制和下游塘浦系统的形成，水旱灾发生频率较低；水利事业的发达推动了大规模的荒地开垦；改善了已有农田的灌溉条件，对建设稳产高产田起了重要作用(见该书86~87页)。
(3)唐代江南农具的改造，如炒炼熟铁技术、灌钢技术等技术进步的影响；各类农具作用和牛耕具种类已经颇为齐备，江东犁或其他形制犁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广泛实行着牛耕(见该书87—95页)。
(4)肥料、品种、农药也较前有进步(见该书89—95页)。
(5)栽培技术和育蚕、养鱼技术的进步：水稻栽培已有移植法，出现了我国农业史上关于水稻秧田下种量的最早记载；稻田除草工具的出现与运用；桑树栽培已有修枝技术；茶树栽培已有人工种茶技术；育蚕方面原蚕(夏蚕)的饲养较普遍；养鱼方面带土取卵法运用颇广(见该书98—105页)。
(6)种植制度的改革：江南大部分稻田已经放弃了休闲制，采用一年一作制；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这种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是江南农业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桑树密植在晚唐桑园中出现；林茶间作有更大优越性(见该书105~125页)。
以上各点基本上反映了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状况，有些分析是很精辟的。现在的问题是：①有些技术进步的估价还有分歧，或者证据不够充分；②尚有一些技术进步没有述及。因此，本书不揣浅陋作若干补充和探索。
农具改革与耕作技术的进步。唐代多数农具是从前代传下来的。韩愈撰《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记李惟简在凤翔“益市耕牛，铸缚、钐、锄、斫(zhub)，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万亩，连八岁五种俱熟，公私有余”[43]。李白的《鲁东门观割蒲》这首诗也提到“鲁国寒事早，初霜割渚蒲。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44]。其中镰刀是收割工具。此外，唐诗中还有锄等农具的记载(韦应物《新理西斋》)。以上是文献、诗篇所记农具举例。研究唐五代农具的最形象的资料要数敦煌及河西的壁画。敦煌研究院王进玉同志的《敦煌壁画中农作图实地调查》一文，很详细地探讨了莫高窟和榆林壁画中所表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场面，如“犁耕、播种、打土块、耱地、锄草、收割、扎捆、挑运、打场、扬场、扫场、粮食装袋、牛车拉运、归仓等”。伴随着这些场面出现了数十种劳动工具，如“耕犁(单辕犁、直辕犁、双辕直辕犁、曲辕犁、三脚耧犁)、铁铧、耱、牛衡、锄头、木榔头、镰刀、裢枷、四齿叉、六齿叉、木掀、扫帚、簸箕、篮子、木斗、粮袋、牛车……”[45]
唐代江南的农具和当时北方的农具，在名称、形制上大多基本相同。但是，南方以水田为主，北方以旱地为主，这又决定同样的农具在南北方有所差别，譬如南方更小型化，或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例如犁，从壁画中反映出的犁多数是直辕犁，惟有莫高窟盛唐四百四十五窟北壁的耕犁是曲辕犁。这种曲辕犁和陆龟蒙所记江东曲辕犁有什么联系目前尚不清楚[46]。江东犁显然在构造上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需要，陆龟蒙《耒耜经》指出：犁起土块用镵，复土块用壁。因为草生长在土块上，“不复之无以绝其本根”，故“饞表上利，壁形下圆”。攙和壁都是金属部件，显然考虑到南方耕作易磨损的需要。其他犁底、压镵、策额、犁辕、犁箭、犁评、犁建、犁梢、犁盘等九个部件是木制的。关于曲辕犁的研究，杨荣垓同志的《曲辕犁新探》很有深度。他指出，陆龟蒙说：“犁，利也。”颇有点力学观的意味。犁壁不仅对起垄作亩、复土埋草等有作用，而且对减少阻力有作用，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曲辕代替直辕明显地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大大节省了畜力，充分有效地利用畜力。他认为：“这就是唐代曲辕犁的主要优点和巨大进步意义之所在。”因此，“曲辕犁才能成为有唐一代生产工具水平的标志”[47]。
附图(采白杨荣垓《曲辕犁新探》一文附图)
图一 《耒耜经》所记犁的结构示意图
图二、三 直辕犁和曲辕犁受力分析图
《耒耜经》除了记述江东犁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外，又记载了爬、砺礋、磟碡，“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坺去芟者焉。爬而后有砺礋焉，有穋碡焉，自爬至砺砗皆有齿，穋碡觚稜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江东之田器尽于是”[48]。
关于唐代南方的耕作技术，我以为复种、套种是比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关于稻麦复种问题，李伯重同志的论证是至今我所看到最为缜密而有力的。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需要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比实行一作制更多的人力与资本，而在唐代的江南，这个条件基本上得到满足。唐代江南户口数较前代有很大增加，这样一方面使得稻麦复种制所需的较多人力得到保证，另一方面也迫使农民实行复种制、提高产量，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同时，唐建立后一个多世纪内江南农民赋税负担比南朝时代减轻，有可能把较过去更多剩余劳动产品投入生产。
从农学和农艺学的观点来看，稻麦复种制必须具备农田水利、生产工具、肥料供应、栽培技术等四个条件。在唐代，上述条件已基本具备。
接着他认为：要证明唐代江南已出现稻麦复种制，必须从唐人记述中去寻找证据。而在唐代文献中，虽无直接记载，但蛛丝马迹仍可找到。他举出白居易《答刘禹锡白太守行》这首诗中“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两句为证，力陈其为稻麦复种之可能。“但稻与小麦的轮作，则为前所未有，系唐代新事物”。他指出：“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物处理办法的变化所体现的情况。”具体说，《唐会要·内外官职田》记载了大中元年(847)十月屯田(郎中)关于内外官职田的奏文中提出的若干开元令所没有的内容：“其元阙职田，并限六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上者入新人，以后上者人旧人。”他认为，所谓六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只能是中晚稻田”。而“唐代江南水稻，一般在八九月成熟，成熟收获后，还须翻晒土地，又需要一些时间”。若是在稻田种麦，一般要到九月才行，所谓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是顾及各地节候，留一个余地。所以，所谓六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和以十二月三十日为断的麦田“实即同一块田一一一块实行稻麦复种的田”，也就是宣宗对该奏文而发出的诏书提到的“二稔职田”(即一年二熟田)[49]。
如何评价以上李伯重同志的论断?我以为，江南已具备稻麦复种制的条件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唐代江南小麦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小麦种植和众多北人南迁、南游带来的面食需求有关。问题是在生产季节，即越冬小麦生产和晚稻生产的衔接上有无可能，若可衔接，人们自然会去复种。上引白居易诗说明，宝历元年(825)五月五日白居易到苏州，“麦穗黄离离”，正值小麦收获季节。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五月五日户部关于夏秋税征纳期限的报告也称：“四十七处节候常早，大小麦、扩麦、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一日纳足。”[50]则苏州地区小麦收割季节和这里所记的“节候常早”地区差不多，都在农历五月上中旬。这样，农历六月种稻自无问题。中国古代水稻一般是单季稻，所以生长期一般在一百五十天[51]。中国古代在占城稻传人以前已有早熟稻的记载[52]，比上述单季稻早熟一个月，即生长期为一百二十天左右。假定苏州地区农历五月初五至十五日割麦，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一日插秧(秧苗在六月一日前已长成)，到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一日即有一百二十天左右，稻也可收割了；若是一般单季稻，则至十月下旬方可收割。我以为假若是稻麦连作，在稻田种麦，江南田低洼，湿度大，因此在晚稻收割后需晒田，所以冬小麦的播种，可能迟至农历十一月或十二月，故以十二月三十日断，亦可理解。如此，江南稻田的稻麦复种从理论上是可行的。李伯重的论断可以成立。仅存的疑问有两个：一个是无法确凿地断定在稻田种麦，即同一块土地上连作；另一个是以十二月三十日为断还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江南稻田的稻麦复种制依然是一个推断。
茶林间作的出现。李伯重还指出：“不论从生态或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唐代江南的专业茶园，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专业茶园，而是一种林茶间作茶园。这种林茶间作的复合生态环境，比较接近森林的生态环境，比起明末以来成为我国茶园主体的茶粮间作的复合耕地生态系统，更为优越。”李氏这个论点是参照朱自振、唐荣南之说[53]。文字记载的公私茶园，可以证实茶树种植已较普遍，茶林间作亦自然而然地为人所知晓。袁高的《茶山诗》描写顾渚山茶树，多野生茶，生长在奇壁荒山上，且多向阴，所谓“阴岭芽未吐”[54]。这种野生茶自然与榛林间长，形成自然的林茶间作。孙樵所记，利州益昌县的民众“多即山树茶”[55]。这里明确记载是人工种植茶，采茶为生。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诗，有“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句[56]，明白指出是在郡府园中种植茶树。陆龟蒙有一茶园：“先生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人茶租十许簿，为瓯檥之费。”[57]陆龟蒙的茶园也是人工种植。资料表明人工种茶已较普遍，而《四时纂要》关于植茶的记载，表明茶林间作已是人所知晓的栽种方法。
江南桑树栽培方面，主要问题是密植的专业化桑园是否普遍存在。江南蚕桑业在六朝时期已有一定发展，至唐五代，达到一定规模。润州是蚕桑业比较兴旺地区，姚谟《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并序》记大和时大泉寺新三门落成，“宋室旧邑，桑野离离”的现象被“三门崇崇，烟霞栋梁”的景象所代替[58]。说明大和四年(830)以前，大泉寺三门旧址因门坏，成为“桑野离离”的桑园。润州是种桑较多地区，皇甫冉《寄高云》一诗有“南徐风日好，怅望昆陵道”、“烟景临寒食，农桑接仲春”[59]等句。皇甫冉生当开元至大历四五年，可见早在姚谟之前六十多年，润州至常州一带农田、桑林遍布，时令正值春分，上距冬至一百多天，临近寒食，田野萌青草而桑枝竞露新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讳也在《赠田家翁》与《送王秘书归江东》两首诗中，描写江南农村“老人迎客处，篱落稻畦间”(《赠田家翁》)、“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的景象。韦庄在《官庄》这首诗有“桑田稻泽”的描写，也说明大户确有桑林[60]。姚谟、耿湋、韦庄等人所见江南桑林，足以证明开天以后，江南栽桑是较普遍，而且成林者不少，可称之为桑园。这种桑园是否达到密植程度呢?未见到直接资料，李伯重同志依据《南唐书·烈祖纪》关于“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的记载，推定每户种桑三千株，“虽然未必能达到三千株之多，但肯定也远在五十株以上”[61]。这种观点可备一说。到底南唐桑园密植是否普遍?这一点似可确定，但密植的程度尚无足够资料可以说明。
湖泊生态环境和鱼草轮作的自然状况。江南多湖泊，因无人为污染(如现代的工业排污与生活排污)和大规模围湖垦田行为，所以湖泊依然清澈如镜，水生植物和鱼蟹满地，生意盎然。举例说：白居易《湖亭望水》写江州南湖：“久雨南湖涨，新晴北客过。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南湖是清澈的，落日泛红，风定泛绿。他另一首《南湖早春》也有“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萍生”的句子，写出了南湖变幻的景色。白居易笔下的杭州西子湖，更是妖娆妩媚，如《余杭形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下略)西湖荷花恁添十分姿色。又《湖上招客送春汛舟》有“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把西湖比作菱花镜般清澈无染。雨中的西子湖景色则另有一番情趣：“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棕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越州的镜湖，可从元稹的诗中知道：“莫嗟虚老海埔西，天下风光数会稽。灵汜桥前百时镜，石帆山弇五云溪。冰销田地芦锥短，春人枝条柳眼低……”(《寄乐天》)百里镜湖，“湖色宵涵万象虚”(《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至于太湖，更是浩瀚清净，李绅《却望无锡芙蓉湖》之一：“水宽山远烟岚迥，柳岸萦绕在碧流。清昼不风凫雁少，却疑初梦镜湖秋。”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写的《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题周殷二判官》也有“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等句[62]。
由此可见，唐时江南湖泊江浦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令人流连忘返。《状江南》组诗关于湖泊江浦中野生植物水荇、莼丝、莲花、白藕、苍芦以及柳树蛙声的记录，再一次证明了江南湖泊江浦，所到之处皆充满生机。
从生态学角度看，鱼草轮作有利生态平衡，但唐代未见人工轮作的记载，却从《状江南》组诗中发现自然的鱼草轮作环境。如孟春时，湖塘“荇叶大如钱”，为鱼类繁殖提供丰富的食物[63]。《农政全书·牧养》云：“池中先栽荇草，栽法：二三月边，旧鱼人大塘，去水洒半干，栽荇草于内，栽完，放水长草，以养新鱼。”由此可见，唐时江南湖塘之荇草肥大，有利鱼类生长。如果从水域生态农业角度来评价的话，荇草就是水生饵料生物，为草鱼提供食物；莲藕则是水生经济植物，为人提供莲子(莲蓬)和藕，用作食物。江南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其经济价值关系密切。
郑概《状江南·孟秋》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毡。素腕惭新藕，残妆妒晚莲。”正确地描绘出江南水稻生产的景象。唐代江南的水稻生产一般仍是单季稻，至孟秋抽穗开花，这就是粳稻。其米为粳米，为当时人主要食物。稻花色白，望之如毡。这种景象的描写亦见之于其他诗人的作品，如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题周殷二判官》有“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句，九月上半月属季秋，九月稻穗香就是指稻花香。殷尧藩《寄许浑秀才》也有“秋稼连千顷，春花醉几场”句，他的另一首诗题为《送客游吴》亦云：“吴国水中央，波涛白渺茫。衣逢梅雨渍，船人稻花香……”[64]这里所指的“梅雨”并非四五月(农历)间的梅雨，而是指秋雨，其连绵如同梅雨，有的诗文称作秋霖。殷尧藩是苏州嘉兴人，写的是苏州地区水稻生产情况，因其种植面积大，望之连绵千顷。船人河浦，夹岸均为稻田，如同驶入一片稻香洋溢的海洋。
水稻生产与北方旱作不同，也与南方旱作不同。水稻生产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一般农作物在几年栽种之后，会引起地力下降，土壤贫瘠化，导致植被衰败，终至土壤赤裸，遇风雨浸蚀而不断生化；而水稻生产不同，水稻生产过程中，许多杂草被壅成肥，土壤肥力易于保存，而且江南农田已种植绿肥，增加了地力，加上水田无旱作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所以，水稻田的开发不易引起生态平衡破坏问题。相反，我认为有利于生态平衡。理由是：水稻种植，在保护地力的前提下，加速土壤改良，使较瘠薄土地变成肥沃的水稻土；而且水稻田的开发，为排灌需要，加速江、浦开发，完善水利系统，有利于人工生态环境的建设。例如陆龟蒙在其家乡甫里，疏浚河渠、开荒种稻、养鸭，实行多种经营，实现了生态平衡，以至于改善了生态环境。水稻及其相关的绿肥种植、禽畜饲养、综合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使江南
地区在人口不断增加下，并未出现北方那种一遇天灾人祸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景象。因此，不能一讲农业开发，就一定要联系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江南水稻区的情况是不同的。
当然，江南也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这就是山区畲田。吕渭的《状江南·仲冬》有“海将盐作雪，山用火耕田”句[65]。“山用火耕田”就是焚山开荒，时人称畲田，最典型的例子不在太湖地区与浙东，而是在湖南。吕温《道州观野火》云：“南风吹烈火，焰焰烧楚泽。阳景当昼迟，阴天半夜赤。过处若彗扫，来时如电激。岂复辨萧艾，焉能分玉石。虫蛇尽烁烂，虎兕出奔迫。积秽一荡除，和气始融液。尧时既敬授，禹稼斯肇迹。遍生合颖禾，大秀两岐麦。家有京坻咏，人无沟壑戚。乃悟焚如功，来岁终受益。”[66]吕温用极为生动的语言描写了烧山时的壮观景象和玉石俱焚、草木成灰、虫蛇烧烂、虎兕奔突的情况；他歌颂这把野火，因为它带来了丰收，使人无转死沟壑之忧。但是，这种耕作方法带来的恶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山林被毁，野生动物罹难，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垦辟出来的地，又是旱地为主，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吕渭诗中的“山用火耕田”，也就是吕温所描述的火田，自然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但在浙东西地区，这却不是主要的。
[1]《后汉书》卷七十八《宦官张让传》。
[2]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3][6]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载《文史》第十八辑。
[4]《太平广记》卷二五《诙谐·邓玄挺》。
[5]《唐会要》卷八十九《疏凿利人》。
[7]《刘禹锡集》卷九《机汲记》。[8]刘仙洲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22—23页。
[9]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第168、169页。
[10]郑肇经、查一民《江浙潮灾与海塘结构技术的演变》，见《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第163页。
[11]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
[12]《资治通鉴》卷二六七。
[13]陈鹏《唐时期泉州的农田水利建设》，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71页。“环数千里”的“千”应为十。
[14]《白居易集》卷六十八《钱塘湖石记》。
[15][20]汪家伦《古代太湖地区的洪涝特征及治理方略的探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146—157页。
[16][23][32][39]《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
[17][22][24]
[18]《文苑英华》卷七七九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
[19]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第43。44、46页。
[21]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三《水源》。
[25]《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26]《十国春秋》卷七十八
[27]参阅诸葛计、银玉珍编著《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页。
[28]缪启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
[29]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30]《旧唐书》卷一五六《于頔传》。
[31]《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33]《全唐诗》卷四三白居易《湖亭晚望残水》。
[34]《全唐诗》卷四九六姚合《送饶州张使君》。
[35]《全唐诗》卷四三白居易《过李生》、《烹葵》。
[36]《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37]《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
[38]《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40]《闽都记》卷十五。
[41]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水利》。
[42]陈鹏《唐宋时期泉州的农田水利建设》，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43]《全唐文》卷五六五。
[44]《全唐文》卷一八三。
[45]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141页。
[46]王进玉文(见[45])认为：初唐中原无曲辕犁，但假定曲辕犁在中原出现，尔后于盛唐时传人敦煌完全可能。以上假定难以确信。江东犁虽是南方使用的犁，其制造技术必和北方犁的制造技术有关系，但又必然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47]《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48]《全唐文》卷八一陆龟蒙《耒耜经》。
[49]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7。120、121页。
[50]《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51][52]参阅《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美)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
[53]《农业考古》1985年第l期，朱自振、唐荣南《由茶叶历史谈恢复茶园复合生态系统》。又李著“茶粮间作的夏令耕地生态系统”句的“夏令”二字当是“复合”二字，恐系排印之误。
[54]《全唐诗》卷三一四。
[55]《全唐文》卷七九五孙樵《书何易于》。《太平广记》云：(彭州)九陇
县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说明西川植茶极普遍。
[56]《全唐诗》卷一九三韦应物《喜园中茶生》。[57]《全唐文》卷八一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58]《全唐文》卷七六四。
[59]《全唐诗》卷二四九。
[60]《全唐诗》卷二六八、六九七。
[61]上引李伯重书第122页。
[62]元、白、李诗分别见《全唐诗》卷四一七、四三九、四四、四四三、四四四、四八二。
[63]见《全唐诗》卷三七鲍防《状江南·孟春》。
[64]见《全唐诗》卷三七、四四四、四九二。
关键词：鄂东；三苗；越楚争锋；移民；鄂东文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说文化与民族性相关，后者是说文化与阶段性相联。影响文化的因素有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而“人”无疑是其中最能动的因素。“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只有把握了鄂东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创造者的组成，才能深刻认识鄂东文化的特质。
一、“鄂东”的地域界定
目前，学界对地域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是以自然条件为准绳。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其代表人物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其理论的核心是“地域即河川流域”。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理论提出划分区域的两条标准：“首先，这个地区必须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区。换言之，其外有天然屏障将它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一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一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笔者赞同李伯重先生提出的区域划分的这两条标准，并依照此标准，将本文所说的鄂东限定在大别山以南、长江中游下段北岸，东经114°25′至116°8′、北纬29°45′至31°35′之间的广大地域。除了黄冈市所辖的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罗田县、英山县、红安县、麻城市、武穴市、龙感湖管理区外，还应包括武汉市新洲区。
二、鄂东文化的历时性考察
尧舜禹时期，三苗是鄂东土著先民，奠定了鄂东人的精神底色。三苗，又称“有苗”、“苗民”、“南蛮”，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以南长江两岸一带地区，与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大体相当，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当是三苗集团的文化遗存。鄂东是否在三苗的势力范围之内?《战国策・魏策》所载吴起对魏武侯：“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史记・吴起列传》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这两本历史著作都涉及到三苗的大致范围，所不同的是洞庭和彭蠡左右方位的不同。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做过阐发：“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不少学者对张守节的这个解释颇为赞同，因为这个解释的确能自圆其说，理由是当时的在长安。实则不然。如成书于宋真宗时期的《册府元龟》卷七百四十三说：“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可见，张守节的这个解释的确有穿凿之嫌。《五礼通考》卷二百十：“张守节据吴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县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则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国地。”虽然左与右的解释有些牵强，但张守节指出了三苗的大致势力范围。唐时的江州在今江西九江市一带，鄂州在今武汉市一带，岳州在今湖南洞庭湖一带。衡山非今湖南之南岳。《史记集解》卷六：“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征之《史记》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路线及其它史籍可知，此衡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一带，属于大别山脉。可见，三苗的势力范围北至今鄂东的红安、麻城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脉。至于汶山，具体方位很难考证，《交翠轩笔记》卷三(道光刻本)：“《齐语》：‘遂南征，伐楚，跄方城，望汶山。’注云：‘汶山，楚山也。”’可以推断，“汶山”应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南。虽然汶山具置不可考，但三苗的南部疆域当在洞庭湖以南。那彭蠡和鄱阳湖是什么关系?谭其骧在《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说：“鄱阳湖在历史时期有彭蠡泽、彭蠡湖、彭泽、澎湖等名称。隋唐以前，彭蠡泽仅局限在鄱阳湖北岸地区。所以，隋唐及其以前的历史文献，均未见鄱阳湖之名。”关于北鄱阳湖的形成及其位置“在先秦时代，江水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冲积扇上以分叉水系形式，东流至扇前洼地而成彭蠡泽……彭蠡泽的位置无疑在大江之北。其具体范围当包有宿松、望江的长江河段及其以北的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泊地区。”可见，三苗势力范围东达今鄂东的武穴、黄梅、龙感湖管理区与江西九江以及安徽宿松交界处。
综上，三苗势力范围北抵大别山南麓，东达鄱阳湖流域的江西、安徽，西达洞庭湖流域，南至洞庭湖以南的地域，其腹地在鄂东地区。三苗是鄂东地区的土著之一，是鄂东的土著先民，是原始社会末期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社会的先进性比清代某些“‘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的较为落后的苗族还要进步一些”。
三苗与尧之战，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尧让天下于舜，而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人南海，为三苗国。”(《卮林》卷七)。而实际上是“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三苗与尧之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旧制度之争。
舜摄位后，承尧之策，继续对三苗用兵。据《周易口义》卷二载：“三苗之民，反道败德而舜征之。”并且对三苗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书传》卷二：“窜三苗于三危。”据《尚书全解》卷九载：“舜之窜三苗也，盖择其恶之尤者投诸远。”三苗与舜之战，从策略上看是被分而治之。
禹承尧舜之威，而乘三苗之乱，假天之瑞令，对三苗发起战略决战。据《尚史》卷三载：“《墨子》：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市，夏冰，地坼，五毂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元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经此惨烈之战，三苗式微，禹似乎成为天下之共主。但是，三苗并没有被华族所同化，据梁任公研究“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氐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足见三苗之刚烈与彪悍。
夏商周时期，楚人与扬越人是鄂东地域的两大主要民族，越楚文化在此风云激荡。百越是先秦时期南方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扬越是百越的一支。扬越的大致范围“约今湖北英山一湖南岳阳一线以南，湖北黄梅一江西赣江流域以西、湖南资水以东、广西桂江一广东北江流域以北的范围之内，为春秋中期
以前扬越聚居之地”。随着三苗的式微，扬越人进入鄂东地区，成为鄂东的土著居民。在夏商周时期，楚人与扬越人是鄂东地域的两大主要民族，鄂东地处荆扬之间，向东与越境为邻，向西与楚相伴，越楚文化在此风云激荡。在不同时期，两种文化地位并不一样。
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鄂东地区越文化特征比较明显，而不见楚文化遗物。在“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中，我们发现“M1出土陶器应属较为典型的一座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而该墓所出贯耳壶(M1：5)又是良渚文化的标准型器。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华东地区的良渚文化西上至江汉平原的鄂东与这里的屈家岭文化汇合，形成了该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特点，即在同一墓葬中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现象”。在“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我们发现“陆墩出土的贯耳壶，表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曾有联系。陆墩的直口盆形鼎，含有受江西樊城堆文化直接影响的因素。陆墩也发现了成人拔齿的现象，在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部的这一文化习俗圈中，又增加了新地点”。成人拔齿的现象是越文化的典型特点之一。在“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中，我们发现“‘刻槽’鬲足(C型)在这里占很大比例，因这类鬲足多出自鄂东南，被认为古越族文化的特点”。而在“湖北黄冈浠水流域古文化遗址”中，我们发现“商周时代，这一流域几乎是刻槽鬲、带护耳觑、饰长方形镂孔的豆等陶器组合占主导地位，而在整个鄂东几大水系中，这组陶器由东向西，呈现出依次递减的局面，他有别于同时期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这一带有强烈地域特点的文化面貌恰与鄂东地区的大冶、阳新一带同时代文化相同，结合其它流域遗址的基本面貌和分布规律，说明此时期文化传播途径是自南向北，由东向西。”为什么此时期的文化传播是自南向北，由东向西呢?因为此时鄂东地区有一个强大的扬越，处在楚国的东南边，这一有别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文化即为扬越文化。这一结论可以从“楚式鬲”流行中得到佐证。“约当距今四至三千年间，‘楚式鬲’流行中心地带，从东向西，从鄂中地带转到鄂西地带；约当距今三千年以后，西周春秋时期，‘楚式鬲’从鄂西中心流行区向外扩散。”这一时期扬越文化在物质层面对鄂东的贡献主要是水稻的栽培、木建筑的采用和炼铜技术的使用。
《史记・楚世家》卷四十载：“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扬粤即扬越，鄂乃东鄂，即今之湖北省鄂州市。1957年在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的、目前所见楚国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鄂君启节》是熊渠所至之鄂乃东鄂之佐证。只不过熊渠之时的楚国还是一个“蕞尔小国”，偏于一隅，无法与强大的扬越抗衡。但熊渠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就是利用周厉王伐鄂之时，袭取鄂都，为楚国进驻长江中游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据点。熊渠之后历熊挚红、熊延，熊延生熊勇，自熊勇始，才有文献记载楚君在位的年数。熊勇七传至熊(冒)，历五代、八位楚君。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对八位楚君的在位元年和末年进行过一一考订。“熊勇元年为公元前847年，末年为公元前838年；熊(冒)元年为公元前757年，末年为公元前741年。”冒死，其弟熊通于公元前740年杀其子而代之，熊通即为楚武王。自楚武王开始，楚国大规模开疆拓土，经历东征、西征和北伐，至春秋中期，楚国完全控制了鄂东地区。我们可以从靠近楚国腹地的麻城“白骨墩楚墓”出土文物中考证。“麻城地处鄂东北、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近楚国边地，根据这6座墓年代上限来看，楚国势力发展到此不早于春秋。从这6座墓资料可以看出，到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在鄂东北已占有主导地位，同时还反映出这里的楚文化具有不少地方特点。”这是目前在鄂东地区所见年代上限最早的鄂东楚墓之一，“据近几十年来鄂东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目前在鄂东腹地发现的楚墓，最早也是在春秋早中期，西周晚期一概未见。”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一致，从地缘上看，在鄂东地区，麻城紧靠楚国中心地带江汉平原，楚文化对鄂东的影响应肇始于此。
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505年)起，栽郢(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被称为江陵)作为楚国都城，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长达220年左右，是楚国的鼎盛时期，也是楚文化的巅峰期。郢都被秦将白起攻破之后，倾襄王和楚国贵族东迁，定都于陈县，称为陈郢，今河南淮阳县。面对强秦的步步紧逼，五国诸侯合纵，楚国为首，结果是五国之兵在函谷关“逡巡不敢进”。五国兵败之后，六国更无法抵挡秦国，秦军前锋逼近陈郢，不得已，楚国再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号位寿郢。无论是陈郢还是寿郢，鄂东距楚国都城都不远，在楚国不断东移中，鄂东逐渐成为楚国的中心区域，大批楚国贵族定居鄂东，这可以从鄂东出土的楚墓中得以证明。楚国在加紧控制鄂东地区的同时，也大大加快了鄂东地区的开发，推进了鄂东文化的楚化，扬越文化式微，越楚文化在鄂东融为一体，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铜器的发展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生产为例，随人所代表的诸夏长于铸造，扬越所代表的群蛮长于冶炼，楚人则兼而有之。以管理为例，诸夏的长处是有完备的官僚机构，群蛮的长处是简朴，楚人也兼而有之。”
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移民推动了鄂东文化的发展。五水蛮自东汉初年来到鄂东五水流域。所谓五水即鄂东境内之倒水、举水、巴水、浠水、蕲水，均发源于大别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经东北部山区、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在西南注入长江。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设江夏郡，辖14县，黄州、蕲春等地属江夏郡，东汉时期江夏郡隶属豫州。据《后汉书・南蛮传》载：“建武(汉光武帝年号)--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潺山(湖北长阳县一带)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从这则史料可知，最早到达五水流域的蛮民是由于造反而被迫迁徙至鄂东地区，而且数量很多，仅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一次迁徙到鄂东地区的蛮民就有7000余人，而当时的江夏郡一个县大概也只有10000人左右，豫州郡平均每县62415.55人，可见当时五水流域人烟稀少，自然成为蛮民迁徙之地。五水流域在东汉初年还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永嘉乱后成为权力真空，五水蛮乘势而起。到了南北朝时期，五水蛮所居之地，成为南北政权的交锋地带，其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以致出现五水蛮“朝北则北胜，向南则南赢”的局面，此时五水蛮的势力更加强大，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五水蛮同南朝统治者的冲突更加激烈，战斗更加惨烈。《宋书・蛮传》卷九十七载：“自古蛮焚殊杂，种众特繁。岁月滋深，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所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如此惨烈之战，正衬托出五水蛮的勇猛与剽悍。五水蛮为何有如此刚烈之气?《宋书・蛮传》卷九十七载：“豫州蛮，廪
君后也。”廪君者何?《后汉书》卷一百十六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锺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可见，五水蛮乃巴人后裔，巴人崇虎，是学界共识，巴人尚武，故其剽悍，五水蛮亦剽悍。
五水蛮自东汉初年来到鄂东五水流域，在三国两晋时发展壮大，南北朝时达到鼎盛。“入隋后，‘五水蛮’及其后人在鄂东及鄂赣边区的活动，并未间断。从唐以后，鄂东‘蛮’人的活动，再也不见诸记载。唐代有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文化，鄂东五水地区已没有汉、蛮之别了。难怪唐代诗人杜牧任黄州刺史时发出“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遗风，今尽华俗”的慨叹。古有遗风，蛮风也，实乃巴人遗风；今尽华俗，汉化也。今天在鄂东虽然见不到纯粹的巴人，但其剽悍、勇猛、尚武的鲜明个性已成为鄂东人精神的因子。鄂东自古民风彪悍，近现代更是猛将如云，即便是文人，同样有武骨，在民族危难之时，也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五水蛮是由于叛乱而被迁徙至五水流域，在鄂东落地生根，对鄂东地区的开发和鄂东人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北方由于战乱而大规模移民对鄂东地区的开发同样功不可没。据葛剑雄研究，“永嘉之乱”移民南迁线路有三条，其中中线“一部分人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的隘口进入江汉平原”。鄂东是这部分移民的必经之地。又据《旧唐书》卷三十九载：“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这是“安史之乱”后移民的盛况。“安史之乱”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在北方，这些北方移民将他们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文化带到鄂东，大大促进了鄂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江西人迁移到鄂东值北宋时期、南宋和元末是两个迁移小高潮，至明洪武年间形成迁移高峰。江西与鄂东只是一江之隔，在南宋，鄂东是宋金和宋元对峙之区，在元末和明末，鄂东是两次社会大动荡的中心区域之一，人口损失惨重，而这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作为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江西填湖广”声势浩大。据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研究，“在《移民档案》的530族中确知迁自两湖以外的有487族。江西一省迁出的移民就有404族之多，又占长江中下游移民的90％，占全部外省移民的82％。足见这是以江西籍移民为主体的迁徙洪流”。民国34年《湛氏宗谱》卷2《纂修族谱序》中所说：“居楚之家，多豫章籍。”我们可从宗谱和县志来进一步验证。如民国三十五年黄冈《黄氏宗谱》卷首《富一公传》：“现今大姓之杂于冈、水、麻、安(按：即今之黄冈、浠水、麻城、红安)者，类皆发于江右(江西)。”又如宣统《黄安县乡土志》卷下《氏族录》共载有该县64族，确知迁自外省者有39族，其中江西族为32族，占移民家族的83％；曾经属于黄冈的新洲，1985年对该县的三店区的姓氏户口进行一次调查，发现江西族占移民家族的97％。江西移民乃鄂东之大幸，正因为江西自宋代至清初持续向鄂东移民，才促进了鄂东经济的大发展，文化的大繁荣。宋代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而江西又是宋代文化的发达之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之。第一，从中国历代各类人才数量来看，宋代人才最多，共有93人；第二，从两宋各路人才分布来看，江南西路(江西主体)居全国第三位，占总人才的9.23％；第三，从教育来看，宋代江西书院居全国首位，共170所；第四，思想学术与文学方面更是大家辈出，领一时之，“婺源朱熹、金溪陆九渊是理学(道学)两大学派的领袖，永丰欧阳修、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是唐宋古文家中的三家，修水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临川晏殊是北宋前期词坛的一个代表者，吉水杨万里的‘诚斋体’诗风使他进入南宋四大家。‘廿四史’中，欧阳修贡献了一部半(与宋祁合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在交通比较落后的时代，作为经济文化发达的江西，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移民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鄂东，无疑会对鄂东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至洪武年间，江西移民超过鄂东土著，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湖民成为鄂东的新土著，他们为鄂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宋代，黄州府成为“江西诗派”的重镇；在明代，黄州府成为湖广的上等州府；明清时期，鄂东人文鼎盛，科甲兴盛，“惟楚有才，鄂东为最”，根据张建民的研究，“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11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清代进士人数较明代为多，到道光朝约200年间，全省共中进士960人，咸丰以后60年间则有302人。但是，地域分布虽不无变化，却仍未能改变明代以鄂东为重心的基本格局。”又据王楚平《中国名人之市探源――黄冈历代进士考略》统计：“黄冈明清有进士728人，在全国城市中占第5位，仅排在杭州、福州、苏州、北京之后；再以清朝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湖北各地的进士数量横向比较，黄州府有进士88人，占湖北进士总数的28.4％，居全省第一位。”②江西之花，终于绽放在鄂东大地之上，鄂东文化的大繁荣，江西移民功莫大焉。
“江西填湖广”是鄂东移民的主体，“靖康之乱”后的北方移民对鄂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鄂东是北方流民武装进出两淮和两湖的必经之地，不少北方流民滞留于此。据《宋史》卷四百十二《孟珙传》载孟珙守黄州时：“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为屋三万间居之。厚加赈贷。”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北方文化家族的南迁大大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是在“靖康之乱”后完成的。
清末民初，东西文化激荡，鄂东文化巨子大量产生。晚清到民国，鄂东出现了一个“人才井喷”现象，产生了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政治史兼经济学家王亚南(黄冈人)，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文艺理论家胡风(蕲春人)，诗人闻一多(浠水人)，哲学家汤用彤(黄梅人)，方志学家王葆心(罗田人)等，他们都是鄂东人，都堪称各领域领的一代巨子。鄂东为何在半个世纪涌现如此多的大师级人物?著名文化史专家冯天瑜先生认为：“它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时候，新的思想、旧的思想冲突、融会，就会产生大的思想家，产生大师级人物。而鄂东，恰恰好在从东面沿海登陆、向内地推进的近代文化、也即西方文化，和从中原地带一直沿袭的传统文化的交叉点上。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人物。”而此时的西方文化是高势能文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潮，学习西方文化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正如张之洞所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此乃“真知灼见”，李四光先后留学日本和英国，黄侃、王亚南留学日本，闻一多、汤用彤留学美国，他们是鄂东留学生中的代表，鄂东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日后大多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另据周积明《湖北文化史》统计，清末湖北留学生的派遣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湖北乃一中部省份，有如此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湖广总督张之洞功不可没，鄂东深得其利，足见当时鄂东已得留学风气之先。
――吴征镒
2008年1月8日，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患有严重眼疾、耳背、腿脚不便……92岁的吴征镒因身体原因，几乎已经足不出户。获奖后，淡泊名利的他婉拒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吴征镒，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在从事植物学研究的70年生涯中，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征镒用科研成果告诉我们，中国的高等植物到底有多少种，正是这位可敬的植物学家与同仁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植物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在这几十年中，他为了弄清中国种子植物组成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及其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他被同行称为“植物电脑”；他60岁时两次进考察，80岁时还到台湾考察植物，如今，92岁的他仍在承担着《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编撰工作。
1955年，他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现在，他是最年长的中科院院士。
绿色之缘：最爱做的事是按图索“草”，看图识“树”
“出生于九江、长于扬州、成人于北京、立业于昆明”，时空变迁，不变的是吴征镒对一草一木的那份钟爱。
吴征镒对植物的痴迷，始于儿时家中的后花园。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小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大花园内玩耍，当时便被园中各种各样他尚不知名的花草树木深深地吸引住了。进花园门右拐，就是一片孟宗竹林，每到春天雨后，他就在竹林里看春笋，从刚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也就半天的工夫，已经长得和他一样高了，这让他感到很惊奇。
吴征镒小学读的是家塾，那时的他已熟读四书五经。读书让他大开眼界，他觉得书里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远、更好。
上初中时，吴征镒最喜欢的是自然课。生物老师讲第一堂课时，拿着一种紫红色的小花，教他们认知其茎、花瓣和花蕊等等，于是他对植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兴趣。
孩提的十几年间，吴征镒读的是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的一些普及植物知识的图鉴，他采取了“看图识物”的办法，采集了100多份标本，按图索“草”，看图识“树”开始认识植物。
上高中时，他的生物教员为了鼓励他热爱植物的热情，专门为他采集的标本办了一个展览。1933年，17岁的吴征镒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正式开始了他的植物学生涯。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校南迁至昆明，之后长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这期间，他根据所能收集到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3万张植物卡片。
1958年，吴征镒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又举家从北京迁至昆明。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首肯。从此，吴征镒扎根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开始了“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科研生涯。
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这一做法，有人认为他可以走另外一条仕进之途，因为他是经历过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担任过中科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后又一直担任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完全可以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但是，吴征镒选择的仍然是他从年轻时代就选定了的专业科研之路，他专注热望的依然是植物学。
钟情植物：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吴征镒一生与草木结缘，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有2/3的卷册是由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
学术界曾普遍公认，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学界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二是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三是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即使是植物学的门外汉，单想想我国的基本国情――地大物博，就可以掂出这三大贡献的分量了。
中国植物到底有多少种？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给出了明确答案：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中国植物志》的编撰是高等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的一部，而吴征镒完成了全套约2/3的编研任务。吴征镒于1938年至1947年间，经过野外考察、模式标本照片和对文献的比较研究，所完成的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中国植物志》编著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此外，他还积极推动了国际合作，其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出版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关于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问题。吴征镒通过对当时中国种子植物已知约3300属的分布格局的研究，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结合大陆漂移学说，在进化的背景下，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和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首次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后来，许多研究不断证明了吴征镒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显示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研究特色。1956年，吴征镒和钱崇澍、陈昌笃在区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植被分区”理论，该原创性的区划，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重要科学基础。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却又是一对很容易矛盾的概念。吴征镒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突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理念。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1983～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此专著的特点是按近代植物分类系统中的科排列中草药，每个重要科前均有总论，叙述和讨论全科药用植物种类、成分、疗效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该专著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吴征镒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等多篇论文，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学术思想。他把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联系起来，把连续分布和间继分布视为一个统一体，其见解之新颖，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
1983年，吴征镒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英文)的重要论文，并与王荷生合作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上册)，深入地论证和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创见。他认为，中生代以前的世界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以后古地中海海底扩张，大陆分成了两部分，即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地壳造山运动将位于古北大陆的云南和抬起，形成现在的滇藏高原。因此，中国植物区系中有三大成分，即古南大陆区系、古北大陆区系和古地中海区系。而中国西南部是这些区系成分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
其后，吴征镒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充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他认为：“以云南为主的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古北大陆、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三大区系的交汇点。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具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马来、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数量的特征属种，这是在高原强烈隆起、植物寒旱化过程中发生的。”
这些论点让植物地理成分和区系发生成分珠联璧合，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这一工作为国内外植物学界所瞩目，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橡胶曾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的重点物资。根据国家需求，受总理的重托，吴征镒多次率队深入云南南部实地考察，和罗宗洛、李庆逵院士等一起，从植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等角度解决了我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技术问题，为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为满足当时国家的战略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海南和西双版纳已经成为我国的橡胶基地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植物电脑”：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吴征镒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同事和身边的学生、助手都形容他博闻强记、博古通今。编《中国植物志》时，他脑子里记得文献的出处，在手稿里写个人名注上年代，助手去查对应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
即使是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以“吴征镒”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和著作，都是由他亲自执笔，对此吴征镒丝毫不含糊。论著的编辑和梳理工作，一般由他的学生承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是吴老培养的第一批博士，李德铢对老师自是钦佩有加，“吴老师的字非常小，他的一页字的容量往往能顶我们三四页的容量，我们编辑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吴先生，随便一个植物名词的索引书名、作者、年代，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准确。包括大多数植物的拉丁名字，吴老师都能很轻松地就能写出来。”
有人会问，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是天生的吗？在昆明标本馆的资料室里，人们找到了答案。在标本馆馆长彭华的引领下，来访者看到了吴征镒1938年至1947年3万多张卡片中的一部分。随便拿出一张，前面是标本照片或图示，背面密密麻麻写着该植物的基本资料。吴征镒的字的确很小，英文字母个个小如喜蛛。正是这些植物身份证为日后的《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3万余张卡片，都是吴征镒10年间在标本馆对照文献资料、标本照片，结合野外经验，边考察、边记录、边整理的结果。时至今日，研究所的学生们要想查查资料，依然会用到这些卡片。
为此，他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植物电脑”。以下几个小故事让人惊讶：
在前联邦德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他能一眼就辨认出路旁的植物。只有细微区别的，也能分辨出来。当地的专家们惊叹道，这种奇迹般的观察力，若不是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坚实功底，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日本广岛等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同行们惊奇地发现，这位第一次到日本的中国学者，居然能把大部分植物辨认出来。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当时有人问吴征镒，他笑着说，有95%是因为看文献，另外的5%是根据分类学的基础理论推断出来的。
在“”中，他凭记忆完成的著作听来让人动容。“”期间，那时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去了昆明郊区黑龙潭参加劳动，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来后就悄悄地写出来，进行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当时，各种科研著作的出版几乎停止，但“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还有出售。他偶然得到一本后，就请同志们帮他收集其他中草药的小册子，就这样，在“劳动改造”的那几年里，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五千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
在编写《新华本草纲要》目录时，吴征镒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与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中的记载联系起来进行考证。在考证中，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当时没有条件去查资料、查书籍、对标本，他就凭记忆先写下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凭着记忆考证、记录的这些中草药，日后有条件时查对，竟很少有错误。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他经常对一些年轻学者讲述这八个字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摔跤冠军”：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以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吴征镒曾于1975年间两次进藏，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由于条件艰苦，在高原缺氧的气候下，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坏，牙齿从回来后完全变松了。组织安排他到青岛疗养，但一个月的疗养结束后，他却背回了两本厚厚的笔记――《植物名录》和《地名录》。随后，他在3年时间里又完成了《植物志》的主编工作。
吴征镒在野外考察的时候，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欢低着头观察植物，“只顾眼前不顾脚下”，一不留神成了植物学界的“摔跤大王”，这是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会摔跟头。
“于是，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不过此摔跤非体育运动的摔跤。吴老对此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直到耄耋之年，吴征镒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助手、学生交流信息。
1995年起，杨云珊开始担任吴老的秘书，至今已经13年了，在吴征镒眼中杨云珊就是自己的亲孙女。在杨云珊心里，吴老就是一位谦和、博学的长者，他脾气不是一般的好，从没看过他发一次脾气。她经常对来访者说，不管是家人或者学生有不对的地方，吴老从来不会大声责怪，每回都是轻声细语讲道理。
吴老一生坚持学习，80岁时他每日花在植物学研究上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因为夜以继日地钻研，用眼过度导致他视力过早下降，从2000年起就基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直至医生多次警告如果他再这样过度用眼，眼睛可能会失明，这时他才稍微注意了一些。
这一年多来，吴老的眼睛不行了，人站在他面前，也看不清五官。耳朵背，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每天3个小时看书。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必须得放大到3号字体，而且要加粗加黑。
吴老72岁时，因胆结石诱发急性胰腺炎，73岁那年又做了“摘胆”手术。他的生命是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的，但他很乐观，戏称自己是“无胆英雄”。
按照每天的安排，吴老上午10点要准时喝酸奶，但是他却常常“不守时”，一进书房就舍不得离开，那废寝忘食的程度让家人和秘书不放心。无奈之下，每天到了喝酸奶的时间，只要他“不自觉”，他的家人和秘书就会守在旁边进行“监督”。
2007年1月,91岁高龄的吴老接受了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的委托,担任起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长孙航说,当时吴老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但是他却坚定地说,“这件事我不做,谁来做?”的确,编纂这部传世大典,离不开吴老。由于编撰大典要在上万本古籍中寻找与生物学有关的资料,吴老凭借数十年的积累列出了1300多种有价值的参考书目。他还凭惊人的记忆力,对史籍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一一标注了拉丁文学名。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征镒获奖无数。他曾获得部级一等奖、二等奖6项（其中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院、省级一、二等奖8项。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得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得“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他还在世界赢得了广泛声誉。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说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称赞他：“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长期致力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致力于敏锐的审视人类活动的植物的影响。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取得了造福人类社会的辉煌成就。”
然而，吴老却“业磅礴，人淡泊”。在他所著的《九十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