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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阳村；民风；民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152-02
一、东阳村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风民俗
自明初御史陈道潜来此定居开始，逐渐形成群落，村里的明清民居建筑群是莆田现存的科举文化“活化石”，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当地科举文化发达的历史。在村里的陈氏祠堂，墙上悬挂着历代进士名录。村老体协负责人陈庆育说，明清两朝中，东阳村先后出了11名进士、28名举人、14名贡生。出过“三世五进士”，还出过“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进士，官宦人家多了，村落士大夫宅第鳞次栉比，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为御史第、德基祠等。“不读书不是东阳人！”陈庆育说，遗留在村里的一座古时学堂，至今墙上还有一块明嘉靖六年（1527年）丁亥正月立的陈俨庭训石碑，激励着后世子孙勤奋刻苦读书。在创建“文化莆田”座谈会上，就有艺术家提出，“其实莆田文化的魅力并不是只有妈祖文化，更多的来自进士文化。”
东阳村有着良好的读书习俗，“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写照。他们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现状，只有读书才能脱贫，只有读书才会有希望，只有读书才能让自己抬起头向往明天。不论多么贫穷，多么困难，他们的首要任务都是让村的孩子读好书，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东阳村，也为了社会。
他们也有着不一样的遭遇，因此有着不一样的习俗不一样的春节。东阳村初四过大年，做大岁。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福建，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据点，四出烧杀掠抢。兴化府城（今莆田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的半夜时分被倭寇攻陷，并被占据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奋起反抗，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钉死，惨不忍睹，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月廿五日，由于城内死尸腥臭不可居，倭寇只得暂退平海，直到抗倭英雄戚继光兵到，兴化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区的老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掩埋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重新做岁。
后来，为纪念莆田这一段悲惨的日子，莆田民间和以往一样，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夜“做岁”，时间拖得太长。于是，莆田民间约定将农历二月初四“做岁”，改为正月初四“做岁”（围炉），因农历二月农事正忙，若在二月初二才“做岁”并将年三十晚上改为“做小岁”，正月初四晚上称为“做大岁”。同时将二月初二日约定为正月初二日，作为探望亲友伤亡的不祥日子，俗称探亡日。至今莆田人每年这一天，都不互串门拜年或走亲访友。
东阳村的元宵节在正月十一，元宵节当天村里热闹非凡，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象征着团圆。每年的八月十五，东阳村人会请客到家里，一起聊聊家常。
明清时期倭寇经常来袭，东阳村人挑选一批村民队员习武抗倭，但是老百姓习武后，经过训练的团练队员由于缺少实战的经验，在海寇入侵时往往胆怯而不太敢与之对抗。为了锻炼实战的技巧和胆量，把竹篾围成圆门形用火烧燃起让村民跃过来训练胆量，这样队员在快速的穿越中消除了惧战的心理障碍，后海寇来犯时，队员都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厮杀，终于一次次地击退海寇，保护了家乡的安宁和父老乡亲的福祉。这种训练方法演变成村民的习俗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就形成了“过火门”的习俗。后来每年的正月十五晚，村里人都要“过火门”。
莆田祭扫有“清明前、冬至后”的习俗，莆田冬至扫墓习俗源自唐宋。在唐、宋时期，冬至这一天就是传统的祭天祭祀祖的日子，传说皇帝还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除了各家祭拜自己直系祖先之外，凡有祖祠或祖庙的就要合族举行祭祀典礼，称为祭冬。现在这项古老习俗已不多见。只有在莆田、海南、潮汕以及上海、南昌等城市还一直延续此习俗。福清和泉港的部分乡镇也有此风俗。现在的东阳村也延续着这样的习俗，他们都在冬至扫墓。
春节期间每家每户都要贴春联，但是东阳村人除了贴春联，还会在门口贴上“镜同春，自求多福”八个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专门有一首诗夸颂周文王秉承了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文王不只荣宗耀祖，使子孙百世做天子诸侯。他的子孙要以文王的德行作为榜样，以商纣作为借鉴，要经常自我反省，勤修贤德，发奋图强，自求多福。而东阳村人也是相信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会得到更多的幸福。
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就按照坐北朝南的方向修建村落房屋，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大门朝南。到了商周时期，测量方向是选择环境的先行步骤，《诗・公刘》云：即景乃冈，相其阴阳。后来，汉代政治家晁昏提出。在选择城址时，应当“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正吁陌之界。”北为阴，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中国的地势决定了其气为季节型。冬天有西北利亚的寒流，夏天有太平洋的凉风，一年四季风向变换不定。甲骨卜辞有测风的记载，《史记・律记》云：“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厂莫风居北方，十一月也。条风居东北，正月也。明庶民居东方，二月也。清明风居东南维，四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凉风居西南维，六月也。间间风居西方，九月也。”风有阴风与阳风之别。沫沫可光过廷在《地学批南》中载：“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是无妨。向西向北所受都凉风寒风，谓之明风，直有近案这兰，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衰败了稀。”这就是说要避免西北风。山水术表示方位的方法有：其一、以五行的木为东，火为南，金为西，水为北，土为中；其二、以八卦的离为南，坎为北，震为东，竟为西。其三，以历法的甲乙为东，丙丁为南，庚辛为西，壬癸为北。以地支的子为北，午为南。其四，以东方为苍龙，西方为白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玄武。或称作："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低言之，坐北朝南原则是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顺应天道，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颐养身体，陶冶情操，地灵人杰。而东阳村正是按照这样的风格布局建造的。
二、东阳村民风民俗的保护
有关保护或继承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东阳村有着多彩的民风民俗，但是同时有的民风民俗也遭受着现代文化的腐蚀。东阳村的进士精神在老一辈的心中仍根深蒂固，然而在年轻一代中却有所熄灭。进士精神是一种值得发扬的东阳精神，东阳人应该建立良好的机制促进东阳精神的重生。
首先，可以对读书有困难的人给以学费的资助和精神的资助，让他们知道只要你想好好读书，整个东阳村都会支持他；其次可以对考上清华北大等大学的人给予不同的奖励，比如考上清华奖励20000元，厦门大学15000元等等；最后开办一个进士精神辅导班，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定期地对村里人进行进士精神培训。
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将东阳村一定的民风民俗延续下去。
三、东阳村民风民俗的发展
东阳村有着优良的传统，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要发展才是有着光明前景的。莆田有海上妈祖，那么东阳村可以引进平原妈祖，让妈祖文化进东阳。像湄洲岛一样每年举行一次祭典，这样便可以吸引外来游客慕名而来。引进平原妈祖后通过莆田电视台、湄洲日报、莆田晚报等等来做宣传，这样就可以提高东阳村的知名度。莆田的宫庙文化非常盛行，那么东阳村就应该进一步发展东阳的优势，可以发展出一个东阳节，引进莆仙戏，将阳村的一些传统活动包含其中，例如过火门、读古训、祭祖先等等。
四、东阳村民风民俗的利用
关键词：东北民俗；影视；意蕴
1905年的《定军山》，开创了中国本土文化影像创作的先河，使本土文化剧目创作成为中国影视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文化剧目，立足传统经典文化，依托地方文化和乡土文化，将地域积淀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以影像为媒介重新阐释的艺术创作形式。新时期以来，随着民俗文化价值的被认可，基于东北民俗文化的影视创作得到长足的发展。2000年以来，面对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严格的入选标准，东北题材剧作却出现了“来者不拒”的景象。随着《马大帅》、《希望的田野》、《老娘泪》、《圣水湖畔》、《插树岭》等东北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名列前三位（2006年），政府华表奖等电视剧评奖中频频榜上有名，屏幕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东北民俗文化内涵得到挖掘，东北民风民俗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实现东北民俗文化跨区域传播。东北民俗文化题材剧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最近几年，屏幕上几乎看不到东北民俗文化题材的剧目创作。以2015年和2016年各大网站电视剧排行榜为例：谍战剧、偶像剧、古装剧等类型占据着前十名排名，成为受众乐于接受的消费类型。因消费的趋同性，剧目创作导向受受众消费影响并产生循环递进影响,形成一个时期的创作特征。近几年，影视消费类型的崇时尚化，使东北民俗文化的影视创作面临生存挑战。如何在民俗文化价值被认可的基础上，挖掘民俗文化的时代内涵，结合社会需求完善民俗的影视创作，成为东北电影人面临的历史责任。
一.民俗文化影像意蕴的现实需求
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以影像为媒介，立足东北民俗事象，展现东北地域文化，与其他类型剧作相比，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风格。现实主义本着古希腊人“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观念，以准确而不加修饰的描述，追求逼真性或酷似性，实现对自然或当代生活的据实摹写。其一，与同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非民俗题材剧作相比。同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复现中反思现实，东北民俗题材剧作极强的接地气特征，是其他创作所无法企及的。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生成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因地域个体的因袭，形成地域民俗文化，从而作为本地域的行为准则和伦理价值标准。民俗的地域性、历史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使民俗成为反映个体生存的最真实、最直接的媒介。其二，与强调感官享受的剧作相比。新时期以来，因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秩序的解构，使创作理念呈多元化，创作者力图通过多途径寻求解构。于是，在过分强调影像外在形式的过程中，带来了对人文价值的忽视。恣意篡改历史的穿越剧、毫无节操的神剧、画面唯美的偶像剧，使追求感官刺激、注重享受的短暂性，成为影视创作的一种倾向。在这些剧作中，受众对“高大上”的娱乐追求得到满足，这是民俗题材影视作品所无法给予的。但是因“高大上”所产生的娱乐是短暂的，短暂的感官刺激之后，带来的是因娱乐作比照，更加凸显的解构困境。基于此，受众不得不去寻求被光鲜外在形式所遮蔽的人文价值，于是极接地气的民俗题材影视创作，就具有了极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二.民俗文化影像意蕴的审美特征
影视与民俗的联姻，一方面为民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媒介，一方面民俗文化的意蕴审美增强了影视艺术的提升空间。1.地域环境的意蕴审美新时期以来，纵观东北题材影视创作，可谓是踩着时代的浪尖不断在困境中寻求发展。80年代，刚刚结束，文艺创作由“为政治服务”转为“对人的书写”，民俗由被诋毁被排除转为价值的被重新评估被重新认可，这无不为东北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90年代，在社会经济形式发展重大转型的过程中，东北题材影视创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大力提升发展速度。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进入21世纪，东北题材影视创作规模得到扩大，创作手法得到完善，成为影视创作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历数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从弱小到强大，从被搁置到话语权的拥有，这是影视从业者的不懈与坚守的结果，这更是创作深深扎根东北地域的结果。影视创作是展现个体生存的媒介，因个体摆脱不掉对环境的依赖，所以对个体生存环境的影像关照成为剧作创作的可能和必须。环境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场所，影视中的环境或是注重对画面唯美的感官享受追求，或是注重不加任何修饰的质朴画面的原态展现，东北题材影视创作当属后者。无论是早期的《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篱笆•女人和狗》的农村女人三部曲，还是近期的《插树岭》、《一村之长》、《希望的田野》、《都市外乡人》，展现的都是东北纯而又纯的乡土环境。篱笆、随意堆放的篱笆院、院内的瓦房、瓦房里必不可少的火炕、串联各家各户的乡间小路，东北农村日常生活环境被毫无修饰地成为影像元素。影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做必要的艺术修饰，于是东北题材影视剧作的这种近似于纪实性的场景复现，可以被看做是有违于艺术。但是也正是基于此，才越发凸显东北题材影视创作的艺术魅力。场景的真实质朴，带来的是情境的身临其境和情感的真诚坦荡。《过年》《智取威虎山》万物凋零之下的漫天白雪，让受众萌生别样感受。实景的再现，激发的是对地域生活的向往，近几年东北冰雪旅游、民俗村旅游业的发展，不能不说与东北题材影视创作有一定的关系。2.地域人性的意蕴审美据分析，氢、碳、氧、氦是地球表面最多的4种元素，而人体里这4种元素占的比例也最大。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个体和环境具有相通性与一致性，即个体的生存、发展、变化，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亦也反作用于环境。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文化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构建起来。所以，个体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性格秉志是乡土文化的构建要素。其一，地域侵染而成的个性特征东北题材影视剧大都立足东北地域自然环境，展现地域文化内蕴。白山黑水提供了丰富的物产资源，因不曾困于物质的匮乏，造就了东北人热情大方的性格特征。在《插树岭》、《希望的田野》等剧作中，当有客来访时，即便是心理有再多的怨言，招呼的热情是发自内心而不做作的。四季的分明，冬季的漫长与严寒，促就了东北人豪爽与耐忍的性格特征，造就了东北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差别并不明显。如果说江南人的性格是婉约派的话，那么东北人的就是豪放派的。所以在东北题材影视创作中的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谢大脚冲破束缚的无所顾忌、敢爱敢恨，是东北人性格显著特征。其二，异域融汇而成的个性特征地域的偏安于最东北，使东北远离中原主流文化，按此看闭塞保守应是东北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地域的偏安，同时也为东北地域发展带来了机遇。东北物产的丰富，促就了闯关东精神的生成。《闯关东》以“史”的形式，展现了面对困境东北人及之后融入东北社会生活的新生东北人，勇于承担开拓进取的精神。地域战略的重要，使日俄等洋文化因素融入到东北人文精神中。因文化的多元性，促就了东北人虽保守执拗但却易于变通的性格特征。《女人进城》中面对因男人进城打工赚钱而抖起的威风，王红艳带领妇女离开固守的土地进城追寻人生价值。《女人的村庄》中面对留守妇女身份，张西凤带领大家在坚守与坚持中实现增收致富。《女人当官》中作为新任村主任的杨桂花，排除万难带领全村致富。这些人物面对环境的改变，没有一味地顺从，而是以“闯”的精神，迎难而上在转变中寻求生存、在生存中实现人生价值，彰显东北地域人文精神内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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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末民初；东北；地方小报；通俗小说
清朝末年，随着哈尔滨、盛京（今沈阳）、新京（今长春）等城市的发展和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与之相应的是反映市民文化的小报的出现。到了民国时期，小报开始盛极一时。东北小报作为大众化的公共领域，以消闲趣味为导向，是“中下层市民世俗化的都市空间”，对其研究有利于把握东北通俗小说、市民文化及都市文化，丰富“城市流行文化色彩”，弥补单行本文学及大报研究的片面性，以全面把握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文化面貌。
一、东北小报研究现状
关于小报的定义，小报界的鼻祖李伯元及后来学者秦绍德、孟兆臣都有相应解释，多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小报就是以“注重趣味性、知识性、消遣性、娱乐性，为吸引市民眼球而努力的一种报纸”。它“在大报不屑记之的夹缝中，找到了空间……及时把握社会脉搏”，奉行简便和以小为本的办报方针，多方面突出自身的特性。到目前为止，对小报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屈指可数。孟兆臣的《中国近代小报史》宏观纵览了中国近现代的小报发展和刊载文学情况，从史料上挖掘了小报报人和小说家的情况，编录出《中国近代小报小说目录》，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学术价值都不可忽视。该著作虽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但对东北小报只字未提。之后，李楠的《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研究》、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苏州评弹》、《中华读书报》刊载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和小报中的文化人》以及张岑岑的《“游戏笔墨”构建市民文化公共空间——以“小报之王”（晶报>为考察对象》、肖进的《另类镜像：上海小报视域中的张爱玲》及文迎霞的博士论文《晚清报载小说研究》、刘永文的博士论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都从多角度对地方小报，尤其是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小报进行多方位研究，为对小报进行全面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但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东北地区的小报，形成了研究领域的空白和缺憾。笔者正是在这个空白点上，通过对东三省十多个图书馆所存的报刊和缩微资料的查阅，收集整理了近百份东北小报，勾勒出东北小报的生存环境、发展特点及其所载文学状况。由于东北小报大多残缺不全，本论文只能在这些仅有的残存小报和相关的二手资料中对小报进行梳理、钩沉，文献疏漏与资料欠翔实不可避免，望专家、读者予以斧正。
二、清末民初东北小报的生存状态
清朝末年，东北地区先后出现了吉林的《吉林报》、黑龙江的《东方晓报》和辽宁的《醒时报》。这三份民报分布在东北地区主要城市，首开东北小报先河。但由于当时言论禁锢，“加上东三省经历了日俄战争，人民穷困潦倒、风气闭塞、学识未开”，因此，一直以来“报界仍在幼稚时代，夫以三省之大竟无一完全报章致令民气凋敝”，直到民国时期，东北地区才出现了办报热潮。据统计，奉天地区4年办了24种报纸。其中，1911年就创办了10种，如《谭风报》《民声报》《华商报》《微言报》《疾呼报》《满洲画报》《奉天画报》《民铎报》和《牖民报》等。1911年末，“吉林省有20家报社、24种报纸。”“其官办、团体办、民办报纸等新型报纸达到13种”。“黑龙江地区民办报纸达到27家，总数几近同期官报和党报的两倍，其社会影响也多为两者所不及。”同时期，省城齐齐哈尔继哈尔滨之后一度出现了小报热，先后出现了“《砭俗报》《黑龙江报》《民生报》《启民报》《谭风报》《龙沙报》《宏远报》《小报》等八九家，极一时之盛。报纸的风格有的“庄而有谐，有的‘则言娼优者居其半’，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小而有趣，有的曾经发挥了‘箴膏肓’‘辟榛荒’‘焕文章’等开通风气的作用。但原报已失存”。仅《醒时报》有少量留存，但已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报刊。到了20世纪20年代东北小报逐渐发展成熟，“报业勃兴，新报陡增”。如哈尔滨，由于经济发达文化自由，最多出现过100多家报社，小报也风行一时，记录在案的有“《滨江挽风报》《松滨花报》《午报》《正俗日报》《松滨花报》《滨江晨报》《广告大观》《消闲日报》”⑩等。这期间沈阳的《民报》《民生晚报》《新民晚报》也分别创刊。由于《新民晚报》刊登了一些有价值的通俗小说，在当时影响较大。大连相继出现了《大连日报》《大陆》《满洲时报》和《极东周报》等。20世纪20年代小报创刊较多，但寿命不长，“大批小报随生随灭，能长期出版者为数甚少”。
清末时期的报人大多都是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办报仅为生存，不具备专业性。《醒时报》的创办者张兆麟，为维持生活创办《醒时报》。《谭风报》创办人赵芰荷，“风尘潦倒，遂日游花国，兼嗜戏剧，因有感而发刊”。这时期的报人深受士大夫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具有名士风范，任情而动，身上残存着传统才子的风流韵雅，而少有浸染市井俗气和商业浮气。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报人已经不同于清末时期的士大夫传统文人，他们大多接受过或从事过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全盘接受现代商业办刊理念。《新民晚报》的赵雨时于北京大学法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担任法律顾问，后应聘于北京新民大学任教，不久又走上了新闻生涯。《午报》的赵玉卿在俄国从事律师职业，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熏染。新式教育带来现念，专业编辑人员和职业文人应运而生，如《新民晚报》的王乙之和许之平，《午报》的王味根（又名王子祥），《哈尔滨五日画报》的赵篱东，这些专职小报文人“构成了小报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旧学功底较深，精通小报的编排技术，洞悉市民心理，所编小报能使市民产生共鸣”。此外，还有一些外聘的记者和撰稿人，如陶明俊、陈蕉影、六豕等文人也为小报撰稿，小报对其均“备有薄酬”。这些小报文人的文化选择“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其构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在于主体，也在于客体。
东北的小报自诞生之日就营养不良，又遭社会压制，仅靠自身的民间化色彩，博得大众，前进举步维艰。《醒时报》创办之初经营极为困难，因付不起房租而常更换地点，被称为“游击式报馆”，因难以支付雇佣费用，而启用家眷办报，又被称为“家庭报馆”，直到1920年经营局面才开始好转。《谭风报》“组织虽甚简单，开销不多，然终因印刷费无出之故，未及一年停闭”。当时辽宁的民报只有四五种，即便如此，大多数却由于经费甚少，“购阅者少，登广告者亦少，致报社不得收入，穷不能支。虽无暴力压迫，亦穷而不能持久。受穷者，莫如要饭。于是办报者，不得不歇业改途”。《奉天通志》记载当时奉天报刊的艰难：“士广民众仅有此寥寥可数之报馆，不能供求相应，以视东西，各国瞠乎后矣。”
清末民初时期的小报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关心国事，奢谈民主共和，是当时一般市民的时尚”。东北小报也不例外。张兆麟创办《醒时报》后，积极抵制日货，参加爱国游行，热心公益事业，是当时沈阳的知名人士。省城齐齐哈尔的《砭俗报》《民生报》《启民报》《谭风报》《龙沙报》《宏远报》，以及《黑龙江报》都留下了辛亥革命的印记。因此，东北地区的小报虽然是以游戏、趣味为主，但都有一个正当的办报理由。如《醒时报》的办报宗旨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砭俗报》以“改良风俗，进化社会”为宗旨；《启民报》以“启民智，匡民意，提倡民业，陶冶民德”为宗旨；《新民晚报》以“公开致力于平民化、文艺化”为宗旨；《滨江挽风报》以“培植道德，挽救风俗”为宗旨；《正俗日报》以“维持道德、纠正颓俗”为宗旨；《滨江晨报》以“启迪文明，矫风正俗”为宗旨。但探究内容，它们大多是娱乐趣味大于讽刺和改良。如《黑龙江报》的副刊《小报》，偏重于“消闲拾趣”，热衷报道街头巷尾消息，积极探求个人隐私，以“随报附送，不取分文”为经营策略，颇受市民喜爱；《启民报》的“花园春秋”板块以文艺综合栏目为主，注重休闲娱乐功能；《小公报》“以游戏为目的，不登正事，只谈风月，以迎合下游社会”。整体来说，东北小报大多以“不入所谓‘士大夫’的门，只流行于小商店和破烂市等‘下流社会’为目标”，保持语体白话，刊载社会新闻和奇闻巧事，保证低廉价格，赢得市民欢迎。
东北地区出现最早的游戏报应该是《谭风报》。虽然原报失存，但根据有限资料可了解一二。《谭风报》1911年由赵芰荷在沈阳创办。“沈阳报界，向无专门评花评戏之小报。有之，以《谭风报》为始。”该报自创刊以来刊登大量关于嫖客的风月场之事和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六朝艳体，一往情深，一时争相阅之，风靡一时”。游戏报的产生满足了洋场名士“评花品叶”的需要，以致“评花评戏”成为后来东北小报和报纸副刊中的重要内容。如《午报》创办了“花国风光”栏目，介绍名妓风流韵事；《松滨花报》专门刊载“秦楼楚馆、剧场梨园”之事；《新民晚报》大量刊登娱乐和影视界的桃色新闻；《滨江日报》定期举办竞选美女活动，并同步刊登参选者的照片。女性的性别身份和私人领域被津津乐道和无限放大，成为商业卖点。
小报为了生存，采用各种经营策略。首先，大力招募商业广告，推动小报的日常运作。翻开小报，各种广告映入眼帘。如1917年7月4日的《启民报》，第一版整版刊登广告，内容涉及银行、治花柳病、洋行钟表店、黑龙江绸缎庄、日本慈惠医院启事等。“其他版块之间也穿插大量广告”。又如《小公报》以营利为目的，“大量刊登广告。每日约出八千份”。大量的广告给小报的运营带来经济保障的同时，也降低了小报的文化品位。其次，不间断地刊登征稿启事，吸引读者踊跃投稿，丰富小报内容。如《新民晚报》征稿启事云：“文字力求浅显……俾使老妪都解，印刷力求敏速，寄递尽量提前，开破天荒之廉价，零售仅铜元二枚，暂合奉小洋二毛，本报之宗旨在公开，欢迎各地读者踊跃投稿。”再次，小报开办代售广告，丰富通俗期刊种类。如《新民晚报））1928年11月开始代售《上海画报》，1929年2月5日开始代售北平《霞光画报》，1929年2月11日开始代售《北洋画报》。这种经营策略无意中促进了通俗报刊的发展，丰富了东北市民的休闲生活。最后，刊载大量便民信息，扩大阅读面，增加销售量。如《新民晚报》期期刊登《东北大剧院》的电影广告和京奉、奉海的列车时刻钟点、金融证券行市、旅行一览表等服务信息，满足市民多方需求，扩大受众群体范围。
三、东北小报中的通俗小说
小报小说“有时为了迎合市民大众，扩大发行量，也刊登一些低级趣味的文学作品”，但大多数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学品格。东北小报小说在反映社会人文景观、记录都市故事、刻画市民精神特质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研究通俗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带。
就目前能够查到的报纸来看，清末时期的小报多发表小品文和诗词，如笔记、品菊、评花等。这时期的小报受梁启超文学社会论的影响，提倡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用白话文写作，但因为创作手法尚不成熟，很少发表小说。即使《启民报》的《花园春秋》也仅刊登一些“趣闻轶事之类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报》虽未涉及严格意义的通俗小说作品，但其专栏《说苑》中刊载的署名为霁青的《说唱欧洲战事记》和专栏《消闲录》中以唱本形式出现的《惊报》都已具有了通俗小说的特点，成为东北小报通俗小说的雏形。这对于当时的东北报界来说，实属不易，也是启迪民智的进步之举。
与清末时期小报相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报内容更趋丰富，编排上追求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文字语言上讲求通俗易懂。如《新民晚报》创刊之初就有《小说海》和《晚钟》两张附刊，其栏目设计也异常丰富，有“古今艳事”、“吉光片羽”、“北平新语”、“名人轶事”、“梨园佳话”、“名家谈剧”、“星光璀璨”、“北平秘案”、“上海繁华”、“歇浦新语”等。《新民晚报》第三版刊登大量本土知名作家和华北作家作品，提升了小报的品牌效应，促进了东北通俗小说的发展。其它小报见刊登通俗小说有利可图，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通俗小说占据了小报的重要位置。小报小说类型丰富，其中以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成就较高。
社会言情小说主要是在儒家视野关照下，表达警示世人，扬善惩恶的思想主题。随着东北开埠，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政治、文化开始浸润东北都市。通俗小说家对东北都市的总观印象有几个方面：其一，东北都市是一个开放的商埠，是五方杂处、各色人等聚集的地方；其二，在繁华的表面东北又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地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其三，东北的开放性品格和现代思想的引进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腐败和堕落。为此，本土小说家创作了大量的社会小说，如赵篱东的《天涯罪人》、《秋江云影》、《酒绿灯红》，磊磊斋主的《水落石出》，一泓的《落花流水》，爱仇的《社会镜》都以传统眼光审视经受现代思想浸润的东北都市，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的东北社会状态，揭露都市繁华的虚伪、肮脏、欺骗和悲哀，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东北著名文人王子祥在《白话聊斋》的封二上直接标注出“新体警世”四个字。序言中进一步明确创作此书目的：“今世界，人少怪多，狐鬼横行，只认得金钱、女子、势力、荣华，恰与蒲老之感触符合。如今，要挽回人心，正可传布此书，警醒世人也”。小说新颖之处在于“小说之内容勾连当时之时事，应骂则骂，应劝则劝，于嬉笑怒骂中让人有所感悟，有所警惕”。言情小说以曹宏泽、王若华、张化檀等鸳鸯蝴蝶派文人为代表，他们创作了大批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侧面反映了都市人无休止的攫取欲望，背信弃义，放弃传统的道德约束，甘做金钱奴隶的社会主题。
武侠小说主要体现侠匪结合的创作思路。自古以来，东北雄奇而严酷的大山大野、大江大河造就了东北人雄强的生命意志和粗犷性格。旧东北的土匪人数之多和分布之广堪称“举世无双”。“盗匪既有凶残、贪婪、暴躁、打家劫舍的破坏性一面，又有扶弱济贫，讲义气、重承诺的一面。”因此，土匪增加了人们对其恐惧感的同时也激发了东北人在遵守儒家文化之外的一种侠义精神，即对自由的向往、对束缚的反抗和对正义的追求。
民族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闪耀于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之中，在中国的通俗音乐中也焕发着自己的光彩。通俗音乐最早来源于西方，意为“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动感的节奏、声情并茂的演唱满足了大众宣泄情感的需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意识，受到了人们的强烈喜爱。在通俗音乐中加入民族元素，使通俗音乐民族化，使我们产生文化的认同感，加固我们的民族情节。
一 丢不掉的中国情
通俗音乐在中国的民族化进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黎锦晖模式”为代表的民族化的萌芽；二是80年代末以“西北风”为主的通俗民族化音乐的发展；三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风”的兴起。
1 “微微风，细细吹，吹皱了平湖秋水”
这是黎锦晖《微微风》中的歌词。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商埠被迫打开，西洋文化大肆涌入，并自上而下渗透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方面存留有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也就是在这样多元的、包容的文化背景下，以爵士乐为代表的西洋音乐流入，进入上海人民的视野，并因其出场的随意性和音乐的亲和力受到人们的喜爱。爵士乐的风行标志着西洋音乐在我国的生存，通俗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纳，我国通俗音乐的民族化就此解揭开了帷幕。
黎锦晖被认为是中国通俗音乐的创始人，“黎锦晖模式”也是对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最初探索。他不仅创作了国内首批通俗歌曲，传播了自己的专辑，组建了团队，并培养了许多通俗音乐的创作家和演唱家，使通俗音乐在中国生根发芽。当时国人热衷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西方音乐也几乎全盘接受，以西乐为正宗，学校所教的歌曲除了一部分是外国流行歌曲外，其他多半也是用外来曲调填词、西方化了的乐歌，而唱中国歌曲则会遭人笑话。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黎锦晖对此感慨不已，在这种压力下，开始了通俗歌曲民族化创作。20年代后期，《木兰辞》《毛毛雨》《人面桃花》《落花流水》《微微风》等带有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相继问世，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创立的“明月歌舞社”和“大中华歌舞团”成就了大批明星，这些创作家有意识地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国乐创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通俗音乐的发展。
继黎锦晖之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陈歌辛自觉担当了对通俗音乐民族化的使命，他创作了许多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传唱度较高的有《玫瑰玫瑰我爱你》《秋的怀念》《蔷薇处处开》《苏州河边》《夜上海》《花样的年华》《御香缥缈》。与黎锦晖类似，陈歌辛从小就博览群书，并接触了大量民间乐器，现代派音乐使他心向往之，又受外籍教师的影响，使他的音乐具有中西交融的特点。他的歌曲极富韵味，歌词诗意盎然，简洁凝练，词浅意深、寄托悠远，对音乐结构的独特把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情至性的意境美，堪称词曲双绝。成为中国歌坛上的“歌仙”。
2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黎锦晖模式”之后，受国内战争和“”的影响，大陆乐坛一片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俗音乐迅速爆发起了一场“西北风”。“西北风”一词来源于陈哲创作的《黄土高坡》中的歌词：“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带有北方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多数取材于北方民间，在旋律上也大多采用陕北民歌的音调，伴奏中采用北方民族乐器，风格粗犷豪迈；在歌词上，“西北风”不再以爱情为主，而是充
分展现对家国的热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在演唱方式上，则用“喊唱”对抗港台地区的“吟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寻根，乡土的情怀。代表作品有谢承强的《信天游》，陈哲的《黄土高坡》，张小夫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李黎夫的《我心中的太阳》，徐沛东和孟广征的《我热恋的故乡》，伍嘉冀与张萍的《心愿》，崔健的《一无所有》等。
“西北风”是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俗音乐民族化创作风潮，这样的风潮尽管没有从根本上促使音乐民族化占据华语乐坛的主流，但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情节。1989年以后，“西北风”势力渐弱，但是有关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创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电视剧《渴望》之后掀起的“新西北风”作品《篱笆墙的影子》《好人一生平安》和《苦乐年华》；东北秧歌《大中华》；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新疆少数名族的歌曲《楼兰姑娘》；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等。这一时期的歌曲对于民族化创作的技法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为21世纪出现的“中国风”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
3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进入21世纪之后，以陶?础⒅芙苈住⑼趿?晡??淼男律??醋鞲枋肿跃醯卦谧约旱母枨?腥诮?泄??睾痛?澄幕??⒉捎玫炎印⒐朋荨⒍??却?信ㄅㄖ泄?衔兜拇?忱制鳎?庵址绺癖幻???ldquo;中国风”。中国通俗音乐实现了在歌词、曲调以及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进一步民族化。对于“中国风”的定义说法不一，有一种观点是“三古三新”，“三古”指的是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即歌词借鉴或模仿古代诗词形式，内容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旋律中国戏曲中汲取营养。“三新”指的是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即在演唱中融入西方唱法，在编曲的配器中加入中国传统乐器，在作品的包装中添加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总之，歌曲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或能够营造出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人产生民族审美共鸣的都可以认为是“中国风”。
“中国风”的歌曲继承了一种古诗词、古文化中的悠远、含蓄、凄美的意境。以方文山词和周杰伦曲组成的“中国风”歌曲为例。“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东风破》）营造了一种天涯浪子思乡念恋人的氛围。“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等待苍老了谁”（《发如雪》）抒发了一种古典文化中的离别和执着等待的凄楚。“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翠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青花瓷》）同样塑造了这种为爱等待的痴情，这等待却充满“伤而不淫”的婉约典雅的美丽。“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千里之外》）流露出对于前途命运的无法把握，为爱等候的信念却至死不渝。“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兰亭序》）中一再渲染的还是千年不变、千年不老的等待。“如你默认，生死枯等，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烟花易冷》）感人至深的依然是等待，哪怕是明知无果的等待！这等待穿越千年，来到“中国风”创作歌手的笔下，配以中国传统乐器的曲调，感动了无数的国人，重新唤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一片民族情节。
“中国风”的歌曲体现了古今融合的完美。如陶?础端杖?怠返拇式栌昧斯糯?ldquo;苏三起解”这一段的典故，将古代人物的情感与现代结合起来，用内敛娴熟的演唱技巧自然而然地将花腔带出来，达到了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王力宏的《花田错》“请原谅的多情的打扰”中的“请”字绕了十几个弯，这旋律的处理方法体现了传统戏曲中的长转音与现代r&b转音唱法的完美结合。唱过中国风歌曲的歌手还有很多，如李玟《耍花枪》、林俊杰《曹操》、胡彦斌《诀别诗》、尹能静《念奴娇》、王蓉《我不是黄蓉》、南拳妈妈《牡丹江》、s.h.e《中国话》、后弦《西厢》等不胜枚举。
二 探寻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创作来源
当代通俗音乐中活跃着众多民族音乐的元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的民族调式
在音乐作品中，最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是音乐所使用的音节结构。现在的通俗音乐中所使用的大多都是五声民族调式，这样的结构最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情趣。如周杰伦在《发如雪》《青花瓷》等作品中，采用了民族调式中的“宫调式”，它的骨干音由“1、2、3、5、6”组成，其中宫音“1”和属音“5”起到了稳定歌曲的作用，各音符根据节奏的长短组合变化，抑扬起伏，将作品的韵味抒发到极致。
2 传统的民族乐器
当代通俗音乐中，总能听到民族乐器的声音。如冯小泉、曾格格将传统的箫、笛子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给人一种既时尚又唯美，既流行又典雅的视听感受。王菲版的《又见炊烟》《我只在乎你》等经典之作也被重新演绎，将二胡、古筝、扬琴加入其中。林俊杰的《不死之身》也能听见笛声、筝声和箫声，还有韩红的《天路》《尘埃》，阿牛的《桃花朵朵开》等作品中，都有民族乐器的使用，这不仅增添了作品个性化的音色，而且还使作品富有歌唱性和抒情性。
3 地方民歌、戏曲
通俗音乐在民族化过程中，也不乏对地方戏曲
民歌的借鉴。借鉴地方民歌的有蒙古风格的《蒙古人》；音调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花样红》；维吾尔族的《情人》；云南白族的《笑容》；东北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还有原生态唱腔的《月亮之上》等。刘欢的《情怨》运用了京剧的甩腔；王力宏的《花田错》融合了r&b和京剧唱腔；信乐团的《0ne night in北京》将京剧唱腔与摇滚结合，弘扬了中国“国粹”的独特魅力。
4 诗词传说题材
在通俗歌曲的歌词中加入中国古典诗词，已成为一种时尚。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以坡《水调歌头》词为歌词，运用当今流行旋律及唱法进行阐释；张也《枉凝眉》源于《红楼梦》；方文山词“谁的江上，马蹄声狂乱”“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等也充分体现了传统诗词的特点和韵味，古典风味跃然纸上。中国古典诗词、传说是创作家们挖掘不完的宝贵财富。
三 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前景和出路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上每一系列的优秀音乐作品，无不与他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越是能冲破民族和国界，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的，就越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悠文化，这为我们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音乐本身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将会使它更加绚烂。中国的通俗音乐只有扎根于自己文化的土地，才能够走向世界，走向成功。
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竟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抑末之计也。（北齐）文宣（高洋）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这段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北朝后期地方大族的基本状况，为研治北朝所习见之史料；而深究其义，却多有不详或难解之处。今不揣浅陋，拟以《关东风俗传》为线索，对文中所见诸豪略作考释，借以探求魏齐易代之际地方大族演进和的历史轨迹。
一 关于宋孝王与《关东风俗传》
《关东风俗传》三十卷，原名《朝士别录》，《隋书·经籍志》无载，但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1]唐代以后，此书逐渐亡佚，能够保存下来的完整段落，除前揭诸句外，唯见于《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记东魏、北齐之均田；《史通》卷十七《杂说》，述魏收袭沈约之事[2]。
由于失佚过甚，使我们难于对《关东风俗传》的史料价值作出完整的判断。其作者宋孝王，北齐末年历度支尚书段孝言开府参军，又荐平北王文学[3]，一般来说，当世之人，记当时之事，其准确和可信程度应无大；但《北史·宋孝王传》对该书的可靠性则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传文曰：
（宋孝王）亦好缉缀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时论甚疾之。为平北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闻见，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谬，篇第冗杂，无著述体。[4]
《关东风俗传》佚文所记诸事，与其它史书有很大差别，如据《北史》之言，其史料价值将大打折扣。
细绎史传，发现与李延寿父子同时的李百药，对宋孝王却有另外一番评价，《北齐书·文苑传》在历数文林馆诸士后，称：“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辈三数人，论其材性，入馆诸贤士三四不逮之也。”言辞之间，颇多称许，与《北史》相左，莫衷一是。
检《史通》卷七《直书》，有一段关于该书的完整议论：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邵《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按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损；邺城将相，薪构尚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之谓欤。
又据《史通》卷六《言语》：
……惟王（劭）、宋（孝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张。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尤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通过以上记述，使我们对《关东风俗传》及其作者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该书广招非议的真正原因在于直书无讳，而所谓“非毁朝士”、“言多妄谬”，系《北史》因袭旧说，并非公允之论。唐高武之世，《关东风俗传》完帙尚存；刘子玄于班马以下，多指摘之辞，却能够对一部“杂史”作出“务在审实”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该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为北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5]
二 《关东风俗传》中的青齐诸豪
篇首引《关东风俗传》诸句，虽泛言大族之盛，却出现了七个具体的姓氏和家族，同一时期的其它史籍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方式的排列与叙述，其中个别姓氏究竟指称哪一家族尚难以定谳。现据原书排列顺序，分次考述如下：
1、“羊、毕诸豪”
这两个家族属一姓一望，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分别指泰山羊氏和东平毕氏。
泰山羊氏入魏约在太武帝时期，《魏书·羊祉传》：
羊祉，泰山钜平人，晋太仆卿羊之六世孙。父规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讨至峄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爱孟之等俱降。
羊规之入魏后，赐爵钜平子，终于雁门太守；其子羊祉历益、秦、梁等州刺史，好刑名，以刚断著闻。魏齐之际的著名人物羊侃、羊深等人均出自这个家族。
与后世新起的诸豪相比，泰山羊氏属正宗的汉魏名族，子孙也每每以此自矜。泰山羊氏见于史传者始于东汉末年：羊侵，汉安帝司吏校尉；羊儒，汉桓帝太常；羊续，汉灵帝南阳太守，历三世，“不登公位”[6]。这一家族的勃兴当在魏晋之际，羊系司马氏近臣，以定储之功官拜太仆；羊祜西晋时拜征南大将军，久镇襄阳，筹划平吴，为王室重臣。魏晋时期，泰山羊氏一门两后，为当朝一流门第。[7]永嘉之乱后，这一家族相率南渡，东晋南朝间有闻人[8]。值得注意的是，后汉时期泰山羊氏世居“泰山平阳”，而《魏书·地形志》却称羊续墓碑在泰山梁父；两晋南朝，泰山羊氏的郡望均属为“泰山南城人”，至北朝却变为“泰山钜平人”。平阳、梁父、南城、钜平四地，虽同属一郡，却相隔有间，排除其间地理沿革的因素，羊氏郡望的仍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9]，似乎暗示着同一宗族内的远近亲疏；北魏羊祉与西晋羊祉属同一支系，不避祖讳，也有些可疑。北朝羊氏与两晋羊氏间相隔五代世系无考，却已失去了作为旧族的历史连续性；他们与魏晋时期的泰山羊氏虽保持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权势和声望与祖辈却相去甚远。
东平毕氏始见于《魏书·毕众敬传》：
毕众敬，小名捺，东平须昌人。少好弓马，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刘骏为徐兖刺史，辟为部从事。骏既窃号，历其泰山太守，冗从仆射。
《魏书》于毕氏祖辈未作追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兖州别驾谌，世居东平。五世孙众庆（毕众敬之弟），宋本州大中正。”；《北齐书·羊深传》又曾提及其先世有“毕轨被诛”一事，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毕轨正始中为司隶校尉，与何晏、丁谧、邓飏、桓范等人同预曹爽之党，属魏晋间的大姓名士。自罹司马氏门诛之祸后，东平毕氏数世沉寂无闻，至毕众敬之辈，已逐渐沦落成为以弓马为业、以盗掠为生的地方豪侠[10]。
刘宋末年，王室内争，青齐豪民纷纷卷入。天安元年 (469)，薛安都降魏，毕众敬“以母并百口并在彭城”，率兖州军民出降，就拜兖州刺史；后以其子元宾继任，“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孙祖朽，隶邢峦统军，在兖州与南军相持经年；曾孙义畅，又为兖州刺史、大中正。终北魏一世，东平毕氏在兖州具有相当强大的宗族势力，家有“百口”之众，“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北齐时，毕氏“资产宅宇足称富室”，“累世本州刺史，家富于财，士之匮乏者，多有拯济”[11]。
《关东风俗传》以“羊毕”并举，原有所本，《北齐书·羊烈传》：
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后，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
中正之争，反映了孝文帝分定姓族后北方士族门第标准与观念的变动，显示出“重当世冠冕”与“重汉魏传统”间的内在矛盾：泰山羊氏自诩汉魏衣冠，却已沉滞为地方属吏，其权势与祖辈相去甚远；东平毕氏虽起自豪侠，却“不乏显贵”，因而得以“盛称门阀”。羊毕两家在家世渊源、仕途官宦、家学门风各方面虽互有短长[12]，但在北朝与中的实际地位却相距不远，两家争夺中正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后世言北朝门阀，于“崔卢李郑”以下必称“羊毕封高”，不无来由。
2、“瀛、冀诸刘”
和羊毕二姓不同，刘氏属一姓多望的家族，《广韵》所载的刘氏郡望计有二十五望之多；《风俗传》原文称“瀛、冀诸刘”，显见非指一家一族。但在北朝瀛、冀两州政区之内，除“河间刘氏”属瀛州[13]、魏神龟二年“瀛州民刘宣明聚众谋反”[14]外，冀州地区几乎见不到刘氏宗族的痕迹，是史籍阙载，还是作者别有所指呢？
刘姓中的冀州平原一望，在唐以后的姓氏书中已不见著录。考《魏书·刘休宾传》：
刘休宾，……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昌都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
宋魏交争中的平原刘氏，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族，时谓“刘休宾父子兄弟，累郡连州”。刘宋末，薛安都引魏军入边，刘休宾据守梁邹，刘氏父子的向背，对青齐地区归附北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休宾入魏后，为客多年，羁系代都；魏以梁邹为平齐郡，任刘休宾为县令。太和年间，子侄官位不显，或相率南叛，或被徙戍边，宗族南北离散[15]。
北魏末年，刘休宾的直系后裔已不闻声迹，但在他们世居的齐州地区，刘氏宗族仍有若隐若现的活动。《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普通七年(526)：
魏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攻陷郡县，频败州军，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达为将，讨之（胡注：宋武帝侨置平原郡于梁邹，属冀州；后入于魏，改冀州为齐州，平原为东平原郡）[16]。
逛民俗庙会――金顶妙峰山庙会
妙峰山风景名胜区位于京西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北部，海拔1291米，是北京小西山风景区的一部分。这里孤峰傲立，渺视重峦。山上九曲八弯，云雾缭绕，山泉清冽，溪水跳跃。与京郊众多的名山相比，妙峰山可能低调了很多，其实这座看似“低调”的山峰，却有着“古刹、怪松、奇石”三绝，更是享有“小黄山”的美誉。
来到妙峰山人们自然会想到“妙峰山庙会”，妙峰山庙会，妙峰山以北京著名的“八顶”之一“金顶庙会”著称。它起源于明朝，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俗及民间宗教文化活动，是为碧霞元君的参拜者服务的民间慈善组织，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1925年4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曾组织顾颉刚、庄严、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到妙峰山调查庙会期间的风俗，共计三天，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顾颉刚等人的学术考察方法，被后人称为“田野调查”，从而开创了“民俗学文化”的先河。学术界公认顾颉刚对中国民俗学的开拓性功绩，妙峰山也因此而获得了“中国民俗学发祥地”的美誉。现今，民俗学已成为热门学科，每年庙会期间都有研究民俗的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外国朋友来妙峰山做志愿者，目的就是了解妙峰山庙会文化内涵，吴效群教授追踪采访香会组织，和香会组织交朋友，用了近10年时间发表了《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香会组织行香走会的全过程和香会的“组织结构及会规”。现今，“妙峰山庙会”已纳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届妙峰山传统民俗庙会于5月7日至5月21日在妙峰山风景名胜区举行。庙会将延续传统民俗庙会的风俗，将有近百余档传统民间花会朝顶进香、酬山赛会进行民间文艺表演交流切磋技艺，演员身着古装、扮脸谱、用地道的香会语言再现明清香会盘道、打知、换帖、叫门、参驾等内容。形式和规模更宏大、全面，完整保留展示庙会全程，让您切身体验传统民俗文化的精髓。
此外，妙峰山路丰富的公路线性，完善的公路设施，以及适宜的比赛坡度，使它成为全国骑友心中堪比西安秦岭分水岭路段的公路车圣地。也正是这样，妙峰山路进入国际赛事举办方的视野，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等国际赛事都在此举办，成为享誉国际的精品赛事和竞技体育线路。这么一条值得细细玩味的妙峰山路，小伙伴们还不走起？
踏京西古道――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
赛事介绍：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是经北京市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国际化山地品牌活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和建设国际化体育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每年举办一届。与北京马拉松赛、中国网球公开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齐名的北京四大国际性体育品牌活动，也是国际徒步联盟成员。
赛事特点：第七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全面升级，打造全新的互联网+体育盛会，本着国际性、群众性、健身性和文化性的原则，开设具有吸引力的徒步路线及网上徒步赛场 ，进一步提升徒步大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本届徒步大会采取永定河、斋堂、百花山共三个分站赛的形式，通过六条徒步路线，全面体现京西深厚人文底蕴及优美自然风光的区域优势，吸引国内外众多企业、知名人士和高端消费群体参加。
线路介绍：本届徒步大会规模再创新高，共设6个分站赛、11条徒步路线，除在本区举办外，“足迹”还将遍及湖北神农架、山西阳城、广东梅州，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大会首度走出国门，把一站体验赛设在荷兰。本届徒步大会首场分站赛于5月8日在门头沟区京西古道风景区举行。京西古道是北京西部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穿行其中体验“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妙峰山景区
妙峰山位于永定河畔，门头沟区北端，与海淀、昌平为临，海拔1291米，是首都西北部小西山的主峰。地处109国道35公里处。是距京城最近的一处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景区面积20平方公里，以“古刹、奇松、怪石、山市”著称，明清时期香火之盛，获“甲于天下”之美誉。是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的一处游览胜地。
一、森林草原为契丹人建筑居所提供材料
居所的建造受生态环境影响最为明显，住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样式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建筑材料的选取多受生存地域自然资源的制约，带有鲜明的区域生态环境的特征。契丹人建造居所的用料主要是毛毡和木材。如《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皇帝行宫“：皇帝牙帐……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窗槅皆以毡为之……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也就是说，契丹人的帐篷以木材做框架，以毡子覆盖整个帐篷，所以毛毡和木料是契丹人建造穹庐不可或缺的材料，而契丹境内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契丹人提供了丰富的生存资源。浩瀚的草原上牧养着不可胜数的马牛羊驼，这些动物的皮毛为契丹人制造毛毡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莽莽森林为契丹人建造帐篷、毡车提供了丰富的木材资源。毛毡是草原环境的产物，是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御寒防潮的需要而发明的，反映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草原游牧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毛毡是契丹人建造居所的必备材料，史籍中直接将契丹人的穹庐记载为毡帐或毡屋，足以证明毛毡在建造帐篷中的重要性。契丹人的帐篷四壁与幕顶都用毛毡覆盖，有的甚至“以毡藉地”。广袤草原上成千上万的帐篷需要大量的毛毡，而契丹人牧养的不可胜数的马、牛、羊、驼为他们制造毡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正如文献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0]173早期契丹人在生活中用兽皮当铺盖御寒，但兽皮不耐用，毛易脱落，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人们把动物的毛加工成经久耐用的毡子，以更好地抵御风雪和严寒。毛毡的制作过程比较简单，“毛、绒加水，反复擀压，粗毛与绒毛粘结在一起就成了毡，俗称‘擀毡’。擀毡同擀面差不多，工具只有一根木棒。它的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用途却十分广泛，使用价值比毛毯有过之而无不及。毡子的出现，应该早于任何一种毛织毯”。[11]毛毡的使用是契丹人对特定的生存环境的一种顺应，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抵御风雪严寒最好的建筑材料。毡子因为在契丹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而且需求量大，所以辽国对毡子的控制和管理很严格，如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六月就下了“禁毡、银鬻入宋”的诏令。除了毡子外，契丹人建造居所的另一重要材料就是木材。契丹人的帐篷、毡车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皆取自当地的森林，辽境内分布着广袤的森林，这莽莽森林为契丹人建造帐篷和家具提供了丰富的木材资源。
二、为避风取暖，穹庐门户东向
契丹人的居所无论是穹庐还是城邑绝大多数都坐西朝东，门户皆东向。“辽俗东向而尚左”的习俗终辽一代鲜有变化。文献记载：“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12]也就是说，契丹人毡帐的门户初始时期就是东向的，尽管受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人在草原上兴建了宫室，但依然保留了契丹人门户“东向”的习俗。如辽初曾建西、东、南、北四楼，“其城与宫殿之正门，皆向东辟之”。[9]7赵士喆有诗云，契丹“四楼城阙尽东开，正旦诸王面面来”。[4]191对契丹人门户东向的习俗宋朝使臣多有记载。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薛映使辽至上京临潢府看到城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4]514五十九年后，1075年沈括使辽，此时虽已是辽代后期，但是门户东向的习俗依然未改。沈括当时在庆州永安山亲见了辽道宗的行宫：“有屋，单于之朝寝、萧后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6]124门户东向是契丹人对其生存环境的顺应与调适。契丹人所生活的塞北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正所谓“胡天八月即飞雪”，白雪皑皑，滴水成冰的塞外北国使契丹人的生存环境比较严酷，与严寒抗争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的首要任务之一。特别是草原上的生产力比较低下，当时的契丹人无法征服自然，只能被动地顺应其生存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他们在茫茫草原的游牧过程中渐渐地意识到太阳是最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的自然景物，日出则温，日落则寒，于是在建造住所的时候就以太阳的出没定其屋庐的方向，并且久而久之契丹人对给自己带来温暖的太阳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形成了东向拜日的习俗。正如史籍所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13]所以契丹国俗就有“凡祭皆东向，故曰东祭”。另外，契丹人生活的区域除了高寒外，还多风多沙，特别是严冬时节由于该地区受到西伯利亚强冷空气的影响，常常刮着强劲的西北风。为了避开呼啸的西北寒风破门而入，契丹人选择朝东的背风方向开门，正所谓“毡帐望风举，弯庐向日开”。这也正是契丹人对其生存环境的顺应，即“向阳可以避开草原上漫长冬季凌厉的西北风和狂暴的飞雪”。
三、顺应生活环境的室内设计
契丹穹庐内的设计史籍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通过零星的记载也可以大致了解其居所的室内设计情况。契丹毡帐中的家具主要是为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需要而设计的，即所有家具便于搬迁、安装和拆卸。根据文献记载，契丹人毡帐内的主要家具是床和榻，因为床榻便于拆卸和搭建，适用于经常移动的帐蓬。《辽史•百官志》中有专门的管理床榻的机构床幔局。宋雍熙三年（986）契丹于越耶律逊宁迎战北宋，宋叛将贺令图引麾下数十骑逆之，将至其帐数步外，耶律逊宁“据胡床”骂之。[15]这种“胡床”可以折合，形似今天的“马扎”，携带非常方便。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路振使辽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看见萧太后“方床累茵而坐”。宋人程大昌记载辽道宗在达鲁河钩牛鱼情况时也说：“虏主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其床前预开冰窍四。”除了床以外，史籍中还记载契丹人睡榻。榻比较矮且长，可坐卧，比床更方便实用。后唐姚坤“谒见阿保机，延入弯庐……阿保机与妻对榻引见坤”。阿保机皇后述律平“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辽景宗耶律贤少弱多病，皇后主政，“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乾统六年（1106），王鼎“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这些记载说明，契丹穹庐内榻是主要的家具之一。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也有一些契丹人过上了农耕定居生活，于是随之而来的室内设置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即由床榻改为火炕，据考古发现，“在德德乌兰艾莱格古城(克鲁伦河沿岸)，还发现了火炕遗址。同毗邻民族一样，契丹人也使用火炕”。生活在东北地区定居的契丹人在室内搭建火炕，能更好地抵御严寒。由此可见，契丹人生存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居住方式，逐水草迁徙注定了契丹人居无定所，故契丹人顺应生存环境选择了便于拆卸和安装的毡帐为家。北方地区气候高寒多风，为了更好的避免寒风的侵袭和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契丹人在设计毡帐时充分考虑到了气候特征，将毡帐门户东向。契丹人毡帐的建筑材料都来自境内的自然资源，茫茫草原上发达的畜牧业为他们制造毛毡提供了充足的皮毛资源，而森林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制造毡帐框架的木材资源，这充分证实生存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造就一个民族居住方式的重要因素。
作者：夏宇旭 王小敏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阳节各地习俗福建省：在福建莆仙，人们沿袭旧俗，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人们将优质米用清水淘洗，浸泡两个小时，捞出沥干，掺水磨成稀浆，加入明矾(用水溶解)搅拌，加红板糖(掺水熬成糖浓液)，后置蒸笼于锅上，铺上洁净炊布，然后分九次，舀入米果浆，蒸熟出笼，抹上花生油。此米果分九层重叠，可以揭开，切成菱角，四边层次分明，呈半透明体，食之甜软适口，又不粘牙，堪称重阳敬老的健康食物。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所以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由于莆仙沿海，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在长汀县，农家采田中毛豆相馈赠，称为毛豆节。
山东省：昌邑北部，有重阳节和辣萝卜汤的习俗，有谚语道：“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鄄城民间称重阳节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财神。邹平则在重阳祭祀范仲淹，旧时，染坊及酒坊也在九月九日祭缸神。滕县出嫁不到三年的女儿，忌回娘家过节，有“回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的封建迷信说法。
广东省：过去重阳，童男童女皆至城外相聚答歌，众人围观。南雄府九月九日请茅山道士建王母会，想求取子嗣的青年妇女都会前来参加。临高县民重阳节早起，大家齐声高喊“赶山猫”，以此为安和富利之吉兆。
台湾省：台湾的气候变化大，自九月开始就刮起了号称“九降”的秋风，吹的是无雨的北风，此时最适宜放风筝。当地有俗语：“九月九，风吹(风筝)满天吼。”说的也是重阳节风筝满天飞的盛况。台湾客家族群，也有在重阳节祭祖的习俗。据说祭祖时越早到，越能得到祖先的庇佑。
山西省：九月九日，山西的农村妇女习惯休息一天，不干农活。嫁出去的闺女，习惯回娘家过节。晋南地区自古就有九月九日登高的传统习惯。至今还在民间传诵着“乾坤开胜概，我辈合登高”，“东风留不住，冉冉起峰头”，“九月欣新霁，三农庆有秋”等健康名言。
河北省：在河北香河县九月九日，有姻亲关系的家庭会互相送礼，称为“追节”。永平府以重阳的天气占未来晴雨。清丰县儿童在重阳节放纸鸢为戏。典周县境内无山，百姓多在重阳节上城楼登高。
重阳节习俗1、登高：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情舒畅、健身祛病的目的。
2、吃重阳糕：与登高相联系的有吃重阳糕的风俗。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3、赏菊：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来又称菊花节。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节日举办菊花大会，倾城的人潮赴会赏菊。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在汉族古俗中，菊花和长寿面一样象征着长寿。
4、饮菊花酒：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丕曾在重阳赠菊给钟繇，祝他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从这个意义来说，菊花也是一种延年益寿的食物。梁简文帝的文章中就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重阳节各地食俗重阳节习俗：江苏省吃骆驼蹄
重阳节，南京人家以五色纸凿成斜面形，连缀成旗，插于庭中。长洲县重阳节吃一种叫做“骆驼蹄”的面食。无锡县重阳节吃重阳糕、九品羹。
重阳节习俗：四川省之糯米蒸酒
旧时南溪县读书人于此日在龙腾山岑山楼聚会，纪念诗人岑参，称为“岑公会”。民间旧俗，重阳前后要以糯米蒸酒，制醪糟。俗话说：“重阳蒸酒，香甜可口”。
重阳节习俗：山东省之吃辣萝卜汤
昌邑北部人家于重阳节吃辣萝卜汤，有谚语道：“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鄄城民间称重阳节为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财神。邹平则在重阳祭祀范仲淹，旧时，染坊及酒坊也在九月九日祭缸神。滕州出嫁不到三年的女儿，忌回娘家过节，有“回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的说法。
重阳节习俗：陕西省之吃菊糕
西乡县重阳节，亲友以菊花、菊糕相馈赠。士子以诗酒相赏。据说妇女此日以口采茱萸，可以治心疼。
关键词:兰州 城市民俗旅游 品牌 战略
近几年,各地竞相实施民俗旅游品牌战略。为了顺应品牌时代的发展要求,本文拟对兰州城市民俗旅游品牌战略进行探讨,以期为兰州城市民俗旅游品牌形成和走品牌化发展之路尽绵薄之力,为民俗旅游早日成为兰州新的支柱产业之一做出贡献。
一、打造“黄河之都”民俗旅游品牌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是全国惟一的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也是西部著名的山水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民俗文化。漫步兰州,黄河民俗文化随处可见,黄河母亲雕塑、中山铁桥、黄河水车、羊皮筏子是兰州黄河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精巧雅致、风情浓郁的四十里黄河风情线更是彰显了黄河民俗文化的魅力和神韵,乘羊皮筏子游览黄河胜景已成为兰州民俗旅游中颇受游客欢迎的项目。
正如兰州市制定完成的《兰州•黄河文化开发规划》(草案)中所说,拟大力发展黄河文化,在未来10年里将兰州打造成黄河之都。兰州黄河文化开发的范围初步考虑以兰州市区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延伸。在兰州市区内,以金城关文化风情园为中心,以百里黄河风情线为主线,向南北两山辐射,形成以点带线,线面结合的发展局势。依照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重发展的需求,以黄河文化为主题,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塑造一批有典型意义的人文景观。
在打造黄河文化时,还将兼顾黄河上、中、下游文化,古生物化石文化、人文始祖文化、彩陶文化、津渡文化等。到2015年,兰州将成为最彰显黄河文化魅力的城市。黄河文化的重要内涵得到多种形式展现,建成以黄河文化为内容的主题公园、专题博物馆、黄河文化创意园区以及若干标志性建筑与雕塑,将黄河风情线打造成为集休闲、娱乐、观光为一体的著名文化旅游线路。到2020年,使兰州成为黄河文化特征鲜明的黄河之都。
二、打造金城关“丝绸之路”民俗旅游品牌
兰州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金城关和金城古渡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郑本法主任认为“丝绸之路游”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旅游产品”,兰州作为丝绸之路黄金段甘肃的省会城市和中国大西北的交通枢纽,就有必要选址创建丝绸之路博物馆,营造丝绸之路文化氛围,使其在甘肃旅游中心的战略定位名副其实。
郑本法主任的这一建议号准了发展兰州城市民俗旅游的脉搏,从旅游发展角度来看,金城关就成为打造 “丝绸之路”民俗旅游品牌的理想选址之地。笔者认为可将金城关文化风情园和白塔山公园合二为一,打造“丝绸之路”民俗文化旅游风情园,利用声、光、电、化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再现古“丝绸之路”神韵。利用已经成功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节”、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丝绸之路”民俗文化活动和形式,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民俗文化内容,培育出更多的“丝绸之路”民俗文化精品,打造金城关“丝绸之路”民俗文化旅游品牌,将娱乐、餐饮、休闲、文化融为一体,以特色民俗旅游带动经济,使更多的民俗文化走向经济发展的前台,为兰州城市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三、打造具有浓郁穆斯林风情的民俗旅游品牌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达到10多万人,其中回族人数最多,达98362人。兰州具有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高大醒目,西关大清真寺、和平清真寺等非常有名,灵明堂拱北是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和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教拱北建筑群。兰州穆斯林的节日、服饰、饮食、歌舞等也很有特色。应依托西关大清真寺、和平清真寺和灵明堂拱北等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与景点,打造具有浓郁穆斯林风情的民俗旅游品牌。通过参观、体验使游客对兰州的穆斯林民俗风情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以此扩大对兰州特色民俗旅游的宣传,提高兰州民俗旅游的鲜明民族特色。
四、打造兰州城市时尚风情旅游品牌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城市的时尚风情已为更多的都市人追逐。兰州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现代化大城市,开发城市民俗旅游应以兰州东部商圈和小西湖商圈为依托,打造兰州城市时尚风情旅游品牌。
以兰州东部小商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建立的东部商圈已经享誉全国。2010年9月15日,素有“兰州旱码头”之称的小西湖再次扩容升级!一个更加完整、集纳多种业态的小西湖购物链条已经形成。小西湖大唐综合批发市场致力于把小西湖打造成闻名全国的小商品批发商圈。
五、打造兰州安宁桃园风情旅游品牌
兰州安宁仁寿山桃园早在清代就已观花成会,相沿成俗。每年4月下旬桃花盛开之际,桃花艳丽似锦,吸引了无数才子佳人前往游赏。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桃花会,如今改名为“桃花节”,游客除踏青观赏桃花外,还可以参观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在盛夏桃子成熟的季节,安宁举办“蟠桃会”,并进行福寿文化研讨,提升了安宁桃园风情的文化品位,促进兰州经济、文化的发展。
应将桃花节、蟠桃会、仁寿山福寿文化联合起来,以“福寿仁和”为主题,打造兰州安宁桃园风情旅游品牌。在春季桃花节开展踏青、赏桃花等春游项目。夏季蟠桃会时,可积极鼓励游客亲自去桃园摘桃品尝、自己动手学做民俗美食,提高游客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总之,兰州城市民俗旅游的发展要顺应品牌时代的潮流和趋势,锐意创新,在提升品牌内涵上下足功夫,形成真正的民俗旅游核心品牌,以品牌战略推动兰州特色民俗旅游发展。
参考文献:
[1]《打造黄河之都 兰州拟就10年规划》,《西部商报》[N]2010年9月8日。
[2]郑本法:兰州当创建丝绸之路博物馆[OL].甘肃每日新闻网。
省略/20050518/143/2005518A02481006.htm,2005年5月18日。
关键词：秦腔 二人转；雅俗文化
一、 二人转的形成与基本特色
二人转是东北地域文化最直接，最具体的形象代表，通过生活场景的再现和编排演绎，它直接体现了东北人民质朴爽朗，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反映出东北人民的文化观念和生活追求。正是在这种东北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二人转艺术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及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莲花落”等其他艺术成分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1］。它以一男一女两个“分包赶角”“进出变换”的方式演唱一个完整的喜剧故事。这种基本形式的确定，应该说是东北固有的地域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促就的。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环境想象，东北地区天气寒冷，所以人们进行户外活动的时间很少，因而会花费大多数的休息时间在小范围内的亲戚、邻里交往聚会上。既然是在家里进行表演，言谈举止也就用不着拘谨，所以二人转在形体表演和语言说口方面都比较放得开,表现起来火爆泼辣。
二人转的音乐主要取自民歌小调，同时也引用和借鉴了其他音乐成分［2］ 。它的表演参杂了曲艺，戏曲，歌舞，杂技等多种成分，这使得二人转的艺术属性模糊不清，然而，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二人转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的艺术表现特征与风格，并由此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潜能，给予二人转演员更多创新发展的机会，形成了今天二人转文化欣欣向荣的场面。
二 、 缘何如此受欢迎
二人转语言幽默诙谐，基本不含方言，情节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东北有句很流行的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可见人们对二人转的喜爱程度。加之近几年，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二人转更是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融入一些与生活内容息息相关的元素，缓解人们的生活、工作中的压力，从而使身体和精神都得到放松。
此外，二人转界领军人物赵本山老师对二人转加以改造，尽量剔除一些糟粕的东西，让二人转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引领二人转走出东北，走出全国，走向世界。为弘扬发展二人转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二人转演员，如小沈阳、魏三等。
三 、秦腔的形成与艺术特色
秦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生长壮大起来的，经历代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俗称“桄桄子”。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
四、为何走下坡路
“有人说，缺乏传承，没有观众，秦腔正在走向没落，这话我不赞同！应该说，秦腔在城里走向没落。”面对“秦腔死亡论”，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孙存蝶提出了反对意见。的确，通过贾平凹先生的《秦腔》，我们深有体会，农民对秦腔的热情从未减退，而且一个个民间秦腔团体正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农村迅速发展，出问题的环节处在城市部分。因为身边几乎没有听戏的朋友，于是专门向戏院的同打听了解，说起这个话题，连她们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通过聊天，反映出的问题有很多：城市里剧场的票价太贵，演员唱功不纯正，让人觉得后继无人，而且又没有什么创新，很难吸引当代群众的眼球。有些秦腔演员，总以为大家在一个团体里像吃大锅饭一样，唱好唱坏一个样，于是对自己要求不高，更有甚，一些演员思想还停留在百年前，陶醉在自己是一名“皇家剧团”的御用演员，追求所谓的“阳春白雪”，完全忘记了秦腔起源民间、发展于民间，从群众中来，最终还是要回到群众中去。
五 二人转与秦腔试比高
有些人总是想把二人转和秦腔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作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种文化形式，把谁比下去都不能说明问题。二者不应该是文化领域中的对头，而应该是懂得交流和学习的“朋友”。
人们常说与二人转有关的东西是俗文学、俗文化，是下里巴人，而秦腔是我们热捧的阳春白雪，是雅文学、雅文化。雅俗文学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一直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我们不应妄加评论。何为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3］不难看出这句话揭示了俗文学的语言特点、民间性、大众性和注定会流传广泛的根本原因，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大众的审美要求、素质水平和社会的流行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俗文学就是一钱不值、粗鄙、不规范的。不可否认，二人转在流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低俗、粗鄙的东西，早些年，自己和家人有去过沈阳的刘老根大舞台，就是在这样正式的娱乐场所，还是出现了演员唱词低俗污秽的情况，这一点就应该向秦腔学习，时刻保持着一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决不让低俗的东西污染我们的文化。我们欣喜的看到二人转演员正在努力的改进，演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正在逐步的提高，我们不应该固执于如何批评和声讨二人转艺术中的缺点，应该做的是如何采取措施，来提高全体演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比如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对后备力量进行选拔和培养，致力于文化创新，打造二人转精品等等。
同样，我们也不希望看到秦腔“无地自容”，作为历史悠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秦腔来自民间，更应该走回民间、走向大众。在这方面，或许可以借鉴二人转的成功之处，让表演的目的不仅局限于陶冶情操，更注重放松心情，融入一些当今的生活元素，改编剧本、融入美声、增添新式乐器、科技设施等，未尝不可,没人能保证秦腔在走向今天文化的道路上没有因为什么原因被“和谐”过，任何事情没有绝对，功利和商业不可避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仅此目的而已。
表面上看二人转与秦腔像是两座互相遥望的高峰，实则不然，雅与俗即是鱼与水、舟与楫的关系，雅俗对话，互相竞争，互相补充，当然并非取代或否定旧的事物，而是发展和重视新的积极因素，促进文化的新生和发展。二人转更加健康，秦腔再次崛起，雅俗共赏，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辽宁；沈阳；110034）
参考文献：
［1］ 王铁夫《二人转研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62年11月增订第二版第2页
[关键词] 喜剧元素 喜剧元素新套路 俗文化 网络语言
《三枪拍案惊奇》融合了大量的商业元素,集结了2009年最红的笑星,并且选择在一年之中最红火的贺岁档推出,影片上映仅仅两天就获得三千万票房的收入,并突破2亿票房的收入,但张艺谋的挑战,对中国电影艺术和商业可能性的挖掘,也让他成为中国电影的话题,开创中国电影喜剧元素新套路。
新套路一:御用2009年最牛的演员,占领全国全部战地
将领:小沈阳
战役:春晚小品《不差钱》
征服地区:全国,主要为北方地区
借鉴战役:辽沈战役
战术分析:张艺谋与赵本山的上次合作是在2000年的《幸福时光》,九年后赵本山雄起,成为娱乐圈足以独当一面的人物,加之春晚推出小沈阳迅速窜红,二人自然惺惺相惜,赵家班任凭张导调配,通力支持。小沈阳的东北式幽默征服北方地区不在话下,相信许多人会专门跑到电影院捧场小沈阳的大银幕处子秀。张艺谋将自己的人民战争首先于东北发起,立足“刘老根”,继而逐渐南推,步步为营。
将领:孙红雷
战役:《潜伏》
征服地区:南方地区,主要为华东、中原、华南及沿海一带
借鉴战役:淮海战役
战术分析:“余则成”是09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人物,《潜伏》于北京卫视14%的收官收视率足以验证了人气所谓何物。其实在各卫视台热播前,《潜伏》已经在许多地方台轮播过好几遍了,即便如此,《潜伏》在东方卫视还是拿下了3.2%的成绩,南方观众对《潜伏》的喜爱是有一点点出乎意料的,剧中受人喜欢,主演孙红雷亦然。何况诠释了众多严肃形象的孙红雷出现在惊悚喜剧中是个什么样子,这本就已是难得的卖点。
将领:闫妮
战役:《北风那个吹》《武林外传》
征服地区:华北、西北地区
借鉴战役:平津战役
战术分析:平津战役之所以顺利拿下,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战术原则的实施。
闫妮在《武林外传》中一口陕西话为自己扣上了专属印章,许多人不得不承认喜欢这个女人在剧中耍泼的样子,西北人更是倍感亲切。之后的《北风那个吹》更是以9.3%的收视率创下北京卫视收视率历史新高,牛鲜花温情拿下首都观众。闫妮运用自己的两头稳住了中间,紧握区域性观众。
小沈阳、闫妮、孙红雷,《不差钱》《北风那个吹》《潜伏》,三位主演的三部大热作品在09年都拿得出手,且颇受基层群众爱戴,于此,张艺谋自然有信心依靠每一员地方将领拿下整片江山。
新套路二:将喜剧元素运用到悬疑惊悚片中看,开创喜剧+悬疑新类型
“三枪拍案惊奇”,由张艺谋导演翻拍自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这部电影混搭武林外传与二人转的喜剧元素,再借用科恩作品《血迷宫》的经典悬念,让观众颇感新鲜。喜剧效果主要由台词带动。如闫妮对小沈阳说:“我一直都想找个肩膀依靠,我以为找到了这副肩膀,谁知道是个假肢,还是个劣质品。”影片后半部分,悬疑风格才逐渐显现。
提起《三枪拍案惊奇》这个名字,很多观众会感到好奇,名字的来历出自哪里,这“三枪”究竟指的是哪三枪?如果单单从剧情的角度来讲,片中确实围绕着“三枪”展开。
西北大漠,麻子(倪大红饰)开了一家麻子面馆,老板娘(闫妮饰)因婚姻不幸福而爱上伙计(小沈阳(空间)饰),于是,妒恨交加的麻子请来内心懦弱的杀手(孙红雷饰),欲除掉伙计。老板娘不堪麻子虐待,就向来店里的波斯商人买了一把枪,伺机杀掉麻子。“三枪”中的第一枪,是孙红雷见倪大红很有钱,见财起意,用这把枪向倪大红开枪。倪大红没死,拿着这把枪向小沈阳开了枪,却卡了壳,结果被小沈阳夺过枪把自己打死。孙红雷想要杀人灭口,反被闫妮最后用这把枪把他打死,这是电影中的第三枪。张艺谋说:“《三枪》是喜、闹、疯,其中,闹和疯更重,也是我接触所谓喜剧幽默当中强度最高的。其实闹字很容易说,但是很难控制。我的看法就是闹不好就俗。我不敢说我把握得好,但是我积累了一些经验,尽量做到最好。《三枪》一开始一点不像我的电影,除了有强烈的视觉风格,基本上不像我以前的电影。”搞笑元素运用到悬疑惊悚片中,算得上是导演剧情上的创新,大喜大悲的剧情给观众留下持久深远的印象。
新套路三:《三枪》的撒“网”占“道”,用网络语言添加喜剧色彩
《三枪》的主题曲《我只是个传说》,这首主题曲的名字相当网络化和流行化,直接移用网络流行语,这首歌由张艺谋亲自填词,这是张艺谋继《红高粱》为影片创作主题歌《酒神曲》,22年后再度动笔写词,而且还首度献声。作曲则是由作曲家赵季平的儿子赵麟作曲。他们强强联手,发明性地把RAP这种最流行的曲风和陕北信天游里最直白、最具乡土味儿的歌词联合到了一起,打造出了一首土洋结合的陕西风味RAP。
本身就是陕西人的张艺谋干脆亲自上阵,在MV中客串演出,并放开嗓子唱起了RAP:“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看着一贯给人严正印象的张艺谋,这次打破常规玩起风趣,不得不令人“拍案惊奇”。
张艺谋献声的部分正是这段RAP,他在电影里用陕西方言唱着“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被毕福剑形容为都不在调上,不过,喜剧效果却十分强烈。为影片多增加了一味喜剧作料。
新套路四:将俗文化进行到底
谈到这部商业片,张艺谋并不避“俗”。他回答观众质疑时说:“角色名字都按民间大俗话来起;人物穿着很艳,红男绿女,大俗大雅,反正是嬉闹剧,允许夸张;《三枪》的风格是喜、闹、疯,这是我接触的喜剧幽默中强度最高的。”
俗并不是贬义词,指的是大众的、普遍流行的,另一种解释是风俗。相对于俗的是雅,成语中有“附庸风雅”一词。“风雅”来自《诗经》,本指《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后泛指诗歌、文学。关于通俗,余秋雨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人文领域,没有通俗文化的介入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所以,我们不必掩饰喜欢俗文化的心理,喜怒哀乐是每一个人所具备的基元性的通俗身份。
《日新画报》只见期数，没有出版时间。好在每期后面都说“本报每月六期，铜元三十六枚”，第18期的“本馆广告”又有这么一句：“现届年节，自应清理账目，于明年正月初六出版，大加改良，以阅者之目耳。”再加上19-24期是写明出版时间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推算出：《日新画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907年11月6日），第31期（很可能是终刊号）刊行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六日（1908年4月6日）。此画报不见编辑，未列发行人，只知道台柱子是李翰园、李菊侪兄弟――除了各图的署名，画报上还常见兄弟俩卖画的广告。此乃五日刊，每期8页16面，印制者先后有大栅栏斌记石印（3-15期）、后门外方砖厂内路北振北石印局（16-24期）、东四牌楼弓弦胡同开通画报馆（25-31期），只有总发行所没变，始终是东四牌楼北什锦花园西头路北。如此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像是手工作坊，与上海各画报之专业化与规模化经营，形成鲜明对照。
《日新画报》的办刊宗旨，见第一期上的《日新画报题辞》（贾仲明）以及第二期上的《日新画报出版刊词》，或称“《日新画报》有古‘三百篇’之遗意”，或曰“本馆同人想要叫人人开通，处处自治，家家肯叫学生入学堂受教育”。因此，《日新画报》中有很多京城开办新式学堂（尤其是女学）的报道，我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第四章“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中多有引述，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论预备立宪时代京城里的诸多新气象。
对于半推半就的晚清“新政”来说，改革官制、编练新军、设立新式学堂（包括“高等巡警学堂”），以及建立新的警察制度，都是可圈可点之处。1902年1月7日，庚子年间狼狈出逃的慈禧太后等，终于从西安返回北京。面对满目疮痍且“人心浮动，抢劫横行”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除暴安良，稳定局面。查《清实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奏折及上谕，基本上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一开始，京城里的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和五城御史共同负责；1904年起，意识到“巡警为方今要政”，于是多有推广警政的奏折及上谕。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新画报》等晚清画报中多有关于巡警的报道。
大到维护社会治安，如《抢香打架》【图1】，小到帮助百姓排忧解难，如《巡警推车》，画报作者纷纷将焦点对准巡警这一京城里随处可见的“新事物”。当然，站在街头指挥交通或维持秩序的巡警，并非总是威风凛凛。处此新旧杂陈的时代，官大拳头大，就像这幅《轿夫蛮横》【图2】所描述的，轿夫头儿居然将巡警痛打一顿，可见轿子中人的威风。这就难怪画报作者感叹：“轿夫这样儿蛮横闹事，想坐轿的必有一番约束，怕不能白打了巡警吧？（也许）。”
与此类似的，还有新军的待遇。驻扎北苑的陆军年底时发银若干，以便军人过年时能吃得上煮饽饽，不像此前军营那样克扣军饷，这就谢天谢地了（《体恤军人》【图3】）。可见，作为京城里的新生力量，1907年的新军与巡警，社会地位及待遇并不高。现代作家中，大概只有老舍深切体会下层巡警的辛酸苦辣，并在《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中予以精彩呈现。
《日新画报》讲述的，基本上都是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未见惊心动魄的壮举，但小事中依旧透露大时代的气息。如这幅《有伤风化》【图4】，混杂着传统的风筝与时尚的气球（与此相关的还有《大放气球》），加上乘机占便宜的小混混，民俗场景煞是好看：
厂甸挪在琉璃窑里头，地方也宽敞啦，气象也文明啦，游逛的人更多啦。可是，有些个人买了些轻气小球，在堂客群里混串，特意把球儿楸【揪】断了线，一路乱追，挤的人都站不住脚（不这们样怎么会叫人嘈嘈【瞧瞧】他呢）。不想极维新、极文明的地方，也会出这种怪现象。咳！
其实，历史本就百味杂陈，混合着新旧、黑白、雅俗、荤素等，不存在没有任何“怪现象”的所谓“极文明”。
《日新画报》第21期（1908）上，有一则“李翰园告白”：“专门泰西油画传真，并仿照相生纸清水传真，朝衣大像，行乐喜容，指画南派山水，写意美人。凡有赐顾者，请至日新画报馆面议。”此乃专业画家，兼擅“写意美人”与“新闻画”。除了讲述京城里的时事，画报中也出现过古衣冠的人物，如《曹大家》、《举案齐眉》等。但最有趣的还是这幅《韩文公》【图5】：
唐朝韩文公因为唐皇迎佛骨（佛骨就是佛的死骨头），上了一道折子，说是佛本不灵，徒乱人心，请将佛骨或用火烧，或扔水里。又把迷信无益的道理说得狠真切，因此得罪，贬赴潮州。喝！敢情破除迷信的事，从古就有啊。
画是古装画，文却是现代文，将“破除迷信”这一时尚话题，硬塞进一千多年前韩愈的故事，很能体现画家及时人的趣味。
同样有李菊侪加盟，两年后创刊的《正俗画报》，制作的精细程度不及《日新画报》，这与其步伐太快有关。馆设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中间路北的《正俗画报》，发行兼编辑雷震远，印刷项德斋，绘图李菊侪、胡竹溪等，日刊，每期八页。这样的出版节奏，使得《正俗画报》很难从容制作，更不要说精雕细刻了。这份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初一日创刊的画报，目前仅 见到1-29期（最后一期即29期，闰二月二十九日刊行）。
第一期上有发刊词性质的《浅说》：“今天是《正俗画报》出版的头一天，应当把宗旨说一说。为什么叫‘正俗’名目呢？皆因近二年来北京风气大开，可未免有点儿过火，实与人心风化大不相宜。要照这们下去，恐怕越开通越坏吧？本报同人为挽救时局起见，组织这种画报，以期纠正人心。然而一小小的画报，能有多大力量？无非尽我们一份苦心。这篇浅说就算成本的祝词吧。”此外，第六期上求实生的《祝本报出版词》、第十一期上青琅室的《祝正俗日报词》，也是类似的好话。至于第七期上读者蛰鸿的《祝正俗报出版》，说到了画报编者的心坎上，于是第九期画报上有启事：“蛰鸿先生鉴：请即惠临本馆一谈。本馆主人谨启。”读过下面蛰鸿的高见，就能明白为何画报主人如此欣喜：“夫画报与风俗人心有密切之关系，既为教育之一助，又为美术之一端。欲知妇孺之开通与否、社会之改良与否，均视画报之优劣、之涨缩为定衡。所以关心风化者，不可不维持之、推广之，使之日进于完全美满之地位者也。”
还是说说巡警的故事。胡竹溪所绘《巡警睡岗》与《巡警尽职》【图6】，很讲策略，上下并置，既有批评，也有表扬，可见时人对于巡警的态度挺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