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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 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卡口，窗上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百子，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房门楼为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元1660年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表示红色，又表示忠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怀念思想。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此诗只是一种假设，东风终与周郎便，所以三国时期的大美女大乔小乔。并没有被曹操锁于铜雀台中。事实上，小乔与曹操素未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瓜葛，纯属莫须有的关系，而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有生动的故事。
“江东有二乔，河北甄芙巧”，三国时期最着名的美女有三名，大、小乔和甄洛。二乔到底有多美呢，史书所载极为吝啬。《三国志》说“皆国色也”，《江表传》说“貌流离”(光彩焕发)。总之是国色天香的大美女，而具体容貌只能靠后人凭空想象了。三国是个彻底的男人时代，原本处于弱势的女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更加边缘化。所以三国时期关于女人的历史记载实在是少得可怜。如果不是后人添油加醋，可看的故事就更少了。
二乔的父亲乔公，本在汉献帝的手下做官，当时的汉朝早已名存实亡。丧妻后的乔公辞官归乡，带着大小乔隐居于安徽皖城。建安四年，东吴的孙策和周瑜带着军队攻下皖城。江东二乔的美名早已是家喻户晓，孙策和周瑜二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双双抱得美人归。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当年，孙策和周瑜都是25岁，而大乔十八，小乔十六，都是青春年少。这两段婚姻看起来无限光彩，美人配英雄，花好月圆。孙策曾说：“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江表传》)
杜牧不是唯一把二乔与曹操搁一块想象的人，罗贯中也是其一，而且他还把诸葛亮也扯上了。《三国演义》描写了那段诸葛亮摆平周瑜，实现孙刘联盟的场景。诸葛亮说：“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日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日大乔，次日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怕周瑜不信，诸葛亮又添油加醋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奉曹操的命令作《铜雀台赋》，文中写道‘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了此话简直肺都气炸了，当下决定联手刘备，向曹操开战。其实《铜雀台赋》中的“二乔”通“二桥”，指的就是两座桥，诸葛亮耍了个小聪明，硬是生生地把曹操和江东二乔扯一块了。“既生瑜，何生亮”，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周瑜永远都处于下风，而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彻底地赢了。那就是，诸葛亮娶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而周瑜却娶了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很有可能，诸葛亮暗地里也对周瑜嫉妒得要命。
其实，诸葛亮也并非全是瞎掰，曹操的确好色，妻妾如云，而铜雀台正是他的美女集中营。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铜雀台，据说每间房里都有一个绝色美女。在临死时，曹操还遗令美女每逢初一、十五要在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唱歌。而以大小乔在当时的名气，他岂有不思慕的道理?若曹操攻占了吴地，那定是“铜雀春深锁二乔”。
家乡的路像无数条线，牵出了我的无限情思；家乡的路似多彩的梦，引领着我走进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家乡的路如条条纽带，连结着家乡人民走向文明富裕的康庄大道。家乡的路有千万条，有通往城里的、通往邻村的、通往山里的、通往坡里的，弯弯曲曲，连绵不断，条条路通罗马。就是从这些曲曲折折的路中，走出了驰骋胶东大地的“游击队贩子”乔天华、国防第25训练基地司令员乔平、副司令员乔正才、北海舰队正师级干部乔洪安，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还走过北宋大中祥符八年状元蔡齐、共和国将军许世友、兰州军区原司令员刘静海、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景昆、《辞海》常务副主编罗竹风、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乔八爷、省部级领导赵志浩、侯捷等。这些路上留下了神秘的色彩、光荣的历史、坚实的脚印，也留下了我的童年记忆、少年梦想和美好的回忆。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有一条路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也留下了美丽的传说，就是从老家通往“状元石”的路，据说在离家乡不足十里的地方，确实出了北宋大中祥符八年间的平度籍状元蔡齐，这是平度唯一一位状元，他从熟时经常约文友到“状元石”附近诵诗书、论文章。蔡齐去世后，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为蔡齐写了传记，范仲淹为他写了墓表，元修《宋史》为他立了大传，宋人笔记中也留下了他的不少传闻轶事。有了这个美丽的传说，老家的父老都请匠人为自己的后代在“状元石”脚下刻上名字，期望将来有美好的前程，这样，通往“状元石”的人渐渐多起来。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还有一条富有传奇色彩，就是老家通往“小石门”“大石门”的路，这条路是历史上青州至登州古驿道平度至招远段，自西南部小石门至东北部的大石门斜掠而过，这里留下了高官名士的脚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武艺高强的乔八爷（《桥隆飚》的原型），就经常穿行于这条路，负责在这一带的“大石门”、“小石门”的路上接应乔天华、罗竹风、刘文卿等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实乔八爷本名叫乔明志，因为他也姓乔，过去都传说是我的老家人，后来，听长辈们议论起来，说乔八爷不是乔家人，但与乔家村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有着很深的感情，已经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了。当年，他为了生计，在七里河子村开了个理发铺，他强壮的身体，高强的武艺，传到了罗竹风的耳朵里，就推荐给乔天华当了保镖，从此，乔八爷的便衣队就驻扎在我的老家，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还有一条充满着感情色彩，留下了红色记忆，就是老家通往“先生地”、“八文章”的路，当年，乔天华、罗竹风和我的祖父乔星一他们就是从这条路走往“先生地”、“八文章”这些美丽而神圣的地方，在那里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红色的故事一直在老家传送着。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还有一条被誉为“将军走过的路”，就是老家通往邻村窝洛子、正涧村的路。当年，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刘静海就长期驻扎在正涧村，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景昆的老家就是窝洛子村人，他们经常往返于通往我老家的路，与乔天华、罗竹风取得联系，在“解放平度城”、“三合山战役”等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成为共和国将军，这条路上就留下了将军当年的脚印。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还有一条充满着发展的色彩，留下了各级领导、众多游客的脚印，就是通往平度八景之一的“龙湾水库”的路。当年，时任山东省省长赵志浩、水利部副部长侯捷等都从这条路上登临远近闻名的龙湾水库。侯捷看后赞扬说：“这是村级自建全国最大的石拱坝水库”。 原省长赵志浩看后高兴地对原支部书记乔洪业说：“来之不易，它一定能造福人民！你们是我省第二个‘九间棚’”，在这条路上也走过了数不清的游客。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路中，还有一条充满致富色彩，是老家的发展之路，就是老家通往县城的路，说起这条路来，又让我想起了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个时候这条路是窄窄的土路，晴天骑着自行车到城里赶集，途中必经南河、窝洛子南河和北台河，河里水小的时候，必须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自行车、踏着一块块不规则的石头慢慢走过去，水大的时候，还要挽起裤脚、脱掉鞋子、赤着脚过河，过去河再穿上鞋子，去趟平度城，折腾三四次，真是懊恼极了，这样还好说，遇上下雨天，可就倒霉透了，雨下的大了，道路泥泞，一会儿泥巴就粘满自行车轱辘，骑不动了，就索性推着走，推不动了，就干脆扛着走，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城市和乡村，也吹遍了我的老家，领航人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于是，就出人、出钱修起了六米宽的路。栽上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引来了浙江、湖南、东北等全国各地的客户前来收购苹果、葡萄、大姜等，建了这条路，为老家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后来，又铺上了水泥路，通了公交车，村民们进城赶集，在家门口坐上公交车就行了，真是方便。
家乡这些大大小小的路我几乎都熟悉，徒步走过，骑自行车经过，坐轿车浏览过，现在，每当想起这些路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家乡的路，令我难忘，令我回味。
乔显德
《特工皇妃之楚乔传》讲述了西魏年间的故事
楚乔传的背景年代介绍：
1、原著中的大夏对应西魏，西魏的国号本是“魏、大魏”，是北魏国号的延续。北魏分裂后，分为西魏和东魏，所谓“西魏”只是与东魏相区别的称呼。西魏领有北魏洛阳以西的土地，又在长安建都，在地理位置上是位于东魏的西面，所以称呼西魏；
2、据悉，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南北对峙，拓跋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由高欢把持，后来变成了北齐，西魏由宇文泰把持，成为北周，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就统称为北朝，对应的南朝为宋齐梁陈四个政权；
3、在整个西魏统治时期，一直都由权臣宇文泰控制着政权，在他努力下，任用苏绰等人改革，采用和北攻南策，使西魏进一步强盛；甚至攻入南梁的成都，夺取南朝西川荆雍地盘；在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且在三次战役中大败东魏大军，奠定北周统一中国北方和隋朝统一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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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爱而不溺爱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非常疼爱。但是,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无暇顾及家庭子女,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还曾因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连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通缉。由于柏文蔚、陈独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冲没有抓到他们,便对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人进行迫害。他们将魔爪伸向陈独秀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并扬言要斩草除根。
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让延年和乔年去乡间躲避,倪嗣冲才未能得逞。延年和乔年在乡间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安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越来越感到,在安庆这个小地方,已经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了,他们渴望外出求学。他们的这一愿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默许。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之事。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
于是,兄弟俩辞别母亲和祖母,乘舟东下,于1915年冬天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兄弟俩初到上海时,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则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虽然已闻名全国,但收入却不多,每月给兄弟俩的钱为数很少,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延年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对延年兄弟俩的生活状况,旁人都以为太苦,常表怜悯之意,但他们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材。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陈独秀让孩子们回家食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陈独秀,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后来一起考进了震旦大学。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可是延年、乔年当时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苏俄有些反感,坚持要去法国。他们在法国期间,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同无政府主义决裂,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此后,延年和乔年先后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1922年冬,兄弟俩又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及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由于国内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两个月后,他返回阔别了4年多的上海,并与当时在上海的父亲陈独秀团聚。陈延年回国后,中共中央立即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而同过去一样,他希望延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
到广东之初,陈延年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在此期间,他和、彭湃、等人一起,领导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统战工作,并将起初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党员、领导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他在广东最突出的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当时就称赞他是“C•P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人称他是“共产党中的两广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延年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决不盲从。他曾多次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鲜明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称赞。
1927年3月,陈延年率中共五大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准备出席党的五大。可是刚到武汉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派他和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火速赶往上海,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反蒋斗争的指示。他们刚到南京,便获悉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到上海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虽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会选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一二后,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陈延年毫不畏惧,勇敢地承担起重整党组织的重任。他与担任区委组织部长的赵世炎一起,开始为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日夜奔忙。陈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头目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杨虎立即下令严加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只好将他杀害来泄愤。1927年7月4日深夜,反动派将陈延年秘密处死。陈延年在牺牲的时候非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然几个执刑的士兵用力将他按住,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一跃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面对死亡,他仍如此坚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当陈独秀得知自己的长子被害的消息之后,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
陈乔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一起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同、赵世炎等人一起,为发动各界群众与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上,陈乔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胞兄陈延年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五大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部长李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拥护会议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拥护党确定的新的方针政策。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又一个儿子惨死在的屠刀下后,极其悲痛。这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道。她一直为他们两个的安危担忧。为了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长女陈玉莹来到上海。不料,陈玉莹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乔年都已牺牲的消息后,由于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玉莹也病死在上海宝龙医院。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亲生骨肉接二连三地惨死,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身教重于言教
陈独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过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政府的监狱。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铮铮铁骨,不向敌人屈膝投降。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谓“进行叛国的文字宣传”之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随即,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之后,他的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都曾去监狱探望。
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由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悲喜交加,激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在一般人看来,陈独秀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自献身革命以来,他虽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因处境艰难而悲观失望。自身如此,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表现得过于懦弱,看到儿子伤心落泪,便免不了加以训斥。
以前,陈松年虽然多次听祖母、母亲及其他人说过父亲的倔强脾气、坚强性格,却从未直接感受过。这一次,他总算亲自领教了父亲的厉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难忘。后来,陈松年同父亲接触多了,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艰难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亲一样,刚正不阿,泰然处之。陈松年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人要知足常乐,遇事要想得开。还说,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陈松年曾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在抗战时期,又随父亲到达武汉、重庆、四川江津,饱经战乱之苦。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后,他妥善地料理了父亲的后事。1947年又将父亲的灵柩由四川移至安庆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庆解放后,陈松年起初在街道义务帮助做行政工作。后来,街道办了工厂,他就选择到又脏又累的窑厂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从未调动过,直到1980年退休。
陈独秀的四子陈鹤年第一次到南京监狱去看父亲时,天真地提出要想办法帮助陈独秀越狱逃跑。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将他骂了一顿,说他“胡闹”。
不过,骂归骂,陈独秀对儿子的这片孝心还是感到满意的。陈鹤年也没有因为挨骂而对父亲不满,以后仍经常去看父亲,并尽力帮助父亲。陈独秀在狱中写的《自撰辩诉状》,就是由陈鹤年拿到《民声报》去秘密印刷后,在社会上散发的。
关键词:乔治•麦克唐纳 《北风的背后》 童心 世界观
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 ,1824--1905)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西部亨特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乡村小学里接受启蒙教育。在那里,盖尔语神话和旧约故事到处流传,小麦克唐纳也深受这些神话的影响,对幻想的世界非常着迷。年轻的麦克唐纳先后在亚伯丁大学和希伯莱神学院深造,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1845年,麦克唐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即前往伦敦任教,曾担任贝德福德学院英国文学教授之职。他交游甚广,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爱默生、马克•吐温也是他的挚友。他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天赋,一生创作的作品无数,其中,尤以幻想文学作品受到世人瞩目,曾和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一起,被并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座幻想文学高峰”。
童年与青年时期的经历,对麦克唐纳的影响很大。他一生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诗歌,如:长篇悲剧诗《里里外外》(Within and Without,1855)、《诗集》(Poems,1857)、《信徒及其他诗歌》(The Disciple and Other Poems,1867)、《异国情调》(Exotics,1876)、《三股绳索》(A Three fold Cord,1883)等等。这些诗歌想象独特,风格活泼,寓意深刻,充分展现了他诗人的气质。第二类是神学论著,如:(《无人理睬的训诫》(unspoken Sermons,1867)、《我们主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Our Lord,1870),《福音的希望》(The:Hope of the Gospel,1892)等等。这些神学论著体现了麦克唐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的独特的神学思考。第三类是,其中:既有以他的家乡苏格兰乡村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如:《大卫•埃尔金伯德》(David Elginbrod,1863)和《亚历克•福布斯》(Alec Forbes,1865);又有超现实主义的幻想小说,如:《梦幻家》(Phantastes,1858)和《莉莉丝》(Lilith,1895)。第四类是儿童幻想小说,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有:《邂逅仙女》(Dealing with the Fairies,1867)、《北风的背后》(At the Back of the North Wind,1871)、《公主和妖魔》(The Princess and the Goblin,1872)、《公主和柯迪》(The Princess and Curdie,1883)、《轻轻公主》(The Light Princess,1893)、《白昼男孩和夜间女孩》(The Day Boy and the Night Girl,1988)、《童话全集》(The Complete Fairy Tales,1999)等等。这些儿童幻想小说以及《梦幻家》、《莉莉丝》等成人幻想小说构成了他的创作主体,是他对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幻想文学所做的最大贡献。
1871年出版的《北风的背后》,是麦克唐纳的第二部儿童幻想小说,也是他的幻想文学代表作。全书分为38章,每一章都有独立的标题,每一个主题讲述一个小故事,共为38个小故事。这38个小故事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故事,犹如一颗颗晶莹的小钻石连成一长串璀璨夺目的钻石项链。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钻石的小男孩。小钻石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城,父亲是个贫穷善良的马车夫。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分别出现在真实的白天和梦境中的黑夜。白天是那匹和他有着同样名字的骏马――老钻石;到了夜里,就是那位不时会带他在夜空中旅行的美丽的女士――北风。小钻石房间板壁上的一个小洞,是北风的“窗口”,也是他进入幻想世界的“入口”。 通过这个入口,读者跟随小钻石从现实世界转瞬间进入另一个并行的第二世界。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他跟着北风四处游历,北风飞行时,他躲在她漫天飞舞的长发中。北风有时很温柔,躺在她的怀里,一点儿也不冷,十分平静安详;而有时她的长发却能在四周卷起可怕的风暴,掀翻大船,船上有坏人,船上也有好人。躲在北风的长发中,小钻石曾飘洋过海,到过那个神奇的地方――北风背后的极北乐土。在希腊神话中,极北乐土四季如春,“那儿的土地到处散发着甜甜的气息”(麦克唐纳,77) ,“那是一片永无罪孽的土地,那是一片爱与光明的土地。”(麦克唐纳,78)去过极北乐土的小钻石比从前更像个小天使了,他会帮妈妈照看小弟弟,给小弟弟唱好听的儿歌,让全家人都快快乐乐;爸爸生病的时候,他自己赶着老钻石出去挣钱,帮家里渡过难关;他热心地帮助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喜欢他,把他叫做上帝的宝宝。终于有那么一天,美梦变成了现实,北风永远地带走了他。
麦克唐纳用其奇特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孩子眼中的生存与死亡,真实与幻想。书中北风与小钻石讨论的美丽与邪恶,生命与死亡,劝告和帮助等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儿童文学的范畴。比如,小钻石在刚认识北风之后,就毫无戒心地要跟她走,北风跟他有以下的一段对话:
“好的,请吧,北风。你这么美,我早准备好了和你一起去了。”
“你绝不能一碰到美丽的东西马上就跟着走,钻石。”
“可美丽的东西不可能是坏的。你不坏,对吧,北风?”
“是,我不坏,但有时美丽的东西会因为做坏事而变坏。在邪恶毁掉它们的美之前,是有段时间的;所以,他们就会犯错误的。如果小男孩们只会追逐美的东西,”
“好吧,我跟你走是因为你美丽又善良。”
乔治•麦克唐纳曾说,他不仅仅是为孩子写这些幻想故事的,而是为所有“像孩子一样的人”写作,不管这些人实际上是五岁、五十五岁,还是七十五岁。他还曾引用《圣经》中耶稣的话来强调,成为“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只有当人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时,他们才能进天国。凡是自己谦卑得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在他看来,天国的“入场券”只有“像孩子一样的人”才能得到。那么,什么是“像孩子一样的人”呢?乔治•麦克唐纳在自己的作品中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像孩子一样的人”,让他们亲自把童真的心灵活泼生动地展示给所有读者。在麦克唐纳的世界里,人性一直就是被关注的中心。他始终相信,充满情感的心灵就是打开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在《轻轻公主》(The Light Princess)中,轻轻公主在父母的期许中诞生了,可邪恶的巫婆却对她施了毒咒,襁褓中的轻轻公主从此轻得没有一点重量。但是,通过愿意为她牺牲生命的王子,她找到了拯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学会去爱别人,并且在爱与被爱中解除了自身所受到的禁锢。而在《白昼男孩和夜间女孩》(The Day Boy and the Night Girl)中,邪恶的巫婆想要把黑暗和光明彻底一分为二,但她却无法让从小就不知道黑暗是什么的白昼男孩停止对黑暗的好奇和恐惧,更无法让从小就被禁止见到光亮的夜间女孩停止对光明的渴望和憧憬。最后,白昼男孩和夜间女孩在彼此相爱后发现了一个比夜间女孩的夜晚更伟大,比白昼男孩的白天更伟大的白天,他们也终于能够摆脱巫婆的控制,找到了共同的自由和幸福。
在《北风的背后》中,主人公钻石便是麦克唐纳塑造出的一个典型的“孩子”,拥有一颗纯真无畏的童心。钻石生活在一个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的世界里。北风的形象只会在他纯真的视野里出现,而周围所有的人都对北风的存在视而不见。高傲而威严的北风女士只对她选中的好人展现其华美的真容。对那些恶人,北风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凶恶的怪物。所以,她告诫小钻石,对美好的东西不要盲目追随,这样会使人容易误入歧途。美也会因为起到恶的作用而变得丑陋,恶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毁掉美。在这部作品中,麦克唐纳的写作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众多的离奇假设不时闪现出作家个性思维的灵光。麦克唐纳德的幻想天才,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的和后来的作家。创作《魔戒》系列的托尔金与《纳米亚王国》系列的C•S•路易斯都视麦克唐纳为文学导师,作品深受其影响。在等级森严习俗累累金钱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北风的背后》等儿童幻想文学作品的涌现,宛如一股股清流,洗涤了现实世界里的浮尘。对广大的青少年读者而言,与其去看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的冒险故事,远不如去看自己伙伴之一的冒险故事来得更有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着相似经历和体验的同龄人取代了那些生活在以“从前”为名的遥远空间的陌生人,这部作品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它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优秀的幻想文学作品是注重营造意境、追求境界的作品。而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情与爱的律动、勇气与智慧的辉映、正义与崇高的融合。它也许并不刻意晓谕读者什么,但它却在读者的人生之路上矗立起一盏指路的明灯,引导读者迈向光明与春天;它也不刻意回避世间的磨难、黑暗与罪恶,但它却能在现实的阴霾里,为读者辟出一方阳光与鲜花齐飞的天宇。《北风的背后》中的小钻石正是以一颗纯真无畏的童心,化解着现实世界里的阴霾。这是属于孩子们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出自他们的灵魂深处,是最为朴素和真实的,也是他们快乐的源泉。这是属于乔治•麦克唐纳的浪漫主义,也是他毕生的理想所在。1902年,在他们金婚纪念的第二年,他的妻子去世了,这次打击让年迈的麦克唐纳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相信妻子并没有真正离开他,而只是回到了“北风背后的国度”。
(此文章为梧州学院科研项目资助文章,项目编号:[2007]C003。)
参考文献:
[1] Macdonald , George .At the Back of the North Wind , [M]. Aegypan , 2007.
[2]Kingsley ,Charles .The Water Babies, [M]. NTC/Contemporary Publishing Company , 1999.
[3]Carroll,Lewis.AliceIn Wonderland, [M].Macmillan Distribution Limited ,1996.
[4]乔治•麦克唐纳著:《北风的背后》,温华译,哈尔滨出版社,2006。
[5] Macdonald, George.The gifts of the child Christ and other stories and fairy tales , edited by Glenn Edward Sadler.[M].Grand Rapids, Michigan: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6] Macdonald, George. The Light Princess and Other Stories, [M].William B Eerdman Co , 1980.
随着电影的放映风靡全国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编剧是马烽。马烽，山西孝义人，在汾阳县念过小学，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迫缀学，参加了革命队伍，当过宣传队宣传员，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开始文学创作。马烽笔下的人物都是来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语言是山西土话，故事背景紧贴时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每个故事都贴有鲜明的时代标签。马烽是“山药蛋”派作家之一，这些作家都是清一色的山西土生土长“老西儿”。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马烽此时挂职山西汾阳县委副书记，置身于这场火热的时代大潮中。每天一早起来，他就扛上锄头和农民一起下到田间，参加集体劳动，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到了晚上，点上麻油灯，把村里的年轻人叫来和他聊天，就是在这种闲聊中，酝酿、构思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劈山引水、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春节放假期间，他把自己写作小说的构思、计划和另一位“山药蛋”派作家、好友孙谦谈了。孙谦在1947年起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对新中国电影剧本缺乏力作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更是寥寥的现状很熟悉。他建议马烽不要写小说，直接写成电影剧本，拍摄成电影最好。马烽接受了好友的建议，假期结束回汾阳不到一个月就写出了剧本。
长春电影厂著名导演苏里根据马烽的剧本，拍成了电影。电影讲述的是山西一个叫孔家庄的山村，祖祖辈辈受着缺水的威胁，复员军人高占武和能工巧匠曹茂林提议劈山引水，改变家乡面貌的故事。1959年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国庆献礼片之一上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这一时期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一部难得的佳作。在一些农村，青年们以电影人物为榜样，成立了“高占武排”农村突击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所有年轻人的学习的榜样。
长春电影厂很受鼓舞，他们希望马烽能再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这让马烽感到为难，因他知道按照文艺创作的规律，续写一部作品是比较困难的，但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最终马烽还是答应了。
1960年8月，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刚结束，电影局长陈荒煤就将与会的苏里找去了解此事，敦促他再与马烽合作，把续集拍好，并说：“现在农村要实行‘四化’建设，你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只写了水利化，还可表现其他‘三化’，特别是与水利相关的电气化。”苏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随即去山西找马烽，传达陈荒煤的意见。
为了写好续集，马烽来到山西洪洞县乡下的水利工地上，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这一时期提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号召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马烽为了更好地配合好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遵照陈荒煤的指示，围绕与“四化”相关的电气化，很快创作出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影片围绕修建小水电站展开故事情节，将沸腾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场面与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乐观向上的生活情趣相结合，真实地展现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时代风貌。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着电影的放映迅速风靡了全国。
外省人写的山西“省”歌
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的词作者乔羽是山东人，18岁那年辞亲离土参加革命，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而学校就在现在的山西太行山里。解放战争时期，乔羽虽是学生，但却不能静坐书斋，倒是常常往返穿梭于太行腹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民众。他前前后后在山西学习、生活、工作了六年，跑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山西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说起《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意境，乔羽说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他对山西的感情。“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人们听到的是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两句家常话，还带着点儿“土气”。歌词中的太行、吕梁两座大山，只是点明了山西的地理，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煽情之处，汾河是一条贯穿山西的河，两岸最肥沃。我眼里的河是什么？我耳朵里的河是什么声音？我得写我自己的感受，把它拉到近景上，由太行、吕梁拉到我住的那个小村庄，再近一点，“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就不得了，这是和“我”有了关系，有了共鸣。我为我家自豪，我为我家奋斗啊，把我对山西的整个理解、感情表达出来。
乔羽歌词的特点是直来直去。对此，他有这样的说明：“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食、高堂华屋。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在他心中，带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倒是最好的作品。
《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响全国后，太行、吕梁、汾河这些山有的美景也为全国人民熟知。歌词中凝聚着真诚、美好和善良，以智慧、幽默、平实的表现手法抓住了亿万国人的心。它作为宣传山西文化的“省歌”当之无愧。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山东人坐不住了，和乔羽说，你给山西写了一个，咱们是山东人，你给山东也写一个吧。乔羽笑呵呵说我是山东人不假，但对山东并不是很熟悉，山西，我倒是跑了很多地方。又一脸认真地说：“这个可勉强不得，一个歌曲流不流行，我现在也摸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让它流行根本不行，靠推是不行的，有些歌曲你根本就不用去理它，它就流行，我是幸运的。”乔羽将《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流行归功于他的“运气好”，说：“一首好歌的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这三者就像嫁娶的关系，嫁鸡随鸡，我的运气好，嫁的尽是会打鸣的鸡，而且叫得好听。一首歌光有好的歌词，没有优秀的作曲家谱曲和优秀的歌手演唱是不行的。”
《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曲作者张棣昌是个老作曲家，虽是印尼华侨，但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为了能谱出山西味的民歌，张棣昌在电影开拍之前，就领着一个小组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及汾阳峪道河沿线采风。人说山西是“民歌的海洋”，这是有历史凭证的，众所周知的中国《诗经》就是一部最早的民歌，里面的“魏风”《伐檀》《硕鼠》都是山西民歌。山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区秧歌曲调优美，委婉动听。张棣昌在创作时大量借鉴了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剧素材。这些素材的收集，为歌曲打上了鲜明的山西烙印。
这首歌的作曲清新自然，旋律婉转流畅，非常亲切，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把当时人们热爱家乡、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得不信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首歌曲依然充满活力。很多民族唱法的歌手都将此歌作为保留曲目。而一提起山西，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多人忘了这本是一电影插曲，却堂而皇之地成了山西民歌。
“我就是咱们平遥人”
电影拍完了，要找人唱插曲，乔羽推荐了他华北联合大学的师妹郭兰英。郭兰英不但歌唱得好，而且是山西人，大家都觉得郭兰英合适，这样，郭兰英就成了无可争议的首唱。郭兰英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比乔羽要晚，但论起舞台艺术生涯来，却比乔羽早，她在参加革命队伍之前，就已是名震山西的晋剧大腕了。郭兰英是山西平遥人，父母又都是老实巴交、靠天吃饭的农民，生养了11个孩子，只有郭兰英一个女孩，家贫如洗不足以糊口，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师傅家学戏。旧社会跟师傅学戏那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刀霜剑苦相逼”，但严苛的学戏生活也造就了郭兰英励志成角的决心。扎实的戏曲功底为郭兰英日后演唱歌曲打下坚实的基础，她把学戏生涯称为“打戏”，说起旧社会是又恨又爱。好多年轻人对郭兰英说恨旧社会能理解，说爱就不能理解。其实很简单，郭兰英说爱旧社会，是说旧社会“打戏”给自己打下了坚实基础，她演出山西梆子传统晋剧剧目达100多个，所扮演的人物，形神皆备，达到了歌唱与表演的高度和谐统一。
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晋味十足，人们夸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她的演唱成功地吸收了晋剧的营养，很自然地把传统戏曲艺术灵活运用到演唱中来。歌唱同其他各类艺术一样，离不开养育艺术的土壤和文化。没有对山西强烈的热爱和感情，也唱不好《人说山西好风光》这样的民歌。郭兰英毫不讳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坦言：“我就是咱们平遥人”，“自从我16岁告别家乡，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听咱山西话。在外边我是南腔北调，回来就想说咱山西话”。
这首歌响遍大江南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守在收音机旁边，一遍又一遍听郭兰英唱这首歌，更多的人通过电影、大喇叭熟悉了这首歌，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早期模仿学习的作品之一
乔羽曾评价郭兰英说，她代表了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许多人从她的艺术实践中获得了教益。乔羽对郭兰英的评价一点都不夸张。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郭兰英，谁没听过郭兰英的歌呢？尤其是学习音乐演唱的，许多人都把郭兰英的演唱作为自己模仿、学习的典范，对此，著名歌唱家深有感受。从小学习民歌，就把郭兰英作为自己学习、模仿的对象。当年14岁的由山东郓城一中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专攻民族声乐时，考场上唱的就是郭兰英的代表作《南泥湾》。1980年18岁刚毕业，她就代表山东济宁艺术学校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演，并以歌曲《包楞调》《我的家乡沂蒙山》震动京城音乐界，大家送给她一美誉“小郭兰英”。说每个歌唱演员开始都有模仿阶段，郭兰英老师就是自己从小学习、模仿的对象。
有一次，记者采访。
记者问：“在老一代歌唱家中，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偶像？”
答：“我心目中的偶像是郭兰英老师。我觉得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声乐代表，而且她也是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人。所以我对她非常的佩服、非常的崇拜。至今我也觉着没有什么人能超过她的艺术高度。”
江南自古出美女，不但有貌，而且肚子里也有货色。当今世上，美女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是东吴乔国老的小女儿，叫做小乔。才貌双全，出落的如娇花蕊上的露珠一般。再加上是高干子弟，还有几门皇亲，媒体投票评选的时候，以96% 的票数，荣膺榜首。这个排行榜叫做飞凤榜，开了八期，小乔也蝉联了八期的冠军。不过这个结果，到合人心，平头老百姓看看这个小乔的确顺眼，没钱买菜的时候，多看看几眼从政府门口撕回来的小乔的彩色宣传画，胃口立刻就好了起来，什么白饭，或者是食堂里的爬满虫子的焦饭，就是没有煮的大米也能吃上个三四碗。大概秀色可餐这个词就打这儿来的。所以，小乔名列榜首是公认的。
第二名本来应该是小乔的姐姐大乔的，可是后来，有了一个叫貂禅的北方人应邀参加了评选。说是为了使排行榜与国际接轨，促进交流，提高水平。说到貂禅，只是比大乔高那么一点点，而且有年龄优势，所以把大乔挤了下去。大乔呢，因为生了孩子，把这些也不放在心上。老百姓们把小乔和貂禅放在一起比较了一下，发现，貂禅的鼻子矮了那么一点点，嘴也大了一点点，额头还高了一点点。反正，怎么看都比小乔差那么一点点。于是貂禅上了榜以来，就做了6个月的榜副。 不过，貂禅到也大度，有人采访她的时候，她说，在北方的排行榜上她可是第一，小乔也就是个老二。
在《男性世界》上也有一个排行榜，叫做卧龙榜。是诸葛为了做宣传，参考江东的飞凤榜做的。以提高自己在军界的声望，诸葛当仁不让的做了第一。说来还有段故事不得不说。刘备还没发达的时候，某次出外溜达，突然肚子疼，要上厕所，没带手纸，又不甘心花两个子买那些厕所门口皱巴巴的推荐手纸，于是就在街头的报摊上买了份娱乐圈的小报。他蹲在那里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在报纸的夹缝里有一条广告，说是报名参加"卧龙榜"排名大赛(要交报名费1两银子)， 报名地某某，沿途没有接待，如有接待，纯属假冒。还说，这个排行榜是当今世上最杰出脑袋的最新排名。刘备一看到没什么，但是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 (他当时担任一个县衙的特约记者)， 没舍得把这张报纸用掉，小心翼翼的叠好了，慢腾腾的出恭完毕，回到住所。当然刘备不是为了要报名，虽然他还没发迹，但是他有句口头禅，
说，怎么说我也是个夕阳皇亲。肯定是不会去附和这种小报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后来，这个排行榜搞出名名堂来了，一些知名人士都纷纷出面写文章，或给诸葛赠题词。诸葛也有经济头脑，办了一份杂志，就是《男性世界》。里面专门搞排名，后来还加了几个诸如"最猛的人"，"最衰的人"……出于大家都爱排名的心理，这分杂志销量彪升，影响因子也上去了，后来成为政府部门的必备参考读物，也就是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最杰出脑袋"的排名里，第二名就是江东的周瑜。再后来，刘备出道了，到处网络人才，有人向他推荐排行榜，他也想了起来，于是就手捧着那本杂志，带上张飞关羽上诸葛的茅庐三请孔明。才成就他三分天下的霸业。
再说小乔，闲来无事，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杂志和小报，后来，她看了这份排行榜，于是看上周瑜的，她说，虽然诸葛排在第一，但我和诸葛做过校友，知道他不怎么地，还是又帅又聪明的公瑾好。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段佳话。
一、目前城市绿化状况
1、我县城市绿化范围主要包括
①城市道路绿化
金城街：东起田仁乳业，西至长征南路，全长4360米，路两侧栽植乔木类桧柏450株、国槐456株、柳树287株；隔离带栽植花灌木卫矛138株、紫穗槐34500株、沙地柏4000株，以及草花类18万盆，草坪面积1000平方米。
新建街：东起交警队，西至应山路西转盘，全长3600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桧柏1007株、国槐270株、油松287株（西岗楼至西转盘）,东转盘绿化面积2000平方米，西转盘绿化面积2000平方米。
广和街：东起三中，西至大同南路，全长3100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国槐、刺槐100株、柳树486株。
塔西街：东起迎宾北路岗楼，西至二中西，全长550米，栽植树种为乔木类国槐120株。
西街：东起旧十字街，西至迎宾北路岗楼，全长515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桧柏91株，组摆木艺花盆99件，栽植云杉30株以及草花4500盆。
迎宾路：南起四环路，北至左沙路，全长3002米，其中迎宾北路长1660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桧柏353株，香花槐269株，44段隔离带绿化总面积约4600平方米，栽植花灌木有卫矛88株，丁香44丛，四季梅20000株，沙地柏2900株以及草花10万盆；迎宾南路长1342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国槐250株、柳树15株。
大同路：南起三环路，北至左沙路，全长3268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火炬树197株、油松220株、柳树107株。
长征路：南起应山路西转盘，北至左沙路，全长3100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桧柏96株和500平方米的侧柏绿篱。
新建南路――南街：南起四中南，北至旧十字街，全长2312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河南桧180株、香花槐170株，组摆木艺花盆141件，栽植云杉63株，草花6000盆。
瑞东路：南起四环路，北至新建街，全长2424米，栽植树种有乔木类油松60株、国槐132株。
以上五纵五横十条城市道路共有绿化树种11种，其中乔木6种5700株，花灌木5种62000株（丛）,花卉30万盆。
②工业生态园绿化
2008年实施完成了东城工业生态园和雅士利公司厂区外绿化。东城工业生态园绿化面积76000平方米，栽植樟子松30株、刺槐150株、油松15株、桧柏50株、侧柏1800株、丁香40窝、榆叶梅60株、卫矛30株，花卉15000盆；雅士利厂区外绿化面积6000平方米，栽植油松73株，卫矛12株，桧柏36株，沙地柏1500株。
③公园、广场的绿化
我县公园（广场）建设单位现有祗园广场、塔林公园、邮政街心园以及环塔北园。2008年实施完成了祗园广场的绿化，其中新开发祗园北延伸段的绿化，面积28600平方米，共栽植香花槐100株、樟子松124株、油松94株、火炬100株。目前，整个祗园广场（环塔西苑）占地面积达82850平方米（124亩），绿地率达99%，树种有20种10000株，各种花卉30万盆。
塔林公园占地面积237.8亩，绿化树种有桧柏、国槐、柳树等十种60000株，绿地率达95%。
邮政街心园位于三环路邮政局对面，面积约4000平方米，树种有桧柏、柳树约10000株。
④机关单位小区的绿化。
主要有厂区绿化、校园绿化、机关绿化、居住小区绿化。已经形成了以山西梨花春酒厂、中粮糖厂、雅士利等为典型代表的5个工业厂区绿化，以八中八小、四中、一中等为代表的5个校园绿化、以政府机关、金城镇、公安局等为代表的12个机关单位绿化，以西苑小区、广新小区、通乐小区为代表的3个居住小区绿化。
⑤环城绿化带。
主要有城东绿化带（包括苗圃）、塔北万亩生态园、城南经济林绿化带。
2、目前，我县建成区区域面积为1000公顷，城市绿化面积达到234公顷，其中，公共绿地52.5公顷，附属绿地46.5公顷，防护绿地135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23.4%。
二、2008年上半年实施完成的绿化工程及取得的成绩
今年以来，我们紧紧抓住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这一主线，以应县旧城改造第二战役为契机，扎实开展了以城市道路绿化、公共场所绿化为主的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上半年已完成植树（含花灌木）11万株，培育、栽植花卉50万盆，新增城市绿化面积68公顷，完成绿化投资800万元，其它基础建设投资35万元。
1、加快绿化步伐，提高绿化品位，完善绿化工程
城市绿化的主题就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良好的生态基础促进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今年3月份，县政府主持召开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与各相关单位签订了绿化任务书，明确提出了上档次、高品位的绿化定位思想。县园林局一边组织人员对城市绿化状况摸底调查，一边制定绿化规划、方案，通过充分酝酿、论证，在征询上级领导和广大市民的建议后，较快地出台了祗园北段开发绿化、东城工业生态园绿化以及城市整体绿化方案。结合整个绿化工程，同时开展了创建省级园林县城活动。创造活动的方案已初步确定，力争用三年的时间，使城市绿化及其它指标达到上级的要求。
2、突出重点、装扮靓点、用绿化美化展现古城新姿
①打造富有绿色生机的工业生态园。东城工业园主要有中粮糖厂、山梨集团等企业，紧邻东出入口。过去，该地段的绿化力度不大，规模较小，没有明显的绿化美化风格。今年，我局与县交警队共同实施完成了东出入口花池的绿化，该花池占地2000平方米，我们精心规划设计，绿美结合、乔灌花草搭配，栽植了桧柏造型60株，桧柏球4株，侧柏绿篱300株，云杉2株，沙地柏80株，水蜡300株，丁香7株、榆叶梅15株、连翘10株、卫矛球2株、女贞200株，红叶小檗100株，有宿根花卉大小叶景天2万株，草花1万株，同时点缀了竹竽、马莲。绿化后，成为东出入口一个显著的景观标志。针对中粮、酒厂等四个工业厂区外地理环境的特点，绿化的风格一是要凸显工业区的蓬勃生机；二是要透过绿化表现当地的文化特色。我局根据生产企业的情况，提出了拆墙见绿、揉合生活气息的科学建议，规划出台了既具观赏、休闲，又具生态功能于一体的工业生态园蓝图，绿化树种多样、绿化风格别致。厂区内外共新植各种树木（包括花灌木）2800多株、花卉25000多盆，新增绿化面积90000多平方米。中粮糖厂等企业，拆除原来的砖围墙，新建了500多米铁艺栏墙，厂区厂外绿化相互映衬，更加突出了工业企业的生机。
雅士利厂区外的绿化共植樟子松、沙地柏等树木1621株，绿化面积6000平方米。
②完善塔西苑的绿化，建设多功能的文化娱乐广场。塔西苑在原祗园广场的基础上向北延伸230米，与塔北万亩生态园汇合，形成了环塔绿化网络。整个绿化格局与原祗园广场的绿化理念协调一致，揉合绿、美和文化元素，搭建了旅游文化平台。祗园北延伸段绿化面积28600平方米，新植油松、樟子松、香花槐、火炬树共418株。我局于2007年11月接管祗园广场，各景点移交前有未成活和短缺的树种，今年，完善、补充新植了桧柏、香花槐、国槐120株，以及丁香、四季梅、黄杨、女贞5000多株，在路边、景点周围、空档地段种植鲜花5000多盆，广场绿化品种丰富、绿树成荫、鲜花缤纷，成为旅游景区的一大看点和靓点，是广大市民、游客乐于驻足的地方。
③全力构建城市道路绿化网、增加城市魅力。我县的十条城市街道，通过近两年的绿化美化，已基本形成了一街一景、四季有绿的景象。今年以来，根据部分路段树种生长和结构状况，更换补植了210株国槐、香花槐和110株火炬树、桧柏，达到绿化树种美观、整齐划一的效果。尤其是以迎宾北路、金城街、南街、塔前街为代表的主要街道，既有郁郁葱葱的树木，又有芬芳灿烂的鲜花，240件木艺花盆装点在古色古香的商业、旅游街道。今年在以上路段共栽植鲜花40多万盆；完成了金城街隔离带西延长段的绿化，栽植紫穗槐34500株、卫矛球30株，绿化面积2000平方米。完善了迎宾路隔离带的绿化，新植四季梅15000株。
④做好机关单位小区的绿化，创造和谐、优美的工作生活环境。机关单位小区的绿化能充分体现出一个城市的面貌，我局根据应县园林居住区和园林单位建设标准，今年规划完成了园丁小区、四中、公安局、交通局等十个机关单位小区的绿化美化，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3、加大硬件建设力度，确保绿化工程进展顺利
今年是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关键的一年，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在全力搞好城市绿化工作的同时，加强了整个园林系统的基础建设。一是根据目前绿地增多、养护任务加大的情况，增加了部分养护设备，主要有绿篱机一台，更换改造10吨浇灌水车一辆。二是完善祗园广场的水电路等设备。祗园原有的浇灌设备线电路数量不足、安装不合理，我局接管后，在没有上级投资、局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加装改造了30处喷灌设备，敷设、维修线电路500米、安装各种灯饰100多盏，维修喷泉水泵5台，投资达10万元。三是绿化工程中，清理垃圾800多方，更换土壤1300多方。
三、强化苗木基地建设、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保障
今年，我局在国营苗圃和塔林公园培育矮牵牛、芍药等花卉50万盆，定植新疆杨18亩50400株、嫁接山小杨17.5亩49000株，培育樟河柳6.5亩18200株；现有可用于城市绿化的树木有桧柏9500株（高度1.3米以上）、沙地柏6200株、丁香11800株、金叶优8000株、红叶小檗6500株、水蜡5360株、云杉4600株、四季梅和红王子锦带6000多株等。通过个人联系，没有投入成本投资拉回农家肥30车共450多方，目前已全部施撒下地。
四、加强机关建设、促进园林事业全面发展
我局组建三年以来，始终注重局班子和党支部班子的建设。局班子团结、奋进、战斗力强，干部职工热爱园林事业、乐于奉献，全局上下风正、气顺、劲足，形成了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上半年，局机关开展了干部职工绩效考核，从思想、作风、业绩、学习上对照检查，局领导积极参与，干部职工认真落实，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绿化工程中，局领导始终坚持在一线，挖坑、运苗、植树，同志们发扬不怕苦不怕疲劳的精神，顺利完成了绿化任务。今年我局在祗园广场组织举办了庆新春迎奥运大型灯展活动、和文体局组织了历时十多天的“春之韵”游园猜谜活动；农历端午节，全局人员在祗园广场值班、维护秩序，为广大市民创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心系地震灾区，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广大干部职工在各项工作任务和活动中，放弃家务和休息日，为园林事业做出了贡献。2008年，全局的工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肯定，局党支部被朔州市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2008年下半年，我们要以巩固、扩大绿化成果为目标，继续做好城市绿化工作。
一是以迎奥运为主题做好城市绿化美化，包括补植花卉、树木修剪、公园广场建设等；
二是秋冬季的树木养护工作；
三是开展植绿、爱绿、护绿宣传活动，依法整治城市绿化环境；
传统才子佳人是市井之徒欣羡的对象，亦是其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冯先生将属于官宦小姐与才情公子的爱情故事转化为平民形式，让市井出身的孙润与慧娘相爱相守，拉近了普通市民阶层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才貌双全的孙润与貌美如花的慧娘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满足人们的想象，成为阅读者的精神寄托。大量的描写贴合世俗民众的心理生理需求，迎合他们的喜好。尤其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作者会更加有意地迎合读者的需求，从而影响人物的塑造。
三、具有民主范儿的封建官吏：乔太守
明朝中后期的封建社会日益衰落，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潮涌现并深入人心。在如此社会大背景下的封建官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封建官吏的形象特征，《乱点》中的乔太守就是一个典型。他“人人诵德，个个称贤”，正直，聪明，被人赞誉为“青天”，但与传统严肃的封建官吏不同，他是个“风流太守”，身上体现着明朝时代风气熏染下特有的官吏风格。
1、封建性与民主性的结合。
明朝晚期封建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生活于过渡时代的乔太守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特性。首先，乔太守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并在封建王朝当政，封建习气浓厚。当刘公与裴老九闹上公堂争吵不休时，乔太守警告他们“不要僭越”，严格按照封建礼制审理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用“事已做错，不必说起”剥夺了慧娘的辩论权，凭靠主观臆测来设想案件真相，缺乏真实可靠的依据，有封建官僚阶级糊涂武断的一面。在最后判决之时，以官威强压众人，“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显露官架子；在婚配上他认为“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将婚姻看作与买卖无疑，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同时注重倾听公堂之上民众的想法，认真耐心地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思考，切实考虑民众的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婚配关系中，力求保证每个家庭的利益，调节纠纷，最终顺利解决难题，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有封建家长风范。因此，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乔太守是具有民主范儿的封建官吏。
2、风流太守“市井气”
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吏，乔太守并没有恪守儒家的伦理规范来断案，而是以人情为主要依据，充分肯定人欲，成全了“有伤风化”的风流韵事，具有十足的市井之气。乔太守在初见玉郎慧娘之时，因其外貌极佳而有成全之意，美色成为左右他断案的一个因素；在判词中，他大胆写道：“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充分肯定人欲，对之事毫不避讳；在纠纷解决之后，他公然“在库上取喜红六段，叫三对夫妻披挂起来，唤三起乐人，三顶花花轿儿，抬了三位新人”，不仅不严惩这种不符礼教的行为，反而推波助澜，行市井之事，确实与以往的封建官吏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所处时代与身份等因素，乔太守无法彻底摆脱身上的封建特性，但在具有激进思想的冯梦龙笔下，乔太守俨然带有以“市井气”反抗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形象特征。《乱点》塑造了乔太守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瓦解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极具震撼效果。
四、总结
明朝晚期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决定了冯梦龙笔下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通过多个人物形象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将明朝晚期市井社会的概貌勾画出来，使我们能够跨越时空的局限，体味市井人物的喜怒哀乐，在收获故事性与趣味性的同时，与那个时代同呼吸。（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册）袁行霈主编、黄霖撰;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版
［3］《古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论稿》;聂石樵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蒋玉斌著;四川出版集团;2010年7月版;
［5］《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1月版
［6］《文学评论教程》;王先霈、范明华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解
①《文学评论教程》;王先霈、范明华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②《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③《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④《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⑤《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⑥《古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论稿》;聂石樵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⑦《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蒋玉斌著;四川出版集团;2010年7月版;第90页
⑧《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⑨《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⑩《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醒世恒言·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明］冯梦龙著;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1月
《水浒》中李逵“杀四虎”、“遇李鬼”、“遭罗真人戏耍”等重要情节，均源自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这些题材经过南宋说书艺人的改编，才糅合附会到李逵身上。而在元代杂剧作家笔下，诸如李逵负荆、李逵乔断案等题材的出现。不仅直接为李逵的塑造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在性格方面，也为李逵涂抹出正气凛然与天真朴实等性格集于一身的基本色调。所以说李逵形象的塑造史呈现世代累积与南北融合的特征，其形象是南北文化圈的共同 艺术 结晶，也凝聚了众多南北方书会才人及编着写定者的心血与审美理想。
【关键词】 李逵；《夷坚志》；话本；说话；杂剧；《水浒传》
一、李逵形象及 研究 缘起
顾学颉先生曾言道：“黑旋风李逵，在‘水浒传’上，在元曲里，都是被描写得很有生气，很逗人喜爱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憨直、淳朴、鲁莽、富于反抗性和同情心，农民气息很重的英雄。”这个观点极具代表性。作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李逵身上还凝聚了古人对于天真、纯朴等人类天性的某种喜好与追求。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被众多民间艺人反复雕琢的艺术精品。
人们喜欢李逵的个性，而个性的塑造离不开故事情节。众所周知，作为一部成书于众人之手的古典长篇巨着，其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并非天才作家一时的向壁虚构。那么，李逵的这些极富个性而又生动精彩的英雄事迹究竟从何而来?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怎样完成的呢?本文拟追踪李逵形象的形成史，试图对此形象的素材来源以及性格形成的美学原则略作诠释；希望本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勾勒出《水浒》的成书过程，并对成书的编创方式有更深入的认识。
余嘉锡先生从史料中钩稽出的“李逵”材料，只能说是同姓名者的纪录。事实上，李逵的英雄事迹源于民间，成型于书会才人之手。宋江的起义始于北宋末年，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告诉我们：南宋后期宋江等三十六天罡的故事似乎已经汇成某种整体形态，见于街谈巷语。而李逵其人在南方水浒系统中的流传样式，尚无法确切地考究清楚，我们如今只能作一些本事资料的考证，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南宋说书文艺已经开始热衷于包装、塑造李逵形象了。以下就从南宋时南方说书文艺与李逵的关系说起。
二、南方文艺对李逵形象的塑造
两宋 时代 ，京都汴梁与临安的说话艺术，可谓场面兴盛、技艺高超。北宋仁宗、南宋高宗都是“说话”技艺的喜好者。上行下效，民间风气可想而知。有关南宋时的水浒说书情况，罗烨的《醉翁谈录》一书中记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与“石头孙立”等话本名目，而大名鼎鼎的李逵却未见到踪影。
如今可以考察到的李逵的原型故事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南宋初年的南方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这几则本事材料，恰好组成李逵故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夷坚志》乃南宋着名文人洪迈(1123～1202)的好奇自娱之作，故事以志怪为主。此书在南宋初年出版后很快就风行南宋各地①，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半通俗读物，也成为了当时说话艺术主要的取材对象。它对于南宋说书艺术 影响 甚巨，“是当时说话人最重要的 参考 书”之一。罗烨在其《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声称说话人必须做到“《夷坚志》无有不览”。明乎此，李逵故事有三则素材居然都源于此书也就不奇怪了。下面就此三则故事与《水浒传》作一比较，对可能影响《水浒传》成书及创作风貌的因素略作 分析 。
《夷坚甲志》卷十四有《舒民杀四虎》条，此正是“李逵杀四虎”的原型。最早持此观点的是鲁迅，见其《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孙楷第先生的语气更为肯定，他认为“李逵杀四虎”事，完全依此改写。
《舒民杀四虎》事发生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记舒州当地某人杀虎夺妻之事，洪迈的老乡——番阳某人是故事的见证者。所不同者，《水浒传》在改编中突出了李逵的孝心与勇猛。《舒》中的两只大老虎皆因人洞之时以尾部先入，故为洞中藏身者从背后轻易刺死。而《水浒传》中李逵杀雄虎，则颇费周折，这种改编凸现了李逵的雄健与武勇。但马雍先生称《水浒传》李逵杀虎之所以描写生动，“实当归功于景卢(即洪迈)”，其言甚是①。番阳乃洪迈故乡，与江州相邻；而舒州为今安徽省安庆市，是从江州顺长江而下的首个重要府治。可见此则小说描述的是发生在当时江南的一件奇事。
《夷坚志》支丁卷第四有《朱四客》条，故事讲叙婺地某人朱四客，在看望女儿途中遭遇盗贼，朱氏勇夺其枪并将盗贼踢于崖下，没想到傍晚投宿旅店，恰好正遇到贼窝，朱氏烧了此贼房屋后脱身离去。此为《水浒传》“真假李逵”故事的原型。《水浒》中写李逵上梁山后欲回乡取母，至沂州境，路逢假冒黑旋风者，李逵斗倒此人后欲杀之。李鬼自言家有老母，因赡养之故方来此打劫。李逵怜其孝心，给了银两放走此人。后李逵投宿于某山村人家歇卧，恰遇李鬼跛脚而归，向其妇自述经历，正被李逵听到，于是李逵杀此二人，焚屋而去。二书情节脉胳极其相似。且录《夷坚志》原文，备参：
婺民朱四客，有女为吴居甫侍妾。每岁必往视，常以一仆自随。因往襄阳，过九江境。山岭下逢一盗，躯干甚伟，持长枪，叱朱使住而发其箧。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间自后引足蹴之；坠于岸下。且取其枪以行。暮投旅邸。主媪见枪，扣之。遂话其事。媪愕然如有所失。将就枕，所谓盗者跛曳从外来，发声长叹日：“我今日出去，却输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细述所以，媪摇手指之日：“莫要说，他正在此宿。”乃具饭饷厥夫，且将甘心焉。朱大惧，割壁而窜，与仆屏伏草间。盗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妇追蹑于前途十数里。朱度其去已远，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几，盗归，仓皇运水救火，不暇复访。朱遂尔得脱。
细加比较，二书之间颇多细节相同之处，如人物对话，如盗贼跛脚而归等。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正好在江西九江(即江州)，朱四客从婺州(如今的浙江金华)到襄阳，途经此处。此事情节离奇，堪称精彩，必会成为说书艺人所采编的绝好对象。笔者疑心，早期说话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许会改写为某位江州的英雄，后来才附会到李逵身上。但因本事原在江州，故也使得李逵与这江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后我们来看《陈靖宝》条，此是《水浒传》中“罗真人戏耍李逵”的本事所在②。试看其原文：
绍兴甲子岁，河南邳徐间多有妖民以左道惑众，而陈靖宝者为之魁杰。虏立赏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劳悴饥困，衣食不能自给，尝叹喟于道曰：“使我捉得陈靖宝，有官有钱，便做一个快活汉。如今存济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担，上系苇度，从后呼曰：“蔡五，汝识彼人否?”答曰：“不识。”白衣曰：“汝不识，如何捉得他，我却识之，又知在一处。恨独力不能胜耳。”蔡大喜，释担以问。白衣取苇席铺于破垣之侧，促坐，共议所以蹑捕之策。斯须起，便旋路东。回顾蔡，厉声一喝。蔡为席载起，腾入云霄，边空而飞，直去八百里堕于益都府庭下。府帅震骇，谓为巨妖。命武士执缚，荷械狱犴，穷讯所由。蔡不知置辞，但言：“正在下邳村下，欲砍柴，不觉身已忽然飞来。实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访，逮邻左，验为平民，始获免。而靖宝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此文写的是一个樵夫蔡五想捕盗贼以获悬赏，却为会妖术的盗贼所戏弄的故事。如今《水浒》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记李逵因斧劈罗真人，受到罗真人戏惩：真人以白手帕铺于石上，唤李逵踏上，说是要送归梁山。那手帕化一片白云飞起。罗真人喝声“去!”一阵风把李逵吹入云端，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不觉径到蓟州地界，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当时正值府尹坐衙，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谓是妖人，命狱卒痛打之。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被大枷钉了，押下大牢。情节与《夷坚志》的《陈靖宝》条全同①。二者相袭改编的痕迹，不言自明。
本事的发生地，在江苏的徐州与邳州之间，地属江南，与山东省邻近。而樵夫被芦席所载，飞至八百里外的益都府(今山东省青州市)。可见此事确与山东有些关联。《水浒》的改编则将地理更加北移：李逵与戴宗二人到蓟州(今属天津)寻觅公孙胜，李逵在云中飞行之后掉在蓟州府衙门，可知飞行不远。这似为《水浒》改编的疏漏处。再者，《水浒》中是以手帕化云飞行，文中却称“如芦席大”，却不正是改编自《夷坚志》所“露出的马脚”吗?
上述三则本事，发生地皆在江南，其中两篇或在江州或与之关联。那个时代说话艺术中有“朴刀”、“杆棒”一类的题材很是流行，虽然《醉翁谈录》中存留下的这类话本名目多数已经无从考实。由此，笔者揣测，上述三个作品很可能最初会被南宋说书艺人利用来塑造“朴刀”、“杆棒”一类的某位草莽英雄，而且这位草莽盗贼的籍贯与活动范围应该在江州或其附近。后因南宋期间李逵故事的单薄，于是有艺术人转以此类素材附会到李氏身上。笔者揣测这些素材为南宋民间艺人改编，也许起先塑造出的是一位江州籍英雄，后因李逵故事之单薄，遂又转而附会到李氏身上。当然，在《水浒》故事流行于南宋的街头巷尾时，说书艺人为了彼此争雄，也不排除直接采用《夷坚志》中素材来丰富水浒传奇的可能。
上面已经提到《夷坚志》影响到《水浒》决非偶然。其实，不特李逵其人，即鲁智深的人物原型也似出于《夷坚志》。而侯会的《(夷坚志)中的(水浒传)素材》也向我们昭示着两书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学者们指出《水浒》故事与南宋时其他说话文艺(如“说铁骑儿”)有同生共长的现象，这一点完全可以想象。总之，李逵的形象，正是在南宋时各类说书艺术交流互渗的大背景下，在文言小说家与说书艺人的合力下，逐渐吸纳各类素材与营养，才慢慢在众多传奇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与人格魅力的。
三、北方文艺(元杂剧)对李逵形象的 影响
南方文艺虽然为李逵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优秀素材，但不可否认，李逵形象的深入人心，离不开北方文艺为其“粉墨登场”所作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故事编写与性格刻画两个方面。所谓北方文艺，现今可以详考的只有元杂剧。北方的说话 艺术 对此的贡献，只能推知一二。而此前金国之说书情况及其对水浒故事的贡献，因缺乏 文献 ，就更难究其实际了。
水浒故事的源头在山东，大元一统之后，水浒故事也开始以杂剧形式盛行于北方。据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与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现存的元代水浒剧目存有二十四种之多。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宋江三十六人故事在元代的影响非同小可。在这些水浒戏中，李逵最为活跃。元人高文秀写有八种李逵戏，分别有《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衍刘耍和》，康进之有两种：《梁山泊李逵负荆》《黑旋风老收心》，杨显之则有《黑旋风乔断案》、红字李二还有《板踏儿黑旋风》，共计有十二种李逵戏。此外，不以李逵为主角的还有两个杂剧值得注意，即李致远的《大小夫妻还牢末》与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由此可见他在元代的北方民众中受欢迎程度之高。王玉章在《杂剧传奇中的李逵》中说道：“梁山好汉中最直爽、最豪迈、胸无芥蒂的，要算李逵，所以自来创作者总是喜欢写他。”洵为实情。
陈松柏先生在《水浒传源流考论》中大胆地推论部分李逵戏所展示出的李逵性格的丰富性。他认为《乔教学》可以见出李逵的儒雅风流；《穷风月》见其放荡不羁；《借尸还魂》见其诡计多端等等。当然，这些唯有存目的作品究竟写了什么，已经无法确知了②。有把握的判断是：现存水浒戏中的李逵“感情细腻、幽默风趣、办事精明”，这些性格特征都是《水浒传》中李逵所不具备的。所以也有学者据此推断水浒戏的 内容 对于《水浒传》的成书并无影响。
的确，杂剧中李逵的细腻与精明，与《水浒》中李逵那种杀戮成性、性格鲁莽有些形同水火。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水浒戏对于《水浒》的成书没有影响呢?论者以为并非如此。性格的差异，可能正是李逵形象没有定型时剧作家们审美趋异的体现；此外，说书艺术与戏曲在文体上差异很大，剧作家笔下人物的个性有时达不到也不必达到完整与统一，戏曲有时会片面地追求喜剧性。凡此大约都是造成李逵在戏中个性丰富多彩的原因。 再者，剧作家创作水浒戏，其素材或另有来源，用以丰富原有的北方水浒故事。众所周知， 中国 古代的小说与戏曲有着同源共生的特性。剧作家的改编如果获得舞台成功的话，这些故事势必会反过来影响说书艺人的故事形态。书会才人们通过吸纳姊妹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说话技艺，乃理之常情。很难想象说书行业的竞争性会让北水浒系统走向封闭。
明乎此，我们试来细看北方的元杂剧究竟对于李逵形象有何贡献。
为具体说明这些李逵戏对于《水浒》中李逵形象的影响，我们先择取《李逵负荆》与《双献功》这两部最有名的李逵戏作为 分析 对象。
“李逵负荆”的故事，在《水浒》中被适当改编，“英雄”式的行径被突出，而杂剧原有的喜剧性因素被削减了。杂剧中的李逵为了保住脑袋，显得笨拙而可爱，他原想自刎或跳崖，但终究没有勇气，甚至只好用耍赖来躲避砍头的危险。这副“可爱”的性格放到戏曲中趣味盎然，但却与《水浒传》中李逵鲁莽的性格实相矛盾。所以小说改写为李逵奋勇高喊要自杀谢罪，因众兄弟劝阻，才立功赎罪。这种改写合乎李逵一贯的性格逻辑。而杂剧《李逵负 荆》的主题以及情节的精彩并没有被改变或削弱，杂剧所宣扬的“为民请命”的奉献精神，以及“只认真理不认兄弟”的原则主义(即金圣叹所谓“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都成为李逵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李逵负荆》一剧成就了李逵的英雄本色，凸现了其过人之处。即便《李》剧原有话本依据，它的上演使得李逵形象在北方更加脍炙人口的功绩，依旧不可抹杀。
《双献功》的故事，并没有进入后来的《水浒》。这对于有“李逵戏专家”称号的高文秀说来颇具反讽意味。此故事或源于当时的北水浒系统，剧作的致命缺点在于特色不足。其实，《水浒》中李逵另有一个“双献头”的故事，但情节与之大异：李逵在潘太公家为之捉鬼，结果将潘太公的女儿与奸夫双双杀死，并将头献到了梁山。这种“大快人心”的英雄行径，凸现了当时北方的民间风气：英雄们好以“杀淫妇”来伸张“正义”。这种通奸行径，在今天看来，起码罪不至死；而在元代，民间似乎对于“杀淫妇”之举多津津不已。客观说来，《水浒》中李逵杀“淫妇”的做法显得节外生枝，精彩不足而血腥有余。可见《水浒传》的成书情况非常复杂，改编写定者有时在选材与加工方面，难以做到事事精当。总之杂剧《双献功》中的李逵除了精明强干之外，别无精彩可言。故事陈旧，而性格又与《水浒》中李逵的鲁莽相异，怪乎此题材为《水浒传》所弃。
总观这些李逵戏，有些学者以为“这些不同的李逵又存着许多相似性与共同点……每个剧本分别突出李逵性格的一个、二个方面，合起来又成了一个整体的李逵形象!”其实，这些李逵戏做不到部部精彩，也未必都合乎一般民众对于李逵形象的审美期待。作品的传世与否已经部分地说明了它们在塑造李逵形象上所曾达到的艺术水准。优秀作品得以流传，而大量的李逵戏作品，因其形象过于夸张，或是拙劣、平庸，以致难以被民众普遍接受而终被 历史 淘汰。如《李逵诗酒丽春园》《李逵乔断案》等大约即是这种情况，因为诗酒风流与滑稽搞笑的故事实在很难与李逵的形象相谐。《水浒》第七十四回中的“李逵寿张乔坐衙”的断案内容，是否采于杂剧，无从考证。我们在《水浒》的“断案”故事中发现的只是李逵个性中鲁莽因素的延伸，虽有搞笑意味，但格调不高。笔者揣测原杂剧作品中所谓的“乔断案”可能含有为民请命的成分。央视《水浒传》电视剧对于此处的改编使得李逵“人民性”(仗义怜贫)的特征被极力凸显，于此亦可略见民众对于李逵形象的基本理解与审美需要。
总的说来，学者们大抵相信李逵戏应该来源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北方水浒系统。在元代北方，李逵的故事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编本。从宋江在元杂剧中大抵相同的出场诗看来，这个水浒故事系统略同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其实，针对李逵戏，笔者以为它们情节上无连续性可言，人物塑造也决非完整。这些作品在曲词中没有提到元代当时的其他李逵戏；它们更可能的是剧作家们的独出机杼或另有借鉴，所以形象显得颇有差异。在这些枝桠林立而 发展 各异的李逵戏中，北方艺人展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力，他们为李逵所涂抹出的天真、爽朗、直率甚至是机智的种种性格与原北方水浒系统的说书故事发生碰撞，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李逵的原有个性。
此外，要补充的是：此时的北水浒系统与南方水浒故事，似还处在南北隔阂的境地。现存的李逵戏都没有提到上述取材于《夷坚志》的原型故事，也从来没有提及李逵曾到江州，或曾有劫法场的壮举。由此推测，北杂剧中的李逵还只是一个活跃于山东沂州的北方英雄，与武松一样，他们在北方深受爱戴。他的形象与影响力在元代杂剧家对他的厚爱与反复创造中延续并活跃着。这些剧作家们努力地拉近着这位英雄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抹淡他身上原有的杀戮性，增加他身上的孩童般的纯真，这种努力对《水浒传》的成书影响甚深。
四、李逵形象的形成简史
对李逵的本事原型的考索过程使我们相信，水浒英雄的故事的确经过了大江南北众多民间艺人的共同塑造。细心地把《水浒传》中文字与原来的文言小说及元杂剧等作一比较，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位编者(或者说是这些众多的艺人们)在小说《水浒》中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虽然对《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聚讼纷纭，但多数学者相信此书在元末明初完成，编着写定者是一个北方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后来流寓到杭州的北方书会才人。
南北文化圈出于地域或传统的差异，为李逵这个人物所能提供的元素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夷坚志》出于文体的限制，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过于模糊，所以在性格方面，李逵的个性受北方元杂剧影响更为明显。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南北两大水浒系列故事的滋润与营养，这才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如此光辉夺目的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洪迈的《夷坚志》与南宋时以杭州为主的(或是寓居杭州的北方艺人)说书艺人的改编创造，没有北方元杂剧作家的生花妙笔，李逵这黑厮断不能有如此惊人的性格魅力。
本文对于李逵形象的形成简史，结论大致其一，李逵是三十六天罡之一，他的声名与地位决定了他可能原有的系列故事在北方流传。从他的排行看来，他的名气远不如当时的宋江、卢俊义等人显着；从有无话本名目传世看来，他的故事也远没有“武行者”、“花和尚”来得精彩。其二，南宋时，水浒故事开始在杭州及其他南方城市流传。由于原有的故事精彩不足，浸染于南方文艺中的李逵话本，开始汲取南方的营养，它从《夷坚志》中截取三事，以敷演自身的人物风貌。其三，李逵的鲁莽使得他深受北方艺人的喜爱。金元 时代 的北方说书情况难知详情；但元代极富才情的剧作家们开始了对李逵戏的热心改编，李逵极富夸张的天真个性被凸显并深入人心，部分精彩的李逵戏盛行民间，造就了李逵的声名，这些故事的题材与精神后来被《水浒传》所吸纳。其四，假定《水浒》的编者确为罗贯中，他由河北到杭州，编写中取材于南北两大系统的水浒故事，实属必然。在他之前，或许另有改编者；而南北两方的水浒故事是否已有汇编成册的话本可置于案头，无法确知。但罗贯中等人的编着写定，其用功之深、写定之难、贡献之巨，亦足以让后人景仰。此外，兼有杂剧作家身份的罗贯中是不可能无视元代李逵戏这笔遗产的；放之其他编着写定者，亦然。
创作于1952年的歌剧《小二黑结婚》，从1953年1月首演至今，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雨雪风霜。50多年来，这部剧每一次上演，便会产生强烈反响和广泛热议，无不为这部作品刻下经典的烙印。自诞生以来，该剧简单通俗的故事情节，轻松幽默的乡土气息，植根民族音乐土壤的经典唱段，无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时代记忆。
战火中成长的剧作家
虽然历经50余年，舞台上的“小芹”与“小二黑”如今依旧充满活力。然而，昔日这部歌剧的6位创作者，已有5位先后离世，唯有剧本改编执笔者之一、现已85岁的剧作家田川尚健在。
北京的五月春意盎然，笔者有幸在艺术学院家属院拜访了田川老人。谈起当年创作这部歌剧的情景，这位低调了一生、谦逊了一生的老人略显激动。他递给笔者一本已经泛黄、书皮包了层牛皮纸的书，随后讲述了那些深藏在他内心许久的故事。
那本书的封皮上用繁体字写着《小二黑结婚》（五场歌剧）。
田川1926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1938年年仅12岁的他就参加了革命，次年加入新四军，1941年担任华中鲁艺抗日青年队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新四军3师鲁艺文工团工作。1944年田川出演了著名编剧阿英（钱杏 ）的作品《李闯王》，在里面饰演将军李岩。此剧上演后大受欢迎，在当地极为轰动。此后，《李闯王》随着3师南征北战从华北演到东北，田川所饰演的李岩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田川历任39军文工团团长、总政文工团创作室主任、总政歌剧团团长、中国剧协理事等职，并加入中国作协和音协。战争年代，田川曾先后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从1947年开始，田川陆续发表作品，参与创作歌剧，其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志愿军的未婚妻》、《雷锋》、《同心结》等十余部。歌剧《同心结》演出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歌剧艺术片，获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作奖――曹禺剧作奖。他现任中国歌剧研究会名誉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4月9日，在中国歌剧研究会和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歌剧艺术成就大典”上，田川荣获中国剧作家终生成就最高荣誉“金葵花奖”。
那一年他只有26岁
1950年，田川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学习。当时他是39军文工团的团长，刚到学院时还带着警卫员。田川说：“我们这个班上很多人都是抗战时期不同根据地的文艺骨干，大都经历过战争。”在中央戏剧学院，田川系统地学习了表演、创作理论。正是在这里，田川开始了他人生的新历程。对他而言，马可无疑是他的引路人。“当时中央戏剧学院还设立了话剧系和舞台美术系。作曲家马可是我们的系主任。他一直琢磨着怎样通过创作民族歌剧，来探索建立中国自己的歌剧理论，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当时的中央戏剧学院，几乎集中了新中国艺术界第一流的戏剧家、作家、诗人。时任院长是戏剧家欧阳予倩，副院长是剧作家曹禺和戏剧家张庚，教育长是作家光未然，而马可是后来歌剧《小二黑结婚》的作曲之一。
1952年，田川临近毕业时，学院决定让这批首届本科学员编演个剧目。马可建议由学生自己创作剧本。学员们几经思考、研究，最终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被选中。虽然这部作品年代有些久远，但“经过几次讨论，大家还是觉得《小二黑结婚》原作中暴露的封建婚姻制度和习惯，在目前农村中仍然存在，所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且小说所宣扬的婚姻自主在当时来说也是很有时代特色的。”田川说，而且这部小说1943年出版后就影响很大，除了太行山区，还在晋冀鲁豫边区、山东解放区出版发行，甚至还流传到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就是在当时，书的内容、主题与向大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社会背景也非常契合。
于是，歌剧《小二黑结婚》创作组也很快确定，共有6人：田川、杨兰春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这一年，田川只有26岁。
赵树理的建议与点拨
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们纷纷走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时任中共北方局调研室调研员的赵树理，于同年4月来到左权县调研。就是在那里，这位后来被称为“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完成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创作，并大获成功。
在小说中，赵树理以鲜活风趣的语言、环环相扣的情节，将包办儿女婚姻的旧派人物和冲破封建枷锁的新生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故事讲述了一个解放区翻身农民崭新的爱情故事：女青年小芹和小伙子小二黑为争取婚姻自主，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冲破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父母的阻挠，战胜了混入基层政权的坏人的迫害，最终喜结良缘。
小说《小二黑结婚》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愿望。赵树理因此一举成名，甚至当时的一些外国记者都记住了赵树理的名字。美国记者贝尔就曾写道：“在解放区，除了、，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
而改编后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其影响与轰动性也丝毫不逊原著，其流传之久堪称经典更是原著所不及的。
田川回忆说，创作组是在北海公园的小亭子里完成这部歌剧的，有时候一写就是一整天。
当时，田川和杨兰春被马可指派编写歌剧《小二黑结婚》时，两人还有些顾虑，担心因此而耽误了学习。马可知道后，对他俩说：“改编剧本本身也是学习提高，能学到很多知识。如果能把剧本改编成功，给你们满分都行。”田川至今记得马可当年的这句话，也正是马可的鼓励才有了这部经典的剧作。
当时各种条件都很艰苦，田川回忆：“那时候老杨哥（杨兰春）没有钱，因为我是部队的，所以有部队给的生活津贴，于是我就每天买两个烧饼，一人一个分着吃。饿了啃口饼，渴了喝口水，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创作生活。为了方便，我们的创作地点就选在了离学校很近的北海公园。”田川说，“虽然老杨哥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很熟悉民间地方戏，会唱一些地方戏，对河南、山西一带的地方戏曲和曲艺也了如指掌。我们所改编的歌剧《小二黑结婚》，也正是基于运用民间戏曲音乐来创造新歌剧的思想。”
很快，辛勤的付出结出了果实，田川、杨兰春完成了初稿。
当两人兴奋地拿着初稿找到表演教学研究组组长胡沙，一起兴致勃勃地去拜访赵树理，请他指导时，不曾想，赵树理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眼前这3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态度竟有些冷漠：“你们艺术学院的洋学生，搞不了我那个土玩艺儿！新凤霞改成了评剧，在前门已经演了一年多了，你们的本子要是能演一年多，你们就改。先把本子放在这儿吧！”
看到赵树理态度冷淡，杨兰春决定先不谈剧本，而是投其所好和赵树理聊起了武安地区的小剧种武安落子。这一下勾起了赵树理的兴趣。
田川说：“杨兰春是一个豫剧演员，民间艺人出身，小时候还被卖给过戏班子，在当地唱武安小落子，赵树理很感兴趣。”
想不到，就在田川3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学校没几天，赵树理竟突然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要和马可、田川他们谈谈进一步修改剧本的意见。
这着实让田川喜出望外。他知道，他们的成果已经被赵树理认可了。
“赵树理是坐着三轮车来的。”田川回忆当时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每一个情节他都难忘。“当时，赵树理谈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创作情况，并建议创作者们亲自到‘小二黑’故事的发生地去看一看。”
于是，创作组开始到故事发生地山西太行山区体验生活。“我们都是步行的，走了大约能有数百里路，体验了沿途的大量风土人情、民歌民俗。一边走，一边构思剧本。”。
这一趟没有白走。田川回忆说：“我们到了小芹原型生活的那个村子，看见村头有一池清水，就想到小芹当年一定在这里洗过衣服，就设计了洗衣的情节和唱词：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来到河边……”于是，歌剧《小二黑结婚》里最有名的一段唱词，《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诞生了。而让创作者没有想到的是，《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最为脍炙人口的旋律之一，流传至今。
创作组还采纳了赵树理的另外一条建议，将民间戏曲唱词融入到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杨兰春背诵了很多民间小戏的唱词作为素材，我就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需要，为其挑选，然后取其精华进行再创作。”田川说。
之后，创作组又把剧本拿到医院，念给正在养病的贺敬之听，让他给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当时贺敬之患有肺病，在北海公园旁边的肺病疗养院住院。他也抱病对剧本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历时半年，几易其稿，田川和杨兰春最终完成了改编。“赵树理看完后对剧本很满意，对其中的一些唱词很赞赏，觉得土得很有味儿，农民一定喜欢听。”
这是一部难得的民族歌剧，故事生动，语言质朴，充满生活气息。剧中音乐借鉴了中国本土民间音乐及戏曲音乐。田川回忆当年演出后的情景，脸上满是笑容：“演出一下就轰动了，自己的付出也没有白费。很快这个剧就扩散开来，全国到处演。从此小芹和小二黑的故事被全国人民熟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处处都能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
谁是第一位“小芹”
如今，一提歌剧《小二黑结婚》，很多人都认为歌唱家郭兰英是剧中“小芹”的第一位扮演者，其实并不全是这样。
在说到歌剧《小二黑结婚》的正式演出时，田老指了指正在一旁忙碌的老伴乔佩娟说：“第一个唱小芹的是她。”
回忆起当年，乔佩娟略显激动。
1950年秋，乔佩娟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歌剧系。临毕业时，乔佩娟被确定饰演这部剧中的女主角小芹。1953年1月，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北京实验剧场首演，乔佩娟的演唱得到了好评。
“第一个唱《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的是我！”如今已近耄耋之龄的乔佩娟，提起当年，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但她又说：“不过，后来在向有关领导作汇报演出时，改由郭兰英登台演出了。说实话，这首歌真正是被她唱出来的，至今没人能超越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