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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家李白

时间:2023-05-30 10:46:18

念家李白范文1

【李白纪念馆】

【馆藏文物】

经过20多年的建设,李白纪念馆占地四万余平方米,收藏古籍1800余册,文物珍宝、艺术精品5000多件。这些珍宝中,李白诗集除有英文、日文版10余册外,还有宋代咸淳本和元代至元年间萧世斌本;有宋庆龄、陈云、邓小平等历届党和中国领导人题咏100多幅,石涛、仇英、祝枝山、杨慎、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明清以来的大家力作近千幅;有左宗棠、翁同和、张之洞、于右任等历史名人的墨宝及郭沫若、周谷城、启功、吴作人等名家题写的匾额楹联110余幅,历代石碑、石刻、瓷器等文物数十件,其中以石牛和宋代石碑最为珍贵。石涛山水册页六幅,均为珍品,估价超过8000万元。石涛是清初杰出画家,经历传奇。他本姓朱,是明靖江王朱赞仪十世孙,父亨嘉因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当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后来削发为僧后,自称苦瓜和尚。他的画构图之奇妙,笔墨之神化,题诗之超逸,都表现了他的风骨,早脱前人窠臼,凡山水、人物、花果、兰竹、梅花,无不精妙。他是明末清初画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强调画家要面向现实,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搜尽奇峰打草稿,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他的画极具创造性,为后人所推崇。张大千最早成名时,就是因为临摹石涛的画几到乱真的地步。

【太白祠】

进入大门之后,为一庭院,小径直达过厅。厅前有古桂二株,桂树右侧,立有民国时期剑阁专员林维干所书石碑一道,上镌(juān,雕刻)太白故里四字。过厅前廊有两道诗碑,左碑为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川道台兼龙安府事赵金笏撰写的七言古诗。右碑为清嘉庆八年(1803年),彰明县令赵洪轩撰写的杂言古诗。过厅和主堂现为李白事迹陈列室,供游人参观。1989年以来,在原太白祠的大门外,先后兴建了双重檐李客亭、泮池(泮,读pn。泮池,指导古代学宫前的水池)、小桥、白玉堂,东西配殿等仿唐建筑,原太白祠与新建李白纪念体系建筑相得益彰,融为一体,是李白故居青莲镇颇具规划的、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文物名胜。邓小平同志题辞李白故里石碑立于新修大门庭园处

【太白碑林】

李白故里导游词

碑林以园林为基调,注重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意识相结合,根据李白诗风的脉络,分为李白诗精品园、清风明月园、故园山水园、磨针寻梦园、诗仙醉酒园等五大部份。碑刻的内容主要是历代书画名家书写的李白诗歌和颂扬李白的楹联诗文等近二千件创作精品,风格迥异,足以体现中国源远流长的书画艺术的深刻魅力,极具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专门为此题写了太白碑林碑名

【陇西院】

陇西院位于江油市区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麓。为唐诗人李白故宅。据院内原有的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记:先生旧宅在青莲乡,今旧宅已为浮图者居之。(碑今移县城纪念馆)元符二年(1099年)彰明(今属江油)县令杨天惠《彰明逸事》记云:清廉乡(白)故居遗址尚在,废为寺,名陇西院。宋建陇西院,明末毁于火。现存殿宇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重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增修仓颉、太白、文昌、地母等殿,并祀李白塑像。至民国年间,诸殿堂多残破,仅山门照壁尚完整。照壁上方所嵌陇西院三字犹存。建国后历经修葺。院东数百步有李白妹妹李月园墓。

【太白洞】

太白洞位于江油市武都镇北2公里许涪江左岸。是一天然洞穴。相传唐李白青少年时常坐船来此游览,天晚,对岸灯笼洞出现灯笼一对,四周通明,李白乘兴在洞口夜读,合卷后灯光即自行消失。因此,民谣有灯笼洞对太白洞,灯照太白把书诵。洞口高约7米,宽约10米,可乘船入内。水泉清澈,清雅幽静。洞壁有历代游人题刻多处。

【李杜祠】

李杜祠在绵阳市东2公里的芙蓉溪东岸。后人为纪念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来过绵州而在此建李杜祠。祠前为清澈的芙蓉溪,祠后为葱茏的富乐山。

【海灯武馆】

念家李白范文2

此次学术会议分“李白文化专题学术报告”和“李白文化高峰论坛”两部分展开。前者分别是以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薛天纬作《人性——李白精神与李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葛景春的《李杜文化精神对当代的启示》的学术报告为内容的学术活动;而后者则是以与会专家的学术成果的交流为核心所进行的热烈研讨。兹将李白文化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于次:

李白研究的新成果

参加此次李白论坛的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三十多篇研究成果,涵盖了李白文学作品的各个方面,视角独到,见解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康怀远先生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李白亲和自然的哲学与生态意蕴》指出李白一生热爱自然,亲和自然,回归自然,其持守的哲学精神值得肯定。“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是李白亲和自然的人生总结。无论是得江山之助的亲和之兴,还是以自然为宗的独坐之趣,抑或是无江海而闲的丧我之心,其好入名山游的生态学意蕴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了诗人及其诗文本身。这对当今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地球人而言,如何从生态学的角度解读李白亲和自然的诗文,不啻一剂清热解毒的良药。王辉斌先生《李白“古乐府学”及其批评史意义》则对以创作古乐府而著称的诗人李白,其“古乐府学”之于乐府批评史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李白“古乐府学”由注重本事把握、内容推陈出新、拟题求新求变、体式以古为主的四个方面展开,革除了其时乐府诗坛“趋律”的文风,对于构建唐代乐府诗的批评理论体系很有助益。王定璋先生《块视三山,杯观五湖》论文,则对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李白古赋作了全面观照,以时代性的文学眼光审视了李白古赋的文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指出驰誉文坛的《大鹏赋》虽然脱胎于庄子哲学母题,却摆脱了庄子小知大知之辨,逍遥与否之争,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理命题的辨析,而将李白的个性气质、人文指向融入其间,从而实现了从哲学母题跃升为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的华丽蜕变。大鹏无疑成为李白精神的光辉载体。至于《明堂赋》则以恢宏气势和雄奇建构,象征了大唐的赫然国威;而抒情小赋也有其独到的艺术魅力。

祁和晖女士《李白与巴蜀故乡》从三个层面研究了李白的故里关系:1.李白生长于蜀中;2.三大系列证据证实李白故里在巴蜀江油青莲乡;3.李白自言巴蜀故乡之大量诗文举例。其所引资料翔实可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徐希平先生新著《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从李杜行迹与文献考辨、李杜与民族文化、李杜诗学与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李杜诗学的文化意义与时代价值,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唐静女士《李白诗歌中的儒家思想及西传》分析了李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批判和弘扬,并以此为参照,探讨了李白诗歌儒家思想的西传,有利于深化国内外对李白文学、文化观念的正确理解。吴明贤先生《试论李白与广成子》是基于李白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提到广成子,认为决非偶然现象,表明了李白对前辈仙人的崇敬尊仰之情,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与志向。张海、陈颖的《简论贯休对李白的接受》,指出晚唐五代诗僧贯休对李白十分敬仰和崇敬,在自己的作品中,记述、赞叹李白非凡传奇人生,认可、推尊李白雄奇豪放的诗歌风格,主张李杜并尊,为后世的李白接受和传播奠定了基本框架。漆娟女士《李白诗与唐代隐逸文学》认为,李白诗歌丰富多彩,风格各异,其有关妇女的题材尤有特色。而这些妇女诗中,以青楼女子为描写对象的诗,大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高雅主题——隐逸。能够将青楼与隐逸统一于一身,这既是李白的独到之处,又是唐代隐逸文学与青楼结合的表现。

霞绍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探索了李杜交谊。文章从“李杜交往诗存检阅、历代叙李杜交谊批判、历代叙李杜交谊深层原因探析”入手,指出认为李杜相善、为知交者为主流;而认为二人相忌、非为知交者较少。不少学者选择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李白与孟浩然、陆游、的关联及影响。高新伟《李白对孟浩然的认知与学习》指出,二人交往甚密,李白《赠孟浩然》诗首先将孟定位为隐士高人的形象,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白借鉴孟诗五绝艺术技巧,而对意境开拓有所发展。而孟浩然诗歌之传播,显然李白有独到贡献。黄全彦《诗文江山:陆游对李白诗歌的接受》认为,有“小太白”之称的陆游,其诗神似李白。陆受李的影响,除性情气质和李白相近外,还与他亲身履践李白足迹,真切感受李白诗歌魅力有关,其《入蜀记》是其明证。景志明《的李白情结》论文指出:喜欢李白,圈阅、吟诵、背诵李白诗歌,并抄赠亲友、同志,引用、化用李白诗歌,评论李白“有道士气”、“想做官”,称美李白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此外,他还探讨了诗歌创作对李白的继承与超越。

对李白身世家世交游的探析

张昕先生《李白与安陆许氏家族》,梳理了安陆许氏家族世系,并对安陆许氏的显赫时期、中落时期及其后裔进行考证。周啸天先生寄来《关于李白·答主持人问》一文,明白无误地肯定李白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并以李阳冰、魏颢、刘全白、范传正等人的著述为证。此外,他还对李白家世、身世的其它问题作了阐解。敬永谅、郭兴隆《李杜交游补证》,对李杜交游进行新的探索和梳理,认为二人的交往是文人相亲的典范。当李白名噪天下之际,引穷愁潦倒的杜甫为知己,彰显了慧眼识人,奖掖后进的旷达情怀,令人肃然起敬。而当李白晚年遭遇不幸,杜甫却日夜思念,并写诗为之辩解,表现了多情重义的品格。

李白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应用

李白诗文创作宏富瑰丽,充溢着奇情壮采和丰厚的人文精神。如何将这笔文化珍宝转化为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其现代价值,是与会专家极感兴趣的新鲜课题。

葛景春先生向大会提交了《江山幸得诗仙助》和《李杜文化精神对当代的启示》两文。前者专论李白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指出李白不仅以酒仙驰誉文林,更以旅游大家的身份为人称道,称其为“游仙”并非溢美。他与司马迁、谢灵运和徐霞客可并称为四大旅游家。综览李白一生,巴蜀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皖南山水无不留下他的足迹。对游仙李白留给旅游文化的启示,作者归结为:1.开启了中国旅游文化的新篇章;2.提高了旅游的审美境界和精神境界;3.将自然风光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4.增强了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和民族自豪感,是值得当今旅游文化认真总结与借鉴的。

念家李白范文3

张伯伯给我看一件好旧好旧的棉袄,他显然早已不穿这件旧衣服了,但是看起来这件棉袄却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原来张伯伯曾经参加过徐蚌会战,当时战况非常惨烈,张伯伯的部队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团团围住,虽然空军也试图空投粮食和弹药,但是常常空投到了对方的阵地,所以张伯伯经常处在饥寒交迫、既无粮草、又缺弹药的境况之中。

有一天,对方来袭,张伯伯他们将对方击退了。虽然暂时可以喘口气,但是张伯伯感到又冷又饿,最严重的是他感到非常口渴,而他仅存的一些饮水也快喝到最后一滴了。

张伯伯看到一位刚才被他打死的士兵,他腰上有一个水壶,张伯伯就跑去拿这一个水壶。在张伯伯设法解下水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小兵还带了不少的干粮。

当时天气越来越冷,而小兵穿了一件很好的棉袄。张伯伯认为小兵已经死了,他就剥下这件棉袄,穿在军服里面,他甚至还将这位小兵的鞋子也据为己有了。

张伯伯说,如果不是这件棉袄以及那个小兵的水壶和干粮,他可能会冻死,也可能因为缺水缺粮而死在战场上。所以他一直带着这件棉袄,因为他一直对棉袄的主人心存感激。

张伯伯突围以后,在棉袄里发现了棉袄主人的名字和家乡,这位小兵的家人将他的名字和住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而这张小纸片就塞在棉袄内部的一个口袋里。小兵的名字叫做李少白,他的家乡在浙江省白际山里的一个小村落。

虽然张伯伯对李少白心存感激,却不敢和他的家人联络,因为是他开枪将李少白打死的,当时他自己只有19岁,他感觉李少白死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张伯伯来台湾虽然一开始也很苦,可是现在孙子已

经在念“清大”的电机系。他虽然过得很好,却一直记挂着李少白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他给了我一笔钱,叫我带到大陆去交给李少白的家人,他说大陆乡下人多半住在老地方,应该找得到这个地方的。

张伯伯请我务必告诉李少白的家人,他虽然打死了李少白,他却绝对和李少白无冤无仇;他家很穷,当兵是迫不得已的事,当时他也弄不清他为什么要打仗,他也相信李少白和他一样,一心一意只想早日打完仗,好回去耕田。

我在杭州开完会以后,就去白际山了。开会的时候,我逢人就问白际山怎么去。我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最后包了一部汽车往白际山的那个小村落驶去。

李少白的老家在山上,说实话,这里不仅落后,而且也相当荒凉,上山的公路颠得厉害,一路上看不到几户人家,汽车更是几乎完全看不到,偶尔可以看到公共汽车带人上下山。因为是冬天,这部汽车似乎没有什么暖气,亏得我穿了一件羽绒衣,再加上当天有太阳,我还不觉得太冷。村庄到了,我们东问西问,居然找到了李少白的家。乡下人很少看到汽车来访,纷纷出来看我这个不速之客是何许人也。

这个家似乎人很多,其中有一位长者,他行动不便,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他招呼我坐下。我忽然紧张了起来,不知该如何启口。

我结结巴巴地将张伯伯的故事讲完,也完整地转述了张伯伯那段“小老百姓彼此无冤无仇”的谈话,最后我拿出了那张已经发黄了的纸片,上面有李少白三个字。

老先生将那张纸片拿去看,整个屋子里鸦雀无声,都在等他说话。老先生的手有一点抖,他看了这张纸片以后,终于说话了,他说:“我就是李少白,我没有死。”

故事是这样的:李少白在前一天的战斗中被一枪打中了大腿,当场就完全不能动了,一步也不能走,连爬都不能。他的连长找了两个小兵,将他放上了一个担架,盖上一床棉被,叫这两个小兵将他送到后方的一个医护站去。

李少白有一个伙伴,在李少白快离开的时候,这个军中伙伴请李少白给他水壶和干粮,因为后方不会缺水缺粮的。李少白不仅给了他水和干粮,也给了他棉袄和鞋子,他反正短时间已经不可能走路,而且棉被也够暖。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伙伴第二天就阵亡了。他虽然到了医护站,却成了残障者,走路要靠拐杖。解放军给了他一笔钱,叫他回家。他有时也曾想到他的那位伙伴,但不知如何和他联络,今天

才知道伙伴早已离开了人世。

老人的一番话,使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决定不提张伯伯托我带钱来的事,因为我担心老人家会怕触霉头,还好李老先生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叫人弄来一大碗热腾腾的粥,也弄来了一些小菜,招呼我们吃。我吃得津津有味,从来没有想到可以用粥来招待访客。

李老先生问我张伯伯在台湾生活的情形,我告诉他张伯伯在军中时当然很苦,退伍以后,生活稍微改善了一些,最近是很舒服的了,不愁吃,不愁穿。

李老先生说他苦了一辈子,因为他是个农人,却不能种田,亏得他太太始终对他非常好,他的家人也一直没有嫌弃他。

我告诉李老先生张伯伯的两个儿子都是工人,但孙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其中有一位还是新竹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

李老先生一听到这些,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他的儿子们都是农人,但有一个孙子快上大学了。这个孙子极为聪明,县政府给他奖学金,使他能到城里的高中去念书。他今年念高三,模拟考的分数非常高,一定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现在是寒假期间,孙子放假,现在虽然不在家,但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总算看到了这个聪明的小子,他说他的分数应该可以进北京清华大学,我劝他万一进不了清华,进入交大也相当好了。这位年轻人对我这位来自台湾的访客极有兴趣,他说他有个愿望:进入台积电里面去参观一下,他又透露了他的另一愿望:听张惠妹的歌。他告诉我他的宿舍里有张惠妹的海报。

我灵机一动,将我的羽绒衣脱下来,送给了这位年轻人。我这件羽绒衣极为漂亮,是我太太买给我的,我太太很怕我有糟老头子的模样,所以经常替我买一些穿起来很帅的衣服,可惜我已白发苍苍,再帅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就不帅了。年轻人立刻穿上了这件羽绒衣,果真很帅,他说将来一定要在清华园里穿这件衣服照一张相。

而我呢,脱下了羽绒衣,忽然感到了一阵寒意。李老先生看出了这点,他去屋里找了一件棉袄送给了我。

李老先生和我殷殷道别,他叫我转告张伯伯多多保重,也叫我问候张伯伯的家人,希望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这件棉袄又跟着我漂洋过海。在飞机上,我获得了空中小姐的赞美,她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问我哪里买的。

我见到了张伯伯,他很高兴李少白现在生活得很好,但是他对于那位不知名的恩人心里有无限的亏欠之情。我无法劝他看开一点,我没有经历过那一场战争,也许无法了解老兵的想法。

念家李白范文4

我作为一名退了休的部队军史编研工作者,作为一名青少年学生的校外辅导者,有幸直接地或间接地从李德生老首长关心下一代的高尚情操和独特做法上获取了政治营养和精神动力。

李德生老首长辞世百天,引起我心中如烟的往事。

1995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到总政治部原秘书长王迪康家中,向他汇报“红领巾黄河行动”的情况时,他对我说:我们正在筹备建立一个社团组织,名称叫做“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牵头做这件事的是李德生老首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这个响亮的名称。

1995年9月5日,我和张思德战友、老八路陈耀带领倡仪发起“红领巾黄河行动”的张家口市建国路小学少先队“左权中队”师生代表,乘火车赶赴陕西韩城市参加“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落成典礼。真没想到,这趟火车挂着两节公务车厢,乘坐公务车厢的两位领导人是:原中顾委常委、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上将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同志,他们也是参加庆典活动的。这天中午,两位中央老领导和师生代表们一起抵达韩城市。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李德生老首长参加青少年活动的情景。记得当天午后,张家口市少先队“左权中队”中队长和辅导员老师一起来到李德生同志住的房间,当面向李爷爷汇报“红领巾黄河行动”的情况。李德生同志听得很仔细,不住地夸奖孩子们以节省零花钱的方式捐建爱国丰碑的盛举,他还亲笔为少先队“左权中队”题写了勉词。

1995年9月6日,是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5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在黄河芝川镇岸口隆重举行。李德生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这座历史丰碑剪彩。下午,李德生同志和夫人曹云莲同志在游览黄河禹门口时,在黄河边亲切地与少先队“英雄中队”师生代表合影,留下了一张耐人寻味的照片。李德生同志身体力行支持少先队“英雄中队”发起大型爱国行动的实践和风范,给广大青少年留下永难忘怀的记忆。

1995年12月下旬,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正式成立,李德生同志当选为会长。此后,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更多的老同志都来热心地参加与支持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的创建活动和主题活动。有三件事,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

1997年4月27日,京、津、唐、张四地13所大、中、小学校,在长城校外辅导站的协调组织下,于北京“烈士陵园”举行“纪念烈士就义70周年暨创建少先队‘中队’、共青团‘支部’大会”。李德生同志很重视这项活动。这天,他最早来到香山万安公墓,与四地13校师生代表亲切交谈。在他的带动下,10余名部级以上老领导到了场,并亲自为北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市八一中学、唐山市第一中学共青团“支部”和四地9所小学少先队“中队”授旗。这次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的创建和授旗活动,是全国有记载的到场领导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活动。

第二件事。

1997年10月1日,这天是国庆节。下午,北京、延安、张家口三地7所学校少先队“英雄中队”,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联合举行“纪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问世60周年”主题队会。事先,我以长城校外辅导站总辅导员的身份,请李德生同志秘书向首长报告这项活动。因为我们知道当时首长身体不适,只是报告一下,听听首长有何指示和要求,并未邀请出席。那天定在下午3点开会。在2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首长来了。当时我有点紧张地跑过去,带首长到休息室。北大领导介绍,举行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时,来出席的总理和元帅等中央领导就是在这里临时休息的。李德生同志当即表示,在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和地点举行有纪念意义的活动,这是应当提倡的。

第三件事。

1999年12月27日,全国五地六校师生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纪念聂荣臻诞辰100周年和他的亲密朋友白求恩诞辰110周年友情联谊会”。这天,李德生同志也是早早就来了。在休息室,我向他汇报了五地六校历时3年举行手拉手“东风行动”的情况,并向他报告在会上将向9所学校授予少先队“白求恩中队”的旗帜。首长连声说,这很好,这很好。在李德生同志的注视下,印有他亲笔所题的“白求恩中队”字样的旗帜,由聂荣臻元帅女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原副主任聂力等领导亲自授予给各支少先队“白求恩中队”。李德生同志和大家一起不断地鼓掌。这次少先队“白求恩中队”的授旗活动,是全国有记载的唯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

说起少先队“白求恩中队”的创建活动,不能不提及李德生同志亲笔题写队名的缘由。

那是1997年10月初,我向“中爱联”领导提议在白求恩来华60周年之际创建一批少先队“白求恩中队”,并恳请李德生同志题写队名。这个心愿很快得到了实现。那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李德生同志秘书打电话通知我到首长家里领取题写好的 “白求恩中队”队名手迹。我很快就赶到首长家里,在会客室见到工工整整的“白求恩中队”五个大字,心情十分激动。正当我取上题字要走时,一位战士要我等一会儿,首长要跟我说说话。首长进来时,我立即起身向他敬了个军礼。首长很和气地指了指沙发:“坐下说吧!”说着,首长也坐在我身边的沙发上。首长问我在部队做什么工作,我回答说做军史编研工作,已有十几年了。首长又询问校外辅导工作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们集团军有一位叫刘克宽的老政委,离休后参加地方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还在部队建立了“长城校外辅导站”。我告诉首长,自己也是一名校外辅导员。首长说,军队的同志应当热心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得还很不够啊!在和首长20多分钟的交谈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首长很看重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优秀少先队中队集体这件事。

1998年1月22日,“纪念白求恩来华60周年暨创建少先队‘白求恩中队’大会”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前举行。接过印有李德生爷爷题字队旗的少先队员,很是自豪,对这面旗帜爱不释手。

在我的记忆里,连同少先队“白求恩中队”在内,李德生同志先后4次为少先队“英雄中队”题写队名。如:为北京市宣武区(现西城区)碳儿胡同小学少先队“黄爱庞人栓中队”题写队名,为张家口市桥东区实验小学(现回民小学)少先队“六英模中队”和桥西区书院巷小学少先队“特功五连中队”题写队名。

200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日子里,“中爱联”在北京举行“中华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创建活动高峰论坛”,并首发了“中爱联”编著的大型画册《丰碑在我心中――中华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半个世纪创建历程纪事》。李德生同志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在这篇序言里,李德生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发人深思的话:“以革命先烈和英雄的名字与称誉命名优秀的学校共青团支部和少先队中队集体的活动方式,也是人民政治工作传统做法在校园德育工作方面的生动体现。”

李德生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怀和深远目光,为推进中华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创建活动的健康发展,大力倡导年复一年地举办全国性的“火炬引导我前进”夏令营,在活动中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不断探索中国青少年以英雄为榜样进行德育的新路径。从第一届到第九届,李德生同志都致以热烈地祝贺,提出殷切的期望。这项深受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师生欢迎的德育实践活动,愈办愈红火,愈办愈成熟,显示出无尽的魅力。如今,已成为“中爱联”的一项耀眼的“育人品牌”。

作为党的一员战将,人民的一位公仆,李德生同志在他晚年的生涯中,在“中爱联”主席的位置上,书写了关心和培育红色下一代的独特篇章――大力倡导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创建共青团“英雄支部”、少先队“英雄中队”和举办“火炬引导我前进”夏令营活动,即“两创一营”活动。

李德生同志以关心和培育红色下一代的光辉实践和崇高风范,与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结下了“忘年交”。

今年5月14日上午,李德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来了,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老战士来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们来了、各界人士来了……在向李德生同志遗体告别的人群末尾,出现了一道壮丽的场景。70余名青少年英雄团队集体的师生代表,撑展着一面面鲜红的英雄旗帜,缓步进入灵堂,接受李德生爷爷的检阅,向身着戎装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的李德生爷爷作最后的送别……此时此刻,李德生同志似乎很欣慰,似乎他也看到了最想看到的旗帜:由元帅亲笔题写队名的“长城中队”旗帜来了、由他亲笔题写队名的“六英模中队”旗帜来了、他家乡的新县“列宁中队”的旗帜来了,还有来自韶山、延安、沈阳以及河北唐山、邯郸、张家口总共56面英雄旗帜和数面“火炬引导我前进”夏令营的营旗也来了。人们发现,一些孩子还特意穿着夏令营营服来送别李爷爷。人们又发现,刚刚创建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蒙古营小学“李德生中队”的旗帜,也在这个行列里。

2011年7月下旬,第十届全国“火炬引导我前进”夏令营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主题,在党的诞生地上海、嘉兴及周边地区举行。全体营员吃苦耐劳、遵守纪律、团结互助、奋发进取,以丰硕的教育实践成果,告慰敬爱的李德生爷爷。

念家李白范文5

【关键词】文化视阈 李安电影 内在世界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132-02

李安对于华语电影而言,无疑是一位标杆性人物。他的作品主题深远、融汇中西,不但得到了中国观众的认可,也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关注。在全球异质文化交融的今天,研究李安电影的内在世界,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安电影的精神观念

李安一生多产,20年间拍摄了19部电影。他的作品所涉主题广泛,但无论其主题是什么,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总是“人伦精神”。换言之,李安电影的最主要的精神观念就伦理观念,它主要表现在爱情伦理与家庭伦理上。

(一)爱情伦理观念

李安作品中的爱情伦理观念主要从异性之爱与同性之爱两个维度来探讨。描写异性之爱的影片《饮食男女》讲述的是家庭聚会上朱师傅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把他与二女儿同学梁锦荣的恋情公布于众,女儿们纷纷反对,最后不欢而散。按照中国的伦理观念,虽然妻子去世但早已年老体衰的父亲不应该有新的恋情,更不应该和比自己小几十岁的女儿同学发生恋情。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作为一种本能,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朱师傅也不例外,但是他的恋情却不能为“伦理”所容,所以一开始朱师傅只能隐忍着对锦荣的情感,但显然,李安是极具包容性的,他让朱师傅和锦荣的忘年恋在影片最后修成正果,完成了“伦理”之下情感的挣脱。《断背山》是李安电影中描写同性之爱的经典之作。影片中深爱着杰克的恩尼斯因为害怕世俗的眼光,而不敢回应杰克的爱情,于是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杰克意外死亡后,恩尼斯才明白自己对杰克的爱情有多么的强烈。但无论他们的爱情有多么深厚,最终见证它的只有人迹罕至的断臂山。同性之爱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性心理障碍,为文化传统所不能接受,甚至绝大部分群体对他产生恐惧和排斥。因此,在这种价值体系下,恩尼斯只能是隐藏自己的“爱”,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娶妻生子,是世俗的爱情伦理观念毁灭了他对杰克的爱。

(二)家庭伦理观念

家庭伦理观念也是李安电影常涉及的话题。按照中国的伦理传统“百行孝为先”,所以“孝”成了李安阐述家庭伦理观念的重要切入点。电影《推手》中太极大师朱师傅远渡美国,想与儿子一家尽享天伦,但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朱师傅与洋儿媳的矛盾重重。在父亲与妻子间周旋的朱晓生为了规避矛盾,他只能暗示父亲重组家庭、出去单过。但是父亲出走后他又十分难过:他在美国努力奋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父亲“尽孝”,但是为避开妻子与父亲的矛盾,他让父亲搬走,显然是“不孝”。另外中国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所以影片《喜宴》中同性恋者高伟同迫于父母的压力,只能与并不相爱的女孩葳葳假结婚,同时为了延续高家“香火”,以尽孝道,他只能让意外怀孕的妻子把孩子生下来,最后不得不向世俗妥协,与男友赛门、妻子葳葳过起了三角生活。在西方家庭中也与伦理观念。影片《冰风暴》发生在1973年美国的“非常时期”,水门事件后,总统形象和社会权威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普通的人们生活在文化观念和性观念混乱的时代。剧中的美国父子是生活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们之间没有交流,彼此间也走不进对方的世界。父亲想要打破僵局,但是却遭到了儿子无情的拒绝。可以说这是对美国伦理传统中“感恩父母”价值观的极大挑战。

当然,李安电影对于爱情伦理与家庭伦理的描绘总是同时进行的。在这相互交织的两重伦理观念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伦理困境中无奈。

二、李安电影的文化观念

李安把自己中西合璧的文化观融入到电影中,使得其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既传承了中华文化,又吸纳了西方文化。

(一)中国儒道观念

李安生于中国台湾,从小他接受的是最传统的中式教育,所以中国文化中最本质的儒道思想在李安心中根深蒂固,即使拍的是外语片,也摆脱不了“中国特性”。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与“礼”。所谓“仁”乃是“仁义”,强调“舍生取义,以仁孝治国”;所谓“礼”乃是“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影片《卧虎藏龙》中的女侠俞秀莲武艺高强,在江湖中颇有威望,但面对自己爱慕的李慕白她只能隐忍、克制,绝不越乎于“礼”。而李慕白虽与俞秀莲两情相悦,但是她是自己好友孟思昭的妻子,尽管孟思昭早已去世,但是“朋友妻不可欺”的思想观念让他也不敢僭越于“义”之上。道家文化中“阴阳相生”、“刚柔并济”的境界也是李安电影所追求的。《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莉诺有感性的一面,爱德华先生的到来打开了她尘封已久的心,很快她与爱德华先生彼此深爱。当知道爱德华先生曾与露西小姐私定终身时,她非常难过,但“理智”很快战胜了“情感”,为了维护爱德华好好先生的形象和上流社会的地位,她只能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痛苦地离开,并为了爱人的幸福默默付出。埃莉诺身上“理智”和“情感”的共存,实际上是中国道家文化中阴阳相生的变体。

(二)西方外来观念

1978年李安前往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戏剧与电影并获学士学位,1980年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成年后美国的求学让他在掌握先进的电影技术的同时,还让他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所了解。在李安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方自我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接纳。影片《与魔鬼同骑》中苏莉的男友杰克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为了救自己的好友杰格意外身亡,但在杰克去世之后,苏莉勇敢地和杰格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前往加利福尼亚开辟爱的家园。这部影片里肯定了苏莉的大胆、热情,为了新的爱情,她义无反顾;显然,她与《卧虎藏龙》中情感被传统压抑的李慕白与俞秀莲不同,她没有违背“自我”,敢作敢为,“自由”的追求并获得爱情。《色戒》中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利用美色接近汉奸易先生意图行刺;佳芝成功勾引易先生并准备下手时,却发现自己已动真情,于是她毅然决定放弃刺杀,回归真实的“自我”,帮助易先生逃走。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下,王佳芝的做法自然是被传统社会所指责、唾骂的,但是李安却一反传统,让王佳芝在大胆追寻情感“自由”、还原“自我”的背景下做出反叛,令这一角色备受争议,所以也很有看点。

三、李安电影的美学观念

李安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各种文化,并且在他的电影中以调和、兼容的方式构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所以他的电影总是呈现出他中西结合的“多元化”美学观念。

(一)中国美学观念

中国儒家文化讲求 “中庸”、“和谐”,道家文化注重 “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在李安电影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中和”与“意境”的追求,这种追求使李安电影呈现出与西方电影截然不同的东方特色。影片《饮食男女》中李安把朱师傅对梁锦荣的情感表现得极为含蓄,只是通过打打电话,教教做菜来暗示表达。《推手》中朱晓生在监狱里看到苍老可怜的父亲时,只是泪流满面地喊了一声“爸”,就把儿子对父亲的爱有节制地表达了出来。为了创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之美,李安在《卧虎藏龙》中精心设计了李慕白与玉娇龙借助着竹子的韧性与弹性在竹海中的打斗的画面,让观众有穿越飞升,飘忽其上的飘逸感觉。影片《断背山》通过对断背山碧水蓝天、高山白雪的拍摄来烘托两个牛仔纯洁美好的爱情。

(二)西方美学观念

李安曾经说过:“与好莱坞相比,中国电影最大的不足在于商业嗅觉的不灵敏”,显然,商业美学也是李安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首先,李安借鉴并超越了西方经典的“类型电影”。所谓“类型电影”就是按照不同类型的既定要求而创作出的电影,它包括有西部片、恐怖片、爱情片、同志片等。李安的电影全部都属于类型电影的范畴,比如谍战片《色戒》、科幻片《绿巨人》、爱情片《理智与情感》等。当然,这些“类型电影”又并不完全是“类型”的。比如惊险打斗的动作片《卧虎藏龙》同时又是描写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三角关系的爱情片;爱情片《与魔鬼同骑》又是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争片。在西方传统“类型电影”的基础上,通过类型与类型的碰撞,产生出新的类型,这就是李安吸引观众的大胆革新。再者,为了迎合大众的期待视野,减轻观众对异质文化接受的心理障碍,更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李安把西方电影中最传统、最有效的“线性叙事”手法融入到自己的电影中。线性叙事基本上都是“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结构。这种老式的表现手法,可能有人会认为它是保守、过时的,但是李安却用的非常顺手。例如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倒叙、补叙和回闪等跳跃性叙事手法,而是平铺直叙,使故事情节自然发展,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仿佛参与了故事的进程,感受了时间的流逝,亲历了人物的体验,从而产生了同化作用。”

总之,李安电影的内在世界是开放多元的,不仅体现了人类在伦理观念压制下情感的无奈与挣扎,也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文化观念。同时美学上的追求,使他的作品在西方电影形式之下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东方特色,这或许就是李安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卖座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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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娃,付会敏. 阅读李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丁卉.李安电影的叙事策略[J].当代电影,2006(6)

念家李白范文6

李白在《李太白全集》中,以妇女孩子为题材的诗歌多达130余首,约占全部诗歌的九分之一。但李白为妻子儿女所作,吟诵妻子儿女或是隐含妻子儿女的诗篇却只有寥寥十余首。

反观杜甫,作为诗坛之圣,其创作的现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中,描写妇女儿童的诗歌并不特别多,妻儿诗却有相当数量。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杜诗中涉及对妻子杨氏和子女的诗篇,有四十余首之多。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妻儿诗绝大多数是在安史之乱后所作的,这些诗反映了杜甫中晚年的家庭生活。

综合相比,李白和杜甫在妻儿诗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两个人的妻儿诗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本文从两人妻儿诗的内容和差异形成的原因对此加以解析。

一、李杜妻儿诗的内容

李白思想庞杂,个性鲜明,常恃才傲物,不容于人。他是诗歌界的天才,有着率真与洒脱的一面。在李白的妻儿诗中,诗人又是如何描写他与妻子的关系的呢?这些诗作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总体上来讲诗人对待不同的妻子,有着不同的一面。

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李白把得到唐玄宗征召的那种喜悦之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李白得志之后有点得意忘形。“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与一双儿女欢笑嬉戏,展现出诗人慈父的一面;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却是对轻视自己、嘲笑自己的刘氏的警告,另外也是希望刘氏能够善待自己的一双儿女。

反观李白对待另外一位妻子宗氏,则表现出深情款款、两情相悦的一面,与对刘氏形成了天壤之别。

李白别出心裁,站在妻子的立场写自己如何思念丈夫。诗人大胆发挥其浪漫主义的想象,把自己妻子塑造成一个思念丈夫的怨妇。这种站在妻子角度,代替妻子倾诉对丈夫的爱慕之情的表现手法以一般人的感受而言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此种表现手法与杜甫的《月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李白是一位善于将妻子的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心理,并将其美化升华的诗人。

对待一双儿女,李白又表现出舐犊情深的一面。天宝八年(公元749年),诗人离开东鲁漫游已经三年,此时在金陵的他念及在东鲁的一双儿女,作《寄东鲁二稚子》以表思念之情。

由该诗可以看出,诗人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心生内疚之情,甚至到了“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的地步。到此,诗人舐犊情深的一面也就到了极点。可惜生活没有给李白机会,他终身与子女都是聚少离多,一双儿女始终缺少父爱。

总之,从李白的妻儿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个性鲜明,感情细腻,思想复杂丰富的多情才子。他有讴歌妻子的诗,也有非议妻子的话,有舐犊情深的语句,也有不得不将子女抛之于外乡的苦闷。

杜甫作为人们心目中的“诗圣”,他的诗明显具有儒家传统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也表现在他于安史之乱中对妻子儿女的关爱与牵挂上。

纵观杜甫创作的诗歌,诗人照顾妻子、抚育子女,可谓是万虑丛集,操碎柔肠。在这些诗作中,杜甫累次使用了十种不同的称谓描述杨氏,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老妻”“妻子”“妻孥”“妻”等。而杜甫也时常称儿子为“娇儿”“熊儿”“骥子”“稚子”等,称女儿为“娇女”“痴女”“小女”等。这些无一不表现出诗人是一个恋爱妻子、宠爱子女的贤夫慈父。在诗人一生创作的诗篇中,表现妻子儿女的诗篇和词汇量之多,足以使人感受到诗人对妻儿那份真挚而朴实的感情。

杜甫29岁成婚,其妻杨氏乃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可知“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他们婚后琴瑟相和,感情十分融洽。在杜甫诗歌中,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发妻的浓浓深情: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8月,杜甫在羌村得知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只身前往投奔,不料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沦陷的西都长安。当时正值中秋,诗人不禁望月思亲,写下了著名的妻儿诗――《月夜》。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寒食节杜甫仍为叛军所困,滞留长安无法脱身,于是诗人又一次提笔倾诉对妻子的思念,写下了《一百五日夜对月》。

安史之乱中,杜甫携妻儿辗转逃难,历经艰辛,一路上一家人冻饿交加,疲惫不堪,饱尝了衣食无着和寄人篱下的痛楚。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组诗血泪纵横,倾诉了杜甫一家颠沛流离、漂泊异乡的经历和苦苦挣扎的痛楚。当时正值乾元二年(公元759年)11月,杜甫携妻儿由秦州来到同谷,不久就从这里前往成州。这是诗人一生中行路最多、生活最困苦的一年。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携妻儿前往成都投靠好友严武,生活才短暂地安定下来。这时的杜甫在成都的浣溪畔获得一安家之地,建成了草堂,总算让妻儿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闲暇时的杜甫或与妻子对弈为乐,让孩子垂钓溪畔,或与妻子儿女乘舟遣兴。

念家李白范文7

现在的天空,似乎真的很难再看见月亮。

也许是环境的污染,也许是我们心里的雾遮蔽了眼睛。

记得小时候,月亮总是挂在天上的,那么亮,如宣纸一般的轻盈素雅。风一吹,薄薄的像纱,飘进眼眸。

月夜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时候,白天的焦灼卸下伪装,终于以一副真正的面容示人。我无心窥探夜的隐私,只爱这夜里的深邃与静寂。点点星光,明灭着历史轮回的唏嘘与愁思。几千年的月夜里,留下多少传奇,留下多少诗篇。我心怀一份虔诚,在这个感伤的夜里,谛听那些远去的繁华与落寞。

我首先听到的声音是那首《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关于这首诗,在整个中国都应该是家喻户晓,就连三岁大的孩童也能倒背如流。而这首诗的作者李白,也早已在世界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我的心里,最伟大的三位文学家是鲁迅,苏轼和李白。鲁迅的伟大,在于把人心世道看了个透,在于他于黑暗中勇敢的用刻薄和尖酸的笔调,极尽辛辣的把中国人做了一遍无情而精细的解剖;苏轼的伟大,是因为他让我觉得只有他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乐观之人,他的豁达,造就了一个文坛永不逝去的神话;而对于李白,我敬仰他身上的那份洒脱和奔放,那份有些痴狂的浪漫。纵览整个历史,我都觉得很难能有一位文学家像李白这样可以将自己的傲慢和超脱肆意挥洒。读诗,若是不读李白,那真是人生一大憾事!

所以,暂且先让我把鲁迅先生和苏大文豪搁下,留待以后探讨。这篇文章,李白才是主人公。

那就回头,再看一眼那篇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学习唐诗时所读到的作品,《静夜思》。

这首诗的影响力无须再说,能以如此简单地诗句却在千百年后仍然代代相传,这就是李白。《静夜思》大概是唐诗里最接地气的一首,不仅因为它简单易背,朗朗上口,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主题,宣泄着中国人内心最普遍,最传统,最柔弱的思乡之情。中国人比任何民族都要恋家,所以才会有叶落归根的说法。而这首诗,正是在一个月色寂寞的时间点上,向世人抛出一个文化命题——家与漂泊。

李白本身,一生都在漂泊中书写大唐的诗歌,书写自己的传奇。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绵阳,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如果我们再去稍稍追问一下,那么,1971年,郭沫若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后来才随家族迁至四川。想到李白日夜思念的家乡,竟然可能不是中国,确实有些小小的伤感。李白用汉语写下这么多引起国人共鸣的诗篇,他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至少说明他也是正格的中国人。那我们索性先不去讨论他的籍贯,只需要跟着他的脚步,去体验一个伟大诗者的生命历程。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辞别亲人,离开绵阳,正式闯荡天下,云游四海,这年,他25岁,风华正茂。写下《静夜思》的李白,只把乡愁留给了后来的我们,而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漂泊意识和不羁的灵魂,让他在开始漂泊后就和自己的家族断了联系,从此再没有回过家。

李白出蜀不久,便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唐代名道,司马承祯。关于这次见面,史料上说,司马承祯称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级之表。”可以猜想,李白正是因为获得这样的评价,从此走上求仙访神的道家之路,也让他的一生充满超逸自然的风采。

道家学说深深影响着李白,我们从他的诗里可以看出,那种浪漫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后天滋养的。

李白把这种浪漫寄托于大好河山当中,寄托于诗作当中。写诗、交友、寻仙、求职,这便是李白前半生的主要漂泊历史。

李白寻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受道家思想熏陶,李白渴望成仙,久而久之,写的诗也有了仙气。我一直觉得,李白早年对当神仙的渴望似乎大过做官,或者说,他对于自己才学的自视甚高,让他不大愿意腆着脸去低三下四的求官。李白是自科举创建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文人,按照他的理想,坐在家中便可得到皇帝的召见,当然,最后他做到了。

李白的寻仙之路不大顺畅,因为本就无仙。但李白还是不肯罢休,信仰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李白一面寻仙,寻的累了,才想着做做官,借着诗名,结交不少官员。可当他敲开人家的门,拿出自荐信的时候,却又是一副比皇帝还大的架子,这样的求职,结果可想而知。

李白继续自己的乖张任性,读李白的诗,有时让人感觉这个人永远也长不大,永远得精力充沛,永远得自我主义,永远得在政治面前幼稚苍白。因此,最适合李白的职业或许大概就是做一名寻仙炼丹的道士,偶尔醉醉酒,讲几句狂言,心无他物。可惜的是,李白注定要青史留名,这种留名方式让他失了许多自在,多了几分彷徨。李白成为诗人,是我们的荣幸,是他的悲哀。

终于,李白凭着诗名扬名四海,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读过他的诗,于是,李白顺理成章的得到玄宗的召见,获赐翰林院供职,这时,他已经42岁了。

我相信最初呆在玄宗身边,李白一定很是高兴,玄宗从文采上是赏识他的,这点毋庸置疑。可李白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他无权参与政事,终于明白自己只不过是玄宗身边一个文案秘书罢了,甚至,有时连秘书都不如,要替皇帝写那些歌功颂德,语言肉麻的作品,李白不情愿了。这就是真正的文人和御用文人的区别,真正的文人是现实派,他们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只在创作手法上加以适当的修饰;而那些谄媚的御用文人,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实质内容,读来令人作呕。可悲的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领导,他们认为越是华丽,越是长篇大论的文字就越优秀,那些别人听来假大空的东西他们却甚是着迷。文学的悲哀,莫过于此!

李白在朝廷受到轻视,不情愿,不开心。不开心,放荡的生性就表露出来,喝酒,喝酒,喝的酩酊大醉,喝的化作酒中仙。

于是,那个著名的民间传说就产生了。李白在长安酒家抱着黄桂稠酒一醉不醒,宫里来人,请我们的诗仙回宫,有外族使臣向玄宗觐书一封,满朝文武无人通晓其义,唯有李白可做翻译。李白满脸的不情愿,发着牢骚随侍从进了宫。然后,把自己的不满借着酒劲完全的发泄,让万人巴结的杨贵妃替他捧墨,让玄宗宠信的高力士为他脱靴。真可谓是“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

不过,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书信,能让满朝文武束手无策,又能让李白敢如此的摆谱,如此的放肆?大胆推测一下,或许真是一封来自那个遥远的碎叶城的外邦文字。

李白终究还是因为此事得罪了玄宗,在入仕长安的三年后,终于还是黯然离开,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是风光,赚了一个“赐金放还”的荣誉。

李白走了,继续自己的远行。这一年的初夏,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发生了。李白结识了杜甫,这年,诗圣33岁,诗仙45岁。

关于李白和杜甫的友谊,历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其实又多少有些无聊。很多学者凭借李白很少写诗提及杜甫这一点就断定李白对杜甫有些轻视,这一观点实在可笑。李白25岁出蜀,从此再未回家,也没有资料记录他和家里有过书信往来,对家人尚且如此,为何对杜甫就一定要念念不忘呢?

事实上,不单单是杜甫,李白的生命一直都没有承载太多的依依不舍,这就是李白。对于相逢,李白必定是怀着诗人的激情,更何况遇见一位将来跟自己比肩的后生,他的激情会更加蓬勃。但李白的仙风道骨以及对生命进程的追寻,让他从来不曾眷恋于情感的牵绊,性格上的洒脱,是李白最可爱的地方。若是无知的认为李白无情,那么那首《赠汪伦》又作何解释呢?

文人的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今人却要以此上纲上线,实在是对先人的亵渎。

李白和杜甫,他们的友谊是高贵的,也是亲近的。当时的杜甫,还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但李白一定是知道他的,也许,喝醉了还会吟诵几句杜诗。杜甫对李白更多的是崇拜,李白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兄长,是他的知音。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位文豪在一起的创作。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这首诗写在745年的秋天,是李白送别杜甫所作,从此,两人再未谋面。

再来看看杜甫的这首诗:

《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过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创作这首诗时,正值李白因永王李磷事件而获罪,被流放夜郎,故以此诗怀念好友。

李白这时年已届五十,一生的政治理想付之东流。内心的意气风发,早已成为过往的依恋,在那个也许不属于中国的故乡,深情的守望。

李白的一生,是不幸的,也是奔放的。即使仕途失意,他也是李白。他让昨日之日不再留,他在今日散发弄扁舟。他拔剑四顾,引觞自酌,呤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挂云帆,济沧海。”多么伟大的抱负与理想。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犹如镜中花,水中月。摸不着,捞不起,远远地一轮挂在天上,惹得李白黯然神伤,“白发三千丈。”

李白或许是古今最懂得月的人了。这位叱咤诗坛的大诗人,他的情感与自由,似乎只有在月夜才能得到释放。李白身上的自由是狂乱的,原始的。是一种从内心迸发的蓬勃与骄傲。你尽可以嘲笑他的疯癫,但你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份自由。那是属于千万失意文人的声音,属于他们的舞蹈,属于他们的节拍。那是一种超脱现实的现实,真实可信。那亦是对生命敬畏的仪式。李白的生命,属于月夜,属于诗歌,属于他绣口里的半个盛唐。

现今的语文教育,总是在反复强调李白和杜甫的不同对比,所谓一个在盛唐,一个则更多的经历了苦难。因此,李白是浪漫幸福的,而杜甫则是苦难的代表,似乎不这么解读李白课程便进行不下去。但我想,李白若真是那样浪漫,世上便没有李白了。

看看李白的很多诗,那种表面所传达的浪漫与快乐,其实正是用来掩盖心底的不快乐。逆境出英雄,失意造文人,政治上的无情打击才让李白成为了真正的诗者,他内心的彷徨,挣扎,只能以一种近乎疯癫的浪漫呈现,我们都看到了他的狂放不羁,却听不见他心中的苦痛忧伤。

于是,李白只有去找月亮倾诉,在月下“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李白把所有的情绪都在这里释放,哪怕“月既不解饮”。他要的,只是无尽的自由和真正的浪漫,快乐。

李白和月夜就这样渐渐地形成一种文化上的默契,说不清是李白美化了月,还是月成就了李白。

李白有太多描写月亮的诗句,正如我前面所说,李白的情感只有在月下才会升华,这种最富激情,最富生命活力的感情被李白挥洒的空前绝后,任谁也难以超越。

在月色之中,斟一杯酒,邀来一份放达的至性的态度,如道者的飘逸,用无数诗句写下属于李白自己的生命膜拜。

李白的生命,是真正属于诗歌,属于文学的。像李白这样的人,我一直疑心他就算仕途顺利也未必能有大作为,他太透彻,政治上没有隐蔽性,他的全部热情都只适合在诗的土壤里扎根。对于天下局势,他总有些糊涂,甚至不如妻子宗氏头脑灵活。安史之乱,李磷请李白出任幕僚,李白想都不想便答应下来,任凭妻子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最终,李磷因为起兵反抗皇兄,李白也受牵连,遭到流放。

政治上的李白一败涂地,文学上的李白价值千金。读李白,万不可将他神话,实事求是,才是对历史,对文学的负责。

手边放着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关于李白的结局,有这样的记载:李白在一个月夜泛舟饮酒,醉了,见水中有一月亮,探身去捞,溺亡。

很多历史学家对此说法提出质疑。

念家李白范文8

文/ 亚军

初中遇到位好老师姓周是班主任教数学,她居然占用一周数学、自习课的时间给我们念一本小说,声情并茂地念,念到潘冬子时,我呆呆地听入了神,想起了李敏,想着想着泪水就流到桌面上了。

后来看电影《闪闪的红星》,银幕上的潘冬子长得太像李敏了,简直是一模一样、一样的俊美、一样的让人感动。

小学同学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李敏。

几十年过去了,近些日子李敏的模样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在我的梦里浮现:他的双手捧托着两脸,露出两只清冽亮晶晶的眼睛,偏着头,探视我头上的白发,他的心思难以琢磨,仿佛是要引着我的心魂回到年少的时光,回到我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和友谊里。

我们小学的时光真是人生的天堂,是人生天真烂漫的天堂。每一片飘落的树叶始终回不到它最初的地方,就像我们回不到年少。童年是人生最珍贵的阶段,是人生最愿意返往的阶段,也是可以用人的一生、用人的衰老的一生回忆和怀念的阶段。像是我们生命所有的美好和精华都留在哪儿了。

我们上学不像现在,背着书包剩下的事情就是上学校去玩了。上学作为玩的借口真是太正当不过的理由了。话又说回来我们那时学也没啥正而八经好学的,譬如我们一年级的语文书翻开第一课五个字——“毛主席万岁!”后面这个“!”像棒槌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老师写在黑板上也只是一竖加一点,额外学会了三个字“感叹号。”听她说:意思是我们当小学生的念这五个字时要带着感情大声朗读。好像别人活一万岁需要我们为他展劲一样。最后一课呢多了五个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面还是有一个“!”像棒槌一样的东西,孩子们一高兴:“哇!感叹号。”老师说:“错了,这里是惊叹号。”孩子们惊得张大了口。是不是嘛,没啥好学的,还是说说我们玩的事儿吧。

我们玩的玩意玩得最多的是“逮猫”,为了贴近时势给它附加了一个名称“抓特务”。在上下学的路上,课间的教室过道操场学校四周空荡的场坝田间地头上,到处都有我们嘻嘻哈哈疯疯癫癫追逐的喧哗。只要有李敏参加,当“猫”的就是他了,谁叫他只知道直来直去的疯跑不知道倒拐呢?眼见他要捉住你的衣襟了,你轻松往旁边一闪,见他擦着身直冲冲地冲出去老远老远了,他回过头又欢欣鼓舞地向你追来。有次我站在坡地边,向他招着手心眼鬼怪:“来呀,来抓我呀!”他飞快地奔来,嘴里嚷到“抓住你了!”我往旁边一闪……他滚下坡了,坡里是一片青油油的麦田。一群孩子生怕摔伤了他,惊慌地跟着他像皮球一样滚进麦田里了,大家各自摸摸脑壳嘻嘻哈哈大笑。然而麦苗被我们糟蹋完了。次日教室里来了一个生产队的人,老师介绍他是队长,并说:“是谁昨天破坏了地里的庄稼,自己站出来,破坏公家的财产要赔偿!”大家心里害怕,把头埋伏到桌面下,教室里一片寂静。大叔说话了:“坦白从宽哈……”李敏站了起来怯怯地说:“爸爸是我……”同学们抬起头来,见李敏的爸爸铁青着脸愤愤地离开了。

转眼春天过去了,马上就要迎来六月、迎来儿童的节日。老师和同学们要我当入红小兵。老师说“六一”那天我要穿上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到操场的土台上去戴上红领巾。这可难住我了,三样东西我一样都没有,想要妈妈给我买,见生病躺在床上的母亲又怎好开口呢?何况为了给妈妈治病我家还欠着好些债,那来钱给我买新这些东西。瞧着节日一天一天临近,我心里为难极了,玩的心情也没有了。李敏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对我说:“是不是要当红小兵了,瞧不起我们了?”我不愿意告诉他我的窘境,生着气对他说:“红小兵有啥好稀奇的,我才不稀罕呢,你想当就让给你。”“真的!”他立马兴奋地说。“嗯,我们找老师去。”我说着便去拉他的手。他听出我的话有些不对劲,赶紧说:“别、别、当红小兵是多光荣的事呀,老师不是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沾染着烈士的鲜血吗?我哪配啦。”我想了想,改口对他说:“这样好不好,戴红领巾的时候你去帮我戴,你想戴好久都成,然后再还给我。”他问:“为啥呢?”我只好向他说出我没有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这件事情。李敏笑了笑、偏着头望我笑了笑:“好嘛,我领下来就还给你。”

“六一”的清晨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穿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蓝色的小褂子背着书包,心里忐忑不安向学校走去……

突然李敏从路旁的树林里蹿了出来,他穿着崭新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拉着我向树林里跑去,一直跑到了学校背后的厕所里。“快!快!我们快点换衣服。”说完他就窸窸窣窣地脱身上的衣服边脱边把脱下的衣服甩给我,把自己脱得精光光的只剩下花花的裤衩,捞出他的小鸡鸡,嘻皮笑脸地捉住小鸡鸡对我说:“咱俩比比,比比谁尿得又高又远。”我的野性子被他调起来了:“比就比嘛。”心想你以为你奔跑不倒拐,未必撒尿也不倒拐嗦。我也三下五去二地脱下了身上的衣服和裤子。我俩站在厕所边的堡坎上开始比了起来,身子使劲往后仰啊,仰到我们的尿尿直直的尿向天空,尿了自己一肚子的尿,差点尿到脸上了。

两年后的“六一”李敏也当上了红小兵。

初夏下了一夜的雨,早上仍然在下,低矮的村庄、起伏的山塬笼罩在浓密的雨雾里,天地十分逼仄沉闷让人喘不过气来。“笃、笃、笃……”泥泞的坡道上李妈背着李敏下坡来了,走近身旁,我问:“李妈,李敏咋了?”李妈抬起头来,脸上流淌着雨水和汗水,冒着白色的热气,回我:“李敏病了,我背他去看病。”

“笃、笃、笃……”踩踏着雨水的足音和倦缩的背影消逝在雨雾的深处。从深处里传来:“亚军,帮李敏请半天假。”李妈依然低低的埋着头,埋着头背着病中的儿子走向雨雾的深处。

下午李敏没有来上学。次日的上午李敏仍然没有来上学。李敏的坐位在教室里空着,空位异常突兀。

我望着窗外,——窗外晴朗的天空,阳光照耀着通往校园的道路。我的凝望明亮地呼喊着:“加油!加油!李敏!加油!我等你,快快直直端端跑来抓住我。”

一个小孩从道路的尽头冒出了黑黑的头颅,直直端端地在阳光照耀下跑来,跑向我欢呼的心灵和窗口。跑来的孩子是李敏的弟弟,上气接不住下气在窗外对我说:“哥哥,哥哥死了,死了的哥哥不闭眼睛,妈妈喊我来请你们。”

“李敏死了!”同学们从前门和后门蜂拥而出,身后的桌椅板凳乒乒乓乓跟着我们蜂拥而出。来到病房,“我哥哥呢?”整理床铺的护士哽咽说:“送太平间了。”

李敏睡在白色的床架上,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胸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两腮泛起一片潮红,睁着清冽晶莹的大眼,李妈伏在他的面前,抬一次头,对着他的脸说出一位同学的姓名,说着说着李妈的手从李敏的额头抚下,露出泪水滴落在李敏闭合了的眼睑黑油油的睫毛上。李妈舒了一口气,仰起脸,用她抚摸李敏的手掌的手背顺手揩过自己的泪眼对我们说:“谢谢……”

悲恸的哭声撞击着四面冰冷的白墙,回荡的悲咽离灿烂的蓝天仅隔一面白墙……

念家李白范文9

李白离别故土,放舟东下,经渝州三峡,进入江汉。眼前山川景物,沿途风土人情以及诗人的复杂感受和由此积累的丰富体验,在他的出蜀纪行诗中斑斑可考。《峨眉山月歌》是其首途水路的吟唱,而《巴女词》“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时归”,是诗人沿长江东去时的舟行体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更是诗人怀着云锦般的憧憬,轻舟疾速,饱览沿江美景的青幻乐章。

进入江汉一带之后,境界开阔,江流趋缓。其《渡荆门送别》记录了此时的诗人的告别友人的惆怅与对故乡忆念的复杂感受。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李白对故土眷恋屡见于其时诗作中,如《荆门浮舟望蜀江》:“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所谓渚宫城即江陵。他即将到达渚宫之际,仍然不忘锦水春色。

杨慎倍加称赏李白《荆州歌》,称其“有汉谣之风。唐人诗可入汉魏乐府者,惟太白此首。”(《李诗选》)其《歌》云:“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

李白出蜀之后,饱览山川秀色,拥抱神奇灵秀的云梦七泽和匡庐奇峰绝壑及襄汉、金陵维扬之旎旖,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敏锐聪慧的诗人笔下,涌现出无数的瑰丽诗章。《江夏行》乃李白自创乐府新词,实为商贾离乡背井求利抛下的商妇旷怨之词。“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之叹引发诗人的同情。这与李白游金陵时所作的《长干行》相仿佛。

庐山美景驰誉天下,几乎是唐代诗人心中的秀逸圣地。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传诵天下,不必多说。而《望庐山五老峰》也是李白游庐山时所作:“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青天削出的金芙蓉,这就是五老峰的天姿丽色,自然令诗人产生隐居五老峰的念想。

怀古咏史之章,显然是李白驾轻就熟的题材。他经巫山时作《宿巫山下》即云:“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诗人发思古之幽情,巫山云雨的绮丽,多才宋玉的坎廪不遇是诗人感慨沾裳的缘由。他在金陵时作《登瓦官阁》,赞金陵虎踞龙盘之险,指出:“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寥廓云海晚,苍茫宫观平。……雷作百山动,神扶万拱倾。灵光何足贵,长此镇吴京。”瓦官寺实为一方之胜景,令人赞叹不已。

李白漫游扬州时赋《秋日登扬州西灵塔》,称誉像教有“照迷方”之效。而《金陵望汉江》更值得关注:“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六帝沦亡后,三吴不足观。我君混区宇,垂拱众流安。今日任公子,沧浪罢钓竿。”嘲笑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割据者依恃金陵钟山之险而称帝终归复亡的历史命运,同时盛赞李唐一统天下之伟绩。王琦评论李白此诗时说:“因众派安流,水无巨鱼(此指祸乱之辈),故任公子钓竿可罢,喻江汉宁静,地无巨寇,则王者之征伐可除也。”甚是。

李白初游剡中应在东游维扬之际。剡中山佳水秀,俊彦才智之士甚多。李白《王右军》云:“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将王羲之之潇洒气质和俊逸书法以及写经换鹅的风神飘逸故事演绎得简赅中肯。而美艳绝代的西施,也是太白吟咏对象:“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古今,荷花羞玉颜。……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西施》)西施牺牲个人幸福,深明大义,而破吴之后随范蠡而去是值得称道的。为此,李白又赋《浣纱石上女》颂扬之:“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

唐代盛为流行隐逸之风。李白蜀中行迹虽然尚在青年时代,却已先后与师友道仙隐居于匡山(江油)、岷山之阳等处。而安陆境内名山秀域随处可见,寿山、白兆山等屡见于诗中。《山中问答》云:“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诗人隐于碧山,并非仅仅为碧山之幽雅美丽而“心自闲”,实乃远离尘市繁嚣,内心宁静,意念幽远之写照。显然,诗人早已为安陆一带林野秀逸的自然环境所吸引。他向慕的是像白毫子那样“拂花弄琴坐青苔,绿萝树下春风来。南窗萧飒松声起,凭岩一听清心耳”(《白毫子歌》)的生存状态,如高士庞德公那样“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因而他在《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对其隐逸生活十分陶醉:“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壸虽冥绝,鸾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连。……独自林下意,查无区中缘。永辞霜台客(刘侍御),千载方来旋。”

看来,李白确实在隐逸中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大夸寿山“产随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宝,尽宇宙之美,殚造化之奇。方与昆仑抗行,阆风接境,何人间巫、庐、台、霍之足陈耶!”之后,又阐明其隐居其间之美,并谓“乃知岩穴为养贤之域,林泉非秘宝之区”;然后道出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理想的从政方式,那就是:“弄之从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这样即产生“童颜益春,真气愈茂”之效,以实现“倚剑天外,挂弓扶桑……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目标和“申管燕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政治抱负。他打算在功成业就之后,就像历史上著名政治家陶朱、留侯那样云游四海,再入山林为隐士。

由此不难看出,李白的隐逸并非为隐而隐,而是由隐居后再入朝廷步入仕途,功成名就之后也不恋栈,而是再回到自由闲适的隐逸生活中去。值得注意的是李白于开元十五年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的结合,从此在安陆定居。他与许氏新婚燕尔必然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赠内》:“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詹瑛认为“疑是初婚后与妻戏谑之调”,良是。

李白在江陵结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是他初出蜀时一段极重要的社交活动。他在《大鹏赋》序中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司马承祯(子微)是当时极负盛名的道士,曾先后受到武后、睿宗、玄宗的多次召见,倡“主静去欲”说,是道家中的重要人物。他美称李白有仙风道骨,自然是可得道家奥义的佼佼者。这对李白声誉的提升和道家修养的精进意义重大。李白在《大鹏赋》中也以志向高远的大鹏自况,而以希有鸟以喻司马子微,足见二人甚为契合。彼时司马子微早已名满天下,而太白只是年甫26岁的青年,却受到司马子微的称许,可见太白的神情气质和未来发展何等可观。

综观李白漫游襄汉之时,其创作激情的高涨和社会声望的鹊起是其快意的主要内容。就创作而言,据我不完全的统计,李白在酒隐安陆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创作了近百篇诗文作品。他大约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春夏之际,经南阳赴长安,结识了贺知章、崔宗之及玉真公主等人。而贺知章称其为“谪仙人”,更使之声誉大增。他不仅抒写题材广泛的山水之章、咏史怀古之行,还有隐逸之乐、游侠仙游诗歌,而且其诗歌名篇《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江上吟》也问世于首赴长安和归返安陆期间。此外,蜀中山水孕育了李白的聪明才智,巴蜀文化奠定了“谪仙人”浪温基因;入襄汉后,荆楚文化熏染了他的奇情壮采,为浪漫的年青诗人着上恢宏幻谲的浓重底色。这些显然都是李白的收获。而新婚的甜蜜等等都是李白在安陆(以此为中心)的快意而惬意生活的基本内蕴。

生活原本丰富多彩,宛若变幻万端的多棱镜一般,既有开心写意之时,也难免失意徬徨。李白的襄汉生活也大抵如是。他在《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就有:“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此诗之核心内容是功业未就,岁月蹉跎。此外,衰病缠身,久无起色。家乡路遥,故旧揆违……如此多的烦人情景纠结于一气,真不堪为怀了。而《秋夕旅怀》则云:“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辉。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落,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秋风送嫩寒,芳草凋零,游子天涯归无计,当此之际,含悲忆故土,达观乐天的诗人也控制不住悲伤情绪而潸然泪下。当然这里不仅仅是浓浓的思乡念旧,必然涵容有功业无着的悲慨。

李白原本就是情愫极为丰富之人。当他刚离巴蜀,始入江汉即已产生浓厚的思念故园之情:“汉水波浪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而在《江行寄远》也谓:“别时酒犹在,已为异乡客。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早春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则云:“白遐穷冥搜,亦以早矣。海草三绿,不归国门。又更逢春,再结乡思。”

李白在安陆的最大的失意莫过于开罪于地方长官。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云:“白,嵚崎历落可笑人也。虽然,颇尝览千载,观百家……而遥君侯,窃疑魏洽,便欲趋就,临然举鞭,迟疑之间,未及回避。且理有疑误而成过,事有形似而类真,惟大雅含弘,方能恕之也。”根据这段文字,乃是李白误认李长史为魏洽而未能及时回避彼之车驾,冒犯尊严带来的麻烦。为此太白向李长史表白自己本极周慎,又重视自身修养和品德操守,希望李长史原宥。因为当时李白与友人醉酒(饮以狂药)而失态。而且“敢昧负荆,请罪门下”,并献上自己近作以示悔过。此李长史即京之,其跋扈飞扬竟使李白为之折腰摧眉。与当年李白在蜀中向礼部尚书、益州长史苏颋路中投刺受到礼遇的情景相比,何啻霄壤之隔!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献诗《春游苦救寺》《石岩诗》和《上杨都督诗》均已亡佚,足见李白作品散失之严重。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身世,称美裴长史“贵而且贤”,是希望裴能对自己“颇工于文”有所眷顾。据李白在文中称裴仪表不凡,“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于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如此饮誉社会的裴长史自然是处于困顿之际的李白希望结识的援手。

李白对裴“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之际,“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不料遭人诟谤,谗言惑听:“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为此,李白向裴直陈其冤,希冀其“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李白遭人诽谤和被酒误撞李长史车驾可以说是他居安陆期间最为郁悒之事,虽经他一再申辩陪情认错,却是大伤自尊的失意霉头。《容斋四笔》对之大惑不解,并云:“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布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白自序其生平……其存交重义如此。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其养高忘机如此,而史传不为书之,亦为未尽。”洪迈为傲岸不羁的李白受辱于地方长史鸣不平是可贵的。然则英雄俊彦不遇之时,神龙困于蝼蚁乃历代之通病,东方朔在武帝面前倾吐其不幸曾云:“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中,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李长史、裴长史之流若不被用,能有如此威风么!李白在安陆之时,功业未就,名未甚振,尝曰:“吁咄哉!仆书室坐然,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何幽愤潦倒之甚矣!而岁月流逝,渐至中年,喟叹之情和失意之绪何其深也:“而金骨未变,玉颜已缁,何尝不扪松伤心,抚鹤叹息!”他此时感到坎坷窘困的缠绕,悒郁难展的苦闷:“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微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

而他在《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中也谓:“屈指乡路,还疑梦中:中襟危栏,宛若空外。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功业空茫的叹息中杂以乡愁,怀才不遇的悲怆中深感孤独。如此遭际,自然不难理解李白请罪于李长史,低眉于裴长史,请托于韩荆州了。

李白寓居安陆期间,处境微妙,心情复杂,惬意与失意并存,欢畅与坎廪夹杂,是他一生中较为曲折而颇难厘清的人生遭际。用他的话来说:“少年不得意,落魄无安居。愿随任公子,欲钓吞舟鱼。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对于“少长江汉”的李白,深感“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倾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的境况并非夸张。尽管如此,他在向李、裴长史陈情剖白心迹之时,也还时露傲兀:“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鹤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上安州裴长史书》)

母庸讳言,李白安陆处境时或尴尬。他在后来得意之时还不掩饰其时的窘境:“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可是,一旦得意之后,情况骤变:“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胆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真上青云生羽翼。……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念家李白范文10

阔,阔不过蓝天;深,深不过大海;美,美不过家乡。

着名建筑

纪念馆的建筑风格融地方特色、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格调为一体,分上、中、下三层。一楼建有图书室、阅览室、会议厅等。二楼建有办公室、会议室、研究室、接待室、贵宾室、珍藏室、书画厅、影视报告厅。三楼建有瞻仰厅、展厅。

牌楼式的南大门,用黑色花岗岩做成的门匾上,镶嵌着“李大钊纪念馆”六个苍劲有力大字。进入纪念馆,迎面是八根功绩柱,呈六棱形,用淡红色毛面花岗岩镶砌而成。在纪念广场东西两侧的浮雕墙上,镶嵌着八块高1.2米、宽5米的大型汉白玉浮雕。从纪念广场北端,登上台阶,可瞻仰大厅。进入序厅,东西两侧墙上镶嵌着反映李大钊当年发动工农革命运动场面的浮雕的瞻仰大厅内,正面安放着李大钊汉白玉雕像,东西两侧是展厅,展览以目前搜集到的有关实物、图片、文献等,展示李大钊伟大的一生和光辉的业绩。

邻里和睦

在乐亭,只要一出门就可以听到问候声,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温暖人心的。记得一个晴天,我听到了一声“哎呦”,急忙跑了过去,原来是王爷爷摔倒了,扭到了腰,我想扶起王爷爷,可王爷爷却爬在地上无法动弹了。正在这时,李叔叔经过,看到王爷爷摔倒,立马抬着他去了医院。

爱护环境

乐亭处处风景如画,引人入胜。不信,你看:植物园里的小草长出了绿色的嫩芽,花儿露出了迷人的笑脸,绿树伸出了茂盛的枝条,多美丽啊!还记得那一幕,一个小女孩将掉在的上的废纸捡了起来,放进了垃圾箱,随后,她身后的妈妈说:大地公公和我一样爱干净的,如果把他衣服弄脏,他会不开心的。

家乡如顺风,吹起将要启航的白帆;家乡如明灯,照亮黑暗中摸索的路;家乡如暖阳,驱散人心头的寒冷;家乡如春雨,滋润出希望的嫩芽;家乡如彩虹,其美丽让人终生难忘。

六年级:夏忆雪

念家李白范文11

关键词:儒家思想 现代革命理念 宗教情怀

《黑白李》是老舍在193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虽是“听来的故事”,但他由“听”触摸到这场事件的余波,由此塑造出两个鲜明的形象――黑李和白李。时隔11年,无独有偶,《四世同堂》这个堪称“长篇巨制”的作品同样来自“听来的故事”,也由此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如祁瑞宣、钱默吟和冠晓荷等。笔者试图通过分析黑李、白李和钱默吟的形象来探讨老舍创作思想的变与不变。

一、“守望传统”

北京是传统文化的中心。老舍生于斯长于斯,在文学创作中更是满怀热情地将情感播撒在这片沃土中。老舍曾这样表达他对北平的感情:“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写它。”[1](P62)正是对北京有深厚的情感,老舍笔下的人物充满浓厚的传统气息。

在《黑白李》中,哥哥黑李把喜欢的女子让给弟弟白李,宁肯把家产都给弟弟也不答应分家的要求,这些按照黑李的说法是“不能因为女子失了兄弟们的和气”[2](P93)。按白李的说法是“又是那一套――母亲去世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不是说咱俩老得和美吗?”[3](P96)。这种为维护“兄弟们的和气”和遵循长辈的遗愿暗示黑李是传统孝悌思想的承袭者。“不管是其在恋爱问题上表现出的谦让态度,还是在分家问题上的反对态度,其指向都是在于维护家庭关系的完整,保证血缘关系的延续和存在。”[4]孝悌是仁之本,维系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悌思想是仁的基础。《论语・学而》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本与!”[5](P2)“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而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基础,老舍抓住传统思想的核心塑造出一个极具传统精神的形象。除此,小说通过车夫王五口述写出了黑李对底层人们的关怀与体恤,体现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再以车夫的陈述为例:“二爷是好人,不错;可究竟是个主人。”“主人”一词是与“奴仆”对举的,只有存在等级尊卑才会有“主人”。追本溯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坚定地维持带有礼法色彩的等级秩序,而“主人”一词含蓄地表现黑李思想中儒家传统“礼”的思想。通过王五“美中不足”抱怨式的陈述,也流露出老舍对传统思想审视与批判的态度。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将传统思想主要熔铸在钱默吟身上。钱默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老舍便用“他们对人,无论是谁,都极有礼貌,可是也都保持相当的距离”[6](P13)写出钱默吟的隐士风格,继而又道出他的日常生活:“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7](P14)只关心诗酒花是传统士大夫追求高雅但悠闲散漫的一面。这与黑李“转转这个,转转那个,把红鱼要一点不差的朝着他”[8](P93)“茶碗上的花纹摆不齐都觉得不舒服[9](P99)”一样。尽管老舍时时流露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但这种将生活过分地“艺术化”也让老舍清醒地看到文化“过熟”的局限。如果只通过诗酒花就说钱默吟是一个传统士大夫远远不够,真正体现传统精髓的还在人物的内在品质。在面对敌军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中,钱默吟岿然不动。小说通过人物心理活动表达人物性格:“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去,现在他须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10](P443)由饮酒作诗的隐士变成反抗复仇的战士,钱默吟变化巨大,但是不变的是他受传统文化熏陶形成的忠义、献身的品质,这种品质只有在国家、民族受到威胁时才会凸显。钱默吟曾对利诱他投降的敌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11](P456),这里的“节”是民族气节,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从黑李到钱默吟,老舍塑造了两个散发浓郁传统气息的人物,作者站在文化审视的高度,肯定了优秀的传统思想,对文化“过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表达了忧虑。

二、“杀上前去”

在《黑白李》中,白李身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现代革命色彩。为了革命志向,白李要和哥哥“一刀两断,各自奔前程”。通过车夫的话:“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12](P103),“抱不平”是白李为劳苦大众发启蒙之声,流露出平等的革命意识。从《赵子曰》的李景纯、《离婚》的丁二爷到《黑白李》的白李,老舍的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从个体的刺杀行动走向群体暴动的转变。但是由于老舍没有系统的革命理论和主张,再者这个故事是“听来的”,所理解的暴动目的很浅显,认为砸毁电车道是为了维持拉车的生计。这种不熟悉与不理解使得老舍对白李着墨不多,白李的革命带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性――与黑李闹是“借题发挥”、不知不觉失踪以及向黑李要一千块钱。按照小说的表述,老舍试图塑造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老舍对二人的情感有倾斜偏重。在说那个女子时,白李用了“女玩艺”这样一个蔑视人的称呼,在追求方面,白李更是“蓄谋已久”,表现出对人的不尊重和对情感的否定:“我专为和老二捣乱,才和她来往;不然,谁有功夫招呼她?男与女的关系,从根儿上说,还不是的关系?”[13](P95)而黑李却是“郑重的向她磕头”。就算磕头再不好,可以推论老舍更反感白李的行为。“在老舍笔下,总是旧人物更可爱一些,而新人物却讨厌的居多”[14](P247),一语中的,道出了老舍的文化倾向影响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而“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情感选择和价值较量,老舍最终在叙述语调和叙述立场上都将天平砝码加在了传统的一端,情感天平最终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全文充溢着褒黑贬白的情感偏重。”[15]所以在作品最后,老舍并没让组织工人暴动的现代人白李完成他的使命。在30年代老舍对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理念探索的结果是老舍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中又回到了传统。

老舍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理想,如果说在30年代他只是受到反映时代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理论的一些影响,那在40年代创作的《四世同堂》已经融入了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反思,从白李到钱默吟,反映了老舍从传统思想向现代革命思想的转变。抗战后钱默吟的思想和行为不但是对白李的突破与改变,同时也是对抗战前传统文人钱默吟的调整与转变。钱默吟的抗日行动来自现实的教训――家破人亡,这有别于老舍理解的白李们为了生计而发起的暴动。这种反抗是实实在在地做实事:“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16](P179)钱默吟的行动不再是白李带有神秘性的暴动,它是一个个具体的行动,而且带有强烈的国家至上色彩。抗战前,钱默吟处处显示出传统士大夫的悠闲雅致,但是在面对家破人亡的现实和国家危亡的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节瞬间将安于书斋生活的诗人推到了最前线。如果说当初老舍不能理解白李组织车夫暴动,那么在钱默吟身上老舍已经让他洋溢着强烈的革命色彩。如果说抗战前的钱诗人是不谙世事的隐士,那么国家危亡之际的钱默吟已经变成了充溢民族气节的英雄。

三、回归宗教

老舍是一个与宗教有密切关联的作家。“他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是多元的,有的是来自佛教文化,也有的是来自基督教文化,还有的是来自伊斯兰文化。”[17](P50)他自己曾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宗教文化痕迹。

在《黑白李》中,尽管黑李有浓厚的传统思想,但与白李失去联系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他开始进礼拜堂去祷告,唱圣诗,看《四福音书》,并且戒了酒,还说出“劝人为别人牺牲”的话。小说中有两处写黑李受刑前和死后的神态,“前面坐着的那个,闭着眼,额上有点汗,嘴唇微动,像是祷告呢”和“他的眉皱着点,嘴微张着,胸上汪着血,好像死的时候在祷告”[18](P106)。“祷告”是宗教的仪式,老舍在描写黑李被示众、枪决的情节时,与《四福音书》中耶稣赴死的情节惊人地相似。从黑李进教堂起,老舍再没有给黑李一点传统的色彩,从浓厚的传统氛围向基督教生活和思想的转变是老舍在塑造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的转变,宗教是黑李的归宿。

《四世同堂》中,不仅有老舍的基督教情结也有佛教情怀。“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19](P447)钱默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体悟了耶稣的伟大精神,并且鼓励青年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作无畏的牺牲,珍惜生命,同时在关键时刻又要宁死不屈,坚守民族气节。也通过祁瑞宣的心理活动彰显出钱默吟耶稣式的牺牲和献身精神:“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20](P81)

但这并不是最后归宿,老舍最终让佛教的宽恕、博爱拯救人的灵魂。面对儿子仲石、孟石的牺牲,老伴的离世,复仇的念头使钱默吟疯狂,他甚至要给还未出生的孙儿取名“钱仇”。在明月和尚的影响下,钱默吟将对敌人刻骨铭心的仇恨转变为讲恕道,讲博爱。“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21](P180)他将给爱孙拟的名字“钱仇”改为了“钱善”。这种转变值得珍视,如果投入抗战是外在的转变,这种由仇恨而宽恕的转变则是人内在心灵归属性转变。“这样,我又找到了我自己,我又跟战前的我一致了。”[22](P180)尽管这种转变也是在宗教的影响下发生,但是这不同于黑李从传统向宗教的转变,那种转变的结果是生命的戛然而止,佛教思想转变的结果是生生不息,达到心灵的平和,这也正显示出老舍对佛教修心作用的认同。

注释:

[1]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6][8][9][12][13][18]老舍:《老舍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方岩:《论老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7][10][11][16][19][20][21][22]老舍:《四世同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14]汤晨光:《老舍与现代中国》,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王俊虎:《“守望传统”:老舍文学创作的不变情怀》,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念家李白范文12

关键词:李白 男权意识 女性诗 物化

盛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多种文化交融的开放时代,诗歌内容的丰富便是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在诗歌领域的体现。《全唐诗》近五万首诗中,涉及妇女的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中以描写妇女为主的诗大约有六千七百首。而这一时期伟大的诗人李白直接或间接描写到女性的作品有80余首之多,约占总书1/10,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描写题材之广、主题开掘之深、艺术视角之全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李白凭借其真挚的思想感情,通过对各种类型女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妇女状况。

一、女性存在的“物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文化,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陪衬与附庸,男权话语几乎剥夺了女性全部的社会生活权利。处于这一时代的李白,其诗歌无疑也深深地烙上了男权话语的印记。由于女性在男权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女性成为男性赏玩的对象而渐趋物化。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提到:“她(女人)完全是他者,是完全的次要的全部。作为他人,她和她的本身是不同的,至少在男人想象中她是不同的。”[2]在男权话语主导的社会中,物化了的美女形象不过是男性诗人创造的灵感。如克罗齐所言:“老美学家鲍姆嘉登劝诗人借骑马,喝不过量的酒,并且(如果他们无邪念)看美人来找灵感。”[3]

“诗仙”李白亦难逃其窠臼。王安石就曾指出:“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4]唐代性观念开放,武舟在《中国生活史》中写道:

唐代不仅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个性自由比较发展的时代……从宫廷到都市,从贵族到民间,不仅男子可以纳妾狎妓,寡妇也可以改适他人;至于公主、士子私恋的风流韵事也屡见不鲜……[5]

唐代携妓之风广为盛行,皇家有梨园、教坊,官僚们也有自己蓄养的女妓。当时的妓,即女奴,对于她们,可以教之习歌舞,也可以把她们作为自己的侍妾,或者作为器物一样赠送给别人,李白就曾把自己的金陵子送给卢六,他还写诗以纪念这件事,如《出妓金陵子呈庐首》(其一):“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诗题目中的一个“呈”字将金陵子作为人应具有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剥夺了。李白站在传统男权文化的立场上,将作为美的化身和倾慕的对象来抒写,是自身情感缺失的体现,的存在,实质是男性借这种补偿得到灵与肉的统一。而且他们对能有一技之长,或懂音韵,或擅歌舞,或通诗词,或博棋琴,只有这样才能为士大夫所赏识。《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长安有平康坊,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游谒其中。诗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6]

诸多的诗人都与名妓薛涛有往来,他们因为艺术旨趣相投而走在一起,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李白与金陵子的交往便是如此。他们的这种狎妓心态正体现出男性希望借此种方式实现灵与肉的和谐完满统一。

二、美女物化与诗人的政治之恋

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赋予了君臣、父子、夫妻以同构的关系,美女在父权夫权的统领之下,逐渐被抽象成美的代名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个赋予了审美内涵的对象,她们常常成为诗人自我形象的象征,同时,也暗含着诗人们浓郁的政治之恋,美女常常成为暗示政治仕途的一种象征,众多的女性题材的诗歌含有浓厚的比兴色彩和政治色彩,表达着失意诗人的政治之恋。受这种写作传统的影响,李白的女性题材诗歌也有许多表达的是其政治之恋或者是政治失意之感。用美人对君王的思慕和追求来表现“怀才抱艺之士,唯恐未见用之时而老之将至,思得君子而附离,与共爵位而用世也”。《感兴六首》中的瑶姬、宓妃是天上的仙姝,姿色绝艳,风采出尘,然而,君王并不宠幸她们,她们对君王也是同样,“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宛转入宵梦,无心向楚君”。这些女性形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折射,表达着对玄宗的不满、愤慨以及自己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感伤。看来,诗人虽想追求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一体君臣”关系,只是这种想法终难实现,虽曾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自负和狂喜之情到最后也不过是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告终。被赐金放还的结局如同男女爱情的破裂一样,李白是政治上的失恋者,“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

此外,李白女性题材诗歌中还有一些是借遭妒的女子形象来表达自己因才高而被遭妒遭谄这一深意的,如《玉壶吟》中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于阗采花》中的“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等等,都是在抒发自己因被杨贵妃、高力士等所谗而遭到君王抛弃的怨怼之情。虽如此,李白在内心深处还是深深地眷恋着自己心中的君主,只是他虽有“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但他遇到的早已不是早期励精图治的明君李隆基了,而是声色犬马的唐玄宗,玄宗只是想把他作为朝廷的装饰品,这让胸怀大志、有着强烈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李白非常苦闷,李白通过女性题材所表达的政治之恋其实体现出的是夫妻――君臣二人的关系,在这二人关系的追求与失落中,李白上演的不过是一场悲剧而已。

三、女性对男权的依附与僭越

李白笔下依附于男性的女性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慑于皇权之下的上层贵族妇女。在封建社会,后妃们虽然有着显赫的地位,但同样也受着社会、家族、男权的多重压迫,昔日她们凭借年轻和美貌获得君王的恩宠,但色衰恩弛之后等待她们的却是无尽的幽怨。《宫中行乐词八首》、《阳春歌》等表明她们衣食无忧,生活奢华,但《怨歌行》中的“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又何尝不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们身上深刻地揭示了男权制下的唐朝女性“第二性”地位的卑微命运。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超越时代的传统伦理秩序而对真龙天子乃至整个社会体制产生怀疑和否定,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可怜的女性。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看来,实则是一部女性被压迫被奴役甚至被丑化讽刺的历史。

第二类是困于夫权之中的思妇、怨妇、弃妇形象。李白写的女子相思之情的诗尤为多。如描写少女朦胧含蓄的思春闲愁,如《玉阶怨》、《渌水曲》等;描写思妇对在外举仕、漫游、为官以及经商的丈夫的缠绵悱恻的思念,如《乌夜啼》、《久别离》、《代赠远》、《长干行》、《独不见》;或者描写征人妇对戍守边塞的丈夫的不满、关切、思念、希冀,如《北风行》、《子夜吴歌》、《黄葛篇》、《思边》等。这些艳丽多情的女性形象往往对男性抱有一种强烈的思和怨,情感处于热切渴求状态而又求之不得,这些形象,正是男性标榜自身、突出男权中心的体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妇女没有经济地位,不得不依赖丈夫,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封建伦理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对女性的极大压迫,她们无名分无地位,“一贵复一贱,关天岂由身”(《中山孺子妾歌》),“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白头吟》),“不叹君弃妾,自叹妾缘业”,被抛弃了却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女子命运的悲哀实是让人感伤、哀叹。

李白在用饱含同情的笔触倾诉了妇女的不幸的同时,又写了对男权做出挑战的女性形象。如《东海有勇妇》刻画了一位“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刚烈的女子形象。她有着高超的武艺,通神的剑术,勇敢无畏的精神,面对仇人,大义凛然“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字里行间无不是对勇妇侠义精神的歌颂和赞美。她们身负不共戴天的大仇却无法申冤,才导致复仇行动的出现,李白对侠女勇妇行为的描写其实是歌颂不为的弱者,是对封建社会秩序大胆的挑战。

此外,还有活泼、大胆、俏皮、佻达的女子形象,如《越女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她们有着天真纯朴的一面,展现着自己真实的个性。而胡姬这类的形象更是颠覆了男女之间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唐时女性较为开放,不女都走出门外,甚至从事社会职业,如《金陵酒肆留别》有诗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吴姬们在酒店里张罗待客不过是当时女性生活的一个表现而已。这些女子的行为都是在努力挣脱着男性给她们的束缚,而去展现自己真实的个性风采。

总之,在李白笔下塑造的这一系列的女性,从上层贵妇到下层民女,从东海勇妇到弃妇怨女,从女道士到女仙人,从侠女勇妇到女妓,这些形象身上无不倾注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她们作为一种意象被纳入了男性视角和思维模式中,展现着传统男权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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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113.

[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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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舟.中国生活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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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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