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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存货；存货投资；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9月5日
存货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尽管存货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但是其波动程度很大，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构成部分。鉴于存货投资对经济的重要性，本文从理论上介绍了存货投资的概念、统计方法、基本理论、最近的理论进展以及存货理论的应用，以期对关于我国存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存货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一）存货与存货投资。存货的持有者主要是生产部门与销售部门。对生产部门而言，存货不仅包括产成品，而且包括在制品、半成品和原材料等；对于销售部门来说，存货则主要指未销售出去的商品。存货投资指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初期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投资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上升，负值表示存货下降。此外，基于产出和收入的角度，存货投资作为当期总产出与总销售之差，是GDP的构成之一（许志伟等，2012）。
（二）存货投资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基于美国的实践，我们讨论统计存货投资的数据来源和估计方法。一般而言，用于估计存货投资的数据来源非常广泛，不同部门的数据来源也不尽相同。为了将各种来源不同的数据调整成国民收入账户（NIPA）中的对应概念，需要使用一定的估计方法。目前，主要的估计方法主要有四种：基年估计（benchmark-year estimates）、非基年估计（non-benchmark year estimates）、最近年份和本季度估计（most-recent-year and current-quarterly estimates）和数量和价格估计（quantity and price estimates）。更为具体的介绍参考国民收入账户手册第七章。
张涛等（2010）详细论述了代表性发达国家和中国存货指数的计算方法，具体为：美国的存货指数是由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编制，由采购经理人协会抽样调查和收集企业家对存货变动看法（存货增加、存货持平、存货减少）；存货指数的编制是分行业进行的，行业存货指数=（行业内存货增加的样本公司占比+0.5×预期下月原材料存货减少的比例）×100；综合存货指数是在行业指数基础上根据行业权重加权计算得到，每一个行业的权重是依据该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确定。
德国的存货景气指数由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IFO）编制，在调查7，000个制造、建筑、批发和零售企业存货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具体分为现在的状况和未来6个月存货的预期变化，存货现状分为三个状态：满意、不满意和很满意。未来6个月存货预期变化也分为三种情况：不变化、上升和下降。用“预期上升”的企业占比减去“预期下降”的企业占比，或用“满意”的企业占比减去“不满意”的企业占比，再除以基期计算得到的百分比就是存货景气指数；目前德国存货景气指数选择的基期是2000年，调查得出的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每月一次。
英国存货指数是自1992年开始，在调查制造业600家企业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其计算方法为：如果本期存货相对上期存货增加，赋予权重0.5，没有变化赋予权重0.5，下降赋予权重0，权重乘以相应的百分比相加即得到存货指数。英国在计算存货指数时，考虑了企业规模因素，大企业比小企业影响更大，因此大企业样本占比相对更高。
日本存货指数的编制方法与美国类似，覆盖日本制造业的近300家企业，包括小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和大型企业，其存货指数细分为产成品存货指数和商品采购存货指数。日本存货指数计算也采用按行业比重加权得到。
在我国，中国物流中心从2005年开始，根据其月度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将制造业存货指数和非制造业存货指数作为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一个子项按月编制，并于每月9日公开上一个月的计算结果；其中，制造业存货编制共涉及730余家企业，分为原材存货指数和产成品存货指数，同时按行业不同，编制分行业原材料和产成品存货指数；非制业存货指数编制涉及1，000余家企业，不存在原材料存货指数和产成品存货指数的区分；其体编制方法（以制造业原材料存货指数为例，产成品存货指数编制方法与此类似）是：原材料存货指数=（受调查企业中预期下月原材料存货增加的比例-0.5×预期下月原材料存货减少的比例）×100。
此外，国内有一些学者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季度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按照国外通行的计算方法，进行过计算中国存货指数的相关研究。陈杰、刘妹威（2008）以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工业企业景气状况设计调查问卷”为基础，借鉴国外存货指数的计算方法并结合中国企业景气调查制度的特征，提出了中国存货指数的设计方案。王作春等（2005）则以国内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数据为基础，通过推算的方式获取个体存货景气指数，再以加权的方式对各行业存货景气指数进行汇总，进而获得总体存货景气指数。
（三）理解存货与存货投资的重要性。尽管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不同国家、不同年份均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角度看，这一比重都很低。例如，1956～1998年间，存货投资占美国GDP的平均比重为0.66%。1995年，存货投资占西方七国GDP的比重分别为：美国0.36%、英国0.31%、日本0.53%、德国0.47%、法国0.54%、加拿大0.32%以及意大利0.91%。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1992～2010年间，每年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5%左右。上述事实似乎意味着存货投资可能无法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事实上，理解存货投资对研究一国的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尽管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较低，但是存货投资的波动对一国经济波动的贡献较为明显。例如，美国战后经济的波动中，大约有1/3归结存货投资。中国经济中的存货投资波动也能够解释产出波动的20%。更为重要的是，存货持有量的变动大约可以占到季度GDP变动的60%左右（Fitzgerald，1997）。因此，理解存货投资变动的原因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Blinder，1990）；第二，企业的存货投资行为有可能会放大或缩小经济的波动幅度，进而成为技术和政策影响经济的重要的传导机制，并且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冲击来源或者说经济起伏的原因。
二、存货投资数据的统计特征
由于存货投资的波动在经济波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需要对存货投资的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存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国外的数据来看：Ramey and West（1999）通过分析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从1956～1995年的数据得到，存货投资只占GDP份额的0.5%，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15%）和消费比重（占GDP的2/3），存货投资的比重是非常小的。而根据G7国家1995年的横截面数据，得到各国占GDP的比重分别为美国0.36%、英国0.31%、日本0.53%、德国0.47%、法国0.54%、加拿大0.32%、意大利0.91%。此外Fitzgerald（1995）分析了美国二战后的存货投资数据，得出美国的存货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因此，不论从时间序列上还是从横截面上，从国外的数据来看，存货投资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十分微小的。
从国内的数据来看：相比较国外存货投资的特征，中国存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自己的特点，仅就该比例的这种趋势变化也可以看出我国市场化的进展。对于当代存货投资的特征，许志伟等（2012）分析了1992～2010年的宏观年度数据，得出中国每年的存货投资仅占GDP的3.5%。因此，通过分析中国存货投资数据，我们得到的结论和国外的数据基本是一致的，即存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地降低。
（二）存货投资的波动规模。相比较存货投资所占GDP的份额，存货投资的波动性是非常巨大的。早在1950年，Abramowitz就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衰退往往伴随着存货投资的急剧下降。而根据Alan.Blinder（1991）的计算，这一情况在二战后的历次衰退中仍是如此，他通过分析1948～1982年的数据发现，美国真实的存货投资变化占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87%。Ramey and West（1999）分析了二战后G7国家存货投资变动和GDP的变动，发现存货投资变动占GDP变动的比例保持在12%～71%的范围内。许志伟等（2012）分析了1992～2010存货投资和GDP数据，相比较存货投资所占的份额，发现其存货波动解释了GDP总波动的20%之多。所以，存货投资的波动规模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存货投资的顺经济周期性。在存货投资的研究中，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存货投资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放大作用。所谓存货投资顺经济周期性是指存货投资的波动趋势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是一致的（Ramey and West，1999）。Fitzgerald（1995）计算了美国1948年到1991年历年存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变化比较发现，存货投资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存货投资周期性的波动规模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规模基本相当。Blinder and Maccini（1991）发现二战后，在美国衰退的时期内，存货投资的下降和总产出的下降相伴随，并且存货投资的变化可以解释总产出变化的87%。Blinder（1990）在文章中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存货投资周期。Ramey and West（1999）分别计算了G7国家1956～1995年存货投资和销售额之间相关系数发现：所有国家的相关系数均为正，系数均值在0.1～0.2之间，并且通过VAR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结论是一致和稳健的。Yi Wen（2005）通过研究美国和OECD国家的总量数据，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波动区域上详细讨论了存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得出：在经济周期高频波动的部分，存货投资是逆经济周期的；而在经济周期低频波动的部分，存货投资是顺经济周期的。此外，存货投资的波动方差在经济周期高频波动的部分比较大，而在经济周期低频波动的部分比较小。Kahn（2002）通过分析美国数据发现：美国自八十年代起，总产出的波动规模较二战结束时期缩小了将近一半。Kahn等人通过构建宏观经济模型得出：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存货投资的变化（尤其是耐用品存货投资）是导致美国经济波动平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从国内研究来看，易纲、吴任昊（2000）考察了中国1979～1989年存货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得出：1979～1986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783869，即表现为明显的“顺周期”特点。而在1979～1989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24599，却表现为“逆周期”特点。原因就在于1987～1989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惊人的-0.92289，即存货投资的波动在那三年几乎完全是反经济波动而行的，即“顺周期”这一特点在1987～1989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其原因在于：在1987年、1988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需求十分高涨。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存货行为的“顺周期”特点日益明显。在1992～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存货投资出现了更高速度的增长，GDP波动与存货投资波动的相关系数为0.664865。而当1996年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之时，存货投资则以更快速度下降，在1996～1998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惊人的0.998304。张涛（2010）通过构建5，000户企业的存货指数与经济周期的数据得出：5，000户企业存货指数与经济波动周期能够较好地拟合，但存在约1～3个季度的滞后。许志伟等（2012）根据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产成品库存和原材料库存指数作为两种存货投资的变量，得到了原材料存货投资顺周期、产成品存货投资逆周期的经验事实。
（四）存货投资与销售额的正相关性。Ramey and West，（1999）分析了G7国家1956～1995年的数据，通过VAR模型分析，得出了存货投资于最终销售之间的正相关性，并得出了存货投资与销售额比例平稳性的结果。Kahn（2002）通过分析美国1953～2000年的数据，得出了美国存货投资与销售额之间正相关的性质。
三、关于存货投资的理论
这部分介绍文献中关于存货投资的相关理论：首先，我们介绍关于存货最为基本的生产平滑模型；其次，针对生产平滑模型存在的不足，我们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依次介绍对生产平滑模型的三个拓展；最后，介绍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有关存货投资的理论。
（一）生产平滑模型。生产平滑模型是文献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存货行为的基准模型。其基本想法是，当面临可变的市场需求且调整产出存在一定的成本时，企业具有持有存货以平滑生产的动机。在这一模型中，与不持有存货的情形相比，企业持有存货能够减小产出的波动程度（用方差衡量）。但是，为了使企业有足够的激励持有存货，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1）持有存货的成本适中；（2）随着产量的增加，成本上升的幅度足够大；（3）企业有足够的耐性，否则其平滑生产的动机就会减弱。
尽管生产平滑模型为分析企业存货行为的基准，但是其理论预测与存货行为的特征事实并不一致。生产平滑模型产生的两个可供验证的结论为：（1）销售的波动要大于产出；（2）存货投资的变动方向与产出相反。事实上，这两个结论均与数据不相一致（Fitzgerald，1997）。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一部分文献通过对生产平滑模型进行修订，使其产生与数据相一致的结论，还有一些文献则从新的角度考察存货的动态变化。早期的模型拓展都是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展开的。
（二）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存货理论
1、基于生产平滑模型的拓展。基于生产平滑模型的拓展大致分为三类：成本冲击、目标存货水平和非凸性技术。下面，我们就其基本思想依次加以阐述：
第一，引入成本冲击。通过引入成本冲击，产出会随着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当成本升高时，企业选择较低的产出水平，反之亦然。由于存货投资为销售与产出之差，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产出可能通过成本冲击这一途径产生比销售更大的波动。同时，存货投资也会表现出顺周期的特征。
第二，引入目标存货水平。与上述模型不同，一些文献引入持久性的销售冲击，并假定企业存在明确的存货/销量之比目标，且偏离这一目标会产生额外的成本。通过这些设定，能够使模型产生与数据相一致的特征。其中的逻辑是：设想t期销量意外增加并且企业的生产决策在冲击发生之前完成。企业会减少与冲击相当的存货数量。在t+1期，企业不仅需要使生产达到期望的销量（销售冲击是持久的），而且为了达到其存货/销量目标，其持有的存货数量也会相应增加。这样不仅会导致产出的增加大于意外销量的增加，而且还导致产出与存货呈同向变动关系。
第三，引入非凸性技术。即假定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企业的边际成本是下降的。这样，在某一时期内，企业增加生产导致边际成本下降，进而导致其增加生产的动机增强；而在另外一些时段内，企业减少生产导致边际成本上升，从而进一步促使企业减少生产。这样就产生了产量“扎堆”而非平滑的特征。
2、（S，s）模型。生产平滑模型适用于描述最终产品制造业的存货行为。但是，一些研究表明这部分存货的比重较低，只占到制造和贸易行业存货总量的15%。不仅如此，这部分存货的波动是最小的，而零售和原材料加工和提供部门的存货波动程度最大。关于存货的研究应该主要聚焦于此。
（S，s）模型着重讨论运输过程而非生产的时间安排，故而更适用于讨论零售和原材料加工和提供部门。在这一模型中，企业的决策方式为：首先，选择最优的数量s，当存货水平低于s时，企业不允许存货水平继续下降。当存货水平达到这一水平时，企业会订购存货，使其达到另外一个最优选择的水平S。只有当存货水平达到s时，企业才会追加存货。S-s称为最优份额。
在该模型中，由于产出会在0与S-s之间跳跃变化，所以有可能使产出的波动大于销售。但是，在将这类同数据对比时，会产生模型难以加总的问题，因为模型中没有代表性企业，而是需要讨论企业持有存货的分布。
（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存货理论。在分析上述模型过程中，假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是外生的，因此均为局部均衡模型。最近的研究将分析拓展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首先，Pengfei Wang and Yi Wen（2011）将企业生产-成本平滑动机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企业存货投资行为。具体而言，企业在面临成本不确定的情况下会对销量加以平滑。在成本较低时，企业扩大生产并增加存货，以防备当成本较高所导致的产出减少。这一模型不仅能拟合数据中顺周期存货投资与逆周期存货/销售比的特征，而且得出了存货能够放大和传导经济周期的结论。
其次，Yi Wen（2011）将无库存规避动机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存货的动态特征。在拟合美国经济周期和存货相关特征事实的同时，模型的结论是存货管理技术的进步反而会加剧总产出的波动。这是因为无库存规避动机会产生顺周期的存货价格（影子价格），这一机制能够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在经济高涨时抑制销售，经济低迷时鼓励总需求，从而缓解了经济的波动。存货管理技术的进步弱化了这一机制。
最后，Khan and Thomas（2007）将（S，s）模型扩展到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参数校准，模型能够拟合存货投资2/3的波动，并产生与特征事实相一致的特征，如顺周期的存货投资，较大的产出波动和反周期的存货/销售比等。但是，这一模型的分析认为产出的变动并没有因为存货的积累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顺周期的存货投资会将经济资源移出最终产品的生产，从而弱化了销售的波动程度。
四、存货模型的应用
一些文献通过将存货引入模型讨论相关的宏观问题。目前这类文献为研究的前沿，方便起见，我们此处列举两个例子：
（一）存货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有研究使用存货模型解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的现象，代表性的文献为Alessandria et al.（2010）。Alessandria et al.（2010）表明国际贸易中的两大摩擦——运输时滞（delivery lag）和交易成本的规模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其在国内贸易的情形。这两大摩擦都导致进口企业持有大量的存货，正因如此出口对冲击的反应要大于产出。
（二）新凯恩斯模型中的存货。通过将存货引入新凯恩斯模型，Lubik and Wing Keong Teo（2010）讨论了其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中实际边际成本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却无法观测，所以利用存货/销量比与边际成本的关系能够克服这一困难。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在NKPC框架下，存货对解释通货膨胀没有帮助。YongSeung Jung and Tack Yun（2012）通过Calvo定价模型中引入产成品存货，将当期通货膨胀表示成边际销售成本的函数，利用产成品存货与边际销售成本的关系生成的通货膨胀序列表明，即使不使用单位劳动成本边际成本这种传统做法，也存在较好拟合经验NKPC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1]Alessandria，Kabosoki and Midrigan.Inventories，Lumpy Trade and Large Devalu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
[2]Fitzgerald，T.Inventories and Business Cycles：An Overview[J].Economic Review，1997.
[3]Khan and Thmas.Inventories and Business Cycles：A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S，s）Polic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
[4]Lubik and W.K.T.Inventories，Inflation Dynamics and the New Keyesian Philips Curve[J].Working paper，2011.
[5]Ramey，V.and K.West.Inventories[C].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1999.
[6]Wang and Wen.Inventory Accelerator in General Equilibrium[J].Working paper，2009.
[7]Wen.Input and Output Dynamics[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1.
[8]Jung，Y.S.and T.Yun.Inventory and the Empirical Philips Curve[J].Journal of Money，Bank and Credit，2013.
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有力推动下，美国经济不仅保持了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佳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同时并存。然而，好景不长，从2001年第一季度开始，美国经济走势突然发生逆转，经济增长率持续大幅下滑，失业率节节攀升。美国经济形势的这一转变，标志着“新经济”扩张阶段的结束和衰退阶段的到来。事实证明，“新经济”的发展虽然可使经济周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周期本身，那种认为“新经济”可以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一、“新经济”与经济扩张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论短期或长期，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函数，而且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增函数，即总产出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因此，从理论上看，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越快，失业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但是，和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不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出现需求冲击，则高增长伴随高通胀；如果出现供给冲击，则低增长伴随高通胀。因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确定，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第一种组合：高增长，低失业，高通胀；第二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第三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其中，前两种组合比较常见，而且一般说来，第一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二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第三种组合则极为罕见，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走出战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期中最长的一个。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业率就会维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1992~199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6%，1996~1999年更是高达4.1%，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持续走低。1992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进一步下降为4.02%，创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5.4%，而1991~1999年平均仅为2.6%。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高两低”的良性运行态势，标志着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种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同时并存。这种组合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
美国新一轮经济扩张阶段中呈现出的“一高两低”的运行态势，与“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同于物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知识。因此，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差别，不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有无，而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质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而知识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低，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知识产品的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这一事实，说明知识要素的投入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要素的投入主要发生在知识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阶段，知识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变投入生产出来。因此，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大，可变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小。因为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的，而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动平均总成本下降的影响超过了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平均总成本上升的影响，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平均总成本一直递减的特点。反映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则以减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生产成本从每秒百万条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缓慢。信息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从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高达2.8%，其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不仅自身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的广泛运用，还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由20世纪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而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会使生产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增加。换句话说，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另一方面，总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又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适应性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不断右移，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导致“新经济”扩张阶段出现的机制，还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来说明。众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负倾的，反映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的过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的过程。因为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同时下降，所以，作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轨迹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正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说明总体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因此，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不是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是说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形状。
二、“新经济”与经济衰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以后，学术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有人甚至断言“新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周期的终结。然而，正当经济学者为“新经济”的发展而喝彩之时，美国经济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GDP的增长率从今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2000第四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还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个季度，这一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0.5%、0.3%和-0.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4.9%，与失业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持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确定无疑。
如果说美国“新经济”扩张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经济”衰退阶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总需求的减少对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总需求的减少首先意味着总需求曲线不断向左移动。总需求的减少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价格下降，非计划存货增加，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企业对此作出的反应只能是减少供给。因此，总需求曲线的左移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的适应性左移。而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同时左移，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正是经济衰退的典型特征。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同时左移导致美国“新经济”衰退阶段出现的机制，也可更方便地运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来说明。因为这一变化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所以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同时左移的过程，也就是总体经济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过程。总体经济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说明美国“新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的阶段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总需求的减少对美国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总需求的减少首先意味着总需求曲线不断向左移动。总需求的减少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价格下降，非计划存货增加，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企业对此作出的反应只能是减少供给。因此，总需求曲线的左移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的适应性左移。而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同时左移，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正是经济衰退的典型特征。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同时左移导致美国“新经济”衰退阶段出现的机制，也可更方便地运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来说明。因为这一变化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所以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同时左移的过程，也就是总体经济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移动的过程。总体经济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说明美国“新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的阶段
宏观的经济周期对于个人理财有重要的影响。树立理财的信心和长期投资的理念，周期转换时提前布局，家庭理财中占尽先机也就不难了。
经济学上通常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定义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历史已经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这样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在了解经济周期性的特征后，应该树立起理财的信心和长期投资的信念，在周期转换时提前布局，在家庭理财中占尽先机。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当下，普通投资者普遍存在“一朝被‘基’伤，十年怕投资”的心理，担心财会越理越少，相信现金为王、保本就好。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了解经济周期的规律，知道目前这种状况只是经济循环周期里的一个阶段，就能坦然面对衰退甚至萧条，期待复苏。我们大可不必为暂时的投资失利丧失理财的信心，通过这次危机，真正把理财培养成为一种习惯，继续关注理财市场，积极寻找投资机会。
投资是场持久战
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虽然能猜到结果，泡沫总要破灭的抑或经济总会好起来的，但很难准确地判断经济周期的拐点。坚持长期投资，是每个家庭在风险资产投资上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而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帮助我们坚持长期投资的理财方法就是基金定投(每月定期定额投资基金)，在目前相对低位开始进入，坚持等待下一个繁荣期。工商银行提供超过200个基金定投产品，目前申购还能享受费率优惠。
提前布局占先机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通常是反周期的，如果我们能把握好经济周期规律，就能预先判断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方向，主动出击调整家庭资产配置。利率政策是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之一，对普通投资者家庭资产理财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能够促进投资发展和经济扩张。当利率较长时间地处于较低水平时，一些和经济景气高度关联的投资品应成为家庭资产的主要配置方向，例如股票型基金、股票等，它们能让我们分享到之后经济繁荣带来的收益。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为了收缩市场流动性，令经济不至于过热，往往会提高存贷利率。在预期升息周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尽量选择短期限的定期存款，也可以选择提供分段计息的保险理财产品。当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时，为刺激经济发展，政府便会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进入降息周期。这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配置较长期限的存款；另一方面，进一步的降息预期将给投资长债市场带来较好的收益，作为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将主要资产配置在债券基金上，从而分享这部分收益。当降息预期减弱时，可以根据情况再调整各类资产的分配比例。
经济周期&生命周期
了解经济周期还有助于我们结合自己的生命周期来安排投资决策。我们一般把生命周期大体分为六个阶段：探索期、建立期、稳定期、维持期、空巢期、养老期。当我们做投资决策时，不仅会考虑所处的生命周期，同时也要结合当时所处经济周期阶段特征。比如，我们在探索期遇到了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并经历从繁荣到衰退的过程，作为年轻人来说，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从头开始做投资，等待下个繁荣期的到来，所以投资理财决策相对激进；而如果我们在养老期遇到了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应该激流勇退、见好就收。
关键词：经济周期；同步程度；进出口
中图分类号：F12，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3-0088-05
2006年底，次贷危机在美国开始显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场危机就从美国扩散，迅速演变成危及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的失业率节节攀升，进出口萎缩，整体经济步入周期的衰退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在高速增长后出现下行迹象，特别是进出口额的大幅削减以及企业利润的大幅下降，使得我们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担忧。实际上，由于我国近些年实行的是外向型经济政策，整体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十分严重，因此，在中美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的同步程度如何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对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之间的研究上，尽管有不少学者都指出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同类型、不同体制、不同发展状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各有不同(M.Ayhan Kose eta1.，2003；Steve Ambler et a1.2004；C.Calder6n eta1.2007)，但是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步性的研究还是非常少。
S.Schmitt(1998)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他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很高，且加拿大不止总量经济受到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就业、投资、进出口以及贸易条件均受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M.Sensier and M.Artis(2004)对美国与欧盟集团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欧盟各主要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均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但是，Artis and zhang(1997)认为欧盟成立之后，欧盟各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明显增强，与美国经济周期的联系却在下降。不过以上这些观点。基本上都认同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进一步加强。但是，随着近些年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在实证检验中发现了与他们不同的观点。S.Ambleret a1.(2004)使用广义矩估计法，以20个工业化国家的季度数据，探讨国家间两两宏观经济总量相关的假说。他们对当前的主流BKK模型认定的国家间经济总量是高度相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结论表明，国家间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虽然大多数是正面的，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只是非常相似。D.Harding and A.Pagan(2006)采用他们自己定义的同步性检验方法发现，工业国在产出之间的同步性也是较低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更低于人们的预期(M.Ayhan Kose eta1.，2003)。
目前，我国对于中国与美、日等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分歧。秦宛顺等(2002)对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算，以此判断它们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得到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并不强，而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彭斯达、陈继勇(2008)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并
不高，特别是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不紧密。但是，陈昆亭等(2004)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通过对中美日韩各国经济总量的矩分析，他们发现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经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性。另外，中国同日本也有相当强的顺周期关系，特别是1978年后，两国的同步性关系很强。
从以上文献综述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问题还存在一些争议，对于我国与美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研究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单纯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或者GDP相关系数的角度对两国进行同步性分析所得结论并不一定准确，还要充分考虑两国经济内部的联系。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两部分探讨中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问题。第一部分，对两国的经济总量进行分析，对两类经济指标进行分析，查看两者的同步性。第二部分，对两国主要经济变量的同步性进行分析，从国家间经济联系的角度对同步性进行验证。
二、中美两国经济总量波动的同步性分析
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选取指标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总量绝对量的波动，即古典循环，另一种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即增长率循环，这两种指标分别代表实体经济的绝对波动水平与相对波动水平。由于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判断会受到指标选择的影响，因此本文对以上两种指标表示的循环分析进行分析，研究的对象是GDP增长率与GDP总量。对两者研究的时间范围，本文选择的是1978年～2007年。本文中方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美方数据则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对于中方绝对量的数据，为了统一口径，我们用每年末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其进行折算。
(一)中美两国GDP增长率循环的同步性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国，但是波动幅度也要大于美国。以90年代中期为界，中美两国GDP增长率走势的相似程度明显不同。1978年到90年代中期，两者的波动形态十分相似，经济周期的上下转折点出现的时间点也基本相同，除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之外，两者的波动幅度也大体上一致。但是90年代以后，两者的走势有了明显的不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率在出现一次大幅度的增长之后就进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收缩阶段，而美国在90年代经济增长是相对平稳的，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波动，直到进入21世纪初，美国经济才出现了下滑走势，但是此时中国经济已经从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波谷中走出，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复苏阶段。从图形上判断，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应该是中美经济周期同步程度应该是较高的，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两者的同步性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为了进一步从数字上证明我们从图形上的判断结果，根据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不同阶段，对两者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以判断两者在不同阶段的相关程度。因为同步性的判断多少受到分析方法的影响，因此这里采用三种不同的相关系数对两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进行检验，分别是皮尔逊相关系数、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以及肯达尔相关系数，这三种相关系数针对时间序列的不同特征给出所选指标的相关程度。
结合图形1，笔者将中美经济发展分类4个阶段。其中，重要的时间分界点为1989年与1999年。结果显示，1978～1989年，两者呈现出高度相关的特征。1989年以后相关系数出现明显变化，各相关系数大幅度下降，表明两者的相关程度大幅度降低。根据SPSS软件的双尾检验结果，两者相关系数为零的概率相当大。虽然2000年以后有所回升，但是相关系数仍然较低的，未能通过双尾检验。整个时间段来看，改革开放后至今的皮尔逊相关系数0.35，这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相仿。
从GDP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1989年以前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较高，而1990年以后经济周期并没有表现出同步性特征。这说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不同步的。
(二)中美两国GDP古典循环的同步性
现在来分析两国经济总量古典循环的同步性，选取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由于选择的是绝对量数据，为了剔除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对相关性的影响，本文选择最常用的HP滤波法和BP滤波法对GDP总量进行趋势项剔除。
图2来看中国GDP循环因素的峰谷落差与美国比起来还要小一些，且1978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中国的总量波动一直在零附近小幅波动，这说明中国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比较接近，但是美国在这段时间里则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中美经济总量上的巨大差距有关，毕竟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并不能因此判断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幅度高于中国。另外，1978～1989年间，中美两国在绝对量波动上并没有同步性特征，但是1985年到90年代初期，同步性明显增强，且从经济变化的上下转折点来看，各转折点出现的时间均十分接近。到了1995～2000年，这种同步性又发生了反方向的变化，两者的上下转折点几乎是反向相对出现，这表明当一国产能过剩时，另一国却产能不足，这说明这段时间两国的经济周期是负相关的状态。进入2000年以后。两者的同步性又明显起来，且波动的幅度明显加大。
下面根据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不同阶段，对两者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以判断两者在不同阶段的相关程度。表2显示，1978～1989年，两者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三种相关系数均没能在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1990～1999年两者的相关程度有所提升，但却是负相关状态，且依旧没有任何一类相关系数通过双尾检验。2000～2007年，两者的三种相关系数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两国的总量波动在这个阶段是十分同步的。1978～2007年的这段时间，中美两国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9，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其他两个相关系数也在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因此，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中美经济总量的绝对量波动还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
(三)两国GDP增长率周期同步性与古典循环周期同步性的比较
根据对中美两国GDP增长率与GDP循环波动因素的同步性分析，可以发现用增长率与绝对值表示的经济波动形势有明显的不同。从增长率周期的同步性上来说，中美两国只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同步性强，而从循环波动因素的同步性上分析，中美两国在2000年以后两者才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对中国古典循环数据的折算处理可能是导致1978～1989年两者同步性出现较大出入的原因之一。为了使中国的数据与美国数据统一单位，本文用历年的人民币中间汇率对GDP总量进行了折算，这种处理就使得两者的相关系数出现偏差，特别是对1978-1989年的影响最大。因为我国汇率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基本上都是官方定价，并不能真正反映自由市场上的人民币价值，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汇率变动很大，几乎是呈阶梯状态上升，因此在1978～1993中，使用汇率折算过的GDP总量可能会歪曲中国的实际GDP值。第二，增长率指标与绝对量指标的区别是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增长率指标是以前一年的经济总量为基础的。反映增长速度的时间序列，它们的同步性反映的是两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步性，它受上一年经济总量的影响很大，因此不能很好的代表两国当期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而且中美两国经济基数相差太大，增长率同步性低也不能说明过多的问题。而GDP循环因素反映的是经济在偏离长期增长趋势之外的产出波动，这种波动往往是由外界冲击所导致的，因此GDP循环因素的同步性代表的是两国经济由外界因素冲击导致的当期波动的同步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并分析其中关联，选用GDP总量波动来判断两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更合理一些。
由于以上对两国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同步性还存在一些模糊判断，下面我们通过各时期两国主要的经济指标来分析当时的经济情况。因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高，汇率改革实施时间也不长，本文暂且不从金融的角度对两国的经济联系进行分析，而主要从贸易的角度进行判断。鉴于前文的分析，本文将采用绝对量指标对中美两国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
三、中美各主要经济指标同步性判断
分析宏观经济体系中主要经济指标的同步性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波动特征，寻找经济周期波动同步的原因和联系。本文从生产与贸易的角度进行分析，选取的指标是投资、消费与对外贸易。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78～2007年的各个阶段中，中美两国的投资、消费之间联系并不紧密，但是在多个阶段里我国的进出口总额、投资与美国的消费、贸易等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却很高。
下面我们分阶段来看各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程度。1978～1989年，除了中美两国的进出口波动高度相关(0.65)之外，各经济指标之间没有其他任何一组指标通过检验。从1978～1989年两国的经济发展来看，虽然这段时间两国的双边贸易发展很快，且各自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两国双边贸易额占各自经济总量的比重还是较小，因此并不能引起两国投资与消费的同步运动。因此，本文认为在排除技术冲击、国际商品价格冲击等因素之外的情况下，由两国经贸联系导致的经济周期同步运动的可能性不大。
1990～1999年，中美两国的消费指标高度负相关(－0.79)，这验证了本文在图形走势中的判断。同时，中美两国在这一阶段中的进出口变动没有任何相关性。虽然在这一阶段，我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占我国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但是从这个结果上来看，两国各自海外市场的波动是不同步的。另外，美国的投资与中国的贸易(－0.68)、中国的投资与美国的消费(－0.62)的负相关，也说明两国在主
要经济形势上的背离。从经济周期传导的角度来看，两国在这一个阶段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步也就得到了解释。
2000～2007年，中美两国的进出口波动(0.79)又出现高度相关的局面，且我国的进出口、投资等指标与美国的消费之间也呈现出高度相关的态势，美国的进出口指标与我国的投资也是高度正相关。这组数据，一方面表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美两国经贸联系的紧密。另外，我们发现美国的投资与我国的进出口、消费之间至今仍没有联系，中国自美国进口占我国GDP的比重近20年来的增长也远远低于出口，这说明从国际经济周期的贸易传导渠道来说，我国的经济还不足以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主要源自我国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总体来说，1978～2007年，中美两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有多组指标均为高度相关，包括美国的消费与中国的投资(0.32)、进出口(0.69)，美国的进出口与中国的投资(0.58)、进出口(0.75)。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进出口、投资与美国市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文认为由绝对量波动得出的两国经济周期同步的结论是可以信赖的。
一、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理论
商业地产经济出现的波动情况一方面可能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作用。与之前的经济危机相似，经济忽快忽慢的增长很容易导致经济的发展状况脱离预期的估计，造成经济危机的产生。为了保证商业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应带牢牢把握好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一般而言，商业地产经济的周期包括四个时期，分别为繁荣期、衰退期、复苏期和萧条期，这几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状态，因而在商业地产经济周期上体现出无规律的波动现象。此外，商业地产的经济波动是由于商业地产的经济增长不能符合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造成商业地产经济发展不稳定而产生的，因此，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是一种动态的现象。
二、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以及原因
与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趋势相比，我国的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完全相反的。我国的商业地产经济虽然在速度上增长较快，但是其质量问题却着实令人堪忧，对百姓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目前，我国的空房数量巨大，但需要住房的人数量同样也较大，可是在高房价的面前往往会造成许多想要买房的人望而却步，长期下来，会造成我国的商业地产发展受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我国的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1.国民经济的波动。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的趋势是在众多的行业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同样，商业地产经济也会出现不平衡现象，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国民经济是由多种经济共同组成的，可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着各行各业的发展，一旦国民经济出现波动现象则会对影响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的商业地产经济需要符合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进而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
2.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对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我国当前的商业地产市场供求出现了严重的供求矛盾，商业地产的供应量与需求量之间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因此，这也是造成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
3.商业地产价格的变化。商业地产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利益回报，因此许多企业和个人都愿意投资商业地产行业试图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但是，由于投资的盲目性和商业地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巨大的资金投入往往会造成商业地产的价格迅猛增长，脱离市场价格规律。另外，高额的收益又会带动更多的人对商业地产进行投资，从而致使商业地产价格更高，造成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
三、应对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对策
1.加强对商业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加强对商业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保证我国商业地产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政府对商业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步调上应当与国民经济保持一致，全面把握好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从而促进商业地产经济的稳定发展。商业地产经济发展过快，不仅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加强对商业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减少商业地产泡沫是必要的。虽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会使商业地产经济的发展减慢甚至停滞，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商业地产经济可以获得稳定的发展，投资方获得的利益也更加长远可靠，促进我国商业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需要采取紧缩政策，针对商业地产经济发展中的不足进行有效解决，从而将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促进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2.加强对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管理。对于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我国需要在商业地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加强对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管理。当前，我国的商业地产市场在供应量和需求量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现象，阻碍了商业地产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充分重视起来，加强对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管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下，商业地产只有通过相应的供求买卖才能获得自身利益的发展，所以政府所需做的是对商业地产市场进行控制管理，而不是单纯的将商业地产市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控制在一个平衡范围内。政府所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供求市场的控制管理，从而使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减小经济波动，促进商业地产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并不能完全改变商业地产市场供求严重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供求环境出现问题，将会造成商业地产市场奔溃。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是必要的，政府应担采取积极的措施调节商业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促进商业地产市场的发展。
3.控制好商业地产的价格。商业地产的价格也是影响商业地产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商业地产价格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商业地产经济的波动，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应当考虑到商业地产的价格，避免商业地产的价格过快增长，从而出现泡沫经济的现象。然而，通过强制的手段来对商业产价格进行控制并不是可取的，因为这并不能无法完全解决商业地产价格的问题，甚至会对商业地产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对商业地产的价格控制应当从其他方面入手。例如，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当前，我国的商业地产市场混乱，各种不规范的开发行为不仅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影响了商业地产市场的价格。所以，政府应当加强市场监督管理，规范商业地产市场开况，进而促进商业地产市场的消费，保证商业地产市场供求合理，控制好商业地产的价格。
四、结语
关键词：经济周期，总需求分析，总供给分析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总需求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4次较为完整的经济波动：第1轮波动，1978-1981 年，历时4年；第2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 第3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4轮波动，1991-1999年，历时8年。2000年中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原因众多，其中总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来说，总需求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深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
1.投资需求原因分析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波动是指投资总量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即不同年份投资总量增长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在我国，虽然在各个时期，投资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各有其特点，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据测算，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国的投资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传导机制如下：
首先，在我国，投资波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将直接带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扩张与收缩，从而对总体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在我国的历次经济周期当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涨的重要力量，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生产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部门首先快速增长，由于产业关联性作用，它会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水平的上升；相反，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缩，也将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回落。
其次，投资的扩张除了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高涨外，还会促进就业，使居民的收入增加，从而促使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加，这又会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增加。企业为了适应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增加投资，于是需求又会增加……价格和利润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上升，又为下一轮的投资提供资金保证，从而经济出现累积性扩张。但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出现能源和原材料方面的瓶颈制约以及产业结构的失衡，投资会出现下降，经济进入收缩阶段。在经济进入低谷期以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又进一步采取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和收缩。投资波动便是通过上述过程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需求旺盛，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18.5%，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到这一年7月，国家开始在宏观上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1997年的非国有投资的增长低于国有投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直到2000年，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社会投资开始活跃，固定资产增长率由1999年的5.1%上升到9.7%，2001年进一步上升为13.7%，2002年上升到16.1%。2003年，非国有投资增长46.4%，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18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增长的主体，已由政府让位于企业自主投资。从上述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
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的周期性波动，这就为我国熨平经济周期，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进而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在经济高涨时，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限制投资的增长(比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来限制经济的进一步高涨；而在经济衰退时，则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投资以带动经济走向复苏。
2.消费需求原因分析
消费是社会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消费波动也是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当消费波动变动1个百分点时，引起社会总产值同向波动0.36个百分点。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消费的变化并不像投资那么迅猛，而是缓慢的变化，且消费的波动落后于社会总产值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是居于主体地位的。在上世纪80年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发展层次的提升，投资和国外需求所起的作用有所加强，然而，消费的作用仍居主体地位。并且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来，除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大于消费之外，其余的年份均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主体。这表明消费的波动对总体经济的波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是：
首先，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消费可以在经济的复苏时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在繁荣时期则可以使经济景气的时间得以延长，同时消费还是遏制经济萧条的的重要因素。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和萧条阶段时，居民的收入会出现减少的现象，但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由于居民的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所以居民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它不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马上下降，而是下降较少甚至维持不变，这就使得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更具有稳定性，所以消费需求具有一种自发地对经济衰退的遏制作用。1997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一度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投资需求出现下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缓慢，但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像投资那样出现同步剧烈下滑，所以，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才得以保持。同时，经济增长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一般来说，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会影响乘数效应变小，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时，会使乘数效应变大，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同步性。
其次，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间接影响。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单靠投资需求的扩张而最终没有消费需求作为支撑，经济就无法复苏并繁荣起来。1997年以后，由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出口也面临困难，宏观经济调控部门选择了增加政府投资来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所以，以投资作为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手段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我国商品市场供求格局已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的格局已被打破，买方市场日益明显，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消费需求通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可以对宏观经济周期从间接方面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一般具有稳定性，而且我国居民向来有储蓄的优良传统。因此，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引领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为了增进居民的消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政府应采取措施，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领域，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对低收入者实行补贴政策。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使人们对现期的消费不至于由于顾虑未来保障而减少。最后，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村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能把这一市场打开，那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提高。
一、经济周期的含义
经济周期，又叫商业周期或者景气循环。经济周期是指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扩张和收缩互相交替、循环出现的一种周期性现象。具体到一个国家，经济周期是国家的总体收入、总体支出与总体就业状况的循环往复。经济周期通常包括四个阶段，即：扩张、顶峰、衰退、谷底。
二、美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工业经济不断繁荣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资源以及生产规模的影响，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求背离，从而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上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使美国的生产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美国的经济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大力推动下，美国的经济不但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其通货膨胀率也维持低位。这段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知识化的投入有效抵消了自然资源稀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知识要素具有的边际效益不断递增，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以及柔性化的生产为经济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相对稳定，经济整体也出现稳定上升的态势。随着美国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金融手段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虚拟经济快速实现了繁荣。到2007年，快速繁荣的虚拟经济终于导致了美国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海啸般瞬间击垮了美国的经济，引起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波动［1］。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一共出现了三次中周期的波动。在这三次波动过程中，美国政府分别采取不同的金融手段来应对，从而使美国经济起伏不断。
（一）第一次中周期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1．第一次中周期第一次中周期是1973—1978年。此次中周期波动一方面受到美元超发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中东的石油输出国收回了石油的定价权，石油的价格提高了两倍多，从而引发了此次中周期波动。
2．第一次中周期的金融政策的选择为了应对这次中周期的经济波动，美国的金融政策频繁变动，时而宽松时而紧缩。当货币政策宽松时，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当金融政策紧缩时，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完全停滞。为了有效改善经济状况，1978年，美联储采取了一揽子的金融政策：增加1％的贴现率，对数额比较大的存款加征2％的准备金，支持外汇市场上的美元汇率。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扭转美国经济下滑的状态，通货膨胀率依然居高不下［2］。
（二）第二次中周期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1．第二次中周期第二次中周期是1978—2007年。第二次中周期依然是由于油价暴涨引起的。1978年，伊朗局势动荡不安、两伊战争爆发等因素引发全球石油价格暴涨，从而给本来经济就存在诸多问题的美国带来了沉重打击，美国经济出现全面衰退。
2．第二次中周期的金融政策的选择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美联储于1979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全新的金融政策，改变公开市场的操作方法，通过控制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量控制M1。这种金融政策的实施快速地抑制住了通货膨胀率以及快速下行的美国经济。
（三）第三次中周期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1．第三次中周期第三次中周期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房价的持续下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纷纷破产，大量投资基金接连关闭，使得美国经济快速下跌，从而引发了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
2．第三次中周期的金融政策的选择第三次中周期的经济波动给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不但是美国，世界大多数国家出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向市场注资，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8月11日，世界各国的央行在短短的48小时内就向市场投放了大约3262亿美元的资金，而美联储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就向银行进行了3次共380亿美元的注资，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美联储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多次向市场注资。中国政府也不例外，也向市场投放了4万亿的流动性［3］。
三、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状况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一样，我国也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周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共出现了三次中周期规模的经济周期，在这三次中周期规模的经济周期过程中，我国采取了不同的金融政策。
（一）第一轮中周期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1．第一轮中周期第一轮中周期是1981—1991年。从1981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逐年上升趋势，一直到1989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是扩张阶段。1989年的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在第一轮中周期中达到了峰值，此时，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高达17．8％的通货膨胀率。1989年的下半年，过热的经济出现衰退，这次衰退一直持续到1991年，此时为下降期。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我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首次出现了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现象。
2．第一轮中周期的金融政策的选择第一轮中周期，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带有扩张性质的宽松金融政策。在本轮周期性波动的起始时期，由于经济快速上升（GDP高达15．2％），市场上流动性严重不足，为此国家采取了宽松的金融政策。通过超发货币的政策弥补市场上流动性的不足，这样就导致了流动性泛滥，并使基础建设与信贷出现严重失控。为应对这个状况，1985年，我国调整了金融政策，收缩银根。但是，由于执行力度不够以及前期超发货币的积累效应，我国经济上出现了“软着陆但不着陆”的尴尬现象，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高达8．8％）。1989年，我国政府再次调整金融政策，以非常严厉的金融从紧政策应对这种状况。但是，由于政策力度太大，导致经济快速萎缩，1989年GDP降至7．2％，1990年降至3．8％。尽管后来连续两次放宽信贷，但是经济发展仍然乏力。
（二）第二轮中周期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1．第二轮中周期第二轮中周期是1992—1999年。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4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快速上升，国民生产总值也随之快速上升，这段时期为扩张时期。1994年的上半年，经济扩张达到了顶峰，此时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高达14％的利率。1994年下半年，第二个中周期达到顶峰。1995年，我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一直到1999年。在这次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国内需求显著下降，利率水平快速上升，人民币快速贬值，中国开始进军海外市场。从2000年的上半年，一直到2001年的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次短周期的经济周期。期间，2000年的上半年经济逐渐上升，2001年的下半年经济又出现了下降。
2．第二轮中周期的金融政策的选择在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应对过程中，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尽管效率不高，却为本轮金融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参考。为应对上一轮经济周期带来的负面影响，本轮经济周期一开始金融政策就得到了强化。1993年，我国开始大力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紧的金融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但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外汇储备。1994年，金融政策从紧被改为适度从紧，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工作的重点。1996年，金融政策一方面兼顾从紧，另一方面兼顾适度宽松，确保了经济软着陆的顺利进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经济再度出现通货紧缩，金融政策随之改变，积极的金融政策替代了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经济状况得到了快速的改善。
（三）第三轮中周期与金融政策的选择
1．第三轮中周期第三次中周期是2002—2007年。从2002年开始，本轮经济周期进入扩张时期，时间一直持续到2008年达到顶峰。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大部分行业的总供给都远远超过总需求，除房地产和原材料等商品价格上涨外，其他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普遍下降。我国的房地产业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扩张，并快速走向了繁荣。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国内企业严重亏损，海外市场迅速萎缩，大批企业停产，企业倒闭现象司空见惯。
2．第三轮中周期的金融政策的选择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快速扩张，再度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此，我国的金融政策再度转为适当紧缩，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措施降低市场的热度。2006年，我国经济热度继续升高，为此，央行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大规模回收市场的流动性。2007年，我国延续2006年的金融政策，持续收紧，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继续回收市场的流动性。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确保我国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我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金融财政计划，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同时为了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9月—12月短短4个月时间，我国连续5次降低存贷款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但是，我国的经济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GDP出现了明显的下降［4］。
四、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背后的金融政策分析
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强有力的金融政策的干预下进行的，从本质上来讲，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特殊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与市场经济体制下会出现经济周期的波动一样，依靠金融政策干预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也会遇到相同的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当各经济主体之间出现比较严重、难以协调的问题时，能够进行协调的也只有政府，此时政府就会采取一定的金融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能够沿着国家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调控过程中，由于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各经济主体之间矛盾重重，政府的应对措施常常会出现许多困难。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上来看，频繁变动的金融政策对其影响相当大。金融政策宽松，市场流动性增强，经济就会繁荣；反之，金融政策紧缩，市场流动性降低，经济就会衰退。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无论是对经济的监控、分析，还是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都缺乏经验，这样常常使得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滞后，再加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经济体互不和谐的现象，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频繁［5］。
五、当前我国金融政策选择的建议
2012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起始年，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整体看来，我国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一方面是确保转型期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要面对居高不下的CPI，金融政策究竟是宽松还是紧缩，我国政府正处于两难境地。另外，国际经济形势变幻无常，美国经济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去，欧债危机风云又起，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金融政策的取向。为此，在金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要认真加强经济形势的分析，准确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努力创建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良好局面。正是因为金融政策对于经济周期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干预性，因此，现阶段必须大力加强对市场经济形势的分析，选择恰当的金融政策。
（一）大力加强市场调研，合理制定金融政策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主体逐渐分化，不同的市场状况与金融政策对不同的经济主体造成的影响不同，有的甚至会严重阻碍某些经济主体的发展。为此，政府必须大力加强市场调研的力度，从细节入手，准确掌握各经济主体的发展状况，合理制定金融政策，确保金融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二）大力加强金融传导机制建设
认真分析西方发达经济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金融传导机制的主要途径是利率与资产价格。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金融政策存在着许多问题，利率与资产价格仍无法正常运用。为此，在我国必须大力加强金融传导机制建设，创造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逐渐将信贷传导机制转变为利率与资产价格，确保金融传导机制的畅通［6］。
（三）努力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都是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的。事实证明，这种干预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发展，阻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为此，必须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努力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转变政府职能，确保行政命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解放市场，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努力融入到国际大环境中，利用国际经济的优势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这新形势下发展国际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周期性的波动。当前形势下，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影响的主要实现渠道是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影响极为明显。因此，本文旨在对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冲击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概述我国对外贸易波动的特征以及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在这个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将会进一步增加。
关键词：
新形势；国际贸易冲击；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断地加快融入国际贸易经济的大环境中的脚步，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强，导致国际贸易经济及其金融环境的稍微变动都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波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形式是多样化的，主要有贸易、汇率、利率、国际金融市场等多重渠道，且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作用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中受我国人民币政策的影响，国际经济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冲击渠道来实现的。
一、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让我国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二十一世纪，对外贸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跃居全球第二而且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在这个发展基础上，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方向转变为发展成为贸易强国，而贸易强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频率较低，以保证对外贸易经济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定性和波动性是对外贸易一组相对的两种概念，只要是处于发展状态中的系统正常运行都会表现出波动性,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周期波动现象在我国经济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主要是经济变量芳年存在较为显著的周期波动，其主周期长度大约为7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交易总额的节节攀升，仔细研究其增长率会发现中间存在着明显的波动性，导致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波动性是客观存在，在市场体制下无法避免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做的只有分清形势，深入研究贸易波动性特征和原因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减小过度的波动对国民经济总体带来的不利冲击和负面影响，保持稳定和波动之间的相对平衡，进而保持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
二、经济周期相关性
经济周期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就会越明显，受影响的因素也会逐渐增加。因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有利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传导的通畅。在未进行相关研究之前，许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各国经济周期的协动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的，但是随后许多国家对进出口贸易余额和贸易条件同产出的相关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改变了这一看法。当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有关贸易进出口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论述更多地集中于讨论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而对于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相关性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则非常欠缺，导致当前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重要影响。
三、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
1.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分析。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对贸易进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当前在对外贸易面临着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能够更好的证明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利用哈罗德1993年在凯恩斯的基础上提出的贸易乘数理论进行分析。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分析法认为，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会导致出口型企业收入以及其他企业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有效的刺激了生产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增加收入，然后引发新一轮消费需求的增加，最终使国民收入产生数倍于最初出口收入增量的增加，产生所谓的贸易乘数效应。这种理论效果主要体现的就是国际贸易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正向影响。但是，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素，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理论分析将出口贸易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远远不够的，并且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得出的简单哈罗德贸易乘数估计贸易出口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分析理论可以操作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假定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口的自主变动都不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完全适用；其次，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的相关变量之间是完全独立的，以出口贸易为主要对象，并没有出口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口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经过多年的发展研究发现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分析理论仅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对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贸易乘数显得很不现实。
2.联立方程组估算的贸易乘数。
联立方程组估算的贸易乘数是对简单哈罗德贸易乘数的一种拓展延伸，在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过程中，将进出口对投资、消费的间接影响加以考虑。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得出，GDP的增量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几部分增量之和，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得到，GDP的增量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几部分的增量之和，其中国际外贸易对经济的周期波动影响体现为净出口额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拉动作用，只有在贸易顺差逐年递增时才有可能，否则，对外贸易就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基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长期保持贸易顺差逐年增加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长期性的发展来看，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要尽量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联立方程组估算的贸易乘数就是综合考虑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相互影响的因素，通过构造联立方程组的方法，来测算出口乘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通过对国际贸易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性数量的分析，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我国的进口、出口和进出口都是顺周期的，周期时间大约为7年。其次，进口、出口和进出口的波动性比实际GDP的波动性更加剧烈，其中出口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先导性作用。最后结合简单的哈罗德贸易乘数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出口和进出口都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前者每波动1%，就会引发经济周期波动0.02-0.27个百分点。
四、结语
通过对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冲击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在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减小因经济波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国家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稳定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孙红 单位：赤峰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浩,胡永刚,马知遥.国际贸易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基于封闭与开放经济的RBC模型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7(05).
[2]刘金全,刘志刚.我国GDP增长率序列中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05).
[3]孙立坚,孙立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检验——中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J].经济研究.2005(06).
关键词:经济周期;退市监管;盈余波动;应计项目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25-04
一、引言
近年来,盈余稳定性作为考察盈余风险的一个指标来评价和衡量企业绩效,不仅弥补了仅靠量而忽视质的评价标准,而且也可以避免公司盈余管理给实证检验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此,学术界也开始尝试用盈余波动作为公司治理的评价指标来考察公司治理效应。Cheng(2008)研究发现,公司拥有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有效降低公司的业绩波动性。牛建波(2009)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拥有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缩小公司绩效的波动性。李琳等(2009)研究发现,股权制衡能有效降低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公司价值的纵向和横向离散程度。但是公司治理的好坏并非影响盈余波动的主要原因。一个企业的盈余波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周期与会计收入确认的差异(Dichev et. al,2009)。现有对盈余波动原因研究的文献甚少,特别是实证研究则少之又少。为此,本文就经济周期、退市监管以及企业成长性等方面提出引起盈余波动的外在和内在原因,并通过实证的检验得出退市监管为盈余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通过行业因素和企业成长性的检验也证明,经济周期对公司盈余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在考虑了退市监管的情形下,行业因素和企业成长性对盈余波动的影响依旧存在;其次,本文也发现盈余波动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盈余的应计部分,现金流的波动受如上因素影响甚少,而非经常项目也会带来盈余的波动性,特别是亏损公司。
二、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盈余波动
经济周期作为企业生存的环境因素会影响其经营活动,随经济周期的各阶段的变化,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也会随之变化,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企业的成长性与盈利能力自然会好些,而在经济萎缩期,企业的成长与盈利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那些与宏观经济紧密关联的行业,例如能源、钢铁、交通等基础行业,以民航来说,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给这些企业带来业绩的巨大波动,2008年业绩均为大幅度亏损,公司盈余的巨大波动毋庸置疑。Klein et.al(2006)基于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周期和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ROA)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可见公司盈余的波动性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可能处于同步波动的可能。成长期的公司,盈余处于高速增长期,高速业绩增长也会带来企业盈余的波动。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1: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盈余波动。
(二)退市监管与盈余波动
退市的监管无疑给企业特别是亏损企业带来了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会计收入确认的差异主要是公司主观方面的原因,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实行盈余管理,例如再融资、扭亏等。按照规定公司欲再融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需达到规定标准,公司为此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陈小悦等,2000),这也会使得公司盈余的波动增大。由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存在退市监管的问题,亏损上市公司为脱掉“ST”的帽子且防止被“PT”,进行盈余管理“洗大澡”的行为普遍存在(李远鹏、牛建军,2007),为尽快扭亏为盈,将以后年度的亏损提前释放,出现某些年度“巨亏”的情况,这也增加公司盈余的波动性{1}。而且亏损上市公司的应计项目的持续性要低于现金流的持续性(Nicholas et.al,2001)。这些足以可见亏损企业为了扭亏目的管理的盈余,而盈余的管理加大了盈余的波动性。据此提出假设,H2:退市监管会加剧盈余波动。
(三)暂时性项目与盈余波动
企业经营状况的不确定,特别是非经常项目(暂时性项目),其持续性比较差,很容易引起公司盈余的波动性。为此,本文也提出,H3:非正常项目的波动性会加剧公司盈余的波动性。
三、实证检验
(一)研究设计
根据Cheng(2008)的模型以及检验本文假设的需要,本文多元回归模型设定为:
变量说明,盈余波动性(SD_ROA)采用超过5期资产收益率(ROA)的标准差来代替,现金流波动(SD_CFO)采用超过5期经营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比(CFO)的标准差来代替。应计项目(Accrual)采用Sloan(1996)的计量公式{2},而应计波动(SD_Accrual)采用超过5期应计项目与总资产比的标准差来代替。成长性(Sale Growth)为企业销售增长率,上市年限(Firm Age)为企业上市年至观察期结束的年限,CEO权力(CEO Powerful)是指公司CEO是否与董事长兼职(是为1、否则为0),董事会会议次数(Times)是上市公司董事会年开会次数的自然对数,董事会规模(Board Size)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Size)和财务杠杆(LEV)分别是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资产负债率。
本文主要通过对比检验和回归检验的方法,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通过对考察期间样本出现负盈余的次数进行分组,再采用T值检验法,检验组间盈余波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振荡对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行业的影响上,根据单变量检验的结果和模型进行多变量回归检验,检验是否综合考虑影响因素后本文假设是否成立。
(二)样本选择
本文一共选取在上海深圳A股上市的1204个样本,其中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123个,金融行业样本7个,最后获得样本1074个,包括70个在观察期内进行过再融资的样本。并在CSMAR数据中选取此样本2002-2007年6年的有关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形成本文研究所需的面板样本数据。数据的初步统计分析见表1。
(三)实证检验
1. 单变量检验。表2中T检验可见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退市监管效应,盈利与亏损样本间的盈余波动显著的差异,且均值相差较大(差异0.064)。同样两组样本间现金流的波动与应计项目波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均值差异金额不同,现金流的均值差异(0.013)比应计项目的均值差异(0.051)小,可见盈余波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差异,即公司在退市监管的制度背景下,主要通过对应计项目管理来达到扭亏的目的,但由此带来的应计项目的波动导致了公司盈余的波动。
表3中T检验可见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退市监管效应,亏损1年及1年以上的样本间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均值相差较大(差异0.054)。同样两组样本间现金流的波动与应计项目波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均值差异金额不同,现金流的均值差异(0.013)比应计项目的均值差异(0.060)小,同样可说明盈余波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差异,即公司在退市监管的制度背景下,亏损年限的因素会加大公司对应计项目管理来达到扭亏的目的,但结果是使公司盈余波动更大。
2. 多变量回归分检验
相关系数表4中可见,被解释变量(SD_ROA)与企业成长性、非经常项目、董事规模、上市年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均在0.6以下,理论上不存在明显共线性。
表5中Model(1)为不区分再融资样本的检验结果,结果可见公司的成长性与企业盈余波动成正向关系,同样非经常项目的波动性也与企业盈余成正向关系。这说明成长型企业由于盈余的高速增长增加的公司的盈余波动,而企业非正常项目的波动加剧了企业盈余的波动性。企业规模与盈余波动呈负向关系,可见大规模的企业由于受到社会关注度较高,更注意企业形象,在稳定业绩上也是如此,而且小企业可能处于成长期,盈余波动性高。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余波动呈正向关系,说明企业负债越高企业的盈余风险也相应越高。行业因素对盈余波动的影响非常显著,经济周期影响着企业的成长性,而成长性与盈余波动成显著正向关系,可见,经济周期对盈余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表5中Model(2)为剔除再融资样本的检验结果,回归检验的结果与Model(1)基本相同,这意味着再融资样本的剔除对于上述结果没有影响。Model(3)为观察期内样本没有出现亏损的样本,这组回归中不难发现CEO Powerful与盈余波动显著负相关,说明在盈利企业中公司管理层有平滑业绩的可能性。公司管理层持有盈余波动会降低盈余预测及其准确性的理念(Graham et.al,2005),在不存在退市监管的压力下,公司管理层完全有动机去平滑业绩。Model(4)为观察期内样本出现亏损的样本,此时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盈余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独立董事在公司出现亏损时,可能会为了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长期盈余管理,使得公司盈余出现大的波动。Model(5)加入是否出现亏损变量(Groups,其中观察期有亏损为1、否则为0)的样本。可见Groups与盈余波动呈显著正相关,即亏损样本由于退市监管的影响而加剧了盈余的波动。
3. 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的截面数据为2007年的数据,而盈余波动则是一个期间数据,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2002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再次检验,检验结果基本符合。可见,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盈余波动性是一个研究盈余质量的新话题,也是今后研究公司治理效用的主要指标之一,研究盈余波动的缘由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通过对2002-2007年6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检验,发现上市公司盈余波动除受自身经营风险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周期、退市监管以及企业非经常项目的影响。其中经济周期主要表现在对行业的影响和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由此影响盈余的波动性;而退市监管则是直接影响公司管理的“扭亏”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进行盈余管理加剧了盈余的波动性。在盈余波动的组成中,现金流的波动性相对于应计项目的波动性更为稳定,在退市监管的影响下,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可见,公司盈余的波动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波动。
尽管本文在研究盈余波动的缘由上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盈余波动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盈余波动的长期表现及其经济后果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中国证监会2001年11月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规定:“公司出现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的情形,证券交易所应自公司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暂停其股票上市的决定。”
{2}Sloan(1996)采用计量应计的公式为:Accruals=(CA-Cash)-(CL-STD-TP)-Dep,其中:CA为流动资产的年度变化数;Cash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年度变化数;CL为流动负债的年度变化数;STD为流动负债中债务的年度变化数;TP应付所得税的年度变化数;Dep折旧与待摊费用。
参考文献:
[1]Cheng Shi jun,Board size and the variabilit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Journal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7).
[2]Dichev I.D.,and V.W.,Tang,Earning volatility and earning predictabi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7).
[3]Graham,J.,Campbell,H.,and S.,Rajgopal,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40).
[4]Klein. A.,and CA.,Marquardt,Fundamentals of Accounting Losses[J]. Accounting Review,2006, (81).
[5]陈小悦,肖星,过晓燕.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经济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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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牛建波.董事会规模的治理效应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
The Economic Cycle, Delisting Monitoring and Earnings Volatility
Xu Hui
(Accounting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经济界一般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三种类型，即3～4年的短周期，10年左右的中周期和50年左右的长周期。我国2003年GDP增长为9.1%，可以说刚刚走上上升的正途。所以，从短周期波动来看，我国GDP增长正处于扩张期，风险不大；从长周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这些驱动力长期存在而且良性互动。
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轨道，这一轮新的扩张期将至少延续至2005年初。”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展，中国保险业也在迅猛发展。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保险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9122.8亿元。尽管遭遇非典，2003年当年保险业的保费收入仍达3880亿元，同比增长27%。
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这在经济发展中是一道槛儿。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比如新加坡和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很快奔向人均4000美元、8000美元；另一种是各种矛盾凸现，如处理不当，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比如以阿根廷为代表的许多拉美国家。
站在经济发展的岔路口上，如果我国各项政策与措施得当，短周期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度波动，中周期波动的复苏将延长，中国经济将实现良性增长。而经济大势的向好，必然能够为整个保险业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使周期性风险较小。
如果各项政策与措施不当，虽然短周期内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向上态势，但中长期向上运行趋势和速度会受到影响，难免阻碍保险业进一步发展。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99～2002年是中国寿险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呈现出保费收入增长率递增，资产负债率不断增加，而资本充足率、净资产利润率和净利润占当年保费收入比率均快速下降的特点，潜在偿付能力风险日趋扩大。据测算，我国寿险业的偿付高峰徘徊在2015～2020年之间。长期看，如果经济发展正常，保险业盈利能力较强，将可以确保偿付的安全；如果经济发展波动较大，保险公司现金流掌控不力，就可能出现较大的偿付风险，需要审慎处理偿付高峰。从国家现有政策与经济走势可以预测，前一种可能性远大于后一种可能性。
直销由于其特殊性，不同于其他行业，在经济危机时往往显示出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就是说，正因为萧条时代的来临，大家会增加追求其他收入渠道的欲望，直销的低门槛和低风险自然是首选。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面甚广，直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经济危机对于直销来说，有利也有弊，我们必须洞察秋毫，以掌握先机。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后来的金融危机的开始，各大上市公司便承受到巨大的打击。上市直销公司股价同样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
尽管前三季度的各上市直销公司的业绩报告都有不同程度的“回暖”迹象，但进入10月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波及到几乎所有的上市企业，直销企业也未能幸免，狂跌之势逐渐展开。
一位康宝莱的员工近日开玩笑地对我说，他们的股价跌地比较“乐观”， “只”下跌了三分之二。于是笔者翻阅了最近康宝莱的业绩报表，发现康宝莱的股价已经从9月近50美元的高位跌到了15美元左右。
同时在雅芳、如新、欧瑞莲等的上市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股价都有较大幅度的萎缩:雅芳从今年10月以来股价下跌近50%、如新下跌近三分之一、同样的欧瑞莲也有近三分之一的缩水。可见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公司的影响之大。
对于股价的缩水只是对已经上市的企业有影响，但从金融危机到逐步而来的经济危机，甚至到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步步逼近直销行业。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由于跟直销相关的其他关联产业必然会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直销企业要想独善其身恐怕会很艰难。更现实的是，因为消费者的支出大量紧缩，直销企业直接面向的几大产业注定难以幸免。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但经济危机一旦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相信也没有太多的人会去顾及“颜面”，而作为价格较高的直销类化妆品则更无人问津。最近，玫琳凯相关人士向笔者证实，由于该公司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消费力的减弱已经影响到公司业绩，公司2008年没有完成既定的业绩增长目标。
而关于保健品行业，作为直销保健类产品相对于普通的抗生素或者普通药品来说，价格略显高端，不是一般的消费者所能承受的，因此以保健品为主的直销企业也必定受到相关影响。
对于日用品行业，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当时的男人们为了节约，刮胡刀片都是在用钝了后磨了又磨，以节省开销。要游说对方地作出“换个牌子用”的举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就直销涉及到的多个行业来看，经济危机一旦大面积爆发，将会对以产品消费为主导的直销企业造成非同寻常的影响。
由于经济危机来临，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或需要更多的机会保障，也肯定会给直销行业增添活力。但面对这个利好我们也必须保持谨慎乐观，不能盲目。
首先，直销并不是只是按照“增员”来发展的。更多直销人员的加入确实在一方面可以使现有的直销团队发展更快，但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普遍下降，新加入的直销员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将直销产品推销出去，只有更多依靠团队发展来促进业绩。这样实际上会在政策应对上给企业带来更大压力，从更高层面来看，甚至会加深决策层对直销的不利印象。
新周期的启动，意味着中期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将从公共部门和房地产投资，逐步转移到私人部门的投资。我们同意过去两个多月国内需求走弱的观察和判断，但认为这应该是短期和临时性的，主要受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民工荒、节能限产结束等因素的扰动。
从3月下旬以来的一些迹象看，民工荒的影响可能已经基本消除，紧缩政策和甩库行为的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导向仍然立足于控制通胀的紧缩性政策；由于盈利改善与估值压力的纠结，资本市场将继续维持箱体震荡的局面。
新周期启动需传统行业“复辟”
针对新周期的启动，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新经济周期启动的条件和机制。
新产能周期的启动需要传统行业的“复辟”。我们所讲的传统行业复辟，是指传统行业去产能化基本结束，供需平衡绷得较紧，在这种条件下需求的较小扰动，就可以刺激传统行业盈利的较大改善和投资的较大扩张，这种诱致需求（induced demand）不断的自我强化，会推动经济进入2~3年左右的产能扩张阶段。
为什么传统行业的复辟如此重要？事实上每轮产能周期的经济增长点都有很大的差异。处于经济新增长点的行业和企业增速高、盈利能力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较强，但其特征是初始占比很小，很难独力推动经济走上周期的上升过程（例如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电信行业的快速上升并没有带动新经济周期的展开）。
因此，新周期启动需要新经济增长点和传统行业的合力。如果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复辟”的条件不充分，那么即使有新的产业在崛起，也不能使传统行业感受到新周期的热度，经济整体很难启动。
新经济增长点意味着盈利较高，市场前景广阔，新周期启动需要盈利在不同部门间的有效扩散，盈利向经济中支柱产业的扩散需要传统行业去产能化基本结束。因此，传统行业的复辟对于新产能周期启动至关重要。
2003年与2009年的比较
2003年~2004年与2009年的经济形势具有鲜明的差异。两段时间的共同点是汽车、房地产行业的销售很好，景气很高。但汽车和房地产行业作为需求面的重要动力，对经济增速的拉动效果却是如此不同。
无论是在2003年~2004年还是在2009年，汽车和商品房的销售实物量增长速度均处于高位，2009年的增速高峰甚至高于2003~2004年的增速高峰。
但二者对GDP的拉动效果却较2003~2004年有明显下降。2003年~2004年经济增速处于爬升阶段，2009年经济增速却处于周期的最低点。
我们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差异可能来自“诱致投资”的存在与否。2003~2004年之前已经经历了持续数年的去产能化，贸易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显示经济去产能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
因此来自房地产和汽车需求的刺激引发了钢铁、电力、建材、化工等行业的产能紧张、盈利上升，驱动了“诱致投资”的兴起，最终造就了经济周期的全面上升。而2009年处于产能周期的末端，启动诱致投资的条件显然匮乏。
新经济周期的三种前途
总的看来，新周期启动伴随着增长动力的切换和通货膨胀的高位波动。增长动力的切换是指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此前的公共开支、地产投资逐步切换到私人部门投资。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就是偏紧的货币环境中持续不断的“挤出”效应。这一机制不仅会造成增长动力的切换，还会使得经济总需求的扩张力度相对温和，并在短期内跌跌撞撞，充满波动。
中国的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也许正在迎来这一“跌跌撞撞、波动上升”的时期，因此监测短期内的经济冲击和数据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
在新周期启动的前提下，考虑到通胀、调控和投资回落等层面的风险。新周期在年内可能有三种走势：
1. 经济增速波动上升，总体维持在10%~11%这一较高平台上；通货膨胀高企，但总体可控；经济周期在“跌跌撞撞”的试探中启动。
2. 经济增速上升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上行，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快速上升，引发更加严厉的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