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9:23
《吴门雅集》首开本年度亿元成交额
今年春拍重磅《吴门雅集》24开册页果然不负众望，以1.48736亿元成交，成为本年度春拍首件过亿级作品。尽管竞拍此册页的门槛大幅度提高，保证金要求100万元，拍卖号牌也是特制的四位黑色数字，但现场竞买牌仍是此起彼伏，冷静的黑色数字与热烈的现场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
唐伯虎《听瀑图》拔得头筹，以1680万元成交，《三忠图》以1120万元成交，几件书法作品也是成绩喜人；仇英的《西园雅集图》以1344万元成交，其细笔山水人物《才子佳人图》则以1232万元成交，《煮茶图》、《出行图》均以728万元成交；沈周的《绿树草亭图》具有细腻构图与粗犷风格相结合的特点，以672万元成交，《竹树萧萧》属沈周晚岁作品，以537.6万元成交；文徵明的书画喜爱者甚多，书法《西园雅集图记》与仇英的《西园雅集图》可谓珠联璧合，以616万元成交，山水《携琴访友图》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以1064万元成交……王充、吴宽、祝枝山的书法作品均悉数成交，成绩斐然。
《吴门雅集》24开册页，含沈周作品2件，文徵明作品6件，唐伯虎作品8件，仇英作品4件，吴宽作品2件，王宠作品1件，祝允明作品1件。本场总成交金额为1.328亿元，加佣金后达到1.48736亿元，成交率达到100％。
陈洪绶《举案齐眉图》彰显价值魅力
陈洪绶此件《举案齐眉图》创作于1651年，即陈洪绶去世前一年，绘画线条具有圆润简淡的特征。《举案齐眉图》典故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春，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人用“举案齐眉”一词形容夫妻相敬。画面右上题日“云溪老悔洪绶画于翻经阁，辛卯仲冬”，钤“陈洪绶印”“章侯”二章。辛卯，即清顺治八年(1651)，作者晚号悔迟，老迟，传达出对旧王朝的复杂情感，此期绘画常见署此名号。此幅《举案齐眉图》亦被业内认为是其传世绘画木刻《博古叶子》的稿本之一。画面左下方有徐邦达、程十发两位先生的题跋。此件作品的最终成交价为2184万元。
名家精品依然高调成交
近现代名家与当代名家的精品依然是拍场的重头，成交结果表现突出。近现代书画中，齐白石的《白头富贵》以481.6万元成交，《群蟹图》以358.4万元成交；《贝叶蜜蜂》画上有齐白石的钢印，以548.8万元成交；《松鼠葡萄》有过多次著录，是齐白石画赠友人的精品，以515.2万元成交；《菊寿延年》以象征富贵长年的、老少年和山石入画，具有美好寓意，边有夏寿田题款，成交价为548.8万元。张大干的《仿石溪山水图》曾是1947年“张大干近作展”中的作品，具有郁茂苍浑的特色，是一件仿古佳品，以660.8万元成交；《红豆仕女》为1938创作的仕女画精品，估价150万－250万元，最终以627.2万元成交。傅抱石的《洪涛万里》为南京文物公司旧藏，有过多次著录，估价400万－600万元的此件作品经过数十轮激烈竞价，最终以1030.4万元成交；另外两件作品《倚杖观瀑图》、《西陵峡》以436.8万元和515.2万元成交。吴昌硕的《错落珊瑚枝》是吴氏花卉之力作，画面构图饱满，疏密有间，颇具生命气息，以672万元成交。徐悲鸿的《劲松长春》是大尺幅寓意美好的佳作，估价300万-500万元，以840万元成交；《奔马图》、《大鹏展翅》、《逆风》、《古木竹石图》、《迥立向苍苍》等均良好成交。黄胄的作品也是市场中的常青树，此次春拍，除《牧马图》以3248万元成交外，1961年创作的《赶集图》、1976年创作的《心花怒放》也是表现突出，分别以537.6万元和571.2万元成交。
当代书画中，封面作品杨明义的《水乡节日》有过多次展览和发表记录，是一件表现江南农村节日热烈场面的经典作品，在6.6平尺的画面里描绘了280余位人物，场面宏大，刻画精细，是一件可以载入美术史的作品，最终以358.4万元成交。白雪石的《春夏秋冬四屏》创作于1995年，在2008年荣宝春拍会上曾以68.32万元成交，历经三年在此次春拍会上以481.6万元成交，涨了近七倍!范曾的《八仙图》是白描人物画精品，从题款“近百年内有白描过此者乎”中可见作者对这件作品的喜爱和满意，估价40万60万元的此件作品以448万元成交；1996年创作的《十二生肖图》也是一件难得的作品，十二生肖动物刻画灵动，惟妙惟肖，十分可爱，最终以896万元成交。
油画雕塑，踏实走上自己的路
陕西安康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几堂四条屏，虽都是小名头的作品，但却很有欣赏价值，现择出与读者共赏。
图1，清 佚名《四时花鸟屏》，绢本，每条纵65厘米，横29厘米。左起第一屏是设色梅花黄雀图，盛开的梅花从右侧伸入画面，两只黄雀缩头站在花枝上，似乎寒冷异常。此为描绘冬天的景色；第二屏是设色绣球、月季绶带鸟，左下伸出绣球、月季花枝，一只扭头远望的绶带鸟站在花枝上，好像在企盼同伴赶快飞来。此为秋天之景色；第三屏是设色石竹画眉鸟，右侧分别伸出粉红、雪白花枝以及青竹，一双刚度过严寒的小鸟在花枝上偎依私语。画面展现的是春天的景色；第四屏是设色石榴白头翁，左侧伸出的石榴枝花苞和红花朵朵散布画面，两个大石榴裂开露籽。两只白头翁飞来，一只在喙琢榴籽，另一只正飞过来一同享受。白头翁用工笔描绘，栩栩如生。画面展现的是夏季景色。
这幅四条屏是晚清时期流行的四季花鸟屏，从画风及绢色陈旧来看，应出自一百多年前一位画技颇高的画家之手。
图2，清 吴嵩《仕女图屏》，设色纸本，每条纵77厘米，横22厘米。右起第一屏，画一立于树下远望，好像在会夫君前有些羞涩。旁有一红衣童子端一盆兰花，随主人送进书房。右上角题识：“买得兰芽似宝珍，清香满袖不沾尘。多情最是南楼莺，遥隔花枝唤玉人。桐梓山樵写。”下钤“吴嵩之章”白文印；第二屏画一株垂柳下，一闺门之女在接受小童献上的莲花。左侧上边题识：“绣罢鸳鸯下镜台，倒携罗扇暗徘徊。眼前一片湖天景，最爱莲花并蒂开。皖溪渔隐写。”下钤“瘿穹绣罗”白文印；第三屏画一红衣惜春女子及小童，似倚梅葬花。左侧中题识：“玉骨仙姿不耐寒，倚梅笼袖怯衣单。落花扫尽翻锄草，犹惹遗红不忍看。题应佩华仁兄世大人雅属。黄叶村主吴嵩小品。”下钤“半钓箴”白文印、“月麓吴嵩”朱文印；第四屏画一艺伎及小童坐在桐荫下。右侧中题识：“斜抱琵琶月满囊，梧桐露冷湿衣裳。秋风扑面浑无味，惟有蟾宫桂子香。醉古香词客作。”下钤“桐梓山樵”白文印。
吴嵩，生平不详，字月麓，号黄叶村主、桐梓山樵、皖溪渔隐，似安徽桐城人。史称，清代康熙朝画家吴嵩擅画山水，尤长于青绿山水，兼工花鸟、人物，山水工细。千岩万壑具有宋人之精密。花鸟精致，设色艳丽。
图3，清 傅子西《四季山水屏》，纸本，墨笔，每条纵134厘米，横34厘米。右起第一屏为春天景色，崇入云霄的山峰上的树木、左侧下方村舍旁的树木都叶芽初放，河湾里渔夫划船捕鱼等，都表示春天的到来。作者用披麻皴画出山峰，用淡墨擦染出湖光山色。左下角钤“光黄闲人”白文印；第二屏用泼墨苔点法绘山峦、树木坡石，用细笔勾出房舍、渔船，一幅美丽的夏天景色呈现眼前。左下角钤“乐行翁”白文印；第三屏坡石及远山上的树木被风一吹，树叶纷纷飘落，这正是深秋的场景。右下侧钤“听其自然”白文随形闲章；第四屏中的山峰、村舍及所有树木都被白雪覆盖，“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雪景展现于眼前。右上角落款：“天一仁兄大人法正，星弟傅子西。”下钤“傅子西印”白文印、“星”朱文印。
傅子西，生平不详。
图4，民国 刘大烈《四时花鸟屏》，纸本设色，每条纵139厘米，横34厘米。右起第一屏为春时图，画牡丹花枝，下伏一只小猫仰望上空。左上角落款：“癸丑春日延寿作富贵根苗之图。”下钤“家住长沙古华公”朱文印；第二屏为夏时图，画鸭游荷塘景色，右侧中落款：“延寿写”。下钤“名大烈号延寿”白文印；第三屏为秋时图，盛开，树木凋零，一双小鸟栖息于枯枝。左侧下方落款：“古华道人作于竹院蕉窗”；第四屏为冬时景，绘松鹤图。左下角落款：“民国二年四月八号，以奉鼎臣先生诲正，长沙延寿刘大烈作于花好月长圆之轩。”下钤“云其向觉有意人 灵察竹林山幽曾”朱文印、“平生低眉晋唐居”朱文印。
刘大烈，生平不详，号延寿，自署古华道人，湖南长沙人。癸丑年，也是民国二年，可知此画作于1913年。
（责编：李禹默）
在老北街区域中，尚有清代江氏典当行建筑群、周家、彭家大祠堂、荷园、-鄱湖警备司令部驻地、薛家塘、啸月移、三都试馆、老营盘、翥山书院，以及花园巷3号汪大纲、汪大绶旧居，富贵巷13号明初县丞彭氏府宅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迹)。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江西景德镇导游词，方便大家阅读与鉴赏!
江西景德镇导游词1乐平市区老北街，这是一处在历史上以商业为主，集民居、民俗文化为辅的历史街区，范围是南以翥山东路(原东大街)划线，北至菖蒲塘至老-一段环城长寿路，西止洎阳北路(原北大街)，东至为民路，总面积约30公顷。该区内呈里坊格局，规划有序，纵向巷道主要有老北街、长沙巷、周家巷、富贵巷、万寿宫等，横向巷道主要有典当巷、柴巷口、成佳巷、菖蒲塘巷、花园巷等。其中以老北街保存得最为完整，它全长580余米，宽4米，原为长方形花岗石地面，沿街两面店铺、民居、祠堂、庙宇、古井、水池、巷道、茶肆、作坊等建筑鳞次栉比，约70%以上是明清或民国时期的古建筑。老北街始建于南朝，鼎盛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东晋太兴三年(320___年)，处北街中段的安隐寺，时为赣鄱大地两座名寺之一，乐平“大寺上”也因此得名。南朝时，鄱阳王萧恢在万家寺建玉脂泽庄园，从而奠定老北街之基础。唐朝中和三年(883年)，乐平县治由众埠铜山港口迁到老北街所在地花靥镇，北大街由此成为县城发展之原点，到了宋代老北街被发展成乡土特产、南北杂货、烟花爆竹、竹炭木材等商品销售主要街道，由于历史上老北街有过多次火情，被乐平人戏称为“火龙街”，宋范仲淹任饶州知府经过乐平，令百姓集资挖井建池，蓄水防火，万家池因此得名。同时在万家池对面建郭西庙，以驱邪镇火(清咸丰时被焚)，郭西庙巷由此得名。明万历年间，万家池改名范家池，并在井池东侧建范家大祠堂，以纪念范仲淹，清代曾在祠堂内展陈范文程事迹。有清一代老北街发展至鼎盛时，有近400余店铺，成乐平最为繁荣的综合商业街区，直至解放之初。由于城市的发展，原东、西、南街区的先后改造拓宽，鉴于老北街与南街不能对接，于是新建了一条新北街(现称洎阳路)，老北街便有幸成为乐平市现今唯一保留下来最为完整的一条古街。
江西景德镇导游词2在老北街区域中，尚有清代江氏典当行建筑群、周家、彭家大祠堂、荷园、-鄱湖警备司令部驻地、薛家塘、啸月移、三都试馆、老营盘、翥山书院，以及花园巷3号汪大纲、汪大绶旧居，富贵巷13号明初县丞彭氏府宅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迹)。
乐平古城隍庙区，这是一处以民俗文化为主，集政治、民居、商业为辅的历史文化街区。范围是北起东大街(现翥山东路)，南至迎宾路，东至状元巷，西到南大街(现洎阳南路)，总面积约25公顷，该区内巷道分布井井有条，纵向巷道有：状元巷、栽培巷、福禄巷、财贵巷等。横向巷道有：余家祠巷、支祠巷、翥山岭巷、小南门巷等。其中以城隍庙占地最大。以“城隍庙侧”巷而言，此巷东接小南门，西通何家台和龙神庙，全长65米。几乎占到老城东南区大半土地。
乐平城隍庙，始建于唐中和年间，因其具有“壮一邑之保障，肃百姓之观瞻”之功能，又具“默相人民辅佐治理者”之作用，故历经宋、元、明、清“屡敝屡修”，建国后，庙已多有改建，今食品厂是其一隅。
在老城隍庙区域中，有儒学里(文庙)、观音阁(凤游书院)、古县衙、五都试馆、龙神井、龙王庙、马王庙、马氏、洪氏、余氏宗祠，汪道诚府第、彭氏府第以及许还山、胡延龄等名人旧居，财贵巷还保留了一座古典烟花青楼。
江西景德镇导游词3名口老街，位于乐平市区东南向44公里的乐安河北岸，?晨谡蛘?府所在地。乐安河是古徽州进入饶州及鄱阳湖主要水路通道之一，名口镇以下河道陡然变得深阔，上游的大宗木竹、山货、下游的日用百货都在这里驳运集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乐安河东入乐平的第一重镇。唐天佑年(920___年)，许氏自河南迁此，现有1300户，5500余人。老街区有两个中心，一是十字区，保留有南北杂货、医药、染布、衙讼、造香、制牌、锻铁等20余家老店铺以及20余幢老民宅。二是广场区，这里周边也保存了一些祠堂、村塾堂、水塘等公众场所。十字街区和广场街区有7条纵向巷道连接河边的7座古码头，码头台阶在60至80级不等，可想当年航运之繁荣。
村中现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中，当属两座老祠堂和一座村塾堂，其中以“高阳祠”许氏大总祠著称，该祠是明初洪武帝爱将许瑗大将军建造，祠堂用材硕大，石、木、砖并用，气势宏伟，楼阁、庭院设计巧妙，斗拱、藻井装饰考究，中堂屏壁后背仍保留着明洪武至清嘉庆许氏先祖的功贺匾文十余幅，弥足珍贵。高阳祠总占地1300平方米，为庭院式建筑，门口有两口清塘，环境优雅。
江西景德镇导游词4涌山老街位于乐平市区北向40公里，涌山镇治所在地，唐代王氏从婺源武南迁入，现有800户，3500余人。老街枕山傍水，风光秀丽，北面鸡公山有一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南面车溪河接婺源清流。这里自古以来为乐平、婺源、浮梁重要陆路通道。
老街区纵横三条，交叉中心聚集着商铺、民宅、桥梁、驿道、祠堂、戏台等建筑遗存。如有明代崇祯年造的王氏宗祠昭穆堂，清初万年戏台，道光年间王母贞节石碑坊，道光年间王氏司马府第等。其中昭穆堂戏台是乐平现存古戏台建造最早的戏台。
江西景德镇导游词5上老村位于乐平市区以东30公里的高家镇官庄水旁。北宋中期，吴氏从安徽歙县迁入，现有110户，620余人。村中现有明清古建不仅数量多，保存完整集中是其最大特点。
上老村古民居建筑艺术品位甚高，如大总祠“瀛公祠”门楼，用砖木石组合构筑，精致典雅又气势非凡，是江南“四水归堂”、也就是乐平民间俗称“禾斛斗”式建筑的典型代表。此外，村中的其它10余座祠堂民宅，建筑水平均堪称上乘之作，到此考察的清华、同济大学的专家教授们给予该村很高评价。
一、指导思想
以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政府组织、群众参与、统一规划、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按照“协调发展、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构建山——城——河——海的城市园林景观体系，努力建成总量适宜，分布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地系统，建成山环水绕，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四季有花，风光优美的湄洲湾港口城市中心城区，力争在年创建省级园林城市中取得良好成绩，最终把我区建设成为具有山水特色、生态型的国家园林城市中心城区。
二、工作目标
（一）园林绿化
1、城区城市绿化覆盖率40.3%，建成区绿地率35.3%，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30平方米；
2、城市道路绿化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道路绿化普及率、达标率分别在95%和80%以上，城区干道绿化带面积不少于总用地面积的25%；
3、新建居住小区绿化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30%以上，辟有休息活动园地，旧居住区改造，绿化面积不少于总用地面积的25%。全区“园林小区”占60%以上；
4、全区“园林单位”占60%以上；
5、城市主干道沿街单位90%以上实施拆墙透绿；
6、全民义务植树成活率和保存率均不低于85%，尽责率在80%以上。
（二）市政设施
1、人均拥有道路面积9平方米以上；
2、用水普及率90%以上，水质综合合格率100%；
3、道路机械清扫率20%以上，每万人拥有公厕4座以上。
（三）环境保护
1、城市大气污染指数小于100的天数达到240天以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达到三类以上；
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60%以上，污水处理率达55%以上；
3、城市新建建筑按照国家标准普遍采用节能措施和节能材料，节能建筑和绿色建筑所占比例达到50%以上。
三、组织机构
（一）领导机构
区政府已成立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创建和迎检各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区长担任，成员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组成。
（二）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创建的宣传、协调、督促、检查和迎检的具体工作。创建办公室设在：区建设局二楼204。各成员单位应指派一位联络员负责创建日常工作。
四、主要职责分工
（一）各镇街（园区）职责
1、街道办事处要抓好天马山省级森林公园的保护管理工作，抓好辖区内沿街单位拆墙透绿、立体绿化及居住小区、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厂区等的绿化美化工作，配合市园林处搞好市检察院东侧、梅园桥等城市公共绿地建设，配合市建设局搞好延寿公园、绶溪公园的续建、新建工作和涵大道（段）两侧的绿化（负责做好涵大道段两侧绿化用地的征用及填土方工作）；抓好辖区市容环境卫生整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60%以上。
2、街道办事处要抓好辖区内沿街单位拆墙透绿、立体绿化及居住小区、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厂区等的绿化美化工作，配合市建设局搞好城港大道及园路二期两侧的绿化（负责做好道路两侧绿化用地的征用及填土方工作）；抓好旧福厦路（阳路）两侧绿化的改造整治工作；抓好辖区市容环境卫生整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60%以上。
3、山街道办事处要抓好山公园、山公园、枝公园、公园和旧路（路）两侧绿化的改造整治工作，积极配合市园林处搞好山沿渠景观带、广化寺路口和新街口中心绿地等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并配合市建设局搞好山风景区的保护管理工作，抓好辖区市容环境卫生整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60%以上。
4、镇和镇要抓好滨海大道绿化的前期准备工作。
5、华林工业园区要抓好路、路、林路等道路的绿化工作；督促园区内企业单位的庭院绿化。
（二）区直各部门职责
1、区建设局要负责创建园林城市总牵头工作，协调及配合市建设局做好相关工作，编制《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简报》，抓好城区建筑工地的封闭，防止滴、撒、漏现象发生，积极发展群众性园艺事业，抓好花卉、盆景雅石等展览工作。
2、区委宣传部要按照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领导小组的要求，分阶段分步骤做好创园工作的宣传发动工作，协调宣传媒体（报社、电台、电视台）开设创园专栏，年5月前围绕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主题，组织一次摄影展或优秀摄影评选活动。开设“绿化、美化、建设和谐”的宣传栏目；收集创园中所有新闻、会议及有关活动的音像资料；做好日常创园宣传工作，营造创园的良好社会氛围。
3、区文明办要会同区建设局做好全区“园林单位”、“园林小区”创建评比活动。
4、区监察局要抓好创园工作的监察监督工作，促进有关职能单位、镇街完成创园各项任务。
5、区财政局要负责创建活动资金的筹措、安排，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6、区城管办要协调监督街道和机关职能部门抓好市容市貌管理，防止非法侵占绿地、破坏绿化行为发生。
7、区国土资源局要负责城市园林建设用地的征用工作；在年3月份前完成城港大道两侧绿化用地的征用工作；配合市建设局搞好新街口中心绿地建设，协助市建设局做好建设工地临时绿化工作。
8、区水务局要做好溪两岸防护绿地建设及维护管理工作，做好城区下等溪、渠整治工作，取得成效；协助抓好山沿渠景观带的绿化工作和延寿公园南入口跨渠桥梁的建设工作。
9、区林业局要组织落实、年城区义务植树活动。年——年在城港大道、城涵大道各选择一处进行义务植树，建设一批纪念林。
协助天马山省级森林公园的保护管理；配合市建设局做好城区范围外的古树名木建档立卡和保护工作及开展古树名木认养、绿地认养等活动；配合区文明办、区建设局开展评选园林小区和园林单位达标活动。
抓好山林建设，指导各防护林带建设，形成自然防护林。落实管辖范围内的防护林地的管养责任，落实管养经费，取得良好的环境效益。
10、区农业局要抓好农网道路绿化及防护林建设。
11、区环保局要组织做好环保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城区大气污染指数达到二级标准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达到三类以上。
提供——年度城市大气污染指数达标报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达标报告、区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汇总表及各结果报表。
12、区经贸局要组织指导城区宾馆、酒店、工厂企业按市规划局批准的绿地率进行绿化单位绿化率达到30%以上。
13、区教育局要负责组织指导城区学校广泛开展爱绿护绿的宣传教育活动，年5月前围绕“创园”内容举办一次中、小学生绘画评选活动。提供——年期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相关资料、活动安排、科研兴趣小组、科研知识讲座等资料。制定城区校园的绿化建设计划，并在年6月份之前全部完成绿化工作。
14、区文体局要协助做好少体校及周边的绿化建设和养管工作。
15、区交通局要配合市交通局有计划完成规划区内省道的绿化工作，负责城区出租车辆宣传标语制贴工作，营造创园氛围。
16、区卫生局（区爱卫办）做好城区自来水水质的监测工作，确保水质综合合格率达100%。提供2006——年度城区自来水水质情况监测数据和情况报告。
17、区双拥办协调做好辖区内驻部队营区、干休所及医院的绿化美化工作，积极开展“园林单位”创建达标活动。
积极协助组织驻部队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保证尽责率不低于80%。
以上各镇街、区直有关单位要做好本单位和下属单位的庭院绿化工作，使单位绿化面积达到30%以上，同时，要组织人员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五、主要措施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实现预期目标，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
（一）加强领导，强化督查，把创园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1、各镇街、区直有关部门要清醒地认识到创建任务的紧迫性与艰巨性，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抓实干，把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相应工作班子，保证创园工作顺利开展。各责任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方案，制定具体措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区创园办应定期、不定期对各部门创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对未按计划完成任务的单位及时发出整改通知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实行定期集体办公制度，责任单位应于每月5日前将上个月创建情况及下一步创建计划向区创园办汇报，并提出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以保证创建工作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二）深入发动，广泛宣传，掀起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热潮。
1、召开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动员大会，进行全面部署和深入动员，引导区直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广大市民支持并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增强市民绿化意识，营造浓厚的“创园”氛围。
2、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造势，做到报刊上有文章，电台有声音，电视台有图像；结合“3.12”植树节，开展绿化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现场咨询活动等，使“创园”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三）周密部署、深入整治，确保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1、认真抓好龙脊山公园、山公园、南门枝公园、南湖公园的改造整治工作。
2、全力配合市建设局抓好绶溪公园、延寿公园等续建、新建工作。
3、抓好园路二期、涵大道（段）、城港大道等道路两侧绿化用地的征用及镇土方工作，做好片区改造、旧村改造、新区建设区间道路配套绿化建设。
4、积极参与开展单位庭院、居住小区绿化达标活动和第二批省级、市级园林式单位庭院、居住小区评选活动，保证全区“园林单位”及“园林小区”达到60%以上，大力提倡庭院、阳台、屋顶、墙面、室内绿化等多层次的绿化形式，有效提高总体绿量。
5、邀请专家对我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迎检工作进行规范性指导，促进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6、根据国家园林城市检查评比规定，制定迎检的详细计划，分阶段按步骤认真组织实施。
7、选择能把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连成一线的景观效果良好的线路，作为迎检现场检查路线。精心制定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并组织实施，特别要做好中心城区公园、道路绿地、街头绿地补植、完善工作；改造提高原有绿地绿化档次，沿线单位绿化整治并破墙透绿，全面整顿市容市貌，形成各具特色的道路景观。
六、实施步骤
总体工作分四个阶段来实施，即准备动员阶段、初显成效阶段、基本达标阶段和实现目标阶段。
（一）准备动员阶段（年12月——年12月）
1、建立组织领导体系，进行宣传发动，具体部署和落实任务，编制论证和确立各项具体实施计划。
2、认真做好创建工作的目标梳理，摸清创建活动软硬环境的实际差距，理清创建活动思路，完善创建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召开“创园”动员大会。
这一阶段工作要借用宣传力度，开辟专栏、专刊，大力宣传创建园林城市的重要意义和有关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使全市人民认识到创建园林城市不仅是宣传、塑造形象，改善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翻番，港城崛起”宏伟目标提供有力保障，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需要，是一项宏伟决策，关键战略。
（二）初显成效阶段（年1月——年10月）
着重抓好软、硬设施建设。
1、加大城市绿化建设，对明确的建设任务，必须全面启动，高效建设。①认真抓好和全力配合辖区公园的改造整治和续建、新建工作，扩展城市绿量，提质提档。②完成城市主干道及其两侧绿化带用地征用和填土工作，开展滨海大道、福厦铁路两侧绿化带建设的准备工作。
2、加强城区景观保护，对现有能突出城区文化和特色的历史文化要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力度。城区的街景立面设计，居住小区建筑设计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品味、档次，推行垂直绿化，进行墙体绿化、屋顶绿化、围栏绿化、阳台绿化、桥体、桥柱绿化、立体花坛，丰富植物景观。对城区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立卡，做到责任落实，保护措施有力。户外广告管理规范，制度健全完善，效果明显。
（三）基本达标阶段（年11月——年月）
重点在于抓建设和长效管理，具体做好：
1、绿化配套基本完善；
2、园林绿化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3、城区景观保护工作已经达标，并做好长效巩固；
4、城区生态建设稳步推进，城乡一体的优良环境基本形成，各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扎实开展，效果明显，各项指标达到要求；
5、全民绿化意识大为提高，爱绿护绿深入人心；
6、做好各项资料的整理、申报，为迎接验收奠定扎实基础；
7、邀请有关专家指导创园考评验收工作。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饶阳二中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新团员入团仪式。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本次仪式的领导。他们是县团委书记李伟娟同志，县团委副书记许国兴同志，县教育局 局长 同志，我们学校的宋京生校长，崔兵浩校长，陈绪红校长，政教处张占营主任，教务处高婷英主任，七年级年级主任郭幸好同志，八年级年级主任王玲玲同志，九年级年级主任李雅丽同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领导和来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活动，这次活动共有九项内容
第一项 宣读表彰决定
第二项 举行颁奖仪式
第三项 老团员代表讲话
第四项 新团员代表讲话
第五项 校领导讲话
第六项 县团委李书记讲话
第七项 放团歌，讲解团徽团旗意义，
第八项 对着团旗宣誓
第九项 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员证，佩戴团徽
希望参加广大新老团员青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认真对待入团宣誓仪式活动，保持好会场秩序，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高尚品格，下面活动正式开始。首先进行会议大会第一项：有请饶阳二中校长宋京生同志宣读饶阳二中校团委关于对饶阳二中“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五四红旗”团支部的表彰决定。
五四红旗团支部
七年级一班 四班
八年级二班 六班
九年级一班 二班
优秀共青团干部
七年级两名 七年级一班高婕 七年级四班闫帅
八年级三名 八年级二班董聪慧 八年级六班李莹莹
八年级一班李家祺
九年级四名 九年级一班张园园 九年级四班张雷
九年级七班魏翠 九年级六班侯跃聪
优秀共青团员
七年级五名 二班 李彤；
三班 许山岭；
五班 范宏斌；
六班 王笑天；
七班 郭薇
八年级十三名 一班 陈颖；
二班 严静；
三班 纪寅璞 李爱莲；
四班 李海翠 李晨阳 ；
五班 蔡广权 张艺；
六班 张双双；
七班 卢依涵 韩玉娇；
八班 王宇 李溪清
九年级二十二名 一班 李华 刘润程 ；
二班 王陪影 刘畅 ；
三班 孙瑞 赵曌 胡重阳；
四班 徐娟 胡少皇；
五班 宋晨希 张轶男 肖媛
六班 苌乾、赵梦迪
七班 宋婷婷 张敏娜；
八班 刘满超 朱苗苗 李水苗；
九班 郝冲 闫晓兰 李涛
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议程，对获得表彰的先进团员以及先进团支部进行颁奖。
下面进行大会第三项，老团员代表发言（宋梦瑶）
下面进行大会第四项，新团员代表发言（张莹）
下面进行大会第五项，有请饶阳二中副校长崔兵浩同志讲话
下面进行大会第六项，有请县团委书记李伟娟同志讲话
接下来进行大会第七项，放团歌，有请县团委副书记许国兴同志讲解团徽、团旗的意义。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胡宏伟词.雷雨声曲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
[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母亲用共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创新的世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是 1950年5月4日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颁发。团旗颜色为红色，左上角缀黄色五角星，黄星周围环绕黄色圆圈。红色的旗面象征革命的胜利，旗面左上角的黄色五角星以及黄色圆形圈，象征着中国青年一代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内容为团旗，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写有“中国共青团”五字的绶带。团徽的涂色为金红两色。团旗的旗面和绶带为红色，团旗上的五角星和环绕它的圆圈、旗边、旗杆、齿轮、麦穗、初升的太阳及其光芒，“中国共青团”5个字都为金色。团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志，它象征着共青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青年，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是经党中央审定批准，在1959年5月4日，即五四运动40周年时，由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颁布的。
下面进行大会第八项，请饶阳二中团委副书记李焕莉同志带领新团员宣誓：
（李焕莉说）请宣誓人面向庄严的团旗，由我来领读誓词，我念一句誓词，宣誓人跟着念一句，当我念到最后一句宣誓人时，请宣誓人跟着报出自己的名字。
下面请各位宣誓人注意：请你将握拳的右手举起过肩，然后跟我一起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 履行团员义务，// 严守团的纪律，// 勤奋学习，// 积极工作，//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 宣誓人：
下面进行大会最后一项，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员证，佩戴团徽
近现代书画以南北两派划分名家
近现代书画中若以南北两派划分，本次拍品中北方以齐白石、溥儒、李可染作品最为丰富。
齐白石的作品包括各个时期，人物画中Lot379佛像《拈花微笑》，Lot380《百寿》、Lot403《抱子图》均是齐氏人物画精品。花鸟中《长年高寿》以绶带鸟和一条鲶鱼组合，是为仅见。山水作品中Lot378《溪桥秋柳》是天津藏家方纪先生的旧藏。
海涛阁旧藏的一批溥氏作品，均是台湾溥门弟子所藏，多是其在中国台湾时期作品，尤为特别是《缕云剪雾》册页个二开(二十四页)(lot947)，录唐诗三十首，书写在溥先生自制的“落霞笺”上。书于“落霞笺”的作品极少，仅在癸酉年台湾自怡室编印的《溥心畲先生诗书画三绝册页》单行本中见到一册，故是册尤显珍贵。
李苦禅作品亦有十余件，其中一幅《三鱼图》，源自白石老师的画题，本次恰好也征集到白石所作《三鱼图》，两相比较，苦禅更得的醇厚。验证了白石所言“似我者死”的名句。
徐悲鸿《双鹤图》，是题赠静妻保存的。此幅作品来源明确，尺幅颇大，是市场流通中罕见之作。
黄胄《招财图》，宏幅巨制。《牧驴图》是写赠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治秋夫妇。《新疆舞蹈》也是一幅典型的黄胄新疆题材作品，作于70年代。
另外，徐燕荪、刘奎龄、颜伯龙、王雪涛、祁亮、马晋、陈少梅、田世光、溥忻、溥佐，胡佩衡、董寿平、石鲁、吴作人、叶浅子、何海霞等活跃于北方画坛的诸位名家，也均有佳作。
南方画家的作品精彩纷呈，不输北方。
任颐的《钟馗馗读书图》和《羲之爱鹅图》都是绝妙奸笔。《钟馗中馗读书图》经上海收藏家钱镜塘收藏，亦添收藏价值。
黄宾虹的作品《听帆图》(lot1081)是画赠宾虹老友粤籍香港诗人唐天如先生，“听帆楼”画题黄宾虹共作三幅，并均曾见于嘉德拍卖。此其第一图，作于1929年，后于1932年、1934年复画听帆楼，均为设色横幅，以此图最为清丽秀涧。
吴湖帆的佳作不少，最值得一提的是吴氏梅影书屋弟子十六人合作《潇湘八景》八条屏(lot896)。40年代，吴湖帆桃李天下，曾经面世的《十二生肖图册》就是由十二个梅影书屋弟子合作，老师吴湖帆题写画题的作品，与此八屏相应对照，可见当时吴门风气。
张大干《巫峡清秋》(10t955)作于1936年，当时北方遭灾，由于非厂发起在京举办“救济赤贫张大干、于非厂合作画展”，展出三天，作品全部售罄。时京城名菜馆“春华楼”掌柜白永吉捐重金以襄善举，大干先生遂以本幅相赠。
古代书画：明清字画数量，质量均胜于往年
嘉德本年春拍古书画专场参拍的明清字画，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胜于往年。吴门、松江、扬州诸派，四王、四僧各家，各有作品争奇斗妍。一本《诸明贤寿文徵明八十书画》册，囊括了明中叶谢时臣、陆治、钱b、朱朗、陈栝、袁、毛锡嘏等吴门十四家的书画作品十六幅，不只名家云集、内容丰富，也因为是为画坛宗师文派领袖所作，故无不倾全力付之，其中谢时臣三开细笔凶水及陈栝、朱朗的作品尤为精绝不口难得。另唐寅《少陵诗意图》横轴，为其较早期摹古力学时所作，曾经明大藏家华补C所藏，同样十分难得。
董其昌的作品，征得了多幅作品以飨藏者，其中一幅《绫本山水》，笔墨遒逸，苍润兼济，是他五十后成熟期的佳作，极受名鉴藏家王己千先生的赞赏。
陈洪绶《红叶题诗图》经权威画册多次出版，十分难得。而尤可珍视的是，老莲因贫困，所用绢素大多质地较差，故传世画迹品相好的了了，而此帧却保存完美。
本场石涛书画有六、七件之多，其中《绢本山水》大幅、《小幅山水》双轴都是开门见山的作品，而一卷《莲社图》，则是他早年细笔人物画的代表之作。
《松鹿》一轴，曾经徐邦达先生鉴题并出版于《山人精品集》，与石涛手卷可称双璧。
“四王”作品，王原祁这次征集最多，大小计有四件，其《绢本秋山》，约是他五十左右奉敕之作，曾经乾隆御览。《仿赵大年》一轴，是他六十三岁成熟时作品。王石谷的《松风鸣涧图》，作于他七十五岁之时，是他七个前后难得一见的佳作。
扬州画派这次几乎每人者隋作品可供爱好者选择，如华恰抖纯谔箫图》，高翔的《平山堂八景》册，及汪士慎的《设色梅花》李方膺《设色花卉》等。
明清书法，这次春拍有很多精品可供采撷。明代祝允明三件，行、楷、萆俱备，其中《行书》一轴，经《古代书画图录》等多次出版，是祝氏中年佳制。
文徵明《自书杂咏》卷，是其晚年力作，尝入藏内府，经《石渠》著录。
其他如董其昌、陈继儒、山人、康熙帝、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各呈异彩。值得一提的是傅山《行草归去来赋》十二屏，恣肆，是难得一见的巨制。
本场所收明、清扇页量多质胜，其中石溪、石涛、渐江的书扇最为精绝。三高僧的画传世尚多，而他们的书法，特别是石溪和渐江的书法可说是百不见一。这次所征渐江二页，一学倪(云林)，一倪中参颜(鲁公)。此外，周天球、袁尚统、刘原起、沈颢、王概、叶欣、袁江、郑板桥亦都有真迹佳品供法眼选捡。另有宋人团扇及清郎世宁《西洋少女图》扇亦是本场夺目之作。
油画及雕塑：秉承传统与优势藏品划分若干板块
秉承嘉德油画一贯的传统与优势这次春拍嘉德将推出共计200余件作品分为以下几大板块。
首先是老画家板块，吴冠中的《紫竹园风景》创作于1975年；曾在“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展”展出过。
此次还征集到四张颇有收藏价值的李宗津先生早年作品，这批作品直接来自画家家属，品相完好，且都在《李宗津油画集》中发表过，相信行家不会错过。
全山石的一件造型严谨、形象生动的肖像作品《新疆老人》也会和大家见面。这幅作品曾在《美术》、《新美术》上发表过。其他前辈画家如赵无极、群和沙耆先生也有精品呈现。
一直以来，反映重大历史现实题材的美术作品很受藏家青睐。这次参拍的马长利的《转战太行》、刘春华《他活在我们心中》，在当时都是极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两幅作品，辽宁美术出 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曾经发行过单页，其中刘春华的《他活在我们心中》发行量过亿。吕恩谊的《亲切的教导》是画家“”初期的代表作。另外曾在《红色经典五十幅作品》中发表过的魏奎仲的《白洋淀上练兵忙》，黄智根先生1978年创作的《人民的总理》，也都值得特别关注。
靳尚谊、王沂东、艾轩、朝戈、罗中立等学院派画家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在嘉德油画拍卖占有重要分量。这次征集到的他们的作品共有十来件。靳尚谊的《藏女》，创作于90年代晚期，是靳先生肖像绘画中尺寸较大的―件重要作品。其他还有王沂东的《早春》、艾轩的《白光慢慢滑落》、朝戈的《雪线》、罗中立的《上梯的农妇》、何多苓的《穿黑衣服的张小薇》、尚扬的《解放区的天》、葛鹏仁的《哈萨克少女》、庞涛的《屹立礁石》等。
中青年画家的作品有刘小东《午后》、喻红《女孩与老虎》、张路江《生日》、陈曦《它・她》、洪凌《雪国长风》、戴士和《一九四五年》、马刚《躺着的女人体》、王王平《三伏天之二》、尹齐《厨房一慢的作品》等，更有夏俊娜的《金色年华》、《波斯猫》等新锐画家作品。
当代书画：贾又福《无边心潮》登上图录封面
此次春拍的作品保持了原有轻松疏朗的风格。作为封面作品，贾又福先生的《无边心潮》太行系列的黑山水，是近年来在拍场中少见的创作。另一张将要单行画册发行的王明明先生《醉翁亭同乐图》也是其近期大作，更值得提及的还有龙瑞先生完成于90年代中期参加“张力的实验――表现性水墨”学术展的《陵江所见》。这些画作将会成为本场的焦点。
同时，本场还有幸征集到一些老艺术家的精品，如学术威望很高的浙美代表人物童钟焘先生的《雁荡春雨》。山东花鸟画家于希宁先生清丽而雅致的《寒香图》，湖北以山水见长的周韶华先生的《北疆阿尔泰》以及大写意花鸟大家崔子范先生的《红颜如醉》和《芙蓉江上》。
延续05秋拍，“93(水墨)批评家提各展”参展艺术家后半部分的二十件作品将继续推出。
瓷器工艺品：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甚罕见 翦淞阁精选文房名晶组专拍
纵观此次征集的拍品，瓷器、工艺品可谓平分秋色。我们从翦淞阁藏主处精选了近120件竹、木、牙、角、瓷等文房用品，组成了“翦淞阁精选文房名品”的专场拍卖。此外，传统的瓷器工艺品类的拍卖，也精心准备了200余件藏品。
此次拍卖中的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即是一件罕见的珍品。此瓶作八棱形，器底有“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矾红篆书款。遍查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相同藏品，两件瓷器应为同一时期、同一窑烧制而成。
乾隆皇帝的父辈皆信仰佛教，对于乾隆帝本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乾隆帝在位时期，清宫造办处制作了大量的金铜佛像和各式佛堂供器及法器。清乾隆粉彩七珍供器―套即是其中的―件，制作精妙，保存完好，在传世品中极为罕见。
斗彩瓷器在拍卖场上一直是收藏家的最爱。此次我们有幸征集到了两件斗彩名品。一件为清雍正斗彩云龙纹大盖碗，底落“大清雍正年制”青花款。此碗曾为香港徐氏艺术馆收藏。另一件为清康熙斗彩描金八吉祥折腰大盘，底落“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六字楷书款。器形硕大，且保存完好，极为罕见。为日本出光博物馆旧藏。
另一件粉彩精品瓷器，是一件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双耳瓶，此瓶曾于1987年在日本出光美术馆为庆祝建馆20周年而举行的特别展中展出。底部白釉上书“退思堂制”矾红楷书款。
此次拍卖中虽没有设佛像专题拍卖，但也不乏佛像精品――明宣德铜鎏金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头饰螺发，神态端庄，莲座上印刻“大明宣德年施”，工艺精细，体现了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
工艺品部分，我们也征集到了不少精品与大家共赏。其中有清乾隆紫檀浅刻山水人物图笔筒、明代端石松树纹砚、清初田黄寿钮印等。
古籍善本及碑帖法书：明人尺牍册出众 400件拍品参拍
明清书札、手绘图卷、明代版画、汉碑阁帖精拓、元代官刊大藏、藏书名家书法等400件古籍善本、碑帖法书参拍。
本次书札种类多样，尤以一函明人尺牍册出众，集合了明代十余位名人，如文彰鳌⑽呐怼⑽拇诏、宋曹、严衍、顾闻、汪圣修、严调御、陆嘉淑、文震孟、文元肇徐维祯、申时行等，其中，文震亨二通，文彭三通。
本场一函五轴手卷本《金沙江全图》，恢宏精湛，确为稀见，体现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画艺术和制图水平，为官绘古地图、山水画地图之代表作。此手卷为绢本彩绘，官修原裱。
《三才图绘》明刻本虽偶有得见，但上拍此件足本无缺，整齐如新，其上佳的品相无疑是拍卖会上热点之一。
元代官刻大藏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六，其主要特征与《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2期)表述一致，千字文编号为“体”字，卷端有“周暹”印记，为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技先生藏书印鉴，周先生旧藏。元代官刻大藏经存世极少，目前所知全世界不超过80件，零本在云南、日本有收藏。元官藏属于近年佛教文献的新发现，在佛教文献和版本研究上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另外，本场还有明万历版画《目莲救母》、安仪周存宣城本兰亭拓、泥金写绘《高上玉皇经》等。
邮品钱币及铜镜：马定祥藏各类藏品340余项息斋主人藏镜近70项
邮品、钱币及铜镜专场历来受到收藏界的广泛关注，此次春拍征集到上述藏品近2400项，分为中国历代钱币、中国历代铜镜、邮品三个专场。
此次春拍推出马定祥所藏各类藏品340余项。如：Lot4031号英国德喇儒有限公司(德纳罗印钞公司前称)呈样彩绘“中国银行天津伍圆票”设计样稿二幅，是研究德纳罗印钞公司与中国银行纸币发行的重要实物史料；Lot414Q号浙江省造光绪元宝当十铜元，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试铸样币，仅见品，极珍罕；Lot4254号金代阜昌重宝折五型楷书大钱，马老曾对此钱有批注：“阜昌重宝楷书折五型大钱，生坑，仅见。”弥足珍贵；Lot4305号光绪丁未年造大清金币一两红铜试样币，存世仅两枚，十分珍罕；Lot4340号中华民国十五年像陆海军大元帅纪念银币金样，仅见品，极为珍罕，相信藏家会不虚此行。
大千先生一生勤奋，其绘画作品难以计数，分别收藏于世界各地，晚年精美之作以台湾收藏最多，早年作品多被大陆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吉林省博物院有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收藏了大干先生从25岁(1923年)至50岁(1948年)期间的绘画作品一百一十余件，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手法多变，清晰地反映了大千先生早年的画学历程和画风不断精进的过程。今年恰逢大千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在此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撷取大千先生的部分绘画作品略作赏析，从中了解大千先生早年艺术流变的脉搏，体味先生的笔墨寄意。
大千先生的画风，在其早年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他曾锐意仿古，血战古人，竭力与古人争一席之地。他的画作远追六朝隋唐，遍师宋元明清，穷极各家各派，从临摹到仿作，逐一研究古人的作品。他也曾走访祖国名山大川，体会良多。他师古而不泥古，在学习古人高超画技的同时，他还注意观察生活，通会物理，临仿与写生结合，用古法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山川景色，人物风情，草木生灵，在仿古中绽放自我的心灵之花，正所谓“法先人而为我用，师造化以抒己情”(张伯驹语)。正因如此，大干先生笔下的风物鲜活生动，充满着活泼的盛名情调和宇宙意识。大千先生还重读书养性，石涛的“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深入其骨髓，致使他的画脱尽尘俗，高雅清芬，这从我院的藏品中即可得到充分体现。
张大干先生最富于创造性的是其人物画。他笔下的仕女、人物画，多以传统的人物画为根基，同时吸收现代美学思想，造型准确，形象生动，风趣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他早年的画风，在1929年30岁赴敦煌临摹以前，他所作仕女，造型削肩清瘦，设色柔丽妍美，弱不禁风，人们称之为“病态美”，画风学清代的改琦而又有自家的特色。1941年约42岁及以后，他曾三次赴甘肃敦煌，临摹壁画两年七个月之久。此时他所画的题材大多为佛像、仕女和风景画，数量多达276幅，其画风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大量吸取了唐人的笔意、造型和赋色的长处，并融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如果说1940年以前，大千先生的画格是清新、爽利、秀逸的话，此时则变为瑰丽雄奇。所绘仕女，画相圆润俊美，体态丰腴，设色浓丽，笔法严谨，衣裙图案精美，线条流畅，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所画历史人物，形象生动，线条细劲圆润，设色浓艳而和谐，并留水线以加强衣纹的凹凸效果。他还擅画佛像和白描人物，取法李公麟，游丝细线，然柔而不弱，灵动传神。
《童筝图》(图1)是大千先生1935年春，过萃锦园时与溥心畲先生合作的一件精品佳作。作者以对角线式的构图方式，在画面绘一儿童放风筝的景象。风筝以一线斜贯画面，细劲飞舞，气韵十足，充分体现出画家深厚的笔墨功力。画面大块留白寓天空高远之意，颇得“计白当黑”之绘画技巧。溥心畲先生面对大千先生的神来之笔，补景之余，竟题袁枚《春光》诗十一首，足见其相惜之情。张大千和溥心畲被誉为“南张北溥”，此图不仅证实了二人的深厚友谊，而且展示了二人的书法和绘画技巧。画中自题“乙亥春日与萃锦园主人合作为戏，大千居士张爰画后志之。”溥儒题“乙亥春暮，大千居士过翠锦园，大千作人物，心畲补景，题袁子才春意诗十一首，西山逸士心畲并题。”钤朱文“大千”、“心畲”、“成阳布衣”、“爱画入骨髓”和白文“张爰私印”、“溥儒”、“一日思君十二时”诸印。
《仿宋人鉴古图》(图2)为大千先生1942年所作。此幅墨笔白描绘梧桐、雅士、侍者、书童等多人，画前有大山水屏风一座，屏前有三位雅士围坐在几案前鉴赏古物，四位书童和两位仕女前后侍奉，屏后梧桐树下一童子烧火煮茶。画面人物较多，情节细致，生动传神，深显大千先生的绘画技巧和人物造型的功力。画左上方题有“青铜错干闲庭秋，画屏复叠梦沧州。江山烟飞丘壑美，钓竿欲拂回扁舟。呼童沦茗消百忧，百年高寄秦与周。人生适意方为欢，炳焉三代同风流。壬午重阳后一日，仿宋人笔并题，大千张爰。”从题识可知，此幅为拟宋人笔意之作品，但从该画画风看，却有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之意，从画面生动的人物造型上看，又融入了作者许多个人的东西。整幅用铁线描来为人物造型，用笔刚劲挺利，深得唐宋人物的传统风格，入古之深可见一斑。钤“大千”(朱文)、“张爰”(白文)二印。
《东坡居士吟望图》(图3)为大干先生1945年所绘。画面描绘东坡居士头戴峨冠，身披红袍，悠然捻须，执杖而立，松下吟望之情景。古人多将高士与苍松作为绘画的题材，以松喻士，以士喻己。此题材最早见于南宋马远的《高士图》。该图借松以喻东坡居士内心的高迈之气。画面色彩浓丽，人物线条以赭石勾出，圆劲畅快，深得陈老莲之笔意，亦显见敦煌画风之影响。图中人物峨冠用淡墨多层烘染，面部加浓赭石色勾勒，笔墨浑然一体，红袍设色沉着浓丽，用线清圆细劲，色彩艳而不俗，是大千人物画的传神之作。画面自上而下的古松枝叶繁茂，层次丰富，皴擦融合，浓墨点苔，颇为自然，明显带有石涛绘画的风韵。自题“东坡居士吟望图。乙酉十二月十九日，乡后学张爰敬图”。画幅四周有俞阶云、溥儒、陈曾寿、绍章、张伯英、郭则-?云诸题。钤朱文“大千”、“苍虬阁”、“翰林主人”、“少楼”、“癸卯翰林”和白文“张爰之印”、“溥儒”、“绍章”、“张伯英印”、“郭则-?云印”多枚印玺。
张大千的山水画，清新俊逸，瑰丽雄奇，有高深的艺术造诣。他在20岁至39岁时，曾拜李瑞清和曾熙为师。曾熙喜爱石涛绘画，大千受其影响，30岁左右学习石涛和山人，用笔细劲、豪放，不拘一格。38岁前后，他除了师法古人， 尤其是唐宋人的法度之外，又以造化为师，先后游历了黄山、华山和四川的峨眉山，从千变万化的自然景物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利落、灵秀、峻峭、爽利的山水画风格。山水画中的人物笔简神足，人物面相圆润，衣纹线条严谨流畅，与画面整体协调。虽然大千此时的画风很像石涛，但仔细比较，还是有区别的：石涛的山水画，古朴凝重，不拘一格，而大千的山水画，运笔劲健、灵秀，画相圆润，衣纹简劲流利，画面整体协调，有现代画的风格。1944年以后，张大千的山水画，师承更为广泛，除继承学习石涛外，他又师法了董源、巨然、赵伯驹、赵大年和王蒙的厚密蓬勃之风为灵动疏朗之格。此时其作品中的青绿设色、写意画增多，其传统画进入了成熟期。
《白云岳图》(图4)为大千先生1931年黄山写生之作。黄山为历代山水画家所钟爱，大千先生更是深情于此，一生三上黄山。该画以淡赭石、青绿为主色调，表现黄山云霭浮动、峰峦耸立的迷人景色。远处不尽的山峦，峰脉连绵，烟障云翳。虽未着意刻画，却用秀润的笔墨成功地表现出烟岚浮动的自然景象，充满静寂朦胧之美。树木采用石涛点苔法，浓淡疏密的点垛布满山峦，增添了画面的雄浑气势。近景描绘细腻而写实，碧绿峭耸的山峰奇松苍翠，朦胧的山间云雾引人入胜，使人产生一种登高已至天界的超然物外之感。自题“从文殊院下视砩砂、紫石、桃华诸峰。其高接天汉，隐约可见者，则自云岳也。辛未九月游山得此。蜀人张爰”。钤白文“张季”和朱文“大千”、“由此山川”三印。
《山中幽居图》(图5)为大千先生1946年作。该图上顶云天，下抵小桥流水，一派山河壮丽的景象。画面上下气脉贯通，山间屋舍、寺院、小桥景致各有不同，其间有潺潺流水缓缓流淌。作者率意点皴，并用淡墨加赭石、花青作渲染。整个画面给人充实幽深、老劲苍逸之感觉。自题“癸未初夏，颂言仁兄相晤安西。时予有榆林窟之行，信宿即别。同年十月，予宰皋兰七里河嵩龄别墅，先生伉俪远道见过，又以还蜀。仆夫已戒，行李在途，不复得写数笔，将意顷去，穷虏催伏。先生于役山海关外，为国家多故，停辙故都。予时北来，握手为欢，漫为写此。此榆中兴龙山，先生旧所游履。王禹之未知明年又在何处，能无慨然耶!丙戌开岁，大千张爱并记”。钤“大千”(朱文)、“张爰之印”(白文)两印。
《青城后山写望图》(图6)为大千先生48岁所作。画中描写青城后山之景色。远山与天际相接，数座屋舍散落山间。近处树木蓊郁，淙淙溪水沿山势奔流而下。画面层次深远，笔墨华滋，具有空灵广阔和宁静深远的意境。自题“青城后山西望鹿头、熊千峰，莲冈梅陇，绵亘千里，烟岚掩映，变幻无端，真北苑、巨然得意笔也。漫拈寄兴。丙戌七月，大千居士爰”。钤“大千”(朱文)、“爱木”(白文)两印。
张大千先生擅画花鸟、走兽。所绘花卉有荷花、梅花、、松竹、兰花、牡丹、水仙等。其画风早年主要师法陈淳、徐渭、石涛和山人，题材多样，技法上勾勒、写意兼而有之。到了中年，在继承徐渭、陈淳等人的基础上，又取法陈洪绶的勾勒填彩法，上溯至五代的黄筌、滕昌祜和宋代的宋徽宗赵佶等，为他的花鸟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又自养珍禽异兽，就地取材，把师古人和师造化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纵观他的花鸟画，运笔收放自如，造型饱满，色彩明净秀润，神完气足，而且工写兼备，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总之，他的花鸟画，特别是写意荷花，可说是独领。
《白梅绶带图》(图7)为大千先生37岁时作于河南开封。此图工写设色绘梅花一枝，梅干栖一绶带鸟作俯视状。图中鸟之形体优美。神态逼真，红唇黑羽，张嘴呜叫，似在呼唤伙伴。鸟身施浓墨，黝黑如漆，头顶、腹部敷以白粉，嘴、爪及腹部以红色点染。梅树用简笔绘出，老干虬枝，旁斜而生。幽花几点，玲珑绽放。梅树枝干的枯劲苍虬与梅花的灵秀滋润形成鲜明对比。画面构图独特，设色艳丽厚重。作者用顿挫老辣之笔表现梅树的苍皮老干，以双勾填色勾画梅花，再用工笔重彩描绘绶带鸟，将艳丽的黄筌画法与淡色写意融为一体，浓淡相宜，相得益彰。自题“画梅自宋以来，共分两派。徐熙野逸，如竹外墙头，时送酸香；黄筌如宫妆映月，珠玉满前。予此幅戏用黄筌法为之。甲戍除夕写于东京，爱”。钤朱文“大千”、“大风堂”、“大千毫发”和白文“张爰之印”诸印。
《荔枝白头郎图》(图8)是1941年，大千先生一枝一鸟的构图方式绘制一件工笔写生作品。画中的树叶、果实以工笔重彩勾填法描绘，设色浓丽厚重。枝干以遒劲的写意笔法一气呵成，流畅而意趣盎然。工笔处工整至极，写意处淋漓轻快，这种对比的运用又是通常所不易见的。枝头伫立的白头鸟背部及尾部以鲜亮的石青色勾染，胸部稍加朱砂和胭脂，与鲜红欲滴的红果形成呼应之势。几处叶背的黄色中稍加橙红的朱砂，显得厚重而丰富。整个画面虽笔意简约，却不显单调。自题“偶忆青城有此鸟，山中，人呼为白头郎者。用宋人法写之。辛巳之七月既望，大千居士爱”。钤“张爱之印”(白文)、“大千”(朱文)两印玺。
《照殿红图》(图9)为大千先生1946年春之作品。此幅工笔重彩绘折枝牡丹。图中牡丹红花绿叶，金线勾瓣，工致绝伦，颇具宋徽宗赵佶之笔意。作者先用细笔淡墨勾绘出花瓣，然后画枝叶的分布与穿插，再用淡洋红色染花瓣，重复晕染多次，最后用重洋红及泥金勾绘，表现了牡丹的富贵之气与国色天香的品性。整幅画面虽为一束盛开的牡丹，却可看出大千先生构图精巧、用笔精整的功力。该幅虽用笔设色都非常精致秀雅，却丝毫无画匠之气，足以与古人争短长。画中自题“照殿红拟道君皇帝笔。丙子岁于海上见此本，忽忽十年，犹能记其仿佛，因为静之仁兄方家写之。丙戌春日昆明湖上，张爰”。钤“大千”(朱文)、“张爰之印”(白文)两印。
《墨笔荷花图》(图10)为大千先生1948年之作品。画面构图饱满，疏密有致，用笔豪放大气，格调清新典雅，仿佛预示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具有一股强劲的蓬勃向上之势。只见两片卓然飘逸的巨型荷叶，在微风的吹拂下，傲然地随风舒展着筋骨，而荷叶疏影中一枝含苞待放的花蕾正孕育着灵动鲜活的生命破水而出，一朵高雅洁白的荷花已悄然绽放；其“犹抱瑟琶半遮面”的娇柔姿态，宛如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含情脉脉地望着这大千世界，充满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图中那种超凡脱俗、生机盎然、蒸蒸日上的美丽与意蕴，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该画荷叶全用粗笔挥扫，有的长枝蔽日，有的短柄临水，不雷同、不平板，着墨浑融而摇曳多姿，浓淡里出变化。荷叶不勾筋，全以没骨呈姿，这正是大千先生自出机杼的地方。花头用淡墨空勾，莹洁如玉。花瓣的尖端更用重墨点醒，来加强它的精神和气格的清新，自有一种娇媚。此幅作者以其纯熟的功底与老辣的技法，于浑朴中见清秀，于洒脱中含缜密，于酣畅中寓意蕴，令人称道折服。其用笔粗朴疏狂，持搏雪傲霜之气；架构自然忘形，汲天地灵气之精；泼墨淳厚飘逸，拥潇洒儒雅之神，让人叹为观止。画中自题“戊子六月，逭暑成都昭觉寺写此，寄呈寄萍二兄旧京，即乞教正，大千弟张爰”。钤“张爱”(朱文)、“三十陂秋色”(朱文)、“张大千”(白文)三印。
清末上海开埠以后， 众多商贾云集，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使上海成为东南的重要都会，吸引了各地画坛名家涌入这里，逐渐形成海上画派。海派画家参与者众，持续时间久，流派风格多样，代表画家有虚谷、任伯年、吴昌硕、任熊、任薰等，这些画家在上海画坛各施所能，对海上画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顾沄是海派画家中的苏州籍画家，作品主要以山水题材为主。他移居上海后，一直靠鬻画为生，对海上画派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些作品除一件书法对联外，其余均为山水画。有纪年的作品最早为戊午年（1858年），最晚为乙未年（1895年），相隔37年。最早的一件是《为菊舫绘山水白面扇》（图1），为顾沄23岁时的作品。扇面为仿元代倪云林笔意小景，近景几株枯树错落于坡石土岸上，远景山石层层相叠，中景大片空白作湖面，唯有一隐士泛舟湖上。元四家之一的倪云林是元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他的山水画多以描绘太湖一带的风景为主，平远构图，结构简单，多作坡岸枯木，营造出清简疏淡的山水意境，开创了水墨山水画的新画风。他的这种山水风格被后人所推崇，影响了明清时期很多画家。画中顾沄自题七绝诗一首：“残煤秃管画如倪，溪谷山回路转迷。踈树着霜画秋色，野航归去夕阳低。仿云林笔意。”署款：“戊午九秋即奉菊舫母舅大人钧正，顾沄并题。”钤“若波”朱文印一方。这件顾沄早期的山水扇面，从画面上看仿倪瓒山水画的结构和用笔已达到形似，但笔力和技法还不够成熟，意境上还欠缺火候。
馆藏顾沄有纪年的最晚的绘画作品是《秋山逸趣图》（图2），落款：“乙未春仲仿云林高士《秋山逸趣图》，若波顾沄。”钤“若波”朱文印。此图是顾沄61岁时仿倪云林山水所绘太湖秋景，画面分近、中、远三景，近处坡岸上枯木竹石、茅舍错落，中间为平缓的山峦延伸至远方，上半部分以大片留白代表湖面。全图景物简约，布局疏朗，意境空旷。这个时期，顾沄仿倪瓒山水画已深得其精髓，对倪氏山水画之风格面貌已经掌握得非常到位。
顾沄《七言行书联》（图3）是馆藏其纪年最晚的一件书法作品。对联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池上竹下作》诗中的两句：“食饱窗间新睡后，脚轻床（林）下独行时。”意为吃饱睡足后，神采奕奕，迈着轻松的脚步漫步于林中，享受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而这一直是中国文人所向往的隐居深山、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落款为：“乙未秋日书白香山句，以应梦衡仁兄大人雅属，若波顾沄。”下方钤有“顾沄私印”白文印和“若波”朱文印二方。
顾沄在绘画上的成就，跟苏州的过云楼还有着密切的关系。过云楼是苏州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以收藏古代法书名画、古籍善本著称，当时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主人顾文彬（1810～1889年），字蔚如，号子山、艮庵，苏州元和人。道光年间进士，官至汉阳知府。善书画，精鉴赏，是清代著名的收藏大家。他收藏了很多古代书画名迹，所著《过云楼书画记》中有详细记载。过云楼是顾文彬与其三子顾承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开始营造的，用于收藏历代珍贵书画、古籍和金石，其后建造的怡园，是主人专门组织诗会、画会、曲会和琴会等文人雅集活动的场所，因此过云楼及怡园成为当时苏州文人雅士的活动中心。顾文彬为人热情好客，经常将自己收藏的书画名迹供人临摹研习，任薰、胡锡珪等画家都有过在过云楼摹古的经历。
顾沄是这些画家中在过云楼临摹古画时间较久的一位，这在顾文彬写给其子顾承的几次信中可以证实。1872年的信中说：“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同治十二年二月，顾文彬又询问：“若波从上年起共画几件？”六月，他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若波笔下尚未大成，而一年所得已不少，可见一艺之长，即可自立。”当过云楼落成之时，顾文彬于同治十三年五月记述说：“若波、芝翁（按：芝翁何人待考）均下榻过云楼谈艺，颇不寂寞矣。”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一月，顾沄被某县令廖公聘为幕友而终止。顾沄经过3年时间临摹了大量古画，学到了古人很多绘画技法，逐渐创出了有自己风格的山水画面貌，在近现代画坛上名气初显。
多年之后顾沄又回到怡园，与当时的书画名家在怡园创办了怡园画社，组织过多次文人画家雅集活动，他们聚集在一起相互探讨，合作挥毫，创作出很多绘画精品。这些在吴大澂年谱中也有记载：“先生奉讳家居，重理绩事，与老友顾沄及费念慈、王同愈、翁绶琪、陆恢、顾麟士、金心兰、倪宝田诸画家集书画社于怡园。”当时吴大澂被大家推举为怡园画社社长，而顾沄和倪墨耕、吴昌硕等7位画家并称为“怡园七子”。
曾在私人藏家手中看到一件顾沄、陆恢和金心兰三人合作的《三秋竞艳》设色花卉图单片（图4），图中鸡冠艳丽，桂花飘香，盛开，描绘了秋天的这三种花卉孤芳自清、不与群花争艳斗奇的品格。画家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将它们比拟为那些具有很高道德风尚的人，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不与世尘合流的清高脱俗的品质。金心兰在画上落款：“乙未夏四月怡园画社第三集，廉夫写鸡冠，若波补桂，心兰增菊。”题跋底下仅有金心兰钤“金心兰”朱文印一方，其余两位均未落款钤印。从款上得知，此图是三位画友1895年4月在怡园第三次雅集时创作的作品。这件《三秋竞艳》图画于一张尺寸不大的牛皮纸上，通常绘画极少采用这种材料，但牛皮纸厚实的质地和独特的底色，增加了画面的层次和质感。这件即兴创作的小品正是怡园画社雅集活动的佐证之一。
苏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顾沄在过云楼期间临摹的作品《临恽寿平山水图》（图5），从落款可知此图是同治十二年所作，时间正好是顾沄在过云楼临摹古画的第二年。由此推断《恽寿平山水图》当时应该是过云楼的收藏品，后来散失，被私人藏家所收藏。因为在上海朵云轩1997年春季古代书画拍卖会上拍卖过一件恽寿平的《秋峦山居图轴》（图6），此图和苏州博物馆藏顾沄《临恽寿平山水图》的构图完全相同，前者是纸本墨色，后者为绢本设色，特别是画面上的自题七言诗句“碧雨丛篁映柳丝，花间得句白云知。蕉梧不动秋声起，帘卷山堂独坐时”。和落款“黄鹤山樵书法以云川为骨、北苑为神、赵吴兴为风韵，苍浑沉古，兼备众长，元时刻画之工，当称独步。此本临玉山草堂，毘陵恽寿平”，这与顾沄《临恽寿平山水图》上顾沄仿恽寿平的题跋只字不差，唯一多了顾沄自己的落款“癸酉夏六月后学顾沄临于过云楼”。如果这件春拍上出现的恽寿平山水图是真迹的话，那么顾沄当年在过云楼临摹的原图应该就是这件恽寿平《秋峦山居图轴》。
除了绘画，顾沄还有设计园林的才艺，他将山水画上的创意元素运用到苏州园林的设计中。怡园在建造时，顾文彬邀请任薰、程庭鹭等几位画家筹划设计，顾沄就是其中一位参与者。园中水池假山的位置和亭子的造型等设计方案，画家们均先以稿本绘出，等主人看过后才作最后决定。此园综合了苏州历代名园的风格特点，是苏州建造最晚的古典园林之一。苏州市内仓街小新巷内的藕园，是同治十三年按察使湖州沈秉成在苏州养病时购买的前涉园的废址，后请顾沄主持设计，在旧园的基础上重新扩地修建而成。顾沄将藕园设计成一宅两园的格局，园内建有亭台楼阁，筑有水池假山，植有林木花草，布局精致巧妙，成为沈秉成夫妇归隐住居之地。
顾沄在近现代绘画史上名气不是很大，却留下了很多书画作品。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会上时常会出现顾沄的扇面、册页或立轴拍品，拍卖成交价更是不断上升，投资者对顾沄作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多。
论文关键词：瑶族；史诗；文化；意识
一瑶族迁徙不定的深层历史文化动因
瑶族自形成后，基本上是一个迁徙不定，不事安居的民族。早期瑶族生产形式属于一种刀耕火种的游牧农业，他们往往集狩猎、山地耕作与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数年后因地力耗尽而觅地另耕。关于这些特点，史籍上记载说：“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各自以远近为伍，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据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以前，瑶族中的盘瑶、过山瑶、山子瑶、自裤瑶等族群一直以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贵州省荔波县瑶山公社(今称乡)瑶族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20世纪70年代，泰国瑶族仍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迁徙十分频繁。”。。所以瑶族的迁徙不定几乎是一种生产生活习惯，甚或可说是一种民族意识民族标识了。
但瑶族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否古来便如此呢?。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檠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自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日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日精夫，相呼为殃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日精夫，相呼为殃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因为盘瓠“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其后代便“好入山壑，不乐平旷”。那么其中的瑶族虽然好山，但“安土重旧”，应该还是有自己的稳定的定居点的。可能在盘王时代，瑶族的祖先是一支游牧部落或是狩猎民族，在盘王之后逐渐过渡到农耕时代。《盘王大歌》一书中《盘王歌》第五部分“翁爷去酒泉”这样唱道：
太宁王主九八龄，深山大龄打猎行，
来到天台石壁堑，野羊逃命穿山林。
王主来到堑壁前，张弓瞄准射利箭，
脚踏崖前石壁垮，人落悬崖树杈间。
翁爷王主盘太宁，失足落崖树上悬，
九八高龄崖下断，王主命终去九泉。
噩耗传来天地惊，传告天下十二姓，
天下子孙披麻孝，翁爷深恩刻在心。
瑶男瑶女万万千，年年岁岁勤耕耘，
处处山头立村寨，分麻搓线绣花裙。
男扎头帕女花巾，架起风炉打白银，
斑花绣带腰上扎，欢歌起舞代代传。
“翁爷”即是盘瓠、盘王。盘王在九十八岁高龄时仍然坚持外出打猎，有一次打猎不小心跌落悬崖，噩耗传来，天下瑶人披麻带孝，画出盘王的画像，雕刻盘王的面容以作永久的供奉，使世世代代瑶人能铭记盘王的恩德。智慧勤劳的瑶族人则继续在生养自己的大地上劳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民族特性。盘王歌又唱道：
瑶男瑶女万万千，千千岁岁勤耕耘，
处处山头立村寨，分麻搓线绣花裙。
男扎头帕女花巾，架起风炉打白银，
斑花绣带腰上扎，欢歌起舞代代传。”
这里说的正是瑶民安居乐业的定居生活，他们建瑶寨于山头，勤耕耘于田亩。男耕女织，有自己的独特服饰。这些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可谓基本相同从一个民族的内在心理来看与汉民族的求定居、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本民族的发展壮大并无不同。
那么造成后世瑶人迁徙不定，大分散小聚落的动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来自于瑶族历史上多次著名的统一大迁徙。这些多次大迁徙及其原因于载籍并不明显，或许是统治者修史时讳言的缘故。我们现将载籍中一些明显记载瑶族情况的相关材料罗列如下：
《梁书·张缵传》：“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
《隋书·地理志下》：“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日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潭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为黔州地，楚之南境。……自汉至晋，并属荆州。怀帝分荆湘中诸郡置湘州，南以五岭为界，北以洞庭为界，汉晋以来，亦为重镇。今按其俗，杂有夷人名猎，自言其先祖有功免徭役也。”
《宋史·兵志七》：“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钤辖舒宣奉旨相度召募施、黔州土丁，致讨辰、沅山徭，每州无过七百人。缘徭贼深在溪洞，险阻不通正军故也。”
宋史-西南溪峒诸蛮列传上：大中祥符六年，“辰州溪峒都指挥使魏进武率山徭数百人数寇城砦，朝廷不欲发兵穷讨，乃降诏招谕。”
《宋史·西南溪峒诸蛮列传下》：“嘉定元年，郴州黑风峒徭人罗世传寇边，飞虎统制边宁战没。江西、湖南惊扰，知隆兴赵希怿、知潭州史弥坚共招降之。”嘉定七年，“比年防禁日弛，山徭、峒丁得私售田。田之归于民者，常赋外复输税，公家因资之以为利，故谩不加省。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虚挂版籍，责其偿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徭人，或导其入寇，为害滋甚。”
《元史·余阙列传》：元统元年“会莫徭蛮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平徭记》：“元统二年冬，摇寇贺州、富州，至元元年，广西宣尉使章伯颜讨平之。集为记其始末。后有旧跋云：此纪章伯颜平粤西猩洞事迹，备国史之采也。”
《续资治通鉴·元纪二十五·元统元年》：“十二月，乙丑，广西摇寇湖南，陷道州，千户郭震战死，猎焚掠而去。”又《道州志·兵防》：“元统元年冬十月，广西瑶寇道州，千户郭震战死。”
而明代，朱元璋在位31年，史载可考的征剿瑶人的年份多达20余年。
从上所列史料看，史籍自唐以后瑶人“造反”频仍，朝廷镇压频仍。而明清两朝瑶民的反抗活动更是此起彼伏。实际上瑶人造反，其真实的情况并非瑶人生性嗜乱，而是逼上梁山，忍无可忍，不得已而为之。正如景泰时两广总督王翱在边情疏中所说：“既害其生，又拂其性，虽良善懦弱之人，犹不免于动也。”瑶人反抗的最终结果是以失败告终，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被迫迁徙到那些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地方。这与古代黄河流域的周民族的迁徙刚好相反，周族每一次迁徙都使自己走向强大，走向文明，走向先进的中原。而瑶人每一次迁徙都是走入更遥远的山林，走入莽荒，走出文明，离中原文明愈来愈远。
二瑶人大迁徙的路线和方式
瑶族史诗盘王大歌中的盘王歌和《十二姓瑶人游天下》，以及《盘王券牒》对于瑶族的迁徙有较详细的记载。
《盘王大歌》里的《十二姓瑶人游天下》是对瑶族古往今来迁徙史的全面记述。作为第一次大迁徙的“渡海神话”这样唱道：
盘古开天又立地，又造江河有造田，
刘三歌曲慢些唱，先唱瑶人出世源。
瑶人出世武昌府，满目青山到处游，
龙头山上耕种好，老少乐业世无忧。
请问妹，细问瑶人古根源，
龙头山上住几年，请妹传唱告我知。
寅卯八月开山种，耕种五谷好收成，
龙头山上住七载，世不太平心暗忧。
请问妹，问妹为何心暗忧?
龙头山上阳春好，日子好过怎忧愁?
龙头山上本是好，马鹿骚扰透心忧，
阳春受灾无法保，姊妹商量出山游。
请问妹，丢了青山哪里走?
哪年哪月出山外?请妹详细唱缘由。
景定元年四月八，姊妹一齐到海边，
众人商量渡海去，人齐心齐找山源。
请问妹，天宽海阔到哪边?
几时上船过大海?海上行船多少天?
辰时开船过大海，四十九天海中间，
困在船中无可奈，海阔天宽哪是边?
船困海中难靠岸，日起日落四九天，
众人船头许大愿，请保众人船拢边。
船头许下盘王愿，许下良愿保人丁，
盘王圣帝开恩典，定下辰时船拢边。
盘王圣帝遂人愿，准保辰时船靠边，
老幼上岸何方去?哪山哪岭立家园?
离船上岸到广东，乐昌宝地且安身，
天林山上立村寨，青山开好种阳春。
在盘王大歌的盘王歌最后一部分“受驱逼走”里，瑶人也记载了他们第一次大迁徙。“翁爷盘王去九泉，瑶人退下圣王殿，落到世上吃人国，人间混乱变了天。”他们遭遇乱世，又受旱灾，结果是“无种无收肚难哄，尝尽深山百样青。”在“王瑶子孙无依靠”的情形之下，他们只好“飘洋过海天外行。”在飘洋过海的日子里，经常遇到大风大浪。他们在十月十六盘王生日这天祈求盘王护佑，终于风平浪静，最终“落脚广东潮州府，乐昌安住开塘田。立起连州福江庙，又建黄竹圣王堂，建村搭棚落下户，儿孙代代供烟香。”这一次是瑶族人民受驱逼走被迫迁徙。按瑶族传说，及其盘王券牒》多次提到的材料，他们的祖先曾住“会稽山七贤洞，他们应是从祖居地开始迁徙。其“飘洋过海”应是沿长江过洞庭，然后南迁。古代洞庭也可言“海”。依盘王歌》中的地名，其主要迁徙路线是过洞庭“舍船登岸再向前”，走的是自湖南郴州入广东至韶州乐昌，再至广东连州。次要的迁徙路线还有自江西南安经大庾入广东南县，自湖南道县入广西贺县，自全州入静江等。这几条路线，据清顾祖禹(
三渡海神话昭示的文化意义
这一次大迁徙逐渐在瑶族心灵深处演变成“渡海神话”。日本瑶族研究学者竹村卓二曾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比较了瑶族第一次大迁徙的渡海神话不同传本之后认为：“渡海神话在瑶族的内心世界，是超时代的永远抹不掉的烙印。它反映了瑶族特定的过山系集团对在实际中经受的民族灾难的回忆。这个灾难的真实情况，就是对汉族政治权力的抵抗，遭受挫折，并继续受过残酷的压迫。有时用旱灾这种借喻方法，来暗示他们的灾难。因此渡海神话演变的成功在瑶族仪式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具有了质的飞跃，这种仪式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立法”的功能。因为瑶族第一次大迁徙演变为渡海神话之后，不仅重申了盘瓠作为始祖神的地位，同时还具有了救世主的地位，因而在瑶族群体中自然建立了一种感恩仪式——“还盘王愿”制度。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瑶族人要过盘王节，行祭祀，跳盘王长鼓舞，唱《盘王大歌》。这种祭祀本质上是瑶族统一的“酬恩”仪式。这与古代周民族史诗祭祀神性英雄生民、公刘、古公宜父等均有相融通之处。
四瑶族其他迁徙活动的文化特色
在《十二姓瑶人游天下》里还记载了几次迁徙活动，史诗如此唱道：
老少落住天林山，祖王管下好多年?
哪年哪月开山地，又逢何事跑家园?
恭德王祖丙寅年，正月十二离家园，
二十四年为下种，又逢乱世丢山源。
天林山上日子欢，天逢反乱度El难，
天林山上遭何祸?老幼惊慌躲过山。
二十四年长毛反，长毛反乱不平安，
十二姓瑶人心忧急，拖儿带女又过山。
瑶人老少遭大殃，丢了天林去外山，
青山万重何处去?何处青山把身安?
老少忧愁心无计，手拍胸前无路走，
过山落户千家峒，砍山种地再开头。
青山脚下千家峒，山宽地肥好安身，
落在峒中多少年?哪样大祸落峒村?
落住峒中六十年，开山种地好年成，
官府公差把峒进，逼交皇粮送京城。
人逢乱世难躲开，朝廷兵勇进峒来，
蒋大官人发兵到，甘七营马围上来。
层层官兵人马众，峒中老少难阻挡，
众人商量离峒走，千家大峒又抛荒。
瑶人退出千家峒，爬山涉水开路行，
瑶人世上无出路，何处安身才太平?
跨山越岭到桃源，桃源峒里好过年，
落住桃源多少岁?郎请娇娥唱金言。
小姝少知古根源，桃源峒里住七年，
山猪马鹿坏阳春，。有种落土无收成。
聪明小妹唱根源，离了桃源到哪边?
哪王坐朝哪一岁?何年何lE出桃源?
郎哥莫笑妹歌言，明朝洪武丙寅年，
正月初四齐移步，黄塘龙炸又落根。
娇妹唱传古根源，黄塘龙炸落下根，
黄塘龙炸住多久?开山种地几多春?
黄塘龙炸立寨村，开山耕种百余春，
十二姓瑶人各立寨，安居乐业敬祖人。
后人要记当初事，供奉盘王代代传，
始祖根源莫抛落，添香换水万万年。
从天林山到千家峒，从千家峒到桃源峒，又从桃园峒到黄塘龙炸。其实这些地名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一一考证坐实。除了大致的方位，实际上也无法考证。从一地又到一地成了瑶人的家常便饭。而天林山、千家峒、桃园峒实际上是留存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的美好家园的符号象征。而最后黄塘、龙炸两个地名可能是搜集者搜集到传唱这首瑶歌的某一支瑶人的当时居住地。
而迁徙的时间，我们也只能大致确定为由宋到元到明这几个时间段，如上所引载籍材料所知，这些个时间段正是统治者反复进剿瑶人的时期。
特别是千家峒的大迁徙更是在瑶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近年来，陆陆续续发现了几十本千家峒和千家峒源流记手抄本，它们记载着瑶族的历史和千家峒的兴衰过程，而且大同小异。据传，千家峒是一处只有一个石洞通向外界的山间盆地。自古有十二姓瑶民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发展到一千人家，故取名千家峒。传说中的千家峒内有一地，四面高山。有石洞一座入内，内有数十里丰原广地，可到此地定居……日后人繁族广，定名为千家峒。传说千家峒后来被官府发现了，派粮官进峒收租，热情好客的瑶人个个把他当贵客，一家屋里吃一天，眨眼就是三年，他和干家峒的瑶人关系搞得蛮熟特别融洽，舍不得回去。官府以为粮官已被千家峒人杀死，便派兵攻打报复，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5年)，官兵攻打干家峒，从下峒一直打到上峒，瑶民首领白知不敌，于是吩咐瑶民从一个通往道县的山洞里逃走。瑶民在离开千家峒前，将一只牛角锯为十二截，每姓瑶族保存一截，又将祖先偶像埋在平石岩下的山洞里，洞有一座“石童子”为标记，并立下盟约，嘱咐500年后，瑶族子孙要返回千家峒，将十二截牛角拼合吹响，洞门自开，将祖先偶像取出祭祀。出逃的瑶民大多散居在大山中。岁月变迁、不断迁徙，千家峒的确切位最后迷失了。但瑶人向往失落的家园，回到千家峒去，便成了一代又一代瑶民顽强生存并寻找皈依的精神寄托。
五瑶族迁徙的文化意识特征
在瑶族的迁徙史诗中，突出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迁徙的被迫性。这与古代周民族在被迫中有主动不同，或者说周族迁徙，在一定意义上是形势发展、自我壮大的自由迁徙，虽然其直接起因可能是由于戎狄入侵，但在根本上还是带有很大的主动意味。瑶人则自始至终处于被动迁徙的位置，迁徙的根本原因在于动乱无法生存。因为官府的进逼，美好、和谐的生活总是过不了多久。每迁一地虽然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不久就被浇灭，新的一次迁徙的到来又是新一次民族灾难的来临。
其次，每一次迁徙他们都极关注山水与人的和谐，如诗中反复出现的“山源”，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山水自然与人的和谐的重视。瑶族称自己居住之地为“峒”，这虽然形象地反映了瑶人居住环境的自然特点，但“峒”同时也是瑶族早期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又是村社土地的所有形态。此“峒”本身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意味。瑶人特别强调寻找到的山源的土地的肥美。“青山脚下千家峒，山宽地肥好安身。”“天林山上立村寨，青山开好种阳春。”“过山落户千家峒，砍山种地再开头。”便是这一具体写照。盘王大歌》处处出现的“青山”符号，便是特别赋予了“青山”对于瑶人生存攸关的重要文化内涵。
当江西人风尘仆仆、大规模地从东向西迁徙至湖南中部地区的250年之后，一支由古州(今贵州榕江)龙氏族人组成的队伍，也颠沛流离、由西向东逃往湖南。
前者是在北宋，而后者则在宋末元初。前者是遭遇到汉族官府的追杀，后者却是为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舍弃了自己的家园。
1、从贵州到湖南
编印于民国22年(1933)的《龙氏族谱》告诉我们：1334年（元顺帝二年），有一位名叫龙地盛的贵州人，与弟弟龙地文从贵州榕江（旧称古州）的乐里乡平茶村，迁徙至湖南靖州飞山脚下。一年以后，两兄弟分家，龙地盛又迁往今新晃县平溪龙寨。明洪武年间，龙地盛的儿子龙金海、龙金湖又从龙寨迁往四路村盆溪。明永乐年间某天，龙氏兄弟见一白牛入一山谷未出，于是登顶查看，见其地脉“山环水绕，气聚风茂，可以为宅”，遂于永乐十七年（1419），由盆溪往迁5公里之外的新址，取名“天池”。（参见民国22年《龙氏族谱》）之后，世代在此繁衍，后世将天池更名为天井。
龙氏一族为什么从贵州迁入湖南？答案是：战争。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秋，蒙古统治者为了消灭南宋王朝，采取迂回包抄战术，以50万大军大举进攻四川，成都克陷。宝佑元年（1253）十二月，蒙军分兵三路攻占大理首府太和城(云南大理府)；第二年，云南大部为蒙军所占，形势危及贵州。1274年，元朝置行省于云南，省治于中庆（今昆明），之后，贵州各地土官纷纷归附于元。元朝灭南宋后，一部分在蒙古军事统治时期尚未降服或者降而复叛的地区和部族，也相继被招附，置于云南行省统治之下（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但侗人的反抗和元统治者的镇压与“宣慰”并没有停止，至元十六年（1280），元代统治者于贵州置顺元路宣抚司，将侗人居住的“九溪十八峒”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至元二十三年（1287）峒酋罗天佑不服元朝统治，被斡罗思镇压。
《元史・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载：
庚午，斡罗思招附桑州生猫，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三十一，所部民十二万九千三百二十六户，诣阙贡献。
1330年（庚午），元湖广行省“八番罗甸宣慰使”斡罗思率兵不断向东推进，先后招附桑州、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不服异族统治的侗人，便离开古州平茶（即今乐里）向东边靖州的方向逃亡。
1334年，龙氏家族迁徙至靖州飞山，最后落户深山老林无人区――新晃四路村天井。
综合《元史》和《龙氏族谱》所述，史料告诉我们：龙氏家族的龙地盛兄弟，极有可能是古州三十一峒酋之一，当元代统治者的势力达到古州之后，龙地盛兄弟便率领自己的族人逃离了故乡。
2、从贵州带来了“跳戏”
元代，从古州来到靖州的这支宗族，带来了一种古老的戏剧，后人将它称为――“咚咚推”，湖南学者称之为“侗族傩戏”。
今天，傩戏“咚咚推”仅存于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乡四路村的天井寨一地。湖南境内别无此种侗傩。
新晃县天井寨处于万山丛中，离新晃县城南60公里。明代永乐年间龙氏迁入居住67年之后，另一姓氏――姚姓人迁入。（姚姓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由县内新寨乡迁至田家寨，其子辈再迁徙四路村。）清道光、咸丰年间，天井村曾发展至200余户、千余人口，天井成为集市墟场；咸丰四年（1854）侗人姜芝灵起义，天井人奋起响应，至同治十三年（1874）起义遭镇压，天井寨人口锐减。至1949年底，仅住14户侗民，其中龙姓6户、姚姓4户、杨姓4户。
侗傩咚咚推，天井人又称之为“跳戏”。其演出期一般为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至十五，七月十五（即“鬼节”），或如遇天灾或节庆，天井人也以咚咚推祈祷、庆祝。其演出场地，就叫“跳戏场”。
咚咚推是天井人的集体活动，不为私家演唱。演唱之前，全寨人执香火纸钱，聚集一起，祭祀；主祭人铺摆猪肉、糯米粑、果品和米酒，向神禀告演出的目的，请求神的保佑。然后炮声一响，开箱取出演出用具，商定演出剧目。接着，主祭人将面具、戏装搬至演出场地，再次供奉；然后进行演出。
3、咚咚推的剧目
天井寨所现存的侗傩咚咚推剧目现存21部。其中“三国”时期蜀国故事的剧目占了很大的比重，有9部，它们是：《桃园结义》、《古城会》、《开四门》、《过五关》、《关公捉貂婵》、《关公教子》、《云长养伤》、《天府掳瘟华佗救民》、《造反》（即《关公战蔡阳》）；其次是民间故事剧6部：《会》、《癞子偷牛》、《土保走亲》、《杨皮借锉子》、《驱虎》、《老汉推车》；仪式性剧目2部，如：《跳土地》、《跳小鬼》；另有其他4部剧目：《刘高斩瓜精》、《背喊冤》、《菩萨反局》、《铜锣不响》，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咚咚推在开井寨发展演变的蛛丝马迹。
“咚咚推”的演出内容，没有定本，由老艺人讲述大致剧情后，台词由演员即兴发挥。因此，内容的传承变异性较大。
《跳土地》：又名《庆丰收》。农人在田中耕耘，田头有土地庙，农人见到了土地神。农人向土地神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村民安康，土地神慨然允诺，一一满足农人祈求，最后农人向土地神答谢感恩。“咚咚推”开场必演此剧。湖南傩戏这类剧目，多称“搬土地”、“扛土地”，“咚咚推”称为“跳土地”，可见与“跳戏”相关。此剧的主人公姓龙名渊，当是龙姓带入天井寨的剧目。
《跳小鬼》为小鬼公、小鬼婆舞蹈、嬉戏，意在驱瘟逐疫，纳吉迎祥。《跳土地》后，必演此剧。此剧没有道白，为纯粹的“跳戏”。
《造反》（即《关公战祭阳》）是每次演出的压轴剧目。此剧无具体情节，由关公、蔡阳各领一队人马，戴上面具，跳场穿花，象征两支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
4、咚咚推的表演
咚咚推的表演以舞蹈为主，道白用侗语。
咚咚推之所以又名“跳戏”，是因为整个表演均在跳跃中进行。演员根据剧情需要，在道白和演唱之余，均要进行名为“跳三角”的跳步。基本调度有“跳梅花”、“跳半梅花”、“跳八字”、“跳大圈”、“踩洲形”等。如《跳小鬼》，首先由二小鬼上场，双手合什作揖。上马，先手捧右膝盖，腿变曲抬起作上马状；又手捧左膝盖，腿弯曲抬起作上马状。上马后，两小鬼背靠背，手握起空心拳按顺时针方向舞三圈再直臂出拳。跳三角形三圈后，二小鬼面对面，手拉手打对方耳光三次。放手后，走三步，右手背拍左手掌三下，再回身走三步，左手背拍右手掌三下，谓之“牵交堂”(走堂角)。然后，两小鬼拉着双手，转身翻套三次。放手跳三角形舞步退场。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用锣鼓打节拍子伴舞，打法为两声鼓音（咚咚)，随之一声锣音（推），左脚一步，右脚一步，然后双脚一跳，随着鼓点便完成了一个单元动作。这样两鼓一锣、两步一跳，无限反复。“咚咚推”因此而得名。
“咚咚推”有面具42副 (侗语称“交梅”)，用楠木制成，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神鬼精怪共8具；群众角色共7具；官衙人物共5具；神职人员共3具；乡间丑类共2具；历史人物：刘高1具；三国人物共12具；动物3具。
“咚咚推”另有菩萨神像1座，神像1座；道具有推车(用布和竹条制作)一辆，刀、剑、戟、梭镖、布带、龙头拐杖、拂尘、锄头、镰刀、油纸伞、木凳、竹簸等。
咚咚推的头饰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剧中各种角色戴上面具之后，头上均缠约8尺长的黑色丝帕，帕两端从脑后长拖于地，表演时，头帕自双肩搭过，双手各执一端进行各种象征性的表演，如摸胡子、牵牛、骑马，乃至开肠破肚。
咚咚推(跳戏)发生的地域不广，影响的规模不大，源头却指向了遥远的宋末元初、也指向与新晃毗邻的贵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5、屯军与少数民族戏剧
咚咚推为什么多演三国戏？
首先，这与天井寨人原居住在贵州的先民有关。
三国蜀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征南中以后，分设了七郡，其中古州（榕江）乐里就在郡的东部边境之内。在诸葛亮的倡导下，蜀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十分友好。这在史籍中有所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因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决定，有着“尚武、重义”的民族品格。因此，他们的祭祀活动和闲暇生活中，多对三国故事中蜀国刘关张的故事进行演绎，是必然的事情。
其次，屯军对少数民族戏剧的影响：唐时在边境地区“黔州”就出现过屯军，边境地区也出现过屯军戏剧；至宋代广西的诸军傩和百姓傩，既然“名闻京师”，对近在相邻地区的“溪峒人”必有影响。而军傩中，宣扬“尚武、重义”的三国戏，也是重头戏。
第三，“溪峒人”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利于群众艺术活动的生成和发展。宋代对南方民族仍然采用“蛮夷之俗，羁縻而已”的绶抚政策：“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并推其雄长为州、县、峒的统治者，称为土官。居民以农业为主，耕种水田，大都“依阻山谷，并林木而居”，“无固定治所，寄治于山谷间”（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溪峒”是自治性、自卫性很强的集体。平时耕田，遇战时则为兵。耕作粗放，不用耕牛，无文字。因此，这种生活、生产方式有利于戏剧的发生和发展；在屯军戏剧“诸军傩”的影响下，三国戏必是“百姓傩”首选的剧目。
宋代是中国的“祭祀戏剧”向“审美戏剧”的转型时期。两宋时期，军队庞大，北宋升平日久，军队的闲暇特别多；因此，军戏开始出现。宋人彭乘著《续墨客挥麈》说：“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遂盛行于世。”
6、龙氏与京都戏剧
龙氏是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大姓。北宋时期，黔西、滇东地区以南宁州龙氏最为活跃。自宋太祖干德五年（967）龙彦滔（？-971）率先归附，龙氏屡率等部落入朝。据《宋史・蛮夷四》记载，干德五年至景德元年（1004），龙氏共十余次率西南各部入贡。规模大的多达1600人、贡献马460匹。宋太宗至道元年（995），龙汉尧遣使龙光进率西南各部一庞大的使节团入朝，并带去一个民族歌舞团，把贵州的歌舞和芦笙第一次带到了中原，促进了贵州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宋代名著《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也都记载了京城百戏的繁荣、军中官乐的兴盛，与皇家关系密切的黔地龙氏，累赴京师，不会不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南宋灭亡之际，龙氏不服元朝统治，率族人逃亡，将其文化传统带至深山，是一个既有偶然性而又有必然性的行动。
7、一个与南戏相关的剧目
除“三国戏”之外，咚咚推的另外几部剧目值得我们关注：
《刘高斩瓜精》：赖子和瓜精偷牛，王秀才报官，县官令邓钧、宏云前往安溪王家庄捉拿赖子和瓜精。赖子畏罪逃逸，瓜精夺刀杀公差，县官上报朝廷，刘高王爷亲自前往，斩杀瓜精。这一剧的核心情节为“刘高斩瓜精”。傩戏《刘高斩瓜精》应源于宋元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知远白兔记》的《斩瓜精》一折，该折至今在三、四百年前从泉州、漳州、潮州等地传往台湾的布袋戏中还有经常性的演出。台湾“乱弹戏”（又称“子弟戏”），也保存有《斩瓜》一折。“咚咚推”《刘高斩瓜精》的剧情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刘高王爷亲自前往，斩杀瓜精”的核心情节却依然保存。咚咚推与南戏的渊源，由此也可见一斑。
8、天井人的“历史剧”
咚咚推的剧目，也记录了一些地方的历史：
《背喊冤》：讲述了姚艮被龙根诬为偷棕贼，姚艮百口莫辩。求保董出面讲理，保董碍于龙姓的势力，再三推诿。姚艮向龙根求情，龙根不肯放过他，要他速还棕钱。姚艮悲愤交加，毅然背起庙中神像，一路喊冤。逢庙必拜，遇神烧香，求神主持公道，还他清白。从早喊到天黑，直至声嘶力竭。最后，以龙根临死前发自内心的忏悔而谢幕。
在天井寨，龙姓是最早的入居一族，姚姓、杨姓是后来的“外姓”，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有些迷雾重重。这个戏，似乎透露出一些历史信息。如果没有同一样的“案件”出现在生活中，恐怕不会让它刻骨铭心地“记录”在傩戏中。
《铜锣不响》：寨老将一面铜锣交由寨上后生杨腊柱保管，并要他经常巡逻，如发现有土匪、贵州苗子之类来犯，就敲响铜锣报警，众人就聚集拢来抵御外敌。可杨腊柱日夜看守了大半年，并没有发现敌情。于是，就用铜锣向小竹生调换了一只猪颈圈来煮了吃，铜锣则用竹簸箕糊上牛皮纸代替。但是，贵州苗子突然来犯，杨腊柱手中“铜锣”敲不响了，危急之中，小竹生敲响铜锣为他解了危。
这是不是一个历史故事剧呢？如果是，它很有可能解释：在咚咚推的习俗中，为什么杨姓人不能参加“咚咚推”的演出活动。
《菩萨反局》：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天井寨姚家姚老豹在湘黔交界的顶天山建起一座庵堂，塑有释迦牟尼、伽蓝、观音、罗汉等众多神像。数十年间香火不断。后来，上香的人少了，菩萨没有吃的，要人背他下山，另寻住处。迁到狮子洞，仍不理想，最后菩萨反过来背起了人，继续走上迁徙之路。终于找到理想之地――梗偷脚。遂花十年功夫，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还架起了桥，并为人类截平燕子坡来建造了一座学堂。
此剧全部为唱，似为姚姓人创作的剧目。它也许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历史信息。
9、咚咚推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根据《龙氏族谱》记载，咚咚推是发生在元代之前、宋时的戏剧在南方的遗存，它至少已经存活了660至700余年；是中国早期戏剧传承至今的“活化石”。
第二，由于咚咚推来自贵州，它的存在，证明了贵州地戏，并不一定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颖川侯傅友德率兵三十万出征云南，从江南各省大量移民来此‘填南’，而由军队带入贵州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引自《黔途网》chiyou.name/）；也不是受弋阳腔影响而形成的戏剧形式。因为明生的戏剧，经过宋、元南戏――杂剧阶段，已形成为成熟的戏剧形态；受弋阳腔影响而形成的地方戏剧剧种，无一例外都成为了以后各地的大戏剧种；而地戏却呈现出一种更为原始的状态。并且，傩戏的唱腔，多为“不被管弦”的高腔，从声腔上来看地戏与弋阳腔之间的联系，并不科学。
第三，正如《天府掳瘟》所描述，咚咚推不信巫术不驱傩，而只用于祭祖活动，说明中国戏剧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由祭祀戏剧，逐渐演变成为审美的戏剧。戏剧的范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咚咚推有傩戏的印迹，也有观赏戏剧的雏形，它的存在，正好是这一演化阶段的证明。
清代商业经营方式较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化，中有独资、合伙、合资、连财合本、领本、托本、附本、贷本等等说法。这些说法实际属于不同的范畴。独资、合伙、合资等属于资本组织形态，贷本是指商人的资本来源。有的概念有多种含义，如“伙计”有“合伙伙计”与“劳金伙计”之别。[3] 又如领本，下文将说明，也有向他人借贷、受雇于人和与人合伙的不同，并且属于资本来源、经营方式和资本组织三种不同的范畴。古人对这些概念还时有混用，如《儒林外史》第52回，毛二胡子欲兼并谈家当铺而资金不足，陈正公劝他与人合伙，毛二胡子说：“我也想来，若是同人合伙，领了人的本钱，他只要一分八厘行息，我还有几厘的利钱，他若要二分开外，我就是‘羊肉不曾吃，空惹一身膻’，倒不如不干这把刀子。”这里既说“合伙”，又说“领本”，但实际是借贷。近人对明清商业经营方式有不同的归纳，总起来有独资、合伙、合资、合股、领本、贷本、托本、附本等几类，这些概念各家的定义也不尽相同。[4] 在经济学和商事法学上，资本组织分为独资、合伙、公司制三种形态。[5] 在近代外国公司进入之前，清代商人的资本组织主要是独资、合伙两种。据罗一星先生说，清代中叶后佛山商人资本产生集成资本形式，由某一巨商牵头，成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吸收游资，[6] 他没有具体说明，这里暂不涉及。本文仅考察清代商人的独资与合伙两种资本组织形态及其经营方式。资本组织指某一商业活动或店铺字号的资本结合方式；经营方式或称经营体制，指商业活动或店铺字号由谁具体管理经营及经营者与出资人、所有者（经营主体）的关系。资本组织与经营方式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
从职业分类上说，商业雇佣劳动者也是商人，但就本节的目的来说，需要严格区分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和受雇于人的商业劳动者。本文的“商人”一词专指出资经商的独立商人。另外需要明确，在商业活动中，资本是商人藉以获取利润、同时承担亏损的资源，它不限于货币，商品、财产、劳务、技艺、信用等等都可成为资本。商人的资本可以是自有资本，也可以是借贷资本，商人用借贷资本经商是以利息为代价取得了资本的使用权、收益权。
一 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与经营体制
商业资本的独资形态是指，个人单独出资，商业经营或企业归个人所有，享受全部利润和承担全部亏损，承担无限责任，其所有财产都可以用来偿付经商债务。[7] 清代中国独资商业的特征与近代西方经济学和商事法学的规定并无不同。这种资本形态出现最早，古今中外普遍存在，清代也大量存在，毋庸一一举例。
（一）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
清代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除货币资本外，还有商业设施、商品，并且出现了商业信誉的资本化，具有一定商业信誉的字号招牌成为商人的经营资本。
1、商业经营需要采购商品，购置商业设施，一般需要以货币资金为资本，独资形态下尤其如此。除了商人自有资本，也有借用他人资本，即“贷本经商”。“贷本经商”应产生很早，但到明代才引起注意，清代已很普遍，并且形式多样，反映了商业经营和商人资本的。
“贷本经商”，这实际是指商人的资本来源，商人缺乏经商资本而向他人借贷。如畿辅李遇春，有“商人某贷遇春将及万金，大其业”。[8] 宛平查容端“尝假人钜资，权子母为生计”。[9] 永清刘瑚因永定河冲决，家道中落，“从人乞贷，权子母钱”。[10] 康熙时长芦盐商张霖承办陈州等七处引盐，系借权臣明珠本银。[11] 康熙间山东单县李之玉“因家揭贷资本，货卖绒线杂货延生”；道光七年二月十六日兖州孔传成向李克恭借京钱二百千，“买羊绒作毡帽生理”，立有揭约，“注明每月二分行息，言明十月初一日本利全清”。[12] 河南内黄县山西商人“有借人本银经营者”。[13] 山西长治秦功德曾“揭债二十金在本村开设钱桌”，又曾因经商亏本，向在安徽霍邱县开店的堂叔秦晋齐借本钱一百余千文“往来贸易”。[14] 江宁范文联因家道中落经商，“亲戚多奇君者，则共资佐之走京师，用蠡[石兒]之术屡致千金，辄遭火，负贷且累钜万，……二十年中三火，而家益丰，业已成”，将借贷全部还清。[15] 无锡钱琭少时“贷子钱负重贸易为生”。[16] 清初四川盐商多为小贩“借本”行盐。[17] 乾隆时巴县刘荣“与五姐借了一千文在外做生意，每月认他利钱一百文”；[18] 嘉庆时刘万成“陆续约借”刘仙玉银1150余两，廖德隆银780两，“办运木植来渝发卖”；朱清顺“揭本贩靛生理”，“原属无本，系三友、曾玉兴等血本银六百余两”；张志德“籍隶湖广，来渝小贸营生”，因“缺乏资本”，同乡李本忠等“遂共凑银四千一百两给张志德顶充磁器行”，“议明所帮银两陆续在行用扣还”；王兴元开油蜡铺系“借本小贸”；道光间黄有成“先后立票”向客民邱费源等借银3900余两，“作本往合江县买靛来渝发售，原言把货卖了给还客民银两”。[19] 雍正七年贵州正安殷汉鼎将田一块暂典与温洪漠耕种，得价银90两，往四川营生；乾隆二十五年贵州开泰县毛来廷“因生理短少”，向穆姓醮上众人穆连生等借纹银48两，以曲尺田一丘作抵。[20] 徽商贷本经商也很多，在明代就有人说：徽商“虽挟资行贾，实非己资，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21] 清代也是如此，清人方承风说：“黟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22] 如歙人王大善，其世父业盐失败，他到扬州，“称贷筹什一，业以大兴”；[23] 胡梧“假资置湖绢，往来扬州，又置茶，皆获利”；[24] 歙县鲍尚志曾为人“司鹾务”，其舅氏程明远借给他二百金“自营，弗较息”，鲍尚志“乃往丹阳贩米”，后又业盐；[25] 鲍士臣“少孤贫”，“或贷之金，居积称素封”；[26] 康熙三十三年祁门汪允彦因“在邑开店生理”，将田当本纹10两，每月每两贰分行息；[27] 康熙四十七年张羽侯因“店中缺用”，将屋八间当九五银40两。[28] 嘉道时两淮盐商资本紧缺，常常“借资以济运”。[29] 清代商人贷本经商极为普遍，乾隆间的商业书《商贾便览》卷六就有多种为经商而借银、托人借银及讨银、代讨、托人讨银的尺牍格式。
除以借贷资本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经商外，清代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也有借贷资本的。有的以借贷资本偿还商业债务，如嘉庆十一年巴县罗长友帽铺欠山西商人贾天顺毡片等货价银一百余两，罗长友“将伊得当伊母舅马光明熟土柴山房屋当约一纸，计当价银六十两”，折抵贾天顺货银，[30] 是以房屋当价偿还欠债。还有经营过程中因资本不足而借贷。康熙二十二年徽商汪之伦为“店中生意营运”，将屋一间、菜园一处当银20两整，利息每年二分五厘；[31] 康熙三十三年祁门汪允彦“因在邑开店生理”，将田出当与叔名下银10两，言定每月每两二分行息。[32] 徽商王大善因“世父某业淮北鹾，算绌多负”，命他“振之”，他改至扬州经营“世鹾业”，“称贷筹什一，业以大兴”。[33] 清代皇商、盐商常因资本不足领借官帑。[34] 清代商人有一种称为“囤当”的经营方式，以所购商人向典铺质当，取得当价更番购买商品，以增加流动资金，[35] 也是因资本不足而借贷。
清代史料中有“领本”经营，有的也属于借贷。康熙十一年徽州商人胡应缙在湖广桂阳县病故，“仅存本银伍拾两整”，由其兄应绶“领营运生息，每年硬包利银壹拾伍两”，“其本候侄汝梓、（汝）格二侄长大，将伯领约付本缴还”，至二十一年“因连年生意失利，本耗无存”，应绶子汝楫将土库一所、田一丘“抵还叔本”。[36] 这里“每年硬包利”15两，即是年息30％，胡应绶实际是借了其弟银50两“营运生息”。
贷本经商属于主动借贷，而清代有些商人店铺接受他人存款。清代官僚往往将银两寄存于商人，如乾隆时协领诺穆三寄存帽铺银1000两，钱铺银2000两，托蒙阿寄存泰来当铺1000两，杂货铺500两。[37] 又如金陵有金姓香蜡铺“偶有外来客存钱数百缗”；[38] ；太仓“有开南货店某，……有远商存千金某店”[39] 。陕西渭南焦承祥在四川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账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帮贸，道光十四年“焦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夥，伊【焦承武】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40] 有一商人收债而还，夜间遇盗，请求尽醉全尸而死，并拿出一张证券说：“此项现存某行，执券往索可得”。[41] 广东十三行商人也接受亲友和外国商人的存款。[42] 商人接受存款需要支付利息，但这些存款也成为他的经营资本，可以说，存款是商人的一种被动借贷。
2、除了货币资金，独资商人的资本形态还具有多种类型。
有的商人以产品实物为启动资本开始经商。如农民以收获的庄稼为资本，山西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每新谷登场，量存一家口食，余即粜卖，以作资本，外出贸易”。[43] 绍兴陈天隐亦是如此，其祖、父均为佃农，他不愿为农，“私粜”其父准备交租的稻谷，曰：“某货可居”，“旬日间，获利数倍。父奇之，听其居积。不十年，富甲一乡”。[44] 湖南临湘曾毓琏康熙末随父兴韩到四川云阳，日为人佣，夜开荒种瓜，瓜实“积数年至十余石，运湘货之，复买土物来蜀，皆得高价。懋迁逾一纪，获利转丰”，[45] 曾氏父子是将收获的庄稼直接作资本投入商业经营。有的地主将实物地租作资本经商。康熙帝曾说：“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46] 山东济南“民业耕桑，富者积棉储粟，相时籴粜”，[47] 掖县“富室殷客一撤，咸思囤粮规利，即非贩运出境，而累百盈千，坐待翔腾”。[48] 曲阜孔府衍圣公的店 铺也出卖其收取的实物地租，如芝麻等物。[49] 有的则以手工产品为资本，如慈溪沈周行“少时尝失业家居，母氏施持门户，集邻妪里媪，出纺丝成织贝之会［邀会］，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贸山县”。[50] 又如上海王文瑞、文源兄弟幼习索陶，“比长聚所绞索为肆”，“至业稍裕，贩渤海、辽沈间，多亿中，家累钜万”。[51]
有的商人以借贷商品为资本经商，也是“贷本经商”。如清初徽商洪宗旷经商景德镇，“尝舟载器往外江”，遇客被窃本银百余两，洪宗旷将“舟上瓷货值百金外”相赠，而客贩于三月后将本利兑还。[52]
商业设施属于固定资本，也有商人租用商业设施，也是“贷本经商”。康熙三十二年徽商陈某因岳父自明公“病笃孙幼”，“以隆记染坊相托料理”，“遂代隆记染坊事，其店向与程履吉合开，清查店本，所存无几”，陈某“复挈本重兴店业”，“因包利过厚，致亏予【陈某】本千金”，后仍交程姓管理，[53] 这里虽然说是“相托”、“代事”，但实际是以“包利”即固定利息租借了隆记染坊，陈某并注入自有资本，独自承担经营亏损。康熙五十七年休宁吴隆九“包揽”到汪嘉会、全五“新创汪高茂字号”开张杂货布店，“计本纹银五百两整”，年息一分六厘，规定“其店中各项买卖货物等务，俱在隆九一力承管”，“其房租、客俸、店用、门差，悉在本店措办无异；凡店中事务以及赊押并年岁丰歉盈亏等情，尽在隆九承认，与汪无涉；但每年获利盈余，尽是隆九独得，银主照议清息，不得分受”，在“议墨”后有“领约”说：吴隆九“凭中领到汪嘉会、全五二位相公名下巢平九三纹银五百两整”，[54] 这也是“领本经营”，但实际是吴隆九以年息一分六厘租用了价值五百两的汪高茂字号，原店主汪嘉会、全五成为“银主”，只能取得借贷利息，所有经营业务、利润盈亏都由吴隆九承认，与原店主无关，吴隆九成为汪高茂字号的实际经营主体，这个字号成为他的经营资本。这两例都是租用包括店名在内的整个店铺，至于租借店铺房屋、家具等商业设施的也很多。乾隆三十一年巴县方既和“短佃秦富庶铺面一间卖茶生理，每日佃钱四十文现交”，另借“日行打钱八千文，包利四千文，共十二千文”；嘉庆十六年王时荣曾租天后宫房屋开设同声花行，押佃银100两，每年佃银60两，王时荣并对房屋进行修造；道光五年王时荣将屋另佃与陈亿顺开花行，每年佃银100两，至道光十一年陈亿顺欠王家“佃银三百余金，外租家具银四百余两”，“其行家具等件”均系王时荣所留。王时荣原向天后宫租得店铺房屋，陈亿顺又向王时荣租用了铺面房屋、家具等商业设施，只有招牌是他自己的。又如道光三年江西商人程合盛租得李万仙铺房一间及家具开设布店，每年租金银25两。[55]
巴县还有出租牙行牙帖的，乾隆四十一年杨瑞龙分别以银91两、44两、钱50千文押到周天顺、王洪仁、冯兆元竹行，规定“其银无利，行无租”，“银到行回”；道光七年方曰刚租用屠际昌牙帖，每年租银一百两，“其每年帖课，惟屠姓承纳；至若验帖编审等费，方姓承办”；道光二十三年帖户谭春和招到钟斗垣“挂平开设宝源靛行”，将牙帖出租给钟姓，收取押平老银一百五十两，“其银无利”，租佃结束时退还钟姓，规定买卖所获佣金，每百斤帖户得分九扣银一分七厘，其余房租和验帖验平等官费双方分摊，但“凡行内出入银钱客货帐项，钟姓自行料理，不与佃户春和相涉”，春和新旧帐项自行填还，不与钟姓相涉。[56] 这些出租的牙行牙帖也成为承租人的经营资本，承租人藉此获取利润，也承担亏损，“自行料理”“行内出入银钱客货帐项”，成为经营主体，原帖户则收取押租和租银。各地还有出租盐引的，如两浙“各处商家本多引少者向系租赁本少乏商配掣，每张分银五六七八分不等。”[57]
康熙时徽商陈某经营布业及染坊，创立万孚、京梓、惇裕、万森、广孚五号，他自诉五号“皆殚尽心血，操成一店”，店屋及“重造字号五个，计值万金”，要子孙只可合做，不可同号分开，“开老字号每年贴不在内者招牌银”；后陈某之子丽友拨本另做，雍正九年兄弟公议“招牌印租”每年贴九五银160两，“嗣后兄弟中或有拨本者均照此议，不另立议”；乾隆二十一年兄弟九人分家，“字号招牌六扇（万孚浩记、惇裕丰记、广孚仁记、京祥生记、成裕孚记、本善立记）计作价银捌千两，九股均分”，这次分家后“将全业暂并长房，计价作本生息”，各家可按分得的招牌银分取利润。[58] 这一事例说明，清代商人已经认识到字号招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藉此获利，具有一定的价值，并已估算它的价格。因此也就出现了假冒著名字号招牌谋利的行为，“乃有射利之徒，并不自立字号，觊觎他人字号盛行之时，或以字音相同，或以音同字异，窃冒垄断，以伪乱真”，顺治十六年、康熙四十二年松江府就因假冒字号招牌立碑示禁，乾隆元年又因“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立碑禁止，并说：“从前盛行之字号，可以租价顶售，偿招牌，即成资本”，[59] 明确指出，著名的字号招牌已成为“资本”，“可以租价顶售”。北京也有假冒著名字号招牌，乾隆时“京师市肆扁【？匾】榜，标识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数家假借，希以窃之”。[60]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万全堂药铺原东家乐氏与孙姓、姜姓、菅姓合伙时规定，乐氏每日小铺中取“字号钱大制钱壹千文，不在赚账之内，风雨勿欠”，[61] 这里的“字号钱”实际是四姓合伙的万全堂给原乐家老铺万全堂的租金，反映了对原万全堂商业信誉价值的认定。徽商吴氏有源汇店是一个合伙商店，由朱步云、汪殿熙二人“包做”，乾隆五十一年吴氏分家时，朱、汪二人“欠招牌银四两”，[62] 这里的“招牌银”也是朱、汪二人给吴氏一家的租金。又如道光九年巴县王灿奎“与朱姓合伙租到周义合名下捆缚糖包招牌一块，当交押租老银一百两正【？整】同贸一载”，[63] 周义合的招牌也是有价值的。这些事例说明商业信誉已经资本化，成为商人的资本组成部分。
上述独资形态下的资本类型，除货币外，还有实物、商品、商业设施及属于无形资产商誉，实物、商品和商业设施都是货币的物化形态；商人除自有资本外，还以借贷方式取得经营资本，借贷方式取得资本有主动借贷与被动接受存款两种。不管以什么方式取得资本，是哪种资本类型，商人都藉以获取利润，同时也承担全部亏损，乃至以其所有财产支付债务。在贷本经商下，商人需从利润中分出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但资本所有者所取得的是借贷利息而不是利润，并且不承担经营亏损，因而不是经营主体。
注释
[1] 史尚宽：《债法各论》，台北1981年7月第5版，第399页。
[2] 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第713~714页。
[3] 徐栋：《保甲书》卷二，叶世倬《为编实审保甲事》。叶世倬乾隆甲午（三十九年）举人。
[4] 参看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史》1988年第2期；《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等；刘秋根：《论中国古代商业、高利贷资本组织方式中的“合资”与“合伙”》则论述整个古代，见《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
[5]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第141页；张国键：《商事法论》，第67~75页。
[6] 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载《广东》1985年第3期。
[7]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第141~142页；张国键：《商事法论》第67~68页。
[8] 光绪《畿辅通志》卷228，第6册，第8050页。
[9] 《章学诚遗书》卷16，《文集一》，《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第157页。
[10] 《章学诚遗书·外编》卷12，《永清县志七》，第499页。
[11]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直隶巡抚赵弘燮奏，《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二辑，第165页。
[12]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第15册，第51、27页。
[13] 《河北采风录》卷4，《河内县水道图说》，转见李华：《试论清代前期的山西帮商人》，载《论丛》第三辑，第325页。
[14] 《史料旬刊》第28期，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一日调补安徽按察使农起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护理安徽巡抚李质颖奏。
[15] 朱筠：《笥河文集》卷13，《国子监生范君墓碣铭》。
[16]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7，《稽逸三·封君·钱堠山》。
[17] 张德地：《四川盐课疏》，《清经世文编》卷50，第1245~1246页。
[18]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43页。
[19]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23、350、372、、393、352页。
[20]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第231、172页。
[21] 康熙《徽州府志》卷8，（明）金声与徐按院书。
[22] 方承风：《训导汪庭榜墓志铭》，转见《徽商研究》第69页。
[23]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8，《王君元长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24]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5。
[25] 歙新馆《鲍氏存著堂宗谱》卷2，《鲍尚志行状》，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70页。
[26] 嘉庆重修《两淮盐法志》卷43，《人物一》。
[27] 《康熙祁门汪姓誊契簿》，“屯溪资料”，置424。
[28] 《康熙四十七年张羽侯当屋契》，《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一卷，第158页。
[29] 李澄：《淮鹾备要》卷7。
[30]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220页。
[31] “屯溪资料”，置248。
[32] 《康熙祁门汪姓誊契簿》，“屯溪资料”，编号424。
[33] 程恩泽《程侍郎集》卷8，《王君元长墓志铭》。
[34] 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封越健：《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5] 封越健：《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6] 康熙《胡氏阄书》，“屯溪资料”，编号：分185。
[37] 《清高宗实录》卷1446，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乙丑。
[38] 甘熙：《白下琐言》卷6。
[39] 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三》。
[40] 樊增祥：《樊山公牍》卷2，武生焦振国等上控焦继华一案详稿。
[41] 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卷1，《伏波滩义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578页。
[42]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28~229页。
[43] 鲁九皋：《鲁山木先生集》，禀后中水平粜事宜，转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25页。
[44] 俞蛟：《梦厂杂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84年7月，第24页。
[45] 民国《云阳县志》卷28，《士女·耆旧四》。
[46] 《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甲午。
[47] 宣统《山东通志》卷40，《疆域志·风俗》，引《济南志》，第一册，第1500页。
[48] 乾隆《掖县志》卷6。
[49] 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60页。
[50] 尹元炜：《溪上遗闻集录》卷8，转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一卷，第236页。
[51] 同治《上海县志》卷21，《人物三》。
[52] 婺源《燉煌洪氏通宗谱》卷58，《儒侠永旦洪公传》，转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09页。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藏屯溪资料，编号：分B017。
[54] 《休宁潜溪汪姓置产簿》，“屯溪资料”，编号：075。
[55]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第141、62、60页。
[56]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册，第327~328、341、359页。
[57] 雍正八年七月户部覆浙江总督管理盐政李卫疏，嘉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11，《奏议二》。
[58] “屯溪资料”，编号：分B017。
[59] 《上海碑刻资料选编》，第86页。
[60]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8，《著名市肆》，第548页。
[61] 《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清史资料》第一辑。
摘 要：王昌龄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同时受时代风气濡染，心倾佛门，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如果说入仕前习道是他想走的“终南捷径”，那么入仕后时发崇道归隐之念，更多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从王昌龄或隐或仕的矛盾中我们看到一个失意困顿又不失乐观旷达的士人形象。
关键词:崇道；隐逸；终南捷径；精神良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001-02
一、道教的兴盛与隐逸的风行
唐代文化政策宽容，“三教”并用，“佛学发达，禅风大炽，而且亦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而盛唐则更是其盛之又盛时期”。具有自然浪漫气质的道教与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处，而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与盛唐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如道教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士人可以通过道举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同异并存。道家隐逸思想鲜明而丰富，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主张遗世隐居，以此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逍遥于天地之间。道教求经问药、寻仙访道为的是长生不老，道家隐逸山林、遁迹江湖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隐居之地多为修道成仙之所，隐居与求仙常常和谐统一，则隐士即道士，道士即隐士。而盛唐道教的兴盛和统治者对隐士的礼遇无疑促进了隐逸之风的畅行，由隐入仕成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试结合王昌龄的主要生平和诗作分析其崇道隐逸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与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较。
二、耕读隐居到科举入仕
唐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们隐居多也不过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龄对这条由“隐”而“仕”的基本路径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过：“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对于这条“终南捷径”王也是身体力行。
隐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寻仙访道之举。王昌龄隐居嵩山时，有幸拜谒到当时著名的道士焦炼师，喜出望外，写下《谒焦炼师》一诗：“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翩西海期。”隐幽闲净的环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风道骨。末写诗人得到长生药，期盼着从此羽化登仙。
隐居学道，道经的学习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旧用功不辍，可见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赵十四兄见访》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诗人虔诚地“稽首求丹经”，最终感动得仙人“乃出怀中方”。可惜“我”“披读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末两句用王烈典，意义双关，谓在嵩山学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学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为了进一步求道还是由隐转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联系《驾幸河东》一诗，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那么王昌龄结束隐居生活，离开嵩山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
诗人的谒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笔从戎，从军不成，便转试科举。进士及第前，王昌龄在石门谷隐居近一年，重温耕读的日子，旨在应试。
《秋兴》：“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这首诗描绘的大约正是诗人隐居石门谷时耕读的情形与感受，何等清静与幽独。但躬耕、隐居皆非王昌龄的理想，故而他与邻相邀出谷谋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王昌龄回忆道：“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幽居与君近，出谷同所骛。”与隐居嵩山时相比，这次隐居谋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鲜明了。在诗人看来，入仕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畅通恒久之道，可见发奋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导思想。
三、入仕“资本”到精神“良药”
如果说早期崇道隐居更多的是走“终南捷径”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入仕后则是为自己解脱心灵束缚开的一剂良药。王昌龄两中科举，惜其一生所任不过丞、尉之类，又两窜遐荒，可谓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抚，这就导致诗人由积极“入世”而转为消极“出世”，以寻求另一片精神家园。
（一）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王昌龄登进士第，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书郎时：“望尘非吾事，入赋且淹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母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诗人对于终遂入仕夙愿虽心存感恩之心，但这毕竟与诗人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故诗人在末联表示了得仙药以飞升的愿望，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与不满足。
这从他上任当年秋后所作的《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子为黄绶羁，余忝蓬山顾。” 五年了，也试过了干谒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担任的不过是些小官。“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诗人感叹隐居容易，然而沉沦下僚的我们高蹈遗世名迹却难显于当代。诗人不愿默默无闻地隐居，而隐居留名在他实非易事。诗的末句“屈伸备冥数”是说穷达一听于命，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思想来消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不满现状的王昌龄于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试，并且登第，就由校书郎改为汜水尉，却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官。《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大约作于汜水尉任上。诗的开头描写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脱俗奇异之境，进而萌生“永然沧洲意”的归隐之意。“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联想到古人沦为一尉后便隐身不出，如今踌躇满志的沈兴宗怎会被县尉这般微职带来的纷繁琐事而束缚呢？“吾子踌躇心，岂其纷埃事。缑峰信所魁，济北余乃遂。”相信沈兴宗必将前往王子晋得仙处缑氏山得以隐居避世，自己也将从济北黄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飞升之愿。“齐物亦已会，息肩理犹未”尽管庄子的齐物之论已会意，但彼此仍未摆脱世务。接着诗人表示要冲破世俗所谓贤哲之论的牢笼，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谓“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并决定仲月时隐居到嵩阳寺。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小官任上琐碎俗事的厌倦，对隐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仙人的追慕，显示出道家超迈脱俗、返朴归真的精神气质。
（三）王昌龄被贬时间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岭南贬所途经衡山所作的《奉赠张荆州》表现出诗人感到险祸逼近时的不安：“鱼有心兮脱网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脱困境，“王君飞鸟仍未去，苏耽宅中意遥缄”二句用典故表现当时现实政治的恶劣，也劝张九龄退出政局。尽管如此，王昌龄依然保持乐观精神。《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室中寄张十一》一诗中，豁达的诗人同张十一开玩笑说：“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昨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意为如今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岭南之丹砂，我们同病相怜之人则有办法得道成仙，解脱世网了。
（四）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遇赦北返，后被任命为江宁丞。《送韦十二兵曹》为其任江宁丞时所作。这首诗充分表现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理。“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隐，“迹在戎府掾，心游天台春”，视富贵如尘埃，唯自然之清风明月，白云净海“长相亲”，体现了清心寡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由无拘的生活何尝不是王昌龄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济世思想又时刻催促诗人忠君报国。尽管“平生驰驱分，非谓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无奈位卑职微，“忠贞何由伸”，抑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故而产生“出处两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生成归隐之念以暂时逃避现实。
（五）王昌龄天宝六年又以所谓“不护细行”的罪名贬为龙标尉。诗人贬赴龙标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一写了黄炼师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写诗人欲从溪路寻访桃源，终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与人通问”的原因是“尘忝何堪武陵郡”，即无法忍受武陵郡赋税徭役之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难体会。其三则写自己“从官役吏扰尘喧”，整天被繁琐的尘事所扰,便想要脱离尘网，皈依道门，寻个清静，“欲使投诚依道源”。与之前相比，诗人对现实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对“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对“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间，诗人诚心求道问经。《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便是此期作品，诗云：“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诗人于龙兴观太阳宫中虚心向黄道士请教，以力求了解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质素。“仙老言馀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以景作结，把黄道士仙化如驾鹤归去，黄鹤已去，言余未尽，其中奥妙自须细细体悟。当王昌龄离武陵赴龙标时作《留别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隐的真正原因。“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诗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现实中“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的愤懑不平之气。
综上可知王昌龄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诗作也能时感其崇道归隐之心，自然与其早年习道有关，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说道教是满足人们对长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给人提供一种生存哲学与思维方式，具有一种理性精神，而这也是王昌龄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龄对道家经典特别是对同为儒道二家奉作经典的《周易》的学习使他对于人事自然的体认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亏屈伸、否泰穷达自有其道，即某种规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龄的理性精神和旷达乐观的情怀，使他面对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从容不迫，少了几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险若夷，处变不惊。
王昌龄受时代思想风气的濡染，心倾佛门, 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与道士、隐者多有来往，且时常不忘研读道经，陶醉于自然美景，表达了自己对清静虚明之境与身心自由的追求。尽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开元天宝年间的王昌龄，面对较为开明的政策和宽广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王昌龄入仕前隐居学道除了享受自由虚静，也不免是“身隐心仕”。入仕后时有崇道归隐之念或可归纳为“身仕心隐”，而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为“身心俱仕”，便难怪诗人一生沉沦下僚，却终生未尝请辞归隐，每每失望又满怀希望，暂时的“心隐”还是敌不过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为对儒家入世的执着，这或许是传统儒士的可悲处与可敬处。
参考文献：
[1]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讲学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唐）王昌龄.上李侍郎书.见《全唐书》卷三三一，第3352页.
[3]李珍华著.王昌龄研究[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