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49:42
【关键词】高考语文 实用文本 阅读 备考
【考纲阐述】
2011年高考新课程高考《考试大纲》对实用类文本的阅读要求为：（1）阅读评价中外实用类文本。（2）了解访谈、调查报告、新闻、传记、社科论文等实用类的文体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3）准确解读文本，筛选、整合信息。（4）分析思想内容、构成要素和语言特色。（5）评价文本产生的社会功用，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知识梳理】
一、传记的定义
传记是记述人物事迹的一种文体。从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体悟一个人的情感世界，追寻一个人思想演变的线索，剖析一个人成败的缘由，感受沉重的历史沧桑。
二、传记的主要特点
传记的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具有文学性，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并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
三、传记的分类
1.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
自传是作者自己撰写的，如：《鲁迅自传》，《沈从文自传》。自传特点是：①第一人称，作者即传主。②展现人生历程与成败得失。
他传是他人撰写的，如：《华罗庚》、《“布衣总统”孙中山》、《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他传特点是：①叙述性传记：第三人称。②展现思想脉络、人生历程、成败得失。
2.从表达方式看，还有叙议结合的“评传”
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如：卞毓方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朱志敏的《铁肩担道义》。
评传是传记中的跨类文体，处于人物传记和文学评论之间。一方面有对人物生平较完整的叙述，借以展示传主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结合这些叙述，分析传主的思想行为，评价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命题特征】
本考点考查方向：（1）考查对传记中的重要词语与句子含义的理解。（2）考查对传记中一些重要信息的筛选能力。（3）考查对传记中作者所表现出的创作意图、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分析与概括能力。（4）考查对作者作传的观点态度的把握能力。（5）考查对传记中的疑点和难点，文本的深层意蕴及其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的探究能力。
本考点的命题特点：在高考卷上一般有四个小题组成，18～25分，分值很重。其中第一题以客观题的形式考查信息筛选能力，属于分析综合，能力等级为C。第二题是以主观题的形式对文章内容整合能力的考查考查，能力等级为C。（考查内容包括对文中信息的筛选与整合、语言特色、文章结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手法）第三题考查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基本倾向以及社会影响。属于鉴赏评价，能力等级为D。第四题考查探究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人文精神，探讨文本中的疑点和难点，提出自己的见解。能力等级为E。
【阅读要求】
根据传记的文体特点和新课程高考的考查方法，在阅读传记时，除了完成一般文章阅读的把握文章结构和概括中心意思的要求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一下几点：
1.理清作品陈述的基本事实，把握传主的人生经历。
2.分析传主的性格、情感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3.理解作者的评论、思想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4.通过分析作品的选材、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特色等艺术形式，了解作者这样处理的意图。
5.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阅读方法】
从传记阅读的命题上来说，除了关注阅读材料所考查的重点语句，文章主旨，艺术手法等内容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掌握关于传记的文体知识，特别关注如何评价传主的功过得失，如何从选文中汲取有益的人生启示这类内容。
1.阅读传记作品，必须联系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一个人的成长必定会受到所处的时代及其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了解这些事实可以使我们对传主成长的各种因素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以便更立体地了解人物，对其思想、品格及功过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2.阅读传记作品，必须认识到传主的成长经历并感悟传主的心路历程
只有深刻地认识传主的成长经历并感悟其心路历程，注重分析传主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才能在评价传主的思想、感情、成就等方面的同时，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获得有益的启示。
3.阅读传记作品，必须懂得传记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区别
传记属于纪实性作品，纪实性要求传记记述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但传记允许作者对个别细节、某些场景进行合情合理的想象。了解了传记的这些特点，就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欣赏其艺术魅力，多角度地培养自己的鉴赏能力。
4.阅读传记作品，还要关注传主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细节
典型事件往往是传主一生的关键所在，能反映他一生中的主要功过，有利于读者把握文章的重点，理清其人生发展的脉络；富有特性的细节描写犹如人体之血肉，能使传主的形象更加丰满，能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传主的性格。
【考点梳理】
一、理清作品陈述的基本事实，把握传主的人生经历
【经典题型】
1.请结合文中×××的经历，简要说明他是怎样的形象。
2.作者在文中回忆了×××生前哪些事情？请简要概括。
二、分析传主的性格、情感，把握传主的性格、情感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经典题型】
1.你从×××身上学到哪些精神品格？（从基本事实分析精神品质）
2.×××作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结合本文，谈谈对×××精神和品格的认识。（从基本事实分析精神品质）
3.结合对文章的理解，谈谈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怎样的感情。（从基本事实分析情感）
4.读完这篇文章，从×××身上你能学到哪些东西？（从情感把握基本事实）
5.作者为什么说×××是×××的“真正典范“？（从基本事实分析性格）
三、理解作者的评论、思想，分析作者的评论、思想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经典题型】
1.人物传记夹杂着作者评述的一种带有文学评论色彩的体裁叫评传。它熔历史性、学术性和思想性于一炉，它处于人物传记和文学评论之间，兼具两者特点。结合本文谈谈这篇评传是怎样兼具二者特点的。（从基本事实中分析作者的思想和观点。）
2.文中称×××为“××的××”，“××”应该包含哪些含义？根据文意归纳你对“××”的理解。（从作者评论把握基本事实）
3.在评价×××时，人们最常用的词语是“××”。结合本文，诠释一下词语“××”的内涵。（理解作者评论和思想）
4.为什么说×××是“……”？（理解作者评论和思想，分析作者的评论和思想与基本事实之间的关系）
四、通过分析作品的选材、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特色等艺术形式，了解作者这样处理的意图。
【经典题型】
1.以××××对×××的影响为例，简要阐述人生经历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分析作品的选材的目的）
2.传记作为写人的艺术，为了渲染人物个性，离不开记叙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最能表达人物个性的细节。此文用大段文字讲述×××的经历与事迹，为什么？（分析作品细节描写的目的）
五、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能对作者所持的观点和艺术处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此点经常设置为探究题）
【经典题型】
1.作为一部以××××形式创作的作品，《×××》哪些内容反映了×××的现实生活？（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2.人物传记讲求在真实的事件中彰显人物性格魅力，此文中有两个段落写×××的“××”，你觉得这是作者行文的匠心所在还是作者的败笔，为什么？（能对作者所用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3.联合国要授予××ד××××”荣誉称号，请你为××××拟定一则颁奖词。（考察学生能否对作者所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4.请你就“×××”和“×××”二事，谈谈×××这样处理的得失。（通过谈对事情的处理得失主来探讨文本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以及对作者的艺术处理提出自己的看法）
【备考策略】
一、掌握传记文学的特点
二、熟悉传记文学的写法
从创作方法来说，传记可分为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文学传记一般采用顺叙的方式来写作，即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叙人物生平，以平实明快的叙述为主，穿插生动的描写和精辟的评说，增加一点抒情和议论的色彩。
三、理解“评”与“传”的关系
传记中的“评”往往是解题的要害所在。评传是“评”与“传”的结合，一方面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另一方面结合这些叙述，分析传主的思想行为，评价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四、熟悉解题策略
在整体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培养自己全面审题与确认阅读区间的能力。
[内容]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传记文学既是我国文学最早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当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之一。
现行的高中语文课本全6册教材中，文言文48篇， 其中传记文学共有13篇。传记文学占整个文言文的四分之一强，足见编者对传记文学这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的重视程度。从1993年至1997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阅读大部分选自传记文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学生“了解一些阅读文学作品的常识”和“我国文学史的常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读物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对于文言文，高一语文中提出要求，“了解文言文阅读方法和行文的一些特点”，“懂得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这从知识掌握的范围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两方面对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要求，联系传记文学的教学，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帮助学生掌握文体常识。
传记文学主要是指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作品。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边缘学科。在中国古代，它的主要形式有史传、杂传、散传、自传、专传等。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等6篇就是史传； 《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等为杂传；《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都是别传；《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是专传。另外，《史记》还创立了一个“列传”的概念，是指与“本纪”相区别的，记载人臣士庶的传记，如课文《屈原列传》。
在教学中，应结合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传记文学文体的一些基本常识。
2.揭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是文学和历史相结合的边缘学科，因此它既有历史特征，要求“尊重历史”，又有文学的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都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传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
（1）真实性。传记文学必须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再现历史， 再现人物。传主及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有史学价值，决不能凭空虚构。这也是传记文学享有崇高声誉和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高中课文中的传主，如廉颇、谭嗣同、屈原、张衡等，都是历史名人，其事迹史书都有记载，真实可靠。近几年来高考卷中出现的人物如狄仁杰、姚崇等也是史学界备受推崇的人物，其事迹均有明确记载。当然，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一些次要人物、局部细节可以借助于想象、联想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2）艺术性。传记文学要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刻划人物， 描摹物态。传记文学主要是写人的，所以它要求刻划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部《史记》之所以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3）相当完整性。传记文学主要是表现人物的， 要使人们对人物性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就必须注重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在传记文学中，传主的生平经历一般都较完整，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人物，如《史记》。一些小传，如“逸事”等，由于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人物一生完整的经历、事迹，但往往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
3.引导学生分析、把握人物形象。
传记文学以写人为中心，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典型事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必须从把握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欣赏、评价作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掌握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不断提高阅读能力和分析、欣赏水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传记文学刻划人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加以分析归类，能使学生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阅读水平、欣赏能力，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形象的特征。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一、传记的基本特征
传记属于应用文体，同时兼具纪实性和文学性的特征。
纪实性要求传记记述的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虚构。可以说，纪实性是传记的生命。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有真名实姓、生活经历、历史背景等，反映了人物在品行修养、志趣追求与才能业绩诸方面的真实面貌。写作时，这些事实是不能随意虚构的。
但传记又属于文学的范畴，具有文学性。它并非对历史原封不动地再现。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作者在材料剪裁、结构安排、表现手法运用上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在对传主生活经历的叙述与评论中可以表达自己的爱憎。
由此可见，对“文体基本特征”的考查主要是从文本的文体特点出发，结合艺术手法进行设题。
【典型题例】2015年新课标卷Ⅰ第11题（3）：作为带有学术性质的自传，本文有什么特点？请简要回答。
【答题方法】首先要读懂题干，审清题目，明确考查方向（该题题干用“自传”二字暗示从文体特征的角度出发，分析文章的特色）。其次要明确传记类别，了解不同传记类别有不同的特点。如自传采用第一人称，语言或亲切自然或幽默调侃，通常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抒情；他传采用第三人称，语言或朴实自然或文采斐然；评传亦采用第三人称，记叙与议论各半，须注意整合评价议论的文字。再次要紧扣住传记的真实性（主要指传主的人生经历、品行修养、才能业绩等）和文学性（主要指介绍人物时运用的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如在介绍传主人生经历时使用的人称、叙述的顺序、语言风格等），结合文本内容加以辨析作答。
二、传记的主要表现手法
传记常见的表现手法可从叙述顺序、描法，修辞手法等角度分析。
1.叙述顺序
叙述的顺序主要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在阅读时，考生要能根据时间的顺序准确地判断出是运用了何种叙述顺序，从而理清人物的生平经历，明白作者这样处理的缘由。
【典型题例】《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这篇文章中，开头写谢希德先生的辞世及遗嘱，这是什么记叙手法？这样写的作用及效果是什么？
【答题方法】辨别记叙的顺序，要注意插叙与倒叙之间的区别：插叙写的是相关的两件事，而倒叙都是同一件事。结合文本具体内容，对照相应的顺序常见的作用进行逐条分析。
2.描写方法
传记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它和小说刻画人物有相似之处，往往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来塑造传主形象，展示其内心世界。
（1）正面描写。正面描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直接具体地刻画人物形象。主要有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等，可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鲜活丰满。在阅读时，考生要特别关注文中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是传记文学的血肉，它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性，多角度地展现出传主的个性特征，使得人物形象丰满而鲜活，富有感染力，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2）侧面描写。侧面描写，即间接地通过其他人物或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以使其形象鲜明突出。主要有景物烘托、他人的衬托或对比等。另外，还须特别留意有些侧面描写看似与传主无关，但却对刻画传主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利用与传主关系密切者的相关资料来突出传主的形象。如2013-2015年高考新课标卷对传记的考查，均在文本结束之后有“相关链接”，对人物形象作一补充说明。
【典型题例】《一代怪杰辜鸿铭》这篇传记中，除了肖像描写，作者还运用了哪些手法刻画人物形象？请举例说明。
【答题方法】首先要抓住题目中的关键词，明确答题方向（运用了哪些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其次从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分别考虑（熟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中常见的手法），分析出其所用的手法；最后结合文本具体分析其妙处。
3.修辞手法
在鉴赏语句或是刻画人物形象时，常用一些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反复、引用、排比等。其中引用尤为重要，是传记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它可以帮助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突出传主的精神面貌，起到增强作品历史深度和情感力度的作用。
【典型题例】《南开之父张伯苓》第七段中引用吴大猷的一番话有什么作用？请结合文本分析。
【答题方法】首先分析引用内容的性质（故事、诗词、还是与传主有关的资料），理解引用的内容；然后结合上下文，分析该处引用在结构上（如照应前文，引起下文或是和文中某个人的行为或某物构成对比）和内容上（可从“传主、读者、文本、作者”四个方面分析）分别有什么作用。
传记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手法，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在平时的练习中，考生要注意积累，立足文本，灵活地分析传记的文体特征和表现手法。
对这些无数人拜读过的传记作品，在高中课堂中却呈现出不太令人满意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状态。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一、古文传记教学的现状
传记教学要贯彻语文学科的“育人”理念，但古代传记既有高中课文的一般属性，又有文言文以及传记文体的特殊属性。因此在目前的传记教学中，对于古代传记的教学，存在很多偏离教学目标的情况。
1.对于古代传记，具有文言文学习的共同毛病，即过于强调文言基础知识，忽略了对文本的整体把握。
高中阶段对于文言文的学习，教师在课堂上往往会更注重字词梳理，从字、词、句等角度来巩固强化记忆，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这样固然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但却使文本被肢解，文学因素被缩小。这种状况已出现多年，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对字词句的过分重视就相对弱化了语文教学的文学性，学生鉴赏感悟文本的时间被缩短。
于漪老师认为：“素质是一种心灵的塑造，在塑造人的心灵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能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而当今的常态课堂，多是教师讲解，将文章肢解揉碎，全面分析到各细节，学生耳听笔录，单调的抽象思维盖过了形象思维和情感体验，于是通过文本阅读来以情怡情，积累人生经验，获得人生感悟的设想成为空想。
2.传记教学中，学生没有正确区分传记和小说，教师则过于强调情节和人物形象分析，忽略传记本身的特点。
传记文学生动地再现历史，以探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思考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典型意义。因此可以说，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综合体，它具有真实性、艺术性以及现实借鉴意义。现今传记教学的课堂上，由于不够重视师生的互动，教师不自觉地把传记和小说的教学模式等同起来，忽视传记文学特殊的文体属性，学生不清楚传记和小说的区别。
好的传记文学，未尝不是优秀的小说，但这不是高中生和高中课堂所最终追求的。传记教学中，教师必须要清楚地让学生注意到“传记文学”和“小说”之间本质的差异。传记的真实性要求它的素材是真人真事，真实可靠，决不能凭空虚构。传记的魅力在于它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实际的人生活动为描述对象，塑造充满人格魅力的传主个人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让学生专注于传记“真实性”的属性是绝对必要的。
二、对高中传记教学的思考
高中阶段设立传记教学板块，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这种文体，通过榜样的熏陶，提高学生的素养，让其从中获得人生的感悟，并就有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高中阶段的传记学习，应注重以下方面。
1.通过拓展比较阅读法，形成互动式课堂，培养学生主动阅读能力和感悟能力。
常常有同一人或事被不同作者记录，于是传记呈现出很多“不同”，对于这种“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拓展比较进行趣味学习。
首先，通过对比阅读，比较不同传记的优劣或特色。如节选《史记》的《鸿门宴》和《廉颇蔺相如列传》，与班固《汉书》中的相关描述做对比。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由此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在“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的争论中获得成就感，拓展知识面。
其次，通过对比阅读，比较传记素材选择和作者的关系。如节选自邓小平女儿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在哈金森工厂》和英国作家伊文思的《邓小平传》中记载的邓小平在哈金森工厂的经历，由于作者的身份国别不同，对于素材的选择也不同，呈现出来的人物也是不同的。通过比较阅读能探讨事实和材料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了解传记的写作特征。
再次，通过他人对史料的评价来更全面地认识传主。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人们在赞扬蔺相如以大局为重等美德的时候，课外链接明代王世贞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论》，人们对蔺相如如此巨大反差的评价，必然会引起学生的争论，让学生在质疑和辩论中获得自信并形成自己的见解。
2.教师自己要全面认识课文，注重对传记文学“艺术真实”的认识，引导学生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在评价中“三省吾身”。
首先应注意，在小说中常常通过人物的肖像、心理、细节等来概括人物形象，如果也以此来推断传主形象是不太客观的，因为传记是史家对于历史的一个“再现”，有些事件发生时史家并未亲临，所以对其中的动作、对话、神态等的记录，只是史家的一种合理推断，我们称之为“艺术真实”，以这样的“艺术真实”为立足点来为人物定型是不够客观的。
其次，在传记欣赏中要提倡个性化的阅读，让学生自己去为历史人物定位，寻找心目中的英雄。有的学者提出，英雄崇拜是和人类存在一样古老的现象。如果传记的“现实意义”和“榜样作用”在课堂模式化的人物形象分析中被忽视，致使学生不能够从传记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传记教学便失去了育人的功效。如《鸿门宴》中，以刘邦和项羽为中心，拓展至其他历史人物，展开“谁是英雄”的主题讨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让学生在自己真正喜爱的榜样的示范作用之下，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未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3.教师要树立大语文教学观，让学生摆脱“戏说”类数字媒体作品带来的恶劣影响，并在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中，做一个有品位的“学者”。
语文是一门审美的学科，如果日常教学过于功利化和世俗化，就失去了语文之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知识的接受方式由早年单纯的文字、图片扩展到今天的数字媒体。但影视界甚至出版界的功利化，让越来越多恶搞性质的所谓的“颠覆经典”和“戏说”毒害了没有判断力的孩子，于是出现陈世美是专一深情的，刘邦是重情重义的，穿越是可以实现的等等许多错误却流毒甚广的认知。
我们要通过有趣的互动课堂，让学生体会到来自正史的传记历史是有趣的。通过辩论等方式，引导学生对文本真实性的认识，让传记的真实性在辩论中深入人心，从而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对正史的维护，“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做一个有品位的“学者”。
关键词：音乐史编纂学 传记方法
音乐史学属于政治史学的平行范畴――艺术史学的下属分支，其研究对象与政治史学有着本质差异。政治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事件”，即过去发生的时间、人们的行为。尽管音乐史上也发生过无数“事件”，但音乐史学的主体并非这些“事件”，而是由一部部杰出的音乐作品构成音乐史上的一个个“点”，通过史学家的叙述，将这些“点”组成历史发展的完整链条，完成史学的持续概念。
音乐史利用传记方法始于18世纪，德国福柯尔（J.N. Forkel为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著的传记《关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生活、艺术与艺术作品》（Ueber Johann Sebastian Bachs Leben， Kunst und Kunstwerke，1802），这是一部专门的传记。音乐家传记著作还有德国小说家、剧作家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在其著作《莫扎特》（1977年）一书中，以传主的信件和音乐作品等第一手资料为主要依据，运用艺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无意识心理的分析，将其视为音乐家生活与作品之间重要的、过去被忽略的中间环节，使作者在不少问题上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1]此外，具体有代表性的还包括德国罗沃尔特出版公司（Rowohlt Verlag Gmbh）推出的《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56册），人民音乐出版社已中译本；英国集粹出版社（Omnibus Press）推出的《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The Omnibus Biographies of Music， 19册），已有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音乐家生平系列》（The Cambridge Musical Lives， 18册）；美国诺顿出版公司（W.W. Norton & Company， Inc.）《格罗夫作曲家传记系列》（The Grove Music Composer Biography Series）[2]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传记均与音乐史传记方法无关。
尽管传记方法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对于史学家构建音乐史事实，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19世纪，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传记方法成为音乐史学编纂的主流，充斥在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著作之中。作曲家生平资料作为实证的史料，构成音乐史学家编纂工作的基础，同时，被文字化的生平――传记，成为人们理解音乐作品的辅助手段。
由于音乐史对象是作品不符合普通史学对象的事件，所以借鉴传记叙述历史中发生的事，以此来造成与作品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作品与事件又并非直接相关，因此造成了矛盾。
在19世纪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情感美学的影响下，音乐史编纂学对传记的运用应运而生。实证主义，是一种运用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以定理证实假设能够成立，由于音乐史没有定理原理，因此19世纪的史学家们在文化史、艺术史的编纂过程中借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借鉴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其出发点是理性的。
作为传记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浪漫主义情感美学又称表现美学，来自阐释学，阐释学原意为“理解”，理解始于对话，前提条件是理解者与被理解的对象之间有共同语言，理解者力求重构被理解对象的意图、动机，目的是反过来理解这个事件。由于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情感也是在时间当中消失的，因此音乐史利用了情感美学，利用与实证主义相反的假设方式。音乐史阐释学研究者面对一部作品与其对话，是为了解作品背后的作者，将自己投射到被研究的作曲家的历史行为动机中去，探索其创作意图。[3]音乐史上关于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和克拉拉关系的叙述出处，就是浪漫主义情感美学的产物，仅仅为了取悦读者。这不是科学的音乐学的方法，而是具有虚构性质的文学手段，既违反了实证主义，又滥用了情感美学。
传记是以某人的生平为题材的一种纪实文学形式，一般也包括作者追叙自己一生的自传在内。可视为历史的一个分支，根据调查研究与个人回忆而得的口述或书面材料，加以选择性地编排与说明而成。传记亦可视为想象文学的一个分支，因其试图通过创造性的赋予同情的洞察，以传达对于某种个性的感受和体裁的意义。最早的传记作品形式是死者生前堪称楷模的言行的祭文或墓志铭。传记有时被认为是历史的分支，最早的传记常被当成史料看待。[4]
在音乐史著作中传记方法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如格劳特《西方音乐史》中《弗朗茨・李斯特》一节，叙述了李斯特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人生路线。他在魏玛任宫廷音乐总监，极力推崇新音乐作品，包括1850年亲自指挥瓦格纳《罗恩格林》的上演。[5]再如，保罗・亨利・朗格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对《舒伯特》一节的编写首先引用了申德勒的叙述“贝多芬临终前在病床上吟味舒伯特的一些歌曲时，感叹着说‘的确他具有天赋才华’。固然申德勒说的话有时不太可靠，这段轶事的可靠性却毋庸置疑，因为舒伯特是收到贝多芬的启发和鼓舞的唯一的早期浪漫主义者，他与贝多芬最接近。”[6]这段话为论述舒伯特的音乐风格做出了铺垫，阐明舒伯特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关系，从而证明他的音乐创作具有双重性。
传记方法对于音乐史学编纂，即不可滥用又不可不用，音乐史运用传记是以作品为准则，与音乐家留下的主要作品有关的传记才能够运用在史学编纂中。
埃格布莱希特在《西方音乐》一书便是有选择采用了传记方法，他首先区分虚构的传记和历史的传记，排除前者，并将历史上的作曲家放在与音乐的交接处。[7]例如《乔治・弗雷德里希・亨德尔》一节中的叙述，由于亨德尔为英国王室服务，他对英国王室的责任就是受委托创作全部节庆音乐，《焰火音乐》便是在此背景下完成的。[8]再如《舒伯特》一节提及的“舒伯特晚会”，这由他和一群朋友组织演出的，正是这种演出机制，促成了舒伯特具有比德迈尔性质的沙龙音乐作品诞生。[9]当然，这本著作中传记方法运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对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节，巴赫生平四个阶段所担任的管风琴师、唱诗班指挥、宫廷作曲家等不同职务具有不同的职责，因此他在不同阶段所创作的音乐体裁与其职责直接相关。[10]
20世纪音乐史编纂学运用传记方法的情况有所改变，结构主义的冲击使音乐史编纂学采用传记的方式逐渐走向没落。达尔豪斯认为“传记方法是实证主义变体，他的出发前提是知道作曲家的生平才能理解他的音乐作品，作品是生平鸣响着的表现。”[11]结构主义史学家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绕过作曲家个人，唯独把作品视为研究对象，不去探索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过去特性。对于音乐结构史来说，理解一部音乐作品并非将它阐释成作曲家传记的文献，因此重构音乐史事实，重构作曲家思维世界的做法毫无意义。[12]结构主义排斥作品背后的作者，使传记主义失去了它的土壤。
20世纪初，达尔豪斯主张的音乐结构史拒绝传记方法。他的《贝多芬和他的时代》，前面几章探讨了传记方法的利弊，用年代记方式代替传记描述。他认为音乐史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积来完成，只是史学家通过史料推导出的“事实”，并非真实的过去事件本身。
同时，在接受史和影响史方法的美学观念主导下，现代史学家不再将重点放在解释历史行为的意图、动机、观念，而是试图确定哪些倾向和压力造成了它们。换言之，就是在社会功能中把音乐理解为过程。这也对音乐史学的实证主义与情感美学方法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令传记方法逐渐走向瓦解。
然而，音乐家的传记作者对于史料的选择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在根据史料组合成历史的过程中，不乏想象、夸张，甚至虚构。传记作家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在记叙和介绍传主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人格的某些方面，自传尤其如此。此外，这些生平事件原本就无关音乐创作，而且，被研究者作为历史上的行为者的真实原貌是无法复原的，直接用生平解释作品，或与作品进行音画式配置，更是有欠考量。
同样，杰出的音乐学家对传记方法的使用同样会出现纰漏，埃格布莱希特的《西方音乐》也不例外。作者在阐述布鲁克纳交响乐时，简单套用传记，使传记手法等同于作曲家的作品，援引当时维也纳报刊的评论，将布鲁克纳生长于农村，导致他在社会交往中迟钝并具有依附性，以至于他的作品允许本人和他人修改，形成多种版本。[13]这样的论述是极不科学的，是对史料不加区分的曲解，作曲家的生平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作品。由此可见，尽管传记方法在音乐史学编纂过程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一定要慎用。
以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为例，在他去世后，有关他的研究受到严重阻碍，包括乐谱、信件手稿，甚至复件在内的第一手资料严格掌控在其家庭成员手中，仅有小部分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最著名的两部格什温传记作者分别是他本人生前的好友伊萨克・歌德贝尔戈和他哥哥艾拉・格什温的好友爱德华・雅布伦斯基[14]，由于传记作者与传主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与传主和传主直系亲属的有着直接接触，因此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来源相对可靠。但另一方面，他们所写的文字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传主及其亲属的态度与意愿。换言之，格什温作为作曲家，将爵士乐与严肃音乐巧妙融合，对美国本土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光环被无限放大。相反，一些有损格什温名誉的资料被试图雪藏，比如他生前经常光顾妓院，并育有一私生子等负面信息。格什温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查尔斯・施瓦尔茨在《格什温：他的生活与音乐》中披露了这些丑闻，并称格什温为“低级庸俗的投机主义者”[15]。由此可见，传记作者与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当然，传记反映出的真实史实，绝大部分也无法与传主创作直接相关。
将作曲家生平与作品直接进行音画式配置，是传记主义方法的另一个硬伤。1928年，格什温应保罗・怀特曼之邀创作了交响诗《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923年在巴黎完成了这部作品。他沿用了交响爵士乐手段，将爵士乐与严肃音乐巧妙融合，充满美国气息。乐曲开头的散步主题贯穿全曲，采用了欧洲严肃音乐主题动机的写作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同古典浪漫时期的独立音乐观念无异，作品“出于乐音本身的缘故被创作”，并不是具有功能性的电影音乐。但是国内很多学者将这部作品进行音画式的描绘，甚至认为这是格什温本人对巴黎的印象与感受，将这个主题解释为一位美国游客漫步在巴黎街头。[16]
无独有偶，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新大陆》交响曲，这部作品充满了波西米亚风格的旋律，因此经常被描绘成作曲家思念祖国之作，用其生平经历解释作品的表现内容。第一乐章的慢板引子好像作曲家初到美国时的体验，第一眼望见新大陆时对未来的思索。[17]
第二乐章被称为“念故乡”，因此常常被解释为作曲家身处异国他乡对祖国无限思念之情的表达。从西方交响套曲的曲式结构来看，第二乐章原本就是缓慢、抒情的部分，与第一乐章的奏鸣曲式形成鲜明对比。忽略德沃夏克的生平，丝毫不会影响听众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而一些音乐欣赏类的书籍，将这段旋律阐释成“德沃夏克意识中寄寓着他对波西米亚深刻的眷恋之情”[18]的写照。
毫无疑问，用作曲家传记对作品进行音画式解说是行不通的，不能以作曲家的传记套在他的杰作上面，像电影音乐似的的误读西方音乐作品。不同于中国就词作乐的传统，在西方独立音乐观念产生之后，有解说的音乐的本质才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临摹、写生音乐以外的事物或情感，通过固定乐思、动机派生、主导动机等作曲技术，将音乐外物（包括情感）包容于音乐本身。[1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了解作曲家生平是必要的一步，音乐史编纂学可以借鉴《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传记方法，将作曲家的传记与重要作品相关联。在当今结构主义与文本批评成为音乐史学编纂主流的背景下，传记方法可以在有选择的基础上，成为研究的辅助方法。当然，史学不同于文学， 前提是有选择的利用作曲家的传记，避免夸张、隐喻甚至虚构等文学手法，更不能将生平与作品进行一对一的联系，以免误导读者。
注释：
[1]周耀群：《一幅莫扎特的心理肖像》，《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2]孙红杰：《传记文体审思》，《音乐探索》，2013年第1期。
[3][德]卡尔・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上海出版社出版，第123页。
[4]单基夫，徐唯诚：《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67页。
[5][美]格劳特：《西方音乐史》，汪启璋、吴佩华、顾连理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第625页。
[6][美]保罗・亨利・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6页。
[7]刘经树：《为了理解而反省、我思――论埃格布莱希特的音乐史编纂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8][美]埃格布莱希特：《西方音乐》，刘经树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08-409页。
[9]同8，第552页。
[10]同7。
[11]同3，第4页。
[12]同3，第65页。
[13]同上，第619页。
[14]Wayne Schneider，The Gershwin Style[C].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S.8.
[15]同14。
[16]上海音乐出版社：《音乐欣赏手册》，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379页。
[17]同16，第437页。
传记，是一种记述人物的历史背景、精神风貌及其生活经历的文体。阅读传记，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了解传记的文体特点。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实姓名、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其次是文学性，传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用艺术的手法来达到传神的目的。
二、概括传主的个性品质。传记阅读的中心任务就是梳理传主的生平经历，概括传主的个性品质。可从传主在事件中的表现来把握其形象;可从传主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把握其形象特征与个性品质。
三、分析传记的语言特色。传记从叙述人称看，分为自传和他传。不同类别的传记，语言特点也不同。自传采用第一人称，语言或自然亲切或幽默风趣;他传采用第三人称，语言或朴实自然或文采斐然。
四、了解传记的写作手法。传记采用的写作手法与一般记叙文类似。如引用传主的书信、日记等内容，可以印证作者的观点，也可以使传记具有更为真实感人的力量。
模拟训练
钱玄同：多病不妨我奋斗
林天宏
1918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轮流编辑之一，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便婉拒钱的约稿：“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署名鲁迅，并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为人之刚猛，雷厉风行，由此可见一斑。
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都是对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与好友刘半农商议，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文章，罗织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其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得体无完肤。这场论战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但猛士钱玄同却是一个病夫。从早年留日时的失眠、多汗、发寒热之症，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年届40的钱玄同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的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他的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最早的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千疮百孔”“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他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他最大的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方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悼文，称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斗争精神，几乎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选自《百家讲坛》2014年第5期）
关键词：《史记》；虚构性；传奇性
虚构性与传奇性是《史记》在情节方面的两大重要特点。虚构是司马迁在“实录”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以增加环境的真实性、情节的生动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史记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古代神话传说的融入和人物命运的传奇性，灾异祯祥、征梦验卜等也增加了《史记》的传奇性特质。可以说，《史记》的虚构性成就了其传奇性，而传奇性又提供了虚构的素材。《史记》的虚构性和传奇性主要集中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表和书都是按照严格的实录精神记载的。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史记》中叙事写人的虚构性以及传奇性两大特点的分析来探寻它们的内在规律。
一、《史记》的虚构性
绝对的实录是不可能存在的，《史记》的虚构以实录为基础的虚构。先秦历史散文各有千秋，《左传》长于叙写战争，《国语》善于刻画人物，《战国策》的语言流畅恣肆。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符合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往往有所提炼、加工甚至虚构，把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展现得栩栩如生。
“实录”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从《汉书・司马迁传》中可以看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为实录。可以说，司马迁写人叙事的基本框架遵循着实录的原则，在细节方面，为了刻画丰富的人物形象，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需要在细节方面加以描摹，但是有些无据可考，只能用虚构的方法。可见，虚构只是一种方法，并不能因此否定《史记》写实的基调。
《史记》的虚构性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较为明显：
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场景设置时运用虚构，使人身临其境。《史记・李将军列传》就详细记载了李广率军与匈奴的几次战斗。有一次，李广率众追击匈奴射雕者遇匈奴大军，在紧急关头，李广准确判断形势，稳住军心，命令军士前进并下马解鞍，最终吓退了匈奴千骑骑兵，与众危为安。这次战斗的描写凛凛生风，让读者感到了身临其境的紧张感。司马迁在了解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增添了生动的细节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千钧一发的紧张场面，塑造了一位沉着镇定的将军形象。
在叙述历史细节方面，由于有些细节无处可考，但由于叙述完整性的需要，司马迁“虚构”了一些细节描写，比如《项羽本纪》中彭城之战的大风描写，这场大风发生在楚军将汉王刘邦重重围住之时，霎那间大风折断树木，掀翻房屋，沙土飞扬，天昏地暗，刘邦一行人也因此趁乱逃脱。这看似很“诡异”的大风，其实是司马迁为了保证历史叙述的完整性而设置的，如果刘邦当时没有成功逃出重围，汉以后的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写。
为了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人物的形象，司马迁还在不改变历史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个人设身处地在当时的情境之下，虚构出许多精彩的人物心理与语言描写。《项羽本纪》中有项王在穷途末路时的悲叹：“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
二、《史记》的传奇性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图腾是人类原始的思想产物之一，是人类在历史上对自然界和社会认识的具体体现。古人创世的神话中往往含有隐晦的图腾崇拜痕迹，周人也不例外。司马迁喜欢猎奇，所以记载了很多这类古代神话传说。《五帝本纪》记载了皇帝“生而灵异，弱而能言”；《秦本纪》写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这些都是有关氏族或国家起源的典型神话，源自司马迁早年游历中国的经历。
在《史记》中，还有许多灾异祯祥，征梦验卜的记载。如《外戚世家》载：“薄姬夜梦苍龙据其腹”，后来便生下来孝文帝；《黥布列传》载：有客相黥布“当刑而王”，果然黥布因犯法被判处刺面之刑，秦末大乱，黥布揭竿而起，追随刘邦建功立业，被封为淮南王，相者的话应验了。
《史记》的传奇性，还在于它塑造了许多传奇性的人生经历。汉高祖刘邦的出生，本身就是个传奇：他的母亲刘媪在睡梦中蛟龙附身，便怀了刘邦。他还有异于常人的体貌特征，“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虽说是一名小小亭长，可是他表现出不凡的气度，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醉卧时旁人能看见他身上有龙；一穷二白，却能被吕雉父亲吕公看出有贵人之相，并将女儿许配给了他；斩蛇起义时，被一老妇说是赤帝的儿子杀掉了白帝的儿子。
不仅刘邦的人生经历是一个传奇，同时他的多重性格也是一个传奇。一方面，他是典型的体恤民情的贤君，入咸阳后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与百姓约法三章。另一方面，他却是残忍的父亲、忤逆的儿子，逃难时为了保全自己，几次将自己的孩子推下车去。项王用刘邦的父亲威胁他，没想到他竟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淹酰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他既有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流氓气息，又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雄心壮志。
三、虚构性与传奇性的内在关系
虚构性与传奇性作为《史记》的两种表达艺术，各有侧重点。虚构性是一种叙述的手段，传奇性是一种效果。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融，相辅相成，但也不是完全重合的。可以说，虚构性成就了传奇性，传奇性为虚拟性提供素材。
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述，《史记》的虚构性主要体现在在设置历史事件的场景方面、叙述历史细节方面以及塑造人物心理和语言方面。虚构在客观上能增加人物的形象性与情节丰富性。例如，东城快战中，楚汉两军交战的情境、项王“天王我，非战之罪也”的话语应该是司马迁“实录”基础上的虚构。突出的是英雄在战场上的骁勇善战和一种令人震慑的王者风度，项羽“天亡我也”的感叹使得人物的命运急转直下，构成项羽一生的传奇性特质。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司马迁将各种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奇闻异事融入历史的抒写中，由于这些神话和传说本身就没有具体的史实可考，大部分都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再加上司马迁自己的加工而成的，具有很大的虚构性。如果只有客观史实的记载，没有各种奇闻轶事、神话传说的融入，以及各种人物的语言、心理、动作的细腻补充，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传奇性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虚构性与传奇性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
总之，司马迁的《史记》在“实录”的基础上，运用了冷静、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还运用形象思维，饱含作者感情，使虚构性与传奇性成为情节方面的两大特点。
参考文献：
[1]楚克侠.论《史记》的想象与虚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11）
[2]何旭光.《史记》情节的虚构性和传奇性[J].四川师院学报.1985（03）
[3]刘夫德.周人早期的图腾[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3）
[4]曹础基.中国古代文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关键词：小学语文 人物传记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7-0054-02
作者简介：陈友廷（1986―），广东汕头人，本科学历，小学一级教师，广东省惠州市南坛小学实验学校语文教师。研究方向：小学作文教学。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编的课文不仅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而且涉及面也广泛。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教材按专题组织单元，每个单元为一个专题，有些单元还安排了不同呈现形式的综合性学习内容，使得学习的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在这些专题当中，“人物传记”没有被独立为一个单元，而是散见于诸多专题当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詹天佑》《在花山》《将相和》《晏子使楚》等几篇课文，此外，根据人物传记的特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西门豹》也可以归入其中。
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旗帜鲜明地提倡读传记，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指出：“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正因为人物传记对学生成长有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初高中语文教材中，人物传记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同样的道理，小学生正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通过阅读名人传记，他们可以把自己与传主对比联想，名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思考，给他们以启示。那么，哪些策略有助于优化人物传记类课文的教学呢？
一、引导学生学会概括并抓住人物的精神本质
人物传记中的“人物”都是历史、文化领域的名人，很多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有的功大于过，有的过大于功。因此，在教学当中，立足文本，注意引导学生学会概括并抓住人物的精神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
以《詹天佑》一文为例，“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这句话出现在文章的开头，是文章的灵魂，文章所选择的材料都是表现詹天佑的“杰出”及“爱国”的。三则材料在表现詹天佑的“杰出”与“爱国”时各有侧重，但值得注意的是“杰出的爱国工程师”是偏正结构。“杰出”就在于詹天佑不但有强烈的爱国心，而且有出众的才能，杰出中也包含着强烈的爱国心。在修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创造性地开凿隧道、学以致用地设计“人”字形线路，都是他爱国精神与科学态度、创造才能相结合的产物。京张铁路提前两年竣工，更说明了詹天佑杰出的成就，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所以詹天佑的“杰出”与“爱国”在文章中始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学生只有紧紧抓住詹天佑“杰出”与“爱国”的本质，才能通畅地理解全文。
二、合理补充必要的历史背景知识
小学课文的选用受制于学生的理解能力，常常选用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有时为了需要，还会对文章进行删改。而人物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当中，有时候由于时代久远，如果不补充说明具体的历史条件，学生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很可能会产生偏差。如在教授《詹天佑》一文时，首先必须点明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课文的第二段就有详细的说明，学生理解詹天佑处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历史时期没有困难。然而，在“勘测铁路”一段中，詹天佑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对学生来讲，“困难”一词很抽象，如果不根据历史事实在这里补充必要的材料，学生对詹天佑那种修筑铁路的决心就不会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因此笔者查找资料作了补充，把詹天佑当时所遇到的困难罗列了出来：
1.京张铁路经费被控制在英国汇丰银行手中，
正当工程进入第二段时，汇丰银行故意刁难，拖付工钱，造成误工。
2.帝国主义趁机欺凌，他们派人打扮成猎人的模样，在詹天佑修筑铁路的地段巡视，以便随时看中国人出洋相。
3.铁路要经过皇室亲戚的坟地，他们率众闹事，要求改道。詹天佑忍辱负重，终于让铁路从墓墙外通过。
4.和詹天佑一起修筑铁路的好友，有的坠入深涧，不幸牺牲；有的中途逃跑；最让詹天佑感到痛心的是，女婿被绑架，心爱的女儿不幸身亡。
……
通过以上材料的补充，学生充分感受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詹天佑面临的挑战是多么艰巨，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其“爱国”“杰出”的本质。
三、善用题材资源进行写作拓展训练
人物传记里的人物往往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因其经历和贡献而有很大的影响。传记的编写者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往往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如果教师在教授人物传记类课文后善于抓住机会，就是进行写作拓展训练的好机会。
（一）改编体裁，锤炼语言
《晏子使楚》一文在五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感受语言艺术”专题中，这个专题比较特别，除了相声还安排了剧本这种对小学生来说很陌生的文学体裁。为了加强学生对剧本的把握，笔者引导学生把《晏子使楚》改编为剧本。学生通过改编，不仅对剧本这种体裁有了更深刻的把握，还在改编的过程当中通过设计人物的对话锤炼了语言，对通过语言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二）写读后感，沉淀思想
典型的人物事例，鲜明的人物性格，往往能触发学生的思考。通过写人物传记的读后感，一方面可以积累素材，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用自己的思维舞动思想的双翼，生发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感叹和议论，从而沉淀自己的思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文写的是少年时代的事情，教师可抓住时机，通过写读后感来激发学生对自己读书目的的思考，激励学生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此外，《在花山》一文也非常适合学生写读后感，通过学习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到这样的道理：关心人民，关心他人，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赢得他人的拥护。
（三）活学活用，编写人物小传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信息提取;认知心理
一、自传体记忆的早期研究
自传体记忆是指对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而非实验室设置的与自我经验相联的信息的储存和提取过程，是个人生活事件的记忆。有关自传体记忆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Galton和 Freud。他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有关个体自身经历的记忆。Galton通过对有关自身经历的回忆来研究表象在记忆中的作用。Freud对自传体记忆的兴趣则来源于对神经症的解释和治疗，他认为形成的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和投射的经验（projected experience） 是个体心理发展的主题。但是，Galton和 Freud都没有把自传体记忆作为一个系统的问题进行研究。由于自传体记忆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被试反应结果难以量化和准确地验证，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一直没有更大的发展。本世纪 70 年代，对自传体记忆研究的兴起来源于Tulving对长时记忆的区分。Tulving（1983）成功地区分出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他认为语义记忆是基于网络、范畴、图式、脚本或一般知识系统而组织的，而情节记忆储存暂时有时限的情节或事件信息以及这些事件的时间空间关系，情节记忆的实例是和其他类似经验有时空关联的个体经验记忆，具有自传体的性质。但Brewer认为并不是所有情节记忆都是自传体记忆，情节记忆仅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个人记忆（personal memory）。Brewer提出自传体记忆是有关自我信息的记忆。自我信息不仅包括个人记忆，还包括自传体事实（autobiographical fact），一般的个人记忆（generic personal memory）和自我图式（self-schema）。Brewer （1986）并且根据个体相关与非个体相关知识或记忆以及一次性与重复性将自传体记忆分为四类：单一的个体记忆、类属个体记忆、叠加性自传事实和自我图式。
二、自传体记忆的特点
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所经历过的生活事件的回忆，是包含感知体验、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复杂过程，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自传体记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结构化、并且不存在能够单独成为记忆基础的某一知识，甚而这种记忆是各种知识的编辑物、建构或组合体。研究证实有三种建构可能与此有关：生活周期（lifetime periods）、一般事件以及事件的具体知识 （ general events and event specific knowledge）、自传体知识集合（ the collectives of autobiographical knowledge base ）。
Conway和Bekerian （1987）利用“生活周期”这一术语来指代自传体知识中诸如何时生活在“X”，何时工作在 “Y” 等延伸周期。他们发现生活周期较其他线索对于记忆恢复及其启动更为有效。这些概念群所涉及的研究工作都集中于这一观点：生活周期代表着主要包括与具体时间周期有关的自传性知识的一种抽象或一般水平（Conway，1992）。生活周期还包括与时间周期、心境、目标相连的其他重要刺激的一般知识，并且可能表征个人生活主题区别物（如丈夫、父亲、足球运动员等）。与生活周期相反，一般事件构成自传性事件的一个更为具体的水平。一般事件是一种重复事件的概括化形式，有关术语包括概括化事件（ summarized events）、 情节与事件（episodes and events）以及情节等概念。一般事件可能是围绕其他较少场合的一般事件知识所提供的场合化活动而组织的。
Anderson 和Conway研究了一般事件组织中的特异知识与庸常知识的作用。他们发现在自由回忆与顺向回忆条件下被试能够最快提取一般事件且前者结果更为可靠（共有五种实验条件：自由回忆、顺向回忆、逆向回忆、兴趣回忆和离心回忆），并与自由回忆中的细节顺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细节并不是以严格的时间顺序来输出的，细节往往与特异性信息相连且因此破坏了原有的时间顺序。在其他线索恢复时间研究中，Anderson和 Conway发现一般事件知识异细节具有最快提取的特点。这些发现表明，一般事件是以它们彼此区别的场合化特异细节来组织的。自传体知识的第三层面――事件特征性知识，较之生活周期知识和一般事件知识水平更为细节化。事件特征性知识倾向于呈现表示物体的感觉细节和一般事件中的活动的高度特征化细节、想象和情感的形式。Anderson和 Conway调查了一般事件中所排列的被恢复细节知识的数量、 组织与本质。比如说，被试回忆某件事中的活动系列时只恢复了与典型的特异活动有关的活动细节。Conway （1992）进一步发现，这类知识可能是围绕当前现象体验而建构的结构基线的摘要式记录，并且这些记录作为一般事件索引而保留在记忆中。
此外，研究者发现自传体知识的每个层面彼此索引，从而形成一种等级结构。在某些加工作业场合基线或某些情景中，等级知识结构预存于记忆中。自传体记忆的这个观点有两个优点： （1）关于事件或情节的一种离散记忆的传统观点得以保留，比如在现存等级中频繁使用索引，且因此允许记忆者“恢复”那种似乎是离散而单一表征的记忆; （2）自传体知识的组织本质有助于促进“遗忘”知识再度回忆的记忆建构。
三、自传体记忆的一般发展模型
自传体记忆是个体对过去特定情境中有关自我信息的回忆，是个体在特定时刻经历的重现。自传体记忆包括与自我、个人相关目标以及终极个人意义的材料。它的核心特征是其主旋律本质及其主题不可避免地是个人主题 （conway，1992）。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传体记忆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前自传体系统和动力学的后自传体系统。这些系统都是动态的，并且其中的联系是多向的。在这个模型中，情节记忆是具有各种机能之长时记忆的时间，类属记忆和自传体记忆二者均依赖于信息由情节向更加持久的系统的迁移。因而，自传体记忆具有当社会条件强化时能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起作用这一特点，表征系统则可进入语义程式。一些研究表明，语言在自传体记忆的出现中，就阶段设置而言具有多重角色。作为记忆社会价值媒介的同时，它还是记忆分享的描述性载体，它成为具体记忆的媒体并因而在系统中得以延伸。此外，它还是可以提取记忆的标签仪。如果语言果真如此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自传体记忆，则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语言自传体记忆是否依然可以提取。虽然答案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似乎存在一个基于社会非言语交流进化而来的较弱的系统，其中想象在基本的情节记忆中扮演着重现和再循环记忆的角色，并且这种系统可能更容易丧失和离析，一些研究支持这一假设。March（1990）发现言语交际的变迁会破坏自传体记忆，因为它依赖于言语表征。文化差异直接导致自传体记忆的差异（Rogoff &Mistry ，1990），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能发现自传体记忆中充斥着交流性记忆和神话传说。总之，正如 Tulving所言，自传体记忆是一种“万能熟悉性体验，它是人类所独有的”。由于它依赖于事件的言语表征，并且由于人类言语本身只属于人类，因而为人类所独有。同时，人类言语在心理表征和交流之双重机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双重机能使得自传体记忆系统建构成为可能。并且由于其一开始就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因而能够使我们既能拥有个人记忆又能分享他人的记忆，在分享历史的同时以类似重现真实情节的方式来想象故事。一旦儿童开始分享他人的记忆，则会因此以他们的方式来分享学校、家庭或更为广阔的世界所赋予他们的文化知识积淀。
四、 自传体记忆信息的提取
自传体记忆恢复具有作业高度依赖性与线索敏感性，不同行为将导致不同记忆集取样。自传体记忆本身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结构的复杂性。Neisser1986提出自传体记忆的“网状”（nested）观点，主张人们对一个事件会产生（至少是潜在的）多水平描述，并且在自传体记忆的结构和内容中得以反映。它们互为嵌套，因而“回忆一件体验过的事件不是对单一记录的恢复而是在结构的网状水平上做适宜性移动”。自传体记忆中信息的提取，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搜索 （directed search） 的过程。在于Kolodner 和Sckanlc对有关个体经验和知识结构记忆研究的基础上，Resier等提出的背景加线索模型（the context plus index model）。该模型认为，从记忆中提取有关个人经历时，首先提取的是一般背景，这种一般背景是对目标经历进行编码的背景，也是被试经历的比目标经历更广泛的一般知识背景;然后在这种一般知识背景中，按照某次经历的特殊线索进行搜索，直到提取目标经历，这些线索可能是当时的活动或心理状态。记忆编码时的个体和记忆解码时的个体关系非常重要。对于自传记忆，个体在这两个不同时期是明显不同的。通常，这些特征线索并不一定能完全保证获得足够的信息使个体回忆出某次具体的经历，这时，就需要使用提取策略来对某次经历的特征信息进行推论，以便使最初的信息得以精确化达到提取目标经历的目标。
D.M. Willams 和 Hullan （1981）提出的一个模型中认为自传体记忆被一种循环恢复（cyclic retrieval）过程所调节。循环恢复具有三个特征化阶段： （1）从恢复作业特征所涉及的线索中发展记忆描述; （2）利用记忆描述来搜索记忆; （3）评价搜索阶段的输出且对是否终止或进入下一轮恢复作出决策。后继恢复则伴有对先前循环结果的新记忆描述的精细化。Conway（1992）认为循环恢复是由工作记忆中的中心执行器调节的。工作记忆中的中心执行器包括主管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的提取与输出这类机制。然而，中心执行器还包括其他促进加工作业时所使用的暂时性知识建构（诸如记忆描述）成分，还可能包括认知系统的一种模型，它不同于元认知知识以及其他长时记忆中的知识水平，因为它还包括着有关自我的当前状态的一个模型。此时，自我包括目标、计划、知识以及加工偏向的一个当前活动集（Neisseer， 1989），并且可能还涉及当前可能自我相关集（Markus和Nurius，1986），即自我的当前配置通过影响记忆描述产出与记忆输出评价阶段的循环恢复直接介入记忆建构过程。简而言之，自我的当前配置直接促动恢复作业的模型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记忆恢复都是由自上而下记忆搜索而驱动（其中恢复模型参数由自我的当前配置所设定），研究者经常观察到在对环境这类线索或对实验室中呈现的线索单词的反应中以及在不特别需要记忆恢复的认知作业完成过程中记忆可能自发地映入脑海。但是，如果长时记忆输出被中心执行器监测和管理时，则自我可能在调节诸如自发识记和回忆时具有指导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当记忆需要恢复时，循环恢复过程取样自传体知识基础。在许多情况下，一旦辨认出潜在的生活周期或生活周期集时，搜索即被驱动。如此这种记忆描述则能够用来将生活周期与靶子周期连在一起，并且这些生活周期中的知识可以用来索引联系性一般事件，反过来又提供索引事件具体知识的线索。可能第一循环设定为一旦一般事件提取了便立即结束，恢复的第二阶段则伴随对已恢复的一般事件的评价而驱动。当合适的生活周期、一般事件以及事件的具体知识在工作记忆的时间结构中被表征时，整个循环即告停止：记忆得到恢复。如上所述，自传体知识基础似乎对线索特别敏感，并可能不可理喻地支持激活的稳定模式在知识基础中持续形成与离析，同时记忆的有意回忆为诸如工作记忆中的中心执行器等中心加工资源的监测机能所调节。自传体知识对于线索的易变性本质可能有助于非常快地恢复记忆。
五、 自传体记忆的几种理论
（一）复制理论
虽然复制理论（copy theory）缺乏一定的经验证据，但在自传体记忆的早期研究中，大部分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复制理论的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复制理论来源于哲学，Hobbes曾认为个人的记忆是原始感觉的复制，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消退产生遗忘。大多数的心理学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Furlong 认为有关个体经历的记忆是个体“整个心理状态在过去情境中”的再现。Earle 也认为有关个人记忆是“真实过去的直接情境 ，是清晰地真实地再现”。Brown和 Kulik通过对“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的研究也表明，自传体记忆就象 “一张毫无偏见地保留情节的图片”。“闪光灯记忆”是指人们对于第一次得知一件令他们非常惊讶，也有重大意义事件的个人经验的记忆。
（二）图式化理论
Brewer 和 Nakamura认为图式化（ schematization）是一种获得泛化行为结构的过程。图式化理论（schema theory）认为，人们在重复相似的条件下，努力关注周围环境的共同点，这样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信息就成为心理表征的焦点。对于自我相关的信息，图式化过程产生概念化组织和自我参照信息的结构，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和一致性来加工自我参照信息，进而形成自我图式的认知结构。一般来说，组成自我图式的信息是有关个体的或与个体有密切关系的信息。自我图式一经建立，就可以提供有关自我的一致信息。但由于心理资源有限，所有的自我参照信息都不可能被自我图式完全加工和提取，这就造成有关个体经历的遗忘。
（三）结构重建和部分重建理论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大量的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忆结果中，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角度为参照来回忆原始情境。记忆表征是以图示这一形式出现的。自传体记忆图示表征了对某事件的一般性印象或属性。记忆在表征和恢复过程中均存在解释机制，即记忆“与我们的兴趣以及据此的改变在一起’。Barlay1986认为自传体记忆典型不准确，记忆围绕着图示不断重构。Barclay认为：大多数的自传体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重建。这种重建由高度发展的自我基模所驱使。人们把错误的记忆记成是准确的。这种记忆中的错误并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符合记忆者构造的合理故事。于是在自我图式的基础上提出结构重建和部分重建理论（reconstructive and partial reconstructive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于自己近期的经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的是大量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节在自我图式的作用下被重新构建或部分构建，以形成有关自我经历信息的记忆。但是这个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有关自传体记忆的结构中包括与自我无关的信息，而复制理论和图式化理论却可以很好地解释。
六、总结
自传体记忆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揭示出记忆着的自我。自传体记忆的研究拓展了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研究内容，研究自传体记忆将为这些研究带来新的知识。目前关于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仍然多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而心理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也没有形成一个大多数学者认可的理论。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在自传体记忆的理论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为自传体记忆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Brewer， W. F. （1986）. What i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D. Rubin （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p. 25-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E. Tulving. （1983） Elements of Episodic Mem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3] M. A. Conway， & D. A. Bekerian. （1987）， 15 （2）， 119-132. Organization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Memory & Cognition， Volume 15， Issue 2， pp 119-132 .
[4] Rogoff， B.， & Mistry， J.J. （1990）. The social and functional context of children's remembering. In R. Fivush & J. Hudson （Eds.）， Knowing and remembering in young children （pp. 197-2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Markus， H. R.， & Nurius， P. （1986）. Possible sel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954C969.
[6]张志杰，黄希庭.自传体记忆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3.
[7]王沛.自传体记忆研究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1998.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关键词】口述史；特点；价值；方法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木版年画的源头，它的表现手法干变万化、内容丰富多彩，常用最简单的图案传达出复杂多样的民众思想，蕴含着极大的文化魅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艺人的消失，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也逐渐走向败落。如何更好地对其保护和发展，早巳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一员，它延续着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技艺传承方式――父子、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授。作为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在旧社会不被统治者重视，他们传授的活动和心理，被官方作为文献记载并保存至今的寥寥无几，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技艺传承史、人生史、家族年画生产史、生产流程等资料只能从当代尚在的传承人记忆中汲取，而将这些“无形化”的文化记忆，转化为文字、影像这些“有形化”的资料，并得以保存，将成为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而现代科技为这一途径提供了技术保障，田野调查者可以通过访谈的形式，借助数码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录音笔等工具，从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中，记录他们记忆当中的“无形化”史料，并加以编辑整理。将传承人记忆中的学艺、从艺等经历，通过科技手段最终“有形化”的记录下来。这种过程就是“口述史”的编写过程，“口述史”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所以说“口述史”已成为当前朱仙镇木版年画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研究的特点
在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保护过程中，“口述史”田野作业者通过和年画传承人谈话、交流，回顾传承人的从业经历、从业感受，他们的记忆就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对传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调查就是对这项文化遗产进行进一步深层次的挖掘，它给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保护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并拥有独到的研究特点
（一）研究对象“普通化”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就是编撰和整理木版年画传承人记忆中的文化史料。传承人口述自己的从业经历，从业感触，口述人是普通百姓，是小人物，他们的感从身受未必不如代表人物、大人物重要。通过他们口述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认识、见地，能够在现往被文献忽略的许多侧面，用一个个鲜活史料补充传统文字史料的不足。不同的普通民间艺人由于自身从业经历不同，对木版年画的认识又有所差别，这种“普通化”的差别又是对主流认识的很好补充，所以说记录对象的“普通化”是开封木版年画口述史研究的特点之一。
（二）记录过程“学术化”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访谈主题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前期设计，是具备“学术化”的研究性主题，而不是传承人自己的即兴叙述，也不是田野调查者的临时发问。田野调查者应该就学术界或有争议话题、或遗漏问题为主线，设计出访谈内容框架。拟定若干话题，并大致决定每一话题的时间分配。访谈框架一旦确定，就应该保持不变，始终围绕框架主线进行访谈。目前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文献资料多为概括性的总结，缺乏个案鲜活记录。对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整理恰是弥补了现有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保护研究提供了不同个体的、鲜活的“学术化”资料。
（三）记录材料“口头化”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访谈是带有研究目的的主题性访谈，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最基本的语言和影像材料。这种材料不是对书面材料的复述，是聊天过程中的“口头化”语言，是传承人口述的回忆、见解，是对木版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史料的重要补充。通过口头聊天的方式，可以化解紧张的学术氛围，使整个过程变得轻松，便于受访者更好地回忆历史，捕捉其临时发挥的妙语。“口述史”详细记录了传承人谈话内容、表情、语调等“口头化”的综合资料。访谈者最终将这些“口头化”的资料整理分析，并将访谈结果科学地保存下来，以备未来研究之用。同时将“口头化”的资料同现有的研究文字资料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把握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保护的重点。
二、“口述史”在朱仙镇木版年画保护上的学术价值
年画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是对木版年画研究文字资料的一种补充。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的从业经历、从业感受等，不同于一般史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木版年画传承人代表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最高技艺，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证了这项非物质物化遗产的演变过程。口述史记录了年画艺人个体从业历史事件的各种信息，而作为口述史主体的木版年画传承人，他们的从艺经历、从艺见解，以及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展期望，都可以借助“口述史”完好地保存下来。
以往我们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偏重于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不太重视对传承人口述史的挖掘，许多遗产史料都随人而逝，非常令人惋惜。而目前，尚在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年龄都已70岁左右，有的甚至已到八九十岁，对于他们口述的从业历史、从业见解急需记录、整理和保存。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价值，不仅仅是为后世保存下具有“个体化”的差别的鲜活史料，更重要的是，它让居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走向历史，通过他们的从艺经历来折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口述史”的编纂和整理过程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互动性特征，是知识分子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反映。
“口述史”的访谈不是简单的史料收集过程，也不是生硬的质问，更不是居高临下的发问，而是参访者和传承人双方进行心灵交流的过程。当传承人缓缓道来他的从业经历、从业感触，展示其独有的年画世界时，是一种畅快淋漓的心灵释放，这种对于人生的领悟，才是对于历史的领悟。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记录的是现代木板年画研究者与老一辈传统艺人之间的关系体现，所表达的是几代年画人的心灵对话。
三、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方法
“口述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借助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传承人的文化记忆进行抢救与保护。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访谈问题应注意前期框架设计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用录像、录音、照相、记录等手段记录整个访谈过程，访谈者与传承人都是整个构成的独立主体，围绕访谈主题框架进行交流，重现传承人记忆中的文化历史。访谈问题的前期框架设计是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进行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也是打开被访谈者记忆和心灵的钥匙。它的设计应该有所侧重，访谈可多次开展，每次都有独立主题。可以从传承人自身的具体情况选出主题方向，如技艺传承史、人生史、家族年画生产史、年画生产的材料、年画生产的工具、年画的制作流程、不同时期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等，进而细化展开，形成许多细节框架。
访谈问题的框架设计既要学术，又要接地气。要贴近传承人的心理和感受，能够引导其全面、准确地再现记忆。访谈框架一旦确定，即要保持大方向不变，始终围绕框架主线进行访谈，又要允许访谈过程中临时出现的新话题。要抓住契机，因势利导，充分挖掘传承人记忆当中与访谈主题内容相关的所有信息，充实其口述内容。
（二）要有记录要点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编纂与整理是一项抢救性工程，由于时间的紧迫性，传承人口述史田野作业必须迅速开展。当前，尚在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的年龄都年事已高，虽然个别能保持思路清晰，但多数记忆力已下降，思维已变得迟缓，在口述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所以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必须要有所分析，突出要点，脉络清晰。例如，在以记录年画制作流程为主题的访谈中，由于木版年画制作工艺比较复杂，通常包括十几至数十道工序，每个工艺环节都可以说是重点，但在这些重点中，把有理论价值的口诀和经验作为重中之重，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记录要点。这些要点往往具有“个性化”特点，为今后不同门派的传承技艺之间做比较分析，积累丰厚的学术资料。
（三）访谈过程应严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不可再生性，如何可以形成准确的资料，并根据资料进行复制，是这项遗产得以保护传承的关键。复制出来的年画作品不等同文化遗产，但文化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学术的角度上讲，复制作品必须能全部再现细节，因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作为复制母本的档案资料，如果有一丝的偏差，都可能造成复制的走样，最终导致整个传承过程的失败。所以对“口述史”资料收集的要求一定要严谨。要做到能在访谈中得到详尽和准确的信息，访谈者首先要懂得年画、喜爱年画，应该成为年画通：其次，访谈者要对访谈对象的个人情况要提前了解，包括他的家庭情况、从艺情况、工艺特点等：还有对访谈对象所处的文化生态要了解，即居住地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和历史概况等。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好的谈话氛围，激发访谈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使被动回答变为主动叙述，将传承人记忆中的一个个节点完整再现。访谈者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口述史”田野作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四）注意“原生态”资料的转换与留存
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资料要尽量保持其“原生态”，作为第一遍的“毛坯稿”要维持问答原貌，不能做任何形式的增删，对于方言、俚语，甚至于语气、语调都要保持原貌，有必要的还要从旁作注。这种“原生态”的毛坯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将口头资料尽早转换。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转换间隔时间短，访谈者能够较好的回忆访谈情景，整理资料保持“原生态”程度会比较好：另外一点是能较早发现问题，及时补充访谈，解决整理时发现的问题。另外，在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录音转换为文字的过程中，要能对土语、方言作必要的解释，这需要懂土语、方言的当地人作为“翻译”协助转换。最后，对于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的文化史料，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实现全方位留存。可以对访谈全程进行数字摄像、录音拍摄，笔记本随手记录重要语句，或翻译方言土语。虽然记录形式不同，但服务的主题一致，这样可以多角度的实现资源互补，给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传承和研究提供更好的便利。
（五）兼顾相关人资料汲取
民间艺术是集体的智慧结晶，现有的遗存也是集体传承的结果。没有哪一种民间文化可以脱离大众，自行实现传续和发展。由于目前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寥若晨星，所以，对木版年画相关人的访谈也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这里的相关人指的是世居本地，祖辈从事或接触过木版年画生产，自己也曾经参与过制作，虽然比不上传承人技艺正宗，但也是对这门民间艺术非常熟悉的人。他们往往具有直接或间接操作经验，保留着零星的相关文化记忆，可以作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的补充，使口述史档案更加完整和真实。对这些相关人士的调查和访谈，可以多视角、多侧面的完善朱仙镇木版年画“口述史”档案，并对传承人的文化记忆也具有参照和纠偏的功用。另外，这些木版年画相关人士具有亚传承人的文化特征，具备恢复和发展木版年画生产的素质，对他们资料的汲取将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后期加工时说明文字多于分析文字
与口述自传和回忆录不同，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口述史”应该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档案，创承人是这项文化遗产的载体，它所记录的文字旨在重现历史和技艺，而不是解释历史，这里的文字讲究客观性和准确性，所以，在“口述史”的后期加工中，说明文字应多于分析性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