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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挑战

时间:2023-05-30 09:37:46

城市挑战

第1篇

从国外发达城市回来的人,都会啧啧称赞当地的无线网络服务,无论是在公园、马路边小憩,还是在旅途中,都可以随时打开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网,无需外接无线上网卡,也不需缴纳什么费用。这样的场景什么时候也能在国内实现呢?

“无线”前景

当前时兴的“无线城市”概念,是指采用WiMAX、Wi-Fi等成本很低的无线接入技术,结合Skype等VoIP技术,来颠覆传统的信息运营模式,形成对城市的无线网络无缝覆盖,将政府公务、公共监控、应急联动以及公众上网等众多民生类元素融为一体,实现网络和应用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超级连接的世界,从而构建完善的信息化环境,提升城市的信息化竞争力。

无线城市涉及的无线宽带网与目前一些运营商开发的移动上网有本质的不同。前者等于是将网络信号通过特定的发射装置在空中海量发射,达到目前有线宽带的上网速度,甚至更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无线宽带覆盖的地方,都可以直接上网;而后者是通过蜂窝移动网络实现网络信号的传递。

无线网络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种种观念,改变着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在无线网络中。未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将使得用户不管是在办公室、家里、学校、还是在旅途中,都能始终同其他人保持联系,以获取所需的信息。

如今,“无线城市”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它将信息快速、多样、方便地传递给各个单位与个人,被称为城市的“第五公用基础设施”。目前全世界已有400多个城市实现或正在实现无线宽带网络覆盖,无线城市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整体运行效率、信息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尺度,城市无线网络的建设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燎原之势。

2007年,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在“无线城市”建设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使香港晋身成“无线城市”,香港特区政府斥资2.176亿港元在全港提供免费Wi-Fi无线上网,包括机场、公园、小区中心、体育馆等均被覆盖。据悉,目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厦门、杭州、深圳等城市已经确立无线城市发展计划,并将付诸实施,青岛等地的一些小区已在进行小规模试点。

当前,全社会都达成了共识――一个全城范围的Wi-Fi或WiMAX网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技术、社会和经济价值。在建有无线网络基站的小区,配置无线网卡的台式电脑或者有内置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用户,只要申请一个账号,月付很低的固定费用,就可以享受无线上网的无限制服务。

目前,市政、公共安全和服务部门对城域无线网络有着强烈的需求。无线网络可以通过布局合理的无线网络发射基站运作,形成一个虚拟平台,按安全标准、优先程度等分成互不冲突的几个虚拟网,分别供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居民等使用。如果实现了城市的无线覆盖,只要加个小探头,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随时直播路况,无须配置其他设备;公安机关的民警可以通过无线手持设备,上传数据或提供现场报告,将现场产生的违章、犯罪图像或视频记录实时传送到指定部门,效率很高。

相对于现有宽带网络,无线宽带网络节省了光缆的铺设成本,统一平台建成后,不仅随时随地可以接入无线网络,而且无线上网的成本也将大大降低。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如果进行建设,只要经费允许,半年至一年就可以完成工程。

瓶颈与挑战

尽管“无线城市”展示出了无限前景、巨大潜力,然而也将遭遇不少重大的困难和挑战,能否顺利突破将决定无线城市的概念能走多快、走多远。

1.无线应用环境的安全问题。无线网络的安全在理论上来说,比有线网络更容易受到入侵,因为无线上网不用身份识别,用户可直接使用,而且被攻击端的电脑与攻击端的电脑并不需要网线设备上的连接,只要在无线路由器或中继器的有效覆盖范围内,就可以进入内部网络,访问电脑资源,如果用户单位在内部网络传输的数据并未高强度加密的话,更有可能被人家窥探数据隐私,一些心怀不轨者甚至篡改和破坏用户的重要数据文件。这对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提出了安全挑战;

2.无线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应用竞争的问题。无线是互联网应用的新渠道和新媒介,必然存在与传统基于PC的互联网的同类型业务相互比较;

3.无线应用行业标准采用问题。对无线网络的应用前景,业界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令人担忧的是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目前国内尚无明确的相关政策,国家虽然将“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列入发展目标,但各城市大规模组建无线网还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几大国内运营商的技术参数、无线频率及应用标准都有不同之处,在抢夺市场时有可能引发一场混战,影响无线城市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制定无线应用行业统一标准迫在眉睫;

4.无线运营商应用模式和其他媒介既有模式的冲突问题。无线运营商为了提供服务的方便,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应用模式,而其他现有网络媒介有自己的应用模式,例如互联网。这又衍生出在现有移动应用模式下提供服务的成本、服务模式等多重矛盾问题;

5.技术水平制约无线网络普及的问题。目前国内无线城市网试点及港、台地区的无线城市项目,都只能暂时覆盖室外区域,因为目前的技术水平尚不能使信号足以穿透两层墙壁,也就是说,目前的无线网络设施投入使用后,只能保证室外的人们充分享用,室内无线连接暂时还要靠有线宽带、局域无线网以及无线路由。无线网信号要穿破“铜墙铁壁”,就必须在信号传输技术水平上有较大的突破,才能使无线城市的概念深入人心,迅速走入千家万户;

第2篇

关键词:城市信用社;资金市场;经济收益;优质服务;存款贷款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开辟和发展资金市场。搞好城市信用社的经营,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金融系统完善功能、拓宽领域、提高经营效益的关键所在。城市信用社面对资金市场广泛兴起的挑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增加储蓄宣传内容,促进城市居民知觉出经济收益

人们对储蓄最敏感的问题是储蓄收益,为使消费者切实感受到经济的价值,采用算账对比的方法介绍各种储蓄利率和百元存款到期收益。对长期存款的宣传,突出利率高的特点,让消费者在商品和储蓄的选择对比中,切实体悟到期储蓄的经济价值。通过储蓄宣传使消费者感觉到储蓄的生活后备作用,引导他们重视长期行为。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未来家庭生活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储蓄一定数额的存款,不仅可以应付意外经济支出,减轻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且还有利于晚年的医疗保健和儿女教育。只要在宣传中阐明这些道理,人们会在消费生活中增强自我抑制能力和长期储蓄的意识。

二、搞好对储蓄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对柜台服务重要意义的认识

储蓄服务是银行服务的基本形式,也是整个金融服务的基础内容。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储蓄服务的主体是人。一定水平的外部机制能否产生最大的服务效果,取决于临柜人员的思想、理论、道德、业务、经验、技巧等诸多方面的要素。从储蓄发展战略上考虑,重视临柜人员的基础教育,通过脱产与再岗、统培与自学、集中与分散、办学与从师的种种方式,尽快提高储蓄一线人员的基本素质。然而,储蓄柜台服务,每天不外乎点钞、记账,记账、点钞,难免感到枯燥无味。因为它不符合绝大多数青年人追求新鲜事物、工作体验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心理特征。随时间的延长,易于消耗工作热情、责任感和耐心,淡化服务意识,降低服务质量,即使储蓄业务全部上微机以后,劳动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仍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因此,储蓄临柜人员的服务意识、绝不可能从日常的业务实践中自发地产生出来,只能通过外部教育灌输以及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体验,才能培养和激发。在这种教育中,直接行为方式的训练是很重要的,如规范操作、文明用语、微笑服务,等等。但这类只能是治标的教育手段,并不能改变培养服务意识最根本的认识基础和心理基础,所以改善储蓄服务最根本的教育,应当放在培养临柜人员必备的理论水平和心理素质上,不断强化他们对柜台服务的地位、作用、目的和意义的认识。

笔者认为,储蓄柜台业务是银行全部业务的起点,制约着整个金融运行的规模、速度和效益,是全社会闲散资金的“吸收器”,它对于理顺资金的合理运行,调控资金流向、流量,降低通货膨胀,支持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储蓄柜台,都是宏大资金网络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机器上”上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只有人人坚守岗位,柜柜尽职尽责,才能保证金融事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储蓄人员进行比较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基本理论教育,帮助他们从宏观经济、金融大系统和银行整体功能上理解储蓄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守三尺柜台、想国家兴衰,做重复劳动、集巨变之财”,从日新月异的经济增长和生活变化中,体会简单收付工作的价值、力度和便捷,培养经久不息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三、要求储蓄人员搞好优质服务,提高工作效率

尊重顾客是储蓄服务的基本原则,而将心比心、善为人虑,则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有效方法。一般储户进银行存、取款,期望值并不高,无非是储种可以,办理迅速,结果无误,态度和蔼、热情,做到这些并不难。现代社会,人们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很强,在一切社会交往中,无不希望得到理解、尊重、支持和帮助。储户存、取款,功在国家,利在自己,不论他抱有何种目的,都希望通过储蓄窗口得到基本的满足。临柜人员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只需遵守基本的服务规范,做到业务熟悉,收付有序,使储户感到放心;说话和气、微笑服务,使储户感到温暖;有问必答、尽力相助,使储户感受到亲切,就能使绝大多数储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四、深入挖掘资金潜力,改善信贷资金运用

向挖潜要资金,以挖潜促增产,在改善搞活资金运用上狠下工夫,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认真贯彻“紧中有活”的方针,既要控制膨胀的资金要求,又要支持生产流通的合理资金需要。集中资金择优支持符合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经济效益好、贷款风险小、信誉好的企业。加强和改善资金调度和融通,最大限度地利用间歇资金。按照支持、引导、参与、组织的方针,大力发展以相互拆借为主要内容的多功能、多层次的资金融通网络和短期资金市场。推行票据承兑贴现和抵押贷款业务,减少贷款拖欠,防止连锁反应,实行融资形式多样化。

五、解决存款和贷款的风险和安全问题

银行吸收的资金和发放贷款,都存在风险和安全问题。对于存款者来说,银行应保证客户按照契约规定提取。如果把吸收的存款都放出去了,或者放出去以后,有一部分收不回来,成为呆账,就会影响到客户提取存款,就会影响信用社的信誉。为了保证客户的取存款,要建立呆账准备金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确保资金的正常运行。如果把多吸收的存款都放出去,一是不利于保证客户提取,二是不利于控制信贷规模。因此,信用社规定多吸收的存款要留一定的比例,例如50%,其余的用于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第3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1.021

一、加拿大城市郊区化的三大挑战

约克大学城市学院院长Roger Keil(罗杰·凯尔)教授,在2012年1月19日作了题为“城市管理:全球城市郊区化的挑战”的学术报告,分析了近年来加拿大城市郊区化出现的三种变化:一是郊区发展更加多元化,郊区的同质程度和富有程度均不相同;二是新自由主义与郊区发展的“分裂”重新定位了大都市政策;三是区域化和重新分配的政治平衡形势严峻,原因在于加拿大激进的郊区政策制度在地区甚至联邦层面都势力强大,通过其政治基础在根本上改变了大都市政治的含义。凯尔教授指出,郊区政治中心急欲成为大都市政治的中心,郊区特征的多样性也极大地扩展了政治在郊区自身和大都市区域的范畴。

二、景观应取代建筑成为城市的基本要素

作为“景观都市主义”一词的创始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景观系主任Charles Waldheim(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教授,于2012年1月26日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做了题为“景观都市主义”的深度学术讲座,全面阐述了在当今经济危机和城市化大环境下,景观城市主义对城市经济与城市生态的重要关系,强调了在城市这个区域尺度上需要富有生态内涵的景观思想的移植和介入。瓦尔德海姆教授进而指出,景观既是表现城市交替生态的界面,又是容纳城市基础设施的载体,景观应成为提供与支持城市设计的全过程,从而构筑当今城市能行使各项功能设施的生态协调的动态体系。

三、城市可持续发展须实现多要素集成协调

西英格兰大学建筑设计系教授Rob Atkinson(罗伯·阿特金森),在2012年2月8日作了一个关于城市发展的学术报告,聚焦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经验和工具。阿特金森教授通过对三个泛欧洲项目的分析,阐释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性方案”的重要性。他认为,综合性方案应涵盖城市区域的战略计划、可持续性、当地居民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及他们掌握的知识类型,以期打造宜居城市。

四、紧凑型发展才能使城市更多获益

美国犹他大学城市规划教授Reid Ewing(里德·尤因),在去年12月1日做了题为“城市蔓延的巨大代价”的学术讲座。他以美国盐湖城为例,指出二战之后,城乡蔓延发展已成为美国的主流发展模式。在比较了城市蔓延与步行、公共交通工具、肥胖率、温室气体排放等的关系因素后,尤因教授认为,过度蔓延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而紧凑型发展才能使城市获益——更少的汽车尾气排放、能源消耗、交通事故,更多的身体活动与社交行为。尤因教授还强调,在新开发或重新开发地区,实行紧凑型发展是切实可行的。

五、可达性应成为城市交通规划的核心理念

密歇根大学陶布曼建筑学院城市规划教授Jonathan Levine(乔纳森·莱文),在2012年2月16日意大利召开的“欧洲规划实践可达性工具”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题目是“从流动性到可达性规划:评估工具的角色”。他指出,可达性已逐渐成为理解城市功能的基础,且可达性工具能够作为理解土地使用和流动性相互关系的框架。他还认为,可达性有益于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成为交通规划关注的主要焦点。

第4篇

[关键词]城市低保 挑战 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18-02

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及其运行

(一)城市低保制度

城市低保制度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简称,是指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实行差额补助的社会救助制度。城市低保制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城市社会救助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表现。

城市低保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有利之举。通过实施城市低保制度,对那些城市困难家庭提供最起码的、人道的基本生活保障。避免贫困差距拉大,缓解群体利益结构性矛盾加大,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

(二)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实施现状

我国的城市低保制度起源于上海。上海市最早开始了改革传统城市社会救济办法的尝试。从1993年6月上海初创城市低保制度到现在,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基本经历了探索、推广、应保尽保、规范管理和全面法制化五个阶段。目前,城市低保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动态管理”。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145.7万户、2276.8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659.9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02.0亿元,占总支出的76.1%。2011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287.6元/人、月,比上年增长14.5%;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40.3元(含一次性生活补贴),比上年提高27.1%。2011年城市“三无”救济19.3万人,比去年增长30.9%。

二、我国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面临的挑战

面对新的形势,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无论是其制度本身,还是在实际实施中,一些潜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一)城市低保标准制定得不够科学

低保标准是低保制度的核心。虽然城市低保条例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但缺乏可操作性。各地执行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特别是受当地财力情况限制比较大,真正科学制定低保标准的地方不多。具体说来,一是低保标准偏低,部分保障对象基本生活难以维持。2011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287.6元/人、月,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低保标准仅占一般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没有适当考虑相对贫困。按照欧盟的模式,社会救助标准应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 50%~60%之间,由此可见,低保标准是非常低的。二是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对于物价上涨等突发问题时,应对能力不足,时效性差。

(二)低保家庭的资格认定难

低保标准制定后,如何准确核定收入,从而认定低保家庭资格,一直是一个难题。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调查方式不规范、现金交易盛行、用工制度不规范、各部门信息不能共享的情况下,准确核定低保申请人的家庭财产以及收入情况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相对准确。

(三)从事低保工作的人员不足

第一,人员偏少,每名工作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量大,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势必会降低工作标准,导致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够彻底,严重影响了工作效果。第二,大部分低保工作人员没有正式工作编制,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普遍不高。第三,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上,低保工作牵扯面广,在标准制定、资金筹集和发放等环节需要诸多部门的广泛参与,其中任何一方不配合,不投入精力,就会出现协调不畅,影响工作进度。第四,低保救助的组织结构过于单一,缺少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

(四)城市低保制度与就业促进缺乏有效衔接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高悬的失业风险与艰难的就业形势使无业、失业人群对自身社会层次的思考逐渐陷于停顿,对于领取低保救助可能带来的耻辱感变得麻木甚至感到理所应当。同时,政策制定者往往不注重授人以渔,过于关注“输血型”保障,而轻视“造血型”保障,就业服务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低保制度的附带福利,一定程度上使失业、无业人群产生安于现状的依赖。

(五)城市低保信息网络化建设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的低保管理信息系统,未实现低保数据的网络化传输和低保事务的网络化管理,低保工作的网络化监督以及低保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还没有实现。

三、完善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制定低保标准,建立城市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贫困线的测定和低保待遇水平的设定应该放弃现行的绝对贫困测量方法,取而代之以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与促进发展相结合,从而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水平。因此,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城市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应深入研究城市低保标准制定时参考的因素,从技术上加以慎重考虑,用加权的方式突出“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影响,也可以用专门对低收入群体采集数据的方式,做一个“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指数”[1],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各地要建立健全城市低保家庭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动态补贴机制,当粮、油、肉、菜等基本生活消费价格上涨超过一定幅度时,为低保家庭发放物价补贴。

(二)建立家庭收入核查制度和居民收入财产信息共享机制

严格家庭财产和收入核查是确认城市低保对象的基础。应探索建立城市家庭收入核查制度。民政部门在核查低保申请人家庭财产和收入时,面临着部门间信息无法共享的难题。只有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才有可能更为准确地核查低保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建议各地像上海那样成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中心这样的机构[2],开发相应的信息平台,与银行、证劵、房地产、车辆管理、保险、户籍、就业、工商、税务等部门实现系统对接和信息交换,通过信息资源的整合,运用技术手段来认定城市低保对象,达到动态管理应保尽保、应退进退的目标。

(三)加强低保工作的能力建设

第一,政府通过提高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收入待遇来鼓励年轻的大学生投身于低保工作。第二,增加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数量来保证低保工作的顺利展开。第三,开发适合于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教材,同时应定期组织低保业务培训,尽可能使基层新人经过培训后再上岗,这样才能确保低保工作的质量。第四,在低保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相关部门要给予配合。第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调动全社会参与救助的积极性,弘扬慈善精神,不断提高救助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四)强化促进就业的功能

一是要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强化个人素质,提高就业能力。二是应在制度中体现就业激励机制。完善收入抵扣方式,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的不同情况,结合现行制度和低保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平衡两者之间的连带关系,科学设定低保收入豁免上限以及对豁免上限以上部分收入的抵扣率,从而拉开就业和不就业低保对象之间的差距。三是积极发展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参与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四是考虑把附带福利的申请资格,由低保家庭扩大到低收入家庭或有某种特殊困难家庭,弱化附带福利对低保对象退出救助的影响。

(五)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信息网络化建设

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大对低保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全面建设从省到市、县、街道、社区的低保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低保数据的网络化传输、低保事务的网络化管理、低保工作的网络化监督、低保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北京;世界城市;挑战

[中图分类号]D5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4-0089-05

建设世界城市,自上世纪以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目标。北京所欲建成的世界城市,就是经由区域性的国际城市,再建成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比肩的位居世界前列的城市。北京世界城市的目标经过了大致如下的孕育过程:(一)初步提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北京组织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在确定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时,形成了要建设成为与上述五个城市(当时还加了一个莫斯科)比肩的世界中心城市的初步想法(见《首都发展战略研究》1988年)。囿于当时北京的发展条件和水平,以及整个国家的总体状况,北京要位居世界城市行列的远大目标当时被认为还是很遥远的未来愿景。(二)深化认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开放的拓展、北京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关于城市发展目标的认识和表述变得清晰,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加快追赶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设想,那时北京关于追赶的目标城市中已删去莫斯科,原因是苏联解体,俄罗斯弱化,莫斯科逐渐丧失了在冷战时期一度作为世界城市的影响力而被边缘化。这一时期虽然明确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但是在论及如何实现愿景时还是比较谨慎。期间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北京关于国际城市的研究有所增多,统计部门和一些研究机构已开始注意国际城市的衡量指标,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1997年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选取世界85个城市的52个指标进行了比较,尽管这个比较的指标收集尚不齐全;资料的年份参差不齐;城市包括范围和统计指标口径不尽相同:指标项目的设计有待商榷。但是对于帮助北京判断自己在国际城市中的地位和差距,提供了一些参考。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从目标角度看,北京城市发展更多着眼于现代化及相关指标值而不是世界城市,这是北京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相关现代化基本指标尚未达标之时的自然选择。当然,现代化与世界城市虽然两者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是内涵却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现代化是世界城市的基础,世界城市则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特殊的现代化大城市。现代化城市不一定就是世界城市,要成为世界城市当然首先要实现现代化。总体观之,上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北京关于国际城市、世界城市虽有不少思考,但仅限于一般的课题研究,并未正式成为规划或决策文本。(三)清晰定位。进入新世纪后,2000年北京制订“十五”规划,确定了“新三步走”战略部署,提出到2010年,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成为当代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实就是指世界城市。其后,2005年中央批复《北京总体规划2004至2020年》,确定城市目标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在“十六字”目标中,国家首都和文化名城显然是北京现状的描述而不是欲达目标,国际城市和宜居城市含有目标意味。当时,各界对北京能否实现宜居的关注和议论比较集中,疑虑较多,惟国际城市议论较少,基本认同,多认为只是所需时日问题。2005年版的规划中关于北京城市未来目标的实施大体延续了“十五”规划的新三步,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十五”规划是初步建成);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十五规划”: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至此,北京城市最终要成为世界城市的定位才算正式确定。

综上所述,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其实是北京城市发展一直追求的长期目标,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孕育才逐渐成熟,体现了北京对自身定位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期许。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判断:北京已进入全面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新阶段,正式开启向世界城市目标驶进的航程。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现实因由。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影响力增强,开始由世界边缘逐渐走向世界中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巨大潜力以及其对全球发展的重要拉动作用。中国要实现复兴,迈向世界中心,已呈不可挡之势,与此相应,其必然推动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金融管理中心的首都北京,成为世界城市。从北京自身来讲,自筹办奥运会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建设、国际化程度、现代化水平、城市美誉度等都大大增强和提高,已经成为世界注目的东方大都会。可以说,北京加快世界城市进程,主客观两方面条件都已具备。可以预料,中国走向世界中心、实现伟大复兴之日,就是北京成为世界城市之时。

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已经明确,那么。未来的北京要建设成为什么样的世界之城?又该怎么建设呢?这是各方关注和议论的焦点。让我们先来看,现在普遍认同的四大世界城市,它们成为世界城市的历史背景。伦敦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是最早的世界城市,凭借产业革命的先发优势和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把它的影响带到全球;纽约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兴盛,因二次大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而雄霸全球;东京可以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开始跻身世界城市;巴黎则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科技、时尚的适时不断的有机结合,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保持世界都会地位。曾经是世界城市的莫斯科,则以其规模、实力和历史文化,犹因其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时期曾位居其列,亦随冷战结束而淡出。实际上,上述五个世界城市,在东西方对立、全球化未及时代,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军事、经济范围,都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城市。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西方开始和解,全球化成为主导潮流,世界城市才正式登场,显示出真正作为世界城市的作用和影响力。今天,北京要成为地球上新兴的世界之城,与以往世界城市出现不同的是,这是在21世纪的背景下,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孕育新的科技革命的时代,且伴随一个古老大国的复兴。因此,北京作为新兴世界之城,可能而且应当在多个方面呈现与以往世界城市不同的内容。可以预见,21世纪,是世界酝酿新的科技革命、产生新的理念、诞生新的城市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时代,也是世界格局将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21

世纪中叶的城市将会在城市形态、工作、生活、起居方式、能源、交通、通讯等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基于此,北京要建设成为未来的世界城市,指导思想要立足于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新发展,体现东方文化特色,不能简单复制以往世界城市,更不能重复世界城市曾经走过的弯路,把教训当经验。那么,什么是21世纪的世界城市呢?首先,在发展取向上,要能引领21世纪城市发展方向、体现21世纪城市的发展理念;其次,在发展水平上,要能反映最先进的科技创造和应用,最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再次,在经济发展方面,要采用绿色、低碳、低耗、可循环的新的发展方式、确立先进的模式;最后,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要能实现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融合,实现东方文化的世界化。也就是成为一个具备鲜明东方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绿色的、科技的、富足的、时尚的、人文的新型世界城市。

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北京有着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以及真实的现实需要,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挑战一:城市扩张与限制的矛盾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否意味着要延续现有超常扩张的发展方式?这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建成区面积从40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近1200平方公里,几乎是原来的三倍;人口从780万增加到2000多万,也是原来的两倍多,其中一半以上人口聚集在主城区,首都功能核心区每平方公里有22546人;机动车则从60多万辆增加到400万辆,是原来的6倍多。北京城市屡超规划的扩张给城市资源、环境、交通、治安、日常运行和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问题是迄今为止,北京还没有找到控制城市继续快速扩张、功能继续增强的比较合理有效的办法:城市规模扩张式建设格局依然在延伸,流入人口以每年60万速度在增加,机动车每年增加50多万辆,每两年就增加100万辆,而且北京机动车使用频度要比其它世界城市高出几倍。显而易见,如果再按目前这样扩张下去而不加以控制的话,仅过10年以后,静态估计北京的人口就将会接近3000万,机动车900万辆,建成区扩充到1800平方公里。而再过30年,等到2050年,北京将会膨胀成什么样?那样的城市在未来将如何生存?不堪想象。勿庸置疑,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必然不能延续简单的扩张式发展路径,而需要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必然不能听任扩张冲动的主宰,而要规之以发展理性:必然要在疏解城市功能、增强可持续发展方面走出新路子。一句话:不能只做加法,还要做减法。

以此为计,放眼未来,如何把北京当前正在进行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发展、新城建设、南部地区发展和新机场建设等增量发展纳入首都建设世界城市的长远规划中,进行科学谋划;如何审慎地、理性地、前瞻地规划控制现有中心城区已有的功能和诸多中心,而不是一味地强化:如何适时处理好控制外来人口与实现居住和户籍、教育、医疗、社保平权的关系:如何在优化环境和交通与遏止发展冲动之间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等等,都需要有新的视野。诚然,在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度的首都,放弃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并不容易,无论是对于决策者还是一般民众。但是,不管怎样,在走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记住城市学大师刘易斯-芒福德的警示:切不能把特大城市本身作为目的,追求过度发展,生命和健康远比钢筋和水泥更重要。

挑战二:单城突进与区域协进的矛盾

世界城市,通常都以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都市圈形式出现,北京也不能例外。可以预料,世界城市目标的凸现,客观上一定会助推北京城市进一步扩张,功能更加强化,加速北京对各种优质发展资源的吸附和聚集,很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周边地区的差距。

长期以来,北京的发展呈“孤城突进”之势,北京与周边地区发展存在很大落差,环京周边100公里的区域内,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这些地区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山贫土瘠、沙化严重、盐碱遍地,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像这样在首都周边存在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环京八市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与北京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八市经济总量加总大致与北京相当,即使直辖市天津,与北京相比,发展水平也有一定差距。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大都市区的发展同质化程度很高,大都市圈内的发展水平都很接近,为它们成为世界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即使国内具有成为世界城市可能性的上海,其所在的都市圈同质化程度、区域成熟程度也明显高于北京都市圈。即便如此,北京还要在能源供应、城市用水、人力资源、城市大环境治理等方面吸附周边地区。实际上,作为800年的古都,不管是封建时代的京城也好,还是作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北京城的繁荣从来不局限于京畿圈的供养,而是仰仗于威权治理下的首都经济模式,聚集全国的优质资源,调用各方的要素。如果单凭北京周边地区的资源,是不足以支撑大北京的。但是,这样的超市场、调用资源型、孤岛式的发展模式,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和发展理念下,要不要持续?能否长期持续?以及如何持续?值得深思和考虑。环视世界,大城市的都市圈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世界城市的建成无不仰赖于整个都市圈的发展,没有都市圈支撑的世界城市是难以想象的。

一千多年前的罗马的陨落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城市前进方向不正确,如同流沙上建城。那种寄生型经济和豪取式制度安排,那种对远地人们实行单向的吸附以至于丧失平衡和和谐,终使其自身演化成一架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并最终以一种更普遍的形式给城中的富人和穷人都造成一种一样空虚和无为的依赖生活,那只能是一个异常的存在,寄生式的辉煌,是不可持续的模式。

基于此,北京在确定世界城市的目标后,应当致力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共同发展,首先做好市辖区县的统筹发展,同时着力推进京津冀经济圈规划发展纲要实施,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把京津冀都市圈建设成为世界级都市圈。今后,能否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圈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充分发挥圈内各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切实推进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将是北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课题。

挑战三:模仿与创新的矛盾

迄今为止的世界城市,都产生于21世纪之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全球化的推进,而成为引领城市发展,乃至引领世界发展的众城之城。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城市化的追赶者。近三十年来的追赶,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快步前进,中国各地,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着波澜壮阔的造城、改城、扩城运动,尤其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尤为典型,主导这场城市化速成运动的关键词有两个:复制和模仿。大量似曾相识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许多互相抄袭的街区和景观隔城并立。先是复制国外城市,

然后国内城市互相抄袭。当然,没有学习和仿造的追赶难以做到;但是,简单、机械的复摹也很可能把问题和病毒一起拷贝下来。当前北京人口蜂聚、空气浊化、交通拥堵、贫富分化、城市不断膨胀,所有这些城市病,都是以往许多国际城市所曾经历过的,我们只是在重复。正如拉维丹所指出的,19世纪城市的历史是一部疾病的历史,20世纪的城市历史,可以称作一部奇怪的医疗故事,这种治疗方法一方面寻求减轻病痛,另一方面却孜孜不倦地维持着导致疾病的一切令人痛苦的环境,而其实际产生的副作用象疾病本身一样坏。

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在理念上、思维上、方法上、技术上有所突破,实现创新;如何避免19世纪20世纪城市建设的通病,走出过分贪大求多的误区,修正规模就是一切的工业化时代模式。如何以新的理念理解城市的功能,诠释城市的价值,切实走出一条绿色、低碳、低耗、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如何辩证地看待技术手段的两面性,不过分使用技术,尽可能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如何洞悉先行世界城市曾经经历的城市化、郊区化、再城市化背后的历史逻辑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考验。

挑战四:文化包容与冲突的矛盾

世界城市,必然也是文化之都。没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城市,不成其为世界城市;不能以先进文化引领世界城市,无疑是个名不副实的世界城市。

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必然要寻求文化上的影响力,展现自身的文化魅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一统,近代以来虽因国衰而示弱于西式文化,但体系依然、活力依旧。北京固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现有文化建设多有可称道之处,但要具备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并不容易,尚需努力。鉴于东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方面的差异,北京弘扬中国文化,无疑要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冲决西方文化模式,因此难免会彼此发生剧烈碰撞,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其实这种碰撞和磨合现在就已开始。文化争夺,核心是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城市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这种文化权能通过制度文明、科技创新、观念先进、引领时尚藉以展开和实现。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成为世界城市,文化上面临的争夺和竞争将更为深刻和持久。未来,北京能否以谦和的姿态、包容的心态学习吸收人类一切好的文化;能否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世界化;能否在城市运营和治理、环境保护、市民生活方面提供21世纪的城市生活样式:能否在营造创新氛围、孕育时尚观念、繁荣文化艺术方面体现21世纪的潮流;能否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层次和国际化水平;最具挑战性的是,北京能否克服莫斯科当初以意识形态和文化绝对对立的姿态立于世界城市之列,而以更具有亲和力、包容性、吸引力的城市形象走向世界中心。还有,我们能否进一步探索、完善中国式社会主义,在西式自由市场一代议民主契合型的制度形式之外提供一种新的有竞争力的现代制度样板,这就是当前正在热议的尚未成熟的中国制度模式,从而以制度文明示世。这些都需要北京。更需要我们国家在制度和文化上不断探索和创新,进一步发展、进步和正确应对。

诚然,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利益的矛盾都是客观存在,对立和互相挑剔更容易一些,相互学习和包容需要高远的境界、宽广的气度、利益的调适和高超的智慧。况且,这种包容和融合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取决于北京,而是一个互动和调适的过程。

挑战五:现代城市与古都风貌的矛盾

北京旧城的构建体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传统、美学观念和营造技术,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伟大创造,堪称为人类古代城市设计的东方典范。

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首,有6项具有代表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物建筑及人类遗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项目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而,近年来,反映老北京风貌的旧城传统建筑,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有关数据显示,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不到总量的40%;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已占40%多;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大约占20%。原有的3000多条胡同,保存至今剩下不足500条。从大约1200平方公里建成区的大范围来看,北京的旧建筑已成为零星的散落,整个城市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大量的新奇建筑出现在北京,许多新建筑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元素,找不到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亲切感,从而使北京城市特征、城市风貌和城市气质模糊化。也许新奇建筑的评价尚有待于历史检验,但并不是所有新奇建筑都堪比当年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建设世界城市,我们当然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能盲目仿建,不能承载自身文化的建筑很难说是好建筑,没有历史年轮的城市难以成为令世人认同的世界城市。

建设世界城市,北京如何能以保护和发展兼具的眼光看待传统建筑和旧城风貌,实现发展性保护而不是发展性毁坏。如何避免资本暴力下的开发商主导、大拆大建的急功近利心态;如何控制超密度中心区、低俗商业设施的建设、避免随意改变城市肌理的滥权;如何加强旧城改造的统一领导,克服部门各自为政,政策被肢解的局面,特别是摆脱被资本绑架,受短期政绩所驱使;如何适当控制新奇建筑试验数量,加强新奇建筑设计的论证、审核和把关;如何使北京成为面向未来,兼顾传统与现代,中外合璧的高品位、高境界的世界之城。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既不是北京一城之事,亦非北京一市之功,而是中国实现复兴、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要求。没有国家的崛起,北京难以有世界城市的影响力,亦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亦非在国中独享世界城市之盛名盛景,以中国之大,前景之好,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世界城市还不止一个,比如上海。对此,北京应当清醒,北京并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需直面的是,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的复兴之途必然充满阻遏和挑战,即使我们寻求在世界既有秩序之内的崛起,仍然难以避免与世界既得利益集团的长期斗争、冲突和较量。面对诸多考量,北京的世界城市之途愿景美好。前途光明,但必然是一条充满艰辛和挑战之路。

第6篇

一、海绵城市建设的提出

“海绵城市”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12年的《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在2013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强调到要优先考虑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海绵城市,让自然做功。

(一)海绵城市建设提出的背景

“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和城市雨洪灾害”这三大水资源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并且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水生生物栖息地丧失、干旱、气候变化、水生生态系统退化也同时出现,这些综合症状都是与水和水循环自然过程有关。海绵城市是可持续雨洪管理系统的中国表述,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解决我国的水问题和水危机。

(二)那海绵建设概念的定义

“海绵城市”概念的产生源自于行业内和学术界习惯用“海绵”来比喻城市的某种吸附功能,例如澳大利亚人口研究学者布吉(Budge)应用海绵来比喻城市对人口的吸附现象,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其定义为:“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法。”

(三)海绵城市建设的意义

海绵城市的意义就在于对整个城市自然生态的综合整治,通过顺应自然规律的方式解决包括防洪、水质净化、地下水补充、水资源补充、生物多样性保护、微气候调节等多个综合的水相关城市发展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二、风景园林专业与海绵城市建设

风景园林学科(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一学科是以“生物生态学科”为主,并与其他非生物学科(如土木、建筑、城市规划)、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学科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其核心工作即城市的环境绿色生物工程系统。

(一)风景园林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机遇

绿地是海绵城市主要的物质空间构成,也是可持续雨洪管理措施的主要载体,是对传统观排水系统(灰色基础设施)的一种“减负”与补充;同时绿色基础设施设计正是现代风景园林专业的重要实践领域和研究内容。因此在海绵城市建设背景下,风景园林学科面临巨大的建设需求。

(二)风景园林专业目前在海绵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1、在海绵城市建设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

从专业外来说,雨洪管理传统上由市政、水务等专业负责,尽管海绵城市中明确了园林是系统构成中的一员,但我国目前的海绵城市建设指南中,明显仍然是市政等与工程相关的专业或技术做法更受到重视,基于绿地设计的内容相对较少。

实际上,目前的工程系统倾向于把水与土分离,把水与生物分离,把排水和给水分离,把防洪和抗旱分离,是一种“水适应人”的价值观和技术管理体系。有学者已经提出本专业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共同领导者”和多学科整合平台的重要依托,这亟待成为专业内外的共识。

2、海绵城市相关基础研究和数据平台构建不充分

我国建设海绵城市的很多规范和技术导则参考了很多美国的BMPs、LID的相关内容,但成功的海绵城市建设一定要科学严谨地基于本地条件进行研究。海绵城市技术设计需要的气象、水文等基层资料一般分属不同机构管理,设计部门获取并不容易,这直接影响了可持续雨洪管理相关设计的决策依据。国外经验是建立共享的数据平台提供设计机构,帮助建设、设计方更科学合理的完成相关设计工作。

3、相关人才的培养与继续教育亟需相应更新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跨思维、跨尺度、跨学科的高度综合复杂城市生态建设,所谓跨思维是从“水适应人”的思维转变到“人适应水”的过程。跨尺度是指海绵城市不仅仅是雨水利用和管理问题、应用LID技术和场地措施,还应该包括宏观尺度、中观尺度的保护区域水文循环过程,应该是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尺度的承接与配合;跨学科是指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不仅需要风景园林学科对绿色基础设施的相关规划与设计。

三、总结

第7篇

关键词:长株潭、绿心、保护与开发

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 urban cluster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background,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offered to ecological green heart as space geometric center become changzhutan or three town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 characteristic of "green co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prehensive case, its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also faced with that kind of pressure,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lert to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park set, traffic layout, foundation facilities an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rosion and to promote its fragmentation; Properly solve the indigenous development,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alance different protection level area of development between residents; How to meet the heavy industry as lea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to form the great challenge; How to improve the tourism products core competitiveness aspects.

Keywords: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green hear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长株潭绿心规划现状

1.1规划背景

1966 年,英国学者彼特•霍尔(Peter Hall)将“兰斯塔德”和“绿心”(Green Heart)作为区域城市空间概念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国内一段时间里相当程度上强调“绿心”已有的休憩、开敞空间及生态等概念[1],大胆借用其形式规划城市。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正是如此。

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而“绿心”作为长株潭的空间几何中心,具备占领城市经济的高端价值的天然优势。在中原城市群的激烈竞争中,长株潭城市群内部各区域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为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出了“生态文明样板、湖湘文化展示区、两型社会创新窗口、城乡统筹试验平台[2]”的绿心总体规划目标。

1.2规划简介

(1)规划范围

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规划建成区边界为基准,绿心面积约545平方千米,北至长沙绕城线及浏阳河,西至长潭西线高速,东至浏阳柏加镇,南至湘潭县梅林桥镇。其中长沙321.36平方千米,株洲81.66平方千米,湘潭141.98平方千米,共涉及18个乡镇 [2]。

(3)功能定位

长株潭绿心功能定位为长株潭三市生态保护区、城际生态隔离带,承担着生态补偿功能,并为三市提供生态服务功能,阻止三市空间无缝、无序连接,不再作为城市化主要目标。

(4)分区保护、建设

绿心规划中被划分为三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建设协调区,三者面积分别为:120Km²、199.87 Km²、225.13 Km²[2]。

(5)产业特点

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隔离带为前提,同时对绿心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产业发展上,以生态服务产业为主导,适度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相关产业,重点挖掘生态旅游、体育休闲、园艺博览、休养度假以及高新技术研发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

2.案例比较

2.1荷兰兰斯塔德绿心

荷兰在国家层面从20世纪初开始致力于保有兰斯塔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强化“绿心”成为兰斯塔德的中心、荷兰城市规划的根基。然而自二战以来,“绿心”的各方面发展实际与整个国家同步甚至更快,尤其新城运动以后,荷兰城市发展一度处于失控状态[1]。

兰斯塔德绿心主要问题表现在:一,“绿心”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威胁到绿色空间。据统计,1995 年~2001 年,兰斯塔德地区的人口增长数量占全国人口增长数量的50% [3]。 并且私有住宅占到了总量的60%~80% [1];二,交通通勤量不均衡,分布不合理[1],交通道路对两侧生境造成侵扰和破坏[3]。三,以农业为主的单一功能产业发展无法满足荷兰全国的经济、生活、生产地位和增长速度对其功能复合化的要求;四,国家基础设施穿越“绿心”等人类活动使“绿心”的生态功能被削弱。

2.2乐山绿心

乐山城市绿心位于中心城区中部,面积约8.7 Km²,自然植被良好,现有森林覆盖率达52.8%以上[4]。乐山绿心形成较早,早在1987年开始纳入规划,此后20多年的规划发展中都得以保护和延续,从而形成了“ 山水中的城市,城市中的森林”的局面 [5]。然而,乐山绿心保护成功的背后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一,交通可达性差。由于绿心的阻隔,城市各功能区间的可达性相对较差,使其不能充分发挥[4-5];二,配套服务设施缺乏,功能单一;三,单一保护功能没有为原住民提供发展机遇,造成4000多原住民生活较为困难[5];四,面临着开发的压力,但缺少系统的发展指导思想和可操作的规划设计及管理措施。

3.长株潭生态绿心所面临挑战

以“绿心”建设为核心,建设生态型城市群,既是长株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的必然要求,又是优化发展环境、增强聚集辐射功能的重要举措,还是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加快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选择。综合长株潭自身特点及案例经验,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1保护与开发协调――警惕破碎化

(1)产业园区

开展产业园区实现“绿心”开发与保护并举,为当地发展提供契机是合理的,但是也需警惕“绿心”被“圈地”,导致其不均衡发展,也会降低其旅游价值。

(2)交通

在完善的交通,便利地连接“绿心”与周边长株潭即其他城市、地区的同时,需要避开交通对“绿心”生态环境的割裂,以及伴随交通而来的开发项目对“绿心”的侵蚀。

(3)基础设施

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开展旅游项目、产业园及居民提供良好的发展、居住环境;但同时也要警惕基础设施对“绿心”的侵蚀。

(4)房地产开发压力

纵观国内外案例,“绿心”凭借其优美的环境,对房地产商具有较大吸引了,适度房地产开发难以避免。“绿心”内控制开发密度,并严格控制开发数量将可能加速城市化入侵。兰斯塔德“绿心”建成区扩张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快速增长的人口。

3.2原住民发展问题

绿心所在位置主位于并不十分发达的城郊或乡村地区。城乡二元化结构明显,“绿心”对所在地区产业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一定程度上可能制约当地居民的发展。该现象在乐山“绿心”保护过程中十分明显。长株潭绿心在保护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保证、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实现城乡一体化。

此外,绿心规划中进行了分级保护的措施,为建设项目引入、产业准入和项目用地选择设置了门槛,有利于缓解人类活动对绿心生态环境的压力,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不同保护级别区域内居民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3.3重工业为主的压力

长株潭地区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对环境保护形成巨大挑战。虽然就绿心地区自身而言以生态服务产业为主导,适度发展环境友好型的相关产业,重点挖掘生态旅游、体育休闲、园艺博览、休养度假以及高新技术研发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但就整个长株潭而言绿心地区同样将承担一定压力,同时在生态补偿上更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何但当这一角色还有待期待。

3.4旅游产业竞争力有待提高

在整个长株潭地区有众多旅游资源,其三张旅游王牌为:山水名城、人文长沙;炎帝文明、圣地株洲;伟人故里、红色湘潭。但是总体上旅游资源特点不突出、名气不够,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力,如何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和名气也是“绿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4.小结

绿心生态规划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一大特色,综合国内外“绿心”案例,其发展与保护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压力,包括: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协调,警惕开发过程中产业园区设置、交通布局、基础设施设置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对生态环境的侵蚀和促使其破碎化;妥善解决原住民发展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并且均衡不同保护级别区域内居民之间的发展;如何迎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现状对环境保护形成的巨大挑战;如何提高旅游产品核心竞争力几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谢盈盈. 荷兰兰斯塔德“绿心”――巨型公共绿地空间案例经验[J]. 北京规划建设, 64-69.

[2] 湖南省长株潭“两性社会”建设改革实验区领导协调委员会办公室.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 2010-12.

[3] 王晓俊,王建国. 兰斯塔德与“绿心”―荷兰西部城市群开放空间的保护与利用[J].规划师, 2006,22(3):90-93.

第8篇

构建海峡西岸城市群的优势

(一)闽南三角区已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1985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座谈会,同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指出:“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又一重要步骤,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 1994年12月,厦门、泉州、漳州、龙岩、三明五市在厦门召开了第一届党政领导联席会议,通过了《闽西南五地市区域经济合作章程》,共同发起成立了闽西南五市经济合作区。2003年6月,闽南地区三个设区市规划局局长齐聚漳州,宣告厦门、漳州、泉州三市城市联盟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在区域合作中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城市联盟与产业联盟、区域竞争与区域合作的四对矛盾统一体关系。

(二)与台湾相邻的优势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祖国大陆对台经贸合作的桥头堡与中介地,拥有开展对台经贸合作的区位优势。构建海峡西岸城市群得天独厚。从空间形态横向考察,福州、泉州、厦门处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最东面,如果将它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这三市一线延伸至浙南、粤东,正处在环台湾海峡经济圈的中线上,二者结合,既可以有效带动三市一线以西的均衡发展,又可积极对接海峡东岸,为将来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共同构建海峡两岸经济体打下良好基础。

(三)可利用“扩散效应”,实现三大板块联动

夹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中间的海西曾面临边缘化的挑战,这正是区域经济学“回浪效应”(又称“极化效应”)的体现,由于长三角、珠三角的优先发展,产生“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阻碍作用或不利影响,把周边优质要素都吸附到其周围,海峡西岸滞后崛起。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将两大三角洲经济区连接后,这三大板块会结为一体形成强烈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资源、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际间得以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会显著提高,促使整个东部经济协调发展。

(四)突破行政约束的难度相对较小

海峡西岸城市群以福建为主体,在同一省内相对容易协调联动。这一点可从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对比中得到认识。而海峡西岸城市群除了浙南、粤东、赣东南的少数城市外,其他部分都处于一省范围内,各地区不仅在产业协调上,就是在行政区划上调整起来也相对容易得多,容易形成一个地方一个品种,强化专业化生产。既提高效率,又避免重复建设。

构建海峡西岸城市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城市规模小、中心城市辐射力不强

海西的城市化不仅落后于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甚至不如中西部的一些省份。福建9个地级市中,只有2个人口上500万的大城市(福州、泉州),包括厦门在内的其它7个城市除漳州(常住人口为474.74万,2007年数据)外,均只刚刚迈入100~500万这一等级城市行列。从GDP看,也明显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与全国其它城市比较,福州、厦门、泉州三个中心城市规模明显偏小。在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方面,福州在全国26个省会(不包括4个直辖市和拉萨)中居第20位;厦门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末位。泉州在全国地级市中,市区经济实力不强,与无锡、苏州、淄博、东莞等有相当差距。由于上述差距,福建省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受到很大影响。虽然三个中心城市各有特色,但不如长三角有超大城市上海的集聚和扩散效应,还有超大城市南京、杭州及经济活跃的苏州、无锡、宁波等;也不像珠三角有香港、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的积聚和扩散效应。

(二)城镇体系不完善

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即海西内各城市未形成大中小等级分布、比例合理、配套衔接的城镇体系。城市人口规模明显偏小,城市的集中度明显偏低,城市群的积聚效应得不到发挥;中小城市(地级市和县域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各城市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还是一种中心地模式,未形成网络化城市,从而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难于突破壮大,辐射带动功能受到限制。在功能结构方面,城市的定位分工不够明确突出。虽然各城市都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有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但还未实现有序分工,功能互补。

(三)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关联度低

由于海西区域各城市在历史基础、资源结构、社会文化、市场基础、地方制度等因素决定了该区相关区域形成“重合”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结构雷同较突出,同质竞争现象明显;由于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性高,就使区域内产业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背离了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规律和客观要求,损害了地区间的合理产业分工,牺牲了区际比较利益,成为产业合作的重大障碍;由于缺乏大城市和主导产业,福建省内并未形成真正的经济区,产业功能较弱,城市间产业链条短,基本是各自配套,产业群体也几乎是各自发展,关联效应不尽人意,很难形成资源整合效应和互动发展效应,影响城市群的竞争力。台资北上昆山就是对这一劣势问题的挑战。

(四)与东岸产业的承接不紧密

固然,海峡西岸与台湾隔海相望,双方在合作上具有内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先天性优势,但是,两岸的合作要进一步深入拓展仍然面临着不少障碍。相对于资源配置条件、资源配置成本、产业链、消费市场等构成的台商投资环境,海西由于经济规模的制约,显得相对落后。海西现有的产业聚集能力相对薄弱,产业配套及服务相对滞后。并且,在已实行的合作中,在互补发展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解决海西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问题。否则,在承接台湾产业转移中容易陷入“世界工厂”的被动。

发展壮大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对策

(一)完善城镇体系,发挥城市功能竞争力

城市功能竞争力的提高,来源于城镇体系的完善。即各城镇之间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组成网络式空间开放模式,形成合理的等级体系,带动各自经济腹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提高城市功能竞争力。

首先,要做大做强三大中心城市。必须以福州、泉州、厦门等中心城市为重点,福州要充分发挥省会中心城市的重心和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实施“一城两翼双轴线”发展战略,推动中心城市“东扩南进、沿江向海”的跨越式、组团式发展,构筑临江向海、山水相间的沿江滨海现代化城市新格局。厦门要着力构建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航运物流中心、旅游商贸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和对台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建设成现代化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泉州则要突出集聚、提升、拓展,实施港城联动发展战略,全面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

其次,要发挥六大次中心城市的骨干作用。漳州要打造两岸经贸合作、新兴制造业和优质食品供应基地,建成与厦门特区互动、对台合作紧密、对外开放领先的生态工贸港口城市。三明要优化永安―三明―沙县城市主轴线发展布局,建设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腹地、重要工业基地、绿色产业基地、生态旅游胜地,成为连接沿海、辐射内陆、联动周边经济协作区的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莆田要依托湄州湾做大做强港口经济,加快建设产业集聚强劲、配套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湄州湾港口城市。南平要积极推进向建瓯―建阳―武夷山和顺昌―邵武两翼高速公路沿线拓展,建设成为海峡西岸经济腹地、南接北连战略通道、中国南方生态绿谷。龙岩要以闽粤赣边交通枢纽和资源优势为基础,以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为要素,以生态型产业集聚与扩展为支撑,建设成为闽粤赣边联结沿海、拓展腹地的生态型经济枢纽。宁德要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东北翼中心城市建设,成为连接长江三角洲的前沿区域、对台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连接内陆与海外的重要出海口和海峡西岸东北翼富有竞争力的新增长区域。

(二)促进产业一体化,提升产业集聚能力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着提高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强化区域产业分工与整合。从纵向,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产业分工关系,发展各城市间的产业配套关系,形成产业链;从横向,按照水平分工的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加快现有产业集群的扩展和整合,实行产业错位“集群化”发展。从而在整个区域内建立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相互促进的产业化分工体系。根据海西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建立合理的制造业分工合作体系;要本着发挥优势和共同发展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统筹规划和积极提升海西制造业技术水平,使区域重点产品制造和产业发展合理分工;从总体上提升区域产业技术水平,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和高新技术支柱产业群,推进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考虑采取点、轴开发与网络开发相结合的方式,以福州、厦门、泉州为区域发展核心,以宁德、南平、莆田、三明、漳州、龙岩等为区域发展节点,以闽江、九龙江、滨海一线(沿海岸带)及区域内各大干道为基本轴线,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多层次网络型区域产业发展布局。

在产业布局上,要确定好各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突出发展重点。福州应把电子信息、机械工业、轻工业、纺织、化工、医药列为重点产业;厦门要建设科技研发、对台工作“两个基地”、旅游会展、金融贸易、航运物流、文化教育“四个中心”;泉州则可依托五大传统优势、三大主导产业,建设高新技术孵化、民生产品制造、石油化学工业、农业特色产业、生产要素集散五大基地,从而改变过去产业结构趋同和无序竞争造成的效率低下、竞争力低下状况。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实质性协调与合作。当前,必须借鉴国内外产业集群的经验,大力推进海西产业集群化进程,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配套体系。要重点招商引进产业链上的龙头大企业,通过产业链延伸,积极鼓励其就地配套生产,或从外地吸引企业到本地办配套厂,或直接与本地企业建立配套扩散关系;分类引导和培养本地产业集群,对现在已有一定雏形的产业集群给予政策特殊扶持,加以培养,形成一批产业链联系紧密的企业群体,以壮大本地和区域产业经济。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提升基础配套能力

针对福建基础设施建设通达性不高、港口总量、质量及集疏运配套能力弱、路网功能低下等情况,必须加快构建适度超前、功能配套、高效便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港口为依托,连接高速公路、快速铁路、省级干线公路,东出西进、南连北接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

要加快能源建设,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要把电力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抓,大力推进电力结构调整,合理布局建设电源点,加强区域电网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体系。

(四)加强与海峡东岸经贸合作,提升整体合力

构建和发展海峡西岸城市群,壮大海峡西岸经济区,将为未来与海峡东岸共同构建“环海峡经济区”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对统筹我国东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强与海峡东岸的经贸合作,借以提升区域整体合力。

当前重点是大力推进深化产业合作,拓展产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如电子信息、光电、生化等高新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方面加强合作,信息、物流、分销、金融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方面的合作,为两岸制造业合作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积极、主动吸引符合鼓励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在海峡西岸城市群落户,更好地发挥其带动、辐射作用,完善产业配套,并进一步承接台湾产业集群和集团化投资。进一步整合和创新台商投资区,有意识把单纯的加工区深化、引向产业合作区或综合改革试验区之类,使台资参与海西产业发展进程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使海西不仅仅成为“世界工厂”,而更多的要创“世界品牌”。

第9篇

关键词: 街区制; 城市社区; 城市管理; 公共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3.005

社区是基层政权和群众的链接点,上传民意,下行政令,其地位特殊而又重要。2014年,在福建调研时就曾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城市社区不但凝聚资源财富,也是城市居民安全、舒适、健康生活的重要寄托。城市社区的重要地位也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日益凸显。就公共安全角度而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是国家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事关社会稳定。2015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2015 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了“城市发展,安全第一”的城市发展理念。会议不但对今后城市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也确立了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标尺。[1] 为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勾画“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中国城市发展“路线图”,2016年2月6日,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一出台就刷爆了微博、微信朋友圈,成为了社会舆论关注焦点。从2月21日20:15央视新闻联播微博发出《意见》新闻到22日上午10:00,有近15000条被转发。[2]1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后台数据显示,2月21日至24日,封闭小区拆墙网页新闻多达13849条。单就城市住宅小区是封闭还是开放、小区原围墙是留是拆的争论而言,民众和网友多聚焦于社区公共安全议题。可见,系统分析和研究街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挑战并提出应对措施,既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任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中、西方街区制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一)街区制社区及其特点

街区制社区是与传统封闭小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封闭小区一般都有明确的边界,大多以围墙或栅栏为“红线”,建有门禁系统或设立安保岗位,对社区居民及其车辆开放而对外来行人和车辆出入有一定限制。封闭式社区最大特点是界限分明,小区内外各有不同。就其弊端而言,对外封闭且功能单一,它像画在城市里的一个个规则不一大小不同的“闭环圈圈”,造成空间断裂,阻碍交通,对城市规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构成“碎片化”威胁。相较于有形的空间封闭而言,居民交往的封闭更是杀伤城市活力。而街区制社区一般建在道路边,不设围墙而是由城市主干道围合、被中小街道分割、路网密度高的开放式社区。街区制旨在将社区与外界打通,促进小区与商业、服务业的结合,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就近配套,提升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增加城市公共路网密集度,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促进社区功能与城市功能的高度融合。街区制社区的最大特点是社区功能混合,资源能得到高效利用。

(二)西方街区制社区建设

街区制在西方早期社区建设中就已采用并且是土地私有制国家惯用形式。其中,美国是街区制发源地之一,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社区都以街区制为主。其中,成型于上世纪初的“纽约第五大道”堪称世界街区的典范。该街区位于曼哈顿群岛中心地带,建立以来历经数次改造,时下不但景点众多,艺术味道浓厚,而且名媛士绅聚集,商品货物齐全,车辆行人通行无阻,也是纽约市民庆祝活动的重要场所。英国不但建有成熟的街区还于上世纪中叶建立了街区保护制度。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伦敦牛津街是英国街区的代表。在这条不到两公里的街道上云集了300多家大型的国际商场,每年都吸引来自全球各地3000多万游客到此观光购物。牛津街交通便捷,到此游客不但尽情购买名牌商品、享受星级英式周到服务,也可以细细品味街区建筑特色。此外,德国柏林、意大利米兰、西班牙巴塞罗那、捷克布拉格等城市都在推广街区制。

在亚洲,韩国城市居民区基本上都是开放型的,低矮的常青树和条条马路等都会被当成社区分界线,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美况;日本城市规划建设法规明确任何小区不得建围墙,城市住宅小区也多是直接和大路相连。[3] 东京社区的马路上都装有红绿灯,车辆可在社区穿梭行驶,市民你来我往,交流交往自由方便;在新加坡,80%的城市居民都居住在一种叫做“政府组屋”的非封闭式社区中。由此可见,街区制不但承载了人类城市规划经验,也是世界城市社区建设的常态。

(三)中国街区制社区探索

在中国,街区制同样不是新生事物,传统居民居就有开放的习惯。北京传统的胡同、“条”,上海的弄堂具有住宅开放意味。[4] 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部分大城市曾效仿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建设了由城市主干道包围、具有配套文化生活设施的社区住宅,但这种住宅并未流行。在社会管理单位制和社区管理地区化等因素作用下,“单位圈大院”,集工作、生活一体化的封闭小区仍是城市社区规划和建设的主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出让行为,商品房又极力迎合消费者讲求产权与身份象征,期待安静、安全和私密等需求,封闭式住宅小区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据不完全估计,1991-2000年,广东封闭小区覆盖了城乡80%以上的人口,上海则多达83%小区被封闭起来。[5]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大拆大建和违规建筑不断出现,“城市病”日益凸显,创新城市社区规划势在必行。很多城市开始探索街区制,较为成功的当属借鉴欧洲小城规划理念而建设的四川宜宾莱茵河畔小区。该小区占地500多亩,分七大“回”字形组团,是商业用房,组团内相对封闭,组团间主干道路和绿化景观对外开放,颇具活力。此外,广东佛山新城社区、上海古北一期住宅小区等都是中国街区制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针对街区制出台规定,加强引导。如,大连市2005年就提出:城市社区要拆除围墙实行组团封闭制,组团间以小街道分开,街道对外开放;广州市2005年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封闭住宅小区内道路;成都市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小街区规划”理念,推行“住宅小区内部道路公共化”。在借鉴国际城市治理理念、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反思我国城市规划教训的基础上,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意见》引发了社会担心和舆论关注。有调查显示,90.4%的民众担心居住安全会受到影响,在街区制社区配套措施需求选项中,85.33%的受访者选择保障公共安全选项。[2] 可见,街区制社区的公共安全保障问题是居民心中难以过去的一道坎。

二、街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新考验

不可否认的是,封闭社区的“墙”和“门”圈出了民众心中的净土,赋予了社区居民相对安全的居住生活空间。尽管街区制顺应了城市发展趋势并似乎能为“城市病”开出一单药方,各地街区制探索也值得肯定。但街区制在给城市带来活力并方便交通的同时也赋予城市社区异质性、混杂性和开放性的复杂特点,社区公共安全将面临新考验,突出表现为三方面:

(一)城市社区治安将面临新考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矛盾危机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基层社区本来就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结地,社会治安案件大多发生于此。而社区治安状况又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也因此备受关注。在街区制诸多谈论议题中,“治安谁来负责”最受热议。诚然,社区治安不能仅靠封闭解决,封闭也不能完全解决治安问题。但街区制的开放会打破曾经封闭而又相对平静安逸的社区环境是不争的事实,也势必增加新的不安全因素。例如,街区制背景下,城市社区落户或入住居民将发生变化,人口流动加剧,增加了社区人口异质性和复杂度;住宅小区由封闭到开放,若防范不力也会增加封闭尚未解决的偷盗、抢劫和诈骗等治安事件发生几率;街区制也会加速物业行业重新洗牌和物业管理方式与行为的变革,[6] 社区物业保安有可能撤离大门退守楼内,大门门禁和保安守卫功能让位于楼宇门禁,社区治安将更加精细化,意味着由“外紧内松”的“院墙安全防范”进入“外松内紧”的“楼宇安全管控”时代,警察和保安的社区治安职责将面临新的调整。面对日益增长的民众公共安全需求,城市社区治安任务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治理不善将会导致社区环境恶化,影响社会稳定。

(二)城市社区应急能力的新考验

社区是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沿阵地和第一现场,日益频发、多发的各种突发事件让民众遭受了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社区应急工作是整个社会应急管理工作的基础和 “最后一公里”。[7] 社区应急能力包括突发事件预防与准备能力、舆情监测与预警能力、应急救援与处置能力、事(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等内容。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制约,我国城市社区应急能力欠缺。相对于传统社区,街区制社区将更加开放,社区居民异质性增强,社区结构发生变化,水、电、暖、油、气管线等公共设施超负荷,疫情传播速度加快且难以控制,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事件概率增加等各种突发事件诱因需要重新评估和预判,考验城市社区安全预警及防控能力;社区人流、物流陡增,更多的街道将加速形成,对应急资源需求也会进一步加大,社区应急力量需要重新整合,考验城市社区应急资源供给与调配能力;车辆直通小区且流量会明显加大,考验道路桥梁、沿街建筑、地下网线与综合管廊等硬件设施安全质量,[8] 对城市应急硬件设施的承受力和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带来挑战。此外,城市社区治理格局和机制的变化,也考验社区的应急指挥能力。

(三)对居民公共安全意识的新考验

公共安全意识是指公众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意识或态度。自古以来,中国特色的安全防御手段塑造着传统居住观和安全观。就传统城市社区而言,有围墙林立,有保安守门,有门禁,对小区外的陌生人、车辆等进出多少有所限制。居住在相对封闭社区的城市居民有一种自然的安全感,对风险的认知度明显低,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突出表现为:不但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弱,而且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意识欠缺。而街区制拆掉了小区围墙,也少了一道有形屏障,势必增加居民内心的不安全感;同时,传统与非传统公共安全问题也会涌现在社区民众和政府面前。无可置否,如果没有对待风险和危机的正确态度和认知,就很难保证自身安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居民身心不安,门难开,墙难拆,街区制也将难以顺利实施。可见,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公共安全意识是街区制的又一重要挑战。

三、街区制社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应对

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保障公共安全是街区制需要解决的现实任务。西方国家在推行街区制中十分注重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如美国充分发挥街区业主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英国、日本则通过立法维护街区安宁,韩国则通过完善街区配套管理措施加强安全管理等。 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街区制开放了社区,也必将推动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理念的重塑和方式的转型。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一)坚持群防群治原则,加强社区治安防范

社区治安需要公安、社区、物业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间的协同,更离不开社区居民、管理者、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公众参与社区治安可以凝聚资源,实现社区治安多元化供给。

1. 要认真分析街区制对社区治安形势影响,围绕社会关注焦点,允许公众知晓社区治安状况并鼓励公众就社区治安政策制定和执行发表意见,挖掘公众智慧,加强公众监督,在共商共建中共享社区和谐稳定。

2. 应结合街区制特点构建公安干警、物业保安、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参与的社区治安联防队伍,重新界定和落实各方责任。其中,公安机关仍是城市社区治安的主导力量,要继续警力下沉,加强社区巡逻,严打社区犯罪,强化威慑力;街道社区是治安联防的基础力量,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安活动,为社区治安提供有力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社区物业公司要继续在社区居民监督下,履行好服务职责,提供更专业的安全保障;社区社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连通各方,积极参与社会治安活动。

3. 要研发配备符合街区制特点的专业技防设施,结合街区制社区治安需要,开发或升级社区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巡逻考核系统、流动人口管理系统等并促进系统的集成,建立全程全面的防控体系,做到人防、物防、技防的结合。

(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

街区制社区将会改变社区应急环境,考验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水平。就街区制社区应急管理而言,一方面要结合街区制特点重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机构,探讨构建专兼结合的社区应急救援保障队伍并提升其应急能力;要结合街区制需要修订和完善社区应急预案,构建符合街区制特点的社区应急预案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三种能力”:一是组织有关力量开展街区制社区各种突发事件成因机理的研究,加强街区制社区新风险的评估和安全监管工作巡查,提高社区应急监测和预警能力;二是结合街区制需要为社区配备足够的应急基础设备,结合街区制规划建设好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做好应急物质储备,建立专兼结合的社区应急队伍,提高社区应急准备能力;三是要针对街区制容易出现的突发事件,有针对性地加强应急宣传与模拟演练,组织好家庭应急与防灾能力,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救与互救能力。

(三)加强公共安全教育,提高居民公共安全素质

公共安全教育是提高公共安全意识和对风险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必要途径。推广街区制必须重视提高居民公共安全意识。为此,一是要本着“风险永在、安全相对、事故可防、预防为先”的原则,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着力营造社区公共安全教育氛围,让居民充分认识到社区封闭不是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安全源于自身重视和自我提高,需要居民自身安全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心安全、意识有,就不怕墙被拆。二是政府和社区要以节日和社区知识普及活动为契机,依托社区活动室、图书室、文化广场、宣传栏等场所,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结合街区制特点精选教育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形式推进公共安全教育;三是社区应当组织专家进社区开展公共安全教育方面的讲座,家庭、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也要积极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教育,增强公众公共安全意识,共建守望相助的温馨大家庭。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将面临新的转型,街区制就是重要变革。《意见》出台意味着有关街区制及其治理的相关政策会陆续推出,但政策预期并不意味着结果优良,需要我们对新问题有理性的认知。街区制建设也绝非简单的“拆围墙,开大门”,更不是“一刀切,简单化”,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提高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打造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维护社区公共安全,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服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事关街区制顺利推行和运行质量,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林晓夕.听上去很美的“街区制”难点在哪儿[N].中国联合商报,2016-02-29(D01).

[2]吴晓琳.从封闭小区到街区制的政策转型:形势研判与改革进路[J].江汉论坛,2016,(5):40,41-42.

[3]应琛,余静.日本开放的住宅区[J].新民周刊,2016,(9):97-98.

[4]郭晓红.探析街区制涉及的法律问题[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4):236.

[5]缪朴.城市生活的癌症――封闭式小区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建筑,2004,(5):46.

[6]苏诗钰.街区制的实施将加速物业管理行业重新洗牌[N].证券日报,2016-02-25(A02).

第10篇

10月24日,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一汽丰田皇冠品牌全程赞助、大正高尔夫承办的2011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精英挑战赛总决赛在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顺利收杆,经过三轮的激烈对抗,长沙队凭借其稳定的发挥,勇夺个人赛和团体赛双料冠军。至此,历时七个多月,经过全国12个站选拔赛和年度总决赛的皇冠杯城市挑战赛完美落幕。

10月22日-24日,来自全国12个城市代表队的72位晋级选手和12位皇冠车主齐聚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黑石球场,为皇冠杯城市挑战赛年度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击。总决赛采用三轮18洞个人比杆赛制,以三轮比赛总杆成绩排定个人赛名次。同时每轮以每个城市代表队排名前4的选手相加作为队际成绩,三轮队际成绩总杆数少者即为团体赛冠军。

三轮的激烈角逐可谓精彩纷呈,好戏不断。首轮比赛,来自昆明队的施开彦以全场唯一红字成绩与队友刘志伟暂列个人赛前两位,来自北京的马安林和天津的金永以相同的77杆紧随其后,而长沙队的六位队员却以整体的优异成绩获得团体赛第一位,卫冕团体冠军天津队暂列第二。

第二轮比赛,北京队的文浩发挥出色交出72杆,将个人总成绩提升至第二位,而队友马安林同样发挥稳定,以两轮156杆的成绩抢得第一位,两人也同时带领北京队将团体成绩提高至第二位。本轮比赛的又一惊喜来自广州队的易飞清,其在第11洞打出了漂亮的一杆进洞,惊艳全场。

经过两轮比赛,选手之间已经有所了解,正当大家纷纷猜测冠军归属的时候,第三天的决赛轮却又风云突变。前两轮一直未进入前三的长沙队员郑翔后来居上,不但第三轮交出了73号的保帕成绩,并以三轮232的总成绩勇夺个人赛总冠军。北京队的韩彦峰和马安林则以相同的235杆总成绩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

团体赛方面,首轮―直领先的长沙队虽然没有队员进入个人赛前三名,但凭借其队员们三轮比赛的稳定发挥,最终摘得团体赛冠军。后两轮发挥出色的北京队获得团体赛第二名,卫冕冠军天津队位列第三。皇冠车主方面,来自长沙的傅强以总杆240杆的总成绩获皇冠车主第一名,同样来自长沙的卢纯和广州的黄汗威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颁奖典礼上,各项大奖名花有主。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四部部长、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司库杨杰,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企划部副部长弘津健太郎,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关室经理马春萍,以及赛事赞助商亚洲万里通、泰勒梅等领导为获胜选手逐一颁奖。“2011年开了一个好头。今年的比赛已经结束,但划上的不只是圆满的句号,更是充满期待的省略号。我们有信心期待2012年的城市挑战赛会办得更好!”

第11篇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差距,发展

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资银行逐渐开放,中国金融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一支生力军城市商业银行也显示出旺盛的活力,城市商业银行在自身规模、结构、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提供金融产品、金融技术和金融服务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全面放开,国有大银行和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内部改革和创新步伐的加快,我国受地域及相关产品限制的中小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挑战,如何在内外夹击的夹缝中走出一条适合城市商业的发展之路,是摆在我国近120家城市商业银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的差距与外资银行和国内大银行相比,除了城市商业银行的自身优势外,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首先,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这种局限性限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这种地域性限制,使城市商业银行跨地区经营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从而也使业务和利润增长渠道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地方性、地域性的特点,也给诸多业务发展带来不便,虽然许多城市商业银行解决了跨地区、跨行支付的问题,但总不会象交通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跨地区支付那样方便,从而使业务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此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性特点,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受着地方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从全国来看,东部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要比西部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好,省会中心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要比同一省内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状况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好的地区一般都是当地政府开明度、开放度高,对城市商业银行干预少,当地的经济活跃、地方财政收入多、中小企业发展很快,从而也给城市商业银行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相反,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边远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由于经济环境以及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普遍都举步艰难,压力很大。

其次,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受自身条件的制约。从全国城市商业银行情况来看,普遍的问题是增资扩股渠道不畅,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从而加大了潜在的经营风险。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资金实力小即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人才匮乏,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银行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外资银行已经发展成为电子化银行、无纸化银行、手机银行、全能银行和真正具有现代金融综合性服务的金融超市,而我们的城市商业银行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化、无纸化或手机银行,即使最先进最有势力的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大连市商业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刚刚起步而远未形成真正意义的现代高科技化的银行。要实现这一目标,路程还相当遥远。就资金、技术、人才情况制约,城市商业银行的路还很长。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理财人才等各类人才短缺,是城市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紧迫性难题。

再次,城市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也制约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及产品一般都是沿袭国有大银行的传统业务和传统服务,具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东西似乎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大银行的传统业务或服务框框。而不少城市商业银行至今在观念上还没有彻底转变,仍同大银行一样拼大项目、拼大企业、拼机构、拼网络、拼大客户,虽然嘴上都讲“立足地方,服务市民”的市场定位,但从骨子里却都是重大轻小、重对公轻个人。而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也同监管大银行一样监管城市商业银行,在标准上、内容上看不出地方性、差异性的特点,这也淡化了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性的特点和优势。

第四,城市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上还存在着许多差距。

从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上看,我们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做的一般比较好,但不能说没有差距,不仅仅是解决站立服务、微笑服务、来去有声、有问有答的服务问题,而是如何从根本上让每位客户都感到宾至如归、享受温馨、方便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是服务理念、服务手段、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内涵的综合统一。在这方面,城市商业银行差距还很大,不能满足于我重视服务了、我去抓服务了的肤浅认识上,必须从实实在在的内涵上抓起,真正实现人性化、亲情化、温馨化,使客户到你这里来是一种现代金融的享受。我们的银行中官衙门作风还大有人在,柜员冷冰冰、保安威凛凛,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谁是“上帝”,有点弄不清了。

城市商业银行如何面对挑战

我国加入WTO 5年,外资银行涌入我国步伐加快,国有大银行的改革也进一步加快,这对我国中小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短期看,竞争、压力加大;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快转型和创新步伐。城市商业银行如何在国内外银行竞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自身发展之路?

第一,首先要解决好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不应当放在一味的求大求规模上。从国外情况上来看,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都是大、小银行并存的局面,大银行与小银行互为补充,美国本土就有1000多家小银行。作为我们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发展战略应当放在做精做优做强上,小不等于不好,关键在于你精不精、强不强,在于你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只有把发展战略、经营战略立足于做精做强上,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竞争力,从而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和快发展。加快发展规模必须立足于求精做强上,只有这样,再能真正实现快发展,否则则是欲速不达。从市场定位上看,要确实从自身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市场定位,科学确定市场战略、经营战略和产品战略,紧紧抓住“面向地方、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市民百姓”三个面向和“服务于中小企业、市民百姓”两个基本客户群体的市场定位,在做强局部地区优势、地域经济优势上下功夫,真正把自己办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地方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社区银行和市民银行。

第二,要从体制、制度和机制上入手,不断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按照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通过的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控制权的要求,健全和完善城市商业银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的控制权、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分配权为基础的权益结构,以及在现代公司框架下形成协调的内部各层次治理关系,即静态组织结构和强有力的内部控制体系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动态运行结构。这个治理结构还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是有效的政府监督和指导,完善的金融法规和执法机制,完善的市场规则及规范的市场秩序等等;内部治理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独立运作、有效制衡,以及在现代企业和制度下有效的管理。在这方面我们的城市商业银行虽然已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了,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完善的公司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都需要加以认真解决的。重点要在解决产权结构单一,公司内部治理的各机构独立运作及有效制衡欠缺、经营不透明、委托代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第12篇

关键词:城市转型;高职教育;机遇;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步入产业升级为基础的转型发展新阶段。笔者以无锡为例,探讨城市加快转型发展时期高职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无锡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职教育的客观需求

无锡地处

挑战:城市转型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适应城市转型发展需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依据设置高职专业高职教育发展的原动力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目前城市转型发展引发的对各类人才的需要。所以,高职院校在进行专业设置时,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并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以此为导向进行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以无锡尚德太阳能为代表的光伏产业、风能产业,海力士为代表的微电子产业、生物科技和软件产业是目前无锡四大支柱产业,这类高新技术企业在无锡的投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2009年初,无锡又正式确定要建成科技创业家摇篮城市和服务外包产业高地,并提出了打造“生态城、旅游与现代服务城、高科技产业城、宜居城”的目标,从而使无锡转型发展的定位更加明确。去年,备受关注的“江苏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传感网”项目获工信部批准。WWW.133229.cOm目前,无锡物联网基地已聚集中科院等领头研发机构以及无锡矽鼎等一大批物联网终端和内容应用企业。这也意味着江苏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传感网将为国内物联网发适应行业企业人才需求,深度开展校企合作,促进高职专业建设专业建设是高职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也是高职教育办出特色的关键。如何适应行业企业对人才的客观需求,提高专业教学的适应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学生就业能力?实践已经表明,仅仅依靠课堂和实验室是难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高职院校必须进一步开展校企合作,加大课程改革力度,加快专业建设步伐,使行业企业直接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之中,以工学结合的途径造就一大批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以促进高职教育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以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院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依托行业和企业办学。学院与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国肯纳金属集团等181家国内外知名的工商企业、上市公司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80多家企业成为学校工学结合实习基地,7家企业在学校设立“冠名订单班”。此举推进了学院的专业建设和课堂教学改革,强化了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教学环节,为高职院校将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提供了成功的示范。

适应岗位需要对人才的职业能力要求,培养一专多能的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定位要求其毕业生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以适应企业的岗位需要。近年来,高职院校统筹兼顾学历和职业要求,专业核心课程和教学内容覆盖相应的职业资格要求,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突出职业岗位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把相关专业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实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是高职教育满足企业用人要求的制度性保障,同时也将有效提高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从企业发展和学生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言,高职院校在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还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合作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外语、计算机技能和较强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使学生能适应岗位需要和职业发展需要,真正成为适应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需要的一专多能的应用型人才。

重视教师的专业技能培训,加大“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力度要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同步的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高职院校要注重对现任教师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制度为保障强化专业教师到企业技术岗位学习或到社会机构兼职,以及时主动地了解行业企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加强产学研合作。同时,高职院校要善于从行业企业引进高层次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到学校兼职,引领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使学习内容更贴近生产管理实际,同时指导学校制定专业发展规划和进行课程开发建设,充分彰显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优势。

适应行业企业劳动者转岗需要,发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的作用由于城市转型发展,导致大量在职人员面临转岗转业或者“回炉”学习新职业技能。就目前而言,高职院校办学主体为全日制学历教育,社会人员的转岗培训大都通过社会培训机构完成,而国家投巨资建设的高职院校在全日制学生课程结束后闲置的教学场所和实训设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造成职业教育资源在事实上的极大浪费。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在于高职院校转变观念,开阔办学视野,开设能够满足社会在职人员转岗转职需要的培训课程,这对学校、个人和社会将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2009年无锡市经济运行情况综述[ol].[2010-03-11]..cn/wx/news/2010/0311/21582.html.

[2]无锡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ol].[2010-04-09]./open/wxjj/qyfz/289259.shtml

[3]无锡市2010年度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ol].[2010-02-10].http://su.people.com.cn/gb/154703/154899/10964221.html.

[4]无锡经济转型发展的经验与启示[n].无锡日报,2010-01-04: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