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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 价值体现 现实意义
在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的处境似乎越来越尴尬。一方面，学生中间流传“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传言，将鲁迅的文章视作了语文学习中的洪水猛兽；另一方面，在老师看来，鲁迅的文章在中学课文中选入过多，有些选目不甚妥当，同时，语言晦涩难懂，不利于学生的对现代汉语的学习，也对鲁迅的文章敬而远之。更有甚者，有人还打出了“让鲁迅滚出中学课本”的旗号，建议删除课本中所有的鲁迅的作品。似乎一旦离开鲁迅，学生和老师便都能轻松了。
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和老师都反感鲁迅？仔细探究，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鲁迅文章遣词造句的晦涩难懂。鲁迅文章的词句，严格地说，是鲁迅的白话文中的词句，确实晦涩难懂。鲁迅是故意要用这些晦涩的词句来为难大家么？显然不是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本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懂。那么为啥到了今天鲁迅的文章反而让人看不懂了？这就必须要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尽管新文化运动倡导使用白话文，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白话文语法系统，作为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先驱，鲁迅只能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用白话文进行写作，所以我们在鲁迅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他的白话文，不仅有文言文的痕迹，还有欧化语言的影响，所以造成了其文字的晦涩。对鲁迅文章中的这种晦涩，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这种时代隔阂。唐诗宋词离我们的时代更远，隔阂更深，难道也要删除？那语文课本中可真就什么都没有了。
其次是语文课本中鲁迅文章的数量和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得不说，在现在的语文课本中，鲁迅的作品真的是铺天盖地。小学课本中就有节选的《阿长与山海经》和《少年闰土》，中学课本中更是连篇累牍。这跟鲁迅长期以来被摆上现代文学的神坛有关。文坛斗士、民族脊梁、投枪匕首的光环屏蔽了鲁迅文章本身的偏颇与局限，也造成了语文课本的政治化。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鲁迅的文章大量进入中学课本，绝大多数的中学语文课堂也都主题先行，将鲁迅肢解为战斗性的符号。这使得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在泛政治化倾向的影响下被严重屏蔽。这样的鲁迅，怎能让学生不讨厌？但是，这个责任应该怪到鲁迅么？当然不能，只要老师教法得当，鲁迅文章除了思想性，还可以有更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我就非常赞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引用一位专家的观点，他说“鲁迅是语文的灵丹妙药”，特别是作文的灵丹妙药；鲁迅的文章从来都不会跑题，随便翻开鲁迅的杂文集，每篇文章都非常切题，古今中外正反左右，没有他做不了的题目；学生读鲁迅多了，思路自然就打开了；学生想写好作文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鲁迅。
三是鲁迅文章中思想的深刻性和批判性。有句话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我的理解就是，鲁迅的文章思想深刻，少年人年轻气盛，不能静心，或许根本读不出其深意。鲁迅的深刻，尤其体现在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阿Q、孔乙己、祥林嫂……每一个形象、每一个故事都深刻揭示了国民性中丑陋软弱的一面。他的杂文，更是深刻犀利，在看似嬉笑怒骂的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如果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脱离了安静的阅读与思考，真的很难读懂，很难了解其中的深意。但是，这些语言，正是鲁迅文章的精华所在，他所批判的种种行为，很多在今天仍然存在，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虽然将鲁迅称为民族脊梁或许过誉，但是“投枪匕首”确实是他文章的真实写照。他，实实在在是一位批判的斗士，一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者，一位真正的勇士。
那么，是否真的远离了鲁迅，就能皆大欢喜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对鲁迅，我们可以重新解读，可以去掉他身上的神化光环，，但是切忌将其真正的文学及思想价值也抛弃了。抛开功利性而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可以说是具有永恒的意义。尽管鲁迅的著作确实限于特定时代，但是鲁迅精神却并不是也限于特定时代。鲁迅是反封建、反传统的，而这种反封建、反传统的“反”本身恰恰继承了自强不息的民族传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继承，使“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尤为凸显。
我们必须承认，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当打倒他，远离他。走进鲁迅，亲近鲁迅，更有利于我们的自我反省。因为鲁迅精神的实质――怀疑、洞察、批评和抗争，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鲁迅毕生主张的立人观念，正是公民社会所应具备的基础。因为鲁迅的存在，总会折射出我们藏在皮袍下的“小”来。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92?07
对鲁迅与周作人（以下简称“二周”）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自他们兄弟步入文坛以来，就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一般说来，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大都会提及其胞弟周作人，而在研究周作人时，亦会提及鲁迅，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研究“二周”的惯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因人废文”，对周作人持有偏见。这不仅导致昔日并驾齐驱的周氏兄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地位悬殊，而且也决定了人们对周作人作品所持的批判态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和政治领域一些观念的拨乱反正，学界对周作人这个曾经“颇有争议”的人物逐渐放下偏见，开始认可并发掘其人、其作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更是彰显了学界对周作人价值的肯定。
一、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
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二周”等为检索词，以文章的主题为检索范围，以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为检索时间段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文献利用Note Express软件进行筛选，最后通过人工逐一进行内容考辨，得到论文194篇①。下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和梳理。
（一）“二周”比较研究的论文年度分布
从表1来看，自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中，关
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呈逐步繁荣的态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8年和1990年除外）论文年发表量均未超过5篇（30年的年均值为6.5篇），而进入21世纪，情况有了改观，年均发文量达10.6篇②，其中2009年达到峰值，为18篇。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无论从论文的数量还是从研究角度的开掘面来看，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形成了一个研究的高潮。笔者认为，该年度之所以形成“二周”比较研究的高潮，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1987年10月召开了“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②。其二，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掘。如张菊香《鲁迅、周作人文化心态异同 论》[1]（29?39）、汤山土美子《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2]（75?80）、黄乔生《域外世外——鲁迅、周作人与斯威夫特比较研究》[3]（65?72）。关于“二周”的文化心态、文化思想的比较，以及“二周”的儿童观与国外作家的比较，这些都是此前研究中未出现过的研究新视角。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受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余绪影响，对周作人的研究仍少有人涉足，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而非反面陪衬）进行比较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良好政治语境和学术氛围的形成，以及学术研究的长期积淀，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成果自然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二）“二周”比较研究论文的选题分布
从表2来看，1982—1991年间关于“二周”的比
较研究论文共34篇，讨论的热点问题是文艺观念（如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异同）、兄弟关系（如兄弟失和的原因）、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该时期的研究属宏观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探讨他们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际，如周作人的附逆、“二周”失和的原因分析等。1992—2001年间共37篇，讨论热点除上述诸点外，新关注点是“二周”的散文创作研究，包括散文风格的分析和以具体作品或以相同题材为例进行的对比。2002—2011年间共123篇，该时期新的特点是：其一，文化研究兴起。对“二周”的比较研究视野也愈加开阔，此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越文化）、异域文化（主要是日本文化）、民俗等文化因素对“二周”的影响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其二，“二周”的翻译成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三，“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等也受到了重视。
（三）“二周”比较研究期刊及核心作者统计
作为刊发鲁迅研究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以前为《鲁迅研究动态》）在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承担了主阵地的作用，共刊发论文49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26%。其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共12篇，占论文总数的0.62%。此外，《党史纵横》、《齐鲁学刊》和《文艺争鸣》等期刊也是该项研究的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按照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统计，学界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核心学者依次是：钱理群、舒芜、孙郁、李景彬、张铁荣、黄开发、肖向明、肖剑南和王风，这9位学者的发文量均在3篇及以上，其中钱理群为7篇，舒芜和孙郁为5篇，李景彬和张铁荣为4篇③，其余为3篇。从统计数据来看，前6位学者均为鲁迅与周作人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研究起步时间早，而且在该领域的研究用功颇深、成果丰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还有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总体数量不多，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有：张华《鲁迅、周作人散文文体综论》；郭洪蔚《鲁迅周作人对现代杂文文体的创造》，基本上都是从文体的角度切入研究的。
二、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著作
及学术会议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二周”比较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也陆续问世。
（一） 研究著作
1986年4月，李景彬出版了《周作人评析》，这是中国大陆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本论著。尽管它并非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其中不少章节都涉及“二周”的比较问题。作为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和“二周”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景彬于1987年出版了另一部著作《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该书12万字，辑有《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等7篇论文。李何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像这样用一组系列论文的方式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可喜的创新。”[4]（2）
这两部著作所采录的资料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据彭小燕调查，“当时周作人的作品及相关文献除他 生前自定出版的外，大都尚未整理出版”。而李作史料与理论阐述并重，史料部分包括“周作人未出版的部分日记”，以及通过“南京档案馆、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相关调查，又得到香港、台湾方面相关信息的剪报”[5]（35）。在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基础上对周作人的一生进行评价实属不易，因而李景彬的研究堪称20世纪80年代前期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极其饱满的开局。
钱理群关于“二周”的研究著作有：《周作人传》，该书以时间为序，梳理了周作人一生的行为、心理、情感与思想。如周作人少年求学，追求个人解放与自由，成为学者之后启蒙救国，追求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后来由“士”入“仕”，成为日本人的走狗与帮凶，并出任汪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开始“紧跟形势”，写了许多赞美平民化的文章。可以说周作人的思想轨迹，钱先生研究得透彻、明了，在边叙边议、边梳理边总结中把一个性格复杂、思想多变、才华出众且勤于读书写文的周作人展现在读者面前。《周作人论》从“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三个章节论述周作人的思想、文学创作历程。该书与钱先生之前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论文内容大体一致，但又不乏新的创获。这两部著作虽不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部分章节都涉及了与鲁迅的比较。如，《周作人传》中的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第二章“发现新大陆——在南京”，第三章“在第二故乡——在日本”等都有兼论兄弟二人的内容。
1999年9月，钱理群出版了《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该书是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开设“鲁迅、周作人的思想研究”课程的讲稿结集。在书中，钱先生以“二周”的“立人”思想、妇女观与儿童观、外来文化观、传统文化观、改造国民性等问题为切入点，在讲述鲁迅的思想真谛后，又讲述了周作人对鲁迅的补充以及与他的差异，对兄弟二人，都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其目的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述：“本书有不少内容是对周围的现实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5）
20世纪90年代，孙郁出版了《鲁迅与周作人》，该书曾在学界引起过重大反响。该书执着于周氏兄弟的参照与互证，集中探讨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俩因秉性、人生道路、交往圈子等的不同，而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一个张扬着生命的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的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1]（3）作者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也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钱理群曾对该书给予充分肯定：“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阅读鲁迅、周作人原著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一本敢于说出真相，有着真性情的真实的书。”“作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读者从书中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相克相生中的融合，感受到了生命（与学术）的活力，感召力，与启示力量。”[8]（62）此外，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舒芜集》（第三卷），收录了舒芜先生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4篇论文：《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和《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
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而成的，共分四章，主要对周氏兄弟散文风格作了比较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雍容疏放与从容恣肆——周氏兄弟记叙抒情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之二；在“深识”与“博识”之间——周氏兄弟杂文随笔风格比较研究之一；“非凡的天才”别致的“诗美”追求；古源与新源交汇——“鲁迅风”与“启明风”的民族性与异域性等。
（二） 学术会议
如果说研究论文及专著还只是研究者自发的个体行为的话，那么学术研讨会则属于一种群体行为，它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汇聚一堂，集体探讨某些问题，这既能集思广益，亦能互通信息，而且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官方的话语和态度。
1987年10月14日至16日，由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发起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周氏兄弟的思想、创作、译介、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功过是非，分别从社会、文化、伦理、政治、文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会上，钱理群、李景彬、张菊香、赵京华、陈福康等学者分别从人生哲学、生活道路、文化心态等不同角度比较了周氏兄弟的异同[9]（172）。此次会议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作为讨论的主题，标志着学界对待周作人的态度已由“解冻”步入了“春暖花开”，它极大地推动了对“二周”的比较研究。
2003年11月5日，河南大学出版社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黄乔生指出：“研究鲁迅不能回避周作人，同样，研究周作人也不能回避鲁迅……周作人不但本人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对深化鲁迅研究有帮助。”[10]（7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舒芜指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平常心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周作人研究，《鲁 迅研究月刊》刊发的研究周作人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是可喜的现象。”[10]（76）
2009年4月19日，中国鲁迅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就鲁 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展望等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会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分为四辑，大致依照“鲁迅与五四”、“鲁迅思想”、“鲁迅与文艺”、“鲁迅研究史”等主题编排而成，其中有不少论文都涉及“二周”的比较研究。
三、有关“二周”比较研究的热点
归纳及特色述评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已涉及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道路的选择、思想和文艺观的差别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关注热点和呈现的特色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热点
1. 关于“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
考察“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民族英雄，另一个是民族罪人——这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中较为多见。如上文统计有8篇，其中以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 论》[11]（24?31）、《潮汐有信 沉浮无情——续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最具代表性[12]（20?28），均以“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一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把握和细致的比较分析。其他学者对此亦有深入研究，如钱理群指出：“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而“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 庸”[13]（250）。其他如廖超慧《鲁迅周作人异同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14]（30?36）、《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15]（47?51）。
2. 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共有论文30篇，占总论文数的15.46%。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两个口号的细致比较，指出“虽然在字面上相差不多，但前者总的看来属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16]（38）有的从“人道主义理想”、“人道主义实现方式”和“人性观”等角度对比了“二周”人道主义思想，指出鲁迅的人道主义多呈利他性、包容性、真实性、现实性，注重抗争战斗，而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则多呈利己性、局限性、虚幻性、空想性，倾向平和中庸[17]（26）。还有的指出，反映在作品中的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既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基督教式的近代现世主义精神和执着现实、迷醉人生、向外扩张、表现自我的西方审美意识，又有以东方佛道为基础，充满出世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物我，以虚幻无为的方式把握世界万物的东方传统审美意识，二者的并存、综合、同化作用，使他的创作能够在充分接受希腊、日本等文化的同时，仍不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真精神。[9]（173）
3. 对“二周”兄弟关系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周”兄弟失和历程的叙述与原因的分析。从表2的统计数据来看，此论题一直颇受研究者青睐，共有25篇文章，占总论文数量的12.89%。其中，赵英的《鲁迅与周作人关系始末》（上篇）是此类研究中较早也是较全面考察“二周”兄弟情谊的代表作[18]（73?80）。该文从“二周”少年时期、在南京、在日本、从日本归国、北京—绍兴、北京的合作、决裂、分道扬镳、鲁迅逝世以后、“诗与真”的回忆这十个阶段来分析他们兄弟情谊的变化历程。其他如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19]（10?18），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 击》[20]（45?53）、《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 系》[21]（45?48）。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的档案、书札等新材料的发现，关于“二周”失和原因的研究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4. 本土、异域文化对“二周”的影响
包括浙东文化、“鬼民俗”、“二周”作品的乡土气息、日本文学经验等，这类研究从地域文化、乡土民俗以及异域文化等角度考察“二周”作品，进而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如张钊贻《鲁迅、周作人与东党林》[22]（58?5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23]（31?34）；刘伟，柴红梅《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24]（107?109）；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25]（25?38）；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 突》[26]（1?26）；肖向明《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27]（86?90）；张佳佳，邹菊兰《中庸与周氏兄弟》[28]（281?282）；傅祖栋《“剑气”和“书气”——从散文看鲁迅与周作人对浙东文化精神的不同传 承》[29]（47?50）。这些研究是新时期文化研究兴起后的产物，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5. 关于某类文体或文学创作风格、技巧等的比较
前者如杂文、新诗、儿童文学、同题散文等，后者如文学语言、讽刺艺术等。这类研究以某类文体，或从文学创作中的风格、技巧等某一个问题切入，对“二周”作品及其文学思想进行比较，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如宋其蕤《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30]（47?52），李平《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鲁迅与周作人同题忆人散文比较》[31]（53?56），章永林《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32]（29?31）。此外，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忽视将“二周”与时人的比较。如叙述“二周”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茅盾、梁实秋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并将“二周”与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亦有不少。
（二）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特色
从上文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梳理来看，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具有以下方面的特色。
1. 由总体上的宏观研究转入局部细致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学界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其总的趋势是：其一，研究者的视角由总体把握而转变为局部的深入开掘，研究的论题也日益细致和具体化。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即由宏观论述转为微观剖析。其二，旧话题时常翻新意，新研究领域不断被发掘。一些关于周氏兄弟的“老话题”，如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与兄弟失和等，依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周作人的附逆和“二周”失和，这两个容易引起争论（甚至是疑案）的论题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时常会因新的材料被发现而出新论断，抑或因新的研究方法、新理论的引入而出现颇有新意的一家之言。如林分份《“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该文“避开以往研究侧重对兄弟失和之因的直接探讨，转而关注决裂前后周作人在伦理身份、文化主张及个人姿态方面与鲁迅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考察周作人‘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特点，揭示其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33]（20）。新研究领域的开掘，如文化研究、“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等都是近十年来学界不断开掘出的新研究领域。从表2的统计来看，关于“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文章有9篇，从文学翻译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有9篇，而关于女性思想解放的文章也有3篇。
2. 逐步褪去附着在“二周”身上的光环与魅影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身后的评价，尤其是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已经由用学术化的科学分析代替了革命义愤和道德谴责。20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思想上的禁锢习俗和思维惰性”[34]（73），一些研究文章仍带有较浓的政治和道德评判色彩，如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廖子东《独立擎天的红桧与摇摆弯腰的杨柳——鲁迅与周作人思想文学比较论》[35]（40?49）。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现象消失殆尽。这是学术研究的正态走势，它有利于研究者抛却固有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从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用客观、学术化的眼光和立场，去发掘、评价“二周”的实际价值。
3. 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开掘
任何学术研究要想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都必须不断开阔视野、拓宽思维，或发现新材料、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纵观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在各种观点的砥砺中去伪存真逐步繁荣的过程。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晚明思想的濡染，还是浙东文化、“鬼民俗”、日本文学等的影响，都无疑是“二周”比较研究中难得的新视角。这些新视角连同“二周”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创作、女性思想解放、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新研究领域，必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促进“二周”比较研究的兴盛。
四、结语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二周”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开掘度尚待进一步加强。这需要研究者在“回归鲁迅”、“回归周作人”的过程中，也要回归经典，深入研读和发掘它们对中国传统士人灵魂的深刻影响，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世界，以便能真正与“二周”进行对话。二是受近年来文化研究和学科交叉泛滥等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急功近利，将某些所谓的文化符号、新研究方法随意比附周氏兄弟，或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生搬硬套到“二周”身上，生吞活剥，进而制造出所谓的新研究成果——这是不可取的研究歧途。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当是指导当下的社会生活，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应该重在发掘其对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探讨其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7）随着“二周”文集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入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发掘、新研究视角的提出，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一定会继续推陈出新。
注释：
① 此数据不包含硕、博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此类论文数量不多，详见下文）。另因条件所限，本文对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只依据《鲁迅研究月刊》刊发的论文进行统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但相信遗漏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不会对论文的统计结果和讨论产生实质影响。
② 统计主要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未及纸质或其他媒介刊发而未被录入以上二库的研究文章。
③ 1988年刊发的10篇比较研究论文中，有2篇与1987年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直接相关。即：舒芜《参加“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学习心得》（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高远东《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④ 由于受本论题统计时限的制约，李景彬先生的另2篇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尚未统计进来，它们是：《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两个寻路的人——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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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语文人教版教材 鲁迅 成长历程 思想核心
一、关注自身世界
《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这三篇文章涉及了鲁迅的童年世界有关游戏、亲情、人性的事，尽管《风筝》一文主题争议颇多，有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从中读出了“长兄为父”、“长者本位”等的民族文化心理。有人批判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摧残这个角度进行解读，表达了“作者对像兄弟这样逆来顺受、毫无反抗的封建教育牺牲品的同情，告诫人们，只有用科学思想来指导，才能照亮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也有的认为，《风筝》是围绕亲情来写，是基于对亲情的伤害与追悔，是一种无法释怀的亲情……但从《风筝》一文的课文导入“在温馨与和美中有亲情，在误解和冲突中也有亲情”来看，本文更侧重于亲情，亲情是人间真挚而美好的感情。应该说，描写亲情的诗文往往最能打动人，最能温暖一个孩子的内心，所以，作为一个孩子，鲁迅的内心是温暖的；尽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也存在争议。但三味书屋的生活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可以溜到后园捉苍蝇喂蚂蚁，还可以在课上用纸糊盔甲做戏，自由的玩耍中充满幻想，严肃的学习中也不乏快乐。游戏，向来是孩子的最爱，也最能丰富他们的生活。于是，可以看出，鲁迅的生活是丰富的；《社戏》洋溢着浓郁淳厚的乡土气息，充满了自然美与人性美。这三篇课文共同塑造了一个本真的小鲁迅，他会认为自己是大哥哥，就要“管一管”小弟；但在百草园、平桥村里，他的活泼本性就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即使在严肃的三味书屋，他也会抓紧时间玩耍。从中看出了鲁迅很关注自身的世界，也因为他对自身世界的关注，他才赢得了内心的温暖、童年世界的丰富、成长环境的温情。从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本真的小鲁迅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活生生的人。
二、关注身边的人事，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才有能力关注身边的人事，才能有勇气做出自己的选择。《阿长与》、《藤野先生》、《雪》这三篇课文看似没有关联，实际它们共同记录了鲁迅弃医从文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它可以往前追溯至鲁迅接触文学前后发生的故事，往后又深入鲁迅的心灵进行挖掘。阿长是鲁迅的保姆，藤野是鲁迅的老师，在鲁迅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确给了他很大的影响，阿长寻购并赠送给鲁迅的《山海经》，为鲁迅打开了文学启蒙的大门。不仅阿长满足了鲁迅的愿望，让他得到了一生中最初得到，也最为心爱的宝书，同时书籍更激发了他大量买书的热情“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且更重要的是，《山海经》作为少年鲁迅的一部文学启蒙书，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有足够的文学启蒙才为后来鲁迅踏上文学之路奠定基础。而在留学期间，鲁迅经历了“匿名信事件”和“看电影事件”两大风波，最终促使他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他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又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正是有了这样的“放弃”与“选择”，才使他以笔为枪，与黑暗、腐败、愚昧、懦弱展开斗争。那注定是一条怎样的路呢？鲁迅在《这样的战士》中写道：“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举起了投枪，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救治人们的身体是容易的，那是技术活；但救治人们的思想，和愚昧懦弱作斗争却困难得多。鲁迅像走进了无物之阵，倍感孤独。鲁迅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憾有些隔膜。……所以我也只是适应了自己的觉察，孤独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历的中国人生。”这就是鲁迅的选择，所以他“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在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藤野先生》），即选择了像朔方的雪花，“永远如粉，如沙。……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于是，鲁迅完成了他思想上的转变，确立了自己的思想核心：立人！
三、思考、质疑、批判
《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以及《孔乙己》这三篇课文的批判性与战斗性都非常明显。此时的鲁迅已长大成人，学会观察、判断，他沿着自己所选择的文学路，把思想和笔墨当成匕首和投枪，直接中国近代社会，剖析丑陋的国民性。联系《社戏》，那篇描写乡村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课文，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写《故乡》，既充满着直击乡村的愚昧和病态的勇气，同时也依恋乡村的质朴和诗意。即使转身离开，对未来也充满希望。鲁迅爱恨交织写《社戏》《故乡》的背后，是一种对故乡更深沉的爱。《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当时许多劳苦大众和有识之士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英雄血流成河，而这些躲在后面的没有民族气节的人却以偏概全，说“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某些所谓的“社会名流”们叫嚣亡国论，大肆渲染抗日前途悲观论，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鲁迅要用此文批驳“失掉自信”论，以鼓舞民族自信心，给大家带来前进的信心和力量。《孔乙己》写于1919年，乃是辛亥革命后几年，尽管当时已改用民国纪年，但一日封建思想不变，封建制度不改，贫穷的依旧贫穷，愚昧的还是愚昧。鲁迅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文中的咸亨酒店在鲁镇，《故乡》中的平桥村也在鲁镇，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冷淡？鲁迅要讽刺的，不仅仅是孔乙己，还有一帮只会取笑和侮辱的“看客”笑声暴露了他们的麻木、残忍、冷漠。曾经，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这帮闲着的人也出现在咸亨酒店中，恣意地取笑可怜的人。孔乙己从站着喝酒沦落到坐着走路，到最后不知是生是死，本是他一个人的不幸；但酒店里的人从“每每发问”到“众人哄笑”，体现的是众人对一个落魄书生的围堵发难，是一个社会的不幸。从同情个人上升到批判社会的高度，看出了鲁迅的讽刺力度。从中看出了鲁迅新的成长：思考、质疑、批判，同时依然体现了他的思想核心：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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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生活
鲁迅是战士，但战士也需要生活，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实际上，鲁迅并非如常人印象中那样高大威猛、金刚怒目，而是矮小瘦弱、和蔼慈祥。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在平时，鲁迅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随和，喜欢笑和开玩笑，萧红、章衣萍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所提及。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鲁迅在路上，便隔着马路喊他，鲁迅却没有听见。等到了鲁迅家里，众人对鲁迅说在路上喊了他好几声呢，鲁迅就“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众人好奇，问鲁迅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着说：“你不是叫了我好几声么，我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衣萍太太明白，鲁迅这又是在开她的玩笑，因为她丈夫是小个子。
鲁迅不爱理发，有时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开玩笑道：“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回答：“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有一次，鲁迅终于去理发了，理发师看到鲁迅衣着普通，估计不是有钱人，便随便给理了理，结果鲁迅随意掏出一大把钱给了理发师。理发师看到鲁迅给的钱远超应该给的，于是第二次便给鲁迅认真地理发。不料理完发后，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鲁迅是性情中人，有时喜欢搞些恶作剧。“女师大风潮”期间，被扫地出门的师生们聚会，鲁迅被大家强迫表演节目。无奈之下，鲁迅忽发奇想，表演单人舞。当时40多岁的鲁迅抱着一条腿，在场内毫无节奏地乱蹦，蹦了半个多小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经常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思念许广平。有一次，正在思念之时，突然一头猪跑过来吃树下的落叶，鲁迅勃然大怒，竟愤然冲上去与猪搏斗。到了晚年，鲁迅依旧性情不改。有一天，鲁迅从外面回到家，很多客人在餐厅等他，他竟从一开门就跳着华尔兹，一路跳到客厅方才坐下。萧伯纳来华访问时，曾对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听完后说：“我老了以后会更漂亮的。”
鲁迅的朋友圈很广，有许寿裳、台静农等老友，有蔡元培、陈仪等高层，有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有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有萧军、孙伏园等学生。鲁迅对青年朋友多有提携，对于青年人来信、来稿、出书等要求，一般都是尽力帮助。据许广平说：“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天。”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最后落脚上海。有个青年一直追随着鲁迅，自认是鲁迅的干儿子。在上海，这位青年不仅自己住进鲁迅家里，还把“恋人”与将来的“大舅子”一起接过来同住。鲁迅则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及日常花销，还给他们找工作。找到一家书店，鲁迅讲好让那青年来上班，而工资由鲁迅负责。那青年却认为每月30块钱的工资太少，闹着要回家，鲁迅只好拿出100块给他们做盘缠。
对于论敌，鲁迅也并非冷酷无情，并非如他遗言所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实际上，鲁迅还是宽恕了周作人、高长虹、刘半农等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一向非常呵护、扶植。是鲁迅写信求祖父把混迹街头的“小流氓”周作人带到南京上学，又将其领到东京。在东京，周作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鲁迅带着周作人读书作文，翻译《域外小说集》，拜师章太炎，对周作人悉心照顾。每当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催促他。因为周作人要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鲁迅因此回国就业挣钱养活周作人夫妇，还经常寄钱给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家。周作人回国后，又是鲁迅托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鲁迅一手照料着周作人全家。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老宅，买下八道湾房子，装修、搬家等全是鲁迅一个人在忙活，周作人则带着太太回日本优哉游哉探亲去了。装修完毕，鲁迅将朝南向阳的正屋让给周作人一家，自己则住在大门口朝北的小屋里。周作人生病，是鲁迅将他送进医院，四处举债为他看病，不断探视，还连写了10多封信关心慰问。可以说，没有鲁迅手把手地引导和扶植，不会有周作人的飞黄腾达。
关键词：鲁迅；率性；玩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01-03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充斥着激变的转型期，面对着国家体制、文化接受以及由此连带产生的种种选择和可能性，曾经以“只读圣贤书”为标榜的一大批文人学子，终于挣脱了“不闻窗外事”所带来的桎梏，带着或兴奋或迷茫或踟蹰的复杂心态，融入到了席卷整个亚洲近代的西学风潮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家和思想者，在这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空位置上成长着，并以他们的作品为载体，给今天的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财产和丰富的想象空间，对于这一时代学者文人及其观念和思想的诠释与探究――尽管受到各种文化运动和政治风潮的左右――也从未停止过。
在20世纪这整整100年中，中国作家没有谁象鲁迅一样给整个社会和民族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研究话题，也没有谁能够象鲁迅一样被如此频繁的提出、归纳并解构着。鲁迅笔下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非人性、罪恶、苦难、虚伪、懦弱、欺骗、背叛等社会问题，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隐没，反而随着现代学者的探究日益凸显出其根深蒂固的延续性。所以，鲁迅的文本创作虽然是一种历史，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笔下所浮现出的社会深层的特征，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对于鲁迅的研究以及对于鲁迅研究的审视，在今天同样存在着现实的意义和多样的可能性。既然他笔下的社会特征仍然还有存续，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关于他的研究也必将存续下去，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而他的作品让人们总是无法忘记他也无法回避他，这虽然似乎与“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糊涂虫”的遗嘱相悖，但是也无可如何。
这篇文章要在几个方面，基于一些真实的材料，准确并且理性地勾勒鲁迅的世界，希望说出与笔者有类似感受的一些人未能说出的话，则庶几近于“于人于己，也还都不错”了。
一、率性和自然
胡风在《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一文中，借“有人”的口说“鲁迅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胡风虽然在文章的接下来的内容中也承认“如果离开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所积蓄起来的人类智慧的宝贵的路线，独创的弄出一个什么思想体系”，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森林哲学的泰戈尔或不合作主义的甘地罢了”，但是终于没有对“鲁迅的思想体系”做进一步阐述，不过是在文章最后落足到了“为了胜利，我们有努力向他学习的必要”。这篇作于1937年10月的文章中的“有人”，在20世纪末也还“有人”继承着，这后一个“有人”的葛红兵在他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中也写道“鲁迅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文学家，但是并不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家，从思想家的角度，和20世纪西方巨人杜威、萨特等比较起来，他是不合格的”，那原因据说是因为“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面对这样的说法，一批学者以哲学体系和思想的发展动向为出发点，对上述的思想作出了有力的批驳。作为一个私心敬爱鲁迅的为人、也喜爱鲁迅作品的读者，注视高旭东、房向东等一批学者对于世纪末突然掀起的鲁迅批评所作出的反击，其阅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承认鲁迅作品的思想性的同时，似乎应该问一下，对于鲁迅在20世纪所谓“中国思想界”的地位以及对于该种地位的认识，究竟有多大必要进行界定和指认呢；另外就是，在了解鲁迅的经历和直面文本的基础上，如果能够淡化一下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和文学家思想研究的热情，是否能够更接近鲁迅的作品呢。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对各种加在他头上的“假冠”表达了他自己的态度。这态度的表达即使不能称为轻蔑，也至少是不耐的。其中对于“思想界的先驱者”，他特别做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示》，文中很清楚地表明“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这篇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上的文章，虽是针对高长虹的，但是不能仅仅把这段几近宣言的文字看成是为了打击高长虹而发的权宜之辞。虽然在后边的《新的世故》中，鲁迅把自己的《启示》一文称呼为“螫一下”，而所谓“螫一下”是因为了高长虹的“双岔舌头”，为了将高长虹“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的事，则加笑骂”的情况揭露出来。既然直呼为“利用”，又有“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却是一个平凡的人”之说，则可见鲁迅并不曾把自己的“……家”之类的称呼放在心上，因而所反映在他作品中的深刻的思想内涵，更多是他笔意的自然流露，所谓“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显然不是鲁迅希望刻意追求的。结合鲁迅在《死》中所预拟的遗嘱中的第二和第三，即“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和“不作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这两条的意思，完全可以体会到作为生活于客观的世界中的一个个体，他对于生存的自然态的追求。而这种对于自然态的追求，这种所谓 “满怀了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的对生命本体的承认和尊重，比起“思想家”的设定和指向该种设定的种种努力，更贴近鲁迅生命本身的哲学意义，能更清晰的说明他思想的基点。
不论是在哪一个生活阶段上，鲁迅都不曾刻意的去追逐，他的为文也正如他的为人，纯出自然。由于“不能已于言”，他往往“荷戟独彷徨”或者是“横站”，用他的笔与形形的人和社会现象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让他无意之中获得了“文豪”、“先驱”、“主将”等等称谓，这些称谓或来源于他的如花妙笔，或来源于他的“出离愤怒”，但是不论是他的文采还是他愤怒，无不出于自然。这种源于对人性的尊重――尊重同时包括给予他人选择的空间和对于自己内心呼声的倾听――的“自然”始终贯穿着鲁迅的生活，在很多地方都有明白的证明。例如，他自承“革命的领导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因为“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而自己这一方面，“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放过鲁迅是否有被派作刺客的经历不提，单就泛泛的革命活动而言，已经足以说明鲁迅对于人作为个体的价值的尊重和由此产生的自然的态度――不论于人还是于己。
从鲁迅的生活经历上看，他的学医，是为了救治国人的健康；去仙台，可以说是为了厌恶当时东京的留学生社会；弃医从文，是为了救治国人的精神；《狂人日记》是厚积薄发的自然流露；女师大风潮中的积极，是对于教育界黑暗的爆发；去厦门，是为了“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也就是为了整理心境和生存现实；到了厦门，既然有寂寞无聊的包围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顾颉刚，自然就要选择离开……还是不要过多地审视鲁迅的生平了吧，已经可以看到，在前边提到的一系列活动中，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一条轨迹，而就是这样简单而顺畅的因果关系支撑着他的行动，一切都是发自自然、从心所欲的“无所不能为”而又“止于其不得不止”。鲁迅从来也没有为了某一个头衔而作出令热爱他的人格和作品的读者失望或是为他扼腕痛惜的事情，他的作品不论是诙谐、辩驳还是激愤，也都“天然去雕饰”，没有勉强的笑也没有虚假的泪，更听不到声嘶力竭的口号，这种纯出于自然的创作手法也正是他天真自然的性格和博大的胸襟使然。如果说他生活的轨迹上有不自然、有不能从心的经历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婚姻――但从鲁迅对待这桩婚姻的态度上，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心灵的倾听，他最后选择将母亲送给他的“礼物”还给母亲，而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尴尬地接受，所以即使是在婚姻上，他仍旧是真实地选择了心灵的自然。这种自然的意趣，是发自于内心的从容，对于人品和人格的完整化所起的作用，其价值远远不是“……家”之类的称号所能替代的。
二、“玩笑”不能“只当它玩笑”
前边提到的这种“去留无意”的毫无矫揉造作的自然而从容之态，之所以在鲁迅身上能够存在，跟他的通透与大气是分不开的，在影响了鲁迅生活的同时，这些气质、性格上的特征也造就了鲁迅文学上的一大特点。文人的玩笑在鲁迅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没有从容自然的心态、超逸通透的气质、博大深厚的胸襟，这种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带有浓重中国古典色彩的文人式的玩笑是不可能如此多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的。放弃在他的作品中对于慷慨激昂的革命味道充满目的性的搜寻的话，应该说，这种文人味道十足的写作特征，为鲁迅作品赢得了数量最多的读者。
象古代中国的文人那样好整以暇地开开玩笑，娱人也自娱，事实上在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这种文人的玩笑已经显得有些局促了。生活无忧和自由开放的世风才是这种属于文人的精神奢侈品的必要条件，而在当时，民生凋敝，政治上则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朝令夕改，“从而刑之”的“网民”手段和半封建的法律制度给文人心态留下的空间极小。所以，现在看起来，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在以个人的通达从容应对自由空气的奇缺，创作出的作品文气不足者不在少数。那种标志的文人心态和素养，底蕴十足的文人式的玩笑更多的时候确实以奢侈品的形象出现了――但是只是涂在文章表面的化妆品而已。真正彻底地在大多数作品中浸透了这种中国味道的作者很少，而鲁迅无疑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也有过动了真怒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开出让人笑的玩笑，但较之后来那些可以让人备受摧残的直截揭露，还是要更多一些文人的人文色彩。
任何一个转型的时代，都往往会有一个由乱及治的过程，而新文学运动的发端，也弥漫着论争的烽烟，新文人与旧文人各据堡垒，互有攻守。这场论争开始还停留在文艺领域之内，后来就渐渐不再单纯。林纾在无可奈何之中作《荆生》，梦想着一个“伟丈夫”能尽扫妖魔小丑，重建秩序，林纾做这篇文章时的心态大约有几分暗示，有几分期待也有几分阿Q精神吧，但是由于“城头变换大王旗”，他的暗示落空，期待等同于泡沫，只剩下了阿Q精神，但这一行为干碍了文艺论争的道德底线，所以《荆生》一出，只于新文人攻击更利，反而加速了旧文人抵抗的崩溃。其实《荆生》说到底，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阴谋，仍旧可以说是一个文人开给文人的玩笑，这个玩笑开得过火了，由于论战方酣，这个过火的玩笑里包藏祸心的色彩极其浓重，掩盖了自娱的成分；也由于林纾的未能审时度势，所以这个玩笑变成了一支回头箭。这或许算是20世纪中国文人群落中一个失败玩笑的开端吧。
林语堂以为鲁迅是“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而“脾气大，爱骂人”，“睚眦必报”也是人们对他时常的议论。但是这样的一个鲁迅和那个对青年学生“洋溢着慈爱的态度，恳切地加以指导”的鲁迅，颇有几分相抵触的意思。那么，在鲁迅自己的文章中如此强烈的感情又如何能够做到两立呢，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如果能把他文章中更倾向于中国古代文人式的玩笑一并加以注意，应该是能够得到一种解释的。鲁迅的文章好看，即使是以杂文形式出现的对于理论问题进行阐述的文章也能够引人入胜，其中玩笑的味道和对于玩笑尺度的把握，超越了对于价值观的简单判断和对于意识形态的严峻区别，依靠鲁迅收发自如的轻灵妙笔（现在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常常说鲁迅握着“如椽巨笔”，后边接上“横扫”也几成定局，这虽然是一个现成的修辞，但是太凌厉太霸道也太笨重，其中的政治色彩也过于浓郁，事实上被誉为“绍兴师爷”、“刀笔吏”的鲁迅先生之“匕首”和“投枪”当不如此）在众多读者中构建着美学的共鸣，若能博知心者一笑，则于作者观点的接受更为有利，所以应该说鲁迅的文章不是单纯是靠论，他是在争取，是在从超越观点的高度上争取读者为其同道。在鲁迅的文章中，除了《野草》为散文诗，受体裁限制比较厉害之外，那种自然而然顺手写去，而能让人想想就微笑起来的玩笑俯拾皆是。《阿Q正传》这部作品由于其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历来被视为鲁迅的代表作，这部充满着悲哀苦难的作品，由增田涉翻译成了日语，并在1933年3月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了。有趣的是，《阿Q正传》当时是被收入了佐藤春夫主编的《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现在对于这一作品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有中国传统夸张式的传神技巧，有用喜剧的笔法写阴暗惨淡的故事而产生的艺术张力；也有反语与幽默技术的巧妙运用”的程度，并且指出了“《阿Q正传》的幽默已经从传统的幽默向现代的黑色幽默逼近”，对于现在的鲁迅研究所达到的高度，这是很必然的。有意思的是在1933年，国外的认识似乎就已经统一与今天的认识了。作品中阿Q死的如此糊涂，让人不由得记起曾几何时四两烛红炎炎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这是多么悲凉的一种结局和多么心酸的一个画面闪回，可是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却给了不同时代人同样的“幽默”的印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笑啊。事实上，阿Q的生死就是生命的一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附着在鲁迅的笔尖儿上，鲁迅把这个可以一大笑也可以一大哭的生命对于人的大玩笑用文章里林林总总的反语、夸张的笔法淹没了，他也在跟作品里的人物开玩笑，可是这许许多多的玩笑都没有伤害到作品里的人物，反而让读者不仅仅以悲哀的目光看待其中“人”的存在，而是更深入地去体味生活本身的滋味。
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更是充满着这种对人、对事的玩笑之意，其中很多灵光一现的笔致其实不一定要有多深刻的含义，而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愉悦和满足，如果联系一下前后的种种交锋，《奔月》的存在简直可以说是鲁迅以玩笑的方式，对于自己所不满意的被磨砺得“粗糙”了的“灵魂”的一种救治。鲁迅与高长虹的关系由于有众所周知的“太阳、月亮、黑夜”缘故，一度给鲁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虽然说“我推测得极奇怪”，表明了他自己也不能一下子相信这种关于他个人生活的说法，但是看他后来写给韦素园的信，还是让人感到，事实上他已经接受了“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的说法，大概也正是因为鲁迅事实上并“没有料想到”这样的流言，所以，这一次他是动了真怒，不仅仅是真怒而已，他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放纵了自己的怒火。前边提到的写给韦素园的信里他忍不住说，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从此道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可见，在这流言最初传到鲁迅那里，鲁迅不仅仅是愤怒，简直是已经受了刺激，情绪起伏非常大，说出来的话都有了几分神经质。不过从后来他写作的《奔月》来看，他无疑已经重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又恢复了对于世事和敌人“冷辣辣”的凝视，到了这个时候，以“乌鸦肉”这类“冷笑话”做了许多点缀的《奔月》反而成了让一些人“不大舒服”的文章。鲁迅这个时候却已经恢复到了心胸从容，可以开玩笑的状态，他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其实那篇不过有时开一点小玩笑，而他们这么头痛，真是禁不起一点风波”。可见，在获得了心灵的平和状态的时候，鲁迅的文人气质就会自然流露，其超然的风度就通过这样的“小玩笑”处处体现在作品之中，这是不“粗糙”的“灵魂”的反映，也是对于“粗糙”的“灵魂”的。另一次比较著名的“玩笑”，是鲁迅在与北新书局的纠纷中出现的，当时由于北新书局的拖欠版税等问题，鲁迅已经做好了跟北新书局进行诉讼的准备，尽管如此，他在给川岛的信里还是说，“我熬得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中国文人一向的准则是对于做官和金钱的藐视，谁触及了这两项，则风度上就失之飘逸而道德上更显得有亏操守，鲁迅恰恰在这两点上都以法律手段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这便是自然也是真实，而上边说到的“开了一点玩笑”的态度，更是一种无意而为之的通达。
关于鲁迅的行事的自然和为文中的玩笑，在鲁迅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能遇见很多的材料和证据，而这两点从根本上说也是相通的。这源于鲁迅的旧学修养，也源于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这种不刻意而为的率性和从容，大度和通达支持着他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荷戟独彷徨”和“横站”的困境中仍然不知疲倦。在他的晚年，他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横站”的警惕所能解决的了。光靠以率性自然为动机，以玩笑为手段的自我完善，已经不能从容应对政治的裹挟、文人的无行和当时的“新人类”对于“老头子”的轻薄了。在“团结”这一大方针的指导和种种努力面前，“老头子”明显的无所适从。在新一轮的“听将令”中，鲁迅曾经做过的和当时正在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思想的传播，还是对社会的改造，最后都如“飞去来器”一样，作用在他自己的头上。在面对那些对于政治动向极其敏感，善于把握政治脉搏、从容应对政治波浪而又能冠冕不失其表面风度的“新文人”的时候，鲁迅明显的力不从心。在《答徐懋庸并关于看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贯穿于鲁迅作品中那种行有余力的玩笑已经变得一点儿不好笑了，对于“徐懋庸们”那种“奴隶总管”的抨击，多少带上了一些口不择言的激愤，这不好笑的玩笑和失去了自然率性的牵扯其中，明确地反映出了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与政治发生深入的联系时经常会出现的龃龉。鲁迅的逝世使他摆脱了自己“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的危险，尽管在此之前，他的种种行动和努力正在使他自己逐步地丧失一直处于“青年导师”地位所给他带来的尊严，这种参与其中的愿望注定无法实现，而终于只能导致鲁迅不断的边缘化，真切而实在的政治斗争的现实不需要太多的赤子之心，支持了鲁迅一生的自然和率性显然只能遭受周围的鄙薄和戏谑；而同时也是复杂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也显然一点儿都不好笑，他的玩笑也不再有用武之地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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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学术；中国小说史略
一、学者鲁迅及其成就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用过这样一段话来评价：“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正如其所说，公众视野中的鲁迅，大抵是以作者身份呈现，而作为学者的鲁迅，则为普罗大众所较少接受。鲁迅的学术，比起其在文学上的创作是毫不逊色的，譬如他广泛搜集金石铭刻，辑录逸书，校订典籍，还开创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先例。
在古籍整理和文化史的研究上，鲁迅有着不凡的成绩。在古籍整理方面，究其大部分原因，则在于其对文献古籍的辑录有着很大的兴趣，这也和他小时候的爱好密切相关。他很早就读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后来转到《山海经》，之后又借过一部《唐代丛书》，还抄过陆羽的《茶经》三卷与陆龟蒙的《耒耜经》和《五木经》等古籍。在以后的治学过程中，他不仅把这些知识用到实践中，还能根据经验对这些知识加以修正。同样，鲁迅对史学的重视也有其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在于鲁迅家族的家学渊源。鲁迅胞弟周建人曾说：“我们覆盆桥周家三台门，都不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而是读《史略》。”这与他们的祖父周介孚强调读史的重要性是密不可分的，周介孚认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些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这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鲁迅后来其后也经常在文中强调史学的重要性：“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二则在于鲁迅继承了朴学的传统。他的治学态度延续了清初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清初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是首治史学的。黄宗羲坚持学者最重要的事情在于通知史事。顾炎武、王夫之也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
在治学时，鲁迅一方面翻查古书并抄唐代以前的小说逸文，一方面又抄唐代以前的越中史地书，在古籍整理和文化史方面，获得了了一定的学术成果。首先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其后是谢承的《后汉书》。他还先后辑录了《古小说勾陈》、《小说备校》、《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四部专著。此外，他还有很多关于逸文、墓志、碑铭的考证文字以及汉画像砖和备课的拓片，并切还为此编了目录。从他的这些学术成就上，我们足以窥见鲁迅的学术见识和治学方法。这也正如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评价鲁迅和王国维在史学上的作为时所赞扬的他们的治学态度：“大抵两位在研究故国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籍，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写《中国小说史略》之前，鲁迅就一直有志于写史。他曾计划过要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汉文学史纲要》。这本书和《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他的其它集子中有关学术方面的文章共同构成了他的学术成就中的主体部分。此则专从《中国小说史略》来看学者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对于小说的研究，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持以的是一种轻视的态度。如蔡元培评价鲁迅，赞其成就：“《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一语即可见当时的小说在很多学者眼中，实属于普通民众消遣之物，实难登大雅之堂。则对于小说史的研究就更不用说是少之又少。考证一下当时小说史的研究状况，外国学者中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和德国格鲁贝的《中国文学史》等，其中包含了一部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国学者中则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对小说史有所涉及。但是由于林传甲排斥小说，谢无量全书六十三章，也仅有四个章节论及小说，对小说史的研究仅仅是涉于皮毛，小说史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属于空白状态。直到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才算是正式填补了这一空白。郭沫若将此书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相提并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郑振铎也在《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中对鲁迅在小说史方面开创拓新的成就表示钦佩：“近三十年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人很多，但像鲁迅那样气吞全牛，一举而奠定了研究的总方向，有了那么伟大而正确的指示的，还不曾有过第二人。”到现在，很多人还坚持，治中国小说史者，没有能超过鲁迅的。
二、中国小说史略观点与小说分类
在《中国小说史略》开篇，鲁迅即就《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为中国小说史做了一次历时的梳理，溯清了“小说”之名的源流。从庄子、桓谭、刘向、班固到长孙无忌、魏征、欧阳修、纪昀、胡应麟，鲁迅从历史资料入手（如将汉时录入小说之书一一列出，并指出各书出处及所讲何事等简略资料）并杂以小说史上给“小说”下过定义的数家之言，如庄子云：“饰以小说以干县令”，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从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条分缕析，一丝不苟，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尹兄：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热，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大家都好的。茅先生很忙。海婴刁钻了起来，知道了铜板可以买东西，街头可以买零食，这是进了幼稚园以后的成绩。
两个星期以前，有一条子叫我到一个旅馆里去取东西，托书店伙计取来时，是两本木刻书，两件石器，并无别的了。这人大约就是那美国人。这些东西，都被我吞没，谢谢!但M木刻书的定价，可谓贵矣。
秋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三十馀万字，已排好付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二十五万字，则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但论者一定倒说我发脾气)。不过，无论如何，这两本，今年内是一定要印它出来的。
约一礼拜前，一函，内附照相三(?)张，不知已收到否?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这回一病之后，精力恐怕要大不如前了。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
俟后再谈。
迅上。
七月十七日
密斯陆好像失业了，不知其详。谢君书店已倒灶。茅先生家及老三家都如常。密斯许也好的，但因我病，故较忙。
读过鲁迅的这封回信，首先使我们深深感到的是，鲁迅当时在情绪上的强烈波动。而造成病中的鲁迅情绪波动如此之大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则是熟悉清楚的，即大都是由来自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因素所致。具体来说，这主要是集中体现在当时产生了分歧的若干方面，诸如解散左联，两个口号的争论等。究其主客观原因，又包含着白色恐怖造成的沟通、交流不充分；彼此间的误解、隔阂；思想认识的不够；宗派问题；关门主义等等。可以说各种分歧的产生、积累以至形成激化，正是这些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就现有的史料看，从鲁迅当时的书信、文章，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包括当时与鲁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的文章和回忆中都能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鲁迅的挚友，被誉为了解鲁迅后期思想的“通人”冯雪峰(当时由中共中央从陕北苏区派驻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鲁迅在当时的情况，有着较为完整的概括和分析。
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冯雪峰首先将鲁迅当时心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归纳为三个原因：“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也还扭转不过来。第三，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一天坏起来，他虽然顽强地不相信他会被病所征服，可是病却暗暗地在威胁他。”
冯雪峰随后对此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似乎比过去几年还要复杂和混乱。所谓文艺界，我们一般当然是指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们的文艺界而说的，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只有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以及一批特务和走狗在跳跃叫嚣，并没有什么文艺。但反动的卖国的政权，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除施行高压手段之外，就还用这批特务和走狗进行恐吓、造谣、挑拨离间等等的活动，以达到扰乱我们的文艺阵线的企图。而在这些特务与走狗的活动中，比起恐吓、告密和直接的捕人来，还是利用小报和报纸副刊进行造谣、诽谤和挑拨离间，更能产生破坏文艺界团结的一些作用的。况且敌人的特务和走狗中，有的冒充为进步分子冒充得很像，有的又被误认作进步分子隐藏在进步文艺界里面，所以这些混蛋的或明或暗的挑拨离间的活动，确实是那时候上海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的某些人事纠纷和力量不集中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就是混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里面也存在着宗派主义。从1934年到1936年上半年之间，这种宗派主义还特别发展，表现得非常露骨和尖锐。总之，在1936年春天，敌人的压迫和破坏并没有比过去减少；而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内部，特别其中的原来属于“左联”的革命文学者内部的宗派主义，却又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冯雪峰认为：“当时严重的宗派主义现象的形成，鲁迅先生当然是不能负什么责任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证明他本人有什么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但那一两年来和他接近的‘左联’中的几个文艺工作者以及‘左联’外的几个文学者却都有宗派主义的倾向，而且有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者；于是，由于这部分人和别部分人有对立的情势，则不但这一部分人要有意无意地把鲁迅先生看作自己这个宗派里面的人，并且别一部分人也就会有同样看法，这样，鲁迅先生也就不仅要受这种宗派主义纠纷的影响，而且也要被牵引到纠纷里面去了。”
冯雪峰的上述分析，使人们得以明白鲁迅晚年心情变化的基本原由。虽然《回忆鲁迅》一书的出版，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但是冯雪峰的这些分析，迄今为止依然是最权威和最精辟的。而鲁迅给杨之华的这封回信所提供的信息，则是更直接、更明确地印证了冯雪峰的解释和分析。联想到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开展工作时写给中央报告中的有关文字：“鲁茅均表现十分好，鲁尤奋激，但对文委大大不满”(见拙作《再谈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则史实》，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因为有些同志“据说有”极为偏激地“指鲁为汉奸”，可以想见鲁迅当时确实是非常生气。为此，处在紧张工作当中的冯雪峰，也不得不抽出相当的精力来处理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为了维护文艺界的团结，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维护鲁迅的旗帜作用，冯雪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要停止攻击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等等。而这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中共中央收到冯雪峰的来信，了解到信中反映的有关情况后，在给冯雪峰的回信中，特别针对鲁迅抒发了情真意切的情感：“你的老师与沈兄(笔者按指鲁迅与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按指鲁迅慰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八只金华火腿)，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能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见《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上发表的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的信)读过上述文字，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对鲁迅真诚的关注。而从中受到巨大鼓舞的鲁迅，在1936年8月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中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党所给予的力量，使鲁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郁闷心情的影响，而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此时也逐步弥合。1936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林语堂、周瘦鹃、郑振铎等二十一人，代表当时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指出：“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这时，鲁迅的心情自然已大为好转。
读过鲁迅给杨之华的回信，还使我们了解到其他一些信息。其中信里所说的“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明确道出了鲁迅当时确曾存在的想法，而这种想法的产生不仅是针对病体的疗养，也是暂时为了改变一下所处的环境，放松身心。不过在这里鲁迅还是没有讲到他所打算前往的具体地方。当然鲁迅后来并没有离开上海。另外，人们虽然没有见到杨之华的来信，但鲁迅回信中说到的“茅先生很忙”，“茅先生(即茅盾)家及老三(即周建人)家都如常。密斯许(即许广平)也好的”，表明杨之华在来信中一定是一一问候到他们的。而鲁迅在信中对周海婴十分形象的描述，也使人们感到几分情趣，这其中当然是包含着生活中浓厚的父子亲情，这在鲁迅家书及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能看到的。再将鲁迅信文与鲁迅1936年7月2日日记“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对照看，这正是鲁迅信中所感谢的收到杨之华的那几件礼物。吸烟是鲁迅平生的嗜好，那么烟灰缸自然是与他相伴的，而木刻又是鲁迅大力提倡有着特殊喜好的艺术。所以杨之华寄给鲁迅的两种礼品应当是鲁迅最惬意的，因此那怕贵一点，杨之华也是要让鲁迅高兴的。
鲁迅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他抱病从事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即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瞿秋白的遗译、遗著，也就是著名的《海上述林》，并已经或准备交付印行。通过鲁迅信中的叙述，使人感到鲁迅非常盼望此书能早日出版的迫切心情。瞿秋白是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鲁迅最亲密的战友，此时病中的鲁迅为纪念缅怀牺牲的战友，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心血和努力，这其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与毅力深深打动了我们。冯雪峰对此也回忆道：“一九三六年我回上海，鲁迅先生也是谈到什么问题都会不知不觉提到秋白同志的。”“特别是‘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这句不自觉地流露了对于牺牲了的战友的痛惜与怀念情绪的话，我一想起就感到了痛苦。那时候鲁迅先生自己也在病中。”“在逝世前，撑持着病体，又在当时那么坏的环境里，编、校并出版了秋白同志的遗译遗著《海上述林》两大卷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我想我们是能够了解的，应该了解的。”是的，不仅是我们能够了解，瞿秋白的亲密夫人杨之华应该是更加能够理解的。
鲁迅的这封回信，使我们切实感触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他在晚年的重要经历，他的毫无掩饰的真实思想，基本上都通过这封终于重见天日的佚信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然这封信仅是写给杨之华的，的确，一时处于苦恼、郁闷中的鲁迅，内心的积郁，也只能同自己知心的战友来诉说，可见鲁迅与瞿秋白夫妇间的深厚情谊。
实际上，对于鲁迅的这封回信，杨之华后来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也是曾经谈到并部分引述过的。鲁迅逝世后，巴黎《救国时报》刊登了杨之华的《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杨之华谈到1936年9月先后接到的鲁迅的两封信，并引述了第二封信的片段内容，杨之华写到：“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因为热度还未退。”联想到鲁迅日记1936年7月17日的记述，曾有研究者判断“这该是杨之华同志9月收到的两封信之一吧”(见《淮阴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夏杏珍文章《巴黎＜救国时报＞对鲁迅的纪念》)。现在来看，因为找到了鲁迅1936年7月17日给杨之华的回信，对照鲁迅信文结尾处的文字“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和杨之华对鲁迅信文的描述“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因为热度还未退”，我们即可以确定，这就是杨之华文章中所称的鲁迅的“第二封信”。并且从鲁迅在信中的叙述看，我们也清楚了何为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应指的就是鲁迅所说的“约一礼拜前，一函”，再联系到鲁迅在7月17日信中所说“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的情况，似可确认，鲁迅在7月17日之前并没有给杨之华写这“第一封信”，这一“一函”应是鲁迅代为转寄他人写给杨之华信函之意。因为是鲁迅寄来的，想必杨之华就称之为鲁迅的第一封信。(当然这也不排除信函时另写有附言或短简。)从鲁迅日记的记载看，杨之华前往苏联后，鲁迅共收到杨之华的四封来信(收到日期：1935年12月23日、31日；1936年7月1日、17日)，鲁迅仅在1936年7月17日回信一次。(这里没有包括鲁迅在1936年2月7日，曾给杨之华邮寄过《文学丛刊》一次以及“一礼拜前一函”。)
鲁迅生逢乱世，却有着特立独行的风骨，时常擎笔为戟针砭时弊，因此常常引得当局不满，于是便有了两次被通缉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对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人进行通缉，即“大衍之数”通缉令。实际上，本来通缉令上并无鲁迅，通缉的是徐谦、等五人，不料鲁迅在看过通缉令之后迅速写出了《可惨与可笑》一文，将段祺瑞政府嫁祸于人又追求私利的狼子野心昭示于众，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局，文章发表次日，第二份通缉令上鲁迅的名字便赫然在列了。
鲁迅知道自己上了通缉令，又撰写了《大衍发微》一文，文章对此次被通缉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细致阐述。鲁迅在文中说明，此次当局给出的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目的却是为了开脱责任，掩盖罪行。文章论据充分，条理分明，让当局无言以对，最终此次通缉不了了之。
这就是鲁迅第一次被通缉的经过，可以说这是鲁迅主动“申请”的一张通缉令。
四年之后，鲁迅第二次上了通缉令，这一次通缉鲁迅的变成了的国民政府。1930年2月12日，鲁迅、郁达夫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提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短短数月便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由大同盟有着很深的中共痕迹，同盟中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有的成员干脆就是共产党员，因此自由大同盟成立后不到一个月，鲁迅就以“堕落文人” 为名被通缉。
得知自己被通缉的消息后，鲁迅听取好友的意见，来到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办的书店避难，在此期间他继续用文字对国民政府的各种倒行逆施口诛笔伐，没有丝毫畏惧。6月20日下午，鲁迅冒着随时可能遭遇暗杀的危险参加被当局暗杀的友人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出门时甚至不带钥匙，以示决绝。
鲁迅的正直与桀骜不驯让有些人十分恼火，不过他们十分清楚鲁迅在中国的影响，知道来硬的不行，便决定拉拢鲁迅为己所用，为此给了鲁迅三次解除通缉令的机会。第一次，教育部一位官员来到鲁迅家里，给鲁迅做说服工作，但被鲁迅断然拒绝；随后，得知鲁迅患有肺结核，便指示政府拨钱送他到日本治病，但鲁迅仍然选择了拒绝；最后，请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给鲁迅写信，表示只要鲁迅同意不再批评，便可解除通缉令，这一次鲁迅依然婉拒了李秉中的“好意”。
就这样，鲁迅失去了解除通缉令的机会，一直到1936年与世长辞，鲁迅身上一直背负着一张国民政府的通缉令。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去世后上万名民众自发参与了送葬，并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
一方是国民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出的软弱通缉令，一面是民心所向自发奉上的光辉旗帜，两者孰轻孰重，自然毫无悬念可言了。
两次被当局通缉，面临着牢狱之灾甚至生命危险，但鲁迅都没有慌乱，也没有避让，他勇敢地面对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并给予了对方最有力的还击，体现出了非凡的胆识与智慧，无愧于“民族魂”这三个字。
【原载2013年8月18日《绍兴县报・文史》】
关键词：鲁迅;美术研究;胡蛮;马克思主义
一
胡蛮，原用名王钧初，我国著名的美术理论家、画家。1925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校艺术系，同年考入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192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任《世界日报•美术周刊》编辑。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任左联美术家联盟的书记，1935年，筹备《中国革命美术展览》，并通过美国作家斯诺、史沫特莱等向世界介绍中国美术。1935年，胡蛮创作了油画《读〈呐喊〉图》，被鲁迅欣赏和看重。同年8月，被国民政府通缉后，经鲁迅的介绍与宋庆龄的资助赴苏联学习。其间，于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胡蛮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当时较为活跃的美术评论家。1947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任华北人民政府图书古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文委委员兼美术组组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后，任北京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79年10月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后一直从事中国美术史理论研究，1986年病逝。胡蛮一生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政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表大量美术理论、美术评论与美术研究的文章和学术专著，代表作有《鲁迅先生逝世哀感》《中国美术新生的信号》《鲁迅对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问题的意见》《鲁迅的美术活动》和《中国美术的演变》《辩证美术十讲》《中国美术的演变》等。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学术发展史中，鲁迅研究早已成为“显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鲁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和旗手，今天这种论断已成为学界的不刊之论。但对于鲁迅的美术研究，即使今日人们似乎并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这种情况在三四十年代更是如此。当时对鲁迅的美术研究，仅限于追述他的美术活动，“鲁迅”也只是一个扶植美术青年和新兴木刻的“青年导师”，对鲁迅的美术活动尚未进入学理研究的层面……当时还在苏联留学的胡蛮敏锐地意识到鲁迅美术活动的学术价值，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早解开了鲁迅美术研究的帷幕，今日看来，其研究带有浓郁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和色彩。鲁迅逝世之后，胡蛮将鲁迅的美术研究与我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系起来，将鲁迅塑造成美术界“为民族解放和劳苦群众斗争的英雄”的形象。鲁迅逝世之际，恰逢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企图对红军彻底剿灭，正可谓风雨欲来之时。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也为了提升我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确定了将刚刚去世不久的鲁迅，作为“民族魂”来进行宣传。在这种政治时局中，在苏联与王明等接触较多的胡蛮，敏锐地意识到此时对鲁迅的各种研究，包括美术研究，不能满足于对鲁迅的追思和怀念，也不能仅仅满足于追忆鲁迅生前的活动和风范，而是应呼应党的文艺政策，将鲁迅视为当时特别是今后在文艺战线上反对黑暗统治的革命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以及领导全国民众进行抗日救国的中坚。在此背景下，他于1936年11月10日在由我党于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鲁迅先生逝世哀感》一文。在该文中，胡蛮认为“由于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由于作家美术家和文化界积极分子的行动，且由于鲁迅先生的积极参加和正确领导开展了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这一战线现在日益地扩大和巩固起来了！”[1]在他看来，鲁迅从事美术活动和研究，其实是为了“关心一切抗日救国文化活动”。作为鲁迅曾经帮助过的学生，胡蛮在追忆和叙述鲁迅帮助自己评画、赏画以及鲁迅推荐自己到苏联学习美术的细节时，也让读者感受到鲁迅对美术青年的关爱，并不只是出于私人和个体的情谊，更多的出于抗日救亡层面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胡蛮将鲁迅的美术活动提升至与其文学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分析其原因。“革命作家鲁迅自从开始了文学活动起同时他也开始了美术活动，在中国首先把艺术作为民族解放和劳苦群众斗争的武器而去实际的工作和提倡的。”“阶级社会的现实生活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就从这个真实的观点出发而形成了他的艺术思想。”[2]在美术研究的层面，胡蛮将鲁迅视为“中国历史遗产的整理者国际美术的介绍者；艺术理论家和批评者并且是革命美术运动的倡导者。”[2]在他心目中“鲁迅不只是作家和文学史家，而且他对中国美术史也有过深博的研究。他的博古知识与鉴定才能素为国内外各家所重。”因此，鲁迅“不只是把中国美术遗产提出来整理而且也给中国革命的美术奠定了正确的路标和基础”，“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开路先锋。”[2]总之，该阶段，为了将鲁迅塑造成“为民族解放和劳苦群众斗争的英雄”，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胡蛮首先将鲁迅所从事的美术研究与我党的文艺政策和当时的政治时局紧密结合。其次，彰显了鲁迅在美术界的“精神风向标”的作用和价值。再次，胡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裁剪鲁迅的美术活动，指导鲁迅的美术研究。由此，放大了鲁迅美术活动中的苏联因素和国际影响。此时，在胡蛮的视域内，鲁迅的美术研究，与当时左翼的文学研究一样，都被贴上了抗日救亡的“民族魂”的功利性标签，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倾向。
二
1940年1月9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定位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这就是今天鲁迅研究界经常言及的“三家五最”说，鲁迅作为“旗手”和“主将”的观点也成为我党文艺政策的“定论”。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现代思想史之价值，均赋予肯定性的评价，对于鲁迅为现代美术所做出的贡献，并没有为做出任何评判，而周扬、茅盾等新民主主义论的拥趸，也对鲁迅的美术贡献“视而不见”。其实，美术不但是左翼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延安革命文艺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端，本人就非常重视美术的作用和价值。他在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从当时广东省农民协会《犁头周报》编辑处请来美术编辑黄凤洲，担任“革命画”课程的教员，目的就是为了在农民运动骨干中普及革命画的知识，培训绘制革命画的人才，以便学员结业后能够运用绘画的方式去宣传革命、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认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要发挥革命画的作用。农讲所的学员，是未来农民运动的骨干，要认真学好革命画这一课。井冈山根据地时期，也非常看重美术的宣传功能，曾对红军中的美术工作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吸纳地方的各类美术人才参加红军，并在宣传科下成立了艺术股，为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延安革命根据地，直接建议成立了“鲁迅艺术院”，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美术系主任先后由沃渣、蔡若虹、王曼硕担任，1940年2月，美术系改为美术部，由江丰任主任。先后有陈铁耕、马达、胡蛮、王朝闻、力群、刘岘等任教员。“鲁艺”从革命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与社会密切，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成为解放区美术活动的中心。《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缝隙，迅速被胡蛮发现并弥补了。因为虽然给了鲁迅“三家五最”的至高定位，但毕竟不能涵盖鲁迅的美术贡献，从小处说，不能给延安乃至全国的美术青年树立一个“精神标杆”，从大处讲，不利于拓展新文化，因为当确立鲁迅成为文学青年、革命青年、理论青年的“精神偶像”后，作为美术家或艺术家的鲁迅，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期待视野”，也就是说，鲁迅在“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之外，还应有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定位。1939年5月，中央组织部将从苏联回国的胡蛮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的不久，他就自觉承担起用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阐释鲁迅美术活动和美术精神的任务。他的思路与延安时期“由文学家鲁迅向革命家转换的理路”相一致。延安时期，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仍然沿袭五四文学革命的思维定势，将鲁迅视为启蒙主义的代表，但该观念很快就遭遇到了尊奉和树立“鲁迅”权威话语的抵制，在确立了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和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二者终于发生了激烈论争，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文艺思想的胡乔木二人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的问题”上所发生的著名讨论。胡乔木等按照马列主义的话语方式，将意识形态与鲁迅文艺思想相结合，并最终以鲁迅的面目出现，由此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阐释”，从而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思维范式，由此启示和实现了胡蛮的鲁迅美术研究中，对鲁迅所进行的具有马列主义倾向的“革命艺术家”的身份定位。作为有着深厚学术功底和思想敏感性的美术理论家，胡蛮侧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视角给鲁迅以“革命艺术家”定位。1941年，胡蛮在延安的《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鲁迅的美术活动》一文。该文正是在他1937年12月28日在《救国时报》第74期发表同名文章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胡蛮为什么要改写重发？他又做了哪些改动？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今天，通过对这两篇文献的比照解读，我们能从中发现一些端倪。通过细读，笔者认为胡蛮1941年的《鲁迅的美术活动》较1937年的同名文章，有三方面较为明显的改动，应引起我们的关注。首先，1937年的文章中，对鲁迅“革命作家”的身份定位，到了1941年的文章中已经悄然转化为“革命艺术家”，实现了鲁迅身份定位的转换。胡蛮认识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鲁迅虽然并没有像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直接参加武力反动政权的活动，但是却用他的笔墨、以他的文章，积极领导、亲身参与文化阵线上反对独裁统治、启蒙人民的斗争，从宏观的理解上，鲁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革命家”……同样，在胡蛮看来，鲁迅所从事的美术活动，无论是提倡现代木刻运动、扶持现代连环画，还是亲自装帧和设计书籍的封面，都像他的文学活动一样，完全可以视为新文化，特别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鲁迅完全可以视为“革命艺术家”。这就使得鲁迅的精神价值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延安的美术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而适应和契合延安美术青年不断增长，作用不断加强，地位不断上升的现实需求，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补充和弥补。其次，1937年原文中，对鲁迅关于革命美术的提倡一部分，涉及不多，甚至采取了弱化的姿态，但1941年文的修改大幅增加了“鲁迅对中国革命美术的倡导和工作”的内容。再次，打通了鲁迅的文学观和美术观的边界，进一步厘清和明确了鲁迅的美术理论批评的内涵。胡蛮认为，作为革命艺术家的鲁迅，所秉持的美术批评原则与他的创作理念一样，都始终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揭示黑暗的社会现实，描述底层人民的呐喊和反抗，预示革命曙光的到来，从而肇始了以马克思主义尺度进行美术批评的先河。同时，胡蛮还对鲁迅借鉴珂勒惠支、蒙克等画家的艺术理念，承继汉化石像等民族美术遗产，以及在二者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的大众艺术形式理论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总之，胡蛮主动运用马列主义，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对鲁迅的美术活动进行研究，并由此保持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构想的协调和一致。
三
在完成了鲁迅“革命艺术家”的定位，并对《新民主主义论》有所完善的基础上，胡蛮以历史化的方式“固化”鲁迅作为“革命艺术家”的形象，将鲁迅的美术研究纳入中国美术史的历史进程。1934年，时任北平国立艺术学院教师的王钧初（胡蛮），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由北平文心书业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美术的演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胡蛮对《中国美术的演变》进行了再次修订，[4]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后来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由群益出版社再版。在《中国美术史》序言中，作者表明了该书成书的过程和修改的初衷，“本书的内容是依照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启发，把我过去十年间用一部分时间所研究的中国美术遗产问题和新美术运动的方向问题加以系统的整理。稿本完成于一九四零年并经过数次的补充和修正。听取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于一九四二年八月间，我把本书排印的清样作了一次校对。”[5]该书作为当时唯一一部，也是最早的一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完成的中国美术发展史专著，也成为延安鲁艺美术学员经常学习与阅读的美术史教材。《中国美术史》是一部比较系统、严密的美术通史。胡蛮在该书中，较好的将“史”与“论”结合，既有大量当时第一手的美术史料和考古发现，同时又结合美术历史中时代、制度、经济、文化、审美等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较为准确完整地论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观念、美术成就、艺术特点、艺术种类，梳理出贯穿其中的发展线索，并总结了中国美术发展的规律。全书分为“原始时代中国的美术”“灿烂的‘青铜时代’”“熔铁底发明与先秦诸子底美学”“回光返照的‘天朝’美术”“现代的中国美术”（1912—1940）等12章。在“现代的中国美术”（1912—1940）一章中，胡蛮将鲁迅的美术活动和研究纳入现代中国美术的历史进程之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然，这种评价和判断，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凸显的。第一节中，胡蛮首先表明了“蔡元培在他一生的文化活动中，对于新文艺运动，不但是一个提倡者和推动者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有力的建设者”的观点。[6]在此基础上，胡蛮又从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视角认为蔡元培的美学思想的本质却是“皈依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而同时又出于人性的观念论，由此形成他的艺术史观，即社会进化论的美学观”。[6](143)在胡蛮看来，蔡元培的美术活动和美术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美术的纯艺术特性，侧重于超于阶级性之上的“永恒的人性”，从而忽略了美术研究和美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该章中，胡蛮又对吴昌硕、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现代美术家，分别给予了封建的保守主义的代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等不同名号，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他在第一节中所作这些判断，除了对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发展轨迹进行描述外，还有一个深层的意义，那就是为了凸显作为现代美术家的鲁迅。与蔡元培、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不同，以鲁迅为代表的美术活动成为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主流形态，并被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之中，“这个美术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文化运动的一环。参加这一运动的最积极最有力的是鲁迅。鲁迅的名字是和革命美术运动分不的。”[6](158)在1912年至1940年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发展区间中，胡蛮巧妙而又自然而然地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将鲁迅的美术活动和美术研究纳入了现代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进程之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胡蛮再次对1941年版的《中国美术史》进行修订和改动，除了将“本书中过去的若干错误材料和意见加以改正”之外，[7]他还将对鲁迅的“三家五最”的评论，融合进鲁迅的美术活动与现代美术运动的论述之中，以彰显鲁迅及其领导的现代美术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这次修订后，胡蛮真正实现了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的“革命艺术家”鲁迅和文艺思想、新中国美术之间的一脉相承，青蓝相续。胡蛮的《中国美术史》中对鲁迅的肯定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它长期成为各美术院校和相关艺术院校开设的《中国美术史论》课程的指定教材，在数代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所形成和固化的“革命艺术家”鲁迅形象，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不刊之论”，最终成为延安和共和国时代的集体映像。[8]其后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纲》和《中国美术史略》[9]等论著，也大体是对胡蛮所定位的“革命艺术家”鲁迅的进一步细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胡蛮研究的持续性影响。今天对于胡蛮鲁迅美术研究中的马列主义倾向，可谓仁智互见。有人对他有意忽略和遮蔽鲁迅美术活动和美术研究中启蒙性、批判性和审美性颇多微词，他的研究也成为鲁迅研究中的“阙疑”……但笔者认为，对此我们不应“以今度古”，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现场中进行研究和评价。
作者:刘东方 单位:聊城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钧初（胡蛮）.鲁迅先生逝世哀感[C]//刘运峰.鲁迅先生纪念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90.
[2]胡蛮.鲁迅的美术活动[N].救国时报，1936-12-28（74期）.
[3].新民主主义论[M]//选集卷二.北京：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0：42.
[4]胡蛮.中国美术的演变[M].北京：北平文心书业社，1934.[5]胡童.中国美术史[M](序言).长春：吉林书店，1948：2.
[6]胡蛮.中国美术史（翻印本）[M].长春：吉林书店，1948：143.
[7]胡蛮.中国美术史之“内容提要”.中国美术史（增订本）[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3.
虽然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主张“幽默”的志同道合者，然而他们的幽默风格却迥然不同，因此导致了两人在三十年代初的对立。对此，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对两人的幽默风格做出比较和分析。看过不少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专著、论文及评论文章后，我认为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主张是有相同之处的，因两人的对立掺杂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因素，所以大多评论家会偏向鲁迅的幽默思想，认为其更为积极。但是撇开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单从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来看，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风格孰好孰坏，难以比较，因两人幽默个性突出，不尽相同，倒也反映出文学的多样性，两人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地位牢固，而这里我要比较的是两人幽默风格相同和不同之处。
一
说到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相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运用幽默这种文学载体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且内容都是来源于生活，并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感悟。这些地方能表现出两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人文情怀，对生活有着敏感的洞察能力，对社会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笔下文章除了能使人感到诙谐外，又能使人有所收获。
（一）在幽默中反映社会，关注民情
许多评论文章都把林语堂和鲁迅作为完全对立的代表作出分析和评论，认为鲁迅的幽默观才是进步的，而林语堂是落后的，这源于这些学者认为林语堂倡导的性灵、闲适的幽默不合时宜，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力度不够，而且只是一味地主张幽默能够改变思想，陶冶性情。实际上，林语堂并没有脱离社会，从他的作品中还是能看出他是关心政治和百姓疾苦的。正如鲁迅认为当时的幽默文学作家只是不想做“文字狱“中的主人，只能“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1]。”阅读林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后，不难发现他在幽默的掩护下，抒发了自己对军阀统治的不满之情，只是较之鲁迅稍有隐晦。林语堂先生通过写《中国的国民性》、《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京华烟云》等文章和小说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把幽默作为救治社会弊端的良药引进。
而鲁迅则更为大胆地用幽默作为讽刺旧社会的尖锐武器，在《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中有着鲁迅独有的辛辣讽刺，饱含沉郁的幽默浸透了他的思想和态度。这些作品同样反映了当时波动的社会和疾苦的民情。例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做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这里的语言诙谐幽默，却很好地表现出鲁迅的态度“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整篇文章指出，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的统治，中国人民不敢反抗，所以中国变得没有声音了。这里反映出社会的懦弱和人民的不争，鲁迅认为只有把“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才能冲破旧社会的束缚。
（二）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林语堂认为“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2]。所以他写的散文、小品文和小说反映生活的很多，把幽默贯穿生活，把生活融进幽默，让文章显得轻松闲逸。而鲁迅写的很多散文也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对材料加以艺术夸张和渲染，把境界提升，以传达出高于生活的信息，这样就能让幽默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来俯视人生百态。
林语堂写的《看电影流泪》、《坐在椅中》、《论游览》等散文内容无不是来源于生活。他在《记纽约钓鱼》中写道：“想起渔樵之乐，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但是这渔樵之乐，像是风景画，系自外观之，文人并不钓鱼。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只是观而已。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也不是没有钓鱼人，只是文人不钓罢了。”这篇散文取材于林先生与他女儿在纽约钓鱼的日常乐事，然而通过俏皮的文字却把钓鱼这件生活小事延伸，联想到中国文人只观景写诗不钓鱼的有趣现象。为了增加说服力，林语堂还列举了古代著名诗人的例子，其中一例：“像陆放翁那种身体，力能在雪中扑虎，可以钓，而不钓。他的游湖方式，是带个情人上船，烹茗看诗看情人为乐，而不以渔为乐。”十分俏皮活泼，调侃陆游只是观看写诗却没有亲自垂钓的事情，最后还升华了主题，指出凡人在世总会俗事羁身，何不接近自然，放宽胸怀呢。
鲁迅笔下的《喝茶》、《秋夜纪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也都是源于生活的点滴片断，例如杂文《随便翻翻》写的是鲁迅自己所总结的读书见解，认为读书可以“随便翻翻”，但希望读者们要“自己有主意”，不要害怕“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东西，懂得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他还指出人们应该多读史。其中生动辛辣地写道：“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蛤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3]这样日常的内容都源于鲁迅的生活经验，平凡之余道出真谛。鲁迅借此呼吁读者要学会灵活读书，且建议编者要保存书的原味，不要随意删节，这已经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感悟了。
二
三十年代以来，林语堂和鲁迅一直被文学界定位为对立的流派，相关论文和专著不胜枚举。林语堂曾经说过：“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文学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对于鲁迅，他则这么评价：“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以为乐。”鲁迅在林语堂的眼里是一名战士，文笔无比锋利，每当讽刺人和社会时往往会一针见血，丝毫不留任何的余地。而鲁迅曾在《“论语一年”》中公开反对林语堂：“老实说罢，他（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不难看出，两人的幽默观是存在矛盾和对立的部分，所持的幽默风格也是不同的。
（一）对幽默内涵的见解不同
林语堂写过很多文章来表达自己对幽默的理解，如《论幽默译名》、《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会心的微笑》、《幽默杂话》、《论幽默》等。而鲁迅也一样，通过撰写《论幽默到正经》、《论讽刺》、《论讽刺到幽默》等文章来阐述自己的幽默观，其中的很多观点都与林语堂的观点相悖，而且鲁迅还大胆地在文章中公开表示他不赞成林语堂的幽默观，并反对林语堂对幽默的诠释，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人对幽默内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林语堂在《论幽默》讲到：“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他认为幽默与讽刺是不一样的，因为讽刺会使人感到不愉快和不舒服，而“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幽默应该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温柔乐观的，能让人感到轻松舒服。
对此鲁迅是不赞成的，他一直用幽默来批判黑暗的现实，笔下很多作品都采用了辛辣的幽默风格，跟讽刺相融，讥笑现实的残忍，嘲讽当时社会的各个黑暗面，还同情着身在水深火热的百姓，却也哀其不争。鲁迅敢说敢写，决绝明了，不遮遮掩掩，大胆地用幽默作为对抗黑暗社会的武器，无情地打击着反动派，所以他认为幽默不应该是温厚和包容的。在《从讽刺到幽默》中，他就明确表明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幽默是不允许存在的，若它存在，只是披着幽默外壳的讽刺罢了。所以归根到底，那个时代的幽默就应该是一把与黑暗势力对抗的利剑，严肃而正义，这恰恰跟林语堂闲适、性灵的观点截然不同。
（二）含蓄温厚的笑和嘲讽冷峻的笑之间的区别
林语堂认为幽默的最佳形式是“含蓄思想的笑”或“会心的笑”。他在《论幽默》中讲到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文中所写的“泪中带笑”表现出林语堂所表达的幽默是温厚和包容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生活或者是社会，甚至于对敌人。他在文章中表态：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滥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悦，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字里行间所传达的笑，是用来表现林语堂的幽默。这样的笑，是一种自然率真的笑，带有孩子般的天真和俏皮，来自内心深处，
林语堂认为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得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智上以及在情感上感到会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意味。他始终认为幽默不应该让人感到难受，辛辣大可不必，反而达观超脱才是王道。就最高级的幽默而言，微笑为最上乘。他没有受时代的影响，有些作品甚至大胆地脱离了整个时代背景，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幽默风格和文学理念。在生活中不懈地挖掘童趣童真，引人发笑，这笑无疑是轻松的，是含蓄的，是温厚的。
而鲁迅的幽默风格是不允许出现这样不顺应时代潮流的纯喜剧因素，喜剧只能用来陪衬悲剧。看了鲁迅的文章，他所描绘的笑是冷峻的，那是嘲讽当时社会的讥笑，而不是林语堂所认为的“会心的笑”。鲁迅笔下的大多作品都是在讥讽无情的社会和封建的思想，例如《谈皇帝》、《无声的中国》、《流氓的变迁》等等都是在裸地讽刺封建势力和旧社会，这是严肃的控诉，在黑色幽默的渲染下却让人发出自嘲的笑，无奈至极。如他在《可惨与可笑》中写道，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这里读起来倒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但若深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就能了解文中的笑饱含嘲讽。此文实则揭露了当时反动统治阶级，在尽量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无罪之人入罪，实在可恶可笑。
（三）对幽默功用的观点不同
在那个悲剧的三十年代，在那个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里，喜剧的出现只为了突出悲剧，只能为悲剧存在。文学界大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都会推崇文学的社会功能，而鄙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源于深刻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鲁迅把文学当做武器，用以揭露社会丑陋，给人们以巨大的冲击，呐喊抗争和进步，把文学的战斗性开发得淋漓尽致。他认为若是真的猛士，就要勇敢面对一切残酷的现实，不逃避，不退缩。鲁迅所在的左翼作家群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善用文学批判社会。对于幽默，鲁迅始终认为幽默是为了让人民更加清醒，在反差中感受到悲凉，激励人们勇敢改变。发挥幽默的社会、教育和战斗功能，讽刺矛盾重重的旧中国，抨击封建阶级和反动派，用尖锐的幽默唤醒百姓的麻木，这便是鲁迅眼里幽默的功用。
而林语堂却倡导宽容、真实、同情的幽默观，这明显违背了当时整个时代的潮流。他更重视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发挥幽默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林语堂在《论幽默》里提到，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和气，所以也不急于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谩骂。林语堂这样的观点显然跟鲁迅所在的左翼作家群的观点相对立。而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提到了“第三种人”，这种人是温和的，是和平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认为文学不应该与政治相挂钩，因为一挂钩，就会失去文学的永久性和伟大性，毕竟政治斗争只是暂时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文学反映政治是不纯粹的，也不会永久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用锐利的笔锋讥讽那些只活在纯文学世界里的文学家，当然林语堂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作品多少有点脱离文学的革命性。但是，我认为这只能说林先生所推导的幽默不太符合当时时代的潮流，而不能说这是错误的。西方的教育和老庄哲学的影响让林语堂更加看重幽默的宽厚性和含蓄性，以幽默为趣，不能否认它能以委婉温柔的语气感染人性，改变人心，进而以达到改变人生，改变中国的目的。
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伟大的幽默家，尽管两人的幽默风格大有不同，却也不乏相同之处。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爱社会，爱人民的，是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优秀作家。两人的幽默都反映了社会和生活，传达出独有的智慧和感悟。即便两人对幽默的内涵和功能态度不一，笔下诠释的“笑”也大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幽默观都是值得传承的，其幽默风格都应该受到推崇。如此两种不同味道的幽默，一样指引着中国文学史的前进，如明珠般照亮一个又一个探求幽默意义的后来者，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文化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1929.2.13-15）、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6.1931.6）、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草书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留学，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方法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关键词：鲁迅；知识阶级；文化；背景；利害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101-02
《关于知识阶级》[1]发表于1927年11月《劳动周刊》第五期，是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的记录稿。对于这篇记录稿的分析，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已经做了不少分析。如钱理群在《读及其他》中着重分析了鲁迅提出的“真假知识阶级”的问题[2]；吴中杰在《鲁迅杂文（上）》中点评此文，说它“对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敏锐性和片面性，都有所论述，并且指出思想自由和强权的冲突，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处境的为难之处”[3]；则分析了此文的文体特点，说“在修辞上多用设问、比拟等方法；通过列举亲身事例，以消弭演讲者和听众的距离。文章观点明确，但不武断，语言口语化，极富感染力，容易引发听者思想和情感的共鸣”[4]，等等。然而，如果从文化、背景和文章的精神内核来说，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
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知识阶级》的开场白，鲁迅说“我到上海约二十多天，这回来上海并无什么意义，只是跑来跑去偶然到上海就是了。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但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又说“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作为中国听众，听到这个开场白觉得很自然，没错。但是，对比一下外国的讲演，无论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还是乔治.华盛顿的《告别词》；无论是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还是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等等。你会发现，以上鲁迅讲演的开场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那就是中国人讲话不喜欢太直，倾向于搞“迂回”战术。其实，这些都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偏内向、含蓄，外国人偏外向、直率，这是其一。其二，再看一下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所说的“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结尾又说“今天的说话很没有伦次，望诸君原谅！”这样的话在其他的讲演中也出现，如《未有天才之前》的开头：“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意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结尾：“我讲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在此两星期中，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挂一漏万，固然在所难免，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讲话如此之拙，而天气又如此之热，而诸君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等等。对于鲁迅为什么会说这些话，郜元宝认为鲁迅不喜欢自以为是[5]。其实，这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向来是个不讲究个性的国度，更不喜欢有张狂的人存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如台湾的李敖，大陆的顾准，他们都是很有个性的人，但他们都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即使国门打开了那么久，这种文化依旧根深蒂固。这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文化习惯把人看成是群体的分子，人作为存在首先不是作为个体的存在，而是作为社会的角色而存在，角色扮演优先考虑的是群体的需要，如中国人常说的仁义、礼信皆是指向于群体，通过这些指向于群体的行为，个体被群体认可，然后才能安稳地存在。如果个体标新立异，脱离群体，往往被作为异类而受到群体的攻击。于是乎，说话做事不露锋芒便成为中国人的“活命哲学”。
但是，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从《关于知识阶级》中引出的中国文化问题，不是说鲁迅完全认可这种传统文化，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顽固”而且强大到连鲁迅这样的“精神战士”有时也难免脱离它的影响。
二
对鲁迅的《关于知识阶级》，马蹄疾在《鲁迅讲演考》中收录了杜力夫的《鲁迅回忆录》，它里面说到一段话，是现在版本《关于知识阶级》中没有的。它插在“但是社会环境仍是老样子，倘不与这旧社会奋斗，终究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后面：
鲁迅紧接着说道：“可是现在许多青年因苦闷痛苦而对旧社会奋斗的，都被指为共产党，抓的抓，杀的杀……，这样就更迫着人们去参加共产党了。否则，他们徒负空名。岂不冤哉！”[6]
当时鲁迅发表这篇讲演稿时没有这段话，值得思考。那时任上海劳动大学的校长是易培基，这个人早年加入从事革命活动，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时与鲁迅是同事。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后他曾在北京反对段祺瑞和章士钊，他在劳动大学只任两个月就离职了，这次讲演是多次邀请鲁迅后而作的。讲演由黄河清记录，记录稿经鲁迅审定后最初发表在1927年11月上海劳动大学《劳动周刊》第五期[7]。换句话说，现在看不到杜力夫《鲁迅回忆录》中的那段话，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是当时黄河清把这段话记录下来，但鲁迅审定时把它删去；二是当时黄河清没把这段话记录下来，鲁迅又忘记自己说了这么一段话；三是杜力夫回忆录的话是杜撰出来的。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讲演《关于知识阶级》的背景。
1925年12月1日，担任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的，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经《中国青年》转载，这篇文章将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中把知识阶级的主体大多划为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当时激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并在湘粤一带四处贴出标语，一时间引起知识界的恐慌。后来陆续有争论的文章出现，首先是李春涛的《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接着1926年6月牛荣声的《开倒车》，再接着1927年1月宇文的《打倒智识阶级》，紧接着1927年2月张奚若的《今日中国之所谓智识阶级》，后来1927年9月心如的《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等（见《书屋》二四年第十期，景凯旋的《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从他们具有火药味的争论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知识阶级”的处境。可见，鲁迅站出来讲演《关于知识阶级》是针对当时社会反“知识阶级”的情况，他在讲演稿中说到“终于想不出什么，只能随便一谈；刚才谈起中国的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但是，鲁迅也深知反“知识阶级”是为了更容易地愚民，所以自己对“知识阶级”进行审视批判的时候，他是与反“知识阶级”划分界限的，说“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上海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清除和镇压。著名共产党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遇害。我们知道，鲁迅1926年8月26日离京南下，1927年10月由广州赴上海，他不可能不知道共产党被抓和被杀的事件。他在1927年7月发表的《野草・题辞》就暗讽了当时的政府。《关于知识阶级》中还说到“中国人现在胆子格外小了，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上述杜力夫回忆的那段话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
在《关于知识阶级》中，鲁迅一方面鄙视和批判假的“知识阶级”――“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还有就是“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绝不能如此快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也反对无谓的牺牲，说“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力，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可见，鲁迅看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鲁迅对真“知识阶级”的界定与西方近代社会所说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相类似的，他们受过专门训练，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表现为一种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和改造社会的承担。也正由于有这份追求和承担，使得真的知识分子历经磨难。
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提到“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神性淹没理性的年代；强权吞噬人权而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年代；伸张正义得不到保护的年代；被单一意识形态催眠和洗脑，干尽坏事还不醒悟的年代；张扬自我却被无情封杀的年代，等等。处在不理智的年代，知识分子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做出何种选择，历史都会无情地记录下来。如在中，胡风不畏权势，捍卫自己的文艺思想，挥写三十万言《意见书》，指斥文艺领导的庸俗社会学；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在《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上不惧强权，喊出对“左”倾错误的不满；顾准两度被打成，受尽，仍旧撰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指斥群众运动的弊端。
再看一下当下的世界，如果按照鲁迅的标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因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标榜为知识分子的人很“幸福”，他们津津乐道自己的学问，发表着自己的论文或者出版着自己的新作，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出于改造社会或者追求思想自由而感到痛苦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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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德岷，包晓玲，主编.鲁迅诗文鉴赏[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7：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