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4:44
作者简介：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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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临瑞士小镇，“谈弹”爱情
《二十封信》是法国作曲家罗兰・迪恩斯（Roland Dyens）创作的一部古典吉他套曲。“法国人很浪漫，他会写一首音乐，用寄信的方式寄给朋友。”就这样，迪恩斯创作了二十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曲名都和信有关，包括《致悉尼的一封信》《写给塞纳河的寄语》《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封空白的信》《找不到的一封信》等。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晔听到了这部作品，觉得非常有想象的空间，“他把我们以前写信的那种感觉，用音乐表现了出来”。他希望与听众分享这部亲密的、宛若低语呢喃的作品，勾起大家的一点回忆。
不过，范晔担心《二十封信》的概念有点宽泛，如果自己弹一首、换一首，弹一首、换一首的话，可能会给大家一种疲惫的感觉。“观众会想，这二十封信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曲子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因此，他以瑞士作家克・卡文的短篇小说《一个爱情故事》为蓝本，改编了一个关于两个人之间哀伤而又遗憾的爱情故事，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音乐。 范晔
范晔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马特洪峰山脚下的一个非常美丽浪漫的小镇策尔马特（Zermatt）。和许多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同，男女主人公阿尔贝和雷阿认识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各自丧偶，双方的孩子是好朋友。他们彼此深爱，但可能出于农村人比较羞涩的性格，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要在一起。终于，在孩子们的撮合下，他们决定把关系往前推进一步，然而接连好几次，都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些机缘巧合的事情，或者是阿尔贝突然病倒了，或者是雷阿的哥哥去世了，婚事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等到两人八十五岁，终于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后，婚礼那天上午，他们居然忘了，没有参加。从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愿意提起结婚的事了。最终，阿尔贝死于一场事故，当人们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他为雷阿采的紫罗兰飘落了一地。雷阿只比阿尔贝多活了半个月，也随他而去了。这是一个“愚”得让人惋惜、心疼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大半辈子一直在错过，直到去世时依然没能在一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爱情，确确实实地发生过了。正如原著所说，“乡下的人并非没有感情，他们只不过把它藏在心里罢了”。 “愚爱”情景音乐会
范晔将《二十封信》与这个爱情故事，用“情景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这有点像时下流行的“跨界”音乐会，但又有些不同。范晔认为，在传统音乐会中，演奏家并没有太多机会像以前的沙龙音乐会那般去“谈”音乐。“古典音乐对我们习惯了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但对大众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借助另外的手段来表现，又不会太过喧宾夺主。”他想到了“情景音乐会”――在音乐家演奏的同时，用场景作为辅助，带动整个故事的发展，让现场的观众更好地融入作品。
在这样的情景音乐会中，台上的男女主角没有一句台词，只是作为背景无声地表演。“如果我做成音乐剧、话剧，演员在台上有台词，开始说话、交流了，就会干扰到演奏家。我想做的是，古典音乐还是古典音乐，古典吉他还是古典吉他，曲目还是原来的曲目，我只是在视觉上给观众一点点调剂方式，让他们觉得，音乐会并不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无聊。”“喧宾夺主”，是范晔提到最多的一个词，他很清楚，在音乐会中，音乐是绝对的主角，任何可能吸引观众不必要的注意力的元素，他都会坚定地否决掉。
情景音乐会的舞台分为两个区域：靠后方是一个欧洲的书房，男女演员身着欧洲乡村的传统服饰，在那儿表演；靠前方是一个欧洲的客厅，有几张椅子、沙发等，范晔就在这里演奏。他把《二十封信》原来的顺序打乱了，分为春、夏、秋、冬、春五幕，每四首曲子为一幕。“其实原曲的顺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变化，希望能和整个故事的场景及氛围达到融合的状态。”
在每一幕开始之前，都有一个旁白来交代故事情节，这也恰好避免了之后演员开口说话。一幕又一幕，范晔的演奏地点从椅子上、茶几上再到沙发上。那些曲式自由、优美动听的吉他音乐，宛若一段段内心的独白――哦不，是一封封书信，用音乐写就的书信……
原汁原味的古典吉他
《二十封信》的时间不长，因此情景音乐会只是下半场，而上半场，则是传统的古典吉他独奏会。没有演员，没有道具，范晔独自一人坐在台上，让大家原汁原味地体验了一把古典吉他的魅力。
首先，范晔演奏了巴赫的康塔塔《耶稣，世人仰望的喜悦》（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这是巴赫为玛利亚造访节所作的教会康塔塔《心、口、行为与生活》（Herz und Mund und Tat und Leben，BWV 147）中的第十曲，范晔演奏的是大卫・哥利（David Qualey）改编的版本。在他看来，用古典吉他弹巴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巴赫最特别的音乐本质就是它的多线条。一个四声部的音乐，要在只有六根弦的吉他上演奏出来，我的左手按弦，右手小拇指不用，也就是四个手指要完成四个声部的演奏，而且要弹清楚，可以想象一下有多难。” 范晔古典吉他独奏会
接下来是三首塔雷加的作品。这位西班牙作曲家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享有“吉它史上的肖邦”的美誉。《阿拉伯风格随想曲》创作于1888年，神秘的引子似海市蜃楼般朦胧，一股浓郁的阿拉伯风情呈现在眼前：沙漠、金字塔、驼峰、驼铃，轻纱蒙面的少女，宽袍大袖的男人，还有婴儿的哭啼声。《阿迪莉塔》（Adelita）速度缓慢，结构十分短小精炼，其中段采用的滑音演奏法韵味十足，是吉他以外的乐器所无法表现的。《泪》是塔雷加的吉他小品中最能体现他对音色追求的一首曲子，虽然歌曲名称叫“泪”，但并不是表现悲伤的泪，而意在描写孩子流出的天真可爱的眼泪。
范晔还演奏了他的朋友林幻奇特别为他而创作的《夜（Ye）曲》，其中，“Ye”字一语双关，不仅表示“夜曲”，还与他的名字发音相同。“我非常喜欢夜曲这种题材，它里面可以有很多很梦幻的想法、变化，这也与我个人的演奏风格比较相近。”《夜（Ye）曲》作于2014年，是一部描绘黑夜、星空的作品，带一点德彪西式的印象派。作曲家在首尾部分用流动的分解和弦表现了斗转星移的夜空，而中部松散的结构、宣叙式的旋律以及点缀的泛音则表达了“星空下的冥想”这一主题。“就好像在一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坐在那边，泡了一些茶或咖啡，喃喃自语，回顾一些往事，淡淡的那种感觉。”
范晔本人学吉他很晚，十九岁才正式学习古典吉他，师从国内知名古典吉他演奏家陈华亮。“一开始，我也是受到当时一些民谣歌曲的影响，买了一把民谣吉他，自己研究、弹着玩。”后来，他去艺校报了一个课程，被分到了陈华亮老师的班，那个班上有弹古典吉他的，也有弹民谣吉他的。学了一期课程以后，班上二十几个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于是他被换到了另一个班。再上完一期，又只剩下他一个，从此他就跟着陈华亮老师上小课了。 范晔在采访后演奏起吉他来
范晔的进步非常快，学习吉他两年后，就参加了两届全国吉他大赛，并获得了古典吉他第二、三名，民谣弹唱第一名的好成绩。“可能年龄大了，对手的控制要比小孩子好很多，老师就会让我们直接接触一些比较难的曲子。”
关键词：拜；再迁；下车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新课标II）文言文文本节选自《后汉书・赵传》，如下：
赵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者。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信义著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征。年未二十，既引见，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光武破寻、邑，被创，有战劳，还拜中郎将，封勇功侯。邓奉反于南阳，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书，乃惊曰：“赵真长者也。”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其年，迁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典边事，思为久长规。建初五年，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这段文字与课本上的字词句联系很多，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为例，现加以梳理：
赵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必修4范晔《张衡传》第66页“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文下注释②〔南阳西鄂〕南阳郡的西鄂县，在今河南南阳北。）
少有节操。（必修4班固《苏武传》第61页“少以父任。”必修4范晔《张衡传》第66页“衡少善属文。”）
而仇家皆疾病、疾病。（必修5李密《陈情表》第36页“臣少多疾病。”第37页“而刘夙婴疾病。”文下注释⑤〔夙婴疾病〕早已疾病缠身。指得病多年。）
更始乃征、即除为郎中、还拜中郎将、后拜怀令、迁平原太守、拜太尉。（必修④司马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56页“拜为上卿。”文下注释④〔拜〕用一定的礼节授予某种名位或官职。必修4范晔《张衡传》第66页“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文下注释22〔再迁〕两次迁升。必修5李密《陈情表》第37页“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文下注释17〔拜臣郎中〕任命我为郎中。拜，授官。郎中，尚书省的属官。文下注释19〔除臣洗马〕任命我作太子洗马。除，授予官职。）
被创。（必修1《荆轲刺秦王》第20页“被八创。”文下注释20〔被八创〕（荆轲）受了八处剑伤。被，受。创，伤。）
素与奉善、素与李子春厚。（必修1司马迁《鸿门宴》第22页“素善留侯张良。”文下注释17〔素善留侯张良〕一向与张良友善。善，友善、交好。必修4班固《苏武传》第62页“素与副张胜相知”）
数遗书切责之。（必修4班固《苏武传》第61页“置币遗单于。”文下注释17〔置币遗单于〕备办了一些财物送给单于）
下车。（必修4范晔《张衡传》第67页“衡下车。”文下注释28〔下车〕指官吏初到任。）
余党当坐者数千人。（必修4班固《苏武传》第63“当相坐。”文下注释①〔相坐〕相连坐（治罪）。一个人犯了罪，有关的人连同治罪，叫“连坐”或“相坐”。）
愿乞其命。（必修5李密《陈情表》第37页“愿乞终养。”文下注释52〔愿乞终养〕希望求得奉养祖母到最后。）
京师。（必修4范晔《张衡传》第66页“因入京师。”文下注释⑤〔京师〕指洛阳。）
时南单于称臣。（必修4班固《苏武传》第61页“且L侯单于初立。”文下注释⑨〔且L侯单于初立〕且L侯，单于名。单于，匈奴的最高首领。）
关键词：《史记》；《后汉书》；奇；诞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2-0054-05
中国史学渊源悠久而史著特多，《世本》等皆言黄帝始立史官仓颉。黄帝之世，渺茫难征，然《尚书》所录虞、夏诸书，虽或出于后世之追记，而必有所据。殷、周以降，史学日益发达。经孔子删定之《春秋》，为现存最早之编年史著，但编年体之诞生，实在孔子之前。《国语》等著作的出现，也标志国别体的较早成熟。《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史著，体例虽有不同，皆秉承载言记事的古史传统。史著自先秦时代的侧重载言记事发展到汉代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堪称中国史学的飞跃。而纵观先秦以来史著，无论记事写人，虽崇尚实录，却又具有普遍的好奇倾向，《史记》无疑堪称好奇的典型。但先秦两汉的史传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至陈寿撰《三国志》，始专辟《方技传》等载录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大量著录怪诞内容，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对史传文学趣尚由奇到诞的变化及其缘由，学界关注尚少。本文试对此略作探讨，聊作引玉。
一、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司马迁的《史记》体现了作者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是对前代历史文化的全面总结与继承，被公认为史传文学的巅峰。
司马迁向以好奇著称，但更“好学深思”，故怪诞离奇之事往往又舍而不用，虽然有时也舍弃不尽。《史记》首著黄帝，内容虽多取自百家传说，但司马迁对“其文不雅驯”者，则自称“未敢言”。而纵览《史记》，其内容记载表现对奇人奇事的偏爱又甚为显明。
试看三十“世家”中，吴太伯是让位之奇人，齐太公是虎变之奇人，勾践是忍辱之奇人，张良是运筹帷幄之奇人，陈平是阴谋之奇人；……七十列传中，伯夷是隐逸之奇人，管仲是建功之奇人，老子是官隐之奇人，孙子是军谋之奇人，伍子胥是复仇之奇人，扁鹊是医药之奇人，李广是善射之奇人，更有奇人群体之刺客、游侠等等。至于奇事，如周成王之桐叶封弟，齐太公之垂钓渭滨，吴季札之挂剑冢树，勾践之卧薪尝胆，程婴之舍己救孤，戚夫人之因宠得祸，窦太后之因祸得福，张良遇圯上老人，陈平娶张负之女，子胥复杀父之仇，韩信报漂母之恩，甘罗十二为上卿（此事或为夸诞），冯唐九十举贤良，蔺相如完璧归赵（此事亦有可疑），鲁仲连义不帝秦，吕不韦善居奇货，赵养卒谈笑解围，郦生之连下齐城，陆贾之惊蹶尉佗，……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难怪扬雄有言：“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汉书》堪称一部严谨的史著，但绝非一味典正，而同样时常有好奇以至浪漫内容。如《王章传》载王章落魄时的牛衣对泣，《陈万年传》载陈万年夜半教子，《李广苏建传》载李陵、苏武的奇崛人生，《霍光传》载霍光妻、子作恶后的恶梦连连，至于《游侠传》载汉文帝为陈遂偿博进一事，虽或不为班固所称道，但作者显然对其谐趣盎然的内容颇有兴致并津津乐道，使当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乾隆帝《读前汉书汲黯传》有“兰台语过夸，马迁之同途”之论，不无道理。
三国乱世，英雄、奇士辈出，《三国志》诞生于西晋，陈寿记事以精简著称，对诸葛亮之奇谋巧技，也多略叙。但《三国志》也有“好奇”之表现，如《程昱传》首叙程昱奇计保东阿，《典韦传》载典韦勇力绝人，至于《张昭传》载张昭力谏孙权遣使辽东，因“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则“恨之，土塞其门”，张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最终，遣辽使者被杀，孙权立即认错，“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整个事件可谓充满波澜与奇趣。
另一方面，《三国志》又表现出对怪诞内容的兴趣。如《魏书・方技传》载华佗、杜夔、管辂等诸多方技奇人奇事，多属夸诞；《吴书・吴范刘赵达传》载吴范等种种占验，更为虚无不实之词。
《后汉书》著于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本着严肃的著史态度，力图弘扬忠孝节义之儒学大道，以正一代之得失。但因作者有意驰骋翰藻、显扬文才，且深受时风影响，使《后汉书》不但与《史记》一样具有明显“好奇”倾向，而且显现较突出的夸诞色彩。
《后汉书・方术传》不仅所记人物较《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增加数倍，而且所载事迹也更加夸诞。如王乔有神仙之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徐登、赵炳巫术奇绝，“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费长房能与卖药翁同隐壶（即葫芦）中，且能死而复生。蓟子训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所谓士大夫向慕之语，显然为增加此事的可信。刘根颇能令人见鬼，颍川太守史祈以为妖妄，将其收执并欲加害，“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章帝时寿光侯者同样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对左慈的神道幻术，《后汉书》更是津津乐道：
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左慈字元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垆，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不但如此，《后汉书》于其他传记中也表现了对奇诞内容的兴趣。如《独行・李善传》为突出李善对主人的忠孝，写其抚养主人嗷嗷待哺之幼子，竟然“乳为生（乳汁）”。《独行・范式传》所载范式、张劭交谊被传为千古佳话，但其中所叙张劭卒后为待范式而柩不肯前等内容明显夸诞。《独行・王传》显王义行而感动鬼神也过于神奇。他如杨震冤死，顺帝下诏为之改葬，“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杨震传》），“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 （《卓茂传》），“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鲁恭传》），“（江陵）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儒林・刘昆传》），广汉郡大旱，太守求雨不应，“（谅）辅乃自暴庭中，……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旁，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独行・谅辅传》），宋均任九江太守，大行仁政，“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宋均传》），“（蔡顺）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周磐传》附《蔡顺传》）……诸种神奇怪异之事，几乎不胜枚举。
二、史传奇诞趣尚转变之由
中国史著从一开始就不乏好奇，《春秋・僖公十六年》特载：“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后事尤为奇特。但因孔子推崇“中和”之美，“不语怪力乱神”，经其修订的《春秋》虽偶载奇事而无怪诞内容。
至《左传》，不但颇为好奇，而且对于鬼神怪诞之事时有留意。晋代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2]，并非妄论。《左传》开篇《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打败其弟共叔段后，掘地与其母在黄泉相见并赋诗和好，就显然带有滑稽与传奇色彩。另如《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邑名）。”《宣公二年》载翳桑之饿人等。同样富于传奇色彩的还有刺杀赵盾事，受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结果却自触槐树而亡，为使事情合理入情，作者竟用“”――以未死之时的身份表白其复杂两难的内心，这已不止于一般的虚构悬想。至于各种神奇怪异之梦，更是充斥于全书而无烦枚举。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对奇事也未尝忘怀。如《周语下》载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事，《鲁语上》载夏父弗忌既葬而焚事，《晋语一》载晋献公卜伐骊戎及骊姬夜半而泣事，《晋语四》载晋人将烹叔詹，叔詹对晋文公语，《晋语八》记载“平公射不死”事等。《晋语九》载董叔拒听叔向谏言而娶范氏，竟遭范献子吊于槐树，奇趣的情节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一般认为出于战国之时的《逸周书》，已有开启《战国策》文风的倾向，其《太子晋解》篇记述师旷见太子，聆其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叙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鲁迅先生称：“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记》，皆记梦验，甚似小说。”[3]
至先秦末期出现的《战国策》，更以语言夸饰著称。《战国策》虽因此而有别于严肃的史著，但对其所载奇谋异事，严谨的学者刘向也说：“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4]
先秦早期社会，本是万物有灵、信鬼崇神思想主宰人们脑海的时代。然而随着自恃“有命在天”的商纣的灭亡，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清人事对历史的决定意义，变得空前理性。作为肩负重要文化使命的史官，对历史兴衰之由无疑具有清醒的认识。孔子是先秦理性士人的代表，其对流传的怪异神话如“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刻意回避与改造，虽有损于上古神话的传播，但无疑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而经其所修订的《春秋》，更将丰富复杂的历史批判寓于严谨简约的叙述之中。《左传》作者借史之口道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其理性精神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史官毕竟源自巫官，自夏历商而至西周，经历了史、巫合一到史、巫分离的漫长过程。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已占据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史官文化未能尽脱巫文化的影响。《左传》颇多神奇怪异内容，不仅显示作者“好奇”的倾向，亦是先秦巫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等认识的复杂性的体现。细究之，更有作者要借此寓含规诫，体现道德内涵的目的。然也不排除作者或仅为补充情节，使叙事保持连贯性之需要。《国语》之“好奇”，也可大致作如是观。战国世风浸润之下，产生了风格更加夸诞的《战国策》，因其文风夸肆兼思想悖儒，已被排除于严肃史著之外。但《战国策》乃为给后来策士们提供游说的经验与范本，其创作仍然体现一定的史学意旨。
司马迁生当西汉大一统盛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整合前代历史文化而著成亘古未有之通史。秉持史家的理性与责任，司马迁排斥了大量“不雅驯”的材料，但爱奇的性格与激情所驱，使《史记》不但钟情于奇人奇事，而且也时有夸饰性的描述。尤可注意者，司马迁常因悲惜历史人物之命运和寄托自身之理想而有意改造历史，对孔子的重新塑造即是显例。相对于司马迁，深受经学思想浸润的班固更有一种严肃的著史态度，其对司马迁的疏漏多有意予以订正。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家和有思想的史家，班固不但未排斥文笔，而且同样展现了好奇与浪漫的性格。
随着汉末魏晋社会政治的动荡，士人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愈加呈现。经学的衰微，玄风的弥漫，促进了士人放达奇诞风格的形成；离乱的社会现实，孕育了人们超脱痛苦不幸的种种幻想。玄风弥漫的同时，佛学也渐趋流行，清谈、饮酒、服药的士人，言行放达的同时，往往也受有神论的浸染。尽管六朝时期不乏倡导无神论的斗士，但有神论思潮无疑占据了主流。一般热衷于玄、佛的士人多如此，深通儒学和史学者也不例外。干宝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其《晋纪》更被誉为“良史”，而其又颇热衷于搜罗神仙鬼怪之事，其所作（多数为其辑录加工）《搜神记》，自序云：“今之所集，……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5]虽然作者于诸多神怪故事中寓含了丰富的道德内含以至社会批判。这种往往为史学前贤拒绝的有神论思想，却为魏晋南北朝士人普遍接受。
佛学之流行，不仅促进有神论的泛滥，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带来巨大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影响了传统语言，佛教理念及佛经故事尤其是神怪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甚或于魏晋时代即漫入史著。陈寅恪先生曾以《三国志》载曹冲称象和华佗断肠破腹故事为例，论证《三国志》中已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不独裴松之注解颇采佛教小说故事而已[6]。
《三国志》中夸诞内容，向来鲜为人们关注；而对《后汉书》的奇诞内容，后世论者又多以为“不足书”，然其所开之风却为后来史著如《晋书》、《南史》、《北史》等所效尤。刘知几《史通・书事》论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7]从严肃的史学观念看，荒诞不实的内容固然要受到批判，以至被拒于正史门外；但从另一面看，任何史著不但无法完全排斥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而且自史著诞生之初就呈现好奇的倾向，早期史著已偶涉虚诞内容。如《左传・庄公八年》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人立而啼”。而《史记・扁鹊列传》载：“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扁鹊饮上池之水后，能透视人五脏六腑，尽见人体内症结。前者体现了先秦人们的神灵观念，后者或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方术一类。自战国晚期至两汉，神仙方术思想渐趋流行，广泛渗入秦汉社会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习尚的浸染，自《三国志》始为方技人物立传，广摄奇诞之事，至《后汉书》更后来居上，实非偶然。
古人论文有“踵事增华”之说，文学的发展，文章的流变，总体遵循由简趋繁的路径。由汉魏到南朝，诗赋文章均渐有驰骋翰藻之势，史著也未能完全免除其影响。现代以来，论者普遍认为《史记》之后史著文采不足，或称自《汉书》开始即呈现正史的史学与文学分途。实际《汉书》较之《史记》，固然逊其生动与风神，却又有明显的斟酌文辞、追求整饬的美学倾向。而这种典雅与整饬在魏晋六朝的文学中正得到了普遍推许并被发扬光大。至于范晔，论其所作《后汉书》，更自逞且自负其文采，《宋书》本传录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8]要之，史传之作，自两汉至南朝，某种意义上同样呈现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轨迹。范晔生活于儒学日衰的南朝，继承深厚的家学传统，自觉以“正一代得失”和挽救衰微的儒学为己任，试图通过重写后汉一代历史，使统治者见盛观衰，更要通过描写东汉一代众多可歌可泣的士人宣扬忠孝节义之主题。范晔一生，仕途多艰，结局更加不幸。其坎坷的经历使他如司马迁一样孕育了澎湃的激情，化成了奇宕的风格。时风的浸染，宣扬主旨的需要，加之文士自身的爱好，使其于史著中对奇诞之事往往兴趣颇浓而屡屡采摘入史，如其《方术传》中王乔、刘根等事迹均从《搜神记》演化而来。其对需要颂美的历史人物，更是不惜涂抹以神奇色彩以强化人物的道德感染力。
对《史记》之好奇，古代往往褒贬参半，现代以来则一致称颂，认为是《史记》高度个性化和文学性的重要因素。《汉书》总体平实的风格几乎掩盖了其中好奇的表现。《三国志》简洁的风格也使人们忽略了其中奇趣以至夸诞的内容。《后汉书》大量夸饰以至虚诞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史著的严肃性，但另一方面无疑也增加了其叙事写人的生动性，使《后汉书》的文学色彩进一步凸现，因而仍然堪称一部史学兼文学名著，且与《史记》一道对后世史著产生重要影响。现代以来，因充分肯定《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现了低评《汉书》文学成就的明显倾向，以致出现所谓自《汉书》开始而呈现正史史学与文学分途的观点。考察《汉书》至《后汉书》的实际，这一说法似乎并不确切。实际上，由于中国历代作史者几乎没有纯粹的历史家，且往往都以文学见长，所以即便严肃的正史传记中，也多数都呈现出史笔与文笔、严肃史料与逸闻趣事的交错，更无论杂史、野史著作。沈约撰《宋书》，大量取材《搜神记》；房玄龄等修《晋书》，则《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素材兼取并用，均是显例。要之，一方面，久远而强大的史学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自古即有“六经皆史”之论，钱书先生则又提出“史有诗心、文心”[9]之说，可谓别具只眼。纵观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正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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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M]//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7-161.
[7]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55.
【关键词】抄书人 洛阳纸贵 抄书现象 抄书精神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史载左思为写三都赋，“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处放上纸笔、书本，每读到好的地方，就提笔抄写。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抄书主体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书现象十分普遍。与“洛阳纸贵”相似的情况很多，如南朝学者谢灵运（385―433年）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史载“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抄书现象的繁荣由前展而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①。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像他们这些产生之初的抄书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可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张仪、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志趣相投，早年曾从师鬼谷子，过着虽然清贫但是志向远大、刻苦学习的生活。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张、苏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一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抄写内容多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抄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以宣传孔子学说为主要目的，打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基石。
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着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在抄书尚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零星记录了一些抄书人和抄书现象。 “（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②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 “（李合）常以佣书自给”。③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④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⑤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曰：“临纸悲塞，如何可言。”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⑥。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⑦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⑧，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⑨，后来官至奋武将军。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⑩，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入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崔亮(生卒年不详) “居贫，佣书自业”⑾，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士。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⑿。后来官至尚书。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⒀。后来官至孝昌相。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⒁，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⒂，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入仕途，成功名外，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在抄书中长期临写汉字，练就一手好字，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称“经生”，如前所述释僧肇。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虽然还存在着，但仅仅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
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和此后的抄书人初步摆脱了奴隶制社会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会中服务于封建主。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记载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人；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这应是我国关于图书发行的最早记录，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抄书人充当了传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通过抄书，一些珍贵的、稀缺的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通过抄书，中国古代的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发展、繁荣；通过抄书，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创新；通过抄书，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开始萌芽、出现。蕴含在“抄书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过历代抄书人不断地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⒃的张仪、苏秦，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①⒃（晋）王嘉：《拾遗记・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②（南朝）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③（北宋）李 等，《太平御览・李合别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④（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⑤（东汉）桓谭：《桓子新论》，中华书局，1925
⑥（南朝）范晔：《后汉书・班超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⑦（晋）王嘉：《拾遗记・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⑧（南朝）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⑨（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⑩（唐）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⑾（唐）李延寿 等：《北史・列传第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⑿（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阚泽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⒀（唐）李延寿 等：《南史・陶弘景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⒁（北魏）魏收：《魏书・列传第四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⒂（南朝）释慧皎，《高僧传・释僧肇传》，中华书局，2006
1836年，在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统治时期，阿拉卡拉大学迁入马德里，并且改名为中央大学。进入20世纪，许多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作家和科学家也纷纷到大学来授课。1970年，西班牙政府推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央大学重新以它的诞生地康普鲁登斯来命名，因而大学最终改名为康普鲁登斯大学。
每年来校园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大概在5600人左右
如今的康普鲁登斯大学已经成为西班牙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好的大学。学校的学科种类齐全，有20多个学院，180多个系，主要涉及四个知识领域，人文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卫生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校可以颁发70多种官方承认的学位，学位范围几乎覆盖了在欧洲全部的专业和领域，康普鲁登斯大学目前是欧洲学位种类最为齐全的大学之一。学校有6000多名教授，13万名学生，它成为西班牙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
校长拉斐尔・普约尔（Rafael Puyol）介绍:“康普鲁登斯大学是西班牙大学当中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学之一，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都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我们与欧洲参加的欧洲合作项目主要是伊拉兹马斯和苏格拉底项目，此外与南美洲的大学我们也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与这些国家的大学进行合作，交换留学生，叫做加利福尼亚项目。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来到我们这里学习，有来自韩国的，日本的，还有中国的，我们这里还有来自北非国家的学生，比如说摩洛哥，这些外国留学生主要来我们这里读学位，比如说博士学位，每年来我们大学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的人数大概在5600人左右，而从我们大学去外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在2500人到3000人之间。”另外，校长还告诉我们：“从这所大学毕业的著名校友里面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现任西班牙的首相阿兹纳尔以及首相夫人，西班牙的国王和他的两个女儿也在这所大学学习过。总之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有很多都在国际上取得了影响，涉及的领域包括音乐、政治、体育，如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杰出的人士。”
从1920年开始，康普鲁登斯大学开始颁发荣誉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主要授予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人物，迄今为止已经有50多位人士获得了这个荣誉学位，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青霉素的发明者英国科学家阿历山大・弗莱明，西班牙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普拉契・多明戈，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胡安卡罗斯一世，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及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以能够得到康普鲁登斯大学的荣誉学位为荣。
西班牙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1845年，随着众多的教育学院与康普鲁登斯大学合并，这些学院的图书馆也开始并入康普鲁登斯大学图书馆系统，最终这座大学图书馆成为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马德里第二大图书馆，也是西班牙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来自大学的20多个学院，目前有210多万册的书籍，每年的借书量都超过百万。
历史图书馆是康普鲁登斯大学图书馆系统中最为著名的图书馆之一，也是西班牙大学类书籍最重要也最古老的图书馆。历史图书馆意识到有必要将那些被视为珍贵文化艺术遗产的古籍收藏在一起以便于保护和修复，同时也方便研究人员进行查阅，因此在校长的帮助下这些珍贵的书籍陆续地被收藏在历史图书馆内。如今馆内总藏书量达到17万5千册，其中包括3000多部手稿，755本西班牙1500年前的古版本，还有10多万册16世纪到18世纪的书籍。
学校图书馆系统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加西亚瑞斯告诉我们:“图书馆之所以出名，在于图书馆的系统。康普鲁登斯大学的图书馆系统包括学校20个学院的图书馆，总藏书量超过了两百万册，有完善的借阅和查阅系统，每年的借书量达到了百万册，学校最近在生物、计算机科学和化学三个学院建立了三座新的图书馆，未来两年学校还会在法学院和生理学院再建造两座图书馆，这些新图书馆的总面积达到了两万两千平方米，面积是非常大的。”
在校留学生的感受
在康普鲁登斯大学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在这里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对离家万里、在异地求学的他们来说，马德里的留学生活是充实的，但也是艰苦的。吴晔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的会计统计专业，之后曾在上海工作了八年,2000年吴晔来到康普鲁登斯大学攻读语言专业。在马德里两年的留学生活当中，吴晔有自己的酸甜苦辣。他告诫想出国留学的后来者们:“如果你想出国留学，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刚出来的3个月到6个月那段时间会觉得很艰苦，在语言、生活、习惯不同的环境里，没有亲戚或者没有朋友，全要靠你自己，这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心情不好。但是这也是对你人生当中也是一种磨练，一种锻炼，你如果能够走过这一段，我想对今后的人生心理素质提高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曹全碑》； 曹全；曹宽；以碑证史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28-02
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编撰的《续敦煌实录》，依据明万历（1573～1620）中A阳县（今陕西合阳县）县民掘地所得汉《A阳令曹全碑》的内容，收录了敦煌效谷县（治今甘肃瓜州县西）汉代官员曹全及其高祖以下的部分人物，又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收录了曹宽其人，将曹全与曹宽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然而许多研究者如清人王先谦、朱彝尊等则认为曹宽就是曹全，《后汉书》误“全”为“宽”，“要当以碑为正”。
研究了一辈子金石学和地方史的大学者张澍，难道他会那样粗心，轻易地将见诸名史、名碑的同一个人误作两人？经仔细分析，笔者认为，事情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张澍在这里未必就是错的。《曹全碑》的碑主曹全与《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戊己司马曹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尽管《曹全碑》（以下简称《碑》）和《后汉书•西域传》（以下简称《传》）都记载曹全和曹宽两人带兵讨伐过西域的疏勒王，但《碑》、《传》所载的人名、讨伐疏勒的时间、被讨伐疏勒王与前王的关系、讨伐军的主将和兵员、讨伐的结果等都不一样。因此，笔者认为曹全和曹宽不是同一个人。
一、人名不同
《碑》主是曹全，《传》中提到的人叫曹宽，两个人的名字本不一样。清代学者王先谦用《碑》纠史，认为是《传》写错了。他说：
范（指《后汉书》作者范晔）去汉二百余年，而传录文字脱落，“完”、“宽”字形相似，故完误为宽也。其名是全，则碑有确证。[1]
这是说，《后汉书》的作者南朝宋人范晔生活的时代上距后汉曹全的时代已经200多年，由于该书编撰者收集到的资料“文字脱落”，将曹全“字景完”的“景”字落掉了，又将“完”字误写成了“宽”。他由此认定应将《传》中的“曹宽”按《碑》文改为“曹全”。至于此论有何旁证，不论是王先谦还是其他学者都没有提出，于是上述意见就只能算是揣测之辞，而揣测不能作为确证。
二、讨伐疏勒的时间不同
《碑》云，曹全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拜西域戊部司马”，讨伐疏勒国王“和德”；《传》云，建宁三年（170，一作五年），曹宽等讨伐疏勒国王“和得”。这里疏勒国王的名字有异，尚可以假借来解释，问题不大。关键是曹全与曹宽讨伐疏勒国王的时间不同。按碑文所载，曹全于建宁二年伐疏勒，“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后，东汉政府即给他升了官，“迁右扶风槐里令（治今陕西兴平县东）”，紧接着，又“遭同产弟忧弃官，续遇禁网，潜隐家巷七年”。这里将曹全当时的行迹排得很清楚，他不可能在建宁三年又到西域去打仗。
三、所讨疏勒王与其前王的关系不同
《碑》云，建宁二年（169），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引起汉曹全的讨伐。《传》则云，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前者云子弑父篡位，新、旧王之间是父子关系；后者说叔杀侄夺权，二者间是侄叔关系。在这里，《碑》与《传》的内容大相径庭，很难说二者记载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四、讨伐疏勒的主将和兵员不同
《碑》云：“君（指曹全）兴师征讨。”这是说曹全作为西域戊部司马，他以主将身份独立地带兵去伐已经篡位而不向汉朝进贡的疏勒新王，所带军队除了汉在西域的屯兵，按理还有从西域他国借来的军队。《传》则云：“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一有已）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这段话意谓讨伐疏勒的军事行动是由凉州刺史孟佗决定的，其军队由敦煌兵，戊己校尉、西域长史部下兵以及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等国兵至少三部分组成，而且有3万余人，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曹宽只是其中的一个武官而不是主将。这也是《碑》、《传》所载内容很不相同的一个地方。
五、讨伐的结果不同
《碑》云，曹全及其军队“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簿官……迁右扶风槐里令”。《传》则云：“攻桢中城，[2]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两处记载的战争结果判若云泥。对此，《后汉书集解》引周寿昌的解释说：“碑云和德面缚归死，司寇（指曹全）还师振旅，则作碑者缘饰之词。”[3]此言何证，也没有下文。按理说，作碑缘饰是常见的现象，但那多是对相关情节的润色和修饰，而不能改变基本的事实真相。作碑如作史，若在所言事件性质上颠倒黑白，以败为胜，则肯定会招致诟病，而达不到赞扬碑主的目的，稍有正义感的作者，都不会做这类事。何况曹全师还以后，即被东汉政府提拔为“右扶风槐里令”，若碑文的基本情节是“作碑者缘饰之词”，那么，曹全振旅后被升官这件事该怎样解释。
在曹全与曹宽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上，持“是一人”态度的清人王先谦认为问题是由“传录文字脱落”所致，已如上述。其他学者如朱彝尊认为是“范蔚宗（《后汉书》作者范晔字）去汉二百年，传闻失真”，因而造成了《传》文的错误。“要当以碑为正也”，[4]即以《碑》文为准，来纠正《传》中的“宽”字，确认《传》中的曹宽就是《碑》中的曹全。清人惠栋说得最为谨慎，他只说《曹全碑》云曹全“拜西域戊部司马，讨疏勒”，其官职不是《传》中写的“戊己司马”几个字（应是“戊部司马”），《碑》中的曹全与《传》中的曹宽“名异”，并未明讲二者是一还是二人。所有持肯定态度者虽然观点明确，然却都是出于个人独断之学，未能提出或提不出有力证据，来证明曹全和曹宽是一人而不是两个人。以证据为生命线的考据名家们，在这里陷入了“臆断”的泥沼。
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能是忠实地按照《碑》和《传》的记载，将曹全和曹宽看作两个人；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可能正如张澍指出的那样：曹宽和曹全都是敦煌曹氏，是敦煌曹氏的一门二将，并且都作过东汉的西域戊部司马。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建宁二年（169），当曹全降伏了疏勒王，振旅还师以后，他被任命为右扶风槐里令。而他在西域留下的戊部司马的空缺，由朝廷另选他的弟兄或族人曹宽填补了。建宁三年（170）或五年（172），疏勒王积蓄力量，再次反汉，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与戊司马曹宽等一起前往讨伐，这次虽然兵多势盛，却没有讨到便宜。此论同样出于推测，不敢说就符合事实，但至少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从南朝宋《后汉书》撰成到明万历间《曹全碑》出土，1000多年间没有传世文献或学人提到曹全、曹宽是一人还是二人的问题，只是在《曹全碑》出土和清代考据之风盛行的学术条件和环境下，学者们才提出了这一问题。然而同是清代考据和学术大家，其论有的出言谨慎，有的辄为臆断，对于他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尊重、慎对的同时，理应发扬他们所倡导的重史实、重证据的优良学风，去粗取精，择善而从，以推动学术的发展。
［注释］
①[3]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88《西域传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0页。
1、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
2、《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3、《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共一百篇，八十万字。
4、《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5、《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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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
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
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
遂斩之，以其首祭子冢，复还海中。
（选摘自《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题目为编者加。）
【注释】
①吕母：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文学常识积累】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南北朝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所著《后汉书》是我国史学名著，记载了一百九十余年的东汉历史，全书有帝纪九卷，后纪一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的纪、传部分，是《后汉书》中最有光彩的篇章，表现了作者范晔敏锐的识见和杰出的才华。
【阅读鉴赏】
吕母是揭开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序幕的女英雄。她策动起义的初衷虽然只是针对县宰的横暴，为被冤杀的儿子报仇；但在暴动的进程中，她吹响了“杀人当死”的战斗号角，在客观上突破了报私仇的思想局限，具有了普遍而深刻的社会意义，符合广大贫苦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心愿。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吕母起义的感召下，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在各地熊熊燃烧起来，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在今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吕母死后，她的部众分别加入了赤眉、青犊、铜马等起义军。
【知识考查】
1.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义，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
亡命：流亡、逃命（的人）
B.犯小罪，宰论杀之
论：提议、上报
C.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
报怨：报仇雪恨
D.少年壮其意
壮：钦佩、赞扬
2.下列语句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表明吕母决心为儿子报仇的一组是（）
①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
②遂相聚得数十百人
③视其乏者，辄假衣裳
④引兵还攻，破海曲
⑤少年欲相与偿之
⑥杀人当死，又何请乎
A. ①③⑥B. ②④⑤
C. ①②④D. ③⑤⑥
3.下列对本文内容的理解或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吕母的儿子是个小小的县吏，只因犯了点小罪就被县官处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吏治黑暗、草菅人命的社会现实。
B.吕母决心为被枉杀的儿子报仇，采取了许多凝聚人心、壮大实力的措施，这表明她是一个有胆识、有远见、有谋略的女中豪杰。
C.吕母虽然是个老妇，但她如同勇士自号“猛虎”，自称“将军”，揭开了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表明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
D.吕母提出“杀人当死”的口号，这表明她的暴动已突破了为子报仇的局限，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符合广大贫苦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心愿。
4.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
②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
【参考答案】
1.B（论：定罪。）
2.A（②说的是青年中的一位勇士；⑤说的是接受过吕母恩惠的青年。排除这两项确定答案是A。）
3.C（青年中的一位勇士自号猛虎，而不是吕母。）
4.①只是因为那县宰不讲道义，冤杀了我儿子，我想为儿子报仇罢了。你们肯同情帮助我吗？
②于是他们和吕母一起到海岛上去，召集流亡、逃命的人，队伍达到几千人。
【参考译文】
天凤元年，琅海曲有个姓吕的老妇人，她儿子是个县吏，犯了点小罪，县宰给他定了死罪，把他杀了。
吕母怨恨县宰，秘密地聚合宾客，计划为她儿子报仇。吕母家素来富裕，有数百万资产，于是她酿了更多的醇酒，买了刀剑和衣服。年青人来买酒，她都赊给他们。对待那些生活贫困的年轻人，就借给他们衣服，不管多少。
几年后，吕母的家产渐渐用完了，青年们互相商量要偿还她。吕母哭着说：“我之所以厚待你们，不是要求得利益。只是因为那县宰不讲道义，冤杀了我儿子，我想为儿子报仇罢了。你们肯同情帮助我吗？”青年们很钦佩她的想法，又一向接受她的恩惠，都答应了。
年青人中有个勇士自称猛虎，就聚集了近百人。于是他们和吕母一起到海岛上去，召集流亡、逃命的人，队伍达到几千人。吕母自称将军，率兵回攻，攻陷了海曲，活捉了县宰。县吏们叩头为县宰求情。吕母说：“我儿子犯了小罪，不该处死，却被县宰杀了。杀人应当处死，又何必求情呢？”
关键词：中医药；肺癌；免疫调节
中图分类号：R28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07)03－0045－02
肺癌是当前世界各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已成为目前人类癌症死亡的主要病因，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目前西医对肺癌的治疗仍以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为主，另配合一般对症治疗和姑息治疗。靶向治疗和生物治疗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已成为最有希望攻克癌症的治疗方法，生物治疗在目前被称为治疗恶性肿瘤的第四种模式，但这两项技术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对肺癌而言，更多强调综合治疗，中医药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疗效确切，为广大患者所接受。而免疫功能直接影响着疾病的转归，本文就中医复方对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cancer，NSCLC)患者免疫功能的作用综述如下。
1 中医对肺癌免疫调节理论基础
中医理论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指导，注重改善机体的整体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中医认为，正气和邪气是肺癌发病的两个主要因素，“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肺癌形成之后，不断耗气伤血，致使机体正气更虚，而且病情能否控制、恶化或转移也取决于正邪斗争的结果，其中正气起着重要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里所说的“正气”指的是人体对各种致病因素的防御能力，与西医学的免疫功能意义相通。中医药能显著提高和调节肺癌患者的免疫功能，特别是对细胞免疫功能的调节，从而达到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2 中医复方对NSCLCLO的免疫调节作用
严桂英等[1]观察了中药抗瘤增效方对NSCLC化疗的增效减毒作用，配合中药的治疗组多项免疫指标(T细胞亚群及NK细胞活性)均较治疗前提高，化疗组则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杨孟祥等[2]观察中药肺癌Ⅰ、Ⅱ号配合化疗治疗NSCLC的免疫指标的变化，结果中药化疗组CD+4、CD-4／CD+8较化疗前有明显升高(P＜0．05)，而化疗组CD+3及上述指标较化疗前均明显下降(P＜0．05)。李东芳[3]应用中医辨证治疗晚期NSCLC32例(治疗组)，并与化疗26例(对照组)对比2组T细胞亚群指标，结果治疗组提高率为78．12％，对照组34．61％，有显著性差异，表明运用中医辨证治疗可明显提高机体免疫力。周延峰等[4]观察中药联合化疗对肺癌的疗效，结果观察组CD+3、CD+4、CD-4／CD-8均比治疗前明显升高(P＜0．01)，而对照组上述指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刘宇龙等[5]观察肺癌术后化疗加消积饮组及消积饮组治疗后，CD+3、CD+4比例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提高(P＜0．01)，CD-8比例则比治疗前有所下降(P＜0．01)，CD+4／CD-8比值增高(P＜0．01)，化疗组治疗后，CD+3降低，而CD+4和CD+4／CD+8比值以及CD-8则有所升高，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这提示化疗药有抑制细胞免疫功能的副作用，而消积饮能够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马纯政等[6]运用中医药辨证施治结合疗维适冻干粉针剂治疗晚期肺癌58例，治疗组治疗前后对比，CD+3、CD+4、CD+4／CD+8、NK细胞、IL-Ⅱ均升高(P＜0．01)，CD+8下降(P＜0．01)，对照组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较，上述指标变化趋势与治疗组相同，但治疗后，两组相比较，CD+8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其余指标治疗组均比对照组高(P＜0．01)，差异显著。王兆会等[7]观察中医药对NSCLC患者化疗的减毒作用，结果观察组(化疗+扶正防毒汤)治疗后外周血CD+3、CD+4、CD-4／CD+8等免疫指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有显著性差异(P＜0．01)。张晖等[8]观察中药肺岩宁方对晚期NSCLC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与治疗前相比，患者NK水平明显上升，CD+8水平明显下降，CD+4／CD+8水平明显上升(P＜0．05)，提示中药具有显著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宁越峰等[9]观察了中药加味十全方对NSCLC放疗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中药可明显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刘经选等[10]观察金消方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化疗中的减毒增效作用，结果显示配合中药的治疗组在提高免疫机能明显优于单用化疗的对照组。周卫东等[11]_观察抗瘤增效方对NSCLC患者的近期疗效和免疫功能，结果化疗加中药组T细胞总数、辅T细胞及NK细胞水平均高于化疗组，而抑制性T细胞水平及VEGF、CYFRA21-1水平均低于化疗组，结论提示中药可增强免疫功能。梁松岳[12]观察了脾肾方联合化疗治疗晚期NSCLC35例，结果对照组CD+3、CD+4、CD+4／CD+8治疗后明显低于治疗前，而治疗组治疗前后无明
显变化，证明脾肾方对化疗的免疫破坏有纠正作用，对患者有免疫保护作用。程志强等[13]对34例NSCLC患者化疗同时使用双胶补血汤治疗，发现双胶补血汤对患者化疗时的血象及免疫功能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贾英杰等[14]观察消岩汤剂治疗NSCLC的临床疗效，其中在免疫功能方面，消岩汤剂组、消岩汤剂加化疗组治疗后CD+3、CD+4、CD+4／CD+8及NK细胞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P＜0．01)，化疗组与消岩汤剂组、消岩汤剂加化疗组治疗后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P＜0．01)，表明消岩汤剂能提高肺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孙慧莉等[5]观察益气养阴方对中晚期原发性NSCLC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益气养阴方组和益气养阴方加化疗组的免疫功能治疗后均有改善且优于单纯化疗组，提示益气养阴方能提高NSCLC患者免疫功能。曹建雄等[16]应用扶正解毒汤配合化疗治疗晚期肺癌28例，并以28例作对照观察，观察治疗前后白细胞、淋巴细胞、红细胞免疫功能及T细胞亚群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配合中药后上述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沈红梅等[17]用自拟肺癌方配合化疗治疗晚期NSCLC37例，并与单用化疗的39例对照，分别观察2组治疗前后的免疫指标，结果中药配合化疗组患者的CD+3、CD+4明显升高(P＜0．05)，CD+4／CD+8、NK、CIK细胞保持稳定，化疗组患者的多项免疫指标都较前明显下降(P＜0．05)。罗秀丽等[18]按中医辨证论治以及与化疗的组别对比研究，显示中医药可明显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保护因化疗而被破坏的免疫系统。罗长义[19]报道益气养阴方为主治疗晚期肺癌30例，配合清热解毒及软坚散结药物，结果显示NK、LAK细胞活性，IL-2分泌水平显著提高，TNF水平呈双向调节作用，在升高Th细胞的同时，降低Ts细胞数，从而提高Th／Ts细胞比值，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状态。范元芳等[20]将112例NSCLC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加服中药。结果对照组治疗后CD+3、CD+4、CD+4／CD+8、NK细胞活性与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0．01)，CD+8无明显变化，治疗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均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相互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提示中医药确能保护机体免疫功能。
3 结语
目前，临床上发现肺癌时80％以上已进入中晚期，NSCLC占绝大部分，治疗上特别强调综合治疗，中医药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治疗的目的，目前更为注重的是生活质量的改善、生存期的延长。为了尽可能的接近该目标，维护和提高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势在必然。更由于目前西医对中晚期NSCLC的治疗尚无疗效确切的治疗手段，生物治疗近年逐渐成为热点，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前景看好，但在近一时期内仍很难有大的突破，其疗效目前也尚待评价。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对中晚期NSCLC患者确实能起到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中医药在调节和提高机体免疫力方面疗效显著、独具特色和优势。但也要看到，目前中医药在提高NSCLC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临床报道多为单中心且样本较少，无令人信服的循证医学资料，尚缺乏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的研究资料；②尚无规范的诊疗判断标准；③尚没发现对NSCLC患者免疫功能提高有特异性的中药；④许多中药复方对免疫功能影响的机理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总之，中医复方对提高中晚期NSCLC患者免疫功能的疗效是确切的，我们应该认真发掘、整理，使之为广大肺癌患者的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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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人是谁”学界考证不断
根据200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提出的观点，出席“二大”的代表为12名，分别为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李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而代表名单尚缺一人。 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也再次确认了这一名单，同样认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那么“第12人”究竟是谁呢？学界一直在不断进行考证与研究。
忘了地点 错过“二大”
曾参加“一大”的有没有参加“二大”，他会不会是“第12人”呢？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六大”的代表回顾了“一大”至“五大”的情况，并形成一个文件。在这份文件的统计表中，确实曾出现的名字。
在中共二大纪念馆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是其中一件珍贵的展品，书页上有这样一句被特别标示出的话：“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却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这段话来自本人的回忆，这直接否认了“六大”统计表中的说法。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学术顾问王志明说，1922年7月16日，“二大”第一天的会议在李达家里召开。为了避免引起法租界巡捕注意，“二大”8天的会议中，只开了3天全体大会，而且每次全体会议后都临时通知更换场所，其余时间都是分组进行讨论。频繁更换场所，加上位于50幢结构相似的石库门中的辅德里625号非常难找，最终让错失参加“二大”。
也有专家提出“还有第13人”
杨晔认为，“二大”的代表名单难以确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原始文献的严重缺失。目前国内研究者考证、判断名单真伪的主要依据就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解密资料——《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和“六大”统计表，此外还有李达、、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但是大量事实证明，这些资料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出现在“六大”统计表名单中，他本人却对此否认。
在《我的回忆》中说湖北代表是包惠僧，但包惠僧本人却多次否认。李达的回忆中，对于邓中夏、向警予是否参会，前后的说法也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其实还难以完全定论就是“12人”，也许还不止。也有专家考证认为，“二大”代表应该有13人，罗章龙、许白昊、谭平山、施存统并未出席二大，应该是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和向警予，姓名不详的那个人是四川代表王右木。
但是对于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六大”的统计表出自参与“六大”的代表回忆，如果参加了“六大”又没有出现在“二大”的名单中，那说明他本人就否认自己参加了“二大”，邓中夏正属于这种情况。而不少专家认定高君宇、邓中夏两人出席“二大”的理由就是“没有参加会议怎么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呢？如果邓中夏被否认在“二大”名单外，同理，高君宇也有可能没有参加“二大”。
名单之谜期盼新突破口
对“二大”名单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沿用过当时苏联学者的 “20人说”，但具体代表的名单并未作探讨。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整理由上海运到北京的“中央文库”档案文献过程中，发现了“六大”统计表，开始将“20人”修正为“12人”。1980年后在全新的考证下，“12人说”逐渐成为主流。 “但是21世纪初，在主流认证外，也有多家争鸣的考证与研究。 ”学者杨晔说。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7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在采用了“12人”说法外，也单列了一项 “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其中包括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等七人。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是涉猎二大代表名单研究的少数国外学者之一，他的推测是“7人说”，他在研究著作中写道：“出会的代表好像有7人左右，其中似乎肯定有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因为他们曾回顾自己参加大会的情况。 ”
“二大”名单之谜能否找到突破口，何时能解，专家们表示，一定要广开档案查询之路、拓展资料收集范围、重视文献资料甄别工作，此外还要提升这份名单的研究关注度，寻找新的突破口。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楚，男，汉族，47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教工宿舍。
委托人寇亮，女，汉族，43岁，中国政法大学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教工宿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法定代表人谢寿光，社长。
委托人范广伟，男，汉族，48岁，该社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磨房南里甲30楼2门301号。
上诉人张楚因侵犯署名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初字第4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7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楚的委托人寇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简称社科出版社）的委托人范广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和涉案图书已有的署名方式，张楚享有《网络法：课文和案例》一书译者的署名权。社科出版社提出涉案图书为委托创作的作品，双方在合同中对著作权归属做出了约定，因此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权均由其享有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署名权是指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社科出版社在涉案图书封面折页、扉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页、版权页上署名张楚为该书译者，表明了张楚作为该书译者的作者身份。张楚主张社科出版社未给其在该书封面上署名，侵犯了其署名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张楚还提出社科出版社的侵权行为是由于其违反双方图书翻译出版合同中有关署名方式的约定所至的主张，鉴于本案为著作权侵权之诉，对于双方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张楚和案外人乔延春、孙晔作为涉案图书的共同译者，共同对该书享有译者署名权。张楚在本案中主张社科出版社侵犯了其署名权并请求判令社科出版社在该书中去掉非翻译人员廖理的姓名，而廖理并非本案当事人，且张楚亦不能在本案中就其与案外人共同享有的权利单独提出主张，故与廖理有关的署名问题应另案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张楚的诉讼请求。
张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并未核对翻译出版合同原件即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曾要求在庭审笔录的每一页都签名，一审法院不允许，上诉人日后再查看笔录时，发现记录已明显不同。2、被上诉人未在作品封面给我署名，侵犯了我的署名权。3、署名权是作者的基本精神权利，被上诉人应对侵犯我署名权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4、署名权属精神性人格权利，不存在与他人共有的问题，上诉人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诉权。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社科出版社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21日，张楚与社科出版社签订《图书翻译出版合同》，约定：社科出版社委托张楚将《CYBERLAW：TEXT AND CASES》一书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翻译作品的著作权归社科出版社所有，社科出版社尊重张楚确定的署名方式。张楚与社科出版社均提交了该翻译出版合同复印件，经比对，两份合同上张楚的签名字迹虽不同，合同内容完全相同。
社科出版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曾向张楚寄交涉案图书设计样稿两页，两页上均标有译者张楚等三人姓名，双方当事人对其中一页为版权页设计样稿无异议；对另一页，张楚主张为封面，社科出版社认为是扉页的环衬面。
2001年5月，社科出版社出版《网络法：课文和案例》一书。该书封面上标注有著者姓名，未署译者姓名，封面上方标有“创世纪工商管理译库 主编：廖理”；封面折页和扉页上方标有“主编：廖理 译者：张楚 乔延春 孙晔 出版人：谢寿光”；该书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页载明：“网络法：课文和案例/格拉德佛里拉等著；张楚等译”；该书版权页载明：“译者/张楚 乔延春 孙晔”。
社科出版社2003年第1期和第2期图书征订目录包括涉案图书，载明涉案图书的著者、出版年月、定价等内容，但未载明该书译者姓名。社科出版社称涉案图书尚未发行，仍封存在北京市焦王庄装订厂。张楚对此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其他相反证据。
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翻译出版合同、图书设计样稿两页、《网络法：课文和案例》一书、社科出版社2003年第1期和第2期图书征订目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张楚虽对社科出版社所提交的翻译出版合同复印件提出异议，但该份合同复印件与张楚自己所提交的翻译出版合同复印件内容完全相同，张楚主张以其自己所提交的文本为准，在此情况下，已无必要要求社科出版社提交合同原件。张楚关于原审法院未核对社科出版社所提合同原件违反程序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审法院擅自改动庭审笔录的上诉主张，上诉人并未指出在双方当事人当庭签署原审庭审笔录后，该笔录在何处有何改动，故其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社科出版社在涉案图书封面折页、扉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页、版权页上标明张楚为该书译者的行为，表明了张楚作为译者的身份，并已为张楚在该作品上予以署名。张楚关于社科出版社未给其在该书封面上署名，侵犯了其署名权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张楚主张社科出版社并未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在封面上为其署名一节，属于是否违反合同约定之争议，鉴于张楚以社科出版社侵犯其署名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原审法院基于本案为侵权之诉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作者根据其署名权，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但鉴于张楚主张在该书上去掉廖理署名，涉及到廖理的署名权问题，而廖理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原审法院认为此问题应另案解决并无不当。张楚此项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元，由张楚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元，由张楚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锦川
审判员 周 翔
审判员 张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