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3:06
《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讲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曾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拥有辉煌经历的风云大国的兴衰，为讨论国家发展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和文明资源，这部片子不光让我知道了很多的历史知识，也告诉我怎样从历史故事中去思考和分析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在每个国家崛起的故事中都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小国让欧洲人开始认识世界，他们凭借海样迅速成为了世界强国，开始在世界疯狂的掠夺财富，当时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要有勇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好奇心才能使我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当时中国的郑和下西洋要比哥伦布等还要早几十年，而大明王朝仅仅是为了向世界宣扬天威，因而走上了闭关自守的道路。荷兰这个国家好像除了商业利润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注重资本和商业超过一切，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成为17世界的强国。无穷无尽的资本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英国的崛起说明了国家的兴盛需要科技与文化的支持，法国和德国的崛起和失利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能仅仅依靠武力成为强国。作为亚洲唯一跻身列强的国家，作为亚洲唯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崛起和其它国家是不同的，它不像西班牙的勇猛冒险，不像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而是靠的学习和变革。俄罗斯的改革和日本类似，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目的。美国的崛起则告诉我们要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历史上的大国，而在最近的几百年被其它国家所赶超，中国要想重新回到大国强国的位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回顾五百年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我们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西方大国的崛起，还是德国、日本在战败后的迅速复原，都得益于教育基础的雄厚。日本不但派出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天皇也亲自到欧洲发达国家考察。日本最终与欧洲列强一道成为强国。日本的百年维新让自己成为世界经济第三强国，日本的强国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很大，一是教育的普及率低，二是教育的效果不好。国家领导人应该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应该多多建设免费的小学与中学，要让所有的人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样国家才能培养大量的人才，才能实现成为强国的梦想。
第二是提倡创新精神。荷兰通过技术的领先优势发展贸易，从而得到资源及低技术水平的产品。而技术领先的实质就是创新精神。英国的工业革命中的技术改革，美国的汽车产业发展中的创新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的中国缺乏的就是创新精神。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周围用的有点技术含量的东西，几乎都不是我们的原创发明。只有通过创新，我们才能创造和发明更多更强的技术，才能加快科技进步和发展。
第三体制改革。日本改变国体为天皇掌权的君主立宪制，其强国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俄罗斯的改革和日本类似，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目的，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后，为自己的工业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力和兵员。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有比较开明体制的朝代往往也是较为富强的朝代。中国必须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落后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为市场经济的前进铺平道路，
第四提倡民主。法治和民主这个事情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他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可以看成一件事，也可以看成两件事，我们要平衡法制和民主的关系。法治也是一种文化。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法治文化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和谐世界，就是法治世界。世界需要法治，建立和谐世界更需要法治。任何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都不能再通过武力扩张和超越国际法的途径去实现。同时一个国家要开始民主化进程必须有一些相应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配套。
第五我们要完善各种法律制度。比如专利制度，它是英国和美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于1623年制定的"垄断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法雏形的专利法，到18世纪中叶发明及专利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内容。美国则是在宣布独立后不久就建立了专利制度—1787年所制定的合众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版权和专利权。美国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保护发明创造，激发了人们从事发明的动力。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完善法制。
世界上其它大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地方，了解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一方面能使我们警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差距。《大国崛起》，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它对我们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的道路走得更顺一点。我们应该思考一些国家为什么发展得好，有的国家为什么崛起后又衰落了。21世纪我们要加快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步伐，同时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大国崛起观后感900字（二）
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葡萄牙开启了航海时；西班牙光复了国土；荷兰创造了现代商品经济制度；英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君主制度，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开辟了一场摧毁绝对君主制的大革命，传播了启蒙思想；德国在法国的王宫里宣告了自己的诞生，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迎头赶上，最终实现了现代化；俄国废除了近五个世纪的农奴制，缔造了苏维埃政府；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制定并实施了宪法，逐渐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从它们的崛起道路来看，我们不难得出大国崛起的必需因素：国家的统一，工业的发展，制度的明确，积极求索的态度，思想领域的开拓。不管它们的方式是文明，还是野蛮，他们终于站在了历史的潮头，引领了世界的前进。虽然人之于历史只是沧海之一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迪亚士到伊莎贝尔女王，从哥伦布到达伽马，从梵高到莎士比亚，从瓦特到牛顿，从拿破仑到伏尔泰，从李斯特到俾斯麦，从佩里将军到沙皇，又从列宁到华盛顿，再到爱迪生。他们，总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站出来推一把，或是档一把，才有了如今的世界。国家的崛起不仅体现在工业文明上，更体现在人文精神上。所以，一提到盛产艺术家的地方我们就会想到荷兰，一提到莎翁的戏剧便会想到英国，一提到浪漫便会想到法国，一提到音乐家就会想起德国……
五百年很长吗？似乎不是。九个大国的崛起仿佛只是一个长长的梦，一个有帆船，有蒸汽机，有电灯，有号角，有鲜血，有勋章的记忆。然而，中国呢？悠悠华夏何时才能崛起？十九世纪，国门洞开，中国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求索。在近代的殷殷血火中，在无数革命先烈的脊梁中，在令人惶恐的动荡中，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诚然，我国现在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钓鱼岛，黄岩岛，南海，美国重返亚太……这同时也带给了我们新的挑战。随着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我们也迎来了崭新的2013年。航母style,让我们看到了活力，看到了激情。2013,中国，准备好了！
大国崛起，中国崛起！
大国崛起观后感900字（三）
现在的世界是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一个人若想在各种比拼中脱颖而出，就要总结、吸取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若想在在如今这强国林立的世界中崛起，也必然要借鉴他国崛起中的经验和教训。《大国崛起》一书介绍了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反应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个大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早期的大国，即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真可谓是勇敢的探险者、拓荒者。他们勇于向未知挺进。当其他欧洲国家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欧洲本身时，葡萄牙、西班牙已开始了对欧洲外的土地的探索与争夺。于是，世界第一次被瓜分、地理大发现等都成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杰作",这两个国家也从外部掠夺来了大量财富。而最终，他们衰落了，因为他们的贪心、享乐之心等等。
荷兰、俄罗斯两国人民的坚强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荷兰在独立前的抗争着实令我叹服；俄国人在强敌临近之际的英勇无畏令我对其深表敬佩。但是，荷兰成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活例子，苏联最终也未脱出僵化的模式。
英国、法国、德国都曾拥有强大的军队，同时也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若是和平地、与时俱进地发展，他们不仅不会成为明日黄花，而且还会使世界人民少受些磨难。但他们的野心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将所学来的东西快速、充分地消化利用的国家，可他们唯独没有学会与人为善，并最终葬送在自己的野心和缺乏远见上。
美国从独立到现在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间运用了各种手段，极力地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虽说美国崛起的手段没什么值得赞扬之处，但是其维护主权的坚定、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从这9个大国的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崛起的过程中全部奉行扩张政策，而这扩张政策也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的衰败埋下了祸根。不论是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决不能重蹈列强们的扩张政策的覆辙。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是当今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崛起要不损害世界人民的利益，同时要为构建和谐世界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在我们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应学习那9个大国在扩张中体现出的探索未知的勇气，善于学习和借鉴的品质，也要注意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些大国曾有过的贪婪、野心以及取得些许胜利后的得意忘形，则是我们要严防出现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只有在努力维护和平的前提下的锐意进取、团结、独立、自主并不断创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喜人的成绩。
崛起 衰落 更替 长存---观大型记录片《大国崛起》有感
这个暑假我看完了一部相当有历史和现实意义，能够给现代人无数古为今用的启发的史诗纪录片巨作---《大国崛起》。这部优秀的记录篇共分成12集，从15、16世纪到20世纪，讲述了横跨400多年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中9个世界大国陆续崛起的故事。这些大国依靠各自不同的各种优势先后屹立于世界所有国家与民族的顶峰，有的由于各种原因走向了衰落，有的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仍然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段壮怀激烈伴随着凯歌与悲鸣的历史里，我读到了这些国家的崛起、衰落、更替与长存，并对其原因有了自己的理解与思考。下面我将就这四点发生的原因和力量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九个国家中，在最初的大航海时代最先崛起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的民族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开拓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先后到达了印度，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最后在公元1519年~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带领他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这些光辉的壮举背后是千千万万航海家与船队一次次尝试和牺牲，也正是这两个海洋文明的民族的勇敢开拓精神点燃了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导火索。而这些勇敢开拓的精神的力量源泉是一方面是航海家对外部世界的无限好奇与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更现实也更重要的推动力是对海外世界巨大丰富资源的掠夺与占有的欲望。由此开始，世界上开始出现了海外殖民地，殖民者开始对殖民地以及被殖民者大肆进行血腥残酷的掠夺与剥削。这也掀起了后来更加疯狂的像英国等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展，原始资本开始积累，集中在开拓者与掠夺者手中，为他们日后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F w s i r . c o m 这也导致了世界贫富差距开始走向极端化。可是这样的原始掠夺与积累却只是野蛮简单地占有，获得暴利的开拓者们成为这两个国家最大的地主，他们建立起高高的围墙把大众与他们隔绝开来。他们只愿意享受自己掠夺来的资产，不愿意建立起自己强大集中的政权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制度与市场，这也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软肋。最终，后起之秀“海上马车夫”荷兰和“日不落帝国”英国简单地在贸易和军事方面将其取而代之。
接下来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荷兰这个国家当时可以说是单纯的商人的世界，荷兰人只想着怎样占得更多的海上贸易的份额，赚更多的钱。和西、葡二国不同的是，荷兰人懂得利用高超的技术优势赢得市场。他们利用高超的造船技术将自己的货船改造成运货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大货船，这为其赢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贸易份额，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马车夫”。但是荷兰这个国家也存在许多致命的弱点。当时的荷兰人只顾着自己的生意，完全没有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他们甚至好几次把自己的国土拱手让人，让其他国家的君主来对其进行管辖与控制，这样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最后也在难逃走向衰落的命运。“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崛起可以说比前面崛起的国家的故事更加风云激荡，英国自崛起以来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这是英国的发展史，也是世界的血泪史、挨打史和改革史。英国之所以与前面崛起的国家有如此巨大的不同而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真正有了一个国家崛起与发展所需的许多因素。强大的军事、早期权利高度集中的封建君主制和后来较民主的君主立宪制、疯狂的海外殖民扩展扩张掠夺、全国上下对商业的推崇鼓励、科学技术空前高度发展带动劳动力的飞速发展最终带来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英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这背后是诸如伊丽莎白女王之类的英明君主与牛顿之类的伟大科学家还有千千万万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人才共同的努力。英国的井喷式的发展崛起壮大在世界历史上绝对堪称一段传奇，一个奇迹！
后来的法国、德国、俄国都有通过革命或者改革建立起先进政权，通过一系列适合本国对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促进和鼓励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最终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大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发展还从人的根源出发，通过对教育的严格高质量把关创造出了一批又一批为国家发展风险巨大力量的伟大人才。日本的崛起得益于它对西方强国的虚心学习与努力追赶再加上其国民武士道精神所带来的坚韧、奋进与团结的民族优势，这使得日本迅速崛起且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并能从失败中迅速爬起来再创辉煌。
美国的崛起集以上各国之所长，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各种文化与思想、科技在其中交融碰撞。他是一个大熔炉，总会有新的东西从这些混杂的东西中间产生出来，这些创新是美国这架世界超级航母在世界之海上乘风破浪长盛不衰的核心能源！所以人是最大的价值，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存于世的不竭动力！
这类文章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因此，学生在解读时就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抓住中心论点
社会论文的论点能表明作者对某一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作者立场和世界观的反映。作者为了形成他的论点，需要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抓住文本的论点能帮助读者把握文意，了解作者的观点。而社会论文的论点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论点的概括性强。社会论文反映社会问题，揭示社会规律，关键是靠论点的确立。因此，学生在阅读时要关注篇首篇末或段首段尾的概括性强的句子，有时文章的标题就是文章的中心观点。
2.论点准确度高。论点如果表达不准确，就不能确切地反映社会现象，甚至还会给读者带来困惑。所以，学生在阅读时要关注语意明确的、直截了当的总结性语句。
3.论点的角度新颖。所谓新颖就是能关注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并具有创新性。当然新颖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这需要作者有敏锐的眼光，对社会现象作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
二、注意论证方式
社会论文肯定要通过讲道理使人信服。而为了充实内容，作者决不会一味翻来覆去地空谈抽象的大道理，而一般在确立了论点之后，会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进行论证。
1.运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论证。社会论文中的事实都是确凿可信的，因为事实是为观点服务的，在事实论证的前面或后面肯定要有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可以让读者顺藤摸瓜，找到文章的中心观点。
2.运用经典的或权威的理论论证。在社会论文类文本中，经典著作的原文或学科权威人士的原话可以作为理论论据，各门学科的理论也可以作为理论论据，而某些经过时间检验广为流传的谚语、格言等也能作为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一样，理论论据也是为中心观点服务的。
3.运用区别鲜明的比较论证。比较论证包括类比和对比两种论证形式：类比论证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论两者在其他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对比论证则侧重于从事物的相反或相异属性的比较中揭示需要论证的论点的本质。因此，学生在阅读社会论文时要格外注意这种区别鲜明的论证方法，从而迅速切入对文本问题的解答。
4.运用形象风趣的比喻论证。为了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说得透彻，深刻，社会论文的作者往往采取比喻论证，深入浅出、形象风趣地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所以，学生在遇到这种论证方法时，就要考虑本体和喻体分别是什么，二者有什么关系等。
三、注意语言风格
社会论文如果提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并进行深入剖析的话，那么其语言风格大体为庄重的、严肃的；如果它讽刺一定的社会现象，批判某种不良风气，表达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其语言风格往往又会亦庄亦谐。因此，学生在阅读社会论文时应先思考其主要内容，进而注意其语言风格，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
四、领会作者感情
作者在赞扬或批评某种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带着明显的感情倾向，而领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明确了作者的态度观点后，对文章的解读便可势如破竹。
当然，表现手法的分析、构思特点的说明、句子含义的揭示等在其他文本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在阅读社会论文时也应注意，这些题型的解题方法是相通的，我们可以灵活地加以运用，举一反三。
阅读训练一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郑永年
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外界的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种机会；二是将其看成一种威胁。表现在政策层面，前者主张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后者则鼓吹要拖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发展。
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如何理性地看待自己。如果不能理性看待，不仅内部的持续发展会出现问题，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会产生影响。
中国的确正在崛起。但现实地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崛起，而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中国向外国政界解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时候喜欢用乘法和除法，告诫人们不要光从数字来看发展。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很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能源短缺、社会分化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经济现代化尽管为军事现代化创造了良好基础，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更受中国本身的国际战略的制约。如果经济上的崛起造就直接的军事崛起，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步一些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实际上，中国是否会把经济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心的主要问题。如果军事崛起必须避免，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
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尽管有人提倡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
政治上的崛起也尚未实现。这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变革适应和容纳了社会与经济的变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如何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并且在平稳中取得成功，是个巨大无比的困难。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单方面的崛起不仅较之目前世界的诸多强国有很大的不足之处，而且较之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人把中国目前的崛起视为复兴，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包括在秦汉时代、隋唐时代、明清时代的崛起。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在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在文化艺术和政治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在今天的亚洲国家仍然处处可见。当代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就是中国历史上全方位崛起的最好见证。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往的崛起并非是军事上的崛起。近现代西方式国家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军事上的扩张。但中国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贸易是中国和各国交往的一种“双赢游戏”，而文化的传播则主要依靠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的动机。
由此看来，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因为“赶超”而崛起。而且，因为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的难度更大，中国仍有待建立起强大的制度机制来支持经济崛起的可持续性。因此，只有到完成文化和政治崛起之后，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选自《参考消息》）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同看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2.请简要概括中国目前崛起的现状。
3.文中画线句子有什么内涵？
4.为什么“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
5.作者认为“诵经教育”与社会的变迁不协调，你赞同这种说法吗？请简要阐述理由。
阅读训练二
警惕“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
李扬
搬出“专家观点”似乎已成时尚。然而，专家意见的可信度似乎也在大幅度滑坡。
在调控政策之手逐渐引导房价理性归位时，不少专家在许多场合发表力挺房价的高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先后有两个楼盘恰在此时盛大开盘，房地产商竟盛情邀请专家作现场演讲，请他们“房价不会下跌”的观点。不管说得如何动人，其实都只不过是引你掏钱。试想，他们跟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
前不久，国内一家专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研究竟然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个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世时立即遭到质疑。很快，有报道“揭开了盖子”――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此外，在“苏丹红”“雀巢奶粉”的风波中，专家的表现忽左忽右，难怪新华社记者感言：专家“别卖了科学精神”！
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受尊敬的群体。但以上这些专家的表现玷污了他们得以安身立命的良知道义和学术操守。
专家观点失却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少数专家与开发商等利益团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谓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也就蜕化变质了。诸如此类的“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些学者凭借耀眼的学术头衔，手中的鉴定权、签字权等去堂而皇之地攫取一笔可观的费用，玩“学钱交易”，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结果，受利益主宰的专家意见又主宰了不知就里的善良听众。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愤言提出封杀“社会活动院士”，剑指的正是这类“利益的俘虏”。
如果最信赖的专家把屁股坐到“利”字上去了，日后谁还听专家的话？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什么是专家的责任？一是尊重科学的求真而独立的品格，二是全心服务公众的义务。做到这两点，也就自然远离利益的诱惑。
当越来越多的专家走进百姓生活、进入公众视野时，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自律，而且更要善用制度性的他律来共同维护专家观点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剔除那些“利益专家”，实现专家观点的“去功利化”，才能聆听到坚守科学精神又为公众服务的“专家观点”，如此既有益于社会，又裨益于学术。
（选自《新华日报》）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文观点的提出有什么特点，第一段中的两个“似乎”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态度？
2.“他们跟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这句话有什么深意？
3.作者写本文的目的是什么？主要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4.请简要分析本文语言上的特点。
5.人格是专家的脊梁，中国工程院也告诫新增选院士要“自律”，请你结合社会现实谈谈专家学者应如何加强自律，保持操守？
本期参考答案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社会论文》
阅读训练一：
1.认同中国崛起的国家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而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威胁的国家则要阻挠中国的发展。
2.①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搞军事扩张。②中国人口多，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很少了。③经济的崛起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3.现在盲目地追求浅薄的“现代化”，流行的是快餐文化，没有营养，没有底蕴，没有令人回味的价值，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美感。
4.①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②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③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④现在中国的崛起只有经济上的崛起，没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
5.不赞同。
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谱写了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文明、礼仪的光辉篇章，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精粹，做到不保守但有创新。如果从小学起就进行“诵经教育”，这能让学生从小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延续民族文明礼仪，做到“读圣贤书，立君子德，做文明人”，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精神品格和生活质量，使民族道德精神发扬光大，培养出道德高尚、学识丰富、勇于竞争、敢于拼搏的中华民族新一代。（说赞同也可，只要能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皆可）
阅读训练二：
1.开门见山提出了观点。
两个“似乎”是用看似否定的语气表达了肯定的意思，表达了作者对这类现象的不屑和鄙夷，引出下文辛辣的嘲讽和严肃的批评。
2.这句话把专家与售楼小姐相提并论，他们的行为都为利益所驱使，讽刺专家的为人不齿的行为。
3.目的是批判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的学术腐败现象，倡导专家远离利益诱惑，坚守科学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主要论证方法是事实论证和道理论证。如第二段与第三段列举了某些专家成为利益俘虏的所言所行，所举事例的性质越来越严重，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讽刺意味越来越浓。
4.①文章的语言犀利，如：“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一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家如果不能坚持操守的话，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②语言中充满蔑视和愤慨。如“这个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世时立即遭到质疑”一句用惊讶的语气说明了某些“专家”的做法竟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以突出这类人的蜕化变质。
中国崛起 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已经详尽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 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愧是大师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 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又不同于前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出口激增，衰退时期资金涌入。
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的，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崛起过程中 中国面临两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 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和平崛起 软实力
一、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意义
第一, 从强调“美国为重中之重”转变为“周边为外交重点”。以美国为重中之重, 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对外政策都服从于改善中美关系。为了维护中美关系, 只好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为了尽快摆脱1994 年前受到国际孤立的状态, 这一策略是有合理性的, 但此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恢复了正常关系, 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考虑。而“和平崛起”可以引导中国外交突出周边, 推动区域化, 注重与欧洲合作, 有助于外交政策的平衡。
第二, 中国外交政策将从“融入国际社会”转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②。当目标是融入国际社会时, 就得按照美领导的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来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2000 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标志着我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加入国际组织了, 而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中扩大中国的发言权, 即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 就是“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平崛起”恰恰就是要求中国外交更主动地提高中国的影响力。
第三, “和平崛起”的提出, 有利于维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总理去年访美前提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这表明中国政府深知, 国家要先有安全, 然后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大局也要服从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台办发表了以遏制“”为紧迫任务的“5·17”声明, 为军事打击“”奠定了基础。《人民日报》近来批评让“”分子在大陆赚钱, 然后用这些钱帮助搞“”的做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和平崛起”的政策意义。
二、和平崛起的策略——构建软实力
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③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依赖于“塑造与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源于3 个方面：（1）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2）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3）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须被认为是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因此我们就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全方位地探索软实力构建的路径，塑造国家良好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
软实力对一个国家的崛起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中，也应当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设计。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构建中国的“软实力”。
(一)增强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动力。中华文化具有使中华各族儿女和海外华人认同的内核本质，由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海内外华人能够产生血浓于水的亲情与亲和力。我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遗产，应当把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和市场手段相结合，注意弘扬民族和国家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把民族文化的一些特质提升到积极进取、自由竞争、全球合作、以法治国的新境界，这样就完全可以形成世界上最有优势的文化竞争力之一。
(二)加强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培育。世界观是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对青年一代加强“三观”教育，使之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观察世界，分析事物，充实人生，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要把软国力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以重点发展，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创造健康向上的文化和价值观。
(三)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首先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④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必须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继承、培育和丰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我们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培育负责任的大国公民心态。在处理历史与现实问题时，需要有追求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统一的心态。
(四)锻造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软国力建设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建立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大力弘扬和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当前应该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和平和发展是21 世纪的主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不断地取得发展，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⑤中国的和平崛起受世人瞩目，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他国造成威胁。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切实采取措施制定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通过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中央地方联手形成合力的方式构建软实力，同时发挥海外华人社团作用、培植文化创意优势产业和打造软实力最亮品牌——孔子学院，通过语言推广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影响力，相信我国的软实力将得到大大的提高。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将指日可待。
注释：
①毛玉，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云阳中学政治老师。
②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第58页。
③张晓慧：《软实力论》.国际资料信息，2004，（3），第33页。
④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88页。
⑤[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观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69页。
参考文献：
[1]江西元,夏立平.中国和平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陈正良.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阎学通,秦亚青,倪乐雄,李强,张文木.“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004年第5期
[4]约瑟夫·奈.中国软实力的崛起[J].财经文摘,2006年06期
一、国际秩序观与大国崛起进程的历史互动
英国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建立霸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崛起的国际秩序观是现代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主要围绕商业、贸易和与此相关的市场理念的输出，经历了从重商帝国到自由主义市场帝国的扩张。英国在16世纪末成为欧洲强国，当时对外推行的是重商主义国际理念。这一理念在英国国内成为主流观念后，有效提升和巩固了商业和商人阶层在国家的地位，并为当时英国政府和商人的海上劫掠活动，以及商业战争行为提供了道义合法性。重商主义国际秩序观使英国成为一个以追求商业利润和财富积累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革命后不断膨胀的生产能力使英国需要在海外开拓市场，解决其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这需要与之相应的一套对外价值观输出。这时的英国凭借其发达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帝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全力倡导自由市场理念，使之成为其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部分。基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而努力塑造的自由帝国形象，对英帝国在海外市场的扩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中贸易自由理念是自由帝国的基石和国策。除了自由贸易观念的传播，为了加速母国与殖民地市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还将其自由主义观念与移民自治原则相结合，以推动殖民地治理结构的改革。与此同时，英国在未被现代商业开化的亚非拉地区积极扮演“文明使者”角色，大力输出和传播英帝国商业文明和自由帝国理念及其文化主张，培养和扶植当地精英阶层及其后代，为其创造在英留学和其他学习英国法律、文化的机会及条件。最后，在如何建立英国本土与海外政治关系方面，英国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新的思路，开始在国际关系中以维护自由原则为由，干预海外地区的政治和政局，扩大其“自由帝国”制度和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这套扩张性的文化战略配合其军事力量，有效保护了英国的海外贸易通道和战略防卫体系，成为维护以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之正常运转的助力。
美国在崛起时期，作为后发跟进的工业化国家，同样需要对外输出过剩产能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以拓展市场。但由于当时不能直接参与列强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所以在英国主导的既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提出了“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的国际秩序观念和主张，作为英国自由商业帝国秩序的补充，在世界范围争取参与在亚非拉市场扩张的合法性。美国由崛起国过渡到世界主导者之后，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从“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原则向对国际制度进行全面干预原则的“扩张主义”转变，通过推行“普世”的民主价值观和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网络来建立和巩固其霸权地位。这不但满足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情结、将价值扩张并同质化世界的激情，同时在实力上升期契合了美国以最小成本主导世界的现实利益。
二、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共同塑造
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同样是在自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变迁，是中国崛起的内部诉求和外部环境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如今正处于崛起阶段，其国际秩序观正在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它是基于“中国道路”的一套对外价值主张。“中国道路”是中国实力上升过程中自信心增强的体现，也是中国在崛起困境中的生存发展之道，它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是如何自我界定崛起大国的内涵;对外是如何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首先是国内关于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正在由外部世界认知中国的被动“崛起”，向主动寻求崛起和民族复兴转型;二是过去30年的中国，其精英阶层对大国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对西方发展道路更多表现为膜拜和追随。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层面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现实，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开始全面发展和追赶，另一方面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种竞争失败的自卑及挫败感，文化精英阶层中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观念认为，西方道路和价值观是成为“大国”的唯一道路，是衡量文明大国的普世标准，而西方发展道路则是人类社会演进唯一正确和必经的道路，和中国相比，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社会具有全面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也对于西方器物层面的生活模式形成了观念上的追随与效仿效应。而如今，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精神价值观的重塑越来越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必要构成，“大国”的认知内涵中开始增加了精神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一维度。决策层重拾建国前30年意识形态领域和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试图否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将其整合为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的努力，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对“大国崛起”的认知与中国崛起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是相互塑造的过程，这种“中国道路”的价值观需要与外部世界对接和在内部寻求合法性。中国崛起的现实境遇是，深化改革走到岔路口和深水区，经济发展逼近经济学中“起飞”的临界点，这是所有历史上崛起大国都曾经经历的过程，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其独特性。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内环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谋求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和规模迅速壮大起来，并由此被动地获得了外部世界赋予的“崛起大国”身份。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体现的是一种马克斯・韦伯笔下剥离了宗教属性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个体改善生活水平这一强烈的物质欲望为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伦理基础，它同时也是中国实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市场分工不断扩大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在于，先把经济馅饼做大，然后每个人才可以分到更多福利，这也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以物质增长为目标的逻辑基础。
这种以追求经济目标为重中之重的合法性基础，影响了中国国内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态度和实践。外部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而大国国际地位的衡量也存在具有国际共识的衡量标准，可在中国社会层面，很多人至今无法对这一判断形成共识，其中的逻辑就在于：还有数量众多的个体和家庭尚未过上富裕生活，中国怎么能算是崛起大国呢？这一逻辑背后体现出中国社会对于“大国”的认识，首先基于以个体为基础的财富分配，而不大认同国际上通常衡量大国的总量指标及其价值。在对外追求经济利润的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和商业精英阶层的目标和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社会财富和政治力量实现了重组，一些抓住市场机遇的新兴商业阶层开始兴起。而这些新兴阶层和集团首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利润空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因此国家对外战略，特别是“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核心，也是为了在外部世界谋求发展;中国的海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和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些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国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解决更多人的福利。由于过去三十年来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伦理基础是个体改善生活水平的物质诉求，因此中国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在很大程度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仍在于是否能够改善国内生活水平，以及能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种合法性决定了中国民间社会对于国家对外秩序观的态度首先仍立足于国内发展。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是，美国作为领导者，占领着全球道德和舆论制高点，自认是全世界的制度与文明灯塔，试图以自身为标准去改造其他地区。美国的原教旨宗教情结、道德绝对主义的一元价值观和文化普世热情，往往是先去对象地区和国家的文化传统，然后进行移植，很难和其他异质文明找到交汇点和谐共存，或是容忍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除了价值观上的分歧，美国惯以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逻辑看待大国关系，不会放过军事或经济上有威胁到它潜力的大国。事实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试图按照西方标准打碎重来，并一心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但美国仍然裹挟其盟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削弱和围堵一个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的俄罗斯，通过北约东扩不断蚕食其势力范围，而且持续通过政治渗透和的方式控制其周边国家政权，以及试图分裂其本土。和俄罗斯相比，美国精英决策层更担心中国未来在经济、制度和文化领域成为美国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这是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约束。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军事自助大国，中国力图实现民族复兴，对大国内涵在精神领域的界定决定了中国不能按照美国设定的框架、轨道和观念改变自身发展进程，要让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选择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而从历史经验看，除了在近代史上奠定先发优势的国家之外，后发大国中没有通过复制西方发展道路成功实现崛起的大国先例，西方经验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在后发国家中运转高效，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样本缺乏实践支持。因此，中国为了按照自己的节奏、路径和方式实现和平崛起与发展，正在努力突破国内外的压力，去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同时正在把这种观念引入到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为文明和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博得生存和进取空间。中国对内摸索的“中国道路”，在外部世界需要体现为基于此的一套国际秩序观念和话语主张。
三、基于“中国道路”
看中国崛起的国际秩序观
“中国道路”体现在国际关系上，一是主张尊重多样的传统价值观和不同发展模式，二是争取自身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权。这两点正切中美国单边霸权体系的弱点。基于中国道路的国际秩序观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及其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关系时，是服务于自身崛起需要的，同时有利于中国获得大国的国际合法地位。
（一）中国国际秩序观下的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外交”的内涵正在发生由客体到主体的变化，从我对大国的外交，转变为我是大国、以我为主与其他大国的外交;发展对美良好关系，逐渐不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目标，中国与别国及地区关系让位于维护和谐的中美大国关系的对外思维方式也正在进行调整;新型大国关系从以服务于良好的中美关系为主，发展到更多战略重点放在团结俄罗斯和其他地区新兴大国上。更重要的是，倡导多级格局的中国大国秩序观，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边世界大国关系。美国的国际秩序不能容纳下独立大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大国在其周边的政治诉求。然而，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很难维持这种大国间的不对等关系。中国需要和正在思考的正是，在美国单边霸权格局下，如何构建独立大国之间基于正常国家利益的平等战略协作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是在这种新型大国秩序观念下成功建立的样本。中俄关系的全面深化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联手反制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和霸权，这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二是反对西方普世道路对自身发展的粗涉，这是两国的价值认同。对于第二点，中俄共同拥有的切身经历甚至惨痛教训，成为两国高层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在2014年中俄联合声明中，两国特别强调尊重多样的传统价值观、不同发展模式，反对美国文化霸权和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干涉别国内政，首次共同强调文化传统和文明的多元性。中俄两国都曾经真诚地希望融入西方规则体系和秩序，但美国和西方体系不能平等容纳中俄，将其视为异己者。在某种意义上，中俄的靠近代表了那些曾经热情希望融入西方主流国际秩序的大国精英决策层，在国家遭遇不平等对待和压制之后，放弃幻想、谋求独立发展路径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国际秩序观念。同样基于这一点，中俄还试图团结那些保持发展模式相对独立性和拥有安全自助能力的新兴市场大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寻找新兴大国的国际利益汇合点。
中国崛起 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已经详尽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 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愧是大师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 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又不同于前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出口激增，衰退时期资金涌入。
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的，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崛起过程中 中国面临两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 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青年人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会成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力量。因此，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流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在于，我们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关键词：河流都市近自然思想
Abstract: Just having the Dotonbori of Osaka in Japa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xpresses that connecting the nature with peop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river. As to how to achieve it,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from case analysis: 1、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and roads ; 2、to create a human river and flood control landscape; 3、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s for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river culture; 4、the effects of the river as the carrier of the non-material culture to urban construction; 5、the aims of the city reborn program starting from the river . All these can only be the reference for river improvement and culture protection in China.
Key words:River Urban The idea of getting closer to nature
中图分类号： P34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河流与都市
自古人们依偎着河流不断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流域文化。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愈加功能化，为了促进城市的发展，人们抛却感恩与敬畏自然的心态，或填河造路使其面积大大缩小，或将河流变为城市的排污管道，使其遭到日益严重的污染。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摧毁城市河流自我生态机能与人类流域文化的同时加重了城市洪灾内涝问题。在都市发展侵占河道两岸空间从而导致无法拓宽河道的情况下，人类采取工程技术筑高堤高墙以实现防灾的目的，却自始至终忽略了河流更重要的功能――即联系自然与人类。传统的河道治理观念只会将都市与河流越推越远。严酷的事实，终于唤醒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也使大家重新认识到水域才是都市最美的景观。
都市回归滨水是自然选择的，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它昭示着“修路让都市重生”的时代已近终结，重新构建河流与道路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功能城市向生态文明城市的转变。一场自河流而来的都市重生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拉开帷幕，如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的“港口再建计划”、韩国首尔清溪川的复活工程，还有日本大阪的水都重生等都是城市回归水滨的成功案例。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河流的治理与流域文化保护和发掘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国外城市河流的近自然改造经验将带给我们些启迪――以下仅以大阪道顿崛川为例。
2、案例分析
2.1重新构筑河流和道路的关系――退路还河，沿水布路
大阪道顿崛川是一条位于日本大阪府大阪市的运河，全长约2.5公里，分别与西横堀川及东横堀川连接，以邻近的戏院、商业、美食文化及娱乐场所闻名。其中东横堀川以前曾是被称为“船场”的大阪市的经济中心，现在其上空被阪神高速公路占据着，而西横堀川则被填河造地、上空被阪神高速公路占据。现在的道顿崛川周边建筑林立，滨河大道时而下沉时而高起，起伏有度，为市民与游客们提供了良好的亲水设施。
2.2打造人性化的河流及防洪景观――净源清流，安全舒适
道顿崛川将净源清流与安全防洪结合在一起。其实除了安全防洪，实际工程也应讲究营造城市景观的需要同时联系城市与河流。这就是接下来要提的防洪景观的打造。道顿崛川没有采取设置高的堤坝通过分割城市与河流来预防涨潮灾害的方式，而是通过设置泄水渠（排水沟）将大川分流成大和川和淀川，同时在下游设置了防潮水闸（预防涨潮灾害的水闸）。大阪大川的防潮堤坝正因为该防洪措施才建得比较低，能较好地应对洪水等水灾的同时使得河流和城市的距离感靠近了。还有通过在道顿崛川上下游设置了水闸门，一方面来净化水质，另一方面适度地调节水位，使河道离水面较近。在此基础上再提倡生态河道，采用木质、卵石、自然石块等材质来构筑河道景观能有效的软化河两边建筑带给人们的冷硬感。
2.3河流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原则――继承历史、融入现实
以运河为载体而产生的富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景观如如桥梁、河道、码头等，是运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顿崛川治理一方面保护与修缮那意义丰富的“日本桥”，另一方面在传统河流景观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造与更新，以满足现代人需求，创造积极的现代河流景观。
2.4基于流域文化形成的富有特色的都市标志――流域文化，都市标志
首先流域文化的溯源。道顿崛川诞生之初就是为促进两岸的商业繁荣，自1662年被定义为娱乐区，历经数百年依旧不变。道顿崛川见证了日本传统娱乐的繁盛与衰落，串联了重要的历史地标，积淀了地域性的流域人文景观，迎来了以食为标志的地域文化景观，更创造了与都市商业环境相映成辉的绚丽的滨河夜景景观。
其次是都市河流文化的定位。道顿崛川两岸总是日夜忙碌。虽然它没有生态蜿蜒的驳岸，但是其周边伴运河而生的地域文化为其增添独特的魅力。道顿堀河流经大阪最繁忙的商业区，形成富有有吸引力的滨水商业休闲走廊促进了沿江开发，振兴了中区的商业企业。这是一处运河与现代商业文化生活相得益彰的成功的河流景观，一处继承历史文化又融入现代生活的河流景观，一处能反映道顿崛独特的景观、历史、文化，风俗的河流景观。
2.5自河流而来的都市重生计划的目标――与自然共存，富有愉悦感
道顿崛很好地规划并延伸了滨水愉悦区。通过提高水质，修建滨河散步道和提供水上旅游的航运路线，促进城市的重生。其中滨河散步道采用下沉式，沿途设有跌水、雕塑和斜坡使人们能接触到河流景观。各项设施采用木质、岩石等材料，从细节处营造景观的自然氛围。
3、总结与讨论
在近自然规划思想的指导下，河道由单一的抵御灾害向安全、生态、宜人的滨河空间发展，即今后的城市河流将更强调河流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纽带作用，这也是河流让都市重生的动力。道顿崛川考虑通过沿河人行道的配备和堤坝缓倾斜化、超级堤坝等进行再开发，同时进一步推进除了水上巴士之外的多种船只的引进，并使这些与沿河人行道的整顿等相辅相成发挥作用，进而推进从河流而来的城市再生。道顿崛川净化再生的成功案例推而广之，其周边东横堀川的再生，除了河流的净化还包含曾经是船场地区的高速、高架公路的拆除；而西横崛川的再生则是对已经被填河造地变成道路的堀川的再生，及覆盖大川的高架高速公路的拆除。
参考文献
【1】 朱国平, 王秀茹, 王敏等. 城市河流的近自然综合治理研究进展[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6,4(1):92-97.
【2】 金舒丽，袁兴中.城市河流近自然治理――概念构架与治理设计[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5, 21（3）：190-191.
2008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是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30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是一个里程碑。
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是以彻底改变现有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现有体制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有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一点，在北京奥运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对内而言，一是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举行，不仅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奥运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崛起中的大国的地位；二是倾举国之力举办奥运，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国家体制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例如全民反恐的正面作用、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等；三是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和改变了中国现有体制中一些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之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四是在筹备和主办奥运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旧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奥运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的走向留下了许多空间。
对外而言，中国的崛起，从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从纵向看则是500年来东西方秩序、游戏规则和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双方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这些，必然向“后奥运时代”延伸。虽然奥运只是个案，但中国很有必要透过这一典型个案探寻自身的发展。
中国仍有“成长的烦恼”
近7年为“北京奥运时期”，这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逐渐深入人心的7年，是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理发生较大变化的7年，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有所膨胀的7年，也是中国自身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的7年――无论是奥运火炬传递、风波还是有关奥运新闻开放、环保等，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都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
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的烦恼”，奥运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站，对中华民族心理的冲击和历练，是过去100多年从未有过的。
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西方的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则给西方带来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方面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波。这不仅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更由于中国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今天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结论因人而异。
回顾北京申奥成功的2001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心理冲击还比较小，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西方希望借助奥运使中国更多地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则过于单纯地认为，只要有意愿就能顺利融入，而忽略了融入过程的许多复杂因素。
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近7年，西方意外地发现对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而中国在努力融入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与西方发生了一些摩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双方更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中国既不同于完全与西方对立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西方遇到一个不熟悉的对手，它带来的冲击远超过上世纪日本的崛起。
另一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某方面的俯视；无论哪种视角，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始于百年前曾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悲情――“西方的傲慢遭遇中国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今天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数百年来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往往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以后，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残留的影响仍在。就在20多年前，西方面对的还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不构成挑战的中国；由于有对抗西方的苏联作为参照，中国还一度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态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中国崛起带来的竞争叠加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今天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态势对中国和西方都史无前例，双方同时面临调整心态和从容交往的问题。
“非典型国家”中新旧思维的博弈
探讨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核心还在于中国的自身发展。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弈，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弈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碰撞和互动较集中出现的同时，改革开放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也集中折射出来。
中国在许多领域还是“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虽经多年的发展，但尚未成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正在起步的公民社会脚印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皆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比，但较现代的民主社会还有一定距离。
过去30年，中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最慢和最艰难的是政治；中国人观念变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态方面，最慢的是在文明法治领域。比体制改革更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或进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新旧观念的激烈博弈。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未同步带来民族精神的梳理和成熟，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精神某种程度的茫然，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虽然没有人质疑中国举办奥运与世界接轨的诚意，但事情往往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其根源是体制遗留的习惯思维。举个例子：奥运会开幕前，奥组委宣布开放北京的三个公园作为示威区，这被视为中国自信、开放的重要标志。但奥运期间，三个示威区均未出现示威者，有关部门透露大部分示威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设立示威区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新的思维和方向，但大部分示威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是否显示了具体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奥运前、奥运期间还是奥运后，相信都有不少。新旧思维的冲突和博弈是转型期国家的常见现象。
中国未来必须向着多元、开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权力需要监督，政治需要清明，社会需要纯净，人民需要心情舒畅、畅所欲言。这些，是跨越任何社会体制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媒体环境，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极其复杂，因此是否需要将话语权更多地下放给包括国内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民众，由他们担当诠释的主体呢？相信凭民族感情，他们可以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开放报道与国家控制的行为，不应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协调、达到平衡的，这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开放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孤立发展，今后仍离不开与西方的互动。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形态和国民心态、价值观，其调适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之面对中国的崛起。
过去500年是西方主导秩序的世界，正在崛起的中国已不可能完全融入这种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中国完全崛起后，必然成为世界新体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之一。因此，在顺应国情的情况下，一定程度接受并发展虽发源于西方但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法治、社会开放和公民自由，是中国未来必须迈出的一步。这样，中国的崛起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奥运记者会上，曾有一名西方记者连续三次对中国的人权发问，这实际是西方应当用什么角度看中国的问题。西方在观察和评估中国时，若能将中国放到有纵有横的坐标系上，就能从中国的历史悲情和过去的艰难道路中，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崛起和进一步的发展；反之，若将中国放在横向的时空上，就只会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而作出对中国较为片面的解读。如何以业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民主、自由来克服数百年来残存的文化傲慢，是西方知识界、舆论和公众与中国互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经验不能照搬 衰落根据不足
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长期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曾有《美国的崛起》问世。近期他又出版了文集《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在书中他说:美国崛起的历程留给世界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有些经验却并不符合别国的情况,不适于借鉴。因此“不能照搬美国崛起的经验,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来泛泛而谈借鉴”;而“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标准来衡量,当代美国的社会生产力仍在继续发展,仍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衰落”之说,根据不足。
本书分为“崛起篇”、“发展篇”、“危机篇”、“美中关系篇”四个部分。
“崛起篇”收录十篇文章,是作者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理论性总结。作者把美国工业化的开始和基本完成作为美国崛起历程中的主要标志,认为美国崛起的历程从1815～1894年经历了80年的时间。作者强调,要把一个国家崛起的历程与崛起后的发展过程区别开来;20世纪是美国崛起后的世纪,是美国在崛起后走向超级大国和极力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时代。作者总结了美国崛起的五大特点: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富有活力;外来移民持续不断;民主共和制;商品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对外开放和社会机制不断调整。认为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是:没有经历封建制度发展阶段,封建影响相对来说最小;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长期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内环境。美国崛起的其他重要动因,如民主政治体制、教育、法治等。
“发展篇”收录12篇文章,从现代化角度阐述了美国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特定历史条件和主要动力(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保障机制,19～20世纪初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美国历代政府的政策)。他认为:“美国的崛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活力,这种活力是和她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是分不开的。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崛起后继续快速发展,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名列世界榜首。”
“危机篇”收录50篇时评性文章,其核心主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政府对策及其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者总结说:“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间的有效协调成为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十分重要因素。如果处理妥当,则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带来现代化的受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困扰,两者关系的处理,反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意味着现代西方世界由早期走向成熟。”
“美中关系篇”收录24篇文章以及在网络上发表的时评,回顾了美国立国以来迄至当代美中关系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作者认为:“中美关系只要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信守‘三个公报’的原则精神,中美双方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两国关系就会得到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出现曲折。”作者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进行了预测,认为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的发展需要美国,美国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上的重大差异,但是同时美中之间还有着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美中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共克时艰,寻求共赢的发展模式。”
一国的衰落不一定是他国的胜利
黄安年教授的论著,表现了他在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的很多特点。
黄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美国史研究专家,曾经出版过《美国的崛起》、《20世纪美国史》、《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等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对美国史博通的一面,而他对美国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则是他专攻一个研究领域的成果。
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黄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本人对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长期关注和研究,他对历史的研究,时时体现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照。
他不迷信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在本书中他对美国衰落论提出质疑,认为从21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看,美国“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超强大国”。对媒体所谓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属于“百年一遇”危机的说法他也提出了质疑,并表示不同意个别媒体炒作的中国“领导世界”论。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也是黄先生治学中的突出特点。他提醒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和自我定位时,不要头脑发热,应当放眼世界,关注“球情”,避免盲目乐观、夜郎自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兴衰时,“把握时展的坐标是十分重要的,就一个国家看,既要看纵向,又要看横向,更要坚持同一个标准,我们不能将预测建立在其它大国停滞发展的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不能以为在全球化框架下一国的衰落或者相对衰落就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的胜利。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科学的‘国情’观和‘球情’观。如果我们对于‘国情’沉醉于盛世赞歌,而对于‘球情’缺乏客观判断,尤其是对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认定‘衰落’论的判断,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学术工作者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干实事。”“我们在致力于建设四化大业时,应当谦虚谨慎、脚踏实地而不是趾高气扬、咄咄逼人,动辄赶超和‘说不’,甚至当某项指标上列居全球第一时喜形于色,不可一世。”他认为应在国民中培养忧患意识。 “美国民众的忧患意识是件好事情,比起大难临头还在高唱赞歌要强。时刻抱有忧患意识是成熟的表现,在危机时期尤其重要,对于我们的舆论媒体来说,引导民众具有科学的危机观刻不容缓。”
美国的崛起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读了黄先生的这本新著,笔者有两点感想:第一,要对美国崛起的多方面因素进一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探讨。 “美国的崛起不是源于一个或者两个因素,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某种需要突出强调崛起的某一个因素,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崛起的实际。”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在总结黄先生在该校的一次演讲时指出:“美国的崛起和发展,有美国的道路模式,这是美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效应的产物,也与制度创新、人民的创业密不可分。”黄先生的研究专长是美国经济史,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美国崛起的经济发展发面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动因。对于美国崛起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动因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学者长期的共同努力和更加细致而具体的工作。
尽管关于蝙蝠侠的故事已经前前后后拍过无数回，尽管《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的美国丹佛首映爆出了枪击案的丑闻，8月中旬全球上映后，这部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黑暗骑士崛起》依然赢得了不俗的票房，8月27日中国大陆上映以来，一周票房便破1.5亿元。又一部吸金大片！
观众捧场的心态大致有几下几种，对新锐导演诺兰的信任，这类是诺兰的粉丝；由于枪击案引发的好奇，这类属于好奇，打酱油型；还有一类蝙蝠侠的僵尸粉，这类只关注蝙蝠侠的变化，无关诺兰与枪击。还有一些观影目的交错融合，不一而足。
据说《黑暗骑士崛起》是诺兰蝙蝠侠前传系列的终结篇。在好莱坞电影续集系列电影中，这部的开放式结局大概是完美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作战如此，拍片大抵也是需要和这种自然规律做艰苦抗争的。
好评9.1分
在全球影迷的簇拥下，《黑暗骑士崛起》满血出关。媒体的评价看来要小心翼翼了。因为，不经意的负面评论可能将招来出乎意料的反面效果。《Hollywood & Fine》的一位影评人就中招了，在说完“恍惚觉得是在看《变形金刚》”的负面评价后，引得粉丝群起回击，甚至对作者发出了死亡警告，以至于烂番茄网站被迫关闭了留言功能，这在该网站还属首次。
在Metacritic上38家主流媒体给出的平均分是80分。给予影片满分评价的包括《帝国》、《时代》、《洛杉矶时报》、《好莱坞报道者》等西方权威媒体，其中，《帝国》评价称：“《黑暗骑士崛起》或许没有《侠影之谜》的惊艳感，也没有《黑暗骑士》所带来的无政府混乱，但其纯粹的情感张力弥补了这些不足”，“不管你是否认为这部电影比《侠影之谜》强而逊色于《黑暗骑士》，《黑暗骑士崛起》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终结篇——可以称之为史上最好的超级英雄系列的终结篇”。
中国影迷的集中营——时光网的网友评价也给出了9.1分的高分，而《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的得分是8.7，《蝙蝠侠前传1：侠影之谜》的得分是8.1。在时光网的得分排行榜上，得9.1分的还有《辛德勒的名单》、《阿甘正传》、《盗梦空间》、《教父》。
因此，除了票房，《黑暗骑士崛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任务和期望。至今，还没有一部漫画改编电影能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殊荣。《黑暗骑士》叫好叫座，却无缘奥斯卡最佳影片入围名单，最终促使电影艺术学院修改办法将该项入围名额增为最多10部。有影评看好《黑暗骑士崛起》将犹如《魔戒三部曲：国王归来》，在最终的第三部拿下所有奥斯卡重要奖项，某知名影评人的一番话道出了《黑暗骑士崛起》的分量：“如果此片未能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的话，恐怕再没漫画改编电影可以了。”
摆脱叙事窠臼
让我们看看《黑暗骑士崛起》的故事，它并未脱离超级英雄电影叙事的窠臼。这故事结构可以概括为以下的叙事母题：一个普通人（高富帅），一个简单的因由发生情形突变（要么变异、要么用超级武器武装自己），然后某城市（或者干脆就是整个地球本身）遇到一个强大的怪兽（或外星人、或其它具备超级能力的负能量坏蛋）而陷入危机，然后超级英雄站出来与恶势力决战，并最后战胜他们从而拯救（某城市、或者地球本身）。
这些情节不仅仅是过去，就是现在以及将来还在不停地上演。从叙事的角度上，好莱坞的叙事模式似乎已经很难突破观众的期待视野，好莱坞电影叙事走到黄昏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观点得到的共识。事实上，诺兰在电影中已经尝试另一种叙事可能。在好莱坞的叙事模式之外，以塔可夫斯基为代表的导演，开创了横向叙事模式。这种水平方式通过意象的拼接，对抗时间的速度，引入启发和参与性思考的互动，而改变了好莱坞以往的导演与观众之间“施虐—受虐”关系图景。
好莱坞的纵向叙事走到尽头，只能凭借科技手段去的期待视野的突破。诺兰将开头与结尾锁定在一个情节上，即警官吉姆?戈登逝世八周年的纪念典礼。故事从《黑暗骑士》结局时对戈登死因的隐瞒开始，诺兰重又回到纵向的情节发展。在《黑暗骑士崛起》的后半部，影片的情节在既往与即时情境之间穿梭游弋，观众不必再应接不暇得接受视觉的轰炸，而能够稍稍停顿下来参与人性的反思。诺兰的突破尝试虽然并未引发观众更多的共鸣，但静水流深，也许这样的方式更有助于摆脱既往的叙事窠臼。
人人需要蝙蝠侠
尽管宣传中一再强调影片空中拍摄的惊险镜头，反复宣传猫女的性感美艳与坏蛋贝恩的可怜狡诈，如果静下心来仔细想想，《黑暗骑士崛起》并无惊艳之处，因为这样的角色在美国大片里比比皆是；但并无过俗之处，因为这个蝙蝠侠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
关键词：大众文化；审美；传播载体
在电视竞争激烈的时代，在娱乐充斥荧屏的时代，《百家讲坛》火了，火得让所有的电视人感到嫉妒。讲桌一放，老师一站，就这么一个缺少包装、缺少炒作、缺少明星的“高级评书”，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小成本”制作，拿下央视收视率排名第二位节目的成绩。《大国崛起》火了，火得让人惊叹，对西方大国崛起历史深入浅出的演绎，让内容如此精英化的节目，把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同时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并引发了受众对当代中国崛起的思考。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说老百姓“只爱八卦，不爱文化”绝对是错误的。作为承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娱乐生活、新闻资讯、知识传播、生活服务，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每个方面也都能创造成功。电视节目通往成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怎样体现?笔者以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这个曾被易中天老师用来概括曹操驭人之术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电视节目的创作。
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审美的评判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成功的案例已经表明，能够与时俱进洞悉大众心灵的节目在争夺观众中已经获胜。当今很多电视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它用大众的语言与大众对话，使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达成精确对接，正是电视美学再创造的功劳。因此，在为成功节目创造的奇迹感动之余，深入探讨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征，探讨电视制作对素材的再创造等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观众正在期待着更多这样的节目出现。
电视的观众：爱看故事的那群人
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于说的内容，更在于说的方式。从成功的案例来看，内容编排的故事化或者说剧情化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方向。很多节目的成功在于讲故事，《百家讲坛》是在讲故事，《大国崛起》是在讲故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是在讲故事，《鲁豫有约》是在讲故事……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故事有人物、情节、环境，有悬念和猜测，有推理和判断，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和审美需求，能使观众获得融入其中的乐趣，从而对节目念念不忘。
“讲故事”能够将庞大而复杂的题材分解为若干个小巧而单纯的单元。小巧，让观众不至于疲劳；单纯，可以将一件事讲得更精彩。有人说，《百家讲坛》就是比较高雅的评书，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该节目“讲故事”的表现特征。说评书的办法就是每一回说个故事，完了来个“下回分解”留个悬念。传统的评书、章回小说，现在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应用。
从扭转《百家讲坛》节目命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起，主讲阎崇年以“董鄂妃身份之谜”、“太后再嫁之谜”、“咸丰”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起整个节目，一桩又一桩的清宫疑案是大多数观众知悉却不熟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节目吊起观众胃口的兴趣点和切入点，跟着阎崇年老师，读史的过程被简化为听故事，不知道怎么看书和没时间看书的观众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吊起了胃口。
通过“讲故事”能够将抽象、枯涩的理论转化为观众看得懂，且爱看、具体、感人和形象化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电视节目通过“讲故事”，可以使观众娱乐、愉快地学习，也可以使观众由直观的事实，形象、轻松地去接触事物本质。
CCTV经济频道耗时三年的恢宏大作《大国崛起》，便是以生动的故事在讲大道理，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讲述中，贯穿了若干生动的故事，为观众建立了立体的时代背景，从“伊莎贝拉女王御驾亲征光复西班牙”的故事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欧洲影响的增强；从“独裁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宽容莎士比亚”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英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一句名言“法国老百姓吃不起面包，可以吃蛋糕”中，观众可以领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等等。故事，使节目更加生动，丰满，亲近。
再举一个与普通大众生活更加密切的例子，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之《网瘾少年》。这是真人秀节目，以网瘾少年魏程与贫穷农村少年高占喜互换身份为节目卖点，7天的时间里，魏程能够在艰苦的农村里生活，而从未接触繁华都市的高占喜在经历7天奢华的城市生活之后，继续回到落后困顿的农村，能否保持农村少年的纯朴?可以说，这是一个集煽情与悬念于一体的故事，节目开播之前，如此“噱头”已经撩拨起观众的兴趣，而节目开播后，百度的“魏程吧”、“高占喜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该节目的影响力。
以上案例，说明了内容编排的故事化、剧情化，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但这并非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唯一技巧，而征服观众的根本依然是节目的立意和内容符合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技巧，则依立意的内容去灵活创造、灵活取舍。
电视的成功：让观众感动和共鸣
一位观众曾经对笔者说过，最好看的电视作品并不是那种雕琢文字、刻意求怪的东西，而是将观众心里面一些有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用具体的节目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也就是本文开始指出的——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的对接。对接得好，观众会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对接不好，只能让观众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有两个境界：一是让观众爱看，到时间肯定要坐在电视机前；二是促进观众思考和学习，节目播完了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被节目激发的兴趣和求知欲。
《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都很精彩地展现了这两个境界。首先说《百家讲坛》，该节目的成功取决于调动观众学习历史的兴趣。以阎崇年老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例，针对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他的“正说”不仅保证了节目不会偏离历史教育的轨道，而且巧妙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看了节目，很多观众不禁惊呼，若没有《百家讲坛》，受电视剧的“欺骗”不知何时能够清楚：首先是，知道了电视剧中大臣们称呼活着的孝庄“孝庄皇太后”是典型的文化错误，因为“孝庄皇太后”是在她死后才拥有的谥号；受《鹿鼎记》影响的金庸迷，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皇帝的姑姑，而不是妹妹。节目播出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不仅购买《正说清朝十二帝》图书收藏，同时也纷纷寻求节目中提到的历史典籍，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完成收视率到引发观众学习历史的热潮，《百家讲坛》展现了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的强大引导力。《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很多观众通过论坛等形式表达了对该节目的观感，并提出很多与刘心武老师对《红楼梦》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说明观众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资讯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转变为主动思考。观众开始主动思考了，电视媒体的导向功能便达到了，节目保持长盛不衰就有了后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共鸣是电视节目的内涵与大众生活的搭接。《百家讲坛》马瑞芳之《说聊斋》，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前期宣传：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竟然写出了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案例中，节目运用了这样的技巧。
这个案例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的秘密往往是隐藏于人心之中的人性本能，洞悉了这个秘密，便找到了感染他人的力量。找到了这种力量，就找到了以独特审美视角打造成功电视节目的切入点，在让观众心灵震撼的刹那，便是节目成功的一刻。
电视的精神：洞察时代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心态。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力量，必然应该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的重任，电视节目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编导策划能否洞察时代的召唤。
对于《大国崛起》被广泛认可，总编导仁学安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对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做出的。”
《大国崛起》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织，在节目制作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任学安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任学安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没有对时代精神领悟的必然，这条偶然听到的新闻，就不会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依据《大国崛起》主创仁学安的观点，该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知识性。这部系列片较系统地反映了九个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历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国家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伤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过伤害，我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第二，符合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符合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集体思索。……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就由此产生了思考它的一种现实需求(摘选自人民网《大国崛起》与中国发展论坛)。
上述这段话其实说明，《大国崛起》的成功三要素：第一，引人兴趣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第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与时代民众对国家富强的集体向往形成了共鸣(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对于《大国崛起》这一类型大题材纪录片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央视的《梦想中国》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等节目则典型地映鉴了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与美国的《美国偶像》属于同一类型。《美国偶像》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谁是百万富翁》，甚至冬奥会和奥斯卡转播收视率也无法与其相比。《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在中国的走红同样证明了草根文化在全球的走红，也证明了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大众的心灵越贴近，就越能获得成功。
电视的使命：大众文化的主导
电视海纳百川包容多元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乍听起来，这个论断似乎很矛盾，既是大众的，又何须多元?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文化的概念说起。
文化包括四个层次：(1)主导文化，指体现特定时代群体的文化形态。(2)高雅文化，亦称“精英文化”，指表达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的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形态。(4)民间文化，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化形态。而“大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大众概念层面上，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狭义大众文化的泛文化概念类型。
传媒文化是大众文化。电视的表现模式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审美需要。电视是广义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多种文化的转换器。这是因为电视文化是直接面向家庭的传播媒介，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家庭，也就形成了电视对多种文化形态类型的超强包容性，加之集多种传播优势于一身，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传播最先进的载体，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和主导意义显而易见。电视文化传承的是广义大众文化，这正是电视节目观众群体细分和影响其他媒体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