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5:21
一、克服考场上“克拉克现象”的基本原则
（一）就学校、教师而言，要努力营造一种舒适、和谐、温馨的气氛
学校应充分利用宣传橱窗、校报、校园网、班级黑板报、班会课等加强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和心理调适。不要用过分偏激的语言、过于触目惊心的标语式文字去激励学生，不要让令人过度疲劳的复习方式充斥整个复习备考的空间。要因人而异地进行团体辅导（全班）、小集体辅导（同类学生）、个别辅导，帮助学生消除、排解焦虑，减缓压力，调整心态，满怀信心迎接考试。班主任更要在心理辅导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比如有一位班主任在班会上对学生作心理调适时说得好：“中考只不过是在一种特定的场合里去完成一次作业，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只要我们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中考，那么你就会怀着一颗平常的心态去步人考场，去参加考试，并获得理想的成绩。”另外，学校、教师，也要教会学生应对考试的方法。因为考试也是一门学问，只有学生学会考试，才能防止“克拉克现象”。
（二）就家长而言，要建立合理期望，做到“四个切忌”
1.切忌期望过高。不少家长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爱把“至少要考多少分”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岂不知这样做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反而使孩子越发悲观、焦虑，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其实，此时此刻，孩子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基本上大局已定，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质的飞跃”。因此，对家长而言，主要任务就是正确了解孩子的状况，接纳孩子现状，不提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要求孩子尽最大努力就可以了。
2.切忌制造紧张气氛。为了给孩子督战助阵，有些家长刻意营造出“一级战备”的考前状态，其实，这样做反而会让孩子觉得压抑、烦闷，透不过气来。明智的做法是，家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同时，尽量避免出现对孩子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比如夫妻吵架、邻居冲突等，营造温馨、宽松的家庭氛围。
3切忌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自信心能让考生把现有水平发挥到最佳程度。在考前阶段，家长对孩子要鼓励、肯定，不要动辄批评、指责。当某一次考前测验失利时，一味责骂只会让孩子更加缺乏自信心，甚至自暴自弃。这时，家长最好多与孩子沟通，共同找出失利的原因，帮助其尽快走出失利的阴霾。
4.切忌唠叨。在孩子复习迎考期间，有些家长总爱在孩子面前反复念叨“你要加把劲”、“你一定要拿高分”等，这容易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加重心理负担。
（三）就考生而言，要努力保挣隋绪乐观、思维活跃的状态
有人说：情绪是思维的催化剂，思维能力可以通过情绪的调节而显示出更高的效应，人也会因此显得更聪明、更能干。积极的情绪可使人精神振奋、想象力丰富、思维敏捷、富有信心。消极的情绪则会使人感到学习枯燥无味、想象力贫乏、思维迟钝、心灰意懒。有实验表明，一组儿童在情绪良好情况下平均智商为105，但在紧张状态下却降至91。因此我们高高兴兴地学和愁眉苦脸地学，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心情高兴时，会增强学习的信心和兴趣，产生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愿望，会感到大脑像海绵吸水一样，比较容易把知识“吸”进去。而烦恼、焦虑、愁闷、恐惧时，会降低学习的愿望和兴趣，抑制思维活动，从而影响智力发挥。
二、克服考场上“克拉克现象”的基本方法
针对上述基本原则，克服考场上“克拉克现象”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几种：
1.宣泄法。当自己处于一种莫明其妙而又难以言明的状态时，可找朋友、同学谈心说笑，或参加一些文体活动，使自己的焦虑郁闷情绪在不同场合得以宣泄而达到情绪的稳定。
2.理喻法。用理智战胜情绪上的困扰。正确评价自己，既看到自己的优势，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期望值不要定得太高，要正视现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不要太大。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就能从困境中得到解脱。
3.意控法。也就是借助于意念，自觉调节情绪，心平气和地进入考场，稳健自如地应付考试，防止怯场。
这位先生之所以吃惊，是因为他置身其中的并不是什么名酒专卖店，而是凯迪拉克位于广州市中心一家高级酒店皇家饭店一层的品牌鉴赏店。这一展厅的面积大约为1000平方米。展厅中央是两辆凯迪拉克轿车，一辆是CTS，一辆是SRX，四周陈列的则是与凯迪拉克辉煌历史有关的图片及模型。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好大的一个红酒陈列柜，另外还摆有一些据说是产自古巴的雪茄。“我们的4S专卖店白宫开业后，这个酒柜将更大。”服务生告诉记者。
但名贵红酒与凯迪拉克有什么关系呢？
上海通用凯迪拉克品牌总监皮斯特认为，两者的消费群是一样的，即喜欢凯迪拉克的也会喜欢这些名贵的红酒。凯迪拉克与名贵红酒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精致的生活、享受、与众不同，而这些特点与凯迪拉克的目标顾客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根据上海通用总经理陈虹的描述，凯迪拉克的顾客，应当是那些“有胆识、有远见、有开创性和挑战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各行各业领军人物。凯迪拉克的具体指向是那些“志向远大、充满活力、年轻的私营企业老板、演艺界名人和自由职业者”。而驾驶凯迪拉克“既能赢得公众的敬佩，又能以独特的风格赢得同行的欣赏和追逐。”
通用的划时代大事
2004年，上海通用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将通用旗下最为显赫的品牌凯迪拉克引进中国市场，并将在第四季度正式投产。据通用汽车CEO瓦格纳称，到目前为止，凯迪拉克还从未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过，将凯迪拉克拿到中国生产，说明通用汽车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这也是通用汽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步骤。
但毫无疑问，通用汽车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对凯迪拉克这个品牌，虽然中国人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与宝马、奔驰等早已深入人心的品牌相比，凯迪拉克仍然显得有些陌生。怎样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凯迪拉克？怎样才能让中国的豪华车市场上真正呈现出通用汽车所希望的BBC（即奔驰、宝马、凯迪拉克）格局？
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凯迪拉克在推广上绝对不能再沿袭固有的模式，而必须采取各种富有颠覆性的举措。幸好负责推广凯迪拉克的是上海通用，这是一家堪称中国汽车市场上最富有进取心的汽车公司。虽然上海通用的上上下下，从董事长墨菲到营销第一线的员工都一再声称，通用不看重凯迪拉克的总销量，也没有制订什么具体的目标，只希望能将品牌扎扎实实地做好。然而说归说，做归做，上海通用还是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营销手法。凯迪拉克在中国的营销案例能不能成为今后营销教科书中的经典，恐怕也只有市场能回答我们了。
这是凯迪拉克吗？
无论多么优秀的营销方案都必须立足于产品本身。产品从来都是营销行动中核心。也因为此，那些营销大师们，都非常强调产品本身的特质，强调产品本身一定要足够卓越和优秀。CTS就是此次承载着凯迪拉克在中国市场上成功梦想的那款车型。CTS的出现委实让人大吃一惊。
“这是凯迪拉克的车吗？”
不要怪那些头一次见到CTS的人如此大惊小怪，出现在他们眼前的CTS，的确与人们脑海中的凯迪拉克汽车形象相去甚远。
事实上，为了将凯迪拉克品牌引入中国市场，上海通用做了精心准备。仅委托各种专业机构做的各种调研和市场预测报告就有好几种。其中，罗兰贝格出具的有关消费者认知的调查报告厚达数百页，报告指出：凯迪拉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款极其奢华、尊贵、象征富有身份的汽车；它非常之大，就像一条船一样；如果谁的婚礼上能有凯迪拉克来助阵，那将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凯迪拉克出入的场合，应当是贵宾来访、国家领导人接待等；它的形象是与跨国公司董事长、穿黑衣服的保镖等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存在于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对于凯迪拉克的操作者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豪华、尊贵的这部分，这也是必须尽全力予以保留的。但另一部分，过于呆板、远离人们的生活这一面，却必须全力去除。
幸运的是，CTS做到了这一点。
与人们的印象并不一致，CTS的车身并不庞大。人们初次见它，最深刻的印象很有可能就是其纵向排列的、无比威猛的车头大灯，以及粗犷、棱角分明的车身线条，这使其有一种犹如置身于未来世界般的感觉。皮斯特毫不掩饰对CTS的得意之情：“其他豪华汽车已经形成了一种几乎固定的模式，车身大多圆润，所谓的优雅风格。而CTS则不是这样，它充满了阳刚张扬的气质，粗犷豪迈。CTS车身的线条几乎都采用了一种犹如钻石切割般尖锐的棱角造型，既符合运动力学的原理，又充满了未来超现实、高科技的气氛。”而其车身内V6 3.6升排量的发动机，则“为其提供了强劲澎湃的动力和卓越的操控性能。”在设计上，上海通用宣称CTS是一款为前座驾乘而设计的汽车。这和以前印象中强调后排乘坐舒适性的凯迪拉克产品形象非常不同。很显然，这一指向明显是针对宝马的。
实际上，即便在美国，CTS也绝对是一个另类，它打破了凯迪拉克长久以来的沉寂，重新领导了凯迪拉克品牌的复兴。
衰落和复兴
凯迪拉克是一个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品牌，在其长达百年的历史中有无数荣耀的记载，包括历任美国总统的座驾选择的都是凯迪拉克。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凯迪拉克长久恪守其保守、四平八稳的风格，品牌也逐渐变得老迈，无法吸引年轻消费者。当然这里也有石油危机的影响。
在石油危机当中，由于燃油大幅涨价，一些小一些、相对省油的日本车、德国车开始在美国大受欢迎，而以凯迪拉克为代表的宽大舒适的美国车却像恐龙那样显得不合时宜。
为了能重新赢得年轻人士的青睐，凯迪拉克一度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也跟随宝马、奔驰等畅销车风格，推出了与之相类似的产品，但很不成功。因为在一般消费者的心目中，凯迪拉克的形象定位早已经固化，凯迪拉克跟随其他品牌，只能坚定宝马、奔驰品牌消费者继续购买宝马、奔驰的信心，而不会转而购买凯迪拉克。
痛定思痛，凯迪拉克的经营者们开始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发现，这种老套的、四平八稳的风格并不是凯迪拉克固有的。事实上，在凯迪拉克的早期，甚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凯迪拉克最辉煌的时候，其产品是相当先锋、前卫的，令人激赏，并领导着汽车的发展潮流。只是随着这些产品的大获成功，而公司又渴望保持住这种成功，才逐渐变得保守起来，不愿意再冒险，致使原先的那种大胆前卫的风格逐渐退化了。
通用汽车决策层认识到，若想回到凯迪拉克从前曾经有过的荣耀地位，获得新一代消费者的青睐，就必须大胆创新，成为潮流的引领者。CTS就是在这样一种策略的指引下推出的产品。在凯迪拉克新任总设计师史密斯和通用汽车设计总监彻里的领导下，CTS不但彻底打破了凯迪拉克传统的设计理念，而且也彻底颠覆了人们头脑中已经固化了的对豪华汽车的概念。
史密斯领导下的设计团队，从高科技隐型战机，以及钻石切割所得到的冷峻棱角中获取了灵感，最终设计出这款大胆超前、散发着浓郁未来气息的汽车。虽然也有一些人感觉过于极端，但更多的人认为，对于一个老化的品牌而言，这样的极端正是它所需要的。通用汽车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摆出一个强有力的姿态。”结果这款车推出后马上好评如潮，《汽车与驾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凯迪拉克历史上的最佳” 。在市场上，CTS也大获成功。
正是借重CTS，并以CTS为平台设计开发出的一系列其他车型，如SUV车型的SRX，跑车XLR，凯迪拉克迅速实现了复兴。2002年，在推向市场的第二年，CTS就卖出了近4万辆汽车。在豪华汽车领域，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业绩。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当它（CTS）神气活现地停在任何一个餐馆的门口，其他的任何一辆车都立即让你感觉过时了。”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推广CTS，通用汽车常常会组织一支车队，以巡游的方式突然到达某个城镇的街口，而每一次都能引起巨大震动：“这是什么车？是凯迪拉克吗？”
CTS在北美取得的另一个胜利，是成功地博得了著名影片《黑客帝国》制片组的青睐。在《黑客帝国》续集中有一段长达15分钟的汽车追逐戏，具有鲜明未来风格的CTS汽车担纲主角，成功地表现了其野性大胆的风格。
凯迪拉克品牌副总监陈雯欣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因为《黑客帝国》在年轻人心目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基诺李维斯驾驶着CTS在《黑客帝国》中横冲直撞时，凯迪拉克CTS酷一代的象征形象也在在新一代人群中迅速的推广开来。CTS也借重这种影响力，在新一代人群中迅速推广开来。
首发式的寓意
直到现在，许多人依旧对今年6月7日凯迪拉克在北京紫禁城太庙内举行的首发式记忆犹新。正是凭借着这次活动，凯迪拉克成为当时北京车展上公认的最大品牌赢家。许多人表示，凯迪拉克的首发式是其见过的最精彩卓越的首发式：“大多数品牌汽车的首发式不过是在酒店里面的一个Party，而凯迪拉克却让它的首发式变成了一场浩大的演出。”
首发式举办地的至尊地位，布景设计的华贵典雅，灯光的美仑美奂，节目编排的精彩，所有这一切，使得首发式既拥有雍容高雅的气度，又充满了现代科技令人目眩的现场效果。一位参加者表示，如果活动再举办一次，他宁愿花钱也想再看一次：“因为现场的那种气氛、编排实在太令人震撼了，比看一次大片震撼多了。”
而另一位参加者在事后更是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这些出自大师叶锦添之手设计的服装，把另类与独特演绎到极致，其线条有如刀锋般锐利，洋溢着一股跃然而出的先锋风格……做出雕塑般冷峻的造型，犹如未来世界的斗士亦或是外太空的精灵……突然，伴着激昂有力的音乐与闪烁的灯光，模特与金字塔同时转动。3个金字塔瞬时演化成3款凯迪拉克耀眼的新车。只见一道用现代视听手段营造出的万丈光芒，聚焦在3辆新车之上，将它们映衬得无限璀璨。就在你还在品味之时，一道又一道光芒将太庙大殿辉映得金碧辉煌……”
据称，一些经销商代表原本并没有经销凯迪拉克的打算，但在观看了这个首发式后，立即决定申请成为凯迪拉克的经销商。
总共有差不多400人参加了这一首发式，其中包括媒体和经销商代表，还有体操奥运冠军刘璇、岳梅、老狼、冯仑等社会名流。
“记者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出去，从而扩大整个首发式的影响。而名流从来都是社会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的态度。”
在回答为什么要在太庙搞这样一个盛大的首发式时，上海通用凯迪拉克品牌总监皮斯特说：“我们一直都非常小心地做品牌，每一天都害怕某一个环节会出差错。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后来者，在目前还落后于竞争对手。这都注定了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所有的方面都做得最好。”
上海通用的一位员工私下里认为，奔驰和宝马在中国都曾遭遇过很大的公关危机，但由于它们有深厚的品牌底蕴，这些危机并没有给它们的品牌造成很大的损害。然而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凯迪拉克身上，那就有可能会引发相当严重的后果。
或许正因为此，凯迪拉克才会精心地以大手笔做好营销这篇大文章。不光是太庙首发式，更令人惊讶的还是凯迪拉克所采取的独特的销售方式。
用“白宫”卖生活方式
目前凯迪拉克总共批准了两种模式的终端样板。其中之一是在全国5个城市设立品牌展示中心，这此品牌无一例外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地带，一些甚至就设在五星级酒店的里面，以体现凯迪拉克至尊豪华的特性。
另一个终端样板就是凯迪拉克所推出的4S专卖店。
“花费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必须符合我们的品牌特性。”上海通用如此认为。
为了打造“出类拔萃”的品牌形象，凯迪拉克的经销商也全力以赴，斥巨资修建全新的凯迪拉克品牌专卖店。
人们将凯迪拉克的4S专卖店称之为“白宫”，这是一座纯白色的宏伟建筑，高达12米 ，建筑面积达4000平米，其内外装修都极尽豪华。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11个城市的“白宫”正在夜以继日地施工。而其设计、施工必须统一置于上海通用的监督之下。上海通用希望这些“白宫”能够在10月底之前完工并交付使用。在未建成之前，虽然凯迪拉克可以接受预订，但人们却不会得到现货。
在上海通用的计划中，这些展厅或专卖店，尤其是即将建成的“白宫”，不仅仅要成为展示凯迪拉克的平台，更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成为尊贵优雅人士出没的良好场所。上海通用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而且将来会涌现更多，很有可能还会加速涌现。
为了适应这种要求，4S专卖店所有的员工都必须接受礼仪、接待等方面的培训，其服务必须达到5星级酒店的标准。上海通用的相关人士指出：“所有的接待都必须是一对一的，不允许一个人接待几个客户。”“哪怕客人是一个孩子，也必须得到最好的接待。或许他不会买车，但他因此对凯迪拉克的品牌体验却已经产生了，他将会拿它与别人分享。将来等他长大了，或许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
此外，名贵红酒、雪茄烟、爵士音乐等也是4S专卖店重点推广的对象，因为这些无一例外都是豪车阶层最能够接受的产品。当然，所有的员工也必须接受与此相关的知识培训，上海通用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员工的素质，并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形成其优雅的气质，更方便与客户进行沟通。”
经销商的选择
尽管条件非常苛刻，申请成为凯迪拉克经销商的人仍然是大有人在。
“主要是大家都非常看好这款汽车的前景，凯迪拉克、CTS这样的品牌、产品让人们对其前途充满了信心。”皮斯特表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经销商对上海通用能力的“迷信”。一些经销商认为，只要是上海通用的产品，就绝对不会错。
的确，上海通用自进入中国市场后，其发展就如同一个神话。从早期媒体对其能力的不断质疑，到现在的年产量接近28万辆，直逼此前十几年间一直担当中国轿车市场老大的上海大众，这样的经历与业绩足以令人惊叹。特别是上海通用创造的每一款车型都能热卖的奇迹，从早期的别克新世纪到赛欧，再到GL8、君威、凯越，几乎每一款车型都能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让经销商赚足了钱。正是这一原因使经销商产生了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只要跟着上海通用去做，就肯定不会错。
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条件苛刻，但上海通用同时也给予了许多优惠条件。比如说，上海通用初次遴选经销商只敲定了11家，与其他品牌相比，数量相当少，而今后凯迪拉克出货只走这11家的渠道，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经销商的利益──哪怕销量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但由于经销商少，仍然可以保证其最低的收益。“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与经销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皮斯特的话看来并非虚言。凯迪拉克的品牌形象与经销商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上海通用的策略是：如果建成了一个，就必须保证成功一个。因为只要有一个经销商倒下，对凯迪拉克的损害都将是巨大的，也绝对是上海通用所难以接受的。而如果销售情况很好，那时就可以在保证已有经销商利益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新的经销商。
因为要在数量上严加控制，所以上海通用就可以对经销商进行精挑细选。据称，目前已定的这11家经销商都是优中选优，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择出来的。上海通用介绍说：“比如我们在北京的经销商达世行，就曾多次被《中国汽车报》评选为全国“十佳”汽车经销商，被公认为是行业内服务最优的。再如广州的君豪，还有华南最大的汽车经销企业广物汽贸，都有着强劲的实力和最优的服务。”
除了严格的挑选之外，上海通用还最大限度地介入到这些经销商的管理中。例如，对员工的培训，4S专卖店、城市品牌展示中心的选址、建造、内外装修都必须符合上海通用的设计，并在上海通用的严格监督下完成。而经销商的主管级职员、经理等的选聘，也都必须征得上海通用的同意，甚至必须到上海接受严格的面试。
正是有这一系列条件做保证，上海通用可以承诺给予凯迪拉克的顾客以最好的服务，比如对凯迪拉克CTS提供3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量保证。上海通用认为，与其他豪华汽车品牌相比，这也是凯迪拉克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豪华汽车的顾客是最尊贵的，因此他们也理应得到最尊贵的服务。”
它能成功吗？
“凯迪拉克对于通用汽车至关重要，它代表了公司存在的含义。”通用汽车CEO瓦格纳的这番话强调了凯迪拉克的价值。将这样一款汽车引进到中国生产，除了中国的市场潜力，特别是豪华车市场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市场之外，还因为如果占领这一市场，对提升整个通用系列汽车在中国的品牌将有非常大的好处。
尽管在经济型轿车赛欧、中级轿车凯越到中高级轿车君威，上海通用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而它的角色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高中低档轿车到商务车再到SUV，它已经成为了全系列轿车生产商。但迄今上海通用还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品牌。如果凯迪拉克成功，从此上海通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豪华车制造商”的身份，向所有的人宣示它的卓越。这对通用系列品牌的带动作用无疑将是巨大的。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好处，但假若没有CTS这一系列产品，通用可能不会将凯迪拉克这一品牌引入中国，起码不会如此高调地引入。正是由于有了CTS等车型，同时这一车型又在欧洲、中东一带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引导凯迪拉克和通用复兴的关键车型，通用汽车也才有信心相信在中国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凯迪拉克在中国真的能够取得成功吗？
迄今为止，记者在业内得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许多人非常看好凯迪拉克，他们从近些年上海通用的表现得出结论：上海通用绝对不会打无把握之战，目前所采用的一系列推广手段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对CTS车型，人们也一致看好。一位记者表示，这几年看过的新车、名车不少，宝马、奔驰、富豪，虽然也都挺漂亮，但似乎总是缺少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在CTS身上却找到了这种感觉，人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一款令人激动的汽车了。
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虽然CTS车型不错，但总感觉有些过分另类，难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再说凯迪拉克的品牌力还不怎么强，很难设想它会取得超过宝马的业绩。
［关键词］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人性；现象学
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并非仅限于对电影美学的思考，事实上它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而上升到对人性的救赎层面，正如他在《电影的本性》一书的自序中所说，他是“把电影安放在某些更为一般的东西（对待世界的态度、人类存在的方式）的背景之中”①进行研究的。克拉考尔之所以萌生这一理论宏愿，固然与自己为逃避纳粹迫害而亡命美国的切身经历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痛定思痛――对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刻反省。“一战”之后的欧洲，随着科学威力的日益加剧，社会意识形态正在分崩离析，人们的内心生活日益空虚，相对主义思潮广为流传。克拉考尔借用杜克海姆的话将当时人们的这种生存境遇隐喻为“古代信仰的废墟”②，因此，面对有人提出的“看电影到底有什么好处？”一类的质疑，克拉考尔认为绝不能仅仅从电影本身寻找答案，而应该“从现代人的思想状况谈起”。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两者不但拥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而且，克拉考尔的诸多电影观念也与胡塞尔的哲学命题在思想内涵上高度契合，可以这样说，借助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来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不失为一种从感性至理性的循序渐进之途；而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来分析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又能洞察克拉考尔深远的理论视野与博大的人文情怀，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文性而相得益彰。
一、“物质现实的复原”――“回到事物本身”
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跟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③因为与物质现实“固有的近亲性”，所以电影尤其偏爱那些未经搬演的、偶然的、无穷无尽的、含义模糊的事物和生活流。克拉考尔之所以将“物质现实的复原”置于电影本性的高度，是因为他对电影寄予厚望――“物质现实的复原”对纠正人们思维模式上日益严重的“抽象化倾向”大有裨益。克拉考尔指出，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形成一种悖论：它既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发现和发明，使物质生活日见丰裕；但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一副技术化的脑筋”――人们的思想方法日趋简单抽象化，对物质现实的感受变得日益冷漠，“碎成片片的个人在碎成片片的现实里进行自己的活动”④，人类在遭受物的异化之后精神家园已荡然无存。现代人该如何克服这种日趋泛滥的抽象化思维倾向？克拉考尔毫不犹豫地认为，通过电影来体验外部现实或为可行之道，当然，这种电影并非那种单纯娱乐化的电影，而是具有纪录性质的影片，“很显然，只有当我们把客观物象所原有的那些使它们显得‘那么生动和可贵（杜威语）’的素质一一归还之后，我们才能从自己那种几乎不由自主的抽象化倾向中有所解脱。而经┭椤―对具体的事物的经验――则是治愈心灵在科学的影响作用下染上的这种抽象化病症的良方。”⑤可见，克拉考尔认为电影物质现实复原的本性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片面依赖抽象化思维的心理惰性，从而用丰富的情感来填补空虚的内心世界，最终走出“古代信仰的废墟”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无独有偶，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也开门见山地提出“回到事物本身”，尽管，胡塞尔所说的“事物”并非指客观存在的物理客体，而是指一个人所意识到的东西。这种呈现在意识中的东西也即所谓现象，现象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现象即本质；第二，现象是被直观到的。所以“回到事物本身”，就是指返回到意识领域（现象）中去寻找事物的绝对真理。现象学认为，现象本质的彰显，并非通过概括和抽象，而是在意识中通过对特殊事物的体认或直观得到的，此即现象学所说的经验还原，“总之，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研究既不应当从物质出发去解释精神，把精神还原（归结）为物质，也不应当从精神出发去解释物质，把物质还原（归结）为精神。只有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回到‘现象’，以此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才能避免心物分裂的二元论。因为在‘现象’之中既有意识到的物质的东西，也有意识到的精神的东西。可以说，现象学方法的主要原则在于‘回到事物本身’。”⑥不难发现，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事实上也是强调一种“经验还原”，通过影像画面将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直接诉诸人的感官，使人们在影像世界中感悟到生活的本质，从而避免被工具理性和抽象思维异化为单面人。由于克拉考尔坚持“物质现实复原”的电影本性，所以他认为电影镜头中的现实必须处于一种未经加工的“无名状态”，这样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物质现象的多种含义。这也是克拉考尔对悲剧和先锋派电影持否定态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悲剧在人物命运和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过于精巧，而先锋派电影则在构图、光线和造型等方面匠气十足，两者都不符合电影的本性，故难以让人洞察到事物的本质。
二、“生活流”――“生活世界”
克拉考尔在论述电影与物质现实的近亲性时，特别强调了电影因为自身的运动特性而独具一种对“生活流”的近亲性，“‘生活流’的概念包括具体的情况和事件之流，以及它们通过情绪、含义和思想暗示出来的一切东西。这意思是说，生活流主要是一种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连续，尽管从定义上来说，它们延伸到精神的领域。可以假定，电影对于以日常生活为形式的生活是有所偏爱的――这一假定可以在电影手段的关心现实的基本特性中找到根据。”⑦克拉考尔特地指出，在电影中最能够体现“生活流”特征的莫过于对街道的表现，因为“电影对‘街道’的永不衰竭的兴趣最鲜明地证实了它对偶然事物的近亲┬浴…就现代街道的内容来说（我曾把现代街道称之为倏忽即逝的景象的集散地），它引人兴趣的地方在于那里的意外事件要多于注定的事件，而属于偶然事故的事件更是司空见惯”⑧。的确，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这种都市、街道及其“游荡者”，早在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的笔下就已出现了，街道拥挤的建筑、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贰…这些含义模糊、关系暧昧、无比生动却又转瞬即逝的影像无不体现了克拉考尔有关电影“物质现实复原”的本性。
胡塞尔晚年为摆脱唯我论而提出“生活世界”的理论，试图将先验自我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使自己的哲学体系纳入一些现实的经验因素而更趋完善。所谓“生活世界”是指“通过对各种科学行为前提基础的质疑，而在每个人的直接经验范围内形成的那个世界，也就是指那种丝毫不掺杂任何理性思维的直接的感性体认。”⑨实际上，“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更与当时整个现象学所处的时代氛围大有关联，面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现代人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胡塞尔企图凭借“生活世界”理论来拯救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为此，胡塞尔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严格区分开来，认为科学世界只是一种外在的逻辑构造，充满了不完善性和片面性；而生活世界则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感性的和实际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本质必然性，而且不管自然科学如何发展，生活世界都是人类的主要的知识域，是产生科学世界的基础，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基础，才能找回已经失落的人的存在意义。而令克拉考尔无比迷恋的电影中的“街道”，正是这样一个洋溢着世俗热情的“生活世界”，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以前所未曾注意的东西，某种就本身来说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东西――我们的世界”⑩，为此，克拉考尔还高度评价了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和《温别尔托•D》两部影片，认为这两部影片中随处可见的街道散发出一种“忧郁的气息”，而它们显然是悲惨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结果。
三、“心理――物理对应”――“本质直观”
那么电影究竟通过什么具体方法来帮助人们摆脱抽象化倾向呢？克拉考尔认为电影与其他艺术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生活素材在电影中保持了它们作为原始材料的特性，而绘画、文学、戏剧等艺术则将现实生活素材消融于媒介的结构和艺术家的意图之中。因此，在摄影机的帮助之下，我们可以迅速“回到事物本身”，重新打量和体验我们的生活世界，“电影化的影片所唤起的现实就要比它实际上所描绘的现实内容更为丰富……由于它们不断引起各种心理――物理的对应，它们暗示出一个可以恰切地称为‘生活’的现实。这里所使用的这一术语是指这样一种生活，它仿佛用一根脐带，仍然跟作为它的情感和理性内容的来源的物质现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B11克拉考尔进一步指出，电影之所以既有记录功能，同时又有揭示功能，是因为影像中的原始材料具有一种暗示力量，电影“通过物质现象的各种心理――物理对应有效地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力图通过摄影机来经验这个世界，结果我们便把这个世界从冬眠状态中、从虚假的不存在状态中恢复了它的活力。”B12克拉考尔这里所说的“心理――物理对应”并非传统的本质与现象分割的心物二元论观点，相反，他想强调的是在电影的“生活世界”中，生活现象即生活本质，二者实为一体而非对立，人们在直觉中可以对此加以把握，因此，克拉考尔的“心理――物理对应”机制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不谋而合。所谓本质直观，就是把此时此刻的个别经验还原为现象本质的过程，它是对本质的一种非推理和无逻辑性的直接洞察。本质直观强调对经验事实采取一种“悬搁”或“加括号”的态度，从而“在直观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多样性中保持不变的那种东西上面。胡塞尔所谓的‘直觉’就是直接地‘看’、审视自己的意识领域，从呈现在意识领域内的现象之中，排除那些感性的、具体的、偶然的和混杂了虚假成分的或被歪曲了的东西，即非纯粹的现象，从而将纯粹的现象，也就是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事物本身’描述出来。这种纯粹的现象是非具体的、非感性的，也就是本质。因此，所谓本质的还原或知觉方法，就是通过反省自己的主观意识获得事物本质的方法”B13。克拉考尔坚信这种具有现象学本质直观性质的“心理――物理对应”机制能够帮助人们洞察到生活和人性的本质，因此，他一再强调：电影如果想同时拥有记录功能和揭示功能，就必须与现实保持一种近亲关系，甚至还不惜冒着矫枉过正的危险大声呼吁：“总而言之，电影所攫取的是事物的表层。一部影片愈少直接接触内心生活、意识形态和心灵问题，它就愈富于电影性。”B14实际上，克拉考尔的此番表白并不矛盾，因为他和胡塞尔一样，无非是想通过对生活世界进行“悬搁”或“加括号”――抛弃与生活世界相关的种种世俗偏见和信仰，最终回到事物本身。
四、克拉考尔电影理论在视觉文化时代的美学价值
克拉考尔对电影本性“物质现实复原”的强调及其对“生活流”的偏爱，容易使人将其与当下流行的“奇观电影”相提并论。众所周知，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电影的发展呈现出由叙事电影模式向奇观电影模式转向的趋势，电影的魅力由影像话语的叙事逻辑性及其认知意义上的满足转为画面本身的视觉奇观所带来的体验，“奇观电影”通过动作、身体、速度和场面等巨大的视觉吸引力占据着电影的主流地位。传统叙事电影向当代“奇观电影”的转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缴械投降，这种转变既是电影由深度时间模式向空间平面模式的转变，也是理性文化向文化的转变，正如费瑟斯通所说：“后现代文化影像的主要特征是：对初级过程（欲望）而不是对次级过程（自我）的强调；对形象而不是对词语的强调；对对象的审美沉浸与欲望投射的强调，以反对与对象之间保持审美距离。”B15近期频频出现的中国“古装武侠大片”为了迎合观众对欲望影像的消费诉求，无不通过大量奢华的场面、性与暴力的展示来制造令人震惊的视觉奇观效应，尽管也有所谓“王道”“太极”“兼爱”和“非攻”一类空洞的中国传统文化哲理点缀其中，但这类奇观电影的“拜物主义”倾向是异常鲜明的，在震惊式情感体验背后，更多的恰恰是暴露了其文化内涵的空洞与人性乖戾，难怪一些学者会感叹：“中国大片到了嗜血如命的时代！”B16
那么，克拉考尔所追求的“物质现实复原”的电影本性是否也容易使电影走向“奇观”的歧途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克拉考尔虽然强调电影“记录”物质现实的功能，但他同样也重视电影的“揭示”力量。克拉考尔虽然坦承电影对“自然灾祸、战争暴行、恐怖和暴力行为、性放纵和死亡”等“触目惊心的现象”有所偏爱，因为这些内容不但符合电影的本性，而且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性心理基础，但他同时也指出：“电影并不是单纯地模仿和继续古代的角斗士表演或恐怖木偶戏，而是增加某些新的和重要的东西：电影要把人们常常由于内心激动而忽略掉的东西可见地再现出来。……电影的目的是把激动的目击者一变而为清醒的旁观者。”B17克拉考尔这里所说的要“增加”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批判意识――“让可见的物质现实和我们的现实概念进行对质的影片或镜头段落，总是或者肯定这些概念的正确性或当面拆穿它们的虚妄性”B18。可见，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奇观制造，而是通过电影的记录性手段来揭示物质现实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意义和人性本质。克拉考尔在其另一部电影巨著《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中，就运用心理――物理对应机制对德国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电影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发现在这些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诸如恐怖、凶恶和病态之类的视觉情景和叙事母体，真实地表征了“一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图┚啊―对混乱的恐惧和对秩序的渴望，以致他们甘愿臣服于纳粹主义的威权统治而最终走向历史的歧途。克拉考尔在此书中深刻地总结道：“通过记录可见的世界――无论是当前或是虚构的世界――电影借此为探知隐秘的心理活动提供线索”B19，从而批判“理性”的无力与残缺，而这也正是克拉考尔追问电影本性的真正目的。
总之，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已经超越了一般电影美学的层面而上升到一种电影哲学的高度，他与胡塞尔等现象学理论大师意气相投，都怀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企图通过追问事物的本质来救赎日益失落的人性。为此，克拉考尔甚至非常理想化地主张通过电影来建造一个“人类大家庭”，从而实现“全世界人民之间实际的和解精神”。针对人们普遍抱有的“看电影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一类疑问，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作出了饱含情感而又掷地有声的回答：“我们时代的生活条件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生活中仿佛是非本质的东西没有深刻的体会，便难以把握那些不易捉摸的本质的东西？今天的途径也许是从物质、经由物质导向精神？电影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自‘下’而‘上’？的确，我的看法是：电影――我们的同龄者――跟诞生它的那个时代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它迎合了我们内心最深藏的需要，这正是因为它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外在的现实，从而深化了我们跟‘作为我们栖息所的这块大地的关系’。”B20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⑩B11B12B14B17B18B20 ［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第391页，第3页，第402页，第401页，第99页，第87页，第400页，第98页，第405页，第5页，第80-81页，第413页，第5页。
⑥⑨B13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第36页，第26页。
B1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B16 陶东风：《中国大片到了嗜血如命的时代》，《艺术评论》，2007年第2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自古以来，对于教师的赞美和评价不绝于耳，教师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显得高大美好却又有些许严肃和距离感。而真正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平凡老师，使我们的心间朴实而又温暖的老师又是什么样的？是每一个严寒酷暑，在黑板前写下板书的背影，还是每一张答卷上留下的红色的墨水的印记？是认真讲解时坚定的眼神，还是在每一次的检测后看到学子成长的会心的神态？每一个老师的每一个神态都存在于每一个不同的学生心间，构成了我们对于老师最为真实的印象。
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领带衬衫，褐色头发的男人，看上去有些不修边幅和邋遢，可眼睛里却是热力四射的光芒。这会不会是你心目中的一个好老师？这是在电影《热血教师》中诠释的形象——万·克拉克Ron Clark老师。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的真实故事，真实的克拉克经历十分丰富：他28岁，先后教过两个小学，是全美优秀小学教师，唯一一位被美国总统接见过3次的小学教师。第一个小学是在北卡的穷乡僻壤，没有一个老师想去那儿教书，教育资源缺乏，那儿的孩子更是未来的社会渣滓，可是他凭着一腔热情将这些孩子教成了尖子生，获得了圣诞节到白宫和克林顿一起唱圣诞歌的荣誉。当听到纽约市贫民窟的一个小学一学期换六个老师，学校穷的出奇，没有一个老师愿意留在那儿，他毛遂自荐并且选择了全校最差的班，这个班的学生更是渣滓中的渣滓，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学生，他总是对孩子们说：“Rule one，we are a family.”最后的州立统考，他的学生们同样创造了奇迹。而电影中，正是对克拉克的教学经历和充满热情和耐心的教学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影片的结局是大家都能猜得到的圆满，影片的过程却充分体现了这位老师的智慧结晶。
影片中克拉克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在管理班级的过程中，不管学生多么调皮，多么让他难堪，始终没有一句对学生的侮辱、不耐烦、指责的字眼，而是始终用正面、鼓励、引导性话语告诉学生，老师爱他们，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克拉克老师的言行始终是流露出对学生的关爱和期待，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老师对学生的爱，学生感受到了，并给予回报。为了和学生拉近距离，克拉克老师和学生打赌，他向学生学双跳，学生向他学知识。克拉克老师用自己开始的笨拙和后来的熟练，用自己学习过程中的艰难告诉学生，他们也会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成功的。这些都源自克拉克老师对学生的爱。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持之以恒，教育更应如此。克拉克刚接手班级不久，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挫折，同事的冷眼旁观，领导的不支持，家长的不配合，特别学生的调皮和刁难，也曾让他彷徨，让他苦闷，他想过退缩，想过放弃，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如既往，忍辱负重地踏实工作，默默奉献，一步一个脚印，直到最后的成功。这都源自克拉克做事的恒心和毅力，教书育人更该如此。
克拉克老师不怕麻烦，做事很有耐心，所以他对学生因材施教。他周六约上爱的孩子到咖啡馆，给他买着午饭，和他通过的游戏，使他学会数学。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特殊、格格不入、不认真学习而横加指责，总是不厌其烦地从源头去寻找原因并努力解决，采用让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方法。
这是电影中一个简短却充满意义的片段：
克拉克老师在走廊里等待这个学校任教的第一天。
克拉克发现一个孩子站在走廊的垃圾桶里，于是问，怎么了？
孩子说，班主任骂我，不会学习，不如像垃圾一样滚出去。
克拉克走上前，我是克拉克老师，你叫什么？
我叫汤姆。
克拉克伸出手，握手，很高兴认识你。
半刻，克拉克说，对不起宝贝，我健忘，我叫什么来着？
汤姆说，你是克拉克老师。
嗯，瞧，你刚刚学到了些东西。
说着，克拉克把汤姆从垃圾桶抱出来。
克赫帕什镰形刀的起源
古埃及人热衷于将他们的生活及战争情景如实记录在浮雕和壁画上，这些浮雕和
>> 克赫帕什镰形刀的形制 第35伞降炮兵团 克赫帕什镰形刀的使用及其象征 第3海上步兵伞降团 斯马什・帕克 那个站在科比旁边的家伙 炮兵精英：英国陆军皇家炮兵团 拓路先遣：英国陆军 第35工兵团 法国陆军第11伞降旅 第2法国外籍军团伞降团 第十一节：炮兵巧胜车 “入魔”的帕克 托尼・帕克 帕克多情刺客 马克·帕克 神奇的克什克腾 地貌摄影胜地克什克腾 克什克腾 生命绽放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诞生 赫克托耳之死 基于赫克歇尔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科技 > 第35伞降炮兵团克赫帕什镰形刀 第35伞降炮兵团克赫帕什镰形刀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江小宁")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克赫帕什镰形刀的起源
古埃及人热衷于将他们的生活及战争情景如实记录在浮雕和壁画上，这些浮雕和壁画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而不腐烂，从而使现代人得以了解古埃及人的生活及战争中使用的兵器种类。在古埃及人使用的兵器中，有一种独特的镰形刀，它就是克赫帕什镰形刀。
据专家推测，克赫帕什镰形刀是由迦南地区（迦南一词最早出现在《圣经》中，这个词作为地区名，主要是指今天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及黎巴嫩等国家所属的地区）农民所使用的双孔青铜斧演变发展而成，双孔青铜斧因其斧头与连接杆之间设有双孔而得名。克赫帕什镰形刀的英文名称为Khopesh，也写作Khepesh，因形似镰刀被称为“镰形刀”。此单词源于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牛腿的“腿”字，在古埃及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年～公元前1991年）的棺椁上，就刻有此象形文字。古埃及的历史年表从约公元前4000年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的萌芽开始，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时为止，共经历了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共9个时期。
在现存于巴黎卢浮宫的鹫碑（the Stele of Vultures）浮雕残片上，描绘有拉格什国王恩纳图姆（Eannatum ，于公元前2454年～公元前2425年在位）庆祝战斗胜利的场景，其中出现的兵器就有克赫帕什镰形刀，由此得证，克赫帕什镰形刀出现的时间应早于公元前2454年。
鹫碑浮雕残片出土于拉格什王国（Lagash）。拉格什王国是古代苏美尔人的领地之一，位于现今伊拉克境内，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部。拉格什王国的国王恩纳图姆曾经率军打败乌马（Umma）、基什、乌鲁克、拉尔萨等城邦，几乎统占苏美尔全境，建立了拉格什帝国。此后，随着势力的增大，拉格什帝国的领土也扩张到了伊拉姆古国和波斯湾地区。
鹫碑是国王恩纳图姆下令建立的，以庆祝拉格什王国经过激战战胜乌马的功绩。在一片鹫碑浮雕残片上，刻画有恩纳图姆指挥士兵们坐在战车上，碾压着敌人的尸体胜利前进的场景，恩纳图姆位于战车前部，身穿一件兽皮披风，右手握持一把克赫帕什镰形刀。
上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的抵抗武装中活跃着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即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家圣战者,他们也被称为全球伊斯兰圣战者｡时光流逝,21世纪的今天,全球伊斯兰圣战者已由当初的第一展到第三代｡
生根发芽
第一代圣战者,主要是指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时期在阿参加对苏联军队作战的来自全球数十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圣战者｡他们大多数来自阿拉伯国家,因此又被称为“阿拉伯阿富汗人”｡这批圣战者数量庞大,最多时达10万之众｡这批人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本•拉登､艾曼•扎瓦希里､谢赫•塔西尔•阿卜杜拉､奥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圣战者的经历对后继者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第二代圣战者,主要是指上世纪90年代参加波黑战争､车臣战争､塔吉克斯坦内战以及阿富汗内战的境外穆斯林圣战者｡这批圣战者相当一部分来自“阿拉伯阿富汗人”,他们在阿富汗圣战后又迅速投入到了波黑､车臣等地的圣战,而留在阿富汗的许多人又与一道参与阿内战｡与第一代相比,第二代伊斯兰圣战者数量不多,如在波黑的境外伊斯兰圣战者仅有4000人左右｡
第三代圣战者,主要是指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活跃于伊拉克的境外圣战者｡由于他们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又被称为“阿拉伯伊拉克人”｡这批圣战者约3000~5000人｡第三代圣战者的出现,与9.11事件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争紧密相关｡伊战前,“基地”组织就开始筹划将圣战重心转移到伊拉克这一中东的心脏地带,并开始对人员进行有组织的转移,因此战后很快就开始了针对美军的圣战,欲将伊拉克变成继阿富汗之后的新的圣战大本营和主战场｡不过,自去年以来,由于美军加大打击力度,以及以“安巴尔觉醒运动”为首的伊拉克部族对“伊拉克”的反手一击,境外圣战者在伊拉克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开始出现了向阿富汗回流和向中东其他国家外溢的迹象｡
第三代五大特征
今年7月,美国西点军校反恐研究中心根据美军从伊拉克战争缴获的大量有关“伊拉克”的文献资料,经过一番精心研究后发表了一份有关在伊拉克作战的境外圣战者的专题研究报告｡报告中有关境外圣战者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第三代全球伊斯兰圣战者的特征｡
高度年轻化｡在伊拉克的绝大多数境外圣战者都属于“80后”一代,美军缴获的一份档案显示,在伊拉克的境外圣战者大多出生于1982年,平均年龄24~25岁｡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52年,最年轻的出生于1991年6月(刚满15岁)｡相比较,第一代圣战者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
多为阿拉伯逊尼派｡在阿富汗战争时期,阿拉伯人是境外圣战者的绝对主力｡美国国会的资料显示,战场初期,在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中,有3500名阿拉伯圣战者,到中期则骤升至1.6万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巴基斯坦情报站称,到1989年战争结束时,萨亚夫领导的伊斯兰联盟中有4000多境外圣战者,其中来自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的圣战者占了相当大比例,其中阿尔及利亚可能达3000~4000人,埃及1000人左右｡而据档案显示,伊拉克的境外圣战者分别来自21个国家,中东阿拉伯国家仍是主体｡从教派来看,绝大多数属于逊尼派｡
更擅长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与第一､二代主要从事传统作战或游击战相比,第三代圣战者更擅长运用自杀性袭击､IED炸弹等当代恐怖主义手法｡当年,在阿富汗和波黑,来自境外的伊斯兰圣战者多单独组建独立纵队,成编制地进行作战｡而现在,恐怖手段成为圣战者的主要作战方式,这既显示了作战环境的不同,也显示了圣战者自身的演化｡很多圣战者来伊拉克的目的就是充当“”,很多人在赴伊之前就与“伊拉克”签署了志愿充当自杀性袭击者的合同｡另据统计,在2006年8月至2007年8月一年间,伊拉克发生的自杀性袭击事件中有75%是由境外圣战者实施的｡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代圣战者对高科技运用上具有老一代圣战者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如因特网的应用上｡对他们而言,因特网不仅是组织联络和通讯的主要平台,也是接受圣战思想灌输的主要路径｡调查显示,第三代圣战者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而第一､二代圣战者中,只有少数的领导群体才拥有高学历,圣战者主体学历不高,多来自穷困的伊斯兰国家｡
关键词：齐泽克；意识形态；问题式
中图分类号：d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011-09 收稿日期：2011-1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07&zd034)
作者简介：张志丹，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10046
齐泽克(slavoj zizek)重新开启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精神分析路向，并使之迈上了过往无法想象的激进化道路，为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语言，从而复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可以说，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是对他之前所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造反”，也的确引发了颇具原创性、颠覆性的“理论地震”。概言之，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有三大创新：从意识形态样态转型的视角揭示了仪式化意识形态是当今意识形态发展的趋势；从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视角把意识形态的自反方面及意识形态能够收编同自身距离的方式理论化，拓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范围；从意识形态心理发生机制的视角揭露了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功运行的个体心理根源在于剩余快感。
阅读齐泽克的文本，有一种荒诞不经、变化莫测、扑朔迷离的感觉，使读者如同被引入了一个哲学迷宫，令其几乎无处下手、难以觉解。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拉康哲学为底蕴的齐泽克哲学的逻辑入口之高。这既是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创性、新颖性的原因，也是其晦涩难懂，几乎无法捉摸的原因。进入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之门的钥匙在于如何研究与把握齐泽克思考和试图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缘起，即研究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式。这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问题贯穿着。”由于问题式是一种统摄哲学问题视域及其性质功能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按照阿尔都塞要求“用问题式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的思想整体”。然而，“濡染”和“杂糅”多种思想资源使得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难解性。他犹疑不定、变换不断、扑朔迷离的政治立场以及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理解和悖谬式的论证方式。都给其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式的解读带来了相当难度。通过梳理齐泽克文本，我们发现，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的深层问题式主要来源于以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为基轴并杂糅其他思想资源。
一、以拉康精神分析概念为基轴的问题式
意识形态概念争议颇多，聚讼纷纭，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概念。譬如，面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混局，罗蒂甚至极端地认为，意识形态概念是无用的。同样，齐泽克也认为，在今天，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即虚假意识)是“过时的”、“朴素的”概念。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否弃意识形态概念，而是坚称：“我将尽一切努力，以拉康主义的方式精确地解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不仅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概念而且能够以一种有用的方式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理论规划是从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开始的。在该书中，他不仅采纳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彻底民主”观念，而且正是后者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首次引导他把“拉康的概念装置作为工具，在意识形态分析中”加以运用。如前所述，我们已经知道，由于受到拉康思想的深刻影响，齐泽克经常拿通俗文化的例子来阐释拉康的理论，或者反之以拉康理论来阐释通俗文化理论，在这两者之间持续不断地回环往复。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独特阐释之所以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名声，关键性在于他始终按照其“精神之父”——雅克·拉康的思想进行创造性地解读。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齐泽克在当代批判研究中做出了部分卓越功绩，他通过把拉康从纯理论中拯救出来的方式表明，拉康如何可能通过大众文化得到理解，以及大众文化如何相反地指明了拉康的理论。”
齐泽克在《意识形
的崇高对象》的引论中提到他试图以“拉康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初看起来，这些概念似乎无助于意识形态理论)，例如“缝合点”(le point de capiton)、“装饰扣”(uphol-stery button)、崇高对象和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等等”来实现和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某种嫁接和拼合。在《幻想的瘟疫》一书中，齐泽克同样借用了拉康的“幻想”概念来分析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今天的现实布展。在他看来，这种“意识形态幻想”的最新版本，就是赛博空间——种“白发的意识形态空间”。赛博空间不仅是幻想的藏身之处，而且为幻想的极端泛滥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他说，“作为‘幻想之屏”’的界面(interface)成了关键词……。数字世界不是主板、cpu、硬盘、内存、显卡之类的一堆硬件，而是指隐藏在屏幕之后以数字化形态呈现出来的真实域。”而在《快感大转移》一书中，他同样把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的剩余快感概念当做复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来运用。此外，齐泽克在其他学术作品中也大量借用拉康概念。
关键的问题是，齐泽克运用拉康的主体理论(特别是分裂主体理论)来阐释意识形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比如，他“解构”了拉康主体理论中的真实一象征一想象三体或三元组，认为每一个概念都互相连接在一起，或者彼此映射。再比如，他在引用拉康的真实域时，并把它分为真实的真实域、象征的真实域和想象的真实域。他认为，真实域作为“其全部的非实质性的内在界限、失败的点、维持着现实和其象征之间的鸿沟，并因此而推动历史化一象征化的偶然过程”；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域，而且是一种象征的真实域。拉康的真实域反对象征化。通过其分裂性效果来展示本身。他说，“真实域既不是前社会的，也不是社会的结果——确切地说，论点在于，社会本身是由对一些创伤性的真实域的排斥所构成的。‘社会之外’的东西不是一些积极的先验的象征形式/规范，而只是其消极的建立姿态本身。”从齐泽克著作的整体来看，尽管他对于真实域的理解很复杂，而且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真实域是他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核心概念之一。比如其后期的著作《难缠的主体》、《易碎的绝对》和《论信仰》中一直关注、强调真实域的微妙之处。他说，“因此我认为，拉康的真实域概念，作为抵抗象征化的岩石，对于非朴素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极端有用的。……确切地说，我们所需要的是现实本身从来没有被完全组成，那么， 是意识形态幽灵幻想所尽力要掩盖的东西。”
总之，拉康精神分析概念已然成为齐泽克意识形态分析的基本逻辑。可以说，没有拉康精神分析的思想资源，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大厦必将会因失去根本支柱而轰然坍塌，其理论的魅力、震撼力和穿透力也将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拉康是齐泽克的“精神之父”和他意识形态思想的首要源头或许不为过分。拉康哲学某些概念尤其是齐泽克改造过的分裂主体理论构成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问题式的基本构件。诚如拉克劳对齐泽克中肯地评价道：“他运用拉康式的方法，加上他自己的洞察力，使他在理解当代社会意识形态过程方面做出某种相当可观的进展。”
二、源于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肢解的问题式
从知识发生学视阈来考察，“拜物教”一词与意识形态概念是几乎同时出现的，它最先用于宗教，指宗教发展的较初级形式，即物神崇拜的宗教形式，之后马克思把它用于世俗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假形式”。
齐泽克对商品拜物教解读的最大特色是把马克思和拉康两位思想加以嫁接和拼合。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拉康把征兆的发明归功于马克思，在这方面，拉康是相当独特的。”把征兆的发明权授予了马克思，俨然马克思是拉康思想的源头之一，这是齐泽克的大胆假设。然而，这确实“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琢磨他以何种方式解读马克思，创造了对意识形态的具有特色的新颖的阐释。”
其一，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首先揭示了物与物的交换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是说，拜物教是一种物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典型颠倒。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只是停留于这种颠倒而止步不前，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没有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来剖析。与一般的理解非常不同，齐泽克指出了商品拜物教纯属一种精神层面的“误认
”所建构的，不是什么历史化和社会化逻辑发展的产物。他写道：“商品拜物教的基本特色并不在于以物代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相反，在于这样的误认，它关切结构网络与其构成因素之间关系：真正的结构效果，即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效果，表现为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一因素。”应该说，齐泽克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存在一个“误认”，没有这一层面，拜物教逻辑就会土崩瓦解。
其二，按照上述的误认逻辑，齐泽克再次指认了这种误认既可以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中。他指出，马克思对简单的价值表现形式作了明确的陈述。商品a只有求助于商品b，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因而商品b就成了它的等价物：在价值关系中，商品b的自然形式(其使用价值，其实证的、经验的属性)，可以用作商品a的价值形式；换言之，物体b成了a的价值的镜子。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齐泽克援引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在齐泽克看来，这个马克思的简短注解实际上是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理论先河。拉康的镜像阶段是指：“只有通过被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即只有另一个人为其提供了整体性的意象，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认同；认同与异化因而是严格地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婴儿看到镜子中自己的影像时，意象性地建构了自欺性的“他者”(意象结果)，并把它认同为自我。也就是说，对象性的主体认同是一个骗局。在镜像阶段之后，个体与其自身还处于永不一致的异化命运之中。杰姆逊说，这将造成“主体与他自己的自我或形象之间永远也不能沟通的鸿沟”。总之，拉康的镜像之意象物(小他者i)之误认，实际上宣告了个人主体初始的本体性缺席，从此主体开始了自己的异化人生之旅。而齐泽克通过这种嫁接来证明自己惊世骇俗的观点，认为拉康和马克思是这样的“同宗同源关系”。他说：“‘商品拜物教’指的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而是一系列的预先假定，这些预先假定决定了‘真正’的市场交易的经济实践。”由此看来，齐泽克的商品拜物教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有着质性差异。
其三，齐泽克认为存在两种拜物教模式的类似物，一种是在封建体制中的那种“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语)中的完全拜物教；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语)。“在商品拜物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非拜物教化的；而在拜物教寄身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中，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还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生产’而非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这一点也是齐泽克独特的新奇之论。齐泽克之所以祭出非完全拜物教的理论就是为了引出社会征兆理论，在他看来这种非完全拜物教就是社会征兆。他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确立，统治和奴役的关系被压抑了：我们开始正式地明显关心起自由的主体，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已经摆脱一切拜物教形式；被压抑的真理——统治和奴役的持续，以征兆的形式浮出水画，这个征兆会颠覆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表象(ideolog-ical appearance)。这一征兆，即关于社会关系之真理的‘浮现点’(point of emergence)，恰恰就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齐泽克在《幻想的幽灵》一书中，认为拜物教有三种历史形态，即：一是传统的人与人的拜物教——主人因为有财富而受到崇拜；二是标准的商品拜物教(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拜物替换到客体上；三是后现代时代，拜物的物质化消失，成为幽灵。第三种形态的拜物教实际上是把拜物教虚化为幽灵拜物教，而它又与德里达的幽灵逻辑相勾连。
总之，齐泽克在重读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过程中，把拉康理论作为本体论，而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则变成了实体之维，以拉康逻辑“油炸”马克思。由此，齐泽克打着“回到马克思”的这一冠冕堂皇的幌子，实际上把马克
思的理论“悬置化”、“虚化”、“去历史化”了。然而，无论怎样，被肢解的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及其永恒化、幽灵化构成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问题式的内在构件。
三、源于对阿尔都塞质询理论
重构的问题式
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直接受到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主要是拉康的主体批判理论的影响。但是，阿尔都塞接受这种影响的过程实际上是有选择的、以我为主式的进行改造的。可是，对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齐泽克明确 不赞同，并做出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两者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对主体认识问题上。
其实，阿尔都塞的重要文本是关于《理论和话语的三个笔记》。在第一个笔记中，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假设，根据这个假设，四种基本话语类型分别暗示了一个特别的主体性模式，即带来了它自身的“主体的效果”。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主体表现为人；在科学话语中，缺乏人；在美学话语中，通过提出人而在场；在无意识话语中，主体既不在场也没有简单地缺席，而仅有一个站着位置的人所代表的鸿沟。需要注意这在笔记i中阿尔都塞坚持的四种类型的主体，而到后来在笔记ⅲ中“阿尔都塞反对阿尔都塞”的现象就表露无遗地呈现出来了。正如齐泽克指出的，在笔记ⅲ中“阿尔都塞突然而且毋宁说是意外地反悔并把主体限制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同时，阿尔都塞还认为，不存在“被分割的主体”，仅仅存在“主体+深渊”，那个深渊割裂了主体和话语秩序。
齐泽克不满意于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坚持以经典的拉康主体理论来重构阿尔都塞，换言之，他指证阿尔都塞质询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与拉康产生了巨大的“认识论断裂”。实际上，齐泽克是以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来重读阿尔都塞质询理论。
齐泽克与阿尔都塞最大的歧异之处在于：阿尔都塞认为，主体只有意识形态的身份，而且意识形态对于主体的质询是完满成功的；而齐泽克则坚称，主体身份有四种，即使意识形态质询往往不能完全成功，意识形态质询的是分裂的个人主体。换言之，阿尔都塞彰显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质询之间简单明晰的关系；而齐泽克则强调两者之间的复杂模糊、不清晰不确定的关系。齐泽克说，阿尔都塞明确表达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机械”仪式的纯外在性的意识形态实践)与主体化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阿尔都塞的问题在于他缺乏能指的主体概念，因为他把主体化约为意识形态感觉中的假想识别，他未能够注意到主体的出现与无意识仪式中感觉的完全丧失之间的相互关系。
既然如此，具体到对于简单个体的意识形态质询，质询的信不可能达不到它的收信人，仅仅是它的收信人的认知一接受才使它成为一封信。齐泽克则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意识形态质询的过程必然意味着某种短路”，他说，被引用段落的至关重大的特点是在其中运行的双重否定：依靠一种“犯罪感”否认了对质询认知的解释；否定了质询认知的暂时性(严格地说，个体并不是“变成”主体，他们“总是-已经”是主体)。这种双重的否定会被解读成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否定：质询的“永恒”特点所导致的不可见的东西是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序列。齐泽克认为，阿尔都塞以共时的方式来考察意识形态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大他者的质询代表着权力的司法方面，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代表着规训式的“微观行为”，最终他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考虑这两方面关系的转变。正如伊格尔顿所言：“阿尔都塞的模式太过于一元论，忽略了主体可能被各种话语——部分、整体、或根本就没有——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招呼的不同的、矛盾的方式，这些话语自身没有形成显然具有内聚力的统一。”
齐泽克进而提出：“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仍然‘未考虑到的’东西是这个事实，即在意识形态认同之前，我们便拥有了无须认同的淫秽的、不可理解的质询的中间要素，这是一种‘消隐的中介’，如果主体要实现符号同一性——完成主体化的姿态，它便隐而不见。简而言之，阿尔都塞‘未考虑到的’是，已经存在着一种离奇的主体，它先于主体化的姿态。”这就是两者关于意识形态质询理解的巨大差异性。阿尔都塞坚持意识形态质询之前或之外什么也不是；而齐泽克认为，“主体是意识形态质询‘之前’或‘之外’的一个空间”。齐泽克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借助于自己的学术合作者多拉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论点，他指出，多拉的关键主题是这样的：“对阿尔都塞
而言，主体是使意识形态运作的那些东西；对于精神分析来说，主体则出现在意识形态失效之处。”
基于上述对阿尔都塞质询理论的批判性认识，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以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信仰的客观化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幻想不能理解为主体的错误或错觉，毋宁说，幻想是客观的。与其说在我们的信仰之物中，不如说在我们外在的社会实践中，才可以发现幻想。齐泽克则进一步说，根据商品拜物教，我们知道货币不是财富的直接表现而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看法，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一直这样做，就好像事实如此。这也是马克思对商品形式分析背后的根本题旨，“物(商品)相信我们的位置”。
齐泽克在其学术作品中多次论及阿尔都塞及其意识形态理论。如果说齐泽克对于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的解读有何原创性的话，就在于他是以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来解读阿尔都塞质询理论。正如巴特勒所言：“也正是围绕这种‘主体’——作为裂口的主体和作为引入某种裂口的主体，我们才发现齐泽克的原创性。”但是，在拉康的分裂主体理论中，内在包涵着质询思想的基本元素，这实际上也构成阿尔都塞哲学和质询理论的重要营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以“缺陷的方式”成就了齐泽克。由此观之，齐泽克的创新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总之，以拉康分裂主体理论重构阿尔都塞质询理论(认为质询存在裂口)无疑也构成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式的内在构件之一。
四、源于对意识形态幽灵化解构的问题式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幽灵》一文中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三种含义，即自在、自为和自在一自为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分别是：作为“观念复合体”的自在的意识形态；作为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难以捉摸的领域，在社会“现实”之心脏起作用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如商品拜物教)。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由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如何过渡到这个意识形态的“第三块大陆”，成为理解、把握意识形态的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交汇地带。因为所谓规范社会再生产的、被称为超意识形态的机制，是一个含混不清的领域，真实性与意识形态在其中是难以区分的。齐泽克称这是“非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的第三次颠倒”，我们感觉到一个自为的意识形态在超意识形态的自在的实在性中起作用，即超意识形态中本身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核。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经济控制和法律规范的机制永远‘物质化’某些固有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命题或信念”；二是“适合当下资本主义‘后意识形态’社会的意识的形式——就‘主张’而论倡导自由的‘公开’的犬儒式的、‘稳重的’态度，……在严格意义上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态度：它涉及一系列现存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意识形态的假定”。
基于这个原因，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大陆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即“隐含的、准‘自发的’假定和看法难以捉摸的网络形成‘非意识形态’实践的 不能复制的瞬间再生产”。齐泽克认为，商品拜物教就是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绝佳例证，因为商品拜物教指的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而是一系列决定市场交换的“真实”经济实践结构的假定。今天，在我们生活的景观社会中，媒体预先构造了我们对实在的感知，将实在变得与它的“审美化”形象难分彼此，以至于“超意识形态控制是一个绝妙的意识形态姿态”。总之，在齐泽克看来，导致今天意识形态的“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能之可能性”的悖谬逻辑在于，主要是最难以捉摸的，在社会现实之心脏起作用的“自发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好比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齐泽克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操控和殖民的吊诡性逻辑。比如，“唯一的非意识形态的立场就是拒绝超意识形态的实在这个概念本身，接受我们所涉及的一切都是象征性虚构，是多元的话语宇宙(discursive universe)，永远不是‘实在’——然而，这样一个敏捷、聪明的‘后现代’解答就是绝妙的意识形态。”
然而，问题在于：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幽灵论的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将目光转向齐泽克阐释意识形态论题的问题式，即其分析模型。通过梳理齐泽克的诸多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齐泽克意识形态“幽灵”逻辑的深层哲学根
源主要有三：一是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幽灵”逻辑为齐泽克提供了背景性的理论支援；二是拉康的真实域及其匮乏主体和大他者的概念为齐泽克提供了主导性、根本性的理论支援；三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逻辑为权宜性的理论支援。就三者的逻辑关联来说，拉康的真实概念为“体”、德里达的“幽灵”逻辑为“用”，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作为它们的“油炸”材料。
应该说，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还是相当复杂的，其意识形态幽灵说的第一层逻辑是齐泽克挪用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关于“幽灵逻辑学”的思想。在该书中，德里达一反传统，一举颠覆了现实与梦幻之间经典的本体论对立，以幽灵概念为核心进行理论生发，还就幽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了阐述。在德里达看来，就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论，意识形态与幽灵之间极具家族相似性。“幽灵，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具有某种频率的可见性。但又是不可见的可见性。并且可见性在其本质上是看不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一直存在于现象或存在之外。”幽灵作为一种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存在，它与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可以说，没有精神，就没有幽灵；但是，幽灵不是肉身本身，而是通过肉身显形的存在。这种既不是精神又不是肉体，同时又是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复合体的东西就是幽灵。德里达指出：“幽灵的生产，幽灵的作用的构成，并不简单地只是一种精神化，甚至也不只是精神、观念或思想的一种自律化，……一个精神的幽灵中使观念和思想具体化……正如我们将要强调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许多特征有赖于这种幽灵理论。”德里达认为，精神只是幽灵产生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精神或原初幽灵必须在外化或异化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延异和增补中，通过另一个人造的躯体显形和返回。这样，一个幽灵性的时刻才会出现。要言之，幽灵产生的至少需要精神和人造的肉身两个条件。前者是来源，后者是幽灵显形的必要条件。
根据这一逻辑理路，德里达坚持认为，上述幽灵产生的条件与意识形态一样。应该说，这一点极大地启发了齐泽克并构成了其意识形态“幽灵论”的理论渊源。齐泽克说，“德里达的幽灵完全适合于精神分析的幻想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清晰地证明了一种未偿还的象征债务。”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幽灵就没有现实，现实的圆周只有通过不可思议的幽灵的补充才能够形成整体”?齐泽克认为，德里达没有很好地回答，而拉康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答案。由此来看，他用来分析意识形态幽灵性最主要、最根本的思想来源是拉康哲学，准确地说，是拉康关于主体构成“三域说”中的真实域理论和主体(大他者)匮乏理论。拉康认为，真实域是象征域和想象域冲突和结合的结果。真实域会受到象征性阉割，但这种阉割是不彻底的，象征永远不能完全覆盖真实，总有一部分未处理的、无法阉割的内核，这些内核就构成了真实域，真实域是象征域的对立面，并作为“短缺能指”进入象征秩序的能指网中。正是由于真实域的内在对抗不可消除陛，决定着意识形态作为符号的象征域是永远不会遁去，或者说，它是通过“逃逸”的方式来返回的。因为不凭借象征域的符号化，现实本身就会土崩瓦解，现实的大厦就会坍塌。正如齐泽克所言“不凭借意识形态，现实本身就无法复制自身”。故而，意识形态就真的好似幽灵一样的鬼魂附体，无从摆脱，只能听凭摆布。“‘现实’本身，只要受到象征虚构的规范，就会掩盖一种对立的真实——而且正是这种真实，它被排除在象征虚构之外，却披着幽灵鬼怪的伪装回来了。”现实永远不是其“自身”，它只是通过其不完全失败的象征展示自己，幽灵鬼怪就在这永远将现实与真实分离的空隙出现，由于这个原因，现实具有了(象征)虚构的特性：幽灵为逃避(象征性构成的)现实的东西赋予了实体。
意识形态幽灵性的深层哲学逻辑，正是通过拉康的真实概念和德里达的幽灵逻辑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于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幽灵学(系谱学)便应运而生了。
作为齐泽克幽灵逻辑支援背景的第三种方面，就是对于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拉康化”重读。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揭示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这一真相。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概念中，还存在一个隐藏的目的论，就是说对于拜物教的批判是以透明社会为“凝视”或者
参照系来进行的。因此，“拜物概念看起来统一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意识形态本身：在拒绝意识形态(批评‘原始的’他者的幻觉和盲目，以及他对虚假偶像的崇拜)的姿态中，批评者重复着意识形态的姿态。”他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问题的关节点在于，齐泽克把马克思的拜物教由拜物(商品、金子等)置换为拜结构(符号秩序)，这就为以幽灵逻辑来重释拜物教迈出至为重要的一步。他不赞同今天的一种因宣称拜物的基本机制在我们的新的“虚假透明性”时代不再有效为借口，而要弃绝拜物概念的强烈倾向。他认为，今天存在拜物的三种连续现象，形成了一种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首先是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拜物(主人的魅力)；然后是标准的商品拜物(“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拜物替换到客体上)；最后，在我们的后现代时代，我们所目睹的是拜物的物质化本身的逐渐消失。随着电子货币的出现，金钱失去了它的物质存在，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虚假之物，却反而增强了其控制力；我们无从看见它，但却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幽灵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在此，齐泽克由拜“结构”进一步把马克思的拜物教虚 为拜“精神化”的幽灵，或者幽灵化的精神。之所以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拜物一客体的关键在于，它是在两种匮乏的交界点出现：主体自身的匮乏和他的大他者的匮乏。……在符号秩序内部(基于匮乏的不同关系的秩序)，一个客体的确定性并不是在匮乏被填满时出现，而是正相反，在两种匮乏相交时出现。”在此，齐泽克再次运用了拉康的匮乏主体(所谓主体并不存在)和匮乏他者(所谓大他者并不存在)的理论，而正是这种理论成为齐泽克意识形态幽灵逻辑的最终支撑点。齐泽克说，“这种失败就被置于幽灵般的幻影中、鬼魂中、活着的死者中。这里它们总是被当做拉康所称的某种象征僵局的体现。总之，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拉康，就会真正阐述建立在拉康基础上的整个意识形态理论。这一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幽灵般的、幻想的鬼魂所遮蔽的东西不是现实，不是社会现实。这里我们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朴素的方式——意识形态结构直接掩盖某些社会现实。”齐泽克是以拉康化的德里达幽灵理论来阐释意识形态，使得意识形态成为无所不在的幽灵性的东西。因此拉康化的德里达幽灵理论构成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问题式的内在构件。
五、结论
[关键词] 精神分析 齐泽克 拉康 希区柯克 《黑客帝国》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电影理论作为批判思想中的重要流派独具特色。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评价齐泽克的《捍卫已逝的事业》时感慨道：“还有什么话题不能被齐泽克拿来玩？”[1]。齐泽克的确愿意采用解读通俗文化的方式实现对拉康哲学的代言。齐泽克对电影分析十分热衷，他自己制作了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甚至还主演过两部电影：《齐泽克》和《性倒错者电影入门》。齐泽克对电影的分析的高明之处在于熟练地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并将拉康的核心概念如“实在界”运用到电影分析中。在齐泽克看来，对电影的评介，尤其是对希区柯克电影的评价是他引导他的读者或听众走进拉康的捷径。齐泽克喜欢透过通俗文化背后的精神官能症来验证拉康精神分析学的魅力。
一、发现实在界
齐泽克认为，拉康的实在界很难被清晰地描述，但可以通过创伤来实现对它的“斜目而视”。在《斜目而视》中，齐泽克指出了这一说法源自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查理二世》中国王的仆人布希与王后的对话。布希劝慰因担心在外远征的国王而忧伤的王后：“正眼望去一片模糊；斜目而视却可以看到形体”[2]。对此，齐泽克甚至“断定”莎士比亚读过拉康的著作。这并非仅仅是句玩笑，而是反映了事实的某种倒错。在齐泽克看来，莎士比亚的确切中了拉康想要表达的通往实在界的具体途径。一般而言，我们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会受到我们欲望的影响，当然，这种欲望并不是在主体之外，而是主体之中，或者欲望本身就是主体的存在方式，拉康和齐泽克哲学非常强调这一点。受到主体即欲望影响后对事物的认识必然会变得扭曲。而斜目而视的做法是直接进行“有利害关系”的观看。也就是说把欲望看作是客观看待事物的前提，而不是当成某种因素将其排除在主体之外。因此，在观看过程中，对于利害关系由被动变为主动。事实上，这造成了一个悖论，即当我们观看的时候会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我们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与此同时，当我们因受利害关系影响而观看时，我们又是主动地观看，而不是被动地观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通往实在界的唯一方法。可见拉康哲学中存在明显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痕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反相成。而拉康、齐泽克哲学当然不会满足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把主体和客体的这种辩证关系看作是精神官能症，看作是倒错的关系。只有借助虚幻的方式，我们才能触及真实。这样的真实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客体，而是小客体，是被欲望设置出来的客体。可见在受到欲望的影响之前，小客体并不存在，这近似于禅宗里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透过斜目而视，我们的确看到了被拉康称为小客体的客体，而小客体的确成为根本性的依据性的内容。可见，因为小客体是空无，因此它是一切。而制造这一悖论的正是欲望。欲望使无中生有成为可能。在齐泽克分析电影的目的在于分析欲望的生成机制，指向实在界。在《变态者电影指南》中，齐泽克指出：“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欲望满足与否？’，而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欲望是什么？’人类的欲望没有什么是自发的、自然的东西，我们的欲望是人为的，我们必须被教导有欲望。电影是终极的变态艺术，它不提供你欲求的，它告知你如何欲求。”
二、剩余（小对形）与母性超我
齐泽克分析电影借助的方法就是“斜目而视”。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的问题，而是一种将电影与精神分析学相互溶解在对方之中的方法。或者说，齐泽克所分析的电影就是“斜目而视”，电影反映了人们的欲望，对世界的描述是主观的，因而其所展示的空间是完全虚幻的。但正因为其先在地植入了欲望，其所反映的世界更加真实可靠——因为这就是我们一贯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透过斜目而视，我们能够观察到欲望的剩余，或者是剩余、实体，以及这种所造成的“性的倒错”：“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最愉快的‘性经验’变得恶心不堪，把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丑陋行为（蹂躏自己的心爱之人，忍受不堪忍受的羞辱，等等）变得极有诱惑力”[3]。
在齐泽克看来，希区柯克的蒙太奇通过欲望发现了剩余的实在。依据在于希区柯克展示了无法被符号化的东西。完美地运用客观和主观镜头体现了希区柯克蒙太奇的零度。剩余是拉康的概念，是对弗洛伊德概念的颠覆式发展。在齐泽克看来，《群鸟》中剩余是通过“母性的超我”表现出来的。在《斜目而视》中，齐泽克分析了《群鸟》留给观众的最重要疑问：鸟为什么袭击人。他试图通过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解释“母性的超我”的概念。“母性的超我”是对弗洛伊德源自父亲超我的颠倒。这一概念与拉康早期的镜像理论和后期对实在界的强调都有着密切联系。在拉康和齐泽克看来，“超我”并不是源自与父亲的压抑，而是源自于一小片实在界的爆发，也就是实在界的应答。在拉康看来，父亲名义的统治被扰乱，这是由于匮乏所产生的力比多导致的。齐泽克把这种母性的超我所物化的东西称为“希区柯克式的斑痕”。通过对《群鸟》的解读正是要实现对“希区柯克式斑痕”的解释，同时也借此解析拉康式的“母性的超我”。
齐泽克说：“鸟的骇人形象实际上是‘纷争之实在界’（the real of discord）的体现，是主体间关系中尚未化解的张力的体现。”[4]。在拉康和齐泽克看来，父亲的缺席即律令的确实让欲望的对象变为不可能，而从另外角度看正是母性的超我。可见拉康和齐泽克总是存在这两种理论向度，一是明确自己的理论路径，任何分析都是围绕对实在界的描述展开；二是对弗洛伊德的颠倒，对“母性超我”的分析就是这种第二种理论向度。两种理论向度缠绕在一起，必须综合起来才能理解。比如仅仅把“母性的超我”理解为拉康——齐泽克精神分析学独特的概念是难以理解的，必须把其与反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应该说这里的第二向度干扰了对概念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拉康——齐泽克理论就是混乱的，恰恰相反，两种向度的融合似乎有着客观上的必然：即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以道德观为代表传统价值观（律令）逐步被摧毁，而没有上帝就没有自由，传统欲望的制造者逐步丧失，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力比多之来源。但这种力比多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力比多，而是希区柯克式的斑痕，即母性超我的物化。在齐泽克看来，这种力比多带来的恰恰是缺乏本身，即面向实在界本身。《群鸟》体现了“主体间关系中尚未化解的张力的体现”，从家庭的裂痕中我们看到了实在界。但拉康和齐泽克反弗洛伊德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弗洛伊德，相反，离不开弗洛伊德。因为没有父亲符号性的存在，实在界是无法爆发的，“只有打着父喻的招牌，母性超我才能得逞”[5]。正因为没有父性实质性的存在，母性超我才反映出了实在界的面貌，也就是说家庭的裂痕是无法解决的，因此“群鸟真正关心的是僵局。这种僵局也是美国家庭所面临的。”[6]在美国，这种僵局就是一方面是弗洛伊德所描绘的通过父性压抑产生的自我的缺失；另一方面母亲式的关怀造成了“病态的自恋”。
三、对大对体的揭示
大写他者源自于费希特的大写的自我——人和社会的主体被置换为普遍的精神主体。[7]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扼杀自我的常人概念。萨特则认为，他人并不是对象而是一个表象系统，但已经出现了凝视（gaze）内涵，这一内涵后来被齐泽克大肆发挥。列维纳斯将他者定义为无脸的他者，这更接近拉康的概念，但列维纳斯没有像拉康那样区分大对体（大写的他者）和小对形（小写的他者或对象a）。拉康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但其内涵都十分复杂，这为齐泽克通过电影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创造了条件。齐泽克对电影《黑客帝国》（Matrix）运用拉康理论进行了颇为晦涩的分析，使这部电影变得拉康化。对大对体的解释是齐泽克分析《黑客帝国》的切入点。
齐泽克认为，母体（Matrix）就是拉康所谓的大对体，是“虚拟的符号秩序”[8]。大对体是真正的主宰者，意味着主体被扼杀，无法支配自己的行动。拉康把大对体看作是形成也同时是扼杀自我的世界，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被大对体控制的——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世界主观化、自我化，按着阿伦特的说法世界其实是异化的。世界之所以被大他者扼杀的自我控制，正是因为我们的创造能力。《黑客帝国》恰恰描绘了一个这样的世界——这十分符合齐泽克的胃口。对于这部电影齐泽克做出了几点评论。
齐泽克认为，这部电影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了真正现实的存在，可见这种想法还不够“疯狂”。[9]在齐泽克看来现实是这样的事物，它会再次制造悖论性的危险。因为现实也同样不真，只有我们把它看作大对体才能揭开其真面目。而真正的原质——拉康最接近本体论的概念，仅仅是凝视着我们这个世界，而不是我们能够直观和感知的客体。我们能够感知的是不真的，在拉康看来是真的东西我们可以接触到，通过“屏风”，但我们无法感知实在界，这就是大对体的缘故，让我们的对现实的实在界通过歪曲的方式加以认知。
四、评价
无疑，齐泽克对电影的分析传播了拉康的思想。但我们不能肤浅地认为齐泽克使拉康的思想变得通俗化了。也许恰恰相反，本来拉康的理论就十分深奥，齐泽克肆无忌惮地将拉康哲学与通俗文化交媾在一起，使原本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齐泽克喜欢将电影的一些细节加以无限发挥，总之都与拉康的理论相关，但有的地方明显有些牵强附会，同时也非常矛盾。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为了解释电影情节把拉康的理论当成了万金油。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希区柯克的电影还是《黑客帝国》都触动了拉康主义者齐泽克的神经，有时甚至为他为拉康代言提供了灵感。在麦茨看来，电影的实质在于满足观众的欲望，影片就是通过自己的结构间接地反应下意识欲望的结构。[10]因此，电影完全可以作为精神分析的案例，用来分析人的欲望结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之所以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也在于电影的这一特性。
我们发现，齐泽克对电影的分析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另一些电影具备了更大的解读空间，也可以说，拉康和齐泽克哲学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和批评范式，丰富和发展了电影理论。希区柯克的电影以及《黑客帝国》本来就带有很强的哲学色彩，尤其是受到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事实上运用拉康理论对电影进行分析的不只是齐泽克，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女权主义者同样运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批判传统电影以父权和男性为中心的电影叙事机制。[11]精神分析学对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的影响会随着齐泽克这样的电影分析家的努力会变得更加明显。
[1][英]特里·伊格尔顿.捍卫已逝的事业，社会科学报（N）. 2009年1月22日，第008版。
[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 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6.
[3]同上，第21页。
[4]同上，第171页。
[5]同上，第171页。
[6]同上，第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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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雪虎主编：人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68.
[9] 同上，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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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道新.影视批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59-260.
[关键词] 朱克曼； 文化隐喻； 犹太自我； 文化自我
[中图分类号] I7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2—0100—05
《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1981）是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系 “被缚的朱克曼三部曲”（Zuckerman Bound Trilogy）中的第二部。小说中，作家人物纳森·朱克曼（Nathan Zuckerman）因其小说《卡诺夫斯基》（Carnovsky，1969）而声名大噪，名利双收。这一虚构情节与罗斯本人的创作实践形成一定的映射关系。我们知道，正是在1969年，罗斯出版了极具争议的小说《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并因此小说而备受关注；于是，罗斯与朱克曼之间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就成了读者和论者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此外，“被缚的朱克曼三部曲”里，与朱克曼相关联的还有一个虚构的作家形象文学大师雷诺夫（Lonoff）。有趣的是，三部曲的第一部《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讲述的是文学青年纳森向文学大师雷诺夫进行艺术朝圣，而第二部《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以下称《解》）里，纳森自己则成了众人仰慕的对象、他人膜拜的名家，成了别人眼中的“雷诺夫”。小说《解》中，作家纳森始终在玩“影子游戏”：大师雷诺夫是纳森自我的隐射，而纳森恰恰是青年雷诺夫的倒影，而这种隐射关系早在《鬼作家》中就有表现。小说《解》的扉页引用了1956年12月10日雷诺夫给妻子霍普说过的话：“让纳森亲自体验一下成名之后的感受吧。但愿他不要再来敲门，埋怨我们怎么没有早点提醒他。”[1]（P181）
引文出自Philip Roth的小说Zuckerman Boun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5） 第181页。 后文的引文出自小说同一个版本。文中所有外文材料引文均为笔者本人翻译，文责自负。雷诺夫提醒纳森要注意功成名就之后会面临的诸般困境。雷诺夫犹如纳森自我的身影，一直紧随着纳森不离左右；而纳森始终就像在与“自我”的影子嬉戏，一直在同自己的影子较量，而这种与影子较量的人物形象恰恰就是作家生活模式最形象的隐喻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作家就是与影子共舞的人。
细读《解》，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围绕着作家人物展开的小说其实就是作家生活状态与生存方式的隐喻表达。在当代美国文坛，像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这样的犹太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不仅注重挖掘人物本体的心态与性格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而且还把人物置于关系之中，在人物与人物甚至人与动物等非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使彼此互为替身，以此来达到对人物本质的全面认识”[2]（P224）。在罗斯的小说中，一人物往往与另一人物形成一种替代关系，从而让此人物从彼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情感关照和对应心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自我与替身之间的对应反观，这在罗斯的小说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在《鬼作家》中，未成名的青年作家朱克曼和成名的老作家雷诺夫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小说《解》中，罗斯为读者呈现了两个神秘人物，一个是超级女明星希萨拉·奥西（Caesara O’shea），另一个是出身纽瓦克的美国犹太人阿尔文·派普勒（Alvin Pepler）。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并非随意安排，而是耐人寻味；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人物关系上，这一男一女两个人物与纳森都存在一定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形成一定的对应契合，相互印证。他们恰恰代表了纳森自我的两个侧面，是纳森自我的两个替身（doppleganger）；这两个自我与替身的出现使纳森得以从更为有利的角度与距离考虑自身的存在，从而深刻地反观自身、反省自我。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2期张生庭：与影共舞《解放了的朱克曼》中的“自我”隐喻解读
一希萨拉·奥西纳森成功
自我的女喻
小说中，朱克曼和希萨拉均为当时的成名人物，只是各自的领域不同而已；作家朱克曼在文学圈备受关注，而女明星希萨拉·奥西则是演艺圈的名人。从文化隐喻的角度分析，小说中各种细节表明，演艺圈里的这位女明星就是文坛明星朱克曼的另外一个自我，是他成功自我的象征；自然，希萨拉的存在对于阐释与分析朱克曼的内心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纳森从这位女明星身上更多地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演艺界明星实则为文艺界明星的镜子或影子。
毫无疑问，罗斯在文本意安排女演员希萨拉出现，绝非心血来潮。这位演艺界女明星使得纳森能更好地反观自我，使他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冷静客观地反省自身，从而对自我进行比较客观和真实的评价。简言之，希萨拉就是纳森成功自我的女性折射。另外，这位为盛名所累的文坛新贵希望通过演艺圈的明星希萨拉来开脱自己，为自己找到一种借口与救赎之道，这一做法与《鬼作家》中纳森凭借自己杜撰的犹太女英雄安娜·佛兰克（Anne Frank）为自我求得安心、获得救赎不无相似。而且，希萨拉说自己19岁那年在都柏林市大门剧院里上演安娜·佛兰克时，曾经感动了大半个都柏林。[1]（P270） 希萨拉与安娜·佛兰克的这种联系和呼应似乎有意暗示，不论是希萨拉还是佛兰克，她们都是纳森试图获得自我救赎的媒介和通道。
在曼哈顿的一次聚会上，有人向纳森·朱克曼介绍了这位电影明星，说她一直是电影屏幕上最柔美最迷人的声音。[1]（P256）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位爱尔兰电影明星与纳森一样面临着困惑与危机：纳森在小说中致力于描写地道而粗俗的犹太移民，而希萨拉获得很高的票房纪录是因为“她那个民族所特有的悲伤和她那对无与伦比的”[1]（P256） 。正如明星商之妻玛丽·施威茨（Mary Schevitz）所说的那样，演艺明星希萨拉与文坛名人纳森同样都是“众人眼中的性标志”；明星希萨拉与男性的关系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同样，作家纳森与女性的关系也是人们一再议论的话题。希萨拉在舞台上被人们尊为“悲情女王”，而纳森因为《卡诺夫斯基》一书而不幸被人们称为“色情大师”。在明星商安德雷·施威茨（Andre Schevitz）看来，女演员希萨拉同作家纳森一样心神不定、内心不安。与纳森一样，希萨拉为名所累，苦恼不已；人们对她产生各种不同看法。甚至误解。让希萨拉痛苦与焦虑的是，迷失在名望与他人的崇拜之中的她最终却迷失了自我与自我身份。换句话说，希萨拉觉得自己恰恰是被自己的名声所异化。对她来说，名望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因为她被人们视为“神圣形象”的缘故，男人们不敢接近她，即使有男人敢接近她或者与她生活，也仅仅是与“她的图像”或者“她的形象”睡觉，或者说与她所扮演的女孩睡觉。[1]（P268） 这位当红明星实际上为名所累，无异于被自己的名声所异化：在世人眼中，她仅仅是一个名字，一种符号，一尊让人们崇拜的偶像，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在纳森眼中，希萨拉与自己极其相似，希萨拉遇到的诸多困境自己感同身受，甚至与希萨拉相处无异于与自己相处。[1]（P258） 种种细节与迹象揭示出，文坛明星与文艺明星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否认的关系：希萨拉就是纳森的另外一个自我，是纳森得以反视自我的镜子与影子。
此外，希萨拉经常随身携带的作品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索雷·凯尔克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那部《一个女演员的人生危机》（The Crisis in the Life of an Actress）也揭示了她所面临的问题。凯尔克郭尔认为，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焦虑感，而焦虑感往往缘自本我内心深处的异化感。这一异化感总使个人产生重新发现本我、寻得自我身份的冲动。[3]（P487） 希萨拉后来将这部讲述自我与存在的作品借给纳森。通过这一情节设计，罗斯十分巧妙地借用凯尔克郭尔的文本来强调小说家纳森和女艺术家希萨拉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自我危机。与男女演员一样，小说家总是觉得自己不能避开荒唐局面，甚至感到自己面临着想象力与创作力枯竭的窘境。凯尔克郭尔书中，那位韶光不再的女演员开始发现自己容颜衰退、艺术热情减弱；与此对应，小说《解》中的作家人物纳森同样发现自己面临着失去创造力的危险，渐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写出吸引读者的东西了，就像再也无法吸引观众的女演员希萨拉一样。就纳森而言，希萨拉象征的正是自己苦苦寻求本我真我的精神自我。希萨拉所面临的困惑与危机恰恰也正是纳森·朱克曼的困惑与危机；就像希萨拉在苦苦反思着自己的生存与生命一样，纳森也正在通过希萨拉自己的另一个自我来反观自身，反思自我。他似乎指望着通过希萨拉这一个女性自我来获得自我救赎和自我身份，进而通过与这位女替身的结合来重获本我。但是，甚至连这种实现自我认同、克服异化自我的企图也并未成功。一夜风流之后，女替身希萨拉离他而去。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女明星希萨拉黑眼睛、黑头发，这使纳森更多地联想到的是一位犹太女性而不是一位爱尔兰女性；希萨拉曾说她“与纳森一样万分痛苦”。种种迹象表明希萨拉与纳森有着相同的遭遇和困境，也有同样的精神感受和思想认识， 恰好就是纳森的另外一个自我。小说结尾，纳森的种种努力都付诸流水，他收到希萨拉从古巴写给他的绝交信。不妨说，希萨拉的这份绝交信无异于宣告：纳森力图通过与另外一个自我结合、进而确立自我和实现本我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4]（P190） 纳森这位与影共舞者最终毕竟还是一个孤独的舞者，一个苦苦寻觅自我的迷惘的舞者。
二阿尔文·派普勒纳森犹太
自我的文化隐喻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被纳森看成是反观自身、反省自我的媒介阿尔文·派普勒（Alvin Pepler）。阿尔文·派普勒名字的缩写与亚历山大·波特诺
Alexander Portnoy，系罗斯在其争议小说《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1969）中创造的人物，该人物的名字与《解放了的朱克曼》中神秘人物Alvin Pepler的名字首字母相同。名字的首字母缩写相同，都是A.P.， 暗示纳森创造的人物阿尔文·派普勒与罗斯创造的人物亚历山大·波特诺（Alexander Portno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同样也暗示朱克曼的小说《卡诺夫斯基》（Carnovsky）与罗斯所创作的小说《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小说第一部分（“我叫阿尔文·派普勒”）具体描写了纳森与阿尔文在曼哈顿的一家三明治店里初次相遇的情形：阿尔文主动与纳森打招呼，自称跟纳森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纽瓦克人；同时向纳森大唱赞歌，感谢纳森把两人共同的出生之地放置到美国的文学地图之上。阿尔文甚至把纳森比作犹太人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还把纳森与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个人同为纽瓦克最伟大的作家。而后，带着强烈的种族自豪感，阿尔文如数家珍般历数活跃在文学界、演艺圈、戏剧界和体育界的纽瓦克的优秀儿女以及他们做出的杰出贡献。
此外，这位纽瓦克的同乡绝不简简单单地只是纳森的热心读者而已；他曾经在电视问答竞赛节目中出头露面，至今还为当初输给对手一事而耿耿于怀。阿尔文认为当初失败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 有人事先安排好不让自己赢的。让纳森始料不及的是， 阿尔文这位犹太同乡具有多重身份：纽瓦克人，电视问答节目秀，海军退役军人，两战英雄，甚至自称为作家。为揭示真相，他也写自传，甚至设想把自己的自传改编成音乐剧，搬到百老汇去上演。阿尔文希望自己的作品（完全是幻想中的作品）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海军老兵，一位体面的犹太人。阿尔文始终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他人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甚或对犹太形象的丑化；正是因为这样的偏见和形象，自己成了“美国传播界的一个肮脏名字”。[1]（P198）
显然，罗斯在小说中安排这样一个人物，绝非偶然。阿尔文·派普勒与纳森·朱克曼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小说里，阿尔文犹如纳森的影子，紧随其后，难以摆脱。可以说，与希萨拉一样，阿尔文实际上也是纳森的另外一个自我，是纳森的自我映像与象征。二人之间的相关性和对应性比比皆是：阿尔文和纳森都是土生土长的纽瓦克人，都是公众面前的名人（阿尔文曾经是电视名人，而纳森现在是文坛名流），也同样是臭名昭著（阿尔文与电视问答节目秀丑闻，纳森与他的争议小说《卡诺夫斯基》），两个人都是作家（纳森是业已成名的作家，而阿尔文则自诩为“作家”）。阿尔文对纳森的过去简直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包括纳森的父母、亲戚（如爱思姑妈）、纳森的童年、学校，甚至包括纳森与希萨拉之间的风流韵事。我们不妨说，在纳森将阿尔文当作自己的影子的同时，阿尔文又未尝不把纳森当成自己的影子和另外一个自我。
此外，阿尔文还为自己子虚乌有的作品编造了出版商。后经纳森查证，阿尔文所谓的出版商纯属编造，完全是“虚构者”阿尔文杜撰和加工出来的名字。由此我们说，自称是作家的阿尔文与作家人物纳森同样都以虚构为己任。阿尔文在作家纳森面前展开虚构、进行杜撰，甚至以纳森作为其杜撰和虚构的对象，无形中充当了纳森的捉刀人和影子形象。从文本的深层内涵来说，阿尔文就是纳森的另一声音和另一自我：这种声音动辄提及犹太社区，提及纳森的犹太身份与犹太过去，总能让纳森想起犹太聚居区纽瓦克，想到美国犹太文化的存在根基。我们可以说，阿尔文这个神秘人物实际上是作为纳森的文化隐喻存在的；他的多次出现意在凸现纳森这位“与影共舞者”的形象。换言之，作家人物纳森始终在与自己的影子共舞，与犹太文化影子相互映照，甚至成为各自的另外一个部分。[5]（P176）
从文化深层来分析的话，阿尔文不仅仅是纳森自我的一个简单符号。小说《解》中，犹太“影子人”阿尔文多次伴随着纳森的犹太父母一起出现。有人打电话威胁纳森，说要绑架纳森母亲的时候，纳森怀疑这个威胁者就是阿尔文。让纳森特别难受的是，对方一再提到小说《卡诺夫斯基》及其给家人带来的伤害，甚至骂他是个 “无情无义的杂种”，阿尔文的这一谩骂与纳森父亲临终之时的咒骂（“Bastard”）形成某种对应，始终缠绕和折磨着纳森，提醒他不要忘记母亲与犹太血统。这种谩骂始终在纳森的耳际萦绕徘徊，折磨着这位因小说创作而“给本民族丢脸”的犹太作家；这一谩骂在某种程度上曲折表达了纳森内心深处的些许自责。骂声既有由外及内的施加型特征，也不无由内向外的显性化表达特征；骂声既可以视为来自纳森内心深处的自责声，也可以看作是带着某个文化深层内涵的集体的声音，即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深层（犹太文化潜意识深层）发出的声音；这一声音搅起纳森内心深处隐在的内疚，成为他潜意识中的自责之声，时时提醒纳森不要忘记种族责任。在此，罗斯试图借小说人物的烦恼与困惑，说明作家纳森追求的文学真实与犹太人纳森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之间形成了难以和谐的悖论；这既是纳森的困境所在，也是纳森的悲剧所在。
阿尔文这个神秘的纽瓦克犹太人形象，一定意义上就是纳森难以彻底摆脱的犹太情结的具象表达。小说的后半部分，阿尔文再次出现，这次颇具犹太父辈风范。当时，纳森正在下意识地哼着父亲最喜欢的歌曲，忽然，他听到背后有人直接喊出了歌名：“《蔡纳、蔡纳》，1950年创作。”
《蔡纳、蔡纳》（“Tzena， Tzena”）原为1939年逃往当时的巴勒斯坦、现居以色列的波兰犹太人伊萨卡·米隆所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在巴勒斯坦非常流行，后来在以色列电台经常播出。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纺织工人乐队曾演出过这首歌曲，并高居流行乐坛第二位。回头一看，报歌名的又是阿尔文这个纽瓦克老乡。这次他甚至吹着口哨，哼起了二战时老朱克曼嘴边的那个熟悉的旋律。这一细节，再次暗示阿尔文与朱克曼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影子人阿尔文的屡次出现，一再提醒纳森要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犹太传统和犹太根基；从文化深层来讲，阿尔文·派普勒代表着纳森的犹太血统和种族历史。有专家指出，“罗斯笔下的人物总是处于一种困境当中，总处在高度道德感与具体个性化的冲突之中，而这恰恰正是罗斯笔下人物矛盾的核心。”[6]（P87） 一方面，阿尔文苦苦追随纳森，视己为纳森的另一自我，反映了犹太人渴求成功、实现自我的情感本能；另一方面，纳森处处回避着阿尔文，恰恰反映了他不愿面对阿尔文所代表的充满欲求、极具攻击的另一个文化自我。阿尔文甚至宣称纳森的小说反映的就是他自己：“从许多方面来看，你所写的一切，既是你的人生写照，也是我的人生写照。”[1]（P328）这时的阿尔文把自己的生平与纳森的生平联系起来，完全把自己当成纳森的影子和另一自我，甚至把《卡诺夫斯基》当成自己的传记。阿尔文觉得自己不仅与纳森同源同乡，而且与纳森具有相同的心理困惑。连纳森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这个头戴墨镜的阿尔文一定程度上就是连自己也始终无法看透悟透的另一自我；阿尔文的墨镜象征的就是这一层迷雾与隔膜，就是这一层无法看透自我的不透明状态的标志：“这个人简直疯了。牢牢地盯着我。这副墨镜后面究竟是谁？我！他认为他就是我！”[1]（P329） 阿尔文甚至以为自己同样会写出《卡诺夫斯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有写作才能的话，就会写出《卡诺夫斯基》。”[1]（P328）
就本质而言，罗斯、纳森和阿尔文三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家族类似性”。与小说家罗斯和作家人物纳森如出一辙，以作家自诩的阿尔文也在模糊混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异。阿尔文将自己等同于卡诺夫斯基，把自己遇到的困境与卡诺夫斯基的遭遇相比，并指责纳森盗取了自己的经历与体验，甚至指责纳森的小说歪曲了纽瓦克的形象、伤害了纽瓦克人的情感。困惑不已、痛苦不堪的纳森想尽办法，试图躲避阿尔文的追逐与认同，但是，最终还是无力摆脱阿尔文这道顽固的影子，这似乎暗示着任何作家最终都无法摆脱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之源与种族之根。每次与阿尔文相遇，纳森总会陷入深刻的自我反思： “恃强凌弱，个性偏执，天性粗俗，穷根究底这是怎样的才能！将才能与不可遏止的能量、粘粘乎乎的脑子交合在一起 …… 那一种蛮劲，偏执疯狂， 极度的渴望这些都是你无法容忍的犹太人的性格。”[1]（P339） 这里，纳森对犹太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与阿尔文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阿尔文不是别人，恰恰就是纳森自我的另外一面。纳森最终开始认真反思自己与阿尔文的这种互映关系：“P.就像是我老爹他自己？这与P.所见差别不大。由别人设想出来的人现在假想别人。”[1]（P339）
Pepler以字母P开头，同Pop起首字母相同；而pop在美式俚语当中意为“老爹，老头”。 此外，纳森还认识到，阿尔文象征着自己对犹太历史文化的追寻，而现在自己极力摆脱过去，执着于作家自我。以上的种种细节分析说明，阿尔文就是纳森自我的另一侧面，是他既想摆脱又不愿彻底根绝的犹太自我的投影。
解读小说《解放了的朱克曼》，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从文化隐喻的角度来说，阿尔文·派普勒和希萨拉·奥西都是纳森反观自我的镜子，是纳森借以自我反省的另外两个自我；二人都象征着纳森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影射着朱克曼的文化身份和生存状况： 演艺圈明星希萨拉隐射着纳森作为文化名人的自我，而纽瓦克老乡阿尔文则隐射纳森的犹太自我。但是，纳森知道自己又无法完全变成阿尔文或希萨拉，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纳森在身份危机面前脆弱不堪，注定要继续寻求自我身份，继续在与影游戏的过程中反思文化身份，从而最终走出身份危机的困境。在此意义上来说，《解放了的朱克曼》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隐喻游戏，是作家人物与其自我影子游戏共舞的一场隐喻游戏；而这种游戏比拟巧妙地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与其文学虚构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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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是伊拉克军队单独执行维护伊拉克城镇安全任务的头一个月。随着6月30日驻伊美军撤出伊拉克主要城镇，原来由美军驻防负责的安全维护移到了伊拉克军队肩上，一时间，伊拉克军队的和装备情况、规模建制及战斗力如何等，都成为媒体聚焦的重点。
“新军”已有27万人
美军2003年攻占伊拉克后，宣布解散原有的伊拉克军队，决定成立“伊拉克新军”(New Iraqi Army缩写为“NIA”)。伊拉克新军是用以取代萨达姆军队的军事力量，新军的征募原则是：前政权的安全和情报机构成员、共和国卫队人员、复兴党高级成员、复兴党安全和军事组织成员均拒绝接纳。
美军最初计划在三年内招募四万名新兵，组建三个师。驻伊美军为此特意组织了一支联盟军协助培训队，专门负责训练和建设伊拉克新军。2004年6月后，伊拉克新军的培训重心发生很大变化，从传统的防御外来侵略转变为应对此起彼伏的国内暴乱，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安全保障等。
在完成第一阶段的新军建设任务后，伊拉克新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国防部计划，最终将打造一支人数约30万的伊拉克军队，包括十个步兵师、六个机步师，九个机械化运输团、五个后勤营、两个支援营、五个地区支援部队和91个卫戍支援部队。
截至2007年2月19日，伊拉克新军共有103个战斗营投入使用，九个仍在建设中，还有一个机械化营的预备役部队。到2009年5月，也就是驻伊美军撤出之前一个月，伊拉克新军共有27万多人，其中有四个地区司令部、16个师和105个战斗营。四个司令部中，巴格达司令部归国家指挥中心由总理直接领导，部署在巴格达，其他三个司令部归伊拉克地面部队指挥部领导。
除了陆军，伊拉克新军还包括空军和海军。空军约2.8万人，由战斗机部队和运输后勤保障部队组成。海军一万多人，其中包括海岸防御部队，司令部设在巴士拉的乌姆盖泽尔，由一个海岸巡逻中队和一个海军陆战团组成，共计6000人，主要任务是保卫80公里的海岸线和港口，打击走私，进行海上搜救，以及维护12海里的领海权益等。此外，伊拉克还成立了由反恐部队和突击队组成的特种部队，战斗力较强，媒体多有曝光，但都是噱头，没有触及其真相，因为该部队属保密状态。
军事装备美国“造”
根据美国的计划，伊拉克应将石油收入的5％用于国防开支，作为购买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等专项费用。现在，伊拉克石油年平均收入为220亿美元，5％相当于11亿美元。如果石油收入增加，军费和国防开支也相应地水涨船高。
前伊拉克军队的装备，在伊拉克战争以及萨达姆政权后的混乱时期，已基本上毁坏殆尽。伊拉克新军的装备是组建后重新配置的，其中一部分来自匈牙利、约旦、巴基斯坦、阿联酋等国家捐赠，主要部分则是从美国军火商手中购买。
2008年3月，塞尔维亚和伊拉克签订了价值2.3亿美元的军火销售协议。同年12月，美国批准了一项与伊拉克的军火协议，价值60亿美元，为伊拉克精锐部队配备140辆M1A1Abrams坦克、400辆Stryker战斗军车。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官员宣布，伊拉克军队计划从捷克、波兰、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购买2000辆改良的苏联时期T-72M型坦克，这些坦克改称T-91型，由美国公司进行改造，拆除原有框架外的其他部分，再重新安装配置先进的枪炮系统、现代的装甲和射击控制系统等，战斗力基本相当于M1A1 Abrams坦克。但后来美国国防部又否认了这一说法。
2月，美国军方宣布，已同伊拉克签订协议，向其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设备和培训资源。
新旧军队区别大
伊拉克军队曾是中东劲旅，今年1月6日，伊拉克军队度过了它的第88个建军节。在1月4日提前举行的庆祝建军88周年的阅兵式上，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和总理马利基都发誓要建设一支更加强大、更加专业化的军队，以再塑昔日劲旅的辉煌。
当然，现在的伊拉克新军已经完全不同于萨达姆时期的军队了，主要区别，一是军队的性质发生了质的改变。以前的军队是萨达姆家族及复兴党手中的武力工具，现在的伊拉克军队则是职业化的防卫性部队，根据新的条例，军队无权干涉政治，远离政治纠纷，严禁军人加入党派和政治运动，军人不得作为议员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等。
二是军队编制结构有了重大调整。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军队庞大，仅现役人员即多达43万多人，预备役部队65万人，现在的伊拉克新军足额编制为30万人，将采用美军的官兵比例，准将以上军官150多人。
三是与美军的联系颇为密切。美军虽然撤出了伊拉克主要城市，但仍以“老师”的身份对伊拉克军队实施“垂帘听政”。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拉克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时应与美国协调，同时，伊拉克军队的作战训练也全由美国说了算。
按规定，伊拉克新军接受民选政府总理的领导，总理麾下的部长级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安全和国防政策，并就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在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驻特别代表，同时，美国还向伊国防部派驻军事顾问，他们作为美国军方的全权代表，指导伊拉克国防部的工作。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6月30日，位于首都巴格达的伊拉克国防部总部大院锣鼓声声，战歌阵阵，萨达姆后一直由驻伊美军占据的国防部终于改朝换代了，因为美军从那里撤出了。不过，第二天，美军顾问又堂而皇之地自由进出国防部大院，步履轻松，如入无人之境。
实际上，伊拉克并不想处处听命于美国。正因为如此，今年5月31日伊拉克国防部长卡迪尔与埃及外交部长盖特会谈时说，外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后，希望埃及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使伊拉克武装力量尽快担负起保卫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说，伊拉克也意识到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但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军队中的影响和作用已根深蒂固，连伊拉克本身都是美军“建造”的，伊拉克要减小甚或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是不现实的，更是不容易的。
欲重塑昔日辉煌
一般认为，伊拉克新军是“扶不起的阿斗”，很难单独支撑起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因为他们一度连简单的恐怖袭击都对付不了。这话有些道理，尤其适用于军队刚组建的初期，2004年伊拉克新军第一次露面时，就在一次单独战斗中露了怯，居然让牵着鼻子走。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军又怎样呢?在伊拉克跟打了这么多年，不是照样没有使各种
不绝于耳的袭击、爆炸销声匿迹吗?而美国的先进装备又是伊拉克新军所望尘莫及的。
中东军事专家分析，伊拉克新军还是很有希望的，假以时日，一定会羽翼丰满，令人刮目。尤其是，现在许多装备都还停留在纸面上，一旦新装备到位，定会重塑辉煌。
笔者认为，伊拉克新军重塑辉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通往辉煌的路不会十分顺利，因为有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伊军走向辉煌的步伐。
一是军队人心涣散，不少人入伍只是为了拿军饷养家糊口，缺乏献身事业的决心。正因为如此，才出现训练不刻苦，在军事行动中开小差，甚至在遂行危险战斗任务时临阵脱逃等现象。此外，当地媒体报道说，伊拉克军队中还出现大量“幽灵兵”现象，即仅仅填个名字，吃“空饷”，而实际上查无此人。这样的“幽灵兵”的人数多达近万名。据报道，伊拉克军方目前正着手清查“幽灵兵”，已有8000多名“幽灵兵”被停发军饷。
二是缺官少兵，当初，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颁布法令，取缔伊拉克军队，大批军官要么解甲归田，要么失业，要么索性加入反美武装行列，使日后美军组建伊军时丧失了很好的一笔军力资源。现在招募的多是从社会上来的新兵，有指挥才能和作战经验的旧军人不多，这影响了伊拉克新军的整体实力。另据今年5月底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伊拉克军队中约1／4的人没有达到最低入伍标准，其中15％是文盲，24％年龄偏高，身患疾病等。
11月2日，美军大型运输直升机被击落，有15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悲叹这一天是美国人的悲惨日子。
自伊拉克战争“主要战事结束”后，美军在伊拉克遭遇“典型游击战”，几乎每天都有士兵伤亡，“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占领军”的形象是其在伊拉克成为众矢之的的首要原因。因此，在保持美国主导伊拉克重建进程的前提下，尽可能吸收更多的国家参加到多国稳定部队中来，用多国部队冲淡美军“占领军”形象，就成为美国摆脱被动局面的上策。
为此，美国已邀请数十个国家派兵到伊拉克参加多国稳定部队。与此同时，美国全力推动安理会于10月16日一致通过了第1511号决议，授权在伊拉克设立一支接受美国统一领导的多国部队。那么，现在有哪些国家正在、或者将要陪美国在伊拉克“苦撑”呢？
32个国家参加
按照布什的说法，目前有32个国家约2．4万名军人在与驻伊拉克美军一起工作。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美国的“铁哥们”英国。伊拉克战争本身就是美英联军打下来的，英国全面参与战后管理是理所当然。目前有1．1万英军驻守伊拉克，主要负责以巴士拉为中心的伊拉克南部安全。来自丹麦、捷克、荷兰、意大利、挪威、罗马尼亚、新西兰以及拉脱维亚等国的5000名士兵也在这里接受英军指挥，形成了伊拉克战后第一支国际部队。
“新欧洲”的“老大”波兰目前统领着另一支多国稳定部队。波兰在战前就带头与“老欧洲”翻脸，战后又继续冒着得罪国内老百姓的风险全力“挺美”，借机拉抬本国和“新欧洲”地位。应该说这既是一步“险棋”，也是一个“高招”。波兰统领的国际稳定部队成员来自21个国家，由波兰少将安杰伊・蒂什凯夫什指挥，负责伊拉克中南部稳定区。部队主力来自波兰、西班牙和乌克兰三国。其中波兰派兵2350人，保加利亚士兵也划归波兰指挥，负责卡尔巴拉和巴比伦两省安全；乌克兰派兵1650人，哈萨克斯坦等国士兵划归其指挥，负责瓦西特省安全；西班牙派兵1400人，洪都拉斯、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西语国家部队划归其指挥，负责卡迪西亚和纳杰夫两省安全。此外，荷兰、意大利、泰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蒙古也各有数百名的士兵参加这支部队，一支菲律宾部队参与了民政事务管理。
在多国稳定部队中，除英国、波兰、乌克兰、西班牙等国人数过千以外，其他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地参与。如哈萨克斯坦只派遣25人，洪都拉斯160人，多米尼加300人，萨尔瓦多360人，尼加拉瓜100人，捷克400人，立陶宛85人，拉脱维亚150人，保加利亚480人，罗马尼亚是一个步兵排和一个工程技术小分队。
已经表示要增兵或者派兵的国家还有意大利、韩国和日本等。意大利和韩国目前各有数百名士兵在伊拉克，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近期还将派遣3000人，而韩国政府决定近期派遣2000～3000人的部队，军方甚至主张派遣一万人赴伊拉克。日本11月下旬将派遣一个10～20人的自卫队先遣队到伊拉克做前期准备工作，约1000人的自卫队大部队则要到2004年才能派出。
三类“意愿盟友”
显而易见，多国稳定部队的成员基本仍是战前支持美国动武的“志愿者联盟”成员。这些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战前就极力“挺美”的美国传统盟国；二是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中东欧国家，它们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结识的“新朋友”；还有一类则是来自美国“后院”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国家。
两大“先天不足”
多国稳定部队的构成有两大“先天不足”。首先，这支部队缺少大国的参加。由于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对1511号决议仍不满意，因此三国在决议通过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会承诺向伊拉克派兵；同日，中国也表示不会向伊拉克派兵。美国原来对印度曾寄予厚望，希望印度派遣1．7万名官兵，并让印度统领未来伊拉克北部的国际部队。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后，印度政府已于近日表示，“无法派遣不受伊拉克民众欢迎的军队”。
其次，这支部队没有穆斯林国家参与。美国五角大楼曾重点做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三个拥有庞大穆斯林人口国家的工作。但是多数穆斯林国家都不愿意承认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合法性，其国内民众对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非常不满，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出于种种原因也强烈反对土耳其或其他邻国派兵。因此，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国也已相继表示如果没有伊拉克人民“明确”的邀请，他们将不会向伊拉克派兵。土耳其是惟一曾表示要向伊拉克派兵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议会10月初曾通过向伊拉克派遣维和部队的决议，但是由于伊拉克民众普遍认为土耳其出兵是为了对付伊境内的库尔德人，并扶持伊拉克国内土库曼人的势力，因而强烈反对土耳其出兵。到10月底，土耳其总理表示已正式放弃派军计划。
造成多国稳定部队“和者寥寥”的原因，一是各国普遍对美国继续架空联合国不满，二是各国人民至今仍不能接受美英单方面发动的这场战争，强烈反对本国政府派兵替美国“收拾烂摊子”。其实，即便是已经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又有哪个不是顶着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呢？可以说，只有美国尽快让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军在伊拉克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也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各国也才会真正积极地参加到伊拉克的维和工作中去。
全面伙伴关系的回顾与发展
――中法及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
中国外交学院和法国南巴黎大学联合举办的“全面伙伴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中法及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11月3日～4日在外交学院举行。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法国驻华大使蓝峰、欧盟驻华大使安高胜以及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南巴黎大学和外交学院以及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和在京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官员30余人参加了研讨。
品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品牌内涵中，最核心的一点不是差异化，而是消费者的忠诚度。1994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个文章说，从消费者生命周期所能带来产品利润角度，一个忠实的比萨客户可以带来8000美元，凯迪拉克客户可以带来33.2万美元。
但这些故事在中国没有任何说服力。来自德国的奔驰、宝马和奥迪已经在过去十多年里为中国人描绘出完全不同的豪华车消费观点，奥迪的官车形象、奔驰的舒适以及宝马的操控，至于凯迪拉克，能够有人说出其肌肉型线条，已经算是了解它了。
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基于EpsilonII全球技术平台（通用别克君越也出自这个平台）的全新凯迪拉克XTS，比它小一号的凯迪拉克ATS（基于Alpha平台）也会随后国产。未来五年，凯迪拉克还将每年引入中国市场一款全新车型，确保品牌持续增长。
到2012年，凯迪拉克从诞生第一款车已经度过了110年。如何让一个历史丰富的品牌在中国市场找到新的内涵，凯迪拉克的策略是从艺术和文化的共鸣找到突破口。
4月21日到5月15日，“2012凯迪拉克设计艺术大展”在北京开幕。这个被命名为“百年风范之旅”的展览，集合了中外多位艺术家作品，以及9款凯迪拉克经典车型，希望展示出，从过去的老爷车到未来的概念车，凯迪拉克在设计语言和设计风格上的传承、演进和变革清晰可见，而始终引领的是胆识、开拓、创新的品牌精神。
凯迪拉克市场营销部部长陈威旭说，“在这场回顾与展望相结合的设计艺术大展里，凯迪拉克始终表现着它与生俱来的先锋气质。无论是古董车、概念车、量产车，或是其他的任意车款，凯迪拉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代步工具。它是摇滚圣手猫王的挚爱、是梦露年代波普风的演绎、是艺术家眼中的缪斯女神，更是时代浪潮里引领的瞩目风范。”
事实上，作为贯穿百年的汽车品牌，凯迪拉克的身上无意中留下了美国历史的进程痕迹，重温凯迪拉克的历史，其实也是在对人文历史的回顾中，寻找对未来的启迪意义。在全球化已经进入反思阶段的现在，在中国这样一个逐渐成熟起来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汽车产销市场的地方，从凯迪拉克开创的年代开始感悟，的确是个有趣的事情。
而这个豪华品牌的中国之路究竟会和当地的人文、艺术以及历史进程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更为令人期待。
谁造了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真正的创始人则是亨利·利兰，1902年这位新英格兰制造工匠制造出第一辆凯迪拉克汽车。到1906年，凯迪拉克在底特律的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完善和装备最好的汽车厂，生产出来的汽车也最好。1909年凯迪拉克公司加入通用汽车公司。
凯迪拉克ModelM
在公司正式成立五年之后，凯迪拉克第一款惊艳全球的车型就问世了。上海嘉定汽车博物馆目前保存有一辆。凯迪拉克ModelM是针对ModelA/B车型的改良产品，在舒适性上有很大提高，轴距加长5cm使它能够加入第二排座椅。在当时这款车的售价为950美元，而单排版的ModelK则为750美元，早在1906年-1907年，凯迪拉克就凭借着两款车型造就了两年销量7300辆的销售神话。
凯迪拉克的“免费形象代言人”
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偏爱凯迪拉克，他率先乘坐凯迪拉克进行官方活动。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就职演讲就是站在凯迪拉克中进行的1993年和2001年克林顿与布什就任总统时，也乘坐的凯迪拉克。
美国摇滚流行音乐先驱“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拥有超过100辆凯迪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