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4:01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新郑观光游览,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新郑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和我的同事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真诚的欢迎,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品味.游览古都新郑 我姓马,老马识途的马，今天各位来到我旅游，请放心好了，有我一马当先，什么事情都会马到成功。。。。。。我是来自新郑**旅行社的导游员,大家可以喊我小马，相信有小马的陪同,大家一定会玩的开心,游的快乐.当然了,小马也会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那么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旅行社选派的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今后几天就由他和我来陪同大家，如果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们提我们会尽力满足大家的合理要求的，好了，现在请大家坐好扶稳如果有那些朋友晕车请您往前面来，前面的朋友会把最舒适的座位给您的，在这小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什么事请尽量不要在车厢内走动。
现在我想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行程安排略）然后我们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12:00时候我们在大门口集合前往有缘餐厅用午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车牌号豫A1234和我的手机号12345678,如果有参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和我联系.
新郑市隶属于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有着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至于我们的市情，我想用以下五个字概括就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中、通、古、丰、美。
“中”呢，是指我们新郑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州之中，北临郑州市区，南接魏都许昌，东依七朝古都开封，西面九朝古都洛阳。
“通”呢，是指我们新郑市的交通优势非常明显，境内有107国道、京珠高速公路和京广铁路纵贯其中，还有我们中原最大的国际机场——新郑国际机场。
“古”是说我们新郑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它不仅被命名为“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还被中华古都协会认定为“中华第一古都”。这里不仅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裴里岗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炎黄文化，还有2700年前的郑韩文化。
“丰”，是指我们新郑市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及矿产资源。大家来看窗外，那大片大片的绿林就是我们的新郑枣林了，新郑特产——鸡心小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有机会我请大家吃哈。我们新郑种枣历史悠久，在裴里岗就出土了堪称最早的炭化枣核。在古枣园里有棵古枣树王树龄竟达600多岁。
“美”呢，则是说我们新郑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黄帝故里，还有始祖山，郑王陵博物院，欧阳修墓，郑风苑等着名景点。我们新郑也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除了高原以外，平原、丘陵、盆地、山地俱全，也正是这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杰地灵”。
好了，大家来看前面，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着名的古城墙也即我们市区北门的主要标志——郑韩故城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在此建都长达500多年，所以称为郑韩故城。故城平面极不规则，周长20公里。目前尚存大部分城墙，最高处达10米。河南省博物院镇馆之宝的青铜器“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
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市区，距我们的目的地——黄帝故里还有5分钟的车程。黄帝故里景区位于新郑市区轩辕路，占地面积100余亩，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圣地，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目前正在积极申请AAAAA景区。早在2000年就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市十大旅游景点之一。黄帝故里祠始建于汉代，后遭战火毁坏，明清时修葺。近年来，新郑市人民政府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的黄帝故里景区共分五个区域：广场区、故里祠区、鼎坛区、艺术苑区、轩辕丘区。
新郑黄帝故里景区导游词
好了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中华姓氏广场。该广场是07年（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前）建的，它长宽各130米，是一个正方形广场。广场四周种植着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这960棵水杉，象征着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夜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民。
叶落兮归根，故里兮牵魂。我们60万新郑人民热忱欢迎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对我工作的配合，有什么服务不到位的地方请多指教。祝愿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希望大家有机会再来河南，再来黄帝故里。谢谢大家！
万姓同根，根在人祖。中华民族的历史如同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虽纷繁冗杂，但脉络清晰。每个姓氏都是这棵生命之树的春华秋实。每个炎黄子孙都不该忘记这棵生命之树，都应该记住自己是这棵大树上的哪根枝条，哪片树叶。这就是修建中华姓氏广场的根由。
矗立在我们面前便是中华姓氏鼎坛，这个气势恢弘、硕大无比的鼎叫黄帝宝鼎。鼎坛高3.9米，宝鼎通高6.99米，重24吨，直径4.7米，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比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广东肇庆青铜鼎还高出0.39米，重8吨，为“天下第一鼎”。
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当我们通过阅读了解他人的思想及故事，将其与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类比反思，那么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关于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的内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一观春秋峰烟，识齐国君子。纵观历史，从始黄武帝，到唐宗宋祖。我只对齐桓公高山景行，肃然起敬。
明君，是怎么样的定义，在我看来明君就是齐桓公。管仲，曾是公子纠的下属，曾一箭射向公子小白，只因衣服挂钩险些捡回了一命，小白与管仲结了杀人之仇。这样的血海深仇又有几人不记得、不明白?小白最后当上了齐国国君，俯视万上，九五至尊。当然，他必定要杀了管仲。当鲍叔牙自退让位，请求放了管仲让他来当宰相。谁能忍受一个要杀了自己的仇人每天在自己眼前，但齐桓公不同，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放弃整个国家，他让管仲当上了宰相。
齐桓公心胸宽广的品德是少见的，但他的实力也是十分强的。
春秋五雄国，齐国排行第一的原因是何，是鲍叔的卑躬屈膝，是管仲的才华横溢，也许更是齐桓公的超强领导力，也许更是齐桓公的慧眼识才。桓公霸业，也许换一个君王就不会出现历史上这显著有名的九合诸侯一天下的盛情广面。直至秦国，战国时期秦国也模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统天下。
齐桓公的慧眼识才是冷静，是放下一国国君的面子。国君的面子是有多大呀!李世民，中国千古明君，曾就只因魏征直言不讳，起念头要杀了魏征，认为魏征顶撞了皇上。而齐桓公却放了管仲，认为管仲后有重用，而他却放弃了对他不离不弃的鲍叔牙。为了齐国，他冷静，他没有在一怒之下杀了管仲，而是让他活了下来。
识齐国霸业，认桓公之志，明九合诸侯，清桓公之才。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二相信我们班很多同学听过齐桓公、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的故事。
先说齐桓公，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有大志，他让齐国强大了起来。他会用人，齐桓公位于春秋五霸之首，是因为他信任管仲。他和管仲在交谈时，管仲的第二句话是指责前任国君，按理说别的国君听见这句话就会把说话的人杀掉，但齐桓公没有，他选择继续和管仲交谈下去，最后他发现了管仲是一个治国的之才，重用了管仲，最终成就了霸业。
管仲我也好喜欢，因为他有过人的胆量，他有出众的口才，他有智慧的头脑，他有远见的学识，还有过人的胆量。管仲之所以能被齐桓公重用，跟他的口才脱不了关系，但是他的胆子很大，他说指责前任国君的话，幸亏齐桓公能够容忍，不然管仲早就是刀下之鬼了，而且他说出了一句很震惊的话：“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乃之天之天者，司可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管仲的胆子大得没边了，因为天昰什么呀？天是君王、天子。普通百姓居然能成天，管仲的胆子，未免太大了。而且我给管仲心里起了个外号，“春秋第一厚脸皮”。因为他最后说了一句非常厚脸皮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说，“您爱吃，不可怕，可怕的是您遇到大才不用他，用他您还让小人来管他”。
鲍叔牙，我不是太喜欢，但鲍叔牙是齐国的大功臣。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鲍叔牙把管仲这位大才推荐给齐桓公，在他和管仲的双重辅佐下，让齐桓公登上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宝座，让齐桓公名垂青史。
这就是我对齐桓公、管仲、鲍叔牙的看法。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三读了这本书后，我被这位世界航海的奠基人、世界文明交流的先行者的丰功伟绩所震撼。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郑和的聪明勇敢，机智与镇静。在危险面前他永远是最勇敢，最镇静。在困难面前他它永远是最聪明，最机智。而在海上他又永远是威风凛凛，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记载郑和所有航海经历的书，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如果不是他，我想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非洲国家的友谊也不会如此的深。在海上，郑和也有着一系列的.功绩。当时，郑和前往旧港时遇到了海盗的袭击，但英明的郑和不仅没让自己的船员受伤，还消灭了海盗五千多人，烧毁贼船十多艘，连海盗的窝也被官兵捣毁，使“丝瓷之路”的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三下西洋时郑和又将锡兰山凶暴贪婪的国王亚烈苦奈儿智擒，使锡兰山问题和平解决，使海上“丝瓷之路”完全畅通。
不过，谈起幼年时代的郑和，我也不得不为他叹息。记的，那是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的战争，在这残酷的战争中，郑和一家遭受了灭顶之灾。三十九岁的父亲在战乱中死去，而小郑和则被明朝军队俘获，惨遭阉刑，小郑和那年才十一岁啊！生龙活虎的小郑和一下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反之把握住了自己人生的道路，成为了燕王身边智勇双全的一个内侍。
多么伟大的人啊！因为他我们成了海洋强国！真的，正如书中所说：“海强则国强，海静则国宁，让一个和平、强大、宽容大度的礼仪之帮、崛起的中国从海洋中走来。”也正是在郑和不屈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指引下，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航海事业中，他的事迹将不断激励着我们，增添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四这个寒假，我制定了一个背诵《论语》的学习计划。《论语》由孔子及他的弟子编写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背诵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好多地方看不懂，背起来速度比较慢，妈妈帮我买来了《论语解析》，先理解文章的内容再去背诵，速度一下子提高了很多，而且内容也变得丰富起来。原来书里隐藏了那么多历史故事呢！有一些内容我还会上网去把它们查得水落石出。
有一天，我读到了关于孔子评论管仲的内容，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有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我对这句话的是这样理解的，管仲是一个不节俭，不懂礼数，气量小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对管仲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去跟一位设计师叔叔吃饭，他学识渊博，非常健谈，他推荐给我很多本书，他让我多读经典。我们聊得很愉快，在交谈当中他无意间提起了管仲，他说：“管仲是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管仲治理国家有方，才华横溢，一再被邦君提升，他发展经济的方法至今还在使用。”
听叔叔这么说，我产生了疑惑，叔叔说的与孔子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管仲产生了好奇心和兴趣。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查阅了管仲的资料。
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守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民，重视商业，使齐国成了强国，邻国都纷纷来学习经验。管仲在位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也仍然被借鉴。
经历了这次管仲事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不要轻易地给别人下定论，要多方面地去了解别人，才能学人所长，补己之短。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郑成功：一位中华民族历史上名垂青史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郑成功一位明末清初的伟人。平凡的他，却有着对国家，对人民非凡的功绩。
话说当时，明朝末年。郑成功驻军厦门。他登上附近的一座山头，临风眺望东南方向，问卫兵：“大海的那边是什么地方?”卫兵说：“是宝岛台湾呀!”郑成功慷慨激昂地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侵略者横行霸道。我们一定要收复祖国的宝岛台湾!”看到这儿，我看出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
郑成功在厦门做好收复台湾的准备……。在船楼上，郑成功察看自己的舰队：前后绵延十几里，风帆蔽空，战旗招展，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便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郑成功的舰队在滔滔海浪中劈波斩浪，荷兰侵略者凭借高大的银甲舰和舰上的大炮，企图负隅顽抗。英勇的郑军官兵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驾着舰船向敌军冲去，我觉得在这生死一瞬间的时刻，这些官兵们还能驾着舰船镇定自若得的迎敌而上，毫不畏惧。正因为郑军官兵有着这种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慨，所以他们迅速地包围了敌舰，让敌军的大炮顿时失去了威力。这还不过只是颗“烟雾弹”，好戏才刚刚开始。随着“轰隆”一声响，所有舰船都震动起来，海面掀起十几丈高的水柱。原来是一个炮手瞄准敌舰放了一炮，刚巧打中弹药库。敌军惊恐万分，乱作一团。郑军官兵乘势跳上了敌舰。迅速地将敌人制服，取得胜利。“漂亮!”我读到这儿不禁拍案叫绝。
历史上的郑成功，曾经在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处于反清复明的前线。关于他的身世，很多文献都有清楚的记载，父亲郑芝龙，母亲田川氏。作为赶走荷兰侵略者，成功，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民族英雄。在日本净琉璃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戏曲里面，却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双重身份。
关键词： 郑成功；近松门左卫门；国姓爷；民族英雄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小名福松，祖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父为郑芝龙，母为日本田川氏。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故又称国姓爷；国姓爷幼名田川福松（因为他小时候和他妈妈一起住在日本），回到中国后改名郑森，西元1645年被南明隆武帝召见，赐姓朱、名成功，朱姓在明朝当然是国姓了，所以他被称为“国姓爷”。国姓爷从来没有用过“郑成功”这个名字，被赐姓他以后一直自称朱成功，“郑成功”是清朝不承认他的“国姓”地位而歪曲的称呼。在日本声誉很高有他雕像。因郑成功为汉日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性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日本文人学士在江户末期就留下了不少咏叹郑成功叱咤风云悲壮一生的诗文。如梁川星岩（1789-1858）的“不辞独力任颠扶，大木堂堂真丈夫”；四方赤良（1749-1823）的“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
一、郑成功身世
郑成功原籍福建南安石井（现分属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祖籍莆田和漳州，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 《漳浦营里郑氏族谱》明确记载，郑成功祖先由固始县入闽，于东晋永嘉年间，自河南固始县白沙镇避地到闽，后又从莆田迁往漳州，再迁南安，约在1144年至1210年间，郑成功先祖自莆田迁往龙溪县，后代再迁南安。晋江安平郑氏第十三代先祖珏峰的墓志铭由明朝三边总督洪承畴撰写，洪承畴在郑成功墓志铭阐述：“郑之入闽也初居仙游之枫亭，迁徙攀鳞故里，原有枫亭桥圾，今其名犹存焉始祖祖道公，数传而至珏号果斋生谥号后崖生思诲”。墓志铭还提到，因倭寇频频侵犯，被迫南迁晋江安平地区，也就是现如今的安海地区。六岁时为父亲接往福建老家，及长被送往金陵求学。1645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成功乃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曾联合另一位明末名将集结南明江南83营共计17万余人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前明南京），但因为相信清军会投降，故一直等待，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两万余名将士跨过海峡，经过数月英勇战斗，打败侵占台湾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还给了台湾人民自由。
二、郑成功的战斗岁月
郑成功在反抗清军的战争中，还有一位反清将军李定国，他和郑成功关系密切，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南明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 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由此可见，郑成功完全是雄霸中国东南沿海了
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
郑成功向日本借兵，《台湾外纪》和《小腆纪年》记载，1651年（清顺治八年，日本庆安四年），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以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
《华夷变态》的“郑成功启日本文”：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启上，日国上将军麾下。……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天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据《清史稿》、《清实录》、《清通鉴》及《漳州府志》的记载，历史上壬辰这一年的三月，郑成功率部在攻取长泰、平和、诏安和南靖等地之后，击败清廷浙闽总督赞陈锦于江东，遂围逼漳州。四邻居民入城，各依所亲，以避战乱，漳州城门坚闭。四月。郑成功指挥20万大军攻打漳州，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将州城团团围困。五月.清廷总兵马逢知率兵救援漳州，郑成功让开一路，引援兵入城，然后又合围，继续困城。至此，漳州外援遂绝。城中被围日久，斗米直五十金。九月，清廷都督金砺援兵至泉州。十月，城中粮尽，食人炊骨，死者达70余万。《明清史料》第三册，页269。但《海上见闻录》卷一，页17，注日“后清署守道周亮工收髑髅，凡七十三万有奇”。至是，清廷都督金砺督骑兵来解漳州之围，郑成功以火迎敌，忽然西北风大起，火势反攻郑成功部，郑成功遂败，漳州之围始解。
然而漳州在两军双峙的7个多月之间，军民已相继俄死数以万计，到解围之时，仅剩一二百人，几成空城
三、近松门左卫门比下的郑成功
近松被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是日本戏剧作家的代表。他所描写的世界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描写以历史上的人物和武将为主人公的公家的世界，被称为时代物（历史剧）；一部分是描写以无名的平民为主人公的私人的世界，被称为世话物（世态剧）。代表世话物的四部作品，其中以描写商人为主人公的是《曾根崎心中》、《冥途飞脚》、《情死天网岛》，而描写下级武士的是《枪矛权三》。这几篇作品都是取当时社会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为题材而编写成的。 在日本民间文人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在他的剧本中，有一部 1715 年出笼的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戏，名为《国姓爷合战》，是一部大型的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就是以郑成功抗清复明、攻打南京城为背景写成的历史剧。然而，该剧本却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其中最严重的是对郑成功形象的歪曲和改造。在《国姓爷合战》中，近松门左卫门却把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写成了日本武士，说他是在日本长大，娶日本人为妻，二十几岁以后才回到中国，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文名字“和藤内”。所谓“和”就是指日本（大和民族），“藤”字和当时日本称呼中国的“唐”字在日本语中都读作“とぅ” ，“内”字读音为“ない”与日语中的“不是”发音相同，所以“和藤内”的是指“非和人非唐人”的意思。而“和”字在前、“藤”（唐）字在后，明显具有突出强调郑成功的日本人身份的意图，“和藤内”也许就是近松所谓的“国姓”的真正含义。
在《国姓爷合战》中，“和藤内”和父母一同去“大明国”，在大明国靠着日本武士的神威，打败鞑靼（清）兵，攻陷南京城，城内明将与“和藤内”合作，并拥戴“和藤内”为“延平王”。在近松笔下，这位“国姓爷”——“和藤内”完全是一个日本武士的化身，他口口声声自称“我们日本人”，他来中国的目的实际上也不是抗清扶明，而完全是为扬日本之国威，并图谋在中国实施日本的统治。关于这一点，剧本中有露骨的描写。在第二幕第一场戏中“和藤内”在退潮的海滩上看到鹬蚌相争的情景，不禁感慨道：“让两雄交兵，乘虚而攻之，此乃兵法奥秘。 …… 听说在父亲老一官的生国，大明和鞑靼双方正在战斗，这岂不是鹬蚌相争吗？好！现在就到中国去，用方才领悟的兵法奥秘，攻其不备，大明和鞑靼两国的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的吗？”剧本特别注意表现这位被称为“国姓爷”的和藤内是作为日本人来与中国人打仗的。例如第二场中和藤内对中国的残兵败将说道：“喂！纵然你们人多势众，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生国是大日本。”和藤内还摸着老虎的脊背说：“你们污蔑日本是小国，可是你们看看日本人的本领！连老虎都害怕我们，看到了吗？”
这位“和藤内”靠了母亲从日本带来的神符，靠了“天照大神的威德”，在中国耀武扬威，连猛虎遇到他都吓得打哆嗦，更何况是中国的士兵，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降伏。和藤内命令中国的降兵败将全都剃成日本式的月牙头，穿上和服，并改换成日本式的姓名，然后接受他的检阅和指挥。并对中国将领发令训话：“你们看，这里请来了天照大神。本人以一介匹夫，却攻下数城，现在成了诸侯之王，受你等的臣下之礼，这就是日本的神力！在竹林中收降的这些夷兵，已剃了日本头，让他们在前面宣传日本的支持，鞑靼兵素知日本的武威，他们一定闻风丧胆！”就这样，和藤内“国姓爷”终于攻下了南京城，驱逐了鞑靼王，保住了“大明江山”。而实际上，这“大明江山”，已经不是“大明的江山”，而成了“和藤内”所代表的日本的江山了.
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是18世纪初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思想的一次暴露。据日本文学史的记载，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二十多万人次。就受欢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而言，在当时是空前的。后来他又陆续写出了关于“国姓爷”的两个剧本《国姓爷后来的战斗》和《中国船带来的当今国姓爷的消息》，被后人称为《国姓爷三部曲》。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在丰臣秀吉的军队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迷梦破灭一百多年后，许多日本人——当然包括在野的文化人及受其影响的庶民百姓，对于中国仍暗怀觊觎之心，祸华之心不死，有时还变得炽热如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侵华难以付诸行动，于是就以文艺的形式加以表达和发泄。可以说《国姓爷合战》的公演和大受欢迎，正是18世纪初许多日本人某种心态的暴露，这种心态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渐渐转化为日本文化的糟粕“军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最终目标就想是让日本征服全世界。“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是多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名人的看法，于是又衍生出另一个思想——“侵华思想”，可以说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思想在日本达到了巅峰，上到天皇军官文臣，下到普通平民百姓都沉溺于此思想中，而正因为有支持的基础日本才敢于多次发动侵略他国的罪恶战争，不但使周边多国深受其害，最终也使自己走向毁灭。
四、中日合作电影中的郑成功
《国姓爷合战》是继《三国志》、《水浒传》之后的又一部根据真实故事编写的历史电影作品。中国国内将这部电影命名为《英雄郑成功》，而《国姓爷合战》是日本方面的称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日本江户时代前期一个著名的净琉璃、歌舞伎、狂言作者名叫近松门左卫门，他根据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而创作了《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戏剧。作为“国姓爷”，郑成功继续继承父亲志愿，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同当时的清朝进行彻底的斗争。而且他还击退盘踞在台湾多年的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一举成为了收复领土的中国民族英雄，以及拯救亚洲的日本英雄。
《国姓爷合战》这部电影由中日两国联合组成强大的摄制队伍制作而成。本片由与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齐名的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著名演员赵文卓饰演郑成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由杜志国饰演，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则由日本著名国际派演员岛田杨子主演。另外张山饰演李卫，国内的年轻演员蒋勤勤、徐敏等也共同出演。
不管怎样，历史上的郑成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反清斗士，不管近松门左卫门喜剧里怎么描写郑成功，他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成功收复了台湾，是台湾回到了当时中国的怀抱，值得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怀念和称颂。
[参考文献]
[1]石原道博、『鄭成功、 三省堂、 1942。
[2]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富山房、1945。
[关键词]赵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故事架构
影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围绕着一所大学的女生寝室的四个女孩子的青春故事展开，以郑微的爱情为主线，为我们刻画了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的青春成长故事。青春是美好的，爱情更是令人向往的，然而影片的音乐情绪从低沉的音调开始，“他不羁的脸，像天色将晚。她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绵延。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似乎是在对不可知的未来结局做出的一个暗示和预兆。[1]影片除了郑微的爱情，还讲述了阮莞、黎维娟、朱小北、林静、陈孝正等人的故事。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在主要人物爱情主线的架构方面基本忠实于原著的同时，受到影片制作过程中的种种因素的限制，也有些许残缺和不足。但是整体上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引发了全民“致青春”的热潮。
一、郑微的青春：追逐爱情的冒险旅程
十八岁的女孩郑微为了追逐自己的爱情，考上了一直爱慕的林静所在的大学，却未能见到他。郑微拒绝了富家子弟许开阳，误打误撞遇到了低调沉默、来自单亲家庭的贫穷才子陈孝正，在一次次矛盾冲突后，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他。美好的恋情因为大学的结束终结，陈孝正选择了去美国公费留学深造的机会，她却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毕业后事业稳定、工作干练的郑微偶遇林静，发现自己仍然放不下他，却在对方说出“爱情就像一条河，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之后幡然醒悟，决定成全一直疯狂爱着林静的施洁。面对归国后的陈孝正，她只把青春当做一场记忆。
影片关于郑微的爱情主线相对比较清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为了追逐爱情而踏上冒险旅程的执著的女性形象。她敢爱敢恨，勇于追求，敢于放手。杨子珊为我们成功演绎了“玉面小飞龙”的形象。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以郑微和陈孝正的爱情为核心，交织着林静和郑微的过去和现在，同时对于主角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变化通过回忆等形式来表现，基本表达了原著的精神。青春无所谓对错，郑微因为爱情宁愿拒绝追求自己的富家子弟许开阳，执著而勇敢。陈孝正的选择有他自己的原因，本无可指责，却在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时候抛弃美国的妻儿，回国寻找自己的爱情，显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既有当初的刻骨铭心的爱恋，在功名和爱情面前依然抛弃了爱情；在家庭妻儿和爱情面前，却又抛弃了家庭，自私地“爱自己胜过爱爱情”。郑微在逐步走进陈孝正直至最终离开，“玉面小飞龙”成熟的过程，也正是陈孝正的性格逐步展现的过程。影片以常见校园爱情故事的架构，融入了时代的气息，表现了人物的命运抉择。
此外，由于所涉人物关系较多，有些人物故事旁逸斜出，却未能交代清楚，反而使得主线有些混乱。而且在影片中安排了韩红、潘虹、杨澜客串，本来是为了给影片加分，但是观众对于这几个配角的关注，在其出现的瞬间，立马打断了原本较为完整的故事架构，有些得不偿失。如此混乱的安排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小故事和一堆需要慢慢推敲的线索，反而让观众一头雾水。[2]此外，影片中结尾处的部分台词，诸如“现在我知道，其实爱一个人应该像爱祖国、山月！河流！……这样大幅度跳跃的情节和有些不靠谱的台词，显得很奇怪，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3]，与影片的整体氛围似乎不是很协调。
二、阮菀的青春：沉沦在爱情中的挽歌
在青春故事里，阮菀是永远不朽的。阮莞出身少数民族，美丽高雅，不求功成名就，爱情是她青春的主题，她为此不能自拔。影片中的阮菀是一个沉浸在爱情里的完美女孩，从一进大学就成为所有男生目光追逐的对象。她温柔、善良、体贴、大方，仿佛童话中的公主，然而她的全部付出得到的却是男友赵世永无尽的背叛。赵世永出轨，谭小晶怀上赵世永的孩子，她原谅了他；赵世永的家人不接受她，自己怀上了赵世永的孩子得不到接受，她原谅了他；甚至在自己即将结婚前，还是不顾一切去见赵世永，直至发生意外，一场车祸将她永远留在“青春”里。阮菀是一切美好和完美的代名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这样的人或许更适合生活在童话里。她是郑微的好朋友，热心助人，关爱好友，甚至陪着谭小晶去打掉孩子，只为自己已经沉沦的青春爱情。影片中阮菀的角色定位在本能地拒绝对于现实原则的认同，依然试图抓住青春的影子，终究将自己永远留在了青春里。
郑微的好伙伴老张一直暗恋着阮菀，却不敢表白，“甘愿做配角的爱”，一直偷偷给阮菀送满天星。这条感情线直到影片结尾才变明朗，令人怅然。老张与阮菀的这条爱情线，是清晰而简洁的，不拖泥带水，不旁逸斜出。在青春的故事里，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爱情配角，自己也曾在别人的故事里当过配角。这些曾经的甜蜜和美好的青春往事，在成长的岁月里，渐渐模糊，却刻下了永恒的印记，这也是影片引起观众动容的重要之处。
直至车祸前，阮菀都是一切幸福、青春、美好的代名词，如果天遂人愿，她应该是幸福一生的女子。却正因为她的温柔善良，贪恋过往，对赵世永执著不二的感情，走进了自己的青春坟墓。影片的故事架构将个人的追求和社会的变迁进行了融合和碰撞。郑微在阮菀的墓前感慨：“只有你的青春永不腐朽。”曾经暗恋阮菀的充满才气的老张，毕业后混得落魄潦倒，毫不犹豫地接受陈孝正的邀请成为陈孝正创办的公司的“合伙人”，并很清醒地定位自己：“我就是你的跟班。”这就意味着，或许唯有死于青春岁月，才能永远保持青春的激情，如果要继续生活下去，就必须向利益主导的现实妥协。所以，我们的青春“终将逝去”。
三、黎维娟的青春：叙事话语的“张力”
黎维娟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类女孩的形象。她积极热情，又处处计较打算。经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她，更加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她不是影片的女主角，她的叙事结构却是最为完整的。无论是校园青春的黎维娟，还是后来的两个孩子的继母，她都一直坚守着自己认为的追求和成功。农村出生的她渴望富足的生活，不断重复着“人往高处走”的人生哲言，从老家赶来看她的在补习班认识的前男友经历了三次高考失败让她失望，更不敢让其他室友知道。黎维娟与高考落榜的男友分手，表达诀别之意时脱口而出的方言，格外贴切地传达了来自生命深处的伤痛与无奈。在那个大雪的夜晚，在赶来看她的男孩心上泼了一盆凉水，她卑微的内心通过几处细节让观众一览无余，而且影片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加重对她这一性格的刻画。
黎维娟渴望融入大学生活，羡慕家境富有的许开阳，抛弃成为她“往高处走”的障碍的前男友，[4]为了对得起她自己的艰苦，决定“待价而沽”。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她用布帘将自己的床铺封闭，特别跟室友一次次强调自己有洁癖，每次都看看自己的床单是否有人坐过留下的褶子，意图显示自己的高贵。曾经渴望的大学生活让她觉得失望，对室友的饮酒倍感“堕落”。但是她依旧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她在雪夜赶走了贫困的前男友，最终嫁给了一个50多岁有两个儿子的富翁；她渴望高富帅的十全十美的爱情，更加渴望金钱害怕贫穷，她对前途缺乏安全感，只有寻求金钱的依靠。被丈夫前妻的双胞胎儿子用水枪喷射得狼狈不堪的时候，一心想着的还是通过人工授精生自己的双胞胎，尽快获得更多的金钱。一个完整的黎维娟形象展现在观众们的面前。对黎维娟形象的展现和故事架构的处理，尽管着墨不多，却非常完整，不仅丰满展现了黎维娟从一个农村复读高考生到一个阔太太的转变，而且衬托了其他人物形象，为陈孝正的内心转变和人格特征埋下伏笔，拓展了“青春”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影片的青春叙事话语的张力。
四、朱小北的青春：稍显突兀的转变
朱小北在影片中貌似与爱情无关的角色。从开场就是以一个假小子的形象出现，拍着篮球，风风火火。性格刚毅，乐观积极，不亢不卑。每个女孩子都有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朱小北对爱情的憧憬却是最富有诗意的浪漫，“我的理想嘛，就是在我还青春美丽的时候，我暗恋的人他告诉我，原来他也在暗恋我，而且已经很久了。”影片没有对她的爱情施予笔墨，为我们展现了另外一层“青春”的含义。朱小北靠姐姐开小吃店卖包子供养才上大学，空余时间经常帮姐姐打下手，在黎维娟发现自己的秘密时不亢不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显然她应该是一个内心非常成熟健康的女孩子。
纵是如此善良真诚，也会被人误解和责难。影片中，她最具华彩的篇章是被人误会偷盗发生扭打最终去砸学校小卖部的段落，[5]并最终导致她被开除离开。这是她不愿回望的过去。即便多年以后，她以“刘云”的身份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她也不愿在许开阳面前承认过去的自己。对于朱小北的故事架构较为完整，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孩子因违纪被开除，离开学校后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但是影片对于人物性格的转变却稍显突兀。一个内心积极健康向上的女孩子，在遇到委屈时，以一场毁灭式的破坏活动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句号，有些过于激愤；而感情深厚亲如姐妹的四姐妹，自此再也不联系，甚至在多年后自己事业稳定后，对于老同学也拒绝相认，人物性格转变似乎缺少了前后的承接。当然受到时间制约，影片也不可能对于配角的刻画着墨太多，如果能进一步完善人物性格的转变，或许更能表现青春的成长过程。
五、结 语
在所有的怀旧中，对呼啸而过的青春的怀旧是永恒的，也是最持久的。影片的故事架构不仅着笔于对青春伤痛体验的感悟，同时也展示了个人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与碰撞。青春如那棵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闪烁着明亮的光彩和盎然生机，每一个人都终将成长。时光流淌过指缝，青春终将成为回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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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疆锋.谁的青春会永不腐朽——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怀旧风格和形态[J].艺术评论，2013（08）.
[4] 王岩.光焰与迷失——论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青春叙事[J].创作与评论，2013（14）.
电视连续剧《石破天惊》是又一曲英雄的赞歌。
这部赞颂英雄、充盈着英雄主义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对于英雄的新的理解与发现。它突出地体现在于对石万山与郑浩这两个人物的刻画上。
在以往的作品中，这两个人物容易被处理为正、反二元对立的人物；但在这部作品里他们却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两个英雄。
石万山作为英雄是不难理解的。他几乎拥有以往军营英雄身上所拥有的一切。他正直无私，对总部首长的亲属一视同仁，照章办事，一丝不苟；他严格要求下属，哪怕是他的骨干与爱将，也决不丢弃原则；他知兵爱兵，想方设法为他们济困解难，甚至敢冒个人违反纪律的风险；他忘我奉献，把军人的职责置于个人的生命之上，更不用说妻子与家庭；为了部队的整体利益，他可以承担一切责任，甚至承受冤屈……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太接近完美了，也就容易无所顾忌，独断专行。从创作者看来，任何英雄都不能包打天下，绝对的权力导致了不少的失误，即使是一位英雄的主将，也需要他人的帮助与监督。
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浩登场了。他的上任不仅为石万山所不快，也为战士们所不满。战士们甚至把他注重军容军姿都嘲笑为“仪仗兵”。
郑浩确实也有缺点，也许机关的环境使他对人际关系，尤其对上级首长的利益更为敏感。因此，他在塌方事故之后，不仅主动向魏光亮的养母报告，甚至在情况不明的时候，竟通知家属来队处理后事。他缺乏经验，却又固执己见，坚持要求投入大型机械救人，结果造成了新的事故，险些酿成大祸。郑浩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石万山意见的正确。然而，郑浩并不是一个多余的人，更不是一个“反面人物”。他敏锐地发现了石万山在安全意识上的欠缺，提出了装好伪装网的建议。不久发生的事故，证明了他的意见的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浩的闪光点愈加明显。他重视安全施工，力阻在狭小的工作面上三台机车同时运作，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为进一步调动战士们为导弹施工筑“巢”的积极性与荣誉感，他组织播放导弹升空的录像。为提高新战士对导弹工程兵价值意义的认识，他亲自作了“和平的盾牌、护国的长剑”的演讲。两大举措，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深受战士们的敬佩与欢迎。
在郑浩取代石万山担任大功团团长后，他们逐渐融合为了一体。石万山的崇高表现在他无私地把自己的所有经验都传授给了郑浩；而郑浩的崇高则体现在他抛弃个人的得失，把全部智慧与力量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一个习惯于原则而缺乏实践经验的人，能够不避艰危，勇于任事，忘我拼搏，献身事业，无疑意味着品格的高尚。方法的不当只是一个欠缺，无损于英雄的形象。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对立，又统一。经过一连串的磕磕绊绊、分分合合，石万山与郑浩又重新站在了同一个高度上。石万山恢复了大功团团长的职务；郑浩回到了前指总指挥的岗位。
在作品中，英雄不止于石万山、郑浩、张中原、魏光亮、齐东平、林丹雁、周亚菲、洪东海、牛犊、钟副政委、秦教授、王小柱，甚至包括方子明，也都是英雄。魏铁柱等一批长眠于大山之中的先烈，更是令人敬仰的英雄。他们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功绩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都是英雄，他们意识到并履行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为祖国的强大，为百姓的安宁，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熊青春原著结局是熊青春有了郑秋冬的孩子，同时也得了癌症。去英国只是为了治病，后来还用生命给郑秋冬生了个孩子。
《猎场》由姜伟、付玮执导，胡歌、菅纫姿、陈龙、万茜等主演的都市职场剧。该剧以都市社会为背景，讲述了郑秋冬职场颠沛、商海沉浮、十年蝶变，成为专业猎头的成长故事。
郑秋冬是个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人，在好友老白和女友罗伊人的帮助下，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不想老白突然的去世与自己事业的一夜挫败，让郑秋冬危机重重，然而郑秋冬并不甘心，发愤图强，且在罗伊人的帮助下，平安度过难关，郑也因此对罗伊人产生情愫，只可惜两人缘分未到，遗憾擦肩而过。时间慢慢流逝，林拜的出现，给郑秋冬带来了非凡的机遇，而郑秋冬诚信为本的原则，让林拜更加刮目相看。机缘巧合，郑秋冬发现对手袁昆急功近利，准备使用极其不道德的手段达到目的，而郑秋冬面对自己的诚信与良知无法容忍袁昆将要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于是通过各种手段成功阻止了袁昆败坏的行为，并且与好友一起并肩抗敌，共同面对挫折与难关，而郑秋冬也因为纯粹、高尚的诚实信条，赢得了罗伊人的倾心与事业上的璀璨荣耀。
（来源：文章屋网 ）
“扬州八怪”之首郑燮，先后官居范县、潍县县令。在“十官九贪，无官不贪”的清代社会，老先生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独步清流，为官清廉，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话。然而，郑燮亦非超人，偶尔也有过真正的糊涂。《艺苑余谈》中有则关于他因嗜狗肉而中计的故事，就颇令人深思。
故事发生在郑燮为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之后，在以扬州卖画为生。一盐商慕其画，曾出重金索求。郑燮虽颠沛一生，但始终如磐石般坚强，如清竹般劲挺，如兰花般高洁，不屑与铜臭者交往，终未应允。一日，他郊外赏竹，行走间，听得从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循声至一处幽雅茅舍，只见一位鹤发童颜老者在抚琴，旁一书童则在侍弄一炉，炉上热气腾腾蒸着一钵，缕缕肉香从那儿飘出。老郑因对此味极熟，断定乃狗肉也，自以为遇到了知音。老者见有人驻足，遂起身稽首，知是郑板桥先生驾到，大喜，故作神交已久状，热情以狗肉款待。见了香喷喷的狗肉，老郑哪里来得及细想和推辞，急急与老者一起大享起了口福。吃罢狗肉，老者恳请即兴作画。大凡吃人者嘴短，老郑不便拒绝，当即画了两幅相送。谁料想，翌日，画竟魔术般地挂在了盐商家的客厅里，盐商则宴宾客庆贺。原来，盐商求画被郑燮拒绝后，恼羞成怒，“志在必得”，悉心探访，得知郑燮好交隐士、嗜吃狗肉，且常出城郊赏竹。于是，便收买老者假扮隐士，整天在郊外一竹林中抚琴炖肉守候。老郑果然中计。消息迅速传进郑燮的耳朵里，急往竹林寻找老者，哪儿再见半个踪影？至此，方才恍然大悟。可惜，已悔之晚矣。
郑燮误中“狗肉计”，有人归咎于奸商狡诈，亦有人斥责冒牌“隐士”之可鄙。其实，细想起来，根本却在于老先生自身真正的“糊涂”。个中教训至少有三：其一，忽视了对奸商的警惕。在一番大义凛然拒绝之后，没有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的盐商，还有“志在必得”的厚脸皮，还会变换手法继续进攻。结果，大意之下失了“荆州”。其二，缺乏对骗局的识别能力。凡设骗局者，无不工于乔装。否则，明明白白的陷阱和圈套亮在那里，大概谁也不会往里跳，除非脑袋瓜儿有毛病。唯有糖衣裹着的炮弹，毒蛇装扮成美女，才能勾人着其魔道。郑燮的防线被攻破，重要原因就在于只闻到了狗肉的喷喷香，没有看出这香喷喷里还隐藏着拖人“下水”的“钩子”。其三，抗拒尤物诱惑的内功不足。平实而论，在寻常的物什面前，稍有点气节的人，一般不会陷于迷魂阵。然而，在心爱的尤物面前，比如贪财的在黄澄澄的金子面前，好色的在娇滴滴的美女面前，爱收藏的在古玩字画面前，就可能心跳气喘，把持不住心猿。盐商正是瞅准了老郑“不爱重金爱狗肉”这一点，挖空心思，投其所好，才使得他昔日一片冰心终于化作了流水。
现实生活中，有奸商般的狡诈之徒，加上冒牌“隐士”之流编圈设套，助纣为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类似郑燮一样失去警惕、嗅觉不灵和对尤物的诱惑缺乏抵御力，不知不觉的甚至乐不可支的掉进了别有用心者设计的“陷阱”。等到觉察上了贼船，则悔之晚矣。
君不见，、徐才厚、郭伯雄等之辈，季建业、倪发科、王敏等之流，这班儿昔日在政治舞台上都算得上是曾经辉煌过的角儿，终因抵挡不住金钱、古玩、女色等诱惑，走上了腐败堕落之路，被党纪国法无情地掼到了台下。他们落马的原因，尽管可以找出许多，但自身没有拒腐防变的意志和能力，无疑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正由这里，郑燮误中“狗肉计”的故事，给那些至今仍然无视腐败病毒侵袭，不注意加强内功修养，抑或吃了点“狗肉”便窃以为得计者，提供了可资汲取的教训。
北京：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最国际化的城市；武汉：最市民化的城市；苏州：最女性化的城市；拉萨：最神秘的城市；丽江：最悠闲的城市；成都：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郑州呢，郑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当我们向外地客人介绍郑州的时候，常常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描述这个城市，只能说一些“郑州这几年发展很快”、“郑州越来越漂亮了”这样似是而非的话。
这是因为，郑州的城市个性不明显。
一个人没有个性，我们只能用“他很普通”来形容；一个城市没有个性，常常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向别人介绍它。
人们总是赞赏那些个性鲜明的人，一个“温吞水”一样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城市也是这样，缺乏个性的城市没有几个人会喜欢。我们期待去某地旅游，一定是那个地方有它别具一格的地方。我们常常向往个性鲜明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能满足我们某种心理需求和期待。
随着河南迅速跻身“中国5强”之列，郑州的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郑州城市地位的不断提高，迫使我们思考郑州城市个性与定位的问题。
个性：一个城市的灵魂
今天的郑州，和十年前的郑州大不相同。
实际上，今天的郑州和5年前的郑州也大有区别。郑州丹尼斯百货总经理蔡英德先生，12年前从台北来到郑州，他对郑州的变化最有感触：现在的郑州，和我刚来时有“天壤之别”。他说，他很喜欢带台湾来的朋友看郑州的高速公路，看金水路、经三路的夜景，“太美了！”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象蔡先生这样的幸运。大多数早年来过和至今没来过郑州的人，对郑州的印象还是相当模糊的：“这个城市和合肥、南昌、石家庄差不多吧”。显然，这是十年前郑州的影像与记忆。实际上，今天的郑州越来越显现出大都市气象。永乐电器河南公司总经理常城，在广州待了三年，在深圳和无锡各待了一年。2006年底，他回到郑州，对郑州的变化，他很有发言权：现在的郑州，和长沙、武汉相比更漂亮。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郑州的城市个性，并没有随着城市长高而长高。
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汇描述这个城市，这让郑州的旅游业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个性：让城市富于传奇
武汉作家池莉写了《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是好》、《致无尽岁月》、《不谈爱情》、《来来往往》、《你以为你适谁》等多部描写武汉普通市民生活的小说，使用了许多方言土语，武汉“市民化”特色跃然纸上。
实际上，北京、上海、广州的故事更多。说不定你看到某部电影那个迷离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广州的某个咖啡屋里。
郑州也有咖啡屋。为什么故事不是发生在郑州的咖啡屋？在人们的意识里，郑州缺少情调，不适合安排故事发生。
不是郑州的运气不好，是不适合传奇故事发生。
实际上，郑州也确实没有什么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郑州的梧桐树很多，但是不够茂密；郑州也有不少酒吧，总给人热闹但了无情趣的感觉。这显然不是滋生故事的地方。
一个城市的个性，和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息息相关，和这个城市有无大学、有多少所大学无关。
有个性的城市，一定是有自己特质的城市，足够包容和多元。个性，天生与一律无缘。
如果一个城市只是“水泥森林+熙攘人群”，这个城市是悲哀的，因为它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城市，我们称之为“水泥城市”。
广东珠海有条“爱情大道”，凭海临风，常常让情侣久久不愿离去。我觉得珠海真是一个浪漫的城市，凭这一点，你就想在珠海待一辈子。我想，当华灯初上，看一对对情侣徜徉在东风渠畔垂柳曲桥的时候，我们该不该给东风渠起一个诗意的名字？
个性：让城市“有朋自远方来”
欧洲的城市，很少有高楼大厦，常常就在森林里（或者说森林就在城市里），但是，你仍然有一种需要仰视的感觉。
“城市建设”不等于“盖楼修路”。诚如一个人的品位，和这个人是不是穿凡思哲无关。
城市管理，其实就是塑造城市的灵魂，没有灵魂的肉体叫僵尸，没有个性的城市无疑于一座空城。水泥是僵硬的，只有故事和感觉才绵延不绝。
成都，自称“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它没有告诉你它的楼有多高，也没有告诉你它的川菜做得如何地道，只说这个城市会让你流连难舍，至于为什么，你自己想去。不想走，那是成都给你的感觉，是成都给你留下的印象。
我们要出去旅游，总是选择有个性的地方。去北京，能让我们品味厚重的历史；去三亚，能让我们拥抱碧海蓝天；去西双版纳，能让我们融入原生态。我们常常不会选择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因为它什么满足不了我们。
桂林阳朔有条西街，一条不算宽也不算长的巷子，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人，甚至有外国游客在这里长期住了下来。别的地方一个城市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阳朔一条街却做到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条街具有真正的“中国味”，而且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味”，这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建一座城市容易，为这座城市塑造灵魂很难。因此，城市个性建设，向来是检验城市管理者的本事的硬指标。
“城市定位”与“城市个性”
有人说，我们郑州有自己的城市定位啊，我们是“东方芝加哥”、“现代化商贸城”、“旅游胜地”、“中部金融中心”、“女裤之都”……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城市个性，而是城市功能定位。城市个性和功能定位不同，我们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城市定位是指具体的城市功能布局，而城市个性则是这个城市给我们留下的最突出印象。因此，如果有人问你对一个城市的印象，你应该回答“这是一个很有情调的城市”，而不是说“这个城市酒吧很多”。这就好比一个人问你：这个学生怎么样？你应该回答的是“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而不是说“这个学生语文考了95分，数学考了97分，英语考了100分，政治考了99分”。
我们不能因为郑州曾经提出“旅游城市”、“现代化商贸城”、“中部金融中心”的定位，而错误地认为郑州已经有了城市个性。
实际上，武汉曾经提出“打造中国光谷”的口号，实际上，武汉给人留下的仍然是一个“大县城”的印象，和光谷毫无关联。
城市个性的构成元素
一个城市的个性，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文化特征的总和。因此，城市个性总是和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密不可分。
这就决定了城市个性的建设，必须从文化的层面着手。
但是，这里的“文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并不是说你有几座图书馆、几座歌剧院，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一年搞多少场文艺演出就有文化。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真正的文化常常并不披着“文化”的外衣。美国西部牛仔，头戴黑皮帽，身穿牛仔裤，挎左轮手枪，胸前系着一条三角面巾，这好象和文化无关，但这恰恰就是标准的美国“牛仔文化”。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以河南艺术中心、炎黄二帝塑像等为代表的文化建筑，为郑州城市个性着色不少。但是，这绝对不是文化建设的全部。
一个城市应该有自己的色调。广州的城市基色是灰色。郑州好象没有自己的基色，建筑色调杂乱无章。
城市应该具有包容性。一个整齐划一的城市，不是城市是军营。一个受人尊重的城市，应该包容多元文化与不同的价值观，只有这样，这个城市才是和谐的、宜居的。
总之，一个城市的个性元素应该是多方面的。
城市个性需要塑造
城市个性的形成，有天然的，更有人为的。
拉萨被称为“最神秘的城市”，并不是拉萨人多么爱故弄神秘，而是因为其地处青藏高原深处且佛教盛行。
苏州被称为“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完完全全出自人工，那就是名扬天下的苏州园林。
今天，城市建筑景观越来越相似，除非地理位置不同导致自然景观不同，城市看起来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能给人留下不同印象的，就是这个城市的个性特征。
企业竞争讲究“差异化”，城市之间的竞争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旅游者去三亚，就是看上了它的碧海蓝天；去上海，就是想感受国际化大都市的风采；去北京，当然是为了感受首都的大气与厚重……不同的城市个性，满足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当重庆人把“美女”与“火锅”评为重庆城市特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体现了重庆人的营销智慧，“美女”和“火锅”，一下子把重庆与别的城市区隔开来，这就是重庆。
城市个性，是需要着意塑造的。
郑州的城市个性应该是什么？
实际上，城市个性也有高下之分。上海“最国际化的城市”形象，绝对和武汉“最市民化的城市”形象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落得如此印象，应该说是大悲哀。
那么，郑州的城市个性应该是什么？
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回答的问题。
城市个性定位，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课题，甚至需要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才能回答的问题。郑州“东方芝加哥”、“旅游中心”、“现代化商贸城”、“女裤之都”等不同时期不同定位，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对城市个性定位的草率和非理性。
这篇稿子的突出特点是讲故事，通篇看似讲述了一个来自周口农村的农妇从农村人转变为城里人的故事，实则把河南5年来城镇(市)化进程中的政策、措施、成就都巧妙而自然地融入其中，短短950字。生动具体。内涵丰富。可读性很强。
当了十几年记者，多次获得河南新闻奖一等奖，也曾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但笔者尤其看重这篇稿子的获奖。这篇消息的获奖，是对大胆尝试用讲故事的手法写消息的充分肯定。是对创新的褒奖。
这篇消息的诞生不是偶然。它是受河南日报近几年来倡导的锐意革新、大胆创新之风熏陶之必然。
近几年，河南日报开中部地区党报改革风气之先河。报社明确了“时代高度、中原向导”的宗旨。坚定“高端、权威、民生、有用”的新闻理念。按照“权威媒体、政经大报、高端互动、关注民生”的定位，大胆改革，锐意创新。
连续两任总编辑朱夏炎、常法武经常强调，所有采编人员都要在把党的主张与人民群众的心声有机统一起来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报道理念、创新报道内容、创新报道形式，报社采取多种办法鼓励创新。
正是在这样的业务氛围中，河南日报的每一个采编人员都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样的业务氛围中，笔者留心、接触、研究、实践了新闻故事化的写作手法。
新闻故事化这些年颇受中西方新闻传媒的青睐。一位传媒学教授形象地阐释它的好处：一串串干巴巴的伤亡数字远没有一个人在战争中的故事更能吸引人。新闻故事化成为媒体提高传播效果的新选择。媒体的记者编辑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要“讲故事”。
然而。作为记者，该怎样向读者讲故事?怎样将新闻故事化?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笔者反复琢磨报社老总们关于创新的要求，认真聆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媒体专家、教授的讲座，经常研读《南方日报》、《华尔街日报》等国内外知名媒体上的作品。笔者在思索，如果说到讲故事，其实我们一直在写的通讯就是讲故事。如果让消息、评论等这样的体裁也讲故事的话。该怎么讲呢?尤其是作为党报，她对新闻作品的要求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写些单纯追求可读性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而是要求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群众心声的高度统一”，要求深度、高度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
经过认真揣摩、思考，笔者认为，新闻故事化，它应当是一种新闻叙述方式而非一种写作技巧，它是“记者在新闻写作中发掘新闻事实中的故事因素。以讲故事的形式表现新闻事实。这种报道方式用平凡的题材提炼深刻的主题，挖掘新闻事实中具有人情味的因素。情景交融，揭示人性的闪光点。激活人类的情感。增强新闻报道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实现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
对新闻故事化有了这种认识以后，笔者又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对新闻故事化的运用有了自己的思索。笔者认为，对于党报记者来讲，运用新闻故事化的手法写作，首先就要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群众的心声”了然于胸。熟透于心。因为既然要讲故事，就不能照搬照抄党和政府的文件，也不能空话套话满篇，空洞的数字一串串。笔者曾读到过不少比猫画虎似的所谓新闻故事化的稿件。总是导语或开头来一个生动的场景或描述。看似要讲故事，可当你满怀兴趣地想读下去的时候。它却笔锋一转，又把那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堆了出来，照样面目可憎，让人不忍卒读。这，顶多算作是导语或开头故事化，不能作为新闻故事化的追求。
笔者把这种思考运用到了自己这篇《河南五年新添709万城里人》中，稿子虽然写的是河南5年城镇化的成就，但是通篇没有照抄照搬一句文件内容，却将容量宏大的内容不动声色地融入到了故事化叙述当中。如果没有笔者对城镇化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
城镇化，在河南，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合称“三化”。河南是个农业大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省委省政府的主张。也是河南人民迈向小康生活的必由之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关于城镇化的解释通俗易懂，他说：“农民不变成城里人。他的收入就高不了，等绝大部分农民都变成城里人了，剩下的农民收入才能得到提高。所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城市化，或者说是工业化的过程。”
笔者一直关注河南城镇化。从城镇化的提出。上升为河南的经济发展战略，河南这些年来采取的多项有力措施，到其取得的成就。笔者一直关注，也不止一次写过这方面的报道。
同时，笔者也了解到河南城镇化进程有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比如，农民怎样才能成为城里人?如此多的农村人进城以后如何在城里站住脚、扎下根?如何让这些进城农民生活好?等等。
在关注河南城镇化进程时。笔者放远眼光，自觉不自觉地把河南的城镇化放到全国、全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量，这些年，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笔者了解到，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世界城市化浪潮推动下的必然产物，河南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很低，甚至低于云南、贵州等偏远省份，仅高于。但是，河南这几年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措施大胆有力，像2005年年底，河南推行按居住地登记户籍制度等旨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政策出台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新浪网制作专题称此举是“河南一小步，国人一大步”。
对“党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心声”有了透彻了解和掌握，对河南城镇化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把握。正是这篇故事化消息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新闻故事化当然要求记者要讲故事。
给读者讲故事，记者就应该首先有故事，给读者讲两个故事，记者就起码应当有10个故事的储备。这就要求记者有深入采访的功力，要求记者不能光泡在会议里、浮在上面，而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沉入基层。
笔者的这篇稿件中，故事的主人公、在郑州卖胡辣汤闻名的周口农民方中山、姚提仙夫妇。就是积累多年的采访线索。在大学读新闻系时，笔者就树立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当记者是24小时工作制，别人出去吃饭、买菜是单纯的吃饭、买菜，而记者就应当多根弦，留心有没有新闻线索。而笔者的这条新闻线索就是吃饭吃出来的。他们夫妇俩卖的胡辣汤全城有名。每天店门口车水马龙，很多人从大西郊开车过来就为了一碗胡辣汤，口口相传，笔者和家人也曾多次品尝。每次去都能听到一些关于夫妇俩卖胡辣汤致富的新闻。搞新闻的人有“职业病”――新闻瘾，每次都觉得应当可以写点啥。但总是觉得这里边内涵丰富。如果作为一个简单的致富故事来写未免糟蹋了题材，就一直储存着。
接到采写河南5年城镇化成就的任务，上述这些关于城镇化的积淀喷涌而出，经过认真梳
理和深入细致的采访，仅仅用了两天，笔者就完成了这篇高质量的稿件。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市地记者管理部)
编校：郑 艳
附原文
河南五年新添709万城里人
本报讯(记者郎志慧)姚提仙当初嫁给方中山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是个卖胡辣汤的。
现在，姚提仙只感到幸福：随方中山在郑州卖了十几年胡辣汤。变成了城里人。
在郑州买了房，她和孩子的户口从160公里外的豫东西华县西夏乡方庄村迁到了省会。
夫妇俩把胡辣汤卖成了郑州名小吃。姚提仙说，俺村有二三十户在郑州做生意，成了郑州人。
“搁以前想也不敢想。”姚提仙感叹。她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近几年，河南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省内农村户口迁入城镇的，允许保留其承包地5年，5年后鼓励实行承包地有偿流转……这些被新浪网友赞誉为“河南一小步。国人一大步”的开先河之举，使城市向姚提仙这样的“草根阶层”敞开了大门。
过去5年，像姚提仙这样进城的农民不少，全省增添了709万城镇人口，这使河南城镇人口比例提升了三成多，城镇化率超过了33％。
姚提仙说：“城市人忙了不做饭，俺有爹传的手艺，用真材实料，汤好喝了都来，不就挣钱了吗?”有活儿干，有钱挣，农民才能在城里扎下根。
城里有的是姚提仙们落地生根的沃土。郑州、洛阳、开封、新乡、许昌、平顶山、焦作、漯河、济源9城市组成的中原城市群，有99个产业集群。郑州的现代物流业、金融业、先进制造业；洛阳的先进制造业；漯河的食品加工业等，像块块磁石。吸引全省、全国怀抱创富梦想的人们纷至沓来。创造财富，开拓人生。
每天从凌晨五点忙到晚上八九点，姚提仙不知道：河南城市多了，38个，在全国敷第四；城市几乎都建了新区，城镇面积多出了重庆市那么大；郑州大了一倍，经济总量在中部敷第二；各个城市之间都能高速到达。郑开大道开通了，郑州要带着开封跑。
姚提仙不上网，她当然也不知道，有个安阳人以“中国的河南、世界的河南”为题在网上贴了十几幅河南城市照片，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绽放着古典与现代的光芒。有个台湾人采了，他说，看看城市就不觉得河南是农业大省了。
可是，姚提仙熟悉身边的变化：初来时搭棚子卖胡辣汤的北关。变成了“紫东苑”商品住宅区。“路宽了，楼多了高了，人多了，郑东新区可好看了。”
郑天熊宗师，是香港太极拳学会的创办人。
郑公的太极武功学自其叔郑荣光先生(吴鉴泉入室弟子)及齐敏轩大师。郑公武功精纯，是将太极拳用于实战的伟大实践者与成功者。
1957年11月，台湾举办台、港、澳国术比赛，郑公以太极武功击败台湾冠军余文通，而获散手重量级冠军。
1971年郑公率徒弟赴台参加东南亚国术擂台赛，其弟子陈沃夫获重量级甲级冠军，何超余获中量甲级冠军，朱远图获轻量乙级冠军，并获团体总冠军。
1973年，郑公的徒弟郑坛强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东南亚武术擂台赛上，获轻甲级冠军。
1980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华人武术擂台赛”上，郑公门人唐戚达获超重量级冠军，唐志坚获中量乙级冠军。
在80年代后，郑公受到欧洲太极门派人士的邀请，前往讲学三次，去澳洲讲学两次。讲学内容涉及太极与《易经》理论的关系、与道家学术的关系以及太极拳的技术；讲学受到与会人士的热烈欢迎和好评。全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人士都曾来香港随郑公学习、讨论过太极武功，他们中很多回去后也教授太极拳，将太极运动传播给更多的人门。
1991年6月，郑公率同弟子在香港举办国际太极推手比赛。共有美国、澳洲、加拿大、中国广州、法国、德国、英国、日本、马来西亚、苏格兰、瑞典、香港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十四个代表队参加，比赛盛况空前，得到极大的成功和好评。
1994年5月25日，香港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两个城市进行“国际康体挑战日”比赛。比试当日，看哪一个城市的居民较为活跃，有更多人参加不少于十五分钟的自选体育活动。香港市政局康乐体育事务处邀请香港太极总会同仁协助，组织太极运动爱好者参加这次比赛日的运动。香港有一万多市民参加了“万人太极大汇演”，为搞好这次超大规模的太极表演，郑公指导众人表演，创下了香港一次性参加体育运动人数最高记录，为香港在“挑战日”的比赛中胜布达佩斯立下了功劳。
郑公在香港传授太极拳五十多年，有二万多人跟他学过太极，训练突出的太极人才有百多位。目前，郑公已退休，回到故乡中山市三乡太极山庄。
笔者也曾受教于郑公，尤其是太极内功“阴阳二十四法”。郑公是当今此太极功的唯一传人。当初吴鉴泉宗师在国内也传给了少数弟子，可惜这些人太保守而致失传。
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该剧导演郑晓龙。这位打造了《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等一部部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电视剧作品的导演，在谈到《芈月传》以及自己的成就时，说他最想感谢的是编剧王小平。王小平，除了是《甄执》《芈月传》的编剧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郑晓龙的夫人。
那些争吵是烟花，是美丽日子的浪漫
时光逆转到《芈月传》拍摄片场：郑晓龙不时地回头和身后的女子交流着，突然，两个人“争吵”起来―原来，这个镜头涉及诏书的内容，按照剧本所写，古代诏书有多种用途，郑晓龙对此有些质疑。但是，身后的女子坚持告诉他，剧本的描写准确无误。于是，两个人因为各执一词，又互不妥协，吵了起来。
最后，郑晓龙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对女子厉声道：“我现在就去一个字一个字查，要是错了，看你怎么办？”
女子毫不示弱，应道：“错一个字，我就给你一万块钱。”
郑晓龙回道：“谁稀罕你这点钱！”说完，甩下剧组，扬长而去。
这个女子就是王小平。
这样的“争吵”，每次都以最后的“核实”为准，正确的一方赢，错误的一方输。当然，这样的“争吵”也仅限于工作中。生活中，夫妻二人如胶似漆、相敬如宾。
1985年4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中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北京电视制片厂的郑晓龙和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王小平都去参加会议，两个人就此相识。初一见面，郑晓龙就被美丽又恬静的王小平吸引了。渐渐地，郑晓龙的聪慧、机敏，以及坦荡率性的性格也打动了王小平。她发现，这个骑着摩托满街飞驰的大男孩儿，不仅是北京电视制片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文学编辑部主任，还是个不错的编剧，对文学和影视作品有着超常的见解和品位。
王小平感觉到了爱情的召唤。
1985年年底，郑晓龙去海南拍摄《大林莽》。巧的是，王小平也要去广东组稿。郑晓龙听说后，便邀请王小平结伴去。虽然只是一段旅途的同行，郑晓龙却为能够和心中的“女神”近距离相处而兴奋不已。到了广东，两个人互道再见，旋即投入到各自忙碌的工作中，但两个人的心中似乎都多了一些期盼。
第二年春，郑晓龙因为监制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的拍摄，一些镜头需要深入到老山前线。虽然当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中方胜利宣告结束，但此后两国间仍存在对抗，边界偶有冲突发生。想到自己这一去，就要和王小平隔山隔水，甚至生死难测，他找到王小平，道出了藏在心中的“火山”：“小平，我要出去3个月。也许，会有生命危险。要是……我回来了，你愿意我们今生永远在一起吗？”
王小平看着他，未语，恬静地笑着，点了点头。
带着王小平的微笑，郑晓龙启程南下。半年后，他披着秋日南国的阳光，凯旋北京城。顾不得回家，他第一时间找到王小平，王小平再一次投以恬静的一笑，他仿佛一下就被融化在那笑容里。
他们的爱情之花终于绽开花蕊。
1990年，王小平要去美国深造。人还没有出发，郑晓龙的心仿佛就已经被掏空了。就在他愁肠百结时，王小平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郑晓龙当年去老山前线拍摄《凯旋在子夜》后，王小平写给郑晓龙的几十封未寄出的信。一封封情书读下来，郑晓龙看到了王小平对自己的那份真挚的爱。
此后，郑晓龙和王小平开始了令人煎熬的“异国恋”。不过，因为有着信任，这爱情的灯火，让一个个思念的长夜温暖又幸福。爱情的美好也带给郑晓龙无尽的创作激情和灵感，这期间，他相继推出了引发观剧热潮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
1992年，郑晓龙赶到美国，和经历了7年爱情长跑的王小平喜结连理。
有一种依偎，是同甘苦共命运
郑晓龙1952年出生。虽然父亲是一名军人，但家中藏书颇丰，他的童年几乎是在书堆里度过的。1970年，郑晓龙参军入伍，因为文笔好，在部队机关做宣传干事。退伍后，他成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3年后，一天也没有复习的他跟着几个要好的伙伴报名参加了高考，结果，他顺利被北京大学分校录取。1982年，郑晓龙毕业，他没有回到原单位，而是进入北京电视制片厂。
那个年代的电视剧，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可以说，《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成功，一下扭转了国内电视剧的命运，从“弃儿”变成被关注的“王子”。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是，即便是如此热播的电视剧仍旧不赚钱。
50集的《渴望》投资102万元，却只收回57万元;《编辑部的故事》投资150万元，只收回96万元。如何拍摄出既叫好又赚钱的电视剧，让郑晓龙这一批电视剧制作者陷入思考。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句《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经典台词颇具哲学味道。1992年，郑晓龙决定投拍这部连续剧，说他完全是在进行一场破釜沉舟的“赌博”也不为过。
1992年，“出国热”席卷中国。出国，成为很多人的淘金梦。郑晓龙想还原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的真实生存状态。他对《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充满信心，在他的筹划中，这部剧必须到美国实地拍摄。但是，150万美元的预算对当时全年经费仅有180万元的北京电视制片厂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郑晓龙的性格里有一种不肯认输的倔强劲。绞尽脑汁后，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家企业老总“化缘”，对方对1000万元的赞助表示爱莫能助，不过，让郑晓龙意外并感动的是，对方表示可以无偿给他50万元。50万元虽然和1000万元相差甚远，却让郑晓龙看到了希望。但是，接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无功而返。
这天，郑晓龙拨通了远在美国的王小平的电话，述说着自己面对的困境。王小平没有接他的话茬，只是轻声细语地跟他说道：“听说，你请葛优出演《编辑部的故事》，挺好玩的，跟我说说呗……”
说起《编辑部的故事》和葛优，郑晓龙的情绪一下轻松起来。
为《编辑部的故事》物色男一号时，这部剧的撰稿人之一冯小刚觉得李冬宝的形象就是给葛优量身定做的，遂向郑晓龙推荐葛优。然而，葛优却告诉冯小刚，自己刚答应出演张小敏导演的《大冲撞》中的一个角色，没有档期。冯小刚鼓动葛优推掉张小敏的剧，葛优表示，那样做会得罪张小敏。无奈，冯小刚“要挟”葛优，说：“你怕得罪张小敏，就不怕得罪我们吗？”然后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替葛优分析，“你反正是要得罪一个人。在张小敏那，你出演的是一个小配角，我们的剧里出演的是男一号，就算得罪了张小敏也划得来吧……”最终，葛优加盟《编辑部的故事》。
郑晓龙在电话这边讲着，王小平在电话那边听着、笑着。讲完，郑晓龙恍然大悟，王小平是在告诉他：办法总比问题多。
最后，北京电视制片厂决定抵押资产贷款拍摄《北京人在纽约》。
这对于身兼制片人、编剧、导演于一身的郑晓龙，压力可想而知，但也体现了北京电视制片厂对他的器重与信任。
郑晓龙如此有信心，还因为他相信，有王小平的帮助，他的拍摄工作一定会顺利很多。
果然，郑晓龙如愿携剧组人员到了美国，王小平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这部剧的英文翻译和编辑。除此以外，王小平还尽其所能地提供自己所知的美国生活细节，对剧中的大量英文对白，更是不厌其烦地向美国演职人员解释剧情和人物关系。在王小平的帮助下，郑晓龙的拍摄工作顺风顺水。
《北京人在纽约》没有辜负郑晓龙，播出后，再次掀起收视热潮，斩获了国内所有电视剧大奖。王小平如释重负地笑了。郑晓龙也笑了，对王小平说道：“我拍这个戏，是有点儿私心的，就是为了每天能见到你。”王小平的笑容一下僵住，继而，眼圈一红，珠泪帘落……
天地可鉴，你是另一个我
郑晓龙和王小平的合作其实早就有过。两个人初识时，作为海岩小说《便衣警察》编辑的王小平，发现海岩的作品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便推荐给郑晓龙。王小平敏锐的眼光让郑晓龙折服。
两个人结婚后，合作也就变得更加如鱼得水。
除了《北京人在纽约》之外，夫妻二人还合作过电影《刮痧》，电视连续剧《甄执》，以及近期热播的《芈月传》等。虽然夫妻两个经常会因工作而“争吵”，但抽身工作后，便立刻恢复了恩爱有加，相敬如宾，甚至是浪漫醉人的状态。
郑晓龙原本特别喜欢吸烟，而王小平非常反对。
每次，只要郑晓龙在家里吸烟，王小平并不阻止，但一定会锁着眉头，沉着脸去开窗开门开抽风机。一天夜里，郑晓龙看剧本看得投入，习惯性地点燃一根烟。本来在卧室看书的王小平冲了出来，打开所有的门窗……正是数九寒冬，寒气立刻灌了进来，一下吹醒了郑晓龙，他急忙掐灭烟头去关窗，随口说道：“大冬天的，至于吗？你就不怕全家感冒啊？”王小平冷着脸回道：“全家感冒是小病，要是都得了肺癌那才全完了。”郑晓龙无奈，打起哈哈：“你看看，你看看，本来挺好看的脸蛋儿，皱着眉头跟板凳狗似的，丑死啦……”
郑晓龙也曾多次尝试戒烟，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2009年年底，在美国陪儿子的王小平打来电话，一开口，就开宗明义地对郑晓龙说：“我先声明哦，我没有逼你戒烟。”郑晓龙警觉地意识到，王小平话里有话，“嗯”了一声回应着。王小平立刻说道：“我今天遇到一个朋友，他送了我一种药，据说能减轻烟瘾，你吃吃试试？”说到这里，王小平停了一下，再次强调道：“我真的没有逼你戒烟哦。”郑晓龙感觉到王小平期望他戒烟的强烈之情，又感受到对他的尊重之心，回应道：“那就试试……”不久，王小平带着药从美国回来，还买了许多零食。王小平循循善诱：“想抽烟的时候，就吃这些零食，帮你少抽烟。”
两个月后，郑晓龙戒烟成功，却染上一个怪癖：喜欢上吃瓜子。尤其是拍剧的片场，瓜子必不可少，一部剧拍下来，他吃掉的瓜子有十几斤。对此，王小平是大力支持的，郑晓龙有拍摄任务时，她每天早上都会叮嘱剧组的工作人员，帮郑晓龙准备好瓜子。
也是这一年，《甄执》立项。当时，王小平去美国陪儿子读书，郑晓龙将求助电话打到美国：“你人走了，任务也得带走，当这个戏的编剧吧！”王小平想推，却由不得她。因为，这部剧是她推荐给郑晓龙的。
《甄执》剧本改编了三稿，每一稿都凝聚着王小平的无数心血。
修改第二稿时，王小平带儿子回国度假。本应是久别胜新婚的夫妻两人，见面后就发生了争吵。起因是郑晓龙觉得第二稿中有关华妃吃酸黄瓜催吐的情节太雷人，要删除。王小平认为吃酸黄瓜与华妃的人物特性一致，这幕戏一定要保留。夫妻俩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彼此又都不让步。
郑晓龙叹了口气：“为什么别的编剧都是我指哪儿他们打哪儿，只有跟你沟通这么难呢？”王小平笑笑：“因为我是编剧，还是你的妻子。作为编剧，我考虑剧情角色的合理性;作为妻子，我则有责任维护你的声誉。”
此后的拍摄中，再遇到事，郑晓龙都会跟王小平商量。
2012年年初，《甄执》与观众见面，叫好又叫座。当有媒体追问郑晓龙剧中哪个女人最美时，郑晓龙说：“王小平才是《甄执》里最美的女人。我曾希望自己精彩时遇到一个人，结果，在遇到一个人后更为精彩。所以，我要说一声，谢谢我的爱妻！”
这是一个男人，能够说给妻子最动听的情话了吧！
《甄执》拍摄完成后，郑晓龙曾对媒体表示，要每年拍出一部好剧，作为对妻子王小平的感谢。而王小平却希望他能多歇歇：“头发都熬白了，不能再这么拼了！”
郑晓龙点头回应着王小平。可是，当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剧组找上门来，他再一次投入到没日没夜的工作中。
2014年，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刚刚拍摄完成，郑晓龙又投入到《芈月传》的拍摄工作之中。因为好久没有陪儿子了，这期间王小平去了美国。临行前，她像个祥林嫂，不厌其烦地叮嘱郑晓龙工作不要太拼了，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学会照顾自己……她自顾自地说着，郑晓龙只是嗯着。王小平知道，郑晓龙一旦工作起来，她的话就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表面上看，《芈月传》主要表现芈月从一个小女人，慢慢成长为有家国情怀的一代女政治家的故事。但是，在郑晓龙心中，《芈月传》是一部格局更大的剧，他要拍出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程，包括朝代的更替、人物蜕变的过程。对于芈月，他也有着特别的理解，芈月及其身边的那批人，为国家复兴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从政治的角度讲，是可圈可点或者说可歌可泣的，从价值观上来讲，是充满正能量的，他希望观众能够从《芈月传》里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
在这样的期望中，《芈月传》的拍摄到了后期。
“一定要在高峰之旁再竖一座高峰”，电视剧《甄执》获得成功后，当有记者问郑晓龙先生如何超越时，他这样回答。尽管已经成为电视台重播率极高的“神剧”之一，但郑本人并不喜欢《甄执》当中一些小女人之间鸡零狗碎、勾心斗角，在他看来，它们格局太小了，他决定拍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属于“高峰”的故事应该具有家国情怀，这位以现实主义题材著称的导演把这样的期待寄托在最新作品《芈月传》上，一部讲述中国第一位女政治家一生的电视剧。
仅从数字上看，成功似乎又一次站到郑晓龙这一边。《芈月传》播出仅仅8天，北京卫视的全国收视率单集就已破3。2016年1月4日，《芈月传》收视率破4，1月8日，《芈月传》在全网的总播放量超过200亿。
但一些网友对芈月的角色设定颇为不满，认为这个一直很完美、总是特无辜的形象有点“白莲花”“绿茶婊”。而且在核心价值观上，《芈月传》已经为现在年轻人所陌生―那依然是个人要为国家牺牲的故事。
2015年12月29日，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郑晓龙放松地坐在家中天井中接受《人物》采访。除了拍戏，这位中国最资深的电视导演不常出门，见客也在家里，他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气场里，照顾他钟情的锦鲤与花草。当记者向他提及这种争议时，一向以温和与平民化著称的郑晓龙有一点不高兴。
62岁的他原来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词，什么是“白莲花”，他问年轻人。“就是逆来顺受的，倍儿善良。”至于“绿茶婊”是什么意思，郑晓龙说，“我弄不清楚，反正就是和白莲花意思差不多吧。”
郑晓龙不明白了，这不是女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嘛，以德报怨、特能忍、受苦难、特正直。“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种善良好人呢？”他有些恼火，“那我说中国第一大‘白莲花’你知道是谁吗？是刘慧芳啊！第一大白莲花。可是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有刘慧芳这样的人吗？”
在34年的漫长创作生命里，对于这位中国最资深的电视剧导演来说，争议从不是陌生的事。《编辑部的故事》曾因讽刺马列教条主义差点不能过审，《甄执》曾被《人民日报》刊文批评腹黑。即便是1990年代初期引发全民轰动的《渴望》，它所提倡的价值观在当时也没能获得一致认可。当时全国妇联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认为刘慧芳不是一个新社会的妇女。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向《人物》坦率地说出当年看完《渴望》的感受，“我并不很喜欢”。1990年，博士毕业的尹鸿作为那时“极其稀缺”的现代文学博士，和其他十几位学界颇有分量的专业人士被郑晓龙邀请到一个招待所，从早到晚花了三天三夜提前看完这部作品。
《渴望》讲了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遭遇各种劫难后仍然保持善良的故事，“像刘慧芳这样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和思想解放运动初期，这种忍辱负重的人物都是作为批评对象，基本上都是属于哀其不争、怒其不幸，都是属于缺乏个性解放的那一种”，尹鸿说。但在《渴望》里，这种主人公第一次成为正面歌颂的对象。而且自此之后，大量刘慧芳式的人物与家庭剧出现在中国荧屏，但“在这之前我们强调是说这个社会不对，你就要改，你要去改变它”。尹鸿说，他认为这种变化跟当时紧缩的社会氛围也有关系。
但是郑晓龙无法同意这种批评，“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难道不好吗？都变成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式的女性？”女人就是应该有女人的样子，就是要善良，要温柔，他始终这样认为。即使在《芈月传》这部讲述女政治家一生的作品中，郑晓龙仍自觉地沿用了具有这些品质的女主角，善良，坚强，从不主动争抢却被命运一步步推向成功。
尽管电视剧往往被视为大众娱乐产品，但从《渴望》开始，郑晓龙就坚持在其中反映现实生活，传递他所认为正确的并且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价值观。《渴望》推崇的是真善美，《编辑部的故事》里蕴含了时代青年的迷思，《金婚》每一集都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便是在古装剧《甄执》里，郑晓龙也没有放弃他的原则―至少，他认为这部电视剧抨击了古代婚姻制度，是“反封建的”。去年11月开始播出的《芈月传》，则被他视为体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012年，结束了《甄执》，郑晓龙和他的太太，也是《甄执》、《芈月传》的编剧王小平就请人推荐一些古装题材准备下一个剧本，他想拍一个“格局大一点”的故事。其中一个叫蒋胜男的作者说起手里有一个秦始皇高祖母的故事。王小平一听，觉得这个有意思，“这个人物它实际上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她是做了前期一个打基础工作，又是中国的第一个女政治家。”作为秦始皇的高祖母，芈月从楚国庶出公主到称霸六国的大秦铁血太后，执掌秦国41年，坚持商鞅变法，主张国家统一，让秦国走出内乱。
但真的开始查阅资料时，两人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历史文献里关于这位女政治家的记录非常少，“就几百字”，而且还带有强烈的色情味道。芈月能够帮助秦国实现中国统一，得益于草原王义渠君在军事上的帮助，史书中，这段关系被描写得比较“肮脏”，她被认为是通过性勾引获得了人生成功。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孙俪是《芈月传》最早定下的演员之一，这位较多以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出现在荧幕的女明星得知消息后也表示了犹豫，“孙俪在创作上她是有主见的，这个人物她会提疑问的，她不会去演一个她认为不干净的人物。”王小平说，“如果义渠王跟孙俪……不是一个情感关系，是一个比较脏的交易关系，我们的演员她都排斥。”
这让郑晓龙和王小平更加坚定，必须写出一个能说服自己，也能说服孙俪的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不道德”的性关系“不是我不能接受，是大众不接受，你知道，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它一定应该传播的是大众价值观”。郑晓龙始终坚信这一点。
为此，王小平独自封闭在北京三元桥和四元桥之间的一套房子里，远离家人，专注创作。她“拼命在找一个情节”，在芈月沦为贱民时，让“一个男人为她什么都做”，最终她用义渠王“以命换命”的牺牲，赋予芈月会爱上这个男人的合理性。
最初为捍卫女政治家纯洁性必须进行处理的人物关系，最终促成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高潮，芈月因坚持国家利益和秦法，牺牲了个人情感，要处罚义渠王的救命兄弟，兄弟为了不让两人产生矛盾选择自杀，走投无路的义渠君独闯大殿，赴死般地在芈月面前被杀掉。
2015年8月，最后一道工序声音混录，电脑屏幕播放到这一幕时，有的工作人员当场就忍不住，“哗哗”哭了。
王小平并不意外。清瘦、短发、干练、穿着朴素的她自认“泪点特别高”，郑晓龙曾说这一生都没见过她几次流泪，但“这场戏我写得自己热泪盈眶了，一定能打动全部观众”，她说。
巴顿将军
2015年10月22日，郑晓龙坐在家中客厅面对摄像机，《人物》记者希望他回忆2015年最难忘的时刻，大家先猜测是不是《芈月传》杀青，令人意外的是，郑晓龙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回答是“十一”阅兵。那一天，他发现自己看到正步向前的年轻士兵时，自小便受到的“为国家”、“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民族”贡献生命的激情教育至今仍然能够被唤醒。
《芈月传》前期策划时，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高飞记得，郑晓龙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拍一个宫廷故事，他有更宏大的折射中国现实的野心。在郑晓龙心目中，芈月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国家统一，一个是坚持改革，他告诉高飞，前者他是想呼应“南海争端”问题，后者则是“跟咱们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关，郑晓龙更想把芈月看作一个提示中国要坚持改革的符号。
尽管在当年精英知识分子界，《渴望》被看作是一个旧式价值观的故事，但这一争议很快在一年后因为《编辑部的故事》而结束。事实上，郑晓龙从来都是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坚决拥护者。1991年，他策划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毫不含糊地向精英们证明这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创作者，他内心对于思想开放和改革有着不亚于任何人的渴望。在这部电视剧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机会的年轻一代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声音，其中充满了对教条马列主义者的调侃，对年轻人新型暧昧恋爱观的真实还原，以及对时弊的针砭。
看完《编辑部的故事》，尹鸿非常喜欢，他又看到前一段的改革带来的余波和社会对改革的认同。
郑晓龙对于政治家和改革者的期待也很接近他对于刘慧芳和芈月的期待，他要求他们的纯洁性。面对年轻人对于芈月的质疑，郑晓龙认为这是因为如今政治家的形象已经被《纸牌屋》之类美剧限定为阴暗的权谋者。
“政治家是不是就应该特别阴险？”“是不是应该不择手段？”郑晓龙反问《人物》记者。
“我觉得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一个坦荡的光明的人格，用人格力量感染我们的社会”，他的妻子王小平在一旁补充，“比如说林肯，比如说华盛顿，比如说杰弗逊”，她所举出的大多是一个新时代开创初期为国家奠定光明与信心者，正如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她和丈夫郑晓龙推崇的是、这样具有高贵品行的政治家。
《人物》摄影师拍照那天，当摄影师让郑晓龙试着摆些标志性动作时，套着版型僵硬的皮夹克，这个62岁的身体意外回到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把手裤兜，身体前倾，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又痞又酷的姿势，“这是我们年轻时穿上军装在大街上常摆出的动作”，郑晓龙说。
在中国电视剧界，郑晓龙曾被比喻为“巴顿将军”。一是指当年冯小刚、赵宝刚都由他一手提拔，连王朔、姜文也拜他的作品获得大众知名度，另一个原因则是郑晓龙出生于军队大院，父亲是中国人民总后勤部的部级干部，在部队里耳濡目染那些打仗的故事，让郑晓龙从小的梦想不是当导演，而是当一个职业军人。他并不觉得父母是是自豪的事，而是当时主流价值观把为人民服务和荣誉感连接了起来，在全国人民心中就是做好事的，这激励了他。
郑晓龙对于那种理想人格的期待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但他的少年时代并不美好。1966年，“”让他的童年戛然而止，因刘少奇的关系，郑晓龙的父亲比较早地在那场动荡中被揪了出来，郑晓龙记得忽然家里窗外都是大字报，玻璃被打碎了，他的父母躲在厕所，他和姐姐气得拎着擀面杖要出去跟同龄人拼命，“因为打架的，砸玻璃的都是小孩”。
荒唐岁月，他的军人梦也以一种尴尬的、和想象截然相反的方式实现了。1970年，郑晓龙被强迫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他很快发现，比起其他人，他要干更繁重的活，比如上山打石头、放炮。有一次，他从管理者的本子上看到，“郑晓龙其父，三反分子”，发现自己竟然是这么被看待的，“顿时觉得没法待了”。他和班里同样遭此对待的战友一起，趁班长不注意，把棉被蒙在班长的头上，暴打了一顿，然后跑掉。
他逃过三次，前两次逃亡失败后被抓回去按逃兵处置，捆起来批斗，最后一次，他在11月的东北雪地里跑到车站，扒上货车，回到北京。
第二年，郑又去了二炮一个在河南山里的部队参军。这个部队当时要研制一种中远程炮弹，但什么都建好了，炮弹却迟迟研制不出来。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部队不搞军事训练，天天政治学习，“那你说部队还有什么意义？”郑晓龙说，这让他们觉得很不正常。
但他们没敢真正怀疑什么，“那会儿心灵上还没有染上多少尘埃，而且一腔热血”，他的战友、另一个来自北京的大院子弟严江征说，怀疑现实就意味着对的怀疑，“以前的脑子里有一种神话嘛，就是伟大领袖是无所不知、一贯正确”。
那年9月13日，的叛逃以及随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开最终给这些深山中的“红二代”们带来了巨大思想冲击。在这份冷酷的纪要之中，一切都被看作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在严江征看来，这是“一个绞肉机式的政治”观。这和他们所被灌输的共产主义理想大相径庭。
为把伟大领袖洞察一切的神话继续下去，又有一封声称1966年写给的信被公布出来，信里表明毛在那时就有先见之明地看出了的野心，提醒注意，但让大家怀疑的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已经把作为接班人写在里，单纯的他们终于敢猜想，这就是宫廷权术，和马列主义不相关，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痛苦和迷惘的。在此之前，毛在他们大脑里就像有保护电路似的，“有时候一想到毛的时候……‘啪’地一下就跳开了，不能怀疑”，严江征说。
个人觉醒
1976年，严江征和郑晓龙已经分别当了7年和5年兵，他们之前对军队投射的宏大理想也在等待和无聊的政治学习中被耽误、被消磨，“我说我们参军是建功立业，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么多年这弹造不出来，”造不出来的原因到了“”后期大家已经很清楚。1976年，严江征和郑晓龙说，我们在这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回北京吧。
回到北京没几天，严江征和郑晓龙便和首都反对“”的青年走上天安门广场，这便是著名的“四五运动”。在学者尹鸿印象中，这次运动开始的主体就是大院青年，“因为那个时候信息也不像现在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大院这帮孩子知道发生了什么”，尹鸿说。
“就是因为对它失望，‘事件’之后进一步失望，觉得将来不知道怎么样”，郑晓龙说，“其实你那会儿还是希望中国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民主，更加平等。”
郑晓龙和严江征在“四五运动”中安全脱身，但当他们知道有很多人被抓进去时，便在一年后策划参与了另一场运动，“西单民主墙”事件，呼吁释放被捕的人，为“四五”。
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带有郑晓龙和严江征一贯的赴死情怀，“当时他妈无所谓，因为‘’期间嘛，因为有很多人都以政治犯的名义都进了监狱。当时大家不都说嘛，没坐过监狱，这个人生不够完整。”严江征回忆。和平年代，这种情怀已很少有表现出来的机会，但在《芈月传》拍摄现场，当它忽然爆发而出时，还是令青年演员高云翔惊住了。在坝上草原拍摄时，郑晓龙一直对一个取景地非常不满，找了很多都没有合适的，年过六旬的他突然看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自己一脚就开上去了，那坡很危险”，高云翔回忆。
1978年4月3日，郑晓龙借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的演讲，搞了一张标题为“控诉法西斯”的大字报。“我是（在）那个民主墙（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他平静地告诉《人物》记者。到了第三天，人们纷纷追随，把各种各样的声音贴在上面，这堵墙最终成了人民在“”下台后表达民主意愿的载体，后来被称为“民主墙”。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把反对极权、要求变革的打油诗、口号贴到公共空间是唯一能够获得迅速传播的表达方式。“晓龙是一个我可以把我的后背交给他的人”，严江征说。为防止被便衣警察发现，他们在贴大字报时总有一个人负责留意周围可疑的人，两个年轻人约定，如果一旦被发现，郑晓龙就大喊：“他妈的这小子是便衣！”因为那时的人们深深仇恨无处不在的控制，这样一喊，便衣就不敢出头了。
郑晓龙和严江征精心挑选了贴大字报的时间，那是一周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他们明白这个时刻还没有什么人在外面，但又临近中午，如果能坚持一两个小时，马上就会有很多人看到这张大字报，如果被大量的人看到，便衣就不敢在光天化日下把它撕掉，“他要揭的话，就挨打的”。“它只有产生传播效果，才能发生作用。”严江征说。那时他们就明白了在中国快速把事情做大的重要性，这在后期郑晓龙开始他的电视剧事业中，有过多次体现。
要对得起纳税人的钱
郑晓龙最终在“”后赢得了他的做事空间。当了3年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农村部记者的他，考上北大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担任编辑。虽然那时他已经30岁了，但比起60多岁的上司，已经算是非常年轻，不到一年他被提升为编辑室主任，两年后就当上中心副主任，那时中国因“”出现人才断代，急需年轻人补上空缺。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位于西三环航天桥旁，当年只有两排平房，冬天需要生火，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乒乓球台上铺一块大红丝绒布就是办公桌，但这成为于金伟青春记忆里最怀念的部分。已经是北京电视台购片部主任的她那时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尽管加班没有加班费，但中心的人都愿意周末出来干活，她觉得那些人身上永远有一种热腾腾的动力。
更让于金伟怀念的是中心的两位老领导，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的李牧那时负责中心的管理，郑晓龙负责创作。李牧虽然是中心主任，但在于金伟的记忆中永远骑着自行车从一条长长的石板路经过，那时中心没什么车，有车也全部用于拍摄，永远是戏为大。郑晓龙可以把很多机会让给别人，“在这个行业很难做到”，于金伟说，有很多年郑晓龙没有拍戏，往往是他把剧本弄好，把钱弄来，然后你来拍吧！
中国电视剧开始进入大规模制作，正源于1982年9月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以及1年后成立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挂靠央视，而郑晓龙所在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属于北京电视台，随后又被北京广电局收回。
“电视台很大，局很小”，郑晓龙记得，“大台小局”导致两个中心的命运极为不同，有央视广告作为靠山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大部分拍的都是《西游记》、《红楼梦》这种需要大量外景经费的名著类题材，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则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依靠国家拨款，到了1994年，郑晓龙当上中心主任，一年经费180万，“够给我们中心的人发工资的60%，70%”。
“电视台那会儿也在残酷的积累阶段”，郑晓龙说，1990年代开始，郑晓龙就呼吁电视台应该多花钱来购买好的内容，“你牛逼的是我有多少名牌栏目，我又有多少名牌的主持人，我有多少片子的版权，我说美国人把节目收入的70%用于节目，返还到节目创作上去”，但中国电视台有钱先掀起的是盖大楼风潮，在北戴河盖自己的度假村，在上海盖大剧院，甚至“投资在高速路上，它都不用在节目上”。郑晓龙记得，那时《渴望》的钱按照稿费算发，“一分钟10块、15块，你给它50分钟的节目你想才多少钱？”
四大名著在当时就像今天的IP，是已有口碑基础的优质内容，能把它们改编成电视剧，本身就是成功的一半，但郑晓龙没有足够的资金，他的方法是必须从故事阶段就开始原创，按有限的制作条件创造出合适的故事。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一个译制部，翻译过巴西等一些南美剧，比如《女奴》、《匪帮》，这些剧后来在中国反响都不错，而且大多是家庭题材，最关键的是它们都可以在单一室内场景完成大部分拍摄，“穷则思变”，郑晓龙意识到“这样可以节省资金”。
在那时，郑晓龙就展示出高超的凝聚力，他很快依靠朋友推荐，筛选出跟他出身相似、生活在同一个圈子、有类似经历的大院子弟们一起创作，比如通过弟弟认识的其同部队战友的弟弟王朔，他们彼此之间总能看到其他圈子看不到的东西，在别人看来，王朔是玩世不恭的，但郑晓龙不这么看，“我觉得他们根本没看明白，我觉得王朔作品里面，就是包括王朔本人……他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渴望》的故事来自一种密集的头脑风暴，在北京蓟门饭店里，郑晓龙、王朔、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员工李晓明、郑万龙一起聊了3天，之后李晓明回去写大纲，一个月后拿回17万字的大纲，大家又开了三四天会讨论，然后李晓明接着回去写剧本。
不止一人和《人物》记者回忆起那种合作产生的创作力。于金伟后来回想，为什么电视中心能出那么多经典作品，直到有其他地方的人和她聊起他们的创作方式时，于金伟才恍然大悟，在别的地方，剧本都是一个人写，但在中心，有了一个创意之后，郑晓龙会找来王朔、冯小刚等人一起聊，那段时间几个人通常住在一起，每天就是讨论，一日三餐都在一块，这是聪明人之间的碰撞，作为领导的郑晓龙最后再把这些创意完善，把精华部分汇聚一体，变成一个好故事，交给一个人去写，交给一个人去拍。
直到今天，这种沾染着80年代思想解放自由氛围的讨论仍是郑晓龙在创作中最享受与最渴望还原的部分，如果有编剧写不下去了，他依然愿意当那个把大家都找来的人，请大家一起和编剧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具体的事。
1989年当讨论到谁来演《渴望》时，有人给他们推荐煤矿文工团一个新来的女大学生，张凯丽。听说这部50集的电视剧要拍摄10个月，作为女主角她必须要每天站10个小时，凯丽有些望而却步，导演鲁晓威在她的宿舍磨了很久，走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凯丽这时忽然说了句，导演，都这会儿了，家里也没什么好的，我做碗面条给你们吃吧。鲁晓威一下子非常感动，这种善良与对人的关怀，就是他们要找的刘慧芳。
来自工人阶层的凯丽很快发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洋溢在以郑晓龙为核心的创作组身上：他们的相处完全不像其他机关单位，而是更像一群哥们，“总是那样，‘哥们儿，过来吧，喝杯、吃点，聊聊。’”这些人经常在友谊宾馆的包房里半宿半宿地聊天。在她看来，这群大院子弟迫切地想要做出一些事情，他们更有魄力，也更有主人翁意识。《渴望》还只有20集剧本时，郑晓龙就敢开拍，“那时候一般人会想，哎呀，可别出事或者怎么样，好像他们脑子里没有这个……就是那种不怕事，敢想、敢干、没有包袱，不缩手缩脚。”凯丽说。
作为大哥，郑晓龙还有极强的危机意识，《渴望》开拍时恰好赶上1980年代末期那场运动，剧组中有些人参与了，凯丽记得，郑晓龙当时催他们赶紧拍，“谁要是有事的话，说我们已经拍了，就是不能抓走或者怎么样。”
尽管心中的美好抱负曾在青年时期被时代辜负，但郑晓龙似乎从未忘记他那种共产主义式理想化的初衷。从刘慧芳再到甄衷俚截略碌於了郑式文艺作品中典型的女性想象―几乎是集“漂亮、贤惠、善良、人见人爱”等所有美好品质于一身，但却要经历人间所有的惨剧，刘慧芳的扮演者凯丽这样总结。她认为，这种绝对的美好又遭遇了绝对的摧残是郑晓龙作品打动人心的内核，就像把一个东西死死砸在下面，等待给观众巨大的撞击。
演完刘慧芳，凯丽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出来了。刘慧芳在人民心中被定义为一个伟大而令人感动的好人，很多观众在现实生活中一看到凯丽会立刻过来搂着她，抱着她，全身心想拥抱她，“他见着我之后，没有任何距离感……要是别的演员、偶像，他不敢……因为刘慧芳这个角色真的不一样，因为觉得你是个好人。”凯丽说，她开始担心自己的任何举动都会破坏他们美好的梦，担心自己如果拒绝他们的热情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如果她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观众会立刻表现出惊诧甚至受到伤害的表情，“他马上就觉得，哎，你怎么这样啊？你也不是那么好啊。”从此，为保护这个乌托邦，哪怕再累再烦，凯丽都会在观众面前以刘慧芳要求自己。“那就是角色的魅力”，她对《人物》记者说。
郑晓龙在军队时期萌芽的人民意识，也在他进入电视艺术中心成为电视剧创作者后有过多次体现。他开始创作的1980年代恰逢中国第五代导演走向世界，其中的代表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中心比他更年轻的创作者心中，那种导演个人风格极强的作品带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人醉心于那些不流动、凝固和西安画派的沉重感，但当他们渴望在中心也创造一系列弘扬个人风格的作品时，被郑晓龙明确否定了。
“电视是个大众媒体，一定要尽力寻找大众对作品的接受力的最大值，一定要尊重大众的审美价值观。”他说。
更重要的是，中心支持创作的经费大部分来自依然贫困的百姓的税收，郑晓龙认为这种过于强调自我表达的东西满足的只是导演的个人创作欲，他们要对得起纳税人的钱。他见识过民间疾苦，下过基层，因此要求大家为人民创作，做更多人看得懂的东西，而不是追求个人与众不同的感受。 《北京人在纽约》拍摄现场，郑晓龙和姜文说戏 郑晓龙和妻子王小平在《刮痧》拍摄剧组 《北京人在纽约》拍摄现场，女主角王姬、姜文和郑晓龙 郑晓龙和冯小刚
有闯劲儿
郑晓龙太想做事了，他的“想法非常开”，郑晓龙的前同事、朋友，导演李小龙这样评价。除了抓生产、向上级汇报，还要融资、弄钱，“郑晓龙特能套外国人的钱”，“就是你们谁的钱我都敢要”，他的目标明确：“只要我们能做出电视剧，好的电视剧。”
即便如此，《渴望》拍到后期还是资金断了，郑用各种方式提前变现，“我就到处去找人，碰着一个香港商人，还有境内的一个出版社，我就说你们买这个音乐版权肯定你能赚着钱”。他把那个过程称为化缘，常常要“一边弄剧本，一边到处去化缘，拉赞助，然后请人家投资”。
匮乏最终也以匮乏的方式回报了他。他是现今中国少有的，从剧本、选演员、摄制到剪辑都能完全掌握且有强大把控能力的导演，无论在电视台还是互联网平台，在专业人士还是官方体系里，他都有独一无二的号召力。采访时，很多编剧都表示入行的第一天就渴望有朝一日和郑导合作，资深编剧王宛平为郑晓龙创作了《金婚2》，“他人很好，但是他特别懒……有时候你写写写，他也不看”，等到剧本已经写到20集，郑晓龙一看发现偏了，就要求重写，“给我气的”，王宛平说，但最终只能照做，“你哪敢跟他（理论），他是那么资深一个导演。”王宛平说。
郑晓龙容易给人留下亲和、没什么架子的印象，《人物》记者第二次采访他时，到了中午，直接被留下来吃饭。“他就像个小孩一样，他就会主动地去炫耀自己喜欢的小玩意，”编剧巩向东说，“他养的那些锦鲤，他会给你讲，它们怎么吃，它们的表现。”只有拍摄时，周围的人才会发现他个性中较真、耿直的火焰依旧燃烧。他的妻子王小平告诉《人物》记者，郑晓龙是中国少有包括调光、配乐、声音混录等全程跟着的电视剧导演。《甄执》拍摄期间，于金伟去过几次《甄执》剧组，“冬天在横店，我去一次在那待一天，冻得半截腿都是冰冷的……然后晚上我们说，不行找个地儿泡泡脚做足底再回去睡觉”，郑晓龙坚决不去，“他说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剧本，明天我还要接着拍呢”。
1992年，郑晓龙继续他的室内剧探索，那一年他总策划了《编辑部的故事》。学者尹鸿看完之后就意识到它必然会在审查上遇到“非常大、非常大”的阻力。
而在这件事上，郑晓龙再次展示了他的突破能力。《渴望》播出后，受到当时主管文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喜爱，他特别在中南海接见了《渴望》剧组。到了第二年春节，领导要下基层，李瑞环可以选择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人艺，一个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他说我不去人艺，我去艺术中心”，郑晓龙记得，也是在那一次，李瑞环看到艺术中心简陋的平房，带来了几百万拨款。还有郑晓龙之前递去的《编辑部的故事》录像带，郑晓龙当场问李瑞环的意见，他记得李瑞环说他很忙，但是录像带中办的年轻人看了，“中办的年轻人他们的水平应该可以吧？然后他们都说好，我想这个片子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在郑晓龙的印象中，李瑞环这个话一说完，片子就全部顺利通过了。
到了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郑晓龙决定让他们的事业再前进一步，这一次他决定不再依赖拨款，而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贷款拍摄这部电视剧。
郑晓龙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希望用版权抵押，但中国银行只接受房地产或者机器设备，郑晓龙又给李瑞环写了一封信，“当时第一句话就是，‘瑞环大叔，我们爱你没商量’，然后就讲瑞环到内蒙古那个什么什么讲话，我们听了以后很受鼓舞什么什么的。”让郑晓龙难忘的是，同事告诉他，李瑞环看了那封信后哈哈大笑，然后说这帮年轻人是有闯劲的。郑晓龙有把握用这种方式给李瑞环写信，因为他看重李瑞环天津平民出身，“这个人是有幽默感的，而且你跟他开玩笑他还挺高兴。”
李瑞环最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为郑晓龙批出150万美金，郑晓龙记得报告上写着：贵鲜同志，我看此事可行，且数额不大，请大力支持。
当时，《北京人在纽约》的播出权已经卖给了央视，拍摄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还是三点多，但在拍摄中途，汇率一下子变成了六点多，“可能你原来借了100万，你再还人民币的时候给你还300多万，现在可能你就要还600万、800万了，你知道吗？就没法还，就还不起了。”郑晓龙当时就急了，他打算和央视多要一些钱，但失败了。他必须拿出能和央视博弈的砝码。
那时，电视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个节目卖给央视，还可以卖给另外5个省，这件事不会写在合同里。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他们迅速找到5个最有钱的地方电视台签了合同。之后，郑晓龙拿着这个合同重新和央视谈判，如果不涨钱，就在这些地方台发二轮。《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中央台忽然出来一个字幕，《北京人在纽约》的二轮发行权在央视，他们因此获得了额外的、足以还清贷款的收入。这也是央视第一次公开承认有二轮的做法，自此二轮售卖从潜规则变为会被公开谈判写进合同的条款，大大增加了节目内容的制作经费。
事实上，郑晓龙拿到的那笔贷款根本没有任何抵押，属于领导特批，是挂在105账上的，105意味着中央帐，往往是“肯定还不回来”的，他完全没必要担心。但郑最后履行了承诺，对方“没有想到我们一年以后连本带利就全给还上了”，郑晓龙说。
多年之后，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高飞在和郑晓龙合作工作室时，也充分体会到郑晓龙对于守信的看重。在谈对赌时，郑宁愿少拿一点，也要确保自己的承诺一定能兑现，实际上他第一年的业绩就远远超过了乐视对他的期待，“当时按照现在乐视的股价来讲，他可能能多拿10个亿”，高飞说。
黑猫白猫
1985年，25岁的海岩出版了他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郑晓龙的太太王小平，当时她是作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给小说起名时，海岩很苦恼，过了很多天，他告诉王小平，实在想不出来，王小平觉得本身写的就是一个便衣警察，干脆就叫《便衣警察》吧，朴素又具有现实意义。
海岩本身也在公安系统，“”中受到压抑的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充满倾诉欲，这种反思、疑问最终导致他们把自己的情感寄托投向文学，“他会把自己对社会的认知，自己对人性的思考，自己对历史的这种观点，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他想表达，他想影响周边的人”，海岩说。
1982年，郑晓龙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赶上的正是这样一波作家或普通人开始根据自己的人生素材和个体感受去创作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很大程度上，这股现实主义文缘于“”之后，人们主动反对官方对现实的定义，表达的积极性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和调动起来。
《北京人在纽约》之前，有一部讲述夫妻其中一方出国，另一方留守的电影《大撒把》，郑晓龙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他的灵感来自于1990年代初身边大量出国的朋友。电视剧《金婚》也是因他父母吵架而得来了灵感。但即便是生活小事，出生于1950年代的郑晓龙仍忍不住把他宏大的时代情结藏在剧里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金婚》共50集，让郑晓龙得意的是，这50年里，每一年的国家重大事件，包括“”、“去世”、“去世”、“四五”，还有“天安门诗抄”……他都表现到了，“你看，跟政治结合得非常紧”，郑晓龙说。
中国都市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者大多与郑晓龙密切相关，他们是冯小刚、赵宝刚和海岩，前两位是郑晓龙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下属，海岩的小说《便衣警察》第一个电视剧改编者便是郑晓龙。
中国电视剧发展到了2015年，题材已经大部分改编自诞生于网络幻想的神幻仙侠文学，比如《花千骨》、《琅琊榜》、《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等，它们大多与现实无关，架空在想象世界。为吸引观众注意力，很多架空剧追求强情节性甚至牺牲真实逻辑。
“他们有一个工具专门统计，几个几个点，什么什么收视率高了……有卡着那个点在写剧本，所以你可以不走脑子。”编剧王宛平告诉《人物》记者。
谈起这一类型下的大部分作品，“雷”经常会是出现的第一个形容词。在很多人看来，这类作品更注重情感煽动，却对情节的逻辑性毫不考究。《人物》记者曾采访知名古装偶像剧导演于正，说到成功的秘诀，他把这归结于对人物情感关系的过度夸张渲染，以此来刺激观众。
于正曾经找到于金伟希望北京卫视能播出自己的电视剧，于金伟对他表示了疑惑，“我就跟他讲，这皇帝在前朝在殿上跟大家议事呢，他皇后噌噌噌走过来就开始说话，我说那你家客厅（也不能）这么干吧？”于金伟记得于正当时就笑了，他说我就想推进矛盾就给弄了，“但北京人看就觉得你这太随意了，很多故事太小儿科了”，于金伟说。
海岩曾经和一些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编剧交流过，他发现他们的工作过程已经被某种人们想象或计算出的商业力量过度主宰，创作的开始变成了制片人先跟电影终端市场比如院线交流，哪一类题材更容易火，谁演谁导票房更好，然后编剧开始分派这些任务。
“你最近写什么？”海岩问。
“写谍战呢！”
“你了解吗？”
“嗨！大概有个梗概就编呗，古今中外的，反正移呗！”
这让海岩感到陌生，“当时我们要觉得写一个东西……这个情节好像上一次用过的就不好意思再用”，在他们这些现实主义者提笔写作的年代，追求的往往是去书写真实的现实和自己的内心感受。
郑晓龙和妻子王小平对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表示了担忧，许多词汇已经很少出现，比方说“现实主义”，比方说“真理”和“真相”。他们明显感到“”之后，人们似乎又被新的强效果论控制和洗脑了。有人奉行戈培尔效应――用心理累计暗示给人洗脑，他们认为声音越大，杂音越多，就能掩盖真相。
海岩很长时间不再创作了，一方面是涉案剧被禁后，可创作的现实题材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觉得现在你写了半天，还争不过那些就是很商业、很普通的片子，不是自取其辱吗？”
这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似乎也越来越被社会上的实用主义的气息所笼罩。郑晓龙向《人物》记者回忆起一次去南昌看到的情形，那时他正要穿过八一大桥，当看到桥两边巨大的石头雕塑，一只黑猫，一只白猫时，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那对石雕致敬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那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踩到生活的点子上
毫无疑问，一个现实主义者创作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阶段，是时代最开放的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郑晓龙和他领导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出《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春草》、《永不放弃》、《金婚》等堪称具记录时代意义的电视剧作品，因紧跟时代和现实，它们成功塑造了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有人曾这么总结它们的影响力：“1990年《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出国率下降;2007年《金婚》播出后，离婚率下降。”
而在这个时代结束后，当创作者寻找新的方向时，当郑晓龙听到有人总结，远离共产党就会避免被审查的创作宣言时，他在内心里感到悲哀。
如今，囿于创作空间和商业力量的影响，即便现实主义题材已经寸步难行，郑晓龙仍在坚持使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也是对事件真实逻辑和人物合理性格的尊重，从而令人获得对现实的启发。当然，尊重真实逻辑的背后，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巨大。
郑晓龙的妻子王小平在做《甄执》编剧时，为保证角色性格真实，有名有姓的角色设置了150多人，每个角色的年龄、性格特征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场次数……她都一一附在后面，供郑晓龙在挑选演员时把握。拍摄前，郑晓龙专门请专家带自己去了5次故宫，对剧本提到的空间进行一遍遍核查，如果剧本里任何故事发生的场景与实际空间逻辑不符，他都会要求重来。
在今天这个天价酬劳不断涌现的资本盛世，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郑晓龙还在坚持这样缓慢、精雕细琢的创作方式，打造剧本就需要一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重来。他是如今少有从剧本一直亲力亲为跟到剪辑阶段的导演，《芈月传》郑晓龙反复剪辑了4次，他笑着把这归结为自己的不自信，“拍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动，剪接的时候你会感动，然后最后混录的时候，又一次被感动，这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他相信这正是他的电视剧之所以长销的秘密―一个反复感动过创作者、令其不厌其烦观看多次的作品，也必将反复感动观众。
正是这种周密、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给郑晓龙制作的大部分电视剧带来了长销效应。有网友吐槽，2013年春节长假期间，“安陵容”一天之内就在电视上死了三回，河北卫视甚至在春节期间打通全天时段，号称“24小时不间断播出”。有人曾经评价，“甄帧钡谝槐榭吹氖蔷缜椋但到了第二遍，第三遍，则更喜欢看她们怎么过日子的，包括赏画、品乐、美食……郑晓龙创造出一个《红楼梦》般丰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