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0 19:09: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企业所得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1978年以前，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无从谈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关部门的不断重视，《新企业所得税法操作实务》、《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纳税筹划的探讨》、《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中小企业所得税筹划的五种办法》等理论著作不断发表，标志这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已经成型。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纳税筹划整体水平低，纳税筹划受到不合理对待等等。某些企业纳税筹划仅立足于定性分析，缺乏合理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筹划活动过于简单，某些税收优惠政策未能享受到位，对国家税收调整反应迟钝。此外，企业纳税筹划组织结构不明确而且责任不具体，难以调动企业纳税筹划的积极性，纳税筹划在流程设计上未达到科学有序的要求，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情况，企业整体筹划思路不清晰。税收筹划操作性尚待改进，纳税筹划水平和相关投入尚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原则
企业所得税筹划要以遵纪守法为根本，以减少税基为重要思路，其中所得税税基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成本-费用如上式所示，减少税基应该增加成本和费用摊销，主要的筹划技术有筹资方式选择、费用摊销、存货计价、折旧计算、资产租赁等，诊断分析的四个方面为：税收优惠、收入、扣除项目，临界点。并且通过对四个方面的分析比较进行整体评价规划，按照筹划的守法性原则、事先筹划原则、系统性原则和目的性原则完成税收筹划分析，着眼于税后利润最大化。企业所得税筹划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为企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助力，企业税收筹划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完善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三、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法
(一)企业设立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设立过程中的税收筹划应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成立合理的纳税主体，企业设立地点选择应该综合考虑特定区域和地区对企业的政策，比如民族自治地方企业、西部大开发、经济特区和保税区等等。明确企业组织形式，权衡自身发展、市场风险和规模预测等因素。选择企业性质，小型企业按照20%税率征收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按照15%征收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按照20%征税，高新技术税收优惠15%。重视印花税和资本金的筹划，一方面减少企业所得税，也能降低责任风险。
(二)筹资阶段的纳税筹划筹资阶段的纳税筹划首先要考虑企业资金需求量，选择合理的融资结构，有效降低成本，比如债券利息费用可在税前列支等等。企业筹资除了资本金之外，还包括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两种。通过发行股票筹资具有风险小、稳定、无固定利息负担，但是要征收一定的个人所得税。发行债券和借款具有资金成本抵税的优点，但是必须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企业筹资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选择企业合适的筹资方式。企业筹资还可以选择经营租赁方式，避免长期拥有机器设备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通过支付租金方式冲减企业利润，保证企业能够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税负。
(三)投资过程中的纳税筹划企业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所以适当选择投资方式实现避税筹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直接投资要考虑企业所得税税收待遇，进行必要的项目评估和选择，比如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三废”利用企业具有所得税优惠待遇。间接投资相对简单，主要考虑企业税收后的收益。企业对外长期股权投资按照会计准则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进行核算，成本法和权益法各有优缺点，企业应该巧妙、正确地选择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为企业避税筹划提供必要的渠道。
(四)经营过程中的纳税筹划经营过程中的纳税筹划要对所得税优惠条件进行全面分析，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各种矛盾，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就拿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筹划来说，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不会减少所得税总额，但是会提前或者滞后缴纳所得税税款，在税负既定的前提下，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计算越多，应纳税所得额就越少，所以加速折旧能够尽早回收投资，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风险。个人所得税方面应该保证平均发放，避免超过额定限额。会计计算方法应该尽快调整，明确区分，及时补救、更正计算方法。公益、救济性捐赠筹划应该理性选择，争取自身税收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五)产权重组阶段纳税筹划企业产权重组纳税筹划将产权重组分为三个方面：分立、合并和清算。企业分立实际是在原有企业分出一部分组成新的企业，但是原有企业还存在，这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通过企业分立将高税率企业分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低税率企业，或者分立出高新技术项目，享受优惠税收，实现合理纳税。企业合并中高利润企业兼并高亏损企业会冲减盈利企业利润，缩小企业所得税税基，降低累进税适用税率，减轻企业税负，实现盈余补亏。产权重组要结合企业本身的财务杠杆强度，提高企业整体负债水平，获取最大的利息减税效应。
(六)对外筹资过程中的纳税筹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外筹资过程中的纳税筹划日渐完善，利用资本结构所得税实现纳税规划，比如加强节税、提高权益资本收益率，减少纳税税额。借款费用避税筹划与会计政策选择要尽可能加大借款费用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份额，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周期。发行债券折价、溢价摊销方法的避税筹划与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所得税避税筹划。
四、结束语
【摘要】我国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造成的两税并存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各行为主体对如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存在不同看法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成本分析方法，对两税合并政策迟迟不能推行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制度供给成本是影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固有因素，而宪法秩序等外部环境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国家断定统一税制的成本过高，从而延缓了新税制的推行。
Abstract：Theincomeinstitutionofchina‘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sfacingoutstandingproblem.Eachbehaviorcorpushavedifferentviewpointsonhowtounifythetaxsystem.ThistextmakesuseofthecostanalysismethodofNewInstitutionEconomicstofindoutthereasonwhythecombinationoftheincomesystembetweenChina’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sslowandwhyitcan＇tbeputinintopractice.quickly.ThistextalsoassertthatthecostistheinteriorfactorsofChina‘sincometaxsysteminnovationofit’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whiletheexteriorsystemenvironmentsuchasConstitutionorderhasgreatinfluenceonchina‘sincometaxsysteminnovationofit’shomeandforeignenterprise.Thecentralgovernmentthinksthatthecostofthetaxsysteminnovationishigh，anddeferthenewtaxsystemcombination.
Keyword：HomeandForeignEnterprise；IncomeTaxInstitution；InstitutionalInnovation，；InnovationCost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资企业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资企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由此，形成了被专家称为“全球罕见”的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目前，国税总局的测算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这种差异性的企业所得税制严重违反了税负公平均衡的原则，抑制了我国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要求内外资企业享有平等待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家也把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2005年1月始，财政部高调推进两税合并，随后54家跨国公司联合反对，要求暂缓取消对他们的税收优惠政策[1]。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也对两税合并有抵触。在多方力量博弈后，内外企两税合并草案没有提交到今年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审议，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宣告搁浅。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革新、改革、替代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供给来改进、替代另一种制度供给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前提是现存制度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潜在收益，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这种潜在收益。但是，并不是潜在收益出现了，就能进行制度变迁。实际的制度创新的发生还取决于成本问题。“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2][P274]可见，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对于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言，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1）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2）消除旧制度的费用；（3）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4）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5）实施成本；（6）随机成本[3]（P130）。
此外，制度创新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戴维斯和诺斯认为，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等制约着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戴维？菲尼在他的制度供求分析模型中提出了制度供给外生变量，主要包括“宪法秩序、现在制度安排、现有知识积累、规范准则、公众态度、上层决策的预期收益等”[4]（P155）。
二、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分析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经济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但中央政府处于对诸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偏好，过多考虑了影响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的成本因素，使得政府主导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成本主要包括：
1、规划设计成本。这是指用于探索、硏究、设计、选择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即规划设计问题。新的税制设计决不能简单将其合二为一或相互靠拢，而应该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遵循公平税负与促进平等竞争、统一税收优惠与规范税制、国际惯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各方面通盘考虑，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所得税法，尽力做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稳定与均衡。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设计制度创新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支付较高的设计成本。此外，对于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的移植和借鉴，也必须支付信息费用和研究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微观主体来说也相当高昂。我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准备，现已初步规划设计好两税合并草案，只待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2、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目前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方向仍旧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也就是取消、简化各种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扩大税基，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和地区来给予优惠。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已经成立的外资企业怎么办？过渡期是3年或5年还是按企业的经营期限算？其中可能发生的规避行为怎么办？需要昂贵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况且我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既是为了弥补我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也是为了矫正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所造成的不公平。时至今日，政府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基础，如果取消对外企的所得税优惠，内外资企业在税率上是完全平等了，却可能造成实际上更大、更长远的不平等，必然引起外资企业的反对。这就需要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些补偿费用形成政府需要支付的制度变迁反对成本。
3、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是选择一种制度而放弃另一种制度所必须放弃的收益，这种成本是决定改革取舍的重要依据。我国1991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是与国际接轨的，在很多制度设计方面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践证明其方向是正确的，取得过较大收益的。有据资料反映，目前在华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家在华投资，其中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新的税制的建立有可能是以牺牲旧制度为代价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取消按照内资、外资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转而实行行业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会普遍性提高外资企业税负，从而导致外商投资增长的减速；同时，由于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55%左右，外资企业税负提高，可能会引起外贸增长速度下降。研究税制创新的机会成本要求我们做出的是这样一种选择，即通过价值对比，挑选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制度而放弃价值低的制度。
4、新旧制度摩擦成本。新制度的建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使有些人蒙受损失，而不是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使另一些人受益。新制度的受益者很可能就是旧制度的受害者，既得利益集团会拼命反对制度创新，形成新旧制度摩擦成本。现阶段，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创新面临较大压力，主要是既得利益者通过种种手段来维护这些低效的或过时的制度，使得制度创新需要支付的摩擦成本很高。表现为：跨国公司集团不愿轻易放弃已经享受的多年优惠政策，上书游说中央，要求“取消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应有一个5到10年的过渡期”[5]；国内相关部门和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似乎取消了这些制度就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一般来讲，需求型诱制性制度创新比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创新产生的摩擦成本要小。但是，当旧制度非被取代不可时，摩擦成本再高也是要付出的，因为付出的高代价可能会产生预期高收益，这一道理完全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制创新。
5、制度创新的时滞成本。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
三、制约我国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外部环境分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我国政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它也被称为制度环境。宪法秩序通常规定了一国的具体经济制度的总体性质和可能的发展空间，因此，它也决定了制度变迁可能的选择空间。如果一种可能的新制度模式可以有效地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但这种制度模式超出了一国宪法秩序规定的选择空间，此时，制度变迁或者被迫选择较为低效率的非最优模式，或者去努力改变宪法秩序本身。无论走到哪一条道路上去，对于制度变迁过程来讲，都不可能是最有效率的道路，亦即是成本比较高的道路。这样，一种宪法秩序规定的选择空间的大小就对制度变迁过程的成本产生了影响。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例子就说明了宪法秩序与制度变迁成本的相互关系。2004年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境外资本纳入了宪法保护范围，对于外资企业的发展而言，这是重大的制度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为外商企业的发展和整个企业制度的变迁开辟了广阔的新空间，我国要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将会适当考虑外资企业利益，可能会降低新税制实施后外资企业需要支付的变革成本。
2、人们的知识积累程度和认知程度。正如拉坦所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就会更有成效。人们对知识的积累程度和认知社会的程度越高，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过程现状及未来趋势的把握越准确清晰，就越容易以较小的成本设计出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和调整，反之亦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和知识积累往往和学习能力密切相关。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迁只需要将别人已经在实行并行之有效的制度学习借鉴过来，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适当的改造和本地化，就可以低得多的成本完成制度变迁的规划设计任务。就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和创新而言，只要我们对于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存的弊端厉害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对于我国当前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机遇和挑战把握越准确清晰，就越容易以较小的成本设计出制度变迁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正和调整，也能以较小的成本完成新税制的规划设计工作。
3、现存制度安排。根据诺斯等人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创新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即制度变迁一旦确定在某一方向上，其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会使制度变迁在既定的方向上持续发展。因此，“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6]（P1）。一方面，原有的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另一方面，现存制度安排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一种既得利益格局，而既得利益集团会增加制度变迁的谈判费用，造成制度变迁阻力。实际上正是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使得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不能实现。首先，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在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都保持了高速增长，成效显著，政府容易被现存制度安排的绩效所误导，害怕或者不忍心变革原有的制度安排，认为只要沿着前一轮变迁的路径继续往前走，就会不断完善制度；其次，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将有所提高，这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对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而言意味着外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的减缓；对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涉外工作人员而言意味着政绩（收益）的减少，必然会反对新的制度安排。
4、非正式约束。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7]（P60）长期以来，国人普遍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外资的拉动”的惯性思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真正缺少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银行有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储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因为竞争的不平等，总额超过3万亿人民币的外资享有了“超国民待遇”的投资机会。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平等，居然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外资”。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外资的到来将带来技术进步。但不久前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却披露了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没有变成现实。由此可见，非正式规则改变的滞后程度已经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创新需求形成了矛盾和冲突，这种正式制度创新需求与非正式制度不协调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延缓新税制的实行。
四、结论
综上所述，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的比较关系是制度创新能否发生的关键。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进行任何类型的制度创新，除了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创新收益（选择收益尽可能大的制度创新）之外，都必须同时尽可能减少制度创新成本付出。如果可供选择的创新方案无法避免有人受损，创新面临利益受损者的抵制乃至反对，那么就应该采取某些适当的补偿办法，使利益受损者的损失限于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使之相信制度创新将最终增加他们的利益。这样，这些人就可能缓解其对制度创新的抵制态度，甚至加入支持创新的行列。就此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而言，54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跨国公司不愿承担税制创新的成本，上书国务院反对新税改；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由于担心调高跨国公司企业所得税后影响FDI的进入，影响政绩、GDP增长，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持保留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一定要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原则，统筹考虑税制变革利弊得失，协调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使改革带来的风险和负面效应降到最小。
参考文献：
[1]齐雁冰。所得税并轨阻力来自内部54家外企反对新税改？[[EB/OL]]。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05年01月15日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5][齐雁冰。所得税并轨阻力来自内部54家外企反对新税改？[[EB/OL]].北京青年报电子版。2005年01月15日
论文摘要：200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施行。它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确立了法人纳税制度，统一规范企业所得税纳税标准，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据此，对于不具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实施汇总纳税制度。为了进一步做好汇总纳税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等五个配套文件，对跨地区汇总经营企业所得税的预缴、分配方式、二级分支机构的判定以及特殊行业的汇总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
一、总分机构现状及问题分析
笔者对实行汇总纳税制度两年来的征管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汇总缴纳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源与税款背离现象突出。分支机构在当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占用当地公共资源，属于生产经营地税源，但是在纳税时根据《分配表》由总机构分配税款，形成了税源与税款相背离现象。由于税款与税源地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或左右企业对《分配表》的确定，从而带来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各地税务机关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矛盾。虽然国税总局确定了“三因素（销售收入、工资总额和资产总额）”法分配方式解决此类现象，但是“三因素”法并不能反映企业的盈利情况，与企业所得税多盈利多缴税、亏损不缴税的原则相矛盾，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源与税款相背离现象。
（二）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总分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跨地区经营，所得税汇缴地与实际生产经营地不一致。对于企业来说，能够通过内部信息系统了解分支机构经营情况，但在没有信息共享机制下，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想要了解分支机构所在地经营情况却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各级税务机关尚未建立健全总分机构信息共享机制，产生了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无法了解分支机构经营情况、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无法收集总机构生产经营和税收相关信息等问题。特别是企业申请享受减免税、抵免税和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时，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很难对其进行全面核查，易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三）税务机关征管水平较低。从目前情况看，税务机关对于总分机构的管理水平较低，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机制。一是申报征收率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分支机构没有纳入总分机构管理，对于没有提供《分配表》的分支机构税务机关往往不去催报或是任其自行申报预缴，疏于管理；二是挂靠分支机构管理问题。目前存在挂靠的建安企业按照二级分支机构进行纳税管理，造成税款流失。挂靠企业名义上是分支机构，但实际挂靠企业仅向总机构缴纳管理费或资质使用费，但是经营活动、财务和人员使用权独立于挂靠公司。这样类型的企业如按照二级分支机构管理，总机构并不了解其经营情况，出具的分配数据不具有真实性，最终导致税款的流失；三是汇总申报审核制度执行不严。对涉及跨地区分支机构申报表的审核，由于总分机构主管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使把关审核操作没有明确的依据，对不按时反馈和不反馈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税务机关也未按规定予以处理。
（四）税务稽查体制不合理。当前的税务稽查体制采取分支机构的稽查权归属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且查补收入全部就地入库。既然拥有税收稽查收入权，“先稽查、先入库”，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会出现“轻管理、重稽查”的倾向；同时，也会导致检查权限不清、检查问题处理结果不一致等问题。由于检查归属权不清，在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对其汇总调整的项目进行检查后，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再发现同样问题则无法进行调整，导致常常出现“谁先查、谁入库”的混乱状况，并因政策口径、检查时间不同出现扯皮等现象。同时，总分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之间缺乏相互协调、沟通的机制，某一分支机构被查出来的问题，其他有同类问题的分支机构却没被处理，导致同一问题却有不同的结果。
二、完善汇总纳税制度措施和建议
汇总纳税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是长久坚持的一条税收制度。从税务机关看，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制度，纳税管理由点到线成为今后发展趋势。
（一）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我国目前分析税收与税源背离的“三因素”法主要来自于美国，但美国各州并不都采用此法，或是三因素分配比例各异。因此，我国应该综合考虑各行业的利润水平和纳税能力，放弃三因素法分配系数“一刀切”的模式，根据不同行业经营情况建立动态的分配系数。同时，应建立总局或是国务院层面的税收协调机制，协调各地因总分机构纳税与税款分配中产生的矛盾。
（二）建立信息化平台，共享税收信息。提高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监管质量和效率，需要信息化支持。一是加强信息交换。开发和扩充总局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系统企业所得税管理功能，将汇总纳税企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纳税申报后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换，提高信息交换反馈的及时性、真实性，对于没有运行CTAIS系统的地税部门，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总分机构信息交换系统；二是提升纳税评估水平。开发符合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管理的纳税评估软件，建立评估模型，实现企业所得税、会计报表相关数据与销售额或营业额间的相关性比对、分析功能，加大评估力度，促进日常管理。
（三）加强税务机关征管水平。一是严格判定分支机构，明确总分机构法律责任。严格按照总局《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规定判定分支机构资格，对于不符合分支机构条件的企业部门，税务部门将其列为独立纳税人进行管理；对外地分支机构，符合条件的要督促企业向当地税务部门及时提供《分配表》。税务部门要向总分机构明确申报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虚假分支机构或虚假申报，不仅追究分支机构责任，更要追究总机构的法律责任；二是建立规范的属地监管机制。（1）坚持属地征管原则。理顺汇总纳税企业所在地和分级机构所在地税务部门的征管关系，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管理、信息交换、就地预交税款“三统一”，加强汇总纳税的征管制度建设；（2）完善就地预交制度。可以尝试企业分支机构应就其当年收入的一定比例在当地预交税款，年终按照总机构《分配表》数据进行汇算清缴的方法，不仅简化了企业纳税程序，而且保证了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利益；三是建立新的税收工作考核机制。目前，各级税务机关仍然以征税额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导致总分机构管理中出现轻管理、重稽查，轻内容审核、重逻辑审核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对成员企业的监管工作的倦怠情绪。新的考核机制不但看税收任务，还要看征收质量、对成员企业的管理情况。只有实行以综合管理质量为中心的考核机制，才能使各级税务机关从“唯收入论”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主要参考文献：
[1]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法人所得税制下企业汇总纳税管理和税收横向分配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8.33.
「关键词超国民待遇；偷税；调整空间「正文
企业所得税，从广义上讲，是对所有企业的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种税；从狭义上讲，是对中国境内企业（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除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通俗地说，就是对内资企业的收益额（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征收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企业所得税征收与缴纳之间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当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1、企业所得税法调整范围比较狭窄，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使得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不统一，不公平，造成税收征收上的歧视性待遇，实质上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2、企业所得税税率偏高，在某些程度上挫伤了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反而提高了企业偷税的积极性，使得企业所得税法对税收的调整空间大为缩减。
下面我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目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分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即对内外资企业分别立法，分别调整，其实已无必要。我国已经加入WTO，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环境里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我们可以享受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种种好处。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透明度原则等我们一定要遵守，给予外资企业同内资企业同等条件下同等的待遇已足亦，我们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待遇，即超国民待遇。至于说给予外资企业更多的优惠可以扩大吸引外资方面，实际上也无必要，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很大及很有发展潜力的产品生产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明智的企业家会非常看好中国这个巨大的投资市场并进行投资，吸引外资并不是只有税收优惠—超国民待遇这一个方法行的通，更重要的是为外资企业提供同内资企业一样的法律保障，譬如不能征收和国有化，若必须为之，则应给予相应补偿。综观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企业所得税都适用同一部法律。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并不具有很明显的优势，为了保护我国的国内产业，尤其是幼稚产业及夕阳产业的发展，我们更不应该给予外资企业更多的优惠。目前，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1）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2）两档照顾税率：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本数）以下的企业，减按18%税率征收；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至10万元（含本数）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征收。而外资企业适用于30%加3%、24%加3%、15%加3%的税率。外资企业在诸多方面都享受税收优惠，譬如：（1）区域性税率优惠政策。对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域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减按15%或24%税率征收所得税的政策；（2）新办企业定期税收优惠。外资税法规定对新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3）鼓励再投资政策，等。这样就使得内资企业税负重，税率优惠少；外资企业实际税负轻，税率优惠多。内资企业优惠税负和实际税负分别是外资企业的一倍多，这实际上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由于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内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公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
因此，我们应该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使内外资适用同一部法律，这样才能公平税负、规范税制、支持各类企业发展，与国际企业所得税法接轨、强化税收征管并便于调整。
其次，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偏高，大部分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3%，即企业近1/3的所得都要上缴国库。企业“辛苦”赚来的钱都转移支付了，使企业“感到”不公平，并且这会使企业再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足，企业就没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搞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此外，对于那些用税后利润分给投资者而产生的投资收益仍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企业来说，存在着双重纳税的问题，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企业总是想方设法的偷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公共工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的资金都主要的来自税收，而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税收的第二大税种，是国家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重要手段，在国家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中看出，要想增加税收，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1、扩大税基，增加企业收入，增加应纳税所得额；2、提高税率。对于第二个方面，税率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其设置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和合适的位阶，不能过高。结合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借用刑法当中“严而不厉”的概念：“扩大犯罪的打击面，适当降低刑罚”，即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否则，税率过高的话，税法对税收的调整就会缺乏足够的空间，没有弹性，国家的税收反而不能增加，那么税法的立法目的就不能很好的实现。这一变通，看似数字的变换问题，实质上是结构的变化。关于税法对税收的调整，通俗的说，应该是“放水养鱼”（保持并扩大税基），而不应该是“杀鸡取卵”（提高税率），即使对于经营状况不很良好的企业亦应如此。譬如说一个企业已经连续亏损几年，那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该企业破产，而是尽力的挽救，保持税基，该企业连续亏损可能是因为刚刚起步，经营不够熟练，也可能是因为最近资金周转有困难，也可能是因为最近换了法定代表人或者经理而新的接替者尚未熟悉业务，等等。等企业度过了难关，由亏损变为赢利，保住了税基，自然企业所得税就由负数变为正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增加了，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目的也达到了。
由于税率过高，在实践当中，有些企业为了偷税，把一大笔款以福利——-具体而言以住房公积金的形式挂在帐上，以此增加企业的支出，减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而实际上这笔款项并没有发给企业职工，除非该职工买房，而是作为企业的一项可自由支配收入不断的循环并增加下去，投入企业的再生产。过高的税率，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偷税的可能性，反而不利于税法对税收的调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本人曾经以注册会计师身份到企业去做审计、验资业务，获悉，国有企业要求降低税负，主要是国有企业还未能真正走出困境，债务沉重，仍然需要在税收上给予适当扶持。而其他类型的企业也普遍反映企业所得税税率过高，企业所得上缴国家后所省无几，企业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太少，企业想扩大规模发展障碍太大。借鉴其他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修订所得税制，继续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比如，以1999年前与1999年的税率对比，英国由31%降至30%；爱尔兰由32%降至28%；丹麦由34%降至32%；罗马尼亚由38%降至25%；南非由35%降至30%；日本由46%降至40%。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国家对公司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如俄罗斯的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至24%。另外，许多国家的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上，而不是企业所得税上。
因此，我们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因此，减少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基本方式有三条，即：利用税率进行纳税筹划、利用税基进行纳税筹划和利用税额进行纳税筹划。
一、运用税率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所实行的比例税率体现在纳税人的认定和税收优惠上。
税率式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利用国家税法制定的高低不同的税率，通过制定纳税计划来降低适用税率从而减轻税收负担。我们知道，当税负一定的时候，税率的高低和税额的大小呈正比，因此可选择低税率的筹划方式来减少税收负担。
第一，选择低税率行业投资来进行纳税筹划。国家为了从宏观上调节产业结构，一般通过税收政策来引导纳税人投资，并制定了许多行业税收优惠法规。纳税人利用政府的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筹划，可减少税收负担。例如“企业从事蔬菜、谷物、油料、糖类、薯类、棉花、棉花、麻类、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的新品种选育；中药材种植；林木培育与种植；牲畜和家禽的饲养；林产品采集；灌溉、兽医、农产品初加工、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远洋捕捞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二，选择低税率地区投资来进行纳税筹划。国家对特定地区制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这种区域差异给纳税人提供了进行筹划的空间，这是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多数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都出台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我国规定了在上海浦东新区或经济特区范围内，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于2008年1月1日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在本辖区内取得的所得，从取得第一笔收入所属纳税年度算起，第1年和第2年的企业所得税可免征，第3年到第5年的企业所得税则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
这种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税率差异，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和利用的机会，纳税人在投资和纳税时可对此进行慎重选择并充分运用，若想要利用好企业所得税在税率方面的优惠，企业应当从自身性质到生产业务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纳税筹划。
二、运用税基进行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金额-弥补亏损，”纳税企业可通过缩小税基的方式来减轻纳税。 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是通过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得出来的，计税依据是税基，通常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税额和税基的大小成正比，税基越小，纳税人实际缴纳税款就越少。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是收入总额与成本和费用等支出的差额，因此，缩小计税基础一般都要借助财务会计手段，准予扣除的项目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金（六税一费——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建税、关税和教育费附加）、损失。”
例如纳税人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合理地调整会计核算，以达到降低应税收入额、推迟应税收入确认的期间，利用会计核算方法压缩应税收入额，从而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1）企业已发生的销售业务，其销售收入应适时入账。纳税人可依据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到：不应入收入类账户则不要入账；能少入收入类账户的则尽可能少入账；能推迟入收入类账户的则尽可能推迟入账。
（2）会计处理中，存在着谨慎性原则，因此，不能预先将企业尚未发生的销售业务入账，即不能单凭合同协议或者口头约定来预计可能形成的收入，这也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需要。
（3）只要是界于负债、债权与收入间的经济行为，做负债、债权增加而不做收入增加处理；只要是界于对外投资和对外销售间的经济行为，做对外投资而不做对外销售业务处理；只要能找到理由推迟确认的收入，要尽可能地推迟确认。
此外，纳税人还应当注意对免税收入的规定。
三、运用税额进行纳税筹划
税额式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方法来减少自身的税收负担，主要是利用减免税优惠达到减少税收的目的，在纳税筹划时，首先要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充分利用可以适用的税收优惠，其次要注意不同的税收优惠之间的合理搭配，比如减免税期间就不适合采取加速折旧法。
同时，纳税人在业务的安排和纳税筹划项目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税法的要求，对纳税准予扣除的项目进行事先的筹划，以实现准予税前扣除项目金额最大化，从而达到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目的。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公司；纳税人；计税标准；应纳税所得额
一、现行企业所得税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完善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入，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已无法适应我国关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所得税纳税人问题
1、现行条例规定以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为纳税人
比较符合我国目前企业登记、管理的现状。目前涉及企业登记、注册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多，而且相互交叉，按照目前企业法律、法规，企业在实际注册中，分为“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和“营业执照”企业。其中拥有“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以其出资额为限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持有“营业执照”的企业，属于分公司的性质，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另外，私营企业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有三种形式，分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其中只有有限责任公司有法人资格，其余两种形式均为自然人性质。上述所说的企业登记管理不规范，在确定以法人作为纳税人时带来了许多困难。我国还有一些特殊组织，如事业单位、联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针对这些组织有对口部门负责登记、管理，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这些组织中既有法人资格的、也有非法人资格的。凡此种种，都对统一实行法人所得税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只能以税法规定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为纳税人。
2、以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为纳税人的弊端
条例虽然对纳税人规定了三个条件，但由于缺少有限责任或自负盈亏的实质性条款，背离了法人作为基本纳税单位的原则；存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的问题，按现行条例规定作为自然人性质的私营独资、合伙企业，以及合伙制的各类事务所，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分得的部分又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确定纳税人的三个条件在实际工作上不好操作，致使纳税人的范围可以人为扩大或缩小，增加了执法的难度；有些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改转租等经营方式，其在产权、经营核算上较原企业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再按原企业独立核算三个条件界定纳税人也十分困难。同时，地方企业的所得税收入归地方所有，加剧了地区间抢争税源的纠纷。
（二）对应纳税所得额确定问题
1、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原则
税前扣除标准要适应走向国际市场需要的原则。根据国际上通行的作法都是采取区别会计利润与计税所得，在税法中具体规定所得税计税标准而与财务会计相分离的办法来计算所得税的，而我国企业所得税计税所得主要根据财务会计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已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制定企业所得税法以前，应该先确定统一规范的计税标准。
统一规范计税标准的原则应坚持财务规定与税收规定相分离的原则，且财务规定应服从于税收规定。构成税前扣除的诸项目，从其性质划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成本费用的支出项目，一类是收益性的扣除项目。前者主要包括（以工业企业为例）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其它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待摊费用的摊提、税金、营业外支出等。后者是指企业扣除成本费用支出后的所得，在计税前还作些必要的调整和扣除，形成各种收益性扣除项目。如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分给投资者的所得、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留给企业单位的所得及特定用途的减免税额。
2、关于计税标准的确定
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其核算的原则可参照国际上的惯例依据会计准则，其各项列支和扣除项目标准则应自成体系，有独立的法规，脱离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内容有可行性的，统一后的计税标准规定可以加以重复录入使用。
（三）企业所得税税率问题
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上已经一致，但是实际税负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已经一致（都为25%），但作为优惠形式出现的税率，内外资企业间仍存在很大差异；(2)同样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区而适用不同的税率；(3)为了照顾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出台了许多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使得各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都存在巨大差距。
二、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纳税人的界定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以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作为纳税主体。至于企业经营者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并不在考虑之内。这样界定纳税人，势必产生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所得税课税主体交叉征收所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
统一的所得税，应参照国际所得税通行条例以及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于课税主题的相互交叉而重复征税；其次，还应该制定企业所得的具体规定，另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出台无限责任公司和两合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以避免企业出现破产等情况而导致国家税收的减少。
（二）对应纳税所得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考虑到我国现行财务制度的状况和税收法律法规的矛盾情况，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应以所得税法律法规为主来确定应纳税所得额，财务制度应服务于所得税法律法规。从而为所得税税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的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对目前内外税下面几个项目的扣除标准应加以修订，趋向统一，具体是：
1、坏帐提取比例及坏帐损失确定时限
企业应该根据近几年坏账的实际情况，加权计算坏账比例，且应参照同行业标准，来确定坏账的提取比例。对于坏账损失的期限，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信誉、以往付款期限、催收货款的期限等因素综合考虑来具体确定。另外，分公司在实际核算中，不允许自身计提坏账比例且不作为纳税主题，而是由总公司统一计提且统一缴纳所得税，这样的做法可能最终少缴纳所得税，但是不能真实、准确的总、分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应该由其分别计提坏账比例，且分别作为纳税主体缴纳所得税。
2、业务招待费的扣除标准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都允许企业根据销售净额的一定比例来扣除业务招待费，但是这种做法对中小企业可能存在不公平、不平等现象。对于业务招待费应以销售净额为基础，分别划分不同的扣除比例，从而确定扣除标准。（销售净额划分不同的档次，扣除比例对应划分不同的档次；其次应遵循“一高一低”原则，即销售净额档次高，抵扣比例低）。
3、捐赠支出的扣除
现行所得税条例规定只有通过公益性单位或组织实行的捐赠才允许扣除，且规定了一定的扣除比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其捐赠只要是公益性质的捐赠应该可以全额扣除，前提是企业的捐赠行为必须带有社会公共服务的性质。以简化目前计算的复杂性和保证其准确性。
4、广告费的列支问题
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其广告费的列支办法应加以修定，最好按企业的盈利水平确定其列支标准，对亏损企业从考虑其经营发展的需要，可以列支广告费，但其列支标准可实行定额审定办法。另外，为防止企业广告费的“泡沫’现象，税务机关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实行严格的审查审批标准。
5、职教费的扣除
现行所得税条例规定，企业根据工资、薪金总额的一定比例（2.5%）可以进行扣除，统一的所得税，应该以提高人员素质与业务水平为标准进行全额扣除。原因是是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高速发展，还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改革所得税的税率有关建议
在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设计应从是税率水平和税率形式来综合考虑。税率水平的确定，体现了征税的深度，表明了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负担能力；税率形式的选择，体现了征税的目的，实质是对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选择。
1、税率水平的选择
为了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平衡发展，政府应从税率、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性质（即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三个方面来进行确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形式：（1）地区经济发展大体相同，企业性质不同，税率相同；（2）地区经济发展不同，企业性质不同，税率不同；（3）地区经济发展不同，企业性质相同，税率不同。这种做法使我国不同地区的内外资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基本一致。不仅有利于内外资企业、不同地区的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2、税率形式的选择
所得税的税率形式设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比例税率；一种是累进税率。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应根据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性质等因素，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具体表现在：（1）统一税率，使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基本一致。首先是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沿海经济开放区、边沿边疆地区、西部地区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形成一个所有企业在同一条件上的竞争平台，取消优惠政策后，国家需要对某些地区、某些产业进行扶持的，可以采取收支两条线来解决。至于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由于原材料价格低、人工成本较低等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会造成影响。外国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我国的投资环境，消费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以及原材料供应价格等，不会太多地去考虑税收政策的优惠，因此，取消优惠政策一般不会给吸引外资带来太大的影响，如果国家需要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也可以采取特惠政策予以扶持。（2）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调整所得税税率。我们在统一税率，统一征收尺度的同时，还应该继续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在税率的设计上可根据国家的财力和参照国际惯例，适度再次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由于税率的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减轻，可以拥有较多的现金流量来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另外，也无须设置优惠税率，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应分别确定所得税税率，真正体现公正、公平和中性的原则。，我们应该并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兼顾国家财力与参照国际惯例的原则，制订适合我国经济现状的税制改革方案，并适时推行实施，以促进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总的看来，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系统化的演进过程。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几经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其中仍有着不少问题，所以通过对现行税法以独立经济核算单位为纳税人的分析，发现弊端，并由对立纳税所得额确定上提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原则及统一规范计税标准应坚持财务规定与税收规定相分离的原则，同时对计税标准予以确定，并讨论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问题，最终提出了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一些建议。所得税法是国家进行初次调节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实现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根本表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编.税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2]邹琳,欧阳展平.关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思考[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3]朱建文.构建我国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的思考[J].税务研究,2006(7).
[4]刘映春.完善所得税制 避免重复征税[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1).
论文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 要点
《企业所得税法》(下称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下称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法及条例取代了1991年4月9日公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3年12月 13日公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下称原税法、原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新税法及条例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原则,旗帜鲜明地 提出了“四个统一”即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前扣 除办法和标准;统一优惠政策,并强化反避税措施。同时把原来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为载体的政策,分别上升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层次,增强了企业所得税法的权威性 、严肃性和约束力。本文试从比较新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条例主要变化的角度,谈些肤浅的 认识和体会。
一、重新定义纳税人
1.“企业”的新界定。 新税法及条例对纳税人采用定性的方式进行界定,显得逻辑严密、边界分明。条例规定 “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外 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该定义表明新税法是一部法人所得税 法律,把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排除在外。因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只对 其投资人、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本身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 样可以消除重复征税。但是,依《公司法》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外国法律法规成 立、取得来自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仍视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
2.采用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并重的标准,划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新税采用注册 地与实 际管理机构地双重标准,来划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新税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居 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实际管理机构,是指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这就表明,无论企业 在哪里注册,只要其在中国境内对境内外经营活动进行实质的、全面的控制和管理的机构 ,都是我国居民企业,从而有利于防范企业通过选择注册地而逃避纳税义务。
3.以法人纳税原则,改革非法人分支机构纳税的模式。原税法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为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主要条件,导致众多的非法人的企业分支机构作为纳税义务人。新税法 体现了法人纳税的基本原则,第五十条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汇总计算并缴 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 制定。”这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明确企业分支机构不属于法定纳税义务 人,不再独立计算、调整、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 共享税,税务机关如何对异地企业分支机构进行监管,财政利益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分 配,有待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
二、统一税率
原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外商投 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 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 算,税率为3%。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或虽设有机构、场所但其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按2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
新税法规定,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两种税率,总体税赋水平比原来有所降低:一是一般企 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二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 、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
三、收入及亏损弥补的变更体现严谨和立法目的一贯性原则
(一)收入方面
1.收入总额。新税法新增“接受捐赠收入”;原税法生产经营收入改为“销售货物 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原税法“股息收入”改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该项 目包含的项目更加广泛。
2.收入分类。新税法及条例将企业收入分为应税收入、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三大 类,其中不征税收入是一个全新的范畴,原税法没有该类别。条例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 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进而对不征税收入进行了细化。
3.收入确认。新税法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分别对不同来源和种类的收入,逐一规 定了确认的时间。
(1)利息收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 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可见,只要纳税人具有索取收入或收益的约定权利,不管相应经济 利益是否流入,税法便认定收入实现。新税法关于收入确认并不完全是经济或会计意义上的 归属,更主要是基于约定权利的归属。在实务中,由于约定付息日与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 认日不一致,可能导致纳税调整引起争议。
(2)分期确认。原税法规定企业受托大量设备或提供其他劳务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 ,分期确认收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 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 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该规定比原税法规定更易于操作。 (3)视同销售。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 、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 外。”一是解决了自产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视同销售,外资企 业不视同销售,从而导致内资企业税负重于外资企业,以及不必要的时间差异问题。二是统 一内外资房地产企业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等类似业务的视同销售。如《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规定,内资房地 产企业自建商品房转为固定资产应视同销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处置资 产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970号),外商投资的开发房地产企 业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不视同销售。
(二)亏损弥补方面
原税法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应税项目,又有免税项目,其应税项目发生亏损时,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应该是冲抵免税项目所得后的余额。此外,虽然应税 项目有所得,但不足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免税项目的所得也应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的免税所得弥补亏损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34号)。
新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 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条例第十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所称亏损,是指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将每一纳税年度 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笔者认为,该条款可 以理解为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是不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体现了不征税和免税政策的 设立宗旨,真正体现了对企业扶持方针的落实。
四、扣除标准和办法的改革,彰显公平、公正和促进发展理念
新税法及条例明确了税前扣除的权责发生制、实际发生、相关性和合理性四大基本原 则。条例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的标准和办法,变化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1.工资薪金及“三项经费”。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工资薪金扣除标准。原税法规定工 资薪金内资企业按计税工资扣除,外资企业据实扣除。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该规定宣告了实行多年的内资企业按计税工资扣除标准 的终结,长期以来因工资扣除标准差异所产生的内资企业税负重于外资企业的问题得到根本 解决,同时还消除了职工薪酬重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二是纳税人实际发 生的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不超过工资薪 金总额的14%和2.5%扣除且标准有调整。对内资企业而言,“三项经费”扣除计算的基数 由原来的计税工资变更为实际发生的合理工资薪金;职工教育经费比例由原来的1.5%提高 到2.5%;条例增加了职工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发生”的限定条件,企业提取未使用、 未支付的费用不得在税前扣除,而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按计税工资计提的14%的职工福利费 、内外资企业提取的职工教育经费当年未使用部分,也可以税前扣除。
【论文摘要】 采用资本弱化形式进行避税,已成为内资和外资企业避税的新动向,并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利用。本文结合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深入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本弱化税制,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发展。
一、资本弱化及其理论基础
(一)资本弱化的概念
企业资本包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两部分。债务资本是企业从资本市场、银行、关联企业的融资及正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短期债务等;权益资本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所用资金中,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率的大小,反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劣状况。这种比率如果合理,债务资本适当,可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和防范市场风险的资金需求,并获得财务上的良性效应,即资本结构的优化;如果债务资本超过权益资本过多,比例失调,就会造成资本弱化。
正常情况下,企业从降低财务风险的角度会提高权益资本的比重,降低债务资本的比重。但是,有时企业出于减轻税收负担的动机,就有可能操纵融资方式,提高债务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这就形成资本弱化。因为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属于财务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而为股份资本支付的股息一般不得税前扣除。企业为了加大税前扣除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在筹资时多采用借贷款而不是募集股份的方式,以此来达到避税的目的。此外,许多国家对非居民企业获得的利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通常比对股息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采用债务投资比采用股权投资的税收负担低。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和企业的投资者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或其它目的,在融资和投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而造成的企业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超过一定限额的现象。根据经济合作组织解释,企业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而税收资本弱化,是指税收干扰公司筹资融资的方式选择,歧视所有者的资本投入,而偏向于各种形式借款,鼓励负债经营,从而引起资本金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的一种现象。由于目前在各国税制中,利息负担一般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从而使借款利息具有一种“税收挡板”效应。
(二)资本弱化的理论基础
195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和默顿·米勒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目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标志着现代资本结构研究的开始。他们的理论被称作mm定理。主要内容是:
1.无公司税情况下,企业的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即负债企业的价值(vl)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vu)。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如果有更多的债务,企业的价值(息税前利润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之比)并不会增加,因为债务较多的成本,会引起风险的增加,从而使权益成本增加而抵销。他们认为企业的价值和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不会因其资本结构而变化。
2.有公司税情况下,债务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原因是利息是纳税可抵扣费用,因此更多的经营收益流到了投资者手中。1963年,他们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加入了公司税存在的条件。他们认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杠杆的利得即vl = vu+td。杠杆的利得为纳税节省价值,又称税盾效应(tax shield),即公司税率(t)与债务额(d)的乘积。由于(1-t)小于1,公司税所引起的股本成本上升的速度会低于杠杆增长的速度。税率会减少债务的实际成本,从而企业的价值会随着杠杆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二、资本弱化规则的利弊
依据以上分析,设立资本弱化规则,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可以防止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制止了资本弱化对税基的侵蚀效应,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从而捍卫了国家权益。其次,抑制了跨国公司对税盾效应的滥用,使他们把投资决策的重点放在对市场的选择、效益的合理评估从而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上,而不是投机取巧,把收益建立在对主权国家税收利益的争夺上。
但资本弱化过重就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表现在:一是资本弱化规则会限制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资本具有天然的趋利性,资本弱化规则的确立显然会给跨国公司的投资导向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全球性合理分配,这与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发展方向不一致。二是虽然资本弱化法规会限制跨国公司从资本流入国转移利润,增加了所在国的税收收入,但这却可能使本国企业信贷资金注入不足,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这种现象很普遍的话,就会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三是资本弱化规定主要是限制本国的企业从境外关联企业借入资金,但资本弱化规则导致企业不能从国外关联企业得到更优惠的贷款资金,企业就可能被迫从其它企业借入利率较高的资金,使企业被迫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实现融资目的,这会给企业的经营效益带来不利影响。
三、反资本弱化的主要方法
应当说资本弱化是一把双刃剑,但它往往被跨国公司所滥用,并严重削弱了被投资国的国家税基。因此,利用资本弱化避税问题,已引起各国税务当局的密切关注,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特殊的反避税规定。各国有关这方面的法规尚不统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倡采用两种方法对付资本弱化:
一是正常交易方法。在确定贷款或募股资金的特征时,要看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条件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有关法规对利息征税。
二是固定比率方法。如果公司资本结构比率超过特定的债务/股份率,则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至于这部分利息不予列支怎么办,有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并不变更利息的性质,仍按利息征收预提所得税;有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卢森堡等国,则规定属于股息性质,应改按股息征收预提所得税;还有些国家如瑞士等国,除征收股息预提所得税外,还要征收财产净值税。
目前发达国家税务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的方法与oecd提倡的这两种方法一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且各国对负债与资本法定比率的规定彼此各异。美国、法国的比率为1.5∶1,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韩国为3∶1,澳大利亚为2∶1,而德国为9∶1。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四、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反资本弱化的措施
我国是吸引外资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然而,由于资本的趋利性特征,国外跨国公司同样在中国会运用其资本弱化手段来减少在中国的纳税义务,以貌似合法的手段争夺中国的税收利益。
我国目前没有非常系统的手段来对付这种资本弱化,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并没有提及“资本弱化”的概念。但是在很多方面,我国已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资本弱化对我国税基的侵蚀。虽然没有像国外“资本弱化规则”那样的专门名称,但这些规定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资本弱化的效果。这些规定和措施包括:
(一)选定固定比率法作为我国资本弱化规则的基本方法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既然采用固定比率法,那么制定债务/股本比率就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比率越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规则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我国资本弱化规则采取了从宽的政策,即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的比率为3∶1是恰当的。
(二)对关联方的规定
因为不仅外商在我国投资时会运用资本弱化避税,国内纳税人在投资时也会采用资本弱化避税。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我国借鉴英国、美国的经验,对居民和非居民投资者采用同样的标准。在确定是否控制方时,参照美国、新西兰的标准,将控制比例设定在50%,具体来说,“控制,包括:(1)居民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由其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50%以上股份;(2)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第(1)项规定的标准,但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该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
(三)对负债利息的相关规定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四)对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对避税处罚的立法一直是我国税法的空白,这使得纳税人在我国避税不承担任何风险和任何经济制裁。为提高反避税制度的法律约束力,强化反避税措施,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国际税收管理工作,税法借鉴了国际通行的做法,在新税法中增加了特别纳税调整的法律责任。税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本章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
五、资本弱化规则下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
下面通过案例来分析资本弱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例1】甲企业向外国乙企业(均为非金融企业)投资200万元,占乙企业股权的40%。假定两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甲企业预计2008年实现利润300万元,乙企业预计实现利润100万元,假定均无其他纳税调整。按照规定,甲企业当年应缴纳所得税75万元(300×25%)。由于乙企业没有从我国获得所得,不必向我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例2】假定,在上例中,乙企业于2008年1月1日向甲企业发行长期公司债券1 000万元,每年按银行利率7%支付利息。在资本弱化的情况下,甲企业2008年缴纳所得税=(300-70)×25%=57.5万元。乙企业应获得利息收入70万元,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缴纳所得税7万元(70×10%)。甲乙两企业实际在中国缴纳所得税总额为64.5万元,少缴所得税10.5万元(75-64.5)。可以看出,甲乙两企业通过资本弱化方法实现了避税目的。
【例3】如果例1和例2的资料不变,债务/股本比率为2∶1,甲乙两企业的所得税计算如下:
由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1 000÷200=5,大于2∶1标准,甲企业准予扣除的利息=200×2×7%=28万元,纳税调整的利息=70-28=42万元。
甲企业2008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300-70+42)×25%=68(万元)
乙企业应缴纳的预提企业所得税=70×10%=7(万元)
甲乙两企业合计应缴纳所得税=68+7=75(万元),与例1缴纳所得税相等,恰好弥补例2少交所得税10.5万元。
【例4】假定例1、例2和例3的资料不变,债务/股本比率为3∶1,又将如何?
由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1 000÷200=5,大于规定的3∶1标准,甲企业准予扣除的利息=200×3×7%=42万元,纳税调整的利息=70-42=28万元。
甲企业2008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300-70+28)×25%=64.5(万元)
乙企业应缴纳的预提企业所得税=70×10%=7(万元)
甲乙两企业合计应缴纳所得税=64.5+7=71.5(万元), 比例1和例3少缴纳所得税3.5万元,比例2多交所得税7万元。
可以看出,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已经明显得到增强,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让需要引进大量外资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适度政策。2008年9月19日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的财税[2008]121号文件《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2∶1)及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的比率为2∶1是恰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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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五个方面的统一
(1)统一税法并适用于所有内外资企业。
先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分内资和外资两套不同税制。内资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两套税制，在税制要素，包括纳税人、扣除项目、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
新企业所得税法只在大小企业之间和是否高新技术企业之间作了区分，而在内、外资之间不再有税率的区别，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所得税告别“双轨”时代，是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方针的具体体现。
(2)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
在“内外有别”的税制下，虽然内外资企业的法定名义税率统一为33％，但形形不平等的优惠政策造成了内外资企业实际税负的不平等。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内资企业实际税负高出外资企业近10个百分点。这种实质上的差异，带来了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差异，使它们在不公平的税收负担下竞争，同时税制本身也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和加入WTO的要求。
新企业所得税法将纳税人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不再按内、外资分类。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统一为2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
(3)统一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
①为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负，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②原企业所得税法对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扣除实行计税工资制度，对外资企业实行据实扣除制度，这是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统一了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规定企业合理的工资、薪金予以在税前据实扣除。
③新企业所得税法不再区分内外资和不同行业的内资企业，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④原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支出实行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限额扣除。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不再详细规定而是简化了业务招待费的扣除比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
(4)统一税收优惠政策。
新企业所得税法采取了多种方式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产业倾斜，对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等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5)统一税收征管要求。
新企业所得税法针对企业所得税征管的新特点，在企业纳税地点、合并与汇总纳税、纳税年度的起算时间、纳税方式以及企业终止经营活动后的汇算清缴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注重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而且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有利于法律的施行。本篇论文由网友投稿，3COME文档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请大家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尽快处理。2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解决目前内资、外资企业税收待遇的不同、税负差异较大的问题，实现公平税负，是新税法的主要目标。新企业所得税法为所有企业建立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法环境，实现了“五统一”，消除了差别待遇，使各类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待遇，站在同一税收待遇的起跑线上，形成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2)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产业导向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鼓励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创业投资以及发展高新技术等的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税收优惠，同时保留了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国内、外资金进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行业和区域中，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新税法的税收优惠政策关注的是基础性、环保性、创新性、公益性、发展性的产业，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激励，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时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这将鼓励高科技企业扩大研发投人，并有利于企业减少税费支出。
(4)有利于增强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新税法实施后，企业法定税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25％的税率，比原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8个百分点，统一和规范了企业税前扣除标准，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了有效整合，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将低于改革前的水平，有利于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
【摘要】含金财税政策及其基础法律法规明晰化研究现仅见于立信会计出版社之陈淑亭《会税评审一点通系列丛书》,因其点而即通且省时节力,实务一线之高端会计人士力呼之,吾则结合自身实务经验借鉴之,源于实践、深刻感悟、系统提炼而成此文,兹与会税同仁分享之。本文结合国税函〔2009〕3号及其基础《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探讨工资薪金税前扣除的尺度把握问题,以期尽可能减少纳税磨擦。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工资薪金;税前扣除
发票管理日渐严格,折旧等费用列支因而大受限制,一些企业转而将不合法经济行为费用以高薪方式列支,会计风险日益增加。这一预警结论决非危言耸听,通过仔细研读国税函(2009〕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会计人自当领悟也。
一、合理性——判断标准全角化
企业所得税新法体系实施以来,会计人一直非常关注工资薪金税前扣除方面:首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是否会过渡性地暂时划一个“准计税工资”金额?更倾向于公平性还是更倾向于方便性?
国税函〔2009〕3号给出了答案:“《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所称的‘合理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或相关管理机构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际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税务机关在对工资薪金进行合理性确认时,可按以下原则掌握:一是企业制订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二是企业所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三是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薪金的调整是有序进行的;四是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五是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
按企业内部制度规定股东大会or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相关管理机构原则制度规范实发数——非计提数符合——行业水平+地区水平相对固定+有序调整个税——已依法代扣代缴不以减税or避税为目的
显然,公平性占了上风。工资薪金税前扣除没有单一化的过渡金额之说。工资薪金列支是否合理,方方面面均有约束性规定。
会计人必须先得全角度审视自己:
企业有无拿得出手的、像模像样的财务规章制度?如果没有,为避免争议、合法节税起见,确需赶紧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至少制订出细化的工资制度,可展示于人、可说服于人。实务里,勿忘履行必要程序: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文件。
可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应为实际发放数,不是计提数;乃愈来愈少的收付实现制特例,依然不是大行其道的权责发生制;资产负债表上“应付职工薪酬”项目乃重点关注对象,不论是正数、负数还是零均会引起注意,因其涵盖内容太多;“应付职工薪酬”账户之“工资薪金”明细账如果是正数余额,将直接被纳税调增,因其明明白白地显示着“提而未付”,列支了费用却未实际发放也;“应付职工薪酬”账户之“工资薪金”明细账如果是负数余额,企业所得税汇算时还得和内部工资制度相对照,超额发放的不能在税前扣除。
仅有内部工资制度并非意味着可税前扣除,关键在于内部工资制度自身合理与否?符合行业特点否?符合地区特点否?企业不合理高薪税前列支行为有损于国家财力;预防官员腐败源头控制措施之一,乃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承揽人员的高薪税前列支严监管。
内部工资制度是否因税前列支需要随意调整格外引人注目。相对固定、有序调整、调整有理才令人信服。
企业所得税新法体系,与个人所得税新法体系相辅相成。尽管企业为掩盖非法经济行为不惜牺牲个税利益,但严格管理个人所得税毕竟能使国家财力少受损失。如果企业未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其工资薪金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
纳税人及其会计在工资薪金方面的风险还在于是否能被认定,其工资薪金确实不以减税or避税为目的。有这样一个兜底的“万能条款”式规定,无端地增加纳税风险实属得不偿失之举。
二、严肃性——工资薪金总额基数化
工资薪金总额历来是可税前扣除的“三项经费”的计算基数,近年来又成为可税前扣除的“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的计算基数,国税函〔2009〕3号系统强调了工资薪金总额基数化的严肃性:“《实施条例》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条所称的‘工资薪金总额’,是指企业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总和,不包括企业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以及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其实质含义图示如下: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国有企业不仅应满足工资薪金总额基数的要求,而且应顾及出资人——国家的利益,再不能“经营者大肆掠夺投资者”了。
三、调控性——工资薪金总额杠杆化
实务里,纳税人及其会计应注意将含金财税政策及其基础法律法规相结合。唯其如此,方能悟出税收政策杠杆的调控性。
不妨寻觅一下工资薪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含金法律法规,细细体味其税收优惠的大力度大导向:
(一)《企业所得税法》里的工资薪金条款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1.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2.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其玄机在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工资薪金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贷:应付职工薪酬等
其悬念在于,除了高额让利于聘用残疾人的纳税人,国家今后还会出台政策让利于谁?聘用下岗职工的纳税人?聘用军嫂或者退伍军人的纳税人?……值得期待。
那么,从2008年1月1日起,可以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费用和残疾人员工资,加计扣除的比例是多少呢?
(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里的工资薪金条款
1.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一)项所称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是指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透视其政策变化,纳税人管理层及其会计应深知:虽然依旧是50%加计扣除,但不能当年全部税前消化了;形成无形资产的,税前得利还得耗N年。
2.工资的加计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所称企业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工资的加计扣除,是指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加计扣除。残疾人员的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二)项所称企业安置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其实质含义见图2:
透视其政策变化,纳税人管理层及其会计应深知:不用再挖空心思争取“福利企业”的虚名了,工资加计扣除面前企业平等,论人数而不论企业,论实发数而不论限额;论实实在在的工资金额而不论聘用人员比例了。
四、启示
论文关键词：日常核算入手；寿险公司；纳税筹划
论文摘要：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加强财务管理，研究节税方法，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纳税筹划的必要性和前提原则出发，针对寿险公司日常经费开支特点，就如何做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1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尽量节约成本、扩大收益，税金也是企业的一项成本，通过合理、合法的纳税筹划少缴点税，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企业的收益。每个企业都可以通过对税收法规的研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选择使用对企业更有利的税法条款。
2税收筹划的前提和原则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自身的经营或投资活动的适当安排，在不妨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达到税赋最小化的目标。财务工作者要切实做好税收筹划工作，必须深刻理解税收筹划的前提和原则，在掌握相关税法知识和财经制度的基础上，以守法、合规为前提，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科学合理地进行纳税统筹。唯有如此纳税筹划活动才安全可行、符合国家法规要求，否则就有可能与偷税、漏税混为一谈。
2.1应纳税所得额税前扣除的前提
（1）真实性是纳税人税前扣除的首要条件。真实性是指能够提供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的适当凭据，任何不是实际发生的费用，也就没有继续判断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必要。
适当凭据的适当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根据《票据法》和《发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必须提供发票的，发票就是适当的凭据；可以自制凭证的，如工资费用表、折旧费计提表等也是适当凭据。
（2）合法性是指符合国家税收法规规定。其他法规规定与税收法规规定不一致的，以税收法规规定为准，即使费用实际发生，也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比如一些按照财会制度规定可以作为费用的支出项目。
2.2应纳税所得额税前扣除的原则
税前扣除的确认应当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相关性原则、确定性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即纳税人应在扣除项目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即凡在当期取得的收入或者当期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已经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或费用；凡不属于当期的收入或应当负担的费用，即使款项已经收到或已经当期支付，都不能作为当期的收入或费用。
（2）配比原则。①因果配比，即将收入与对应成本相配比；②时间配比，即将一定时期的收入与同期的费用相配比。
（3）相关性原则。指纳税人可扣除项目的内容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直接相关。
（4）确定性原则。即纳税人可税前扣除的项目，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对于会计人员进行的职业判断和估计税收上是不认可的。
3如何做好寿险公司日常经营中纳税筹划工作
目前，由于寿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局限于人寿保险业务经营和保险资金运用，而保险资金运用权限又集中在总部，各分支公司均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资金运用操作，故人寿保险公司纳税筹划的重点应在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3.1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职工薪酬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企业成本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按照规定，保险公司虽然不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但却是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必须按照税法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的义务。保险公司对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主要包括员工工资收入和人手续费、佣金收入。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1）尽可能平均地发放员工的每月工资，避免一次性的大额奖金发放，相对降低员工应纳所得税的税率。（2）由公司提供相关费用，降低应纳税所得。按照现行税法规定，不纳入个人所得税，可作为企业经营性费用在税前扣除的项目主要包括抚恤金、救济金，误餐补贴，企业和个人按规定比例交纳的住房公积金、社会统筹金，企业为某些无住房员工提供住宿，实报实销交通费，电话费用据实凭票报销，差旅费津贴等。.2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重点一般包括准予从收入额中扣除的项目、免于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项目和减免税优惠项目等三个主要方面。人寿保险公司同其它企业一样，同样可以采用成本、费用的充分列支减轻税赋进行纳税筹划。
合理开支日常经营费用，有效降低应纳税所得额，可以达到合理避税之目的。
(1)经费计提规范准确，列支凭据真实有效。现行税法规定，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应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2％和1.5％计算扣除，企业按规定提取向工会拨交的工会经费，必须附有工会组织开具的《工会经费拨缴款专用收据》，否则不可在税前扣除。财务人员应充分理解其含义：工会经费计提除应附《工会经费拨缴款专用收据》外，对超过计税工资标准部分的工资、职工福利费、教育经费均要作为纳税调增项目缴税。
(2)实行新的用人管理办法，合理进行纳税筹划。将公司保安、司机等人员采用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订用工合同、保险公司支付用工费用、人员全部由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负责管理，所需费用按政策规定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实现了用工方式的首次转变。这个用工方式的转变在全国其他地方商业银行运用比较广泛，如果寿险公司在试点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大胆探索、稳步推进，加快人寿保险公司用工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对短期合同制员工的聘用，则企业所得税筹划工作将出现实质性转变。
(3)准确区分业务招待费和会议费，降低业务招待费超标准列支现象。业务招待费是企业用于业务招待方面的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汇缴清算政策规定，业务招待费扣除比例为：全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1500万元以下的为千分之五，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为千分之三，超过规定比例列支的业务招待费不得在税前扣除，必须作为应税所得额的增加项加以调整。而会议费是核算企业召开会议所发生的文具、会议横幅、标语、纸张、会议资料、名册印刷、会议室租金、参会人员食宿费等支出。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对此没有规定扣除比例，即只要是实际发生的会议费支出，可以全额在税前列支。因此，日常工作中应加强业务招待费预算管理，积极开展会议费筹划，根据业务实质合理开支会议费和招待费，减少调增应税所得额。
(4)重视广告费开支，确保入账凭据合规有效，减少不必要的纳税调增。在实际执行中，各单位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日常业务宣传时，必须取得税务部门认可的广告支出费用凭据，使正常经营性支出规避纳税调增处理，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5)加强赞助费和捐赠支出管理，用活捐赠税前扣除政策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汇缴清算政策规定，各种赞助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符合国家规定、且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1.5％的标准以内可据实列支营业外支出，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需在年终进行纳税调整。必要从日常基础工作做起，重视捐赠活动筹划管理：①要取得捐赠的正式发票；②尽可能地通过税法认可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进行捐赠活动，确保各项捐赠支出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税基; 企业所得税; 纳税筹划
税基即“课税基础”,对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进行纳税筹划,也就是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筹划,就是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小应纳税所得额,税基越小,所缴纳的税款就越少。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其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准予扣除项目-允许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要减小应纳税所得额,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筹划:收入和税前列支的费用支出。
一、收入的筹划
(一)不同收入界定的筹划
收入总额包括企业取得的各种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不征税收入”不构成应税收入,具体是指财政拨款、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属于财政性资金的收入;“免税收入”已构成应税收入但予以免除,是指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收入等。因此,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方式时,可以考虑选择国债或符合条件的股票、债券直接投资,如企业可以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国债而不存入银行,增加免税收入。
(二)利用分期确认收入筹划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规定: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纳税人下列经营业务的收入可以分期确定,并据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1.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可以按合同约定的购买人应付价款的日期确定销售收入的实现;2.建筑、安装、装配工程和提供劳务,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可以按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定收入的实现;3.为其他企业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等,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可以按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定收入的实现。
分期确认收入筹划的基本原则是,让法定收入时间与实际收入时间一致或晚于实际收入时间,这样企业就能有较为充足的现金纳税,并享受该笔资金差额的时间价值。
(三)选择不同销售方式的筹划
产品销售方式有现金销售、预收货款销售、托收承付或委托收款、委托其他企业代销、分期收款等,不同的销售方式对应不同的收入确认时间。由于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企业对销售方式有自由选择权,销售方式不同,往往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这就为利用不同的销售方式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而企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取决于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早晚又为利用税收屏蔽(延迟纳税)提供了筹划机会。
(四)其他有关收入的所得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减计收入,是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上述原材料占生产产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二、税前列支费用的筹划
利用企业所得税法中对税前列支费用进行筹划,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重点,其筹划的空间非常大。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一)关于“三费”的筹划
“三费”是企业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在实务中,有些企业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经常超过税法规定扣除限额,导致不能在税前全额扣除,加重了税负。
进行纳税筹划的基本原则是:在遵循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大据实扣除费用的额度,对于有扣除限额的费用应该用够标准,直到规定的上限。在日常财务工作中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筹划:
1.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提高扣除费用额度
按规定,“三费”都是以营业收入作为基础计算扣除限额的,如果将企业的销售部门设立成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将企业的产品销售给销售公司,再由销售公司对外销售,这样就增加了一次营业收入,在整个企业的利润总额并未改变的前提下,费用限额扣除的标准可同时获得提高。
2.业务招待费与会务费、差旅费分别核算
在核算业务招待费时,企业应将会务费(会议费)、差旅费等项目与业务招待费等严格区分,不能将会务费、差旅费等挤入业务招待费,否则对企业不利。因为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旅费、会务费、董事费,只要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凭证,均可据实在税前全额扣除。同时,也绝对不可以故意将业务招待费混入会务费、差旅费中核算,否则属于偷税行为。
3.合理转换“三费”
在核算业务招待费时,企业除应将会务费(会议费)、差旅费等项目与业务招待费等严格区分外,还应当严格区分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提前做好预算,以利于二者间的合理转换,从而进行纳税筹划。
(二)关于研发费用的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加计(150%)扣除。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一优惠政策,努力提高研发水平。在日常核算时,注意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所发生研发费用的认定条件,并且单独归集核算,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在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研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费用,按无形资产成本的150%进行摊销,并保存相关佐证材料,以便能充分享受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
(三)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上的筹划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线法,包括平均年限法和工作量法;另一种是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企业采用不同的方法,每年计提的折旧额也不一样。由于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一般会转移到产品的成本中去,或作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直接抵减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如何对折旧费用进行筹划与安排,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使用直线法集体折旧,每年计提的折旧额相同,比较均衡;而使用加速折旧法则前期计提的折旧相对较多,后期相对较小,由于在前期将大部分的折旧已经列支或转移到产品的成本中了,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三、结束语
企业所得税作为国家参与企业经济利益分配的一个税种,贯穿于企业财务活动的始终,制约着企业的会计收益和企业目标的实现,而且它的税源广,税负弹性大,具有很大的筹划空间,是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重点。对于企业来说,依法纳税是企业应尽的一项基本义务,同时不需要缴纳比税法规定的更多税收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企业如何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做到依法纳税与合理避税的协调统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课题,是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
【参考文献】
[1] 杨宏.新企业所得税法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思考[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