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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2005年 红学研究 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俞平伯；吴世昌；《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31-03
本文从自己的收藏之中，选取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分别就《俞平伯论》、《红楼梦探源》出版事宜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两封信，并且简要地作了一些评介，希望能够对研究20世纪的红学史有所帮助。
一、俞平伯关于《俞平伯论》的一封信
俞平伯于1985年6月27日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邓韶玉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韶玉同志：前付一书，寄你府上，后未见复，不知收到否？我的说《红》旧稿编辑如何？希将目录见赐。未知何时能付印？均希示知。以京中社科院文学所将于明年一月开一有关我的纪念会，如能早日编刊，于两方面亦皆有益也，匆布不尽，即候
撰祺
俞平伯
八五.六.二七
在通信地址面上除了收信人寄信人姓名地址之外，俞平伯还加了一句：“邦叟主人前致意不另平”。
俞平伯（1900—1990）是中国一位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与胡适并列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俞平伯在新红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是他在1922年2月至7月之间写成的《辨》一书。在新红学研究领域中，他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使得自传说具体化与形象化了。在50年代初，俞平伯又将《红楼梦辨》修订成《研究》出版。谁知到了1954年，他突然因此而遭到莫名其妙的横祸，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的斗争对象，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一直到了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当时的院长胡绳在致词中才正式表示，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大约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推出新红学代表性人物的论红著述全集。到了1988年，《胡适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等书陆续出版，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中，《俞平伯论》分为上下两册，收集了俞平伯从1921年的《与顾颉刚讨论的通信》到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为止60余年之间撰写的红学研究论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红楼梦》的研究当中，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并擅长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甚至家史来研读，俞平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所有知名的新红学家当中，只有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而不是历史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最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俞平伯甚至出现与胡适学说分道扬镳的若干迹象。他在1978—1979年之间撰写晚年代表作《乐知儿语说红楼》时，研究《红楼梦》的思路、观点及其方法，都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且全新的学术观点，即“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1]。到了1985年，俞平伯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2]。当然，由此不可避免将会引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否定自己60余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成果。所以，俞平伯的晚年是相当痛苦的，十分矛盾的，犹豫不决的。他致邓韶玉的这封信，恰恰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复杂心态。俞平伯一方面已经在认真地反思新红学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他也还是很珍惜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欣然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论红全集，而且还十分关注编辑的进展情况，特别希望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之前印出（尽管最后未能如愿以偿），都充分说明了他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的争议，俞平伯并没有把《乐知儿语说红楼》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俞平伯论》之中，而是把它作为遗作交给他的外孙韦柰保存。
然而，俞平伯毕竟是一位十分诚实、正直、善良并且杰出的大学者，个人的荣辱远远比不上探究真相更加重要，所以他不断地思考着、追求着。据韦柰回忆，到了1990年6月中旬以后，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评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他在若有所思之中，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感到可能发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最后俞平伯终于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3]。
俞平伯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新红学研究的生死存亡。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曲沐、克非、吴国柱、陈林等一批学者，沿着俞平伯已有的思路，针对《红楼梦》的脂批本，提出了全面系统而且十分有力的质疑，掀起了一场20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大讨论。特别是欧阳健在他集大成之作《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里，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证，似乎是令人震惊地揭穿了脂砚斋作伪的本质，从而说明只有程甲本《红楼梦》才是真本才是正本。而中国红学界的主流派，对于这批学者的惊人观点，要么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乱骂乱批一通。到目前为止，反对者一直缺少正面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特别缺少有针对性的有充分根据的一条一条地反驳有关的质疑的理论。由于事关重大，为了中国的《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希望这场大讨论能够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通过互相之间的有力辩驳，最终讨论出一个让绝大多数红学爱好者接受的结果。
二、吴世昌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一封信
吴世昌于1962年3月24日从英国给中华书局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三月五日来示今早收到，至谢。
承询拙著“红楼梦探原”，自去年起已着手写中文本，在暑期前写完前二卷。但在暑假中收到自香港友人寄来的胡适旧藏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的‘甲戌本’）的影印本，其中脂评与俞平伯先生所编印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略有出入。我从前写英文本时完全根据俞氏“辑评”，在‘脚注’中页数也指“辑评”，因此中文本须据影印本加以修改。同时，对于胡适在影印本序言中若干荒谬论点，尤其关于该抄本的底本年代方面，需要驳斥。因此进行较缓。此外，自英文本刊布后，有国际间许多对此书有兴趣的学者来信讨论，及各国期刊的书评，有些意见很好，有些是错误的。在中文本中也要考虑，以免引起疑问或误解。
承告国内各方面向贵局询问此书，使我感到愧惭，未能及早赶出。也使我十分感激同志们对此书的关心，鞭策我加紧努力。我现在准备暑假中全家回国，希望在最近两个月内努力赶写，以便回国前寄上。
此致
敬礼
吴世昌上三月廿四日，1962
请注意我的新地址：
17 BARDWELL COVRT， Oxford， England
吴世昌（1908—1986）是中国一位以词学和红学研究知名的学者。1947年吴世昌远赴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1962年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吴世昌在牛津大学出版了英文著作《红楼梦探源》。一共五卷二十章，391页，历时三年写成。内容分为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续书探源五个部分，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要特色。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受关注。特别是吴世昌在1961年12月写成的《我怎样写》一文，在《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上发表以后，中国的红学研究工作者已经知道《红楼梦探源》一书在国外出版的讯息。
吴世昌致中华书局的这封信，是对中华书局当年3月5日来信的回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说明《红楼梦探源》由作者自译的部分，中文本与英文本有所不同、略有增删的原因，就是依据胡适1961年影印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新再作了一些校订，与此同时又批驳了胡适在影印本前言中的若干学术观点，还有就是参考了英文版出版后读者与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二是说明当时中华书局就十分关注《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在与吴世昌联系商量《红楼梦探源》中文版的出版问题。下面分别围绕着《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与出版问题，再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探讨。
首先，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不但是他本人研究《红楼梦》的代表作，而且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起，成为继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之后，20世纪所谓“新红学”前期另外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与其他几部著述不同的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是一部地道的英文著作，从而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直接地展示了新红学的研究成果。
翻开《红楼梦探源》一书，我们发现，在《红楼梦》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曹雪芹的生卒年等不少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吴世昌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但是他的整个思路、方法与观点，毫无疑问地仍然沿着胡适的研究模式。可有意思的是，吴世昌却在《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里，对胡适进行了多方严厉的批判与挖苦，甚至根本不承认胡适的研究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开创意义与奠基作用，而是硬把王国维拉进来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众所周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研究史上的确十分重要，但他做的毕竟是文学评论文章，与新红学的路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更有些过分的事情是，胡适在1928年撰写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曾经说道：“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4]，本来是指围绕新月书店成立所作的各种宣传，吴世昌把这句话抓住紧紧不放，故意歪曲这句话的意思，硬把它说成是1927年新月书店原来准备出版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甲戌本却被胡适出了重价买下留在身边成为“枕中鸿宝”[5]，以至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当时无法出版。这就距离事实真相太远了。说出这种有些昧着良心的话，不能不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与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色。
其次，关于《红楼梦探源》的出版问题。在“”结束以后，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吴世昌除了《红楼梦探源》之外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其中包括《我怎样写》一文。而由吴世昌本人以及孙郁根、曹莉共同翻译为中文版的《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等到了1996年，才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是《红楼梦探源》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版。《红楼梦探源》的英文本不分上下篇，而中文本则分为上下篇，因为上篇系著者自译，并有增删；下篇由他人翻译，其中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的译者是孙郁根，第十七章后半至二十章的译者是曹莉。全书的章节题目均由著者所定。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的“编后”在谈到决定收入《红楼梦探源》时说道：“正在考虑请人翻译时，忽然发现了先生自译前半部书的手稿，从纸张分析，似写于回国前后；经与原书查对，内容有不少增补和修正（如原第六章第四节扩为一章等）。这发现使我们惊喜，随即请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青年教师曹莉、孙郁根翻译后半部，与先生自译稿合璧，以飨读者”[5]。由此可见，编者似乎并不知道中华书局早在1962年3月就曾经向吴世昌约过《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而吴世昌当时还曾很有信心地表示，再有两个月即可赶译出来交稿。换句话说，《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稿预计在1962年5月即可译写完毕。
有意思的是，直到“”爆发，《红楼梦探源》也没能由中华书局出版。当年中华书局先是向吴世昌约了稿，结果却又未能将《红楼梦探源》一书出版的原因，由于目前缺乏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估计主要是因为吴世昌边修改边翻译进度比较慢，加上他回国之后又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忙着撰写了一些新的红学论文，从而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他很可能在回国之后，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一书的翻译工作。另外，还可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点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大灾难，使得当局在政治上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一点。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史新著旧籍，恰恰都是趁着在这一个空档出版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情况略为好转，官方也就不断地加紧了政治上的控制。所以，六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的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可能是由于中华书局没有再催促，吴世昌也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的翻译工作，最后导致《红楼梦探源》一书只由他本人翻译了一半。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C]//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7.
[2]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J].文史知识，1885，（8）.
[3]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43.
关键词 张爱玲 红楼梦 女性世界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她自称其小说得益于《红楼梦》的为最多，《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爱玲回报《红楼梦》的，则是她的“红楼梦魔”。“千古之绝唱，旷世之才女”，才女绝唱十余年间完成《红楼梦》的考据与研究，这段书中的话这足以看出她与《红楼梦》之间的不解之缘。从儿时便接触红楼梦的张爱玲，十四五岁便开笔创写了《摩登红楼梦》。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多少学者各持己见，暂且不谈，但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便有了自己对于《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独到见解，如今想来己经很是诧异了。更何况她自己曾说过，十二三岁时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以下，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对于《红楼梦》有着如此敏感的触角的人，除了张爱玲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了。而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最吸引我的应属她笔下的小说，所以我今天想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思想角度浅谈一下《红楼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创作核心
《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而女性世界同样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核心。《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数不胜数，从位高权重的贾母到身份卑微的丫鬓婆子，还有多如牛毛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的形象各异，优劣不同，但正是这样不同的形象性格造就了一部引人人胜、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的鸿篇巨著。而对于这些女子细致入微的形象描写，让她们的性格特点与故事的情节紧密联系，使故事的发展环环相扣，这也正是整个小说的成功之处。与曹雪芹相比，张爱玲本身身为女性，她对女性世界了解的更是相当透彻的。她用细腻的文笔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她披露了女性世界的黑暗面，如写心理畸形的七巧、小寒，丧失人格的梁太太、流苏，无奈的红玫瑰、白玫瑰、碧落等等。这些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的。张爱玲既写出了这些女子的喜慎哀怨，又深人的写出了女子们的内心活动以及她们的思考过程。从对女子形象的把握上来讲，张爱玲受到了《红楼梦》影响的同时也丝毫不逊色于《红楼梦》。她对于女性形象的内心把握甚至要比曹雪芹更胜一筹。可谓出之于蓝而青于蓝。
二、创作重心
无论是曹雪芹也好还是张爱玲也好，他们的思想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的创作重心都是重在情感的表达。曹雪芹的《红楼梦》，在阅读时能让人随之而喜随之而悲，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注重了在故事情节中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了男女之间的感情上。小说中感情的表达我觉得正是曹雪芹本人情感的一种寄托。而正是因为这些投入的情感在小说中真实的呈现，使得小说有了深切的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创作重心同样是情。我想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情的表达一方面来源于她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以及她的家庭背景等原因，这使得她需要在小说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另一方面，这样的女子从小便阅读《红楼梦》而曹雪芹在小说中对于情感的流露与表达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同样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三、创作风格
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过于大胆的，不被当时的政治社会所接受，被列为禁书。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大胆的创作，使得《红楼梦》取得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而对于张爱玲的创作风格曾见过这样的评价“强烈的残酷”和“无奈的苍凉”。乍一看，似乎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什么联系。但细想起来，这样大胆的创作又与当时的《红楼梦》有着殊途同归之感。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清晰的看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并用自己犀利的文笔毫不留情的将其揭露出来。对于这样的创作在当时我想也应该说是十分大胆的，她把她对社会的认识都倾注在其笔下。张爱玲在1943年和次年的创作一下子风靡了上海文坛，之后又悄悄的隐匿，好像是熄灭了一般，可她带来的文学上特殊的风格却至今不衰。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说《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的原因。
四、创作视角
对于曹雪芹的《红楼梦》，他的创作视角由它的章节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指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包括了概括性的前五回，这些内容是作者以自身情感进行创作的，具有作者的自我感官意识。而另一部分，《红楼梦》采用了全面的创作视角，用全面的叙事角度进行了故事的叙述。而这种集主客观于一身的创作视角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可以说这样的创作手法是张爱玲对曹雪芹的写作手法的一种继承。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有美丽哀怨的开头和结尾，以显示张爱玲本身对故事的主观态度。而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也想客观全面的展示出故事的情节和背景，但就这点看来，我个人觉得其小说的主题性过于直白，虽然便于让读者产生共鸣，但与《红楼梦》相比，让人觉得缺少含蓄的美感，不如《红楼梦》那样经得起读者无限次的品读。但无疑的是，张爱玲这样集主客观于一身的写作角度，是与《红楼梦》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总结：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可以说《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爱玲也将《红楼梦》用自己的文字延续了下去。《红楼梦》的精魂已经深深的扎根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之中，而这些来源于张爱玲毕生对《红楼梦》的钟爱。“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魔名。“这是张爱玲在《红楼梦魔》的自序中的最后一句话，对于张爱玲来说，梦魔并不是一种噩梦，而是一种疯狂，一种痴迷，一种执着。我想这一句话足矣说明《红楼梦》对于张爱玲的影响。而对于《红楼梦》痴迷至此的一个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也变得让人很好理解了。
参考文献：
[1]李翠英.情解红楼梦二篇.《五台山》,2010年第5期
[2]李俊.《红楼梦》与张爱玲小说的“家常”叙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论文摘要：张爱玲与《红楼梦》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她自称其小说得益于《红楼梦》的为最多，《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爱玲回报《红楼梦》的，则是她的“红楼梦魔”。“千古之绝唱，旷世之才女”，才女绝唱十余年间完成《红楼梦》的考据与研究，这段书中的话这足以看出她与《红楼梦》之间的不解之缘。从儿时便接触红楼梦的张爱玲，十四五岁便开笔创写了《摩登红楼梦》。对于这本书的评价多少学者各持己见，暂且不谈，但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便有了自己对于《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独到见解，如今想来己经很是诧异了。更何况她自己曾说过，十二三岁时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以下，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对于《红楼梦》有着如此敏感的触角的人，除了张爱玲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了。而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了她对《红楼梦》本身的见解和研究上，在她的文学创作中，《红楼梦》的的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最吸引我的应属她笔下的小说，所以我今天想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思想角度浅谈一下《红楼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1创作核心
《红楼梦》是以女性世界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而女性世界同样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核心。《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数不胜数，从位高权重的贾母到身份卑微的丫鬓婆子，还有多如牛毛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的形象各异，优劣不同，但正是这样不同的形象性格造就了一部引人人胜、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的鸿篇巨著。而对于这些女子细致人微的形象描写，让她们的性格特点与故事的情节紧密联系，使故事的 发展 环环相扣，这也正是整个小说的成功之处。与曹雪芹相比，张爱玲本身身为女性，她对女性世界了解的更是相当透彻的。她用细腻的文笔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她披露了女性世界的黑暗面，如写心理畸形的七巧、小寒，丧失人格的梁太太、流苏，无奈的红玫瑰、白玫瑰、碧落等等。这些女性形象的创造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的。张爱玲既写出了这些女子的喜慎哀怨，又深人的写出了女子们的内心活动以及她们的思考过程。从对女子形象的把握上来讲，张爱玲受到了《红楼梦》影响的同时也丝毫不逊色于《红楼梦》。她对于女性形象的内心把握甚至要比曹雪芹更胜一筹。可谓出之于蓝而青于蓝。
2创作重心
无论是曹雪芹也好还是张爱玲也好，他们的思想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的创作重心都是重在情感的表达。曹雪芹的《红楼梦》，在阅读时能让人随之而喜随之而悲，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注重了在故事情节中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了男女之间的感情上。小说中感情的表达我觉得正是曹雪芹本人情感的一种寄托。而正是因为这些投入的情感在小说中真实的呈现，使得小说有了深切的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创作重心同样是情。我想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情的表达一方面来源于她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以及她的家庭背景等原因，这使得她需要在小说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另一方面，这样的女子从小便阅读《红楼梦》而曹雪芹在小说中对于情感的流露与表达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同样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不可忽视的。
3创作风格
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过于大胆的，不被当时的 政治 社会所接受，被列为禁书。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大胆的创作，使得《红楼梦》取得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而对于张爱玲的创作风格曾见过这样的评价“强烈的残酷”和“无奈的苍凉”。乍一看，似乎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没有什么联系。但细想起来，这样大胆的创作又与当时的《红楼梦》有着殊途同归之感。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清晰的看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并用自己犀利的文笔毫不留情的将其揭露出来。对于这样的创作在当时我想也应该说是十分大胆的，她把她对社会的认识都倾注在其笔下。张爱玲在1943年和次年的创作一下子风靡了上海文坛，之后又悄悄的隐匿，好象是熄灭了一般，可她带来的文学上特殊的风格却至今不衰。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说《红楼梦》成就了张爱玲的原因。
4创作视角
关键词：红楼梦 仿书 价值
一、《红楼梦》仿书界定
仿书不等于续书。续书是指作家以某部小说为参照系，借用被参照小说中的人以及与其相关者，按照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接着该小说重新续写，续书的特征在于“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尤其是在语言、结构诸方面要具有原著‘神韵’，人物背景虽然与《红楼梦》不同，而‘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我们认为，仿书则是作者出于对某部典范作品的偏爱和欣赏，通过对典范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乃至艺术构思的摹仿。创作出与之在以上诸方面相近的作品。其特征首先在于“仿”，而不要求作品之于被仿作品有着时空和内在逻辑上的前后联系。出对文本的尊重，尽管依照形貌上程度不同的摹拟称为“仿书”，但因为作品本身是依据自己的方式来陈说的，是独立意志的载体。其次，仿书本质上是一种再创作，它不是作家的一种机械模拟，而是仿中出新，重新赋予所仿的叙事对象以新的生命，新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研究时就不能按部就班、按图索骥。
二、仿作概况
《红楼梦》仿作蜂起在道光年间，至今为止仿作的作品据一粟先生统计有23种。少数仿书如《花田金玉缘》、《水石缘》及《梅花梦弹词》经过今人辨析，认为并不属仿书之列，而一些未被前人所关注或漏选的仿红之作也相继露出水面，《新红楼梦》、《风月鉴》、朝鲜发现的汉文仿红小说《玉楼梦》、《九云记》，97年第3辑的《红楼梦学刊》按一粟体例增补了《绣囊记》、《芸兰泪史》两部仿红作品，共计29种。对于红楼梦方做的考订，应该有一个上下限，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清末民初。经过检索就这个范围，《红楼梦》仿书主要书目如下：
1、《青楼梦》(一名《倚红小史》)，[清]慕真山人(俞越)著，潇湘侍者(邹|)评。《青楼梦》目前存三种版本皆为六十四回本：《绘图绣像青楼梦》巾箱本，光绪乙末冬月(1895)上海书局石印，共八册；《青楼梦》，共十册。首页有“杨州陈恒和书林左卫街”印，背页则有“申报馆仿袖珍板印”字样；《绘图青楼梦全传》，亦为巾箱本，共六册。
2-3、《一层楼》与《泣红亭》，因《一层楼》与《泣红亭》属姊妹篇，故而合力说之。《一层楼》三十二回，《泣红亭》，二十回，均为尹湛纳希著。
4、《花月痕》，魏秀仁(1818-1873)著，一粟《红楼梦书录》中讲到：“题“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五十二回。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5、《品花宝鉴》，[清]陈森撰，六十回。道光己酉(1849)幻斋刊本。石函氏自序，卧云主人题词。1913年石印本改题《燕京评话录》，又一石印本改题《怡情佚史》。
6、《海上花列传》题“云间花也怜依著”。六十回。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首光绪二十年自序。
7、《九尾狐》，评花主人著，有社会小说社排印本。刊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间。有戊申(1908)九月灵岩山樵序。
8、《九尾龟》章回小说，张春帆著。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点石斋刊第一至第六集；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刊第七至二十集。此书有人续至二十四集。
9、《绘芳录》，又名《红闺》，题西泠野樵著。八十回。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本。卷首自序题“时在光绪戊寅(四年1878)嘉平月中旬，始宁竹秋氏自志于邗上梅妍寓楼之南轩”，据次知作者竹秋氏是浙江上虞人，寓居扬州(邗上)。
10、《女娲石》，三十二回。海天独啸子著，洞亚编辑局铅印本。甲卷印于光绪三十年(1904)，乙卷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带有明显近同于《红楼梦》尊女抑男之思想，叙爱国女子金瑶瑟为争取女权斗争的故事。
11、《情天恨》通俗小说。题“顽石”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学社刊。
12、《梦影缘弹词》，苕溪爨下生(郑贞华)撰。四十八回。光绪二十一年(1895)竹简斋石印本。首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序。此书形式上写的是求仙的故事，复杂冗长。
13、《快心录》：山石老人撰。十四回。精抄本。首自序，次小仓山房评，次题词。小仓山房评：“此书仿‘红楼梦’之作也。”作于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四年(1865)间，伪托“乾隆辛卯[1771]年镌”。
14、《新泪珠缘》：天虚我生撰。八回。宣统二年(1910)上海群学社铅印本，原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月月小说”第19至24号。接“泪珠缘”第六十四回。
15、《琴楼梦》：樊增祥撰。一回。民国三年(1914)上海大共和日报社石印本。
16、《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六十回，清邹|撰。原题“梁溪司香旧尉编”。光绪三十年(1904)年付梓石印时复名《尘天影》，并冠“海上”字样，汪涛序。正文前有作者及汪畹根之书信诗作等。
17、《九云记》。1994年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无名子著、江淇校点。它以朝鲜李朝时期金万重的《九云梦》为基本创作框架添删而成。主要写奇才卓艺的年轻书生杨少游的宦途得意，以及他与8位女子恋爱的经过。
18、《玉楼梦》，朝鲜南永鲁著，村焕文堂刊四卷二十回本。藏大连图书馆。啸花轩刊十二回本，封面题《觉世姻缘玉楼春》，疑是原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二酉局刊本，二十四回，不分卷，坊间重刊啸花轩本。
19、《风月鉴》十六回，清吴贻先撰，末卷有寄男方钰跋。吴贻先，字荫南，号爱存，疑河南光山县人(自序后有章日中州弋阳吴氏)。北京图书馆藏有嘉庆刊本，又有钞本，浙江图书馆收藏。与《红楼梦》的别名《风月宝鉴》相关。
20、《新红楼梦》。此书全二册，系言情小说，署孽缘君著，四十八回。只著有《新红楼梦》一部。述说留东男学生又芦与京都名妓曼仙与黄歇浦所之女伶赛文君错杂的故事。
21、《镜花缘》，一百回。李汝珍撰。北大图书馆藏原刊本。枣帘闲笔序。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人称北平子。大兴(今北京市)人。以武则天时期为背景，全书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理想。
22、《泪珠缘》，四集六十四卷，陈栩撰。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杭州萃利公司排印本。署“天虚我生”。古今小说评林：“若《泪珠缘》，直是模仿‘《石头记》’而已，自己并未出何种新奇意思也”。
23、《风月梦》，三十二回，又名《名妓争风全传》清“邗上蒙人”撰。首道光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作者系扬州人，书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或稍前。有清光绪十年(1884)上海江左书林校刻小字本、光绪十二年(1886)刊小本、上海申报馆活字本等。反映了清代社会的腐败。当 属邪狭小说之列。
24、《蜃楼志》，二十四回，有嘉庆九年(1804)、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首罗浮居士序。小说继承了《红楼梦》写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表现了政治腐败、吏治黑暗、世风浇漓、社会动荡的清代社会。
25、《瑶华传》，十一巷四十二回，清丁秉仁撰。道光二十五年慎修堂刊本，题“吴下香城丁秉仁编著”，“茂苑尤夙真阆仙评”。首嘉庆十年武林冯瀚序，又四年九年十年幼夙真等序，八年自序。此书以反笔描摹《红楼梦》，试图标正立统，但行文处处可见仿红之迹。
26、《儿女英雄传》，一名《金玉缘》，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与《红楼梦》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27、《兰花梦奇传》，六十八回。吟梅山人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石印本。首光绪三十一年烟波散人序。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鸿文馆石印本，题作“支那儿女英雄事”，同年竹西外史序，全同。是晚清一部写婚姻悲剧的白话小说。
28、《绣囊记》。俞天愤著，无双热评，上海《小说丛报》社民国六年(1917)初版，上海中原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版。全书共十二章。其书总评：“此篇行文，全学着《红楼梦》其叙人姓名也，都有寓意”。这本书总评讲共有四处学习《红楼梦》。
29、《芸兰泪史》。26章，标目新颖，如“一、悼兰；二、怜才；三、折芍……”。此书王铎所作，其夫喻血轮作有《林黛玉笔记》二卷，民国七年(1918)上海广文书局铅印本录《芸兰日记序》如下：……内子王铎，颇能读书……复撰就是书，悲欢离合，情节离奇，写儿女情怀”。经赵建忠考证当属《红楼梦》仿书。
三、仿作者的态度和我们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仿作评价不高，认为它是“东施效颦”，在我们看来，以试图摆脱《红楼梦》原著的限制，转而以《红楼梦》为范本展开相对独立的小说创作出的仿红之作较之“狗尾蛇足”的续作要出色得多，但成就依然相当有限。再创作人是希望以自己之手曹雪芹之风骨来表达故事的，既然要旧瓶装新酒，那么源与流的问题如何解决，当他们婉曲的诉诸于自己作品时，则在特定心态，环境等等因素的限制下导致产生了不同的仿作态度。影响了故事的陈述方式。如果仅从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拘而不化，所以更重要的是继承原著精神，才能由“形似”而“神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自己对续红、仿红作品评价不高，但一些国外汉学家对它们的态度却颇不寻常，对于渴望了解中国人心态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红楼梦》仿作了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红楼梦》仿作者们以一种特别的“接棒”形式把原著所取得的成就接传下去，从而延长了《红楼梦》的艺术生命。郭像适先生在《鲁迅论
四、仿书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界定
尽管《红楼梦》仿书家竭力追摹曹雪芹，仿作毁誉参半，但结果并未超越其构建的《红楼梦》艺术境界。作为《红楼梦》之后的余波，《红楼梦》仿书仍然是清代白话及文言小说界和其他文学形式领域的一个重要群落。最终以其连贯而趋同的艺术风格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成为清代白话及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这些仿作，我们应打破偏见，跳出单纯与原著比较的小圈子。如此方有益于理解它们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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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石头记》；出典释义；概括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30-03
《红楼梦》一书有五个不同的异名，分别是：《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有这么多异名，鲁迅认为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多立异名，摇曳见态”[1]罢了。
在这些书名中，影响最小的要数《情僧录》，可见空空道人命的这个书名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虽然大多数红学家认为《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旧稿”，但因其中风月笔墨太多，曹雪芹对于“风月笔墨”反感，大加删芟，主题变了，书名也重新考虑了，因而弃之[2]。《金陵十二钗》这个书名，虽然是曹雪芹亲自命的名，并对它情有独钟，令人遗憾的是，《金陵十二钗》完稿不久，由于脂砚采用《石头记》之称，而失去了流传的机会，所以至今没有发现题作《金陵十二钗》的《红楼梦》旧稿。《石头记》这个名字，被认为是《红楼梦》的本名[3]，并且早期的抄本也都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红学家那里也得到了重视，可是在大众中间并不非常流行。唯有《红楼梦》这个名字能够流传至今，叫得最响，深受人们的青睐，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本文就从《红楼梦》这一书名的来历、出典释义等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红楼梦》这一书名来历
《石头记》作为正式定名是曹雪芹和他的合作者一致同意的，为什么《红楼梦》被采用正式的书名，并且它的势头越来越来大，最终取《石头记》的地位而代之？这必须首先弄清楚《红楼梦》一名究竟始于何时，如何来的？
《红楼梦》作为书名，其实在程、高刻本出现之前就开始流传，在脂砚斋的批注中又多次出现。据邓遂夫统计，甲戌本有两条，庚辰本有五条[4]，其他的如己卯本也有。如：
（1）“妙！设言世人以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甲戌本第五回眉批）
（2）“一部《红楼梦》，淫邪之处恰在焦大口中揭明。”（甲戌本第七回眉批）
（3）“有客题《红楼梦》一样，失其姓氏，唯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晴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评）
（4）“问的却极是，但未必心应。若能如此，将来泪尽夭亡，已化乌有，世间亦无此一部《红楼梦》矣。”（《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夹批》）
（5）“《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此梦更写得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庚辰本第二十四会会后总评）
（6）“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已并风月鉴已从梦中所有，故《红缕[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双夹批）
（7）“反说可笑，妙甚！若必以此梦为凶兆。则思反[返]落套，非《红楼》之梦矣。”（庚辰本第七十二回双夹批）
（8）“《红楼梦》第三十回终。”（己卯本第三十四回回末）
可以说，所有的这些称书名为《红楼梦》的批语，都揭示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初确实存在过一部书名为《红楼梦》的早期稿本。尤其例（1）和例（4），批书人十分自然的把所批之书称为“一部《红楼梦》”。此外，据资料记载，郑振铎藏本书名作《石头记》，但其缝标作《红楼梦》，以及现流散到苏联的一个脂评本，每回前面都有《石头记》的题名，唯第十回回首题为“《红楼梦》第十回”，同时第六十三回、六十四回、七十二回末，标有“《红楼梦》卷”、“回终”字样。这都说明，在采用《石头记》作为定名之后，《红楼梦》这个书名已经被使用过，不过势力较弱罢了。
甲戌本出现之后，《石头记》作为定名的局面开始动摇，社会上开始出现直接标有《红楼梦》的抄本。如今存梦觉主人序本和舒元炜序本，就都标有书名为《红楼梦》，并且梦觉主人对《红楼梦》这一书名作了解释，虽然未必精当，但是最早的。又如曹雪芹的同宗室诗人永忠、明义也用过《红楼梦》的名称。永忠《延芬室集》收有题为《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诗3首；明义的《绿烟琐窗集》收有20首专门的《题红楼梦》诗，并自注道：“曹子雪芹所出所撰《红楼梦》一部……”据周汝昌先生考证，这20首诗大约作于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年（一七七零至一七七五）[5]。可以看出，此时，《红楼梦》一名的影响渐渐占上风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把书名正是标称为《红楼梦》的抄本，是解放后在山西发现的梦觉主人序本，这个本子与甲戌本属同一个系统[6]。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记载：
“乾隆庚戌，有人告诉他看见过两种《红楼梦》抄本，‘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这说明，程、高本出现之前，有以《红楼梦》为正式标名了。程、高本出现后，《红楼梦》作为正式书名便取代《石头记》了[7]。
由此我们可知，《红楼梦》作为书名历史已久，为读者所接受和习用，也就十分自然了。
二、“红楼梦”三字出典释义
查“红楼”一词的出典，唐代时人们就开始使用，不过含义不同。它的本意是指“朱色之楼台”。但在李白的《陌上赠美人》中“美人一笑钱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白居易的《秦中吟》中“红楼富家女”，韦庄的《长安春诗》云“长安春色本无主，故来尽属红楼女”，李商隐的《春雨》诗“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红楼”二字的用法是相同的，指富贵人家所居之华丽楼宇，后成为富家闺阁的代称。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中记载了“红楼”的又一用法。再如元稹《梦游春十七韵》：“……秋月照潘郎，空山怀谢傅。红楼嗟坏壁，金谷迷荒戍，石压破阑门，门摧旧。虽云梦觉殊，同时终难驻。”白居易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因寻常浦水，渐入桃花谷。到一红楼家，爱之看不足……”元稹诗中“红楼”与“金谷”对用，并不是专指女子居处，而是指家族衰败而导致园林的残破。白居易和诗中“红楼家”着重指铺陈庭园的宏大。可见他们这里所用的“红楼”显然是富贵人家庭园的代称。而《红楼梦》一书所描写的正是贾府这样一个富贵之家由全盛到衰败的具体过程，那宏大富丽的大观园，就是这个家族兴衰的象征，这和元诗所写韦门的角度很有相通之处。笔者觉得说“红楼”一词取义于此，是很有道理的。
至于“梦”字，如前面所引，脂砚斋在庚辰本四十八回末有一长批。这些例证虽然琐细了些，但宝玉神游太虚境和秦可卿托梦的确是书中的大关节处。又如甲戌本第一回石头与僧道对话的一段文字中的有这样四句：
“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世归空。”
又如脂砚斋在第四十八回中评香菱梦中说梦话所批：
“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已并风月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
脂砚斋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这石头与僧道的对话，结尾应验了。这些思想，与李后主词“往事已成空，犹如一梦中”（《子夜歌》），苏轼词“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西江月・平山堂》）很相似。梦是这一书的灵魂与主旨，红楼之中时时有梦，处处有梦，并且全书以梦开始，又以梦作结。从《红楼梦》内容来看，作者一开始的自叙以及与他的家世生平相结合，慨叹兴亡，追思往事的味道是很浓的，所以说小说本身就是作者“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所作。但曹雪芹追忆并非惋惜和留恋，更多的是指责和鞭挞，这就超越了个人兴衰际遇的狭小范围，成为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控诉书了。这是曹雪芹的可贵之处。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新论》中指出：“《红楼梦》起初仅仅是指十二支曲子或第五回，并不足概括全书。”但是，他在《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上的意义》中说：“第五回是全书的一个关键。”十二钗簿册是“全书的写作的提纲和阅读的提纲”，既然如此，题名由此概括而来，也应该可以想象了。实际上，从第五回终十二钗簿册及“红楼梦”曲子所反映的思想来说，也绝不是对红颜薄命的悲叹，而是通过对书中主要人物命运的预设和构想，来反映了贾府整个家族的衰败。如《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分骨肉》：“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怨”；《虚花悟》：“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聪明累》：“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等等。特别是《收尾》的《食尽鸟投林》，描绘的“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凄凉场面，远远不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所能包揽尽的。这些内容又和僧道对话、《好了歌》及注中表现的思想情绪是一致的。所以，即使把第五回“红楼梦”曲子的名称扩大概括为全书的书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三、《红楼梦》一名最具有概括性
我们知道《金陵十二钗》这一书名是因书中有12女主角，这却忽略了男主人公贾宝玉，没能用上，合情合理。可《石头记》是本名，并且脂砚斋在抄阅、重评时仍用，那后来《红楼梦》一名为什么成为压倒一切的“总名”，笔者觉得“红楼梦”这一书名更具概括性，能更好地涵盖全书的主旨。
其一，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明义所见“曹子雪芹所处所撰”的稿本，却明明白白地标以《红楼梦》的，永忠“因墨香得观”的那部小说，也明明的标作《红楼梦》。这就是说曹雪芹确实用《红楼梦》作为“总其全书之名”的，这是因为从《风月宝鉴》的以“戒淫”为主旨的风月故事转移到以描写“儿女真情”――宝黛爱情悲剧和大观园女儿的悲剧上来。曹雪芹在《太虚幻境》的判词及《红楼梦》曲子里，早已预示了宝黛及大观园儿女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均不可能有更好的出路，只能“万艳同杯（悲）”、“千红一窟（哭）”、“怀金悼玉”。雪芹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悼红轩”，因“红楼”一梦成空，故“悼”之。“悼红”的含义与《红楼梦》的含义是相通的，这两个书名号中的一个“红”字是共通的，“梦”与“悼”又相通。所以《红楼梦》的书名既关合“轩”，又切合《金陵十二钗》的所有女子的悲惨结局。书名的词感又鲜明艳丽，为其他各名所不及，故能压倒一切而成为“正名”。“《红楼梦》是新名，《石头记》是旧名”[8]。也可以说《红楼梦》为“新”稿名，《石头记》为“旧”稿名，即“石头”所“记”者盖“红楼一梦”也。故《红楼梦》有压倒《石头记》而成为“总其全书之名”。
其二，从文义来看，《红楼梦》这一书名最佳，其他四个皆有瑕疵。《金陵十二钗》指的是书中的12个女主人公，可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创作的文学巨著，难道仅仅是为了纪念几个女子吗？男主角贾宝玉又该置于何处？故用《金陵十二钗》根本说不过去。《石头记》固然浑朴自然，不加雕饰，可惜男人味太浓了，无法体贴照应书中众多的女性形象。《凡例》说它是“自譬石头说记之事”，就是把石头当作摄像机之类的东西，本身不具人形，亦无个性可言。可是“楔子”里却明明写着石头是要下凡到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受享受享”的。那么《石头记》就应当释义为石头的自传才是。霍克斯（David Hawkes）英译本取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取的是第二义。若取第一义，似乎应译为The witness of the Stone[9]，书名存在歧义，不是最好的。至于《情僧录》这一书名，禅气过重，不够“含蓄蕴籍”。从表面上看，《石头记》和《情僧录》的性质相近，均有“实录其事”的意思，侧重于形式。《风月宝鉴》有“戒妄动风月之情”的意思，侧重于内容。它们合起来的意思是“石头”所“记”或“情僧”所“录”的都是风月故事，寓劝诫于其中，教人《风月宝鉴》要看“反面”，莫看“正面”。显然这些名字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名不副实。当然这四个书名分别从不同侧面点题，毕竟并不离谱。但是，最好用一个名称能涵盖四义，合为总名，这样就非《红楼梦》莫属了。“红楼”不仅照应十二钗和怡红公子贾宝玉，而且“梦”字，则是本书主旨“到头一梦，万境皆空”之所在，亦寓禅机，真可说“味外有旨，天趣盎然”[10]。
其三，《红楼梦》一名最能体现曹雪芹的本义。我们翻开《红楼梦》一书就可以见到，曹雪芹对书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命名都非常讲究，不落俗套。特别是在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通过贾宝玉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总结一下有三点：首先，要“新雅”。如进园时见到桥亭建筑，贾政要题为“泻”。宝玉说“粗陋不雅”，主张“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其次，要“含蓄蕴籍”。如在蓼汀花溆，诸清客题为“武陵源”或“秦人旧舍”，宝玉认为：“这越发过露了，秦人旧舍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不愿带上批评政治的明显色彩，也可见曹雪芹未必会给全书题名带上“石能言”这样明显的典故。最后，要“概括无余，两全奇妙”。如在怡红院有人题为“崇光泛彩”，宝玉批评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则蕉亦无着落，故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依我题红香绿玉四字，方不两全奇妙？”由此观之，《石头记》之名比较平庸又侧重于结构，而《红楼梦》则十分新雅醒目，既照顾到全书结构，又隐括了全书内容，而且余味无穷，而《石头记》则要略逊一筹了。
总之，“红楼梦”一名能够流传至今，并受到人们的青睐，这主要是因为这一书名具有其他书名所不具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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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40.
〔2〕周绍良.红楼梦学刊（第一辑）.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
〔3〕刘梦溪.《红楼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
〔4〕邓遂夫.红学论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66.
〔5〕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1072.
〔6〕〔7〕刘梦溪.《红楼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86.
〔8〕俞平伯.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1954年，学术界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次正常的学术争论，因为的重视，而演化成为政治领域的一场大批判。本来在学术圈外没有多少知名度的俞平伯老先生，因这场批判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被指派领导这次批判的是副部长周扬。当批判的风云乍起时，俞平伯曾三次致信周扬，商谈有关事宜。现将三信转录于下，并结合相关材料稍做分析。
俞平伯致周扬信一：
周扬先生：
红楼梦研究于一九五三年年底，即嘱出版方面修订，删去“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两文，改用考证性文字两篇。因出版方面机构变动，尚未出书。以向蒙知爱，谨附上新版目录一分，备阅（阅后无须见还）倘有所指示，尤为感幸。又前在文联发言，未知如何处理，亦拟将公开发表否？尊座是否有迁移之说？匆上，即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一月十一日
俞平伯致周扬信二：
周扬先生：
承您给我以宝贵正确富有积极性的指示，我愿意诚恳地接受，不仅仅是感谢。我本想写文章，但方面太广泛，一时不易集中。前在文联的发言您是听见的。近日闻北大研究所将有一讨论会我亦准备发言，并将稿子先送奉审阅。我想将这两稿合并补充写文章，不知合式（适）否？这两篇发言内容若有不正确的说法，仍盼教正。假如认为可以，我就这样做去了。我近来逐渐认识了我的错误所在，心情比较愉快。明日是会或者可以见面，我是要去的。假如您有空暇，仍盼随时用电话约谈，自当趋前。匆复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一、十六
（注：这封信是当年周扬一案的专案人员搜集的的材料。信前有专案人员用钢笔写的一个小纸条：文艺报55年初登了俞平伯的假检讨，红楼梦问题不了了之，据侯金镜交待，这检讨周扬看过，并交康濯命文艺报登载。不知此文是不是就是那份检讨，要侯金镜核实。）
拟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红楼梦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过去的文艺思想是非常落后的，有封建的残余，更有资产阶级的唯心观点；因此在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我预备深刻的反省，今天只就想到的做初步的检讨。
这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是单纯的学术上的错误么?我认为不是。这是政治性的也是政治倾向的错误，是学术脱离了政治，不能发扬、不能配合政治的错误。当然，就学术的本身来说，也是错误的。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让我稍微说明一下过去的事实，供大家的参考。社会上都说我研究了红楼梦三十年，又说我是研究红楼梦的权威，我觉得都不很的确。我并没有继续不断地研究红楼梦三十年，大约在一九二三红楼梦辨出版以后，直到一九五零年，这二十多年我早已把红楼梦丢下了，只偶然写过一两篇文章罢了。只可以说我先后研究红楼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再说我觉得对红楼梦也不成为一个权威，人家说我是权威，不论他是什么意思我都不能接受。我也从来不反对批评，而且深恶压制批评的。不过我对于批评也不够重视，我每每对它用淡漠的态度。
红楼梦辨当然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不过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生平，我注意本书内容的考证而已。到了一九五零年的红楼梦研究，事实上即红楼梦辨的再版，删订一些也不很重要。我当时对政治的认识非常不够，就轻率的把这书重印了。修订这书时也犯了两点错误：(1)把文字所附的年月给删了去。(2)把两篇最不妥当的文章，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仍然保留着。出版以来不曾遭到什么批评。我更认为这书的流传没有什么毛病，至少没有什么大毛病了。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至于近来的研究和《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呢?我从一九五三年接受本所的工作以后，题目是红楼梦。我的研究方向，包括业余写的文章在内，目的很简单的，就是想要恢复曹雪芹原本的真面目，然后再用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来批判它。用的材料是各种旧抄本，主要的是脂研（应为“砚”――引者）斋评本。用的方法依然是我过去的那一套，跟胡适的实在差不多。胡适他也很相信脂评的，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研究罢了。
从以上的叙述简单的看来，我过去的成绩只有两种：(1)主要的考证，作品是《红楼梦简论》和一些随笔。至于我接受了新的观点叫王佩璋的文章，都不在内。这两种工作有它的一贯的倾向，就是努力研究曹雪芹的原作。这就是说明我的研究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大家说我只注意作者主观的企图，不注重作品的客观效果，这是非常正确的。说我不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当然更是对的。
似乎很奇怪，我看不见红楼梦的大者远者，却注意非常琐碎的小地方。这个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跟红楼梦本身的局限性有关，更主要的另一方面因为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不对的。我前次在中国文联，就这方面作过检讨，在这里不想多说了。
红楼梦原是有它的唯心观点，而且相当强。譬如色空，红楼梦三个字就代表了色空。诸如此类，皆所谓它的局限性。但问题不在这里。红楼梦作者尽管有他的唯心论，红楼梦尽管有唯心的成分，但并不等于我应该用唯心论的观点去研究它。不幸事实恰好这样。我正用我的唯心论跟曹雪芹当时的唯心论结合起来，因此我研究越深，便越掉到唯心论的泥坑里去了。同时我自己还觉得很不错。我认为我是了解曹雪芹真意的一个人。再说得明白一点：我的第一个注意点是曹雪芹，次之才是红楼梦，至于人民大众，我在政治上虽常说要为他们服务的，但在我研究的时候好像完全丢在脑后了。这是十分要不得的。
所以我说过，我的观点方法固然不对，最大的错误是立场。我从我个人兴趣出发，所站立场还是过去封建统治呢，还是资产阶级呢，不管怎样，反正不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尤其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我的立场、观点方法既然这样不正确了。但是严重的地方也还不在这里。最大的毛病是我不认识自己的错误。我方且以为“面对真理实事求是”，虽然不尽符合马列主义，却可以配合马列主义的。这样的看法，分为两段，非常错误。殊不知你要面对真理，就有了立场观点的问题；你要实事求是，便有了方法的问题。如何能够想像有脱离立场、观点方法的面对真理实事求是呢。一个人的看法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不是唯物论的观点，就是唯心论的观点。这绝对不能调和的。我自己以为面对真理，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不自觉地已经把马列主义和客观的真实分开来看了。犯了这样的严重错误，我还不觉得。假如今天大家不来给我敲警钟，我想怕不容易认识我自己的错误的，也就是不会回头了。
我既这样不认识自己的错误，自然会忽略了红楼梦客观的效果，即对我自己研究红楼梦作品所产生的效果也非常麻痹，毫无警觉。试问我的研究能引导青年们往哪儿去呢?第一，往繁琐的考证里去；第二，往资产阶级以至于封建统治的趣味里去；第三，往五花八门的迷魂阵里去；第四，说得更厉害一些，在政治上引人往退步落后的方面去。我的研究成绩幸而不多，假如很多，就会造成了许多旧式的小红学家。这如何对得起青年!所以我说这是带有政治意味的错误。
总括起来说，我过去是方向完全错了，应该往东，我偏偏往西。若不把方向改过来，也就是把立场端正过来，那我是不适宜于作一切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不但不适宜作红楼梦研究而已。所以我说过，我要把新我和旧我斗争，我要投身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斗争运动里。我在这个立场上欢迎一切的批评，不论他说得对与不对，他们都能帮助我的。惟其校正我，才是对我有益的。
有人问我，你研究红楼梦还继续不继续呢?我不能够回答。假如你告诉我，“你有什么错误”，让我自己认识了，那我才能继续研究；不然，我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去作研究，岂不还是这一套么，如何能够再做下去呢。从以上的对话里，可以说明我是怎样诚意欢迎批评的。我愿意继续倾听大家宝贵的意见。
俞平伯致周扬信三
周扬先生：
日前承教，北大文研所今日开红楼梦座谈会，已遵嘱改正矣。前稿乞为毁去，为感。
又本年六月在人民大学中语系做过讲演，演稿顷经他们整理出来作为内部刊物。兹检奉一份备览。其中自然还有些错误的。不过可以看见我较晚的见解而已。匆上致
敬礼
俞平伯
十一月二十五日
（附有《〈红楼梦〉的现实性》讲稿，未录）
俞平伯的《红楼梦》情结
俞平伯，浙江清德人，著名学者、“红学家”。由于家学渊源和幼年苦读，可谓大器早成：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时，年仅19岁；22岁第一部新诗集《冬夜》问世，而著名的《红楼梦辨》则是23岁写就的。俞平伯一生涉猎广泛，学术成就斐然，但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红楼梦》的研究上。
俞平伯自云，他在23岁写作《红楼梦辨》一书是“受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在4月2日送著名古史专家顾颉刚，请他校读和补充遗漏材料。顾颉刚与俞平伯是北京大学的同学，交情甚笃，在二十年代往来密切，此时也恰在北京。向来喜欢读《红楼梦》的俞平伯从顾颉刚处看到书稿后，也自愿帮助搜集材料。俞平伯常到顾的寓所，看看胡适与顾有没有新发现的材料，若有，便就新发现的材料与顾交谈。另外，他们三人之间还通过信函，传递新材料和新看法。胡适常有新的材料发现，而俞、顾二人则所获甚少，两人便把注意力放在《红楼梦》本文上，尤其注意高鄂续作的后四十回。以后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着重关注“本书内容的考证”，其发端当在于此。学校放暑假后，他们继续通信讨论《红楼梦》，并以此作为度过酷暑的最好办法。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人之间往来的信件已装订了好几本（这些信件，后经顾的学生王煦华整理发表：俞与顾的通信刊布于1981年3期的《红楼梦学刊》；同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则刊布了胡与顾的通信）。这次讨论，显然激发了俞平伯对《红楼梦》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从此与《红楼梦》有了不解之缘。
因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涉及到对蔡元培观点的质疑，所以该书出版后，192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答辨文章。俞平伯读到后，再次引发了兴趣。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反驳蔡的观点。为了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俞决定也写一本《红楼梦》研究的书。他写信给顾，希望顾与他合作，以当时的通信为基础，整理成一部《红楼梦》辩正的书。这年4月，俞特意从杭州赶到苏州，与顾面商此事。顾因为太忙，而力劝俞自己担当写作任务。俞便潜心写作，于1923年完成了《红楼梦辨》一书，顾颉刚为之作序，序文长达5000字。
在俞平伯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俞4月回到杭州后，到5月底便完成了书稿的一半，并携带书稿第二次来苏州，与顾商谈。但是，在路上却差点将书稿遗失。顾颉刚在为俞的书起草序言的初稿上，写上了这段轶事：
他（俞平伯）第二次来苏州时，我邀了（王）伯祥、（叶）圣陶、和他同游石湖。他急于回杭，下午船到胥门，赶趁马车到车站。这稿件是他一个多月中的精力所寄，所以他不放在手提箱里而放在身边。马车行过阊门，他向身边摸着，忽然这一分稿子不见了。这一急真急得大家十分慌张。我说：“马车倒回去罢！看路上有没有纸包。”伯祥主意好，跳了下去，对准迎面来的人的手里看。一路过去，他忽然远远看见有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报纸包着的东西，就上前问道：“这是什么？”拿来一看，果然就是平伯的稿子！于是他抢了回来，大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我们都上了马车，我笑着对平伯道：“你的稿子丢了，发急到这样，古人的著作失传的有多少，他们死而有知，在九原之下不知如何的痛哭呢！”平伯道：“倘使我这稿子真丢了，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我道：“那么你做成这部书真是伯祥的功劳了。你嘱我作序，一定把这件事记了上去，做这部书的历险的纪念。”
但是，在序言定稿时，顾颉刚却把这一段删掉了（王煦华：《顾颉刚与俞平伯二十年代的交谊》，《新文学史料》1990年4期）。
现在看这段有趣的插曲，甚有世事难料之叹：假如书稿真丢了，俞平伯真有“这件事我一定不做了”的决心，后世便少了一著名的“红学家”，1954年的那场批判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红楼梦辨》的出版，奠定了俞平伯在红学界的地位。到了1950年，俞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虽然俞自云“事实上即红楼梦辨的再版，删订一些也不很重要”，但在原有基础上还是有了新的论证。到1954年因这本书受批判时，俞已“先后研究红楼梦经过三十年的时间”。
1954年的那场批判，当然给俞平伯留下了难以扶平的创伤。俞在80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1954年，俞只有54岁，用今天的话来说，年富力强，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华年”那场批判至俞写下这既不是诗，也不似联的句子止，已“三纪”有余了，可见，那场批判依然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但是，俞平伯并没有中断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在晚年对友人说：
一九五四年批判的我的“红楼梦研究”，我不想多说了。我只要说的，是我并没有终止《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木示《俞平伯的晚年生活》，同前刊）
的确，此后他几乎从未向人谈起那场批判。但是，“不想多说了”并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倦说”罢了。
此后，俞平伯的研究工作依然成绩斐然。1958年出版了他与王惜时校注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之后还写了《甲戌本红楼梦序》；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一文。
再往后，席卷全国的“”爆发，人为地中断了他的研究。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批斗并被赶往干校。
“”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事实的确如此，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偶有议论，也大多是以旧稿整理。但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却依然挂怀在心。
1980年5月，“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召开，俞写下了《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三点意见；1986年1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将《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两篇文章，以“旧时月色”为题，作为发言材料。1986年11月，84岁的俞平伯应邀前往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带去了《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和《评〈好了歌〉》两文，宣讲的主题依然是《红楼梦》，并在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90年6月中旬，俞平伯病情加重，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在此期间，他对研究了一辈子并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的牵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那些天，他一会儿要韦柰（俞的外孙引者）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他把韦柰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前不久，俞平伯用颤抖的手，写了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鄂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四十回所做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四十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便曾提及，他认为能续成后四十回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它至少使《红楼梦》变得完整，高鄂、程伟元做了一件曹雪芹未曾做到的事。当然，像“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比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同前引木示文）
俞平伯弥留之际写在两纸上的话，套用曹雪芹的用语，可谓“两纸辛酸泪，几句荒唐言”。曹雪芹留下的这部并不齐全的《红楼梦》，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走过或阴或晴或圆或缺的人生。人生有限，梦境无限，俞平伯走完了人生曲折的路，自己也身不由己地作了历史的梦中之人。
周扬对批判俞平伯的态度
开国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约在1954年年底，调任副部长。这就是俞平伯信中所言的“尊座是否有迁移之说”。在此期间，周扬还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及党组书记。俞平伯则先在北大中文系担任教授，1952年北大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又在文研所担任研究员。1953年2月20日，北大文研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俞又到了中国科学院文研所古典文学部任研究员。1953年10月，俞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俞平伯与周扬的关系如何，限于材料，我们难以知道得很多。在笔者所发现的资料中，在1955年前，俞平伯曾8次致信周扬。这8封信除了上引的三封是关于批判《红楼梦》时的外，其余的5封中，有两封是俞在高校院系合并时请求周扬帮助调动工作的。俞平伯信中说，“以向蒙（周扬的）知爱”，看来交情不浅。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插手此事，直到10月16日写下了那封人所共知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通信》。在这一过程中，周扬对李、蓝的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批评，是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的。这从“”中的有关大事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9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了这本书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
9月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同志传达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
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在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
众所周知，“”前，周扬对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的话往往忽视。
解放后，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对我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很聪明。（1999年1月28日笔者采访周扬的秘书露菲）
这一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毛的指示，还是先由传出来的，而周扬对此仍认为是“个人的意见”，以“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来对待，因此被毛批评为“没有警觉”。直到1955年1月，周扬还在给毛的信中检讨自己：
他（胡风――引者）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周扬1955年1月15日致毛的信）
的批示传达后，周扬即使与俞平伯交情再好，也当然要马上执行。
批评下来，周扬同志要找何其芳同志交谈。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住北大那边，我打电话给何其芳同志，请他来文化部，他说天太晚，司机也不在，他进城不便。周扬同志让我告诉他，对“红楼梦研究”有批评。何其芳急了，在电话中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其实我也是刚听到。周扬同志告诉他，明天再来谈吧。（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周扬与何其芳及其他人商量的结果，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10月24日召开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由田钟洛起草经林淡秋和袁水拍修改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发表在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
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出席会议的有文学界的领导、作家、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陈鹤翔、林淡秋、田钟洛、俞平伯、李希凡、蓝翎等70余人。虽然是批判会议，但据蓝翎回忆，“会议的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蓝翎《龙卷风》）
但是，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写的编者按语的问题，尖锐地批评了该刊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调子突然升高，已不单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而是指向《文艺报》了。事态在扩大。
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展开了批判。俞平伯在会上作了发言，故信中有“前在文联发言，未知如何处理，亦拟将公开发表否？”之语。
在此期间，周扬曾几次约见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很大波动，红学专家、学者俞平伯老先生十分紧张。周扬约他到文化部来交谈，解除老先生的顾虑。当然，以那时的形势而言，这种顾虑是解除不了的。（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俞平伯在信中说，周扬给了他“以宝贵正确富有积极性的指示”，并告诉周扬，近来“心情比较愉快”。很显然，周扬与俞平伯的交谈，有露菲所说的“解除老先生顾虑”的内容。
俞平伯将自己拟在北大的发言随信寄给周扬后，周扬可能又约见过俞。在谈话中，周扬显然对俞的讲话内容提出过意见，故俞11月25日的信中有“已遵嘱改正矣。前稿乞为毁去”之语。而周扬并没有将此稿“毁去”，竟保留下来了。这分未刊稿，无疑是研究俞平伯的宝贵资料。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闹剧式的批判中淡出了。
清代后期文人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具有戏谑的意味，当时将它视为一门真正学问的人很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红学”一词的出现虽然比较晚，而《红楼梦》研究与《红楼梦》的本身出现几乎是同时的。最早对本书进行研究的是脂砚斋等。脂砚斋的评语是《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成果。这是清代红学的第一时期。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刊行一部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后，此书的影响即扩展到全国各地。从此便出现各种各样的红学论著，如书上加的评点、序跋、专题评论、题红诗词、戏曲、笔记小说等等，丰富了红学的内容。这些是清代红学第二时期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近代时期，按照比较普遍的说法，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八十年时间。中国近代小说的理论批评，大致上以“戊戌变法”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总体上不出于传统的范畴，到了后期，随着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小说界革命”的强烈影响，出现新的概念，新的探索。
近代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看法，虽然具体上来讲，每一个红
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方式和内容，但按照他们观点的新旧问题来分，也可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明末清初以来小说批评界一时盛行并保存下来的传统批评方式，如评点批评，一个是由西方小说的冲击而引起的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新的评论方式。
在近代红学史上，属于前者的红学家，为数不少，他们的红学成就可说的东西很多，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广泛。譬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等都是评点派的主要人物。这些人虽然在当时文坛上没有很高的地位，本身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在红学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红学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平中相当多的时间投入在《红楼梦》的评点工作里，最起码花了几年，甚至也有一辈子都从事评点《红楼梦》的。他们是清代后期大量涌现出的“红迷”当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所作的评点工作，在当时或稍后的清代末年引起相当广泛的影响，曾出版过很多次的评点版本，但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批评方式已经不是新时代所要求的。因此在新的时代，到了20世纪以后这些评点批评逐渐衰落，再无人问津。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代替他们的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在文坛上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小说观点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但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还不如前一个时期的红学家那么迷恋深入，对《红楼梦》文本未曾评点过，没有更详细地统计书中人物和事件的年月。不过他们把《红楼梦》摆在世界文学的队伍上加以评价，和西方国家的名作小说加以比较，认为这部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可以与西方的第一流小说比肩，从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与角度衡量，《红楼梦》不失于一部第一流小说。因此他们都骄傲地宣布《红楼梦》是一部“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的作品，是一部“绝大著作”，一部“宇宙的大著述”。前一个时期的红学家也有不少给予《红楼梦》极高评价，如王希廉所说的“神圣同功”，姚燮所说的“空前绝后之书”，但这些评价的影响还不如后来新进知识分子的一句话。因为这是他们站在世界文学的广度上加以评价，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些近代知识分子分别是黄遵宪、梁启超、侠人、王国维等著名的文学大家。
民国十年(1921)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顾颉刚就说此后的红学为“新红学”，那以前的红学叫做“旧红学”。因此学术上习惯称清代红学到民国初年的红学为旧红学。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所谓新红学的来源还是在近代红学基础上。近代后期，尤其在“戊戌变法”以后的红学所呼吁的，直到新红学时期仍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五四”以后，和其他的学术方面一样，为了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为了新的学术体系的确立，表面上一概否定“五四”以前的学术成果，一概否定旧的文学成果。但现在看来，文学是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当时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中断了很长时间后又重新发展起来的。我认为19世纪末年开始逐渐发展的近代文学和近代学术，一直延续到现代。近代红学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样的。 二、清代后期传统方式的《红楼梦》评点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逐渐开始有些变化，社会各分野慢慢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关注。当时已经有人，如龚自珍，洞悉巨变将临，国亡无日，因此高呼求新求变，希望唤醒世人。求新求变是近代文学最大的口号，近代就这样开始。但在文学领域里，变化仍然很慢，很少。到这个时候，传统方式的评点批评虽然已开始走向衰落，没有产生过文学史上难得的名著。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一般读者非常喜欢看的读物，当时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厚的读者层。因此这些评点批评，仍然在红学史上出现得不少。
(一)王希廉
在近代初期，红学史上最驰名的著作应该是王希廉(生平未详，号护花主人)的评点本。他的评论收录于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行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书名上题“新评”，可能对《三让堂本》等的“批点”而言，意味着全面地重新加以评点。此书中的《红楼梦批序》、《总评》、《分评》等都由王希廉写的，但此书也收录当时其他红学家的评论文章，如涂瀛(读花人)的《人物赞》与《红楼梦问答》，梅阁的评语，黄琮的《大观园图说》等，可以说此评点本是当时一些文人的红学结晶。
王希廉的红学观基本上坚持传统和保守的立场。他认为《红楼梦》虽然属于“小说”一类，但在劝善惩恶，宣扬仁义道德上，并不逊色于“大言炎炎”的经史诸子书。他的这一种态度，在小说正文的评点中也有透露，如第二十三回说：“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他的保守性也可以从当时的钗黛之争中他为薛宝钗辩护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吴克岐的《忏玉楼丛书提要》中虽说他“大致持论和平，于林薛之间，力事调停，遂使尊林者流群起诟之”，但由此反而可以看出他主张偏向于薛宝钗。他曾指责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而认为宝钗却是贾母与元春之外，唯一的“有德有才”之人。
在某些基本态度上，他的确是从教化观点出发把这本小说看成劝善惩恶的作品的，但从全书的分量上考虑，大部分的评语还是针对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而发的。因此在没有全面地整体地分析和探讨王希廉评语之前，一概抹杀它的价值，似乎有点不合理。在王希廉的《护花主人批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说观的一面。小说是描写生活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所以说“小”，但是从这一个小部分也足以反映全体的道理来说，它又并不“小”，正如“以管窥天，管内之天，即管外之天”一样。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艺创作以个别来概括一般以典型来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征。他又从解释“葫芦”一词的含意探讨全书的主题思想，说这部小说是事实上隐去真事和真姓名以假托小说人物，表现出“人生如梦，幻境皆空”的作品。这也可以说王希廉评《红楼梦》时坚持的基本思想。
(二)张新之
张新之(生平未详，号太平闲人)的评点本《妙复轩评石头记》，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但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到了光绪七年(1881)才由孙桐生加以整理在湖南刊行，题曰《绣像石头记红楼梦)。他的红学观散见于《红楼梦读法》和回末总评以及行间夹批中。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来敷衍性理的作品，也是一部宣扬《周易》的道理和儒家教义的书。张新之在他的《读法》中说：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红楼梦卷》第153—154页)
他的观点非常明显，他把这一部《红楼梦》和儒家经典相比拟，认为此书的主要思想根据是盛行一时的王阳明的儒学思想。《大学》里的“明明德”的观念，除了这个《读法》之外，在本文评点中也屡次提到。由于把重点放在修心上，心可以理解为个人意识，在某些评论中，张新之把小说里一些有中心意义的图像，例如宝玉神秘的石头以及其他王器，看做“心”的象征。他说“明明指出‘性’字，隐然演出‘心’字”，”石头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另外张新之还认为通部《红楼梦》，无非是《周易》的道理，他又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张新之的红学观，现在看来，当然有些勉强，缺乏说服力，但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在一定范围之内有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对张新之评点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他的评点是“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的评论”(郭豫适)，或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极大的歪曲”(韩进廉)。但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却说应该认真对待张新之评点，要了解当时这类以儒学为基础的解释小说的方法，虽说不合于作者的原意，但对后来的读者有相当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不应忽略。
张新之评本是光绪七年(1881)由孙桐生出版的，此后不过三年的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王缘》出现了，据考察此本以《张新之评本》为主，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及评论文章重新加以安排整理的。这本三家评本在当时非常流行，清束民初不断地出版流传。
(三)姚燮
在《红楼梦》三家评本里收录的评点作家当中，最后一位是姚燮(1805—1864，号大某山民)。他是一位学问渊博、才华横溢、著述丰富的文人。在六十年的生涯中，他留下来各种著述八百余卷 (评点除外)。姚燮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在戏曲研究和《红楼梦》的评点上。他的《红楼梦》评点，可能成于咸丰年间，有《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后与王希廉评本合编，从《增评补图石头记》看出，后与王希廉、张新之三人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在光绪年间一再翻印，十分流行。他的评点中对小说的人物描写、结构艺术、语言特色等加以评论，而大部分比较简单，但他特别重视每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比较详细的考证整理出来。因此后人评价说：“山民殆谱录家也”。
他另外撰写《读红楼梦纲领》(民国以后铅印本改题为《红楼梦类索》)，书中内容包括《人索》、《事索》、《余索》三种。这是对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器物、艺文以及人物的生日、府中人物的月费、财数等等各方面的统计文章，是在其他红学文章中比较少见的一种资料性的成就。他的评点本中收录的总评八十条，其中四条是姚燮所写，而其他七十六条实际上是姜祺的文章。这个评论来自姜祺的《红楼梦诗》一百四十四首的附批，都是咏书中人物的。姚燮对《红楼梦》是极为推崇的，以至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书”，他不像护花主人王希廉那样平允，也不像太平闲人张新之那样归之于玄理，而是略带着一种偏激之情。
(四)陈其泰
除以上三家评本的作者之外，再值得提的是陈其泰的评点批评。陈其泰(1800—1864，号桐花凤阁主人)的评点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在长期仅抄本流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开出版。陈其泰评点《红楼梦》时，最有影响的是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因此他的红学观，也基本上与涂瀛相同。他继承涂瀛所主张的《红楼梦》为宝玉自况的观点和写情说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一部《红楼梦》，“尽此一情字”，再对宝玉的情的本质细心考察，他的结论大致有二，其一，“情”的本质是重在知心，不在淫欲，其二，情的表现形式是“爱博”与“情专”相统一。陈其泰的身世与曹雪芹略有相似之处，因此他的评点内容，也是作为一个失意文人，带着满腔的怨愤来体味这部小说，因此颇能窥见原著的真精神真价值所在，他与前面的三位评点家有所不同，能摆脱封建卫道者的正统立场，这是陈其泰评点的一大特色。 三、近代知识分子的《红楼梦》读法
近代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看法是各色各样的，但基本上还是站在肯定的立场。极少数的文人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小说还不如西方的第一流小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将中西小说加以比较，都极赞《红楼梦》的伟大，认为《红楼梦》为中国文学的极上品，保持着非常骄傲的态度。在此我仅以近代较著名的几位知识分子为例，探索近代中国文人的红学观。
(一)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是近代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摆脱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提出新的小说观，引起后来学界的注目。他在驻日本大使馆当参赞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变化，主张中国也要通过维新进行社会改良，同时强调文学也需要改良变革。他在日本经常和日本文人交流，讨论许多问题。他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中，总结日本的维新经验，以之作为中国改革的蓝图。
他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参赞职位的1878年9月6日和一些日本文人进行笔谈记录见于他的《戊寅笔话》中。他们谈的是中日两国小说代表作。两位日本文人和两位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黄遵宪进行的笔谈内容如下(文中的鸿斋是石川英，桂阁是源辉声，均为日本人，桼园是王桼园，公度则黄遵宪)。
鸿斋：民间小说传敝邦者甚少，《水浒传》、《三国志》、《金瓶梅》、《西游记》、《肉蒲团》数种而已。
公度：《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这时候，桼园来了)
泰园：《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
公度：论其文章，直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妙。
桂阁：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
鸿斋：此文古语，虽国人解之者亦少。
公度：《源氏物语》，亦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之。今坊间流行小说，女儿手执一本者，仆谓亦必有妙处。
关键词:古典文学;第一奇书;《红楼梦》
一
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雨的文明古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着许许多多令人感叹的传奇,它们就像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串起中国的灿烂。其中也包括了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奇书的《红楼梦》。
《红楼梦》写于清康乾盛世,盛传于乾(隆)嘉(庆)年间。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世人的欢迎和广泛的关注。当它还是手抄本时,得到当时京师广大士大夫辈的接纳。郝懿行《晒书堂笔录》有如下记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与高鹗同时期的作家程伟元的《红楼梦序》说,有的人还以此来谋利,“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记载:至“乾隆八旬盛典后,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每部数十金”。
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古人、后妃、列女、仙女、神佛、等,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世界名著,它在国内外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以宝、黛爱情悲剧为线索,以其精湛的文学艺术手法刻划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它又像一部史书,通过贾府这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兴衰过程,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的没落史;它又是一部哲学书,从总结人生的哲理出发,反映出十八世纪中叶唯物论和辩证法在中华大地出现的萌芽;它又是一部诗集,近百首脍炙人口的诗词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结合的维妙维肖。它还在建筑、中医药、烹调等诸方面蕴藏着无限知识。总之,它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艺术和知识的宝库。
二
《红楼梦》是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悲剧结构。全书一百二十回,上半部“备记凤月繁华之盛”,下半部写“树倒猢狲散”的衰败局面,其中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五回之间是个转折,由喜转悲,由盛转衰,由荣转枯,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的顶点,第五十五回便开始急转直下。大体说来,全书按贾府的衰败阶段分为四大段落:第一部分(前5回):序幕。对于全书有着纲领性作用。第二部分(第6-55回):是贾府的全盛时期。第三部分(第66回-104回):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时期。第四部分(第105回-120回):是彻底衰落时期。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百万巨著。在这蔚为大观的历史长廊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始末,两者相互穿插交织,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栋梁。此处每一人物又几乎自成起讫的故事线索,又有如斗拱短柱。条条线索、错落编织,所以《红楼梦》又有网状形式的艺术结构的美称。
当红学研究最初把视野聚焦在《红楼梦》叙事结构时,其破璞见玉的功力都倾注在“《红楼梦》的主线是什么?”这是论及《红楼梦》艺术结构时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尽管多数人主张用一条主线, 多条副线涵盖之, 但具体到每一位学者所概括的内涵又不尽相同。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何其芳先生,他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 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后又有蒋和森先生详细阐释。他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是采取的多线结构。它以贾宝玉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悲剧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故事。当然,整个小说并不是仅仅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还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其中又集中描写荣国府。不妨说,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它与前一条线索互相穿插地交织在《红楼梦》里。”持贾政与宝玉的卫道与叛逆的矛盾和冲突为主线的,代表学者则有马国权、张锦池等先生。马国权在《〈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是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批判处于‘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末世’的封建贵族社会,并宣判它的必然死亡,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要表达的重大历史主题。而表现在贾政和宝玉父子间的卫道与叛逆的激烈冲突, 则是曹雪芹为表现这个重大历史主题而构思的庞大艺术结构中的情节主线。”
三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在描写人物不以奇取胜,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和人物一般的日常活动来刻画人物性格。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表现人物性格,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表现人物性格的成熟过程。这个创造典型的民族特点,就具体作品不同的内容而表现不一样。《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写人物采取浪漫主义方法,加以夸张、理想化,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场景下,显示英雄性格,从描写现实生活的深度上,《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高。到《金瓶梅》而变,完全通过生活细节,通过人物一般的日常生活,来刻划人物性格。但《金瓶梅》所写的生细节,欠选择提炼,更严重的是,人物性格前后分裂,矛盾不统一,这又大大落在《水浒传》后边。曹雪芹吸取了《金瓶梅》以来失败的教训,继承了前代小说的传统写法,再加上他对诗、词、戏曲、绘画及各种杂艺的综合利用,创造了描写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方法。
一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而且也引起了文学界不少爱好者的深入研究,形成了“红学派”。伟人、文学家还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也给《红楼梦》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伟人对《红楼梦》又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红楼梦》。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
现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他:“《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是以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封建大家庭由盛而衰的经过,从而真实的刻画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成为反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著。”更为奇特的是,从古至今还没一部小说能象《红楼梦》传诵不衰,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也还没有一部小说象它那样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以至形成了“红学”这样的特殊现象。因此,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读《红楼梦》。
上述是对《红楼梦》认识和评价:《红楼梦》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所具备的精湛的文学表现手段、丰富的社会思想内容,渊博的生活百科知识证明它不愧为古今中外的一本奇书。《红楼梦》,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书,它就像一坛陈年老酒,越喝越香。如果有可能,我将用我一生的时间来细细地品味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参考文献:
1、 胡适 鲁迅 王国维解读《红楼梦》 张国星 辽海出版社 2001
2、 曹雪芹与《红楼梦》 孙宇红,葛波,安赫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红楼梦新补》有了评批本
《红楼梦新补》评批本，最近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红楼梦新补》是张之先生遵循《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伏笔，依据脂砚斋的批语提示，参考红学研究成果创作而成，上世纪80年代初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后，周汝昌先生撰文高度评价，并成为后来台湾礼记出版社繁体字竖排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加注本的“代序”。这次出版评批本，张之先生又增加了贾政求签演绎周易一节（第88回），并有其他相应改动。
初版《红楼梦新补》影响广及海内外，但体例上却不像曹雪芹著《红楼梦》前八十回带有诸多可资读者加深理解正文的脂砚斋批语。评批本《红楼梦新补》则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的评批者是周汝昌先生题写书名、作家出版社《真伪鉴红楼》作者唐孝方的批语散见于回前、回后暨正文之间，或指其与前书的联系，或揭其与脂批的照应，有阐发、有解疑、说得失、论短长，给读者理解此书提供了大量信息。
评批本还增收了诗人张燮南的题咏、画家戴敦邦的30幅插图，及美籍华人殷颖先生为台湾繁体字竖排本写的序言、台湾学者江应龙先生的《新椽旧瓦补红楼》等评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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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 影视剧改编 红楼选秀
古代白话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宋元说话艺术，其内容带有很大的大众娱乐成分。当说话底本经过文人加工而渐趋高雅化后，离民间的趣味渐渐有了一段距离。
《红楼梦》由诞生到发展所形成的总体风格，是小说远离大众欣赏趣味的一个典型代表。关于经典的文人小说通俗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就《红楼梦》而言，小说文本向图像的转化过程，也为《红楼梦》的通俗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途径。这种图像，孙逊认为，大致可以分为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两种。前者指大量的《红楼梦》绣像、图咏等，而后者指的是从最初的舞台剧，逐步演变为电影的形式，再发展到电视剧《红楼梦》。据笔者统计，从《黛玉葬花》至今，已有八十四年，经改编的《红楼梦》影视剧至少有23部。影视剧，其借助于现代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塑造出的视听觉形象，对观众接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既扩大了《红楼梦》对普通观众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改变了观众对于《红楼梦》这样的名著的接受方式。观众的接受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红楼梦》的改编产生了一种互动的作用。
一、传播方式的改变
影视相比小说有着不同的传播方式。影视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实现了《红楼梦》更加广泛、更加大众、更加便利的传播。《红楼梦》的文字虽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绘声绘色地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但这种描绘，对于具体形象来说，毕竟是间接的。要把文字描绘的间接形象转换成一个生动可感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读者对文字有充分的敏感性，并且在敏锐感受文字的同时，也要调动起自己的想象，把文字形象的间接性转换到一个似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世界里。所以，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阅读像《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一种考验。而影视作品则不然。文字的那种形象间接性，通过演员的演绎、声像的特殊处理，成为观众直接可以接受的形象。观众不需要具备那种对文字的敏锐感觉，也不需要充分调动起想象，把文字暗示出的形象召唤出来。因为那些形象已经直接呈现到观众的眼前和耳旁。此时，观众完全是处在被动的位置，而形象思维也几乎处在休眠的状态，只是静静接受影视带给观众的一切形象。拍摄的技术越先进、演出越精彩，观众接受的被动性也就越强。而且，也正是由于影视塑造的形象是直接的、一览无余的。所以，文字的那种含蓄性被抹去了，含义复杂的广阔性也被狭窄化了。小说本来的深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浅显，这虽然有利于观众的迅速理解，但是，也同样造成了观众接受的一种惰性。比起小说来，其对观众理解水平的要求显然大大降低了。
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才把影视改编视为《红楼梦》的一种通俗化。
而受众选择读小说还是看影视剧来接近《红楼梦》，既能说明受众的欣赏趣味，也能说明其理解水平。在我所进行的一项关于收视习惯的调查中，32.5%的人选择边看电视剧边看原著，17.5%的人认为看了电视剧不会去看原著，而更多被调查的人愿意选择影像观赏为主的接受方式来接近这本经典小说。结合当下“快速阅读”、“简略阅读”之风的盛行，受众越来越倾向于便捷、容易地来获取信息。对于《红楼梦》，更多人倾向视听觉形象而疏远文字不足为怪。但是，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读者的接受方式越来越被动，其理解力越来越降低，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红楼梦》的影视改编一方面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另一方面却让受众的接受越来越趋于被动，接受能力越来越降低，甚至让受众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进一步阅读小说原著了。
二、编导、演员与观众的认可度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是文学阅读中非常活跃的角色，尽管绝大部分作者都有自己明确的写作意图。但是，读者是实现文本意义的最后一环。对于人物的理解以及小说的解读都会各人有各人的观点。编导对于《红楼梦》作品，当然也是有各自的理解。他们一方面是读者，另一方面先于观众，成为《红楼梦》影视作品的再创造者。所以，他们的再创造还需要观众，来完成意义实现的最后一环。
越剧《红楼梦》电影、87版电视剧《红楼梦》、89版电影《红楼梦》以及新版《红楼梦》，这四部作品的编剧有着不同的创作意图。越剧《红楼梦》电影编剧徐进将视线集中在“宝黛爱情”上，以原有的舞台戏曲作为情节底本，基于电影语言的需要，增加了许多独白，但在审美趣味上，还是贴近传统戏曲为多，赢得了爱好戏曲的人们的深深喜爱。87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之一的周雷则将视线投射到“贾府兴衰”，这在他对角色的判断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日报》的一次访问中讲道：我觉得林黛玉这个角色在老版本里不是非常理想。大家认为林黛玉是《红楼梦》第一女主角，其实剧中戏份最多的是王熙凤，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电视剧中的王熙凤，戏份突出，其勾连贾府兴衰这条线索也更为明显。而演员邓婕的表演也相当到位，从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89版电影编剧谢逢松将其定位在“诗意”，甚至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也要求耐人寻味，要显示他的独到理解。如《走访电影编剧――谢逢松纪要》 中写到他的看法：“贾母请吃饭，这里表面上看着是吃饭，黛玉吃得少，实际上吃饭却反映了每个人物性格。在庆元宵时，宝玉喝酒，黛玉又给他斟，大家劝阻，宝玉硬喝……这场戏实际上是向旧礼教挑战。现红学界却无人理解这点。”可惜的是，艺术化电影的立意，虽然得到一些圈内人的好评，但普通观众并不十分认可，而将主题定位在揭示贾府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使许多观众觉得不够引人入胜。在笔者对文化层次相对较低、50岁左右的年龄人群进行调查时发现，只有7.5%的人喜欢看89版电影。而相对来说最为通俗的越剧红楼梦电影，喜欢的比例则高达70%。另外，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喜欢87版电视剧的也高于89版电影13个百分点。从而说明，89版编导的再创造，并没有在普通观众中产生相应的共鸣。新版《红楼梦》编剧黄亚洲则力图在旧版《红楼梦》外创新，从情节的设计上更突出后四十回的部分，将“太虚幻境”与“风月宝鉴”分别展开。另外在角色上更加强调了秦可卿预言者的分量。然而，在实际播映中，新版《红楼梦》并未受到观众的欢迎。
除了编剧再创造、需要得到观众的认可外，演员的演绎对影视剧的成败也至关重要。在大量的《红楼梦》影视剧当中，以表现“宝黛爱情”主线的为最多，这亦符合一般观众对《红楼梦》接受的基本定位。因此，林黛玉、贾宝玉这两个人物得到了最多观众的喜爱。在调查中，我们发现，50%的观众选择林黛玉为《红楼梦》中最喜欢的人物，比第二位的袭人高出了三十二个百分点。影视剧演员的形象、气质以及表演，也影响了观众对于人物的理解。87版电视剧中，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一角，从眉目乃至身段都较符合观众对于人物的想象，尽管演出稚嫩，甚至在编剧周雷看来，“不是最满意”，但是在普通观众眼里，得到最多肯定的还是她。在“你认为哪个版本的黛玉最经典”的调查中，50岁左右的人群有35%选择了陈晓旭扮演的87版电视剧中的黛玉形象，在校大学生更是有65%的人选择了她。陈晓旭不幸去世后，作为较具网络影响力的百度贴吧，她的总贴数达到了16万条之多。这里仅举其中名为“反对重拍，支持晓旭，亿万国人签名”一贴为例：坚决反对重拍红楼梦，永远支持我们的晓旭。百度陈晓旭在其去世后发帖数日，跟帖数达到了三万多。参与演出的演员已经成功塑造了这个形象，使得观众对于这个人物的认识趋于定型，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也令其他演员很难替代。
越剧《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王文娟作为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也同样具有独特的偶像气质。出色的唱腔以及秀丽的外形，让舞台以及银幕上的她魅力十足，她所创造的王派风格拥有众多“粉丝”追捧。调查的结果是，50岁年龄中有57.5%选择了该版本的林黛玉。对于喜欢越剧的江浙观众，她的名字也同“林妹妹”三个字联系在了一起。前不久，她在年近八旬的年龄还举办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艺术回顾展”，演出场场爆满。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度，甚至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即便让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来饰演十余岁的林妹妹，也没有让观众感到有什么不自然。
当然也有因为选择演员的不恰当，而制约了观众对于影片的接受。在前一章，89版《红楼梦》电影在选择角色的问题上则受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也可以从对普通观众的调查中得到证实。以刘晓庆饰演的王熙凤为例，在百度凤姐贴吧中一项关于“刘晓庆版凤姐PK邓婕版凤姐你更喜欢谁” 的调查中，共有51人发表了评论，其中48人认为邓婕演得好，占96%。刘晓庆演技差、形象年龄不符等原因，使得89版电影凤姐的接受程度要比87版电视低很多。平心而论，在中国演员中，刘晓庆的演技还算比较好的，20世纪80年代更被称为“刘晓庆时代”。只不过她对凤姐的角色体会不够，而在接拍该片时已经以电影《小花》、《芙蓉镇》等家喻户晓，角色的定势效应，使得观众更容易接受她农村妇女的质朴形象，而与王熙凤得体端庄却泼辣直率的气质有所出入。而她要改变观众心中的定势形象的努力，反导致她演得处处过火，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也说明，观众与演员的那种潜在的互动性，对于影视剧的再创造，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影响。
新版《红楼梦》的演员通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选秀而来，抛开电视剧中的各个技术环节都属上乘、摄影、造型、音响等等，其最受到争议之一的也就是演员的表演。《红楼梦》又被观众称为“红雷梦”。
三、选秀：未拍先热的全新模式
观众与影视剧的互动活动，在近年来达到了高潮。2006年8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一场名为“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活动拉开序幕。历经10个月的选拔，报名人数超过43万人之多，浩浩荡荡，影响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又将“《红楼梦》影视剧改编”问题推到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通过银屏上的收视，观众与影视也能产生一定的互动，但是隔了一层屏幕，这种互动是潜在的、间接的，更无法形成一种现场的热烈气氛。而选秀活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其实，现场的、全民的、更大众化的选秀，作为草根文化的产物，在2000年左右已经盛行。“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这类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电视台、各大城市的秀场，成为一种集体性的娱乐活动。
“红楼梦中人”以选秀的形式，请到了众多红学界专家以及87版电视剧的编剧如周岭等，让一般百姓参与到对《红楼梦》影视改编演员的选拔与被选拔中。此类活动采用的是两种途径：一是观众可以通过网络票选、短信票选等方式，直接对可能参与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演出的人进行筛选比较。二是观众可以直接参与选秀，甚至有可能成为主要人物的扮演者，一圆普通人的明星梦。这种刺激性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无疑打开了传播方式的新途径，改变了观众主要是静坐阅读、从书本中汲取内容的接受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从已完成的影视剧中获得图像声音的直观欣赏模式，而以一种开放性、一种召唤结构让受众直接介入作品本身，参与到影视改编的再创造中。但选秀的结果却不了了之，弃用选秀冠军黛玉组冠军李旭丹，一再更改宝钗组冠军姚笛的角色等，也让它蒙上人为炒作的嫌疑。总导演李少红尽管很理解“红楼梦中人”选手们一路坚持下来的艰辛，并圈定了多达70位的“红楼梦中人”选手，希望他们经过培训后，能在剧中露脸，但选秀选手毕竟“是选手而不是演员”。
选秀与选拔不同，从字面来看，前者更倾向于“秀”，而后者更在乎“拔”，即挑选。“红楼梦中人”选秀，就是一场大型的演出，组织者似乎更看重过程，而不在乎结果。当选秀结束后，便是演出大幕闭上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场更接近于全民运动的造势和宣传，也确实给重拍《红楼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未拍先热的效果，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似乎可以给未来的高收视率做出一定的保证。
但把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具悲剧意义的作品折腾成如此一场闹剧，其产生的消极意义也不容低估。而且，普通观众对于这场闹剧式的重拍，也未必像有些人预计中那样乐观。在关于“《红楼梦》重拍”的调查中，对重拍新版《红楼梦》的意义，38%的人对于重拍的结果持观望态度，33%的人对于通过选秀参与演出的选手并不信任，甚至对现在演员的整体水平都不认可，认为重拍不会成功。而对于最引人关注的“黛玉之争”，53.75%的人认为新黛玉不可能超过以往经典黛玉的形象。尽管选秀来势汹汹，然而仍未能动摇之前作品对于观众接受的影响，我们注意到，有48.25%的人觉得这是一场商业炒作行为，而对借选秀来推动《红楼梦》的再改编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厌恶。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到上海高校选拔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dsd1006
注释
① 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N].光明日报，2004-5.
② 龚宝华.吉林日报，2008-4-22.
③ 梅玫.走访电影《红楼梦编剧》――谢逢松纪要[J].红楼，1988（4）：78.
④ 百度王熙凤贴吧：刘晓庆版凤姐PK邓婕版凤姐你更喜欢谁.
参考文献
[1] 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N].光明日报，2004-5.
[2] 龚宝华.吉林日报，2008-4-22.
《红楼梦》读后感最新2022
《红楼梦》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赞叹作者曹雪芹的文采，更感慨贾府人物的命运!
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故事为主线，写出了一个封建社会贵族之家由胜而衰的命运。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是来自天上的感情，象征着感情的高尚与纯粹;宝玉与宝钗之间的“金玉良缘”，则是贾府的权势与薛家财富的结合，把可怕的现实原则，带到了感情之中。
《红楼梦》，刻画了多少鲜明的人物：宝玉的天真、叛逆和软弱;黛玉的多愁善感，诗人气质;宝钗的深沉，世故与冷静。在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大观园，青春的欢笑和烦恼都是那么动人心弦的;然而，花样年华的“大观园”，却被残酷的现实社会轻而易举地摧毁。《红楼梦》成为万千少女心中的一曲哀歌......黛玉的《葬花吟》，唱出了小说中所有天真少年的共同心音“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书中，有神话式的高远奇特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仰望无限的天空;又有童话般美丽纯洁的感情，使我们的情感净化，升华;更有诗歌一样抒情的境界，大观园的每一片风景，都象征着一种人生!
读《红楼梦》我们被美惊醒!“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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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名著中的一本书，使我获得了很多知识。《红楼梦》主要记述了贾、史、王、薛是的家族从富贵顶端的社会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题，写出了作者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很不满，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画卷，让我们了解了历史，从历史中悟出真正的道理。
翻开书本，每一回的故事都使我刻苦铭心。从这本书中我也读出了作者曹雪芹十年之间的创作和艰辛，当我读到第十三回《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我震惊了！我为作者的伏笔震惊，也为当时的富贵人家震惊。大观不知有多少个馆楼，连吃顿饭都如此讲究，难道不令我们震惊吗？当我怀着急迫的心情读到大结局时，我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感到悲惨，同时，我也为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而感慨，被逼无奈的林黛玉病绝身亡，贾宝玉因林黛玉之死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然而，因为社会转变，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从此走向了灭亡之路。也生动形象的衬托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作者曹雪芹的心声。
红楼梦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一定会一直一直的千古流传的！他能把里面的人物写得那么栩栩如生，说明他的写作能力是非常深厚的。同时，我也要向他学习写作的方法，把文章的基本功打扎实，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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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中国经典的文学巨著，是曹雪芹耗尽全部心血创作的旷世杰作，对后人影响巨大的作品，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初名叫《石头记》。
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以及大观园中的点点滴滴繁琐的事情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红楼梦》中的人物非常多，出场的人物就有400多个但是每一个人物中的性格特点有时非常的独特鲜明的其中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形象。都非常有特点贾宝玉玩世不恭的子弟但是内心非常的善良出生在贵族的家庭当中，非常的厌恶封建社会非常的叛逆，他不喜欢读书，也不愿意去考试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摒弃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人他想要挣脱封建社会的枷锁束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他又是一个性格懦弱，行事软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