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9:06
一、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之审美
(一)真情流露的本色之美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之美在于，对图书内容以真情评介，以抒发自我情感为主，做到了以情唤情。比如，针对于《玉茗堂批评焚香记•总评》，汤显祖谓之“其填词皆尚真色，……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可见，批评的内容为真情所致。在《(太霞新奏)序》中，冯梦龙也表达出“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的看法，主张批评要以“真”为要则，做到真情流露。明代批评家在“真情”理念的支持下，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在明代批评家而言，“真情”并不仅仅是指实情感，更多的是对自然物的追求，可谓是对宋明理学的对抗，也突出了明朝通俗文学中倡导人性解放的一面。
(二)寓教于乐的娱情之美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所强调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更多地体现为教育性，但是却具有娱乐色彩。比如，在对《隋炀帝艳史题辞》批评中，委蛇居士提出了文学批评不仅要“振励世俗”，还要“娱悦耳目”。但是，在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会从主观的角度出发进行评述，根据文学作品的性质选择批评的侧重点。批评家如果对于文学作品以娱乐定位，在批评论述中就会以风趣幽默的语言阐述。比如，在《水浒传叙》中，汪道昆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通俗小说的特点是大众化、通俗易懂，因此为“太平乐事”。佚名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对于通俗文学的定位是“以豁一时之情怀”，可见明朝时期小说的娱乐功能是浓重的[2]。娱乐是手段，教育是目的，这就是明朝通俗文学的特点。因此，明朝文学批评的主要作用是教化。
二、明代商品经济将通俗文学批评推向繁盛
明代通俗文化的重要支撑者是市民阶层，随着城镇经济的壮大，人们开始注重精神追求，但是基于通俗审美情趣的定位，所喜爱的文学既不倾向于政治经济，也不像儒生那样附庸风雅，而是以文学为乐，陶冶身心的同时，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明朝的商品经济推进市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静雅的文学作品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特征，更为被市民所接受的责任娱乐性强的作品。当文学与通俗紧密相连，就使得文学更为接近大众群体，并将人们的审美情趣体现出来，且对于市民起到引导性作用。文学批评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鉴赏能力与文学作品思想的衔接，特别是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更能够对于读者发挥提示的作用，引导读者选择适合于自己阅读的作品。
三、结论
综上所述，明代时期的通俗文学做平批评与当时的商品经济存在着必然联系。社会商品化发展为人们奠定了经济基础，使其开始崇尚精神追求。通俗文学批评满足了人们的文学需求，同时也成为推动通俗文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作者：罗勇 单位：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 韩国通俗文学起源发展过程
韩国通俗文学在语言使用上比较混乱,即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小说与大众小说、报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家庭小说等概念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根据论者侧重点的不同而随意使用。一般来讲,“大众文学”或“大众小说”使用频率较高,是与“本格文学(纯粹文学)”和“本格小说(纯粹小说)”相对的概念。“大众小说”侧重的是读者,而“通俗小说”侧重的是内容。“大众小说是为了迎合大众而产生的低级的商业小说”,对大众小说的这种否定性认识使大众小说的研究比较滞后,而随着很多通俗类大众小说的畅销,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韩国通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论著和论文也大量涌现。本文对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与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推理。
一、 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
韩国通俗文学是随着近代报纸的发行而发展起来的,比起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首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被看作是韩国通俗文学的起点。近代报纸发展初期主要是连载纯文学作品,而随着报纸商业性的加强,大众文学作品的分量逐渐变大,直至超过纯文学作品。
然而也有人认为韩国通俗文学可追溯到18世纪朝鲜后期的“坊刻本”小说(朝鲜民间出版业者以赢利为目的出版的小说),当时出现了职业讲故事的人和以出租图书为生的商人,而且中间阶层的势力扩大,韩国特有的说唱形式“盘索里”登场,小说的读者群也随之扩大,小说的商业化现象出现。在此之前的小说读者主要是上层贵族,随着中间阶层势力的扩大,一般平民也成为读者,小说内容也由符合贵族阶层的教训性内容转变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娱乐性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读者层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大众”的概念,“文学的商品化”是不是规定大众文学的唯一尺度等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高丽大学教授金明石认为:“朝鲜时代的坊刻本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小说,而是传统通俗小说的末流、现代大众小说的源头,类似于中国的晚清新小说。”
虽然韩国通俗文学出现得比较早,但是对于通俗文学性质的理论性探讨却是始于金东仁(1900―1951),1919年,他在《朝鲜人对于小说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他对于小说的见解。他把小说分为“纯艺术或纯文学的小说”和“通俗小说”两种。大众文学论就是从他对于通俗小说的分析出发研究的。但是,他对于通俗小说的评价是低级劣等的,持否定性的意见。标榜艺术至上主义,强调文学纯粹性和高尚性的金东仁,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但是,把文学分为纯粹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分法至少认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有一定的文学意义。由此可见,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在否定的态度下进行的,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脱离这种偏见。
二、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大众)文学的看法或评价与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1924年,徐右俊发表《恋爱文艺扑灭论》,站在拥护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认为恋爱文学追求猥亵性和性,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主张把恋爱文艺即大众文学驱逐出文坛。此主张基本是金东仁思想的延伸。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除了金东仁,基本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进行的,所以他们所持的态度也大体是否定的。
对通俗文学有肯定性认定是从李益相(1895―1935)开始的,他在《为了读的小说》中指出报刊小说作家分为通俗作家和艺术品作家(纯粹文学作家),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只是为了方便区别而进行的划分,并不能本质上决定作品水平的优劣。通俗小说不一定就是非艺术品,纯粹小说也不一定是艺术品。作家是否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创作是判断通俗还是艺术的标准。他写这篇文章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鼓励在报刊上多多连载趣味性强并且读者喜欢的小说。
20世纪20年代韩国大众文学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集中在20年代中后期,以阶级文学论和批评为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关于大众文学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以廉想涉和梁柱东为首的民族阵营和以金基镇和朴英熙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阵营在报纸和文艺杂志上展开讨论。初期的讨论并没有派别之争,主要是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贬低其美学价值。另外,“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APF)”的成立使当时文坛分裂为民族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从而出现了“轻创作重争论”的现象。他们带有很强的目的意识,但是多角度的讨论和研究,客观上使大众文学的受关注度提高,对于批评的本质和认识也进一步深入了。这就为1930年代大众文学更深一步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把大众小说看成纯粹小说的对立面,这种两分法的见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
白铁(1908―1985)在《1933年度朝鲜文坛的展望》一文中指出,作家们正放弃艺术性的追求,转变为“低俗的通俗作家”。他指出,通俗文学的特质是色情性、荒诞性和推理趣味性。换句话说,他把通俗小说看作小说、空想小说和推理小说。
金南天(1911―1953)在《近来的新闻小说》中把当时报纸连载的长篇小说分为纯粹小说、纯粹与通俗之间的小说、现代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电影小说等。但是纯粹小说并不多见,而那些局限于时事性、日常性的迎合低级读者兴趣和爱好的报刊小说比较泛滥。报纸追求商业主义的结果就是这些猎奇、感性、色情的要素增强,因此提议报刊小说中的这些要素应该马上去除。
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文学主要是就纯粹和通俗两面展开了拥护论和批判论的争论。大众文学拥护论者认为纯粹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目标和指向性不同,不能判断谁优谁劣,比较高地评价了通俗小说的价值。相反,通俗小说批判论者基本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大众文学是颓废的大众文学。这些讨论基本脱离了本格和通俗、高级和低级、纯粹和大众两元对立的文学馆,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解释通俗小说。
四、光复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1948年,金来成(1909―1957)在《大众文学和纯粹文学――幸福的少数者和不幸的多数者》一文中指出:“如果全体国民的文学修养、感受性以及作品鉴赏力提高的话,纯粹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文学就要为了不幸的多数者而存在,而且要利用它的先导作用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
20世纪50年代的通俗文学论在“纯粹”和“大众”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拥护论和批评论之间的论争。郑飞石认为要抛弃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绝不能忽视通俗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方仁根认为具有大众性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李奉来(1922―1998)在肯定通俗小说的同时,认为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的分歧来自于“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态度”。不论他们批判还是拥护,二元对立的近代文学观思维方式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克服。但是这些多视角的讨论,使大众文学论的探讨有了一定的深度。
1957年以后,对新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探讨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战争后社会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安定期,教育的发展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报纸的商业主义性质更加浓厚,人们对报纸小说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
李宗明的《侦探小说论》可称得上韩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初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之后侦探小说的创作可以说一片空白,除了金来成和方仁根的几部作品外,市面上流通的侦探小说基本都是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侦探小说。金来成作为专门的侦探小说作家,创作和理论并行,对侦探小说的本质和体裁特征的探究上做了不少努力。
总之,20世纪50年代,通过金来成、方仁根、郑飞石、金东里等人创作和理论的展开,通俗小说的否定性层面的相当部分已经成功去除,因为读者的大众性和内容的通俗性而混用的“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也修改为“大众小说”。
五、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韩国通俗文学
1972年,崔仁浩(1945―)的《星星们的故乡》在《朝鲜日报》上连载,标志着把女性肉体看成具有商品价值的商业主义小说的诞生。此后,一系列商业小说陆续发表,繁荣一时。1970年开始的产业化发展是商业主义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大众媒体的发达、读者购买力的提高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论还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肯定或否定立场的揭示上。
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表现城市生活,展现产业化时代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发达带来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主义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也随之出现,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大众小说涉及最多的题材。第二,出现否定现实和抵抗现实的意识。对现实的否定以对家长制的否定为根本,挑战性伦理,否定婚姻制度。第三,具有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爱情剧特征,强调作品中女性的作用。通过以爱为中心的爱情关系和夸张的感情表现,塑造典型人物,体现爱情剧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对现实的否定,而对否定的现实则具有一种抵抗意识。以前的小说大多是以现实逃避和趣味性为主,因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低俗性,而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部分扭转了这一看法。
1990年研究者开始了对大众文学美学、哲学性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朴成峰(1956―)的《大众文艺的美学》是对大众文艺美学和批评论进行体系化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通俗性一直被人们误认为是低端的、猥亵的、模式化的、低贱的、批判性的代名词,但是现在的时代是大众性的文学、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漫画和广告大受欢迎的时代。比起一部分精英阶层喜好的高级艺术,具有通俗性的通俗艺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姜万吉.韩国现代史.创作与批评社 ,1984.
【关键词】初中语文；诗词教学；通俗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在全面实施语文教学新课标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在社会实践和生活中理解语言教学特别是诗歌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语文教学特别是诗词教学要特别注重实践，要特别注重从通俗的角度理解诗歌，虽然年代不同，但是人们对于生活、对于外界确有着相似的感受，因此学生要学会用通俗的方法学习诗歌，教师也要学会用教学的通俗化促进诗歌教学的提升。
一、初中语文诗词教学通俗化概述
（一）教学通俗化理论
“教学通俗化”是一个将教学置身于现实生活背景的教学活动，通俗化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学更能满足学生生活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上学会更好的生活，从而获得生活的知识，使学习具有真正的影响力。普及教学植根于生活的理念，体现了“教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思想。
“诗教通俗化”是生活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理念的结合，它要求用靠近生活的教学方式进行诗歌教学，探索并优化诗歌教学策略，使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诗歌，提高其理解诗歌的程度，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认识水平、丰富学生情感的目的，从而提高诗歌教学的教学质量。
（二）在初中语文诗词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诗歌教学通俗化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诗歌教学通俗化也十分注重提高学习效率，注重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因此，要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帮助学生进行诗歌理解和学习，要从生活的角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其形成自主思维的意识与能力，并自我探索诗词学习的方式与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活动的质量。此外，诗歌教学通俗化消除了传统教学只注重字词理解上的片面性，保证了对诗词深层次的理解与掌握。
二、教学通俗化对于初中语文诗词教学的重要意义
教学通俗化对于初中语文诗词教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如下：
（一）使学生完善诗词学习方式
诗歌是诗人情感风格的体现，解读诗歌，最重要的不是诗歌写的是什么场景，而是应该把握诗歌情感的变化，因此必须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学习。如苏轼《水调歌头》中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将青天作为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豪放的性格与不凡的气魄。“不知”二句承前设疑，引导读者对宇宙人生这一类大问题进行思考。要更好地理解诗歌，既要理解诗词的创作背景，也要更好地用生活化的方式进行理解。因此，读诗不应拘泥于现实生活，也不能用纯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诗词的观点。只有用心灵去体验诗词独特的感觉，反复思考咀嚼，才能更好地理解诗词的灵魂。
（二）使学生拓展生活经验
诗词立意深刻，注重气氛的烘托和意境的创造。通俗化的诗词教学要求教师准确理解诗词，使诗词能拓展印证学生的生活经验，又能提高学习诗词的兴趣。
如李清照《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诗人以“浓睡”、“残酒”牵头，写出了白夜至晨的时间变化和作者的心理演变。然后一个“卷帘”，点破日已破晓，巧妙得当。然而，问卷帘之人，却一字不提所问何事，只在答话中悄悄透露出谜底。真是绝妙绝伦，不留痕迹。词人为花而喜、为花而悲、为花而醉、为花而嗔，实则是伤春惜春，以花自喻，慨叹自己的青春易逝。读完本词会拓展读者对于时间的理解和感悟。
（三）使学生把握诗人独特的人生感悟
通俗化的诗词阅读，可以把握诗人独特的人生感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主题，更高层次地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人生，认识世界。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全诗以“行”字为线索，从孤山寺起，至白沙堤终。以“春”字为诗眼，点出了早春美景给游人带来的欢喜之情。尤其是中间四句，景中有人，人中有景，写出了自然美景给人的美好感受。不说绿草如茵，而说“浅草才能没马蹄”，就不落俗套，寓有新意。从结构上看，从描写孤山寺一带自然景色到描写白沙堤一带自然风光，中间的转换不露痕迹，衔接非常自然。阅读这样的诗词，往往使人受益匪浅，把握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
三、初中语文教学通俗化具体策略
（一）生活体验助力诗词教学
（1）诗词学习联系家庭生活。
生活是诗词学习的重要平台，学生要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诗词的境界，才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例如在学白《行路难》时，在读“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可以想象现实社会中我们跋山涉水时所遇到的困难，由此可以体会当时生活中作者遇到巨大困难时心情的困惑与惆怅。但是诗歌结尾又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生活怎样，我们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只有永远保持乐观向上，才能在生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诗词学习联系社会生活。
同时，社会生活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诗词，比如在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时常能激起我们的联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少国家的侵略，有多少华夏儿女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才有我们新中国的今天。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和平幸福生活。不要等到“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才感到光阴逝去，到头来碌碌无为，却没有什么建树。
（二）诗词教学回归生活感悟
（1）诗词教学观察生活。
课文中的一些人和事由于和学生的时空距离较大，所以学生认识得不全面，甚至出现一定的偏差。有的课文内容是学生常见和比较熟悉的生活现象，但往往又是他们熟视无睹或知之甚少的，教学时应指导学生再留心去观察，通过观察去认识生活，扩大视野，理解课文，强化语言文字的训练，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
初中生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在心理上都未成熟，其理解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诗词可以教会他们如何更好地观察生活。因为流传下的诗词基本上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是写景与抒情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尤其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如在读韦应物《滁州西涧》时：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写春游西涧所观赏到的美景和晚雨野渡所见的奇象。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与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与不合意的情事，而其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流露出来。其中关于“幽草”“黄鹂”“春潮”等的描述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2）诗词教学再现生活。
每篇诗词都是一个故事，都记载着诗人真挚的感情，学习诗词一定要身临其境，把自己想象成诗人，才能尽可能地理解诗人的感情，也才能尽可能地达到学习的效果，如在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学习时，一定要想象作者当时所面临的被贬的无奈境地，但全诗气势磅礴，如排山倒海，雄浑壮阔，既完美展现诗人的“沉郁顿挫”“悲壮慷慨”的心境，又独创性地实现了“诗之律”与“文之法”的巧妙结合，能做到如此，实属不易。读此诗时，一定要学会再现诗歌的场景，才能更好地收到学习效果。
（3）诗词教学体验生活。
诗词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只是它是一种被艺术化、文化化的生活，所以学习诗词，说到底也是在感受生活。所以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诗词的学习，我们也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生活，诗词也是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学诗词，也应该像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所描述的一样：“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四、初中语文教学通俗化的具体措施
初中语文教学通俗化，具体来说，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选择
要精选诗词教学内容，对于特别贴近学生生活，特别容易引起学生共鸣的诗词，应该积极引导，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进行学习，还要注意通过诗词通俗化的教学公开课、作文比赛、表演等形式，深化诗词通俗化内容。
（二）教学方案设计
教学方案设计行为主要是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l）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判断诗词教学是否有效的直接依据。其目标的设定既要包括学生，也要包括老师，而且目标的设定必须要有一定的可实现性，并且可以被广大的学生所接受。
（2）教学材料的准备与处理。
诗词通俗化的教材，应该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选取学生最熟悉的相关素材备课，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些素材应该要能够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并且能够被教师科学运用到教学之中。
（3）教学行为和组织形式的选择。
诗词教学行为也应该更好地服务于教材，并且结合初中学生的年龄与生理、心理特点进行具体的教学，尽量使教学个性化，最终使诗词的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教学过程实施
教学过程注重把握两个方面，首先是教师，教师应该做好教学管理，明确教学目的，合理安排教学进程，引导学生用生活化、通俗化的方式更好地进行诗词的学习。其次是学生，学生应该服从老师的教学，并能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出发得到对诗词的独到理解，与老师配合共同完成教学目标。
（四）教学评价
诗词教学的评价，既包括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也要包括对学生通俗化学习能力的评价，既要评价学生经过学习之后，对诗词字句的掌握情况；又要注重评价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学习之中得到了多少陶冶，还要注重在整个的过程中，学生的状态到底如何。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科学、系统的评价。
五、小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在诗词教学通俗化中，应该明确语文诗词教学通俗化的相应教学理念，且在具体的课堂中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展开对诗词教学通俗化研究，对课堂的教学深入进行实践。诗词教学的通俗化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但要在平时做起，注重积累，才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以上本人对诗词教学通俗化进行了粗浅的分析，一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高红卫.浅谈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J].学周刊，2011（02）.
[2]夏艳红.浅议中国古诗词教学方法[J].新作文（教育教学研究），2011（03）.
[3]陈辉.情真意切吐心曲，自成妙语传千秋――古诗词中写“愁”佳句漫谈[J].语文天地，2008（07）.
[4]徐应华，石成琼，赵代玲.探究语文教学中古诗词的艺术美[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09（05）.
[5]杨承静.破解古典诗词用典之秘[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8（03）（上）.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到抗战前期，现代通俗小说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叙事模式、创作技巧、语言运用都已成熟，主题关注现实和社会，审美标准也趋向新文学倡导的西方艺术思想，并且产生了一批实力强劲的作家，他们拥有广阔的市场，有着一定的文学地位。这些为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虽然通俗小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西方国家的通俗小说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美国30年代的《飘》在国内被视为通俗小说，而在中国则被认为是高雅文学。
战前通俗小说艺术观念还比较陈旧，依旧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能令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震。张恨水、刘云若等通俗小说大师也不免于此。《啼笑因缘》等发表后，读者关心的是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下落，而不是人物的命运本身。相比之下，老舍的《骆驼样子》更能启发人们思考自己的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创作模式虽然经过改良，也还是传统章回体格局，需要新的变革。
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革命速度快、烈度强，不断向新文学汲取营养。张恨水的《真假宝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每一部都有创新，一部比一部更接近新文学小说，使通俗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文学史告诉我们死守传统、故步自封的文学是无法生存的，没有市场的。现代通俗小说要积极向西方文学和新文学吸取先进的艺术手段，与时俱进。
二、战争的催化作用
(一)新文学需要通俗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成为全民族关注的主旋律，民族意识空前统一，文学普遍“通俗化”1938年文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前基本处于对峙状态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这时也冰释前嫌，一致举起抗战大旗。战争要依靠大众的力量，这就要求文学通俗易懂，新文学小说意识到要降低姿态，重视读者，深人民问，走向大众化。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民间形式得到普遍运用，丁玲、孙犁、老舍、沙汀等有代表性的新文学作家都在通俗化方面有所突破。
(二)战争不允许通俗小说一味消闲娱乐，召唤它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抗敌御侮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大批通俗作家转变了写作观念，抗战小说、国难小说应时而生。张恨水曾指出：“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他的《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等一批作品，热情歌颂了浴血献身、毁家纾难的英雄，表达了当时人民共同的悲愤与愿望，为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武汉失陷后，张恨水又写出了《偶像》、《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大批“谴责”小说，对那些积极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民头上元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抱钱的贪官污吏以及在官僚资本豢养下的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等形形的丑类作了比较集中典型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广大人民极度贫困的根源。这些作品人民性强，俗中融雅，为抗战时期通俗文学打上了光辉的烙印。
(三)通俗小说能适应战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得以迅速发展。严肃文学受到政治势力管制，一些敏感的作品在战时不易流传甚至被扼杀。通俗小说则受管制相对较松，在轻松地融合政治同时又可以回避政治，通俗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
总之，战争的爆发促使文学雅俗互动，现代通俗小说发生了巨大转折，为通俗小说质的飞跃提供了契机。
三、市场的需要
范伯群先生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定义是：“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市民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市场需求无疑是决定通俗文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
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兴盛，和超级大都市的形成、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的旺热、人口的爆炸、科举的废除等诸多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大都市的出现，使得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些“新”的市民成为都市人口的中下层，而他们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娱乐的、趣味性的、消闲的文艺作品——使得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写作谋生的作家。正如范伯群指出：“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了读者群。沉滞的小农自然经济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也恰好证明了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等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为报纸杂志大量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稿酬制度确立，作者、译者与出版社及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已经建立，这些使文学走向市场化，从而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杂。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大众化、民族化的讨论在战前就已广泛展开，到30年代末4O年代初引起了两场意义深远的讨论。解放区1939年后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基调早已确定文学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周扬、茅盾、何其芳、沙汀等纷纷在《中国文化》、《新中华报》、《文艺突击》上发表文章探讨对待1日形式的问题，要求一种经过改造的旧形式，即所谓的既富有艺术性又能通俗，同时又是有着浓厚的中国风味的一种形式。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要求文艺要为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和提高。讲话直接促成了解放区一批划时代的新文学通俗小说产生，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它将明晰的思想浅显的内容和民族化形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时问实践讲话精神的范本。
同时沦陷区也展开了关于通俗化大众化的讨论。1942年通俗期刊《万象》在主编陈蝶衣的倡导下连续推出两期“通俗文化运动”专号。陈蝶衣、丁谛、危月燕、胡山源、予且等通俗作家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通俗文学内容浅显有趣、意识前进、易于为大众接受、艺术单纯、写作技巧经济而周详、对大众有提高和指导作用。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认为，通俗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其所重视的是人物及情节的丰富与复杂，其所表达与渲染的是俗世的情感及传统的规范，其所满足的是一般性的思维，难登大雅之堂。郑振铎所谓的“通俗文学”概念主要是针对古代俗文学而言的，其所凸显的是民间与世俗。而近现代通俗文学同样属于大众文学。以传统心理机制与民族欣赏习惯为内容之核心，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程式，追尚趣味性、娱乐性及可读性，亦不失“寓教于乐”的道德教化亦或宗教布道之效应。“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并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①显然，近现代通俗文学则凸显了文学的商品性，无论古今，但究其根底，“流通”与“世俗”即为通俗，“通”与“俗”内在规约了与规约着通俗文学审美规范的模式化、世俗化、娱乐化及最大范围的接受性。神话、传说、小说、民间歌谣、俗谣俚曲、山歌、门联、俗语、民间故事以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等，都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
与通俗文学相对的是精英文学，即精英知识分子以精英化的立场及思维所创作的文学。“精英”之概念虽于“五四”之后出现，但中国传统高雅士大夫及其文学从来就难以脱却其载道教化等“精英”化的立场。在古代，“精英”自是指“高雅”言，与“高雅”内在相通，故而，精英文学在中国当是渊源有自的。精英文学或偏于艺术与形式的创新，或耽于精神的超越以及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担当意识，其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与读者的关系是俯视与居高临下的。
重视娱乐、言情与言心的通俗文学与重视美感、言志或教化的精英文学，虽各执一端，但毕竟都是文学，二者之间一直都有着规律性的复杂关系。
1.同源异流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诗歌起源于“劳动与宗教”，“宋之话本，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于民间。”②“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③诚然，通俗文学是整个文学的母体，来自于民间劳动人民的创造，且贯穿于整个的文学史。近现代以来盛行之小说文体，最早即意味着一种无关大雅的逸闻琐语。“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意谓缩语之言。《汉书·艺文志》里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小说盛行，成为雅士文人的一种雅兴，代表性的有《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至而唐代，出现了一些佛教故事的变文。因于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的盛行，则产生了又一种文学样式的“传奇”。 白行简的《李娃传》即为代表，它吸收了民间流行的“一枝花话”及“市人小说”等而写就。在唐代“变文”与“市人小说”的基础上，又有了宋人话本。宋人话本即为通俗小说之源头。唐代之前，“小说”是一种鬼神或人事之记录，唐宋以降，“小说”日益走向通俗，自立门户，别为一家。明清之际，“小说”大盛。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在发展的途中，产生了“俗”与“雅”的对立与分流。“小说”之启始，被视为“末流”“小道”“妾小”艺术，因为儒家文学观自来强调雅正。19世纪末，梁启超、夏曾佑、吴趼人、徐念慈、狄葆贤等人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批判传统小说的诲淫诲盗，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但此等晚清改良派因过于重视“小说”的启蒙教化功能以致远离了“小说”的趣味性及审美性。“五四”时期，“小说”霸领文坛，且形成通俗与精英之两路。现代通俗小说基本沿着晚清章回小说之路数，秉承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现代精英文学则偏于教化与启蒙或审美。当然，精英文学一直是文坛的主流，但通俗文学亦很兴盛。通过以上文学史发展的粗疏勾勒，大可看出，通俗与精英皆源于“俗”，只是精英文学在发展的途中，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雅”与西方的“新”，思想的高超，文字的精美，思想的渊微，使其更多着上了“启蒙”的“正统”，但“俗”文学也实在是其共同之源。
2.转化交会
文学的判断标准总是随着时代及语境的不同而变化，一定政治、经济及文化所规约着的时代的经典化的操作机制也同样影响着文学的“雅”与“俗”，“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故也总是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游走与转化，二者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不同时间段之间及特定语境下的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有着互相吸收的可能以及易势的事实。《诗》中的“风”“雅”“颂”中之“风”，为民间之歌谣，发于商、西周、春秋时代，是最早的诗，“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自当与“俗”难分，但后来转入个人创作，使其“民间性”着上了个人性及复杂性与宏大化，于是“雅”“俗”分流。至于汉代董仲舒将《诗》一变为《诗经》，更是变“俗”而至“雅”，于是歌咏男女之情爱的《关关雎鸠》也成了“后妃之德”的注解。更者，对“雅”与“俗”特别是“雅”之标准及内涵的认可也常因人因时代而异。比如，孔子强调为诗的“事事醇素”，曹丕却言“汉赋欲丽”，扬雄则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与淫”。④显然，“雅”“俗”于此的分野并不自觉亦不科学，而是以政治与道德为标准。再比如，从两汉乐府而来的五言诗，启始即与民歌有着密切的关联，当属于俗的，故而刘勰曾如是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⑤而同期的钟荣则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⑥显然又是对“流俗”之五言的肯定。明代陆时雍强调语言的“真”，认为是否具有真情与真趣方是 “雅”“俗”之别。他以多带有俚言巷语的古乐府、十五国风、晋人五言诗等为例，认为“古人佳处，当不在言语间也”，而在“神情妙会，行乎其间。”⑦显然又是对语言“雅”“俗”分列的消解，重视的是雍雅趣味。同样，唐代的变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也经历过自边缘而中心的过程。如晚清时期刘鄂的《老残游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等通俗小说即被新文学精英胡适视为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是五十年来中国最高作品。⑧但五四之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又受到了新文学家的猛烈攻击。由是观之，文学“雅”“俗”之别的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着转化、游走、交会及易势等事实。
3.相克相生
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分别代表着先锋与常态的两极，其显在的对立与矛盾是前卫与落后、严肃与游戏、担当与自由、创新与滞后、深刻与肤浅等互不相容的排斥。五四时期精英文学即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与压迫。当然，通俗文学有着大量的创作实践及阅读群体，自有着其自足的生存之道。其实，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对立与冲突并不是根本的冲突，如汤哲生先生认为的那样：其冲突主要集中于“小节”问题，即传统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关系错综复杂。通俗文学常常意味着“民间”，精英文学往往代表着“庙堂”，“民间”与“庙堂”之间总是存在着反抗与兼并、对立与抗衡、融合与渗透、争夺与抗争等复杂的扭结与混合关系，然而，正是在这复杂的关系中，却也产生出“相生”的因素与动力。其一，通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生成有着重要的现实及历史意义。整体上看，通俗文学乃母体源泉，歌、诗、词、曲等文学皆来于民间，在此意义上，通俗文学似乎是精英文学的不竭动力与源泉。比如：通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文体建构就有着巨大的意义。“在传统的文体分类上，诗歌、戏剧成为通俗文学传统运作中历史的零余进而演化成现代精英文学的基本形态。”⑨再比如，精英文学虽然不能一味考虑受众的因素，但受通俗文学的影响与启示，当然亦不宜偏于高高在上，同样也需要大众，需要“启蒙”与担当及审美等理想的普遍化与大众化。否则，曲高和寡，无人问津。诚然，精英文学其中的“庙堂”文学也一直有着诸如通俗性与大众性及趣味等与通俗文学相通的审美个性。另外，五四时期，精英文学对通俗文学滞后性、娱乐性与商业性的排斥与否定当然提醒着通俗文学的反思以及有着过于“媚俗”的警戒，而通俗文学的反驳亦在暗示着精英文学对“全盘西化”的警惕。其二，精英文学是生产性的文学，是通俗文学的“消费”对象。相对于精英文学，通俗文学变动缓慢，在发展的途中，常常要从精英文学那里汲取营养。通俗文学也正是借助与参照于精英文学的探索“成果”完成对传统模式中已无活力的因素与格局的扬弃以至淘汰，从而让旧的形式更加合理，趋于完善与丰富，从而保持一种鲜活的普适性。精英文学重视文学创新，通俗文学重视传统继承，但继承的“通俗”往往就是精英文学先前探索的“创新”，或者说，通俗文学在跟从精英文学随着时代向前发展。随着读者大众阅读能力审美能力的普遍提高，通俗文学也必须相应渐次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上做时代的推进，需要吸收新的资源及营养来提升改善自己，也就势必自觉不自觉地向着精英文学靠拢。更为重要是，通俗文学在错位迟后地呼应精英文学所创作的价值观并将之转变为通俗大众的普遍理想，以至丰富世俗文化的内涵，它在普及与推广着精英文学所创造的“价值”。诚然，历史上通俗文学的每一次“前进”，如古代通俗小说多写英雄、儿女与神魔到言情、武狭、侦探的转变，晚清民初通俗文学专于传统道德的说教渐趋现代精神的增强，甚至到了1940年代张爱玲、徐訏、予且、张恨水等“通俗”与“先锋”面影的模糊等，似乎都有着精英文学影响的痕迹。精英文学的“仰视”与“探索”引领着通俗文学的前行，通俗文学的“平视”与大众化也在暗示着精英文学的平民化。相克相生是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永远的主题。当然，“通俗”与“精英”的靠近与融合也并不是二者之间区别的消解。“精英”的真正普及当会变为“通俗”，而二者之间一旦过于“迁就”对方，也就势必失去了自我，换言之，时代性、相对性的“通俗”与“精英”的区别也永恒存在。
4.互文互补
互文互补主要指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交叉、呼应、互渗与对话，以达全面增殖之意义。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艺术规范各有偏重，一般而言，精英文学重视教育、启蒙及审美，通俗文学重视民间性的消遣与解闷，其各自不同与独立的艺术规范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侧重，也决定了其互文互补的可能。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制度及文化、经济等大的语境下，二者之间并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一种互相完善与补充的关系，共同彰显着时代及文化文学的整体面貌，我们也正可以通过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互文互补关系全面了解那个曾经的社会形态。
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互补”一说首先是范伯群先生提出，他并且举例说：通俗文学作家重视传奇崇尚“叙事”，其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可为现代精英文学提供推背图式的参照。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对小说类别与题材的不同理解也派生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及有你也有我的互补的局面。而那种“惟求记帐似的报得很清楚”的“现代通俗小说中的都市乡土文学，极具文学价值、文化学价值、民俗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是我们现代文学中的瑰宝之一”亦正可以与现代精英文学中的乡土小说与社会剖析派小说形成互补的关系。⑩
通俗文学所反映的俗世生活、民生状态、当下情绪、真实面貌、边缘性、娱乐性及世俗理性等与精英文学的人文及科学理性、审美理想、正统性、超越性及传统理性等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现实世界，而且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各自反映的诸方面也总是存在着互有交叉与相同的地方。
二
通过以上对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诸种关系的归纳与梳理，又可以引申出如下结论：
首先，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是个“宽”与“窄”，“大”与“小”的问题；通俗文学虽不“精尖”，但代表的是“宽”与“大”，精英文学意味的是“窄”与“小”。通俗文学好比是地基，精英文学好比是向上的高楼。高楼不能无地基，地基也需要高楼向上的“仰望”。精英文学有着极强与牢固的创造性与生命力，它能给通俗文学提供持续且足够的生长动力，是通俗文学向前发展的动力之源。精英文学的“窄”与“小”对通俗文学的“宽”与“大”有着正面的文体及思想的影响与导向作用，进而良化文学的生态环境。通俗文学代表的是“四季循环”与民间的大地，有着大气象、大格局、大境界的品性，能给精英文学提供深厚且广袤的生长土壤，启发与暗示精英文学增强一些使用价值、理性思考以及人类共性的情感波澜，亦能够促进整个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总起来说，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其次，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区分是一种常态。超越雅俗或者说雅俗共赏仅是一种理想态，要么隶属于“雅”，要么倾向于“俗”，绝对的中间态当是不存在的。张恨水的小说写得尽管很“雅”，但其小说中所显露出的对阅读的重视及理想主义的精神召唤与取向以及对故事性、奇异性与趣味性的追尚等，使其依然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张爱玲的小说虽大雅亦大俗，但其文本中所体现的对都会人性、生命及艺术性的先锋性与探索性等，使其毕竟属于纯文学性质的精英文学。“通俗”与“精英”的判断标准关键是看何种审美要素居于主导地位。当然，判断“通俗”“精英”与否的标准有着时代性等复杂的因素，前文已述，兹不赘述。
再次，文学自身的发展史是精英文学牵引带动的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关系史；所有的文学存在形态，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变文、弹词或是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通俗文学、左翼文学、右翼文学亦或是中国古代的台阁文学、山林文学、花月文学、民间文学以及汉语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其实都不过是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分形与别称，皆可将之区分为“通俗”与“精英”的两类（当然两类之中又可细分为很多种）。在“通俗”与“精英”两类文学之中，精英文学特别是其中偏于艺术与审美的纯文学表征的是“提高”，是向前发展的牵引动力，也意味着文学本身的价值所在。文学的每一次出现与发展的价值标志就在于它提供了那些此前所没有的质素。精英文学的发展史当可代表着文学创新的历史，是文学发展的主流与主导，文学的发展史就是精英文学带动的历史。通俗文学表征的是“普及”，是跟进的发展，不负责文学本身的创新，故而代表不了文学史的前进发展，但通俗文学可以有效地防止精英文学“孤军深入”。考量“通俗”与“精英”任一种文学都不宜孤立封闭地对待。
三
有了以上的考辨与分析，我们则可以自然地讨论文学史写作的问题了。过去的主流文学史基本上都是精英文学史。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为例，本学科自1950、1951年教育部颁布试行的学科规范与学科大纲时算起，仅60年的历史，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则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郑万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些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基本上是近现代以来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及1949年之后的新民主主义及唯物论文学史观。在新与旧的对立中偏重于“新”，认为精英文学的“新”必然胜于通俗文学的“旧”，或者以政治分析代替艺术分析的教化性的“精英”意识。于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叙述也就杳如黄鹤，即便1990年代以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通俗文学的提及也仅是“惊鸿一瞥”。19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且趋于多元，开始出现了“作家作品重评”与“重写文学史”的探索与实践。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至今没有停落。这其中，呼声最高的即通俗文学入史以及如何入史的问题。在通俗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上，代表性的观点有王瑜的“全球史观”。他认为，通俗文学入史需有总体历史的眼光，需对通俗文学有一个合理的定位，要把通俗文学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加以关照，突出不同形态文学在整体系统中的联系性、互动性与客观性。？輥？輯？訛具有普遍影响的则是范伯群、汤哲声等为代表的“双翼”论。他们充分认识到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并行不悖、比翼双飞的事实，倡言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可以平行进入文学史，并强调，这样的文学史“既能超越雅俗，又能统领雅俗；既能包括文化观念的变动，也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市场、读者构成等诸多因素；既能阐释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能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只有这样才能是真正的‘现代文学史’，而不是‘新文学史’‘通俗文学史’，或者是附带一些通俗文学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以新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史。”？輥？輰？訛 汤哲声先生并也曾试图从作家身份、文本传播、作家作品风格、流派形成诸方面找出现代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共同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方面作为治现代文学史的观念以之整合“通俗”与“精英”。然而，与热烈的呼声不相对应的是通俗文学与精英科学整合的文学史以及真正“革命性”的文学史似乎一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与疑问。文学史是否就是精英文学史？过去的精英文学史有何问题？通俗文学能不能入史？如何入史？如何重写文学史？……对此，笔者认为：庞大的通俗文学可以单独写史也应该写史，但通俗文学以至“杂”文学不宜正面、平行进入文学史。文学史乃以“文学”质素为核心的发展史。通俗文学以及“杂”文学中的比如政事、德行、教化、逸闻、野史、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是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的。“现实”难以尽美，文学史当是具有强大创生性的精英文学“仰望”与“追求”的发展史，但精英文学尤其是其中的纯文学相较于历史悠久的通俗文学以及“杂”文学庞大的底盘，其范围又实在是太窄，甚至在一定时期比如民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期间，通俗文学还曾有过独领于文坛的局面。论及社会影响力，较之通俗文学及“杂”文学更不可同日语。故而笔者所肯定的“精英文学史”又不是孤立封闭于通俗文学及杂文学之外的文学史，也不是以政治等外在的标准考量的精英文学史。要充分考虑到通俗文学、杂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复杂关系以及阅读主体与创作主体的互动关系等因素，没有这些庞大的因素维持一种文学生活，当很难产生真正的文学及大作家。我们宜回到文学发生的现场进行还原性地考察文学，以抵文学史的“考古学过程”，如此方能反映一个时代文学的真实面貌。换言之，当以“通俗”与“精英”双向的眼光，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全面立体考量通俗文学与精英互相“扭结”后的精英文学史。或者说，这一“精英文学史”当能体现出通俗文学影响的痕迹，不能脱离通俗文学及杂文学的视角来封闭孤立地写史。这同样也是一种大文学史观，但又不等于无所不包的“杂文学史观”。陈伯海先生曾明确提出过“大文学观”，他所谓的“大文学”实乃“杂文学”，并提出以“沉思翰藻”与“缘情绮靡”及文学内在的生命形态来规约杂文学的文学性，并认为以之可以通会古今文学，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必要的前提。？輥？輱？訛而笔者所肯定的“大文学观”乃是充分考虑到广大深厚的通俗文学及杂文学影响制约下的精英文学史观，并不是试图整合尽可能多的文学形态。更者，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关系的历史不是连续线性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这一时代个性的文化与美学对文学的选择与追求的标准，通俗与精英的内涵也有转化交会的地方，文学史的写作宜当充分考虑到历史的曲折与多变及时代性，这同样也是试图建立异于过往的立体、开放的新的历史叙述空间。以往的文学史描述往往习惯于“沿着逆向的路线对前事追本溯源，习惯于重构历史传统，习惯于沿着进化的曲线前行，习惯于将目的论投射于历史”，？輥？輲？訛把复杂的文学史简单化、规律化、线索化。如此，文学史似乎始终平滑地循着一种必然的规律自然地向着一个既定的目地均匀前行。遮蔽了本来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生气盎然的文学史现实，是一种对历史本身的肢解、歪曲与篡改。当然，通俗文学的治史不宜单纯以文学的标准，因为它毕竟涵概复杂。我们期待真正当下性、“革命”性的文学史著作早日出现。
注释：
①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页。
④林秀琴：《通俗文学》，《文艺评论》2003年第6期。
⑤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页。
⑥钟荣：《诗品·总论》，见陈廷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⑦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1页。
⑧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⑨朱寿桐：《论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举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⑩范伯群：《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輥？輯？訛王瑜：《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6期。
？輥？輰？訛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6期。
？輥？輱？訛陈伯海：《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观及其他——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学性”问题探源》，《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輥？輲？訛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导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历史——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17页。
论文摘要：西方通俗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主要侧重于表现对人类精神的特别关怀和西方普通百姓深层的审美心理以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内涵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通俗文学的人文层次、审美层次和历史层次的价值追求，探寻通俗文学价值取向的基本脉络。
二战后西方文学呈多元化趋势．通俗文学开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通俗小说发端于西方小说草创时期，是带有商业印记的西方小说进一步市场化的产物。早期通俗小说完全派生于严肃小说，同时它又影响、推动严肃小说的发展。西方通俗文学在二十世纪逐渐摆脱了亚文学的附庸地位，并在权威性的文学通史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价值取向问题开始成为许多文学评论家和人文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西方通俗文学的价值取向存在多种论述、多种维度，但是西方通俗文学所具有的社会人文性质、审美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西方通俗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主要侧重于表现对人类精神的特别关怀和普通百姓的价值取向与深层的审美心理，以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丰富内涵上。
一
文学之所以是人学，是因为它“把以人为中心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社会生活整体作为关照对象。文学艺术精心勾勒的是一幅丰富多彩又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社会人生图画，文学艺术描写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命运、人的个性、人的感情、人的灵魂”。文学价值等于文学主体的内在需要，不同思想境界、道德涵养的作家。“由于其审视客观生活的立足点有异，视野不同，主体的内在结构、机制也不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内在需要自然就不一样”。通俗文学作家们受到自身审美原则与艺术素养的制约，也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虽然通俗文学作家总是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动人的人物形象使读者获得一种满足感，在此同时，许多通俗文学作家还是不忘向读者灌输人道正义、忧患意识和正确的审美取向。二十世纪西方通俗文学正是因为充满着现世精神。倾注着对人的关爱，使得它在西方文学史中焕发出独特的人文魅力，代代相传。
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战乱频繁，经济社会问题成堆。在人欲与物欲的横流中，人的感情显得格外珍贵。通俗文学中至真至美的情感描写，弥补了人们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存在的缺憾，因为通俗小说以人为本的描写往往会把读者爱的情感唤醒，“在内摹仿的移情作用下。认同于角色。甚至在自己的内心中扮演和充当小说中的各种角色”。圜通俗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情节和人物，能让处于情感需要、爱的需要但又难以得到情感和爱的两难处境中的人们在虚幻的世界里体验情感和爱带来的快乐。剧烈的市场竞争决定了西方社会不仅物质成了交换的商品，人力和技能也变成了交换的商品，人的思维和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残酷的竞争和两次大战带给人们的是深深的孤独感和幻灭感。加上面对越来越多的冷冰冰的机器、武器，人们产生了用情感用爱来驱逐孤独和恐惧的强烈愿望。比如，学者型作家埃里奇·西格尔的美丽家庭小说，丹尼尔·斯蒂尔的关于当代人爱情、婚姻和“女强人”的摆脱逆境和获得幸福的系列作品，虽然采用的是通俗化的情节模式，但小说所探索的主题却是严肃的，并且成为“一种精神的宣泄，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分享别人的哪怕是非真实的经验来间接体验爱的真谛”，使现实中的人们摆脱充满着孤独感和异化感，有效地化解亲情、人情冷漠的尴尬境遇。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的艺术，它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反映的是人的各种情感需求、生存状态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心理满足，在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中发挥作用。钱谷融教授强调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灵魂：人道主义精神”。所以，通俗文学的“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作人”正是以人为本宗旨的彰显。读者从小说故事中感悟与自己相似或自己向往的情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净化。
二
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中，通俗文学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通俗文学不追求精英文化的终极价值。而是以关注着民间下层的日常生活。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为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通俗文学更能表现出西方普通百姓的价值取向和深层的审美心理，因为通俗文学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表现出某种实验性的先锋追求，而在立足于传统民间文化或现代大众文化，展现民间的时尚与传统，宣泄人们对不合理现实的憎恶。
通俗小说中的政治暴露小说、社会问题小说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政权，批判社会黑暗势力，“无论是法律小说、医学小说、政治小说，还是商业、金融这些行业的小说，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揭露当代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通俗文学在表现生活时。侧重关心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张扬人道主义价值。阿瑟·黑利是一位创作态度非常严肃的作家，他的作品多以美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他的小说《大饭店》、《航空港》、《汽车城》、《钱商》、《烈药》等，以暴露行业内幕为主要内容，反映各行业内部的正义与邪恶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作品通过大量确凿的证据、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让读者看清楚这个社会竞争的实质。欧文·华莱士的代表作《却普门报告》，是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的调查报告来创作的，作品借三对男女的故事揭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有爱的感情才是最高尚的。他的《白宫黑幕》以日益严重的美国犯罪活动为社会背景，同情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批判社会黑暗势力，矛头直指白宫和联邦调查局的黑色内幕。马里奥·普佐是描写黑手党的大师，他的《教父》被誉为“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其价值取向在于，马里奥·普佐通过对当代美国地下黑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揭露了美国社会繁华下面隐藏的黑暗本质，“在这个表面祥和、秩序井然的社会背后，是一套由黑社会建立起来的阴森恐怖的规矩和等级，在现今的美国社会里，想要在公开的法律保护之下寻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社会内部才有正义而言。而这个‘正义’权利，又只能或用暴力或听命于‘教父’，才能拥有”。该小说成为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击锤，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这些通俗作品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但它也抓住现实中的肮脏与丑陋，向读者展示他们感到困惑又无法去了解的一面。虽然这类小说充斥着血腥、暴力、腐败、贪婪和赤裸裸的性描写。一方面写尽了人性的粗鄙丑恶，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人们却不能否认那股正义的斗气的存在，而这股正气在黑暗中显得越发的珍贵，这恰恰也是作者所褒扬和赞美的。
伟大的文学作品在表现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时，表现的是人对高尚理想和真理的追求，对人类命运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也正是大量通俗文学的立足之本。通俗作家如西德尼·谢尔顿、哈里·哈里森等人的作品，明显表现出了同情人类苦难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哈里·哈里森的小说“死亡世界三步曲”，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人类必须正视的问题，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和人文关怀。迈克尔·莫尔考克等作家的作品，写出了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命运：生态破坏、资源匮乏、人口爆炸等当今时代有目共睹的人类生存危机，如描写的日本广岛和长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开始关注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为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通俗小说杂志发表许多有关“核恐怖”、“地球毁灭”内容的短篇小说，如拉斐特·哈伯特的《末日尚未来临》、阿瑟·钱德勒的《黎明子虚乌有》、詹姆斯·施米茨的《宇宙恐惧》等等，这些通俗小说及时地捕捉时代的重大主题，给人们敲响警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的科学技术继续迅猛发展，计算机、宇宙航行等领域都有重大突破。但高速的、失控的工业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自然环境恶化、人的思想情感僵硬，等等。’圈于是，科学小说的创作题材又迅速由“核恐怖”转为“生态灾难”。在以生态灾难为题材的小说作家当中，最令人瞩日的是哈里·哈里森和海因茨·G·康萨里克·哈里在《死亡世界》中，描述了一些动植物向摧残它们的人类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是第一部有关环保的科幻小说。康萨里克的《石油联运》更是涉及到石油的泄漏对海洋污染这个严重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凡此种种，无不说明通俗文学作家对工业文明和环境污染等严肃的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大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一部分，应该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文学作品应鲜明地体现人对自然的挚爱与亲和。然而，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急剧增长，争夺资源、砍伐森林、主宰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自大狂妄地开始横行，并把人类自己推向了大自然的对立面，把人类社会推向环境恶化、人性扭曲的当代困境。通俗小说中大量触目惊心的描写警示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使人认识到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与人类自己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美学家们强调，美是个体自由在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中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文学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取向，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境界，通俗文学的审美化人生哲学，适宜自然、享受美感愉悦，对二十世纪愈演愈烈的狭隘功利观念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裨补和调节作用。
三
从本质上讲，文学就是文化，它涵盖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一切理性认识，只是它所采用的是一个理想化情绪化的艺术手段，在多元文学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前提下，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借鉴历史，希望人类社会的和谐繁荣。
二十世纪西方通俗文学作品因其借鉴历史，超越现实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改造人性的作用。通俗作家们立足于大众的心态和视角，准确把握和利用了人们对于现实的社会规范约束而产生的逆反情绪和对现实的潜在的反抗意识，而这种隐形的心理正是人们阅读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兴趣点。有些通俗作品通过真实地全面地重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沧桑感，人们通过阅读作品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借鉴历史，在承认差异中求得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一些历史小说本身出自历史学者之手，对于传播历史知识，丰富文学创作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有些通俗作品虽然是表现当代生活的，却也能够参照历史来进行价值取向的分析，批判现实生活的非人道倾向，在批判非人道倾向背后，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因此，通俗文学中将真实的历史与小说的手法相结合的作品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这类小说或以历史上的名人或以有名事件作为小说的主线，以虚构的故事为主体，在虚构情节中加入大量的历史细节，从而极大地调动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小说家艾尔佛雷德·杜根的《国王的良心》、《魑魅魍魉》，女作家希尔达·普雷斯考特的《骑驴的人》和维朗妮卡·韦奇伍德的《国王的和平》等历史小说就是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可读性强的艺术手法吸引了读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的罗马帝国三步曲，摒弃文字的华丽修饰和浪漫色彩，再现历史却又不是为了追忆历史，而是通过小说表现充满社会动荡和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还有的通俗小说的主题和写法有时是现代性的，但它却借用历史讲现代故事，或是直接选择一位具有现代气质的主人公来诠释历史，凯瑟琳·温莎的《琥珀》和约瑟芬·铁伊的《时间的女儿》就是其中的代表。《琥珀》将背景设在十七世纪英国王朝复辟时期，在历史的氛围里的女主人公安伯却是使一个传统的软弱无助的“病美人”为现代气质的女性，这个“古人”聪明美丽，有胆有识，深深吸引着读者。《时间的女儿》中的故事源自英国历史上一宗家喻户晓的案件：理查三世是英国约克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为了篡夺王位，他谋杀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两个小王子，探长格兰特却不相信，经过缜密的推理。探长得出了一个合乎理查三世性格和动机的答案。那就是，理查三世是个高尚的君主．而他的反对者亨利七世，才是那个有杀人动机的凶手。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此书时，读者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和了解这段历史的兴趣。这种现代性的主题和写法，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由于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的不同而对各种价值的接受有所不同的偏爱。
事实上，历史小说、传奇小说在通俗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就其深层的心理动因来说，是出于读者对历史及当代公众人物的认知与角色的认同。美国女作家马格丽特·米切尔的历史言情小说《飘》因其客观地反映了一段历史进程，指出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使其有了特殊的艺术魅力。虽然米切尔对旧制度，旧生活方式有惋惜、有眷恋，但她写出了新的制度到来的不可抵挡和旧世界灭亡的必然性，使这部通俗作品有了巨大的认识价值。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和小说的表现方法相结合，加上对女主人公思嘉这个“历史”人物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开拓精神的现代气质的描写，使读者在复杂感情纠葛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背后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物形象也给读者以某种人生启迪。虽然小说大量描写的是曲折的经历和感情纠葛，但作品同样再现气势恢弘的南北战争，有着厚重的历史感。
历史伟人的精神价值一直是读者心灵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传奇人物，一个英雄的个性和精神气质有时会潜入读者的意识之中。阅读通俗文学中关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等历史伟人的通俗传奇，人们会感到历史人物不仅以他们的天才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且以他们的精神力量影响着历史，在读者心中构成巨大的感召力，在汲取精神养分的同时，也唤起读者的内心情感，同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共鸣。阅读作品回到历史，当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同一社会历史的文化氛围中。会用作家笔下的历史来观照社会；当读者用小说内容来印证现实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息息相关的亲切感．这恰是人们对通俗文学具有高度热情的基础。
关键词：“劈” 方向介词 语义类型 功能分布
一
“劈（对、朝）”是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活跃的方向介词，而且也经常出现在现代的口语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中。如：“找到她，劈面就被她骂了顿好的。”（老舍《骆驼祥子》）可是在近世汉语介词系统的研究领域中，人们却鲜少对它的语义、语法功能进行探讨。詹绪左，崔达送（2011）对唐宋禅宗文献中介词“劈”的搭配情况和语法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劈”和相关同义介词的使用情况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一般口语性比较强，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通俗文学作品中介词“劈”的用法的调查，尝试对它的搭配情况和句法分布情况进行一下展示，希望能够为近世方向介词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涉及的语料有：“三言二拍”、《金瓶梅》、《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明代部分）；《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品花宝鉴》、《三遂平妖传》、《歧路灯》（清代部分）。
二
介词“劈”在实际的使用中一般介引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表示动作行为所指向的方向或地点，它的介词用法一般认为是从动词“劈”语法化而来。从我们对所选语料中介词“劈”用法调查的结果来看，能和介词“劈”搭配的名词有：面（门）、脸、头、手、胸（膛）、颈、顶、脑（后）、心、腰、脖子、脖根、胳膊、耳朵、指头、髯儿、头巾角、衣领等。
表一：明代语料中“劈+NP”的分布情况
作品
NP 三言二拍[1] 金瓶梅 封神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总计
面（门） 21 16 10 16 63
脸 1 11 20 32
头 15 1 7 29 52
手 11 1 1 9 11 33
胸（膛） 2 1 8 2 13
颈 2 2
顶 1 1
脑（后） 1 1 2
心 1 1 2 4
腰 4 4
脖子 1 1
耳朵 1 1
髯儿 1 1
头巾角 1 1
衣领 1 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通俗小说中的介词“劈”的搭配功能已经非常成熟，除了能够频繁地介引“面、脸、头、手”这些典型的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之外，还能介引一般的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如“耳朵、顶、脑”等；其中“面、脸、头、手”是最为常见的搭配成分，分别占搭配总数的29.9%、15.2%、24.6%、15.6%。另外，我们注意到《水浒传》中“劈”能够实现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类型是最多的，“劈”甚至可以介引表示衣饰的名词，如“头巾角、衣领”等，这可能和其内容、性质有关。
表二：清代语料中“劈+NP”的分布情况
作品
NP 歧路灯 醒世姻缘传 三遂平妖传 儒林外史 品花宝鉴 海上花列传 总计
面 3 5 1 4 7 10 30
脸 3 6 1 1 11
头（子） 1 17 1 1 2 1 23
手 3 3 4 10
胸 1 1 2
胳膊 1 1
脖根 1 1
指头 1 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中“劈+NP”的搭配情况和明代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面、脸、头（子）、手”依然是介词“劈”的高频搭配成分，分别占搭配总数的38.0%、14.0%、29.1%、12.7%。在明代，“面”和“脸”已经是等义词，“劈面”和“劈脸”这两种搭配可以出现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不过“劈面”这种搭配较“劈脸”更为常见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所选取的语料存在方言背景方面的差异。
三
“劈+NP”的句法功能一般是用作状语，在本文所涉语料中仅有四处例外。[2]下面我们将对语料中“劈+NP”所修饰的谓语部分进行句法特征和语义类型的考察，其中“NP”实现为高频搭配的成分是：面、脸、头、手。在调查时我们发现，当“NP”不同时，谓语部分的语义类型和动词中心（隐含）的实现形式也是有差异的。
（一）“劈+NP”在具体的句子中的修饰的VP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简单形式，一般出现在描写动作行为的韵文中。如：
（1）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西游记》）
（2）这壁厢因师性命发狠打，那壁厢不放唐僧劈脸挝。（《西游记》）
第二，带有修饰性或者补足性的附加成分。如：
（3）走到夏鼎面前，一手揪住孝衣，劈面就连钱带拳打去。（《歧路灯》）
（4）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水浒传》）
第二，带宾语形式。如：
（5）才到阊门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儒林外史》）
（6）却被母亲劈手夺过药匝，向江中一泼。（《警世通言》）
第三，连谓形式。如：
（7）只见一个整砖劈面飞来打在桌上。（《醒世姻缘传》）
（8）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水浒传》）
第四，（就是）一+名词、动词、量词形式。如：
（9）那唱净的劈面一指，把谭绍闻指了一个趑趄。（《歧路灯》）
（10）走向前劈手一把，将殷破败捧的行刑旨，扯得粉粉碎碎。（《封神演义》）
（11）贝氏听了这话，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啐。”（《醒世恒言》）
一般情况下，“劈+NP”一般限制用于表现即时性的动作行为的句中，偶尔用于叙述者陈述一件实际发生了的事件的句子中，如：“你前日送客，劈面打你的也是他。”（《醒世姻缘传》）
（二）在“劈+NP”这个结构式中，当NP实现的名词形式不同时，谓语部分动词中心（隐含）的语义类型也是不同的。
下文中笔者将对当NP分别实现为“面”“脸”“手”“头”时相应的谓语部分的动词中心的语义类型（包括语义隐含这种情况）进行归纳和统计，以期深化对“劈+NP”的语义、句法功能的认识。
在所考察的语料中，和“劈+NP”形成直接搭配关系的谓语部分动词中心的语义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强伤害性动词，如砍、刺、剁等；2.一般攻击义动词，如打、指、泼、唾、骂等；3.相互动词，如撞、遇见、相迎、交还等；4.言说类动词，如说、问、道等；5.抢夺义动词，包括一般获取义动词，如抢、夺、取、接等；6.一般动词（多表示位移性质的），如来、冲来、飞来等。另外，在分析时我们对“VP”的“（就是）一+名词、动词、量词”形式进行特殊处理，借助句式语义的分析把和其中“名、动、量词”相配的动词形式呈现出来。如：“劈面一耳刮子”中谓语部分隐含的动作是“打”，再如“劈面一翅膀”中谓语部分隐含的动作是“扇”，这些都可以归为一般攻击义动词。
表三：“劈+NP+VP”中“VP”的语义类型
“NP”类型
“VP”类型 面（门） 脸 手 头（子）
强伤害义动词 10 10 1 11
攻击义动词 25 33 1 48
相互动词 42 8 10
言说类动词 6
抢夺义动词 27
一般动词 15 5
总计 102 43 42 74
从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除“NP”的语义类型实现为“手”外，“劈+NP”最常见搭配成分是表示“攻击”义（强伤害义动词实际上也是“攻击”义动词）的动词形式。其中“劈+面（门）”中“攻击”义动词占总体搭配的34.3%；“劈+脸”占100%；“劈+头”占79.7%；“劈+手”的最常见搭配是表示“抢夺”义的动词形式，这类形式占总体搭配的64.3%。
综上所述，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结构式“劈+NP+VP”中“NP”在句子中通常实现为“面（门）、脸、手、头”，其中“面（门）”是最为常见的搭配；“VP”的动词中心主要实现为表示“攻击”义的动词。另外我们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动词形式都能够实现和“劈+NP”的搭配；比如“劈+面（门）”限制搭配表现“抢夺”义的动词类型，而“劈+手”限制搭配言说类动词，这与“劈+NP”这一结构式的语义类型有关。
注释：
[1]指明代冯梦龙所编的拟话本小说集，“三言”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2]“劈面冷风似箭”（《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劈面”作定语修饰“冷风”；“却好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劈面”是为“撞”的补语；“这一个架丢劈面难推让”（《西游记》）中的“劈面”是为“丢”的补语。“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三言二拍）中的“劈面”也是实现为补语形式。
参考文献：
[1]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辞典[Z].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关键词：高中音乐教育；通俗音乐；运用
一、前言
音乐在人类文化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内涵，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与文化需求。通俗音乐是音乐文化体系的重要分支，具有独特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深受人们的喜爱。音乐教育是高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音乐教学时，应充分认识通俗音乐的重要性，并根据现代音乐教学、音乐教育的实际要求，将通俗音乐有效地融入高中音乐教育中。因此，本文对高中音乐教育中的通俗音乐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通俗音乐的概念与特点分析
1.通俗音乐的概念分析。所谓通俗，指的是易于人们理解，因此，通俗音乐的流行具有很强的流通性。通俗音乐主要包括拉丁美洲的伦巴、爵士乐、摇滚乐、世界流行的地方性音乐、音乐剧以及电影歌曲等。
2.通俗音乐的特点分析。通俗音乐最显著的特点是接地气，即通俗音乐都是就地取材，通俗音乐中蕴含就业、工作、学习、恋爱等，为通俗音乐的流传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众人群广是通俗音乐的另一特点，通俗音乐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非常强的娱乐性，通俗的歌词、欢快的旋律、较窄的音域，非常容易学习和掌握，在节奏方面，通俗音乐的音调清晰、单纯而富有变化，在演出形式方面更加强调群众性。
三、通俗音乐在高中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策略分析
1.充分认识通俗音乐的重要性。现阶段，高中生喜欢的流行歌手众多，如TFBOYS、王菲、陈奕迅、邓紫棋等，近几年歌手比赛节目众多，如中国梦之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各种比赛节目深受观众的喜爱，通俗音乐的影响可谓势不可挡。通俗音乐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多以表达感情为主，例如：讽刺社会现象、描写人生感悟等，采用生活化、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更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打动听众的心。但是，高中生的审美品位不一，艺术化、商品化的通俗音乐会对高中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高中音乐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通俗音乐的重要性，用通俗音乐的力量引导学生，根据高中学生的兴趣，选择具有教学意义以及激发学生动力的通俗音乐，以此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2.优选歌曲。通俗音乐和严肃音乐的不同点在于轻松、易懂，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高中生在学习考试、生活压力的重负下，通俗音乐不拘一格、通俗易懂的音乐风格，为高中生填补空虚以及发泄愤懑等感情提供了途径。但是，通俗音乐良莠不齐，高中音乐教师应该从众多通俗音乐中挑选适合学生的音乐。在选择通俗音乐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选择具有文化涵养的通俗音乐，高中生虽然喜欢通俗音乐，但是并不了解通俗音乐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为了丰富高中生的音乐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应该选择具有文化内涵的通俗音乐；其二，挖掘歌曲的精髓，以《长恨歌》为例，《长恨歌》是黄自先生的代表作，描述的是杨玉环和唐明皇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高中音乐教师以《长恨歌》为导入，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歌曲的讨论中，然后结合白居易的《长恨歌》，让学生更加理解《长恨歌》的内涵与精髓；其三，选择表达正能量、优秀的流行歌曲，让学生理解歌曲所要表达的正能量，如《飞得更高》的歌词“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生呼啸”，通过教师的正确指引，能够让学生真正认识歌曲的内涵与价值，使其明白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方面，都应该乐观、坚强，积极向上。
3.提高音乐教师的职业素养。教师职业素养是提高通俗音乐教学效果的基础，因此，应该加强对高中音乐教师关于通俗音乐知识的综合培训，使其了解通俗音乐的作者及代表作品，如校园音乐代表歌手有崔健、老狼等，流行歌手有筷子兄弟、羽泉、邓紫棋等，教师应把握好尺度，将通俗音乐应用在高中音乐教育中，让通俗音乐成为授课的有力助手。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俗音乐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通俗、易懂。通俗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研究通俗音乐的价值、唱法等，采用各种有效对策，正确地将通俗音乐引入高中音乐教学，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流行音乐资讯，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审美意向。
参考文献：
[1]王海敏.试论通俗音乐在高中音乐教育中的有效运用[J].新课程，2015（7）：14-15.
[2]杨名莉.论高中生在通俗音乐审美中的情感宣泄[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2，26（8）：121-122.
文学上的“俗化”与“雅化”孰是孰非？粗说和细说时，得出的结论常常大不相同。粗说的时候，往往走极端或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有的只主张俗，有的只主张雅，并视两者之间水火不容。或是说俗与雅都好，在比重上各占一半。
细说起来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俗虽然也有可爱处、可贵处，如通俗、平俗、俗中见雅，等等。但在文人的品行上或文学的品位上，孰轻孰重还是值得细细掂量的。如果以一杆秤作比喻，雅毕竟是秤砣。也就是说，雅是根本。我们只听说过“大雅若俗”，没听说过“大俗若雅”。这是因为：大雅只是“若俗”而非真俗，尤其不能俗不可耐。而彻头彻尾的“大俗”，却是真俗。基于此而搞出的“文学”，也只能是“非文学”、“反文学”，或是“文学”的头等天敌：“野学”。
如上所述，若是将文学比成一杆秤，无论一边挂上的是什么貌似庞大、庞杂的一大堆货，总得先向另一边的秤砣倾斜，也就是向雅倾斜，最后才能摆平。如果是用一堆垃圾凝缩成的，最后只能连货带秤都垮掉。
何以这样看重雅？无它，只因为文学首先是以“文”为主旨的“学”，内中必须有“文”的含量。何谓“文”？无论指的是文明精神本身，还是由文字闪烁出的情采、辞采、语采、句采，都是雅。文而不雅，何以为文？
什么是真正的雅？首先指文明素质、文化含量的及格，包括不俗。再化简一点说就是：文人的“心”不能太俗，尤其不能太俗昧、太俗鄙；文人的“笔”也不能太俗，尤其不能太俗陋、太俗野、太俗秽。
虽然我的话有点像假道学的话，但我还是认为：真道学或假道学，只要讲的是“道”，像一点“学”，也比既无“道”又不“学”的裸粗野行径更近于雅。
当前的文场上不缺乏名人，缺乏的是名士。不缺乏名士，缺乏的是既敬业又有实技的名匠；不缺乏虚而不实的“名匠”、“巨匠”之类，缺乏的是有真实手艺的文化工匠。
连文化工匠、文字手艺人的诚心实技都没有，又极想火速腾达，这样的人往往乐于走两条路：一是以“玩俗”为特艺特技，抢到文化商场上弄些昧俗或媚俗式的杂耍，搞“有偿表演”；一是以“玩雅”为特才特能，抢到文化戏场上争当“模仿秀”，靠舞弄玄言、奥语、绮文、僻句去争当台上的“名角”。这样的“大雅”往往拒绝“若俗”，实际上只是伪雅，与真俗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有的俗也可贵，贵在俗中见雅。雅在哪里呢？我认为首在于体现了真正的“通俗”，即通于各种习俗或风俗，如民俗与官俗，乡俗与城俗，事俗与情俗，食俗与性俗等等。中国有些习俗，很近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挖掘。深懂这些“俗”，本身就是雅，甚而是大雅。
而深懂深通文化本身的雅人甚而大雅之人，包括他们生产出的文化品，最高的品格不是其它而是朴素。无论多大的雅人、名人、卓人，也无论多渊深、多精妙的作品，都必须具有朴素无奢的品格，包括高深得透彻简明，精美得原汁原味，才是真雅！
总之，文学还是要立足于雅，立足于真雅，立足于朴素的雅。无论是俗得不朴素还是雅得不朴素，都是文化（包括文学）路上的误区。
关键词：民俗文化教育；民族地区；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3-0153-02
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国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重视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民族地区高校加强民俗文化教育，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一、民族地区高校民俗文化教育的现状
1.课程地位不明确。据调查得知，目前全国高校中没有设置民俗学本科专业，民族地区大多数高校也没有开设民俗文化相关课程，即使是少数高校如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河池学院近年来纷纷开设了民俗文化课程，但也只在中文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的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旅游管理等部分专业开设，而且课时数比较少，一般只有32～48个课时左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学习民俗文化知识的要求。
2.教学内容真伪混杂。由于民族地区高校民俗文化教育师资队伍薄弱，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在民俗文化课教学内容设置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真伪民俗内容往往鱼龙混杂，容易造成谬种流传、贻误子弟的消极影响；把“民俗”简单归结为旧时代乡下人的土特产，很容易造成学生对民俗文化的鄙视、误解和拒斥心理；或大讲民俗事象中的奇风异俗成分，而没有结合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民族性特点介绍和分析民俗文化，这样就造成了民俗文化课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教学实践环节缺失。民俗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实践操作，但由于民俗文化属于选修课，没有得到学校应有的重视，因而学校一般不会拨给田野调查的专项经费用于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教师只能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甚至无法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直观教学，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深度，更无从培养学生的田野作业能力。
二、民族地区高校加强民俗文化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1.传播民俗文化知识，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和基础。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既影响着个体的成长，也影响着我们的社交，还具有调剂生活、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传统文化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在经济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强调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如神话传说、民间游戏、传统节日、风俗礼仪等等，这些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和传承。学校是传承文化的主要渠道。国务院2006年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通过设置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民俗文化课程进行教学，加强民俗文化教育，有助于人们了解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调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如农耕文化、服饰文化、歌谣文化、节庆文化等等，它们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影响，我们在民俗化语境下工作、生活，更应该了解和认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俗文化。民族地区高校开设民俗文化课程，加强民俗文化教育，通过对学生所熟悉的乡土地理、民情风俗、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传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俗文化，继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2.培养民族精神和凝聚力，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民族精神往往以特定的无形和有形的民俗为载体的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一个民族的优秀民俗文化，既能统一其成员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又能维系其成员的民族文化心理，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全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1]P38因此，民俗文化可以使其所有成员保持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培育民族精神。比如，我国的春节民俗，不仅使神州大地的13亿中华儿女举国同乐，而且使世界各地华人通过欢庆这一传统节日与自己的民族保持认同，让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得以弘扬。民俗文化课程的开设就是要运用民俗文化的教育和模塑功能，“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使之发挥教育国民应有的作用”[2]P9，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精神和凝聚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民俗文化作为课程资源有着内容属性和工具属性双重的教育功能。内容属性的教育功能是把民俗文化作为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提升道德情操；而且还有助于养成文明习惯，提高知识储备，陶冶审美情趣，形成健康的生态环境观等。工具属性的教育价值是民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石中英先生曾把它们称为“教育习俗”，认为此种民俗事象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是一部鲜活的民间教育学著作。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高校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加强民俗文化教育，必将发挥民俗文化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三、民族地区高校加强民俗文化教育的设想
1.开设民俗文化选修课。课堂教学无疑是丰富大学生民俗文化知识、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目前民族地区高校民俗文化教育的缺席很严重，只有少数高校、部分专业设置了民俗文化课程，而将民俗文化课作为人文素质选修课的高校屈指可数，这一点在理工、农、医类院校体现得尤为突出。要加强民俗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民族地区高校必须转变教育思想，完善课程体系，开设民俗文化选修课。
2.开发民俗文化校本课程。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课程资源丰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民风民情等民俗文化，把它们作为民俗文化校本课程的课程资源来加以开发利用，既能体现出学校的办学特色，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培养学生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怀，自觉继承和弘扬本地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还可以促进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培养多元文化价值观。因此，民族地区高校要依据当地民俗文化资源，根据学校的办学特色来开发民俗文化校本课程。
3.结合学科教学渗透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与语文、历史、地理、艺术等学科联系密切，将民俗文化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是最有效的进行民俗文化教育的途径。如高校历史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课程，艺术学科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有关课程中，有许多内容都与民俗文化知识密切相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依托有效的课程资源，结合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民俗文化知识和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去讲授。如在《世界古代史》课程中讲授“古罗马历史”时，可联系讲解古罗马帝国时期形成的情人节习俗以及历法中七月、八月名称由来等文化习俗，使学生了解西方的文化习俗。通过学科教学渗透民俗文化知识，不仅使大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增强对我国民俗文化知识和世界民俗文化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和人文素养，弘扬、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民俗文化，也丰富了课程教学内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积极性。
4.加强民俗文化社会实践活动。民俗文化来源于民间，因而加强民俗文化社会实践活动是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如组织大学生进行民俗文化调查、采风等活动，带领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附近村寨等进行民俗考察，访问民间艺人，学习民族民间手工艺，了解民风民俗，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参加当地有民俗特色的节庆仪式活动感受某些民俗文化，通过撰写调查报告加强大学生对民俗文化内涵的认识和挖掘。还可举办有关民俗文化的文化周、文化月活动，开设民俗文化专题讲座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广泛接触民间生活，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亲身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陶冶其关心民生的人文情怀，同时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田野作业的能力，在社会实践中提高了大学生的社会生活能力和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A]//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钟敬文.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写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之际[J].文史知识，1999，（4）.
关键词：数字媒体；传统文化；民俗摄影
一、民俗摄影的特性
民俗摄影是摄影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它的发展离不开民俗文化的土壤，随着民俗摄影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总结，笔者总结了民俗摄影的特性。
1.民俗摄影是对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民俗摄影的基本特性是真实性，是对民俗文化的客观记录和再现，是以图像的形式将民俗文化定格和保存，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俗摄影的学术价值也逐渐体现出来，作为民俗考察研究的基本技术手段之一，民俗摄影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保存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孙明经和庄学本等早期的摄影家们拍摄了大量具有民俗学内涵的影像，这些影像既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更是开创了民俗摄影之先河，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2.民俗摄影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民俗摄影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同时也具备高度的艺术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要准确的选择和捕捉最具典型性的民俗事象，同时也要追求美感，兼顾摄影的造型法则，选取最合适的角度和构图来阐释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否则拍摄出来的便只是一张简单的记录民俗生活的照片，不能称得上是民俗摄影作品。每一位优秀的民俗摄影家都有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创作主体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作品对民俗文化诠释的角度不同，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既兼顾了作品的美感与艺术性，又能够丰富观者对民俗文化的理解层次。
3.民俗摄影是对传统文化的诠释
民俗摄影以传统文化中的民俗事象作为拍摄对象，将传统文化通过图像的形式重新加工，经由创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加工过的作品既是传统文化的再现，又贴合了当今受众的审美需求。民俗摄影的出现，使得民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内容，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民俗摄影的核心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把握。
二、民俗摄影的不足
1.素材挖掘不全面
中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我们所接触到的民俗文化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到目前为止，民俗摄影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发掘，广度即对民俗摄影活动表象的整体性研究，对多民族民俗文化的覆盖面；深度表现在对民俗摄影活动内涵的研究，阐释或揭露民俗的历史渊源，民俗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受众的心理反映。大部分拍摄民俗的摄影家都居住在城市，普遍缺乏民俗学科相关知识，并不了解民俗的起源、演变、内在发展规律、未来走向等，他们大多偏重民俗表象的记录，如拍摄少数民族服饰的照片，解释不了礼仪的特点、区别、地域的差异。
2.学术建构不完整
民俗摄影这一概念诞生至今二十余年光景，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做为支撑。对民俗摄影作单独的摄影分类，一开始就存在硬伤，它的源头、现状、发展脉络、创作规律、审美特性及社会功能等一系列当务之急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自立、自觉。虽然部分中国民俗摄影家如沈澈、曾秋华等人通过多年的摄影实践提出了一些零散的理论和规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结论，学术界对民俗摄影的解读和诠释还不够深入，学术框架不够健全，仍然需要不断的补充和建构。
3.发展规模局限
自摄影传入中国，民俗摄影从无到有，到今天已正式成为一门摄影学科，但是其发展规模仍局限在民俗摄影爱好者的小群体当中，其传者和受者规模都相对固定，没有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俗摄影人才匮乏，新一代青年摄影家中少有在民俗摄影方面有所建树者。民众对于民俗摄影的了解流于表面，体验和学习的兴趣不足，目前的文化市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娱乐的附庸，民俗摄影被快餐式的消费，发展的空间受到局限。
三、改进建议
民俗摄影的过去只有短短几十年，那么如何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使民俗摄影未来的发展道路更加顺畅，笔者通过分析归纳，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重视、协会规范
面对现代化的侵袭，民俗文化本就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民俗摄影也一直被边缘化，因此，来自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扶持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在保护民俗文化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通过投入专项资金，采取政策的倾斜，利用行政力量进行民俗摄影的推广。除了政府的重视与推广，民俗摄影这棵树苗想要茁壮成长也离不开规则的束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作为民俗摄影的官方组织，有义务对民俗摄影爱好者们进行规范和管理。通过组织会员定期交流、达成尊重与保护被摄民俗事象的共识。
2.转变发展观念与道路
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在民俗摄影的发展势头中一直扮演着当家人的角色，它组建了目前为止中国唯一的民俗摄影图片库，然而绝大多数的民俗摄影作品是通过网络发表，很少在美术馆、画廊、博物馆展出，很难引起民众的关注。民俗摄影方面的书籍与其他影视资料也相对稀缺。因此，民俗摄影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努力“飞入寻常百姓家”。尝试在不损害民俗摄影真实性的前提下，与大众文化接轨，
3.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主力，民俗摄影行业一直以来面临着人才的稀缺，这也是民俗摄影的发展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里提到的不仅是高层次的创作人才，还包括经营管理人才。民俗摄影不仅需要优秀的创作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民俗摄影作品，还需要调整人才结构，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压力，民俗摄影要与国际接轨，需要一定的市场洞察力和驾驭市场的能力。一个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能带动并影响整个市场。那么如何获得和培养专业人才呢？首先，高校在摄影教育定位、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培养方面需要塑造合格、高质量的人才；其次是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可以通过本行业培养和其他行业引进相结合的策略，引进国外或其他领域的管理人才能够有力的推进民俗摄影产业化和国际化。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分析民俗摄影的“前世今生”，力图为民俗摄影的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作品见证历史，民俗摄影定格了时光，保存下民俗文化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民俗摄影的发展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