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6 09:58:54
[摘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发展主线，探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可提升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水平。
[关键词]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从宋元时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以中国瓷器、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播四海；另一方面，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也在此慢慢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那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础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经济交往为依托的社会历史活动。宋元时期，作为海上重要城市，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与泉州的经济社会繁荣是分不开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交往情况看，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海外的产品也进入中国，而从事商贸的主体是以中国生产的产品为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的产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其中瓷器处于重要位置。瓷器的供货主要是依靠泉州来完成的，如泉州的“德化陶瓷”。最近几年考古发现在泉州有宋代古窑22处，都出土了精美的瓷器。也就是说，泉州充足的货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外文化的互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
中外文化的自由交流氛围和开放的国际贸易社会环境，也为中外文化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不管是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都有长期的发展，这为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保障。二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最终建立，中世纪一些封建国家发展稳健，封建文化也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历史阶段，宗教文化的发展尤为迅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开始形成，逐渐渗透到世界各国，这对社会风俗、思想理念以及政治生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政教合一”国家的出现和教会统治的高潮，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世界上主要封建国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封建时期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滞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虽然日益频繁，但是并没有建立明确的国际关系概念，也没有真正建立约束机制和强化管理制度，各个国家在物质得到满足以后，就能实现自由交往。这为海上丝绸之路能实现经贸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
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的互动交流
（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文化属性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与资本主义商贸活动有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商贸活动，是将赢利作为唯一目的，采用商品倾销的模式，这实际上体现出其掠夺的本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的商贸互动，采用自由、平等、尊重的原则，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补充性质的商贸活动。二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是主导方，商贸活动主要是瓷器、丝绸与茶叶，海外输入的产品是其辅助。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兴盛，其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平性质也非常明显，奉行儒家仁、义、礼、让精神的商贸活动，是以商贸为物质载体的文化形态，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交流活动。
（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
其一，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倾向，从内容方面来说，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其载体本身决定的。载体本身不仅是商品，而且也是文化。作为商品来讲，能赢利，是商品的有效载体；但是作为文化传播来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商贸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文化方面的特点，重点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情况。这一文化特点可以表述为有形的物质文化，是以瓷器、丝绸为代表的高技术实体文化，是集实用型与欣赏型为一体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输出的物质文化倾向较为广泛，除了上面谈到的主要代表以外，还包含生活日用品（如漆器）、金属制品（如金银器）、文化艺术品（如笔墨纸砚），这些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除了物质文化之外，还包含其他形式的内容，比如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形成主要倾向，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或者民族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在华侨聚集地区传播。再如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有限，道教虽然在少数几个国家得到了传播，比如韩国，但是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其二，海外文化的对内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中，中国是主动方，从交往的经济本质来看，中国必须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文化方面的实力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被动方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否具备文化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就显得比较重要。所以，从主观方面来说，海外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重点是经济交往，但是却呈现出了文化交流为主的形式。从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实际情况来看，海外文化在我国传播的价值比经济交往产生的价值要多。这是因为进行海外文化交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交往还没有出现，整体经济实力与中国相比还比较低，也不能像中国那样有许多产品可以进行交流。不管是宝石，还是香料，海外文化都没有实力和中国生产的陶瓷制品、丝绸品等相抗衡。但是，海外国家的文化却非常地丰富与成熟，特别是宗教文化，比我国要发达。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来自南亚与西亚，这些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往国家。所以，海外国家虽然在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宗教文化尤其是三大宗教在精神形态上表现出软文化，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异域文化的传播方向。
三、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的经典手工业产品输出到海外，使海外贵族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从社会意义背景层面来看，中国输出的产品不管是在文化形态，还是在经济形态上，在满足了当地贵族的需要后，并没有动摇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很难影响到历史的进程。从物质形态方面来看，没有精神文化与政治因素，只是一些单纯的艺术品或者是生活用品，缺少产生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另外，虽然具有物质形态，但是不存在蕴含社会变革的内部驱动力，无法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再次，通过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产品，包含文化的输出，都以儒家精神为载体，也没有出现侵略性或者挑战性的趋势。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产品输出的过程中，华侨对当地的社会建设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些静态的历史文化产品，并没有扮演历史变革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是浅层次的，主要是集中在艺术领域与生活范畴，不能在整个社会产生长期影响，也很难改变人们的思想理念，难以推动科技进步。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海外文化传入我国，虽然未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宗教文化为导向的精神文化对人们的思想理念、社会结构、生活习惯等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传入使人们的信仰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大局，因为自由信仰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促进了人们包容品格的形成。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外来性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珍贵物质的传入，都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对精神文化的传入，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有些甚至会出现矛盾冲突。这一情况并没有在泉州出现，而是在泉州自由发展，相互吸收、融合与渗透，形成和睦繁荣的景象。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为泉州包容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和谐的历史环境。
综上所述，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其经济发展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及自由的社会环境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具有文化属性，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物质文化产品，而国外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产品。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 要 南北朝虽然政权割据战乱频繁，但其时思想自由文化多元。佛的传入，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当时西来东去的高僧大德不计其数，其中有奉皇帝之命的、也有自发西去的，他们中绝大多数者是为弘扬佛法而不远万里的游走中西交通之间，北朝释游展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关键词 北朝佛教 释游 文化交流
引言
在中国旅游史上，将佛教徒居静修行、传经、取经、译经、活动和弘扬佛教的云游各地及名士追随佛学，与高僧在山水中游览，教学辩难佛理的旅游称佛游或释游。中国旅游史上的释游，最早可以追溯至“永平求法”和译经师东来，而本文的释游时空段仅限于北朝时期。
一、北朝佛教与释游
（一）北朝的佛教概述
魏之信佛，盖起于拓跋圭入中原之时。南北朝之际，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以其隐忍的处世方式、清淡的生活方式、相对简单的持戒方式，符合统治者的胃口，因而也得到了高层人士的推崇。
史载，道武帝拓拔圭、明元帝拓拔嗣、太武帝拓拔焘皆信奉佛教，后来太武帝之所以灭佛，并不是反对佛教义理，实感于寺院地主势力的威胁。相比南朝的佛教发展，北朝在寺庙数量方便有过之而无不及，延昌时全境官私佛寺达到13727所，魏末增至3万余所，北齐再增至4万余所。魏都洛阳内外，有寺一千余所；齐都邺下“大寺略计四千”。至于北齐和北周的寺僧数，据《续高僧传》所记，北齐京城邺都一地就有寺院4000所，僧尼80000人。又据《辩正论》说，北周有寺院930所，如果把当时大量在家信徒也考虑在内的话，佛教信徒的数量应更为惊人。
（二）佛教对北朝释游的影响
北魏之时，佛教因有统治者的竭力崇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从来未有的黄金时代。
佛教在北方的广泛传播， 除了西域僧人和商人的前期努力外，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胡人广泛接受佛教，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期北方地区的佛教传播，注重戒律传授和道德实践，这与地区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北朝之前，北中国战乱频繁，佛教力量也在中原地区生根发芽，后继统治者多从现实的政治统治需要出发，不失时机的保护和鼓励佛教在其辖区在发展，不少高僧大德也不远千里在中土弘扬佛法。如佛图澄，永嘉四年，由敦煌进入内地，并抵达洛阳。据称，对于佛图澄的规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佛图澄的后继者道安、法汰等人后来不远千里纷纷南下，参与般若思想研究，加入南方佛教义理的辩论，这也是受弘法重任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相联系的。
二、中外僧侣为弘扬佛法而进行的释游
（一）我国僧人之西行，北朝向西佛法取经
据历史资料统计，南北朝时期的求法西行者，东晋37人，北魏和北齐、北周19人，刘宋37人。
僧道荣曾出葱岭至西域。其后不久，神龟元年，胡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有敦煌人宋云偕行，经流沙西出，至于阗，入天竺。于神龟二年十二月入乌场国。此后惠生、宋云在印土广礼佛迹。
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75）有沙门宝暹、道邃、僧昙等10人，结伴通往西域求经，得经7部，梵本260部。齐末又有释僧昙结友西行求法，但行至葱岭被阻，道路不通，遂返京都。自是以后，由玄奘以至悟空，西行者接踵，比晋宋之间尤盛也。
（二）西域僧人之东来
晋室南渡后，西域、天竺等地的高僧继续东来。一般来说，从陆上丝路来的中国的高僧在北部中国释游、传经、译经；从海上丝路来中国的高僧则在东晋南朝释游、传经、译经。
鸠摩罗什，北朝法号最响的东来释游僧、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罗什初学小乘教，12岁即名扬宾朝野。在莎车，罗什遇到大乘佛教高僧须利耶苏摩，经辩难，罗什因此而放弃小乘教，专学大乘佛教，成为西域各国大乘教的重要传播者。
经过各种困难，罗什终于把大乘佛教传入中原。他坐化的12年中，所译经论影响很大，三论为三论宗所依据主要经典；《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所依据主要经典；《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罗什的中外弟子多达5000余人。其中，著名者数十人，如道生、僧肇、道融、道睿，“什门四圣”等。
罗什之后，后继者源源不断从丝绸之路上进入中土，比较有名的就是诸如菩提流支等。
三、北朝释游对丝绸之路影响
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两路：南路由凉州出关，经过敦煌，穿过沙漠到达鄯善，沿天山南路到达于阗，往西北进入莎车；北路从敦煌之北往西北方向进入伊吾，经库车焉耆进入龟兹，到达疏勒。宾（迦湿弥罗）向东越过葱岭，约公元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于阗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
疏勒地位丝绸之路南北道西面的交汇口，佛教自大月氏方面传来。从文献记载看，早在车师前部时代，佛教已成为高昌的国教。自西晋以降，高昌佛教经西凉统治者的提倡，已极具规模，后再经麴氏高昌，唐西州特别是回纥人的弘扬，其地已成为西域进入河西的中间地带的最大的佛教中心。
汉通西域的北道上的龟兹国佛僧到内地译经传道，对推动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4世纪后期，是龟兹国佛教的重大转折时期，大乘佛教因鸠摩罗什的出现而龟兹风行一时。因此，也称“鸠摩罗什时代”。值得一提的就是著名的“苏慕遮”大会，则是在每年的7月举行的大型乐舞。虽然服务于佛教，构成佛教艺术的一部分却与龟兹人的现实生活密切，反映出龟兹人崇尚音乐。
北朝时期，在丝绸之路上乐工匠人大量迁徙入华的时候，佛曲却又随之而传入了。《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佛寺大会中的歌舞盛况，有魔术、有杂技、规模乃于西域佛寺活动相当。佛曲依靠寺会文娱活动繁殖开来，继而成为中原民间风俗和散乐活动的一部分。
结语
北朝佛教对帝王将相，游化方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式因为佛教的隆盛，才会出现了众多的西行取经的高僧大德。在北方佛教的影响之下，产生了象洛阳、邺都等几个文化中心，僧人群体的挂单云游行为也为佛教的广布创造了条件。北朝僧人的释游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灿烂的一笔。
作者简介：王志永（1986—），男，河南许昌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1级世界史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史。
余 辉（1993—），男，江西进贤人，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1级学生，研究方向：明史与中外交通史。
王忠涌（1989—），男，安徽无为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1级历史地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人文地理。
摘要：京剧海外传播的热潮在客观上表现为京剧艺术的世界效应，主观的内部动力是自我的惶恐，面对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的评价，她一直在寻找参照物，寻找自我的艺术价值定位，最后逐步明确自我改良的方向。京剧改良是海外传播的一个因素，同时又融于海外传播的过程中。
关键词：京剧 改良 海外传播
京剧艺术的海外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内容大多被安排在戏曲史、戏剧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述中。就目前所知，讲述京剧改良和海外传播的书籍和论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叙述中心，包括廖奔著的《中国戏曲史》、刘彦君著的《东西方戏曲进程》、元青等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一类是以海外为叙述中心，如陈伟著的《西方人眼中的京剧艺术》、都文伟著的《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等。通过这些著述，我们只能看到京剧（或是戏剧）改良和海外传播是分开来讲的，笔者意欲初步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中西思潮激荡下京剧改良的路径选择
从主观上讲，京剧海外传播热潮的内部动力是自我的惶恐，面对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的评价，她一直在寻找参照物，寻找自我的艺术价值定位，最后逐步明确自我改良的方向。那么让我们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考察一下她痛苦的抉择的成长过程。
国内：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剧被作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遭到了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和抵制。在思想内容方面，陈独秀指出：“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1]郑振铎指出：旧戏曲“不是‘色情迷’，就是‘帝王梦’，就是‘封建欲’……且多颂圣之语”。[2]（P613）在艺术形式上，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以西方话剧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为标准，把京剧的程式化、象征性、虚拟性、写意性贬斥的一无是处。
国外：以国际文艺界对梅兰芳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评价为例，从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说，1919年梅兰芳访日，评论家神田喜一郎说：“我这回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作为象征主义的艺术，我没有想到它卓越的令我惊讶。中国京剧不用幕，而且完全不用布景。它跟日本戏剧不一样，不用各种各样的道具，只用简朴的桌椅。这是中国戏剧非常发展的地方。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足，那就是说他到底没有欣赏艺术的资格……使用布景和道具绝对不是戏剧的进步，却意味着看戏的观众脑子迟钝”。[3]（P66）“京剧常被人误解为非现实主义的艺术，表演程式化，不真实，不自然等等。斯达克·扬则独具慧眼，颇有卓见，认为戏剧中的表演非常真实，不过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是观众看了觉得比本来的生活还要真实”，[3]（P71）被中国人批评的京剧此时却得到了西方人的大力推崇。
当然还有对京剧艺术其他方面的赞扬，反观国内的情况，我们的京剧先贤就是在这样的思潮激荡下，选择发展的道路的。
二、京剧艺术的国内改良与海外传播的统一融合
京剧改良是海外传播的一个因素，同时又融于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只有京剧发掘传统文化，融合国际因素，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自己的艺术价值，才能取得海外传播的良好效果；海外传播让京剧艺术家开阔了眼界，在这个过程中，改良后的京剧也得到了发展。
首先，戏剧观的变化：各种思潮激荡中，戏剧人士逐渐认识到自我存在的理由。民国十二年（1923年）《戏剧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国何以立？有待于教。顾教民之道，习于娱乐者，事半功倍，此戏剧之所以为社会教育之首屈一指也。”程砚秋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提出：“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之意义”服务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之功能转变为“以戏救国”“新民救亡”，这样就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文人为京剧编写剧本，如陈墨香、齐如山等。
第二、剧团体制的进步：作为“班”，内部关系比较牢靠，一位艺人进一个班，轻易不可离去，乐师、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没有什么差别；作为“社”，实行的是名角挑班制，人员流动自由，当然收入就有了层次和差别。剧团由“班”改为“社”，从平均主义过渡到市场原则，提高了剧团的积极性和活力。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旅途住宿可以看出名角对于一个剧团的重要性及剧团内的等级差别，“这次出国，一共有二十一个人，乘的是英国船坎那大皇后号。梅君住特等舱位，带一客厅及澡房，船主特别优待，将左右两间也划归梅君使用，共合美金五百五十余元。我们几个人就乘头等舱，按规矩头等本是两个人一间，……每人合美金三百五十元。其余各脚，有乘二等的，每票合美金二百三十五元；有乘三等的，每票合美金一百七十五元。”[4]（P49）
第三、京剧表演艺术和舞台艺术的发展：京剧流派的产生。如梅（兰芳）派的“雍容华贵、典雅清新”、余（叔岩）派的“刚劲委婉”；1933年程砚秋访欧回国后的报告中说：“舞台化装要与背景、灯光、音乐……一切调协，舞台表情要规律化，严防主角表情的畸形发展。……应用专门的舞台灯光学”[2]（P807-808）改良和海外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三、结论
京剧在民国年间慢慢的从一个传统中国古典戏剧变成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欢，在这一方面，京剧的改良对于促进京剧的世界化可谓居功至伟。晚晴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接受西方的元素，从而开始融入世界，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中好的一方面，从而对自己文化中的欠缺部分进行补足，促进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产生文化上碰撞的火花。京剧的改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交融的例子，古老的京剧在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的布景舞台艺术和创作思想，又结合京剧特有的表演艺术后，艺术性和可观赏性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观众喜欢上京剧，当京剧在海外成功的传播后，又会进一步的推动京剧的改良使之适应有着不同审美观的世界观众，二者是相互促进，使得京剧不再是中国人的私有娱乐，而是全世界人们的宝贵财富。京剧的改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才会更加迸发出活力，奉献给世界人民。（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融，如汉唐盛世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等。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还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西文化交流。同过去相比，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无论在性质、规模、特点，还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上，都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866 年斌椿一行随赫德游历欧美起，清政府陆续派出使者出访或驻节西方。这些人在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基础上，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笔记、日记、函稿和著述，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出国留学，最早出现于民间，大多由教会人士资助，1872年——1875年，清政府接受容闳建议，先后派遣120多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又先后五次共派遣90人到西欧各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快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生力军，詹天佑就是较突出的一位。译书也是这一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所办的学堂和制造局大多兼译西书，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
另外，外国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承担了翻译和出版西学的主要技术工作。如英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28年，先后参与译书120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贡献最大的翻译家之一。此外，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一些译书机构，也大多致力于西书中译的工作。
三、戊戍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展开。戊戍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组织学会、创设报馆、开办学堂。1895年——1898年间，全国出现103个学会、64家报馆、185所学校。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便既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维新派第一个译书机构。孙廷翰编辑的《西学大成》、梁启超编译的《西政通考》以及求志斋等人所编辑的《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便是很好的例证。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出现留日风潮。1900年留日学生组织了译书汇编社，出版了第一份以介绍西学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译书汇编》。同期国内也出现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兴杂志，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把外语、天文、舆地、兵法、格致、制造等西学门类列入教学内容。此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且多选用留日学生编译的西学书籍为教材，西学作为近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进一步渗透到普遍的国民教育中。当然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框，将探索重点由兵工格致转向直接为维新和革命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议会制度、天赋人权、共和国方案等等，相继被搬入中国。
四、五四新文化时期及其以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在民主问题上，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等一批留学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较多了解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以纲常名教和登记制度为优秀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一些从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思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科学的力量，传播西方最新科学知识，致力于发展近代科学事业。据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论著，约有六七百篇。杨铨、胡明福、胡适等发起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最为著名，创办《科学》杂志，专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为改变旧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
以后，启蒙的文化运动借助于救亡反帝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运动的重心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一时间，学会林立，社团风起，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纷纷涌向中国。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到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流派，以及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都被贴上新文化、新思潮的标签。同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一批青年学子满怀希望和抱负远涉重洋，奔赴西欧，以勤工俭学为手段寻求救国真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使杜威、罗素、独立舒等也被请到中国来传经送宝，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纵观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而进行的，充满着爱国精神。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研究，也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进行，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题。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中国人不得不向先进的西方寻求真理，抛弃泱泱大国的架子，迈开“以强敌为师”、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由伦理、表层向优秀不断深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工艺格致；从甲午战争后的法政哲学到五四时期的伦理意识，西方文化的输入一浪高过一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并由此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以及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更替出现。
纵观以上近代文化中外交流的史实不难看出，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是无力和无法抗拒的，其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