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6 04:05:00
一、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大变革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学模型、统计分析等进行处理，就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可销售的数据产品，这种基于数字技术下的创新性信息使用方法，提高了决策者的决策效率及可信度，能够引起整个服务业和制造业本质性的改变。因此大数据蕴含着极高的经济和商业价值。对于大数据的概念，企业和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研究机构Gartner将大数据定义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大数据定义为“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站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的、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麦肯锡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合。当前对于大数据的特点主要存在两种观点:Dumbill采用IBM公司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3V”特点，即数据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产生速度快(Velocity)。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具备“4V”特点，在3V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性(Value)。
(1)数据量大(Volume):目前数据的计量单位用太字节、泽字节和尧字节计算。IDC《数字宇宙膨胀:到202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显示，数字信息每年按照几何级数态势递增，到2020年数字量将达到40ZB。
(2)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相对于传统的便于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下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浏览轨迹、视频、音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产生速度快(Velocity):数据的产生和更新频率快，每秒都在即时增加，因此大数据的存储以及实时处理和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关键要求。
(4)价值密度低(Value):存储的数据量大，但是蕴含的价值低。比如一段监控视频时间长达2个小时，但是有用的数据可能只有1～2分钟。数字技术是指对产生于人机交互、物联网等以结构、半结构、非结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集成，以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生成模块化的专用数字技术处理软件包，进一步通过模块集成实现决策支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预测等技术创新，实现大数据的价值化。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可知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技术上，大数据下的数字技术包括传统基本数据处理技术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统计分析，和高级数据处理技术如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和预测五种技术，这五种数字技术融合后方能产生巨大的技术创新。移动计算指的是计算的实时性、动态性，即人和计算机的实时交互，机器和周围环境的实时交互，通过移动计算，增加了数据使用技术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灵活性，数据的实时处理是大数据的最优秀技术。社会化媒体是指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信息、分享内容、互动交流。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使用数据具有“流”的特性，大数据流的特性改变了人们收集和评价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技术创新方式。物联网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间的连接，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对象与对象之间。物联网的形成开启了服务创新、生产创新和增值过程的新维度，是新的增值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云计算指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主要解决数据的结构问题和管理问题，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按需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通过云计算加快对信息的发现、组织和协调并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分析和预测是对大数据进行关联、趋势性等知识发现技术，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动态性、类型多样性和价值低密度性，有价值的信息隐藏于碎片化的数据关联中，而且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因此传统的优化算法、抽样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已不适用，基于知识发现的分析和预测技术是大数据的关键技术。针对大数据下的这些数字技术融合就有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就可能实现服务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等等。大数据时代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本质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的广泛应用，其优秀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并不能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价值，不仅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更是应用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而使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大规模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使用，使得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在技术融合、数字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程度加强，而且由于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五个方面。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具有一些新特点:
1．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方法基于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和市场目标的共同作用，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法更多地来源于对不同技术的组合式创新。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下的基础性创新，而更可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技术手段和已有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技术创新方法的组合性主要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性洞察以及创意路径实现的组合。对于客户消费行为的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开发出BI系统。对于共众通信数据分析可以开发舆情系统，KevinSystrom和MikeKrieger将Facebook最受欢迎的照片共享思想植入到智能手机中，开发出了能够改变照片样式的软件。这些说明了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2．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开放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强调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引进创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聚集对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领域精通的专业性人才来提供技术创新方案。专业人才具备高精尖科技知识，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而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对专业人员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新思想的交流与技术创新的实现。纳特•特纳和扎克•温伯格是沃顿商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创业学的学生，二人虽然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他们创办的公司flatironhealth正在试图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种群体力量参与和数字技术爆发出来的无限的智慧正是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模式。
3．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具有突破性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基于不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之上的创新，能够使产品具有新的性能和较低成本，且具有毁灭性，能开拓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如石英钟的出现给机械表以致命冲击。数字技术下的融和式技术创新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单个领域的技术有可能只服务于特定背景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同领域技术的有效融合则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渐进式创新是阶段性的、变革性的，而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永恒的、革命性的。传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大量的人才培养及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进设备的研发及引入，通常这些投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每个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创新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如云端存储服务及数据分析业务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创新思路，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更低成本。
4．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非线性线性创新和非线性创新是基于创新过程的一种区分。线性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的、逐次渐进的过程，创新起源于基础研究。非线性创新过程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创新绝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突破了线性技术创新的思维，从创新的方式、主体、阶段等方面进行非线性交互创新，是企业内外各种与技术创新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
5．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结果具有通用性通用性指能够在多行业使用的创新技术，通用技术创新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催生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具有这些特点。数字技术下通用性创新主要是由于创新的方法是组合式创新，对于已有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经过组合后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方法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创新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产生了持续技术进步。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所有领域都能够获得海量的数据，并无限制地被复制和重复使用。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数字化积木式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并且还在持续地提供未来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在新常态的创新驱动中，我国面对大数据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数字技术下技术创新的特点，要发挥我国自身资源优势，实现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就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路径转变。
1．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关键词，而且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具有开放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工厂方面，实现过程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内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早，已制定出系统集成、安全保障、数字化工厂、能耗等技术标准，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参与国际化标准工作，同时实施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作用，组织开展我国的技术标准化研究，争夺制造业竞争的话语权。另外，在产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集成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借鉴“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发挥国企研发力量，重点突破某一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中，重点要持续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是基于数据库基础上的，因此要持续推进数据库、知识库、云计算库、数据分析库的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下人人都是技术创新者，要构建基于服务的、集成智能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的大数据处理支持系统接口，建立促进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沟通、共享和促进群体技术创新的交互平台，建立开放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协同创新模式和评估机制，以推动新常态下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
2．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创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市场化需求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技术创新中的市场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要完善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市场需求，发现创新机遇并且进行自主创新。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发新技术、发现新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果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高额收益，从而促进更加长远的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界定、保护以及知识使用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鼓励技术创新。此外，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3．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应用和行业动态呈现出新趋势和特征:社会网络与社会计算、云计算、协同化软件与技术、新型电子市场与新型电子商务将转变企业运作和组织架构。大数据时代企业的关注点将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智能系统、数据库建模与设计、信息系统规划、开发方法等方面逐渐转移到以新概念、新技术实行的决策分析、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等领域上。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对于大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常态的经济中，要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一方面通过加强我国高校计算机、电子专业建设，调整培养方案，优化教学环境，创新创业项目实施，以培养掌握数字技术基础型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人才创业平台，营造人才创业环境，引导大数据人才创造;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全球数字技术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了解优秀技术的专业人才和数据分析师的引进，并为人才的流入做好政策支撑。
4．加大企业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科研资金投入是保障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我国政府的研发支出仅次于美国，但是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投入相对低。根据管理咨询公司思略特的《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2014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达到6470亿美元，这一数字占全球创新总投资的40%，美资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达到2569亿美元，其次是欧资企业达到1938亿美元，然后是位居第三的日资企业达到1167亿美元，中国企业仅有300亿美元。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大众汽车公司、三星公司、英特尔、微软、谷歌、默克公司、丰田公司，还有三家医药企业，其中研发投入分别达到135亿美元和134亿美元，而我国最大投资的公司排在第62位。从投资去向看这些资金主要投资于医疗保健和计算机这两个行业，占据了全球研发总支出的一半，其次为汽车和软件。从企业投入资金数量上看出我国企业投入力度极低，同时与美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医疗保健、数据信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业相比，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分散局面，因此在新常态的经济增长中要制定针对我国企业的相关政策和考核办法，以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并汇聚政府的投资于数字技术为优秀的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
作者：茹少峰 李祥丽 杜建丽
一、发展乡村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定性分析
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已经持续多年，尤其是乡村经济远落后于城市经济。以下的分析在于解答结构调整能否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
（一）乡村经济城市经济结构失衡状态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经验
一般地说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应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结构也得到优化。按照这一假设，“失衡并增长”的模式显然不是最佳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前10年的实践来看，我国一直坚持增长优先的原则，其原因是基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的短缺。改革开放之初，结构失衡表现在：乡村中的各行各业都落后于城市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城市经济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过速发展；农产品相对工业产品供应相对短缺；生产资料供应过剩，消费资料短缺；生产资料供给中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过剩，高附加值产品不足；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配置行为过剩，市场配置行为不足。人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巨大释放。虽然经济发展的质量与结构问题被忽视，但GDP却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达到10%。从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来看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10年，由于前10年，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失衡不断累积，环境、社会代价日益增加，可持续增长的根基被严重侵蚀。但这段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开放改革的前沿沿海地区经济阔步前进，虽然遭遇90年代初的急刹车和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仍达10%。第三个10年的结构问题是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但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制造业和城市化及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和西部大开发及新农村建设带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增长率仍达9%以上。不难看出这3个10年政府的调控政策都是调了结构带动了增长。首个10年，主要鼓励增加消费资料生产和基本建设；第二个10年主要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和城市化初期。第三个10年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和制造业的大幅度投资以及平衡东西部和城乡差距，基本都是从结构调整开始最后实现GDP总量增长。就中国国情来看，没有增长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全覆盖、经济发展活力、乃至世界影响力扩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都是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其中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关键是如何保持较高的增速。从以上我国改革以来三阶段的经验分析来看，经济增长都是由于政府给予了某些地区以特殊政策或给予某些产业以特殊政策，首先刺激这些地区或产业的过度增长，再通过这些地区和产业的优先增长带动周围地区或相关产业的增长。这个经验我们可以用以下过程概括：城乡经济供求均衡（低速增长）——政府打破平衡——资源的在乡村和城市重新配置和集中——收入和利润的增加——经济增长（较高速度增长）。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之初，乡村严重落后与城市经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失衡的。虽然其基础是计划经济，政府向家庭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但由于乡村和城市经济起点不同实际上是放大了这种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结构失衡。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着力控制经济和经济结构失衡有可能带来的风险。高度重视社会、资源和金融风险及房地产泡沫，做到防微杜渐，做到各方的和谐或基本平衡；其二，从执行角度，要切实保证经济发展的正能量不断增加，从顶层设计开始，大刀阔斧削减体制中负能量生成因素。
（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的现实性因素
现阶段，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在积极因素比较多，具体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城镇化将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乡村城镇化和体制创新、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彰显。以乡村城镇化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25％提高到70％，用时近百年，而我国2007年城市化水平是44％，到2014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4.6%。虽然如此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我国的经验城市化每提高1%，经济就增长3%，故此伴随农村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如城市、城镇地下管网的改造和更新、城市垃圾处理的投资等都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所以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第二，乡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大为改观，城乡市场趋于一统。乡村市场主体进一步丰富和活跃，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鲜活力。市场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这种自由选择权力。因为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其创造财富的激情被释放出来，遂产生了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第三，政府调控实力和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反哺。现阶段我国政府拥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大力发展农业，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反哺的财力与年俱增，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日益丰富和科学。30年来，我国政府成功地将粮油计划供应转变为市场化，防范和控制了多次出现的经济和社会波动，成功的防范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2003年以来，政府又将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及时把控调控的方向、时机和力度，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其二，政府政收入规模不断攀上新台阶，使政府调控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其三，政府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截至2013年末，政府外汇储备已达3.82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097亿。进一步提高了抵御各种经济波动的能力。我国的经济实力的提升，离不开乡村经济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几年来，乡村经济通过剪刀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是无可置疑的。政府发展西部，发展三农的政策将是长期的，资金也将是充裕的。
二、政府今后结构调控取向及国际比较
（一）政府的调控取向
1.科学地确定各地乡村经济区的发展定位[5]。我国的空间经济布局应该是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西北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华东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西南经济区。每个经济区乡村经济都应都设立相应的经济特区——模范乡村经济区。每个特区之间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即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又可以发挥当地优势，在全国看来还是合理分工。各地要根据乡村资源和环境的负荷、开发开放情况及发展态势，把握乡村经济区域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选择非模式化的发展道路。
2.合理乡村经济产业宏观布局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其一，保护制造业，中低高端制造业合理布局，切不可随意将中低端制造业挤到乡村，防止乡村经济走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治理的老路。乡村经济产业向低耗、无污染、技术密集度高的方向推进。其二，继续支持和发展乡村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生产的基础还相当脆弱，我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农产品。无容置疑，今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将有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业生产必将进入以农户加企业、家庭农场、现代化的农业股份制企业为龙头的生产模式阶段，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业将吸收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进入。其三，优化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结构。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和高收入国家的50%相比，三次产业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尤其在乡村，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广阔。
3.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引进新能源技术。目前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通讯能源供应水源供应、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跟不上乡村经济和社会发胀的要求。所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从头开始，基础设施的支撑体系要与乡村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相适应，不能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蓝本直接复制到乡村。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4.乡村经济区域发展方面的创新。协同和联合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创造乡村经济区域发展的自动更新机制；实现乡村区域互补互惠，共同发展；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线，实现城乡市场的进一步融合。以连片开发，整村推进为模式建设新农村。创设系统的乡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5.乡村经济与社会结构层面调控取向。经济层面，既要防止过快的增长，又要防止过低的经济增长的极端现象。在社会层面，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乡村和城市不同阶层国民社会保障的统一，缩小收入的两极分化。加大环保力度，城市不得将乡村作为垃圾场。
6.继续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应该才正式开始，看看乡村混乱的村镇布局、破旧的民宅、泥泞的道路，新农村的建设与开发这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点。
7.鼓励乡村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和科技创新。
（二）促进经济增长手段的国际比较
1.以发展科技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破5000美元之后，政府先后制定和完善了科技产业政策。在人均GDP收入突破10000美元高收入后又形成了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先后颁布旨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贝赫-多尔法案》、加快产学研结合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日本则高度重视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倡导“技术立国”的口号。亚洲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也开始注重自主研发，开始走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道路。
2.注重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的阶段而变化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之后，又不断调整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以金融、市场中介服务、房地产等为支柱，以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等为内核的创意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在第逐步取代了传统产业。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本人的论点。
3.注重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政府干预的理念。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推行，标志着他们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干预，致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人均GDP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手，健全和完善调控体系。以美国为例，又对罗斯福新政后的市场经济进行了改革；英国则又进行新一轮私有化运动，同时对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法德两国则建立健全自己的政府调控体系；日本政府是为了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重构财政和金融制度。亚洲“四小龙”始终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摇摆，在50-70年代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优点建立国营企业和编制经济计划；80年代后政府又开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减少政府干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搞国营企业私有化和放开贸易管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之是利用结构调整手段促进经济的增长。
4.注重拓展乡村发展空间。乡村发展空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又是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重要举措，包括法国、英国、日本及新加坡和韩国等。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国土面积狭小，发展空间有限。我国则不同，广阔的乡村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舞台。乡村的绿色、环保开发区建设，以及乡村城市化、小城镇化和现代乡村别墅的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将吸引居民从城市向乡村转移，也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政府是强力政府，始终把乡村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放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将是始终的。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我国政府的政策践行了这个宗旨，保持了经济的增长。不论产业结构失衡与否，政府均可采用鼓励刺激个别产业进步的政策，从而产生产业的极化效应，促进经济的增长。可以得出结论：乡村经济和城市供求均衡（低速增长）——政府打破平衡——资源在乡村和城市重新配置和集中——乡村产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较高速度增长）逻辑下经济增长不会有时间下限。
作者：田建中 田源
一、保险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人身保险主要是保障人类身体和寿命等，以此为标准进行一定的承保。当人们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年老以致丧失劳动能力、伤残、死亡或年老退休等情况出现时，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以此来解决其因病、残、老、死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财产保险主要是根据投保人所存放固定或不固定的财产和物资进行风险保障。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这些都属于财产保险，它主要是以有形或无形财产与其相关利益作为保险标准中的一类实行补偿性保险。保险是金融行业组成部分之一，对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明显的经济作用。保险行业风险转移与补偿可以使消费者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这样一来不但可以促进保险业的消费又可以刺激到其他产业的消费。与此同时保险公司除了为人身和财产提供保险外，还承担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保险公司售出保单在此之中吸收相应的保险费，然后进行集中的资金运作，同时为经济机构和投资者提供长期资金链，使有效的资金或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与安排。这样可以提高资金运作的相应能效提升质量。同时经济增长是保险行业发展的前提，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得到了足够数量的资金进行分配到人们手中，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想到购买保险为自己的未来进行一定保障，美国心理学家说过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五类，第一种是生存、第二种是自身安全、第三种是社会交往、第四种是社会尊重、第五种是实现自身价值。如果按照这种理论进行思考研究，那么就意味着只有人类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后，才可以进行劳作获得金钱。换句话说，只有当收入满足人类基本生存且还有盈余时才会考虑买保险，而较高的收入就是要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保险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
二、保险业发展提议
2014年我国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标志,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情况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条件也在悄悄的发生着改变。人们的经济状况变好后就会越来越重视自身与家属的健康与安全，很多保险公司就是看中了这种情况进行新项目的探讨与研发新型的保险产品。民间融资机构的不断增加发展，也使保险公司开始注重责任与信誉度的建立与维护。
三、结语
生活中的风险无处不在，例如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等，这些风险之中有些是人类不能进行有效规避的，这时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保险通过转移与防护等手段使人类所受损失降低到最小。就目前的市场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分析，我国在金融领域建立预警机制以减少经济损失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各种行业当中，其主要目的还是减小对国家经济造成影响。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加强，但是我国经济发展较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而言还是相对较弱，为了使人们更加了解保险相信保险，还是应当在社会上进行大力宣传，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城市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人们注意到商业保险是社会发展中的有力支柱，保险业的发展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唐爱萍 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1福建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福建省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过程。城镇化率由建国初期的4．0％上升到2012年的59．6％，城镇人口达到2234万人。福建省设立了以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沿海区域为主的沿海城镇带，其覆盖全省40％的土地面积的区域集聚了78％的人口，更是创造了全省生产总值的85％。现今，福建省已基本完成四级城镇网络的建设，其以福莆宁和厦漳泉大都市区作为中心，以区域城市作为次中心，县级城市作为骨干，小城镇则作为基础。实践表明，福建省经济飞速发展与工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推动着城镇化进一步地高速发展。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在2012年增长至19701．78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3．5％。经济的增长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收入的提高相应地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提升，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明显增长，这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大规模转移，农村消费潜能释放，城乡之间消费差距不断缩小，呈现城乡市场同步增长、共同繁荣局面。
2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采用年度时间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完整性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设定数据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2年；因GDP能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取其对数形式即ln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城镇化率u则为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指标。
2．1单位根检验
检验数据变量的平稳性可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如表1所示，变量u和lnGDP的ADF统计量均超过其临界值，这说明变量u和lnGDP都是非平稳的序列，即存在单位根。然而它们的一阶差分Du和DlnGDP序列的ADF统计量都小于其临界值，这表明这两个序列是平稳序列。由此可得，u和lnGDP是一阶单整变量。
2．2协整检验Johansen
协整检验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若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一个平稳序列，则表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u和lnGDP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其检验的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而接受至多一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由此可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即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2．3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建立VECM模型。VECM模型具有的优势是不仅可研究变量的静态（长期）特征，还可以分析变量的动态（短期）特征。将一阶差分后变量u和lnGDP的VAR滞后阶数设定为一阶，再建立滞后阶数为一阶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检验结果。被解释变量为DlnGDP的方程误差修正项系数是－0．554631，这表明短期GDP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有55％被修正；被解释变量为Du的方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的估计值为－0．006211，表明了短期城镇化率有0．6％被修正。当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数时，说明了其误差修正项对于被解释变量有着负向的调整作用；反之，则表明误差修正项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正向的调整作用。
2．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若某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那么就称它们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其滞后阶数与VECM模型滞后阶数一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之上，福建经济增长是福建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但福建城镇化不是福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3．5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出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时，内生变量的反应情况，或者说是表明当模型受到某种冲击对于模型中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在VAR模型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冲击不仅会带来自身的变化，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变量，从而发生变化。
3结论与对策思考
3．1实证分析结论
VAR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城镇化水平与经济总量的变动具有同向性。
（2）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福建省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的原因，但福建城镇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与福建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弊端相关，一味地注重城镇化的数量，而不够重视城镇化的质量，使得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够明显。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一致反映，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有着正向促进的作用，其作用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其作用会逐渐增强。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大，经济增长的最大冲击影响主要来其自身。这说明福建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差异明显。推进城镇化建设是福建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当前福建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城镇化速度超过人口城镇化、产业支撑不足、城镇化发展模式单一、城镇发展规划缺乏统筹协调等问题，可见福建省的城镇化建设的方式有待改善、质量有待提高，从而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很好地实现。
3．2对策思考
针对当前福建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推动福建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建议如下：
3．2．1经济增长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强化产业支撑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但同时必须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是城镇化的“灵魂”，是吸纳城镇就业和容纳城镇人口的重要基础，城镇化建设要依托于合理的产业结构。福建省应立足于本省的资源、区位、交通、旅游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以产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高速且高质的发展。首先，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培育大批新型现代农民，大力发展福建特色优势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形成城乡对接、产销运输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其次，促进工业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依托，逐步实现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移。再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业、观光旅游业、利用福建的港口运输等交通资源发展物流业、仓储业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为35第1期林微：福建省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农业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逐步实现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发展，从而推动城镇化建设稳步地前进发展。
3．2．2建设各具功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化建设是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涉及到各种资源的集约、集中使用，必须科学地规划，有序地进行。城镇化的规划要统筹兼顾全省和各个城镇的特点，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长期发展规划，例如可根据各城镇的区位功能，设立卫星城市、城市副中心、中心镇等；或是根据各地的产业特色，分类建设旅游城镇、工业城镇、商业城镇等。进一步发挥城镇的聚集功能和规模效应，完善小城镇的服务功能，使之能够有效地集聚周边的人力物力，实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互相促进。
作者：林微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一、金融发展初期以及中期阶段与经济增长的正向相关关系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过程中，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科学的市场信息，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的运作效率。现阶段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实现价格发现，金融市场中价格的不定时变动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有效的晴雨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化实体经济运行的价格信息，对现阶段实体经济经营者的生产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二、金融发展过度以及成熟期的正向相关关系
1.金融发展过度以及成熟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总体论述
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进步发展，金融发展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金融发展的手段越来越广泛，现代化金融体系将会发展为一个自我循环的强大体系。这种情况下金融发展的资源范围将会变得越来越庞大，主要包括资本化以及信用化的货币、资产证券化金融产品、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以及股票和债券在内的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的实际总量将会变得难以计量，它的实际价值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金融行业的不断变化发展，将会形成一个虚拟化的数据库。这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2.金融过度发展导致泡沫经济
金融行业的过快发展以及过度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虚拟化的金融繁荣，当金融繁荣超过规定范围，将会使从事经济生产的个人或者企业转投向这种虚拟化的金融发展领域。导致虚拟化金融发展领域的泡沫逐渐被吹大，社会实体经济的生产将会大幅度减少，这种情况下的泡沫经济将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危机隐患，如果泡沫破裂，它对经济的进步发展以及快速增长形成较大的杀伤力。
3.金融发展过度以及成熟期对经济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如果虚拟化的金融世界过度发展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不合理放大以及出现心理上的扭曲。一旦出现较为乐观的发展预期，现代化金融体系会迅猛发展，但是，如果出现悲观性的发展预期，金融发展的繁荣会在较短时间内消失，使金融发展体系的实际波动性不断增强。这时，金融体系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中个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以及心理预期，从而导致整个实体经济体系出现不稳定现象。
4.金融行业过度发展会导致经济发展中投机现象盛行
金融发展初期的目的是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畅，但是由于金融行业的过度发展而形成严重的虚拟经济，将会对其产生负激励。金融投资的功能将会被投机所取代，给经济增长带来较为严重的潜在风险。
三、结语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需要运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要看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识到金融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手段，但是也要认清金融行业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科学对待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作者：李涛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一、农业经济增长迅猛的具体因素
1.农业总体结构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的劳动人员基本均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收入的多少也均取决于农业生产产量的多少。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多，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也较为有限，致使农村出现许多闲置劳动力，这些闲置劳动力在闲置期间，不仅无法创造收益，还增加了农户的整体经济负担，并且由于人类的惰性，导致闲置人口带动不良风气的产生，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农村的落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国家政府贯彻落实对农村闲置人员的管理制度，积极鼓励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从事其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对于农村闲置人口进城务工给予一定的奖励扶持优惠政策，提高了闲置人口的收入，进而加快了农村整体经济的增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农村闲置人口进行了向其他行业和领域的转变，大大解放了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并大力扶持农村中其他产业的成长，在这些非农业产业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技术上的指导和建议，并给与一定经济以及高端人才，令其快速发展起来，产生农村所特有的新兴产业链条，有简单到复杂，有个体到集体的逐步转变，进而带动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将农村原本以单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成以农业为主，其他产业为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产业链条。从根本上解决了曾经农业经济增长进步缓慢的问题，加速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步伐。
2.农业组织性体制的变更
农村整体组织体制的改变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我国政府加大力度对农业整体组织体制进行改革，将土地的管理和经营体系进行了调控，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制度的实施，从根本意义上，带动了大部分农民的工作热情，令每一位务农人员体会到，劳有所得，多劳多得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曾经所出现的不劳而获，人人平均，从而导致严重缺乏竞争力和积极性的不良现象。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于农村的集体管理进行了调整，这种管理制度严重的限制了农民的创新意识以及对自己身资金财产的调控和支配。调整后，每位农民可以进行自身资金财产的随意调控和支配，进行购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优质的农药肥料以及革新自身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并解放了许多有效劳动力，如引进先进的收割机、播种机等，操作简单，节省劳动力，提高了人工播种和收割的效率。解放的劳动力则可以进城务工或发展其他产业，加大非农业收益链条，从而提高农民的整体经济收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政府将农产品进行了价格上的提升，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益，减少了农业产品上面价格过低导致极为不合理的情况的发生。与此同时，提高农业产品流动的机制，增加农业产品流动的渠道，改变单一经营交易制度，增加务农人员的收益，提高农业经济的快速进步。
二、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提供一些建议
1.加大对农村的教育
从下一代抓起，贯彻落实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上的提高，与此同时，提高与农业相关技术上的培训，改善传统的务农机制，引进先进的农业机械，将农业逐渐转变成以机械为主而不是以人力为主的产业。从而解放更多的劳动力，提高个人工作效率，将解放的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其他行业及领域中，进一步提升农村的整体收入，加速农村经济增长。
2.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提高服务医疗行业水平。从而减少农村人口疾病的发生，减少因疾病引起的农村经济负担，减少农村经济的负增长，使农村经济再进一步的提高。
作者：吴双 单位：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乡人民政府
1国内研究现状
汇率，作为一国经济的重要指标，自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后，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近几年国内学者在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丰富。本文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一致看法。综合来看，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种。第一，汇率波动对经济有影响。魏巍贤(2006)通过建立可计算一般模型定量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与GDP增长之间并没有呈现线性变化。数据显示，汇率的大幅波动对我国经济整体不利，而小幅波动的影响甚微。赵西亮(2008)通过对1975～2005年9个发展中国家和11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汇率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发达国家是扩张性的，在发展中国家是紧缩的。李星、李玉双(2009)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同时分析了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汇率波动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汇率波动对经济影响有限。廖国民、郑东(2006)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汇率在短期内小范围的波动对经济增长不会造成大的影响。瞿科(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卢万青、陈建梁(2007)通过构建相关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人民币汇率小幅波动并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陈石清、谢璐(2008)通过计量统计层面分析，显示汇率的波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其影响程度有限。
2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汇率的变动首先是通过影响净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来引起生产总值的变动，其次则是通过经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来进一步引起生产总值的变动。汇率变动引起生产总值变动的两个方面在经济学上具体来说表现为两个效应，即乘数效应(MultiplierEffect)和反馈效应(FeedBackEffect)。乘数效应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始变动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和进口情况，而消费和进口情况的变化则通过乘数效应来引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进一步变化。反馈效应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初始变动会直接影响进口，进口的变动通过反馈效应影响汇率变动，而汇率变动又会通过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引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进一步变动。
2.1汇率变动通过进出口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当本币升值而其他因素不变时，出口商若想要获取同以前一样的利润水平，那么他们就必须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会削弱商品出口的竞争力，使得国外对我国的进口需求减少。若汇率向下波动，则净出口额会增加，从而可以扩大本国的税收并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投资水平，而储蓄额的增加、投资和消费水平的上升均会带来GDP的增长。若汇率向上波动，则净出口额会减少，从而减少国家税收和居民收入，进而使得投资水平与消费水平下降，最终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本国贸易乘数的大小决定着进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2.2汇率变动通过外商投资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现阶段，我国对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一标还没有实现，所以目前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仍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这一主要渠道。若本币升值，则外商会觉得投资所经营的企业会增加利润，因此他们愿意增加投资额。此外，本币的升值会使得以本币计算的同量的外币投资数额减少，这会使得外商在省内的投资减少。从以上分析可知，汇率的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结果并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2.3汇率变动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若本币升值，一是出口产品的价格和进口产品的价格均会下降，在非贸易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本国产品，居民会更倾向于进口产品的购买。二是国内的出口企业同样也会倾向于向国内市场出售一部分用于出口的产品，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出口企业也会选择投资于非贸易部门，这一行为会通过贸易乘数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3实证分析
数据说明：1986～2012年云南省的净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及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于云南省统计年鉴。本文中所采用的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文中采用的是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数值，汇率上升表示人民币贬值，汇率下降代表人民币升值。
3.1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
国内已经做过汇率对进出口影响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我们认为汇率与进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运用云南省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lnNX=c+alnY+blnE+u式中，NX为云南省的净出口额，Y为省内生产总值，E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u为随机误差项，a、b、c为待估参数。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通过ADF方法进行单位根的检验，结果显示：序列lnNX、lnY、lnE、lnFDI均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均是平稳的。由此可认为它们均是I(1)序列。第二步进行协整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云南省净出口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的回归方程，回归后的结果如下：lnNX=-2.7153+0.6375lnY-0.2549lnE(-5.0465)(6.1436)(-0.6755)R2=0.76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残差项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分析结果上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云南省的净出口额影响很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可能与云南省出口的产品类型有一定相关性，云南省的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云南省的净出口额影响较小。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云南省的外贸活动不够发达，外贸依存度较小。
3.2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考察云南省汇率波动是否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相关性。本文运用云南省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lnFDI=c+alnY+blnE+u式中，FDI为外商直接投资，Y为云南省省内生产总值，E为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u为随机误差项，a、b、c为待估参数。数据的处理方式如上，用OLS方法构建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的回归方程，回归后的结果如下。结果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成正相关关系。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与省内生产总值和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相同。本文剔除了政策变动等因素，主要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生产总值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进出口的变化与国际收支弹性论并不一致。国际收支弹性论认为：若本国货币贬值，则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变得相对便宜，而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变得相对昂贵，进而本国的出口需求会增加而进口需求则会减少。然而，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则是：货币贬值并不影响进出口。不管汇率如何变化，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云南省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均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原因可能是除了汇率以外，还有其他影响进出口的因素，并且除汇率以外的其他因素起主导作用。省内的需求会影响进口，国外的需求会影响云南省的出口，国外的需求增加，则出口会一直增加，汇率的上升或下降只有延缓或促进变化趋势的作用。虽然实证结果显示：货币贬值并不影响进出口，但汇率与云南省进出口间并非没有丝毫关系。经过进一步分析可知，当汇率上升时，进口额与出口额均显现出增长速度放缓的迹象；当汇率下降时，进口额与出口额均显现出增长速度加快的迹象。
4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云南省净出口额的影响非常小，而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汇率及省内生产总值具有正相关性。与之前不同的是，自2005年以后，人民币不单是实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而是建立了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们需谨慎面对市场可能带来的各种冲击，尽量避免大幅度波动，从而干扰到经济的稳定发展。综上所述，汇率波动对云南省的进出口影响不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汇率的市场化，云南省对外贸易活动会进一步加大，汇率对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云南省现阶段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鼓励创新以增强云南省的产品市场竞争力，积极开展各类进口业务，扩大市场，与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汇率形势，降低汇率波动对省内经济的冲击。
作者：肖远飞 刘玉婷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1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1.1ADF检验
由于同时受随机趋势的影响，现实中大多数经济现象的时间序列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平稳的，检验是否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方法最常用的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根据平稳性检验基本原理，采用ADF检验法，借助EViews7.0软件的操作，分别对lnGDP和lnEC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检验两个序列的原序列、一阶差分及二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表明，lnGDP和lnEC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表现为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后序列表现出平稳状态，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和lnEC的二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检验顺利通过。
1.2协整检验
协整是检验一组非平稳序列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由于lnEC和lnGDP都是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即采用E-G两步法建立回归方程。首先，利用OLS对lnEC和lnGDP进行回归建立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如下：Ln（EC）t=5.11668426058+0.428867357494*l（nGDP）tT=（62.09929）（43.30398）通过Eviews估计计算得到，lnEC的方差值（R2）为0.988925，调整后的方差值为0.988398，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较高；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到了98.89%，T和F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3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用来分析两个序列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另一变量的滞后影响。本文按照AIC准则通过选取1~2两个滞后期来检验lnEC和lnGDP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得出lnEC是ln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lnGDP不是lnEC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即1991~2013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一种单向因果关系。
2结语
本文以安徽省1991~2013年的能源消费总量EC和GDP为样本，基于协整理论，实证分析了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去20来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长期双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呈现出能源消费量是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目前针对我国制定的节能降耗能源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可能影响安徽省能源消费的因素，从而间接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目标。
作者：金敏 唐艳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一、前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资源的分配，学者们对金融发展所体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专家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经济增长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经济与金融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学者难以给出定论。也这是由于如此，本篇文章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实证来分析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最后的研究结果回答了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关系。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基于VAR模型之下，将经济增长、资本存量、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以及对外开放看做是系统里面的变量指标，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考察。
(一)变量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状况。
2.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因而学者所选取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大相径庭。为了对金融发展进行准确的衡量，我们在选择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充分借鉴和思考了戈德史密斯(1969)、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以及莱文(1997)等相关人等的观点，并着重从金融发展的具体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在工作上的效率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考察。
3.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增加额，本章以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的投入。由于存货增加额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资本存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用(MKR/GDP)表示。
4.本章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W/GDP)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5.本章在考虑到了对外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VAR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IE/GDP)来表示。本章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GDP、固资投资以及薪资总额等相关的数据都源自于安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系列可能存在异方差，故本章将所有的数据系列都取对数，所有相关测试都是通过Eviews6.0来进行。
(二)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1.VAR模型因为不能够预先对系统里面各个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确认，所以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之上的分析法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分析。VAR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回归模型，其对系统里面全部的变量都是统一对待的，因此我们不用对自变量以及因变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
2.短期因果关系测试样本中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单位根测试过程，基于单位根测试可知晓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此时可考虑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仅仅只能够对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变量进行测试，并未涉及到误差修正项的检验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可知:应变量是ΔLRGDP时，否定了3%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W、ΔLMKR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与此同时还否定了4%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IE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其最终结果显示GDP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方面发生改变，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力、资本存量等。如果应变量是ΔLFIR，5%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MKR并非是ΔLFIR格兰杰成因的假设进行否定，金融深化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存量发生改变。VEC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存量、经济增长、劳动投入等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
(2)资本存量、金融深化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换言之，金融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发生改变;
(3)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统计意义。前三期无需考虑LRGDP所做出的贡献，LFIR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从第二期开始便可知晓误差方差是9.7%，到第三期时可明显发现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即解释率为31.5%，直到第七期为止呈下滑趋势，第八期在20%水平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波浪形。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二期时可清楚知晓误差方差为0.78%，第二期到第四期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第四期时误差方差的解释率为40%，直至第六期为止一直都是上升趋势，第六期时便达到最高点，解释率为57.5%，达到顶点之后便逐渐下滑，但解释率不会低于20%。仅就劳动投入而言，第四期的解释率为7.3%，此后便会呈现上升趋势，但解释率不会低于15%;仅就对外开放而言，从第二期开始便可发现误差方差的解释率没有达到0.1%。综上所述，通过新息分析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金融发展给经济大幅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所有变量中贡献率最大的是金融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会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影响力较大，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安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大幅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VAR方差分解法、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对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所有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如下: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指标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FIR处于长期均衡。这说明，在1989－2012年间随着安徽省GDP的增长，金融资产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二者保持着长期稳定。
(2)此次研究工作中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金融发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力较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法制环境、地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等，对安徽省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可明显发现本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完善成熟的法制体系，对现行机制进行修改与完善，如此一来才能够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域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
(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有一定关联，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金融发展等。与此同时还可明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总而言之，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的金融发展情况而言，安徽省金融行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较大，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推动了金融行业的发展。
作者：王传征 李双朋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理论依据
虽然，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说明了出口贸易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按照绝对优势理论原理，进口国可以借助对外贸易消除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行业短板，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生产成本之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会得到一定提高。因此，进口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对于认清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只要是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开展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将启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实证分析
1.对外贸易与GDP依存关系
进出口额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从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呈高速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95539.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12.3亿元，增长了近2倍。虽然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紧缩，对我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国际贸易的总量继续增长，2010年增长到历史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几乎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见图1）。同样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GDP总额159878.3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GDP总额566130.18亿元，增长超过2倍，且每年持续增长，2013年增长到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态势。综合进出口总额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GDP的增长量下降时（2009年），对外贸易发展受制约，当GDP的增长量持续上升时，对外贸易呈持续上涨趋势。二者这种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表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会在国内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发展。
2.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变动关系
对外贸易依存度（FTR），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一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关联程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2001年到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呈持续增长趋势，由2004年的59.767%增长到2006年的65.17%，增长了5个百分点。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紧缩，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所波动，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升，2010年继续增长，2012年开始回落，主要是我国经济转型政策的调整，更注重增长质量，数量上放缓。而同样的变化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上，在2006年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在2008年前后增长的速度放缓。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说明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一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出口贸易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进口贸易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内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在价值形态上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加。其衡量指标可以采取总量形式也可以采取人均形式。总量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人均指标一般采取人均国名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总值增长率，有时也采用人均消费数量增长率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进出口贸易的近10年的变化我们发现，2004-2013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和对外贸易进口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3）。只是在2009年出现了拐点，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都产生了影响，导致我国2009年进口和出口额下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1年的调整，2010年全球贸易环境变好，我国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又恢复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可以直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实现GDP的增长，而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原材料，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本国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生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进口贸易规模远小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进口，进口的产品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有所不同，应适度增加资本、技术等的进口，把进口技术和设备放到主要位置，避免重复进口，发挥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均衡和谐发展。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和动态贸易平衡，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三、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出口贸易在增加GDP的同时，进口贸易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考虑资源、环境等因素，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在加大投资和消费的基础上应合理的发展国际贸易，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使国际贸易最大限度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作者：肖艳红 于永新
一、文献综述
以单独的省或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论也有较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选取的时间范围方面的原因，也有各个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数据方面的原因，比如各个地区数据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距，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统计口径都可能存在差异。所以统计范围过大，可能会造成数据质量的损失，以全国为研究对象明显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以西部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重庆为研究对象，研究重庆市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因为重庆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代表城市，可以大致评判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成果对西部大开发的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因为西部的其他城市或省份数据不全，对全面研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造成一定的困难，而重庆市的数据相对来说更加全面、更容易获取，所以选择重庆市而不是整个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庆市经济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选用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总量(air)、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ust)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等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上没有直接给出1995年重庆市人口的数据，本文使用重庆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平均数近似替代重庆市1995年总人口。以上的经济、环境、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描述
通过观察五类污染指标的1995－2012年间的时间变化趋势，笔者发现:
(1)在2000年之前重庆市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总体上呈现先减后增的“N形”趋势，二氧化硫污染物总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减少之势，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减少之势;(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就总量而言，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呈递减的趋势。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环境代价，可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重庆市经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呈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小。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重庆市工业废气增加约0．9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减少约1．6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约3．91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排放减少约0．53个百分点，废水的排放量减少约1．7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外来投资的增加使得重庆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的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工业废废气的排放量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过利用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关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庆市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人均GDP达到24000元时，废气排放量达到最大值，超过24000元，废气排放量逐渐减少;
(2)重庆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大致呈U形的关系，并且在人均GDP为28000元时达到最低的，超过该值，粉尘排放量则逐渐增加;
(3)重庆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呈N形的关系，并且分别在人均GDP为9000元和15000元时，工业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值;
(4)重庆市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即随着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逐渐减少。
四、结论
本文运用重庆市1995－2012年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重庆市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即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的数量逐渐降低;
(2)重庆市经济增长会使得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的、废水的人均排放量在不同程度上下降，但是会使得工业废气的人均排放量增加;
(3)重庆市五类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呈不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U形关系，工业二氧化硫与经济增长呈N形关系，固体废弃物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变化。重庆市在西部大开发中，五类污染物的排放量都逐渐减少，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升，说明重庆市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成效比较显著。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会使得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所以重庆市应该加大对空气污染的整治力度，降低空气污染。由于五类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不同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拐点不一致，这要求重庆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整治力度。
作者：梁城城 赵阳灿 关浩浩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一、经济增长情况
山西省的经济状况处于全国中下部，很多指标都处于全国范围内的第20位上下，相对落后；且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除采矿业的发展比较良好以外，其他行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重工业在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非常主要的地位。
二、煤炭经济情况
山西省煤炭经济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山西省一次能源的生产总量非常大，但却呈现出煤炭资源“独大”的现象，原煤占总能源产量的99%以上，水电与瓦斯所占的比例很小，而石油与天然气的产量几乎为零；山西省的煤炭消费水平位居全国第2位，其中重工业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始终不低于60%，最高则达到90%以上；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工业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从能源划分的角度上看，山西省煤炭采选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位居全国第1；山西省的煤炭销售量占据全国总量的60%以上，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山西省发展煤炭经济的代价便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排量位居全国第3位、硫化物排量位居全国第4位、粉尘排放位居全国第2位，这些污染都主要来源于煤炭产业。总体上看，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在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产销量上也都相对较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山西省煤炭产业的产销量增长更加快速，但存在变动幅度较大的问题；山西省本地的煤炭产量与销量不协调，在为各地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对山西省的环境造成了较大的污染与破坏。
三、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探究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需要两个根本性方面，分别为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煤炭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能够作为分析指标的主要有煤炭消耗强度和煤炭消费弹性。其中，能源消耗强度的计算公式为：能够反映出一个区域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还能够显示出该地区对能源是否充分利用，一般情况下，能源消耗强度越低，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得越健康。煤炭消费弹性越低，说明该地区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较低，经济发展得越健康。另外，煤炭采选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能够表现出煤炭经济在区域内部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能够反映出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拿山西省来说，煤炭经济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较大，但目前正在逐渐减弱中，从近年来的发展水平上看，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的下降速度加快。同时，山西省的煤炭省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山西省的经济增长，但与陕西以及内蒙古等同为煤炭生产大省的省份相比，山西省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经济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
四、结论
能源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煤炭产业更是支持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我国煤炭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主要为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普遍表现出对煤炭经济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但这种模式是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这些地区在短期内还需要依靠煤炭产业发展，但站在长期角度，还应用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地区经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降低。
作者：张慧娟 单位：山西省太原市西山煤电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
一、我国省级最优税制结构及产出损失测算
（一）最优税制结构的测算
1996～2012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间接税与直接税比的实际平均值和最优平均值可以看出，其中25个地区的间接税与直接税实际值高于最优值，说明这些地区间接税在总税收收入中占比过高，税制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可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北京、内蒙古、福建、广东和西藏等5省市区的间接税与直接税实际值低于最优值，说明这些地区现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积极作用，而进一步提高间接税比重可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上海市两税类之比的实际值(1.89)接近于最优值(1.893)，说明现行税制结构使上海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化。
（二）现行税制结构下产出损失的测算
将现行税制结构下与最优税制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可计算出现行税制结构造成的产出损失，见表2。由第5列相对值来看，1996～2012年现行税制结构全国平均每年造成的产出损失为13.78亿元，占GDP的0.52%。其中，上海产出损失最小，仅为GDP的0.03%；甘肃产出损失最大，为GDP的1.25%。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产出损失平均值最低，占GDP的0.25%；中部次之，为0.48%；西部最高，为0.82%。由此可见，两税之比实际值越高或与最优值差距越大，产出损失相对值越大。西部地区两税之比平均值最高为3.69，与最优值差距高达1.31；而东部地区最低比值为2.45，与最优值最小差距为0.31。而北京、西藏、内蒙古、福建等4省（市、区）实际值低于最优值较少，但产出损失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宏观税负过高造成的，因此适当降低宏观税负，适度提高两税比例将会获得更大收益。将产出损失进一步分解为税收收入损失和税后购买力损失。结果表明：现行税制结构下，全国平均每年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为1.46亿元，占实际GDP的0.04%；税后购买力损失为12.33亿元，占实际GDP的0.48%。同时，产出损失与购买力损失呈现出高度正相关。西部地区中产出损失最高省份的购买力损失平均值高达实际GDP的0.77%；而东部地区产出损失最低省份的购买力损失也低至实际GDP的0.22%。此外，由于北京、云南两省市的宏观税负偏高且产出损失较高，因此其税收损失与GDP的比重位居全国前列。从产出损失以及购买力损失和税收损失变化的趋势看，产出损失相对GDP的波动较为明显，且与两税之比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1997～2001年间随着直接税比重的上升，两税之比逐渐降低，到2001年所得税分享政策的实施，全国直接税平均比重达到一个高点31.25%，之后的两年略有回落，这一时期因税收导致的产出损失及其构成占GDP比重也随着大幅下降。因增大所得税分享基数的“透支”，2001～2003年间直接税比重略有下降，同期产出损失的占比则快速上升，并于2003年达到最高点。此后随着两税之比小幅回落，产出损失及其构成的相对GDP占比也同向回落，维持在0.6%左右。此外，2004年后全国税收负担水平出现较快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冲销了税制结构优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产出损失出现小幅上升。
二、结论与建议
税制结构优化的目标既取决于经济增长最大化也受制于国家政策目标的选择。一般而言，间接税较之直接税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但是通常对于社会公平的调节功能偏弱。如果一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倾向于构建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如果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目标，则倾向于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公平与效率目标间的权衡。但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进历史来看，尽管在不同时期政府在公平与效率目标上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无论是间接税还是直接税占比过高都导致了较高的效率损失，妨碍了经济增长。这表明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存在着一个最优的间接税直接税比例或者区间。当税制结构偏离最优值较大时，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较大的损失。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大体保持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1996～2012年全国间接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大致维持在60%～70%。以所得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直接税平均占比仅为25%左右。这一税制结构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目标相一致。但本文结果表明，间接税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税制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以降低效率损失。同时，应适时将政策目标调整到“公平优先”上来。既要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又要寻找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最优比例。
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1.1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问题
农村金融机构是在农村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以及发展的，由于农村市场不同于城市居民那么密集，所以在部分相对穷困落后的地区，主体居住对信贷的需求十分分散，从而导致金融机构需要扩大范围来进行服务，使得监管这些金融机构信贷的难度增大，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是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进行的，因此其相当一部分员工都是农村来的，且整体素质和水平都不高，从而限制了农村金融的进步和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较低，知识结构无法满足活动经济的需求，尤其是部分人员思想观念比较保守，且知识老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前进和发展的需要了。
1.2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缺陷问题
农村的金融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水平相比而言是比较落后的，在我国目前的城市金融市场中，部分资本产品已经融入到了城市各类主体的生活当中，有的还包括了衍生类的金融产品，比如期货和期权等，它们算是经常见到的金融工具，不过在农村市场中，资本市场才起步不久，且发展不完善，部分农民甚至对这些金融工具都没见过。目前在农村市场中，除了信贷作为了农村的金融工具，还有保险，不过我国目前的农村保险市场也才起步不久，还没有完善的保险服务网。金融工具还没有进行一定创新，且金融电子化的产品相对缺乏，使得存户以及农村企业享受不到现代金融的益处，并且农村的金融市场不符合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因要发展农产品市场需要要求农村进行多种渠道的融资，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都很单一，并且其主要方式都是通过间接融资，小部分是通过直接融资，但这些都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降低，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2.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要想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就应该使农业和农村的供求关系保持平衡。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农村的生产要素获得了更加合理的配置。农村金融随着农村经济逐步的寻求发展，其需求也正逐渐地增加。但就目前来说，我国农村的金融供应需求还不能得到满足，还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中。所以，我国农村目前还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支撑其发展。因为农村的各地区的分布状况非常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要想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就应该发挥农村金融的支撑作用，不过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金融融量在不断地减少，且从头到晚都都追不上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对其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金融供应不合理有失平衡，而造成失衡的原因又是因为农村的信贷资金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的使用需求，这些都是造成农村金融发展缓慢而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因素。
2.2农村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在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能对其的实际状况体现出来，优化金融结构可以有效地推进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结构还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速度。金融作为经济的优秀，投资者通过减少费用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使投资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对金融结构进行优化还能使金融的功能得以提升，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金融的发展角度来说，农村的发展速度与城市相比较而言更落后，农村金融主要是根据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来得以发展的。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可以给农户以及乡镇企业更多的渠道进行融资，从而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使农户的积极性更好的激发出来。
2.3农村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
衡量金融效率在这里借鉴了周国富的金融研究成果，从以下3个方面对金融效率进行了宏观评价：第一是储蓄动员能力，第二是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第三是投资投向效率。在农村出现资金不平衡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农村的金融系统使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合理配置。所以要合理的运用金融手段，把闲置的资金有效地分配到缺少资金的地方。在农村金融充分发展的体系中，资金的供求状态对利率的多少有决定性的作用，投资者想要获得更多的效益，一般都会选择收益比较高且风险低的项目。在这个期间，农村金融体系调配资金不但让资金得到了更好的利率，还对资金流动创造了更好的道路。农村金融在发展期间往往都会伴着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更新以及农村金融市场不断地完善，还有多样的金融工具种类，这些因素都更好的为农户提供了多样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投资和储存。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使成本降低，使农村能够更好地对储蓄以及投资者资料不对称的问题进行解决，使储蓄资金的情况能够透明化，从而提升农村储蓄转化为农业投资的数量。
3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
3.1健全农村金融体系以此促进农业经济深化改革
农村的金融规模对农村的经济增长有主要的影响。首先，对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要合理的运用，早贯彻把农村信用社作为中心的基础上，还要使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其次，要对农村信用社中的资金优势进行合理地运用，使农村资金短缺状况得到缓解。一直以来都是农村信用社都支撑着农村金融，它所起到的效果是另外一些农村机构不能达到的，不过农村信用社的运作过程也含有一些的问题，比如：不明确产权，既不算合作制也不符合股份制；信贷质量比较差等。所以，农村信用社需要在今后的经营中要明确产权，让农村信用社向金融的道路发展；农村信用社还应该有效地展开贷款业务，规范贷款制度对农村难以贷款的情况进行解决。
3.2优化农村金融结构以此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在农村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农村金融结构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有效调整农村金融结构使我国的实体经济也能得到协调，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金融经过长期的发展，只有多元化才能使国内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农村金融机构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想要使金融的供给得到有效提高，政府需要激励农村信用社多采用各样的融资方式，建立和完善金融融资体系。从我国目前的农村融资方式来看，主要是间接融资与外源融资这两种方式为主，外源融资主要是进行银行贷款，而间接融资运用不太多。因为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且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对融资结构优化以及是必不可少的了。要积极开拓一些其他的融资渠道，减少贷款次数。同时，要尽量把融资的成本降低，通过优化农村融资结构，使农村金融结构得到调整。从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来看，大部分都是使用存款和贷款这种基础产品来实行融资的，不过这样不能使农户以及乡镇企业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对于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来说便捷灵活的金融方式是最需要的。根据农村的具体状况，政府可把农户的土地等转成资本。因为农村大部分都是处在比较偏远的地区，想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就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服务，及时给农户提供全面最新的消息。
3.3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增长
对农村金融的结构以及规模来说，虽然农村金融的效率给农村经济的增城带来的作用比较弱，但也体现了农村的金融功能。所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也是使农村经济得以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应该在农村金融机构中设置互相制约的平衡制度。我国目前农村金融的发展关键是靠融量的支撑，所以应该完善和提高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借助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但可以使农村经济得以发展，还能使金融效率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提升。
4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金融作为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之一，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取决于农业经济水平的高低，但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更无法脱离农村金融的支持。因此，应该重视完善和优化农村金融体系和结构，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以此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
作者：杨喻淋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中心
一、坚持解放思想
在进行思想解放中首先要认准最需要解放的群体，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会，历朝历代都以鱼米之乡自谓，小富即安，偏安一偶。且不知“自然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越落后” 而商品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其仕、农、工、商的社会价值认同越根深蒂固。于是从骨子里不可能重商、知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放公务员队伍的思想转变。我们要就学习、观察、了解、分析的底气进行公务员队伍的思想解放，从骨子中进行公务员队伍思想的转变，让他们能够在工作中轻松的完成角色的转换，意识到自己应该有着公仆服务意识，让他们能主动学习社会经济知识，了解经济发展规律，尊重客观，冷静分析问题。摆正位置，主动去解决那些生产力发展的认识、观念与作法的阻碍。
二、坚持政策引导
要想打造出区域的增长极，必须要坚持政策的引导，彻底理解和吃透有关法律法规，充分认识市场经济在对地方产业发展中的调节和引导作用，熟悉各个产业的发展现状和今后发展的方向，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有着深刻了解与前瞻性的判断。在打造区域的增长极的过程中，政策就是一盏指明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在坚持政策的引导过程中，这一区域的领导要做出表率，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工作部署，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在打造区域的增长极的过程中，带动区域中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积极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积累总结出适合该区域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措施。
三、坚持规划先行
要想真正的做好一件事，没有好的规划，这就是一句空谈，在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因此在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任何工作都要先做好规划，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这样做的好处可以让各项工作更加井然有序，每一项工作的开展，工作人员都能够做到心里有数。俗话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想要做好各项工作的事先规划，这就需要领导在进行每一项工作之前，组织一群这方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实地的考察和研究，借鉴其他区域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区域的现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的工作规划，这样才能够实现事事事先规划，工作条理清楚。
四、坚持环保先行
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我们还要坚持环保先行的原则。环保现在是一个全民的话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各行各业都开始重视环保的问题，比如在酒店业，上海的半岛酒店集团就宣布香港、上海、北京、东京、曼谷及芝加哥等地半岛酒店都将从2012年1月1日起停止供应鱼翅食品。在工业上，很多的行业都为环保这一概念花了重金。而我们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也不能忽略了环保，反而要坚持环保先行的原则。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的保护，我们要知道，这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如果这里的环境受到了污染，那么我们呼吸的也将是污浊的空气，我们吃的食物也可能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样的生活环境，会让人提心吊胆。
五、坚持集约用地
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集约用地。集约用地就是通过整合、流转、置换和储备等等，来进行土地资源的使用的数量以及节奏的合理安排，在使用之前做好用地结构的布局，挖掘出用地的潜力，让每一块的的价值都得到合适的体现，让每一块用地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提高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李勇效率，符合投资强度，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资源。因此在进行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区域的各部门要转变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改变那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种粗放的土地资源使用方式，实现用地的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土地资源使用方式，走向内涵式的土地资源潜力挖掘道路，充分发挥区域土地资源的特点，提高区域土地资源的资产效益。
六、坚持产业兴镇，其中文化特色，镇域经济特色
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要坚持区域的文化特色，坚持镇域经济特色，依附本地的资源特点，市场优势，突出招商引资，运输优势，深入推进各种行业的合作工程，让的文化特色，经济特色在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吸收，弘扬本地的文化特色和经济特色，形成区域特有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当然光靠资源和项目绝不是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的长久之计，我们还要依据区域的文化特色和经济特色，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培养出高效、诚信、鼓励创业的新型经济文化，利用区域的独特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在区域形成一个快速而健康发展的竞争优势。
七、坚持重点推进
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我们要大力的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主动地接纳产业转移，不断加强发展的后劲。我们要围绕推进区域的合作陌路花项目，认真的对当前的产业转移做出研究，有针对性的谋划出一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型，并且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好项目和大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加强项目的管理，坚持实行领导挂钩联系重大项目的工作制度，努力构造出一个吸引资金和项目的平台，为区域打造经济增长极创建一个优良的发展环境。同时我们要建立一个合适的语速和激励机制，制定转移的项目建设考察办法。对发展工作进行量化和细化，明确各方面的责任，奖优罚劣。同时我们还要借组外力来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进一步的加大开放的力度，努力拓宽发展的空间，明确重点开放区域。创新招商引资的方式，根据区域产业和资源优势，突出招商重点，制定一个确定的发展的主攻方向。还要加强和专门的投资语文的中介组织、各种商会和民间团体之间的联系，有针对性的进行招商的开展和参加。在坚持重点推进的过程中，还要加大对重点项目的宣传，通过组织和产假各种大新的商务站立和产品推介等多种渠道来进行区域的重点项目和产品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宣传，在区域打造出一个“亲商、扶商、安商、护商、富商”的浓烈的发展气氛。
八、结语
总之，在进行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打造过程中，我们要坚持重点推进，放大重点产业对其他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量方面的市场和资源，发挥区域的资源和经济优势，加大招商引资以及和国内外合作的力度，增强区域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加快发展的能力，缔造和深化战略联盟，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作者：白献民
1经济模型及数据
1.1模型及变量本文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Y=AKaLβ（HHI）bSθ（GB）σeui，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取资本与产出密集形式的模型。在模型中，Y表示产出，用每年的GDP来衡量。K表示物质资本，由于资本形成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还有一小部分存货增加，所以本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物质资本。L表示劳动力，采用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银行结构的集中度指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表示，HHI是指银行业中各银行所占行业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被广泛用来综合反映银行业市场力量的分化程度和市场垄断程度，HHI指数越大，表明该行业垄断程度越高。HHI计算公式如下。考虑到中国国有形式的单一性，且国有银行政府持股比重高，本文选择资产前18位的银行中的9家国有银行，包括1994年之前的中国人民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用这9家银行总资产与18家银行总资产的比值表示GB。
1.2数据的选择本文选取19家资产最大的银行作为样本，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大国有银行、以及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光大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其中中国投资银行于1998年合并到国家开发银行，所以本文将其资产纳入到国家开发银行，样本总数为18个，且由于我国银行业直至1985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所以本文选择1987-2013年为考察年份，所需数据大都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部分来自银行网站主页。其他宏观数据均来自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如表1所示。
2分析结果及建议
利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R2以及R2调整后的数值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度比较高，说明自变量从总体上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由德宾—沃森检验统计量值接近2可以看出，说明自变量残差项自相关性较小。
由回归结果可知，LnHHI、LnS、LnGB的估计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说明这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的影响，LnHHI、LnS系数为负，说明其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LnGB系数为正，说明其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银行行业集中度、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深化，市场垄断程度较高，行业进入壁垒比较高，尚未达到适度规模。国有产权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中国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银行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这可能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与经济政策有关。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在银行业的发展方面，一方面应该从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提高开放度等方面促进行业进入门槛的降低，降低银行业的进入壁垒，推进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在产权结构方面，进一步增强对国家控制型银行的监管，同时适当引导非国有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发展混合所有制银行，发挥国有银行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作者：袁永李妃养单位：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
一、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中，关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体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专门研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传导机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并且大都是在研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附带涉及。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诸多研究强调投资在该机制中的重要作用。Krugman（1988）认为，当经济处于债务积压状态时，国内经济活动中投资回报的一部分将被外国债权人以税收的形式征走，因此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将会受到抑制，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债务积压也会通过增加不确定性抑制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OksandWijnbergen（1995）认为，高债务会对投资的期限结构产生影响，任何投资者都倾向于去投资那些期限短回报快，而不是长期、高风险、不可逆的项目。迅速的债务积累也会伴随着资本流失，因为私人部门会担心货币贬值或者是税收的增加用于偿还债务。MossandChiang（2003）认为，具有高债务水平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违约率，使得经济环境不够稳定，影响投资信心，抑制投资；已经存有的投资者也会审慎评估经济环境慎重投资，总之会抑制投资。
Balassoneetal.（2011）等也认为，在高债务水平下，主要是通过减少投资来降低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文献强调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的作用。Cohen（1993）认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主要途径是长期利率。政府预算赤字的持续上升，会导致更高水平的长期利率，并且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会降低潜在产出的水平。ElmendorfandMankiw（1999）认为，如果政府债务融资水平持续上升，会推高国债利率，对居民和企业而言，会导致私人部门净现金流出增加流入到公用部门。这有可能使得非公共部门投资利率上升，并且消费下降。BallandMankiw（1995）和Orszagetal.（2004）等认为，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可能令投资者怀疑政府的到期偿付能力，最终会导致必须要向投资人支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弥补赤字。利率水平的提升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无序，影响经济增长率。
部分文献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有重要作用。Pattilloetal.（2002）以61个发展中国家1969～1998年的数据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水平翻倍会降低每资本GDP增速和TFP增速1%，并且政策环境也会影响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Pattilloetal.（2004）认为，在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高债务水平对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中2/3是通过TFP，1/3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ElmeskovandSutherland（2012）认为，政府债务会以非线性的方式推高长期利率，增大违约风险，挤出私人投资，进而降低研发支出，损害经济增长。对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政府更倾向于投资期限短，见效快的项目；而不是投资期限长，投资金额大，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高新技术项目。而且，也降低了政府提供教育的资金投入，进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部分文献认为，政府债务会造成资本流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AlesinaandTabellini（1989）和TornellandVelasco（1992）认为，一国通常会过度借贷，为偿还贷款会提高税率，引发资本流出，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MossandChiang（2003）认为，具有高债务历史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违约率，而债务违约将会对一国的国际信用及信用记录带来不良的影响，国际声望下降。投资者会怀疑一国的经济实力，引发资本流出。总结现有文献，虽然也有文献提及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大都仅作为一种理论观点提出，而且经验研究结果也相对较少。本文将运用面板VAR方法对利率在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对理解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所帮助。
二、研究设计
从利率—投资视角来分析，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是，首先，政府的发债行为会引发利率的上升。因为发行政府债务，会对货币市场资金造成占用，形成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对资金产生竞争，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长期利率均会提高。其次，利率上升会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有挤出效应，导致投资下降。最后，由于投资构成总需求，投资的下降必然引起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得到政府债务冲击下利率、投资和产出的具体反应，本文使用当前宏观经济领域较为新颖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VectorAutoregression，简称“面板VAR”或“PVAR”）来分析该传导机制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模型的设定选用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利率和投资组成一个PVAR系统。具体的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二）数据的选择数据选择方面，鉴于1980年以前个别国家数据缺失较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数据的完整性，本文以69个国家1980～2012年间33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见表1）。这69个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布隆迪、比利时、孟加拉国、巴哈马、玻利维亚、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纳、加拿大、瑞士、智利、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德国、多米尼加、丹麦、厄瓜多尔、西班牙、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赤道几内亚、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科威特、圣卢西亚、斯里兰卡、莱索托、摩洛哥、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拉维、尼日利亚、荷兰、挪威、尼泊尔、阿曼、葡萄牙、卢旺达、新加坡、塞拉利昂、瑞典、斯威士兰、叙利亚、乍得、多哥、泰国、乌干达、乌拉圭、美国、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
（三）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的选择面板VAR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变量必须平稳或者协整。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那么每一个时间序列的数据集都只是一个期间的行为，其结果无法推广到其他区间，并且该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将不再是F分布。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必须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evin-Lin-Chu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政府债务的数据为非平稳序列，但经一阶差分后平稳；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本身即为平稳序列，无需调整。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之后，对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估计。根据滞后长度信息标准显示，PVAR的最佳滞后阶数见表3。
（四）PVAR估计结果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对4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了PVAR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L1、L2、L3分别代表滞后1期、滞后2期和滞后3期。首先来看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过程。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债务的滞后1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利率会产生影响。其次来看利率对投资的影响过程，利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会对投资产生影响。再来看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过程。投资的滞后1期对于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VAR综合估计结果显示，政府债务—利率—投资—经济增长率的传导机制显著且有效。
（五）脉冲响应分析图1即为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200次蒙特卡洛模拟反复抽样得到的95%的置信区间，首先来看利率对于政府债务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在政府债务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利率的增加第1期期末达到正的最大值，随后在第1期后会向下穿越横轴，并在第2期达到负的最大值。之后经历震荡衰减过程，并在第10期左右回归到初始稳态水平。由此可见，债务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内会提升利率水平，但也存在利率超调的震荡调整过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利率波动。其次来看投资对利率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在利率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投资成正“U”型调整，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最后在经历约10期后逐渐收敛至稳态水平。由此可见，利率的提升在短期内对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再次，来看经济增长率对投资的脉冲响应过程。在投资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实际产出呈“驼峰”形态调整，并在第1期期末达到峰值。然后，实际产出经历约10期的回调后，逐渐收敛至初始稳态水平。最后，来看经济增长率对于利率的脉冲响应过程。在利率1%正的增长率冲击下，实际产出会立刻出现下降，并在第2期期末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回归到初始稳态水平。综上所述，脉冲响应图结果也显示，政府债务的提升会造成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利率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引发投资的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脉冲响应函数图直观地反映和证明了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多种传导机制，而多种传导机制的存在又造成了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高度复杂化，而厘清利率传导机制的具体方式对于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面板VAR方法对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证明了利率—投资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即政府债务的增加对于利率水平具有提升作用，而利率水平的提升会导致投资下降，进而引发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有很多种，本文仅从利率—投资渠道进行了检验，对其他渠道的检验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本文验证的利率传导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从利率的角度分析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利率视角来看，政府债务的发行会提升利率水平，产生挤出效应，而对经济增长最终的作用效果则取决于政府发债带来的正效应和挤出效应之间的相对大小。而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经济阶段时正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大小会有所差别，这可能也是当前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差别较大的原因之一。此外，利率传导机制的存在也意味着，政府发债需同时配合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否则极容易造成利率的提升。对于高债务国家而言，也应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减小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刺激经济复苏。
作者：张启迪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一、模型的建立、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一般的回归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估计参数在样本期内是固定，即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着非常稳定的联系，回归方程如下式所示。方程(1)中的参数α是个常数，主要反映变量y和x间的平均影响程度。但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动态，而一般的回归方程很难表现出来。为此，文章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相关理论，构造一个可变参数模型来分析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4]。状态空间模型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把不能观测的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能够同时得到估计参数；二是运用Kalman滤波方法来对参数进行估计，这种方法可以预测和平滑那些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状态空间模型可以描述系统内部状态变量和可观测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模型主要包括状态和量测方程，方程具体形式如下。方程(2)是量测方程，式中参数αt称为状态变量，假定参数αt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方程(3)是状态方程，它描述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在方程(4)中，εt和ηt分别是量测和状态方程的随机扰动项，εt和ηt是相互独立的，均服从正态分布，其均值是零、方差为常数。根据文章选取的研究对象，方程(2)中yt为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xt为反映国内旅游消费的国内旅游消费总额，用DTI表示。对两个变量分别取对数，不仅能够消除模型中的异方差，而且估计出来的参数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弹性。方程(2)中的α可以称为国内旅游消费弹性，表示国内旅游消费每增长或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相应变化的比率，具体估计可以通过Eviews6.0软件[14]实现。文章采取的样本区间为1985-2013年，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分别运用GDP数量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旅游消费进行调整，1978年为基期。文章中的GDP数量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国内旅游收入、GDP等指标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变量检验结果（1）单位检验根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进行变量的协整检验前，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研究。文章采用ADF法进行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因此，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面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分析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检验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项平稳，则协整关系成立。JJ检验主要根据参数矩阵的秩确定协整向量的个数。文章选择JJ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协整向量，这表明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运用处理后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方程(2)和(3)，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可以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如下。其中，变参数αt的估计值如表3和图1所示。由表3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于1985-2013年在0.2766~0.4639间变动。由于αt是随机参数，在分析时一般不看其具体的数值，主要通过观察其变动趋势，来反映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整体上看，弹性系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2766上升到2013年的0.4639。由图1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在1985-1993年增长速度较快，而1994-2013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发展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一方面它反映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刺激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正向的持久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旅游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仅为739.1元，2013年达到26955.1元，增加了33倍，年均增长13.3%；城镇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848.2亿元，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为20692.6亿元，是1994年的20.8倍，年均增长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1994年为414.7元，2013年为946.6元，是1994年的2.2倍，年均增长4.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397.6元，2013年为8895.9元，增加了18.9倍，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175.3亿元，2012年为5583.5亿元，是1994年的28.7倍，年均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1994年为54.9元，2013年为518.9元，是1994年的8.9倍，年均增长12.2%。第二，旅游产品质量和产品吸引力不断提高。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渐成熟，旅游市场进一步规范，旅游接待条件不断改善，提供的旅游产品不断趋于多样化，各具特色的观光、度假、休闲、体育、健身、生态旅游等基本改变了国内旅游产品单一的局面。景点开发进一步加快，各地都有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景点投入运营。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包机、城际快车、旅游专线车、旅游专列、观光巴士、“一日游”车辆等发展迅速，使得旅游交通更加方面快捷。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成为促进国内旅游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第三，旅游宣传促销声势逐年加大。与主流媒体合作的旅游宣传广告片越来越多，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循环播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各地的高速路、地铁站、飞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及客流集散地了很多大型的户外广告宣传，扩大了旅游宣传效应；城市周边景点介绍会、区域性和全国交易会基本形成体系，区域性联合促销与跨区域巡回促销接连不断；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旅游信息，自助旅游需求迅速增长，网络新媒体为旅游宣传促销开辟了新的渠道。随着旅游宣传促销手段多样化，有效地引导了居民的旅游消费导向。第四，国家与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对旅游业越来越重视，“七五”时期，旅游业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旅游业放在第三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一些省市明确提出把发展国内旅游业作为活跃市场、扩大内需、繁荣经济的载体，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和配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消费。国家于1995年出台了“双休日”制度、1999年又出台了“黄金周”休假制度，2008年开始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长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加，激发了人们的旅游热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外出旅游，旅游消费逐步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文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13年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是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国内旅游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三是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旅游产业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据此，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旅游消费能力、旅游消费环境及旅游产品供给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旅游花费结构看，当前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中食、住、行比重较大，达66%，游、购、娱仅占34%左右。从旅游消费者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比例偏低。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旅游花费3.7倍；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人均花费1.8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额远远小于城镇居民花费，因此农村旅游市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支不确定性制约了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展，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阻碍了旅游消费。第三，我国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力度不够，不能够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第四，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消费环境有待改善，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断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一要刺激农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不仅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释放旅游消费需求。同时要根据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旅游产品，也要鼓励旅行社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成立一些以农民为旅游服务对象的旅行社，提供低价位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二要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镇居民的有效购买力。三要培育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倡导超前旅游消费的新观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给予旅游贷款者一定的折扣，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2.不断完善和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层次的旅游需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在迅速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托我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开发出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生命力持久的旅游产品，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健康、探险等为特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今后开发的旅游产品，一要不断适应大众游客的旅游需求，培育大众化旅游消费新热点，促进观光旅游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如培育和发展自驾车、房车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研发旅游和适合老年人的养生度假旅游。二要不断促进大众旅游由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变，开发出更多的休闲度假产品，如温泉旅游、滑雪旅游、邮轮旅游、滨海旅游、山地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高品位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节目等休闲度假产品。三要以现代农业、工业、生物工程、航天科技为依托，推进现代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形成新型的旅游产品系列。如重点支持一批有条件的乡村推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还可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和工业的融合。
3.加大旅游投资力度，通过投资引领和促进旅游消费虽然目前宏观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投资回落，但旅游投资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旅游大项目明显增加，2014年上半年全国投资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大项目达到151个。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旅游投资的主力军，2013年我国民营企业旅游直接投资占旅游投资总额的57%，具有观光、休闲、度假等复合型功能的景区成为旅游投资的重点领域。网络旅游、在线旅游投资成为旅游投资的亮点。今后旅游投资应重点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大型旅游景区建设、旅游度假产品建设、自驾车和房车营地建设、旅游小城镇建设、在线旅游和智慧旅游建设等领域，加强对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有效地促进旅游产品的供给，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不仅适应居民旅游消费升级的要求，满足居民各种旅游需求，还可以通过开发出的新型旅游产品，引领居民旅游消费，不断提升旅游消费水平，更好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4.加强旅游服务理念，不断改善旅游消费环境近年来，国家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陆续推出了不少强有力的措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正式实施，到“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的创建活动，再到依法治理旅游市场秩序三年行动的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旅游消费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但目前我国旅游市场仍然存在着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应进一步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违法“一日游”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要求线上和线下企业要在重视营销、品牌推广的同时提升产品和服务，完善售后体系，不断创新旅游服务理念，让消费者获得更便捷的旅游体验、更畅通的反馈渠道和更好的旅游消费环境。
作者：张丽峰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一、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为相对全面和科学地分析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除了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外，还进一步选取其他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即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量两个变量。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REI）、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K）和劳动投入量（L）的面板数据来源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市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1996年至2010年。
2、实证分析。（1）样本分类。采用多指标聚类分析方法对70个大中城市进行分类。多指标聚类分析采取的是离差平方和法，其思想来源于方差分析，先将N个样本各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减少一类，每减少一次离差平方和就会增加，选择使类内平方和增加最小的两类合并，直到N个样本聚成一类为止。在城市规模指标的衡量上，选取市辖区人口、GDP和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多指标聚类分析结果见表3。由上表可以看出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城市面积将全部70个城市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城市中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其经济总量都在全国城市前列，2009年其市辖区GDP分别位于全国第一、二、三、四位，建成区面积也分列全国第三、一、二、四位，市辖区人口也都在全国城市前列，为超大规模城市；其余城市2009年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33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大都在300万以上，经济总量也大都位居全国前列，属三类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城市。第二类中的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或沿海城市，其最近12年的经济总量以1998年的价格计算均值都在200亿元以上。截止2009年末，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15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数量大都在150万以上，无论是其经济总量、人口数量还是其建成区面积都比较大，属三类中的中等规模城市。第三类城市相对于前两类城市来说，其经济实力较弱、建成区面积较小，人口总量较少，多为三线城市，其市辖区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小，为三类城市中的较小规模城市。（2）模型估计、选择及解释。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GDP、REI、K和L分别取对数，得到lnGDP、lnREI、lnK和lnL，并运用沃尔德（Wald）F检验法对个体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第一类：F=91.32>F(15,173)=1.7245第二类：F=51.54>F(23,261)=1..5708第三类：F=45.062>F(29,237)=1.5023检验结果表明，三类城市的F统计量都大于其在5%时的显著水平，拒绝了所有系数可混合性的零假设，因此，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来说，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为此，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分别建立三类城市对应的模型。第一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992，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006，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937。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三者中最低，表明第一类城市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房地产投资相对较弱。这或许是因为第一类城市的发展已超越一定阶段，经济中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房地产业投资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894，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591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798。相较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是三类城市中最高的，表明第二类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这或许是第二类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对其经济促进作用已开始充分发挥，而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开始发挥。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367，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661，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633。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介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二类城市之间，表明第三类城市的经济虽较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但受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完全发挥。这或许暗示，随着第二类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第三类城市经济的起步，当第二类城市的技术、人力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越含量并不高的资本贡献时，第三类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跃居首位。
二、结论及建议
显然，无论是从总量角度，还是从区域视角，亦或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城市进行分析，房地产业发展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且房地产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有差异。针对上述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选择房地产调控政策时，就应防止一刀切的调控手段和措施。具体而言，对于东部地区或房地产一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趋紧，防止脱离实体经济的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对宏观经济的破环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或房地产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侧重在引导方面，即如何更好地引导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对于西部地区或房地产三线城市，宏观经济发展尚未完全启动，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侧重在扶持上，即如何更好地使房地产业成为推动宏观经济发展潜力和支柱。
作者：茹渭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一、多目标投入产出优化模型设计和数据处理
(一)模型构建通过将投入产出与线性规划、多目标规划方法相结合建立多目标投入产出线性优化模型，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低碳目标，在投入产出平衡经济系统内寻求低碳与经济增长双赢的产业优化路径。模型构建过程如下:1．目标函数设定。(1)区域GDP最大，即所有产业增加值的和达到最大。式中，xi(t)为第t时期i部门的总产出，是模型中的可控优化变量，aij(t)为第t时期j部门对i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n为产业部门的个数。2．约束条件设定。对模型中的约束条件需要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低碳环保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经济发展指标。其中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目标也是东北地区的指标和任务。因此，本文将2020年作为规划期，中国宏观的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基本约束。经济增长约束:终期国内生产总值要能够达到一定经济增长率下的预期值。东北地区近十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于10%，但由于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2年经济增长率已经低于10%，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考虑到上述因素，本文以2010年为基期，设定到规划期2020年的经济预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7%(GDP翻一番的增长率)、8%(正常发展)和9%(快速发展)三个档次，进而计算得到2020年三个档次增长率所对应的GDP约束的下限值。低碳约束:根据中国政府的减排承诺，分两种情境设定东北地区2020年碳强度目标，分为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和45%两档，用每个产业的碳排放系数(见表2)乘以其增加值再求和算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通过计算，2005年东北地区碳排放强度为6．38吨/万元，按照减排目标，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约束为3．82～3．51吨/万元。产业结构约束: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提高第三产业占比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因此，将规划期末第三产业达到期望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约束。图1为东北地区2006年以来三次产业比重变化。近年来，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状态，第一产业平均比重在11%左右，二次产业比重占到52%，三次产业平均占比为37%。各省也在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产业结构要进一步得到优化，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政策扶持和关注，使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本文设定到2020年第三产业占总产值比重的下限为40%。投入产出平衡约束:该约束条件中，最终使用Yt按照GDP呈现的年均增长速度保守估计各产业增加值的期望下限值，At按照上文所论述的方法取值;另外，模型中各产业部门的产值及引入模型中的正负偏差变量都要求为非负值。模型中，xi为各产业的总产值，是优化变量，vi是i部门的增加值率，Y0是基期(2010年)的GDP，rk表示不同的预期增长率，ci是i部门的碳排放强度，C0表示东北地区基期(2005年)碳排放强度，rh表示碳排放强度降低率，C0(1－rh)Y0(1+rk)表示第k经济增率和第h碳排放强度降低率下CO2排放总量的上限值。第三个等式为产业结构约束，17部门划分中，x16为商业、运输业，x17为其他服务业，均属于第三产业。
(二)模型数据本文的基准数据为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2002年和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东北区域17部门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如表1所示。相关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模型中需要预测东北地区2020年各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t，直接消耗系数反应了某一产业部门单位产出对其他部门的消耗，又称为技术系数。东北地区作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其技术效率相对较低，可用经济技术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直接消耗系数当前值替代东北区域2020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另外，对于模型中的增加值系数向量Vt，通过2002年和2007年东北地区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各个产业增加值系数的年均变化率，进而推算出2020年的增加值系数向量。由于统计年鉴中缺乏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需要通过计算得到。本文综合补充了以往的对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首先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方法并结合东北地区实际的能源消耗情况计算出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C。其中，ECj表示第j个行业的CO2排放量，Fij表示j行业对第i种能源的消耗量。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可以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获得。由于东北地区分行业能源消费量无法直接获得，因而需要依照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出吉林、辽宁、黑龙江三个省份分行业CO2排放量，然后将其加总得出东北地区17个行业CO2排放量，进而除以东北地区2005年GDP计算得到东北地区各产业CO2排放强度。
二、东北区域低碳约束下产业优化结果分析
表4～6①模拟出经济增长率为7．17%(GDP翻一番的增长率)、8%(正常发展)和9%(快速发展)和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和45%六种情境下的产业优化结果。表4显示了在满足2020年的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经济发展要求时，各产业部门在两种低碳约束下模拟得到的最优总产出和年均增长率。由上表可以看出，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和低碳的双重目标，各产业发展表现出显著差异，增长速度分布离散，17个产业部门中7个产业部门的增长率需要达到两位数以上，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的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17%以上，而建筑业总产出呈现负增长，即应该减少其总产出。2020年要达到增加值翻一番，则2007～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9．4%，达到这一增长率要求的有10个产业部门，包括采选业、纺织服装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化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商业和运输业、其他服务业，即这10个产业部门应该优先发展，加快其增长速度。该优化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与节能减排所要求的优化结构还有较大差距。另外，在GDP翻一番的前提下，碳排放强度约束由40%增加到45%时，农林牧渔业、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工业、电子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这6个部门增长率有小幅度增加，调增幅度均在0．05%以下，商业运输业的增长率有较大幅度提升，增长率从17．22%提高到18．17%。这7个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小，它们的发展既能保证经济发展水平，又具有低碳化的发展空间，对东北地区的低碳化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表5是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在8%时各产业部门在不同碳强度约束下的发展趋势。17个产业部门的增长率同样表现出较大差异，商业、运输业及其他服务业所属的第三产业仍然表现出较大的增长幅度。换算成以2007年为基期时，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10．3%，该表中达到或者超过这一平均水平的部门有10个，与表3中的部门相同，即这10个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与表3情况不同的是，碳排放强度从40%增加到45%时，该种情境下有6个产业部门增长率增加。农业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机械业的增长率开始小幅下降，分别需要降低0．27%、0．13%和0．12%，采选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增长率调增，调增幅度为0．05%和1%。也就是说，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下，进一步加强减排强度时，对农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机械业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对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较为有利。表6是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在9%时各产业部门模拟优化结果。换算成以2007年为基期时，年均增速为10．8%，表3和表4中发展较快的10个部门在该种情境下继续表现出较高的优化增速。与表3和表4不同的是，除建筑业外，其他16个产业部门的增长差距减小，各产业部门增速分布相对更集中，即在更高的经济发展要求下，碳排放约束对各产业部门的影响减弱。建筑业在6种情境下均出现负的增长率，说明建筑业对东北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小，应该缩减其产业规模。另外，在该经济增长目标下，石化工业的发展情况与表3和表4中该产业的发展呈现反向变化，随着碳排放强度的增强，其增长速度反而需要调增，表明了该产业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调整力度，本文测算了17个产业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潜力。产业结构调整潜力是指优化后的产业结构中各个产业所占比例与现有产业结构中各产业比重之差，这是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的依据。正号表示该产业存在扩大潜力，即该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比例调增;负号表示该产业存在缩小潜力，即应该缩减其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表7是不同经济增长与低碳约束下各产业结构调整潜力。表7显示，每个产业部门在6种情境下的结构调整方向是一致的，仅表现为调整幅度的不同。17个产业部门中9个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正的结构调整潜力，尤其是第三产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约束下均具有很大的调整潜力，调整幅度达到5%以上，即相对于2007年的产业结构而言，2020年经过优化后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总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至少应该提高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也具有较大的正向调整潜力，不过可以看出随着碳减排约束程度的加大，其正向调整潜力幅度明显降低，主要由其行业本身特征决定，在生产电力、热力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使其具有较高的碳排放强度。另外，注意到具有较高碳排放强度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12吨/万元)、石化工业(6．62吨/万元)和金属冶炼及制品业(12．15吨/万元)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也具有增加趋势，它们的平均调增幅度分别为2．6%、1．01%、0．88%，虽然这些产业总产出的减少对于CO2减排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它们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远高于其他行业，东北三省“十二五”中也均将它们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纺织服装业和包括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业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品废料在内的其他制造业也都呈现出正向调整潜力，但调整幅度均较小，分别为0．07%和0．42%，这些产业碳排放强度较小，产业基础发展水平不高。此外，在这些产出调增的部门中，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调增幅度在减缓，这说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着调整潜力，但这种潜力是有限度的，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应注意产业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同时，17个产业部门中8个产业部门存在负向调整潜力。农林牧渔业在6种情境下的平均调减幅度为2．44%，该调整幅度基本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并且随着低碳约束的加强其缩减幅度下降，但缩减幅度很小，说明第一产业受低碳约束的影响很小。优化后的产业结构中建筑业呈现出较大幅度的缩减，平均调减幅度达到5．13%，虽然其碳排放强度很小，仅为0．22吨/万元，但建筑业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小，并非优势产业，因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对于机械工业，在低碳强度约束相同时，其缩减比例的绝对值随着经济增长的加快而增大，经济增长为7．17%、8%和9%时对应的缩减幅度分别为0．99%、1．11%和1．14%，在经济增长较慢(7．17%)和较快(9%)时，该产业缩减幅度随着碳强度约束的加强而增加，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间时(8%)，碳强度约束由40%增加到45%时，其缩减比例反而有所降低。采选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也都应该缩小它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缩减比例均在1%以下，表明现在的产业结构中这些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是较为合理的。
三、结论与启示
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实际情况构建含有经济增长和低碳双重目标的投入产出优化模型，测算三档经济增长率和两档碳排放强度目标下各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和各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潜力。结果显示:
1．从产业经济增长方面看，调整碳排放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对各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率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一些产业部门在不同经济增长率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都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潜力，包括采选业、纺织服装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化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商业和运输业、其他服务业，这10个部门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潜力远高于其他行业。在经济增长目标较低时，低碳约束的增强对农业、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工业、其他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较为有利;在经济增长目标较高时，随着低碳约束的增强，采选业、石化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产业反而有着更高的增长潜力;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商业及运输业由于无论是在高经济增长还是低经济增长目标下，碳排放约束越强，它们的增长潜力越大。
2．从产业结构调整潜力方面看，在6种情境下，每个行业在调整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调整幅度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农业、建筑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存在较大的负向调整潜力，即应该降低它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同时，由于前两个产业的碳排放系数较低，当碳排放约束增强时，它们的缩减比例有所降低，而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随着低碳约束的增强需要进一步地调减其在总产出的比例。采选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工业和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均需要小幅度地调减。商业、运输业、其他服务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四个产业需要加大幅度提高它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纺织服装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化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和其他制造业具有小幅度的正向调整潜力。
3．从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方面看，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应该呈现出“软化”趋势，即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降低资源和有形产品等要素的作用，而提高服务、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无论从增长率还是从结构调整潜力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商业、运输业、其他服务业都应该进一步得到提升，成为东北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潮流。同时，模拟结果也表明，与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相比，还需要各产业呈现明显的差异化发展格局，这说明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与节能减排所要求的优化结构相差甚远，而且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刚性”，因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成为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本文的测算结果较为清晰地显示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各个情境下的合意增长速度和各产业部门的调整潜力的计算可以作为制定有效产业政策的参考依据。对于碳排放强度小、调整潜力较大的第三产业部门(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应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大力发展和提升第三产业，包括积极发展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展满足人们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使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农业是其优势产业，从理论上讲，优化产业结构中该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比例下降，但是农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7．5%，以维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保证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应该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传统农业升级，实现由粮食产量大向粮食深加工和绿色食品跨越，突出重点领域，着力延长水稻、玉米等在东北地区具有优势的农产品产业链，发展生态农业，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对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化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等碳排放系数较高但对于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产业，要更多地从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考虑，最大限度发挥这些部门对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潜力，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对于建筑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机械工业这些需要放慢增长速度、缩减其在总产出中比重的产业，需要根据定量的测算结果有意识、有计划地加以引导和限制。但也不能放弃这些行业的发展，因为从产业全面发展的角度，这些行业很可能是某些重点发展行业的配套行业;一个地区要想更快更好地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也必须有很好的发展。
作者：焦翠红李秀敏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