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新闻学专业要加强实践教学 摘要:新闻学是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作为新闻学专业教育的关键环节,如何加强实践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建议从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及“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角度入手,构建出一套系统性的新闻实践教学模式,探寻适合当今新闻专业课堂实践教学的全新发展之路,使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真正取得实效。 关键词:新闻专业 课堂实践教学 实践方式 专业素质培养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高速发展,新闻传播类专业在各类院校遍地开花,呈现出超常态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类专业批量生产和培养的毕业生大多不能适应新闻媒体的需要,新闻传播类毕业生在媒体工作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如何在新的业态环境下提高新闻传播教育的质量,培养出既懂新闻业务知识,又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是时代的趋势,也是现实所需。 新闻学专业实践能力的内涵 所谓实践教学是包括理论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综合实验及课堂内实践能力培养等教学环节的统称。 新闻学专业实践能力指学生利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解决社会和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专业操作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例如表达能力指能写一手规范的汉字,能够规范地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尤其是各类新闻作品,新闻采访、采写、评论写作等;适应环境能力指对新事物的反应情况,理解、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此项能力分三个方面,分别为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和专业素养方面,从新闻的专业素养来说,这可以用来考核学生对新闻的敏感度;自学能力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自主情况下的学习。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自学能力包括学生对电脑某些软硬件操作的自学能力、自己学习摄影摄像的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等;人际交往能力指与他人沟通时能进行有效交流,并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作为采访者能使采访对象尽快地进入主题,与之协作,进行有效交流并获得有用充足的信息,在团队中与队友合作良好;外语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指在实践中能运用外语进行有效交流获取信息,用英文写稿、阅读、主持,运用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获取资料和进行编辑、宣传;组织管理能力指能有效调动团队的力量,对小组或团队进行组织管理等。 当前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是:“学院式”教育方式、师资队伍缺乏、实践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滞后、教学设施设备投入不足、新闻专业理论建设和媒体实践脱节、非新闻专业知识与应用实践的脱节、高校与业界互动不够等。 “重理论,轻实践”是许多院校的新闻专业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节现象非常突出,实践课程的比重偏低;实践课课时分配不科学、实习时间短;课程本身缺乏紧密联系,实践模块设置注重单项、缺少融通与综合,进而造成实践教学内容未形成体系化;实践教学未按照由基本技能训练到技术应用能力训练到综合能力训练循序渐进的过程进行,效果差。另外,新闻学专业教师应是“双师型”具有媒体工作经验的教师,然而目前“书本型”教师很多,非新闻学专业的教师大量存在,缺乏对新闻的感性认识和敏感程度。 新闻学专业加强实践教学的建议 (一)强化实践教学各环节的管理 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多种形式,强化培养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和基础实际操作能力,锻炼学生动笔、动口和动手的三动能力。教学中要求教师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思想,把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教学结合起来,有意识地突出实践教学,使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比例达到1∶1,适当增加实践课程学分比例。教师应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理念渗透于课程教学与活动中,建议所有课程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新闻实景采写、版面编辑创新评价等新方法,鼓励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新闻素质。同时要关注社会变化,及时调整教学目标与策略,适应社会需求。 实训模拟操作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建立模拟实训、第二课堂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一个仿真环境。在开展理论教学如《新闻采访学》、《新闻摄影》、《新闻写作》、《网络新闻实务》的同时,教师要积极开展实验实训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创新能力。在第二课堂中,邀请著名媒体人讲座;鼓励、组织学生举办参加各种新闻活动,比如参与院报、学报、学院网站、大学校园网建设等。 实习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检验教学成果。建议将实习分为小实习、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预防出现时间短、实习仓促、效果不佳的现象。小实习是利用课余时间和零散实践进行实践能力培养;中期实习是利用寒暑假集中实习。如安排学生到指定实习基地,深入地参与到各种新闻工作中,由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带着学生实习;毕业实习是学生的最后实习,同时为就业和毕业论文写作做准备。 社会实践环节。社会实践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因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程度不同,应具有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两种形式。社会调查适合于任何一个学习阶段。由院校(系)组织,并选派专业教师指导学生深入到媒体一线,开展各类调查,要求学生写出调查报告,交流经验、讨论发现的问题。社会服务是指学校发动学生利用节假日、周末和寒暑假,到新闻一线开展服务。 毕业论文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全方位锻炼学生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安排学生毕业实习,并结合实习内容,撰写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环节应强化教师指导、教师与学生的紧密配合。 (二)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各类保障 完善实践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依法治学,制度是保证。高校应制定和完善《实践教学工作条例》、《本科生实习工作条例》、《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等制度。对教师要突出奖励机制,奖励高水平的实践成果,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学生要完善考核机制,建立实践考核与成绩评定制度,鼓励学生关注实践。 引进和培养“双师型”师资。高校应加强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引进教师,不光要重视学历,还要注重其新闻从业经历;鼓励在校教师从事业界工作,到电台或报社等做兼职,还可以进行内部培训,使教师的教学与实践能力得到均衡发展,或邀请外部专家、理论素养高的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授课,实现师资的内外融通。 完善媒体相关实验室建设。新闻学实验室、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要为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创造条件,尽可能地实行全方位、全天候开放,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发挥实验设备的最大效能。 调动大学资源,为新闻专业学生搭建校内实践平台。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校园电视台、广播站、校报、校刊、简报等各种媒体都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展现自我的平台,学校应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校园媒体活动,在进入新闻单位实习前,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有效演练。 结语 总之,实践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会遇到各种困难,但加强实践教学是大势所趋。实践性教学课程作为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学的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关系到新闻教育的成败。要提高大学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必须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缩短毕业生上岗前的适应期,通过实验、实习,完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切实发辉实践性教学环节应有的功效。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全媒体时代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创新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给传媒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使报纸、电视、广播、出版以及广告等行业呈现出全媒体的发展态势,对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与能力也要求更高。在现实背景下,积极探索适应全媒体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全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实践需求 全媒体时代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不仅要满足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络化对人才的需求,而且要满足网络和手机等新兴媒体对人才的需求,能够在各种媒体融合、信息爆炸的环境下,成为具有创新发展意识的优秀人才。 依笔者所见,新时期媒体的发展需要三种人才,即全能复合型人才、专业型人才和独具创新型人才。 1.全能复合型人才 新媒体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一专多能,具备跨行业汲取知识和知识再学习、再组合的能力。具有复合型的媒体能力和素养,既需要传统的采写、编评、摄影的技能,还需要有设计、整合营销、全媒体报道等能力。 2.专业型人才 有较深专业造诣的人才,如经济院校的经济新闻专业学生,外语学院的国际新闻专业学生,体育院校的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等等,这类人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有深厚的专业基础,这是新闻专业学生所不具备的知识储备。我们提倡“一专多能”,这类人才较复合型人才更具有“专业”特色。 3.独具创新型人才 这类人才是三种类型中的优秀人才,具有别具一格的创新意识,才思敏捷,目光敏锐,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善于捕捉新闻点,判断当今新闻报道的热点,并能准确捕捉用户的心态,引导用户的潜在需求,在宏观上能够准确判断未来一个时期媒体发展的趋势。 综上所述,各类人才必然有其价值,按照传统媒体的人才选择路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对于新媒体优秀人才的选择则需要在摸索中不断地发现。只有那些对新媒体的技术有热情,对新闻热点敏感,喜欢探索新兴领域的人,才是推动新媒体发展的优秀精英人才。 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目前,我国新闻专业实验教学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实验教学培养目标也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新闻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很多高校的新闻专业实验教学还停留在基础实验阶段,缺乏一个“大视野、大格局”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概念。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几年来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提升、综合、发展”的理念,在新闻人才培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值得探讨。 归纳起来,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可分为课程实验、阶段实践、媒体实训三个层面,三者各有特色,相互渗透融合。 1.课程实验:打破单一课程实验的束缚,注重多门课程之间的相互融合 课程实验由任课教师和实验员共同完成,相对独立,是实践教学的基础部分,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认知过程。 从各高校的新闻专业来看,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无外乎采访、写作、编辑、摄影、评论,考核方式也多是以理论部分为主,导致有些学生在学习时重理论轻实践,而且对理论也是死记硬背,缺乏实际的工作能力。一些高校即使开展了新闻采、写、编、摄、评的实践教学,但是也往往只偏重于课程的单项教学实践,而忽视作为记者、编辑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最终导致学生毕业后依然不能适应媒体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 全媒体时代使媒体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他们既能写会摄(摄影和摄像),又能编排懂评论。我们新闻摄影课程的教学实践,期末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完成一项新闻专题摄影任务。在任课老师的指导下,从寻找新闻线索、前期采访、现场拍摄到编辑排版,整个过程都由学生独立完成,要求有标题、文字报道、多张图片及文字说明,最终作品就是一个图文并茂的新闻图片专版,以促使学生通过新闻摄影的教学实践,进一步提升对各项新闻专业课程的综合运用,将专业课程“点”的培养转为对学生多种能力“面”的培养。 2.阶段实践:强化团队合作和工作成效 阶段实践以学期为单位,针对各专业所学的课程,由院系组织开展综合性的专项实践,这是一个专业能力的提升过程。 以电视新闻学专业为例,除了做好各个专业的课程实验外,我们在低年级开展了“短片创作工作坊”、“电视编导训练营”,引入导师制,目的是让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基本技能。高年级的学生课余时间参加“实验电视台”的专项阶段实践,由所有三年级广电系的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学生轮流担任记者、编辑、主播,部分兼任采编部主任、助理,以专业电视台的方式运作,各专业课老师参与管理并指导。这对电视新闻专业学生来说,能在新闻的策划、采访、拍摄、剪辑、合成、播音、主持、播出多个环节得到最大程度的训练。 当然,我们实施的实践项目远不止这些,不同的专业其形式也不相同,可打破专业之间的界限,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选择参加,目的就是通过实践教学完成专业技能的训练。报纸工作坊、影像创作工作坊、新媒体工作坊、学术研究工作坊、广告兵法训练营、广告策划工作坊、市场调研工作坊等,这些都是列在教学计划中的,每个项目都有学分,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3.媒体实训:培养学生敏锐的新闻触觉,提升分析问题、发现新闻的能力 媒体实训是校内外相互配合的重要教学实践方式,学生到媒体参与工作,深入了解业界的实际运作,在媒体专业人士带领下进行实战训练。这是一个综合水平的锻炼过程。 我们通过与广东省内多家媒体的合作,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以强化学生传播理念和思维能力为重点的专题培训,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具体的案例,提高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和策划能力。导师是来自业界的采编精英,结合典型案例现身说法,尽可能体现出新闻专业课程内容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通过专题探讨式的学习,学生开阔了视野,对传媒工作的专业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在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营专题培训的基础上,我们还根据不同项目的训练要求组织学生到媒体接受实操训练,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新闻嗅觉、观察问题的能力以及实际操作的能力。 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打造的“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就收到了好的效果。学员分赴《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系列报刊,跟随记者进行“一对一”的采写实践,从报道题目选择、新闻线索发现、报道模式确定,到报道素材的梳理和提炼,都得到了业界老师具体的指导,学生对新闻采编流程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专业学习中存在的不足。 结 语 实践教学是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的好坏对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影响。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按照媒体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来制定计划和组织实施,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使新闻专业的实验教学真正发挥作用,以提高学生新闻工作的实际能力。只有把新闻教育做专、做精、做强,顺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我们培养出的新闻人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摘 要: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由于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而导致教学效果低下,笔者以为,只有加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教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弊病,达到创新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目的。 关键词:实践教学;新闻阅评;项目合作 目前,我国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弊端重重,具体表现为不同阶段的实践教学环节各自为阵、互不相干、缺乏必要的延续性和承继性。而现代教育学理念认为,教学过程应该是循序的、系统的、连贯的,因此不能割裂系统的学习过程,任何零散的、截面的教学都无益于学生获得整体全面的认知。新闻写作实践教学活动是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教学内容构成了整个新闻实践教学体系的焦点。故笔者以为,《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是整合当今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使之趋向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一根红线、一个有效载体。而以《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创新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重点是要从体制内和体制外改革两方面下足工夫。 一、体制内的教学改革 (一)以课外阅评培养学生的新闻分析能力,做好实践教学准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斯亦诚然。为全程优化《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写作能力,授课教师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第二课堂这个教学平台,督促新闻学专业低年级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报活动来为本课程打好深厚的实践基础,为推行“宽口径+厚基础”的新闻写作实践教学模式做好知识积累和前期准备。这要求《新闻写作学》课程的授课教师在每届新生入校时期即编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阅报指南,倡导新闻学生课外多阅读报纸,为《新闻写作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全面铺开做好充分的素材准备和积累。该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实务课程,在开设这门课程之前需要学生积累必要的人文知识和理论素养,而课外阅报活动涉及到各大经典新闻作品以及广告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同时还可以广泛涉猎到国内国外各大主流媒体。一方面通过阅报活动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加深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另一方面通过阅评制度可以培养学生对新闻作品的分析和鉴赏能力以及丰厚的专业功底。为督促学生将课外阅报活动落到实处,可以在新闻学专业教师中挑选专门成员成立课外阅读指导小组,指导小组每年在专业组织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几次读报阅报回顾总结活动,以此巩固阅评效果并夯实新闻写作实践教学的前期基础。 (二)引入“项目合作”主导模式,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项目合作”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协作、概括等综合能力,并能极大地拓展学生思考的深度、广度,同时还能提高学生共同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巩固提高《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在实训教学环节中除了要适当引入“项目合作”理念外,还应该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比如,在“项目合作”模式驱动下,《新闻写作学》课程实训教学穿插引用的方法有: 1.抛砖引玉: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教学强调教学情境的重要性,要求让学生在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情境中探究事件、解决问题,并自主地理解事件、建构意义。真实情境是学生建构知识的宏观背景,必须包含真实的新闻事件或问题。真实的新闻事件或问题应与学生的经验相关,具有足够的复杂性,并能引起学生持续探索的兴趣。因此我们在《新闻写作学》课程中所选取的案例一般是代表媒介前沿领域最新动向的新闻事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各大媒体体育新闻报道的不同标题、导语和体裁的比较,这样的案例,足够的新鲜和复杂,并能引起学生持续探究的兴趣。 2.他山之石:对比鉴赏法。诚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学生的实习实训作品,授课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新闻写作理论知识活学活用,通过小组讨论、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互评互比。在学生充分讨论分析的基础上,授课教师再进行有机地穿插点评,加深学生对应用知识的巩固程度。授课教师一方面将初步探讨得出的理论原则作为《新闻写作学》课程实训教学的基本方法加以实践,并根据实训的效果对理论原则加以修正;另一方面加重示范性教学,将实训教学与多媒体教学实施效果好,达到预期目标的教师树为榜样,认真总结其经验,并加以推广。另外,在实训教学中尤其要强调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重点培养学生对于新闻写作学原理内在逻辑关联的思考,激发学生对参与整个知识体系建构的兴趣以及实际新闻写作能力的提高。 3.互动协作:行动研究法。以行动研究法为指导,一是要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主要任务。二是要求行动者参与研究,研究者参与实践,并在研究和工作中相互协作。学生是新闻写作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教师是行动的指导者,在实践过程中师生互动,相互协作;三是在真实的、特定的环境中进行探讨研究。在实践探讨的过程中,以创新教育理论为指导,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为主要任务,让行动者(学生)参与研究,研究者(教师)参与实践,相互协作。面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改行动计划,解决出现的新问题。通过计划、行动、观察、反思与调整,形成一个个循环,不断往复,最后达到探究的目的。这种方法适合指导教师在场的实训教学情境,比如在《新闻写作学》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互动协作,并不断地修正,共同完成一项项具体的实训任务。 (三)构建多层次实习架构,整合实践教学体系 为了全面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业务素质,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把《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理念全面渗透到新闻学专业专业考察、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三个不同层次的架构,全方位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新闻洞察能力、新闻策划能力和新闻写作能力。 1.初级实习梯队:专业考察。专业考察主要是指新闻学专业低年级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进行的比较零散的社会调查和实践。为使新闻学子对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每期安排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到本地或生源地新闻单位去学习实践。对于《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来说,这个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去多多了解新闻稿件的写作流程,让学生对新闻作品的成稿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下一个阶段《新闻写作学》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浓厚兴趣,并明确自己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 2.中级实习梯队:专业实习。专业实习是在做好课堂实训教学、专业考察等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开展的一次相对集中的实践教学活动,是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目的是为了加强学生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新闻采写实践的了解,并通过身体力行从实践中获取真知;同时通过专业实习,促进学生对《新闻写作学》课程理论和实践知识的融会贯通,增强学生对新闻事实和新闻写作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把握,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新闻写作能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式提升。 3.高级实习梯队: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最后环节。通过毕业实习,新闻学专业学生可以广泛了解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改革的实际情况,将在学校所学到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效对接起来,进一步增强感性认识、加深对实践知识的了解和运用,并为撰写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等深度报道作品以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和设计做进一步的素材和阅历积累,也为学生毕业后奔赴新的工作或学习岗位奠定良好的认知和写作基础,这也是为了全面提高新闻学专业学生的新闻写作素养而进行实战打磨的最后一道工序。 二、体制外的教学改革 (一)引进和培养优秀实践教学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当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笔者认为,要大力革新高校用人制度,走跨界融合和引才、育才的道路。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闻业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闻实践教学要想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采取“引才”措施。目前我国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大都缺乏一线的媒体从业经历,理论知识丰富而实践经验缺乏。因此,面向新闻单位,引入资深人才是丰富补充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一个关键举措,尤其是对于《新闻写作学》这类实务课程来说,更需要来自媒介鲜活的案例和一线新闻从业者的感性体验和实践指导。把业界的资深人士请进课堂,承担《新闻写作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任务并开展专题讲座,为学生提供行业的最新动态,让学生掌握与媒体同步的信息,并全程跟踪指导学生新闻作品的写作流程,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写作创造力和写作想象力。另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教师应该加强与新闻业界的联系,双方开展多领域的合作。要加大在校专业授课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每年输送《新闻写作学》课程的专业教师到媒体一线去进行实践写作锻炼,特别是优先安排那些没有新闻学专业背景和新闻实践经历的授课教师,实习锻炼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弹性安排。同时改变以往的“一次性合作”模式为“日常性合作”模式,即《新闻写作学》课程授课教师每年安排一段时间全程参与媒体的写稿组稿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新闻写作技巧和新闻写作范式日新月异的发展,给学生提供最前沿最高效的新闻写作实践指导和实践服务。 (二)重视校园实践教学平台,充分发挥校内媒体作用 注重实践教学是新闻学专业教学的特色和优秀。在美国,大多数新闻院校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校园新闻媒体,大量实践证明,建立校内媒体是培养锻炼学生新闻写作实践技能的一个切实有效的途径。我国大部分新闻院校都拥有自办的校内媒体,如校园广播站、校园电视台、校报、内部报纸等等,这些校内媒体给新闻学生的实践写作和课外练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因此,《新闻写作学》课程的专业授课教师应该与校内媒体进一步联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开展一些新闻写作竞赛活动,比如新闻标题制作大赛、消息写作大赛等等,并将学生的优秀作品刊登展示发表,以此扩大对外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参与新闻写作竞赛,形成良性循环。例如目前本校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校园团体——记者协会在新闻学专业教师以及优秀资深媒体人才的共同协助下成功举办了八届校园记者大赛,推出了不少新闻学子的优秀新闻作品,获得了广泛的校际影响和社会知名度。 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民办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初探 摘 要 实践教学体系是新闻学专业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一整套教学结构理论及其具体可操作的教学活动方式。民办高校建校时间较短,资金来源单一,其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表现出整体缺乏设计、没有特色、缺乏保障、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制约了应用型人才的成长。而笔者力求从目标、内容、保障机制等方面探讨构建民办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方法。 关键词 民办高校 新闻学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 1 民办高校新闻学实践教学的现状 民办高校建校时间较短,资金来源单一。不少仍然是独立学院,沿用着所依托的公立院校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没有特色,师资力量匮乏,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 制约了应用型人才的成长。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实践教学体系缺乏整体设计。新闻学专业需要一整套从简入繁、由理及用的实践教学方案,涵盖广博的理论素养的培养及全面而专业的实践技术的训练。 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新闻学专业也教授采、写、编、评等基本业务,但仅仅是散落于不同学期的几门课程,彼此独立;教师教学模式单一,内容案例过于老套,往往新闻写作的课程上完了,学生依然不太会写稿子。有的专业课请的是资深的摄影记者讲授,但由于三本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自觉性差,往往让学生出去拍东西,学生随意敷衍,到了最后交几张照片应付差事。学生虽然寒暑假都在外面实习,但由于媒体实习的学生众多,单个学生训练的机会太少,再加上又是三本的学生,带实习的老师也不太重视。 (2)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新闻采编设备投入成本较高,不少民办高校摄像摄影器材都使用多年,几近淘汰;且数量有限,学生只能分为多个小组轮流使用。硬件设施好一些的学校,有专业的演播厅、摄影棚、编辑室,但是只在上课时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开放,周末及晚上学生都不能使用,学生实训的时间非常有限。实验室的实验员仅限于设备管理和人员登记,工资待遇不如教师,所以即便有操作仪器的能力也不愿意指导学生。学校虽然都签约有实习基地,但可接收的学生一般最多不超过5个,杯水车薪,大部分学生都自行寻找实习单位。学生到毕业时忙于找工作或考研,毕业论文流于形式。 (3)双师型教师匮乏。由于待遇及发展等诸多问题,民办高校“双师型” 教师引进困难。带学生校外实践,涉及交通、安全等诸多问题,待遇低责任大,不少教师只喜欢上理论课。教师的薪酬标准与职称挂钩,教师忙于发论文、搞项目、评职称,疏于顾及自身实践能力的锻炼,几年下来,离媒体行业实际的工作流程越来越远。不少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不稳定,甚至大量依赖“外援”;年青教师生活负担重,私人事情多,对专业知识的更新和学习有限。 2 民办高校新闻学专业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策略与方法 (1)搭建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对于三本院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定位在理论上要高于高职高专,在实践上要强于公立院校,这决定了民办高校培养的是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技术全能”的媒体人才。实践教学体系要有特色、有目标、有实效,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符合三本学生实际情况的培养模式,笔者在此推荐“2+1+1”模式,学生在大一、大二期间应该学会采写编评的基本技巧,在大三期间应该自由选择主攻方向,如果想进网络媒体,则可以选修“网络新闻制作”、“图片与图形后期处理”等课程,并要求考计算机等级证书;如果想进电视媒体,则可以选修“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电视节目策划”、“电视片头设计”等课程;如果想进广播电台,则可以选修“广播节目编辑与制作”、“音乐欣赏”等课程;想进纸质媒体的学生可以选修“新闻与艺术摄影”、“新闻写作与评论”等课程,时间都在大三上学期,下学期可去相对应的媒体实习,避开暑期的实践高峰,实习实训紧密结合,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实践能力。大四则可以让学生专注于考研或是毕业作品设计,以学生创作的毕业作品代替七拼八凑的毕业(下转第129页)(上接第92页)论文,将是对此实践教学体系的完美收官。民办高校面向市场,应该充分发挥自由创新的优势,敢于打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入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以学生成才为目的,以教学改革为契机, 制订新的人才培养计划, 突出实践教学, 开展实践教学理论研究, 确保实践教学水平提高,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构建新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应该包括课内实训、课程实践、综合实践、媒体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创新学分等环节。课内实训是指在大一期间,所上的“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新闻评论”等课程中,在课堂内完成的基本写作和评论任务;课程实践是指在大二期间,在“新闻摄影”、“新闻编辑”、“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等课程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在实验室完成的实践任务,主要培训拍摄、后期编辑等实践技能;综合实践是指在“2+1+1”模式中,学生在大三上学期,进一步学习某一方面的媒体从业技能时,所进行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媒体实习是指大三下学期学生在自主选择的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广告公关公司等单位进行的实践活动;毕业实习是指无意考研的学生为了进入某一媒体从大四上学期就可以在完成相应课程的情况下提前进入媒体实习工作;毕业设计是指学生在大四下学期独立完成的电视片、系列图片、系列广播节目、系列深入报道等作品,体现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学分是指学生在第二课堂、学术活动、社会知名媒体上发表作品并获奖而获得的学分。各门课程必须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重点,确保学生在环环相扣逐步深入的教学过程中学有所获,实现培养目标。 (3)强健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保障。没有一支年龄、职称、性别结构合理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再好的课程体系都要大打折扣。学校应制定“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鼓励理论教学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提供学习机会,丰富实践教学经验。同时,学校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全方位、多渠道地开拓实习实践基地,针对三本院校的特点,主攻地市级、区县级媒体,制定相应的实习计划,确保学生在实习中取得实效。最后,要完善实践教学的质量考核机制,对每个环节的实践都要有严格而规范的实施细则和考评标准,使教师和学生都能有章可循;且要改革教师的薪酬体系,提高实践教学指导的相应待遇,激励教师发挥能动作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 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文章以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为例,分析了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发展的共同问题,从而构建了其实践教学体系,建立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的测度体系,并分析了评价方法的使用,以期为地方本科院的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及评价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测度指标;模块化;主成分分析法 一 现状梳理 最近几年,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迅速膨胀,以安徽省为例,从2005年起,黄山学院、合肥学院、宿州学院等11家地方本科院校都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为了突出新专业的技术性和应用型特征,这些院校新办的新闻学专业大多选择了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作为专业发展方向,同质化现象严重,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以下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传统院系及专业的转型。以上述地方本科院校为例,新办新闻学专业大都隶属于中文系,由于专业拓展、招生及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中文系的传统专业进行全面转型并进行了一些重大拓展,重大举措就是上马了新闻学等一批应用性突出的新专业;同时,许多院校的中文系也改名为文化与传媒系、文学与传播系等,以示转型。 其次,由于申办院校自身的在专业开设上软、硬件上的提升所致,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6月底,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创纪录的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在全国有267个新闻学点的高校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大多数都是近六、七年时间内申办成功的。 第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最近几年在吸纳人才上普遍的高要求:211高校甚至985院校,有的甚至需要硕士研究生学历。这对新办新闻专业地方院校的本科学生就业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近几年,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媒体却异军突起,对技术型、应用型、乃至全能型的新媒体人才需求与日俱增。据专家估计,2010年新媒体产业链人才需求超过200万,并势必以每年高达82%的幅度递增。新媒体产业链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岗位,其中网络、动漫等专业的新媒体人才和技术人才需求量较大。媒介的融合趋势使得复合型或全能型人才脱颖而出,因此,大多数新办新闻学专业发展方向都选择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方向; 最后,招生便利性及就业优势。新办新闻学专业,由于和社会人才需求上的紧密相连,受到学生和社会的双重欢迎,所以各校目前的新闻学专业生源都比较好。 然而,各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上却遇到了两大共同难题: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专业,因其独特专业性质及新兴的专业发展方向,各校非常重视其实验教学,实验学时设置也是较高,平均都超过了30%以上,却遇到两大难题。 一方面是软件问题,即师资力量的薄弱,尤其是具有新闻从业背景、懂技术、能进行实验教学的复合型教师尤其缺乏;3-5个具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支撑一个新专业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本科院校严酷的现实; 另一方面是硬件问题,即实验设备的严重匮乏,学生人均使用试验器材数、试验室占地过低、设备老套等诸多问题。以合肥学院中文系新闻传播多功能实验室为例,目前总投资达100余万元,基本建成了新闻摄影摄像实验室、报纸与电视编辑实验室和模拟演播厅,也只能保证每届50位学生的实验需求。 二 创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 课程设置创新:模块化设置 面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人才需求特征,专家认为现行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因此必须进行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课程重构。模块化教学是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教改经验结晶,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和其有着许多相同的定位,比如地方性、应用型。 课程设置模块化是模块化教学的依据和体现,结合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模块化教学课程设置经验及新办新闻学专业实际,拟定下述九大模块组,并设置对应的课程群组和能力培养目标组,目的是实现模块组下辖的课程组培养出对应的学生技能(能力组),具体设置及其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模块设置和能力培养目标成正比,其函数关系为Y=KX。 2 实践教学过程实施创新 (1)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选用 黄旦等在总结1956年复旦新闻系教材建设的意义时指出与其说为编几本教材,不如说是放眼世界,兼收并包,总结经验,从教材入手,以创建、推进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因此,教材建设是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新闻学教材建设相对于高速发展的新闻事业及传媒产业明显滞后,现实大量鲜活案例没有及时融入到教材中去。因此,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教材不应盲从权威,而应实现教材选取的开放,注重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 (2)“应用型”课堂教学 “应用型”课堂教学注重的是在新办专业实验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培养学生应用技能为目标,因此,这是一种“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应用为上”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甚至是合作完成项目式,通过此种实验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3)“全媒体型”专业技能实训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传媒业的发展将越来越依靠技术规律、行业规律、市场规律和资本规律等内生力量。这同时,也将推动媒体用人标准的“技术化”、“市场化”、“专业化”及“复合型”。在此背景下,新办新闻学专业应围绕全媒体时代所需,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播、传等综合能力,强化学生审美、采写、设计、摄录播传、经营管理、策划创意及调查分析等专业技能实训,使其成为能适应全媒体所需的新型人才。 (4)开放课程考核 以合肥学院采用“N+2”课程考核模式为例,其目的增加课程应用性含量,提高课程实验学时所占的比重,并进而细化出课程论文、读书报告、实验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所占的比重。例如,《新闻采访学》的“N+2”考核设计: N,即平时成绩(50%),主要包括:期中考试(10%)+实验成绩(20%)+课程论文(10%)+出勤、提问、讨论等(10%):2包括:期末考试(40%)+课堂笔记(10%) 这一模式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平时积累,有效地改变了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由于这种模式执行过程中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因此,该校便将N+2模式的N中的课程论文以及课程实验完成的次数、质量等计入教师的工作量,设立专门部门进行统计和监管,既调动了教师实验教学的积极性,又保障了工作的有序和规范。 3 多类型、多层次实习体系建设 (1)建立多类型媒体实践教学基地 正如前述,实践硬件设施不足是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共性问题,最近几年许多地方本科院校摸索出来的 一个有效解决途径就是建立校外媒体实习基地,和地方媒体合作办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部分解决了院校自身软、硬件的短板;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此途径也选拔和培养了其后备人才,实现了学校与媒体合作办学的共赢。同时,在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应覆盖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等多类型媒体,并有配有专门人员进行相互规范化的管理。 (2)多层次专业实习设置 各大高校对新闻学专业实习都是非常重视,且模式多样,以“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为例,其模式是从二年级本科生与一年级研究生中挑选进行专门的新闻实践训练。从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系列讲座;第二阶段是暑期实习。 因此,学校在实习时间安排应注重认识上的层次性,“初期实习”――“认知实习”――“毕业实习”三个阶段,分期分批进行专业实习。大一为“初期实习”,主要在校园媒体锻炼,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站、模拟电视台等校内媒体资源,了解新闻的基本流程;“认知实习”由第4学期后的暑期构成。学生进入正式媒体,锻炼独立采、写、编、评、播等业务能力,真实体验媒体,加深专业认知;大四设置为期半年的毕业专业实习,通过最后的综合强化训练,实现实习与就业的挂钩。 4 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必须有高素质教师才能得以保证实施。实践教学队伍方面,许多地方本科学校按照学院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构建自我“双师型”师资队伍。 首先,聘请传媒资深人士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导师,定期为学生做学术报告。由于这些业界人士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素材及经验感受,在课堂上可以新闻现场情景再现,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新闻感觉,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新闻敏感; 其次,在学生的专业实习中,实行校内教师和媒体记者的双重指导。实习期间,校内教师负责学生的理论指导,校外媒体记者则最主要负责学生的新闻采写实训; 最后,选派新闻专业的青年教师轮流到合作媒体挂职锻炼或者技术部门进行系统的技术学习,以提升教师自身新闻业务能力和技术素养。 三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测度指标是对实践教学资源、潜力和结果的综合定量衡量,由于各个院校之间差异较大,因而相关测度指标的设立成为业界的难点。 下述指标体系是在结合了前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并结合实践教学整体流程进行提炼,重点关注了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过程、实习体系、师资队伍等四大块。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本研究注意整个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关注到单个指标的独立性、动态性和代表性,力求能真实、全面、客观地衡量和评价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本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体系,详见表2。 2 评价方法 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用借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进行因子分析法比较研究,其方法原理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这是因为各指标量纲不同,在对这些指标综合集成前,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X1为标准化后的数值;X1为原始数据;X为原始数据均值;б为标准差。 其次,确定因子变量。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根据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 第三,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的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一般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 第四,计算因子值。将因子变量表示为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据此计算因子值。有了因子值,后期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不再针对原有变量,而以各因子值作为研究的基础,从而简化为对各因子变量的研究,起到降维的目的。 第五,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新办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得分。 使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因子得分,既可以进行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总体实力的比较,又可以在通过二、三级指标体系的得分发现实践教学体系中一些和问题和规律,从而有助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四 结语 新闻学专业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新办专业,其软硬件的问题一定时期内仍较难克服。一方面,我们尝试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在这一体系之上建立一套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实现二者相互配套和校正,并最终推动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研究:论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堂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摘 要:为适应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改善教学质量及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笔者结合自身从教以来在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实践中的体会,探索如何创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堂教学,以便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堂教学的现状,指出问题,提出策略,以期对专业建设、学科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堂教学;创新 由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科特点需要,课堂教学分为两大板块,其一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及教师、讲台、黑板、学生组成的课堂,现在又引入了多媒体技术,在这个模式里,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其二则是实验课堂,即通过利用各种工具和信息资源来达到学生的学习目标,在这个模式里,学生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力图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新闻传播类专业是文科教学中较早开设实验课的专业之一。本文所指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堂教学是由以上两部分组成。随着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新的时代环境、传媒环境对广播电视新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面临更大的挑战。作为培养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的第一线——课堂更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创新课堂教学的意义重大。 一、创新的需求背景分析 (一)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科特点需要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新闻教育中应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具体到课堂教学中则表现为:第一,需要改变以往传统的课堂教学理念,即以老师为主体,以灌输知识信息为主导,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第二,在教学手段上,要调动多种辅助手段。当今教育界特别重视建构主义理论对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情境是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情境是指学习者可以在其中进行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场所[1]。因此,在新闻学专业课堂教学中利用各种资料和工具创设情境是必要的。 (二)新媒体环境下媒体行业的发展要求 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后来居上,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行业发展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诉求,即需要既具备新闻业务也具备传播技术和前瞻意识的复合型人才。这不但要求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及业务有较深的认识,还要对新理论、新技术保持敏感的触觉,紧紧跟上传媒业发展的步伐。 (三)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高校更应该担负这一使命积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超前的专业观念和高水平的应用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课堂教学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截止2011年底,全国开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各级各类院校总计188所[3],严峻的毕业生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创新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堂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创造力,满足高速发展的传媒行业的需求显得特别迫切。 二、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堂教学现状 (一)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传统教学课堂 1.“学”与“术”的楚河汉界融合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主要由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三大分支构成。在长期的传统教学里,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新闻理论、史论教学如何与新闻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特点相结合是一个挑战,即“学”与“术”的楚河汉界难以融合。 2.新闻课堂教学与新闻业界的对接难。新闻是“易碎品”,时效性强,要求新闻课堂教学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而传统教学里,由于教学理念、手段、方法的局限,使得课堂教学内容更新慢,难以跟上新闻业界快速变化的特点,造成了新闻课堂教学与新闻业界的对接难。 3.新闻课堂教学内容与本校学生生源实际需要结合难。在我国,传媒的分布和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即本土特色。这点在各所开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院校制定的培养计划里都有体现,而实际的情况则不尽然。在课程体系设置、教材选用、教学理念、手段、方法上几乎雷同,培养的毕业生能力结构同质化,缺乏特色竞争力,与本土就业需求脱节,导致最后新闻专业人才的竞争演变为院校知名度的竞争。新闻课堂教学内容与本校学生生源实际需要结合难是摆在新闻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教学课堂 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在文科教学中较早开设实验课的专业之一, 实验课教学是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科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仪器设备的使用、课程设置与评价等方面处在各自为阵的草创、摸索阶段,缺乏交流沟通和制度规范,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实验课教材匮乏。实验课教材是有效开展实验教学的指南,然而,目前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教材建设对这个板块不够关注,导致了各校的实验课教学教材五花八门,一般都是任课老师自己编写各种实验教材和讲义,而这些教学资料没有经过一定的审核和评价,它直接影响了实验课的质量。 2.实验过程及仪器使用方面和新闻业界难以对接。新闻传播专业目前开设的实验课有新闻摄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新闻采访、现场报道、电脑报纸编排等。其中所需的仪器设备如照相机、摄像机、采访机、编辑机甚至卫星转播车等,如果以现有的有一定水准的广播电视媒体的设备仪器来衡量, 则高校很少有能达到如此专业要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实验过程及其仪器设备的配置难以和时下的新闻业界对接,实验课的价值受到了挑战。 三、创新的思考 针对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堂教学的现状,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对创新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堂教学做如下思考。 (一)打通新闻理论、历史、业务三大分支的关卡,实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与“术”的融合 新闻学专业的三大分支:新闻理论、历史、业务表面看来相互独立,在实际中却形成了三大专业课程群,课堂教学中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方法。目前,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课堂教学很容易陷入到只是关注基本概念、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人物、新闻历史事件和新闻经典作品的教学窠臼,一味地重“学”,使得课堂很“理论”化,而新闻业务课似乎又只是传授学生采写编播摄录的专业技能,一味地重“术”,使得课堂很“技术化”,这两种课堂似乎只能平行,也影响了社会大众对于新闻专业人才的认知。作为教学主体,应力图打通三大分支的关卡,积极去寻求三大分支的重合点,通过教研活动、听课评教等方式加强各课程群任课老师的交流,深化对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认识,实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与“术”的融合,最终解决课堂教学中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 (二)密切关注新闻业界,实现新闻课堂教学内容与新闻时事的同步对接 新闻学专业要实现零距离授课,必须要密切关注新闻业界,实现新闻课堂教学内容与新闻时事的同步对接。首先,要求学生必须关注时事新闻,通过阅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上网、手机报等多种渠道获取一周的信息,在上课时可设置5~10分钟新闻播报的环节,对学生掌握时事新闻的情况做考核;其次,作为专业课老师更要以身作则,关注时事,并选取热点新闻事件,和学生在课堂交流、评论,提升学生的新闻敏感,训练新闻思维。 (三)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打造形声并茂、生动活泼的新闻课堂 在教学中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制作多媒体课件或网络课程。例如,本专业老师制作的《广播电视概论》多媒体课件于2009年11月荣获第九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教文科组优秀奖。多媒体课件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资源,如演示案例及网络视频,这些资源丰富了新闻学专业的课堂教学。 例如,在《广播电视概论》教学中,当介绍到民生类新闻时,笔者即选取了浙江卫视《新闻深一度》栏目新近制作的“雅培奶粉喝出半截避孕套”、“老酸奶是破皮鞋做的,可能吗?”等新闻节目视频进行课堂观摩,同学们零距离地接触新闻热点事件,之后进行交流,气氛异常热烈,且观点各异,实现了新闻课堂的生动化和立体化。这一教学经验与同行们分享之后很快有了联动效应,在《优秀新闻作品选读》、《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等课程中均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从细处着眼,凸显新闻传播类专业实验教学的特点 1.组织优质师资编写出版实验课教材,实现实验课教材的规范化。根据各专业课程群的特点,组织优质师资编写并出版实验课教材,为实验课教学开展提供保障,实现实验课教材的规范化。 2.使优化和重组实验教学的内容与结构成为常态。当今的传媒行业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要培养出符合行业要求的专业人才就必须紧跟业界发展的步伐,在教学理念上即要使优化和重组实验教学的内容与结构成为常态,使学生经常能接触到本专业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具备和业界对接的能力。 (五)与当地媒体联手,实现课堂教学与新闻业界的联动 高校与地方联合办学的模式已不鲜见,新闻传播类专业具有强实践的特点,因此,与当地媒体联手,已成为该专业办学的必然选择。第一,请新闻一线的名记者、名编辑进课堂,实现课堂教学与新闻业界精英的良好互动,为学生树立活样板;第二,将新闻课堂搬到媒体里,或是在演播室,或是在编辑室,或是在新闻现场采访,真正实现零距离接触新闻现场,使学生身临其境。这种办学模式使新闻专业培养的人才更与社会实际需求接近,更能满足本土化的需求,从而根本上解决新闻课堂教学内容与本校学生生源实际需要结合难的问题。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研究: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探析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在独立学院特有的培养目标下,更加注重学重的动手能力,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独立学院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却存在偏理论教学,实践效果不理想的现状。本文对该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 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这既符合独立学院的特点,符合媒体人才市场的需求,也符合学科的特点。 虽然在观念上达成共识,普遍重视实践教学,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独立学院而言,圆满完成人才培养目标、顺利把学生推向市场,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在实践教学中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 (一)实践教学资源不足 独立学院是按民办机制运行的高校,缺少政府财政性投入,同时绝大多数独立学院尚处于起步阶段,举办方要充分考虑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因而对于硬件设备的资金投入比较慎重。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验实训需要足够的实验设备供教师进行模拟媒体教学和学生操作、训练,如演播室、照相机、录像机及非线性编辑系统等。这些设备资金投入较大,建立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动辄需要百万元的投入,因为投资的限制,很难建立起设备齐全的实验教学基地。实践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这是实践教学中的一大硬伤。 实验设备不足就直接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会偏重理论知识的讲授。有些学校虽然建立了实验室,但是因为设备数量有限,实践教学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五六个乃至十几个学生使用一套设备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专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专业教师在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专业课教师的实践能力如何,会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效果。而当前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这是实践教学中的又一障碍。 从师资上看,独立学院本专业的教师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学中文的老师转过来的,二是在媒体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高校任教,三是近些年毕业的新闻学、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中间除了第二类是真正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其它都缺乏实践经验。而从媒体转入高校的老师所占比重很小,这就导致许多教师在讲操作性的问题时都会心里没底,只能讲理论课。即便勉强承担实践课的教学任务,也很难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生在实践教学中过于被动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实践教学采取课堂教学的方式,按照课时,以班级为单位安排,实践时间固定、集中,学生必须在固定时间内完成老师安排的实训项目。此外,由于实验设备价格昂贵,多数学校的实验室采用封闭式管理,学生如果在固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实训内容,课下也不能随意使用机器。 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师设计好的实训项目,自主动手拍摄、剪辑的机会并不多,这使那些有能力、有需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拍摄的同学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对独立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出路的探索 (一)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改进实践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中,应根据办学特色和专业发展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体系中,要始终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中心,尽可能的使实践教学和社会的技术需求相结合。实践教学体系一般由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两部分构成。其中,专业实践主要包括课内实训、实验教学、采访实习、摄影摄像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具体环节,其目的是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社会实践主要包括军事训练、认识实习等主要环节,其目的是增强学生对社会的感知,同时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总之做到了专业实习不断线,实践教育不断线。除了实践环节的合理设计外,在一般课程讲授中也要始终贯穿实践教学的理念,以创新精神推动实践教学方法的更新。各专业课程的教学都必须将实验、实习放在重要的地位,除了合理安排实验课时外,还应将实践带入课堂。 (二)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扩大校内实践平台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媒介技术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对广播电视而言,媒介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培养出一线的记者、编辑,必须有先进齐全的硬件设施。 一方面要加大对于校内实验室的投资建设力度。事实证明,学校为学生提供实践实训机会的多少和优劣,直接影响到学生培养的质量。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不断扩大校内实践平台。比如利用校报、校园广播电视等机构,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依托这个平台可以构建起一个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开放的校内实习基地。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进入一个相对真实的新闻工作环境,这种学习方式便具备了很强的自主实践功能,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理念是一致的。 (三)建立实习基地,开拓校外实践平台 建立实习基地,可以将学生放到真正的媒体环境中进行锻炼,各大高校普遍的做法是与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联合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但随着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生数量的激增,传统媒体也很难容纳那么多的实习生,况且独立学院名气小,在和一本、二本院校抢占传统媒体实习基地资源时并不占优势。因此,我们除了尽可能努力的争取传统媒体作为实习基地外,还应该让思路更开阔一点,努力发展新兴媒体和相关媒体产业为实习基地。例如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公司、网站等。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多元的媒体实践经验,增加学生的就业渠道,又有利于独立学院开发新的特色专业,增加教学内容,形成新的办学特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四)鼓励学生自主实践,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独立学院的学生和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基础知识相对薄弱,但动手能力强,而且大多数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因而,在实践教学中,我们也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参与实践的自主性。 学校可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开展诸如校园DV大赛、主持人大赛等活动;还可以鼓励和指导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种比赛活动,以提高学生动手的积极性。总之,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实践积极性和创作激情,营造一个重创作、重实践的校园氛围。 另外,摄像技术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可在课后或节假日有组织地向学生开放。学生在学习完电视摄像和电视编辑与制作课程之后就可以在课外时间在所开放的实验室进行电视节目的创作,这不仅大大增加了设备的利用率,同时也为优秀电视作品和优秀人才的发掘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一来,学生从封闭式的学习环境中解脱出来,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 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有较强动手操作能力的学生,可以鼓励他们自行购买设备,组建摄影协会、影像工作室等社团组织,或者利用网络资源自行创办网络电台、新闻博客(播客)等自办媒体,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开展各项实践活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要积极鼓励这些工作室或自办媒体面向市场,承接各种影视制作工作以及广告业务。这样不仅能充分利用学生课外的活动时间,为学生创造足够的实践机会,打造宽大的实践平台,还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以后真正走向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五)引进专业媒体人员,专业教师进入媒体“轮岗” 强化实践教学的主体首先应该是教师。广播电视新闻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如果没有参加过新闻实践,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积累,是很难讲好这门课的。能不能培养既具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际动手能力,“上手快”又“有后劲”的学生,关键还是教师的水平如何。殊不知,在国外新闻传播教育界,教员通常要具备中长期的媒体从业经历。全美五大最佳新闻院校的教授,大多都有10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历。 为了建立理论和实践能力双优的专业教师队伍,一方面可以从适合广播电视新闻教学的媒体人中聘请教师,同时,也要创造机会,选派专业教师进入媒体实践。 从电台、电视台、报社或网站聘用有实践经验的专业媒体人,不仅能解决独立学院师资紧缺的问题,同时还能为学生提供最新的实践教学内容,甚至还能通过这些专业媒体人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为学生的实习、就业提供帮助。 选派专业教师进入媒体实践,旨在让媒体从业经验不足的新闻专业教师,在新闻第一线增强新闻业务的动手能力,感受媒体的竞争态势,从而改进和提高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质量。 (六)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估机制 评估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改进实践教学、保证实践教学规范化和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步骤。以往的专业实习主要是通过指导教师总结、学生座谈会等形式对实践教学进行评估,制度化程度和有效性不高。除对每一次专业实习进行效果评估外,必须建立对整个实践教学模式的评估标准体系和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建设存在不足的指标,完善实践教学模式。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政法与传媒系)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研究: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新形势下,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生面临着传统电视媒介的更新换代,广播电视整体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高校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应根据当前这些变化不断调整其教学,使教学更加适应变化了的广播电视媒体。本文分析了高校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改革的必然性,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建议。 【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课程改革 专业特色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同时,广大的新闻单位也表示,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与用人单位期望的差距较大,学生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一 广播电视新闻教学专业改革的必然性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满足学生的个体发展,从短期来看,学生的个体发展就是要让学生具备与社会工作要求相符的能力,使学生具备本科教育应有的素质,具有其他专业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从长远来看,应该让学生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专业领域持续不断的学习能力,在本领域能够做出突出贡献,不断推动我国的新闻事业迈上新台阶。 除了学生自身的发展要求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进行改革以更加适应不断发展的新闻事业外,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也要求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培养国际化的新闻传播人才。新闻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满足学生个体的需要,更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中国的传媒正在向“三网融合”的产业模式发展,广播电视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更深的层次,2013年以后,广播电视和电信互相进入了对方领域,未来的传媒之争将更加激烈,且竞争将主要来自广电系统外部,广电系统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步伐愈来愈快,急剧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必然要根据这些变化改变人才培养方式,更新教育理念。 二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改革方向 1.调整课程结构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不但要学习传统新闻学的专业知识,更要体现现代传播学的潮流。根据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需要,该专业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专业的传播学素养。目前,各大高校课程结构主要集中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专业课程上,而且理论性较强,实践环节较少,虽然人才培养目标是要求学生能够在传媒机构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编排、拍摄、制作等工作,但实际上学生毕业之后能够真正上手工作的非常少,课程所学不能应用于实践一直是阻碍学生发展的难题。因此,调整后的课程结构除了要夯实专业素养外,对于辅助实际工作的课程也不能忽视。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课程需要得到重视,(1)写作课程,写作是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目前广播电视新闻学开设的写作课程主要有基础写作、新闻写作、评论写作等,笔者认为还要加大这方面的课程比例,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2)外语能力,新闻传播的全球化要求本专业毕业生要具备较强的外语素养,在设置普通大学外语课程之外,还应适当增加传媒专业的外语课程,全面锻炼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能力,这对研究国外传播的趋势以及研究国外各类新闻节目大有裨益,首先要听懂,其次才能谈研究。(3)影视精品赏析课程,要积极引导学生欣赏不同类型的影视节目,掌握传播学的普遍规律,如国外的新闻与专题制作,纪录片甚至电影、电视剧、传播范围广的精品都可以作为教材,可以逐格逐帧地对影视作品进行研读和分析。 2.根据传媒发展的趋势,开展媒介融合的教学尝试,培养一专多能的新闻人才 一专是指“新闻”专业素质,“多能”是指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广播电视新闻已经进入了一个受众逐渐细化的时代,日后的传播分众化趋势将逐步加大,频道也趋于专业化。因此,新闻人才除了要掌握基本的新闻传播业务能力外,还要根据分众化的趋势培养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能力,为竞争就业增加筹码,只有能够迅速融入专业化媒体传播领域的人才才能在分众化的媒体趋势中占据主动。其实,媒介教学的融合尝试在国外新闻传播学中早已经有实践。例如,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已经在本科阶段开设了媒介融合的教学,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该专业教授的课程除了有传统的传播学包括的新闻写作和传播理论等基础课程,还开设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传播技能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媒介融合专业的毕业生要比单纯接受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学生更具有竞争力,能够更加适应新时代媒体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课程设置将实用、立体培养作为目标,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不断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让学生习惯高强度的新闻采访工作,并对新闻以及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安排学生到一些主流媒体进行长期实习,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专业素养,磨炼自身。学校委托实习单位对学生进行岗位培训,让学生在一线工作中弥补书本学习的不足。虽说地方高校可能没有中国传媒大学技能训练平台的优势,但笔者了解到很多地方高校也在依托地方资源为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搭建平台,如与省、市、县级电视台、各层次报社、影视制作公司等进行合作。平台虽有,但对广播电视新闻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模式、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兴趣?如何夯实学生的理论知识?如何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都需要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结合具体情况思考、改进。再则,这种融合教学要求广播电视新闻教育工作者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本专业,新闻传播事业实际上是一项人与人沟通的事业,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智慧,只有具备“融合性”的人才才能不断促进传媒事业的变化。 3.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改革方向必须牢牢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向 诚然,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和研究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中国对于新闻和传播的研究要想超越西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西方多年来累积的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经验以及发达的传媒事业都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借鉴。我们在学习时一定要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和政治制度下的广电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是有本质区别的,新闻教育事业应该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的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国家的发展服务为广电新闻事业的目标,为中国的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培养更多的理想坚定、素质过硬、敢闯敢干的年轻队伍,这才是高校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研究:对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模式的思考 21世纪以来,各种新闻技术日新月异,数字新媒体得到广泛使用,这些都改变着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并以其广泛的影响力和顽强的渗透力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加重了,而为社会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的各大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那些问题,这是本文的主题。 一、概况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存储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的传播在形态、内容、传播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与传统媒介既相互交叉又相互融合的态势,这使新闻工作者的从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期新闻传媒界需要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新型传媒人才,而不再是某种单一的人才。 且看市面上广为使用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类移动媒介终端,它们的出现推动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不同于以往的是,现在新兴的一切媒体都被通过各种应用软件整合到一个媒介终端上,移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的生产和传送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与信息传输的同步化。尤其是现在人手一台智能手机与平板,民众随时随地就能掌握大量新闻素材,这是传统媒介所不能比的。在这种情形下,公民新闻与公民记者大量出现,新一代人的媒介和媒介使用习惯转变……面对这些新的情况,那些以往建立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几大主流媒体上的新闻传播规则正在受到挑战。现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讲授已经陷入一种困境:原有的大众传播理论明显过时了,但是新的关于网络传播的理论却还没有形成,只有现象的讲解,而且讲解性的描述也是过时的,因为赶不上传播科技发展的步伐,新闻传播教育不能再以媒介形态来划分了。现在所有媒体的本质都是数字媒体,媒介形态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所有的这一切,都迫切需要新闻教育对此做出迅速准确地回应,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必须根据媒介大势和市场环境对教学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应变。 二、对教学的构想 理论与实践两手抓。目前各大高校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主要存在两种专业建设模式,一种是以校内中文专业主要师资为依托建立的专业,另一种是以地方媒体业务精英为依托而开设的专业。这两种模式导致了高校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在教学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误区。在第一种专业建设模式中,其主要师资来源是高校中文专业的自有师资。大多数教师没有传媒专业背景和实践经历,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这种认知倾向导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实践 课时的严重缩水,从而造成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严重后果。在第二种专业建设模式中,在地方传媒精英组成的专业师资引导下,学生被引入到大量的专业技能操作学习中,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但其直接后果是学生缺乏深厚的理论积淀,缺少理论创新,表现出上手快、但是后期发展缺乏理论支撑的倾向。这两种认知误区都受专业师资来源的影响,这两种模式培养的学生都不具备理想的理论知识与技能结构。 完善课程结构体系。 据学者调查称,美国新闻传播学院在课程设置中本专业课程占1/3,人文科学课程占2/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早在2005年就开始尝试性地采用跨学科的方式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成效显著。这说明掌握多方面知识、培养人文素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目前,国内一些知名的新闻院系也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加强与文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通过联合培养、融合交流使学生在校期间就大多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基础。目前,地方教学型高校广电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有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素质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五大块组成,其中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基础课、素质选修课组成了“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组成了“专业课程”。 目前来看,课程体系比例总体上是合理的,“公共基础课程”所占比例达到40%左右,体现了广电专业一贯的注重人文素养和专业技能并重的办学指导思想。应当说,注重通识教学,拓宽学科背景是目前媒介融合时代广电教学的一个总体趋势。媒介融合需要跨学科培养人才,和文学的交叉不失为一种跨学科的方式,将来还可以考虑开设像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哲学等学科的主干优秀课程,进一步拓宽并丰富广电专业的基础知识,培养人文素养,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达到精一门通数门的地步。 在课程内容安排上,首先不能仅仅局限于广播电视两个媒介的范围,要更加重视新媒体课程的开设,增加网络类课程、文化创意类课程、营销广告类课程的开设。在新闻学、传播学等概论型课程中要增加微博、社交媒体、移动新媒体等最新媒介形态传播现象、特点与规律的章节;其次,要开设融合新闻学课程,培养学生在不同的媒体环境中具备跨媒体的操作能力和基本技能;再次,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民主与公平意识、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进行正确的孕育和引导,在日常教学中注意对学生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意识的熏陶。 完善广电专业的实践教学。首先,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进行融合性的实验项目设计。在实验项目设计中,训练学生们学习和整合不同的技能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媒体产品或项目。此外,可通过全媒体资源库汇集素材稿件(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漫、表格),训练学生对电子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分散的媒体信息资源进行搜集、采集、抓取、提炼与处理,实现对全媒体信息资源的集成与共享,利用现有资源整合制作节目,进行二次创作,在业务流程上做到与数字报纸的加工、制作、排版流程衔接,与互联网新闻的加工、制作、管理流程衔接。其次,创办由广电教师把关、广电学生主办的实验网站。网络是非常好的媒介融合平台,是性价比最高的广电专业实践平台。第三,创办以广电专业学生为主导的广电文化周。在广电文化周内,学生分组策划和组织相关诸如记者节和影像艺术节之类的主题活动和子类活动。一方面广电文化周要体现鲜明的专业指向性,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尽量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接,通过活动展示专业技能与风采,强化专业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活动要实现广电专业学生全员参与,培养广电学生的创意、组织、策划、执行的能力,训练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人文与传媒系)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学研究: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传播学课程教学的思考 摘要 传播学理论是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理论基础课,它为进一步全面、深入学习和掌握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其它课程奠定理论基础。传播学教学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丰富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以及培养学生质疑、思考问题的能力,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优秀,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媒介的变化发展,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前沿,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努力探求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传播学规律。网络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多媒体化以及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等网络媒体的许多打破传统媒体的新的传播特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改变着传播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传播学教学应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树立新观念、赋予新内涵、整合新架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吸收与借鉴的层次上。譬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媒介是否依然适用?为什么?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排斥?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媒介的使用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如何产生?网络等新媒介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诸多问题需要传播学教学过程中提出或者质疑。传播学教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相应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批判的意识,客观的判断,并学会系统的分析。 总之。传播学是专门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并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思考媒介信息传播现象,指导各种媒介信息传播实践。传播学教学效果的保证,需要教师多费心思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以及与时俱进的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材生教学状况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优秀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专业硕士生培养的新闻传播学论文 1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作用 1.1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2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3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9]。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11]。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3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强化专业硕士生在实验室的操作技能并不是轻视理论,更不是不要理论,恰恰相反,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制作出有品位、上档次的传媒作品,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真正能解决传媒业界的一两个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离开了厚实的理论支撑,任何传媒作品都会流于空泛和媚俗,或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经不起实践和大众的检验,因而理论教学是前提,是基础。专业硕士生的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并掌握学术前沿动态,以期学以致用,在实践上发挥效能。 作者:杜莹杨磊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英语教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1.延展知识范畴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对英语教材进行讲解时,也要对相关的文化习俗、习语典故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大学英语教材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能够提高受传者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受传者的知识储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认识,并将其知识进行延伸,使传播内容涉及范围变广,涉及题材增多,对受传者与传播者而言,这种情况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要让学生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且还要对课本的内容以及课时进行适当的增加,从而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以教材《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为例,对ExtremeSports(极限运动)进行讲解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讲解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极限运动,世界上最为出名的极限运动员,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法国跑酷运动Parkour,并且向学生讲解这种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这项运动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训练场地、屋顶、围墙、灯都可以成为跑酷运动员攀爬的对象。在对学生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对极限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进行相关讨论。再比如说,《大学英语》第四册中有一篇是关于Wedding(婚礼)的课文,在本篇课文中对美国人的婚礼进行了相关讨论,并且用“旧、新、借、蓝”四个字进行概括。其中,“旧”指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头上所佩戴的白纱必须是母亲所用过的旧纱,以此表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新”指新娘的白色礼服是新买的,在表达纯洁的同时,也预示着新娘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借”指新娘手中所拿的手帕必须是从女性朋友家中借来的,以此表达朋友之间的友情;“蓝”指新娘肩上所披的绸缎必须是蓝色的,以此表达对爱人以及爱情的忠诚。根据上文相关范例,可以将传播内容进行范围化,不论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文中的跑酷运动、美国婚礼,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而言,都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该类传播内容在涉及新闻、媒介、传播学理论下,都展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除此之外,这种知识的延伸及扩充可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并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充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成绩。 2.完善传播媒介 在我国传统英语教学之中,教师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会利用声音、形体及语言进行讲解,这种讲解方式过于单调,无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以教材为基础,对学生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僵化。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课堂之上,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才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教学方式,是集文本、图画、视频以及音频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促进了立体教学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效率。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将计算机技术与传播内容进行结合,将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并在日益发展中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改革,并在结合诸多新闻媒介的影响下,提高其影响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借助相应的直观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充分、生动地展示,与此同时,该教学方式还能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到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以及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风情以及民俗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3.改进传播情景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一言堂”模式往往忽略课堂氛围的构建,在整个教学传播之中,生动愉快的课堂氛围必然会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自信,产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这种传播模式可以通过群体暗示以及自我暗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从而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英国,英语课堂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学生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然而教师并不提供所谓标准答案,而是利用思维启迪的方式启发学生内在的潜质。这种民主的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性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英国相关人员指出,只有营造比较宽松的课堂气氛,才能使学生的心情得到放松,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加强对传播情景的改进,使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传播学理念,将传播学本质特点、发展原则与传播情景进行结合,使传播情景在符合传播者、受教者的发展现状与适应能力中,从根本上带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能够在融合传播学理论中得到有效发展。 4.规范传播策略 所谓的文化便是“以文教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出国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文化的认可便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便是对本民族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认可,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教者是传播策略的主要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策略,才能使传播内容得到有效传播。另外,在传播学中,各种具有影响因素的条件都是提高传播策略的重要保证,将传播策略与传播条件进行有机结合,并使其在符合受教者与传播者的传播习惯中,改变传播策略,符合社会发展与传播理念。另外,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方式有所不同,需跟随传播者的视角,体现出受教者的需求,尊重文化习俗,增进相互了解,避免产生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是不同的,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真正掌握语言,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龚韶华单位:呼伦贝尔学院公共外语学院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硕士生培养下的新闻传播学论文 1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作用 1.1为专业硕士生的“实践性”要求提供了平台实验室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生的重要性,是由其培养目标决定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强调“理论性”,重点培养其认识世界、探究规律的能力,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培养教学、科研的理论研究人才;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强调“实践性”、“应用性”,重点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新闻传播媒体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这样,仅仅有高深的理论教学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的现代化的实验室才能满足培养目标的实践性要求。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动手操作的环境和平台,专业型研究生可以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拍摄和剪辑、网页的编辑与制作、平面与视频广告的设计与制作等。 1.2完善实习机制,弥补媒体实习资源的紧缺状况专业型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一名校内的理论型导师,一名校外媒体实际部门的实践型导师。校外实践型导师大多是资深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虽然其在本单位人脉广泛、“控制力”较强,能够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供实习机会,但媒体的容纳量毕竟有限,再加上权威媒体“喉舌”的“特别重要性”,实习学生也只是看得多,做得少,很少能真正上手,对实习岗位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学生实习回来后多有一知半解之感。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可以“模拟”并“重现”媒体工作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消化实习中的问题,化解困惑,弥补媒体实习的不足。 1.3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4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5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3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强化专业硕士生在实验室的操作技能并不是轻视理论,更不是不要理论,恰恰相反,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制作出有品位、上档次的传媒作品,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真正能解决传媒业界的一两个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离开了厚实的理论支撑,任何传媒作品都会流于空泛和媚俗,或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经不起实践和大众的检验,因而理论教学是前提,是基础。专业硕士生的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并掌握学术前沿动态,以期学以致用,在实践上发挥效能。 作者:杜莹杨磊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剖析我国当前新闻传播学内容论文 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话题,或由新闻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热映之后引发。这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前两年的热点,在2005年继续得到关注。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本文通过翻阅2005年国内较重要的10余种新闻传播学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归纳了这年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以期能对过去一年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优秀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优秀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当下院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形式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超级秘书网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中博弈论方法的实践意义论文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优秀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优秀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的媒介研究论文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教育的普及开辟了先河,并且使得15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789年10月,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至19世纪初期,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并凭借此次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此后,“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女性主义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透视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刷新各个领域。在当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 二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在我国大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中国,但二者的“联姻”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收集到的国内有关女性的传播研究文章共19篇,等于1986至1994年之和;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推出一期“女性与媒体”专辑。1996年,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和分析大众传媒。 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杂志、报纸、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 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年至2001年间的研究成果。 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 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主要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反映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有时甚至相当严重。超级秘书网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这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 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问题是,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四结语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促进女性的发展,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国内外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论文 摘要: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阐述了英语新闻传播学的历史沿革,研究探讨了英语新闻传播学教学现状与特点,以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视角终身教育思想论文 一、终身教育思想基本概述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已迈入新闻传媒时代,在该时代中,新闻传媒作为最具典范性与代表性的媒介体系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我国新闻媒介的有效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终身教育思想而言,早在几千年便成为了人们的启蒙思想。其中,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教育者之一,他所提出的“有教无类”从本质上反映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并且在《论语•为证》中,孔子将自己一生的教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外,控制在《论语•述而》中也制定了教学大纲,并对弟子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总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庄子也明确指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并且所提出的“吾生有涯,学海无涯”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在传媒时代的发展中,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非常重视,从西方推崇的平等自由到东方坚持的矜持柔和,都能够将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见展现。从西方知名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言论中可以了解到,人只有接受终身教育思想日后才能成就,而这种思想的接受往往需要从儿童抓起。由于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受众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而新闻传媒的出现,促使受众变成了媒介受众,各种新闻内容、新闻理念以及新闻媒介的发展,从根本上将这一局面打破。在今天,在以新闻传媒为主的时代中,每一位受众均成为了传媒社会中的主要人物。除此之外,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受众往往会在几岁便开始接受教育,并且形成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基本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新闻传播对终身教育的作用 所谓的终身教育思想是在积极适应社会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学习的一个过程。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新闻媒介将终身教育思想中的受众、思想与新闻融为一体,促使三者之间形成了统一、协调的发展关系。除此之外,在受到受众因素的影响中,新闻传播的特点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教育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从家庭到工作,从社会到朋友。近几年,在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与进步中,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逐渐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特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分析,新闻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展现社会事务的关键。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作为最为基础的内容,对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进步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近几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新闻传媒得到了有效进步,人们获取终身教育思想的途径得到扩大。与此同时,在人们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中,各种类型的媒介产品出现在人们身边,以新闻传媒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下,人们能够将新闻传媒的特点与教育模式进行融合,在将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之余,也从根本上适应了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与发展变化,这种情况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媒介传播模式的。除此之外,新闻传媒如今已经成为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对终身思想理论的传播与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开始,媒介产品、媒介思想、媒介传播的渠道便已经成为了终身思想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上个世纪新闻媒介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但是在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新闻传媒、新闻媒介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与依靠。在1970年,朗格朗所创作的《终身教育引论》成为了终身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其中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基础是以人文理念为主,在通过新闻媒介的角度中实现受众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与思考,这对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朗格朗还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下,各种宗教信仰与职业交往会受到挑战,而这一系列挑战会从本质上改变人们的命运。其中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快速增长、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生存模式发生改变等,在传播学理论中,“沉默的螺旋”在进一步将新闻传播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进一步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总结,近几年,在新闻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受到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上,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均会促进终身教育的创新发展,这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而言起到了媒介保障。 三、利用新闻传媒推广终身教育思想 积极利用新闻传媒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从本质上而言,新闻传播学能够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利用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宣传。其中,在传播学角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新闻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新闻的传播也逐渐成为了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主要模式。其中,新闻传媒自身所具备的传播途径非常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闻媒介产品,新闻媒介产品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新闻传媒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且能够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宣传。比如,近几年在广大受众中比较流行的微博、微信、QQ,均是终身教育思想传播的主要渠道,此外,各种类型的新闻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受众对教育的认识,促使受众在获取终身教育思想上更加方便、快捷、及时。因此,利用新闻传媒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能够将终身思想学习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宣传效果。加强新闻传媒的建设,实现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新闻传媒是社会发生发展衍生物,在新闻传媒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导致新闻传媒自身的信息具备一定的虚假性,因此,需要加强对新闻传媒的认识,利用法律法规促使新闻传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受众通过新闻传媒能够对终身教育理念有所认识,并且能够积极展开学习。此外,在积极建设新闻传媒自身特征之余,能够将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在兼顾过去教育发展体系的同时,新闻传媒能够面向未来,推动终身教育思想照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只有如此,才能完善终身教育思想体系,才能将终身教育思想推广到全球各地,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完美。从整体角度分析,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教育理念,且具备丰富性、事件性与成就性。终身教育思想贯穿与人的一生,并且是全球人类的主要教育。在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中,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将教育技能进行整合发展,使其具备系统化、稳定化、全面化。此外,为从根本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将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根据教育实际状况,掌握人们教育发展现状,融入新闻传媒发展特征,从而实现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 作者:惠梓 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平民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的平民化走向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在参与传播过程中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受传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优秀,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优秀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平民化诉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是体现人文意识,满足百姓的多样化需求。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媒体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重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新闻传播学增强人文意识,既是广播媒体追求高起点高品位的需要,也为寻求广大听众更多的认同所必需。 人文意识突出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但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本身,而且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2]。新闻传播学在内容上应突破就事论事式的报道,而把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向人文化和理性层面提升。从近年的广播实践来看,广播人在努力探寻新的表达形式,在报道角度、报道体裁、写作手法上不断求新、创新、出新,强力活化报道风格。新闻传播学更多采用纪实性、目击性的新闻手法,大量运用口播报道、现场报道、录音报道、现场直播等,写出来的东西更易于百姓去体验,给听众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许多报道采用的那些富有时代事物特征的语言和富有人物个性的语言,使报道更生动、更新鲜、更简洁,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来兴起的新闻主播用个性化的语言“说”新闻,与播音员照着稿子“念”新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平等、平易、轻松的方式,使新闻传播学更加贴近普通百姓,更为可亲可爱,也更能为听众所接受。 当今社会新闻平民化已成为我国各媒体发展的潮流。而媒体之间的竞争又是格外激烈和残酷,在这样的前提下,新闻报道的平民化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媒体竞争的实质其实就是新闻媒体对受众的争夺。虽然各自的条件不同,然而却都不约而同地步入新闻报道平民化的道路中来,这就证明了“平民化”道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3]。传统的广播媒体新闻节目的优势,大多是利用媒体平台来表达一种霸权话语客气话,其深度和广度缺乏观众分享。新闻传播学的平民化,主要是新闻媒体的视角的转变,记者必须摆脱专业优势、改变思维方式,自觉关注平民百姓,关注公众生活,注意受众喜欢某些广播产品所表现的精神,充分利用声音媒体报道具有的平等、极其丰富的激情和运动特性的渗透,增强广播节目收听率,创造随和、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广播节目。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媒介化社会与新闻传播学论文 媒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手机、电脑、电视这三块显示屏占据了现代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大大小小的屏幕成了人们观察、了解、认识世界的窗口。便利的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它在培养人们信息依赖习惯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意见形成机制,并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变革。媒介化社会是对这种改变的概括。这种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媒介化社会的问题。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性隐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文做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优秀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在新媒体研究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作者:张鹏杰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疆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1、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性 从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和整体趋势上来看,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颁布和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社会对学科、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2013年6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教高〔2013〕7号)。教育部、决定联合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要求相关高校不断深化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要求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提高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因此这将对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2、新疆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由于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疆的教育文化事业与内地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在新疆起步较晚,相关的探讨和科研论文较少。然而,新疆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中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新闻传播类人才,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需求在不断地提高,促使疆内个别高校从单一的新闻学专业发展到各个高校都开设了新闻传媒的相关专业。此外,由于疆外人才流入新疆的少,促使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要自给自足,2012年国家学科分类整改后新疆高校陆续开设了新专业,为新疆人才培养和储备提供条件,促使新疆传媒人才的全面发展。 3、学生学习方式变化的需要 在素质教育的指引下,学校加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网络化发展的基础上,学生的学习方式较以前的专业而言有了较大的变化,学生知识来源的多样化促使教师教学方法的变化,新闻传播学专业侧重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改进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各种实践的机会,在新闻传播学专业中实践教学既包括了教学大纲任务中的实验、实训、课程设计、课程论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还包括学生社团、各类培训、考证考级、自主实践、学科竞赛与科技活动、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在以上提到的大量实践教学中,除了课堂上的实验、实训等教学任务是可以被学校或相关机构量化的之外,本专业大量需要教师跟进的课外实践环节是不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新的教与学的关系对实践课教师提出了要求。 二、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发展现状 1、新闻传播学专业师资力量薄弱 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专职教师中,青年教师比例大,职称低。专业的实践教学和管理人员均是兼职的,也没有参加过实践教学方面的系统进修。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管理体制、实践课程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往往忽略了教师能力培养在改革过程中的得与失,提升教师实践教学的能力,使其能及时发现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丰富实践教学的内涵,从而提升教学效果。由于专业发展需要,教师的教学任务相对较重,加之学校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成本较高,知识更新相对较慢,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同时,如何提升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学校实践教学环境情况 近年来,在办学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学院设法筹措资金,先后投入近300万元用于购买专业仪器设备,同时,组织力量积极申报自治区及部级的实验室建设项目。由本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0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2013年底,专业装备总值660多万,为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学院还加强了与本地媒体的沟通与合作。2006年以来,先后与伊犁州、农四师、伊宁市的7家媒体以及霍城县广电局、霍尔果斯广电局等9家县级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这21家媒体均为本专业实习基地,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这一平台的搭建,为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使这一专业人才的培养比较能适应本地媒体的实际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扩大了该专业的社会影响,加强了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 三、提高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路径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活动的两个侧面,也是许多高校教学活动周期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环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要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目前高校培养的本科人才和专科人才,主要是应用型人才,作为适应新时期高校教育需求的实践教学的教师,尤其要注意自身能力的培养。 1、加强对青年教师培养的组织保障 在大学教育中,不同学校应根据自身发展,对教师有不同的培养要求,教学型教师、教学科研型教师、科研型教师,同一学校对不同类型的青年教师应有不同的培养方法。我国高校普遍比较重视教师的学历教育,国家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评定以教师学历比例为主要标准之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历教育也以理论教育为主,缺乏对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学院这一专业实践教学的教师除了学历教育和自我提升之外,鲜有机会参与进修培训,而实践教学的信息更新较快,因此国家应该将学历提高与进修培训相结合,提供一些专业的培训机会;再者,由于一些实践教学得不到政策保障致使一些年轻教师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愿意选择实践性课程,多选择理论课,作为考核实践课教师的条件,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将教师实践教学工作的成绩考虑其中,特别是在教师晋升职称、年终考核、评优工作等方面提供保障。 2、健全青年教师实践教学的交流平台 新疆传媒人才较为缺乏,因此教学实习基地平台搭建较快,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参与实践教学的青年教师与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缺乏及时的沟通,致使一些实践教学信息落后。教育实习平台在满足学生实习的同时,应该也是学校与实习单位搭建的交流平台。其次,学校地处偏远,是伊犁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与外界的交流相对封闭,师生外出成本较高,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多创造和提供一些交流平台和机会,并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从而提高师生创作的积极性。 3、构建激励性的教师评估体系 由于大学里存在不同类型的教师,针对所教授实践课程的手段不同,评价体系应有一定的变化。针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步伐,青年教师考核的标准也应不断变化。学校教务处针对新闻传播专业的相关评估体系也多是借用数理化等理科评估体系,缺乏科学的专业评估体系。这一专业在实践教学中,除了实验课程教学、寒暑假见习、专业实习三级实践教学体系外,增加了课外创作环节。学生自主创作的作品可以通过一些实践平台得以展示,但教师的指导工作并未得到认可,也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致使教师的积极性不高。要通过制定一定的奖励、鼓励政策提高教师的积极性,教师积极性与学生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实现教学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实现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近年来,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克服自身在地理位置、办学历史、教学设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师资水平仍是制约专业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之一,切实加强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完善实践性教学体系,从而提升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培养目标立足本地区实际,培养本地区适用的实用新型专门人才。 作者:陈永红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专业论文:思政教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思政教育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1.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经济理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不仅对企业实行经营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党报也实行按照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独立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进入90年代,报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市场中颇具实力的集团。在市场竞争背景下,大众传媒为了提高自身的收视率,得到观众的喜爱,很多时候会打破社会的底线,在伦理的边界上做文章,形成了一系列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像性感播报、美女主持等,这种对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展示,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并且刺激了观众原始的欲望,从而形成感官上的刺激以及窥私心理。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渐渐模糊自己的初衷,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职责。传播性极强的传媒市场,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思维。在形成逐利型人格的同时,肩上的社会责任也被消磨干净。因此,大学教育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大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大众传播下,学会自我思考。 2.主流价值观下传播的弱化 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时期,这段时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大众的神经系统也被触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像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大众传媒得到了经济利益,并且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大众传媒要对此问题进行大力的传播与调查。但是,现如今我国的传媒环境比较宽松,很多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出现边炒作边炫耀的局面,这种没有经过舆论引导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会使大学生无法及时辨别不良事件,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3.大众文化之中的解构传播 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被引入到我国,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渐渐被人熟知。之后在21世纪,我国的大众文化才得到了发展。要知道,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能够遵循社会逻辑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不仅追求商业利润,并且还追求物质消费,从市场与广告商的角度而言,大众文化在淹没大众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迎合大众趣味的泛文化。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在遵循文化的原则之上,对文化进行复制,从而形成断裂的、平面的文化碎片,这种文化碎片与当代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意义相融合。在20世纪60年,法兰克福学派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总结出其主要的总体特征。就目前而言,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大众文化形成了上层建筑的次生意识形态,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对社会中的价值建构,大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学生的批判意识比较薄弱,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往往深陷其中,因此,要想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就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使思政教育在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二、思政教育的新闻传播学方法 大学思政教育受到了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等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思政教育的发展,那么就要在研究大众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众传播影响思政教育的诸多因素。 1.借助权威手段对信息进行传播 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三种态度,分别为全部接受、部分接受、不接受。对于信息内容的不同,受众的三种态度也会随之变化,从传播学理论来看,通过对受众可信度的了解以及读信息真假的判断,可以知道受众所持态度。受众对信息源的可信性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的,一种是传播者的信誉,一种是专业的权威性。传播者的信誉是指传播者是否具备客观、诚实的品质,而专业的权威性则是指传播者对自己传播的信息是否具备发言权。大学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人际传播宣传与传播的过程,而传播者的可信度,对大学思政而言,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者还是教育体系中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对大学思政而言,则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利用科学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大众传播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一面提示,一种是两面提示,这两种传播方式对大学思政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提示在把对方的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对方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并表明了自身的观点与意见。一面提示容易使对象产生抵抗的心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对象进行说服,但是,这种传播方式比较适合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对象。而两面提示则是在对对方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提出了自身的观点,这种传播方式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受众的理解程度较低,对传播的分寸掌握不准确,那么,容易形成反差,甚至形成对方宣传的局面。但是,两面提示的优点很多,不仅可以为传播对象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消除对方的反感以外,还对反宣传具有免疫的作用,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只能适合传播水平比较高的对象,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对大学生也要进行分类,对于思想单纯、年级较低的学生而言,需要采用一面提示的传播方式,而对于思维活跃、年级较高的学生而言,就适合采用两面提示的传播方式。 3.正确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的概念是由传播理论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拉扎斯菲尔德作为意见领袖的提出者,在整个的传播范围内,拉扎斯菲尔德不仅为他人传播信息,并且还传播自己的意见,成为人际传播史上著名的人物。在大学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人际传播史非常重要。因此,教育者要擅于发现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学生,对此进行培养,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被充当意见领袖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因此,不会形成组织行为,也不会被灌输宣传色彩。在整个的思政教育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可以引用其他理论基础,比如社会心理学理论。 三、结语 思政教育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在被引入到大学生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发展,就要利用新闻传播学的方式,切合实际的进行传播,才能真正使大学思政教育有长远发展。 作者:李礼 梁茜茜 单位:广西科技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论文:英语教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1.延展知识范畴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对英语教材进行讲解时,也要对相关的文化习俗、习语典故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大学英语教材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能够提高受传者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受传者的知识储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认识,并将其知识进行延伸,使传播内容涉及范围变广,涉及题材增多,对受传者与传播者而言,这种情况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要让学生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且还要对课本的内容以及课时进行适当的增加,从而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以教材《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为例,对ExtremeSports(极限运动)进行讲解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讲解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极限运动,世界上最为出名的极限运动员,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法国跑酷运动Parkour,并且向学生讲解这种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这项运动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训练场地、屋顶、围墙、灯都可以成为跑酷运动员攀爬的对象。在对学生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对极限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进行相关讨论。再比如说,《大学英语》第四册中有一篇是关于Wedding(婚礼)的课文,在本篇课文中对美国人的婚礼进行了相关讨论,并且用“旧、新、借、蓝”四个字进行概括。其中,“旧”指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头上所佩戴的白纱必须是母亲所用过的旧纱,以此表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新”指新娘的白色礼服是新买的,在表达纯洁的同时,也预示着新娘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借”指新娘手中所拿的手帕必须是从女性朋友家中借来的,以此表达朋友之间的友情;“蓝”指新娘肩上所披的绸缎必须是蓝色的,以此表达对爱人以及爱情的忠诚。根据上文相关范例,可以将传播内容进行范围化,不论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文中的跑酷运动、美国婚礼,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而言,都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该类传播内容在涉及新闻、媒介、传播学理论下,都展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除此之外,这种知识的延伸及扩充可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并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充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成绩。 2.完善传播媒介 在我国传统英语教学之中,教师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会利用声音、形体及语言进行讲解,这种讲解方式过于单调,无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以教材为基础,对学生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僵化。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课堂之上,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才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教学方式,是集文本、图画、视频以及音频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促进了立体教学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效率。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将计算机技术与传播内容进行结合,将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并在日益发展中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改革,并在结合诸多新闻媒介的影响下,提高其影响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借助相应的直观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充分、生动地展示,与此同时,该教学方式还能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到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以及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风情以及民俗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3.改进传播情景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一言堂”模式往往忽略课堂氛围的构建,在整个教学传播之中,生动愉快的课堂氛围必然会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自信,产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这种传播模式可以通过群体暗示以及自我暗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从而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英国,英语课堂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学生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然而教师并不提供所谓标准答案,而是利用思维启迪的方式启发学生内在的潜质。这种民主的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性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英国相关人员指出,只有营造比较宽松的课堂气氛,才能使学生的心情得到放松,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加强对传播情景的改进,使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传播学理念,将传播学本质特点、发展原则与传播情景进行结合,使传播情景在符合传播者、受教者的发展现状与适应能力中,从根本上带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能够在融合传播学理论中得到有效发展。 4.规范传播策略 所谓的文化便是“以文教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出国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文化的认可便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便是对本民族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认可,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教者是传播策略的主要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策略,才能使传播内容得到有效传播。另外,在传播学中,各种具有影响因素的条件都是提高传播策略的重要保证,将传播策略与传播条件进行有机结合,并使其在符合受教者与传播者的传播习惯中,改变传播策略,符合社会发展与传播理念。另外,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方式有所不同,需跟随传播者的视角,体现出受教者的需求,尊重文化习俗,增进相互了解,避免产生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是不同的,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真正掌握语言,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龚韶华单位:呼伦贝尔学院公共外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硕士生培养下的新闻传播学论文 1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作用 1.1为专业硕士生的“实践性”要求提供了平台实验室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生的重要性,是由其培养目标决定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强调“理论性”,重点培养其认识世界、探究规律的能力,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培养教学、科研的理论研究人才;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强调“实践性”、“应用性”,重点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新闻传播媒体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这样,仅仅有高深的理论教学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的现代化的实验室才能满足培养目标的实践性要求。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动手操作的环境和平台,专业型研究生可以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拍摄和剪辑、网页的编辑与制作、平面与视频广告的设计与制作等。 1.2完善实习机制,弥补媒体实习资源的紧缺状况专业型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一名校内的理论型导师,一名校外媒体实际部门的实践型导师。校外实践型导师大多是资深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虽然其在本单位人脉广泛、“控制力”较强,能够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供实习机会,但媒体的容纳量毕竟有限,再加上权威媒体“喉舌”的“特别重要性”,实习学生也只是看得多,做得少,很少能真正上手,对实习岗位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学生实习回来后多有一知半解之感。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可以“模拟”并“重现”媒体工作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消化实习中的问题,化解困惑,弥补媒体实习的不足。 1.3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4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5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3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强化专业硕士生在实验室的操作技能并不是轻视理论,更不是不要理论,恰恰相反,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制作出有品位、上档次的传媒作品,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真正能解决传媒业界的一两个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离开了厚实的理论支撑,任何传媒作品都会流于空泛和媚俗,或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经不起实践和大众的检验,因而理论教学是前提,是基础。专业硕士生的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并掌握学术前沿动态,以期学以致用,在实践上发挥效能。 作者:杜莹杨磊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剖析我国当前新闻传播学内容论文 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话题,或由新闻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热映之后引发。这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前两年的热点,在2005年继续得到关注。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本文通过翻阅2005年国内较重要的10余种新闻传播学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归纳了这年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以期能对过去一年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优秀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优秀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新闻传播学论文:当下院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形式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超级秘书网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材生教学状况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优秀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中博弈论方法的实践意义论文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优秀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优秀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的媒介研究论文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教育的普及开辟了先河,并且使得15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789年10月,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至19世纪初期,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并凭借此次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此后,“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女性主义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透视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刷新各个领域。在当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 二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在我国大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中国,但二者的“联姻”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收集到的国内有关女性的传播研究文章共19篇,等于1986至1994年之和;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推出一期“女性与媒体”专辑。1996年,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和分析大众传媒。 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杂志、报纸、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 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年至2001年间的研究成果。 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 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主要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反映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有时甚至相当严重。超级秘书网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这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 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问题是,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四结语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促进女性的发展,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新闻传播学论文:国内外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论文 摘要: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阐述了英语新闻传播学的历史沿革,研究探讨了英语新闻传播学教学现状与特点,以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视角终身教育思想论文 一、终身教育思想基本概述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已迈入新闻传媒时代,在该时代中,新闻传媒作为最具典范性与代表性的媒介体系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我国新闻媒介的有效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终身教育思想而言,早在几千年便成为了人们的启蒙思想。其中,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教育者之一,他所提出的“有教无类”从本质上反映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并且在《论语•为证》中,孔子将自己一生的教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外,控制在《论语•述而》中也制定了教学大纲,并对弟子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总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庄子也明确指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并且所提出的“吾生有涯,学海无涯”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在传媒时代的发展中,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非常重视,从西方推崇的平等自由到东方坚持的矜持柔和,都能够将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见展现。从西方知名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言论中可以了解到,人只有接受终身教育思想日后才能成就,而这种思想的接受往往需要从儿童抓起。由于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受众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而新闻传媒的出现,促使受众变成了媒介受众,各种新闻内容、新闻理念以及新闻媒介的发展,从根本上将这一局面打破。在今天,在以新闻传媒为主的时代中,每一位受众均成为了传媒社会中的主要人物。除此之外,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受众往往会在几岁便开始接受教育,并且形成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基本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新闻传播对终身教育的作用 所谓的终身教育思想是在积极适应社会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学习的一个过程。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新闻媒介将终身教育思想中的受众、思想与新闻融为一体,促使三者之间形成了统一、协调的发展关系。除此之外,在受到受众因素的影响中,新闻传播的特点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教育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从家庭到工作,从社会到朋友。近几年,在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与进步中,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逐渐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特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分析,新闻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展现社会事务的关键。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作为最为基础的内容,对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进步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近几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新闻传媒得到了有效进步,人们获取终身教育思想的途径得到扩大。与此同时,在人们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中,各种类型的媒介产品出现在人们身边,以新闻传媒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下,人们能够将新闻传媒的特点与教育模式进行融合,在将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之余,也从根本上适应了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与发展变化,这种情况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媒介传播模式的。除此之外,新闻传媒如今已经成为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对终身思想理论的传播与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开始,媒介产品、媒介思想、媒介传播的渠道便已经成为了终身思想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上个世纪新闻媒介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但是在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新闻传媒、新闻媒介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与依靠。在1970年,朗格朗所创作的《终身教育引论》成为了终身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其中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基础是以人文理念为主,在通过新闻媒介的角度中实现受众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与思考,这对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朗格朗还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下,各种宗教信仰与职业交往会受到挑战,而这一系列挑战会从本质上改变人们的命运。其中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快速增长、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生存模式发生改变等,在传播学理论中,“沉默的螺旋”在进一步将新闻传播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进一步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总结,近几年,在新闻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受到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上,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均会促进终身教育的创新发展,这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而言起到了媒介保障。 三、利用新闻传媒推广终身教育思想 积极利用新闻传媒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从本质上而言,新闻传播学能够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利用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宣传。其中,在传播学角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新闻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新闻的传播也逐渐成为了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主要模式。其中,新闻传媒自身所具备的传播途径非常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闻媒介产品,新闻媒介产品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新闻传媒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且能够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宣传。比如,近几年在广大受众中比较流行的微博、微信、QQ,均是终身教育思想传播的主要渠道,此外,各种类型的新闻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受众对教育的认识,促使受众在获取终身教育思想上更加方便、快捷、及时。因此,利用新闻传媒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能够将终身思想学习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宣传效果。加强新闻传媒的建设,实现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新闻传媒是社会发生发展衍生物,在新闻传媒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导致新闻传媒自身的信息具备一定的虚假性,因此,需要加强对新闻传媒的认识,利用法律法规促使新闻传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受众通过新闻传媒能够对终身教育理念有所认识,并且能够积极展开学习。此外,在积极建设新闻传媒自身特征之余,能够将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在兼顾过去教育发展体系的同时,新闻传媒能够面向未来,推动终身教育思想照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只有如此,才能完善终身教育思想体系,才能将终身教育思想推广到全球各地,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完美。从整体角度分析,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教育理念,且具备丰富性、事件性与成就性。终身教育思想贯穿与人的一生,并且是全球人类的主要教育。在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中,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将教育技能进行整合发展,使其具备系统化、稳定化、全面化。此外,为从根本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将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根据教育实际状况,掌握人们教育发展现状,融入新闻传媒发展特征,从而实现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 作者:惠梓 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平民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的平民化走向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在参与传播过程中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受传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优秀,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优秀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平民化诉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是体现人文意识,满足百姓的多样化需求。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媒体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重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新闻传播学增强人文意识,既是广播媒体追求高起点高品位的需要,也为寻求广大听众更多的认同所必需。 人文意识突出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但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本身,而且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2]。新闻传播学在内容上应突破就事论事式的报道,而把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向人文化和理性层面提升。从近年的广播实践来看,广播人在努力探寻新的表达形式,在报道角度、报道体裁、写作手法上不断求新、创新、出新,强力活化报道风格。新闻传播学更多采用纪实性、目击性的新闻手法,大量运用口播报道、现场报道、录音报道、现场直播等,写出来的东西更易于百姓去体验,给听众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许多报道采用的那些富有时代事物特征的语言和富有人物个性的语言,使报道更生动、更新鲜、更简洁,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来兴起的新闻主播用个性化的语言“说”新闻,与播音员照着稿子“念”新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平等、平易、轻松的方式,使新闻传播学更加贴近普通百姓,更为可亲可爱,也更能为听众所接受。 当今社会新闻平民化已成为我国各媒体发展的潮流。而媒体之间的竞争又是格外激烈和残酷,在这样的前提下,新闻报道的平民化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媒体竞争的实质其实就是新闻媒体对受众的争夺。虽然各自的条件不同,然而却都不约而同地步入新闻报道平民化的道路中来,这就证明了“平民化”道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3]。传统的广播媒体新闻节目的优势,大多是利用媒体平台来表达一种霸权话语客气话,其深度和广度缺乏观众分享。新闻传播学的平民化,主要是新闻媒体的视角的转变,记者必须摆脱专业优势、改变思维方式,自觉关注平民百姓,关注公众生活,注意受众喜欢某些广播产品所表现的精神,充分利用声音媒体报道具有的平等、极其丰富的激情和运动特性的渗透,增强广播节目收听率,创造随和、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广播节目。 新闻传播学论文:媒介化社会与新闻传播学论文 媒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手机、电脑、电视这三块显示屏占据了现代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大大小小的屏幕成了人们观察、了解、认识世界的窗口。便利的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它在培养人们信息依赖习惯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意见形成机制,并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变革。媒介化社会是对这种改变的概括。这种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媒介化社会的问题。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性隐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文做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优秀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在新媒体研究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作者:张鹏杰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 新闻传播学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疆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1、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性 从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和整体趋势上来看,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颁布和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社会对学科、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2013年6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教高〔2013〕7号)。教育部、决定联合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要求相关高校不断深化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要求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提高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因此这将对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2、新疆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由于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疆的教育文化事业与内地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在新疆起步较晚,相关的探讨和科研论文较少。然而,新疆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中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新闻传播类人才,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需求在不断地提高,促使疆内个别高校从单一的新闻学专业发展到各个高校都开设了新闻传媒的相关专业。此外,由于疆外人才流入新疆的少,促使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要自给自足,2012年国家学科分类整改后新疆高校陆续开设了新专业,为新疆人才培养和储备提供条件,促使新疆传媒人才的全面发展。 3、学生学习方式变化的需要 在素质教育的指引下,学校加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网络化发展的基础上,学生的学习方式较以前的专业而言有了较大的变化,学生知识来源的多样化促使教师教学方法的变化,新闻传播学专业侧重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改进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各种实践的机会,在新闻传播学专业中实践教学既包括了教学大纲任务中的实验、实训、课程设计、课程论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还包括学生社团、各类培训、考证考级、自主实践、学科竞赛与科技活动、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在以上提到的大量实践教学中,除了课堂上的实验、实训等教学任务是可以被学校或相关机构量化的之外,本专业大量需要教师跟进的课外实践环节是不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新的教与学的关系对实践课教师提出了要求。 二、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发展现状 1、新闻传播学专业师资力量薄弱 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专职教师中,青年教师比例大,职称低。专业的实践教学和管理人员均是兼职的,也没有参加过实践教学方面的系统进修。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管理体制、实践课程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往往忽略了教师能力培养在改革过程中的得与失,提升教师实践教学的能力,使其能及时发现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丰富实践教学的内涵,从而提升教学效果。由于专业发展需要,教师的教学任务相对较重,加之学校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成本较高,知识更新相对较慢,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同时,如何提升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学校实践教学环境情况 近年来,在办学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学院设法筹措资金,先后投入近300万元用于购买专业仪器设备,同时,组织力量积极申报自治区及部级的实验室建设项目。由本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0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2013年底,专业装备总值660多万,为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学院还加强了与本地媒体的沟通与合作。2006年以来,先后与伊犁州、农四师、伊宁市的7家媒体以及霍城县广电局、霍尔果斯广电局等9家县级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这21家媒体均为本专业实习基地,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这一平台的搭建,为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使这一专业人才的培养比较能适应本地媒体的实际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扩大了该专业的社会影响,加强了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 三、提高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路径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活动的两个侧面,也是许多高校教学活动周期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环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要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目前高校培养的本科人才和专科人才,主要是应用型人才,作为适应新时期高校教育需求的实践教学的教师,尤其要注意自身能力的培养。 1、加强对青年教师培养的组织保障 在大学教育中,不同学校应根据自身发展,对教师有不同的培养要求,教学型教师、教学科研型教师、科研型教师,同一学校对不同类型的青年教师应有不同的培养方法。我国高校普遍比较重视教师的学历教育,国家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评定以教师学历比例为主要标准之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历教育也以理论教育为主,缺乏对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学院这一专业实践教学的教师除了学历教育和自我提升之外,鲜有机会参与进修培训,而实践教学的信息更新较快,因此国家应该将学历提高与进修培训相结合,提供一些专业的培训机会;再者,由于一些实践教学得不到政策保障致使一些年轻教师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愿意选择实践性课程,多选择理论课,作为考核实践课教师的条件,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将教师实践教学工作的成绩考虑其中,特别是在教师晋升职称、年终考核、评优工作等方面提供保障。 2、健全青年教师实践教学的交流平台 新疆传媒人才较为缺乏,因此教学实习基地平台搭建较快,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参与实践教学的青年教师与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缺乏及时的沟通,致使一些实践教学信息落后。教育实习平台在满足学生实习的同时,应该也是学校与实习单位搭建的交流平台。其次,学校地处偏远,是伊犁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与外界的交流相对封闭,师生外出成本较高,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多创造和提供一些交流平台和机会,并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从而提高师生创作的积极性。 3、构建激励性的教师评估体系 由于大学里存在不同类型的教师,针对所教授实践课程的手段不同,评价体系应有一定的变化。针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步伐,青年教师考核的标准也应不断变化。学校教务处针对新闻传播专业的相关评估体系也多是借用数理化等理科评估体系,缺乏科学的专业评估体系。这一专业在实践教学中,除了实验课程教学、寒暑假见习、专业实习三级实践教学体系外,增加了课外创作环节。学生自主创作的作品可以通过一些实践平台得以展示,但教师的指导工作并未得到认可,也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致使教师的积极性不高。要通过制定一定的奖励、鼓励政策提高教师的积极性,教师积极性与学生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实现教学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实现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近年来,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克服自身在地理位置、办学历史、教学设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师资水平仍是制约专业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之一,切实加强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完善实践性教学体系,从而提升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培养目标立足本地区实际,培养本地区适用的实用新型专门人才。 作者:陈永红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思政教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思政教育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1.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经济理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不仅对企业实行经营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党报也实行按照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独立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进入90年代,报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市场中颇具实力的集团。在市场竞争背景下,大众传媒为了提高自身的收视率,得到观众的喜爱,很多时候会打破社会的底线,在伦理的边界上做文章,形成了一系列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像性感播报、美女主持等,这种对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展示,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并且刺激了观众原始的欲望,从而形成感官上的刺激以及窥私心理。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渐渐模糊自己的初衷,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职责。传播性极强的传媒市场,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思维。在形成逐利型人格的同时,肩上的社会责任也被消磨干净。因此,大学教育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大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大众传播下,学会自我思考。 2.主流价值观下传播的弱化 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时期,这段时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大众的神经系统也被触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像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大众传媒得到了经济利益,并且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大众传媒要对此问题进行大力的传播与调查。但是,现如今我国的传媒环境比较宽松,很多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出现边炒作边炫耀的局面,这种没有经过舆论引导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会使大学生无法及时辨别不良事件,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3.大众文化之中的解构传播 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被引入到我国,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渐渐被人熟知。之后在21世纪,我国的大众文化才得到了发展。要知道,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能够遵循社会逻辑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不仅追求商业利润,并且还追求物质消费,从市场与广告商的角度而言,大众文化在淹没大众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迎合大众趣味的泛文化。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在遵循文化的原则之上,对文化进行复制,从而形成断裂的、平面的文化碎片,这种文化碎片与当代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意义相融合。在20世纪60年,法兰克福学派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总结出其主要的总体特征。就目前而言,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大众文化形成了上层建筑的次生意识形态,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对社会中的价值建构,大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学生的批判意识比较薄弱,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往往深陷其中,因此,要想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就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使思政教育在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二、思政教育的新闻传播学方法 大学思政教育受到了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等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思政教育的发展,那么就要在研究大众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众传播影响思政教育的诸多因素。 1.借助权威手段对信息进行传播 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三种态度,分别为全部接受、部分接受、不接受。对于信息内容的不同,受众的三种态度也会随之变化,从传播学理论来看,通过对受众可信度的了解以及读信息真假的判断,可以知道受众所持态度。受众对信息源的可信性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的,一种是传播者的信誉,一种是专业的权威性。传播者的信誉是指传播者是否具备客观、诚实的品质,而专业的权威性则是指传播者对自己传播的信息是否具备发言权。大学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人际传播宣传与传播的过程,而传播者的可信度,对大学思政而言,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者还是教育体系中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对大学思政而言,则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利用科学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大众传播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一面提示,一种是两面提示,这两种传播方式对大学思政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提示在把对方的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对方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并表明了自身的观点与意见。一面提示容易使对象产生抵抗的心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对象进行说服,但是,这种传播方式比较适合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对象。而两面提示则是在对对方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提出了自身的观点,这种传播方式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受众的理解程度较低,对传播的分寸掌握不准确,那么,容易形成反差,甚至形成对方宣传的局面。但是,两面提示的优点很多,不仅可以为传播对象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消除对方的反感以外,还对反宣传具有免疫的作用,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只能适合传播水平比较高的对象,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对大学生也要进行分类,对于思想单纯、年级较低的学生而言,需要采用一面提示的传播方式,而对于思维活跃、年级较高的学生而言,就适合采用两面提示的传播方式。 3.正确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的概念是由传播理论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拉扎斯菲尔德作为意见领袖的提出者,在整个的传播范围内,拉扎斯菲尔德不仅为他人传播信息,并且还传播自己的意见,成为人际传播史上著名的人物。在大学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人际传播史非常重要。因此,教育者要擅于发现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学生,对此进行培养,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被充当意见领袖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因此,不会形成组织行为,也不会被灌输宣传色彩。在整个的思政教育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可以引用其他理论基础,比如社会心理学理论。 三、结语 思政教育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在被引入到大学生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发展,就要利用新闻传播学的方式,切合实际的进行传播,才能真正使大学思政教育有长远发展。 作者:李礼 梁茜茜 单位:广西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