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析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 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 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管理发展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发展以及档案管理、利用的规律和方法。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外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此外,研究档案学尚与其他一些学科发生密切关系,诸如采用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等等。 档案学的发展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代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向档案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将向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转变。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渊源初探 [摘要] 本文从传统文化现状着眼,分析现代环境艺术创作中的传统文化要素,以及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回归,阐述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现代化,旨在剖析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 [关健词]环境艺术设计 传统文化 文化性 民族性 地域性 文化传统,是历史的投影和积淀,是支持一个民族心理活动的潜流。要科学地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就必须展现其文化品格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世界文化从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洞窟到今天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无不体现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空间的艺术设计需求已经从早期的简单生活,发展到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逐渐形成了单独的学科,一门创造适合人类生活环境的综合性艺术的科学。环境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是通过为人提供适合的生存和生活的场所而实现的人文关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的环境艺术设计所涉及的学科更加广泛,其中主要有建筑学、城市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城市规划学、人体工程学、环境行为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环境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方面学科。 一、现代环境艺术中的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追求“现代”的渴望空前高涨,“赶超”的冲动弥漫于整个社会。一时间,传统的文化和规范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向往科学、丰裕、文明、工业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设计和发展自己的经济,人们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这已从9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危机得到证实。然而国际化和产业化又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在经过徘徊和失落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体,考虑自身的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重新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寻找那久久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都不能够以淡漠历史、忘却传统为代价,“现代化”应该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就总体而言,世界的“全球化”与“土化”的双向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走向。 二、设计必须现代化,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发展,要创造 只有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文化才会有生命力,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情、民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创造有文化价值的环境艺术空间,是设计师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尤其是当前的文化多元共存之中,如何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出我们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如何营造体现地方特征及风俗习惯的环境艺术空间,是需要我们付出气力去研究的。而今,我们不仅有外国设计师的经验,而且还有很多实践的机会,这样,我们就会少走弯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创作方法,发展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事业。 三、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展望 环境艺术使用一种设计的艺术语言。中国人历来主张语贵含蓄,如苏东坡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环境艺术要以设计的语言之“境”感人,给人以整体的感觉,既忌标语口号化和过于直观的表达,亦忌艺术语言的泛滥与过分堆砌。这便是传统文化中的“贵不言”所给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启示。 环境艺术所使用的艺术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又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感性语言,此种语言的非确定性特质决定了环境艺术表现的含蓄性与多义性。含蓄的艺术是宽容的艺术,它不那么武断,不那么盛气凌人,仿佛是和观者一同讨论和探讨生活的真谛。引发观者联想和对生活的回味,同时也默默地允许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从而也导致了环境艺术欣赏的多义性。这正如听众对音乐之感受与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创造过程。环境艺术的感受也是如此,对环境艺术的感受依欣赏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种族、经历、信仰、身体状况、社会经历等方面的不同而异。作为信号接受者的人各有其敏感的“频段”,或者说,有各自的“频谱响应特征”。多波段广谱型的人只是少数。环境提供的感官信息则如同电台所发射的某些节目,随不同的针对性而有不同的频段,人们取舍有不同,选取节目的志趣各异,或者感受而引人共鸣的频段各异况且环境艺术所使用的是比电台节目更具模糊性的感觉语言,观者有各自的感受和派生联想。环境艺术以其含蓄性使人产生遐思联想,给人再创造的余地,给每人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含蓄性使对环境艺术的体会达到意味无穷的境地,这是传统的力量所致,诗经有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者也”。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语言含蓄性大义盖与此通。 ?四、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儒、释、道相补充的文化特征。三家均主张人与自然建立密切的关系.儒家重仕途经济,积极进取,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得志,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失意,多归隐田园,浪迹江湖或遁迹山林,深入大化之中,以大自然为其归宿。释教则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自然实体与个人玄想世界相统一。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回顾自然,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庄周梦蝶,分不清自然之蝶和自身所化之蝶,使本体与自然融合。中国人一直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息息相通,这种自然观构成了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及室内设计的基本思想,如中国园林就是一种把自然之美与人工美高度结合起来的环境空间,人工环境与自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在前工业社会,由于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能力的制约,人们被动地、潜意识地改造了自然生存的环境,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存的物质财富,技术力量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增强了人们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的信心,在社会进步的同时,相应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环境日益破坏,人类生存的基础受到了威胁。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预料到的问题:人口恶性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性的淡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到了后工业杜会,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人类的发展历史,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被人们普遍认同,人与环境开始逐步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把自然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这成为人们的理想和目标。在现代中国,亦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然有了前车之鉴,我们能否避免西方国家那样因工业发展给生存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不应再盲目地追从西方,而应正确对待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悉心爱护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走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用艺术设计的方式,创造新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导思想。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 摘要: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新兴行业,在我国的环境设计领域发展迅猛。在实际设计环节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广泛应用,是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的现代化传承与发展。加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相互融合,有利于促进我国特色化环境艺术设计行业的不断发展。本文通过简要分析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现状,提出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实际融入措施,以期为我国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特色性发展提供参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发展速度迅猛,其主要涵盖了现代城市规划、建筑装饰、室内外装修以及园林景观设计,主要追求设计中为设计赋予艺术性表达。但是就目前的我国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来说,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设计追求西方艺术与国际化,忽略了中国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性。所以,为实现中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不断发展,应当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融入。 一、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现状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现代化环境艺术设计逐渐走入设计误区,部分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创作时过度追求西方文化,部分设计师在设计创作过程中一味的追求高档材料的运用,忽略了设计搭配的重要性。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的设计师在设计过程开始之前并没有对设计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这些都导致我国传统文化在实际中的应用较少或者应用实施单一刻板。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外来设计理念在中国的盛行甚至后来居上,其主要表现为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的环境风水学以排除迷信的观念进行抵制,以致于我国在设计理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较为完整的外来设计理念逐渐在中国设计行业中占领重要地位。正是由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师对于西方文化的过度追求,以致于我国的传统建设特色都逐渐在被忽视的过程中失去光环。另外,这还导致当前的环境设计大都形式相同,失去了我国传统的地域特征与文化特色。其二,中国传统特色的环境作品越来越少,急需被保护。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当前现存的中国特色传统建筑的设计思维与案例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大多都集中在偏远城镇或者山区。例如中国传统特色明显的环境设计典范包括存在安徽皖南的宏村,在环境设计以及建筑设计方面都具有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特色,但是随着外来设计理念的影响逐渐深入,此类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设计正在逐渐减少,并且由于现代化建设与城市的不断推广与扩张,现代环境下的这类建筑正在逐渐消失减少。所以,应当加强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以及加强保护传统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 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实际融入措施 1.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引用与复制 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化设计中的有效融入,设计师可以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引用与复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性意义强的视觉形式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进行体现,从而实现在新的载体上进行全新的视觉形式创造,从而实现符合现代审美的情感塑造。另外还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创新,让相关文化元素在保留其基本形态与神韵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设计的表现,表达相关的民族思想与精神。同时,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可以直接对传统元素进行复制应用,将其融入到现代化设计载体当中,通过现代化的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力表达。 2.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优化与变异 在现代环境设计当中,加强传统文化融入的重要手段还包括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优化与变异。设计师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发现适合现代化设计的美的元素作为实现设计创作的素材。之后对相关素材进行现代化的分解、重组,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以与现代化设计进行相互融合,这主要是进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特色的相互结合的方式。例如,上海的著名建筑经贸大厦就是通过以上方法实现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现代化建筑设计的典型实例。在设计进行时,设计师将传统的塔型结构进行元素分解与创新,将其运用到现代化高层建筑设计当中。设计师在进行塔型结构运用时,没有对该元素进行生搬硬套的形状放大,其主要是运用现代美学实现塔型比例与建筑比例的协同。并且设计师主要是以密檐式塔作为建筑设计的基本设计思维立脚点,对该塔型的轮廓、线条以及精神进行深入分析与概括,再通过现代化的设计手段与设计理念进行传统元素的有效表达。 3.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继承与创新 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工作中,设计师可以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继承与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化的审美观念的现代化的建筑结构进行相互融合。在进行相关建筑设计时,利用文化传承进行传统建筑特征表达的同时又以创新精神实现现代化建筑风格的表达。例如,苏州博物馆的建设就是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两相结合的重要成功设计案例。在进行该建筑设计时,设计师首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进行深入分析,并以此作为设计实现基础,然后采取现代化环境艺术设计理念采用现代化的建筑材料进行传统文化的表达。在进行博物馆外观设计时,将其以传统建筑的形式进行表达,使其在所处的苏州古建筑群落中不至于格格不入,实现该地区环境的建筑设计整体性。而博物馆的内部构造与设计有充分发挥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运用科技感与现代感十足的多种几何图形来进行造型设计。博物馆内的现代化设计元素与馆外的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的两两结合,在表达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有效的实现了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创新。 4.在设计中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隐喻与创新 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隐喻手法的应用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表达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是通过环境设计当中所包含的元素与形式来对环境之外的精神进行隐晦表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其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内涵、价值以及寓意的表达。将具有民族的特色的图案、摆设以及风格融入到环境艺术设计当中,都是实现文化内涵表达的重要手段。利用创新思维来实现传统文化的隐喻表达,主要是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同时兼具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特点。另外,根据设计所处的环境还应当包含相关区域的区域文化特征。例如,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就是在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隐喻与创新。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设计师主要是将中国传统书院引入到建筑规划当中,使其具有古典建筑的精巧构局。设计师在建筑的左右两边分别设置了座山与案山的象征形态,并根据中国传统风水学进行引水渠与小河的添加,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从风水学上为该建筑提供了极佳的风水地理位置,是传统的设计体现。在该建筑群落的设计中,设计师运用多种传统的建筑文化元素作为设计支撑,灵活运用隐喻手法,将传统的文化元素利用现代美学观念进行充分提炼与变异,实现隐喻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表达。 三、结束语 对于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来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融入应当避免生搬硬套的复制与模仿,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现与精神表达。在进行两者结合时,要注重现代环境下人们的内心情感需求以及传统文化的长久传承,以中国特色表现中国情怀。要做到这一点,设计时应当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时,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能力,对传统元素进行合理的创新与重建。最终设计出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基础的现代化设计,集成中国传统特色与文化的同时贴近现代人审美观念。 作者:彭湛 单位: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构思 摘要: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诞生,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处在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且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阶段,然而,在此阶段中,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却与我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呈现出了“西化”特点,具有代表性的、能展现东方传统文化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也不多见,基于此,本文笔者将浅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文化构思,希望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设计中的传承有所帮助。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传统文化;构思 引言 环境艺术设计在我国的发展史虽然不算长远,但是发展势头却非常迅猛,其中不乏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且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艺术作品,但是更多的却是偏“西化”作品或“伪东方化”作品,许多设计师断章取义,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从而设计出一些肤浅的作品,因此,当前中国环境艺术设计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融合东方传统文化,设计符合时代精神风貌的现代环境艺术作品。 一、环境艺术设计 在中国,环境艺术设计一词,最早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为效仿日本,将“室内设计“改为”环境艺术设计“。它从某种角度来讲,是艺术的一个分支,但是又区别于艺术,其表达方式及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在几代人的不断研发中,它逐渐与现代科学、社会经济、现代艺术及传统文化相结合,呈现出全新的画面,真正成为了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实现了审美与实用的完美统一。 二、传统文化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其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思想学派,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儒学思想,其次是佛道两家,也正是源于这些文化思想的推动,才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了独特的民族风格,拥有了独特的魅力,然而今天,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发展相结合,也成为了当代人所思所虑的重要问题。 三、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因此,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也是多种多样,现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达形式:1、情感表达情感表达,即将思想以事物为载体展现出来。在古代,通常会将图案及物品陈列运用到房屋院落上,以此进行情感表达,而这种委婉的情感表达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也是备受青睐,设计师会结合当地风土人情,将文化元素融入到艺术设计中,借此抒情。2、图形表达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可以直接将图形运用到作品上,能更直观的表现出作品所表达的含义,这种直接的运用,体现了整合观念,是积极的创造、创新,它将周围环境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融合,赋予了现代环境更为深刻的内涵。例如,沈阳北站的方圆大厦,正是将中国古代的货币图案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紧密结合,它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理念,一方面又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以一种新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3、神形并举要想真正实现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神形并举,必须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的剖析,并以现代审美角度审视,利用现代艺术手段进行创新,给传统文化一个传承文明的空间,也让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更具诗情画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融合。 四、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根本理念是为人们创造更为舒适的生存、生活环境,使得人与自然能够有机的结合,其表现手法的多样,更是反映出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虽然不同文化底蕴的人们对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其本质依然是展现同样的文化内涵——传统文化内涵,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加入传统文化元素,已经成为区别环境艺术设计与其他设计的重要因素,21世纪以来,世界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了时代文化发展的优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因此,要想获得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必须立足于本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本质上的影响与介入,这样才能提高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行业影响力。 五、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文化构思 1、自然环境与文化融合环境设计很多都是以建筑为载体,进行艺术表达的,在我国古代亦是如此,将流畅线条与自然完美融合,具有强烈的亲和力,这也是其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启迪,我国的古代建筑,既有特定的规律性,又给人带来别样的视觉冲击,展现了自然环境与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融合,例如古代的“花窗”,体现了“通透”的实用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而设计师可以对我国古建筑风格进行深入的研究、推敲,基于与自然环境融合的角度出发,合理运用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嵌入现代艺术设计中去2、自然环境与色彩搭配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我们要明确自然界中的事物是相对的,无论花草还是树木都有属于它们的自然之美,那种美是不加修饰的,基于现代环境艺术的角度出发,要从中吸取更多的不加修饰的自然元素,对于色彩的把握也要与自然相融,同时,以现代审美观进行衡量、把控,实现完美的环境艺术设计。 结束语 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传统文化的缺失,外来文化的入侵,将是设计师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要从传统文化要素着眼,阐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密不可分,基于国情出发,立足传统,面向未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借鉴西方文化而不抄袭,让时代感与传统文化意识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环境技术设计之路. 作者:惠宝乐 吕炎翰 舒鼎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渊源初探 [摘要] 本文从传统文化现状着眼,分析现代环境艺术创作中的传统文化要素,以及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回归,阐述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现代化,旨在剖析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 [关健词]环境艺术设计 传统文化 文化性 民族性 地域性 文化传统,是历史的投影和积淀,是支持一个民族心理活动的潜流。要科学地展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就必须展现其文化品格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世界文化从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洞窟到今天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无不体现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空间的艺术设计需求已经从早期的简单生活,发展到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逐渐形成了单独的学科,一门创造适合人类生活环境的综合性艺术的科学。环境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是通过为人提供适合的生存和生活的场所而实现的人文关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的环境艺术设计所涉及的学科更加广泛,其中主要有建筑学、城市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城市规划学、人体工程学、环境行为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环境美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方面学科。 一、现代环境艺术中的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追求“现代”的渴望空前高涨,“赶超”的冲动弥漫于整个社会。一时间,传统的文化和规范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向往科学、丰裕、文明、工业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设计和发展自己的经济,人们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活方式,其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这已从9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危机得到证实。然而国际化和产业化又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在经过徘徊和失落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的主体,考虑自身的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重新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寻找那久久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都不能够以淡漠历史、忘却传统为代价,“现代化”应该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就总体而言,世界的“全球化”与“本 土化”的双向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走向。 二、设计必须现代化,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发展,要创造 只有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文化才会有生命力,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情、民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创造有文化价值的环境艺术空间,是设计师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尤其是当前的文化多元共存之中,如何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出我们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如何营造体现地方特征及风俗习惯的环境艺术空间,是需要我们付出气力去研究的。而今,我们不仅有外国设计师的经验,而且还有很多实践的机会,这样,我们就会少走弯路,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创作方法,发展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事业。 三、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展望 环境艺术使用一种设计的艺术语言。中国人历来主张语贵含蓄,如苏东坡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环境艺术要以设计的语言之“境”感人,给人以整体的感觉,既忌标语口号化和过于直观的表达,亦忌艺术语言的泛滥与过分堆砌。这便是传统文化中的“贵不言”所给予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启示。 环境艺术所使用的艺术语言是一种“形态语言”,又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感性语言,此种语言的非确定性特质决定了环境艺术表现的含蓄性与多义性。含蓄的艺术是宽容的艺术,它不那么武断,不那么盛气凌人,仿佛是和观者一同讨论和探讨生活的真谛。引发观者联想和对生活的回味,同时也默默地允许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从而也导致了环境艺术欣赏的多义性。这正如听众对音乐之感受与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创造过程。环境艺术的感受也是如此,对环境艺术的感受依欣赏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种族、经历、信仰、身体状况、社会经历等方面的不同而异。作为信号接受者的人各有其敏感的“频段”,或者说,有各自的“频谱响应特征”。多波段广谱型的人只是少数。环境提供的感官信息则如同电台所发射的某些节目,随不同的针对性而有不同的频段,人们取舍有不同,选取节目的志趣各异,或者感受而引人共鸣的频段各异况且环境艺术所使用的是比电台节目更具模糊性的感觉语言,观者有各自的感受和派生联想。环境艺术以其含蓄性使人产生遐思联想,给人再创造的余地,给每人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含蓄性使对环境艺术的体会达到意味无穷的境地,这是传统的力量所致,诗经有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者也”。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语言含蓄性大义盖与此通。 四、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儒、释、道相补充的文化特征。三家均主张人与自然建立密切的关系.儒家重仕途经济,积极进取,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得志,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失意,多归隐田园,浪迹江湖或遁迹山林,深入大化之中,以大自然为其归宿。释教则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自然实体与个人玄想世界相统一。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回顾自然,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庄周梦蝶,分不清自然之蝶和自身所化之蝶,使本体与自然融合。中国人一直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息息相通,这种自然观构成了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及室内设计的基本思想,如中国园林就是一种把自然之美与人工美高度结合起来的环境空间,人工环境与自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在前工业社会,由于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能力的制约,人们被动地、潜意识地改造了自然生存的环境,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存的物质财富,技术力量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增强了人们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的信心,在社会进步的同时,相应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环境日益破坏,人类生存的基础受到了威胁。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预料到的问题:人口恶性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性的淡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到了后工业杜会,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迫使人们反思人类的发展历史,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被人们普遍认同,人与环境开始逐步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把自然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这成为人们的理想和目标。在现代中国,亦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既然有了前车之鉴,我们能否避免西方国家那样因工业发展给生存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不应再盲目地追从西方,而应正确对待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悉心爱护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走我们自己的发展之路,用艺术设计的方式,创造新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导思想。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校和谐联系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围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论述了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和谐校园服务利用 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开发利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我们把档案工作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就会看到档案与校园和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建和谐校园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 一、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 1.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 档案信息资源,是人类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直接记录和结晶,是学校一项基础性信息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和资产,是特殊的文化资源。而档案部门则是汇聚、储存、加工整理这些特殊文化资源的基地,其通过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仅使文化资源得以传承,也为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学校的历史材料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模范读本,是培养优良校风,构建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质量,已是各高校乃至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档案材料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2.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 民主政治以信息公开为前提,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平等占有信息资源的愿望也与日俱增,从而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政治层面的需求范围与发展目标。档案信息资源作为学校的优秀信息资源,是学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支持与信息保障,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广大教职员工才能真正了解学校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重大举措和发展方向,时刻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群策群力,齐抓共举,在和谐的大氛围中,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 公平共享档案信息资源,确保应用者应有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在这些基本人权实现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权力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行使,从而有效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不当行使,这样学校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才能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有条不紊地快速迈进。 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 1.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高校档案工作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思想,把大力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工作,放在促进档案事业在新时期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树立档案工作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服务的意识和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新观念,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破除“等待观望、坐而论道”的观念,改变“看门守摊,等人上门”的做法,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到学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来,为促进校园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2.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效应要通过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来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就必须加大档案工作的力度,提高档案服务工作质量。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基础工作,是保证档案文献快速有效传播、方便使用、长期保存的一项重要手段,是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的提供利用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查阅档案,而是要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和传递信息资源,档案工作要建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档案信息服务。 3.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 构建和谐校园要有高质量的馆(室)藏档案和管理水平做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必须要有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做后盾,在多层次、多渠道地收集和征集档案资料,丰富馆藏的同时,档案工作人员要把精力集中使用到档案管理的关键上,使档案管理工作速度快、质量高,为档案的提供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室藏结构,注意收集不同载体的档案,不仅收集文字、图表形式的纸质档案,还要收集照片、录像、VCD、磁带等音像档案和牌匾、锦旗、奖杯、奖状、证书等实物档案,这些不同载体、不同门类、不同内容的档案作为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更加完满地反映学校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面貌。 4.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 广角度、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就是要开拓收集范围,积极挖掘现有的档案信息,搞好超前服务。档案馆(室)藏档案中不乏有教学、科研、调查报告、数据分析、规章制度等方面有用的信息材料,对提升学校管理品位、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都将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价值较高的档案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制成专题目录或专题资料,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制成光盘收藏或做成专题网页,通过校园网供广大教职员工利用;编研是一项具有较高层次的信息开发工作,能够为教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加快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建设,信息时代逐步将所有的相关计算机数据库、通讯系统等连接起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学校档案馆(室)作为提供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要逐步由人工分类、编目,过渡到运用标准机读目录,建立自己的馆(室)藏检索系统和能够发挥自己的馆(室)藏特色的数据库。可进入校园网和局域网,将学校的具有特色的档案信息提供给教职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资源共享。 总之,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档案工作者要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科学的态度,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构建和谐校园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学校的宏伟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发展论文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分析论文 纵观几年来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既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也涌现出了一批善于钻研、专心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的人才。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市档案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在档案干部队伍中,能够在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甚少。我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共同研究和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人员对于参与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缺乏积极性 1995年学术论文报送数量为303篇,到2000年仅有60篇,总体呈下降趋势。档案学术论文数量的减少,反映出档案人员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逐渐减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人员对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人员因自身业务工作繁忙,如档案馆、室的达标升级以及本行业系统的业务指导任务较多,还要负责其它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单位处于机构改革时期,档案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档案人员无法专心于研究工作。 2、档案人员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参加学术评奖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还有的同志虽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终未能获奖,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3、档案学术成果奖自身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档案学术成果奖与职称评定不挂钩,不作为档案人员考核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人员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一些同志认为,不写学术论文,不参加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对自己无任何妨碍,评奖活动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有的同志认为档案学会要求会员写论文是-种压力,久而久之对学术成果评奖产生抵触情绪。 (二)、参评学术成果形式单- 北京市档案学会1996年2月实施的《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年度奖奖励办法》试行第二章评奖范围中的第五条规定参加评奖的档案学术成果形式包括三大类:档案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类;档案学著作类;软科学研究成果类。而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评奖所征集到的855项学术成果中,学术论文为841篇,占98%;调研报告14篇,占2%。其它形式的学术成果如:实验报告、档案学著作及软科学研究成果等则严重匮乏。 参评成果形式单一,反映出我市档案人员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涉及领域不够广泛。 (三)、获奖学术成果推广不够 其一,每年经过评委们精心评选出的获奖成果,虽然学会也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时间明显滞后,读者不能及时看到获奖论文。二三年之后,当大家看到论文集时,文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其二,大部分论文集只下发给学会的会员,而非会员则不知道学会出版论文集这一信息。因此,获奖学术论文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论文,虽然不能获奖,但是论文中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值得提倡,但却也因为没有获奖而被束之高阁。 (四)、档案人员写作功力欠缺 1995年至2000年,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征集到855篇学术论文,而仅有119篇论文获奖,占论文总数的14%。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反映出大部分档案人员的写作能力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选题不当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进步。”①对于一篇档案学术论文,有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和问题,对档案工作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选题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获奖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在选题上存在问题。有的论文作者将别人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作为选题,而自己又不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一题目已经研究了好多年,如果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则很难有所突破,而且容易出现抄袭的现象,让人一看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的作者选题过大,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坚持始终,无法驾驭全局。如一个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论文题目为《中国档案馆的演化及其依据》,这个题目需要作者对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篇文章最终因作者的材料依据不足,而没有写作成功。 2、文章缺乏新意,论述不够充分 这方面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普遍存在,也是导致论文写作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一是文章缺乏独到见解,观点陈旧,信息量小;二是文章论述一般化,洋洋洒洒数千字,却都是泛泛而谈,浮语虚辞,空洞无物;三是论点与论据不相协调,论据不够充分,文章缺乏说服力。 3、档案工作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 “档案工作经验是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对档案工作过程的各种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②“经验不是科学,只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感性认识,它代替不了理论的指导作用”。③ 档案人员所撰写的论文,都能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但是能将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并形成理论者甚少,因此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致使论文既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档案工作实践也无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层档案人员长期在某一个单位从事档案工作,其工作经验不免带有-定的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二是有些档案人员平时阅读档案业务书籍、报刊较少,对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内容了解甚少,不能在较高的水准上作进一步思考;三是档案人员之间的交流较少,除定期参加协作组或学会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外,档案人员没有更多的机会就档案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分析与交流。写作缺乏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 二、几点建议 档案人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档案人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学术团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档案人员应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档案工作者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阅读业务书籍、资料,善于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并加强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新观点的学习与了解,掌握档案学研究发展动向及学术动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为促进档案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协调、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学术研究工作在全市档案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把档案学术成果评奖与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将会更有效地激励档案人员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三)、北京市档案学会应针对每年的学术成果评奖召开讲评会,邀请参加评奖工作的评委对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让作者知道自己的论文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通过论文讲评会,档案人员可以系统地掌握如何选题,如何调研分析、如何谋篇布局等要领,逐步提高写作技能。 (四)、北京市档案学会要鼓励、带动我市档案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制定课题,组织人员开展调研等,提高我市档案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市档案学会及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学会分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根据会员的知识需求,有针对性、目的性地组织学术研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等活动,使档案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六)、市档案学会应加强档案学术成果的推广 首先要及时出版论文集,加强宣传。学术成果评奖之后,学会应及时将获奖学术论文出版发行,并将这一信息刊登于相关刊物上,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档案学术成果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推广。对于那些虽然未能获奖,但是论文中包含一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对工作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学会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汇总,然后组织会员及档案人员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讨论,并可邀请档案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并及时解答档案人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我市档案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为全市档案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对策研究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国内档案学研究与对策论文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理论探讨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中国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许多目前尚未引起档案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将成为档案学者们悉心探求的重要领域,并将涌现出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今后我国档案学界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之上对档案学的众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档案学的史学研究也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断代档案工作史、专门档案工作史、地方档案工作史研究领域将会取得全面进展。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也将趋向专深,以档案工作各环节、各程序为依托的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将不断产生。(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开展集约化研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组建科研共同体的形式来进行档案学研究,相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随着档案科研主、客观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不断提高。(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相互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段学科,这是未来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主要方式。定量分析方法将越来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分的档案学论著将不断增加。(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彻底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可以预见,二者之间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将会更加紧密、更加迅速。(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不难想像,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档案学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档案学论文:基于CNKI的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 摘 要:本文以1065篇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全面分析了学位论文的施引及被引信息,以管窥国内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本研究建议各高校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及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问题,同时建议国内档案学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关键词:博硕士学位论文;档案学;引荐分析法;Dh指数;文献计量 作为博硕士多年学习成果的结晶,每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或多或少总有创新之处,蕴藏着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且作为完整的学位论文通常须系统性征引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故经由众多博硕士集体鉴赏、评估的研究主题、参考文献等信息对我们探测学术前沿非常有价值。开发博硕士学位论文资源不仅能够揭示博硕士的学术贡献,促进学术界的知识交流与共享,也能够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以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出发点,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从施引和被引角度全面探析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笔者于2016年6月8日在中国知网博硕士数据库中检索了有关数据,将学科专业名称限定为“档案学”,时间段为2004-2015年,共得到1065篇文章。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不仅采集了全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还采集了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及部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着用自编程序将属于同一篇文献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采集引文信息过程中,共采集了被引次数大于等于5的学位论文的2389条施引信息,以及2014年的136篇学位论文的7632条参考文献信息。 本文通过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研究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引用学位论文的施引文献来观察学术界对有关成果的关注度,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兴趣和影响力。分析高频引证行为可揭示施引者视角的学术交流图景,同时客观地评估被引对象的真实学术影响,故本文在挖掘引文信息时采用引荐分析法[1],将引荐阈值设为2,即施引者对同一对象的2次及以上引用方视为一次引荐。将《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兰台世界》《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档案与建设》《山西档案》等档案类北大版优秀期刊在CSSCI数据库中的被引数据进行整合,运用h指数批量统计法[2]得到档案学界全部主流学者的领域内h指数,以此作为表征作者学术地位的指标。在分析学位论文的学科影响力时,采用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有关期刊进行标注。 2 学位论文的施引和被引分析 分析学位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可了解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被认可程度,本节从文献类型、引文文献的作者、期刊学科类型、学位授予单位等方面进行论证。 2.1 文献类型分析。提取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中文期刊(5109次)、图书(1225次)、英文期刊(832次)、学位论文(465次),这显示出档案学博硕士在消化吸收知识方面的文献类型偏好和能力。提取学位论文被引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学位论文(1380次)、中文期刊(965次)、会议文献(43次),这揭示了学位论文成果的市场影响特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博硕士所引用的文献类型比较丰富,但中文期刊论文所占比重很大,同时也少量引用了博硕士论文、英文期刊和图书;而学位论文的消费者主要是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与情报类学位论文相比,档案学学位论文所引的英文文献数量明显偏少。 2.2 作者分析。本文以引文中的第一作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学位论文的引荐和被引荐情况,采用Dh指数标记其学术地位,以探讨档案学博硕士所关注学者与所影响学者这两类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差异。 2.2.1 参考文献作者分析。为探讨学位论文作者的学术偏好,需对其引用学者的学术地位和被引次数进行分析。将样本中全部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信息进行汇总,统计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被引荐次数,用Dh指数表征其学术地位,最后得到样本(136篇)学位论文高度关注的学者名单,如表1所示。 据任红娟(2013)[3]利用2003-2012年CSSCI档案学来源期刊的被引数据进行的研究,被引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高影响力学者依次为:冯惠玲、何嘉荪、胡鸿杰、周毅、傅荣校、安小米、丁华东、何振、张辑哲、王英玮、张照余、周耀林。这与利用学位论文引证数据得到的表1榜单有较大差异,两份名单中的相同部分均以粗体标识。这两份榜单揭示了档案学高影响力学者群体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影响力差异。结合表1数据和学位论文题录信息可知,由于论文选题等原因,博硕士引用较多的学者除业内高影响力学者外,还参考了其导师的有关成果。此外,表1所列学者大多与中国人民大学有较深的学术渊源,如冯惠玲、黄霄羽、邓绍兴、胡鸿杰、安小米、李扬新、张会超等,这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学界的强大影响力。 2.2.2 施引者分析。为分析学位论文的影响力,需对施引者的学术地位和引证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用Dh指数表征施引者的学术地位,用引用次数不少于2次的引用行为界定高频施引者,即引荐者。表2列出了部分被引次数较高且被引荐次数≥2的学位论文所影响到的学者及其学术地位信息。 由于Dh指数与h指数一样都和研究者的资历正相关,我们借助Dh指数可知表2所列施引者的学术影响力较小且资历较浅。这说明即使是高影响力学位论文也尚未得到业内主流学者的重视。对比表1和表2数据可知,博硕士所引荐群体的学术资历要比引荐博硕士论文群体的深。这说明尽管博硕士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参考了许多高影响力学者的成果,但其产出的学位论文的影响力偏弱,仅能影响少数学术地位较低的学者。 2.3 学科影响力分析。对学位论文所引用期刊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并利用自编程序按照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这些期刊进行标记,得到这些期刊所属的学科,所得部分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TOP10学位论文引用期刊全部为中文档案类期刊,其中8家期刊为2014年北大版优秀期刊。此外,分析全部引用数据可知,学位论文引用频次较高的其它期刊多属于图书馆事业、情报学。这说明档案学学位论文征引较多的是中文档案类论文,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中文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但对外文成果的关注不够。 从被引数据看,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被《兰台世界》《办公室业务》等档案类非优秀期刊引用,而来自本专业优秀期刊的引用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学位论文还被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期刊少量引用。这说明学位论文的参考价值有限,跨学科影响力较弱。 综合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和被引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在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方面较为保守,学术视野不够开阔,需加强对其他学科成果及档案学国外成果的关注和利用。这与王新才[4]等给予档案学优秀期刊参考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4 学位授予机构分析。为探讨档案学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尝试分析学位论文广受关注的高校和重视利用学位论文成果的高校。汇总各高校2004-2015年的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单篇论文被引次数≥5),得到各学位论文授予机构在CNKI数据库中展示出的学术影响力,如表4所示。为深入探讨各高校对学位论文成果的关注和利用情况,本文还从学位论文施引角度进行了挖掘。由于采集整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相当于建立小型专题引文库,工作量很大,故本文仅整理了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略作示例,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某些高校缺席的情况下,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位论文在校内外均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重视利用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高校和受档案学界关注的高校重合度较高。这些在档案学博硕士中产生一定影响的高校均较为重视利用档案学学位论文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对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着积极影响。 3 分析与讨论 3.1 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3.1.1 CNKI收录学位论文信息不全。从收录的院校来看,武汉大学有26篇,中国人民大学只有4篇,而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没有被收录。从收录的时效性来看,近两年的文章数有所下降,这与学位论文呈现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冲突,说明近两年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全部上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CNKI所提供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有时要比原文少。 3.1.2 部分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差。学位论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其中不乏名家之作,但引用学位论文的文献多为学位论文,且施引者的学术地位普遍较低。这与杨奕虹等[5]认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被引率普遍较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学博硕士参考了大量文献撰写出的学位论文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学位论文缺乏创新,而这正是导致被引偏低的根本原因。 3.1.3 档案学学科相对封闭。学位论文所征引的期刊多为档案类期刊,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也多为档案学期刊。此外,关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高校与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影响到的学校高度一致。这说明档案学科相对封闭,很少参考其它领域的成果,其影响力尚未辐射到其他领域,而知识交流也主要局限在几所高校间。 3.2 对策与建议。 3.2.1 针对数据收录不全的问题,建议有关方面加大学位论文数据开放及整合力度。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不、延迟或仅少量学位论文会直接影响高校的实际学科影响力。从长远看,将学位论文深锁闺中不仅会降低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进而影响高校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会由于缺乏外界的评判和反馈而导致学位论文质量的下降。因此,各高校应重视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也能对广大师生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提升本机构的学科影响力。此外,针对部分数据缺失问题,建议各方尽量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缩短数据更新周期,加强数据校验,减少学位论文数据缺失现象。 3.2.2 各高校应重视并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各高校应加强对研究生的要求,导师也应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多鼓励研究生从事创新性探索,研究生也应有紧迫感,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开阔视野,努力提升科研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学位论文的“含金量”。 3.3.3 档案学科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国内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其特殊性,较多地参考自身成果也属正常现象。但任何学科只有不断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才能发展得更好,因此档案学应加强与他学科的交流借鉴,提升本学科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正如卢小宾、高欢[6]所建议的那样,档案学需要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中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拓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提升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此外还应当吸收社会学、 生物学与计算机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学位论文是否开放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群体对朋辈学术成果的感知和利用,这无疑会影响其对各高校的专业实力和声誉的判断,建议各高校认清专业成果共享对推动学科发展及提升本机构专业影响力的重要性,重视学位论文及机构知识库的开放利用问题。本文还发现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偏弱且局限于档案学学科,建议广大博硕士加强对国内外档案学及其它学科成果的学习利用。 博硕士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较难获取。目前国内尚无任何机构能够完整收录全部学位论文。限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本文利用收录相对较全的CNKI博硕士学位论文库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文所采集样本中部分知名高校的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收录不全,如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且博士论文一共只有13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响。 档案学论文:关于档案学论文现状的几点思考 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事业的逐步发展。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档案学论文作为档案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其数量的增长、质量的优化直观地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型档案学期刊已逾百种,自2008年起,每年的档案学论文更是数以万计。然而在巨大的论文数量下,潜藏的问题却是档案学论文总体水平不高,理论研究僵化、缺乏思想创新。本文拟就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进行分析,希冀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能够有所改观。 1档案学论文总体现状 2002年,安素琴同志发表了题为《近年来我国档案学论文的分析与探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我国档案学论文数量巨大、质量不高的现状,具体反映到论文内容上,表现为空论、泛论、追风论三种形式。当前,尽管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档案学著述,然而低水平重复现象仍较为显著,空论、泛论、追风论依然客观存在于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并在新形势下,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1论文总体比例失调 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档案保护技术几个类别,档案学论文也基本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不同研究方向的论文之间,应当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维系一个合理的比例,不能再某种程度上出现“短板”,否则必将阻碍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化。档案学在我国创立伊始,学科架构尚不完备,在吴宝康、曾三等一批老同志的带领下,档案学者着力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档案学论文、著述的问世,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力贯彻“双百方针”,档案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评论,大大促进了基础理论的发展进程。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引入,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兴起,档案学与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人们将研究的重点由基础理论研究转为应用理论研究,一大批档案学分支学科纷纷建立,充分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在档案保护方面的应用,也使得档案保护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新形势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件更新换代的节奏逐步加快,档案学论文的总体比例开始失调,应用理论研究成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趋于单一化,追风论初现端倪。时至今日,这一趋势不但未能得到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知网对档案学论文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了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中心。在应用理论研究逐步升温的今天,与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相关的论文几近于无,具有理论深度的档案学术评论亦是乏善可陈,档案界整体学术氛围稍显沉闷。 应用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档案学学术地位,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然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分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档案学创立至今,很多档案术语尚未统一,部分领域仍存在空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应用理论研究与形势联系紧密,可以及时针对新问题展开论述。然而,一味求新,生搬硬套,亦略显牵强。当前,应用型论文占据了学术期刊的绝大多数版面,基础理论论文几无立足之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实现良性互动、相辅相成,解决档案学论文的比例问题,迫在眉睫。 1.2理论研究僵化、缺乏创新 科学的实践是孕育理论的沃土,任何档案学论文、著述的诞生,都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反思与升华。我国档案学建立时日尚短,诸多理论不够完善,因而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束缚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深入的思想教条。吴宝康先生曾经说过:几年来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档案学理论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可否认,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就是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有机械搬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否则,就会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对待西方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主动去借鉴与融合,并结合实践加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进中国伊始,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创立了“文件双重价值论”、“档案形成规律理论”,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未脱离原有理论框架。 随着国际档案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西方档案学者的观念和理论为人们所熟知。这些观点为国内档案学研究打开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一批档案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然而,这些理论并非都能与我国档案学实践相适应,有些甚至可能与之相背离。档案学论文创作一片繁华之下潜藏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原创理论成果不多,大多论文带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色彩,本土理论创新少有建树。 1.3内容空洞、泛泛而谈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党八股的危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当前,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不正文风。俗话说:深入浅出是好学问,深入深出是大学问,浅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水平总体不高,归结而言,正是大量的低水平论文充斥其中,明明是“假学问”,却改头换面,冒充“大学问”。在学术期刊中,不难看到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分析》、《基于SECI模型的档案××探讨》这样类型的文章。光看题名,已然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实际内容却并非如此。文章首先介绍何为大数据/SECI模型,接着论述档案工作本身,最后将二者结合,分析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中不乏生涩难懂的字眼,让读者一头雾水,显得文章高深莫测;实际上,文章却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浅尝辄止,相关论据亦是一笔带过,缺乏说服力。例如,大数据时代下,将电子信息全面融入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是否完全具备?试点工作是否成功,有没有全面推广的可能性?SECI模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是否有生搬硬套之嫌?结合SECI模型的探讨对于提升档案工作效益是否具有显著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看待文章,不难发现:文章本身带有太多空话套话,却不涉及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业务环节,空有理论,却又无法做出合理的推导论证,这样的文章对于档案工作实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2档案学论文现状成因分析 档案学论文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档案学者的主观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客观因素。笔者针对档案学论文发展现状,现对其成因做出简要分析 2.1论文写作功利化 近年来,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高校教育的显著发展,档案学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与职称、职务、绩效工资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档案学论文能够在知名期刊发表,一方面是对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提升职称、职务的敲门砖。相较于建国初期档案学前辈们致力于构建完备的档案学学科体系而从事学术研究,而今的档案学论文写作难免掺杂了一定的功利化色彩,也即“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近年来,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等问题是档案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论文著述产生了较多学术成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档案管理新特点的认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档案界一窝蜂研究应用理论,忽略基础理论研究的恶性现象。 当前形势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职称、职务关联十分密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重心的“风向标”。笔者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下,以“档案”及“电子文件”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1996年至今,档案共有122个项目成功立项,其中70%以上的项目为应用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偏少,申请立项的学者不多。但这却向学术界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从事应用理论研究更容易产生学术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很难通过审核,成功立项。因而引发了档案界大量学者热衷于从事应用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的人沉湎于档案学发展规律的推理与演绎,从而导致了论文总体比例失调的后果。 2.2缺乏学术评论与探讨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2000年至2014年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专业目录下的文献记录,按照被引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了其中被引次数不低于55次的文献记录制作成表,如表1所示,这组数据如实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略显僵化,有建设性的本土理论创见不多,缺乏创新的客观现状。 表1共记录了25条文献期刊。通过归纳不难发现,25篇文献的主题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上。这是近年来国际档案界研究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国际化水平逐渐提高。以上文章都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完善和改进,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烙印。表1所记录的各文献,由于被引频次较高,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章对西方的档案学理论做出了精要的解读,为大多数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档案学理论构建了桥梁。但同时,这一系列文章也成为了束缚创新的思想教条。我国的档案学实践较之西方,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实践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想要建成数字档案馆并取得推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档案学理论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实践环节却并非一帆风顺。 西方的理论观点在我国往往被奉为金科玉律,谈及电子文件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学术界一片赞誉之声。诚然,西方的档案学研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对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具有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如果不能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有所创新,对传统理论做出扬弃,显然会陷入教条主义怪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号召学术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然而当前我国的档案学论文却总是围绕西方的理论观点展开论述,学术界的整体氛围稍显沉寂,缺乏高水平、深层次的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论文围绕西方理论展开,不能充分立足于本土实际,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作出小范围修补,严重缺乏创新,这在客观上会引发本土档案学者的惰性心理和依赖心理,严重制约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进程。 学术界应该是一潭活水,学术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建国初期,我国曾全面照搬苏联的档案建设经验,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使得档案事业走了很多弯路。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同样的错误,不应该再次发生。近年来,档案学论文逐步出现了与档案工作实践脱节的趋势,这亟需高质量的档案学术评论加以规范和调整。关于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是否适应于我国的客观实际,学术界也应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缺乏学术讨论的规范与调节,理论研究必然会走入僵化。 2.3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 我国十分重视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近年来,随着档案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开设有档案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多,档案专业的在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并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生力量。自2008年起,我国档案学论文年发表数量突破一万,截至2014年底,论文年发表数量已接近一万五千篇。其中,研究生创作的论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研究生创作论文比例的增长,是导致档案学论文质量良莠不齐,内容泛泛而谈的重要诱因。 曾经有学者对跨专业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情况做过统计。作者选取了国内十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样本,统计了2009-2011年十所高校招生总人数及跨专业人数 的基本概况。统计结果显示,2009-2011年的跨专业学生占据了招生总人数的50%以上,部分高校的跨专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招生人数的70%,而跨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也十分广泛,横跨多个学科门类。从这个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学跨专业考研成为了新趋势,大部分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本科属于其他学科门类。这为研究生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意味着大量的档案学研究生专业基础极其薄弱,缺乏档案学理论底蕴,实际在论文写作中则表现为文章论述空洞,关键问题泛泛而谈,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倾向于 “炒冷饭” ,热衷于研究前人多次探讨过的问题,对于问题和对策的描述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本身仅仅是观点的罗列和拼凑,缺乏新意;或是将本科专业与档案学强行结合,生搬硬套,略显牵强。 跨专业档案学研究生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兴主体,其创作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并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大量版面。受限于专业基础薄弱,跨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于应用理论研究,而且热衷于探讨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等热门话题,受西方理论影响较为深远。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也是导致我国档案学论文质量总体不高的最重要原因。 3结语 尽管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写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前进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值得肯定的是,档案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创作论文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回首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能够发现和纠正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必然会有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档案学论文相继问世,相信祖国档案学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档案学论文: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统计分析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统计2008年~2012年档案学9种优秀期刊刊载的各高校研究生研究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分析近五年各高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 关键词:高校;研究生培养;档案学;科学研究;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多,培养单位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全国获得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24所,占到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院校的70.6%。此外,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科学研究所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也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天津师范大学跨在情报学硕士点下招收档案学方向研究生。以上28所高校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云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对2008年~2012年28个培养单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在9种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2]上的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进而考察各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期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有所参考。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选择《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来源期刊”和“作者单位”为检索途径,分别以“档案学通讯”等9种优秀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等28所高等院校的名称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2008年~2012年。 2 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保证研究质量,对检索到的论文作如下处理:1.对于合著论文,只统计在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所发文章,其他文章不在统计之列;2.只统计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不包括简报、随感、简介等;3.对一稿多投的论文去重。经汇总、核对后,共得到1342篇文章。 2.1 学校与论文年度分布。论文署名学校、发表年份和发文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2012年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量呈现出稳定的态势,无大起大落现象。具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最多,为169篇,其中,硕士研究生发文63篇,博士研究生发文106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为上海大学和武汉大学,发文量分别是149篇和90篇。前三名的发文量总计为408篇,占28所高校总发文量1342篇的30.40%。同时,还有7所高校的发文量在10篇以下,这说明各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存在较大差距,也说明科研成果的多少与高校的科研水平、招生数量和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密切联系。 2.2 期刊分布。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成果的空间分布和科研水平。近五年研究生期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兰台世界》和《档案学通讯》的载文最多,分别为451篇和262篇,占总载文量1342篇的53.13%。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前5位的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反映出5所高校的研究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南京大学总发文量为51篇,其中在《档案与建设》上发文17篇,占发文总量的33%,这表明发文量除与科研能力密切相关外,也受到各刊的办刊特色和地域特色影响。 2.3 主题分布。将检索到的1342篇文章,根据内容可以分为档案管理、电子文件、档案利用、档案馆等11个主题。论文主题分布,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与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电子文件、档案学、档案馆和信息化6个主题相关的文章较多,发文量总计为976篇,占总发文量的72.7%。多数高校虽然对每一个主题都有所关注,但它们仍有各自重点关注的对象。 档案管理与档案利用是档案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各高校的研究生都对这两个主题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居多。在电子文件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的发文量十分可观;在档案学学科研究领域,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具有较强实力;在档案馆和档案安全研究方面,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发展势头较好;在信息化、数字化研究领域,南昌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郑州大学发文量较为可观;在档案网站和政府信息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占据一定阵地。 2.4 作者分布与合作情况。分析高校研究生科研合作的程度,可以大致看出合作研究和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将检索得到的1342篇文章分别按照单篇作者数为1人、2人、3人及3人以上的标准分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合作率为2人、3人及3人以上合著篇数占总篇数的百分比。合作度为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即作者总数除以总计篇数。 由表4可知,1342篇文章共有2066名作者,合作率为41.95%,合作度为1.54,这表明高校研究生科研协作现象较为普遍,合作意识较强。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合作度较高,均在2.0以上。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度分别为1.20、1.17和1.00。可以看出,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在科研合作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在合著的论文中,以研究生和导师合著居多,这反映出导师对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人以上合著的论文多为需要协同合作的调研报告,它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相关问题。此外,还有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院校之间以及研究生与档案局(馆)、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作,这是顺应档案学学科协同发展的良好趋势,需要保持和发扬光大。 2.5 发文5篇以上作者统计。在检索得到的1342篇论文中,各高校研究生发文量以1篇或2篇者居多,因篇幅有限,表5仅列出发文5篇以上(含5篇)的高产作者。 7.四川大学;8.辽宁大学;9.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0.郑州大学;11.南昌大学;12.天津师范大学;13.黑龙江大学;14.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无作者达到5篇。 由表5可知,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有29人,他们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是档案学界的新秀,构成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的研究生高产作者群。他们的成长,将会扩大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队伍,促进档案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在29人中,博士研究生7人,占发文5篇以上高产作者的24%,其中赵生辉发文10篇,数量最多,这说明博士研究生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 3 总结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不断增强,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不断提升。2008年~2012年高校研究生共发表1342篇优秀期刊论文,各高校研究生在9种优秀期刊上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生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高校研究生还有扩大科研空间的余地和机会。高校研究生应全面关注9种优秀期刊的栏目设置和办刊特色,更加深入地把握档案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以便更多地投稿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高校研究生之间、不同高校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程度在逐步加强,这是顺应学科协同研究趋势的良好现象。与此同时,高校研究生也应进一步加强与档案馆、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合作,更多地发表与档案工作实际相关的科研成果,以便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各高校教学单位需要继续加大研究生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并积极争取获得档案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硕士、博士生导师和优秀期刊编辑应当及时扶植新秀,培养出更多的研究生高产作者,为促进档案学学科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档案学论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类型分析 摘 要: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方法,文章界定三种引用情感类型,实证研究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 关键词:引用情感类型分析;档案学;高被引论文 1 引言 1927年[1],引用首次被用来对科研进行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引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逐步健全。然而,随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深入,引文分析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引用的规范性、引用动机以及只注重被引频次而忽视引文内容导致的引用不规范和引文评价的不科学等问题[2]。随着文本挖掘技术和全文提取技术的出现,基于引文内容分析是引文分析的新方向[3]。引文内容分析可以弥补单纯以被引频次数量评价的不足,将引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更好地揭示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国外已经有关于引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但国内基于引文内容分析,尤其是基于档案学引文内容分析的研究目前还不多。鉴于此,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内容分析为基础,深度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研究,对于揭示档案学引文特征具有意义。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样本,样本选择方法为:以CNKI数据库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选择“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领域,不设检索条件加以检索,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次递减排序,剔除非学术文献和不相关文献,得到档案学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检索日期截至2013年底。百篇高被引论文分布于18种期刊中,其中《档案学通讯》最多,有51篇文章,占总数的51%。《档案学研究》12篇。 3 引文内容特征研究 引文内容分析指基于引文内容层面的语义关联,对引用句或引用上下文的内容进行关联性分析,以揭示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和引文主题识别。 3.1 引文主题识别研究。引文主题识别是从引文文本抽取代表引文的主题词,利用主题分布来揭示被引文献的被引原因以及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主要作用或贡献。 本文主题识别是通过抽取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来实现。百篇高被引论文共有691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大于4的关键词有34个,累计频次277次,占总频次的40%。出现频次最高的档案工作者19次,档案管理18次,电子文件17次。 表1 高频关键词 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将我国档案学高被引论文研究主题分为四个主题知识群,一是档案学基础研究与档案事业,包括来源原则、档案学、现行文件、人事档案、档案事业、档案管理、档案工作者、纸质文件、信息安全、文化、政府信息公开关键词。二是电子文件和文件运动理论,包括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电子文件归档、文件运动和文件生命周期关键词。三是档案信息化与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办公自动化、数字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化、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资源开发、利用、档案开放利用关键词。四是档案工作与档案馆,包括档案工作、虚拟档案馆、传统档案馆关键词。 3.2 引用情感类型研究。引用情感类型识别是通过对施引文献引用被引文献的文本内容,从引用动机和情感倾向分析挖掘施引文献作者对被引文献的观点、态度或立场,主要分为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基本类型。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倾向识别档案学引用情感类型。 本文根据引用内容,将引用情感类型分为三类,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正面引用指施引文献中对引文的观点、结论或方法的肯定和赞同,还包括在引文基础上展开后继工作,或者应用引文中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以及引用他人的方法或结论和自己研究进行对比等。 负面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中的观点、结论或方法持否定态度。多是指有商榷性质的文章,或者指出引文研究的不足、缺陷以及目前没有涉及的而本文将要研究内容,主要表述两篇文章研究的不同。 中性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内容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观点,只做内容论述和在综述研究中出现的引用。情感类型界定如表2。 表2 情感类型及界定 由于百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总被引三千多次,涉及施引文献数据量巨大,数据处理困难,本文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保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上述引文主题类型中,依据上述主题分类,在四个主题类团中各抽取一篇代表性文献作为样本研究。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涵盖了所有的研究主题,避免因主题不同而产生引文特征不同;二是选取不同作者,既有业界权威,也有不同身份代表,避免权威效应带来研究偏差;三是不同期刊和年代;四是不同层次的被引频次。 表3 抽样样本数据 从上述四篇不同主题的文章被引的情感倾向来看,档案学论文多是正面引用,占63%,不含感情色彩的中性引用占35%,只有不到4%的引用是否定性质的。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档案学界对所引用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或是对引用文献高度评价,或是应用引用文献的理论和数据,只有极少数是指出引文不足。 进一步分析正面引用大部分是理论应用、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别人的研究理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或者是自我对同一问题的深化研究。因此,理论性强的文章正面引用的可能性更大。如裴友泉[4]等在文章中引用“正如《刍议》所说,目前‘信息孤岛’、项目资金浪费等问题正面临深化的风险……笔者想说是:《刍议》是篇好文章,不仅较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电子文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人们以警示与反思”表明对引文的正面肯定。 实践性的文章和综述性质的文章多是在文章开头的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中引用,因此,中性引用的可能性大。如马海群[5]等在文章中引用“由图4可见,数字时代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已成为2006年~2007年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冯惠玲(2006)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指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走上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和集中控制的发展路径”表明对引文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综述引用。 反面引用的文章很少,说明档案学界在理论争鸣和商榷中不是太活跃,而这仅有的几篇反面引用也不是对于观点的否定,只是指出引文和施引文献研究问题的不同,或者不全面。同时,理论性的文章由于有观点表述更有可能反面引用。如安小米[6]在文章中引用“第一篇《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研究的问题……该文肯定了电子文件管理问题的严重性,但未对什么是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进行明确解释,由于缺少分析框架,对国外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研究有待系统和深入”,文章指出引文的不足和缺陷,进而提出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学位论文的引用会涉及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多次引用,主要包括在文献综述中的中性引用以及在具体的问题和策略中的正面引用。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并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数据源,研究了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指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主题既有传统基础理论内容的继续研究,但更多地已关注网络环境下新的理论和应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依旧,新的应用理论逐渐增多。二是信息化催生的档案工作新变化,以及基础理论的应用得到拓展。技术催生电子文件产生、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府、档案网站的建设和数字档案馆等。三是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档案学的引用情感类型以正面引用为主,综述性和实践性的文章多是中性引用,而具有商榷性和争鸣性的反面引用文章很少。 虽然本文从引文内容方面研究了高被引论文的引用特征,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引文样本选择的局限。鉴于数据量大,在引文类型研究中,只选择了每个主题中的4篇论文进行研究。二是引文内容分析也只对主题和情感类型进行识别,况且主题识别只选择关键词,没有从标题、摘要甚至全文信息中提取主题标识。未来要在文本挖掘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下,进行大样本引文内容分析和主题识别。同时,指出引文内容特征还具有学科特征。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4-04-16)
自然科学论文:高等教育自然科学教材特点 1.界面友好,便于自学 这可以从下述几个事实看出来: (1)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文字和示意图占了绝大多数,公式很少。即使有,只是列出一些公式,绝少公式推导。 (2)行文更显散文味。如第7章第3节讲述“水波”。文中开头是这样写的:“水波是很容易看到的,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在澡盆、湖和海里看到过水波了,毫无疑问,观看美丽而复杂的水波时,你一定体验到伟大的美的乐趣。现在我们希望享受理解它们的智慧的乐趣”。 (3)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入手,引导学生逐步迈人探求智慧的抽象的王国。例如,在讲解驻波这个物理概念时,该书描述怎样用一个矩形金鱼缸或某种容器来形成水驻波并观察之,最后采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 教材如上述组织和行文,给大学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从实际生活中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作第一步抽象(用数字语言)定量描述问题的训练和启发。这才是科学研究所本应遵循的认识路线,因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既是科学研究的源头,又是科研为之服务的对象。如此编写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教材,既能激发学生探求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又便于学生自学,有了探求钻研的兴趣,才有后续的艰苦科研的动力源泉。能够自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教师授课的依赖性以及改变日积月累沉淀的思维定势和心理依赖,这样才能开启创新思维之门。 2.学以致用,激发学生探求智蔽的兴趣 例如,在第8章讲解光学的偏振概念时,则在课后补充了一个课外实验:“虹的偏振:它是偏振的吗?你可用花园水龙头中喷出的蒙蒙水雾来代替雨(做这个虹的实验)。”这样的课外实验其好处是明显的,既可以让学生真正掌握已学的书本知识,又可以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如是,则创新思维萌芽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对于自然科学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教材如此处理,也能启发学生从各个角度和路径去体会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发散思维,有利于摆脱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单一性,也有利于创新。论文百事通 3.破解神话,培养学生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科学素养 例如,在第8章讲述光的偏振时,引述了下面一个传说:“九世纪的北欧海盗既没有罗盘也没有偏振片可供航海导航。晚上他们用恒星。白天,当太阳不被云层遮蔽时他们用太阳。(该传说前面还附有一个说明:在高纬度区如北极圈内,磁罗盘不再可靠了。太阳也很难用于航海,甚至在中午它也有可能低于地平线)。根据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北欧的航海者采用的是不可思议的‘太阳石’,甚至当太阳被挡在云层后面时,也总是能够定出太阳的位置。这种太阳石是什么?长期以来是个谜”。接着作者介绍了一个10岁的小孩,如何在父亲的帮助下,破解了这个谜。问题到此还没有完结,著书者又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传说中不管天气怎样,太阳位置永远可以被不可思议的‘太阳石’所确定。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写到此处,笔者有些感触,应该说中国政府和国内出版同仁在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但奇怪的是,居然会出现水变油的“发明创造”?该场闹剧牵涉范围之广也令人费解。或许国外同仁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4.提示惯性思维的误区 例如,((光缆》一书(福富秀雄编著?李先源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年)在谈到光缆传输损耗时,“现在已经可以制作0.2dB/km的低损耗光纤,这一损耗值相当于能分辨100km远处的特体的大气透明度,即相当于从日本东京市看到富士山时的大气透明度。”国外教材一般在谈到一个抽象的概念时,总是想办法找到一个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以加深读者的理解,这似乎是他们的一个惯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人类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时,物理学家费米向空中洒一些纸片,就粗略知道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多少吨常规TNT炸药。新晨 引述这个例子,笔者更想描述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触: (1)原来大气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光传播媒介,物像能传播那么远! (2)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能够只凭肉眼就观察到许多天文现象。 (3)人类科技在进步在发展,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不但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形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定势。 (4)为什么现代医生诊断疾病都越来越离不开仪器设备,有些本可以靠“望、闻、问、切”等传统手段就可诊断的小病,借助仪器设备却越弄越糊涂了。 乘坐过飞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会:当飞机冲破云层,在蓝天白云之间飞行时,视野为之一新,心情为之一振。但愿读者诸君:即便在大多数情形下,天空上飘浮的是灰云,却不要错误地认为天空本来就是灰色的;而能够大胆地设想,或许其后面有一片无遮无挡的广阔的蓝天白云。 自然科学论文: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意义 【摘要】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应结合实际,实施教育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课题的开放性、实践性,注重实践与理论联系,充分发挥教师的角色作用。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新晨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内容 [摘要]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目前西部地区乃至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薄弱的状况,论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并对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关键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 在20世纪末,我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不仅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尤为重要,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 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无论在西部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还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地方文献研究领域,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专门性研究至今尚未有人问津,还没有真正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而得到普遍关注;在地方文献工作领域,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纳入地方文献工作部门的重要议程而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我国地方文献领域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致使其理论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从而直接影响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整理和广泛开发利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区域开发建设和地方文献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地方文献资源价值和功能的全面发挥。这是西部地区乃至我国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建设中的一个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向来为我国国家领导所重视。早在1958年8月9日,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就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地方文献资源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纵涉古今、横跨百科的综合性地方知识宝库,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科学文献,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与西部地区开发实际的有机对接,进而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地方文献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 2.1.1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发展阶段。在2007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地方文献专家来新夏先生发表了“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演说,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了地方文献学“考究文献积存,辨识学术价值,力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认为“地方文献目前已进展到可以建设专门学科的时机”①。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为内在要素和基本特征的,其研究对象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规定和制约着学科体系的内涵和边界。地方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和自然科学文献共同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个学科的地方文献,其学科体系是由地方文献学这个主体学科和围绕这个主体学科的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从学科构成看,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不仅是地方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且是构成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一翼。从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学”,将分别是地方文献学“半分天下”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专著,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韩朴编著,文津出版社,1992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金沛霖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林天蔚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张利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骆伟编著的《地方文献学概论》由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方文献学命名的专著。但从总体看,这些著作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内容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和缺失。 忽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缺憾。因此,针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为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对于完善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1.2促进地方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科学具有继承性,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然科学也概莫能外。 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同,所以其研究方法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哲学方法、科学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其中,运用科学实验方法是探索自然 ①来新夏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务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萧山:内部印界奥秘和创造发明的必由之路,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表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忽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利用文献资料。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卡笛尔看得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因为他在求知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借鉴和修正前人的看法,使其达到更加完善的结果。我国古往今来的诸多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无一不是在参考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新的。如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学萌生于原始社会,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开始,通过几千年来历代中医学家不断地总结、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才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 开展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凭借人类已掌握的各种实验和技术手段,这些主要通过研究过程中文献资料的调研和利用得以实现,其中包括研究选题调研、研究内容调研、研究方法调研、研究成果调研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区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了解和掌握地方自然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主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不论对地区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开发应用研究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实践意义 2.2.1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系统深入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是全面提升地方文献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任何学科都有“学”和“术”之分,在地方文献领域,关于地方文献资源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为“学”;关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工作为“术”。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很难有突破性进展,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密不可分。地方文献学源于地方文献工作,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文献学术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地方文献的学术研究则是推进地方文献工作科学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地方文献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地方文献产生之后,即有与地方文献相关的工作产生,但把“地方文献工作”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或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做,则为时很晚,且长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最初明确提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先生,他们分别于1941年和1947年明确提出了地方文献工作在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内容,从而正式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处女地。1957年,杜定友先生撰写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讲稿,就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和工作内容第一次作了全面论述,为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我国地方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应该看到,目前在地方文献领域“重文轻理”和“厚古薄今”的现象普遍存在。从研究角度看,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稀见,其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从工作角度看,无论在经费投入,还是在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在实践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在西部大开发中,只有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学科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作用。深入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但有利于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业务工作,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而且对于推动地方文献工作全方位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地方文献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2.2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世界上有不少创造发明的源头就在中国,这些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它称作是“绝对的金矿”。西部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渊薮,其地方文献中蕴藏了丰富的自然科学信息资源,包括各地自然面貌的知识记录和古代的辉煌科学成就以及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这些资源有的以专著形式出现,有的则广泛地分布和蕴涵于大量的各种类型和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之中,如书刊文献、方志文献、档案文献、文物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网络资源等。这些文献和信息,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从古至今西部地区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如,据《白云鄂博矿区志人物传》记载,1927年,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年仅28岁的丁道衡先生,随同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人赴中国大西北科学考察后写出的《绥远白云脑包铁矿报告》一文(见民国22年《地质汇报》第23号刊),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地质调查组赴白云鄂博矿区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的导示作用,如今的白云鄂博矿区已经成为占世界稀土储量90%的大型富矿,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致用”,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地方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振兴地方经济、再造秀美山川、促进社会发展值得凭借的重要信息源,对于以区域振兴、科技强省(区、市)为主要目标的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地区的振兴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赖于引进国内外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有赖于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本土化的自然资源,实现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与生产力的转换。因此,努力拓展地方文献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新领域,不断加大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揭示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力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75-文献资源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系统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西部地区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是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针对西部地区与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工作的历史现状,当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应该是: 3.1总体目标 建立相对独立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关注,推动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并重的方向转化。 对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客观的分析、总结和评介,从加强地方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目标出发,提出建议措施,为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构建面向用户的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知识技术体系,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从知识管理和集成角度推动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3.2主要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研究。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但业界目前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确切概念和具体内涵尚没有比较精确的表述,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独特价值与功能的研究亦未涉足。因此,应通过自然科学与地方文献概念和内涵的分析,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同时,根据自然科学和地方文献资源的自身特质,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对其在区域振兴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价值、功能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点、类型、分布研究。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各具特色,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应围绕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文献的记录手段和载体形态、编撰方法和出版特点、语种等不同角度,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方志馆、专业科研机构及其它文献收藏单位等不同层面对其特点、类型和分布状况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和研究,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管理、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研究。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深度、广度非常不够,与其潜在的实际价值相比差距很大。应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认真梳理,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对前人特别是建国以来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总结和评价,进而结合今天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宏观和微观管理角度为国家和西部地区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决策性参考意见。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研究。在当代信息环境下,加快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资源整合集成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建设则是充分发挥地区自然科学资源优势的必要举措。应结合西部地区网络化、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针对各系统文献收藏机构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的探索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特点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知识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西部大开发中各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活动,是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基本目的。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原动力,是影响构建其管理模式、运作机制和技术路线的重要因素。应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实际需求,对用户的构成、用户的需求特征、需求规律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开展研究,以真正建立面向用户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检索报导体系。新晨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管理运作机制、方法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在认真分析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应深入研究和探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业务运作机制的构建、挖掘搜集的主要途径、集成整合的技术方法、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等。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整合地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激活资源存量、带动资源增量,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应就如何构建西部地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网络服务体系,如何形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自建数字资源为特色、以资源共享为优秀、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和集成为主线的基础平台和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2个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在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献中(包括汉文文献和民族文字文献),蕴藏着大量的自然科学文献资源,如天文历法、医药医学等,都是颇具特色的一笔重要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对策等问题研究,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结语 自然科学是提高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源泉,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建立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础,对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域积累和创造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结晶,是记录、保存和传承地方科技成果和科技文明的载体。在西部大开发中,不断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必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对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对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对我国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思维活动和再学习方式,每一位优秀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学反思。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是有“3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30次重复”叶澜教授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反思教学”就是教师自觉地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监控的能力,不断丰富自我素养,进一步充实自己,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优化教学,不断对自己的教育实践的有效补充活动。简单地说,教学反思就是研究自己如何教、如何学;别人如何教、如何学;如何在教中学、学中教的问题,为此,怎样进行教学反思呢?,我想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去进行。 一、写成功之处 写自己的教学机智。一节课结束后,回顾教学过程,体会学生学习的成功之处,教师总有得意之处:或启发得当,或例证精辟,或情境创设成功,或过渡语言生动,或“灵感”顿悟……,不论是哪方面的收获,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归类整理,势必对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将大有益处。教师一定能从中受到启发,总结成功的经验,如能及时记录,可作为日后教学工作的借鉴,有助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课堂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师生的思维发展及情感交流的融洽,往往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瞬间灵感,这些“智慧的火花”常常是不由自主、突然而至,若不及时利用课后反思去捕捉,便会因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令人遗憾不已。 写学生创新和独到之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总会有“创新的灵感”在闪烁,教师应当充分肯定学生在课堂上迸发出的一些独特的见解、精彩的问答、创新的思维,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好方法、好思路得以推广,而且对学生也是一种赞赏和激励。同时,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也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可以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水平。因此,将其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以后丰富教学的宝贵材料,供以后教学时参考使用,也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完善、推陈出新,达到教学峰点。 二、记教学中的“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成功的课堂教学也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何况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的过程,教学中难免会出现教材因素处理不当、偶发事件估计不足、课堂气氛调控不好等情况。所以我们只有及时、客观地予以记载,系统的回顾、梳理,并对其作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并分析出问题原因,研究解决的方法,才能避免在以后的教学中重蹈覆辙。因此,课堂教学中有所得也必定会有所失,学生的性格各异,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际教学过程总会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教法的运用,知识的讲解,例题的选择,板书的设计,学生的反应等方面,课后都会觉得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教学工作的不足,要反复思考,仔细琢磨,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如课堂中问题情景的创设有没有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学习活动的组织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小组自主学习有没有流于形式?有没有关注身边的边缘生?学生学习的兴趣是否浓厚?教学行为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是否“沟通”和合作?是否创造性地使用了教材?教学过程是否存在着内伤?教学过程是否存在“伪探究”和做秀现象。通过侧重审视自己课堂教学的失误之处,找到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教学新思路,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和对策。 三、写出“再教设计” 一节课下来或一天的教学任务完成后,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细细想想:这节课呈现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识规律,总体设计是否恰当,教学环节安排是否合理,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学生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是否得到了富有成效的训练,教学手段的运用是否充分,重点、难点是否突出;今天我有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发现,组织教学方面有何新招;解题的诸多误区有无突破;哪些做得还不够好,哪些地方需要调整、改进;启迪是否得当;训练是否到位,学生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了,学生学得是否愉快,我教得是否愉快,其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还有什么困惑?等等。及时记下这些得失,并进行必要的归类与取舍,考虑一下再教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如何做,写出“再教设计”,这样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这样就为今后的教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经过长期积累,我们必将获得一笔宝贵的教学财富。 四、养成反思习惯 教师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不断反思、重构自己对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基本掌握的过程。让教师真正意识到并切身体验到反思对其专业发展的作用,对于督促教师自觉进行反思、养成良好的反思习惯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自身也应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培养持之以恒的精神、创造良好的反思氛围,养成自觉反思的好习惯。因此,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教师的整个教学生涯,而不是某一阶段的特殊任务。不单单是教学经验、教训的总结,它是伴随整个教学过程的监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就一节课而言,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而不应只是课后才做的事。课前反思可以明确目标,加强自觉实践;课中反思可以调控教学,提高教学效益;课后反思可以使教学经验理论化,促进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一句话,时时、是反思之时,处处、更是反思之地。可见养成习惯在反思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 自然科学论文: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运用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 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中等师范物理与自然科学教学论文 一、风趣讲课,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 教师是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一言一语都会受到学生的关注。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能力,采取风趣的讲课方式,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减少学生上课的紧张感,同时也可以提高教材讲解的效率。如在正式开始上课前,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从古至今有三个有名的苹果,你们知道是哪三个吗?”大多数学生都摇头,纷纷说不知道。教师趁机解释:“第一个苹果,被夏娃和亚当吃了;第二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了;第三个苹果,就是苹果手机啊!我们现在没有苹果,但是可以看看牛顿被苹果砸了之后,为物理及自然科学做了什么贡献。”教师的讲话会让学生觉得很有趣,同时对物理及自然科学课堂也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时,教师就可以讲解教材内容了。教师风趣的讲课不仅可以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而且可以增加学生对物理及自然科学的喜爱之情,这都有利于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 二、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好奇心 好奇心能够驱使人们积极思考,通过努力获得答案,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努力思考和认真听课。如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不同物体下降时的速度一样吗?它们会同时落到地上吗?”学生一时难以肯定地回答教师的问题,于是教师就可以做一个实验,选取几种不同的物体在同一时间从相同的高度抛下,然后与学生一起观察实验结果。当实验结果与学生的认知发生冲突时,学生一定很想弄清楚原因,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入教材内容,解决学生的疑问,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教材内容。 三、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加强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之所以让学生觉得很难,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实践,难以验证和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动手实践有利于学生巩固课本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中等师范的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多自己动手。如在讲关于摩擦力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动手,采用不同的物体做实验,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摩擦力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然后再根据教材内容的讲解验证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猜想。亲自动手可以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当中,不仅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而且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多鼓励学生动手,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强化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四、总结 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对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运用风趣的语言授课,积极导入实验,鼓励学生多动手,从而降低教学难度,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使教学的有效开展。 作者:缪彦单位:江西省上饶师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公共管理论文 1前言 目前,进一步实现建设创新国家任务所需的我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都大力加强对科技管理。在那之前对政府科技管理研究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角度出发,科研管理开始,然后过渡到科技管理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中国茶。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的科学理论的科学结果不够宽广的视野中看待政府科技管理的角度。我只是因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宏科技活动和科技管理活动很难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我们政府的科学技术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社会问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认识到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政府关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力、渗透力;另一方面,政府将科技项目管理的内容设置科学技术管理范围内采取的管理方法,反而更像管理服务功能的公共管理的角度,政府科技管理活动进行重新定位,明确政府的新技术管理方式和新的内容有很大的意义。 2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政府科技管理活动 2.1政府管理的内涵 公共管理的视野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的共同成员范围内对所相关的公共事务进行一定的管理,这是一种社会化的事务,也是一个社会化的流程,具体来讲就是要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群体内部的成员进行普遍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特征:社会性,也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公众利益共同体,是公共范围内的事物需求的产物;动态性,也就是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公共事务的服务范围也会有一定的差别,同样的公共服务活动再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层次性,也就是说根据公共事务本身与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有相关关联性的,在纵向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可以在社区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公共服务和地方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外在表现性,也就是说公共事务本身是与一定的公众利益相互关联的,而且其本身也是公众所追求的共同利益的产物。 2.2以科技管理活动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 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政府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改善的重要方式,还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的趋势。社会转型。这不仅能有效促进当前国防发展国民教育水平???还可以再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同时国家文明建设,例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等依赖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依赖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有很强的无法控制的有效性,消费社会,社会的发展也为比较大时,这样做,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需要对科学技术进行日程管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贡献的方向逐渐使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事业中去。因此,渗透到各个方面的功能范围,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所以科学技术管理都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3合理定位政府科学技术管理工作 3.1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科技管理平衡 政府与企业本身是科技活动的投资主体,必须要分清楚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有效接入的范围才能够更好的发展科技。我们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可以从科技产品本身的属性角度区分两者之间的范围问题。科技产品本身可以划分为私人性的或者是公共产品型的。公共产品包含了基础性的,研究周期比较长,研究的收益比较小,研究的规模比较大的科技项目。所以,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性投资产出的。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必须要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监督。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要表现出比较高的公正性和信息透明性。而反观私人产品,其本身是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中为了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包含了一些专利性的项目和专有性的技术。由于不同的科技研究项目的特点不同,针对的方向也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必要针对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作出有效的划分和研究。政府不需要设计的范围,或者是政府可以涉及但是也可以不涉及的范围,都要交给市场去管理。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保证科技发展的自由度,也能够有效的提高科技发展的速度。 3.2充分明确科技管理工作在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的地位 在之前的科技管理工作中,其地位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医疗卫生以及文化教育等的事业性质的分类。科学技术管理本身的社会事业管理的范畴。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研究和生产周期不断缩短科技活动的利益也越来越大的利益相关者也越来越多,而科学技术本身还不如区域内的融合活动更加强烈。科学技术已经在社会各领域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各部分???提供智力上并有效改善传统的运营及管理手段,提高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也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的优秀竞争力的主要标志。科学技术不断地大范围,以便不不同农业科学技术、文化、卫生等领域独立性的综合发展领域的复杂系统,这种系统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失去的管理效果。所以我们要明确科学技术管理在政府管理中的位置需要的话,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在宏观经济、财政等系统的综合管理系统,是一种单一行业的经营手段。然后各领域中有关政府机构设置,不断促进科学管理本部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业角度和社会角度不断促进政府管理科学科技提高政府科技管理的效果。 作者:胡庆红单位:鹤岗市科学技术局 自然科学论文:小析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的构建 1.建立单位信息及人员信息库。 在新管理系统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单位信息数据,包括单位性质、单位名称、联系部门、联系人、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以便基金管理机构对全省110多家各类单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建立了依托单位管理员和项目负责人信息库.依托单位管理员账号由系统管理员分配,并由各依托单位自行完善单位信息。项目负责人账号由项目申请者自行使用身份证号进行注册,保证了每个项目负责人账号的唯一性。依托单位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可以对项目申报人员所有的项目信息进行管理,避免同一项目重复申报。 2.建立专家信息库。 建立了一套专家信息库,包括专家所在省市、所在单位,出生年月等,并按照国家基金代码的标准,为每个专家设置三个学科代码,并增加了一项专家当前主要研究领域的信息。并且每年在邀请专家进行项目评审的时候,会要求专家对自己的信息,包括最近的研究方向和擅长的领域进行完善和更新。在专家评审过程中,尽量使评审项目的学科与专家擅长的研究领域一致,做到评审的公平。当前的专家信息库已经收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0多名专家信息。 3.实现项目全程在线管理。 系统将一个项目从申请到结题的阶段分为项目申报填写、项目申报依托单位审核通过(未通过)、项目申报管理机构审核通过(未通过)、项目评审、项目评审通过(未通过)、项目结题等20多个状态,项目在不同状态下都只能进行相对应的操作。3.1项目申报。项目负责人在进行项目申报时按照国家基金的代码进行分学科申报,这样在进行评审分组按照研究领域进行科学分组。申请人在项目申请时,基本信息由注册信息自动生成,申请人只需要填写项目书的正文部分,并上传证明材料,之后由系统合成完整的申报材料文档。3.2项目评审。评审专家根据分配的用户名进入系统,查看申报材料文档,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评审标准,按照评审要求对项目进行网上评审。3.3项目立项。项目在经过相应轮次的评审之后,系统会将项目根据评审结果排序。确定立项项目后,申报人可以进行项目计划任务书的在线填写。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设置项目计划任务书中的约束内容,比如项目执行起止时间,项目经费等内容。申报人填写完成后,经过依托单位的审核推荐后,再由系统管理员审核。3.4项目实施。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在线填写中期检查报告,以便管理机构了解其实施情况,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系统管理员可以对项目进行终止等操作。3.5项目结题。项目到期后,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结题报告,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在线对项目结题情况进行评审,最后根据评审结果实现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等级评定,实现了项目从申报、立项、实施到结题的全程在线管理。 4.依托单位管理的完善。 新系统完善了依托单位的管理功能,依托单位可以对本单位人员和历史项目进行统一管理,从项目申报、立项、实施到结题全程管理。比如对本单位的申报项目进行审查,并可以对项目进行推荐或退回等操作,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项目结题进行审核。 5.系统管理的完善。 5.1按照学科代码对项目进行分组并匹配专家。在进行项目评审时,系统管理员按照项目申报人填报的学科代码进行分组。一级学科代码决定大的学科分类,之后按照项目的二级和三级学科代码进行学科内的分组。并根据相关研究领域进行评审专家的匹配,并遵循是每一小组的专家来自不同省市的原则。5.2根据不同类型的项目设置不同的评审方式。根据不同申报类型的项目,系统管理员可以自行设置不同的评审方式,比如打分、评等级和投票等,解决了原有管理系统评审方式单一的问题。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某些情况下评审意见为必填,以便专家对项目评价的书面意见,给项目管理部门提供参考。5.3建立信息统计功能。新的管理系统建立了信息统计模块,可以按照学科、依托单位等信息对所有申报项目和立项项目情况进行统计,方便管理部门从单位、学科等方面掌握申报情况。并可以从项目申报人及项目组成员的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统计项目申报人和项目组成员的情况,为管理机构了解并分析项目承担人员的情况提供了依据。四、自然科学基金系统使用过程中的体会作为一个服务平台,新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从最初的提出设计需求到实际投入运行,已经经历了近两年时间,在使用中不断听取用户的意见,针对用户普遍反应的问题,在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了修改,尽量做到了为广大科研人员服务,在系统的可操作性、简洁性方面进行了完善。虽然在系统兼容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尽量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满足用户的需求。作为一个管理平台,新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基于《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考虑了系统总体结构的构建,并针对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一些模块进行了优化,使项目管理更高效更规范。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项目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还有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对于新的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如何确定评审小组,项目结题后若干年后的社会影响的跟踪与评价等,都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谢敏檀朝满黄进单位: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自然科学论文:诠释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论文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部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自然科学论文: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论文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部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自然科学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新课标理念引导下的小学自然科学教学 摘 要:新课改推广要求基层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与发展。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新课标的优秀观点,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从“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及“开发教学资源”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小学;自然科学;新课标;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开发教学资源 新课改运动的普及与推广要求基层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落实其大力倡导的先进教学观点以及理念,并要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对所运用的理念进行不断创新与发展。这就奠定了各学科教师学习新课标理念、贯彻新课标理念、革新新课标理念的重要基调。笔者身为一线小学自然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对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新课标所提倡的优秀教育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实践,现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将个人的一些认识与见解归纳、总结如下。 一、恰当、科学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各行业各领域都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了最充分的运用。教育界也不例外。《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更是在其教学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现代教育技术为教育教学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教师应当从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学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笔者认为,新课标之所以如此倡导,是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自然学科中的恰当运用,能有效拓宽学生的视野范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能有效兼顾学生的学习差异。以下的教学实践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如,在教学“人的进化”这一内容时,笔者就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出示了一组猫、狗、大猩猩等不同动物以及人的幻灯片,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图片,并回答哪一动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通过观看图片,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大猩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在此基础上,笔者又通过图片对比的方式,比较了人与大猩猩外部特征的相似之处。例如,人与大猩猩都能直立行走、五官长相位置大致相同、都具有丰富的面部表情、都能灵活地用手拿东西等。借助现代教育技术,不仅有效扩充了课堂容量,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使学生对于“人的进化”这一知识点具有更为浓厚的探究兴趣,而这很显然为他们在高涨的学习姿态下积极、主动地融入“人的进化”的具体学习活动之中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学中的科学运用具有良好的效果。 二、灵活组织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 现代素质教育理念提倡“学中做”“做中学”的观点,即鼓励学生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夯实理论知识、提升实践技能。与此相适应,《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持有相类似的教育观点:“教师应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教学过程,这些活动的开展既能使学生亲身体验科学发现、科学探究、科学创造的过程,同时更有利于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切实发展、提升自身的自然科学修养及综合素质。” 笔者认为,小学自然科学教师在践行这一先进教育观点时,应当从所教内容出发,从所教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精心选择那些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相连、能充分诱发学生兴趣的活动,同时,又要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这样才能确保综合实践活动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对此,笔者感受颇深。例如,在教学了“种子植物与非种子植物”这一节的相关知识点之后,笔者就将学习的阵地由课堂转移到了校园这一广阔的空间,要求学生利用校园内丰富的植物资源,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哪些植物是种子植物,哪些植物是非种子植物。 这一学习形式新颖别致,因此学生的参与热情格外高涨,他们全都自觉且积极地投入到了实践活动之中。在这一综合实践活动之中,学生既懂得了植物可分为种子植物和非种子植物纱罄啵同时,更是通过认真观察植物落在地上或者是长在树枝上的种子,对其属性进行了科学、正确的判断。例如,广泛分布在校园中的松树属于种子植物,而潮湿、阴凉处的苔藓则是非种子植物;除此之外,有些植物的种子是裸露在外的,像银杏、云杉等;而有些植物的种子外则有果皮包被着,像玉米、菜豆、向日葵等;有果皮包被的最大意义是能对植物的种子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进而有益于其传播……如此,通过这一综合实践活动,一方面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及能力得到了显著的锻炼与发展,另一方面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对植物类别进行划分的过程,更是他们回顾、复习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进而建立完善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该项教学实践案例充分证明了小学自然学科灵活组织综合实践活动一举多得的良好教学效益。 三、合理开发一切可用的教育教学资源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强调:“各地区、各学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统一、划齐的要求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小学自然科学教师应当积极挖掘、合理运用一切可利用的教育教学资源。”笔者认为践行新课标这一理念的优势在于,能使得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学变得更为契合所在地区、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而显著优化、改善最终的实际教学效果,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也能因此得到更好提升。 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观点。如,在教学“保护大气”这一知识点时,就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同父母一起,对平时生活中常见的大气保护标志、环境保护标志进行充分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社会生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既使得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环保标志,更使得他们深刻认识到保护大气、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教学反响异常良好。又如,“土壤的成分”这一内容涉及“土壤的保护”这一知识点,在教学了相关的内容之后,笔者就要求学生在课下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利用互联网络技术对土壤遭到破坏的原因、土壤遭到破坏后的严重后果以及有效保护土壤的措施方法等进行相关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既有利于学生信息搜集、归纳能力、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切实进步与发展,同时,更能使得学生自觉树立起“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一端正的价值观念,而这恰恰正是“土壤的保护”这一知识点的教学追求所在。 一言以概之,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当多渠道、多途径地开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课程教学资源,这对于优化小学自然与科学的实际教学效果、真正促进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更好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而言之,新课标的先进教育理念为小学自然学科正常组织教学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与发展方向。对此,小学自然学科教师必须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新课标的观点,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灵活运用。这既是迎合新课改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又是切实优化、提升小学自然学科教学效率与质量的客观要求,同时,更是促进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显著进步的客观要求。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 [摘要]在20世纪中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关键词]环境史 自然科学方法 可能 限度 20世纪中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现代史学从一诞生起就与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处于同步并行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越向前推移,中史学自觉接纳其他学科渗透的步履频率就变得越快,以致于在当代史学所采取的各类‘方法’中,我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史学方法’”。此处的“其他学科”,恐怕还多局限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谈到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毋庸讳言,即使暂且抛开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庞大的理论命题,我们也不难看出,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确实存在许多不易融合的地方。因此,由中史学的传统特点、治史理念等诸多因素左右,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命运在20世纪可谓几经沉浮。 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新史学,自从西方兴起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然而从其传人中到获得长足发展却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批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积极译介外环境史优秀成果的同时,又力图去构建中环境史研究的学科体系。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其治史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自然科学方法在研究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环境史研究在为自然科学方法人史提供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笔者将从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误区等三方面来探讨这种可能与限度。 一 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是由德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大约在7年之后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但是其真正“运用到对人的研究上,开始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获得超出自然科学范畴的现代意义”,则是距其产生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人们开始积极运用生态学的逻辑去反思和拷问工业发展带来的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代表性作品即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与之相应。环保思潮迅速兴起。同样,我们说“职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能不受自己所处时代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影响还总会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而该时期史学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环境史学的兴起。 如今,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美两位环境史大家即是唐纳德,休斯和唐纳德?沃斯特,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休斯在其三部著作《潘神的劳苦》、《世界环境史》和《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就一再强调生态分析作为环境史研究一个手段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休斯在(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关联”一节专门论述了生态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休斯认为:“人类文明不可能将其自身置于自然法则之外,即使那些拥有先进的技术文化的文明也做不到这一点。生态学将人类物种置于生命网络之中,仰赖它而活命、生存。你不能否认科学素养在原则上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完全撇开显而易见的实际困难来说,这为环境史学家如何准备并不断训练指明了方向”。唐纳德,沃斯特同样也认为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内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尝试环境史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同样表达了对生态学的重视,并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其一,生态学是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其二,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工具。 针对学者们普遍强调的生态学与环境史研究的密切关系问题,鲁奇、李恩军提出了质疑。他们坚持认为,生态学与环境史一样,都是重点研究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应该是平行的关系,而不能构成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基础关系,并表达了一定的担忧:“在逻辑上,如果生态学可以成为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那么就会出现以下的现象,环境史学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生态学的学科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互为基础,轻易划分学科之间的隶属关系,就可能导致学科分类之间的混乱,从而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应该说,两位学者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是有关系的。鲁奇、李恩军认为,“环境史就是环境史,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而不是把它列为历史学的分支,所以才会导致他们对学科隶属关系的轻易划分表示担忧。而在我们看来,环境史仍属历史学的范畴,我们并无意于将生态学作为学科基础,而是要充分地吸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环境史的理论,正如上文所述,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环境史生逢其时,我们借助生态学来进行理论建构和展开研究是完全合乎时宜与情理的。 当然谈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生态学理论的转型给环境史带来的挑战。包茂宏和高荣都撰文谈到了这一问题,包茂宏指出:“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控作出有效回应”。高荣亦指出:“90年代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生态混沌理论、盖娅理论等新的生态学思潮,它们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依照这种观念,人类及其文明不必对环境问题负担全部责任。生态学思想的这种转变,使以之为基础的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在90年代以后明显弱化”。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即牵涉到一个如何对待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既不能把自然科学方法看作洪水猛兽,同时也不能指望通过其建构一套颠覆既往史学思维的研究范式,同样,在环境史研究中引进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亦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照搬其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一方面,直接运用导源于生物学的现代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肯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一旦赖以“存活”的理论方法出现纰漏,将直接导致研究结论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是前车之鉴,眼下的生态学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即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所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固然要有所借鉴,但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方法内化为可以供我们进行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才是我们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王利华在早期关于生态史学思想框架的探讨中,即充分论述到了生态学理论对于生态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该文在2009年收入《中环境史研究》第1辑时,作者在文末作了一段补 充,而正是这一段补充,使其整个理论建构至臻完善。王利华指出:“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选择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伴随着对生态学理论的反思,王利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又反思了引介西方理论方法与建构中环境史学的关系。他指出:“外的理论源于其自身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现实,未必尽皆适用于中。我们应当鼓起勇气自行开展理论探索。一面向西方同行学习,一面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中直接借取,重要的是根据本的实际和史学传统提出‘中的’环境史学命题,创建‘中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从而向世界提供‘中的’环境历史经验”。 因此,我们只有合理地引人生态学的方法,并将环境史的研究与中的实际和史学传统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生态学的理论转型中“守得住”,才能够“走得出”,在际史坛发出中声音。 二 谈到环境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必须明确环境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环境史的跨学科问题,表现为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在具体的研究和操作层面,社会科学的方法已无需多谈,而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研究当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谈了自己的认识,且已经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其一,环境史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其二,在环境史研究中需要大量地借鉴其他学科的已有成果;其三,一个环境史家应该具备复杂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文理兼备;其四,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存在相当的难度,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应该开展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 如何理解环境史的学科特点即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如何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具体研究中的必要性?如何克服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难度?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环境史之所以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必须采用或者说无法回避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较之以往的历史研究,环境史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即“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首先,环境史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所谓人类回归自然,也即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人的生物属性,“回归”即意味着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局面的结束。其次,既往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人的历史,而环境史则倡导把自然纳入到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去,这是史学研究视野的一次重大拓展。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从事环境史研究,如果不能深入地理解自然法则和自然特性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即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 关于目前众多的学者所谈到的跨学科难度问题,依笔者看,多局限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因为讨论者都是基于一个基本前提――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需要这样那样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意见,多是在理论预设的范畴之内,而不是从实际研究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这些探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复杂性,但是过分渲染则无益。一下子把环境史研究可能要跨越的数十种学科都一一列举出来,除了令人望而却步之外,其他收效恐怕不大。关于如何应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王利华总结了一句话――“取百科之道术”,笔者赞同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道出了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环境史学者应具备的学术气度。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拿来主义”,也即我们要勇于探索和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只要我们能够明确地界定自己的研究主旨和研究对象,不要过分自信宽泛地“插足”到本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跨学科方法运用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例如早期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农业的起源》一书,即综合运用了气候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中环境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再如刚出版不久的王建革的专著《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运用生态史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较之以往的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堪称一部生态史与地域史研究相结合的佳作。 当然,克服跨学科研究方法难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展开多学科对话与合作。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提及。此处,我们不妨以Mark Elvin的新著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为例,包茂宏详细地评述了该书在开展多学科对话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此书在方法论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伊懋可受的虽然是历史学专业训练,但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科学家合作。例如与他合作研究杭州湾环境变迁的苏宁浒博士就是来自中西北地区的水利专家;与他合作研究结核病史的张宜霞博士就是曾在中结核病防治单位工作的实验微生物学家。他用现代遥感成像技术来研究古代中海岸线的变化,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分析历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见,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差异和障碍并非绝对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交叉研究与固守一门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探索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或者通过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来突破跨学科的瓶颈。但是,依笔者所见,其实跨学科的方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环境史学者的个人研究路径。对于一个环境史学者来说,要掌握所有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研究路径来自觉地选择不同的方法,这些研究路径可以是水利史、农林史、气候史、历史地理等等。正如当前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在一份由环境史学者整理的论著目录索引中,论著的作者远不止是环境史家,他们很可能是历史地理学家、农史学家、生物史家、人类学家、地质史家、考古学家、社会史家……”,所以我们应当在尊重研究局面多样化的前提下,突出个性与特点,遵循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有意识地补充相关知识和方法。 至于跨学科的培养模式问题,沃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鸿沟确实很难跨越。只有具备深厚的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才可能在将来写出第一流的环境史著作”,“就培养学生而言,我总是认为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历史知识,因为他们要在历史系求职。我总是想让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科学,参与跨学科项目,尽管这不是很成功”。由此可见,跨学科的培养模式在操作层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我们造就环境史人才的必由之路。在中,这个问题尤为棘手和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使得大多数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才凸显知识结构的极大缺陷,而“例如在法几乎就没有分别,历史学家必须把学习地理学作为自己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补课”的任务 可能就会稍轻一点。当前我的环境史人才培养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应当积极地去探索和实践,只有通过培养储备人才,才能完善研究梯队。从而实现构建中环境史研究体系的学术愿景。 三 从环境史的具体个案研究和历史书写方式等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方法不可滥用,否则会大大增加研究结论的危险性;二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要将研究旨趣和行文表达自觉地规范到历史学的范畴之内,防止历史作品的历史感被抽空。 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必须得当,否则将会得出极其滑稽荒谬的结论,从而使得研究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乃至酿成严重的恶果。 首先,自然科学方法、规律本身存在问题或研究者对其理解不够,如果引入历史研究,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迷信自然科学方法,不加辨别即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如果理解不够深入,把握不好运用的尺度。同样无助于研究。例如,冀朝鼎在研究时发现,竺可桢的干旱与否的统计与其水利工程兴修频繁与否的结论并不一致,他指出:“虽然气候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某些灌溉计划的效力,但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灌溉了,因为即使雨量的平均值很大,也还存在一个年际间的雨量差异问题,同时土壤的自然属性也不会因之而改变。所以,气候的变动,最多只能看成是一个使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了的因素,而不会严重地影响到现今研究结论的主要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解释,得益于冀对自己大规模梳理方志资料得出结论的信心,另外,气候学上年际间的雨量差异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启发我们,要更好地研究环境史,就必须对所运用的自然科学方法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否则。即使自然科学方法入史不存在客观上的限度,我们也会在主观上给自己平添麻烦。 其次,史料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误读史料,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在2010年《历史研究》组织的环境史笔谈中,钞晓鸿就环境史资料的解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过对比分析明清时期一些重要的环境史相关史料,指出:“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㈣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钞晓鸿所指出的史料问题绝不限于明清,而是存在于整个历史时期。因此,在史料的解读和利用方面一定要审慎。 再次,史料和方法都存在问题,结论自不待言。赵治乐在反思古气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关于古代中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方法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梅花、柑橘等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被过分强调,而特殊小气候下的个别现象往往被放大为普遍规律。相反,对雨雪霜等物理现象关注不足。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以冬季温度来代表全年温度,而忽略了其他三个季节;对史料的理解过于片面,在作气候对比时出现标准的游移变换,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必然性,运用理论时亦有随心所欲之处。当然。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古气候研究领域所独有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因此,只有正确地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并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如何防止历史感被抽空。其一,环境史将“自然”纳入研究视野决不意味着对“人”的轻视,我们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的目的还是为了探求人类整个历史活动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应当时刻把握好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限度,必须明确我们不是为了纯粹研究“自然史”。其二,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要想让读者产生兴趣,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文字、精彩的论述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境史著作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加节制、一味地将自然科学的图表、公式、模型充斥全书,恐怕距离一部合格的历史学著作也很远。 关于环境史当中“人”的问题,王利华曾多次强调:“尽管环境史将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且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是以此为主,但决不轻视对人的历史探讨,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和诠释‘人类的故事’,只是讲述和诠释所采用的立场和方式与以往历史研究有着明显不同。如果将人类排除在外,环境史将失去灵魂”,“撇开人类生命活动来讨论环境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笔者完全赞同这些见解,也希望讲述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故事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综上,我们以环境史为中心,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可能与限度问题。在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诸多学科发展趋势的今天,史学研究同样无可避免,我们在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中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而自然科学方法入史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检验和拓展的领域。综观当前环境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多局限在理论层面。如果不进行具体层面的研究,我们就永远无法对自身的研究设想作出检验,也只有当我们运用跨学科方法作出经得起考验的环境史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检讨和反思,最终才能够建构起中环境史的理论大观。
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教育学术论文:儒学教育学术论文 一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 由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秦德文先生主编,合肥学院中文系张成权先生、张爱萍老师编著的《朱子语释》一书,在深入研读朱子著作的基础上,精选朱子语录,涵盖朱子论理气、心性、伦理、践履、自然、佛道、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治学、读书等十二章内容。每章均有引言和简释,概述本章内容并作题解,同时力求遵循朱熹原旨,对所选的朱子语录及其要义作了精当的诠释并加以一些扩展性内容。该书言简意赅,对于传播朱子思想、推动儒家经典普及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的《四书学四题》认为,《四书》定于朱子,分别研究了元明清三代的四书学,指出,元代的四书学是“士犹笃志于研经”、明代的四书学是“讲义盛行,异学争锋”、清代的四书学是“回归、新变与困顿”。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就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遵循的态度和原则,指出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所遵循的态度和原则,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的规定进行重大变革。台湾师范大学张昆将教授就朱子对合下的权变伦理思考及其现代衍义作了探讨。安徽师范大学郭淑新教授解析了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子形成了章句训练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浹洽•兴起互相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朱子虽然极力在追求本意和阐发新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有时却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探讨了朱熹的价值哲学,指出朱熹秉持儒家的道德诉求,不仅接续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原始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话题,而且在理学的框架内诠释义利观,并且将理欲关系、公私关系一起纳入其中,这使义利观与理欲观、公私观成为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呈现出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朱熹借此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总结了朱子敬畏伦理对现代性的三条补救价值,分别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注重边界意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涵养、懂得在追名逐利中的抽身反盛。安徽理工大学高旭博士考察了朱子的“持守”思想及其理学践履精神,认为存心、持敬和主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促使理学家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而灭人欲。安徽大学刘笑非博士对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实在性与内在性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三者都肯定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不同在于阳明强调心理一体的终极天理的实在性,朱子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的工夫论重点在内的“尊德性”。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教授对朱子文道一体的文学观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可以从其陈旧保守的思想、立场中获得警示,进一步在文学领域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时汲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黄柏翰副教授借由对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考察了朱子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认为朱子理学并非转向佛、老,而是转化其中部分理论或方法作为儒学之舟的帆、桨。台湾华梵大学胡健财助理教授从朱子的山水诗探讨了他的山水情怀,认为朱子从早年的道佛思想到中晚年回归儒家,欲考察其著名的述理诗,更需要放在山水诗这个脉络中。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教授考察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大慧禅师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揭示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上饶师范学院周茶仙副教授以江西为例,分析了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状况,指出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要探讨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以亡秦为例,论述了朱熹的史学观。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扬践履“朱熹思想文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考察朱熹文化遗存,重走“朱子之路”,他就朱子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考。 二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议题 在探讨朱子教育思想及其学说之外,亦有学者著文考察了其他哲学议题,彰显了新的学术思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余秉颐研究员归纳了方东美关于宋明清新儒学理论归趣,论述的三点内容包括关于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关于宋明清新儒学三派“见解歧异的原因”、关于儒家“道统”观念。南京审计学院肖建新教授考察了宋元之际徽州学者许月卿的字号、贯里、生卒年。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刘芝庆探讨了韩国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经世之学,指出其经世思想源于阳明学立场。厦门大学谢晓东博士探讨了韩国儒学大家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指出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浙江海洋学院程继红教授以义乌学者黄溍《文献集》所记浙东士人墓志铭为中心,考察了黄溍对宋元浙东地域儒学特征的描述及其谱系的建构。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丘山石先生由李侗与朱熹“复卦见天地之心”一番答问考察了李侗对朱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芜湖市委党校肖美丰教授以《心体与性体》为中心,对牟宗三评朱陆无极太极之辨做出评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苏敏老师从宋明理学主要代表对天人合一关系、仁在生态哲学中的含义以及人的生态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理学哲学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三儒学与当代经济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命运如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引起了学界、商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港台、内地的企业家、学者撰文探讨了儒学与当代经济的关系。原台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孙震先生从“扩充利他抑追求自利”、“追求自利与现代经济成长”与“21世纪企业家的使命”三个方面对21世纪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做出总结反思。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从学理角度对徽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从徽商的魅力、文化自觉及文化信仰等方面深刻阐发了“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认为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升华为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区别。台湾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高正先生考察了朱子学对徽商的影响,指出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徽商数百年,徽商的最大特色是商与儒密切结合,徽商是儒商的原型。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朱国光教授讨论了朱子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思维间的关系,认为朱子家训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朱子“百学须先立志”等传世名言中可以吸收企业管理思想。台湾著名律师吕荣海先生探讨了儒家精华和现代法制如何融合会通的问题,认为仁、义、诚信等美德虽然不能带来“短利”,却是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的“长利”。 四总结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诸多论文新意频出,富有创见,朴实深邃、稳健典雅,考证精微,史料翔实,扩充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夯实了朱子研究的学术基础。不过在扎实推进朱子研究的征程中,应该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梳理,进行学术反思,以便人们获得研究的观照和定位,真正将朱子学研究推向深入。同时切实开展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要突破文史哲壁垒,对朱子进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立体、交叉式研究。 作者:詹向红张爱萍单位:合肥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优秀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优秀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作者简介:陈 鹏(1982-),男,山东单县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课程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我国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CJA120157),主持人:陈鹏。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优秀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优秀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优秀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优秀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优秀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优秀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优秀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部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部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优秀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部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优秀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优秀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以PDF形式查看。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优秀期刊(特别是学科级优秀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优秀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优秀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优秀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优秀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传播技术论文:媒介技术传播分析论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优秀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优秀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媒介技术传播学管理论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优秀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优秀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探讨了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开发利用新技术,包括数据采掘和知识发现技术、XML、自动分类与自动摘要、智能搜索引擎技术,并讨论他们对新闻传播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传播,数据采掘,知识发现,XML,自动分类,自动摘要,智能搜索引擎 在网络时代,广大新闻传播工作者和受众面临信息过载的难题。人们一方面被信息淹没,一方面却饥饿于知识和有用信息。大量的信息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开发利用。面对信息爆炸,如何才能不被信息的大海所淹没,从中及时发现知识、有用的信息、新闻、或新闻线索,使信息真正成为资源,正在成为各国研究的热点。从技术上看,目前主要有种解决方案。 一数据采掘和知识发现技术 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我们不是缺少信息,而是被信息淹没了。在因特网上有无穷的信息和数据。目前的数据库系统和搜索引擎可以高效地实现数据的统计、查询等功能,但是无法发现数据中存在的关系和规则,无法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缺乏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有用的信息、知识、新闻、或新闻线索的手段,导致了“数据爆炸但知识贫乏”的现象。人们需要有新的、更有效的手段对各种大量数据进行挖掘以发挥其潜能,数据挖掘正是在这样的应用需求环境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为自动和智能地把海量的数据转化为知识、有用的信息、新闻、或新闻线索提供了手段。 数据采掘与知识发现(KDD)一词首次出现在1989年8月举行的第11届国际联合人工智能学术会议上。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采用有效的算法,从大量现有或历史数据集合中发现并找出最初未知、但最终可理解的有用知识,并用简明的方式显示出来。 数据采掘(DataMining)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原始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先前未知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采掘在一些文献中有些相近似的名称,如数据开采、发现知识(KDD)、知识采掘、知识抽取、知识考察、数据融合(DataFusion)等。 知识发现是一个从数据中提取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并能最终被人理解的知识、有用的信息、新闻、或新闻线索的过程。知识发现是从数据库和中发现知识的整个过程,而数据挖掘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因为数据挖掘是知识发现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所以我们通常将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作为同义词使用而不加区分。 数据采掘的工具目前,国外有许多研究机构、公司和学术组织从事数据采掘工具的研制和开发。这些工具主要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决策树、规则归纳、神经元网络、可视化、模糊建模、簇聚等,另外也采用了传统的统计方法。 知识发现技术可以帮助我们从网上大量的原始数据和信息海洋中,挖掘出能反映其中规律的知识提供新闻工作者和网民。 在知识发现的基础上可以构成虚拟知识共享系统。虚拟团体是一个分布式的组织,它的成员是一组在网络上协同工作的同行,他们依靠网络的支持相互合作、共享知识,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新闻工作者之间、网民之间,新闻工作者与网民之间可以构成虚拟团体,进行交互式信息传播,进行新闻、信息、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虚拟知识共享系统包括:(1)先进的知识获取技术。帮助成员搜索、处理知识,从中提炼专家经验。(2)支持多用户的Web开发,以使成员定制自己的Web站点。(3)可以自适应团体需求的自组织式的新闻、信息、知识存储。 二XML HTML是目前因特网上广泛应用的标记语言。其优点是非常简单;固定的样式;简易且标准的连接;支持表格;编程简单。但是也存在难以扩展;交互性差;语义性差;单向的超链接:链路丢失后不能自动纠正;动态内容需要下载的部件太多;致使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过多;缺乏对双字节或多国文字的支持等不足。尤其是目前基于HTML的搜索引擎存在着返回结果太多,检索精度差的弊端。而XML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不足。 XML句法可标注出文档的结构和目的,这样就可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提高检索精度。例如,用户想购买二手车,就可将查询限制为用于描述“汽车销售”的标识中。 XM能帮助人们辨别模糊词义。自然语言中的词经常多义、多指,网络信息检索系统不能分辨哪一种意思是查询中的,哪一种是文档中的。XML有助于解决词义模糊问题,提高检索的准确性。如,用户使用“brown”作检索词,他有可能想查找由DonaldBrown所写的论文,由BrownUniversity出版的论文,或有关brownbear的论文。如果用户明确想查询[author]Brown[/author],[university]Brown[/university],还是[subject]brown[/subject],就会提高检索准确性。 XML使得能用结构相邻关系来替代物理相邻关系进行检索结果相关性排序。XML可允许利用非文本数据,如数值数据、地理位置、温度值等进行检索。 三智能搜索引擎技术 目前,计算机信息检索功能已经从基本的布尔检索、截词检索、邻近检索、短语检索、字段检索发展为高级的加权检索、自然语言检索、相关信息反馈检索、模糊检索和概念检索。网络信息检索优秀工具是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的目的是帮助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寻找信息资源。在因特网环境下,其典型实现是基于关键词匹配的信息检索机制。搜索引擎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搜索器,索引器,检索器,用户接口。搜索器的功能是在互联网中发现和搜索信息。它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类型的信息,同时还要定期更新已有信息,避免死连接和无效连接。索引器的功能是理解搜索器所搜索的信息,从中抽取出索引项,用于表示文档以及生成文档库的索引表,建立起自己的物理索引数据库。一个搜索引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索引的质量。检索器的功能是根据用户的查询在索引库中快速检出文档,进行文档与查询的相关度评价,对将要输出的结果进行排序,并实现某种用户相关性反馈机制。用户接口的作用是输入用户查询、显示查询结果,提供用户相关性反馈机制。 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搜索引擎起源于传统的信息全文检索理论,即计算机程序通过扫描每一篇文章中的每一个词,建立以词为单位的倒排文件,检索程序根据检索词在每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和每一个检索词在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概率,对包含这些检索词的文章进行排序,最后输出排序的结果。互联网搜索引擎除了需要有全文检索系统之外,还要有所谓的“蜘蛛”(SPIDER)系统,即能够从互联网上自动收集网页的数据搜集系统。蜘蛛将搜集所得的网页内容交给索引和检索系统处理,就形成了我们常见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系统。当然,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系统还需要有一个搜索结果的页面生成系统,也就是要把检索结果高效地组装成互联网页面。当系统的访问量(PAGEVIEW)变大时,页面生成系统往往会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与传统的信息检索理论研究不同,搜索引擎的用户看重的是系统的稳定性、速度、易用性和返回的信息量及相关度。 据专家评测,目前主要的搜索引擎返回的相关结果的比率不足45%,其原因是现有的Internet搜索引擎拥有极少量的知识,并且是面向最一般的用户模型。不划分知识领域,不对用户建立任何描述以及使用关键词匹配的交互方式,都限制了搜索引擎的使用效率。由此提出了智能搜索引擎的概念。 智能搜索引擎应具有的特点新一代中文智能搜索引擎是一个基于汉语语法、词的上下文和语义等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收集、识别Internet网上的WWW和News信息,智能化地提取摘要和关键词、建立索引、提供查询和对不良信息的监控、报警功能和网络信息自动发现和查询系统。它以加权的启发式搜索算法控制信息资源的搜集,采用了一种加权的启发式搜索算法,系统根据用户配置的领域导向词和资源服务器所在地域信息,以启发式函数计算每个URL的权值,并选择权值高的URL优先访问。 智能搜索引擎可以根据互联网本身的链接结构对相关网站用自动方法进行分类,再加上结构严谨,萃取精华的开放式信息目录,为每一个查询迅速提供准确的结果。 智能搜索引擎可以预期用户的需求,并可有效地抑制关键词的多义性。如Eastman、Kodak都在尝试在它们的Intranet中使用更加智能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搜索引擎。目前比较成功的智能搜索引擎有FSA,Eloise,InFind,CompassWare和FAQFinder。 InFind是一个类似于元搜索引擎的产品,但支持自然语言、模糊检索,可将结果自动去重、聚类,并可返回对所有搜索引擎并发查询的结果,其检索结果根据分类排列。 芝加哥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FAQFinder。它是一个具有问答式界面的智能搜索引擎。在获知用户问题后,它查询FAQ文件以给出比较合适的回答。FAQFinder的内核由五个互联联系的技术环节构成:(1)基于统计方法建立FAQ文件。这是由FAQFinder中的工具Smart完成的。(2)用一个由简单名词和动词短语构成的文法树分析用户的查询,以得到一个用于支持内容匹配的描述。(3)问题识别者(QuestionRecognizer)操作文法树以辨识问题从属的类别。(4)使用语义网分析与概念匹配技术,找出与用户查询最近似的问题。(5)FAQFinder将得到的匹配返回给用户。如果没有近似的匹配,则将使用一个启发式的策略。 智能搜索引擎还可以采用协同式检索方法。该方法一般用于一个特定的用户(如一个或一组新闻工作者、一个新闻媒体、一个或一组受众)。协同式方法有时又称为公众学习方法,它将其他用户的反应反馈给当前的用户。系统不去计算分类项目的相似程度,而是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程度。协同式方法不分析分类项目的内容。协同式方法一般用于非文本化的数据,如电影、音乐等,但是也有的系统将其用于文本数据的挖掘,如新闻过滤等。已有一些系统用于电子邮件处理、会议时序安排、电子新闻过滤和娱乐节目推荐。 与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相关的还有信息智能“推”技术和个性化检索技术。 基于网民和新闻工作者访问互联网的特点,在用户拉取信息的搜索过程中,根据其输入的关键词,通过机器学习,可以识别和预测其兴趣或偏好,从而有针对性、及时地向网民和新闻工作者主动推送相关知识和最新信息、新闻和新闻线索。推送的形式可采用频道式推送、邮件式推送、网页式推送或专用式推送。目前已有构造Web访问模式树(WAPtree)的算法,可从大量信息访问日志中挖掘用户访问信息的模式。也可从用户访问文档的超链接来预测用户的访问偏好,其知识发现采用关联性法则。 个性化检索要求能够网络信息检索系统能够学习网民和新闻工作者的兴趣、适应其兴趣的变化并提出检索建议。一般采用分布式Agent技术,例如在客户机上运行用户接口Agent,表示用户个性化模式,在服务器上运行信息检索管理Agent,相当于中介信息检索服务器,实现与各引擎的交互,用户Agent用户开始一项个性化查询quest,通过与个性化模式库中模式的类比学习,产生净化了的个性化检索模式,提交信息Agent协调模块选择相关信息检索。返回的检索结果通过信息滤波,送交显示模块,新闻工作者和网民通过浏览返回的结果,确认是否为感兴趣的文档,若为感兴趣的文档,就提交相关反馈文档模块并进行聚类,产生个性化模式,同时存入该用户的个性化模式库中,如果用户不满意,也可以将确认结果提交给强化学习模块,进行交互学习,进一步净化检索结果。 传播技术论文:媒介传播学技术管理论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优秀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优秀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page_break]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传播技术媒介应用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传播技术媒介网络数字化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着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传播技术论文:基于P2P技术的网络传播论文 1P2P技术的发展脉络 1.1混合式P2P:重塑中心话语权混合式的P2P网络技术在节点与中心服务器之间增加了超级节点,超级节点由每个一级节点按照集中式P2P模式建立,每个超级节点利用纯P2P模式集中,其中超级节点为一级节点提供服务器。混合式的P2P避免了因中心服务器崩溃导致系统终端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纯P2P模式导致网络不稳定的弊端。该模式是对集中式P2P和纯P2P的基础上在技术层面的完善,并没有对主流话语权的解构产生巨大效果,但仍旧对内容服务商的资源垄断起到一定瓦解的作用。[1] 1.2结构化P2P:民间与官方话语权交互制衡结构化的P2P技术克服了混合式P2P存在的单个一级节点失效的问题,增强了网络的扩展性,提高了搜索信息的效率。通过对信息资源搜索进行数据库的运用,对其搜索规律进行保存,有序地组织节点对应相关信息资源,有效避免了大量信息的重复查询。其优秀理念即“对等交互”,节点之间承载均衡的信息资源,对相应信息的保存使得搜索行为更加效率化和针对性。 2P2P技术对网络传播的影响 2.1P2P技术对网络传播方式的改变P2P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意味着对于信息共享与利用方式的革新,信息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增加。P2P技术对于网络传播模式的改变也是深刻的,由传统网络主流媒介点对面式垄断性、线性传播到自媒体点对点式的交互性传播,由信息的海洋到定位的搜索信息算法的推广,由主流话语权到多元话语重构格局的转变,由线上信息应用到线下产品的开发,网络传播的样态发生了质的转变。P2P技术模糊了受传者的界限,从内容到技术层面上极大地突破了传统传播模式的桎梏。 2.2P2P技术线下的信息产品应用的开发P2P技术一开始的分众理念到大众的市场化运作,再到重新部落化的分众应用产品的推广,通过不同P2P网络应用间的交叉联动,催生话语权此消彼长的态势,对于网络传播结构的建构网络社区如“豆瓣”、“贴吧”,创立了独具坊间特色的社区媒介文化,并能在一段时间内引发全民讨论的话题。而在泛市场化的过程中,微博、微信平台,淘宝、支付宝客户端等的联手将线上线下信息产品的市场化运作发挥到极致。媒介融合的态势也越发明显,其存在的商业力量的较量是不容小觑的。值得探索的是,在政治层面,P2P技术的确在重构话语权方面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官方层面的冲击是巨大的,而政府方面对于P2P技术在制度上的介入也需引起重视。 3大数据时代的P2P网贷行业的发展 3.1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主题为“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指出,信息化不断加速的直接结果是移动电子商务定制模式的几何式增长。从线上到线下,手机在每个人手里的作用等同于身份证、银行卡和安全设备,因此移动电子商务成为P2P技术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关键节点。从P2P纯技术框架中脱出的商务业态、金融业态和服务业态等等,从信息的到产品的支付,完成数据所创造的闭环过程。 3.2利用大数据对P2P行业的探索以P2P行业中的领军者网贷行业为例,作为爆炸式增长的P2P网贷业,正是互联网数据化和金融化的结合。P2P网贷行业本质上是为解决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中间技术服务商,网贷行业的首要是建构并维护闭环的数据。要实现数据的闭环过程需要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数据做到及时更新,即数据是鲜活的;二是平台本身对用户有约束力。未来P2P的优秀竞争力与其说是风控能力,不如说是数据的积累和数据的处理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互通成为必然。 4P2P行业发展对网络传播的启发 P2P行业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网贷业的发展模式对于当今新媒体传播的运作是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媒体主流话语权被消解之后,在专业领域重塑话语权成为媒体发展的趋势之一。其次,对于网络传播来说,P2P和大数据都是工具性的载体,真正起作用的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细分工具的开发。再次,网络传播应借鉴P2P行业中的客户生态圈的理念,媒体也需要通过受众生态圈和舆论生态圈建立自己的数据场域,从而实现媒介话语权的重建。最后,数据互通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在法律框架内获得不同领域的数据为媒体所用,更好地掌握网络舆情,推广定制的信息产品,发挥网络传播的社会效用。 作者:王莹斐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技术论文:3G技术影响人际传播论文 摘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移动用户数迅速增长,人们对移动通信的各种需求和要求也与日俱具增。而3G移动业务,也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发展完善和成熟,一天天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公务员之家 20世纪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移动通信系统技术的成熟和运营实践的成功,以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迅速普及,对移动通信系统的业务功能又有了更高的要求,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开始研究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自年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概念以来,已经走过多个春秋,方兴未艾,多年来通信经过了从技术积累,标准化,再到业务探索直到商业化的过程,其发展几经波折,现在在全球已经进入了规模发展的阶段”。3G的发展不仅扩展了移动通信的应用领域,加速了移动通信行业的发展,也极大的带动了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如网络设备和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3G业务较2G业务具备不同的特征,因此,3G终端也必将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移动通信的业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现存的移动通信必须向着能够支持更高速率。然而,逐渐进入商用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虽然能够提供无线Internet业务和多媒体业务,能提供相应的不对称、高速数据传输能力,但是还存在一些局限和缺点。因此,有必要研究高容量、高频谱利用率和新增频带的Beyond3G蜂窝系统来适应2010年及以后业务量的增长。 总而言之,未来对多媒体业务的需求、技术的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不足以及在实际研发中政策、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导致的众多争议,一方面推动了Beyond3G移动通信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使得Beyond3G移动通信技术具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前景。毫无疑问,3G移动通信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对我们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传播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传播技术论文:3G技术影响人际传播论文 摘要: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移动用户数迅速增长,人们对移动通信的各种需求和要求也与日俱具增。而3G移动业务,也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发展完善和成熟,一天天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3G技术;人际传播;影响 3G(3rdGeneration),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2009年1月7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3G牌照,标志着移动通信市场的3G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在中国拉开帷幕。它是将无线通信、互联网等和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2009年至今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改变一个时代。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往往也是媒体产生变革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几百年来人类传播领域的变化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印刷术的推广使报纸由少数人的消遣成为大众传媒;电报的出现让通讯社得以产生并发展到今天;无线广播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受众由读者变成了听众,广播也因此成为了它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近十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而且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而现在3G业务的风靡全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际传播,进一步分析人际传播媒介变化对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里将沿着马克·波斯特思考媒介与文化论题的思路,讨论3G技术应用在人际传播方面所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交换构型的改变。对此,一个可行的方式是从过程的角度考察人际传播,并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对认知过程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交流双方如何用3G手机来传输信息,传输了什么样的信息,又对彼此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认知过程和行动过程的综合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依靠3G手机所建立的交流构型。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能提供多种类型!高质量的多媒体业务,能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具有全球漫游能力,与固定网络相容,并以小型便携式终端而闻名于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种类通信的通信系统“由于其诸多优点,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对全世界电信行业工作者及信息社会越来越具吸引力”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主导技术,近来发展迅速,在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个技术标准中,最具竞争力而迅速的发展。相比于2G、2.5G等通信技术,3G通信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智能化、多媒体化趋势明显 由于3G网络能够提供内容丰富的多媒体业务和下载业务等,因此,对3G终端而言,需要对其配备更大、更清晰和3D显示效果更逼真的显示屏,以便用户更好地欣赏移动多媒体业务要配备像素更高的摄像头以拍摄更清晰的图像,以增强图片的感观效果;要提供更大的存储空间,来储蓄下载而来的更多图片和音视频文件等。总之,以数据业务功能强大为特征的3G业务对其终端的要求将日益苛刻,3G要真正实现所预期的业务发展效果,加强3G终端的研发将一直成为3G发展阶段的重要主题之一。 (2)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 多种3G技术体制并存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发展初期,第二代移动通信不会在短期内退出市场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移动终端必将是单模、双模和多模终端共存的局面。目前市场上已有GSM/WCDMA、GSM/cdma2000、cdma20001X/1XEV-D0双模终端;随着TD——SCDMA标准的正式商用,未来支持TD-SCDMA网络和其他网络的双模手机或多模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对3G终端的功能要求不断提高3G的技术特性,决定了3G网络能够提供更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移动业务,这就要求3G移动终端的功能日益增强。不仅要支持现有话音业务、短信业务、窄带数据业务等,同时应支持以多媒体业务和高速数据业务为代表的宽带通信业务等。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互式业务,包括网络电话、移动银行、可视电话和可视会议等;(2)点对点业务,包括多媒体短信、电子邮件、WEB、远程医院等;(3)单向信息业务,包括数字报纸、出版、远程教育、视频购物、移动音频播放器、移动视频播放器、视频点播和卡拉OK等;(4)多点广播业务,包括信息递送、GPS汽车导航、移动收音机和手机电视等。从中可以看出,3G不仅给手机带来新的人际传播方式如可视电话、多媒体短信和电子邮件等,还同时使手机拥有了手机电视、数字报纸、出版和信息递送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3G技术应用和人际传播的变化3G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改变已经在人类传播媒介的使用上有了直观的体现,但是,在社会层面,它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目前,从人际传播出发,是研究3G这种影响力的一个捷径,而首要的问题是认识理解3G如何影响了人际传播。理解人际传播认识理解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一个概念在表象上纷繁复杂,正是来源于其多面性的本质。在对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之后,根据所研究论题的需要,从概念的一个侧面入手,提出一个具有连接性的问题。移动通信是当今通信领域内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也是21世纪对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将有重大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公务员之家 20世纪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移动通信系统技术的成熟和运营实践的成功,以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迅速普及,对移动通信系统的业务功能又有了更高的要求,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开始研究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自年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概念以来,已经走过多个春秋,方兴未艾,多年来通信经过了从技术积累,标准化,再到业务探索直到商业化的过程,其发展几经波折,现在在全球已经进入了规模发展的阶段”。3G的发展不仅扩展了移动通信的应用领域,加速了移动通信行业的发展,也极大的带动了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如网络设备和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制造。3G业务较2G业务具备不同的特征,因此,3G终端也必将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移动通信的业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现存的移动通信必须向着能够支持更高速率。然而,逐渐进入商用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虽然能够提供无线Internet业务和多媒体业务,能提供相应的不对称、高速数据传输能力,但是还存在一些局限和缺点。因此,有必要研究高容量、高频谱利用率和新增频带的Beyond3G蜂窝系统来适应2010年及以后业务量的增长。 总而言之,未来对多媒体业务的需求、技术的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不足以及在实际研发中政策、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导致的众多争议,一方面推动了Beyond3G移动通信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使得Beyond3G移动通信技术具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前景。毫无疑问,3G移动通信技术在不久的将来,对我们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传播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传播技术论文:农业传播技术在植保工程的重要性论文 关键词:农业传播技术;植保工程;应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变化,农业有害生物突变频率和危害趋势不断加重,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危害的风险增大,作为农业生产基础保障的植物保护事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树立“公共植保”和“绿色植保”新理念,以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围绕绿色农业转型,突出农业生产安全、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题,及时准确农作物病虫情报,积极开展电视预报工作;实施“绿色植保”战略,推广病虫绿色防治技术,经济有效地控制农作物重大病虫灾害;强化植物检疫,严防外来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加强农药监管,严格限制高毒农药的使用;充分发挥植保公益职能,努力构建新型植保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农业需要掌握和应用最新的信息资源,发挥它的最大优势,农业传播与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如何认识并利用好农业传播信息与技术,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现就农业传播技术在植保工作中的应用情况分析如下: 1建设农业市场信息主体 市场信息的匮乏或失真,往往会给生产者带来决策的盲目性。在中国,也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成为农业市场信息最主要的传播主体。但是,这些手段和相关的专业人员往往被分割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不能形成合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充分的利用,这就对体制改革提出要求,改变职能与行为。 在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初期,政府必须加大农业信息化的基础投入,特别是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入方面,给予应有的扶持和帮助。加入WTO后,已经不能依靠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来保护中国农业的发展了,而增加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应在WTO的规则范围内。国家加大对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的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的间接补贴,以增强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2农业传播媒介实现多样化 2.1报纸、杂志 优点:具有非强制性传播的特点,读者有较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权,因而读者会愿意自觉了解所关心的信息,可信度高,特别是国内与党政机关有联系的报纸杂志种类,被读者奉为权威。 缺点:对读者文化、社会层次要求较高,时效性差。 应用情况:太原市植保植检站每年的“粮菜果重大病虫情报”均在《太原日报》和《太原市农业信息》上,向读者及时介绍当时病虫发生情况、发生原因、防治方法。但由于“粮菜果重大病虫情报”主要针对粮、菜、果农,实际《太原日报》在农区个体农户中的普及率不高,报纸由乡镇村级传递到农户手中,造成信息的时效性较差。 2.2书籍、小册子 指各农技部门印制的在乡镇农民中传播农业技术、种植、养殖信息的材料。 优点: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覆盖面相对较小,但面向广大农民,符合受众需要,传播的信息针对性强,适应性、可操作性强能进行深度介绍讲解,效果显著。相比其他媒体,此种的重复阅读率及传阅率最高,能反复传播。 缺点:时效性差。 应用情况:近年来,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印制《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利用手册》、《中国植保手册》系列(苹果、水稻、玉米病虫防治分册)、《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手册》等,山西省印制《植物保护实用指南》、《植物检疫技术手册》、《农药监督管理手册》、《山西蝗虫》、《无农药残毒放心菜生产技术手册》、《无农药残毒放心果生产技术手册》等实用农业技术书籍,供广大农民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考。山西省太原市植保站印制《农业行政许可法疑难问题解答》、《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宣传材料》、《农药使用注意》、《购买农药技术》、《溴敌隆使用技术》、《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等宣传单,内容精炼、方便实用,印刷成本低,但发放效果快。 2.3广播 优点:是一种简便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能伴随生产活动同时进行的沟通方式,不影响人的正常工作,有较好的亲和力,其信息不易被人抵触。广播失效性强,内容分时段分栏目、机动灵活、有很强的针对性,并在传播过程中能与听众实时互动交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缺点:广播信息依时间线性传播、稍瞬即逝、保持性差、听众难以重复认知。 应用情况:现阶段,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种子、化肥、农药、药械)在广播中的介绍以宣传为主。 2.4电视 优点:电视媒体能够对农业的新形式、新内容进行有深度、有内容、有说服力的报道、阐述,引导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都市农业的科学内涵和社会实质。 缺点:在中国农业电视节目传播过程中,电视的传播者与农村的收视群体,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的现状,则导致中国农业电视从业人员所制作的农业电视节目无法找到它的受众群体,同时,中国庞大的农民收视群体也无法在电视这个公共的媒体上,看到他们喜欢的节目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应用情况:太原市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每日固定栏目、固定时间、固定模式、固定结构在山西省太原市电视台新闻频道试开播,节目针对当前全市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病虫发生情况,每日播放5次,首播在当日18时54分,重播在当日22时47分,次日6时48分、7时59分、12时29分,每次播出时间30s。据统计,2007年7月23日至年底成功播放161天、46期、805次。内容包括:番茄病毒病、番茄早疫病、番茄晚疫病、高粱蚜、红蜘蛛、茄子黄萎病、小菜蛾、白粉病、大白菜病虫(趋势预报、白菜霜霉病、软腐病、黑腐病、病毒病、蚜虫、小菜蛾、菜青虫、甘蓝夜蛾)、小麦秋播病虫防治、秋季温室病虫(趋势预报、绿叶蔬菜根结线虫病、软腐病、芹菜斑枯病、叶菜类霜霉病、野蛞蝓),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治技术(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农林害虫、捕虫板诱杀微小害虫、性诱剂诱杀害虫、防虫网阻止外界成虫进入温室大棚)等。此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山西省太原市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工作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固定栏目信息传播快、覆盖广、容量大,其播出提升了太原市植保植检站的影响力,生动有效地向群众传播了植保信息。 2.5多媒体 优点:通过计算机把文字、图形、影像、声音、动画等合成处理并组成的交互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媒体的优势。其信息存储量大、读取简便、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缺点:要求播放硬件高,成为其传播的制约因素。 应用情况:在各类植保技术培训班授课时应用较多,能够全面生动的介绍培训内容。 2.6互联网 优点:互联网集中影像、声音、文本等媒体优势,传播速度快,复制容易。时效性强、速度快、具互动性,实现信息者与受众实时交互沟通。 缺点:硬件要求高。 应用情况:各级农业网站第一时间快速传播农业信息、农业专家系统实现专家与农民的面对面植保信息交流。 2.7人际传播 优点:农技员、亲友邻居和示范户经过亲自解说、示范传播所掌握的植保信息,但农户对此种传播手段较为信任。 缺点:传播速度慢、扩散效率较低。 应用情况:山西省太原市植保站晋源植物医院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农民对其中的农技员极为信任。太原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清徐大常村、小武村、晋源五府营村、小店示范区等)的示范作用非常突出,其带动周围村镇,植物技术应用辐射范围广。 2.8现场活动 主要包括新闻广场宣传与咨询以及各种农业节庆、农业成就展示等大型活动。 优点:具有现场活动独具的互动性、参与感和亲历感,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是进行重大题材宣传的好方法。 缺点:组织耗时,投入大。 应用情况:每年参加山西省太原市3·15南宫大型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介绍植保工程内容。2008年4月25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召开“山西省春季农区统一灭鼠(太原)现场会”。 2.9村喇叭 优点:村委会组织,负责播送各种农业政策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教育培训信息,弥补电视、报纸等信息传播不到位的不足,报纸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及时入户。 缺点:应用范围仅限村级类小单位。 3结束语 农业植保信息化发展应当是多元化,不能是一个模式、一刀切,应有针对性地选择传播手段,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植保信息建设应以网络为主,着重拓宽信息提供的范围与提高信息的质量等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有线广播、小册子、村喇叭等渠道将植保信息送到农户,应用不同方式传播植保信息,促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及成果的推广和普及。 传播技术论文:计算机技术与通信传播融合丰富课件内容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多媒体课件的分类;多媒体课件的跳转关系;多媒体课件制作要求;多媒体课件开发的制作流程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揭示教学内容的内在规律,将抽象的教学内容用形象具体的动画等方式表现出来、学生利用学生工作站进行个别化自主学习、通过问题的形式来训练、强化学生某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寓教于乐,通过游戏的形式,教会学生掌握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学生沿着一个树状分支展开学习活动,该树状结构由教学内容的自然逻辑形成、多媒体课件总体要求内容简洁明了、交互性好、具有良好的艺术表现形式、个教学课件的开发决策制定之前,要对需求、课件所实现的目标及制作课件的物资条件有一个系统的分析、文档提供等方面提出课件评价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指标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多媒体教课件的分类及其制作的过程、方法与技巧,并提出了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多媒体,教学课件,分类,制作, 多媒体技术则是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传播技术融为一体,综合处理、传送和贮存多媒体信息的数字技术,多媒体课件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到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课件中,使课件内容表现形式更加多姿多彩。 1多媒体课件的分类 多媒体课件按组织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固定结构类型、生成型结构、智能性结构三类,根据进行教学活动的特点多媒体网络课件可分为: (1)课堂演示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其主要目的是揭示教学内容的内在规律,将抽象的教学内容用形象具体的动画等方式表现出来。 (2)学生自主学习型。在多媒体CAI网络教室环境下,学生利用学生工作站进行个别化自主学习。如目前流行网络课件多数就是这种类型。 (3)专业技能训练型。主要通过问题的形式来训练、强化学生某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4课外学生检索阅读型。学生在课余时间里,进行资料的检索或浏览,以获取信息,扩大知识面。如各种电子工具书、电子字典及各类图形、动画库等。 (5)教学游戏型。寓教于乐,通过游戏的形式,教会学生掌握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并引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6)模拟型。用计算机来模拟真实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 2多媒体课件的跳转关系 课件常见的内容组织结构方式有:线形结构:学生顺序地接受信息;树状结构:学生沿着一个树状分支展开学习活动,该树状结构由教学内容的自然逻辑形成;网状结构:也就是超文本结构,学生在内容单元间自由航行,没有设置路径的结束;复合结构:学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航行,但同时受主流信息的线形引导和分层逻辑组织的影响。 线形结构组织信息的课件就像传统的教科书,是按单一的顺序编排的,阅读时顺序性强,灵活性差。多媒体采用非线形的网状组织结构,可以通过导航系统任意地跳转到某个单元内,也可以进行联想检索,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目前的课件多是以这种网状组织结构来组织信息的。 3多媒体课件制作要求 多媒体课件总体要求内容简洁明了、交互性好、具有良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具体表现在:(1)布局要简洁明快、突出主题;(2)颜色的搭配要合理;(3)对象的逼真程度、科学性要高;(4)配音的选择要恰到好处;(5)根据课章内容需要适度运用动画;(6)内容的呈现适度直观根据学生的思维和教学内容的特点,留给学生一定的思维余地。 4多媒体课件开发的制作流程 多媒体课件是多媒体软件的一个特例,多媒体软件开发的通用模式是由多媒体专家BrianBlum提出的,是一种以分析、设计(指导设计与交互设计)、测试与评价四个层次的开发模型,可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1)总体方案设计 一个教学课件的开发决策制定之前,要对需求、课件所实现的目标及制作课件的物资条件有一个系统的分析,以解决是否开发,开发的条件是否具备,开发后是否易于普及和提广。分析之后,就要做出总体方案的设计。总体方案的设计是确定教育思想能否用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实现的问题。因此,总体方案的设计在整个课件的设计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课件的总体方案的设计中,应尽量发挥多媒体技术,将文本、图像、动画、音频、视频有机地集成,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教学内容和策略,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课件的设计 多数的课件仍按照传统教学的节,将课件分成若干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的学习又分成知识学习、技能学习和解决问题学习。各知识点采用的媒体素材形式,页面的设计等也属于课件的设计范畴。课件设计的结果为课件脚本,在后面还要具体地讨论。 (3)课件的制作 在脚本设计好后,就可以制作课件了,其步骤如下: ①素材的选择与设计;②选择开发工具;③制作多媒体课件;④多媒体课件的网上; ④测试评价。 课件测试、评价和修改是课件开发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该项工作实际存在与课件开发的环境分析、教学实际、脚本设计和软件编写的每一个阶段。课件评价基本从信息呈现、人机交互、教学过程控制(4)、文档提供等方面提出课件评价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指标。 (5)出版发行 课件的推广与使用是很重要的。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开发出的软件不使用或使用范围小,无疑是对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传播技术论文: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论文 【内容摘要】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但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将“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关注村民在其中得到了哪些应有的权益,在转化过程中,村民是如何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如何有效地得到贯彻实施等,信息传播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本文着重论述新的传播技术如何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 【关键字】信息传播城乡一体化网络数字电视 一、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形成一体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处在50%左右时,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期。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4.9%,正是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改善城乡关系的最好时期。在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在坚持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统一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什么问题与难点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这个目标的达成?下文着重分析如何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 二、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1、整体规划不完善,无可借鉴的经验 城乡一体化如何做,具体怎么安排,目前并没什么任何可借鉴的观念,对于农民来说,这是绝对新鲜的词,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也是有很多东西还需要去学习、体会,并且不同地区贫富差异也比较大,加上这个目标是新制订的,还未能从上而下很好的展开,所以在整体规划上还显得十分混乱,无法做到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各类政策。 就拿2006年提出的“千村路路通工程”来说,它可以认为是城乡一体化观念进行铺垫的东西,但实际上,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很多地方至今仍没实现所谓的千村路路通,这倒不是说执行不了,而是缺乏整体的规划,如:整个工程大概要多少预算,较落后与发达地区资源怎么分配,都缺乏有效的规划,因此这样的工程最终只能实现到一半而不了了之。 2、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存在制度盲点 我国农地流转早已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2003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鼓励自愿、合法、有偿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大量产生。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强调土地承包权的长久性,鼓励推进土地流转。但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征用很不规范,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变更承包关系、占用农地、改变农地所有权属等,造成大量的土地纠纷,影响农村稳定。 3、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落后 城和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本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基础设施和思想意识,思想意识的提高下文会着重讲解,但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是短时间不大可能解决的,因此要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十分困难,这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协同。 具体体现为: (1)城镇规模过小,城镇本身的“容量”需要扩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制镇已达到19216座,城镇人口16984万,平均每座城镇只有8千多人,若扣除1689座县级城镇,平均每座非县级城镇只有5千多人,不足5千人的城镇有1万多个;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同时,由于遍地开花,乱铺摊子,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简陋,文化、娱乐、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市场功能残缺等各类问题制约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2)建设投入短缺,城镇发展的“瓶颈”需要突破。 目前,小城镇建设的筹资渠道窄、建设投入少。金融方面,随着基层金融机构的撤并收缩,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微乎其微;引资方面,受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小城镇的发展环境无法与大中城市竞争,吸引外商进镇投资的规模有限;财政方面,由于县财政实行垂直管理,乡镇政府无力调剂资金用于城镇建设,县级财政由于“僧多粥少”而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由于银行投得少、向上争得少、市场筹得少,小城镇建设只能依靠土地收益和社会投资作支撑,而绝大多数农民刚刚跨越温饱,进镇建房后资金所剩无几。从而,资金短缺是制约城镇发展的最大“瓶颈”。 4、思想观念落后,“城乡”之间存在代沟 4.1、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不能辩证处理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而对城镇建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工作重视不够。 4.2、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主体,一些群众思想僵化、行动消极,突出表现为四种心理: (1)留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认为“种田是万本利、进城是找苦吃”,既不愿意离土、也不愿意进厂,当然中小城镇难于消化这么大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怕离开土地失去生活依靠,怕进入城镇找不到就业门路,怕转移住宅不适应环境; (3)是划地为牢,死守田园,欺生排外,不愿对外交流;四是等待观望,苦度穷熬,寄希望于政策搬迁,寄希望于政府扶持。 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人为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划上了界限、制造了“鸿沟”,难以推进城乡通融、协调发展。 三、如何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涉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等问题相信在未来十年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本文着重论述解决相关制度执行透明化、农民思想意识提高等方面,而这些问题与信息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 在以往最流行的传播方式莫过于纸张,但对于思想意识、文化知识都跟不上的上一代老农民,让他们都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政策情况等,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最新的传播技术——数字电视、互联网等却让广大农民思想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政务信息的透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数字电视、有线电视 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不具备有线电视或数字电视的使用条件,很多家庭的电视往往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基本的省一级的电视台,连县市一级的电视都没法接收到,这样如果政府有什么新消息、新政策之类的,对于大多数农民都事必蒙在鼓里,因此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也必须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考虑到城乡一体体化的周期,如果能普及数字电视,则更有意义,与普通的有线电视比,数字电视为用户提供了互动的可能,这对政府与民众的交流都存在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2、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最新的总统奥巴马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总统,因此农村普及互联网显得犹为重要。 信息技术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现代教育手段。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还打破了传统学校的界限,大大地拓展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为此,借助信息技术,可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为实现区域内、区域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广阔平台。这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起着不要缺少有作用。 农村普及互联网并非真的要家家都装个宽带,让大家都上网去,而关键是放在城乡教育一体化,通过网络化教学,利用网络上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解决了农村教学中资源匮乏的问题,这将能有效地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 3、广大官员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意识 不管新传播技术多么的方便,更重要的是提升各地方官员自身的意识,要跟上时代潮流,只有政府与农民之间形成真正有效的沟通才有可能逐步提升农民的思想意识,才能解决部份农民怕进城的问题,并且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更有效的得到实施。 本文来自华夏论文网转载请注明 四、小结: 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农民思想意识的问题,它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等同于部队里的团长和政委,光能打仗是没用的,做好思想工作是同样的重要,作为执行者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充分利用好这些新传播技术。 传播技术论文:传播技术在媒介中应用论文 [论文关键词]传播技术媒介网络数字化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传播技术论文:媒介技术的传播学研究论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优秀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优秀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优秀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优秀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传播技术在媒介中的应用论文 [论文关键词]传播技术媒介网络数字化 [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传播技术论文:媒介技术传播学分析论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优秀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优秀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大量事实和充分论证,阐明科学技术传播的积极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对其消极的方面作了一些分析。作者认为,科学技术传播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环节或条件。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发展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优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优秀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论文:支持旅游业多元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适度多元体现出对博彩业的发展要适度、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博彩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等,具体请详见。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单一博彩旅游业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说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三二一”成熟的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产业日渐萎缩,第一产业微不足道。澳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产业中博彩业居主导地位。2006年博彩业在第三产业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这一比重超过第二位的银行保险类服务业的10.21%和12.84%;同时,旅游博彩业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第三季,澳门财政总收入为137.2亿元,其中博彩税总收入占80.3%,为110.2亿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博彩对澳门当地生产总值贡献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数据,澳门本地GDP达435.74亿元,其中博彩毛收入262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0.13%。 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相比,澳门的第二产业相对萎缩。第二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业的下降尤为明显,由2006年的5.5%缩减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结构显示出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由于澳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博彩业及相关行业,因此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澳门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澳门博彩业受内地政策影响较大。2000年,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在特区政府的审时度势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7%,而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澳门一直处于经济负增长的状况,1998年-4.6%,1999年-2.4%。然而2003年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取代香港、台湾客源成为到澳门旅游的主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入澳境的旅客总数1913344人次,其中中国内地游客949876人次,香港游客645326人次,内地游客约占旅客总数的49.6%,超过第二位的香港游客15.9%。2008第4季的旅客人均消费1788澳门元,其中内地旅客的消费最高,达4103澳门元。很明显,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内地游客的热情对澳门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澳门博彩经济深受周边国家的影响。澳门在亚洲乃至世界博彩业界的翘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但随着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禁赌令的放开,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将面临竞争压力。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开赌”无疑会截留部分“赌客”,台湾地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人文旅游优势,配合博彩的开放,也与澳门博彩旅游业形成竞争局面。 再次,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受到社会道德接受度的制约。赌业在澳门长期被延续下来,但没有为澳门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而且对赌业的发展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澳门人经营赌业但自己不赌,这本身就说明发展赌业有一个社会道德的接受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博彩业为中心的澳门经济存在着根本和长期的风险。因此,一定要强化经济的多元化,以维持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打破赌权专营制度,给澳博、永利、银河各发一张“赌牌”。后经过拆分,形成以六大财团为背景的股权多元化的局面。除唯一具有“土生土长”澳门背景的澳博和港资背景的吕志,余下则是美资背景的永利度假村、金沙集团和威尼斯(澳门)公司。美资博彩公司把先进的博彩经验和竞争理念带到澳门的同时,也迅速侵占了赌业份额,扣紧了澳门经济的命门。外资在赌业经营中的迅速膨胀,不利于澳门经济的安全。此外,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而美国素来是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美资在澳膨胀过速,甚至成为业内龙头,这成为维护澳门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大考验。因此,合理利用外资,发展适度多元化的经济,以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大量游客的到访,给澳门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旅游旺季,居民和旅客对交通、通信、城建、能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矛盾尤为激烈:初期政府缺乏对娱乐区和居民区的科学规划致使赌场与居民生活区混杂,给澳门本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博彩业的兴旺还冲击着澳门年轻人的择业观。博彩业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低,但薪酬较高。很多年轻人满足于此,不愿继续深造。赌博文化还冲击着澳门原本淳朴、知足的民风传统,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充斥其中;疯狂博彩滋生的病态赌徒、赌博犯罪破坏着澳门的和谐生活。过度过速的发展博彩业,已对澳门文化生活造成一定损害。所以,适度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在澳门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四)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博彩促进了澳门经济的飞跃。也占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大量土地用于兴建赌场、娱乐设施;劳动力价格被抬高: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失或改变职业初衷。这使得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的中小企业、制造业更加步履维艰,可能会使澳门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澳门博彩业相当发达,但仍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与拉斯维加斯不同。拉斯维加斯深处美国内陆,空间广阔,主要吸引美国国内游客,多元化的文艺娱乐业为其带来丰厚利润。而澳门偏于一隅,地窄人众,签证制度和客源主体受内地政策影响深远,且娱乐会展、批发零售还不能独当一面。这些差异决定了澳门不能生搬硬套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模式。 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 (一)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尊重澳门的发展历史,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爱和维护澳门的持续繁荣,同时也为澳人治澳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适度多元体现出对博彩业的发展要适度一元适度多元既有凸显博彩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龙头”的含义,也有抑制其一业独大的含义。一般认为,适度多元是一个不具有量化指标且颇具弹性的概念。但实际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具有衡量指标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指标。适度在发展博彩业的指标衡量中,体现在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规模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发展速度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客源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等等。这意味着凸显博彩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但发展要适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适度一元,也就是适当调控博彩业发展的速度。目前澳门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既涵盖“壮大龙头”又适度多元的“协同发展”策略(封小云,2008)。博彩业增长速度过快不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左连村、徐久香、蔡霜,2008),因此,不能盲目地提出把博彩业做大做强。 (三)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博彩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即“垂直”或“纵向”多元化“垂直”多元化是要借助博彩业发展的基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以博彩业为中心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在这方面,拉斯维加斯的成功做法为澳门发展纵向多元化提供了参考。1993年后,美国13个州赌场合法化打破拉斯维加斯的独家垄断地位,但也因此促成了由以赌立业的拉斯维加斯向多元化娱乐业的转变。如今拉斯维加斯的收入,相当大部分来源于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等多元的产业活动。 (四)适度多元体现出脱离博彩业而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即“横向”多元化发展“横向”多元化是指发展与博彩业关系不大的产业,如加工制造业、金融银行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环保医疗、国际贸易等。适度的横向产业发展,对分散经济风险,激发澳门经济自主能力,改变过度依赖博彩业的现状有重大意义。 (五)适度多元体现出“横向多元”和“纵向多元”的紧密联系在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的选择中,目前较多的人认为应该以“纵向”多元化为重点。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澳门博彩旅游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一优势地位在中长期不会改变。从一定意义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澳门实际的。然而从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本质来看,横向多元化则更能体现适度多元化的真谛。所以,适度多元意味着澳门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纵横两个方面推进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一)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发展适度多元化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滞。受到微型经济的客观限制。比如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制,资源缺乏,人才素质整体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构成了适度多元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正是这些约束要素使得适度多元化的步伐进展缓慢。因此从战略对策来看,就是要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突破要素约束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推进区域合作,比如通过继续实施并强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战略,突破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和资源缺乏等约束条件。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区域合作,区内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补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可得到大幅提高(李佳鸣,2009)。另外,也可以通过定向培养和引进专项人才,突破多元化发展面临的人才缺乏的约束,等等。通过突破和缓解要素约束,就会为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二)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在澳门的长期发展中,葡澳政府采取无所作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但没有真正维持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反而使澳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澳门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施政,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前面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区政府应更进一步强化经济管理功能,消除传统的自由放任管理理念的影响。从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合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支持、监督和协调作用,以推动澳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实践证明,推动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向更高层跃迁的任何行为,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协调都是难以实现的。 (三)发挥优势,加快提升纵向多元化发展的规模和层次从某种意义来看,澳门的纵向多元化已经存在:比如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餐饮、酒店等与博彩业联系比较紧密的相关产业在澳门已经得到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能说澳门的适度多元化已经完成。主要是由于这些相关产业在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澳门的博彩业规模相比,相关产业在澳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与国际上的同类产业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旅游博彩业是澳门的优势产业,同时澳门拥有许多发展纵向多元化的优势。因此澳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纵向多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澳门经济多元化应着重于澳门的产业结构如何多元化问题。(冯邦彦、谭裕华。2007)发展与博彩业关联不大的产业才能真正体现澳门产业的多元化,但这也正是实现澳门多元化经济的真正困难所在。基于此,作者认为应特别重视横向多元化发展,并从中发现新的增长点,进而培养成澳门的新的支柱和优势产业,为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持。 1继续发展加工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澳门本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由港优势的弱化,曾经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加工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面对这种形势。似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来实现多元化发展不符合澳门的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澳门的加工制造业虽然转移到内地,但它仍然是澳门的制造业。同时在跨境工业区内,澳门的制造业也在正常地运作。对于澳门来说,制造业一是要坚持发展,二是要提升质量和层次,三是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推动。 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些成功的微型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欧盟统计机构曾对芬兰、瑞典、冰岛、丹麦等成功微型经济在2005年全年科研投入在GDP所占比例进行调查,瑞典R D投入占全年GDP总额的3.86%,芬兰3.48%,冰岛2.83%,丹麦2.44%,其中政府R D财政拨款在GDP总额所占比例分别达到0.89%、1.03%、1.42%和0.71%。高投入带来了高产出,而在澳门这两个比例尚低。这说明,在澳门还未形成对科技创造、知识经济的足够重视。特区政府应该加大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澳门发展科技产业可行性很强。网络游戏、软件开发、博彩科技、电子(娱乐)设备及其配套设计、能源环保技术、海洋药业与中成药、健康保健用品研发都可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应发挥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文化丰富多元、绚丽多彩且协调和睦。这一氛围下的澳门从制度到思想都具有强大包容力,是学习和创新的温床。对发展自由、开放、文明的文化产业,激发民众的创造思维,焕发经济活力大有裨益。发展文化产业既符合当前国际发展潮流,也符合澳门市民的愿望,更切合澳门努力打造国际性旅游休闲中心城市的定位。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充裕的财政储备与强劲的工商界实力、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与经营观念、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区位优势,都为澳门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文化产业将有助淡化博彩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城市健康形象。 4继续推动金融业、物流业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时代的到来,澳门应抓住时机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传统商贸城市,既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又有内地做广阔腹地,澳门应积极扩展物流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充分就业需要资金、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基础建设需要资金、教育需要投入资金、公益事业需要资金、城市建设需要资金、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江西投资环境不良、江西诚信程度较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江西要全面实现小康,保持江西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上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现实是,江西本土资金外流严重,外资吸引力度大,但成效相对较小,即使数百万江西人在外地打工,每年寄回数百亿打工收入,仍然只能保持现金流量低水平平衡。本文从江西实际出发,分析江西今后的资金需求,指出江西资金形势的严峻,并着力于吸引各种资金的战略思考。 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必须要采取多种战略,培育资源,力求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特别是资金的积累与吸引,才能得以进行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无法回避。 一、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 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当前,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充分就业需要资金 据统计,江西现有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2732.9万人,需求总量2054.8万人,供需差额达到678.1万人,其中,全省城镇从业人员502.6万人,仅占城镇劳动力资源的62.7%,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86.0万人,尚有213.4万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农村从业人员1552.2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74.0%,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79.6万人,尚由464.7万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未来五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每年50万人左右),江西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将必须提供就业新增岗位1000万个左右。按2001年我省资金投入带动就业能力来看,全省每百万元投资增加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量仅5人,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2、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 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未来产业成长的方向。目前,江西的产业结构不是十分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要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跟上科学技术发展,采用新装备,力促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数以千亿元资金投入科研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3、基础建设需要资金 江西比较闭塞,基础设施较落后,各项基础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省在搞经营城市,大力争取国家投入;在城市之外,城乡之间仍然要建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要使这些基础设施全部按达到现代化要求计,这笔资金投入总额将达到数千亿元之多。 4、教育需要投入资金 江西教育欠帐不少,城市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齐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基本能勉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但是学校的设备差,教学手段落后,基本上属于穷办教育,瓜菜代。因此,在城市里,大家都挤向一些办学条件稍微好的学校。农村教育一般只有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谓是“抗大”。职业教育欠帐更多,整个体系尚未建立,不要说建立起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至于现在世人关注的大学教育,也因为投入不足,近几年来落后了很多。不但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升学率低,而且教育质量也较落后,基本上没有名校、名专业、名教师。在每年的高考中,考生填写志愿的第一选择总是外省院校。 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教育的贡献极大。江西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将要一大笔资金。 5、公益事业需要资金 从全省现状来看,公益事业我省也欠帐不少,卫生、体育、艺术、文化、科学技术……各项公益事业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显得极为落后。江西要达到与现代文明一致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加大投入,就需要大量资金。 6、城市建设需要资金 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是农民增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大决策。江西近年来对城市建设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理念,经营城市搞得有声有色,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的空心化倾向较严重,城市建设中住宅多,商业用房多,形式重于了实质。江西要使城市充实起来,充分体现城市功能,还需要另外投入较大量资金。 综上所述,江西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极大,资金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 二、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 江西经济落后,资金总量少,人均金融资产不及发达地区的1/2,筹集资金能力不足,资金缺口极大。从江西筹集资金的渠道来看,主要有: 1、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 江西经济落后,GDP总量较小,2001年地方财政总量为131.98亿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16.71元。江西的地方财政实力还非常弱小,无论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兄弟省市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就更大;而政府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数众多,基本上是一个“吃饭”财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连维持费用也难以满足需要。除去维持江西政府系统的日常开支和维护现有公益事业的支出,能作为投资的资金总量极小。 2、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 据统计,江西的各种企业的赢利能力较差,27万余户企业大部分徘徊在亏损的边缘。从江西的二十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分析,赢利都极为有限。就是我省工业的“老大”的江西铜业、江铃汽车等,也未能有较大的剩余利润。2001年,全省企业所得税为22.61亿元,按我国的有关税法推算,全部企业所得只有70余亿元。赢利空间有限,制约了江西企业的自我积累的速度。 3、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 江西对于民间分散型资金的汇集组织不力,不能形成规模投资资金。从目前的分散型资金的汇集来看,渠道较少,绝大多数的分散资金投入银行储蓄。2001年第三季度,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400.33亿元。这些宝贵的资金通过全国性的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系统间调动,却给江西留下一个高达500余亿元的巨大存贷款逆差,未能投入到江西本土的经济建设。股票市场上,数亿资金进入二级市场,炒买卖股票等金融商品。每年国家发行债券,又将分散的民间资金吸走了上百亿元。 4、江西争取金融市场的支持不够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轮子是金融市场。江西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不够。在货币市场上,不但存在巨大的借贷逆差,而且贷款质量令人担忧,优质客户认定不多,信用保证体系未能建立,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信贷紧缺,货币市场活力尽失,其结果是江西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高达700亿,约30%的居民存款通过银行渠道流出去了。在股票市场上,江西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全省上市公司20余家,仅占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总数的2%左右,且规模不大,吸收市场资金较少。而企业债券市场,由于个别企业的赖帐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现在企业从债券市场吸纳资金几乎为零。总之,江西的金融资产总量不足。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江西的资金筹集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5、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 建国以来,江西一直处于国家投资的非重点区域。江西缺少国家投入的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关注程度加大,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被投到大城市和沿海的重大项目,对江西的投入不多,在资金的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0年以来的20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3.8%、4.1%,江西仅为1.5%;1999年,上述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26.6%、28.9%、33.7%,江西仅为24.8%。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彻底缓解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 6、吸引外资不多 江西吸引外资至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鱼目混珠。在2000年以前,吸引外资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差。 三、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 前些年,江西扩大投资的力度不够,特别是改善投资环境力度不够,吸引外来投资还没有大的突破,例如近十年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比安徽低3.1个百分点。江西急需资金,而吸引外来资金不力,效果不佳,相反本土的内资却外流严重。这促使我们审视江西现在的投资市场。 1、江西投资环境不良 江西未能建立一个规范的投资市场,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缺乏规范的市场行为,分割、封锁市场的行政性壁垒未能清除,投资和经营软环境不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不合理的审批、核准、许可繁多,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现象严重。这些杀鸡取卵的做法使内资外逃,外资躲避。近来,在新的一届省委的领导下,虽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显得不足。 2、江西诚信程度较低 江西历称人杰地灵,但是,“南人多诈”之类常见诸于史料。江右商帮的较为短暂的辉煌和快速的没落,社会诚信度低下就是其中重要原因。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契约、价格欺诈等现象经常出现;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未能规范。自从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江西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但执法水平不高,本土保护壁垒严重,使社会诚信度较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3、江西建设资金流失严重 江西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加上思想不够解放,观念转变慢,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给我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非税收费比重过高,江西全省税外收费项目繁多,各种规费有200多种,各类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己与预算内收入相当,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超过预算内收入。由于税外收费与地方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征集单位都是手握实权与各行业关系密切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征收力度更大刚性更强。 江西的吃喝风一直未能有效遏制,有限的建设资金被填入权贵人们的口中,有的人吃遍了山珍海味,享尽了各种现代化的高级服务,游遍了名川大山,就是忘了这是在用人民的血汗。而贪污腐化更是建设资金流失的一个巨大的黑洞。 4、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江西企业结构不合理且升级缓慢,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仍然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规模偏小且没有形成由资金、技术为纽带、名优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群,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偏低。200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532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最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20%,分别比沿海发达省份低18个和30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垄断性十分明显;全省共有规模以下企业27.42万家,占工业企业总量的98.7%;工业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仅有1.14%。这些均说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5、江西资金回报率低 在江西,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企业仍然没有钱赚。大通道未能形成,使企业的运输成本高,边际利润较低,机会利润难以获取。相反,企业往往由于时间的拖延,付出较沉重的代价。而江西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也给投资企业带来拉平效应。因此,即使江西的劳动力低廉,资金回报率也较低。 四、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就业量是怎样决定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决定就业量的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1、必须解放思想 面对资金短缺的严峻形势,江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把握导向,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和敢于跨越的观念,创新发展思路。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注重资本的纽带作用,平等对待与融合各种资本。千方百计地健全投资市场,扩大投资规模应是江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营造好投资环境,就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外开放要有大的突破,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以大开放促观念大转变,以大开放吸引资金大投入,以大开放促结构大调整,以大开放促经济大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国家对江西建设的投入,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形成京九铁路、沪瑞高速与浙赣铁路、赣粤高速、京厦高速等为主轴的“大十字”生产力布局,优化了投资硬环境,也为沿海地区密集型企业内移创造了条件。 投资软环境的建设也应加速。江西占尽了“天时”“地利”,只要优化第三配置,就能创造出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诚信的投资环境,是吸引资金进入江西的先决条件。 3、积极引进外资 江西有区位优势,又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有可能积极、大规模引进与利用外资。国外、境外、省外“三外”并举,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吸引外资的新格局。以改善投资软环境为重点,以改进招商方式为手段,以招大公司、大项目为主攻方向,树立江西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使江西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实现大跨越。 4、平等对待,留住内资 近两年,江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外资身上。据统计,到2002年6月底,江西的金融业的存贷款差达到560亿元,如果加上证券投资、教育投资、民间向省外投资、省域贸易逆差……等等,有理由估计江西的本土资金外流总量超过1500亿,约占江西年GDP的3/4。大量的资金外流,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江西吸引投资不但眼睛要朝外,更应该注重留住本土资金。在发达国家,一般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是最高礼遇。但是,我省现在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眼球”经济利益不错,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值得大家从长研究。江西应该审视吸引投资政策,不能偏废;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平等对待内外资金,留住内资,大力吸引资金回流。 5、积极利用金融市场 我们要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利用其特有市场功能,筹集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鼓励更多企业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快速积累宝贵的资金,培育优质企业超常规发展,迅速成为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发挥银行强大的资金收集功能,把闲散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巨大的投资资金,同时更要通过全国各商业银行系统,促进资金流向江西;有可能的话,因地制宜,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种企业债券来筹集资金。 6、争取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 我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着投资公益事业的责任。特别是国家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或基础项目。一般而言,项目投资资金量较大,带动能力强,资金带来的影响较大且较深远。江西要不失时机,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充分发挥财政性(特别是国债项目)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江西经济发展环境。 7、加速企业资金积累 随着企业的升级,企业的赢利能力增强,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但这需要加以保护。江西应该积极培育创利源,重新审视税费等地方财政政策,清理各种过重的、不合理的规费收费项目,并显化之。利用较积极的财政政策调动企业积累资金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加速资金的“滚雪球”。冀望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五、结论 “省域贸易顺差,省域现金流量有较大正差”,是经济资源的良性循环和优化配置结果;是江西转移上千万农民,建设全面小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江西外向型经济成熟的标志。依托金融市场,大力吸引外资,充分利用内资,把较封闭的省域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这正是江西“在中部崛起”,也是江西人民的福祉所在,任重而道远。 发展经济论文:人本消费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从收入方面培育、从供给方面培育、从环境方面培育、从保障方面培育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必然选择,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消费;以人为本;培育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必须围绕消费需求来进行,消费对生产起引导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消费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决定生产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消费能否顺畅实现,决定生产的循环能否顺利完成。可以说,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接受数量大小,决定着生产者的兴衰。所以说,宏观调控者政府、生产投资者企业、生活消费者居民三者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目的要协调一致,要以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目标,才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3.2从供给方面培育: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既要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能力,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积极拓展和培育消费热点,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 3.3从环境方面培育:目前,我国的消费环境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消费环境问题是产业政策、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的集中表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消费环境仍然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政府扩大居民需求政策目标与消费政策仍然不配套,城市建设和相关消费政策相对滞后,与居民消费升级要求不相适应,造成政策不衔接的断层现象。 3.4从保障方面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低弥的原因不是居民没有消费的需求和愿望,主要是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由政府统筹统包,使居民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带来的安全感,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老百姓过多的承担了这个社会改革的成本。过度市场化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负担让老百姓不得不进行积蓄。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扩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健全失业保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加强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形成更加乐观的未来预期,增强其消费意向;使居民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找回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满足其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 3月22日至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农业部教育司原副司长、中国农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孙翔等到我市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毛增华,省政协常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史小红,省农业厅副厅长郭鹏亮,市领导吴天君、李庆贵、赵胜修、杨崇林、狄美良陪同考察。 22日,周铁农一行来到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参观了史来贺同志事迹展览,察看了农户家庭、村学校、华星制药厂之后,和市、县、村领导及村民代表在刘庄大酒店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市委书记吴天君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和城市差别的问题,不是阶段性的,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项工作,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当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来谋划。要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围绕“三个集中”,即产业向聚集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着力作好三个层次的规划:1.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空间布局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要与都市区建设规划相衔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要求,科学确定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产业聚集区和中心村的功能定位,编制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2.体现现代文明的村庄住宅社区规划,要在空间布局结构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住宅社区的要求和适应小康社会生活的标准,用城市设计规划的理念,进行群众住宅社区的规划。3.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建设规划。三、新农村建设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突出生产发展的问题。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要为农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构建载体,构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载体、体制、政策环境。四、坚持分类指导,依靠农民为主体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偏差,避免一哄而起,要给地方适当的权限,创造一个宽松的探索环境,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吴天君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提了四点建议。一、在认真落实中央以工补农等惠农政策的同时,更好地着眼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比如农村的电力、交通、通信、邮政、教育、医疗卫生、再就业等。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产业分工一体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二、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给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限制较多,农村建设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融资存在较大困难,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大对农村的贷款力度,降低门槛;农民的邮政储蓄多数用来支持城市建设,真正用在农民身上的很少,应该考虑开办邮政银行,将农民的钱真正用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上。农村 信用社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并适度放宽农村民间金融的放贷。三、着力培育农村各类新型合作组织,资金扶持,政策引导,科学规范,法律保障。四、中央以及各级财政通过拨款、转移支付等手段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就很少,要注重效益最大化问题。如果给予农村建设更多的政策支持,要比中央给予大量资金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23日,周铁农等考察了卫辉市唐庄镇代庄村的建设情况,并在唐庄镇政府与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及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 周铁农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史来贺同志、吴金印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们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刘庄、代庄共同的特点是生产发展,农民比较富裕,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这样的村目前还属凤毛麟角,但它们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说明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通过考察新乡市的这两个村,看到了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抓到了农民所需、所想,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衷心拥护、热烈欢迎。我们将把这次考察结果进行总结,上报给中央;也将地方上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后反映上去。 周铁农就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讲了六点意见。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很多,但重点是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在发展经济中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可以包括三层意思:一切事情要靠人做,人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体现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人在推动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对应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为主体,充分体现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农民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农民自身得到了发展。新农村建设改变的不仅是农村,更要改变农民,要使农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都得到提高;反过来,农民素质的提高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不尽源泉。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科教兴农的方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必须科学规划经济社会的发展。像吴金印同志为唐庄镇的规划“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因地制宜走创新之路。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建设新农村的方式也会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制宜,在大的思想的统领下,各人使各人的“招儿”。要在工作中研究新方法,形成新思路,探索新途径,创造新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非一个沿袭旧路的过程。五、要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贯穿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当前我们倡导的节约型社会,不仅是珍惜资源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要以勤俭节约为荣,铺张奢侈为耻,制止一些农村经济上稍宽裕些就不思进取、铺张浪费的现象。要珍惜民力、珍惜财力,珍惜物力,珍惜人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协和派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好的思路、方法。同时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特点和优势,使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发展经济论文:新农村发展经济需要法律保障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__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一)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赌博、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二)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 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__县司法局______二0__年三月三十一日 发展经济论文: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和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还是张大哥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张五常 一、早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1947年,作为东方第一人,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即大卫·威尔士奖。 《农业与工业化》的主题是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但是,迨至张培刚教授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1945年),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不管是理论的、历史的或统计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并讨论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动态依存关系,就成为张培刚教授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此,张培刚教授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通过若干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从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来看,张培刚教授首先在静态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然后分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的变动,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整个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方法总是综合的、多维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应有的精确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这种综合的、立体的、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应成为我们研究复杂经济问题的楷模。 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或农业的贡献理论。张培刚教授在有关的静态假设条件下,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对农业贡献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要早15年。 工业化理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的分析中。 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总之,工业化的真义,并不是大工业代替小工业,甚至也不是机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驾驭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确立了工业化的概念之后,张培刚教授在综合前人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动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据此,除了社会制度一项以外,张培刚教授对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进行了分析。 张培刚教授从多角度对工业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他指出,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如何而定。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由政府或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三种类型。张培刚主要分析了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指出,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是企业创建精神和生产技术,并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 《农业与工业化》还分别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工业化对于农业劳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产值结构和人口职业分布结构能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的成败,因而至关重要。 总之,《农业与工业化》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1988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后来,张培刚教授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以及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张培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每个学科或学科分支所处的文化位置、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同。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所以,以人为主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新看法。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方面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则是以经济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人的发展是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探寻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途径。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 (1) 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 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 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 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 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 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是出于某些先知者的头脑,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大工业、机械化迫使人们不断变换工种,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它使人们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去 从事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人们从简单繁琐的一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的劳动变得更符合人性的、更有尊严的和不带强制性的自由活动。这一切都表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史过程。 我现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分析的结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下面,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和方法,探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和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 发展经济论文:从发展经济学看我国农业问题 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被称为“问题部门”。 二元结构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的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于1979年在一篇题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地说;“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4倍,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个百分点——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的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注:刘易斯:《蹒跚前进中的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主要有6个原因: 1.快速的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2.5%,由人均需求推动的总需求增长率超过了3%,而产出增长率则远远低于3%。 2.热带粮食生产的技术革命刚刚起步。殖民时期农业研究一般只限于符合出口需求的经济作物。发展中国家虽然对玉米,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各种小麦和适应具有灌溉系统的大米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对其他品种的大米、高粱和粟米以及牲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3.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开发,农业推广服务和对农民提供现代产出的网络也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竟完全缺乏。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尽管道路交通系统大大改造和巴士卡车往来奔驰从而改变了农村生活面貌,但是对灌溉系统和贮藏设施的投资则很不充分。 5.虽然人们都赞同,但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如是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何变革租佃关系等),并未达成共识,以致效果不佳。于是,有人用“一揽子”(the package of land reform)一词代替,以区别好的和不好的。 6.劣势的贸易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市场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按理,世界经济繁荣将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增加了谷物贮量和供给,从而降低了农产品价格,部分地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可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限价以致降低了农民收入。 刘易斯从上述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分的6种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后果: 1.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人口增长,利润和地租将上升而劳动收入将下降,早已是不争之论,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也不认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带来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低收入的农民。除非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改善。在技术停滞的非洲和亚洲热带干旱地区,这种人口负效应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5亿最贫困的人口,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乡——城人口大量流动。人口较稀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人口较密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必然出现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日益狭小,以致农业人均产出日益下降,从而促使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谋求工作以取得收入。但是,城市又无法提供农村流入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职位需求,加上农村妇女也纷纷离乡进城,更激化了城市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由于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增加水电交通学校医院等公用事业的支出,沉重的城市财政负担又迫使政府削减投向农村的资力。结果,农村愈趋贫困,城乡差距愈趋扩大,乡——城人口不正常流动的情况愈趋严重。 3.落后的农业还会造成国际支付赤字扩大,债台高筑,出现债务危机。这不仅因为低农业产出无法换取较多外汇,进口粮食需支出外汇,还因为城市化进程放慢而所需的大量资本不得不向国外借入。而缺口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得不压低储蓄以换取外汇。 4.落后的农业意味着农民只有低下的购买力,以致工业的增长受到阻碍。尽管从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国内运输条件有所改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的出口,从需求方面而言发达国家的迅速增长将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但是,这些作物一般是低价售出的,而且数量上只占产出的一小部分。个别发展国家在出口农产原料和饮料原料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此类商品的供给弹性是很高的,因此,贸易条件不会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农民从国内生产得到的收入也很低。于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制造品进口替代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工业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却面临的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对工业品市场的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此后,一批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种种限制之下凭借比较优势,把轻金属、电子等产品向国外出口,并取得成功。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可以提高,吸纳制造品的国内市场才可以形成,贸易条件才可以改善。 刘易斯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后25年写成论文作出上述分析的,距今已有21年,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又是一篇不朽名文。第一,刘易斯在文中的论述始终抓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的要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技术停滞状态下的人口过多。第三,他自我突破了二元结构下乡——城人口自然流动可以顺利地为工业化累积资本和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思维定式,提出如何充分利用大量农业生产率的另一政策思路。第四,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论证发展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化问题,而农业则被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一观点既反映了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工轻农,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79年论文的分析对这一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正,但是,毋庸讳言,1954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和当时在结构主义思路指引下其他政策建议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因此,在肯定1979年论文超越了1954年论文认识水平的同时,不能不回顾第一阶段经济学基本思路——结构主义思路畸重畸轻带来的不良后果。 应当指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工轻农思想的理论,不只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还有发展经济学另外两位先驱人物的理论,一是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是普雷维什贸易条件恶化论。 不平 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应当把这些有限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应当是联系效应强的产业,联系效应的强弱,应当用产出的需求弹性来衡量。产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联系效应强,反之,产出需求弹性小的产业,联系效应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由于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不会很大,又由于恩格尔法则的作用,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小。相比之下,制造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大,制造业的联系效应也较强,因此,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发展。而且,又由于资金短缺和外汇不足,更应当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制造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业的技术进步,按常理,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但由于两类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据此,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工业品生产方面,即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上述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三家之言都各有着重之点,如1954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方面强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的“唯工业化论”。 “唯工业化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组成部分,和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唯资本论”、重计划调节轻市场机制的“唯计划论”以及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的思想,共同组成主导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结构主义的畸重畸轻思路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片面强调工业化有损于农业是不言而喻的。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因贫困而感到送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很高,如果政府又不扶植农村教育,则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不能提高而严重障碍农业进步。计划调节下封闭式发展工业一般要对外汇价格和资本价格作出人为的扭曲,这对农业发展也十分有害。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农产品被计划收购甚至强制征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工业生产,却往往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总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60年代里,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于是,从1948年至1960年,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从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农业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和困难是密切相关的,如不发达和绝对贫困依旧存在或改变很小,入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问题都是与农业滞后有联系的。这些情况,直至新世纪的来临,基本上还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依旧是一个“问题部门”(problem sector)。 二、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如果把建国以后至1977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定为结构主义思想,则我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沿着这一思路走得更远,就农业而言,受害也较严重。在1977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1959年到1962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连年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动乱涉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1978年,自发兴起的联产承包的初始形态得到肯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1984年,粮食生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7年增长了44%,棉花生产达12516万担,比1977年增长了20.5%,但是,以后农业生产又出现滑坡,1988年比1984年粮食生产减少了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5740万人左右,粮食供需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近13年,经过政策一再调整和各方面种种努力,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有些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还继续存在,而新问题(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更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三农”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农业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部门。 在我看来,我国要解决有诸多问题的农业部门,必须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坚定不移地、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阔的生产空间。 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在中国这一现象最为突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人口达12.61亿人,居世界之冠,年增长率仍未降到1.1%以下,而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估计,现在农业劳动力为4亿上下,其中,剩余劳动力在1.8亿至2亿之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压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问题和方案》中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他低收入国家。据统计,从1960年至1978年,低收入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0.9%,中等收入国家为1.4%,而中国仅为0.3%。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捷径之一是机械化,但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继续膨胀堵塞了这一条道路,从而较快速地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难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中国现在还有数量众多的尚未脱贫的、收入极为低下的人口,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日收 入在1美元以下者占总人口的4.6%,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经济上起了正面作用。第一,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广东省已吸纳了1200万外来人口,其中至少80%(即大约1000万人)来自省外农村。他们为广东省的企业贡献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如日本一家报纸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华南地区,各国企业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而进入中国,其中,在邻近经济特区深圳市的东莞市,大约有4万多家企业前去投资,很多工厂实行三班倒24小时工作制,工厂的夜景很壮观。……日本一家生产眼镜框的厂家1992年在东莞市办厂,当时从业人员只有数十人,而现在已达到约2000人,产值占公司的一半。”(注:《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6日,第1版。)第二,外来劳动力为城镇的基本建设如楼房建筑、管道施工、道路修建、住宅装修等所需工人的主要泉源,据估计,他们当中大约80—90%来自农村。第三,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去外地打工人员每年汇回家中的款项以百亿人民币计。(注:据四川省三台县的统计,该县年劳务输出创造7.1亿元人民币,粗略地推算,四川全省年劳动输出创收至少在150-2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三台县的统计见《经济日报》2001年11月6日第10版。)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还可以回流,经过在外艰苦奋斗多年的民工,一部分人开始回流,他们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价值观回乡创业,既可以自己成家立业,又可以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例如,四川三台县民营工商企业从业人员中,回乡创业人员占2/3,2000年达到12000余人。 当然,乡——城人口的盲目流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求职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情况是,供给大大地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超过需求。结果,由于城市企业部门不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流入城市的民工就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棚户和贫民窟的居住者。他们从事一切可能做的个体劳动者,成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鞋匠、擦皮鞋者以及保姆等等;于是,城市中出现并不断扩大了一个新的部门——“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在这个部门中,人们一般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但生产力很低,收入微薄又不稳定,但易于进入,依靠亲友携带或不计条件的自我介绍就可以为雇主接纳。可以说,非正式部门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不断吸纳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断膨胀。日益膨胀的非正式部门不仅是城市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公害。饮水用电的要求不能不满足,占地建房之势难以抑制,环境卫生的破坏又禁而不止。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地拥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谋求生存和预期中较好生活条件而离乡背井进入城市从经济规律上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之上,使他们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户口迁移以及“农转非”问题放宽了政策,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从而产生了上述正面和负面影响。为了扩大正面影响和减少负面影响,我国在继续放宽户籍管理的同时,不片面主张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在这一政策思想引导下,我国小城镇由1978年的2173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22年中增长近10倍。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减轻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压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如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不能发挥城市功能;小城镇遍地开花,破坏耕地,污染农村,离土不离乡的亦工亦农身份事实上使农民不更多关心农事,使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城镇分散,不能在一个地区形成经济、市场和信息中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又转而重视大中城市的建设。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似不应当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少数的大中城市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2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极其巨大的投资,水电设施、地下铁道、立交桥、轻轨、“靓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等等所需投入的庞大资金都不能不依靠外力。而小城镇的建设不必刻意求新求大求全,可以更具有田园风格。它们靠近农村,可以就此吸纳劳动力,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较少,可以就地筹集,调动民间资源。至于影响环境问题,在市场走向规范化和法治日益健全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股洪流,只能疏导,不可拦阻。把农民拒于市门或镇门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逆流而行的不明智的举措,也是根本作不到的。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在地域或行业中受到禁锢,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于1957年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村迁往城镇、中小城市、迁往京津沪等大城市实行严格控制。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自20年代8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步放松,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小城市全面开展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管理结构被打破。一些省市改革步伐更快,如浙江省县级以下的城镇已完全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政策,广东省的改革范围更包括大中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将以落户条件替代城市人口控制指标,石家庄规定凡有合法固定住所并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居民可以申请其配偶、子女、父母与其共同生活。看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必将彻底改革。户口问题不仅在求职、应聘、入学、医疗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待遇使农民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而且使我国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成员中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农村户口使人感到自卑,“农转非”成为一种光荣,进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更是广大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变态的心理,如果长期不纠正,必将严重障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2.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负 担,预防外来风险 长期以来,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如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552元,大约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湖南省全省农民收入1999年人均增加83元,2000年只增加50元。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1998年总人口中最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仅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2.4%,而最富裕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竟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30.4%。基尼系数为0.4。无疑,最贫困阶层在农村,最富裕阶层在城市,基尼系数达0.4,清楚地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己处于相当严重的程度。 低收入的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费用负担非常沉重,以用电为例,不少农村地区付出每1度的电费竟高达城市的10倍,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日入而息”或用起油灯。现在一些地区已在试行费改税的办法以控制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并进行农民负担专项大检查,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国农业如何经受国际大环境变动的冲击。如前所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又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45%以上,但仅提供农业总产出7%的产出,粮食商品率还不到20%。结果,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据统计,以1998年的国际经济为基数,国内外经济比为大米101,小麦143,大豆179,玉米180。(注:《中国价格学会通讯》1999年4月15日。)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必将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据估计,加入WTO后,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使2005年国内玉米生产减少7.5%(1000万吨),小麦生产减少4.7%(500万吨),大豆生产减少4.5%,棉花生产减少3.8%,油料作物减少生产3.6%,糖料作物生产减少2.5%。生产减少使2005年种植业部门将减少300多万劳动力。(注:胡鞍钢:《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这将为本已十分严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我国可以凭借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皮革制品以及建筑、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可以增加6百万人就业。但是,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看来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从农业本身产业结构的改造上升到把农业现代化和高科技化与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广大的农民在新农村、新农业的新天地中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 我特别注意到刘易斯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委婉地修正了他在1954年对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转向城市工业的观点的一段话:“发展经济学家们未能清楚地认识欧洲的经验而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农村人口的减少。诚然,农村人口将减少,但这只是相对的,绝对的减少只会是在发展后期。例如,1850年左右,欧洲的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50%,而自然增长率仅为1.5%,于是,在城市人口年增长2.5%时,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如果70%的人口在农村自然增长率为2.5%,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必须以非农部门以8.3%的速度增长为前提,而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农业从业人数的绝对增长与人口膨胀密切相关。绿色革命之成功,因为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化的农庄节约劳动型的投资应当控制。修道路、开梯田、建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注:刘易斯:《蹒珊前进的中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因此,我认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能完全跳出农村和农业。要继续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并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农业。 3.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农业传统保守思想必须受到教育,但是,任何重大变革措施应当得到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行事。据媒体报道,某一个镇的领导层为了“增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面积土地改为桑田,但当时农民熟知,该地的土质和气候条件都不适宜种桑,于是,在奉命种上桑苗的当晚用开水把苗烫死。又一个镇的领导层决定要大面积种植烟叶,结果烟叶枯萎不长,又命令所属小学停课,规定每个小学必须说服一户农家种植10亩烟苗,完不成任务要罚款。这些事件使农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对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许发展经济学另一位先驱人物和刘易斯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舒尔茨的一段话题是颇有教益的。他说:“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风雨和阳光对于他和他的家庭能否活下去是无情的。各类病虫害向来就是他的农作物的天敌。大自然从来就是吝啬的。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注: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 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 [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 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 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 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 (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 ,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 ,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 ,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 ,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 ,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摘 要: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争贯穿于经济发展理论发展过程的始终。本文考察了自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流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及其变迁的原因,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政府 市场 政府(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话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整个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为第三阶段。[1](P.67)其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笔者认为,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二者互斥到互补的变迁,并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市场或政府:互斥的两者 早期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对比较优势(P.萨缪尔森称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背离使这些部门没有竞争力,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予以保护,保护措施中最为确实可行的是进口替代。[1](P.7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端重要性作了较为完善的论证:“政府在工业扩张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和优秀的部分,因为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刚性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更大的可行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更大的合宜性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自发机制的运行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市场不足以提供一种机制,以确保私人的决策能符合社会的偏好和经济目标的最优结果,因此,计划就是完全必要的了。”[2](P.31)所以,古纳·缪尔达尔说:“在长时间的困惑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3](P.2) W.W.罗斯托在其1960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对政府的具体作用,“发展性国家”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完整细致的描述。政府不仅为发展进程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还将其权力和影响扩展到所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领域。除了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开展对外关系等基本的职能外,政府行为涉及的领域还包括:教育、科学和技术开发;有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构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关信贷条件、货币问题、财政、预算、公共开支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有关预算、公共投资、商品和劳务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和销售、国有化、私有化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关调解、仲裁、司法、制裁、执法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政府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拉尔(Lal D.)引用某些实行控制政策的国家失败的例子对反市场机制、支持计划化、支持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国家控制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拉尔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同样服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刺激-反映机制”。不仅如此,穷国的经济主体由于“储备”较少,反倒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这样,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4](PP.539-540)一句话,价格机制完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静态最优必然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转化为动态的资源最优利用和良好的发展绩效。政府解除对外贸易的管制,不仅能够对国内企业形成刺激,而且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所以,鲍尔(Bauer P.)明确指出,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而拉尔则指出,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 right )”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4](P.117)为使价格机制良好运转,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5]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即减少政府干预,尽速实行私有化,尽速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价格,特别是实质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华盛顿共识根本没有提到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地解决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6](P.18) 我们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二)市场和政府:互补的两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开始运用于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就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并将其导入特定渠道的一套规则。具体地说,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之为立宪秩序,是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显示其特征的基本准则和要素,它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基本政治经济体制等诸方面; 第二个层次则是具体的政治、市场制度安排。在V·奥斯特罗姆、D.菲尼 、H.皮希特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的这两个层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市场制度是内生变量,而立宪秩序是外生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根源于缺乏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未能出现,是因为深受政府影响的立宪秩序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诺斯(North D.)等人认为,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后者只不过是增长的表现。具体地说来,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将潜在的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要求,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出新的潜在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知识的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拉坦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由此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现实中,政府和意识形态常常能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来制约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有可能使特定的经济长期锁定于(lock in )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常常强制性地推行制度变迁。所以,诺斯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为基石的经济体系是最有效的,微观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充分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是保证经济效率和增长支撑力的制度安排。虽然通过市场形成的微观自主性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似乎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其运作的结果却是微观自主性的丧失,所以自上而推行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具有支撑力的。[7](P.8)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像结构主义一样期待“政府万能”,像新古典主义一样期待“市场万能”都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安排,使二者都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的选择,而是一种适度的程度上的选择。 二、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原因透视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是实践的有效需求和理论的有效供给共同促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实践需求方面来讲,20世纪40—6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国家迅速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出现农业停滞,失业率高,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下,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经济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质量颇高。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本,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调控,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新古典的政策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 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正是较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有限投入的高经济效率。同时,良好的制度也使国内居民保持了较高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以使政府与市场更恰当的契合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改善发展的绩效。 从理论的有效供给方面来讲,诞生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20世纪40—60年代末,正是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指导下的黄金时期,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的计量模型又为国家控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刘易斯、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了一套国家控制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长期执行国家干预的西方国家陷于“滞胀”。对这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又无法提出可行的对策,受到了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是政府的长期干预破坏了市场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当务之急是应该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拉尔、鲍尔、舒尔茨、哈伯勒、明特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市场机制是普遍适用的“单一经济学主张”,并宣告以“政府万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已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认为新古典主义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市场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保证市场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合理(不力或过度)将使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和“寻租”,使资源配置陷于低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由于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管制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 三、对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考察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或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像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一样基于完美的范式来期望事实上并不完美的某一方来发展经济必然很难凑效。既然如此,像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思路一样,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出路。正如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所指出的,“设计出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而制度作为一个体系是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而进化来的,无视制度的互补性而随意地变更政策决非好事,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PP.80-81)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也能部分地实现国民收入于财富的扩大,但要想持续地实现国民收入与财富的扩大,就必须获得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能扩张性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关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与民间各种协调结为一体实现的动态资源配置效果。”[8](P.90)因此,“市场机能扩张性争持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是必要的,但其内容有必要依据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8](P.94)目前,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银行在1991年的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也提出,“发展的优秀,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不是干预和放任主义的问题 ——虽然这种二分法广为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不是市场或国家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9](P.1)“在确定的和保护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司法和规章制度体系以及提高社会的服务的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国家构成了发展的优秀。”[9](P.4)所以,“如果市场的功能发挥正常而且可以这样做,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政府相应的进行谨慎的和明智的干预,那么收益会更高。如果两者一起运转,那么就会像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产生比总和收益更高的收益。当市场和政府协调一致地运行时,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当它们相对立时,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9](P.1) 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再次强调,“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构性基础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10](P.3)的结果。该报告在探讨政府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如何最好地做好它应作的事情时指出:应使政府的责任与能力相适应[10(P.27) , 而政府的能力可以通过重振公共机构的活力得到改善[10](P.79)。而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的组织效能的不同,政府的职能也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在各国具体的发展环境中进行动态的、有机的结合应是今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没有完善的人,我们便不能期待有完美的理论。可以肯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争仍将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继续。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必将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务实。 发展经济论文: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关于在增长理论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统一性;第二,假定实现了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入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其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因为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作者以增长理论作为框架,以东亚经验作为参照,提出了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初步纲要。 【关键词】收敛理论;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学 一、引 言 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增长理论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发展问题已经过时,或对于所有已知的重大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都已经给出了理论上完满的解答。恰恰相反,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远未过时,对于现实中重大的发展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理论解答是极贫乏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克鲁格曼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形式化分析模型发展的滞后。不过,这明显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增长理论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仍处于衰落境地。发展问题较之单纯的一般增长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身的理论统一性;第二,给定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这两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丰富的发展问题,也可以利用东亚的经验检验和扩展我们提出的相关理论。 本文的讨论涉及以下问题: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提供讨论的经验背景;提出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进一步讨论理论建模的经验基础;提出本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 二、增长与发展:若干基本的事实及问题 增长理论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发展理论关心的主题则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别的原因。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及与之相关联的全面的、显著的结构变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点。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其后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正是这种首先开始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其后一个半世纪内导致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从而使得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变,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上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变化。第一,现代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展到了大多数的属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②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成了一种真正世界性、全球性的现象。第二,同二战前相比,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显著的加速。③ 第三,少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加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任何意义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情况总结为以下5 个基本的“程式化的”(“stylized”)事实。④ 事实1:二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事实2: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其增长率超过二战前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3: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整体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并未发生显著的缩小。 事实4: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位于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地区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 事实5:大多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方面最终都失败了。⑤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第一,为什么东亚成功了,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第二,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吗?第三,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吗? 我们以上讨论的现象包含着与现代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后进国家能否比先进国家增长得更快,从而最终赶上先进国家。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收敛”(“convergence”),那么,先前的观察说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收敛”。不过,类似的“收敛”现象确实发生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集团内,那就是,若将美国作为基准,OECD 集团内大多数国家都比美国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OECD 集团内的国家具有两个显著的相似点:第一,它们均属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第二,它们彼此间均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相互开放,包括商品贸易、技术转让及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等)。⑥ 这样,从上述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在初始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生极大的差异;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后一结论构成本文其后整个讨论的基本前提。 三、重建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 本文的讨论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首先,发展的优秀问题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这正是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增长理论发展了一整套形式化的分析技术,这可以帮助我们将发展理论转化为一个严格的理论。本节简要地探讨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路线。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发展问题”可以形式化地归结为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相应地,理论建模可以归结为发展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增长模型。我们先前考察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这样,理论建模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构造出一类特殊的开放增长模型,其中贸易、技术转让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下,我们扼要地阐述上述的基本方法论思想。 一般认为,现代增长理论开始于索洛在1956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性文章。⑦ 早期增长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发达市场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其优秀概念是“稳态”(常数增长状态)。当然,所谓稳态不过是通常的均衡概念在动态意义上的一个扩展。在这一背景下,增长经济学被看做是一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学科。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出现有两个背景原因:第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基本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第二,发展中国家作为落后国家存在着一个发达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即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具体地说包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等等。然而,在发展经济学的定义上却发生了持续的混乱。首先,人们没有严格区分专注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与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当人们谈论发展经济学时,人们常常明显或隐含地集中关注于发展方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按照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范式,显然只能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各个有关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其次,人们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又没有严格区分一般的?、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问题。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认为,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的路线是:(1)严格地区分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将后者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2)将发展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发展的经济学科,在广义上也包含增长经济学在内;(3)将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或简称为后发展经济学。 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后,显然整个发展经济学需要重建。这里,我们的考虑仅限于先前定义的后发展经济学。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使用发展经济学这一人们惯用的称呼。若将“发展”限于常规的、可用数量描述的变动,则很明显地,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这样,后发展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后发展国家(或后进国家) 的经济增长问题。这里,增长须做广义的理解,包含常规的结构变动、资源变动等等。于是,后发展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类特殊的应用增长分析,即一般增长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这样,重建发展经济学便可归结为如何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后发展这一特定场合。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考虑理论建模问题。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增长理论最初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并且是在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的。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至少对于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一个良好的近似(approximation)。然而,在不发达国家或后进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显然不能看做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了。有关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后进国家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及与之相关的与后者的商品贸易。这样,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后进国家的增长作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的增长问题来处理。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已经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⑧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发展出一类适当的模型能够再现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其中,后进国家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实现较发达国家更快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 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定义为开放条件下的“收敛”问题,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在理论建模上便意味着,我们需要构造这样的开放增长模型,该模型能够再现上述收敛过程。我们将此方法称为“收敛”方法,将按照这一方法建立的理论称之为收敛理论。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并非总是处于收敛过程。收敛分析作为对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的一种理想化分析,可以为现实中处于收敛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提供一个近似,同时也可以为偏离收敛的各种复杂的非收敛增长提供一个方便的参照。 我们知道,一般增长理论通常以索洛模型作为一个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一般静态贸易理论则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鬼木-宇 (Oniki 和Uzawa)⑨ 提供了结合索洛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严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过,他们的模型是在一般水平上建立的,并未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这一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的考虑。笔者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修改为一个应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模型。⑩ 引入技术是公共产品的假设后,该模型可以产生出一个渐进的收敛过程。该模型的一些基本特点是:第一,在封闭的条件下,两国将处于相同的长期增长率之中,因而初始的收入差距将永久保持下去;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较快的增长依赖于与发达国家的基于比较利益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不同于在封闭的条件下的结构变动,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小国有可能实现高度的经济专业化。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模型作为收敛分析的一个方便的基准模型。原则上,在收敛分析的背景下对这一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和在一般增长理论的背景下对索洛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可以沿着相似的路线进行。 如我们先前的讨论所指出的,增长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收敛理论则显然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来建立。既然东亚提供了迄今为止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最成功、最完整的例子,显然收敛理论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参照来建立。事实上,我们先前的讨论仅仅提出了非常一般的建模路线,具体的建模显然还需要依赖于对东亚的具体经验做深入细致的了解。 四、收敛理论的经验基础: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 我们先前的讨论建立了收敛理论建模的一般路线。当然,我们不能在脱离经验现实的条件下考虑理论建模。相反,理论建模应当与对经验现实的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理论为经验分析提供框架和工具,反之,后者为前者提供验证、提出问题和提供素材。如我们先前指出的,二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后进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完整的范例。因此,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依据来考虑收敛理论建模。本节中,我们简略地讨论作为东亚的实际发展经验的一种“程式化的”(“stylized”)表述的所谓“东亚模式”,并提出有待增长理论解释和回答的有关东亚模式的一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 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及东亚模式本身,在文献中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规定。首先,Kuznets ⑾ 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限定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省。世界银行⑿ 研究的范围则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盟3国(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本文中,我们采用Kuznets 的选择,依据的理由是:第一,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第二,中国香港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其经验不具代表性。按照这样的处理,我们也可以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做是东亚模式的领头者,而将中国及东盟3国看做是东亚模式的追随者。事实上,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及东盟3国之间,依照它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通过贸易及直接投资,发展出了一种动态的国际分工关系,即所谓“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⒀ 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较后进的国家和地区。 其次,给定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关于东亚模式的内容阐述在文献中也是极不一致的。本文中,从理论建模与经验比较研究的需要出发,我们将东亚模式理解为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的一个系统的表述。⒁ 东亚发展的经验是极其丰富、非常复杂的。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将这些经验总结为一个或一组系统的模式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将仅仅指出有关东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应当看做是有关东亚发展经验的任何理论建模均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前提。 事实1:东亚的经济增长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着密切的、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东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东亚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设备及中间投入也主要依赖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在这期间,出口在本国GDP 中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增加密切相联。 事实2:东亚产出的高增长紧密地联系于高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在东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上升过程,直至储蓄率显著地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的国内投资主要依赖于国内储蓄。东亚产出的高增长及迅速的资本积累依次伴随着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上教育的迅速发展。 事实3: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在技术上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而不是创新。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至工业化中期开始上升,其后逐渐达到或接近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事实4: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依次经历了下述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轻工业,出口主要由农产品组成;并且,农业是一个主要的净出口部门(农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进口加用于农产品国内生产的资本品进口)。第二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制成品出口(主要由轻工业品组成)取代农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该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1)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2)进口替代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3)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净出口部门。第三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重工业产品出口取代轻工业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在整个工业中,重工业亦取代轻工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 上述三个阶段,产业与贸易的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如下:首先,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再转移至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其次,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由轻工业的进口替代开始,逐渐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紧密地联系于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出口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的上升)。 从理论建模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上述事实及其他一些相关事实总结为几个基本的有待增长理论解答的问题:第一,贸易怎样联系于增长。传统的贸易理论是静态的,完全不能解释在动态的条件下,贸易怎样能够支撑后进国家持续的增长。事实上,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中流行的是“贸易悲观论”,即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利用同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背后的理论依据。第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技术进步,怎样从完全的模仿转向创新。传统的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很难直接应用于东亚的场合。东亚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创造完全新的技术,而是怎样从发达国家引进现成的技术,并加以模仿与改进。第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怎样引致储蓄率由低到高的上升。传统的储蓄理论关注的是储蓄的动机,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人均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储蓄率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第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哪些力量推动各个产业部门依次经历由进口依赖、进口替代直到出口扩张的渐进的演变。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因素不能解释上述演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发生。如果说进口替代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出口扩张则可以说是东亚的一项独特的成就。 我们看到,迄今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模型还难以从模型内部再现上述事实,并对相关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也造成了对东亚经验的解释的分歧与混乱,如,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⒂ 进口替代在东亚成功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贸易结构的演变能否仅仅用比较利益法则来解释,⒃ 等等。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能够建立起适当的理论模型再现这些事实,我们便能够为对后发展问题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将后发展分析与增长理论完全地结合起来。 五、结 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发展经济学应当也能够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东亚经验为背景重建。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将发展分析完全形式化、数量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求发展理论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严格性与精确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将发展理论完全纳入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改革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已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将为发展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发展经济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发展经济论文:中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浅析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如何激活江西营间发展经济的潜能 〖摘要〗激励起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们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就要求约束政府的许多行为。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 一、江西民营经济的现状 激活民间发展经济的潜能,就是激活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潜能。民营经济指非政府投资的经济实体,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工业增加值和吸纳劳动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唱起了主角。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民营经济已不仅是补充力量、生力军,而是经济发展的方面军,不久的将来还要成为主力军。 江西省的人口与浙江省相当,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状况远远落后与浙江省。江西省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处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是制约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管理落后于、甚至违反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并非主要来自省、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有人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上热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热),但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尽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阻滞(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长期大于GDP,存在资源的净流出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区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吸走了一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挤走了不少资金。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则主要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忽视了本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培养。 二、 江西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开放产业投资领域的问题 目前,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以及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限制民营企业参与行业就更多了。另外,民营企业对外经贸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国际贸易,而且实行审批制,应有进出口经营权;至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拓国际市场的行为还严禁民营企业“准入”。所有这些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有的可以说是似是而非,有的则是缺乏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导致不同时刻、不同地区、不同的部门,对于某个市场或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进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增幅回落,与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有限是有关系的。为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产业投资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些过去是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如电信、电力,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步变成了竞争性产业,它们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借鉴它们成功的做法,加快开放这些投资领域,应一视同仁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放。 2、融资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头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民营企业继续主要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当;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江西省这方面的数据还无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的过程。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既没有抵押能力,又没有信用记录,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有限范围的直接融资;企业的继续成长,企业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记录,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这时,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当企业从中小型变成了大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银行可以对其提供中长期信用贷款,同时在直接融资上,企业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 3、法律地位与法律保护问题 多年来,我省民营企业与全国一样,存在着法律地位不够和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充分的问题。如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民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见,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又如,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而对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企业的财产,并不作为“贪污罪”处理,只能做经济纠纷处理,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不足还表现为私有财产地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护,难以根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事件发生。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所有者就缺乏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从而遏止投资积极性。 4、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当前,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顺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仍然象全国其地区一样,设置基本上一致的经济管理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管理乡镇企业、工商局管理个私企业、经(贸)委抓全面、计委主管宏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管理体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市场经济”、“苦乐不均”等弊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对个私营经济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个崽、八个爹”,令企业无所适从,并且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其次,管理部门及其人员众多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管理部门就是靠向企业收费来维护生存的,再次,由于归不同部门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归乡镇企业局管理的企业可以优惠得批地,归民政和教办的企业则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等,这使得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防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企业进一步发展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大受影响。因此,要深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完善个体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无锡市由工商、乡镇、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个私营经济“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按企业规模进行管理的综合机构,以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进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导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要明确在国家宏观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点,或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地区经济中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或是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某一行业的战略性退出。在经济形态选择方面,要明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水平,或是侧重鼓励发展劳动者与所有者结合紧密、个人投资与家庭投资结合紧密、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关系紧密的个体工商户;或是鼓励发展经济应更加显著、在吸纳下岗员工再就业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效应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既科学又合理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态在本地区的分阶段发展和有行业侧重的发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强调资源优选和优化配置,促进提高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约束和地域资源约束,在资源选择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优质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配置,形成强大的资源合力;要改变以往单纯从经济效益指标出发,忽视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综合效应指标的做法,不仅鼓励发展符合自然生态指标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活动,更要鼓励其产品、技术或服务有利于净化环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资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区优质资源进入或与本地区优质资源结合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二)重视制度创新,宽松经营环境。 1、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注册资本额度调整、经营规模和经营负债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约束,使非公制经济组织在依法获得行业经营资质方面、享受纳税人资格条件方面、接受外部审计方面、注册资本变更方面真正获得同等的待遇。同时,建议调整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时要求的年度商品销售额限量标准、延长商品销售额达标时限(如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期延长,由一年改为三至五年;将年度商品销售额标准适当调低);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各类性质的中小企业不强制性要求他们进行年度外部审计,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在企业负债经营方面统一遵从国际企业经营的惯例,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设立歧视性规则,创造利于他们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长的空间。 2、 改革现行的年检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改变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性质和政府部门的不同要求分别申报年检、接受审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业一次性在指定部门进行相关资料的统一备案,供各部门分别调用,政府各部门根据其关注内容的不同提取资料,完成年检的方式。各类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律平等,取消为某些快速通过年检建立的“绿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门借年检收费的渠道,消除个别部门与个人为谋求私利而刁难非公有制企业的现象,切实减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的心理负担。在具备修改、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条件时,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删除目前可导致有关部门主动介入,了解企业经营事务、不断核实其注册登记内容的年检制度条款,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不法案件的查处、市场秩序的市场信用的维护上来,切实惩治有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改变目前存在的有关部门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假想敌、侧重了解其内部事务、越位监管的现状。 3、 规范行业管理行为。行业管理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组织一视同仁,但对处于不同经营质量水平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个人可区别对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初涉特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可坚持实行资格培训、持证上岗的要求,而对具备一定经营资历的人员则主要侧重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改变现阶段不分经营者资质水平和所提供服务水平,在持证上岗和技术培训方面一刀切,强制要求经营者或员工接受服务或培训,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个人实际费用负担和占用其经营时间的做法。 (三)设立特定园区,改善场所条件。 1、 合理安置拆迁商户,维护其合法经营权益。承诺并落实安置原有可利用资源被重新分配、原资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不再具备参与分配资格(如城镇改造、原有市场取消而失去必要经营场所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那些资源重新配置后难以承受资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变,但相对价格低廉的经营场地资源。 2、 引入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吸纳外部优质资源,鼓励其与本地优质资源合作并共同发展提供场所条件,并有利于聚合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辅助性产品、为经营规模较大企业的产品经营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应资源。推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其主要目标可以是那些在其家乡初期创业成功,为熟悉整体市场规则,有利于跨地域引进高素质人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企业竞争实力而希望在异地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 3、 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服务,壮大企业实力。政府应注意为那些已出现新的土地资源或场所条件要求,迫切需要经营上规模、产品与服务上档次、但无法在原经营所在地满足其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及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设施方面的公平待遇与合理条件。以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耗,促进提高该经济组织在所处行业内的竞争能力。
中国建筑论文:建筑摄影下的中国建筑文化论文 一、建筑摄影学术活动表达专业的建筑文化 迄今,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主编的有代表性的建筑摄影专业著作至少有四册(见表1)。专业及权威的建筑摄影学术及文化活动也蓬蓬勃勃开展起来(见表2)。活动使建筑摄影从城市建筑层面上升到为中国传统历史项目“申遗”的高度,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为中国建筑摄影师的新作为欣喜和自豪。感受中国建筑摄影师的创作意境与作品的文化气度,《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不单纯是建筑摄影师作品的荟萃,更凝聚了创作感言,其中不乏建筑摄影师以独到的建筑文化视角体会建筑。读懂建筑师看城市、建筑师看自身的作品,对公众理解建筑大有裨益。该书触动人们的,不仅仅是作品恰到好处的光影及准确的建筑表征,也在于作品所体现的建筑摄影师的“诗眼”与“画境”。据查,国内专门出版推介建筑摄影师的书很罕见,因此该书填补的不单是建筑摄影群体的空白,也在于向世界展示了一批有造诣的中国建筑摄影师专业队伍,他们开创了中国建筑传播的影像技艺与美学实践。对此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在《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序言中指出:“这是介绍中国职业建筑摄影师的一本合集。建筑摄影除了宣传、记录、艺术等方面的功能观念外,还有很大的商品属性及市场需求,人们认为一幅好的图片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无论多么丰富的语言都难以描述的……建筑摄影师除了技术、器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外,在以城市和建筑为对象时,需要更多的专业之外人文知识和内涵,需要长期的体味和阅读。”一位摄影家说,“没有了意境和思想,拍摄建筑只能成为结构的示意图。”作为中国建筑摄影师群体智慧的结晶,与过去推出的第一、二届大赛作品集不同的是,《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中24位成功的建筑摄影师的作品为读者更集中而准确地展示了建筑文化理念及实用的、可操作性的示范,这种以传统与现代建筑项目为基础的作品档案十分切合爱好者与初学者的实际。尽管《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向读者展示了一批中青年优秀摄影师坚守在建筑摄影岗位上的作品,但由于建筑摄影创立的时间尚短,在诸多方面有待完善丰富。它至少要求每一位优秀的建筑摄影师不是单纯地从商业摄影或艺术摄影去把握建筑,而是要树立起建筑艺术修养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音乐不是融解了的建筑。由于摄影师对建筑的熟悉,也会造成某种负面的影响。 追求比建筑本身更原创的摄影作品,很容易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忘记了建筑的艺术性、环境美感及其实用功能。虽然建筑不会教人道德或不道德,但建筑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表述了创作者的态度。不同的装饰图样传达着不同种类的信息,材质的应用也给建筑物带来广泛的想象的空间,同时会反映创作者品质。当然,平整的外墙立面不一定比粗糙的好,但在许多场合建筑的精彩处正是在光滑反光的质地。所有这些都需要建筑摄影师去体味与思考,这或许是能从一大批建筑摄影作品中找寻到有感觉的优秀创作者的“秘诀”,作品优劣的分水岭在于摄影师能否具备建筑师的“眼”,能否真正懂得所摄作品的含义。摄影技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自出现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1826年夏天,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画面中显示的是一个农场的房子衬托在辽远的天空下。1877年,法国人L•D•杜国•豪伦成功拍摄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幅彩色照片《安古连城镇风景》。之后,城市中的街巷、高耸的教堂、乡村别墅、特别是现代建筑的出现,许许多多优秀的摄影作品,都将各种不同的建筑作为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予以突出表现。建筑的摄影表达主要是记录建筑特点,用摄影语言来表达建筑。从摄影角度表现建筑,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视角下的瞬间记录,能更好的完成建筑的功能使命、文化使命,丰富建筑的内涵与外延。建筑的摄影表现并不是仅仅展示建筑物的表象特征这么简单,摄影表现手段使建筑师以不断更新的视角观看设计的方方面面,推敲方案的体形、材料和空间感受,专注于以人为本的建筑世界。1992年版美国摄影百科全书对“建筑摄影”的定义是:“建筑摄影主要是记录建筑特点,专为建筑师,设计师或历史学家服务。”这里所提到的为“历史学家服务”,应该就是指建筑摄影的文化表现作用。如果说建筑是人类站立在地球上的最恢弘的风姿,那么文化历史建筑则可称为站立着的人类历史。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过说,建筑这本“石头和木头的史书,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而城市的“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着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建筑师做好设计是本分,同样,建筑摄影重在刻画。建筑作品设计语言的表达、设计思想的体现都离不开建筑师的极致追求。同样,建筑摄影要求建筑摄影师学会极致的思维,你的镜头中必须清晰明白,完美建筑是什么?真实而丰富地表达建筑作品是建筑摄影师的基本功。 二、建筑摄影学术活动向业界展示建筑文化的力量 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并非建筑摄影家,但他的作品及理论涉猎城市空间与人,读他的新作《思想的眼睛》,我们不仅可以产生“决定性瞬间”,也获得一系列本质性思考。他认为:“摄影永远是视觉注意力的自发性行为,它捕捉的是瞬间和永恒。绘画对瞬间的表现,是通过笔触来传达我们的意识,摄影需即刻采取行为,绘画则要深思熟虑”。“以眼睛为起点,空间逐渐向无穷扩展,现场总能或多或少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会立刻将其保存在记忆里并对它进行一些修饰。”十年前,方海教授在《赫尔辛基城市建筑摄影展纪念集》“建筑摄影的力量”一文中指出:“芬兰是二十世纪建筑成就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辉煌的成果固然与建筑师、建筑教育、建筑媒体及专业评论等方面密切相关,但也无法忽视芬兰及世界各地建筑摄影家的个性创作……”。在论及建筑摄影概念时,他强调“建筑摄影并非仅仅记录建筑,更重要的是审视建筑,评判空间,进而改进和提升建筑品质。优秀的建筑摄影家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记录,并往往发现建筑师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建筑范畴和主题。同时,建筑摄影家的成功作品也是对建筑师的一种促动和激励,迫使建筑师及其合作团队用专业的投入和精心的设计创作出精彩而富于人性化的建筑精品。”一位优秀的建筑摄影师如果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朋友,其创作空间必有很大拓展,他本人的建筑摄影作品会经常出现在国内外建筑、设计与艺术类的书刊杂志上。这些摄影作品,不仅带给建筑师启示,也会使更多的建筑师相信并欣赏建筑摄影的力量。马国馨院士说:“建筑设计本身是一大创意产业,而建筑摄影正是与建筑联姻的另一创意产业,其特点可说是在创意之中寻找创意的活动,因此必然成为既活跃又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摄影者的头脑、眼睛和心灵必须同时运作,这是建筑摄影师的生活方式。拥有出色想法和表现的建筑摄影作品在创意经济时代肯定大受欢迎。如果从建筑摄影服务于建筑设计及市场的定位看,建筑摄影还富有更强的传播功能,应该说国内建筑界对此挖掘的还相当不够,因此不能不重新定位。 1.关于建筑记忆。建筑之所以被称作“石头的史书”、“凝固的音乐”,主要说它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仅碾碎了飞逝的岁月,也碾碎了不少“石头的史书”。现在人类所能看到的琼楼玉宇亭台楼阁,仅仅是万千人类文明殿堂的绝小部分。所以,记录逝去建筑的照片,就是最好的手段和工具,是建筑记忆媒介。1999年罗哲文、杨永生主编《失去的建筑》一书的出版,为重温历史、研究建筑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2002年黄延复编《图说老清华》以1909年~1952年的“老清华”为例,用图片全方位描绘了老清华历史的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轮廓,它使这一时期学于清华、长于清华这所一流学府的各界名流得到客观记述,是极为生动和感染人的清华校园文化。再以上海近代公共建筑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代中西文化、南北地域文化不断融合,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开发建设高潮,在公共建筑上留下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像外滩近代建筑群的庞大与精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珍藏老照片会帮助人们挖掘每一幢建筑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传承建筑文脉。如位于现静安区静安寺旁的愚园路218号的百乐门舞厅,其英文名为ParamountBall-room,意译“至高无上的舞厅”。设计师为当时上海著名的建筑师杨锡镠,该项目于1933年12月竣工。迄今70多年过去了,它仍以20世纪30年代的舞厅面貌出现,已成为上海市第二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单位。对于这样的老建筑,应记录的不仅仅是趣闻与故事,更要有原汁原味的历史图景,怎能离得开建筑摄影的记忆与感染力。所以,建筑摄影是建筑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忆建筑,是建筑摄影重要的功能之一。 2.关于建筑评论。在建筑传播中建筑评论或称建筑批评是极为必要的。别林斯基曾说过:“关于伟大作品的评论,其重要性不在伟大作品本身之下。”建筑批评是对建筑、建筑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与环境,对建筑师的创作思想与过程,以及所有涉及支撑建筑师、培养建筑师的制度与体系的鉴定和评价。我们倡导的建筑批评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评,而不是过于抽象的批评。要有内涵、有意味、有设计、有交流、有沟通、有兴趣,所以批评的媒介就丰富多彩。在诸如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表现形式之外,建筑摄影也是绝好的形式,借助建筑摄影作品,建筑评论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目光,洞察并评点出建筑的实用、功能、美观、安全等指标,并使之上升到精神与文化层面。单纯从摄影创作讲,摄影批评起到的是“磨刀石”的作用。事实上,当建筑摄影针对建筑作品进行评价时,总会引起建筑师对自己创作理念与行为的再认识,建筑摄影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促进,从客观上通过图片起到提高公众建筑艺术欣赏水平的作用。与建筑创作一致的,是建筑摄影批评也讲首创性和客观性,它对建筑创作本身的丰富与发展、探讨与反思、审美与警醒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因此要研究如何开展建筑摄影批评,让建筑摄影批评成为建筑评论的有效方式、方法,培养起专门的建筑摄影作者队伍。以建筑摄影、建筑图片评论建筑、批评建筑艺术水平,是建筑文化良性发展的体现。 3.关于建筑摄影。2007年,沈瑾先生曾送中国建筑摄影学会《建筑师的欧洲视角》一书,里面记录了两位著名建筑师对建筑摄影的认知,颇具启发性。其中崔恺大师的序是极有见地的建筑摄影品评,反映了职业建筑艺术家的眼界。崔恺认为:“建筑师的眼睛与摄影家的眼睛有所不同,摄影家多以拍摄对象为素材去表现自己的审美价值,而建筑师多以摄影为手段去记录自己对拍摄对象的感知和认知;摄影家满足于抓拍那光、色、物完美结合的一瞬,建筑师更注意物在光、色及周围环境中的和谐表达,他们在瞄着外观造型的同时,脑子里却想着与平面、剖面,甚至细部是什么关系……”。沈瑾认为“建筑和摄影都可理解为视觉语言的表达,摄影变成了建筑师表达与交流的重要方式。建筑与摄影同样是光的营造,形、色、质视觉信息的三大要素都要靠‘光’来表现。”路易斯•康说过:“设计空间就是设计光亮(Todesignspaceistodesignlight)。建筑抽象的形式美同样通过摄影来表达,甚至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建筑摄影。摄影带人们进入更真实与开阔的视野,建筑师的视角应向四方延伸,城市比建筑更重要,建筑学不仅是致用之学,建筑学更是广义之学。”今天看来,城市比建筑重要,文明的演进比城市发展重要。建筑摄影从记录建筑走向记录城市,必然走向记录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建筑摄影的意义远远超越技术和艺术层面。 三、建筑摄影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意义 建筑摄影从记录、评论和人文角度展示建筑文化的力量,因此建筑摄影对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意义正随着建筑摄影的专业化和建筑摄影师的职业化而不断彰显。 1.让建筑师多一双“建筑眼” 建筑摄影师在国内外建筑大师事务所中是必不可少的。从项目投标拍摄标的地块,到项目在建中的摄影记录,直至项目竣工拍摄唯美的成品,建筑摄影师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在国内,建筑摄影师是没地位的,更有甚者总被视为“照相的”,如此简单的称呼也说明了行业地位的不被重视,说明中国建筑作品为什么难有绝美的展现,说明加大建筑摄影学术影响力的导引的重要意义。《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编金磊在刊物总第3辑中曾谈到:“出版建筑摄影杂志或专刊(栏)是我在2010年4月就要创刊的项目,策划案及样稿已做数次。今借《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第三辑推出该栏目有多重含义”。含义主要在于:第一,优秀建筑摄影师杨超英几年前拍摄了一组完整作品,是捷克卡姆帕现代艺术馆建筑。希望读者通过这组作品感受建筑摄影,欣赏其中的艺术魅力,体味作为一名服务于城市、服务于建筑的建筑摄影师是如何工作的。第二,由此表达了《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愿意成就中外建筑摄影师展示建筑摄影作品、弘扬建筑文化的事业。第三,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建筑记录与记忆,一定要在建筑与艺术,建筑与技术,建筑与材质,建筑与评论,建筑与传播诸方面利用摄影手段,将建筑作品纯粹地表现出来。人们印象中的杨超英是位喜欢安静构思,不模仿别人,不臧否别人且努力自己创意思考后按动快门的人,是独具“建筑眼”的人。杨超英的建筑摄影作品能让读者从平常中感受到不平常,不仅能学到精湛的技法,更领悟敏锐的“建筑眼”力。 2.有利于建筑师倾听建筑批评 自2011年12月至今,《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已经刊出八期“建筑摄影”栏目,读者不仅从中看到精湛的建筑摄影作品,也听到建筑摄影师的心灵表达:无论是人文地理、图像笔记,还是专业化的当代建筑摄影,摄影师串拍定格中华夏大地的建筑时空,影响着建筑师的作品,越来越深入地对建筑师理解,也体现对人文建筑异常丰富的体验!《论摄影》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翻译的一本从文化角度论述摄影的文集,是论述摄影的专业著作,更是广泛意义上论述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在书中,桑塔格深入探讨了摄影的本质,包括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与绘画的互相影响、摄影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等。《论摄影》有“引语选粹”一章,虽绝大多数有新闻、人物摄影的意义,但也能从中发现与建筑和艺术相关的“摄影术语”:美国摄影师埃米特•戈温说“摄影是一个工具,用来处理大家都知道但视而不见的事物。我的照片是要表现你看不见的事物”;美国摄影家杰里•于尔斯曼指出“相机是顺畅地邂逅那另一个现实的手段。”现实的确如此,摄影记录永远是一种潜在的控制手段,它享有其它艺术系统未曾想有过的力量,它在为城市与建筑带来美好时,也关注建筑审美的困境。这不是针对某个项目、某位建筑师、某位建筑摄影师而言,它特指摄影文明要成为一面镜子。今天中外建筑新品都面临多元与多变,碰撞与激荡,并非要“天人合一”和兼容并蓄。如何以摄影学的视角审视对建筑的表达,在建筑理论的浸润中强化思索与启迪,不仅是一种更为有益的超越,还是一种建筑摄影的新表现力。为此,今天在呼吁好的、有深度的建筑评论作品时,更期待建筑摄影家为城市奉上视野广阔的、批评标准严格的建筑摄影作品。 3.为建筑发展昭示未来 建筑摄影行业的发展有赖于建筑摄影师的成绩,有赖于作为建筑摄影学科的确立,更有赖于能自成一体的建筑摄影体系。现状是在全国勘察设计行业百万大军中,摄影的爱好者蕴藏在占绝大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里,他们不在意设备、不苛求主题,愿从本职工作及其对建筑的审美出发记录一切建筑发展过程。因此强化建筑摄影行业自身建设,使之专业化、学科化、高端品质化、服务化将是新一届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的任务和方向。 4.在世界独树一帜引领发展 据近十多年学会及摄影师对欧美建筑“强国”的摄影专业机构及学会考察发现,国外虽有与建筑摄影相近的学会及组织,但尚没有“建筑摄影”专业类期刊。从对英国VA博物馆、伦敦国家摄影画廊、北欧多国及德国的考察看,虽有摄影博物馆,但至多有建筑摄影的版块,看来创建“建筑摄影”期刊、开展专业化建筑摄影研究并成立应用服务机构已势在必行。探讨集中的、统一的、有标准化的建筑摄影专业化高端(按需)服务将是主导方向。真诚期望有更多的建筑业内外同行关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的发展,更希望在未来的建筑摄影学术活动及求索中有更多的好作品、好著作、好品牌问世。 作者:金磊李沉陈鹤工作单位:《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的国际化的战略制定论文 摘要: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美国,建筑业与钢铁、汽车行业并列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我国建筑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左右。建筑业是关联性和带动性较强的产业,据推测,建筑业每增加1元产值,可以带动建材、机械等相关行业增加的1.85元产值。 1985年,由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总承包的“鲁布革工程”,带来了我国建筑管理体系的全面改革。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越发激烈,现行的管理体制,现行的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模式、建筑行业不正当保护、行业队伍建设、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现行的建筑法规、标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建筑业实施国际化的策略,是摆在中国建筑业面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国际通融性 “WTO”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法制建设和增加法律的透明度。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的一些协议,使得各成员国政府修改竞争规则变得非常困难,在几乎每一个涉及贸易环境的领域,成员国寻求多变、歧视性和保护性的政策都将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虽然中国已加入“WTO”几年了,但仍需尽快按照国际建筑业的行业规范来管理我国的建筑业市场和建筑企业。其一,要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双边和多边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有关规则及作用,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开创我国建筑业发展的新局面。要适应“WTO”规则和我国政府对外承诺的要求,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和新的立法方面的工作。其二,中国加入“WTO”后,一切必须按“WTO”的规则办事,如国民待遇、透明度,使我国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做主,要与国际接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增强依法经营观念。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协定与协议和有关的国际惯例将成为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行为的依据和准则。同时,中国应加强建筑业法制建设。强化《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的实施,认真规范国内建筑市场,通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整体推进、逐步扭转建筑市场无序的局面。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动建筑市场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风险担保制度,维护承发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建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初步建立中国建筑业法律体系框架,切实提高与世贸组织的通融性。 强化管理机制,构筑中国建企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有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为建筑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保证。中国建筑业应把提高竞争力的重心放在管理体系的建立方面,进一步转换企业的内部机制,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加强三项制度改革,建立适应“WTO”要求的管理体系。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经济竞争也出现了新态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的影响将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刀,它既有利于国际范围内建筑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建筑企业利润的提高;又将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的建筑业,在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体现建筑业水平的国际认证,主要包括: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保项目应运而生,如污水处理、危险品废物处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项目要求承包商必须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文明施工,减少过去施工工地尘土飞扬的现象并尽量减少噪音污染,同时,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不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建筑业应抓紧三大国际标准认证,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从而提高与国内外同行竞争的能力。 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发展动态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将会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中国建筑业应当及时捕捉和掌握国际承包市场的信息,制定相应对策。建筑企业应及时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时,信息要有覆盖面,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网络,要通过海外机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应商及驻外使馆、经商处等为中心,建立国际信息网络,同时不断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反映世界建筑市场情况,增加进入国际建筑市场的机会,为中国建筑业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创造条件。企业要高度重视国内外的信息,及时扑捉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快速科学的经营决策。切实加强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管理效率。 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提高中国建企的国际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在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从业人员约3600万人,是美国建筑从业人员的4.5倍,而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却只相当于美国正常年份建筑业总产值20%,中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建筑业的1.25%.我国2004年劳动生产率约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业虽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与国外一流建筑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尚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能力。中国建筑业应加大建筑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建筑企业要适应国际工程项目功能新、体量大、施工难度大的新趋势,大力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及建设部推广十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建筑施工技术科学含量。加大建筑企业科技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步伐,采用国内外新机械、新设备,淘汰落后的建筑机械设备,减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不断提高建筑队伍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计划地推进建筑工业化,制定标准,合理布局,使构件、配件生产标准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产专业化、商业化。有条件的建筑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科研开发中心。建筑企业应大力推广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收集市场信息,投标报价、施工设计、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等方面应普及应用计算机,提高经营决策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国内少数特大集团已开始尝试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期更好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增强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构筑人才优势,建立以人为本的国际化人资体制 随着建筑市场的日趋国际化,国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冲击国内的人才管理模式。许多国际跨国建筑集团将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而这些建筑集团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购供应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别是后者,不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也为中国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契机和舞台。而外企丰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较好的发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国内优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对中国建筑业来说,加强用人机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建筑企业应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学校和社会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包括送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和国际著名建筑企业培训。有的企业可能认为企业培养人才,一旦成材,就会出现流失的现象,得不偿失。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业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人才的培养。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创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尊重人才,关心人才,用好人才,这应成为中国建筑业“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实施灵活策略,不断加速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进程 中国建筑企业要想在国际建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准确定位,合理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并根据建筑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中国建筑业应加强与国外著名建筑企业的合作。目前,运用“优势联合”,这是近几年大型国际工程中常用的方式。举世闻名的英吉利海峡第一条海底隧道工程,参加竞争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筑公司之间联合,也有西方国家建筑企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其目的是发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期在竞争中获胜。中国建筑业应根据本身特点,适应潮流,加强联合,在联合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中国建筑业为了国内和国际建筑市场竞争的需要,在抓好对外承包劳务这个主业的同时,应走经贸结合,承包劳务与境内兴办实体相结合,对外承包劳务与海外投资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综合实力,提高效益。中国建筑企业应立足发展大局,接受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协定与协议,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在参与多边贸易基础上,积极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建筑企业进行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 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国际集约化发展战略 目前,国际建筑业宏观环境呈现出新特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规模空前。中国建筑企业应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又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市场导向和发挥区域优势紧密结合的原则。以市场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不断调整结构模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认真研究国内外建筑市场发展规律,挖掘建筑市场发展潜力,找准建筑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区域优势的发挥,必须以建筑市场为向导,把区域优势充分发挥起来,提高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加快中国建筑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强强结合,形成一批具有综合总承包能力、融资能力强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业集团,提高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力,加快建设部出台的建筑企业综合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的实施步伐。中国建筑业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的混合经济,提高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增强建筑企业的发展后劲。当然,中小型建筑企业要在“小而精”、“小而强”的道路上,在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选择。中国建筑业应抓住当前的良好时机,通过“激励机制”规范经营成果的利益分配;通过“监督机制”监控中国建筑企业管理者行为;通过“制约机制”实施有效的控制。通过“三大机制”的运用,不断优化结构布局,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约化进程。 加强经营开拓,努力提高国际建筑市场的占有率 目前,我国已加入“WTO”,为中国建筑企业大规模进军国际建筑市场创造了条件,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充分用足、用好对外签约权,实施“外向带动、输出兴业”的战略,扩大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劳务输出,努力实施对外承担设计、房地产开发以及工程咨询、建筑监理、技术服务等。过去由于我国不是“WTO”成员国,很多国外的项目我国建筑企业不能承建,只能做当地外资项目,如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贷款以及部分私人投资项目,并且受到的限制也很多。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建筑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同样,中国建筑企业也可以进入国际建筑市场,这将为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筑市场开放后,国内的一些项目将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招标,将有更多的国外建筑企业参与,我们将可以学到国际上先进的工程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提高中国建筑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中国建筑业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务员之家 强化政策导向,为中国建企迎接国际化挑战创造条件 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政府仅仅是市场竞争的制定者,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不能直接介入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国政府应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不直接干预中国建筑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确立建筑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企业尽快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中国要加快规范化建筑市场的培育,逐步消除影响建筑业发展的地区和所有制之间的壁垒,逐步取消限制合理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优化建筑市场环境。世贸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实施统一透明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国相互给予非歧视性的贸易待遇。“WTO”要求各成员国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内外建筑企业进行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按照这些规则,我国应将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总之,中国政府应当努力为中国建筑业改善运行机制,构筑良好的市场环境,帮助中国建企增强参与国内外建筑市场竞争的能力,为中国建企迎接国际化挑战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风水特色论文 摘要:本文浅谈了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问题,从建筑风水文化的角度浅析了中国的建筑设计。 关键词:建筑文化风水文化建筑设计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建筑风水学博大精深,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没未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建筑风水学随着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后,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同,特别是近30年来建筑风水学在国外受到了高度重视,甚至形成了中国风水业,中国风水也开始进入了百姓安居的视野,由此可以想象,可以推见在未来的世界闻名进程中,中国建筑风水学必将饰演重要的角色。建筑风水学与当代房地产有效结合是现代风水文化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造福当代百姓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建筑风水文化是古代祖先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易道博大精深,渊源流长,现在我们共同探讨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问题。 说到风水文化我们很多问题一直没有机会找到答案,比如环境的改变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有多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应该被动的接受还是主动的改变,如果要改变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方法有规律吗?有人说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好,方法论也好,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样的现实价值呢?这个现实价值怎么连续、怎么使用等等太多的问题。 风水研究领域目前正在突破也是最难突破从文化来讲就是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产生与现代的结合,文明的进步是靠文化的融合,现在我们不是克隆工业化,要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建筑文明是新文明的一部分。 中国有一句格言:风水宝地,人丁兴旺。中国是风水宝地,养育着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上曾定都在西安、南京、北京等地,这些地方都是风水宝地,拿北京来说东有渤海,西有燕山山脉,富贵之地能使我们国家昌盛。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应有的主导地位,在城市大规模园区的整体风水规划,房地产开发的整体策划,房产风水策划是从根源上把住了建筑风水的关键,从而为更多的百姓营造出一个事业顺随、家庭和美、身体健康的吉祥场所。同时也给开发商带来了回报。 二、中国的建筑风水学科是内涵非常丰富的,结合我们中国的建筑设计来讲,把建设风水科学与我们现代的设计理念相融合,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在21世纪建筑应该具备的特色。 易经是中华五千年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其中内含天象、地理各个方面,目前易经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受了国内外甚至全世界人们的欢迎和重视。近几年来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众多的易学爱好者,纷纷把易学知识应用到不同领域当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从2003年秋在印度尼西亚成功举办“环保与易经”大会以后,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更多的学者把易经风水学和现代建筑、现代家居、现代环境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使之古今结合,古为今用。人们不再要求简单的、外在的气派、豪华,更多的是追求内在的温馨、舒适、实用、健康,体现以人为本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 建筑风水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看法有人扬之,有人抑之。扬者认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抑者认为是封建迷信。中国建筑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有一些古建筑文化是古代祖先生活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建筑文化乃至在世界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建筑行业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更希望建筑风水文化能在新时代得到不断发展和重视。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建筑的理论结合,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是因为它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曾经创造了工商文明,未来的文明必定在文化的融合中产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下,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中国风水文化传统的良莠,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区别,只能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中鉴别。传统是被保存或淘汰,决定于它在创新文明的实践中是否有积极的贡献。作为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中国风水文化,不仅包含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终身的价值选择和产业的道德规范。公务员之家 世界正处在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正处在与世界文化融合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建筑产业正处在一个创新文化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宽容的胸胸怀,通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讨论,把传统的惯性转变成创造的动力。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开发商都有这样的意识,把健康的概念注入我们的开发和建筑当中。进一步探讨、继承、弘扬、发展中国的风水文化,为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我们国家建设现代化服务,为**年科技、人文、绿色北京奥运举办成功服务,为我们国家昌盛服务,为世界各民族居住健康发展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及科学、建筑风水文化的应有贡献。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策略研究论文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美国,建筑业与钢铁、汽车行业并列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我国建筑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左右。建筑业是关联性和带动性较强的产业,据推测,建筑业每增加1元产值,可以带动建材、机械等相关行业增加的1.85元产值。1985年,由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总承包的“鲁布革工程”,带来了我国建筑管理体系的全面改革。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越发激烈,现行的管理体制,现行的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模式、建筑行业不正当保护、行业队伍建设、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现行的建筑法规、标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建筑业实施国际化的策略,是摆在中国建筑业面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国际通融性 “WTO”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法制建设和增加法律的透明度。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的一些协议,使得各成员国政府修改竞争规则变得非常困难,在几乎每一个涉及贸易环境的领域,成员国寻求多变、歧视性和保护性的政策都将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虽然中国已加入“WTO”几年了,但仍需尽快按照国际建筑业的行业规范来管理我国的建筑业市场和建筑企业。其一,要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双边和多边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有关规则及作用,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开创我国建筑业发展的新局面。要适应“WTO”规则和我国政府对外承诺的要求,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和新的立法方面的工作。其二,中国加入“WTO”后,一切必须按“WTO”的规则办事,如国民待遇、透明度,使我国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做主,要与国际接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增强依法经营观念。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协定与协议和有关的国际惯例将成为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行为的依据和准则。同时,中国应加强建筑业法制建设。强化《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的实施,认真规范国内建筑市场,通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整体推进、逐步扭转建筑市场无序的局面。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动建筑市场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风险担保制度,维护承发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建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初步建立中国建筑业法律体系框架,切实提高与世贸组织的通融性。 强化管理机制,构筑中国建企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有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为建筑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保证。中国建筑业应把提高竞争力的重心放在管理体系的建立方面,进一步转换企业的内部机制,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加强三项制度改革,建立适应“WTO”要求的管理体系。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经济竞争也出现了新态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的影响将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刀,它既有利于国际范围内建筑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建筑企业利润的提高;又将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的建筑业,在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体现建筑业水平的国际认证,主要包括: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保项目应运而生,如污水处理、危险品废物处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项目要求承包商必须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文明施工,减少过去施工工地尘土飞扬的现象并尽量减少噪音污染,同时,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不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建筑业应抓紧三大国际标准认证,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从而提高与国内外同行竞争的能力。 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发展动态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将会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中国建筑业应当及时捕捉和掌握国际承包市场的信息,制定相应对策。建筑企业应及时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时,信息要有覆盖面,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网络,要通过海外机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应商及驻外使馆、经商处等为中心,建立国际信息网络,同时不断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反映世界建筑市场情况,增加进入国际建筑市场的机会,为中国建筑业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创造条件。企业要高度重视国内外的信息,及时扑捉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快速科学的经营决策。切实加强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管理效率。 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提高中国建企的国际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在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从业人员约3600万人,是美国建筑从业人员的4.5倍,而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却只相当于美国正常年份建筑业总产值20%,中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建筑业的1.25%.我国2004年劳动生产率约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业虽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与国外一流建筑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尚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能力。中国建筑业应加大建筑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建筑企业要适应国际工程项目功能新、体量大、施工难度大的新趋势,大力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及建设部推广十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建筑施工技术科学含量。加大建筑企业科技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步伐,采用国内外新机械、新设备,淘汰落后的建筑机械设备,减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不断提高建筑队伍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计划地推进建筑工业化,制定标准,合理布局,使构件、配件生产标准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产专业化、商业化。有条件的建筑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科研开发中心。建筑企业应大力推广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收集市场信息,投标报价、施工设计、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等方面应普及应用计算机,提高经营决策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国内少数特大集团已开始尝试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期更好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增强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构筑人才优势,建立以人为本的国际化人资体制 随着建筑市场的日趋国际化,国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冲击国内的人才管理模式。许多国际跨国建筑集团将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而这些建筑集团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购供应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别是后者,不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也为中国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契机和舞台。而外企丰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较好的发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国内优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对中国建筑业来说,加强用人机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建筑企业应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学校和社会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包括送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和国际著名建筑企业培训。有的企业可能认为企业培养人才,一旦成材,就会出现流失的现象,得不偿失。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业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人才的培养。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创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尊重人才,关心人才,用好人才,这应成为中国建筑业“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实施灵活策略,不断加速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进程 中国建筑企业要想在国际建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准确定位,合理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并根据建筑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中国建筑业应加强与国外著名建筑企业的合作。目前,运用“优势联合”,这是近几年大型国际工程中常用的方式。举世闻名的英吉利海峡第一条海底隧道工程,参加竞争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筑公司之间联合,也有西方国家建筑企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其目的是发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期在竞争中获胜。中国建筑业应根据本身特点,适应潮流,加强联合,在联合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中国建筑业为了国内和国际建筑市场竞争的需要,在抓好对外承包劳务这个主业的同时,应走经贸结合,承包劳务与境内兴办实体相结合,对外承包劳务与海外投资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综合实力,提高效益。中国建筑企业应立足发展大局,接受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协定与协议,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在参与多边贸易基础上,积极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建筑企业进行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 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国际集约化发展战略 目前,国际建筑业宏观环境呈现出新特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规模空前。中国建筑企业应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又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市场导向和发挥区域优势紧密结合的原则。以市场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不断调整结构模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认真研究国内外建筑市场发展规律,挖掘建筑市场发展潜力,找准建筑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区域优势的发挥,必须以建筑市场为向导,把区域优势充分发挥起来,提高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加快中国建筑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强强结合,形成一批具有综合总承包能力、融资能力强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业集团,提高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力,加快建设部出台的建筑企业综合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的实施步伐。中国建筑业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的混合经济,提高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增强建筑企业的发展后劲。当然,中小型建筑企业要在“小而精”、“小而强”的道路上,在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选择。中国建筑业应抓住当前的良好时机,通过“激励机制”规范经营成果的利益分配;通过“监督机制”监控中国建筑企业管理者行为;通过“制约机制”实施有效的控制。通过“三大机制”的运用,不断优化结构布局,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约化进程。 加强经营开拓,努力提高国际建筑市场的占有率 目前,我国已加入“WTO”,为中国建筑企业大规模进军国际建筑市场创造了条件,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充分用足、用好对外签约权,实施“外向带动、输出兴业”的战略,扩大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劳务输出,努力实施对外承担设计、房地产开发以及工程咨询、建筑监理、技术服务等。过去由于我国不是“WTO”成员国,很多国外的项目我国建筑企业不能承建,只能做当地外资项目,如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贷款以及部分私人投资项目,并且受到的限制也很多。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建筑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同样,中国建筑企业也可以进入国际建筑市场,这将为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筑市场开放后,国内的一些项目将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招标,将有更多的国外建筑企业参与,我们将可以学到国际上先进的工程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提高中国建筑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中国建筑业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务员之家 强化政策导向,为中国建企迎接国际化挑战创造条件 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政府仅仅是市场竞争的制定者,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不能直接介入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国政府应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不直接干预中国建筑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确立建筑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企业尽快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中国要加快规范化建筑市场的培育,逐步消除影响建筑业发展的地区和所有制之间的壁垒,逐步取消限制合理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优化建筑市场环境。世贸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实施统一透明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国相互给予非歧视性的贸易待遇。“WTO”要求各成员国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内外建筑企业进行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按照这些规则,我国应将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总之,中国政府应当努力为中国建筑业改善运行机制,构筑良好的市场环境,帮助中国建企增强参与国内外建筑市场竞争的能力,为中国建企迎接国际化挑战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国建筑论文:剖析中国建筑节能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摘要】首先分析了我国建筑能耗和建筑节能的现状,然后从建筑节能政策和建筑技术两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多种建筑节能的措施与对策。这些将对我国在建筑行业进一步推进、发展和完善建筑节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建筑能耗;建筑节能;现状;对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预计到2030年,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65%以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建筑物和建筑配套设施的成倍增加,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建筑能耗。而建筑能耗的逐年大幅度上升,也必然导致节能型建筑的应运而生,当然,这也是我国今后城市建设必然的发展方向。 而如何做好建筑节能这项宠大的工程,确保低碳和经济将是摆在广大建筑行业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我国建筑能耗的现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建筑耗能已逐渐增长为与工业耗能、交通耗能并列,成为我国能源消耗的三大“耗能大户”。 由于我国建筑节能工作起步较晚,现有建筑不仅耗能高,而且能源利用效率很低,单位建筑能耗比同等气候条件下的发达国家高出2~3倍。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建筑业快速发展期,无论既有建筑面积或新建建筑面积都名列世界之首。这些建筑通过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等,每天都消耗大量的能源。由此可见,我国建筑能耗是巨大的,且建筑能耗总量还将持续增长,做好建筑节能工作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当前我国建筑节能的现状 多年来,我国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建筑节能工作,主要采取了先新建后改造的策略,但到目前为止,建筑节能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房屋建筑中普遍存在着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和气密性差,供暖、制冷空调系统效率低下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高耗能建筑比例大,我国每年新建房屋中,99%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既有建筑中,仅4%采取了节能措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为发达国家新建建筑的3倍以上。(2)建筑节能状况落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推行建筑节能技术,而我国却未予以重视,造成我国建筑外墙的传热系数是发达国家的3~5倍,外窗传热系数为2~3倍,屋面传热系数为3~6倍。 从我国建筑节能发展缓慢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建筑节能建设成本高,初期投资较大;房地产开发商追求的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空间;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等从业人员的建筑节能意识淡薄;建筑节能材料、施工工艺技术发展缓慢;国家建筑节能方面的法律、法规配套不全,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国家及地方对建筑节能的实质性经济鼓励政策支持不够等。 三、实施建筑节能的主要对策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和我国建筑节能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来实现建筑节能的目标。 (一)制定完备的建筑节能方面的政策措施 1、建立完善的建筑节能法律、法规体系,使建筑节能工作有法可依。我国地域广阔,应根据我国各个建筑气候区(北方严寒和寒冷地区、中部夏热冬冷地区、南方夏热冬暖地区)以及建筑物的不同类别、功能,逐步完善有关设计、施工方面的建筑节能规范与标准,并列入国家强制性标准。严格加强对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对不按节能标准设计工程图的,施工图审查不予通过;对不按节能标准设计施工的,中间验收和竣工验收不得通过,不得交付使用。严格审查从工程项目的立项、可研、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阶段中各个环节的建筑节能情况,确保建筑节能法律、法规、规范与标准的实施。 2、加强政府引导和采取必要的经济刺激措施,大力推广节能建筑。比如:政府出台相关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建筑节能规范、标准”等;对生产节能建材的厂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 3、加强建筑节能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节能意识,提高参与建设活动各方管理人员的节能意识和技术水平。 (二)加强建筑技术方面的建筑节能研究 1、认真做好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提高节能效果。 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应从建筑物选址、分区、建筑物和道路布局走向、建筑物方位朝向、建筑体型、建筑间距、夏冬季季风主导方向、太阳辐射、建筑外部空间环境构成等方面进行建筑节能研究,以提高节能效果。 2、重视建筑物围护结构的节能 建筑物围护结构的节能主要是要提高建筑物的墙体、门窗及屋顶等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 (1)墙体 在建筑物的围护结构中,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建筑物采暖能耗的大小。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①加强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发力度,优先采用具有保温、隔热、轻质、高强、施工效率高、改善建筑功能、增加房屋使用面积等优点的绿色墙体新材料。②合理选择外墙保温隔热方式,优先选用外墙外保温技术。③推广使用新型外墙保温隔热材料。如保温材料可采用聚苯板或聚苯颗粒等。 (2)门窗 门窗是建筑围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物室内与室外能量阻隔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门窗节能是建筑节能的关键。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合理控制窗墙比。②采用新型节能玻璃,增强玻璃的保温隔热性能。比如,采用低辐射Low-E中空玻璃。③注重门窗的细部施工质量,确保门窗结构的气密性。④优选新型门、窗框型材,比如:选择断热铝合金型材,对窗框进行隔热断桥处理等。 (3)屋面 屋面节能主要是通过改善屋面层的热工性能阻止热量的传递。其节能措施要点有:①注重选材。屋面保温隔热层宜选用密度及吸水率较小、导热系数较低的保温材料。 ②大力推广使用新型节能保温隔热材料。比如将膨胀型泡沫聚苯板等高效保温材料应用于屋面。 3、制定科学的照明节能措施 近年来,全国用电量及电负荷增长较快,已有三分之二的省(区、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电甚至拉闸限电现象,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照明节电已成为节能的重要方面。实行照明节能的办法主要有:①选择节能光源。②选择节能的照明电器配件。③科学的节能照明设计,包括合理的选择照明线路;合理的选择控制开关和充分利用天然光;合理的选择照明方式;合理的选择照度值等。 4、加强采暖系统的节能 对位于建筑气候区为北方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建筑物,做好建筑物室内采暖保温工作尤为重要,同时采暖耗能也是建筑物使用能耗的“大户”,是建筑节能的工作重点,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①合理规划采暖管网,尽量缩短室外管道的长度,加强管道的保温,提高室外管道的输送效率。②优选采暖设备,改善采暖供热系统的设计和运行管理,提高锅炉的运行效率。③优化采暖供热方式,优先考虑集中供热,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燃料消耗。④改革现有采暖供热收费制度,逐步实行按用热量分户计量。 5、合理使用空调系统 对位于建筑气候区为中部夏热冬冷地区和南方夏热冬暖地区的建筑物,空调能耗是建筑物使用能耗的“大户”,是当前建筑节能的重要一环。因此,建议空调系统节能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合理选择温度参数。在进行空调设计和使用时,合理选择室内温度参数,避免夏季过低或冬季过高。 (2)优选空调制冷设备,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对空调制冷设备优先采用变频控制节能技术,对制冷空调系统进行智能化控制,使空调设备或系统以合理的方式运行,提高空调设备的运行效率,最大限度的减少运行能耗。 (3)推广采用空调新技术,如采用冰蓄冷技术或地热能空调技术等。 6、大力开发和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新型能源。 对位于建筑气候区为日照时间长的地区,可大力开发利用太阳能,比如:城市的公共照明使用太阳能路灯,包括街道、公园和住宅小区等;居民生活热水可采用太阳能热水器等。 四、结束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能耗的相对值和绝对值都将持续增长,建筑节能工作任重而道远。建筑节能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低碳经济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建筑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只要加快建筑节能政策的制订和落实,推广和应用建筑节能技术,加大建筑节能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培养城市市民的节能意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建筑节能定能结出丰硕之果,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节能水平。 中国建筑论文:21世纪中国建筑设计思想的分类论文 摘要:经济发展和城市大量建设,给建筑师提供了无穷的设计机会。改革开放以来,虽不能说中国建筑界形成了设计流派,但近20年的建筑实践,建筑设计思想的倾向性还是明显的,出现了这样几种倾向。 关键词:建筑设计经济倾向 1、民族形式的设计不是新生事物。它是历史上传统复兴思想的延续,由于建造的不经济性和施工的不合理性,以及新建筑规模的扩大,建筑体量的巨增等因素,“民族形式”的设计显现出不适应性。 2、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现代主义”设计像开闸的洪水,迅猛发展,遍地生根。许多建筑几乎都按“形式服从功能”的思想设计,这一实用经济的设计思想仍将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大量建筑设计的基础。 3、受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建筑符号学、建筑类型学、建筑心理行为科学等交叉科学理论的影响。建筑设计表现一种“前卫设计”倾向。这一倾向的特点表现为形式构成模仿西方设计,追求奇特与动感,具有广告性及标志性,建筑类型集中于娱乐、商业及服务业建筑,具有商业化表现。 4、新西洋建筑开始出现,运用西洋古典建筑片段形式作为建筑的造型手段。这些局部西洋古典形式就像商品包装,或是一种商业标志,若去掉这些附着物,完全是一副现代建筑的面目,出现这一设计倾向的社会根源或许在于人们的崇洋心理。 5、“乡土设计”指在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圈中,运用自然生长的乡土建筑的形式、空间。建造满足现代生活功能的新建筑,这一倾向试图留住地域文化的根,但在追寻地方性的同时逐渐失去地方性。 6、智能化设计己有萌芽。随着高科技成果的不断出现,人们将完全进入全信息社会,高科技智能化设计将成为21世纪建筑的主流。 20世纪末的建筑界表现出浓重的怀旧情绪,被普遍认为影响美国设计领域的四大设计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过程设计及智能化设计,其中前三者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怀旧倾向。中国建筑尽管处在方兴未艾向成熟阶段发展时期,但20世纪末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建筑设计同样较大程度表现出对历史传统情有独钟。公务员之家 21世纪的建筑革命将以与高科技成果密切相关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技术、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智能化管理以及建筑设计等技术手段为基础,彻底否定20世纪末开始并发展的怀旧倾向;建筑设计思想向宏观及微观延伸,建筑师不仅更多地重视建筑的社会影响,建筑对生态的保护以及建筑对人类生存的制约,而且更多地注重与人尺度相关的园林及室内环境的设计;建筑形式走向怪诞及平庸两个极端,形式的平庸是因为人们更多地重视建筑的软体和空间,形式可能像微机壳一样简单,形式的怪诞是因为建筑艺术为寻求存在的理由而故意创造神秘性,试图通过怪异的造型引起社会和公众的注目。因而这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智能化设计将成为21世纪的必然,但经过一段实践,像20世纪现代建筑一样,产生种种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实质性的接触减少,建筑师又将致力于向给人们提供会面场所的建筑努力,由此又将形成智能化设计之后的建筑设计思潮。 历史似乎在重复,但内容和本质发生了变化。20世纪是人们享受工业革命成果的时代,现代建筑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21世纪将是人们尽情享受信息革命成果的时代,智能化建筑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产物。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业实施国际化的策略研究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美国,建筑业与钢铁、汽车行业并列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我国建筑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左右。建筑业是关联性和带动性较强的产业,据推测,建筑业每增加1元产值,可以带动建材、机械等相关行业增加的1.85元产值。1985年,由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总承包的“鲁布革工程”,带来了我国建筑管理体系的全面改革。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越发激烈,现行的管理体制,现行的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模式、建筑行业不正当保护、行业队伍建设、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现行的建筑法规、标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建筑业实施国际化的策略,是摆在中国建筑业面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国际通融性 “WTO”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法制建设和增加法律的透明度。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的一些协议,使得各成员国政府修改竞争规则变得非常困难,在几乎每一个涉及贸易环境的领域,成员国寻求多变、歧视性和保护性的政策都将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虽然中国已加入“WTO”几年了,但仍需尽快按照国际建筑业的行业规范来管理我国的建筑业市场和建筑企业。其一,要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双边和多边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有关规则及作用,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开创我国建筑业发展的新局面。要适应“WTO”规则和我国政府对外承诺的要求,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和新的立法方面的工作。其二,中国加入“WTO”后,一切必须按“WTO”的规则办事,如国民待遇、透明度,使我国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做主,要与国际接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增强依法经营观念。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协定与协议和有关的国际惯例将成为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行为的依据和准则。同时,中国应加强建筑业法制建设。强化《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的实施,认真规范国内建筑市场,通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整体推进、逐步扭转建筑市场无序的局面。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动建筑市场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风险担保制度,维护承发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建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初步建立中国建筑业法律体系框架,切实提高与世贸组织的通融性。 强化管理机制,构筑中国建企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有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为建筑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保证。中国建筑业应把提高竞争力的重心放在管理体系的建立方面,进一步转换企业的内部机制,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加强三项制度改革,建立适应“WTO”要求的管理体系。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经济竞争也出现了新态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的影响将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刀,它既有利于国际范围内建筑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建筑企业利润的提高;又将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的建筑业,在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体现建筑业水平的国际认证,主要包括: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保项目应运而生,如污水处理、危险品废物处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项目要求承包商必须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文明施工,减少过去施工工地尘土飞扬的现象并尽量减少噪音污染,同时,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不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建筑业应抓紧三大国际标准认证,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从而提高与国内外同行竞争的能力。 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发展动态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将会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中国建筑业应当及时捕捉和掌握国际承包市场的信息,制定相应对策。建筑企业应及时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时,信息要有覆盖面,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网络,要通过海外机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应商及驻外使馆、经商处等为中心,建立国际信息网络,同时不断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反映世界建筑市场情况,增加进入国际建筑市场的机会,为中国建筑业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创造条件。企业要高度重视国内外的信息,及时扑捉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快速科学的经营决策。切实加强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管理效率。 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提高中国建企的国际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在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从业人员约3600万人,是美国建筑从业人员的4.5倍,而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却只相当于美国正常年份建筑业总产值20%,中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建筑业的1.25%.我国2004年劳动生产率约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业虽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与国外一流建筑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尚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能力。中国建筑业应加大建筑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建筑企业要适应国际工程项目功能新、体量大、施工难度大的新趋势,大力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及建设部推广十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建筑施工技术科学含量。加大建筑企业科技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步伐,采用国内外新机械、新设备,淘汰落后的建筑机械设备,减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不断提高建筑队伍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计划地推进建筑工业化,制定标准,合理布局,使构件、配件生产标准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产专业化、商业化。有条件的建筑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科研开发中心。建筑企业应大力推广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收集市场信息,投标报价、施工设计、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等方面应普及应用计算机,提高经营决策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国内少数特大集团已开始尝试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期更好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增强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构筑人才优势,建立以人为本的国际化人资体制 随着建筑市场的日趋国际化,国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冲击国内的人才管理模式。许多国际跨国建筑集团将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而这些建筑集团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购供应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别是后者,不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也为中国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契机和舞台。而外企丰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较好的发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国内优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对中国建筑业来说,加强用人机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建筑企业应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学校和社会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包括送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和国际著名建筑企业培训。有的企业可能认为企业培养人才,一旦成材,就会出现流失的现象,得不偿失。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业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人才的培养。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创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尊重人才,关心人才,用好人才,这应成为中国建筑业“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实施灵活策略,不断加速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进程 中国建筑企业要想在国际建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准确定位,合理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并根据建筑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中国建筑业应加强与国外著名建筑企业的合作。目前,运用“优势联合”,这是近几年大型国际工程中常用的方式。举世闻名的英吉利海峡第一条海底隧道工程,参加竞争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筑公司之间联合,也有西方国家建筑企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其目的是发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期在竞争中获胜。中国建筑业应根据本身特点,适应潮流,加强联合,在联合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中国建筑业为了国内和国际建筑市场竞争的需要,在抓好对外承包劳务这个主业的同时,应走经贸结合,承包劳务与境内兴办实体相结合,对外承包劳务与海外投资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综合实力,提高效益。中国建筑企业应立足发展大局,接受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协定与协议,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在参与多边贸易基础上,积极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建筑企业进行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 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国际集约化发展战略 目前,国际建筑业宏观环境呈现出新特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规模空前。中国建筑企业应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又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市场导向和发挥区域优势紧密结合的原则。以市场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不断调整结构模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认真研究国内外建筑市场发展规律,挖掘建筑市场发展潜力,找准建筑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区域优势的发挥,必须以建筑市场为向导,把区域优势充分发挥起来,提高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加快中国建筑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强强结合,形成一批具有综合总承包能力、融资能力强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业集团,提高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力,加快建设部出台的建筑企业综合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的实施步伐。中国建筑业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的混合经济,提高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增强建筑企业的发展后劲。当然,中小型建筑企业要在“小而精”、“小而强”的道路上,在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选择。中国建筑业应抓住当前的良好时机,通过“激励机制”规范经营成果的利益分配;通过“监督机制”监控中国建筑企业管理者行为;通过“制约机制”实施有效的控制。通过“三大机制”的运用,不断优化结构布局,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约化进程。 加强经营开拓,努力提高国际建筑市场的占有率 目前,我国已加入“WTO”,为中国建筑企业大规模进军国际建筑市场创造了条件,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充分用足、用好对外签约权,实施“外向带动、输出兴业”的战略,扩大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劳务输出,努力实施对外承担设计、房地产开发以及工程咨询、建筑监理、技术服务等。过去由于我国不是“WTO”成员国,很多国外的项目我国建筑企业不能承建,只能做当地外资项目,如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贷款以及部分私人投资项目,并且受到的限制也很多。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建筑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同样,中国建筑企业也可以进入国际建筑市场,这将为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筑市场开放后,国内的一些项目将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招标,将有更多的国外建筑企业参与,我们将可以学到国际上先进的工程管理方法。这样,可以提高中国建筑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中国建筑业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强化政策导向,为中国建企迎接国际化挑战创造条件 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政府仅仅是市场竞争的制定者,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不能直接介入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国政府应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不直接干预中国建筑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确立建筑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企业尽快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中国要加快规范化建筑市场的培育,逐步消除影响建筑业发展的地区和所有制之间的壁垒,逐步取消限制合理竞争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优化建筑市场环境。世贸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实施统一透明的对外经贸政策,主张各成员国相互给予非歧视性的贸易待遇。“WTO”要求各成员国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内外建筑企业进行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按照这些规则,我国应将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总之,中国政府应当努力为中国建筑业改善运行机制,构筑良好的市场环境,帮助中国建企增强参与国内外建筑市场竞争的能力,为中国建企迎接国际化挑战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摘要:建筑业是指从事各种土木工程或建筑工程建造活动的产业。它包括建筑施工、设备安装和建筑维修等建筑生产活动,是以最终建筑产品为生产对象的物质生产部门。 关键词:建筑企业改革发展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的建筑市场是一个发展潜力很大、前景广阔并充满活力的市场。1996年,全社会固定产投资计划规模为207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单位基建投资7500亿人民币,技术改造投资3850亿人民币,房地产开发2360亿元(主要用于居民住宅和普通商品房建设)。近期建设投资重点是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增加农业、水利建设及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的投资,对交通、能源、通讯、重要原材料等部门实行投资倾斜政策,有重点地支持机械电子、汽车、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的骨干项目,重视科技、教育并兼顾社会事业和居民的住宅建设。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的来看,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主要表现是:传统建筑企业水平低、能力过剩、竞争能力差;企业发育不足、规模小,高新技术企业还很薄弱:“大而全、小而全”现象严重,大型企业不强、很难参与国际竞争,中小企业不专、分工协作水平不高、效率低下。这表明,我国建筑业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不适应市场体制要求;企业组织结构不适应工程建设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协作要求,企业经营管理不适应国际国内一体化大市场发展趋势要求。因此,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建筑业企业。 一、建筑业企业改革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建筑业蓬勃发展起来。国营建筑施工企业开始组建,并很快成为我国建筑业的主要力量。1952年,中央成立了建筑工程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应成立了主管部门。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思想认识和政策规定上都没有把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独立物资生产部门来对待,而是把建筑业看作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消费部门。在\"一五\"时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管理,大部分项目都由中央直接安排投资和建设。\"二五\"时期,曾按\"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对管理体制实行变革,扩大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管理权限。而到1958年,又实行了\"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破坏了基本建设程序,同时又取消了包工包料,取消了甲乙方和施工企业的法定利润,不讲经济核算,实行实报实销,使施工企业管理混乱。\"\"期间,建筑业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施工企业不讲管理、不讲核算、工程不计成本、工程质量差、造价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得到迅猛的发展,初步形成工程总承包、施工承包、专业分包和劳务三个层次相互结合、协调发展的格局,国有建筑企业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初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筑市场体系。 (一)、我国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建筑业与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被列为经济三大支柱产业。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建筑业应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问题。他说:\"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建设起来的住宅,当然是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但是,这种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作为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所以,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地位。\"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多次重要会议上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指导思想,反复强调要把建筑业办成支柱产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反把建筑业同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业并列,明确提出要通过振兴,把建筑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我国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可以从七个方面来体现: 1、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资生产部门;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建设、村镇建设、住宅建设等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筑业已逐步发展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以\"八五\"时期为例,我国建筑业共完成建安工作量40972亿元,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4.21%;完成建筑业增加值1154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4%;建成各类建设项目24.4万个;签订对外承包合同和劳务合同66260份,合同总金额346.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26.2亿美元,成为我国打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每年国家和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五分之三到四分之三左右是由建筑业来完成的。建筑业产品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在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内,分别占到10%和6%左右的份额。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鉴统计资料,1992年建筑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9.3%、净产值占国民经济收入的7.43%,分别居全国各行业排名的第三位和第四位,仅次于工业、农业,超过了商业和运输业的总和。建筑业的发展是影响经济增长与衰退、繁荣与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建筑业发展迅速,当前,全社会已有各类建筑业企业(含农村建筑队)达160多万个,从业人员超过3100万人。累计建成各类工厂、矿山、交通、邮电、农林、水利、文教、科技、军工等项目数十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建筑业还改造了全国数以百计的大小城镇,建成城镇住宅20多亿平方米,农村住宅93亿平方米,使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由1978年的3.6和10.7平方米提高到1994年的7.5和21.8平方米建筑业每年向国家财政提供的税利数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到10%~30%的比重。 2、建筑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行业; 从整体看,我国建筑业目前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能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员,成为主要的就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就业人数的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据1994年的统计,已占到全国就业人数的5%左右,人数超过了3000万人,尤其是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条简单的就业途,为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做出了贡献。 我国自1978年以来,建筑施工队伍的规模迅速扩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农村建筑队的异军突起。据统计,到1995年底为止,我国农村建筑队的人数已超过1500万。 需要说明的是,不但在我国建筑业技术装备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建筑业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就是在工业发达国家,虽然建筑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远远高于我国,也仍然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因为,在工业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建筑业也是技术相对落后的生产部门,机械化程度较低(仍有一定的手工操作),自动化程度更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建筑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要应用许多先进技术,甚至尖端技术,工作内容涉及物理、化学、力学、光学、声学、电学、生化等多方面的技术知识,加之建筑生产过程比较复杂,需要的组织管理人员的比例较高,这就使建筑业产生了多层次的劳动结构,为不同素质的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3、建筑业对关联产业得发展有巨大带动力; 建筑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建筑业的生产带动相关产业的影响较大,其波及效果系数为1.1至1.3.从而促进了建材、冶金、有色、化工、轻工、电子、森工,运输等5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建筑业物资消耗占全国总消耗量的比例分别占钢材的25%、木材的40%、水泥的70%、玻璃的76%、塑料的25%,运输量的28%.其容纳的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人数的5%左右 建筑业能够吸收国民经济各部门大量的物质产品,建筑生产可以带动许多相关部门的生产建筑产品的生产过程,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没有一个部门不需要建筑产品,而几乎所有的部门也都向建筑业提供不同的材料、设备、生活资料、知识或各种服务。据统计,仅房屋工程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就有76大类、2500多个规格、1800多个品种,包括建筑材料、冶金。化工、森工、机械、仪表、纺织、轻工、粮……等几十个物质生产部门。 由于建筑业产成品中物质消耗60%~70%左右,加上其前后关联度大,能与50个以上的工业部门发生关系,因此,能带动许多关联产业的发展。据1987年我国投入产业的分析,每增加1亿元的建筑产值就可带动其它产业增值约1.68亿元。 4、建筑业可以吸收大量的消费资金 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消费资金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时,会出现三种基情况:一是增加消费,使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从而刺激生产,使经济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消费结构不合理,市场存在供不应求现象时,造成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引起通货膨胀,尤其是对那些商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为甚;三是储蓄资金增加,这对市场是潜在的压力,却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指导生产,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引起生产萎缩。若后两种情况同时存在,问题就更为严重。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把社会消费资金(包括储蓄)吸引到住宅消费上来是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这一方面为社会消费资金提供了良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也为建筑业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金,从而达到引导消费、调整消费结构,促进生产的效果。当然,要实现这种消费资金的转移、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如住宅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住宅消费与其他基本消费的比例等。通常政府都要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才能促进住宅建筑的消费。由于住宅是人类的基本需要,而且,在居住面积数量基本满足需要之后,还会出现对居住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因而住宅建筑市场容纳社会消费资金的能力是相当巨大的,也就是说,建筑业吸收社会消费资金的能力是相当巨大的。 5、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由于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最能灵敏地反映国民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当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处于繁荣期时,全社会对固定资产和住宅消费的需求增加,建筑业自然同样处于兴旺时期;当国民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工厂开工不足,固定资产大量闲置,私人资本投资锐减,建筑业的任务来源减少,从而处于衰落时期。而且,建筑业反映国民经济的繁荣和萧条还有个重要特征:建筑业的萧条先于国民经济萧条的\"低谷\",建筑业的复苏又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复苏,这是因为,当社会投资总额开始明显减少时,建筑业立即呈现萧条景象,而此时各部门原有的生产能力尚能维持一段时间,国民经济只是开始出现萧条的前兆;当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时,各行业先是恢复原有的生产能力,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新增投资。前己述及,建筑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可产生很大的相关效应,因而当国民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可以通过扩大国家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如市政工程、高速公路等,使建筑业不要衰落下去,这样也就刺激了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行业的发展,从而引起对其他行业需求的螺旋式增长,使国民经济不出现经济萧条,至少可以缓解国民经济萧条的程度。反之,当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时,国家可通过压缩公共投资规模,取消对住宅消费的优惠政策等措施,抑制建筑业的发展,也就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扩大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实现的。例如,80年代以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多元化,国家预算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逐年下降,80年代中期连续几年投资膨胀,使国民经济发展失调,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困难。为此,国家从1989年开始,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国家预算内投资,另一方面对预算外投资实行严格控制,同时还调整了投资结构,使建筑业的规模大幅度缩减。 6、建筑业的生产有效地改善了工作和生活环境,满足了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在这四大生活要素中,\"住\"所需要的房屋建筑是由建筑业建造的;\"行\"的基本条件如铁路、公路、码头、桥梁等,也是由建筑业开拓建造的。人类不仅居住、休息需要空间,而且劳动、工作也需要空间。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越来越多地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体育场所。所有这些空间都是通过建筑设计的创造劳动和建筑施工实现的,是建筑业所创造的人工环境。如:我国在1978~1987年的10年中,共建各类公共设施7万多个,城乡新建房屋建筑面积近100亿平方米,既改善了人民的居住环境,也改变了城市面貌。据科学家统计,在人的一生中有75%以上的时间是在建筑业所创造的各种人工环境中度过的。如果加上在道路、桥梁等上的行走时间,在露天建筑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还要加大。现代建筑对于人类来说,已再不仅仅是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更多地表现出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对人类的交互作用,是人类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场所,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环境。建筑业的作用就在于创造的改善人工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需要。 7、建筑业有着走向国际创收、创汇的巨大潜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国际建筑承包市场中也具有很大的潜力。通过走向国际承包市场,既能发展经济,扩大影响,又可以带动资本、技术、劳务、设备及商品输出创收外汇。 建筑业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有一定的实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先后与世界17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6.3万多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同,合同总金额超过400亿美元,累计派出国外人员近百万人次。近年的年创汇约在6亿美元左右。 建筑业为国家出口创汇工作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国家将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加以引导、扶持。 总之,上述情况表明,建筑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行业,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我国\"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中,建筑业被列为国家大力振兴的重点行业,并要使之尽快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 (二)、我国建筑业企业的现状与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建筑业企业的科技水平偏低,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建筑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建筑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直控式,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上级政府部门对企业下达多种指令性指标,却不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下属企业和项目经理部没有相应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权力,只是企业的附属物。企业主要考虑完成上级指标任务,很少考虑用户方便、产品功能和经济效果。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很难讲求经济效益。 2、建筑业生产要素被分割,无法形成综合生产能力 建筑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包括科研能力、行业人员培训能力、勘察设计能力、土建及专业施工能力、各种建筑构配件、制品加工能力、中小型机械制造和维修能力、零配件生产能力等。在旧体制下,建筑综合生产能力被肢解,基本上只能管施工队伍。在物资上,材料随着投资走,施工部门只有劳动力,只好谁有材料先给谁干。这使建筑业的经济运行表现为低效率和缺乏活力,影响行业发展。 3、建设资金不足或不到位,工程拖欠款锐增不减,企业亏损情况依然严重。据调查,1997年国有建筑业企业拖欠工程款在高位上又有所增加,如河北省国有建筑业企业1997年拖欠工程款达55.4亿元,比上年增加3.4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拖欠工程款1000多万元。与此同时,建筑企业1997年亏损企业继续增加,亏损面仍在扩大,据测算,1997年国有建筑业亏损企业达2680个,比上年增加328个,增长13.9%,企业亏损面由上年的25.8扩大到30.1%,亏损面拉大4.3个百分点。 4、施工力量明显大于施工任务,建筑业供过于求的状况仍十分突出。1992年~1993年在投资高速增长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畸形膨胀的时候,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和利益驱动,出现了大批建筑业企业并迅速壮大起来,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于平稳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趋于理性后,由于建筑业企业队伍并未减少,因而就出现了施工力量明显大于施工任务的情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5、建筑市场个主体行为不规范,建筑市场次序混乱。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建筑市场的新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以致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如招投标行为尚不规范,参与建筑活动的建设单位片面压标压价、要求垫资承包、肢解发包工程,强行指定使用不合格的分包队伍、建筑材料设备等;承包方存在无证或越级承包,层层转包,以及在施工中管理混乱、偷工减料,忽视施工质量和安全等。这不但干扰和影响了正常的建筑活动,还诱发了大量的经济犯罪案件。如广州市1991~1994年查处的案件中,属工程承发包的案件占34.6%;浙江省1995年1~11月份,查处各类贪污贿赂经济犯罪案件共1104件,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的有210件,占19%。 6、一些建筑业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1)企业体制结构和组织结构比较松散,难以形成凝聚力,管理水平不高;(2)从业人员稳定性差,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低;(3)市场观念不强或没有改变,没有树立起以质取胜的观念,品牌意识和精品意识相对薄弱,仍然满足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致使工程质量水平没有很大的提高,而工程质量水平的相对低下又严重削弱了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7、企业自身公共积累较少。目前,带资承包已成为国际工程承包的基本条件和关键因素,而我们的一些建筑企业由于没有雄厚的资金,面对工程只好望而却步,不争自退,形成了一方面无工程可包,另一方面却有工程而无力承包的矛盾局面。 从目前建筑业的现状看,要求我国必须把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建筑业的发展。 二、我国建筑业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一)、改革的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放权让利(1978-1982);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和政策,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且引入价值规律,使其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建筑业从1979年起,一改过去无偿调拨国营建筑企业固定资产的做法,开始局部实行有偿调拨,从而最低限度地确认企业的独立利益。当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扩权文件,从多个方面下建筑放企业自主权。1980年,政府调整了企业利润留成方法,改全额利润留成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的办法,使建筑企业获得更多的留利,刺激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出台了允许价格浮动和禁止封锁建筑市场的政策。1981年建筑企业开始试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1982年开始重视建筑企业负担。1981年,颁布了《经济合同法》,建筑业企业的交易行为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 放权让利的一系列措施,扩大了建筑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激发了企业的创造性和活力。但作为改革的启动措施,放权让利必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建筑企业负盈不负亏;建筑行业价格结构的不合理使留利水平与资产状况密切相关而造成企业间的苦乐不均;企业地位不明确;政企不分开、行政干预仍然严重;放权不到位等等。在此基础上就有了下一步的利改税。 第二阶段:利改税(1983-1984); 198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所有大中型国营企业从以往上缴利涧的制度改为按实现利润的55%向国家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余利较大的企业与主管部门再实行利润分成。国营小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一步还没有解决建筑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的问题。1984年10月,政府推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将第一步利改税所实行的税后留利改为调节税,与此同时,税种、税率作了一定的调整,开征了资源税和地方税种,对建筑企业的收入调节起了积极作用。 利改税促进了建筑业企业政企分开,促进了企业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并且从外部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在实际推行中,由于体制不配套,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尚难以规范,尤其是调节税鞭打快牛的做法,使部分建筑企业实际税负有所增加,利改税政策尚难以真正解决建筑企业的激励和创造新的环境,它的效应很有限。 第三阶段:市场深化(1984——1986); 建筑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业主与建筑企业间交易的日益增多,必然对行政控制和计划体制产生削减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参与市场的范围,增强市场化的力度。1984年10月,《关于进一步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规定》中提出了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并且提出要实行政企分开。1985年又决定允许建筑业生产资料部分进入市场。从1984年起,这一阶段开始重视市场体制建设,对建筑业市场的价格管理体制和比价体系进行局部改革,建筑业市场范围逐步扩大。 此间,仍然贯穿着1978年以来对建筑企业的放权思路,增强企业活力一直是建筑业企业改革推进的中心任务。对于搞活无望的建筑企业,则通过立法规定其破产的一切事项(1986年12月颁布了《企业破产法》)。 在市场深化的过程中,由于建筑市场价格体制改革采取了局部推进和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了价格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但是,这也造成了价格\"双轨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不公平竞争、利用计划和市场的价差,一些建筑企业甚至把精力放在\"倒腾\"物资,赚取计划外差价上面。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致使许多改革措施无法顺利和及时出台。 第四阶段:承包制的全面推广与完善(1987——1991); 1986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出台开始,改革深化围绕经营机制转换这一中心进行。在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多种经营形式(企业制度)之中,最受到重视的是承包制。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在全国范围的国有建筑企业中普通推广了承包制。 承包制的选择是从现实出发的。它没有改变所有权属性,却实现了两权分离,这在思想上较易为各方面接受。它不否定前期改革中的利改税乃至扩权让利的成果,并与它们进行衔接。它不对财政体制改革起推动作用,却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实现。另一方面,承包制调动了企业负责人和职工的积极性,激发了企业的活力,效应明显提高。甚至有些人提出\"一包就灵\"的论断,全面肯定承包制的作用。 然而,伴随着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它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首先,它只是一种管理体制,可以适用于一切所有制企业,因而不是一种制度创造,没有改变企业的产权属性。其次,建筑业企业行为追求短期效应明显,国有企业财产损失严重。企业领导与职工过度关心即期收益,不注意企业的长远利益与发展后劲。第三,承包合同的确定在行政构架下谈判确定,政企关系不规范,一些建筑企业又退回利改税以前的状态,向政府缴纳固定或递增的税后利润。并且,承包合同随意性较大,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最后,承包制与风险经营抵押不结合,无法控制经营者行为。建筑企业盈余时,经营者可以得到好处;而建筑企业亏损时,损失无人过问。因此,承包制必然只是一个过渡形式,必须有制度创新来代替它。 第五阶段: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1993); 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尽管克服了通货膨胀等经济过热现象,但是经济的\"硬着陆\"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较大,建筑企业经营机制存在某些复归旧体制的方面。特别是在改革总体方向的把握上一度出现争论,使人们显得较迷茫。在这一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如吹皱一池春水,冲破了关于市场和计划争论的框框,为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解放了思想。此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完善市场环境,转换建筑企业的经营机制,使建筑企业成为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主体。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尚未提出系统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收缩以后的\"强劲反弹\",使建筑企业卷人全国性的\"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之中,金融秩序处于失控状态,通货膨胀重新抬头。在此情况下,中央一方面整顿金融纪律和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开始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造国有建筑企业,由此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国有建筑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也从根本上消除建筑企业预算软约束和争贷款可能带来的金融秩序的失调。通胀势头受到遏制,经济发展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理论指引下,改革迈向新的阶段,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金融秩序好转,建筑企业的转制工作逐步展开。 第六阶段:全面创新,协调配套,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1993年10月以来);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目标体制框架,1993年末颁布、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标志着国有企业制度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制度层面上把国有企业目标模式具体化,从而实现国有企业制度的全面创新。按照《公司法》规范,公司法人、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从微观层次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随后于1994年起的财政、金融、投资、外汇、外贸等五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1998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建筑法》为加强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护,为建筑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出了协同配套改革推进的努力,此后建筑企业的外部环境建设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相关措施包括:优化国有建筑企业资本结构试点工作,通过《劳动法》规范企业和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对国有企业进行增资减债、职工的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抓大放小、清理建筑行业三角债以及建立建全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 总之,在此阶段中,一方面建筑企业制度改革在深化,小建筑企业的\"放活\"工作大规模展开,大中型建筑企业公司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另一方面通过剥离建筑企业的历史负担和优化市场环境,使得国有建筑企业生存的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更加有序。这一阶段还在继续,并且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加深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通过国有建筑企业制度的整体创新,规范市场中各主体的行为,使之与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原则相吻合,才能构建出社会主义建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社会主义建筑经济的发肓和成熟打下坚实的基石。 (二)、改革的历史回顾给我们的启示 我国建筑业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不断探索,给建筑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应亲自抓国有建筑企业的改革,及时帮助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的各项工作。 2、要为建筑企业的改革创造必要的外部配套改革的大环境。政府部门应当很好地转变职能,为建筑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明晰产权、政企分开、分离冗员和办社会职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帮助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等。 3、依照“一级所有,分级管理,企业经营”的原则,加速构造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体系。 4、合理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率水平。建议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存量调整、社会吸收、职工投入、国有股权红利转增资本、外资嫁接、贷改投、税转股等办法,逐步将建筑业企业的负债率调整到合理水平。 5、建筑业的行业组织结构应逐步向两极方向发展:一是支持一批大集团和大公司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行业中的龙头和骨干作用:一是加大企业的分化和改组力度,逐步培养出一大批小而精、小而专、小而活的专业化小型公司。 6、培育健康的建筑市场。目前建筑市场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加强建筑市场的管理,规范市场行为,治理不正当竞争,建立良好的建筑市场秩序。 三、进一步深化我国建筑业企业的改革 近20年的国有建筑企业改革,在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国有建筑企业效益的连年滑坡和亏损面的逐步扩大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建设部建[1995]188号文《建筑业工业化发展纲要》,国有大型建筑企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企业结构,发展成为包括规划设计、科研开发、房地产经营、总承包、施工承包、物资采购、机械制造维修、运输等业务的综合性的资金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的企业或企业集团。 目前,我国建筑业企业改革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进建筑业资产重组,促进所有制结构调整 1、推进建筑企业资产重组,使国有建筑业企业由量的扩大逐步转向质的提高。建筑行业属一般竞争性行业,可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适当增加非国有资本在全行业中的比重,近期原则上不再批准成立新的国有建筑企业。 2、进一步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国有大中型建筑业企业现有的独资子公司、孙子公司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但不能把出售作为主要的改革形式,需要出售的要按照国家规范的办法进行,严格禁止名卖实送、半卖半送和逃废银行债务及国家税款、规避安置职工的错误做法,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出售国有小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严格禁止将国有小企业\"一卖了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加快城镇和农村集体建筑业企业产权改造。提倡和鼓励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发展,支持和引导集体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和其他多种财产组织形式,可采取兼并、租赁、承包、抵押、拍卖、出售、托管等方式,进行资产重组;盘活存量资产,搞活集体经济。 4、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对于今年整顿规范建设市场,查出来的工程转包和挂靠的私营单位除作必要的处罚外,要引导其向私人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方向发展,明确其合法地位,将其纳入企业资质管理轨道,允许其进入建筑市场,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 (二)、加大建筑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力度 1、建立规范合理的工程建设总分包管理体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尽快立\"综合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三大层次的工程建设总分包管理体系。综合总包类企业,即指在工程承发包市场上独立承包综合类工程的建筑业企业。专业类分包企业一般只能在分包市场上向总包单位分包工程任务(特殊工程除外)。劳务分包类企业既可向综合总包类企业分包任务,也可向专业分包类企业分包任务。要严格控制建筑业企业总量,除改制、改组、分立企业外,今年不再批准成立新的具备独立承包工程资格的企业。 2、抓好一批大型骨干综合类建筑业企业的发展。选择50一100家实力强、资产规模大、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型建筑业企业和企业集团,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推动其加快改革与发展,使这些企业成为资金密集、管理密集、技术密集,具备设计、施工一体化,投资、建设一体化,国内、国外一体化的龙头企业,成为带动建筑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和开拓国际承包市场的主导力量。 3、规范发展建筑企业集团。鼓励和支持建筑业企业集团发展,充分发挥企业集体技术优势互补的组合效应,专业分工协作的规模效应,资金集中运作的放大效应和整体效应。企业集团要依法建立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处理好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集团母公司要逐步增强科研开发功能、工程总承包功能、投资融资功能和跨国经营功能。集团内部的母子公司层次不宜过多,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范围应各有所侧重,以避免内部同业竞争。 4、大力推进专业化、小型化企业的发展。要通过资质引导、市场准入、政策扶持,积极推动中小型建筑业企业向专业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并鼓励其围绕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定点定向、密切合作、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 5、努力发展劳务类分包企业。加快建筑劳动市场建设,逐步将国有企业分离人员和城镇,农村建筑劳动力纳入统一的建筑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引导和政策规定,使其尽快在不同等级的劳务分包企业层次上就位。 (三)、全面推进建筑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全面推进建筑业企业的改制工作,企业改革应坚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要在总结近几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化建筑业企业的改制工作。力争在今明两年内使大多数骨干建筑业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数大中型国有建筑企业摆脱亏损局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制定今明两年改革方案,并组织力量认真贯彻实施。 2、突出建筑业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企业改制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盘活存量、优化资本结构为重点,着重搞好产权多元化改造,一般不搞国有独资企业。要通过改制、改组、改造和强化管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3、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严格按《公司法》建立和完善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企业应依法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4、企业依法行使法人财产权。出资人以投入企业的资本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并依附股权比例行使重大决策、人事任免和收益权,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依法享有资产占有、使用、支配和处分权,建立健全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强对国有资产经营和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稽查。企业应努力提高资本营运效率,保证投资者权益不受侵害,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5、逐步解除企业历史负债和社会包袱。要根据企业债务形成的不同原因,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予以妥善处理。要避免不良债权债务带入改制后的企业中,企业办社会职能要结合当地条件和可能,逐步移交给地方社区服务组织统一办理,近期内可采取联办或托管方式逐步过渡,明确责任主体,保证企业轻装前进,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四)、继续推进建筑业企业项目管理体制改革 1、完善项目经理责任制。项目经理是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人,受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和授权,在授权范围、授权内容和授权期限内行使职权,不得越权。项目经理在授权范围内指挥本工程项目的生产经营活动,调整并管理进入工程项目的人力、资金、物资等生产要素,有权决定项目内部具体的分配方案和分配形式;设备购置、主要材料采购、资金回收与使用等权力应集中于企业。 2、建立和完善项目成本核算制度。推行项目管理要坚持:\"企业是利润中心,项目是成本中心\"的原则,正确处理企业与项目的经济利益关系。企业应当坚持每个项目单独核算,落实责任会计,加强成本管理。项目实施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费用台帐。企业一般应以项目成本作为项目经理经济责任的重要考核依据,项目完工后,应通过审计确认的项目经济责任目标实现情况,认真落实奖罚。 3、按照优化和动态的原则组建项目管理班子。项目管理班子的人员配备应本着\"精干高效、结构合理\"的原则,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结构、工艺和技术复杂程度及管理工作量的大小来确定;人员来源于企业各职能部门,由项目经理提名,企业审批。项目班子成员在接受项目经理领导的同时还应接受企业职能部门的指导、检查、监督和考核。项目经理部人员尤其是项目经理从工程开工到竣工施工全过程,一般不应随便调换。 4、推进大型建筑业企业管理层和作业层分离。 企业一般应按照经营决策层、项目管理层和作业层三个层次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组织机构。经营策层应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保证决策、监督、协调、指导、服务职能的履行,并保持资源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在远离企业总部并承担到多个工程项目的经营地区,可组建区域性分公司,作为公司的派出机构,负责该地区工程项目的统一管理。项目管理层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和企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作业层可面向企业,也可面向社会,实行双向服各,并逐步向专业化、小型化企业方向发展,形成机制灵活、形式多样、技术水平高、适应能力强的新型企业组织形态。 5、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生产要素配置机制建设。建立劳务调剂、内部银行、设备租赁、材料机具供应、技术进步等内部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企业资源的有序流动和优化组合。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配置应依靠强有力的计划管理手段,防止法人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导致交易成本发生,造成企业总体成本加大。对于建筑业企业集团,由于内部多个法人实体的存在,可以运用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调控手段。 (五)、鼓励兼并、规范破产,推进建筑业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1、鼓励企业跨所有制兼并联合。国有企业可以兼并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也可以兼并国有企业。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兼并企业应全部承担被兼并企业债务和负责人员安置,并在呆坏帐核销,减免银行贷款利息等方面享受国家有关政策。 2、支持企业跨地区兼并联合。支持企业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实现企业间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打破地方保护,推进建筑市场的统一、开放。鼓励和支持建筑业企业与国际知名承包商联合。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优势,提高我国建筑业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为开拓国际承包市场创造条件。 3、企业破产必须依法并按程序进行。经营不善、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按照程序依法实行破产。要加强对破产企业监管,严防逃债行为的发生。 (六)、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积极参加社会再就业工程 1、建立和完善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建立和健全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都应当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并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中心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发放和代缴养老、医疗保险金。 2、采取多种途径分流和安置企业下岗人员。如创办三产、转岗培训、买断工龄、停薪留职,内部退养、自谋职业、协调外调等方式分流企业富余人员。企业应采取多种方式努力创造就业条件,包括投资入股、参股、出让产权、产权划转等,以此带走部分下岗和分流职工,也可对自谋出路和主动要求分流的职工群体提供一定时期内的资金支持,帮助其通过自身努力寻求新的工作岗位。 3、积极参加社会再就业工程。下岗和分流人员应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获得重新就业机会。企业对待业期间的职工应逐月发放失业救济金和保险金。企业确因经营困难,无力支付富余人员工资的,可向当地政府申请,批准实行地方财政贴息、企业主管部门调剂、银行提供贷款的\"三家抬\"办法解决职工的基本生活费。 (七)、进一步加强国有和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要配备好一把手 1、加强国有和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和评价,健全民主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民主监督,坚持职代会评议企业领导干部制度;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严重亏损的企业一把手,一年黄牌警告,两年予以撤换;切实加强和完善企业领导制度,将那些事业心强、责任感重、懂经营、善管理、通技术、精业务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2、抓好国有和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培训。不断增长其法律。经贸、外语。财会、科技、信息和现代营销等知识,逐步提高经营素质和管理水平。努力造就一支职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建筑企业家队伍;建立健全和规范社会人才市场,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健全法制、改善环境,确立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 (八)、认真推行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国有建筑业企业监管 1、认真贯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条例》和《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的方案》精神。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是实现政企分开,加强国有企业监管的一项重大改革,要全力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健康发展。稽察特派员以财务监督为优秀,以企业年度经营目标为依据,审计、考核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并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2、重点大型建筑业企业和企业集团应自觉接受稽察特派员监督。加强资本运营管理,提高国有资产利用效率,努力实现企业资本经营目标,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加强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保证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九)、推进建筑企业技术进步,捉高企业整体素质 1、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通过政策引导和经济支持,鼓励企业推广应用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提高工程建设的科技含量。支持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2、加强企业的人员培训。支持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设立培训中心。重点培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和关键岗位操作工人,并将培训、考核与上岗、晋升挂钩。切实加强企业管理。重点是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和完善基础管理工作。 (十)、加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1、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全面实行建安工程劳保费统一管理,切实解决企业上缴社会保险费来源。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规定,重点是解决曾经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已经离退休的职工养老保险,除实行国家财政补一块、企业利润贴一块、个人收缴一块外。可以从\"百含节余\"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养老补充,切实解决离退休职工的后顾之忧。 2、推进失业保险制度建设。建筑工程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建筑职工的失业保险意义重大,要结合推行建筑工程风险管理制度,建立覆盖城镇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特别是施工一线职工的失业保险制度,加强失业保险费的征缴和管理,失业保险金要用于保险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3、加快工伤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建筑工程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建筑工人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工伤和医疗保险应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原则。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规定专款专用,加强保险基金监督,防止挪作他用。 从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来看,国有建筑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将成为未来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以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为优秀,必将引起其他配套机制的改革和跟进,其中包括政资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府框架、企业管理、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税制度、会计制度、以及民商法规等各方面的变革,这些制度的变革,主要是围绕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来开展的,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这些制度变化恰恰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在的经济发展势态来看,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要以改革为动力,加强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企业内部管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解决企业历史包袱问题,采用各种措施增资减债,改善企业负债结构,使企业轻装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增强活力,大大提高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效益。优质、高效、快速的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向社会提供质量优良、功能完善、价格合理的建筑产品。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筑企业改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改善城乡面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建筑业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但是,我国建筑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和繁重,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加大改革力度,在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取得发展,并争取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和推进建筑业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取得新的突破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业营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摘要:通过对国内建筑业高等教育模式进行剖析,得出中国建筑业营管人才因教育培养制度上的缺陷,加上信息约束和信用档案不健全,使得建筑业营管人才名不副实或培养周期过长。文章通过对建筑业营管人才培养机制的设计和会员档案的建立与同步评估,充分应用信息披露机制对营管人才进行有效的约束,促进中国建筑业营管人才的培养质量和职业信用。 关键词:建筑业;营管人才;人才培养模式;应试教育;应用教育机制设计 一、中国建筑业人才培养、执业资格和存在问题现状分析 (一)营管人才培养分析 目前中国建筑业人才培养主要是从专业的大专院校进行理论基础的教育,然后到实施单位实习工作锻炼成长,这种培养结构模式并不是不好,但它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是学生入校时不完全是自愿的,因为中国的高考体制决定了考生选择自己喜欢专业的自由程度有限;二是学生入校后完全按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在进行教学,但学生走出校门后绝大部分真正需要的却是应用型人才,由此也造成了有限的大学教育资源浪费;三是教学和实际没有紧密联系,导致学生毕业后很长时间不能走上独立工作的岗位,由此使得学生怀疑自己的能力而影响人才的发挥;四是学生毕业后专业不对口和爱好与自己不相适应而导致勉强工作;五是在学校重视专业技术的培养,而不对学生进行综合管理能力的培养等。上述因素都是影响建筑业营管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 (二)营管人才执业资格分析 目前我国建筑业营管人才的执业资格大致分为建筑师、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安全工程师等,这是国家或省级的考试,其次是分为施工员、造价员、安全员、预算员、资料员、材料员等。根据上述的大致分类,要取得上述执业资格证件,每个人必须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这种制度的设计从理论上看是没问题的,但出现的现象是考取执业资格证的人,很大部分不能执业;很大部分能执业的人又考不过执业资格证。不但如此,由此产生的培训教育机构为了帮助这些人考过资格证,就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些需要考证的人提供特殊的针对应考培训,最后就造成如前所述的考取证的人很大部分不能执业,这不知能否说明中国的执业资格考试制度是否有待于加强。 (三)营管人才存在问题分析 根据前面对中国建筑业人才培养方式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专业学校到实施单位的学生,理论是专业的,走进工作也是专业的,如施工员,预算员,安全员等。这些学生在很长时间并得不到综合能力锻炼的机会和平台,长此以往,建筑业营管人才的单一性就显现明显。特别是建筑业项目管理和公司级营管人才,他们大都是专业的学生,到专业的技术人才,再到专业的分管领导,最后到主要领导后就不得不专一了。但现实中的建筑业企业营运需要的不是这种过分专一的人才,而更多需要的是在行业内较为复合的人才和更广泛的管理知识的人才。这一人才专一现象也严重影响了建筑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营运、企业战略制订与实施、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制度建设及企业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二、中国建筑业营管人才培养、执业资格实施对策讨论 (一)营管人才培养应用教育机制设计 1.学校录取开放。希望中国的建筑业相关的学校,在对建筑业专业人才录取前进行开放式调查问卷,看学生是否真正爱好这一行业,如果学生不爱好者这一行业,就算大学毕业了,他也未必能安心或做好这份工作;由此来引导学生健康的走进自己所爱好的行业。 2.降低所谓的统招生。我不知道所谓的统招生与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教育模式上有什么不同,但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一个共同的看法是,统招生就比职业院校的学生要高一档次,由此也引发统招生的就业率大大低于职业院校的就业率,究其心理本文暂不分析。但希望大大降低统招这一概念,实质性的回归到职业教育这条道上来,为我国培养出更多应用型的实战人才。 3.强化实习与教育的结合。职业院校与建筑业的实施单位进行对接,把所招学生均分配到对接的实施单位,与实施单位形成共同培养人才的联合框架。学校负责对学生的理论基础教育,实施单位安排专业导师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进校后,与学生签订学习协议,要求他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走进实习基地,其时间安排调整为:周一到周五在学校进行理论基础学习,周末和假期均到实习基地单位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这一体制的建立,就形成了理论教育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当一个学生毕业时,至少对一个实体工程项目有了整体的概念,在实施单位专业导师的指导下,除能学到实际操作技能外,他们之间还会产生情感,有效地加强了导师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同时也给学生走出社会创造了处事哲学的学习机会,让学生毕业后更能适应社会。不但如此,学生也了解了实习单位,实习单位也了解了学生,由此给学生的就业带来极大的方便和条件创造;其次是学校与实施单位的关系更加紧密,理论更加联系实际,对过程中的一些理论与实际的问题,通过实习学生这一纽带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职业学校引进建筑业专家到校任教。在现实工作中,除研究型单位外,真正能用到很深理论的工作基本上没有,教育体制又把大量的教育时间花在理论教育上。我们可以请行业内的专家对学生进行更多的实际操作培养,这样对学校和对学生及社会都是有益的。 (二)营管人才执业资格考核机制探索 部级别的执业资格,如一级建筑师、一级建造师、一级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等都是国家统一考试注册,这些执业资格不但要求有较高的理论知识,且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操作能力。但我国现行的考试注册制度对理论考试做了大量工作,而要求较高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操作能力却没得到认真的考核评价,由此导致本文前述的大部分有执业资格者不能上岗,而大部分能上岗者又很难取得执业资格。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能考试通过者都很年轻,对闭卷考试能力很强,问题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操作能力又需要长时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众多案例充实,当这一时间过后,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就过了年轻阶段,如果又重到考场用闭卷形式参与考试,那就很难通过。根据这一现实问题,建议建筑业国家或地方级别的执业资格考试制度进行改革。本文提出的改革执业资格制度为:一是将理论闭卷考试方式改为开卷考试。本文认为,闭卷考试无非是在考记忆能力,而不是考实际操作能力,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一项工作是不准查阅资料的,根据这一实际现象,闭卷考试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二是在现有理论考试的基础上,对申请执业资格者严格评审实际工作业绩。对没有实际工作业绩的申请者,严禁取得执业资格,这样能有效促进现实工作中的传帮带培养人才。 三、建筑业营管人才信用档案与信息披露机制设计 (一)营管人才信用档案建立 1.建筑业项目经理。建筑业项目经理是业内针对项目工程最重要的岗位管理人才,建立好项目经理的档案和做好项目经理业绩评估工作是建筑业重中之重的大事。一个项目工程的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经济效益、建设周期、项目运行中对内对外的协调、市场开拓等与项目经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不仅是一个专家,更应该是一个管理家,项目经理这个岗位是一个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的岗位。由此本文提出建议,在行业协会内集中建立项目经理人才档案,并对执业的项目经理进行严格的业绩评估,将项目经理档案与业绩信息向业内公开,这样就利于对项目的培养和了解,同时也为业内其他单位招聘人才提供了选择平台。 2.建筑业项目总工和其它技术人员。建筑业项目总工是一个技术关键岗位,除项目经理对一个项目整体营运起着关键作用外,项目总工就项目的质量、安全、技术实施和创新,带领项目技术人员具体实施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岗位。同理,在业内建立项目总工和各类技术人员的人才档案,并对总工及各技术人员的业绩进行有效的评估也是十分必要的。 3.营管人才档案评估的公信度。中国建筑业或其它行业就科技和管理人员的档案建立基本都是由本人工作单位或人事机构来完成或保管的,且对科技和管理人员的业绩评估并非做到实事求是或认真负责,更有甚者,单位为了应付行业主管部门的人才数量要求而主动帮助科技和管理人员造假,由此使得很多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档案公信度失真。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建议由行业协会专门成立一个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档案评估机构,由这一社会法人机构来对业内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档案的建立、记录和业绩评估,并将评估信息在业内公开,以此方法来互相监督科技和管理人才本身造假或单位协助造假,有效提高科技和管理人才注重自身信用建设和业绩表现。同时也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人才的选择平台。 (二)营管人才信息披露约束机制 1.现阶段建筑营管人才的约束机制。现阶段中国建筑营管人才的约束机制主要是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企业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就是靠道德品行来进行自我约束。就现阶段这些约束机制对企业和科技及管理人才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其合同约束兑现的概率极低,其靠道德品行进行自我约束就更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由此本文的观点是一定要建立在制度之上的道德品行才是有效的,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潮流中。 2.信息披露约束机制建立。社会或企业对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约束形式,最基本的无非是合同约束、道德品行的自我约束、法规约束和公开信息约束等。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在这些基本的约束中,公开信息约束是最为有效的,但在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中,这一约束机制却没有得到实施。由此本文建议,除在业内对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档案建立与评估外,还应对科技和管理人才的职业道德等相关业绩进行评估进入档案,其档案机构有权向社会公开披露违反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信息,这一制度的建立,可以促使用人单位和人才本身都重视自己的信用和业绩,能够有效地推进人才质量的提高,对防止那些恶意跳槽和随便跳槽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用人单位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建筑业营管人才从专业学校重理论教育向理论与实践真正相结合的教育变革进行讨论,同时还对建筑业相关人才执业资格闭卷考试转变为开卷考试加业绩评估的务实人才评价机制建立,这一应用教育与人才务实评价体系的结论表明,中国建筑业人才的培养与评价体系的变革势在必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建筑业培养出一批实用性强的专业科技和管理人才。为保证科技和管理人才的信用,本文就人才的约束机制进行了建议,特别是对人才的档案建立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能有效的保证人才自我约束。 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行业协会的培育和引导,让他们尽快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诚信和有能力的中介组织,在市场中建立起中介组织自己的信用,让政府早日退出这些本应由社会组织来做的事务中。 作者简介:徐贵明(1965-),男,重庆人,供职于重庆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企业信息化建设。 中国建筑论文:略论当下中国建筑艺术设计的人文动势 [摘要]当下中国的建筑事业发展主要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大师与民众等方面的诸多矛盾,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是提高全民的审美素质并且给我们的设计师提供一个宽松的人文环境。随着国人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建筑业将会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艺术多元意识的参与下,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幅度和自由,从而在保持着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融入更多的超越民族及时空的崭新而美好的建筑景象。 [关键词]中国 建筑 设计 动势 当下,随着我国建筑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外的建筑师不断积极参与到我国的建筑业的竞争中来,而且其建筑设计作品每每得以在中国中标。不能否认,“狼来了”固然是一种威压,给人一种焦虑,但是也有它好的一面,这一方面使得国人面对具有国际水准的设计方案张开了视野、寻到了灵感,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撞击和挤压,使得大量的中国本土设计师深感被边缘化了,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大有一种落寞之感,以此反思自我。当然也有其雄强者不以为然,力挺“西风”,以民族尊严为基准、以理性明判为本位、以本土适应为导向,敢于站出来以表达自己的高见,相当一部分的设计师、学者以及关心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民众“对这些方案颇为不满,认为它们不能反映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不符”,故须理性对之。 一个时期以来,当遭遇多年的西风东渐之侵蚀后的大师与学人们,在经历了一段效仿外人风气之后,开始有了反思的需求和能力。因此,对之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极力倡导着“结合文脉,反映地域特色”或“历史内涵”。然而,再联系眼下的投标与中标的情况,在中标方案中,除了“气派现代”作为一个边际走时外,其他则显其跳荡脱羁状,成为最新一代域外圈落里的本土尤物或异变为赤裸裸的异国变种。没了中国意识还不关紧,而失却民族身份则应醒思。因脱胎换骨过于急切地忘记了自己的基因所在,行吗?在这些建筑设计作品里,很少看不到些民族气,在这些建筑所处的区域中没法与中国的历史发生联系,更不要说其地方特色了。在近二十年来,因国门的大加开放,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以及国际主义的建筑风格无情而多情地侵袭着祖国的大地广厦,再造了一片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西洋面貌”。应该明白,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岂具有的历史传统,有弊也有利,明暗互现,我们现应以一种扬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民族历史,弊端理应避之,而优良的一面则须发扬光大、迁延后世。因而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与西方有所不同,这绝非是对被同化恐惧心态的作祟,也非独标自我、妄自尊大的多情化做秀,而是因明乎其理:“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的基础之上,既丢弃又保留,那些优秀的美好的传统理应留守下来,此是对民族文化的尊崇、也对美学文化的热爱。而决不能为了所谓的现代化,把孩子和水一概抛弃,最终使得我们的建筑之厦、亦即现代化建筑无耻地建立在对传统建筑彻底背叛基础上的一片废墟之上。回观历史,80年代以来,在那些发展中全新推出的城市里,除了深圳等个别城市以外,而大量的中国的新城市则是通过拆旧建新所建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一大批的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被摧毁。”中国的现代化建筑是以毁灭文脉、毁灭地域特色为最后的代价。我们可以在西方的现代建筑中发现,像西方的罗马、巴黎等城市,整个城貌在基本“保守”着那传统建筑特色和骨架,民族的根脉成为他们显示自尊和美德的重要依据和法则。中国则与西方对待历史遗留的态度截然不同:即便像日本也十分注重对历史的保护,使之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互不干扰,并且善于将现代建筑深深融入传统血脉中,这是国人比之令人羞愧不已的。 在对待本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法国似乎在某些方面倒是接近的。比如说面对直接由国外建筑师设计的现代建筑时,如显得极端自信的法国人那样,中国人的心态也是那般的自信。有趣的是,法国境内的相当的知名建筑设计的完成是由境外设计师的功劳,而对于生性高傲的法国人来说又不能不由此引起阵阵骚动。当年,巴黎卢浮宫的扩建工程当由贝律铭主持设计时,对于这种金字塔式的入口设计方案多少巴黎人是极力反对的。其运用了古典比倒与传统暗合的设计手法,颇出效果,其最终接受了时代的检验并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现今看来,竟成为20世纪一个了不起的设计作品,法国人不是接受了吗?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一点上。中国与法国是一样的。他们都对自己传统文化抱自豪的心态,国内产生这种抵制国际潮流的情绪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现代建筑运动的发展过程,已使中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状态,使之成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不难发现,构成当代西方文化运动的一个内部原因,则是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风格革命。正由于强烈的民族情结,造成了法国在建筑设计上对抵触国际的一般发展趋势。因此,法国的建筑设计的现代主义不能够跟上西欧等国家行进的潮流,而沉浸在一种反理性主义的新艺术运动和装饰主义运动的以浪漫与温情为特征的传统式设计之中,那种与时代脱节的过分装饰奢华以及贵族气息的设计风格与民众格格不入。无论是何种原因,法国的众多建筑项目是由外国人设计的,如由高技派大师英国的罗杰斯与意大利的皮阿诺联合设计出的巴黎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以及巴黎著名的拉德芳斯区的规划建筑也由外国人设计。现代主义大师勒-柯布西埃因是瑞士人,多年来不被法国人看重。尽管说法国缺少国际性的建筑师,甚至说法国现代建筑中的来自法国自身的设计者则寥寥无几。无独有偶,当今的中国目前恰似当年的法国情景。通过研究中国的现代建筑史可以发现,从十大建筑到具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一批有代表性的优秀建筑,均以反映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为标志。正是在中国发展十大建筑及其步入新的折中古典主义之际,西方已出现了反国际主义的萌芽,以1966年文丘里所发表《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形成。生存于全球世界环境中的中国建筑,需要思考,反思自身在设计观念和设计手法上的保守性,因而没有理由以民族特色为借口而无情地拒绝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世界建筑设计所传递的信息。“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应该充分关注现代建筑的时代感及其各种审美需求。国内的文脉主义的设计观念是在80年代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所明确提出来的。”当然,既然是中国的建筑,就不能不反映中国特色,但是提倡文脉同时代的潮流并不矛盾。这主要看如何解决好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化接轨和融合的问题,把握好文脉的文化的实质,即处理好人与建筑、建筑与城市以及整个城市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乃需积极反映时代大潮流的东西,跟上世界的步伐。对于当代域外建筑文化的接受,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正如古人所言的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与此同时还须 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更新艺术设计的观念,敢于并善于打破狭隘的民族心理阻隔,在此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尽快提高全民族的现代的审美设计意识与美学观念。这就需要明白的是,仅仅依靠几个文人学者大师等辈,是远远不够的,乃需建立出大量的有利于推进现代建筑良性发展的群众基础。 建筑作为人类艺术史发展的端口,表明了其在整个艺术领域中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艺术门类并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如何将之当作一种艺术来经营,这是我们设计师与大众必须面对且需深加探究的事业。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建筑设计应该遵循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而后再充分考虑到其具有的特殊规律。一种艺术设计的最终价值实现,还是有欣赏者、评判者、即艺术作品的接受者的接受为最后的标志。因而对于艺术创作活动的终端,具有仲裁者的地位和权利,作为设计的原创人来说,必须对之加以认真对待,真诚地予以重视。当然一件艺术设计品须有接受者与创作者双方的合乎情理的对流,彼此关照,互动默契,共容共进。若从社会的艺术与功利的实现角度而言,艺术接受者本身的素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其会对艺术作品的现实意义做出很大的反馈作用和一个再创造的助推作用。总之,整个国民审美素养好坏对一个国家的设计事业之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而言,有两点阻挠我们建筑业发展步伐的因素,其一是公众在思想上的保守性,二是国人一般个体的审美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位颇有造诣的设计师尽管其经过精心的设计而做出的有相当个性特色的创意的作品,也很难被众人所接受和认可。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现代的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当年在美国发展建筑业,但由于其解构主义建筑设计存在着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造型荒诞怪异,表意颠覆常规,思维离经叛道再加之整个美国社会人文包容情怀的有限性,终而不能被美国民众所认可,无奈远走“他乡”,来到欧洲去发展了。如若接受者对设计创新的承受力强、包容性大、审美度高,那么一个有着真正开拓力的设计者决不会无用武之地的。比如意大利的前卫设计师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未来主义的充满了高科技细节的城市与建筑之预测,后来的现实则证明了其具有的这种前瞻性和开拓性,这是那么弥足珍贵的设计思想与行为,其对后来的城市建筑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的审美素质、美学趣味以及对设计重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其设计的进步程度。同时也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提高国家的设计水平,活跃其设计氛围,既需要精英知识分子的宏阔高论,同时更需要的是大众的积极参与的热情与优良的审美素质,两者缺一不可。正如克亚历山大在《模式语言》中所表达的:“即一般人都应该成为设计师;在一定的引导下让人人参与设计,使设计师与大众其创宏图。”由此而论,中国要想有个全面精进有成的发展跳跃,就必须解决好中外交融、师民对话、古今合壁、奇正并举的人文审美伦理问题。c 中国建筑论文:近代电影对中国建筑装饰的影响 [摘要]电影主要是在思想层面对近代中国建筑装饰产生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因此虽然影响很大,却是一个一直被业界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电影 建筑 装饰 一、电影的传入 1896年8月11日,一个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内“又一村”茶社放映了一部风景短片,这是在中国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此后,电影的放映活动逐渐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大、中型城市多了起来。除了一部分守旧者将之视为“西入搜集人眼精华之法”外,大多数中国观众对于观看电影均怀有莫大的兴趣。 不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电影市场,基本上为帝国主义所垄断。解放前夕。上海有电影院51座,大多数影院的影片都受美国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控制。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至1949年五年间,上海共放映英、美影片1896部。其放映数量远远超过国产电影。因此外国的电影对国人的影响占主要位置。 二、电影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在建筑装饰领域,精神思想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建筑装饰倾向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电影作为一种媒体,是通过一种重复性灌输的广告效应影响人的观念,从而达到对建筑装饰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电影还有些直接的物化对应形式。如电影院的建设,以及电影中直接的西方建筑装饰画面,都可以对人产生影响。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电影对人们的影响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段有着一定背景的故事,通过故事本身的感染力加上画面效果,其在画面上所出现的建筑装饰形式对于非建筑师而言。更多的是传达一种模糊的建筑装饰风格观念。对于建筑师来说,除了这种模糊的建筑装饰风格观念外,还有一种灵感。但电影开始在中国普及的时候,外来形式的建筑装饰在中国国内已经有很多实例,建筑师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大可不必一定按某个电影的某个镜头,通过数次去电影院对某镜头所出现的某个外国建筑进行详细记录,因为镜头显现率不高。对于某个建筑装饰重复多次长时间的在一个电影中出现的情况不多,但瞬间镜头的确可以制造灵感,并对建筑师有启示作用,但这并不是电影对建筑装饰影响的主要方面。 简单地说,电影既然作为媒体,就有着媒体的特殊宣传作用。其针对的主要是在心理层面,并非影响近现代中国建筑装饰变革的因素都一定要有相对应的具体某个建筑某部分作为此因素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说这种变革并不是一对一的实物模仿,而是有了整体思想上的变化,然后再由思想上的变化产生部分物化形式(指建筑装饰元素)。所以说电影对近现代中国建筑装饰变革的影响主要应在思想层面,而电影画面所显示的建筑装饰影像对中国建筑装饰变革的影响也并不能说就是一对一的影响方式,而是以媒体的特有方式施加它的影响,即思想――物化形式,表现在近现代建筑装饰上,就是通过宣传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从而以隐性的方式促进外来建筑装饰元素在中国的推广。在对近现代中国建筑装饰的影响方面,与报纸有很相似的地方。即通过“形象”宣传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达到对建筑装饰的影响。 事实上当我们仔细分析中国近现代建筑装饰的演变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这种演变是与功能、材料等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中国近代建筑装饰的变革更多的原因是在人们的观念方面。例如很多商人将中式建筑的门面改为具有大量西式装饰元素的门面,为的是招揽生意,吸引顾客,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完全的心理过程。根本涉及不到功能、材料等其它的原因。 西方的技术、材料早就进入中国,而西式的建筑装饰来到中国的时间就更早了,从传入到采用并不是同步的。所以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心理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而作为电影这种娱乐行业来说,它本身又是一种媒体,有着媒体的共性:宣传作用。因此电影对建筑装饰的影响也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即电影通过对人思想的影响,从而间接的影响到建筑装饰。 关于电影的宣传作用。在国外早就开始注意到了。“要把一个宣传观念深植入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这一观念在娱乐片里体现出来,这样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在接受宣传……电影,作为大众媒体,要成为好的宣传品首先要成为好的娱乐产品……最好的宣传是以看不见的形式发挥作用,它渗透到整个生活中,但公众却对宣传家的动机一无所知。”电影的宣传魅力就在于此。电影的这种宣传功能很快就被西方国家发现并利用。也就是说,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装饰的变革进行宣传是完全可能的。只是在建筑装饰上的宣传是非主观的而已。 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强势表现体现在很多方面。建筑装饰是一个很直接、很普遍的强势表征话语。发达地区采用西式建筑装饰比较多,作为外部明显视觉环境的西式建筑装饰。等于是在不停的传达给来到这里的人们一种信息:这里是发达的。而发达的表象就在于这些建筑装饰,每一点的装饰都在向外渗透着这种“强势”。而发达地区的标志除了笼统地说是经济的繁荣外。有很多的具体表现,从人的穿着打扮到人的思想意识等等,在当时电影业的发达也是发达城市的象征之一。与城市的其他方面共同造就了“强势”的气氛。 总的说来,电影本身的宣传作用和娱乐优势将西方的大量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传达给了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方的优势。反映在建筑装饰上就是西方建筑装饰元素在中国的大量应用,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是通过对思想的影响,将西方“强势”的观念灌输给当时的国人,从而人为地赋予西方建筑装饰额外的内涵,进而推动了西方建筑装饰在中国的大量采用。 相比较而言,国产电影在中国近现代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大,因此影响也不如西方的电影。西方电影由于其绝对优势,在电影媒体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方面也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对于近现代中国建筑装饰西化起到巨大作用。而国产电影的相对劣势更突出了西方电影在这方面的优势。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发展回顾 摘 要:本文对2010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回顾。2010年,建筑卫生陶瓷整体发展势头喜人,产能大增、新品层出不穷,行业发展逐渐步入理性,朝着节能减排、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行业中存在的如安全生产、用工紧缺等问题也已引起陶瓷企业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建筑卫生陶瓷;发展;回顾 1 引 言 过去的2010年,全球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我国经济虽说独树一帜,但明显受到通胀的压力,又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还有各种任务指标的压力,特别是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受国家房地产政策的影响,2010年明显地表现为前热后冷,与2009年的前冷后热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从全年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整体发展来看,仍是向前发展的一年。 2 2010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发展状况 2.1 全年产量继续扩大 目前2010年全年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没有出台,但从前11个月的数据(表1)已经足以说明全年的状况了。2010年前11个月陶瓷砖总产量73.6246亿m2,比2009年同期增长21.5%,这是2004年之后持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值得指出的是这仅是对1084家规模以上陶瓷砖制造企业的数据统计。如果按2009年世界其他国家陶瓷砖产量45.76亿m2(不含中国64.27亿m2,占全球产量的58.41%),现在11个月的产量已经占全球全年总产量的61.67%,估计2010年全年的总产量将接近80亿m2,占全球总产量的64%。如果按全年79亿m2产量,13.8亿人口,出口7亿m2计,我国2010年人均陶瓷砖表观消费量[(年产量-出口+进口)/人口]将首次突破5m2,达到5.2m2/人,远远高于西班牙、巴西、意大利、墨西哥等陶瓷砖生产制造消费大国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前11个月的各省数据统计中,排在前四的位置没有变化,依次是广东:19.17亿m2,增长25.7%;福建:16.01亿m2;增长12.6%;山东:10.45亿m2,增长-6.1%;四川:7.42亿m2,增长26.4%。一方面,广东、福建、山东、四川四省份的陶瓷砖产量达53.05亿m2,占全国总产量的72.05%,相对于2009年的77.64%及2008年的84.36%,表现为所占比例逐年快速下降,这些数据变化至少表明:全国建筑陶瓷产业区域化的步伐还在不断向前;另一方面,广东陶瓷砖产量仍然保持全国第一,特别引人注意的是,2010年前11个月广东省陶瓷砖产量增长25.7%,与2009年全年下降3%形成鲜明对比。2006~2009年风靡全国的佛山陶瓷产业转移,似乎已经接近尾声,或可能转移的目的地缩小到了广东省境内或周边;山东陶瓷砖产量下降6.1%,或是预示着淄博陶瓷产业转移的步伐在加快,会步佛山陶瓷转移的后尘吗?或将走得更远。 从2010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江西省累计增长61.5%,超过辽宁成为产量第五大的陶瓷砖生产制造省份;河南省陶瓷砖产量增长160%,由2009年的产量第十上升到第八;广西增长72.9%,产量由第十二上升到第十。 2010年前11个月全国卫生陶瓷产量达1.34亿件,较2009年同期增长9.9%。相对2009年的卫生陶瓷产量增速1.8%,有较大增长(这是全国245家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前11个月的各省数据统计中,产量排在前三的是河南(4425万件)、广东(3395万件)、河北(2096万件),与2010年全年广东(5881万件)、河南(4780万件)、河北(2211万件)顺序有所改变,三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74.08%,2008年的这个相对比重是80.51%,2009年是82.04%,相对比重明显下降。湖北、福建的产量增长分别为49.4%、48.7%,分别名列第四、第五。在各省的统计数据中,前11个月广东省增长11.8%,却只有3395万件,难以理解,类似的2010年12月19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行的“2010年中国陶瓷行业经济形势研讨会”上公布2010年前10个月的河南省卫生陶瓷产量为7116.2万件,这个数据与同期公布的前10个月全国卫生陶瓷1.4亿件的总产量、以及2009年河南省卫生陶瓷总产量4780万件(《年鉴数据》)都是不成比例的,明显游离在常理之外,可以被质疑。 2.2产品质量整体有待提高 今年11月份国家质检总局了2010年陶瓷砖“国抽报告” (2010年陶瓷砖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公告),公布了对12个省、直辖市185家企业生产的185种陶瓷砖产品的监督抽查结果。结果显示,34种产品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个别产品“放射性核素”项目不合格。表面上今年“国抽”的合格率为81.62%,相对2009年仅为73.35%。其中被抽查的52个品牌的“广东砖”中只有两个品牌的产品不合格。 今年10月份广东省质监局抽查了佛山、湛江、肇庆、清远、云浮等地市80家企业陶瓷砖产品80批次,经检验,合格72批次,产品抽样批次合格率为90%,剔除仅标识不合格8批次,产品内在质量合格率为100%。同比2009年批次合格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内在质量合格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今年二季度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陶瓷砖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结果表明:共抽查企业48家,抽取样品50个批次,实物质量合格率为76%。其中,抽查陕西省生产企业14家,样品16个批次,实物质量合格率68.8%。三季度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陶瓷砖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是:监督抽查31批次产品,经检验不合格8批次,合格率为74.19%。 2010年9月份公布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结果显示,陶瓷片密封水嘴合格率为67.2%,83批次产品不合格被曝光,其中42批次为广东制造,其中不泛以品质著称的知名企业;2010年12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2010年第4批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共有26家企业的陶瓷坐便器被查出存在不合格现象。这次国抽组织抽查了上海、福建、河南、广东等4个省、直辖市118家企业生产的118种陶瓷坐便器产品。抽查涉及陶瓷坐便器产品的固体排放功能、污水置换功能、便器配套要求、管道输送特性、进水阀CL标记、防虹吸功能、进水阀密封性、排水阀密封性、进水阀耐压性等17个项目。广东、福建和河南分别有13家、1家和12家企业产品不合格。 从“国抽”的数据上来看,陶瓷砖产品的质量比2010年有所进步,而卫生陶瓷的质量数据难以令人满意。 2.3产品出口形势喜人 至2010年11月底,陶瓷砖出口达7亿m2,同比增长26.1%,出口额累计30.52亿美元,累计增长33.9%。相对2009年的陶瓷砖出口(出口量:6.85亿m2,增长2.15%;金额:28.62亿美元,增长5.54%)大幅增长,显然与全球经济复苏有关,同时继续保持了出口额增长高于出口量增长,也就是说出口平均单价同时增长,2010年前11个月陶瓷砖出口平均单价为4.36美元/m2,较2009年平均单价4.18美元/m2,增长4.3%。 但今年我国建筑陶瓷产业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倾销诉讼,5月27日,欧盟国内产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对华陶瓷砖反倾销立案申请,6月19日正式立案。这一次反倾销案涉及欧盟27国,涉案企业几乎涵盖国内所有知名陶瓷企业,其中80%来自广东。估计在2011年年初会见到诉讼结果,如果惩罚性关税达30%,将严重影响我国陶瓷砖对欧盟的出口,如果超过50%,我们将失去大部分欧盟市场。 2010年前11个月卫生陶瓷产品出口达5132万件;同比增长17.8%,出口金额达6.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1%。抑制住了2009年我国卫生陶瓷产品出口(出口量、金额、平均单价)全面下滑的势头,但是2010年前11个月卫生陶瓷出口量增长略大于出口金额增长的事实表明出口产品平均单价再次出现微弱下降,个中主要原因可能是人民币升值所引起。 2.4陶瓷行业形成上市小浪潮 2010年3月,中宇卫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欧洲成功上市的卫浴企业。7月份,《申鹭达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A股接受辅导公告》,2010年中,九牧、辉煌、东鹏等企业也都在积极做上市准备。 9月份,亚洲陶瓷(Asia Ceramics Holdings)正式挂牌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湖南天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交易。11月份中国陶瓷(China Ceramics Co.,Ltd.,中国的经营主体是晋江恒达陶瓷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美国陆纳斯达克(Nasdaq)资本市场上市。12月份,“海源机械”(002529)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在2010年形成一个上市的小浪潮,由此看到我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新时期对海内外资本利用的极大兴趣。 2.5 新产品层出不穷 2010年晶立方轻质砖应用于广佛地铁通过验收,大量陶瓷砖新产品应用世博会各国展馆,大大鼓励推动了2010年建陶新产品的发展与进步。然而2010年最受关注的建陶新产品可以描述为:喷墨印花声势浩大;全抛釉全面开花;微晶玻璃复合板材卷土重来。喷墨印花建陶产品极具个性,由于成本与产出速度等方面的原因,目前总量还不大;全抛釉瓷砖、仿大理石惟妙惟肖;半抛柔抛等衍生产品全面出现,产量大幅增长,售价直线下降。陶瓷薄板与瓷砖减薄也是2010年行业备受关注的新产品动向。 2.6清新工业园叫停与重回正轨 5月份,国土资源部14起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和4起挂牌督办案件,清新云龙陶瓷工业园居首,因国土资源违法被国土部门叫停开发。导致10多家佛山陶瓷企业无法按时入驻工业园。《t望东方周刊》文章“产业转移背后的‘新圈地运动’”报道此事,在行业内外引起重大反响。据报道经多方努力,佛山禅城(清新)产业转移工业园又重回正轨,并于11月底获得广东省产业转移奖励资金。 2.7明星代言陶瓷卫浴产品蔚然成风 继前几年蒋雯丽、陈慧琳、孙俪、林志玲、温碧霞、濮存昕、郭晶晶、林心如等明星代言陶瓷卫浴产品之后,2010年陶瓷卫浴企业寻求体育娱乐明星代言成为一种时尚、一股浪潮,在2010年签约陶瓷卫浴企业的娱乐体育明星近二十个,其中不泛一线明星,主要有:范冰冰与华盛陶瓷卫浴;关之琳与申旺集成卫浴;徐静蕾与新乐卫浴(鹰卫浴);李嘉欣与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吕良伟与申光卫浴(华雕卫浴);贾静雯与特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汪涵与恒通卫浴;陈国坤与浙江瑞安亚林洁具;蔡明与杭州依依五金有限公司(丰贝卫浴);曾志伟与过江龙水暖有限公司;马伊P与航标卫浴;翁虹与安得利卫浴;吴京与温州苹果卫浴;申雪、赵宏博与东鹏洁具;张铁林与欧美尔卫浴;李冰冰与九牧卫浴;于娜与罗芬卫浴、田亮与金牌卫浴等等。 2.8 节能减排迫使建陶行业产能被储备 由于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节能减排压力任务较大,山东淄博在2009年底已经制定目标,将年产量在三年内由12亿m2降低到7亿m2,因此2010年前11个月山东的产量下降了6.1%。下半年地方政府为完成国家节能减排目标,不惜大规模停电,典型的案例有:9月份广东省肇庆市经贸局了“关于执行《高要市2010年节能预警调控实施方案》具体限电时间的通知”;11月份广东恩平全面启动节能预警调控二级应急响应,对恩平全市范围内水泥、陶瓷企业实行“开三停四”,对于连续性生产的建陶产业来说,其结果就是全面停窑,类似的情况几乎在各大产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8月份山东淄博斯丹克陶瓷公司煤气发生炉爆炸,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从而导致淄博建陶行业全面停产整顿,将近一个月之后才开始有九家陶企开始重新点火温窑。 尽管2010年全年的陶瓷砖产量大幅增长,而实际上由于新生产线的大量上马,2010年全国建陶产能大量被储备,远远大于实际产量,势必对2011年的建陶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2.9科达与力泰合并与两大协会工业展分道扬镳 4月份,科达机电公告称,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佛山市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总体交易价为96,000万元,吸收合并完成后,恒力泰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将并入科达机电。中国建陶行业装备企业的老大与老二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利弊得失有多大影响成为整个事件关注的焦点,除了有利于我国建陶装备企业与国际巨头竞争抗衡之外,会给国内的建陶产业发展带来什么?相关监管机构是否支持这种合并。 关于著名的2011年广州国际陶瓷工业展,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与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分道扬镳各自重起炉灶,又重演2007年年初的一幕,拟在同时同一地点各自举行内容相同的陶瓷工业展,如果“成功”,结果一目了然,已经成功举办了24届世界著名的广州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笔者认为该展是仅次于RIMINI的Tecnargilla的全球第二大陶瓷工业展)就要瓦解了,一个多败俱伤的结果会不会出现,备受整个行业关注。 2.10 职业卫生安全与用工难 12月份全面曝光的乐华陶瓷矽肺事件,全面敲响了卫生陶瓷行业职业卫生安全的警钟,职业卫生安全与生产制造成本、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整体摆在行业与企业面前,也许从此之后,建筑卫生陶瓷企业会全面考虑职业卫生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包含各种岗位的轮岗、定期的体检、装备的机械化自动化等方面的问题。用工难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建筑卫生陶瓷产业的全国扩张,不少打工者更多选择在家门口打工;另一方面,现在打工者的收入偏低,近十多年来,基本的打工收入增长速度甚至没有赶上通胀CPI。 3 结 语 过去的2010年,给行业最大的启示就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虽然过去的2010年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回顾,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展望未来,不断进步,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不仅需要做大,更需要做强。 中国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各行各业之间的合作紧密结合、日益频繁。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我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提出“走出去”战略。坚持在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形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积极的引导和组织我国建筑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国建筑业在走向国际的过程。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以我国建筑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走向国际化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并给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建筑企业 走出去 经营管理 一、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背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遭受到了十年“”带来的重大冲击,为了提高经济,增强国力,我国政府在以改革开放为国策的前提下,提出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经济策略,制定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成最初是在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孕育下而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而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同志提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ν馔蹲屎涂绻经营”,进一步奠定了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纷纷把目光瞄准国际市场,走出国门到国外投资办厂、开展工程承包,寻求合作与发展。建筑行业便是其中一员,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建筑企业开始有计划的开拓海外市场,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与合作业务。 二、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03年的报告,建筑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仅次于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随着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在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我国建筑企业生产和经营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建筑业总产值持续增长。至2014年底,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为4960.58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6.24%。总产值达到176713.40亿元,比2005年增加5.11倍,而2015年上半年建筑业总产值达到296868亿元。 在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下,我国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主要采取服务于亚洲和非洲两大传统市场、同时也积极开拓欧美及大洋洲市场的多元化策略,对外承包业务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电站及通讯工程等领域。据统计,201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为1424.1亿美元;2015年,在世界经济放缓、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依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完成营业额为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企业的不断开拓创新,对外投资和承包工程业务逐渐扩展到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农业开发、工业制造加工等各个领域。 三、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外经验,拥有较强的海外工程承包能力和运作能力,在劳动力成本、原材料、装备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大多数建筑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给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些威胁是国内建筑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有实力的建筑行业企业都想要在国际建筑市场上开拓疆土,获得盈利。在国际建筑业务的竞争中,参与同一个项目竞标的国际建筑企业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虽然我国建筑企业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业务能力比较成熟。但与一些欧美国家的建筑企业相比,在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及资金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整体综合素质显得不够突出,因此竞争起来不占优势。其次,同层次的国内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为了能够中标,建筑承包商之间互相压价让利,相互排挤,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市场经营秩序,不仅不能互惠双赢,也给本国企业之间造成了损害。其次,尽管我国早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地方保护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仍然存在。以非洲建筑市场为例,部分国家要求国际建筑企业的投标利润率必须低于本土企业,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抬高了市场进入的门槛,形成了一定的贸易壁垒,影响到了我国建筑企业在某些非洲国家市场上的业务开拓。 (二)融资难且融资渠道单一 融资难是目前我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筑企业投资一个国际项目从开始招投标到最终完工结算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工程前期需要投入较大的资金量,而工程款到账时间与前期资金投入的时间存在一个很长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建筑企业必须要有一定量的流动资金来稳定工程项目的周转投入,因此,必须要采取融资的方式,解决项目周转问题。企业融资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靠企业内部自筹款项,这种方式获得融资金额非常有限,用来支持国际项目的资金运转几乎不可能做到。第二种是通过金融机构或者融资公司申请借贷的方式来达到融资的目的,目前我国建筑企业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的贷款来实现融资,缺少其他融资渠道,并且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由于贷款数目较大,企业必须有良好的信用纪录才有可能通过银行严格的审核。因此,就资本运作来讲,我国建筑企业与国外建筑公司相比,处于劣势地位。 (三)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缺失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在国际化竞争的背景下,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虽然我国建筑企业在发展较好的非洲市场已经开始实现部分管理人员的本土化运作,但就全球建筑市场来看,还远远不够。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只有完全实施国际经营管理的本土化策略,才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获取。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在进行海外工程业务承包时,大多没有进行本土化经营管理。因此,由于不熟悉海外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市场的建筑标准,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缺乏全面的知识和实战经验,容易造成企业亏损现象。复合型人才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四)劳资关系处理不当 近年来,我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劳资纠纷问题,主要表现为员工对薪酬不满或企业主动辞退员工两方面。当员工对薪酬的不满时会提出加薪或增加福利的要求,一旦企业不同意,就很容易造成劳方的消极怠工甚至出现集体罢工行为。这些负面的行为不仅对建筑企业海外业务的日常运营造成干扰,甚至会直接导致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我国建筑企业在具体的劳资纠纷中由于不熟悉境外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还没有建立和完善“走出去”的各项管理制度,因此在对待员工要求加薪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做后盾,容易消极对待员工的要求,致使员工集体罢工、企业运营停摆、劳资双方冲突不断等现管理不当的情况发生。由此可见,劳资纠纷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四、推动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通过对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进行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从而更好的开拓我国建筑企业的国际化市场。 (一)加强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 经过多年的奋斗,中国建筑企业目前在国际建筑市场上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经验,但与境外发达国家的建筑企业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能与之形成竞争力,首先要做的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对建筑科技发展的投入力度,通过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对于企业而言,合作才能促成双赢的局面。在国际建筑市场的竞争中,面对大的平台型的工程项目,单靠某一个企业自身的实力去实现是不够的,因此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变竞争对手为合伙人,同国际或国内的同行合作,既避免了不必要的恶意竞争,又达到了优势相长,互利互惠的目的。 (二)拓宽融资渠道 有效的融资是提高我国建筑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因此,需要从各个方面去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首先,政府应给予适当的优待政策,例如对信用良好的建筑企业,允许商业银行提供无抵押贷款并提高贷款额度;减少对海外建筑承包工程的贷款利率;对大型的承包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或减免部分所得税。其次,从建筑企业的角度出发,要想更好的“走出去”,应先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具备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诚信,这样才能够获得商业银行和贷款机构的信任,从而获得足够的贷款额度。再次,建筑企业还可以通过承接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工程项目开展海外承包业务,这样既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保障,还能够实现企业的盈利。最后,建筑企业应提高自身的实力,发挥自身的优势,来获得更多的民间投资公司的青睐,拓宽融资渠道。 (三)提高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大资源,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人才的支持。因此,企业必须要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为企业储备优秀人才,提高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在招聘人才时,应首先考虑熟悉国际建筑市场、掌握国际商务工作且外语能力突出的高级建筑和管理人才;在培养人才时,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岗位的需求以及员工自身的条件,挑选有发展潜力的员工作为外派人员,优先进行培训;在激励人才方面,应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着双重奖励来留住人才,例如通过加薪升迁或授予荣誉称号等来留住优秀人才。建筑企业还应加强对后备人才的培养,以防出现人才流失现象。 (四)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 劳资关系的好坏是影响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劳资关系处理不当,必然会不利于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管理。 针对劳资纠纷,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首先应深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建筑标准、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然后制定有针对性的劳资关系管理制度。其次,在员工最为关注的薪酬方面,实行阳光政策,按照薪酬公平的原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通过薪酬激励,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员工和企业的利益共同提高的目的。最后,在建立合作式谧使叵档幕础上,实施人文关怀,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做好纠纷处理工作,深入宣传企业经营理念,培养当地员工对我国建筑企业的忠诚度。 五、结语 建筑行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开拓了国际建筑市场,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融资难且融资渠道单一、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缺失以及劳资关系处理不当。建筑企业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企业和政府经济的长远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指向下的农业发展论文 1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1.1研究方法 1.1.1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可持续发展PRED系统的内涵和北京农业发展特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可获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构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共23项具体评价指标(表1).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其性质有正、负2类,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解决各指标因量纲不同而难以汇总的问题,并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1.1.2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1.1.3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为衡量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弹性模型、离差模型、贴近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离差系数表示变量对其均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离差系数基础上构建的多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1.2数据获取 2005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05]66),首次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因此本文选取2004—2011年为研究期间,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农村年鉴,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分区县汇总资料中的相关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根据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评价结果见表2.2.1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1.1农业劳动者素质提高是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单位资源人口承载水平和劳动力支撑水平.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212升至0.1221.如图1所示,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中,郊区人口密度多年持续增大,导致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减小,单位农业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增大,郊区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农业劳动力占郊区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结果,当前这一指标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万人科技人员数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指标. 2.1.2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经济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先进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7—2009年间波动幅度明显(图2).研究期间北京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1.8倍,但受当前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驱动影响,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近3个百分点,不及第三产业增速的一半,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正向拉动了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从2004—2011年整个期间看,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体系的正向指标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2007—2009年间,先是北京奥运会的连带效应,后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北京农村旅游收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演化轨迹变动的重要因素. 2.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社会支撑和政策保障的稳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下行分别出现在2005、2008、2011年,如图3所示.研究期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体系中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公路密度、农村固定资产完成额等指标都保持稳步增长,市场需求、资金支持、设施保障等方面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比较稳定,是拉动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扬的主要驱动力.受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比较劣势制约,农业收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低,而非农收益对增收的支撑缺乏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频繁波动,导致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轨迹偏弱震荡. 2.1.4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339增长到0.2729,在4个子系统中增幅最大,如图4所示.作为正向评价指标,郊区人均耕地面积受城市规模扩张挤压持续缩小,而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清洁能源普及率提高,成为驱动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因子.负向评价指标中,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减少,此后基本稳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年际波动显著,但呈减少趋势;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万元GDP农业用水量持续减少.3个指标在子系统评价中均发挥了拉升作用.7个评价指标中,农药施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清洁能源普及率、农业用水效率4个指标属于农业科技应用范畴,在资源环境本底难以重塑的前提下,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与空间分异 2.2.1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轨迹集成各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计算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图5).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呈稳步上升趋势,显现出北京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利用年度综合指数同比计算波动速率显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指数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个年度是平稳上升期. 2.2.2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县域分异北京主城区外围8区2县是市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以优质、高效、集约、精致为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农林牧副渔产值占北京市域比重达到96.8%.对比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图6),200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兴,末3位是顺义、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兴、顺义、通州3区的评价排名跃居前3,末3位集中在东北部山区.因此评价期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态势可以初步总结为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 2.3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变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衡量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2004—2011年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协调度逐步优化(表3).但由于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增长轨迹和增速不同,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已经衍变.如图7所示,2004—2007年间,经济子系统是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子系统逐步成为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农、惠农政策和投资力度加大,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成为重要辅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资源环境子系统是4个支撑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以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能量加快释放,支撑强度先后超过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子系统;到2011年,资源环境子系统已成为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系统. 3讨论 在北京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中,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虽然从生产规模上看,北京农业并不占优,但其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先进性是其他产区难以比拟的,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是北京农业的最大优势.在北京都市农业快速发展中,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强化趋于停滞状态不容忽视.人口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流失,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后者是诱发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减少势必引发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后继无人,是北京都市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由于与其他城市产业竞争中农业在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上的明显劣势,以及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一味追求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工业式”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遇到瓶颈,2008年前后综合评价指数的向上钝化就是较好验证.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节约化和环境友好化使北京农业发展重焕生机,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符合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减少1/3.随着未来人口膨胀和产业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和污染加剧的趋势难以扭转,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机械化和化学化,追求高产出和高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瞄准都市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北京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23]. 4结论 本文基于对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及其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分析了评价指数的变动轨迹和主要影响因子,比较刻画出各支撑子系统的作用强度变化轨迹,揭示了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5点.1)研究期间,支撑北京市都市农业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综合评价指数稳步上升,显现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2)分析子系统评价指数与评价指标变化的耦合关系发现,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是当前人口子系统的重要支撑,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提升的不稳定因素,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3)对比北京市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基本呈现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的态势.4)分析子系统变化协调关系发现,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作用强度逐步凸显,北京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逐步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5)为了北京城市发展和农业发展的长远大计,应积极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加快摆脱“工业化”都市农业发展路径。 作者:王岱孙鸣喆蔺雪芹刘旭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节水可持续发展论文 1农业节水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尽管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地加快,但是我国的农业人口依然是占有很大的比例,为此发展农业依然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此外,我国也属于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水资源却是发展农业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尤其是一些水田,更是不能没有水资源,所以实现农业节水是当务之急,其不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环境,同时也能够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节水与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农业节水是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涵盖的内容有很多,而农业节水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我国的农业种植面积很大,如贯彻落实农业节水技术,水资源的利用率将会显著提高,同时水资源也能够得到合理配置,这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其次,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农业节水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传统的农业节水意识并不高,人们并不认为农业节水会带来哪些益处,尤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节水意识更差,但是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来之后,人们逐渐的意识到节水的重要性,不仅关系自身,更关乎后代人,只有做到了农业节水,农业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而社会环境也才能够有所改善。最后,国家鼓励政策,使得农业节水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了现实,国家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们农业创新,发展节水灌溉等技术,因为农业节水的意识越来越高,参与其中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随着农业节水初见成效,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也逐渐的实现,而且国家在制定各项制度时,将农业节水与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密切结合起来,所以当人们投入到农业节水事业中时,实际上就是在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准备。 2发展农业节水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水资源十分匮乏,因此农业节水有其必要性,在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引导下,农业节水更显重要。其重要举措如下:首先,提高人们农业节水的意识,农业节水效果与农户的节水意识息息相关,如果农户没有这种意识,农业节水效果很难显现,甚至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为此,提高农户的节水意识是关键。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在传播期间,应该站在农民自身的角度去考虑宣传,让农户感受到,农业节水对自身有着极大的益处,这样农业用户就会潜意识里接受,从而将其付诸实践。另外,农业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定期与农户进行交流,指导其学习,利用先进的节水技术等。其次,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发展农业,有些地区水资源并不丰富,却种植的是水田,而有些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种植的却是旱田,针对此种情况,当地农业部门应该要求农业按照实际情况来种植农作物,并且合理的调整灌溉方式等。有些地区比较适合种植树木等,当地政府可以鼓励农户种植果树,并且宣传种植方法以及灌溉方法等。有些地区,水资源十分匮乏,当地政府可以向农户推广抗旱作物,同时引进抗旱栽培技术等,同时这些地区,一定要注重降水的利用程度,帮助农户建立蓄水库等。再次,大力推广使用旱作农业,我国目前已经研发和引进了很多旱作农业技术,但是其真正的利用程度却不高,有些技术因为宣传力度不足,人们对此知之甚少,而在农业节水的号召下,大力推广使用旱作农业技术已成为必然。比如推广使用补水技术或者是微节水工程,通过先进技术的应用,使得天然降水分配更加合理,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能够进行优化配置,另外,如果是梯田,可以将雨水都聚集在梯田坡面的下面,之后进行农田灌溉;有关部门还需要大力推广使用耐旱性比较强的农作物品种,同时使用高校的栽培技术,按照农作物自身对水的不同需求来选择适应的种植结构,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作物品种,同时还需要新品种的使用。第四,增强生物育种技术的应用不同种类、品种的农作物的抗旱性能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我国目前现有的常规育种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发展节水农业的需求,因此对农作物种类、品种的改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努力发展生物技术,培育出具有多抗基因的农作物,使得农作物能够抗旱、抗病虫害、高产等。第五,建立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建立节水农业技术体系,要依据当地的农业发展现状和农业技术的基础,将水利和农艺、工程管理、现代灌溉方式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能够改善农田的灌溉方式,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 3结语 综上所述,要实现农业节水,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种植结构不合理或者种植作物品种不够先进,或者是灌溉方式不够合理,所以存在着严重浪费的现象,我国的水资源原本就十分的缺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整个农业种植将会陷入到缺水的状态中,所以农业节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将,农业节水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所以需要必须引起重视。 作者:高春伟单位:黑龙江省海伦农场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 1塔庄镇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1.1稳定粮食生产,落实惠农政策 针对大量土地流转和粮食效益偏低,以及稳定种粮面积与结构调整种植的矛盾的现状,通过推广“粉干专用稻”、“再生稻”、“优质稻”,实行“粮经轮作”,组装配套机械化和统防统冶,以规模化、专业化提高粮食生产效益。通过落实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种粮大户补贴、再生稻催芽肥补贴、水稻保险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相对稳定。 1.2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农业 引进福建绿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土地流转1000亩,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种植甜椒、尖椒、西红柿等20多个品种,被评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进闽清福猪良种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林洞村发展生猪养殖,项目投资1200万元,其中包括130万元配备养殖污染整治设施,占地103亩,年出栏生猪近12500头,产值2250万元;引进吉发养殖场,在下庄坂工业区发展鳗鱼养殖产业,用地面积48.5亩,注册资金50万元,总投资1800万元;引进盛世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发展景观苗木种植;引进福州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投资800多万元建设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形成花卉区、养生食用植物区、中草药区、苗木绿化区、科研区等五大区,以产业化、结构化发展台湾特色花卉种植。同时将林洞、秀环、炉溪等3个村列入福州市外环蔬菜基地的基础上,发展万亩蔬菜基地,大面积种植芋头。 1.3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 形成蔬菜、花卉苗木、名优水果、畜禽水产养殖、油茶、茶叶等六大产业。 (1)以下庄村为龙头发展平原地区万亩芋生产基地,以饭洋村为龙头发展半山区千亩菜豆生产基地,以林洞村为龙头带动高海拨地区种植反季节西红柿、花椰菜千亩生产基地; (2)根据本地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大力引导花卉苗木产业。以盛世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和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为龙头,将花卉苗木产业打造成本镇的新兴产业; (3)推行梅溪两岸常绿果树带的发展战略,引进台湾客商和优良品种,大力优化品种结构,推进葡萄、脐橙、无核柿、板栗、橄榄等果业的发展,建立了5个千亩水果基地,以上汾村龙晶提子葡萄园为主的千亩葡萄生产基地、以饭洋村为主的千亩脐橙生产基地、以溪东村为主的千亩板栗生产基地、以黎家村为主的千亩无核柿生产基地、以秀环村为主的千亩橄榄生产基地,促进了名优水果优化升级; (4)以抓龙头和建基地为突破口,压缩散养数量,扩张牛、羊、生猪以及家禽、鳗鱼的规模养殖,壮大畜禽水产龙头企头。掀起山上养牛、竹山养羊、冬闲田养鸡和鸭、山塘水库养鱼、溪河水域养蛋鸭的热潮,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散养养殖生猪,通过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逐步演成“畜牧业-带动种植业-转化增值”,形成“猪-沼-菜”,“猪-沼-果”良性循环产业链; (5)调整坡地、梯田,山地开发,在梅坪村及周边村发展特色油茶1000亩; (6)以玉台绿茶为中心,进行老茶园改造,引进优良品种,实施山地开发,辐射带动周边村,发展成为年产近500亩优质绿茶基地。 1.4培育新型服务组织,发展品牌农业 以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通过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实现生产销售规模化。炉溪芋专业合作社带动炉溪及周边村种植芋1100亩,实现产值890万元,梅坪村成立梅坪农业合作社,种植油茶300亩,坪街村七叠溪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注册农产品商标3个,并建设百亩无公害蔬菜示范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茶口村大力发展粉干加工业,依托茶口粉干协会和老林粉干合作社,以“公司+基地+农户”、“支部+协会+农户”等产供销模式带动茶口粉干发展,并建设茶口粉干交易市场,将“茶口粉干”品牌进一步做大。 2塔庄镇现代农业的不足之处 (1)现代农业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数量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和示范作用弱。 (2)项目开发深度不够,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先进设施以及先进农艺相互交融的程度比较低,一产向二、三产延伸渗透仍显不足,农业旅游两业交叉融合不明显。 (3)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困难。 (4)农业人才短缺。 3塔庄镇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塔庄镇把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根据农业资源和劣势,以及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把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作为强大动力,不断优化布局结构,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块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现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3.1落实“粮安工程” 把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先后在坂尾、饭洋、下庄、梅寮等村建立高产示范基地。并实行“6个统一”(统一供种、统一浸种、统一播种、统一专用配方肥、统一化控、统一病虫害防治)服务,展示蔬菜、水稻新品种,并及时组织现场观摩和咨询活动。建立4个示范片,即溪东村的优质稻示范片、饭洋村的再生稻示范片、梅寮村的粉干专用稻示范片、坂尾村的机收再生稻示范片。同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应用,努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千方百计带动农民增收,确实保护好耕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 3.2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适度规模化经营。目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种植仍占主导地位,土地流转仅3700亩,己不能满足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改变现有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模式,建立合作社、企业基地与农户之间合理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打造“合作社+基地+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链,以不断提高基地的组织化程度,逐步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3.3巩固提高特色产业 培养壮大蔬菜、名优水果、花卉苗木、畜禽水产养殖、油茶、茶叶等主导产业以及优质稻、粉干专用稻、中药材、花生等特色产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及市场占有率,开发建设冷冻、冷藏设备及高标准加工包装车间,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载培,开展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认证。 3.4抓好龙头示范带动 重点抓好福建绿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设施农业龙头企业、闽清龙晶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生产基地,以采摘葡萄旅游为特色,形成七叠温泉-龙晶葡萄的旅游线路,成为集休闲、采摘、科普为一体的综合生态农业;龙池、茶口、上汾3个村依靠盛世阳光现展有限公司,发展种植乔木、水生观赏植物、山垅田养泥鳅、垂钩乐园、生态超市、林下土鸡土鸭养殖;溪东村依靠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逐步打造生产型与休闲观光农业合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养生休闲园区;下庄村以闽清县吉发养殖场为龙头发展特色鳗鱼养殖;林洞村以福建省闽清福猪良种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发展生猪养殖;壮大老林粉干专业合作社,经分散加工、成品粉干回收、集中精包装等流程,统一销售至东南亚、福州、厦门等地区,实现粮食加工转化,带动粮食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提高粮食产后附加值,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给予政策倾斜,促其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形成带动力强、辐谢面广的产业龙头,努力培育新一批省级、市级、县级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合作社,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格局,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3.5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通过开展“田间学校”、“阳光工程”科技培训,开通“12316”农业服务信息平台,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入户”,每年新发展30多名科技示范户,培训新型农民1000多人,促进农民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提高。 作者:黄冰煌单位:福建省闽清县塔庄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论文 1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1.1国家政策支持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 21世纪,国家将农业专业合作社看做“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并加大其扶持力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设”强调,“要积极发展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专业合作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具体内容,为其发展指明了道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组织”。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较好,农业合作社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渐使农业增长方式发生了改变,最终将农业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 1.2农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是1981年美国人提出的,可持续农业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农业领域的体现。可持续农业思想影响深远,各国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持续农业的相关内容及要点。我国政府在1994年提出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及规划,之后在各个五年规划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并将其与环保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不可持续性” 2.1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我国人口数量大,据统计,农民家庭占2亿多户,其中加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仅为1/8。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代农业发达的国家,其农业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很多发达国家至少7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这不仅大幅提高了组织化程度,还促使农业逐渐规模化、科学化发展。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往往根据前一年的市场经济状况决定自己当年的生产内容及规模,容易使其决策出现一致性,进而使农产品供应关系失去平衡,这不仅损失了农民的个人利益,也降低了生产效率。 2.2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目前,我国农业水污染比较严重,大部分为中度污染,农田废弃物污染严重,主要污染途径是污水灌溉、农药及化肥的大量使用,很多受到污水污染的农田减产,甚至绝收,且危害影响时间久。最近几年,我国多数地区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了大气环境,还浪费了自然资源。农药残留带来的环境污染是长期的,大量使用会增加农药的残留量。农业废弃物的排放,不仅使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还影响了周边水土的质量,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影响。 2.3农民贫困,文化素质不高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文化程度低,接受农业知识及技术的能力也就比较低,从而使农业资源生产效率低下,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仅留下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或者劳动力弱的妇女及儿童在农村,致使农业技术的推广具有很大困难,先进的生产技术无法得到有效推广,致使农业无法依靠新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 3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3.1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环境的“公地悲剧” 经济学关于“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68年,美国学者认为,公地经济是若干个产权未得到清楚界定的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制度,此制度产生寻租行为,继而使经济体系失去原本的作用。我国农村的公共产权土地较多,农民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可从公地中获得收益,而不付出成本,致使社会受到额外损失。农村公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受各种原因的影响,经常出现“公地悲剧”,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阻碍可持续农业的建立。农业合作社通过将分散的农民组织为专业合作社,政府可以对合作社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降低农村公地的交易成本,为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备用资源。 3.2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阻碍我国传统农业向可持续农业的顺利转变。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要用先进生产技术代替传统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领导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此体系不足之处很多,如管理混乱、职责不明确、工作效率低下等,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利益密切相关,能够指导农民运用科技进行生产,还可以组织技术人员为社员讲授生产知识,进行技术交流,从而加快农技推广效率。 3.3农业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 农业只有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才能促使其向可持续的目标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问题,可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设备等,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统一销售农产品,为农产品进入大市场提供了可能,增加了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通过组织分散农户进行集体生产、集体包装,打造知名品牌,进而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3.4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培养新型农民 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农产品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进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使其逐渐成为21世纪的新型农民。农业合作社坚持自愿、平等、民主管理与经营的原则,切实维护社员的自身权益,还能够激起农民的环保意识,使其在生产中主动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微观基础。 4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 农业专业合作社在新型农民的培养、环保、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因此政府要给予相应的投资。各级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合作社的培养、管理、技术推广等内容,服务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生产设备的购置、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产品出口等内容,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同时,政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采取多种方式拓宽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从而有效解决合作社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4.2加大对农业专业合作社人才支持力度 农业合作发展难度大,原因之一是缺乏优秀的人才,因此要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人才支持。 ①要完善培训体系,逐渐提高业务干部的个人水平与能力,同时定期对合作社中的科技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熟悉农业合作社的理念、合作政策等内容,积极鼓励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 ②要鼓励合作社人员进行学习,和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交流,扩大视野,逐渐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4.3加强业务指导,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相应的指导。在尊重合作社成员意愿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做好合作社的登记工作,并对其管理进行规范。对不具备法律要求但有合作性质的合作社,要依法进行指导,逐渐完善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加强民主管理,提高其内部管理水平,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5结语 我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历史悠久,发展方式比较传统,且农民在分散经营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农业专业合作化可以将农民组织在一起,进行规范生产、管理、销售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散生产的弊端。加大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力度,可有效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更好地发展。 作者:杨玉娟刘赛赛单位:佳木斯大学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 一、青山镇生态农业建设成效 1.以生态经济为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青山镇积极引导现有农业资源向观光带集聚,发展壮大现有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天健生物科技、省级生态农业科技园(新华生态)等农业龙头企业搭乘了观光带沿线发展种植基地的意向。青山镇新华生态已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顾问,着力推广建立并完善了猪—沼—鱼—花、果、蔬等多项生态养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模式;天健生物科技将打造200亩红豆杉药材基地等,起到了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质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作用。 2.着力引进现代农业项目,打下生态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采取土地流转和征购相结合的方式加大青福公路一期2公里沿线3000亩土地的招商力度,力求落户3~5家高科技含量的休闲旅游生态农业项目。积极做好10公里农业观光带沿线项目引进,全力推进总投资1.5亿元的葡萄酒生产线项目建设,打造萍乡市首家集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于一体的制造基地;已签约的1000亩农业科技种植项目将重点打造千亩集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农业发展基地。青山镇将通过招商引资打造科技含量高、覆盖范围广的农业产业基地,正形成以农业项目带动产业,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新局面。 3.全力保护沿线生态环境,以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格局的农村生态体系初步显现。注重观光带沿线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双重效果,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利用沿线区域内的显华庵、风龙森林公园、石硖冲水库等旅游资源,连片打造成以禅农、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生态硅谷”,大力发展农家乐、农田体验等休闲娱乐产业,既维护了观光带沿线的生态文明,又发挥了资源经济效益,形成以生态农业为主线的农村生态经济模式。 二、加快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生态农业的建设方面,青山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1.缺少生态农业精品品牌,无法凸显品牌效益。近几年,具有青山特色的农产品已基本形成规模化生产,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但在品牌战略的推广和实施中仍缺少生态农业精品品牌、特色品牌,无法打出品牌策略,凸显品牌效益。 2.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和贡献率不高。动员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依靠科技增收致富中的服务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制约因素。在社会化服务上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中存在着的断层现象,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妨碍了生态农业的有序发展。 3.农业生态环境堪忧。工业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农村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增大。美化镇容村貌、优化生态环境,持续建设观光沿线生态文明,全力推进清洁工程是青山镇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1.立足实际,明确指导思想。要把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实现种、养、加、销配套,各业之间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格局。 2.坚持科学发展,确定基本原则。第一,要按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则,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第二,要按照因地制宜、整体、协调、循环、再生、持续、稳定的生态经济原则组织生态农业生产,实施生态工程,建立生态园区。 作者:邵蔚旸单位:中共萍乡市委党校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探索大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论文 摘要:在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大田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从土、水、肥三方面分析了大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大田农业;土;水;肥;可持续发展 大田农业是大多数农民经营的生存之业,是农业的主体,它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利益的需要,更是人类生存质量提高的需要。我国农业经过十几年的结构调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下,产业化农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是大田农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1]。 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部署了“由亿万农民挑大梁完成农产品质量提高”的任务。因而大多数农民经营的大田农业就成了农产品质量提高的基地,大田农业的发展目标首先是产品质量的提高与安全,表现在四大功能上,即农产品必须具备解饥功能、健体功能、慧智功能和贮藏功能。 大田农业的发展要从发展生产上进行[1],大田农业是原生态农业的延续,其主要特点是正确利用太阳能,因此对于大田农业生产关系的配置必须是以正确利用太阳能为主体,而设计新鲜的劳动行为更要以利用太阳能为先导,只要生产关系的配置合理并呈最佳状态,且有新鲜的劳动行为,才必然使农作物的生长达到标准状态,而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与安全是在其中的。 生产关系的配置是指保证农作物的生长所需的有用物资和有利条件与相关方面进行的劳动行为,这个相关方面概指水、土、肥、光[3]。根据现代文化科技水平及试验实况,设计大田农业生产关系的配置和新鲜的劳动行为,应当说现行农业生产关系中的配置是不尽合理的,而使用化学物资的任何劳动行为都是产品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为此,要建立正确利用太阳能的生产关系和新鲜的劳动行为[4],具体设计如下。 1土 土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农作物生长对土的要求是有肥力、有水分、有温度、无虫害、无病害、无草害,结构既合理疏松又合理密实。传统农业对土壤耕作是一年一度的春季种地,结合施肥和播种,木制铁铧犁种地,虽然能取得墒情,但其效应并不大;即使是现行的拖拉机种地其功能也等同于铁铧犁,所以木制铁铧犁应在创新之列,尤其在功能方面必须有突破。而设计一种太阳能种地机(太阳能土壤蕴化器),能将普照阳光集束成长2m、直径10cm的光柱,其阳光温度为320℃,在大田地的开沟垄内,结合施底肥,使土壤均匀地翻动,接受束光照射,并以适合的速度运行达到蕴化的目的。以此阳光对土壤进行处理,可以实现“草死苗活地发暄”。良好的土壤结构就能呈现这一状态,而良好的土壤结构就来源于阳光处理。 2水 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命脉,现行农业方式生产关系的配置不是合理的,而真正合理的配置应当是“雨露滋润禾苗壮”,因此劳动行为必须要促进雨露的形成,其中急需要做的是调整小流域水系的正常运作。小流域水系概指跨县疆域的小流河、季节河及塘、沟、汀、泉、井等水资源的正常运作,这些水资源在太阳能作用下蒸发成致雨云,直接成为风调雨顺的一部分。可现在这些小流域水系由于水库的拦坝而切断了下流的运作,原来的小流河、季节河及塘、沟、汀、泉、井等水资源都干涸了,没有致雨云的形成,而中流域水系和大流域水系的致雨云又不能短期运作于小流域疆土上,因此,调整小流域水系的正常运作是促成雨露的一个有效行为。由此看来,水库不经常排水是一个功能不到位的基础设施。设计调整方法为:尽快地将“百里一库”拓展为“千里一塘”,水库常年排水,流经渠塘后,进入小流河、季节河,充沛沟、汀、泉、井等水资源蒸发点。与此同时,要在水库排水的末端(一般为沿海)修建回水提水站,用风力和浪力将水、暗渠提回至水库,以确保水库常年排水(暗渠为防涝而设计),这样就加强了自然界水的运作,增加了空气的湿度,从而有利于雨露的形成。 3肥 养分是农作物生长的食粮,而向农作物供应养分的方式在传统农业是厩肥、绿肥,现代农业是化肥,其实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养分不仅表现在土壤中有多少氮、磷、钾,而是有多少有效态的氮、磷、钾,设计阳光养分有效态机械是实现“阳光光化有效态”这一目标的新鲜劳动行为。土壤中存在100多种因素,即使是农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也超出所需量的几倍,但是这些元素大多数以无效态存在于土壤内,要提高肥力就必须将土壤中大量的无效态元素转化为有效态。阳光处理土壤是土壤转化的最佳方式,它的第一作用力是光解作用,光解作用将土壤中的结晶物质裂解,有机物质降解,复合物质分解,从而使土壤显现大量的单质无机元素,并在标准阳光下呈现有效态,这样就能被作物吸收利用。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分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探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和限制因素,剖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阶段,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地处南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城镇密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为我国南方四大富饶平原之一。她不仅膏壤沃野、田畴纵横,作物种类繁多,而且江河交织,湖泊众多,水产十分丰富,致使湖北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誉。加之建国以来,国家又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农业生态环境退化、农业比较利益低、风险大,加之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配套设施陈旧,农业科技推广、社会性服务体系滞后,而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农业生产出现滑坡,进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研究,确立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探索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据、战略阶段和战略对策,对于加速经济建设步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平原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发展现状及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为指导思想,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发展对策,决不能走工业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子,而必须以发展为前提,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位的,逐步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实现“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提高效益为目标。转变经营方式,调整农业结构,突破加工增值,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实现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同步提高。具体讲有四点:①生产要发展。农业所生产的产品要不断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②生活要提高。要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③生态要改善。要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良性循环。④农业增长方式要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利用和组织方式,传统粗放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非持续的,现代集约型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环境,使真正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基地,营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系统。 三、保障条件与限制因素 (一)保障条件 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韵农业生产经验,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保障条件。千百年来,的劳动人民积累和创造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观念上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协调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农业生产技术上重视灌溉和排水、讲究精耕细作以及精心培育、保护和利用丰富的物种资源。正是这些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是全国重点商品粮棉和淡水养殖基地之一,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长江带生存与稳定的支撑点,也是湖北区域经济格局中的优秀地区。的发展不仅事关湖北,更关系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这一区位优势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机遇。是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农业经济在全省所占比重大。据统计。全区耕地面积约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农业收入占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种植业发达,是和全国的粮棉油的主要生产基地;粮油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棉花生产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畜牧业也极为发达,是主要的牲猪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禽蛋产区,也是我国猪禽集中产区之一。河湖密布,淡水养殖业独占鳌头,是最大的淡水养殖业基地,也是全国最主要的淡水养殖和商品生产基地。是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乡镇工业发展基础良好,前景广阔。由此可见,具有农业发展的综合优势,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拥有优越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条件。首先,平原广阔,水域宽广,有利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本区土壤肥沃,适宜性强。全区总耕地面积183.75万hm2,占全省54.16%。其中水田112.02万l。占全省61。69%;旱地71.73万k。占全省45。49%。全区可用于养殖水面556万亩。占全省70%。其次,本区生物品种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三,光、热、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本区属中、北亚热带气候,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第四,农业资源潜力巨大,为农业的深度发展提供了保障。本区丰富的水资源还有待充分利用,农业气候潜力目前仅达到60%。水产潜力平均仅达50%左右,全区至今还有260万亩可养水面处于半荒状态。 (二)限制因素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①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突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人均耕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年间平均减少了0.25亩,耕地所承受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人口的增长,人与生物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生物资源的持续破坏冲击着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近50年时间内,江汉湖群面积减少到原来的30%左右。鱼类数量减少25%左右。由于工业发展及大量使用化肥、地膜等导致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②自然灾害频繁,.环境疾病丛生。本区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渍、旱和农作物病、虫、草害以及鼠害、土壤潜育化等,制约了本区农业的持续发展。如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农田淹没达74万亩之多,损失惨重。的环境疾病主要在血吸虫病,病情严重程度居全国首位。③粗放经营方式使农业经济整体效益不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生产规模小,导致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④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种植、养殖、蓄水、运输矛盾突出。这些因素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四、三个战略阶段: 第一阶段为减弱农业自然资源破坏规模与速度的非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地域内长期存在的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破坏速率逐步减缓,最终达到破坏规模与速率停止增加,人口同农业资源及环境矛盾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据对人口增长必须越过高峰期、人均GNP达到2O0O美元、资源与环境破坏下降以及筹措资金所需所限等三个条件分析,完成第一步战略,大约要到2025—2030年。 第二阶段为准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域内破坏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规模与速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农业科技进步的强有力支撑下,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开发量的扩大。在最终实现农业经济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基本停止发生,人口与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实现大体平衡。完成第二步战略,大约要到2050年。 第三阶段为农业持续发展或强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地域内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基本不再发生,区域内的农业活动不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任何明显破坏,非农经济亦不再对农业环境构成威胁,农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农业科技进步及资源的深度开发。最终达到农业生态系统呈良性循环,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人口同农业资源与环境之间实现全面的协调与平衡。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应有序进入此阶段。 四、战略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管理。营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 要从可持续的角度合理安排和组织农业生产。从全局的高度来认识的农业发展问题。要使的农业发展成为全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样块。各级领导应加强领导,使农业发展走上有序的道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加强执法力度。为农业发展营建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对策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断探寻新的适合农业发展的模式和政策,制定相应的农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农业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要不断地开拓农业生产资源市场、不断完善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体系、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特别要重视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 (二)综合治理自然灾害、彻底根治环境疾病 洪、涝、渍灾的治理是农业发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防洪、排涝、除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按照“蓄泄兼顾、以泄为主”的方针搞好长江中游河段防洪体系建设。进一步在中上游地区植树造林、加强干堤建设、清除河道行洪障碍、严禁围垦河、湖、洲、滩。重点建设荆江、杜家台、西凉湖三个分洪区。把“平垸行洪”与移民建镇有机结合,协调好防洪调蓄与发展农业的关系,实行“退田还湖”、“退垸还湖”,扩充湖泊蓄水能力和调洪能力,加强农田蓄水排渍工程建设,提高抗涝排渍能力。重视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建立健全植保组织,形成监测防治网络,对有害生物进行综合防治,以防为主。 (三)建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机制 首先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次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本区城市化进程,解决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第三是要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城乡工业“三废”污染,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大力发展养殖业,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加强深加工与流通业。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应根据区情、抓主要产品;选择合适地域,掌握适度规模,重点突破,梯次推进,重点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竞争力强的名牌产品,实施名牌产品战略。可优先开发特种水产、良种水禽、优质大米、良种藕、反季节蔬菜、饲料等产品,实现种养加工一条龙、贸工农一条龙、产供销一条龙、农科教一条龙.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综合运用西方做法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战略观点;理论源流;几点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亟待尽快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必须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能够最终形成促进、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优秀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探究论文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优秀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优秀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优秀。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枣庄市农业的客观要求 (一)人口增长与土地减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生产负荷越来越重。统计资料表明,枣庄市1982~2001年,人口由272万人增长到360万人,年均增长4.4万人,连续多年人口密谋居全国第一位。1949~2001年,人均耕地面积由2.66亩下降到0.76亩,已超过了联合国提出的人均警戒线(0.8亩)。随着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土地生产负荷日益加重,土地产出将会处于掠夺式经营状态。 (二)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相对较低。枣庄市自然灾害种类主要包括:旱灾、涝灾、冰雹、冻灾、干热风、龙卷风等。由于厄尔尼诺及拉尼娜等自然现象的影响,近几年来,枣庄市降水锐减,降水量平均为400多毫米,旱灾频频发生。目前枣庄市的水利工程,有40%左右为70~80年代兴建的应急工程,工程标准低,老化失修严重。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削弱了减灾抗灾能力。 (三)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污染程度有增无减。枣庄市经过长期的煤炭、石膏开采,不少地方成了大面积的塌陷地、塌陷坑。尽管全市的森林覆盖率目前已达到22%,但水土流失的情况依然很严重,再加上采石、开矿、挖沙、砍伐等,每年又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农业的污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三废”污染,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从各项指标来看,枣庄市在全省属于高污染区,特别是水源污染,对农业灌溉、养殖造成很大影响。二是农业自身污染。由于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大量使用,造成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污染等。 二、枣庄市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基本原则 (一)资源科学利用与保护原则。认真贯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值并重”、“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运用法律手段和行为保护资源,实现对永恒资源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永续利用,非再生资源节约利用,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二)协调发展原则。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从“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出发,对资源、人口、环境、社会事业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相互协调,防止顾此失彼,达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三)因地制宜的原则。枣庄市各地地理地貌不同,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有高低。发展可持续农业,必须立足区域区位优势,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三、枣庄市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措施 (一)要制订科学的规划。制订科学的规划要树立全局的观念,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打破狭隘的行政界限,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关键是对各类资源的科学利用。特别在水的开发利用上,更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上游下游界限,实现综合利用。 (二)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特别是人均占有量更为贫乏。在这种情况下靠消耗资源,走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依靠科技进步,走科技兴农,内涵控潜的路子,才是科学明智的选择。农业技术包括多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质量好、抗性强、适应性广的各种优良农作物、苗木、畜禽、水产等新品种,实施标准化生产,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依靠科技推动农业生态化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开拓与竞争能力,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由数量质量并重型的战略转变。 (三)实施各项工程建设。一是植树造林工程建设。结合封山育林,要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结构,大力推行生畜圈舍饲养,增加农业收入。同时要加强平原林网和绿色林带建设,力争“十五”末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0%左右。 二是水利工程建设。要强化对水利工程的管护,对主干工程,应投入专项资金进行维护、保护,对小型、微型工程,要把管护与建设摆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谁受益、谁交费”、“以工程养工程”的原则,深化改革,落实责任制,积极探索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拍卖经营使用权等各种有效的管护形式。要大力推行节水灌溉,节水灌溉不但可以缓解农业用水的紧张状况。 三是农业环保工程建设。要加强水源的治理,减少工业及生活用水污染。要尽可能选用无残留、低用量的新一代农药,推广配方施肥,减少农药、化肥污染;特别要重点抓好秸秆的综合利用、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农用薄膜的回收、机械还田、秸秆气化、食用菌养殖等技术,积极倡导畜禽养殖场兴建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同时,要大力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加快对农民现有庭院的改造,实现能源综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进一步推进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农业出现的增长减慢和资源破坏,科学家们便开始寻找有利于促进农业继续发展的模式。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概念和战略日益明晰起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枣庄市农业农村绿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从掠夺性生产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污染严重、水源不足等方面分析了枣庄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科学合理地利用与保护资源,提出了可行的办法。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关系分析论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资源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 摘要:农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和关键,作为人类生存和农业发展基础的农业资源应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特征;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领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农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农业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做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应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是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物质、能量和环境条件的总称。它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等。农业社会资源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人口、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资金、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解决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1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指数量增加上的满足,更应指农产品质量提高上的满足。 2.1.2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减少农业发展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置农业发展于农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 2.1.3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以便减轻农业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形成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 2.1.4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优化农业投入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农产品品种多样化和品质优良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变原来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1.5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全方面的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单纯地是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实现农民日益富裕、农业社会全面进步,使农村的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2.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2.2.1生态可持续性 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2.2经济可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产量稳定持续增长,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率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 2.2.3人口适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作为消费者又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2.2.4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性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使农业增长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环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2.2.5目标的多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农业产品的产出率、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3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农业资源危机 3.1人口增长和农村贫困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农村,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减缓的恶性循环。 3.2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首先,近30年来中国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资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中,已有14个省、市(区)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总数的47%,其中有7个省、市(区)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线,尽管如此,占用、毁坏的耕地情况仍未好转。再加上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 其次,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主要表现在:(1)农业和城市缺水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x1010m3,受旱面积约2.0xl07hm2,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00个城市缺水。(2)水涝灾害严重。90年代成灾面积已经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3)乱开滥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如华北已经形成了1.5-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 3.3农业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三废"污染急剧向农村蔓延。环境监测表明:在全国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流经城市河段82%受到严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标,受污水、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0.1亿hm2;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t,预计2000年将达30万t,农药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农药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粮食增产出现了边际负效应。农药化肥等的滥用不仅使土壤、水体和大量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不少农作物高产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失调,病虫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0.1亿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为污染,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这样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资源恶化,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农业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如陡坡毁坡毁草等,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和"局部有所改造、整体继续恶化"的被动局面,使得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中国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农业资源保护,就会使目前已经恶化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缺少后劲;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 4.1.1法律法规是资源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法律管理应成为强化资源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对农业资源系统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应全面审理中国现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提出修订和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条例和管理办法,把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操作性,要注意有关法规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4.1.2建立并完善农业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资源产权制度,调整并划分清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从法律上支持、监督产权所有者对农业资源保护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强化农业资源管理的协调机制。 4.1.3制定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现有农业资源的各种基本法规中,一般都是就某种资源论资源,较少涉及一种资源和其他资源作为农业资源整体的关系和综合管理的规定,因此,要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和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综合管理意识;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 4.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进一步扩大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试点,及时推广应用。积极稳妥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格局,使各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形成种养加和农工贸相配套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政策 4.4.1保护耕地。今后中国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少占地、占坏地;坚持有偿用地,有借有还;尽可能利用各种空闲地,减少占地损失;有计划地开垦边远地区的宜农荒地。 4.4.2改善农业资源环境。防止工业"三废"直接排入农业环境而造成危害;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农业自身的污染源,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残毒农药的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农用水体富营养化等等。 4.4.3注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资源的节能、资源保护和环境修复的先进技术,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 4.5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评估和评价工作 长期以来农业资源的无偿使用已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农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及时扭转资源无价和价格扭曲现象,就会加重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规范农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评估方法,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估价和评价工作,推行有偿使用及社会补偿制度,资源开发的申报和审批制度,以便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5结束语 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尤其是近年来农业资源问题日益尖锐化,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农业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困难,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如开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农业自然资源的评估方法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等,节约农业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资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就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关系论文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 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近年来,曹县从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狠抓绿色食品开发,绿色食品进入了全面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产品总量规模和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制度优势、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日益凸现,有力地推动了曹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绿色食品;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21世纪的主导农业是生态农业,21世纪的主导食品是绿色食品。绿色食品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经过专门机构认定,使用绿色食品商标标志的安全、优质、营养食品。曹县农业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绿色食品的良好条件。近年来,曹县从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狠抓绿色食品开发,绿色食品进入了全面加快发展的新时期,产品总量规模和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制度优势、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日益凸现,有力地推动了曹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开发绿色食品是实现曹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曹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当前,曹县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发展绿色食品是一项事关民众健康安全的民心事业,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曹县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一)发展绿色食品是提高农业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发展绿色食品,要求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要求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健全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要求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农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求发挥资源优势,推进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所有这些,必将带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一场深刻革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二)发展绿色食品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我国全面实施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以来,农产品市场的"绿色"技术壁垒越来越高,要提升曹县农产品竞争力就必须从农产品质量着手,同时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发展绿色食品可以充分发挥土地、气候、生物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目前市场对绿色食品等生态农产品需求强劲,价格远高于同类产品,农民可通过扩大绿色食品生产得到更多的收入。发展绿色食品要求科学、规范地使用现入品,可以有效地提高投入产出比例,使农民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三)发展绿色食品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绿色食品",要求保护农业资源,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这将有力地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绿色食品开发的理念。 二、曹县绿色食品开发发展现状 近年来,曹县从战略高度出发,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狠抓绿色食品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卓有成效。绿色食品基地建设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积极推行标准化生产,实行全程质量安全控制。按照"考察-监测-评价-实施-评估-验收"的程序,把好产品质量第一关,做到宁缺勿滥,建设一个,合格一个。据统计,曹县绿色食品监测基地面积30多万亩。涌现了一批取得良好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近几年兴建绿色食品基地10个,共20万亩,严格按照技术规程组织生产和加工,先后有优质粮油、瓜果、蔬菜等多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二)绿色食品开发工作出现良好势头。绿色食品认证与开发是规范生产、加工、流通行为,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衡量一个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尽管横向比较,曹县绿色食品开发工作与先进县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纵向比较,曹县近年的开发工作是有成效的,进展也是比较快的,先后有25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年产量超过10万吨,产值3亿多元。 (三)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开发。通过引导企业开发绿色食品,推行以技术和质量为优秀的全程质量控制措施,扶持了一批优质农产品的认证龙头企业,培育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同时,又通过品牌、龙头企业,带动了农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农民的增收。 (四)促进了农民增收。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方式,带动了一批农民增收。每年通过定单农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使基地农民增收近500万元。曹县绿色食品开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新形势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绿色食品开发、市场消费等意识还不够浓;现有获证产品主要集中在大米、植物油、茶叶、水果,而畜产品、水产品少,结构严重不合理;绿色食品基地面积和产品数量还不多,市场占有份额还不够大,与农业大县的地位还很不相称,与全国绿色食品开发先进县比较,产品数量和总量都有较大的差距。今后,随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绿色食品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市场份额也将逐步扩大,品牌价值将进一步提升,在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中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加快发展绿色食品的主要措施 (一)切实加大绿色食品开发的领导和扶持力度。为做强做大曹县的农产品品牌,促进曹县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要把开发绿色食品作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措施来抓。要根据曹县农业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制订发展规划、工作方案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措施积极推动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将绿色食品发展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开发绿色食品。 (二)切实抓好绿色食品基地建设。为加快曹县绿色食品产业化进程,扩大绿色食品规模,提高绿色食品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要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绿色食品基地建设,把建设高标准的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作为实施绿色食品发展战略的基础工程来抓。要根据曹县资源优势、地方特色和优势产业带,把符合生产绿色食品环境的生产基地进行科学规划,认真组织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引导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带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技术标准进行生产,培育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三)切实抓好绿色食品的申报认证工作。为适应现阶段农村和农业发展新形势的新要求,曹县要全面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着力抓好绿色食品的开发和认证工作。要重点选择一批具备绿色食品生产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按照绿色食品的规模要求进行组织生产,对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积极发动其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力争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功一个。 (四)加大绿色食品技术培训和推广应用力度。在发展绿色食品过程中,要把绿色食品的技术培训纳入农业培训计划,并安排一定专项资金,加强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知识的培训,提高企业及基地生产者对开发绿色食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更好地掌握绿色食品的知识理论基础,全面提高绿色食品管理部门和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制订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确保技术措施到位,产品质量达标。 (五)大力扶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绿色食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带动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的骨干力量,是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力军。各级政府部门都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扶持和引导龙头企业开展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和开展绿色食品的产品认证。一是要指导具备条件的龙头企业,按照绿色食品的要求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二是安排一定财政预算,积极支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向绿色食品开发、精深加工的方向延伸,培植一批质量品牌优、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知名度大、竞争力强的品牌绿色食品品牌。三是指导企业加强管理,标准化生产。重点抓好原料基地建设及其产品生产加工的规范管理,实行从"环境-种养-收获-贮运-加工"的全程质量监督,建立严格的档案追溯制度。 (六)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和老百姓关心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社会氛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是政府大力推动、正在起步的新事业,目前广大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因此,各地要加大对开展绿色食品认证重要性的宣传,重点宣传绿色食品的政策、法规、标准、标识和技术,形成上下联动、全社会关注的工作氛围,形成齐抓共管,狠抓落实,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农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农业机械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了农业可持续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重点研究农业机械化在对淡水资源利用和耕地资源保护所起的作用,以及保护性耕作、节水农业技术的应用、化肥施用、秸秆处理、农药喷施等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对机械装备的需求,工程技术措施对农产品加工、农业自然灾害防治、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农业环境保护的应用范围和效果。简单阐述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从而得出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技术手段的结论。 关键词:农业农业机械化可持续发展信息化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个方面高速发展的大好时期,发展不能走其他发达国家的老路子,必须走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党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更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农业科学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内涵,提出:“以发展农业生产力,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为主线,将封闭的、低效的、劳动密集的手工操作逐步转变为开放的、高效的、技术与资金密集的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产品商品率和资源利用率”的论述,肯定了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推动力量。 一、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我国农业资源丰富,但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率很低,粮食产量的提高没有消除我国的粮食危机,粮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 2、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环境问题严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这就带来诸多的问题。 3、淡水资源短缺,农业用水紧缺,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缺水的问题,再加上农业淡水利用率低,就更加影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 4、农产品生产加工与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我国农产品加工利用率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农产品的安全也存在着较大漏洞,尤其在我国的广大农村。 二、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 1、农业机械化是合理、充分利用农业淡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 (1)保护淡水资源需要发展节水农业机械 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口增长和工农业发展对水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超强度地使用淡水,已使北方一些河流断流、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每年因缺水,约有0.1067亿公顷(1亿亩)可灌溉面积得不到灌溉。根据水利部门预测,到2010年中国缺水将达1000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还将大幅度增加。由于长期使用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等不科学灌溉方法,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5%左右,每年灌溉浪费的水相当于全国总用水量的40%。所以,开发节水灌溉技术,保护水资源永续利用,对于水资源十分匮乏的我国来说意义重大,而且迫在眉睫。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机械是我国保护农业淡水资源保护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节水灌溉,英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典、日本的喷灌面积占本国总灌溉面积都在90%以上,以色列微灌面积占其总灌溉面积的70%,美国微灌面积1981~1991年10年间增加了3倍。我国目前推广的节水技术主要有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U形渠道防渗技术、喷灌和微灌技术等。喷灌面积已达80多万公顷,滴灌(微灌的一种)约313万公顷。节水机械化技术(喷灌、微灌)与传统地面沟渠灌溉相比,已显示出节水、扩大耕地、增加产量的优越性。诚然,节水机械投资较大,如按移动式、轻小型喷灌机组以及滴灌投资较大,但是,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上认识,国家应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多道投资,积极推进先进节水机械的发展。 (2)保护耕地资源需要农业机械化 由于我国人口平均每年以1500万的速度增加,发展工业、交通等不断占用耕地,使耕地每年平均以33133万公顷速度减少,而开荒增加耕地潜力有限,致使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1952年人均为0.1188公顷,1995年降到人均0.1079公顷。据1992年遥感普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其中水蚀面积17914万平方公里,风蚀面积18716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每年约50亿吨。现有耕地中一半以上是中低产田。保护耕地资源,除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抑制耕地过量占用外,应用农业机械拓展新的可耕地资源、提高耕地质量也是有效措施之一。开垦荒地、改造中低产耕地和草场、开发滩涂、治理荒沙盐碱无一不需要农业机械。工厂化农业可以人工控制动植物生长的小环境,还可以向立体空间发展以节约有限的耕地,这是近年来世界农业的发展趋势,而工厂化农业必须有配套的机械装备。 近几年来我国大力发展保护性耕种,有效地抑制了我国耕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保护性耕作不仅可以改善了我国的耕地减少的的问题,也对减少农业农药、化肥等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说, 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成部分。 2、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生态环境的防护必要技术之一 现代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指农业生产中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带来的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危害问题。在我国,当前主要是化肥、农药、地膜的大量使用和焚烧秸秆造成污加剧的问题。长期不科学施用化肥、农药,引起化肥、农药大量流失到空气、土壤、水中。我国131个主要湖泊,已有67个出现硝酸盐污染;全国受化肥、农药污染的2800多公里河段鱼虾基本绝迹;粮食、水果、蔬菜等受到污染,每年都有多起残留药物中毒事件发生;残留在土地里的地膜造成“白色污染”;每年6亿多吨的秸秆,大量被丢弃在田间或焚烧,成为农业环境的新污染源,甚至影响涉及国计民生的消防、航空安全。农业环境污染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威胁。解决农业环境污染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遏制农业环境污染的技术应运而生,农业机械就是其中之一。 (1)发展机械深施肥技术 我国农业施肥十分不合理,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大量施肥,导致化肥的极大浪费,这不仅造成了农业资料花消的增加,农民单位土地收入的减少,而且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实施机械深施肥技术,不仅可以减少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且对农业生态环境也有好处,所以,在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深施肥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发展机械精密喷洒农药技术 国外的植保机械已大量采用静电喷雾、低量喷雾、控滴喷雾等技术,药液在植物叶片上的有效沉积高达90%以上。我国已达到国际80年代水平的低量喷雾、喷雾防滴漏技术、弥雾喷粉、热烟雾机和常温烟雾机等技术,可较落后的手动植保机具降低农药用量20%,降低用水量50%。但目前国内大量使用的植保机械还比较落后,农药在作物叶片上的沉积率只有40%。因此,今后应致力于开展对低毒高效农药、精密喷洒技术和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以减少农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所以说,发展机械精密喷施农药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投入,还会减轻农药残留对人体的伤害,机械精密喷施农药技术对农业生态环境,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3)机械秸秆粉碎还田技术 秸秆还田能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减少地表水径流量和水分蒸发,提高土壤养分,抑制杂草滋长。有关专家研究证明,秸秆还田一公顷耕地相当于增加255公斤磷、255公斤氮、285公斤钾,一般增产效果在5%~12%之间,具有肥田和防治污染的双重效果。秸秆还田一般用秸秆粉碎还田机或带有切碎装置的收获机械直接还田。 (4)机械回收地膜技术 全国每年地膜用量500多万吨,由于连年铺膜回收不净,带来了白色污染,包括地上污染和土层内污染。有关研究机构正在开发以纸浆或淀粉为原料的可自然降解地膜和地膜清理回收机械。原国家计委和科委都把机械残膜回收技术列为“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都在进行对比研究。从研究情况看,在秋后地表残茬多、地膜破损严重的地方,收膜难度较大。 3、农业机械化对抵御自然灾害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每年都会有很多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旱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2006年,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西南四川、重庆地区发生了五十年不遇的旱灾。在这些自然灾害中,农业机械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沿海地区的农民转移还是四川、重庆地区的饮用水的运输都离不开农业机械的帮助。再有就是,我国积极发展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农业灌溉机械,农业运输机械等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可以说农业机械在抵御农业自然灾害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农业机械化是农产品生产加工与安全问题的重要工程措施 (1)农业机械对农产品产出贡献越来越大 在水、化肥、种子、农药等物质要素综合作用下,农业机械对粮食产量的贡献随着农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也相应提高,而畜力的贡献率则相应地减小。1950~1978年长达29年间,我国禽畜饲养业以手工为主,年均肉类产量增加不到22万吨。1979~1984年6年间,我国肉类年均增加量提高到114万吨。此后,大批禽畜饲养机械、饲料加工机械开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大中城市郊区养鸡、养猪、养牛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使肉、蛋产量大幅度提高。 (2)农业机械对农产品加工和安全问题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们知道我国农业水平非常低,不仅体现在土地产出率上,而且在产品加工和安全上也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已经进入WTO(国际贸易组织)已经近六年了,农产品加工与安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对抵御国际上的冲击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最近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实施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要想我国的农业发展起来就必须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应该缩小我国农产品加工与安全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安全检测,在这里,农产品加工机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新时期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在当今国际社会环境下提出来的,是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条有效的道路。 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比单纯的机械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加有效,更加彻底。我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近年来信息化发展速度很快,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不能再走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完全可以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农业机械化,在发展农业机械化过程中促进农业信息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机制造业、流通业,全面提升农产品和农机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农业整体竞争力。新型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要以农业信息化、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依靠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投入,促进知识积累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利用方便的信息化网络实现所有农业信息的共享,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提高资源利用率。二是农业专家决策系统、GPS、RS、GIS(3S系统),对农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处理得到最优方案,进行决策,得到既合理有方便的措施。 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的相结合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水资源利用,耕地资源的保护,自然灾害等都起到了跨时代的作用。 四、结束语 到下世纪中叶,要实现伟大民族的复兴,实现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机械化起到关键性作用。在相当长时期内,面临土地、淡水、能源等农业资源的严重短缺,不断增长的庞大的人口负担和日益恶化的农业环境的巨大压力,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传统的以消耗源、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靠天吃饭发展农业的路子,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21世纪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路。农业机械作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不仅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现代化的标志,而且保障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农业新技术革命得以的载体和手段。要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
高师声乐教育探讨: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声乐集体课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目前由于高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门类较多以及班级学生人数较多等原因,只能进行集体课教学。如何有效开展声乐集体课教学,本文从明确声乐训练目标,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合理的组织声乐教材,选择曲目;完善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渗透;课堂上把共性因素和性因素有机的结合;通过实践促进声乐教学等进行探究。 关键词:学前教育 声乐集体课 声乐 声乐课是高师学前教育专业中的一项重要技能课程。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的越来越重视和一大批民办幼儿园的建立,社会对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声乐课程作为高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前幼儿园对对师资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在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浪潮下,需要对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声乐集体课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不断的完善课程体系,根据学前专业特点,改革教学方法,不断探索、研究,对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的幼儿教师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现状 (一)学生基础薄弱 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进校前没有经过专业技能的考试,因此,大部分都是声乐零基础,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声乐基础训练,没有正确的声音概念,并且他们的音乐基础也很薄弱,对音高和节奏的敏感性较差,很多学生一首简单的儿歌都不能准确、完整的演唱。 (二)优秀的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材匮乏 高师学前教育专业正处在探索、发展阶段,声乐教材也几乎没有统一的规范,一些出版人不断地出版一系列的声乐教材,盲目的追求曲目的数量,并且很多教材的选曲不符合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歌曲类型和难度都脱离了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力的考虑,导致学生不能驾驭曲目,逐渐失去学习声乐的兴趣和信心,从而影响声乐课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与社会实践脱轨 高师学前教育专业承担着培养合格幼儿教师的责任,当前很多学校的教学内容脱离幼教实际。声乐教师没有全面的认识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力不从心,在校学习的声乐技巧和歌曲基本用不上,也不能很好的把在学校的所学融入教学。 (四)教学中共性因素与个性因素发展失衡 目前在声乐集体课的教学中,很多教师不能把共性与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有些教师在教学中花绝大多数时间对学生进行声乐集体训练,很少针对学生的个性进行指导,以至于学生不能很好的认识自身在歌唱中存在的问题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花过多的时间进行个别指导,而忽视了其他学生的参与,以至于学生的水平差距明显加大,学生对声乐学习的兴趣明显减退。 由此可见,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为了解决声乐教材、课程体系、教学效果等问题,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声乐集体课教学改革 (一)明确声乐训练目标,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 由于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声乐零基础,音乐基础也大都比较薄弱。声乐集体课的目标是使学生具备对基本的音乐要素较敏感的分辨能力、不同类型歌曲的准确表达能力以及组织歌唱教学能力。因此,在声乐集体课教学中要明确声乐训练目标,让学生正确的认识发声原理,掌握一定的幼儿声乐教学法,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和歌曲的完整表达,通过让学生感受声乐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信心,在音准、节奏和不同类型歌曲的准确演唱上对学生进行有计划的训练,让学生能够准确、完整的表现歌曲。 (二)合理的组织声乐教材,选择曲目 由于现在优秀的真正具有学前教育特色的教材很少,因此教师需要合理的组织教材,针对学生的能力和专业特点选择合适的曲目,循序渐进的进行训练。在训练的每一个阶段,曲目的搭配和难度要合理,既要选择中外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艺术歌曲和优秀的民歌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操,传承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又要根据专业特点,演唱优秀的、经典的幼儿歌曲。 (三)完善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渗透 在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中,声乐基础课程一般是两年,在学生学习的前两年时间开设。为了保持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应该完善课程体系,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声乐类课程之间的连续性。例如两年声乐基础课程结束后可以开设声乐排演课程,通过各类曲目的排演在巩固前两年所学习的内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也为学生的就业展演打下较好的基础。除此之外,音乐类的课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为了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音乐综合能力,教师应加强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渗透。 (四)课堂上把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有机的结合 由于每个学生的歌唱器官、音乐天赋和理解能力等方面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又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因此,必须把共性和个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共性中发挥个性的优势,精心的设计每一堂课,合理的安排集体训练和个别指导的时间,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声乐教学是一门集声音、生理、思维及内在知识、文学涵养于一体的综合教学艺术,其目的是塑造学生美好的歌声,从而使学生能用美好的歌声来表达和诠释歌曲的思想及情感内涵。[1]例如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闻花”、“打哈欠”、“吹蜡烛”等行为状态引导学生进行呼吸训练。 (五)通过实践促进声乐教学 声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门类,学生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学以致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应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各种声乐活动和比赛。教师也应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例如定期举行声乐沙龙,汇报演出带领学生到幼儿园观摩日常歌唱教学活动并指导学生进行幼儿园歌唱教学等,帮助学生克服怯场的心理,让学生在演员和观众角色的不断转换中获得锻炼,提高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并且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更加积极的参与课堂学习。教师也能够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不断的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学,从而达到教学相长。 高师声乐教育探讨:高师声乐教育如何结合社会实践 由于近年来扩招,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学生迅速增加,对我国现有的声乐教育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及挑战,再加上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声乐教学带来了各种冲击,同时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有所改变,即更加注重人才的实用性。因此,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高师声乐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师声乐教学待解决的问题。 教学模式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在我国,一般的本科师范院校音乐系声乐教师大多是来自专业音乐艺术院校。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大都是照搬自己在音乐艺术学院学习时的训练方法,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在课程上接受了一定的师范教育知识具有一定的师范意识,但由于在声乐学习上更多的是受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模式的影响,使他们在声乐教学上仍旧走的是培养声乐表演人才的套路。高师音乐教育声乐专业的学生在专业招考和培养目标上与音乐学院声乐表演专业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异,专业基础与自身的条件都相对薄弱。因此,在对高师学生声乐课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虽然就教学方法及模式上和表演专业没有较大的不同,但是教学效果却相去甚远。再加上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声乐课的学生人数较多,课时的安排有限,除少数悟性较好的学生小有成就外,大多数的学生毕业后非但没有专业的唱歌状态,从声乐课上也只是学到了几首歌而已。高师声乐课其实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培养学生综合歌唱素质和一专多能的重要作用。 因此,高师声乐教学应从声乐教学内容及授课方式上寻求突破。应增设声乐基础理论课程如《声乐教学法理论》《声乐基础理论》《嗓音病理学》《变声期训练》等,丰富高师声乐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在今后的教学中有实际意义上的帮助;其次,应当调整现今高师声乐教材内容,增加实用性与民族性的比重。作为一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只知道西洋歌曲或艺术歌曲的演唱,而对本民族传统优秀民歌、青少年歌曲了解掌握的很少,显然是谈不上合格的;再次,应丰富声乐授课形式,增加集体声乐小组课的比重。独唱是歌唱活动中最基础的歌唱形式。长期以来,声乐教学活动和过程就是约定俗成地围绕独唱这个形式来进行的。然而,齐唱、对唱、合唱、小合唱、重唱(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五重唱)等歌唱形式,在社会音乐活动中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歌唱表演形式。从目前来看这些不同的歌唱形式技能的培养,正是中小学声乐课的主要教学任务,从而使学生的技能结构得到全面发展。 教学目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能胜任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任务的师资人才。从声乐素质角度的说,他们并不需要达到舞台表演所要求的专业高度。而这恰恰是传统教学所追求的专业高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大纲的教学达标规定:让学生掌握声乐基础理论知识,歌唱基础技能技巧,能分析处理一般声乐作品,有一定的范唱、教唱能力,具备中等学校音乐课的唱歌教学和其他课外声乐表演活动辅导能力。在具体达标的范围、程度等方面与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标准也都有很大的差异。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能完成必修课的演唱曲目所需的音域,音质较好,声区较统一,初步掌握换声技巧,喉部较稳定,较好的混合共鸣,音量能适度的做出强弱变化,呼吸有较好的控制能力;在艺术上:能独立的分析一般声乐作品,有一定的理解力、表现力和感染力。对不同感情色彩的声乐作品,能做出适当的音色处理,对于一般声乐作品的音乐表情术语要求能做出感情处理,能独立的在中等学校音乐教学中进行准确的范唱。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整体素质,在歌唱技能教学基础上,应加强重视声乐教育全面知识的获取,落实到具体课程内容和标准上,在声乐基础理论、基础歌唱教学法理论、声乐文献知识、中等学校第二课堂声乐表演活动的训练辅导和组织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要更深、更广、更高。 高师声乐教学的改革应当首先明确自身的教学目标,从教学的实际行动中努力增强学生的师范意识的培养,首先,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科联系,培养一专多能。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素养的同时要大胆改革声乐教学模式,按照师范教学对高师声乐教学的要求,通过教学尽可能让学生大量接触不同类型、风格的声乐作品,充分挖掘各类声乐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的审美体验,挖掘声乐教学的审美价值。其次,打破学科界限,拓展教学领域,在声乐教学中引进自弹自唱、合唱训练、声乐作品鉴赏等教学内容,着眼于将来学生的实际工作需要进行教学。再次,为学生提供在中小学内的实践机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中小学第二课堂活动,组织学生排演,达到锻炼学生提高技艺的目的。 课程设置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声乐课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十分紧密的课程。应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并主动为学生提供锻炼机会或适当增加学生的教育见习和实习时间。在教学实习中,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和创造力。在音乐课的实践中,使学生所学到的各科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唱”与“教”的结合,“说”与“唱”的结合。 在教学实习中,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也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明确自身发展方向,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在实习时间的安排上,从入校的第一学期就应该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了解和参与基础音乐教学工作,在4年的时间里有步骤的从教学见习到帮助开展活动,从部分承担教学任务到独立备课、上课,让学生能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将来的音乐教学工作。建立严格、科学的见习、实习评价制度,对见习和实习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和考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在我国的大部分的高师音乐教育中大部分都设置了有关史论课与音乐欣赏课。但在一些院校中,对史论及其有关的艺术理论是很不重视的,结果只能是欣赏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算是真正掌握这些课程的精髓,也更不可能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 高师声乐教育探讨:后现代教育观视域中的高师声乐教学 摘 要:随着我国音乐新课程标准的出台和实施,以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实行,我国的高师声乐教学也必将面临着挑战,如何使高师的声乐教学适应当前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已成为声乐教育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后现代教育理念作为理论参照来探讨高师的声乐教学,分析了现代主义教学范式在声乐教学中的表现,以及后现代教育理念对高师声乐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后现代教育理念;高师;声乐教学;音乐艺术 高师声乐课程是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在高师音乐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音乐新课程标准的出台和实施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的实行,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学必然会面临着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作为主要课程的高师声乐教学,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已经跟不上新形式发展的需要,高师的声乐教学如何跳出传统教学模式的樊篱,我们需要从当今前沿的教育理论中吸收营养来探讨声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教育理念给当今的声乐教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 后现代”是相对“现代”而言的,现代主义由笛卡尔与康德所肇始,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而确证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技术理性”是它的本质,利用规律、规则、秩序、效率可控制一切,以牛顿的形而上学观与宇宙观为基础,强调“自然是自足而简单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嬗变、优秀价值衰落、深层次的哲学争论,出现了反思与超越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描述了一个有别与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时代的世界图景,认为世界不再是决定论的、有序的、简单的,而是随机的、混沌的、分形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程度不同,出现两种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以福柯为代表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与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后期在西方涌起了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对现代教育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对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出版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教育著作。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研究方法、课程观、教学法、师生关系等方面。在教育研究方法方面,后现代消解了以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念,凸显了以往教育研究中对差异的漠视;在课程观方面,后现代主张课程的建构性和非线性,并设定了四个替代泰勒原理的基本标准,即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在教学方法方面,后现代教育观主张教学中的对话性和反思性;在师生关系方面,后现代教育观主张教师与学生平等性。这些教育理念开拓了教育研究的思维并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 我们知道,声乐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声乐教学就是从一般教学规律出发,按照声音训练的专业要求,依据学生的个体特点,注重指导学生掌握发声技艺,开发学生声乐艺术表现能力的一项教学活动。声音训练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培养过程,既有发声技术方面的问题,又有声乐艺术表现层面的问题。但长期以来高师的声乐教学都是采用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只强调声乐演唱技能、技巧。这种教学范式实际上折射了逻辑实证的方法和文化知识观(惟有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知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这是现代主义教学范式的重要理论参照,因为“现代主义的范式是线性的、统一的、测定的、可以确定的。我们现在的音乐教育也是这样一个线性的、由简单到复杂过程的教学大纲,教材是统一的,学生是可以分等级的,目标也是可测定和可以确定的。”①此外,“西方音乐技术成了科学文化知识观的象征,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音乐学院及师范院校音乐系的学生们把技术控制的层面作为全部的学习目的,即音乐工艺论层面,而在理解意义与批判和自我反省这两个认识层面上很少思考和产生兴趣。”②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声乐教学中的技能的训练,声乐教学中的技能训练是必须的,但如果当把声乐技能技巧学习作为声乐教学的全部内容时,那么,这种声乐教学便成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教育。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社会控制是通过技术形式来实现的。人沦为物,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而存在。这种技术理性的张扬制造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即在技术理性日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在各个方面成为物质的附庸。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高师声乐教育成为悬浮在表层的技术操作,这种模式所培养的是技艺型的人才,这种人才除了获得艺术的技术之外,很难获得对艺术的深层的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现代主义的教学范式导致了高师声乐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单一性。由于我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是建立在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基础上的,高师的声乐教学实际上是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统天下,“美声唱法”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高师声乐教学中占有主要地位,这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在美声唱法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的逻辑实证的哲学观无不体现其中,如歌唱时的口型、共鸣腔体的运用,气息的运用以及吐字和咬字都强调实证,从而总结出其科学的规律。在高师的声乐教学中,教师往往强调美声唱法的科学性,并认为只要学好了美声唱法就可以演唱中国甚至外国各个民族的歌曲。其实不然,各个民族、国家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声乐发声方法,西洋美声唱法只是众多声乐演唱方法中一种,如用西洋美声唱法演唱中国的戏曲和具有地区性方言风格的民歌就很难体现其中的韵味。但在高师的声乐教学中,我们往往把西洋美声唱法奉为学习的圭臬,而忽视具有本民族风格的声乐发声方法,如中国的戏曲、原生态民歌的演唱方法等。 三 近年来,后现代教育理念已经渗透并影响着国际的音乐教育。譬如,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雷默对西方音乐教育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以演奏演唱为主的音乐教育观念的颠覆;加拿大音乐教育家罗伯特•沃克对音乐教育中西方话语的权威性和垄断性的批判和主张具有后现代性的全文化的音乐教学法;英国著名的钢琴家和教育家布莱金对非洲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对欧洲中心论的后现代音乐人类学的批判;美国著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以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化并置方法来解构欧洲音乐中心主义并以此提出了对以文化理解为目标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提倡。由此可见,后现代教育理念在国际音乐教育中具有重要的的地位和影响。我国的高师声乐长期以来注重技术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而这些研究的范式又深受现代教育范式的影响,吸收前沿的教育和音乐教育理念来引导高师声乐教学是重要和必要的,那么,后现代教育理念对我国的高师声乐教育带来那些启示? 1、技术与文化并重的声乐教学 近年来,音乐人类学所主张的音乐是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一部分的思想已经逐渐渗透并影响着国际的音乐教育。从国际教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21世纪的教育学正经历着文化的转向。从知识转型的角度来说,人类的知识目前也经历着从知识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普遍性”转向知识的文化型,即知识的“价值性”、“文化性”、“境遇性”。这对我国高师的声乐教学提出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我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是建立在西方模式上,以“西方音乐中心论”为基础,在我国的高师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听觉训练、价值观等都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从而导致音乐教学中的课程之间的相互封闭以及注重“技术”的学习而忽视“理论”的现象。在高师的声乐教学中,由于受到现代主义中科学主义的技术至上的教学思维束缚,师生往往非常热衷于声乐演唱的技能、技巧的学习,而对于声乐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则是知之甚少,这种“工艺层面”的音乐学习造成了学生在演唱大量的声乐作品后无法对音乐作品进行文化的阐释,从而造成文化理解方面的缺失。当然,这种注重声乐作品的文化方面的理解并非不要技术,技术和文化是声乐学习的重要内容。高师的声乐学习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学习的过程,声乐学习者还要了解和和掌握多方面的相关知识。譬如,声乐艺术发展史、声乐文献的相关研究;与声乐艺术形成和发展紧密相连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资料;其它相关艺术如文学作品、美术作品资料以及各种相关的美学研究。通过对这些相关文化的介绍和讲解可以使学生们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声乐艺术有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以便进一步丰富自身的艺术底蕴,提高整体的文化修养。 2、多元音乐文化价值观的培养 西方哲学思维的传统基础是建立在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哲学家强调的是客观性、一致性和绝对性,其实质是把原本内在有机统一的世界分裂为两部分,并使二者对立,机械地发生关系,而排斥批判性、不确定性和差异性。而后现代主义者的价值观念是倡导平等对话与理解、强调开放与创造、否定中心与等级、重视差异与多元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都在思考全球化语境中的音乐教育,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如何在声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多元音乐文化观是目前我国高师声乐教学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我国的高师声乐教学中,学生所演唱的声乐作品仅仅囿于西洋经典声乐作品以及中国的艺术歌曲,当然这些作品的选择对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欣赏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折射出学生在音乐文化理解上一元价值观,即这些作品是经典的、高雅的,当学生接触到不同于他们所耳濡目染的音乐时便会排斥或简单否定这些音乐作品的价值,从而发出“难听”的声音。因此,在声乐教学中应该增加一些根据中国民族音乐和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民族音乐改编的声乐作品来增加学生对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审美体验和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培养学生的音乐文化价值平等的观念。 3.对话理解教学范式的运用 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课程中教师是单向、独自的权威式垄断, 即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或知识传授中的中心地位,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教师成为话语霸权的布道者、控制者,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潜能受到压制。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教师由权威转为“平等中的首席”,消解教师的话语霸权,鼓励在课程实施中通过师生平等对话、交流与协商的方式,代替教师单向的传授与灌输的方式,通过赋予求知者探究与理解的权利,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 共同营造一种探究式的教育过程与氛围。 对话理解的教学范式是以哲学解释学作为基础的。理解是解释学的优秀内容。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敞开,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文本是一个‘准主体’,只有破除那种生硬的主客体关系,代之以我与你(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问答关系,我们才能倾听他者向我们说的话,这样文本的对象不断向理解者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为了理解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文本业已回答的那些问题,通过这种互相问答过程,理解者不断超越自己的视界。”③在理解的教学研究范式中,对话是理解的重要内容。对话是人类的思维和沟通欲望的必然,由此可见,对话是理解的最高层次,只有对话基础上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对话是理解的途径,也是对话者“视界融合“的途径。我们知道,声乐教学的特点是文化加技能的传授,并且授课方式多以小课为主,学生自身歌唱水平以及对声乐作品的体验和理解存在着差异,这样就需要师生之间针对声乐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学生的审美体验进行对话。在对声乐作品的不同体验和理解的对话中,师生容易打破原有的认知结构和思维范式,培育和养成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这样可以使不同的个体丰富了思想,更新了知识,培育了个性,提升了精神。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交往,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体验的交流与沟通,以及相互的认识与了解、信任与关照,其中包含了情感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并激发出智慧的火花,实现对声乐学习的分享与个体的全面发展。 4、声乐教学中的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是学习理论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认知心理学进一步完善的结果。该理论认为,学习应以学习者为中心,在交流、合作的互动中主动建构知识,以学生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即“教学要把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它们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经验知识。学习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的过程。”④建构主义理论还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材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这种新的认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教”与“学”的新解释形成了对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发展,为改革传统教学提供了新的、强而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高师的声乐教学中,教师应当发挥“导向”的重要作用,发挥教学组织者的作用,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发现问题,进行“问题解决”。譬如,教师对刚入校的学生的声乐学习中要不断发现学生声乐演唱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制定一个教学计划,从而使得学生循序渐进地对声乐进行学习。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知识探索、发现的主动性以及对以往所学知识的主动建构。如引导学生区别声音的不同概念,以便根据自己的声乐演唱条件建构自己的演唱风格。在声乐作品演唱的处理中,教师要引导和鼓励学生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综合中来探究声乐作品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来鼓励学生对声乐作品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让学生认识研究过程中或再创作过程中对作曲家、演唱家以及学生自己演唱进行比较和诠释。以此建构学生自己对音乐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拓展学生对演唱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高师的声乐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关于对其研究方法也是琳琅满目。笔者以为,高师的声乐教学不能脱离当今前沿的教育学理论,高师的声乐教学不是培养歌唱家,也不是培养只懂技术的“匠人”,它所培养的是一个能够在今后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引导学生进行音乐的理解、审美表现等方面的活生生的人。因此,高师的声乐教学只有从当今前沿的教育学领域中吸收营养,才能更好地改革和解决其教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高师声乐教育探讨:高师声乐教育的发展轨迹与未来趋势研究 摘要: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优秀,回顾20世纪高等音乐教育的迅猛发展,梳理近代高师声乐教育的发展轨迹,分析高师声乐教育发展的现状,围绕提高质量推进高师声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并预测未来高师声乐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 关键词:高等教育;声乐教育;轨迹;趋势 一、我国高师声乐教育的发展轨迹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高师声乐教育开始于二十世纪初,距今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虽然高师声乐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却可以用飞速来形容。纵观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该领域可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1937年),这是我国近代高等声乐教育的初创期。20世纪初,以西洋唱法传入为契机,伴随新型社团、音乐机构中声乐教育的产生,近代高师声乐教育遂发轫于高校乐歌课教学中。1912年,北京高等师范在预科设乐歌为必修,每周2课时,学习唱时姿势、用气法等[1]。次年,教育部《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把乐歌设为预科必修课,每周2课时[2],标志着中国近代高师声乐教育的开端。 至1937年前后,我国共创办约25所同类音乐学校,以北京女子高师音乐科(1920年)和上海国立音专(1927年)最为典型。前者,代表了近代高师声乐教育规范性、专业性的开端;后者则标志着专业音乐院校声乐教育的开端。高等音乐学校是为培养社会急需的音乐教育人才而开办的,同时也形成了近代高等声乐教育的雏形。 第二阶段(1938-1948年),战争年代高等声乐教育的发展趋势有所减缓,许多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无法进行,声乐教育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1938-1949年全国高等师范仅剩12所,分别在河北、四川、山东、东北等地,其中设有音乐系科的院校有10所。 这时期一些学校仍坚持办学,如:1938年北平师范大学、1943年重庆国立音院分院师范科等。1938年教育部颁发《师范学院规程》,规定高师音乐专业的课程为:声乐、钢琴、乐理等[3],这些主要课程的设置一直沿用至今。 第三阶段(1949-1957年),这时期的典型特征就是以苏联为榜样。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程走进当代,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了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经过调整,全国设置31所高等师范学校,其中约15所设有音乐系并开设声乐课,加上专业音乐学校的建立,这时期的设有声乐教育的高等音乐教育院系共有20余所,标志着新中国声乐教育事业全新格局的初步形成。 学习苏联模式对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优点是规范、严谨与系统性。有效地促进了专业音乐院校声乐教育的大幅提升,同时加快了我国高等声乐教育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短短十余年,我们的声乐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办学质量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四阶段(1958-1977年),1957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这20年间,首先经历了1958-1960年高等教育的“”,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声乐教学领域也存在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倾向。此后,又经历了1966年开始的“”,近20年的摧残,高等声乐教育的发展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五阶段(1978-1988年),是高师声乐教育的恢复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随后教育部重新明确了高师艺术专业的培养目标,修改制定了音乐各科教学大纲,讨论审定了本科音乐专业24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新教学计划与大纲,使后高师声乐教育的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198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出版的高师声乐教材,摆脱了以往教学中无统一教材的落后局面,新计划、新大纲和新教材标志着八十年代中国高师声乐教育发展的新起点。 第六阶段(1989-至今),是高等艺术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阶段。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这之后,迎来了高师声乐教育的快速发展,许多高校增设音乐系科,截止1990年底,全国高师音乐系所已有约110余所[4]。2002年,教育部又颁布了第二个“规划”,对新世纪前10年的学校艺术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至2004年,全国设音乐教育专业的高等学校骤增为388所[5]。 二、我国高师声乐教育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高等声乐教育事业经过一个世纪,尤其是1978年至今的30多年发展,无论发展的深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在发展规模和成果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首先,从规模上看,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3%,90年代迅速提高至15%,初步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4.2%,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过渡。 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设点速度过快,新专业点的师资和办学条件不足,教育环境、师资问题日益突出。师资跟不上,生师比提高过快,教师负担重,精力投入不足,无法保证声乐教学的质量。 其次,从高师声乐教育的层次结构来看,随着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视,90年代末,许多高师院校都有了声乐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如首都师大、东北师大、福建师大等;在结构上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 第三,高教改革方面,1997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组织实施“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通知》,指出:“教学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是改革重点。”“改革培养模式,调整课程结构,用现代文化、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充实和更新教育内容,逐步实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提高师范教育专业化水平,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和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师资。” 由此,许多高师音乐系科针对专业适应面窄、培养模式单一、教学观念陈旧、方法简单、教学手段落后、课程体系不能充分体现师范特色和缺乏灵活性与多样性、课程结构不尽合理等弊端,进行了探索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高师声乐教育的发展趋势 面对现阶段我国高师声乐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总结我国高等声乐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主要是: 1.增加教育资源,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资源包括:师资、经费、仪器设备、校园校舍四方面。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师资约41万,2010年增长到130万,新增教师约100万,但大学生数量增长更快,生师比增加迅速,优秀教育资源奇缺。这批教师中,也包括新增声乐教师,他们的特点是学历高、新知识多、理论较强;但经验不足,专业面窄,实践弱。 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是从数量的增长改变为质量的提高,就高师声乐教育而言,必将围绕质量提高来推进高等声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是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建设具有综合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且专业精深、具备良好知识结构体系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是保证未来高师声乐教育发展质量的首要任务。 2.精英与大众目标兼顾,向大众教育快速发展 21世纪,高等教育将进一步向大众化甚至普及化方向发展。根据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的观点: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在15%-50%之内为大众教育,大于50%以上为普及教育。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4.2%,处于大众化教育水平。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到2020年,毛入学率将提高到40%。按照目前发展的规模和形式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快速发展的大众化教育阶段,并有向普及化发展的趋势。 传统观念中,大学是精英教育,强调学术水平的提高,而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仅需要学术型人才,更需要大量应用型人才。就高师声乐教育而言,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侧重,专业音乐院校和重点大学,主要培养精英、创新人才,其他普通地方本科高校,则培养应用型、职业型的专门人才;这样兼顾精英目标与大众目标,既培养出类拔萃的精英,又培养能服务社会实践的应用型人才。 3.高等教育的个性化趋势 高等教育的个性化,是在进入大众化教育时期,社会及受教育者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即以个体的最大受益为目标,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 根据目前音教类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去向可以看出,学生的去向不再是单一的学校音乐教师,学生去向和就业方式趋于多样化,这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自然调节的结果。在认识把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需求的基础上,面对社会人才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未来高师声乐教育在指导思想上将不断深化对高等教育个性化的认识,强调基础厚、宽口径、广适应、复合型的“通才”教育,尤其注重学生实际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基础拓宽”与“艺术交叉”;基础拓宽即通才教育,使学生掌握宽泛广博的基础音乐知识;所谓艺术交叉,即不同艺术门类的相互参照与融合,使学生具有广泛科学的知识结构。 四、结语 就未来高师声乐教育而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促进高等声乐教育全面健康的发展,使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做到三个结合:科学和艺术的结合、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的结合、传承和创新的结合;未来的师范教育必然是开放的,未来的高师声乐教育更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具有开放眼光和胸怀的师范教育。因此,我们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各级领导、广大师生都能够转换观念,剔除浮躁盲目、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树立我国高师声乐教育的新理念,逐步完善声乐教育人才、科研人才、应用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共同推动高师声乐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流行音乐中的民族音乐论文 1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器乐元素 中国的民族器乐艺术,发展可谓非常久远,从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到古典的《春江花月夜》,在发展到现在的《瑶族舞曲》,都有着具有十分独特的魅力,以及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所以现阶段我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很多都是以此为灵感进行创作的,如“花儿乐队”的《化蝶飞》与卓依婷《化蝶》之中,都采用了传统民族器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器乐曲调。对于器乐的运用,既有简单地使用其曲调加以填词进行演唱,也有对于传统民族器乐进行的现代化演绎,很多现代化演绎,往往区别与传统器乐,使用现代乐器进行演奏,这些演奏都收获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日本走红的“女子十二乐坊”更加是直接对于我国民族器乐进行流行化的演奏,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 2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戏剧曲艺元素 中国的戏剧曲艺早在元代就开始发展壮大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既饱含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也包含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与底蕴,将这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戏剧与曲艺吸收到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之中,为我国流行音乐增加了新的魅力。京剧在我国一直被称为国粹,尤其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都是中国普通民众耳熟能详的艺术作品。花儿乐队在《穷开心》之中就吸收了《红灯记》的部分元素,其中甚至有原话、原曲的引用“一颗红亮的心”一句。又如蔡国庆所演唱的《大碗茶》其中就是包含了京腔京味。所以,流行音乐对于我国传统以及现代戏剧、曲艺的创作手法,以及创作风格的借鉴,使得流行音乐在经典之中创造出了极其鲜活的新的生命力(。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和信乐团的《北京一夜》是典型) 3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乐器元素 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有哀伤的二胡,有婉转的葫芦丝,有悠扬的古筝,有韵味久远的古琴,有易动易静的琵琶等,可见中国的民族乐器种类繁多,且历史悠远,而运用民族这些民族乐器到中国流行音乐之中,相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流行音乐的必然选择。例如,曾在我国流行音乐榜首的唐朝乐队,其乐队键盘手的网友,虽然其是中国摇滚的先驱,但是他始终在作品之中强调对于民族乐器的运用。例如《,往生》这一作品,以柳琴、笙箫、古筝等乐器进行创造,民族乐器与摇滚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显得整首音乐具有传统风味,与流行特征,表现出了极强的感染力。同时,曾格格等人利用传统乐器对于流行歌曲的演奏,将民族乐器与流行元素结合得恰到好处,形成了时尚唯美的新流行乐。 4中国流行音乐文本内容中的民族元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中国流行音乐都是民族,在乐曲之中表现的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生活的感悟,对于爱情的憧憬,对于审美情趣的要求等等,是对于中国从古典到现代生活的基本演绎,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表现。例如,星光大道走出来的歌手米粒,在演唱《枉凝眉》的时候,就是借用的元曲的形式,对于文本的来源则是我国传统的四大名著《红楼梦》。再如,宝岛台湾的著名歌手邓丽君其很多歌曲,无论是名字还是歌词都来源于我国传统的宋词之中,比较著名的是其《但愿人长久》,与《独上西楼》,这些对于古典诗词的再谱曲与演唱,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流行音乐。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化形式,也广受世界各个民族所喜爱。这些也正是“女子十二乐坊”等中国传统演奏组合走红的很大原因。 5结语 中国流行音乐其中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元素有了很多集中的体现,其中既有民族声乐元素、民族器乐元素、戏剧曲艺元素、民族乐器元素,也有中国流行音乐文本内容中的民族元素,这些元素与中国流行音乐相结合,并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共同构建了我们现阶段的中国流行音乐。希望中国流行音乐在我国的民族音乐之中吸收越来越多的灵感,进行创作与演绎,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流行音乐。也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在流行音乐的演绎之下,永葆生机。 作者:宗莉加单位:四川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谈流行音乐走进初中音乐课堂的教学探析 摘 要:流行音乐是当今初中生生活中的主流音乐,初中生的学习节奏非常快,在一天的紧张学习之后,音乐可以很好地使学生心情得到放松。在音乐教学中,引进优秀的流行音乐,既丰富了音乐课堂的内容,同时也满足了学生对音乐的不同需求。 关键词:流行音乐;初中;音乐课堂 初中音乐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和美育的重要途径,如何上好音乐课,使其充满时尚的活力,吸引学生,从而更好地完成音乐教育的目的,这将是需要我们十分重视的一个话题。初中生的学习节奏非常快,在一天的紧张学习之后,音乐可以很好地使心情得到放松。但是,我们的音乐课堂长期以来比较沉闷,缺乏生气,难以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智慧活动的积极性。在我们的音乐教学中,引进优秀的流行音乐,既丰富了音乐课堂的内容,同时也满足了学生对音乐的不同需求。因此,我产生了流行音乐走进初中音乐课堂教学探析的想法,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一、流行音乐的含义 所谓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大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传一时甚至流传后世的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根植于大众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 二、流行音乐的审美价值 音乐教育对学生的作用是作为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学生偏爱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在校园里流行。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初中生音乐欣赏趣味、知识、能力等的获得和培养主要有两种途径,即主要从属于校园文化圈的课堂(学校)音乐教育和主要从属于社会文化圈的课外音乐熏陶。课内与课外这两种音乐“学习”方式显然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课内的音乐教学是在相应的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课外的音乐已经远远超出了课堂音乐教育对中学生的影响。选择优秀的流行音乐进入课堂,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和欣赏流行音乐,同样可对学生起到审美教育和思想教育的作用。比如,流行歌手郭峰创作的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献给“国际和平年”的组歌,这部作品的音乐旋律优美而又简单易唱,歌词关爱深广而又朴素自然,一经问世,即流行全国,至今传唱不衰,已经成为当代合唱歌曲的经典。在正规的教学课上适当引入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有着积极的意义,不仅仅会活跃课堂气氛,更重要的是将对学习的课外欣赏做出有效的指导,在寓教于乐中使学生获得有关音乐的知识,达到大纲规定的“学习”目的。 三、引导流行音乐进入音乐课堂的有效策略 1.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中学生的判断能力还不是很成熟。在接触流行音乐时,往往只凭直觉来欣赏,其中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个人感情色彩。为了更好地让流行音乐来丰富我们的音乐教学,而不使学生走入误区,我们教师在初中学音乐教学中要正确指导学生,培养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综合分析能力,让学生在对流行音乐的认识上,有一个更全面和正确的了解。培养学生辨别“优”“劣”音乐的能力,可以使他们认识到不能盲目地追逐流行音乐,更懂得欣赏和鉴别。这样才能使流行音乐不仅在形式上丰富了音乐课堂,也使其在教学内容中得到了更好的补充和完善。 2.对比学习,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对古代音乐、民间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对比学习,使学生更加了解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背景和来历,让学生深知人类音乐文化积累的丰富与强大,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正确对待和接受自己沉迷已久的流行音乐,提升自己的音乐欣赏能力。这样不但顺利有效地完成了音乐的教学目标,而且能有效地减轻学生对流行音乐的盲目追随和崇拜。 3.利用创编、大胆创新,提高课堂活力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可以将传统的歌曲创编手法和现代的流行歌曲创编手法结合起来。教学中适当对歌曲进行创编,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力,也能全方面培养和激发学生的音乐思维。不仅仅是普通学校的音乐课程需要运用到歌曲创编,连现在各大音乐比赛都运用到歌曲创编,老歌新唱给听众带来了更多新奇的享受和大胆的创造力。可见,在音乐教学程中,如果教师只是将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那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应该结合当时课堂的进程,将一些现代流行音乐歌曲创作灵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与课本教材结合起来,成为互助、互补、创新的活力课堂。 4.建立课堂流行乐库 面对课本上的经典音乐和严肃音乐,大多数中学生由于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和欣赏能力,往往望而却步,敬而远之,因此,教师有选择地将流行音乐引入课堂,不仅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还丰富了教学的内容,巩固了音乐文化知识,促进了学生对音乐的学习,无形中拉近了师生的距离,它将对调动广大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教师结合教材和学生情况选择性地吸纳一定数量的流行音乐(包括歌曲和器乐),一些学生喜欢的“校园歌曲”,定期进行曲目的新老更替,并建立校园流行音乐乐库。 总之,教学实践中告诉我们流行音乐进入中学课堂是切实可行的。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音乐课堂效能和教学效果,也能让学生喜欢音乐课,提高对学习音乐的信心和对音乐的审美能力,享受到音乐艺术所给予的无限乐趣。改变了以往音乐枯燥乏味的局面,使得学生在“流行”之中习得大量的音乐知识,在寓教于乐中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谈二胡演奏与流行音乐 千百年来,二胡作为一种传统乐器,在人们心中演奏的大多是一些传统曲目,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二泉映月》、《江河水》等。但是在近些年来,由一些演奏家的推崇,用二胡来演奏流行音乐也成为一种趋势。流行音乐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产物,内容简单通俗,节奏轻松活泼,贴近生活而又富有时代气息。二胡与流行音乐相结合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流行曲目都能用二胡来演奏。 一、二胡的产生与发展 二胡始于唐,在民族音乐史中,它的时间并不长,它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奚琴,当时将西方、北方各民族称为胡人,胡琴为西方、北方民族传入乐器的通称。至元朝之后,明清时期,胡琴成为擦弦乐器的通称。到了宋代,又将胡琴取名为“嵇琴”。宋代末学者陈元亮在《事林广记》中这样记载: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宋代大学者沈括在《补笔谈・乐律》中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说明在北宋时代二胡已有很高的演奏水平。徐衍为皇帝大臣们演奏”嵇琴”时,断了一根弦,仍然能用另一根弦奏完曲。后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记载:“马尾胡琴随汉东,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出。”《元史・礼乐志》所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顾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进一步阐述了胡琴的制作原理。到了明清时代胡琴已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民间戏曲伴奏和乐器合奏的主要演奏乐器。到了近代,胡琴才更名为二胡。 自从有了刘天华创作和传谱的十几首乐曲之后,二胡才算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二胡作品,演奏者可以选择演奏古典型、现代型、传统型、技巧型等各种形式的作品。 二、流行音乐的现状和发展 流行音乐,从英译而来的,也叫POP,又叫通俗音乐,是指那些内容通俗,结构短小,形式活泼,情感真挚,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并广泛传唱与欣赏,流行一时或流传后世的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外国流行音乐又细分为好多种,在这里我只谈中国的流行音乐。 从20世80年代,中国当代的流行音乐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稚嫩了,从最初的引入模仿到现在的自创、再造,它在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新兴的一大批流行乐手的出现,更好地加速了流行音乐的发展。 三、二者之间的有机融合 以前人们都认为,二胡是传统乐曲,只能演奏传统曲目,但是经过一些音乐人的大胆尝试,将二胡运用到了流行音乐作品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刘德华的《来生缘》,由二胡贯穿于整个乐曲的始终,声声二胡道出了心中的凄凉。在他的演唱会中,专门在中间安排了乐手拉二胡。把二胡运用到流行音乐中最多的不得不说到周杰伦与王力宏。这两位都是乐坛的小天王,在流行音乐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杰伦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运用了大量的民族音乐元素,其中包括二胡、琵琶、古筝等,他创作的《东风破》就是根据琵琶曲《东风破》改编而成,这首作品模仿古调曲风,把民族乐器二胡等加以融入,让人产生一种无限的遐想。全曲采用古词新调的形式,其中二胡被大量运用,效果非常好。 “挥毫泼墨爽精神,花田之下遇美人”,昆曲《花田错》使长期受西方音乐教育的王力宏被中国诗词深深地折服。他将这首昆曲改编成了一首凄美的情歌《花田错》,为了使这首乐曲能够产生出更好的效果,他特意地学习了二胡。在他的演唱会中,他一转身化为拉二胡的,上演了跨越时空的爱情。不单单使用二胡,他还使用了很多别的民族乐器,大量民族乐器的使用,在音乐创作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让人耳目一新,过耳难忘。在2010年新上映的由王力宏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中,他与陈汉典合作的一曲《赛马》,让大家看后忍俊不禁,印象深刻。他让吉他手来演奏中阮,他自己则将二胡用嘻哈风来演奏了一遍《赛马》,耳目一新的感觉让大家眼前一亮。 还有一个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就是一个组合,其成立于21世纪初,由12个亮丽的年轻女子组成乐团,它就是女子十二乐坊。这是一个将中国传统的乐器组合与现代流行音乐表演形式有机结合的流行艺术团体。它以优美的音乐旋律和激情的现场表演,拓展了中国民族器乐的欣赏群体,在国内外弘扬了中国的民族音乐。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员分别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等著名院校。12个人中有5人是演奏二胡的,大多作为这个组合的主旋律使用,她们演奏的乐曲大多是改编于流行音乐。如《笑傲江湖》、《茉莉花》等,也有自创的适合于民族组合的曲目,如《奇迹》等。她们发行了大量的CD,远销到日本、新加坡等地,在国内及国外举办了多场音乐会。从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民族音乐的发展,使许多不懂中国音乐的人通过流行音乐来了解了二胡与其他的民族乐器。 作者单位:任伟家 佳木斯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讲师 杨少昆 佳木斯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对流行音乐进课堂的几点思考 摘 要: 约80%以上的学生都喜欢流行音乐,却不太喜欢我们的音乐课,其实流行音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同样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积极向上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与其一味否定,不如因势利导,只要处理好流行音乐与音乐教学的关系,就可以让流行音乐有效地为音乐课堂服务。 关键词: 流行音乐 引发兴趣 对比 共鸣 有效提高 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调查发现,约80%以上的学生都喜欢流行音乐,却不太喜欢音乐课,但即使是五音不全的学生也会努力哼唱流行歌曲,这种令人深感无奈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调整后的新课程教材内容丰富,无可挑剔。为什么还是无法抵制流行音乐呢?作为初中音乐教师,还可以在音乐教学中对流行音乐进行巧妙嫁接,为我所用,即利用流行音乐来辅助音乐教学,从而使音乐教学更有成效。经多年探索,我认为利用流行音乐,辅助音乐教学,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学生愿意和老师一起去共同探索音乐艺术的领域,不断提高自己对学习音乐的兴趣和对音乐的审美鉴赏能力,享受到音乐艺术所给予的无限乐趣。 一、以熟带新,引发兴趣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学习材料发生兴趣。”正因为流行歌曲无时无处不在,才“刺激”学生感官,并且对其产生了兴趣。所以,教师不如因势利导,让学生在兴趣中接触音乐、认识音乐,让学生在学习中鉴别流行歌曲的良莠,让流行歌曲有目的、有效地为音乐教育服务。 1.以流行音乐为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 在欣赏课中,可用学生熟悉的相关内容的流行歌曲,引入课题,再进一步欣赏。如在欣赏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第一乐章的教学时,我选择了一首台湾的S.H.E组合歌曲《不想长大》作为本节课的导入。S.H.E组合以其清纯活泼的形象、甜美圆润的歌喉深受青年人的喜爱,歌曲的第二部分旋律完全采用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部的主题,给人以清新热情之感。同学们当然很喜欢这首歌,都情不自禁地跟唱了起来,这无疑对本节课的教学活动是十分有益的。就在此时,我再引出教学内容,学生惊讶地发现两首曲子竟如出一辙,骤然间对古典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拉近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距离,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在接下来的音乐欣赏教学中,同学们都表现得非常认真,都被这位“神童”那纯洁、明静的音乐所吸引、所陶醉。 2.在课堂教学中,利用流行歌曲将枯燥化为趣味。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利用同学们熟知的流行歌曲,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新知的信心,同时也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 如,识谱视唱教学是困扰许多音乐教师的环节,针对学生对枯燥的音乐知识无兴趣,甚至产生“厌学”的现象,开学后,我搜集了许多学生熟知的流行音乐作品的词曲,并分类整理好。在教学中,让学生先用“啦”来模唱已熟知的乐谱片段,当老师讲解了乐谱中知识点后,学生再次在老师的带领下视唱教材中的乐谱,学生很快就能准确唱出了。因此他们信心百倍,畏难情绪迎刃而解了。 二、以情促情,寻找共鸣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中学音乐教育只有加强学生情感体验,产生情感共振,用“情”字架起心灵与音乐间理解与沟通的桥梁,从而较好地实施音乐教育的总目标――审美教育。 我巧用学生感兴趣的流行歌曲或已感知其美感的流行歌曲进行渗透,使其与课本歌曲和欣赏曲产生“美感共鸣”,从而获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率。在教授歌曲《月光》时,为了帮助学生用轻柔、连贯的声音表现月夜幽静、夜色迷茫、景物朦胧的画面,我让学生欣赏了一系列有关夜晚的流行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弯弯的月亮》等,通过生动直观、形象鲜明的视听效果,学生自然而然地体会并总结出夜晚歌曲的旋律特点,很快感悟出歌曲所蕴含的情感。 再如上《母亲的恩情》一课前,我安排学生自己分组,课外先寻找关于亲情的流行音乐作品,结果有一组学生极力提议学习韩红作品《天亮了》,我问学生为什么?他首先讲了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还讲了发生的那段悲惨故事,用那位同学的原话来说就是“它更能引起我心灵的触动”,我便不失时机地播放了一段FLASH版的《天亮了》,大家在视听刺激下入神了,还有好几个学生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欣赏过后,许多学生还纷纷举手发言谈自己的感受,当时我就想,学生对作品表达情感的认识已上升到理性,我的目的达到了。 三、对比中审美,提高认识 在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时,为帮助学生体会进行曲风格的歌曲特点,我给学生放了《咱当兵的人》、《运动员进行曲》等歌曲,学生在步伐节奏乐曲中感受了歌曲的行进风格;在欣赏《茉莉花》时,选择流行歌曲周艳泓的《又见茉莉花》、新民歌《亲亲茉莉花》作对比,两者都在《茉莉花》曲调基础上,使该曲在具有清新、淡雅风格的同时,又增添了古色古香的特色,值得推荐给学生。 教学《民歌――流行音乐的根》时,我给学生欣赏具有藏族民歌特点的歌曲韩红的《家乡》、具有蒙古族民歌特点的歌曲腾格尔的《天堂》,欣赏“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由摇滚节奏改编的“森吉德玛”,欣赏成方圆演唱的爵士风格的江苏“茉莉花”、斯琴格日勒的吉他自弹自唱、藏天朔电声乐队伴奏的“青春舞曲”,欣赏《马大姐》中带有北京琴书味道的主题曲,学生们感受了这些不同演唱形式的歌曲后,讨论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多数同学总结,民歌是通俗、流行歌曲的“根”,民歌的节奏、速度、伴奏形式、演唱方法改变后,看似是现代通俗歌曲,实际仍未脱离原始民歌的风格,有些民歌与外来音乐融合后,好似变味了,仔细品味还是中国民歌,只是感受不同罢了。但是无论千变万化,它是哪个地区的民歌仍能听出来。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体会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真理,并和我一起总结出:1.具有本土地方性的民歌,随着时代的发展仍前景无限,并且更加具有生命力;2.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最后我和同学们一起高唱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这节课学生联系实际,分析比较,真正地参与到学习、理解音乐的课题中,并且主动思考、探究出一些过去疑惑的问题,对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利用流行音乐,促进师生情感沟通 新课程要求教师提高素质、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必然也要求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对待师生关系上,交往与合作是师生关系的实质,而师生的交往与合作又必须建立在师生情感沟通的基础之上,没有情感融合就不可能有真诚的交往与合作。因此,新型的良好师生情感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教学中我常常用钢琴来演奏一些最流行的音乐,老师这“投其所好”的一招往往很灵,使学生不由觉得老师和他们原来也有着共同语言,在他们眼里老师也有很“可爱”的一面,增加了几分爱戴和信赖,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看到学生高兴的样子,我就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流行音乐的动态,和他们共同探讨一些有关流行音乐的话题,我想这样做会更让学生感受到你是一个真实而非常诚恳的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课堂,师生间自然多了几分信赖,多了几分真诚,为学生更好地学习音乐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为我所用,而不累我 当然,流行音乐可能是把双刃剑,在教学中教师应把握好尺度,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做到恰如其分,见好就收,真正有效地做到为我所用,而不累我。所以在利用流行音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切不可冲淡以审美为优秀的课堂教学主题。 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经过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流传,其艺术性得到了历史的升华和民间的广泛认同。所以,由流行歌曲来唱音乐课堂教学的主角是不应该的,也是不长久的。因为它独占了课堂之后,不利于学生全方位地获得音乐知识和吸收音乐艺术营养,不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不利于音乐的普及和继续发展。在我们的实际课堂教学中,要尽力把握好“流行音乐”利用的尺度,既不能因噎废食而放弃流行音乐的介绍,使课堂音乐教学陷入枯燥乏味的泥潭,更不能放任自流让流行音乐唱课堂的主角,使得学生的音乐素养停留在流行音乐界定的低水平层次上,偏离音乐教学普及和提高学生音乐素质的基本要求。因此,利用流行音乐目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加以利用,而最终还是要把学生引向更高的精神领地和更辽阔的审美蓝天。 2.注重“兴趣”与“双基”相结合。 现在的学生对课外流行音乐兴趣浓厚,而学生音乐兴趣的提高与否直接决定着学生是否渴盼上音乐课。如果激发了学生兴趣,就不必担心上述情况的出现了。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兴趣就会“乐学”,教师就会“乐教”,这是符合新课标“以兴趣爱好为动力”理念的。当然,教师也不可以随便以“兴趣”作为借口,毫无科学性地让流行音乐占据课堂,甚至于只引进流行歌曲这么局限的领域,学生只会唱流行歌而不会看乐谱,不懂如何鉴赏流行音乐作品,这便无形中忽略了音乐教学中的“双基”教学。《课标》虽说要淡化双基教学,但并不是要放弃它,必须是两者兼而顾之,既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又让学生的“双基”得到提高,互相结合,才能达到科学、有效地引流行音乐进课堂的良好效果。可见,引流行音乐进课堂的科学性很重要。 3.注重“尊重教材”与“课外音乐学习”相结合。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认识对象。尊重教材是每位音乐教师应持的态度,但教材又不等同于教学内容,它要求音乐教师在尊重教材的同时,还要创新教材,让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作品引入教学材料中,使教学材料变得生动形象,贴近学生实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参与学习,既拓宽了学生视野,进行了课外音乐学习,又解决了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看来,教材是“死”的,学生是“活”的。我们作为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也应是灵活的,“用教材而非教教材”,不要把“依纲靠本”的大帽子束缚了我们探索课外音乐教学的“手脚”。 总之,流行音乐也能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而且这本教科书更能激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所以,我们要因势利导,处理好流行音乐与音乐教学的关系,通过巧妙嫁接,让流行音乐真正为我所用。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在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中如何引入流行音乐 摘 要: 流行音乐作品中有积极乐观向上的也有消极低级媚俗的。作为大众文化的流行音乐,已日渐成为大学生的娱乐活动消费需求,面对纷繁复杂的流行音乐,如何选择健康的且艺术格调高的作品,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是高校音乐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关键词: 普通高校 音乐教育 流行音乐 在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中,音乐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大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个人的道德、情感、伦理、修养等方面的提高和完善。在音乐教育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音乐?贝多芬曾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回顾世界音乐殿堂,无论是传统音乐民间音乐、艺术歌曲、交响曲和歌舞音乐,还是中国的“西北腔”、“南国风”及“中原韵”等,均堪称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但我认为在各种音乐门类中最能体现“爆发出火花”的可谓是当代的流行音乐。 一、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现状及分析 现阶段,大部分普通高校在开设音乐艺术方面的选修课基本上都有《古典音乐欣赏》、《欧洲音乐史》、《交响乐欣赏》之类的古典音乐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音乐课程的门槛很高,学生的艺术品位较低;重知识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照本宣科灌输,轻教法的创新和面对现实的艺术成果。究其原因,课程内容有一定的深度,不完全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可以说“阳春白雪和者寡之”。事实上高校学生是喜爱音乐的,对校园音乐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是,普遍存在着音乐知识贫乏、音乐基本素养较差的现象。不少学生把流行音乐视为不需要多加思考的“快餐文化”,或者看作单纯的娱乐手段。校园中大约有80%的人喜欢流行音乐,能说出很多港台歌星的名字和歌曲名称,却完全不知道流行音乐的起源及其类别。另外,还有些学生缺乏自我调控性和判断能力,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熟,过多接受社会不良音乐风气影响,过分追崇欧美歌星,盲目“跟风”,诱发不健康的迷恋情结,导致身心萎靡不振、学业荒废。如果在高校音乐教育中适当引入艺术品位比较高的流行音乐,不仅能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而且能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能力,分辨出真、善、美与假、丑、恶,进一步发挥流行音乐的导向作用,并将其作为跨入欣赏古典音乐的大门。因此,引导学生如何看待流行音乐,是高校音乐教师和音乐教育工作者值得深思和不断探索实践的问题,也是一项繁琐而又艰辛的系统工程。 二、引导学生学会鉴赏和聆听优秀的流行音乐 现代通俗歌曲是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演唱方法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的自然真切特点并列于“美声”、“民族”唱法。流行音乐是融合了多种元素的音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及独特的听觉效果。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发展,流行音乐不但改变了人们的娱乐观念,而且影响着大众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由于我国流行音乐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初传入时曾经历种种的压力与磨难。但在今天看来,流行音乐可以说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认识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如“凤凰传奇”组合演唱的《自由飞翔》是我国手机彩铃选用人数最多的歌曲,演唱者玲花、曾毅被誉为“通俗歌曲演唱最佳搭档”。他们演唱的作品感染力非常强,深受全国亿万观众的喜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流行音乐的存在。又如李宇春是“超女”,但在声乐教育家金铁霖老师的眼里,她还没有“上路”。一边是艺术新秀,一边是没有“上路”,谁是谁非?难道是“粉丝”们错了吗?这不能不怀疑我们传统文化的评价机制。再如2009年的“快女”曾轶可的“绵羊音”的唱法,也有贬褒不一的说法,但她却拥有着千万歌迷。我们对新涌现出的歌手们的演唱应当作出正确的评价。回顾30年以来,我国歌坛上涌现了很多流行歌曲,如《一无所有》、《亚洲雄风》、《绿叶对根的情意》、《一个真实的故事》、《日出东方》、《飞得更高》、《我和你》、《荷塘月色》、《平安中国》、《暗香》、《爱是天意》等都是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和较强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其社会功能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 三、实施流行音乐鉴赏与教学目标的基本途径 突出艺术学科特点,寓思想品德教育、人格塑造及审美情趣于音乐教育之中,培养学生学会感受、体验、鉴赏音乐美的能力,树立科学的审美人生教育观,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从而构建优化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新的教学模式。 1.大胆挖掘与改革教材,注重激发学生的审美直觉。 传统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角色的主次已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审美能力。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尽量尊重学生的兴趣与爱好,歌曲曲目不仅要新颖,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内涵和意义,歌曲的题材既健康又积极向上,歌词的内容要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在创作上有新颖独特的结构,在演唱上讲究精湛的技巧性和个性魅力相结合。 2.在流行音乐教学中,注重引入“民族风”。 民族音乐是国家的象征,是连结各民族之间友谊的桥梁,更是增进了解的共同语言。任何国家的优秀音乐作品都离不开它的民族性。因此,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十分重要,它可以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拓展艺术视野以增强民族自豪感。比如,布仁巴雅尔的《天边》,不但把蒙古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也充满了全新的时代感,演唱深情感人,富有奇妙魅力。又如韩红的《天路》、《归来》,是在藏族长调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独特处理,质朴而又优雅大气,让人仿佛进入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再如米线演唱的《天上的西藏》,简直就是天籁之声穿越云霄,既轻盈又通透,不但表现出青藏自然的秀丽、广袤,而且体现出西藏人民善良淳朴的性格。通过这些作品的聆听、学习演唱,不仅大学生与作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加深对生活的热爱,而且给大学生搭建了一个增强民族情感的很好的平台。 3.古典与流行,中西合璧,引入“中国风”。 流行音乐虽然是古典音乐的延伸,但经过演变,如今已经没有明确的边界……很多同学认为传统文化的内容太死板,苦涩难懂,离现实生活太远,相比之下,流行文化与大众化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内容,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中国风”这个词其实并不新鲜,最具代表的歌手应当是周杰伦,他开创华语流行音乐“中国风”的先声,所创作的优秀歌曲种类非常多,如《青花瓷》、《东风破》融入了中国古典元素的创作理念。《夜宴》中的《越人歌》,谭盾运用古琴的单音伴奏手法,使乐曲显得清灵婉美,忧伤飘缈。片尾曲《我用所有报答爱》,把中华民族音乐的神秘感与西方弦乐的典雅完美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风格的统一。这些作品远远超出普通流行歌曲的欣赏价值,也能充分体现出古典与流行、文学与音乐相得益彰。 4.培养学生识别不同乐器的功能、音色与表现力。 结合课程,培养学生学会对不同乐器的音色、性能逐一加以辨别与了解,如长笛、长号、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还要培养学生识别圆舞曲、探戈、摇滚、迪斯科等各种舞蹈节奏。器乐是音乐中重要的一部分,当今的流行音乐在器乐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陈美将古典乐器小提琴改装成了电声乐器,从此,古曲乐器重新改变了面貌,以动感的姿态展示于舞台。又如女子十二乐坊,以自如、随意的表演风格展现在世人眼前。喜多郎、雅尼、班得瑞等人以器乐为主的音乐,让学生感受到优美的器乐曲目在民族和世界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中所产生的不同美,体现了新的音乐文化。感受与鉴赏是音乐欣赏的重要过程,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质,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音乐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流行音乐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时代性。事实上,当代歌唱艺术正在多种传统风格和文化氛围中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艾涅斯库说:“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确切地反映个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青年对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接受心态,已开始爆发出自己旺盛的创作活力,年轻人同样具有需要通过流行音乐抒发情感、表达语言的愿望,流行音乐、通俗歌曲这种形式所提供的内心交流在我国形成的效应也正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语言。让使观众激动得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泣不成声的流行音乐,更多地、合理地、真切地走进我们的大学课堂。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关于在高职院校开设流行音乐相关课程的构想 摘 要:流行音乐目前已成为一项环环相扣的文化产业,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音响技术的发展,大学生接触流行音乐的机会越来越多,喜爱程度越来越深。相对而言,高职院校的教育体系对流行音乐的关注略显不够。本文以湖北省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的流行音乐相关课程设置为例,分析了音乐课程现状,并对流行音乐相关课程作出了初步的设想。 关键词: 流行音乐 高职院校 流行音乐相关课程 构想 一、问题的提出 流行音乐(pop),或称通俗音乐。初期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会。1858年本尼迪克特创立了“伦敦流行音乐会”,它一直延续到1898年。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pop”一词特指非古典音乐,通常称如甲壳虫、滚石、阿巴等音乐的表演者们所演唱的歌曲。因此有“流行乐组”(流行音乐表演者通常是演唱者、吉他手、鼓手,有时加入复杂的电声效果)、“流行音乐节”之称。[1]本文所探讨的“流行音乐”概念主要是流行歌曲,不包含乐队相关内容。 流行音乐从诞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是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而且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流行歌曲大众化、全民化的特点,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把流行音乐引入课堂,这是高职院校音乐课程设置中的挑战,也是音乐教师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 二、高职院校现有音乐课程的设置――以湖北省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湖北省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目前开设音乐课程的专业仅有学前教育,另外,公共音乐研究室的老师承担了全院任选课中音乐部分的课程。 表1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①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学前教育专业共开设7门音乐课程,不论是必修课,还是限选课,都没有跳出传统音乐课程的圈子。 表2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任选课音乐类课程(2010―2011年度第2学期) 根据表格信息,我们了解到:2010―2011年度第二学期共开设音乐类任选课7门,其中传统课程3门,《演唱表演》、《钢琴》、《舞蹈表演》;音乐基础课程1门,《音乐基础训练》;拓展类课程3门,民族乐器演奏(葫芦丝、二胡)和《流行音乐文化与歌曲演唱》。流行音乐相关课程是我最早开设的,已讲授3个学期,学生反映良好。 通过上述两个表格的统计,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并未开设流行音乐相关课程,全院任选课仅开设《流行音乐文化与歌曲演唱》一门相关课程,说明流行音乐在该校的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除此之外,音乐素养类的课程,如《音乐欣赏》、《影视音乐》、《民族民间音乐》等课程也没有见到。 三、在高职院校开设流行音乐相关课程的构想 很多人认为,高职院校是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地方,只要学到技术就行,流行音乐相关课程没有开设的必要。但我不以为然。首先,流行音乐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能将它引入课堂,学生就会非常感兴趣;其次,就我的了解,相当一部分学生喜爱演唱流行歌曲,但总是在选曲、演唱技巧、舞台表演等方面陷入困惑,这时,如果有音乐教师适时指导,那不仅能及时解决学生的演唱技术问题,而且能提高学生的演唱与表演水平;最后,流行音乐相关课程的开设,能够提升大学生的音乐素养,丰富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由此看来,在高职院校开设这类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1.课程内容与形式的选择 流行音乐包含的内容很多,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比如说有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介绍,流行音乐经典曲目的赏析,流行歌曲的演唱与表演,流行音乐的创作,等等,分别以理论课、表演课和创作课的形式讲授。 我认为,这些内容可以组合成《流行音乐文化》、《流行歌曲演唱》和《流行音乐的创作》三门课程。其中,《流行音乐文化》主要讲授流行音乐历史及作家作品赏析,《流行歌曲演唱主要讲授流行歌曲的演唱技巧、舞台表演,《流行音乐的创作》则侧重于词曲创作。最后一门课程有一定难度,可根据学生自身水平和程度确定是否开设,以及讲授内容的深浅。 2.课程适用场合的确定 流行音乐相关课程适用于音乐专业的必修课、普通专业的选修课,以及学生社团活动。 3.课程设计的思路与构想 流行音乐相关课程选择中外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不同类型音乐的特点、代表曲目欣赏、经典曲目演唱和流行歌曲演唱技巧与表演训练这几个方面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介绍中外流行音乐的不同风格,聆听和感受经典流行歌曲,亲身体验流行歌曲的演唱技巧和韵味,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评价、判断能力,拓宽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从而提升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 (1)课程目标 《流行音乐文化》与《流行歌曲演唱》课程在全面提升高职学生素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个性的主要途径,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并能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了解流行音乐文化,演唱经典的流行歌曲,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流行音乐文化,亲身体验流行歌曲的演唱技巧,而且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有助于学生正确地处理流行音乐与自身生活、学习的关系。 知识目标:了解中外流行音乐发展的轨迹,了解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通过介绍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风格,把握其发展脉络,了解各自的音乐特点。 能力目标:引导学生聆听和感受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评价、判断能力;掌握基本的流行歌曲演唱技巧,提高学生的音乐表演能力。 素质目标:培养良好的音乐欣赏习惯和较强的艺术审美能力,对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能作出较为客观和富有见地的评价,激发学生对流行音乐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增强音乐与文化素养,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 (2)教材编写 编写出一套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流行音乐教材是十分必要的。教材建设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积极引进国外相关教材,通过编译、整理和补充使其本土化符合中国国情;二是组织各院校教师共同编写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教材。[2] (3)教学方法及手段 制作集图片、影像和课件于一体的教学内容,采用PowerPoint多媒体授课方式,其丰富、多样的信息承载形式、灵活方便的交互特点,应该会受到学生们的喜爱,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方法上力求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教学过程以讲授和演唱为主,辅以必要的课堂讨论,使学生充分融入整个教学过程。 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丰富的网络资源,将提升课程的品质和内涵。最好建立校园网网络资源,为加强学生的音乐知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供帮助和指导,其中应该包括音乐音响图谱资料、歌曲演唱技巧和表演训练、乐谱制作技巧、知识问答、论坛、网上参与等。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本课程学生自主学习和上网学习的需要,而且可以起到教育学生、激励学生、教书育人的作用。 四、结语 流行音乐目前已成为一项环环相扣的文化产业,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音响技术的发展,大学生接触流行音乐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喜爱程度也越来越深。[3]相对而言,高职院校的教育体系对流行音乐的关注略显不够。本文以湖北省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的流行音乐相关课程设置为例,分析了音乐课程的现状,并对流行音乐相关课程的开设作了初步的设想,以期得到同行们的共鸣,使更多的业内人士关注流行音乐相关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开设的构想,让无数个构想凝聚在一起,成为实实在在、具体的实施方案。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爵士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内容摘要:本文将从“爵士乐的含义,发展历史,类别,基本特征以及流行音乐的含义,发展历史,类别和基本特征等”多角度进行探讨,从而透视出爵士乐与流行音乐在本质上,社会地位上以及社会功能上的关系。这对理解爵士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历史以及提高演唱技巧与水平上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爵士乐 流行音乐 关系 影响 一.爵士乐 1.爵士乐的起源和发展 回首往昔,不觉间爵士乐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而爵士乐的来源也许要追溯到三百多年以前了。几个世纪以前,欧洲和美洲的白人奴隶贩子从非洲将许多的黑人奴隶运往美国,虽然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作为人,他们有借助音乐来抒发自己情感的能力,于是,终日的压抑,最终变成了一种反映内心世界的呐喊之音--爵士乐。在这种音乐形成之后,爵士乐被融入了在美国各地不同部落的黑人音乐文化当中,最终成为美洲黑人的“异地文化”,并在美国生根发芽,成为黑人文化的艺术结晶。 而爵士乐真正的形态形成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它最初是反映在美国新奥尔良地方歌舞厅的铜管乐队当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爵士乐最为辉煌的时代,而爵士乐的中心也从新奥尔良转移到了芝加哥、纽约和其它大型城市。到了20世纪50年代爵士乐又迎来繁荣时期,Bop(指人声无意义的哼唱)成为了爵士乐的主流。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爵士乐不再像之前那么辉煌,但几乎所有的爵士乐流派仍然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2.爵士乐的类别 经过上述所说,我们可以知道爵士乐拥有着长久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爵士乐几经发展后,也发展出了许多的风格唱法。像20世纪初的奥尔良爵士乐,30年代大乐队演奏的摇摆乐,40年代的Bop,40年代末的冷爵士,50年代的Hard Bop,60年代的自由爵士,70年代的摇滚爵士以及以后的拉丁爵士,融合爵士,爵士FUNK等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爵士乐辉煌的发展史。 3.爵士乐的特点 就音乐的本体而言,爵士乐是非常强调即兴演奏的流行音乐,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欧洲古典音乐,教会福音音乐,黑人劳动音乐,进行曲,拉格泰姆和布鲁斯音乐的影响。在自身的特点上爵士乐以布鲁斯的旋律及调式特征为基础,采用了拉格泰姆的切分节奏型来贯穿整个作品。它的自由性能够给乐手提供连续的创造力,许多爵士乐手可以随心所欲的从其它音乐形式当中借用一些形式与想法,直到演奏到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又能够将音乐带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方向为止。 而且,爵士乐还反映在它反叛于20世纪之前和与其同时的所有传统音乐,所以说爵士乐最大的特点还是将自己的艺术风格重点表现在对世俗领域的反映上面。 二.流行音乐 1.流行音乐的起源和发展 流行音乐的起源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是美洲大陆的移民,或者说是白人带来的音乐,这种音乐最早是诞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另一个是西非的黑人奴隶带来的非洲音乐了。真正给现代流行音乐带来本质力量的就是这种黑人音乐,在它的基础上派生出了现代流行音乐的体系和基本脉络。 在19世纪后期,黑人音乐吸收了白人音乐的因素后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后诞生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音乐体裁--布鲁斯。19世纪末在美国的新奥尔良爵士乐的横空出世为流行音乐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直到20世纪30年代,爵士乐一直处在辉煌阶段,到了20世纪30--50年代初,由于科技的发展,唱片业兴起,流行音乐得到了强大的传播载体,由此,流行音乐开始向各个方向拓展,种类也开始骤然繁多,出现了乡村音乐,抒情歌曲等体裁,而后,“猫王”融合了爵士,福音,布鲁斯,乡村民谣以及刚刚兴起的电子乐,最终形成了流行音乐范畴最终要的音乐体裁--摇滚乐。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灵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70年代,迪斯科以及摇滚乐的分支朋克音乐也在悄然中兴起。到了80年代,世界的流行音乐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直到今天,流行音乐依旧不断地在进步,不断地在创新,一个又一个的新兴曲风接连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2.流行音乐的类别 从之前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流行音乐在不断的进步创新后,涌现出了大量的音乐体裁。像最开始的布鲁斯音乐,到后来的爵士乐,到20世纪50年代唱片的兴起后所带起的摇滚乐,乡村民谣,抒情音乐等,再到后来的迪斯科,朋克音乐,到了现在的节奏布鲁斯,灵魂乐,FUNK,迷幻,嘻哈,无伴奏等等许许多多的流行音乐体裁被世人们所熟知。而且,无论是哪一种音乐体裁,都有被大量的人们所喜爱,这也使得流行音乐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流行音乐的特点 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它的特点非常鲜明,相对于传统的音乐形式,流行音乐更加的抒情,风趣,而且拥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它的写作手法也相对通俗,曲调顺口,易于传唱,而且它的歌词也多用生活语言,也为人们所接受和传唱,歌手多是自成一格的,发声的方法也各有千秋,不受声院学派的束缚,演唱时感情要重于技巧,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等等。 三.爵士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1.爵士乐与流行音乐在本质上的关系 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接触到流行音乐,但是,大部分人确对流行音乐持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只是知道,身边人所传唱广泛,并且能够朗朗上口,容易被人们多接受的歌曲就是流行音乐,而碰到爵士乐这种曲风有所差异,曲式结构有所变化,演唱方式有所不同的体裁时,也许有的人就会问到,这到底是什么音乐,在深一层去想就会问,这个音乐跟流行音乐是什么关系?其实,爵士乐是众多流行音乐当中出现最早,并且是影响最广的一个乐种。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看,爵士乐本身虽然并不是流行音乐,是单独的一种音乐体系,但是它所延伸出的许多乐种却是流行音乐当中的曲风,对流行音乐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2.爵士乐在艺术形态上和表演形式上对流行音乐的影响 因为爵士乐有100多年的历史,出现的时间较早。所以,爵士乐对于流行音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艺术形态和表演形式上。首先,从艺术形态上来说,爵士乐将世俗的音乐文化推入到一个空前发展的高度,对传统音乐的挑战表现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趋势,应该说,传统音乐并不是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的,而只是在大众欣赏群体的眼中仅仅是万花丛中的一点“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失去了往昔的优势,其发展和地位已眼见得步履维艰。究其根源不可否认,这一趋势的形成明显是受到20世纪流行音乐的“始祖”--爵士乐的直接冲击。使得世俗间所产生的流行音乐不再只局限在某一领域里,使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艺术的形态上得到了升华。而在表演形式上,爵士乐对于流行音乐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开始阶段的流行音乐只是在民间,百姓之间相互传唱,只是人们的日常消遣,没有伴奏,没有固定的表演形式,而在新奥尔良的歌舞厅的铜管乐队当中所表现出的爵士乐的兴起,进而改变了流行音乐的这一状况。使得流行音乐开始有了配乐,有了乐队的伴奏,有了舞台,有了演出模式,甚至于能够做出优美的曲调。这不得不说爵士乐对流行音乐在表演形式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3.爵士乐与流行音乐在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功能上的关系 从之前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爵士乐来源于美国的黑人奴隶,而流行音乐的源头也基本是如此。而且,就本质上来说,爵士乐就是流行音乐范畴当中的一种体裁。所以,爵士乐与流行音乐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是,细细想来又有稍许不同之处。爵士乐是20世纪一个独具特色的新音乐品种,它和流行音乐都对近现代音乐文化生活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当今欧美一些著名的音乐学院已经将这种新音乐纳入到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地位,分多地音乐研究机构以及基金会也将起作为专门性的课题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爵士乐在社会地位来说已经越来越正规化,严谨化了,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已经越来越高了。而流行音乐整体虽然也在慢慢发展,但我们可以了解到,依然无法达到那一步。但是,流行音乐整体的传播范围要不单一爵士乐的传播范围要广泛很多。 而从社会功能来说,无论是源于美国黑人奴隶的爵士乐还是源于南北战争和黑人奴隶的流行音乐,他们都可以说是人们生活的一个调节器,是人们的一种心灵的寄托,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一个媒介。而且,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这两个词汇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所领会。也就使它们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明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整体都在某一程度上会对人们产生一种教化功能。从而使得它们在社会功能层面上得到升华。 四.结论 清晰,正确的理解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的含义,可以让你从本质上认识到什么是爵士乐和流行音乐。了解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的起源,各阶段的发展可以让你更加深刻的了解到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还可以了解到爵士乐与流行音乐之间对彼此的影响。也可以会会在你的音乐素养,演唱技巧及水平提高等方面有所帮助。所以,正确理解爵士乐和流行音乐,了解它们在各方面的关系,清晰认识它们对彼此的影响,会对你的音乐理念,音乐素养及演唱技巧等提供很多的帮助。 [作者介绍:赵亮,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辽宁省艺术学校)副教授,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流行音乐家协会会员]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流行音乐背景下的中学音乐教学研究 摘要:伴随着流行音乐的出现以及普及,中学音乐教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何利用好流行音乐,使流行音乐促进中学音乐教学健康发展成为当前教育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从流行音乐对中学音乐造成的影响出发,提出流行音乐影响下的中学音乐教学应当遵循的几个原则,并且就将流行音乐应用到中学音乐教学提出相关策略,希望对改进中学音乐教学有所帮助,提高中学音乐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流行;音乐;中学;教学;影响;策略 中学生学习状态紧张、课业繁重,多听音乐可以起到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促进人格的发展的作用。但是近几年的调查研究显示,学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喜欢上中学音乐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学生不喜欢上音乐课为什么却喜欢听当下的流行音乐?这就告诉我们:流行音乐不等于音乐课,学生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不一定喜欢上音乐课,我们要反思中学音乐课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可以利用好流行音乐在学生中的影响,将流行音乐与现代中学音乐教学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学习中学音乐课的兴趣。本文就中学音乐教学与流行音乐的相关问题展开小小的讨论,仅代表笔者一家之言,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1.流行音乐对中学音乐造成的影响 要了解流行音乐对于中学音乐的影响,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不等于流行歌曲,关于流行音乐,最早发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爵士音乐,专指那些易于传唱、歌词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包含着真挚的感情,在普通大众中广为流传的曲目,可能会在一个时间段内比较流行,也可能会流传到后世。关于流行歌曲,它是流行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流行音乐一般通过流行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大多数人都将流行音乐等同于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以大众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从大众生活实践出发,因而能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其中包含的情感也极易引起中学生的共鸣。但是目前的生产者为了获取利益,将流行音乐作为产品进行包装,在流行音乐中出现了许多良莠不齐的作品,有些流行歌曲的内容庸俗至极,传播一些不良信息,对学生产生不好的印象。但是,如果能够将那些经典的传播积极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引入课堂,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音乐课的兴趣,使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历史这门课程,也可以使学生学到课本上所没有的知识。 2.流行音乐影响下的中学音乐教学应当遵循的几个原则 现在,流行音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浸透到中学生的生活当中去,如果想将流行音乐从学生的生活中剔除出去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合理的运用流行音乐,使流行音乐更好的为中学音乐教育服务,流行音乐在中学音乐教育的运用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2.1 适度性原则。将流行音乐引入课堂,不意味着对传统教学内容的抛弃,流行音乐的运用是为了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让流行音乐取代中学音乐教学内容,流行音乐的引用使中学音乐教学的一个辅助手段,要在完成中学音乐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带领学生进行流行音乐的学习。流行音乐入课堂,是对中学音乐学习内容的补充,在引入过程中要注意把握适度性原则,传统音乐始终是中学音乐课堂教学的主流。 2.2 指导性原则。学生在接触流行音乐的过程中,往往凭借自己的直觉来决定自己是否喜欢某首流行歌曲,主要是看歌曲是否容易传唱或是跟风,大众是否喜欢这首流行歌曲影响到学生的喜好,没有形成科学的欣赏观。中学音乐教学的教学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鉴赏识别音乐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甄别真善美的音乐与假恶丑的音乐,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中学音乐教学的过程中,要遵循指导性原则,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使学生自发的认识到流行音乐因为其创作主体的多样性所造成的音乐的多样性以及其所包含内容和情感的复杂性,通过这种认识培养起学生鉴别高雅与低俗的音乐的能力,在能够鉴别"美丑"音乐之后,要使学生能够抵制流行音乐中的不良影响,汲取流行音乐中的有用成分,进行音乐学习。第二,学生要能够对那些的经典的流行音乐作品进行一定的分析,包括作品的创作背景、风格流派、音乐技巧、表现方式等等。第三,将流行音乐与其他音乐派别进行一定的对比,使学生体会到不同的音乐派别所蕴含的不同的魅力,体会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鉴赏观,热爱传统音乐,并能够正视流行音乐,用科学合理的眼光看待流行音乐,提高鉴赏能力。 2.3 主体性原则。在音乐教学中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自身在音乐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学生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知识,增强其审美体验。在具体的音乐教学中,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选择学生熟悉并且喜欢的音乐知识来教学,创造性的利用教材知识。同时,将学生所熟悉的音乐引入课堂,能够拉近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将学生熟悉的电视剧插曲、综艺节目、广告中的乐曲等带进课堂,让学生一起探讨它们的特点,并且从歌曲中获得相应的感悟,能够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审美能力。通过这种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学的更加轻松、愉快。 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丰富自身的教学方式,给学生创造丰富的音乐课堂,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新课改以及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教师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互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3.流行音乐应用到中学音乐教学提出相关策略 3.1 课前播放。老师选择一些非常流行的、适合学生听的流行音乐在课间播放,学生在音乐声中踩着音乐的节奏、唱着流行歌曲走进教室。这样既可以调节学生的情绪, 放松学生的心情,同时也达到学习聆听的目的。学生有了好的情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课堂上的音乐学习作了情绪的铺垫,一音乐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让人愉悦心情,还能增强人们的审美体验,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新课改以及素质教育背景下,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丰富学生的课程,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增强学生的整体素质。堂课也就轻松多了。 3.2 在课堂上进行专门的流行音乐教学。学习音乐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教学环境的创设,通过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够更加轻松的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乐趣。在具体的音乐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给学生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中学音乐教学主要还是以鉴赏为主,可以拿出专门的课堂教学时间供学生进行流行音乐欣赏,但是要注意合理规划,可以让学生欣赏某一时期最流行的金曲;某一时期最火的歌手的作品;某一歌星或组合或某一乐队的作品;某一流派某一类风格的流行音乐;某一主题内容的音乐。通过系统的学习避免了学生在生活中选择流行音乐的随意性,使学生能够对流行音乐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学习,如独立探究、合作学习、发言交流等,共同了解流行音乐的音乐特点以及流行音乐背后所隐藏丰富的的时代内涵。 3.3 写音乐小评论。再进行课堂流行音乐鉴赏之后,学生一定会对流行音乐有一定的想法和感受,这时候可以让学生通过音乐小评论的形式发表自己对于流行音乐的相关看法,可以是听了某首流行歌曲的情感体验和变化,也可以说流行音乐特点和音乐技巧,在学生完成音乐小评论之后可以在课堂上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教师应当给予适当的指导,使学生对音乐鉴赏形成系统的认识,从而更进一步加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的能力。 4.结束语 流行音乐的普及对于中学音乐教学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进行中学音乐教学与流行音乐整合注意把握相关的原则,发挥流行音乐的积极影响,规避流行音乐中的不利因素,因势利导,促进流行音乐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良好应用,最终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增强音乐素养,提高自身的审美意识。在日常教学中,除了要给学生传授知识外,自身也要不断学习音乐知识,根据上课时学生的反应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改进教学方法,同时要不断总结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课下补充能量,抓住学校的培训机会,积极参加培训,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同时要不断向先进的有经验的教师学习,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论流行音乐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摘 要: 流行音乐是中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应该取其长处,并以此为切入点,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及对社会的释读,从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流行音乐 语文课堂教学 催化剂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提出:学生要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为我们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在要求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学生对多样文化有正确的认识。流行音乐作为多样文化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 流行音乐是指某一时期或是很长时期内被人们广泛传唱,甚至流传后世的音乐。它内容通俗,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热点,跟随时代潮流,形式自由活泼,情感真挚。尤其是青少年,“某某歌星的粉丝”往往会成为他们的代名词,这一现象在中学校园里尤为突出,现已成为影响学生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初中语文教师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我认为绝不能把流行音乐视为洪水猛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大语文教学的内涵是很广泛的,其人文性和综合性决定其与其他各类学科的相互兼容和渗透。流行音乐和语文教学亦是如此,把二者隔离开来的做法,是语文教学的一种倒退,所以应该把流行音乐中好的部分引入语文课堂,使其成为课堂教学的催化剂,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一、通过流行音乐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兴趣。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以往老师只重自教而忽视学生,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已成为过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老师应该还权于学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广泛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课堂真正属于他们,利用流行音乐创造情境是很好的方式之一。流行音乐是学生们所喜好的,如果把教学内容和与之相关的流行音乐联系在一块,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利用流行音乐激起学生们的兴趣点,会让学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在讲《黄河颂》一文时,我首先介绍了文章的时代背景,当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无情地践踏着华北大地,亿万国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呢?我留下了这个疑问,播放了《保卫黄河》,一曲罢了,许多学生瞪大了眼睛,更有的握紧了拳头,眼中的激动一目了然。我知道此时的学生已被这首歌曲激发起了研读本文的强烈兴趣,由兴趣做老师,学生对本文的理解也就更透彻了。 二、通过流行音乐的穿插,加深学生对文章情感的理解把握。 初中语文教学的难点在于让学生把握文章的情感,也就是把学生的心和文章的情感融会到一起。大部分同学看文章欣赏的只是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而忽略了与文章的情感产生共鸣,在文章主人公高兴时,学生悲伤的有之。悲痛时却又大笑不止,这就失去了语文教学的意义。流行音乐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关键地方穿插音乐,就可以刺激学生,充分调动他们的感情,从而更好地把握文章的情感。朱自清的《背影》是一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著名散文,尤其是父亲翻越栅栏为儿子买橘子的画面,至今已定格为一个经典。在教学中为了更好地使学生与文章所表现的情感达成共鸣,我播放了崔京浩的《父亲》:“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循叮嘱/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都说养儿能防老/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儿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渡春秋。”歌声中,我的眼里饱含着泪水,大部分学生也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我知道每一个学生都会由这首歌而想到自己的父亲,这泪水中包含着感激、自责和奋进。此时对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真挚情感的把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里,一首歌也就胜过了老师的千言万语。 三、通过流行音乐,能使学生获得人生的感悟和启迪。 一首好歌其实就是一首好诗,好的歌曲除了旋律优美以外,它言简意赅、文采华美、富含哲理的歌词也是不容错过的精彩,每一首流行音乐的词作者为了表达情感或音律节奏的需要,往往会在歌词中运用多种表现手法,这使歌词寓意深刻、回味悠长。在体现词作者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也会使学生获得人生的感悟和启迪。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运用这种音乐,不仅能拓展课堂教学的外延,而且会达到课已尽而趣无穷、思未尽的效果。《走一步,再走一步》是美国作家莫顿・亨特的一篇文章,课文记述的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爬悬崖,“我”虽然成功地登顶了,却无法下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我”逐渐有了信心,走一步,再走一步,最后慢慢爬下了悬崖。文章不长,中心也好把握,于是我便采用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堂课下来,学生们虽然有所感悟,但悟之甚少。为此我做了调查,在第二课时讲述主旨时,我播放了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在“相信自己/你将赢得胜利/创造奇迹”的振奋下,学生们脸上洋溢着坚定、自信。同时我也相信,这一堂课会因这一首歌而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 四、以流行音乐为切入点,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 现代流行文化并不是不要传统文化,相反它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流行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更是吸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但泛泛地说教只会让学生不胜其烦,而流行音乐则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中国石拱桥》一文介绍了中国石拱桥的形式优美、结构坚固、历史悠久,高度赞美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但很多学生不以为然,总以为是文物,是糟粕,不能与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相媲美,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和它是格格不入的。讲解此文时,周杰伦的《青花瓷》数次在班级响起,在优美的音乐中,学生仿佛看到了“素笔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的美丽画面。我告诉同学们,2008年山东省高考试题就依此而出,很多学生更是目瞪口呆,想不到崇拜者周董的歌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由此改变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偏见,而变得积极探讨,探讨中必会被精妙的传统文化所折服。由此可见流行音乐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五、通过流行音乐,促进学生对社会的了解。 相对而言,学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但时代在发展,观念在改变,信息社会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过去。对于学业过重的学生来说,怎么与社会更好地融合呢?在课堂教学中巧妙地运用流行音乐,则是很好的方式之一。流行音乐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除具有传统性外,更多的是流行元素。很多时候它就是当代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其传统和叛逆比肩,光荣和罪恶并存。这相对于象牙塔内的莘莘学子而言,是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很好的途径。例如在讲授《斑羚飞渡》一文时,我播放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借此让学生们了解自然界有舍身相救的老斑羚,我们人类社会有撞人后逃跑的肇事司机。通过流行音乐,对于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学生们也就有所了解。 时代在发展,多元文化在相互碰撞,寻找流行音乐和语文教学的结合点,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学老师有必要在流行音乐中去伪存真,挑选那些优秀的流行音乐,将其融入课堂,使课堂更加丰富多彩,从而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析流行音乐的流行 摘要:流行音乐是音乐王国里一个重要的因素,它通俗易懂,旋律易唱,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它的受众面特别广,所以它的流行是必然的。 关键词:流行音乐;通俗 一、流行音乐的特性 流行音乐是根据英语popular music翻译过来的。按通常的说法,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 (一)流行音乐的新奇性 即流行音乐的流行性或时尚性。新奇是一切流行事物的显著特征,好奇心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而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主要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商业化的娱乐音乐,它必然是“建立在契合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因而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流行音乐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因而必然会“致使这种唱、奏、听某一曲目或运用某一风格的行为方式及其对象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扩展蔓延,并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风靡与社会群体性狂热。”流行性和时尚性是流行音乐的基础。 (二)流行音乐的娱乐性 流行音乐的作品内容通俗易懂,题材多取自于日常生活,以表现爱情主题的为多数,接受和消费的主体多数是以一般平民或亚文化群为主,因此它强调的是它自身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它的通俗性决定了它拥有大众的基础。人们可以主动参与表演,增加了能动的空间和乐趣,人们从中能得到放松与享受。因此,流行音乐更为注重和强调自身的娱乐消遣性,“娱乐性”是流行音乐的重要特征与功能。 (三)流行音乐的商品性 流行音乐的传播载体是以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各类录音磁带唱片为主的,在市场经济下,由于生产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们必然会以赚取利润作为他的最终目标。 (四)快速更替性 既然流行音乐具有商业性,那么它也和其他商品一样,是群众文化消费商品的主要形式之一,就必然存在着大批量的生产特性,产品快速的推陈出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不断更新的文化消费的需求。随着大众文化需求的不断变化,使得流行音乐的变更周期越来越短,之后会被更为时尚新颖的形式迅速所代替。 二、流行音乐的发展 流行乐是属于流行音乐其中的一个音乐流派,从中期作为替代软摇滚,后来借贷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摇滚音乐发展。它有一个向商业唱片的焦点,并利用诸如多技术革新多轨录音和数字采样制作其他形式的影响最新变化对现有的主题。流行音乐也吸纳了流行音乐 大部分音乐流派音乐风格,(流行音乐与流行音乐其他音乐流派如摇滚、Hiphop、乡村乐、民谣、爵士乐等拥有相对稳定音乐风格相比,(pop music)是一种非固定音乐风格流派,即使不是流行音乐(pop music)固定音乐风格,如拥有摇滚乐、Hip hop、乡村乐、民谣、爵士乐多种音乐风格的歌手也可以归类为流行音乐(pop music)歌手。 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像迈克尔杰克逊、王子、麦当娜优秀流行音乐家,不仅商业成就出众而且拥有极高音乐造诣,彻底改变了流行乐坛。 爵士乐(Jazz)以其极具动感的切分节奏,个性十足的爵士音节和不失章法的即兴演奏(或演唱),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音乐领域各界人士的认可。它以蓝调(Blues)和拉格泰姆为源头,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如今已是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乡村音乐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它来源于美国南方农业地区的民间音乐,最早受到英国传统民谣的影响而发展起来。最早的乡村音乐是传统的山区音乐,它的曲调简单,节奏平稳,带有叙述性,与城市里的伤感流行歌曲不同的是,它带有较浓的乡土气息。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音乐越来越具有全球性, Hip-Hop是一种由多种元素构成的街头文化的总称,它包括音乐、舞蹈、说唱、DJ技术、服饰、涂鸦等。 Rap,说唱乐一词(有时又译“雷普”或“莱普”),原意为黑人俚语中相当于说话或交谈的意思。作为一种流行音乐形式,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的贫困黑人住宅区。 说唱乐的盛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此后,它一直以地下音乐的形式活跃于歌坛。1986年,Run―D・M・C的专辑《升起的地狱》获第一名,表明说唱乐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并有了全国性的影响。 摇滚乐,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出现了一种三足鼎立的现象。黑人欣赏的音乐基本上以节奏布鲁斯为主,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听到的都是叮砰巷歌曲,而中西部的农村听众所喜欢的都是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乡村音乐。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1954―1956年),唱片市场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即“市场交叉”和“翻唱版” 的出现。 “市场交叉”是指原来在一个市场发行的唱片,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也取得很好的业绩。如有些歌曲在节奏布鲁斯销售榜上名列前茅,同时在波普(指当时的流行歌曲,叮砰巷歌曲的延续)榜上也备受欢迎。看到这种有利可图的市场交叉情况,有些大唱片公司很快根据流行的节奏布鲁斯歌曲制作出自己的版本,从而导致了大量“翻唱版”的出现。这个时候,原来被隔开的三个市场突然问中间的围墙倒了,在这片废墟中诞生了一种新的风格音乐――摇滚乐。 三、中外流行音乐的融合与创造 九十年代的音乐舞台,欢快的拉丁乐以及重金属乐,都相继在中国落下了脚。 欧美流行音乐的演唱方法,如迈克尔・杰克逊、席琳狄翁、惠特尼休斯顿等演唱的歌曲,深深地打动了中国听众的心。在流行音乐的诸多演唱风格中,四大天王” 中的张学友,可以称得上兼多种演唱风格的杰出人物。庾澄庆也是个奇才,他的作品有爵士风格的《老实情歌),拉丁风格的《我最摇摆),蓝调风格的《似水年华),乡村风格《情非得已)。杜德伟的曲风节奏明快,以劲歌狂舞风靡大陆。代表作品有《钟爱一生》《天旋地转》等专集。 进入21世纪后,由于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流行音乐的进一步影响,使中国当代流行乐坛涌现出了许多实力派歌手和乐团。 在爵士乐的演唱方面,内地的谷峰是比较杰出的代表,他的演唱风格独具特色。在演唱形式方面,台湾的“蟑螂合唱团”,注重和声的运用,他们演唱的曲调风格与80年代的欧美合唱团的演唱风格类似。在RB风格上,也涌现出了许多新人,如阿杜、王珏、杨昆等。欧美蓝调风格比较突出的有陶器。 演唱风格上带有台湾民歌色彩的有“动力火车”, 以及内地的地下摇滚等,都是我们深受欧美流行音乐影响并结合自身创造出来的流行音乐。 从欧美的爵士乐、新民歌,到崔健所创作的摇滚;从80年代内地的通俗演唱,到外国电影音乐的流传等,都充分体现了欧美流行音乐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之深刻,之久远。 结语:欧美流行音乐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并占有领先地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体化,随着中国流行音乐与欧美流行音乐的不断融合,不断创新,中国的流行音乐一定会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谈花鼓戏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应用 【摘要】为了加强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解决当前流行音乐旋律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本文解析了一种在现有流行音乐基础上增添花鼓戏音乐元素的方法,该方法从花鼓戏音乐的旋律元素、唱腔元素、调式元素等方面进行阐释,通过实例中的应用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应用于流行音乐的改编和创作中。 【关键词】流行音乐;花鼓戏;元素应用 当前乐坛许多流行歌曲的旋律听起来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一方面说明目前的流行歌曲套路化愈发严重(当然流行音乐属性上是带商业音乐的基因,这点本文暂不讨论),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旋律缺少特色。而在现有流行音乐基础上增加民族音乐元素的做法正是增加色彩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方法之一。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二者之间存在可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共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融入了花鼓戏音乐元素的流行音乐,亦鲜明地体现出它的艺术特色和社会价值。 2016年8月,一首名为“花鼓戏版《Rolling in the deep》”的歌曲在网上迅速走红,被各大娱乐平台转载且均获很高的点击量,甚至有网友制作“一分钟学唱方言版《Rolling in the deep》”,火爆程度之高显示出其极富娱乐性。此歌的改编演唱者为来自湖南的廖佳琳。虽然这只是首改编歌曲,但其体现出的实则是相关花鼓戏音乐元素的应用。改编也是二度创作,那这首被网友评为“洗脑神曲”的改编歌曲为何会火呢?从音乐层面看: 一、原曲具有听众群基础 中国流行音乐受日韩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音乐的传播速度迅速加快,我们的《最炫民族风》可以火到国外,国外的《江南style》也火到了国内。原版的《Rolling in the deep》(以下简称《R》)则是欧美当年的热门金曲,词曲由Adele Adkins,Paul Epworth共同创作,[1]于2011年5月21日拿下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第一名,共计夺得七周排行榜首位,后拿下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年终排名冠军。2012年2月,《R》获得由第54届格莱美奖授予的“年度歌曲”、“年度制作”、“最佳短篇MV”三个奖项。国外音乐圈有各种改编版,而国内也有包括成龙在内的各种翻唱,以及包括二胡版、琵琶版、古筝版等器乐演奏版。可见,原曲是具有群众基础的音乐。 二、运用了花鼓戏音乐的四音结构 原曲的旋律具备改编潜质,《R》是单三部曲式,西洋小调,从音符的出现频率来看,唱名为6135的音出现的频率十分高,唱名为74的音出现频率很低,且多在弱拍或弱位。613是小调的主和弦的组成音,5可看为主和弦根音上方的七度音,构成七和弦。 在音乐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一段旋律不仅要好听,还要有特色。而这首改编歌曲的旋律就具有浓浓的花鼓味。它是怎么来的呢?花鼓戏之所以能独立于民族戏曲之林,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音乐有浓郁的特点和鲜明的色彩。其中,四音结构是花鼓戏旋律上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这与地方方言有关)。 湖南花鼓戏音乐是以四音骨干为主体结构的音乐。可以纯粹以四音结构进行,也可以以四音为骨干,加入一个音,作为色彩音、辅助音、经过音、替代音而使用。四音结构可分为三种形式:川调(湘中地域的特产)、打锣腔(来源于湘北、洞庭湖一带)、洞腔(来源于湘南的曲调)。川调从调式划分,有羽调式、宫调式两种。羽调式强调七级音,宫调式强调六级音,形成“6135”和“1356”两种结构。也就是说,羽音、宫音、角音、徵音皆是川调的骨干音。 而改编版《R》的骨干音正是唱名为6135的音,与原版《R》骨干音选用上完全吻合。 由于没改编曲,伴奏乐器与和声框架都没动,在此基础上把原曲旋律的一些偏音改为符合花鼓戏四音列规律的骨干音,使得改编后的新旋律既有花鼓戏音乐的旋律特色,又没脱离原曲的大体旋律走向。 三、运用了花鼓戏的唱腔元素 是否具备花鼓戏音乐的旋律元素就够了呢?当然不。四音骨干结构特点,只是构成花鼓戏音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 事实上,花鼓戏唱腔里的颤音也是个很重要的特点。总体要求是:调式中的主音、属音(有时是下属音)要唱得平稳少颤,或先直唱,再向上颤抖;向调式主、属(或下属)音作过渡进行的音,要快速的颤抖;其他的音作较慢的上颤或下滑。这些颤音规律与调式有关,同时,也受主奏乐器演奏习惯的影响。湖南花鼓戏的唱腔中还有一些在唱词词组后加入的行腔部分,一般幅度比较小。这样运用花鼓戏的唱腔规律来演唱歌曲,被演唱的歌曲自然就被加入了花鼓戏味。 湖南人讲话比较快,唱花鼓戏更是要伶牙俐齿,《R》原曲的整体节奏较明快,用的是小快板速度,改编版里全都有保留,基本以八分音符为主,快的地方以十六分音符为主,这样很有湖南人说话快节奏的特点,也有花鼓戏唱腔时的干净利落的感觉。 此外,湖南花鼓戏唱腔比较高,《R》原曲是女高音演唱,而改编版是用男声唱且用原调,这很直接地表现了湖南花鼓戏的声腔的高亢。 中国的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系要有一个完整和正确的定位似乎很难[2]。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音乐元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而只有更清楚地了解“花鼓味”,才能更好地有的放矢,把花鼓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入音乐创作中。总而言之,若想在流行音乐中加入花鼓戏音乐的韵味,除了旋律上的四音结构外,还需注意旋律旋法、调式、节奏、速度以及颤音行腔等方面的综合运用(改编的作品原曲有群众基础更佳)。这样既能给所创作的音乐注入鲜明的艺术特色,又能在发展流行音乐的同时传承我国花鼓戏音乐的精髓,彰显其社会价值。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早期电影中的流行音乐 大上海,初试啼声! 三四十年代,都市文明中心,在上海;电影公司的集中地,在上海;电影与流行音乐的第一次辉煌,还是在上海。那时,它叫东方巴黎。南京路上,电影院栉次鳞比,联华、天一、明星等大的影业公司几乎搜罗了中国所有的电影人才,有投资影业的大亨,有费穆、蔡楚生等知名导演,还有灿如漫天烟花的明星。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大都会跳一支舞,就有可能踩掉阮玲玉的鞋跟!在流行音乐方面的繁荣,比起今天来也毫不逊色,如果放在世界范围来看,甚至令今人有些惭愧。那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流行音乐的中心,甚至可以与西方流行音乐的故乡新奥尔良媲美。解放前的老唱片基本都是法国百代唱片出品,在二十年代在上海市民中就有了不小的影响。《毛毛雨》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由白话运动的先驱黎锦晖先生创作,他的女儿黎明晖演唱。黎明晖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唱这首歌纯粹是为了支持父亲的“用歌声推广白话文”的事业。她梳着齐耳短发,形象清新可人。黎明晖当年有多红?她的儿子曾回忆道:“当时的上海,歌迷想寄信给妈妈,不用写地址不用写收信人,只要在信封上画个娃娃头的小姑娘,保证寄到。”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条件下,电影中的流行音乐在上海有了初试啼声。 1929年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电影《野草闲花》,由“电影皇帝”金焰和影后阮玲玉主演,这个几乎是完全照搬《茶花女》情节的故事,现在大多数人之所以还会记住它,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开创了电影的一个新时代:从它开始,中国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影歌曲。《野草闲花》中的中国电影第一曲《寻兄词》由导演孙瑜自己作词,其弟孙成璧作曲。它的问世离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出现还有一年时间,虽然被配上音乐和歌曲,但仍没有对话和其他音响,当时的人称这样的电影为“无声对白配音歌唱影片”。和后来真正的有声片不同,《野草闲花》是事先灌录成蜡盘唱片,影片放映时配合画面现场放出阮玲玉和金焰的歌声“夜色冷,寒鸦觅巢归。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 无论是《野草闲花》还是《寻兄词》后来都很少被人提及。但是电影与流行音乐的结合这种形势迅速被人认同,三四十年代的辉煌随之而来。 1934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先后上映,两部电影的插曲《催眠歌》和《渔光曲》迅速流行,直至很多人为了听歌而跑去看电影。上座率连续爆满,分别创下连映60、80天的纪录,中国电影歌曲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老词、老曲、老声、老电影 那个时代的很多电影里的流行歌曲,现在听起来吱吱呀呀,残旧不堪,但是很多人却深深的着迷于此道,认为就是那些老电影、老歌、老调有说不出来的好听。甚至比后来者比如邓丽君翻唱的要好听。 可是那个时候的人,由谁会有邓丽君那末多的演唱技巧那末刻苦的声音训练呢?有谁会有王菲的制作班底呢?有谁能像现在的音乐人动不动就把交响乐拉来为流行音乐体亮音色呢?现在的人听《采槟榔》听《夜来香》多数都是后来人翻唱的吧,其实听听当初的电影原声也不错呢。听听那些老词老曲老声,简陋是简陋了点,但是别有一番滋味。事实上,那个年代在电影流行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多是今天都望尘莫及的。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树儿都已睡,只有那夜来香,吐露出芬芳”,一曲《夜来香》(电影《春江遗恨》里的插曲)烘托出一派大都会的景象,这首蕴涵独特海派风情的《夜来香》,由著名音乐家黎锦光先生所创作。当时不但风靡了整个上海与华北,抗战后还流传到海外,世界各国出版此曲的唱片多达八十个版本以上。黎锦光是当时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主任,并为上海新华电影厂写作电影歌曲,他是黎锦晖的弟弟。不必说它优美的旋律,单是它那情诗一般的语言就已经让人沉醉了吧。最早的一批流行音乐人,多是些白话文运动的领袖,流行音乐是他们推广白话的手段。如刘半农写过《教我如何不想她》和黎锦晖的《毛毛雨》。可见早期电影歌曲的词作者的文学功底是很高的。而且在上海诞生的中国流行音乐一开始就显露出明显的都市性和商业性,而电影也在三十年代1936--1937年迎来了商业电影的第一个高潮。自然的,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中的流行音乐是商业至上的。所以那时的词曲作者的目标是要雅俗共赏,写老百姓想听的歌。就像《夜上海的》(1946年影片《长相思》插曲)里唱的“一切都为了,衣食住行”。 那时的老曲是真正的土洋结合,对西方作曲方式的学习是总的方向。到了贺绿汀那一代音乐人,西洋技巧已经得到了很充分地运用。但是,三十年代是电影民族意识和民族审美蓬勃建构的时代,电影里的流行歌曲也在进行民族性的探索,资源就是来自于传统的民歌。事实上,如果不是对于传统民歌的借鉴,这样一个新鲜的事儿怎么会被中国大众如此迅速的接受呢。 那词那曲,后人也许可以模仿重现。可是那老声儿,再也没有啦。那是属于那个时代专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记忆。这一时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原声期。基本都是用本色歌唱,较少声音技巧。因为如何对歌唱者进行声乐训练在历史上是一片空白。比较夸张的例子是音画结合前的流行音乐《毛毛雨》“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听听黎明晖版的演唱,简直可以说就是“合着节拍说白话”。那么老声儿的那种美妙的滋味从何而来呢?――这些歌唱者虽然没有系统的西洋发声训练,但是他们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巨大宝库――传统戏曲,这个长期适应并影响了中国人审美的演唱方式。当时的演唱者戏曲味儿都很浓,对于高音或者较难的声位,声嘶力竭的够上去,久而久之,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的演唱方式。而且朴素的演唱方法可以使演唱者更易于在歌声中表达情意,不必分心去顾及那些繁杂的声音技巧。 那时的电影流行由演员原声演唱插曲,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的情况特别普遍,因而捧红了很多多才多艺的明星。前者比如周璇,后者比如黎明晖。歌星出身的黎明晖在三十年代于《不堪回首》、《花好月圆》里任配角。后又加入大中华公司,演出《透明的上海》、《殖边外史》、《可怜的秋香》、《追求》等片,而《女人》、《清明时节》更使她在影坛留名。这些电影里的歌儿多是她亲演亲唱的,现在她的名字比起周璇来是大大逊色了,但是她的银幕形象很有特点,始终保持了书香门第家姑娘的端庄与羞涩。这个时候的唱片业被法国百代垄断,绝大多数流传开来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之中。在这之后,1950--1978年是个特殊时期,1978之后随着唱片业的发展,电影对于流行音乐的作用也不能再像三四十年代那样风光. 永远的经典 首先是1934年影片《渔光曲》在国内外的双成功促使电影制造商把目光投向了电影歌曲。主演王人美,人称小野猫,在众多阴柔美人中,她的出现给人清新之态。在《渔光曲》中饰演一位勤劳、泼辣、乐观的渔家女,体态矫健、敢作敢说、浑然天成。这种健康的审美,也是她能在莫斯科电影节上倍受好评的原因吧。《渔光曲》的同名主题歌也是由她主唱,旋律优美,与屏幕上大海、渔网的画面完美配合,表现劳作的快乐和穷人家的淡淡的哀愁。 1937年7月24日 ,《马路天使》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始了它连续21天的首轮公映,近10万人次观看了《马路天使》这部“卖座最盛、舆论最佳之巨片”。对片中由周璇演唱的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人们异口同声地叫好,而著名的百代公司也抢在《马路天使》公映前请周璇灌制了唱片,与影片同步发行。《四季歌》的作者贺绿汀运用了优美的民歌曲调,唱出东北人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流传全国,人人哼唱,人人感叹。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 打得鸳鸯各一方……”,歌女生活不算快乐,周璇演的小红唱这个歌的时候噘着嘴,心不在焉摆弄自己的辫子。这是天真活泼的小红的第一次出场,那一种朴实自然的魅力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心。《天涯歌》唱了两次,风格、节奏、感情完全的不同。此曲已成为中国电影歌曲经典中的经典。周璇,凭此确定了“甜歌”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也让她成为那个时代音乐的代名词。 四十年代,陈歌辛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为电影《天涯歌女》插曲。不但在四十年代走红全国,二战结束后,美国流行乐坛还有人把这首歌译成英文Rose Rose I Love You,改编成爵士乐,出版了唱片及乐队曲谱,流行于美国及世界各地,处处热卖。这是第一首在国际上流行的中国歌曲。这样的盛况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激动人心的呢。 以上的这些歌曲都是出自一些被奉为经典的优秀电影,这一类的歌曲还有《桃花劫》主题歌:毕业歌,1935年影片《儿云风女》插曲: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影片《儿云风女》插曲:铁蹄下的歌女,1940年影片《西厢记》插曲:花好月圆。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这一时代的名曲来自于一些不太有名的或者是失传了的电影。比如1936年影片《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贺绿汀),1946年影片《长相思》插曲:花样的年华,1937年影片《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以及电影《春江遗恨》里的插曲《夜来香》。 其中《何日君再来》成就很高命运却最传奇。“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这首温柔奇特的歌曲在当时风头很劲。还被日本人李香兰唱过,这一点却造成了创作者刘雪庵一生坎坷。日本人认为他是在写“何日(国民党)军再来(抗日)”,日本人走后,因为李香兰的关系被怀疑是汉奸。“”也是一次又一次被打倒,还被认为是靡靡之音。但是他的表达方式表现手法是在是很特别,像是用民歌小调的旋律轻轻地说着小话。时至今日,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电影百年,众多老电影焕发了新的活力,听听里边的流行歌曲,实在是惬意的享受,那种古今中外合璧的艺术手法对于今天的无论是电影还是流行音乐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谁把流行音乐变成了“街霸” 现在很少有人去追究流行音乐的横行霸道。虽然我们能够闭上眼睛、嘴甚至鼻息,可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耳朵,所以我们的听觉就要接受充斥于街头巷尾的流行音乐的“强奸”:让你“痛”,让你“软”,让你“笑”,让你“哭”……这种被动地接受流行文化的方式虽然都是免费的,可毕竟违背了个人意愿。它只是块口香糖,随便嚼嚼就吐了,却不经意地污染了环境;或者它是一份外卖的冰激凌,既不解渴又不解饱,只能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调剂口味的零食。而当你对这类甜腻的冷食心生厌倦的时候,又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留在手里最终会化作一滩流着粘汁的恶心。是谁让音乐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呢?这就是――音乐工业,这部机器让脍炙人口的旋律迅速流行起来,并随即不懂得适可而止地毁灭了它们的价值。这个永远无法纠正的错误的缔造者,竟始于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提审” 爱迪生 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可当19世纪的人们看到这个靠手摇工作的长筒怪物时,怎么也想不出它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更想不到(包括爱迪生在内)它会给未来世界带去多么大的“麻烦”。留声机发明之前,世上还根本没有音乐商业这个概念。音乐就是音乐,它仅生存于酒吧、剧院或贵族们的晚餐舞会上。那时,音乐家们真是炙手可热,他们就像名画、珠宝或是任何一件艺术珍品,被上层社会当作时尚来鉴赏与收藏。而大众却根本不可能雇得起一名音乐家为自己提供如此高贵的服务。这时,留声机的出现为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可能。1903年,著名歌剧家Enrico Caruso的唱片《Vesti Giubba》创造了第一个销售记录――1年内销售100万张,收益350万美元!爱迪生的发明再也不是什么古怪的玩具了,这部手摇机器简直是摇钱树,并逐渐形成一种工业规模。1926年,它的整个商业市场价值为2600万美元,这仅相当于如今一名歌手仅靠一首主打歌就能赚回的效益,可意义重大。在今天的娱乐文化消费中,对视听设备的苛求日新月异,并且早已超越留声机的水平,年轻人最普遍的收听工具是“随身听”――使音乐能像口香糖一样随意地咀嚼,这种进步,时刻左右着流行音乐市场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品牌“维克多”,第一部卡式录放机即诞生于此,当今世界上质量最为出色的LD均臣服于它的旗下。在商人们群集于一本万利的音乐工业界之前,在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兴盛之初,有一段被隐藏的肮脏交易,它预示着其后流行音乐和商业的不可分离。当我们深入探讨流行音乐的历史时,一个颇具讽刺性的事实是:没有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就不会产生摇滚乐!融合着灵歌和乡村音乐的非洲节奏,催生了摇滚的诞生。美国的白人试图通过黑人音乐家来发展音乐制作,但由于无法彻底打破种族歧视的局限,逼着他们不得不去“剽窃”,黑人音乐家便随行就市地将自己的歌转让给白人乐队,“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等白人摇滚乐队因此继承了这种音乐风格。当所有纯洁的音乐创作都绞进了市侩的商业动机时,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粉墨登场了―― 音乐工业的“黑窝”:唱片公司 1934年,两个白人在教堂里录下了由黑人演唱的狂野而古怪的歌曲,这是第一次被录制的仍较粗糙的“摇滚小样”。17年后,一个叫Ike Tusner的人用一把破吉他和音箱录制了一首叫《Rocket88》的歌,被认为是第一首摇滚歌曲。如今我们是不会听到这些声音的,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发行流行音乐或摇滚乐唱片,他们看不出这些音乐会有赚钱的机会。唱片工业的步伐总是落在音乐创造之后,它们纯粹只是见风使舵、量体裁衣。最早的唱片公司是哥伦比亚广播通讯系统建立的。1890年,该公司引进第一部强滚筒录音机。尽管哥伦比亚公司也象其它公司一样四处收买黑人的节奏与布鲁斯歌曲,为过时的明星艺人录制唱片,并且凭借高超的录音技术使唱片销量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整个50年代,公司从骨子里一直抵制摇滚乐的介入。这种虚伪的态度却因一位名垂史册的艺人而改变,他就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的成功使人们开始注意摇滚乐,更使唱片公司开始正式允许摇滚乐的制作。“猫王”并非哥伦比亚的成员,该公司后来才培养了影响巨大但不会赚钱的鲍伯・迪伦(Bob Dylan),但正是迪伦才使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流行音乐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另外,与其签约的Janis Joplin(女权摇滚艺人),Billy Joel和蓝领之王Bruce Sprinsteen使它再次成为美国音乐文化的代言人。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唱片工业对流行音乐的推动就顺利得多,对于英国公司 Decca来说,最成功的一步要算是发行“猫王”的唱片了。靠美国公司的出版发行任务而巩固其强大地位的不止这一例,“胖子多米诺”、Chack Berry、 Litle Richard 和The Everly Brothers这些元老级的名字,显然证实了节奏布鲁斯更受英国行家的重视。但不可否认,在“甲壳虫乐队”出现之前,唱片工业在流行音乐方面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大的唱片公司不断兼并那些由艺人们开创的小公司,嬉皮运动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之后,唱片工业的面貌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世人展现了一个个狂热的场面―― “排行榜”和DJ开始疯狂地起哄 第一家播放音乐的电台节目始于30年代的美国。唱片推销商们纷纷利用无线电推荐自己的唱片。当时最早的节目是“好彩劲歌集锦”(该节目首创了唱片排名的做法),而在40年代Capitol唱片公司就率先推出了向电台提供单曲促销唱片。在美国,无线电台不仅是传播流行音乐的最佳媒体,最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种族隔离的界限,为摇滚乐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0年代,无线广播的评论和播出率越来越关系到唱片的命运,促成了唱片公司的行贿之风,国会还因此制定了最高金额可达1万美元的罚款措施,但这并没有阻碍流行音乐的发展,因为各家电台互相竞争,以挖掘最新轰动作品而居功,所以对于美国上千支乐队来说,要在当地电台崭露头角是易如反掌的。1967年,旧金山、波士顿出现了调频广播,它开始突破条幅的局限,播放DJ想介绍的内容,其中就包括激进前卫的“坏音乐”。 调频的出现第一次促成了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双重分流――即主流与非主流。70年代和80年代,电台建立了双重服务标准,一是为大多数听众服务,另一方面是更具针对性地为各种乐迷服务,你可以在志愿申请创办的大学电台上听到更具前卫精神的欧美摇滚。相比之下,英国的音乐广播比美国迟了20年,而且十分保守,早期的流行音乐只能在晚间节目或周末播放。1976年,约翰・皮尔增加了对当时伦敦正在兴起的朋克运动的报道,这种支持,为70年代以后英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把电台或电视台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称为DJ。DJ是音乐广播中的灵魂,他们对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操持着某种音乐流派或乐队、歌手的生死大权,很快成为音乐工业行之有效的推销势力。50年代,著名DJ Alan Freed几乎能使某些音乐一夜成名。Freed第一次将黑人节奏布鲁斯插入电台广播,从此改变了流行音乐的面貌。他是DJ群体的榜样――热情而公正,尽管他也收取许多歌曲作者的回扣,但他绝不会因贿金的多少去播放他所不屑的歌曲,并且始终拒绝播放白人翻唱黑人的作品。50年代末,由于商业竞争日趋激烈,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受贿丑闻时有发生,致使许多优秀唱片从未上过排行榜。至此,排行榜与DJ风光无限。但没过多久,这一切转瞬间成为过眼烟云,因为又一股新生力量变成流行音乐的翻云覆雨手―― MTV――流行音乐的“铁杆儿帮凶” “有了电视,人们再也不会关心广播了。”音乐工业又迎来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春天。摇滚乐在早期与电视似乎是对立的,思想前卫的艺人们却怎么也想不通音符怎么能够利用镜头表现出完美的视觉效果。1975年,Queen乐队为他们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制作的广告录像片,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音乐录像,它促成了新型媒介商业化和更富有创造力的工业运作形式。英国在音乐录像方面的技术是领先世界的。1978年,巴伦成立了一家专业制作公司Lime Light,其中代表作品有一个英国女DJ导演的“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专辑《摇滚大骗局》,把整个朋克时代搬上了银幕。因此,朋克音乐虽然没能在广播中发展起来,却利用音乐电视开辟了自由的创作空间。1981年,一向善于预测娱乐风向的美国将音乐电视发扬光大,全天有线电视音乐频道MTV 开播了。那时候播出的大部分作品均由英国进口,继而在随后的两年间大大推动了美国排行榜上所谓的第二次“英国入侵”。在MTV成为音乐工业的一种高精尖的推销工具时,另一个全新的工业产品――音乐娱乐偶像(或青春偶像)也就相伴而生。英国乐队“杜兰・杜兰”是擅长此道的老手,《银幕女郎》是他们第一首通过电视宣传片而占据单曲榜首的作品。片中那股浪漫的青春气息,使乐迷们竞相追随和模仿。继他们之后最成功的典范,要算是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了。MTV的成功带动了一系列视觉时尚的兴起,也为音乐工业的周边产业带来蓬勃生机。作为音乐工业的一部分,MTV的发迹颇具争议。据统计,唱片工业会因此而大量锐减,于是唱片公司开始减少对音乐电视的投资(制造唱片要比制作电视的成本少的多),并向各电视台索取付款,这标志着MTV已经正式成为音乐工业队伍中一名勇往直前的“”。在还没有琢磨透如何尽善尽美地发挥MTV的威力时,另一项代表着音乐工业未来的技术,气焰嚣张地站了出来―― MP3――建造音乐工业的“黑客帝国”? MP3是数码音乐,我们把一首歌放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的人随时随地欣赏。美国人发明了MP3,在中你可以免费下载到大量的音乐作品。当然,只有几个人靠它发了横财。在欧美,热门网页的广告体系非常值钱,但对于个人来说,一年只要花上几百元就可以租用一个标准域名,然后把我们任何喜欢的歌曲输送到互联网上供全世界人共享――音乐工业的流通程序一下子变得如此简单了!第四媒体的强大攻势对唱片商业产生的冲击究竟有多强烈,看来尚需时间的考验。再令人目眩的技术,都必须历经反复地磨练,也许华纳公司与英特网的合并会带给音乐工业一个缔造神话的机遇。或许那时我们被流行音乐“强奸”的不止是两只耳朵,而是整个身心!面对这种绵延不断的摧残,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拍案而起:“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从邓丽君的歌声谈中国流行音乐发展 摘要: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崇拜音乐,有人沉醉于音乐,也有人为了心目中的音乐而追逐一生。在人们对流行音乐还没有太多了解的时候,邓丽君的流行音乐风格让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看到了流行音乐的魅力和曙光,让那些听惯了革命的呐喊声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婉转缠绵而又富有磁性的歌声。邓丽君的歌声中透着别样的美丽,纯洁的情感,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 关键词:音乐艺术 中国流行音乐 邓丽君 1953年1月29日,在台湾的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里,后来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诞生了,她的出生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但平凡的她凭借着天生的热爱与后期的努力不断地取得杰出的成就。1967年,邓丽君为了追逐她的音乐梦想,从金陵女中休学后加盟了宇宙唱片公司,并且很快在当年9月推出了第一张唱片,而她也正式以歌唱为职业。随着声名的不断发展,日本“宝丽多”机构邀请她签约赴日本发展,而正是这样的机会让她看到了世界上的流行音乐的发展。随后她推出了多张专辑,其中不乏至今仍让人们回味的经典歌曲。 在那个年代,电视的数量并不多,收音机在当时算是一种流行工具,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还离不开收音机。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了解,最初也就是通过收音机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她的歌声让情感懵懂的人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以及音乐带来的欢乐,即使有的人反映说刚开始听邓丽君的歌,还感觉有点脸红、耳根发胀,可听的次数多了,反而感觉出这种呢喃低语类的歌的动人之处,她的音乐带动了中国的流行音乐热,她的歌声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难以忘怀。 邓丽君的演唱成就,使她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享誉国际。其实邓丽君的出名不仅体现出个人成就,还体现了当时的中国流行音乐的水平,证明其在国际上也逐渐得到认可。听过邓丽君的人们一定都会记得那些婉转的旋律,《甜蜜蜜》《在水一方》等老歌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经典。 邓丽君的歌,让人感觉到亲切的情感,熟悉的情绪,其音乐旋律没有太多的华丽炫示,也没有过分火热的激情,总是让人觉得“轻轻的,柔柔的,缓缓的”。就拿邓丽君的专辑之一《我只在乎你》来说,这个专辑一问世就引起轰动,为其倾倒的人数不胜数,而这首歌现已翻译为6国语言,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她让她的歌声走向了世界,得到广泛的认可,也让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了世界星光璀璨的大舞台。邓丽君可以用“感动”一词来形容,她的一生充满了感动,并且也感动了无数的人,她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起到的推动作用不可磨灭。 音乐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精神,音乐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脱离了人和人的需要的音乐是不存在的。而流行音乐当时正是在邓丽君的歌声中不断被演绎,和不断被充实的。中国的流行音乐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有值得人们思考的方面,今天流行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此种类型的音乐体现出了快捷、动感、时尚、流行几大因素,而正是这种反映和表现时代的音乐的出现才符合了人们的需求。 音乐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音乐给人们带来了身心的放松与舒适,比如每当工作累了,或者下班坐地铁时听上几曲流行音乐就可以缓解一下一天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甚至能带来催眠的效果。如今人们走在大街小巷,流行歌曲的音调总会不经意间在耳边响起,很多歌曲耳熟能详,甚至可以完整唱下来,但几年之后,有些歌曲会成为经典,而大部分歌曲却早已被人们淡忘,顶替它的又是新的流行歌曲。 现在的某些流行音乐的风格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模仿欧美,它必然需要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只有这样,中国的流行音乐才能逐渐独立而强大。在今后的发展中,流行音乐将会往更加个性化、专业化、感性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歌曲不仅只是满足人们听觉上的感知,还要将视觉、情感与思想交相融汇在一起,超越词曲的局限,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1995年5月8日,歌坛天后邓丽君因为气喘病突发而不幸逝世,此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起全球轰动,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歌迷们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偶像会突然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们。事实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她的歌声却在人们的心中激荡着,人们忘不了她那张总是充满笑容的美丽脸庞,忘不了她那婉转的歌声,也忘不了她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很多喜爱邓丽君的歌迷们曾经说过:“邓丽君小姐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相信她还会再回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这些听起来甚至有点荒谬的话,说明了听众对邓丽君的深深思念,说明她在人们的心目中的深刻印象。 现如今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迅猛,并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新一代杰出人才,让我们感受现代流行音乐的同时,也缅怀那些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奉献的前辈。 而此时的流行音乐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听了之后你的心能与这首歌共鸣就行,这就是听流行音乐唤起的效应,其实流行音乐只是一种时尚,因为有人第一个掀起了这种潮流,很多人参与进来,才有了流行音乐。艺术本是不分国界的,我们希望作为中国人能看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走向世界,中国的流行音乐风格亦能受到国际上音乐爱好者的追捧,使得流行音乐真正能体现出它的“流行”价值,让所有喜欢音乐的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去追寻音乐的魅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群众艺术馆)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评《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 摘要:流行音乐作为大众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步充斥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 关键词:流行音乐;《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从最初的备受指责、边缘化状态逐渐地被社会认同,并从文化的边缘逐步走向文化中心地带,成为中国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文化样式 ”。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流行音乐的伴随下成长,王思琦学者也不例外。正是凭借着对流行音乐的切身体验与浓厚兴趣,使得王思琦开始了对流行音乐研究与思考,而《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以下简称《流行音乐》)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此书的价值和特征可总结如下: 一、“厚重”的史料价值 所谓“厚重”,一方面是因为《流行音乐》一书仅正文就达282页之多,再加上序言、后记等已接近300页,拿在手中分量确实不轻。其次,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也非一般,“由于论文写作中参考的文献数量极大,参考文献的目录有70多页。……因此不再将参考文献尽数列出”。除此之外,编者在前期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过程中可谓是下足了功夫,“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他已经搜集了约七百万字的资料。在博士论文写作阶段……重点查阅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重镇北京、上海、广州三市晚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刊载的所有流行音乐活动资料。……这些晚报叠加起来可相当于十几层楼高”。 另一方面,《流行音乐》一书系统介绍了1978-2003三十年间中国城市地区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与历史演变,全书共七章可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第一章至第五章;(二)、第六章至第七章。在第一部分的五个章节中,编者以时间为线索,将流行音乐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1985年),第一个高潮期(1986-1988年),调整期(1989-1992年),第二个高潮期(1993-1996年),新的发展期(1997-2003年)。将散落在各处的纷繁杂乱的纸张碎片串联成一本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的长卷,在客观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对每一个阶段流行音乐的发展特点进行概况和总结,为后人研究和了解流行音乐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和大量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 二、“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于治学的态度问题,曾有过这样一句浅显而又深刻的话语,即“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如何做人”。然而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因追求个人利益导致学术界的不正之风越加猖狂。即使是公然在网络数据库中出现的文章,雷同之事也是屡见不鲜。 在《流行音乐》一书中,编者引用了大量与流行音乐相关的多种样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在前五章的论述中,某些页面上近2/3的篇幅都为引文内容。但是,几乎每页页脚下都附有引文注释,多则十几条,少则三五条,所有引文一律严格标明出处。相对于报刊杂志而言,有关流行音乐研究方面的论著可谓是屈指可数。因此,要想完成对当代流行音乐不同时期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需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大量散乱的报刊信息的查阅之上。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提到的那样“只有在“描述”与“归纳”基础上产生的“解释”与“演绎”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书如其人”,从这本书中不难发现,编者在治学过程中的严谨,而这种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是值得我们推崇与学习。 三、“独特”的研究视角 流行音乐是时展的产物,其发展趋势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书的结论中,编者提到本书的六大理论创新之处,其中第三条即为“集中从流行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并提出社会文化环境与流行音乐发展之间的“三个影响”成因性影响、反向性影响、选择性影响。这种看似单向度的论述中实际已蕴含了双向度的思维。同时,这种理论模式的提出对其他领域的学者也有颇多启示。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编者以此为突破口,将看似杂乱的关系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并在文中附图表加以说明,如第七章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中的“西北风”模式、港台流行歌曲模式、“囚歌风”模式、“红太阳”模式、“中华大家唱卡拉OK”模式、中国当代摇滚乐模式。以此我们可以延伸至音乐教育领域。目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体制教育,另一种是体制外教育。体制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而体制外教育指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培训等非政府行为的社会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学校音乐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教育弊端不断暴露,教育问题接连呈现。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本书史料价值无可厚非,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流行音乐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从治学的角度讲,编者本人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在书中展现的一览无遗,着实让人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从理论解读的层面讲,书中的思维模式能给其他文化现象、教育现象带来不少的启示。
化学史论文:化学史视野下初中化学教学 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化学是人类生命实践活动的智慧结晶.作为一门学科,化学需要学生投入自身的生命实践活动,去感受、体验与理解化学知识.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引入化学史,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洞悉化学知识的来龙去脉,体验化学知识诞生的鲜活历程.可以说,“化学史是化学教学的指南”.在化学教学中,只有让学生重蹈人类化学探究的关键步子,才能使学生形成对化学的本质认知. 一、链接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化学的动力.初中化学教学是化学的启蒙,必须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化学教材中的化学知识则略去了人类探索化学知识的丰富历程,是抽象化、简约化的.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以化学史为媒介,适时地穿插化学史实,使学生了解化学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现存状态甚至发展可能.学生对化学概念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后,对化学知识就“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例如,在讲“构成物质的粒子――原子”时,笔者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现人类对原子的认识历程: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朴素观点――“万物都是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的”到19世纪英国科学家道尔顿提出著名的“原子学说”,从汤姆森发现电子到20世纪初卢瑟福的“带核的原子结构模型”,从普朗克的量子假说到“波尔理论”……使学生感受到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探索是曲折的、艰辛的.通过展现化学知识诞生的绚丽历程,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情感、兴趣油然而生,对化学家执着的探索精神非常敬佩.化学史的链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融入式教学,引导学生的学习体验 化学家对化学知识的探索与学生的化学知识学习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历史的相似性.化学史可以以知识建构的方式融入初中化学教学,引导学生的学习体验.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运用适当的方式,将“学术形态的化学”转变为“教育形态的化学”,将化学“冰冷的美丽”转化为学生“火热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体会到自己也能像化学家那样展开化学实验、化学研究.例如,在讲“氧气”时,笔者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现英国著名化学家普利斯特的实验,启发学生展开化学思考:加热氧化汞,释放气体;将生命体,如老鼠等,放入这种气体中,存活的时间比在空气中长;蜡烛在这种气体中燃烧得更旺盛,放出更强更亮的火焰.这种气体是什么气体呢?学生纷纷判定这种气体是氧气.当学生了解到普利斯特虽然做出了这样的经典实验,但是由于燃素说占统治地位而未得出结论时,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科学进步的不易.又如,在讲“铝”时,笔者从拿破仑三世用铝质餐具入手,引导学生走进以铝为优秀元素的材料世界,与学生探讨生活中铝的广泛应用及原因,最后展望以铝为优秀的含铝材料在未来航天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化学史融入初中化学教学,能使学生获得深刻的学习体验. 三、文化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素养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多元、自由、开放的文化方式进行教学.化学课堂要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围绕“化学史”对化学知识展开对话、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将内化为学生的化学修养、气质甚至人格.“化学给人以知识,而化学史则给人以智慧”.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引领学生展开化学阅读.在阅读中,让学生体验化学史的知识广阔性、学科交叉性、形式亲和性、思想探究性、体系开放性等.例如,在讲“化学元素”时,学生在阅读中知晓了门捷列夫对元素表、元素周期的贡献,在课堂对话中了解了元素概念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诸如古代思辨的元素概念、近代经验分析的元素概念以及现代科学的元素概念.在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要营建学生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对话空间,敏锐地捕捉运用化学史知识讨论的切入点,引导学生展开化学思考.例如,在讲“常见的碱”时,通过学习“常见的酸”,学生理解了稀硫酸和稀盐酸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是因为它们溶液中都含有氢离子.因此,当学生知道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钙的水溶液都呈现碱性时,学生在对话中渐渐形成共识――碱也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因为氢氧化钠溶液能与硫酸铜反应,学生类推出石灰水也能与硫酸铜溶液反应;而石灰水能与二氧化碳反应,学生推断出氢氧化钠溶液也能与二氧化碳反应.通过化学阅读了解化学史的文化,培养了学生触类旁通的学习能力. 总之,初中化学教学应“以史为镜”,发挥化学史的教育功能.教材中的化学知识是静态的,而通过链接化学史素材,融入化学史教学,展开文化式对话,让学生对化学知识进行主动的追本溯源,展现化学知识的动态演变,能给学生的化学探究以思想方法的启迪. 化学史论文:例谈化学史在初中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本文论述了教师借助化学史导入新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理解化学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强化学生学好化学的意识和行为,带领学生主动高效地探索化学奥秘。 【关键词】初中化学 化学史 化学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自然科学,在其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史实,有着独特的历史。教师应根据具体的学习内容,合理地融入化学史资料,可以为化学课堂增添许多精彩,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提高化学学习效果。 一、借助化学史导入新课 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学生需要进行必要的知识和心理准备,才能更加主动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教师应结合具体的学习内容,选择相关的化学史资料,发挥化学史真实有趣的优势,有效地创设教学情境,调整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活化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在学习“空气”相关内容时,很多学生认为空气就在我们周围,对这种司空见惯的物质兴致不高。教师察觉学生的这种状态后,即时引入了有关“稀有气体”一段化学史:“同学们觉得空气太常见了,没什么好学的。那你们知道空气由哪些物质组成吗?”学生有些说有“氧气”,有的说有“二氧化碳”。教师先肯定学生的回答:“同学们说的没错,但是空气中不止只有氧气和二氧化碳,还有氮气和稀有气体,而且稀有气体的发现还有一段故事呢。”学生一听化学知识还有故事,立刻来了精神,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老师身上。教师娓娓道来:“英国科学家瑞利在发现从含氮化合物中制取得到的氮气密度比分离空气得到的氮气密度总是小0.0064g/L时,他没有放过这个细小的差别,而是通过大量的实验去探索原因,最终发现了氩这种稀有气体。”学生边听边思,积极地投入到新知的学习中,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二、运用化学史辅助教学 化学史中包含着很多化学方法与智慧,集中体现了化学科学发展中的本质规律和优秀素养。在初中化学课堂上,教师通过引入一些相关的化学史,丰富相关的知识信息,让学生了解化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辅助学生进行深刻的思考,让学生更快更好地理解化学知识。 在学习“酸与碱”的知识时,为了帮助学生更加准确快速地学习这部分内容,教师引入了英国化学家波义耳通过对生活中一次偶然现象的探究而制成石蕊试纸的故事。“同学们现在知道石蕊试纸可以比较方便地检测酸碱性,那么,大家知道@石蕊试纸是谁发明的吗?”大部分学生摇头,只有个别学生说出了“波义耳”。教师先表扬学生,再请该生来讲述这个小故事。该生在教师的鼓励下,比较清晰地讲述了故事:“波义耳在实验过程中,不小心把盐酸溅在了紫罗兰上,他用水把紫罗兰清洗之后意外地发现深紫色的植株变成了红色。他觉得很奇怪,就用其他植物重复这个实验,结果发现从石蕊地衣中提取出来的紫色液体在酸碱作用下颜色变化最为明显,由此他制成了石蕊试纸。”学生讲完后,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样,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不但加深了对石蕊试纸检测物质酸碱性的理解,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三、通过化学史回顾复习 引入化学史是促使学生深度思考的有效手段,能够帮助学生及时有效地回顾课堂学习内容,进行反思和归纳。在课堂教学接近尾声时,教师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以及课堂学习目标的需要,利用简单的化学史料来总结学习活动,进一步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致,优化学习效果。 在学习了“燃烧和灭火”的知识后,教师在总结时引入了“钻木取火”的历史故事:教师先概括地讲述了“古代燧人氏通过钻木产生火花,引燃火绒而后生火”的故事,然后再引导学生运用这一节学习的内容,分析钻木取火的原理。学生在思考分析的过程中,对“燃烧必须是可燃物,有氧气或者空气,而且需要达到物质的着火点”这些燃烧的条件形成了深刻的认识,收到了理想的复习效果。 总之,化学史的内容精彩、思想深刻,是学生学习化学的有效资源,恰当地运用于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化学知识的学习、技能方法的掌握和思想情感的形成都是大有裨益的。不过,教师在运用化学史开展教学活动时,应根据具体情况,从推动学生知、情、意、行协调发展的需要出发,选用适合的内容,选择恰当的时机,适时引入、合理应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化学史的教育价值。 化学史论文:立足化学史,突破“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教学难点 摘要:通过解读电离理论的发展史,挖掘“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教学中的难点,探寻教学迷思,认为解决好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电离的自发性问题和酸、碱、盐发生电离时能量的来源问题是突破本节课教学难点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教学设计。 关键词:电离理论;化学史;电解质;教学难点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指出,化学课程应结合探索物质及其变化的历史与化学科学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进一步学习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1]。也就是说,立足化学史构建的化学课堂,重现了科学家探索科学奥秘的思维历程,有助于学生理解化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提升学科素养。 1 追溯化学史,探寻教学迷思 1.1 电离理论的历史变革 19世纪中叶,道尔顿和阿伏伽德罗的原子――分子论打开了微观化学之门,使越来越多的化学家渴望探寻化学反应的本质,电离理论也呼之欲出。 电离理论的建立与电化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早在19世纪初期,尼科尔森和卡里斯尔已经成功完成了水的电解实验,法拉第等许多科学家也已经通过实验认识到酸、碱、盐溶液的导电作用。但当时的科学界普遍认为,电解质只有在电流的作用下才能够解离。正是由于科学家们无法正确区别原子和离子,也不能合理分析溶液导电的原理,使得电离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科学界所接受。 1882至1887年间,阿伦尼乌斯致力于研究电离理论。基于对酸、碱、盐稀溶液在渗透压、沸点、蒸气压方面出现偏差情况的分析和对这些溶液电导率的测定,阿伦尼乌斯创造性地提出了溶液的电离理论。他认为,酸、碱、盐在溶于水的过程中,自动地离解成为带有不同电荷的离子,电离与电流的作用无关。这一理论的出现,虽然遭受了各国科学家的反对,但也解释了很多当时无法解释的问题。随着阿伦尼乌斯电离理论的问世,不仅使希托夫的电解溶液导电时的离子迁移数和科尔劳施的离子导电的加合性得到了解释,而且也很好地解释了范霍夫观测到的渗透异常现象。因此,阿伦尼乌斯的电离理论得到了奥斯特瓦尔德和范霍夫的认可,在这两位科学家的推广下,1890年,电离理论终于得到科学界广泛认可。 1.2 电离理论的教学迷思 通过分析电离理论的争论,不难看出困扰科学家的问题有二:一是无法正确区分原子与离子,从而无法正确认识酸碱盐在水溶液中导电的原因;二是无法正确判断使电解质在水溶液中自发电离的能量的来源。 科学家们对于电离理论的争论与探索不仅体现了科学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揭示了中学化学课堂学生学习新理论的思维发展过程。 “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主题出自高中化学必修1第二章“化学物质及其变化”第二节,笔者试图着眼于电离理论发展史,联系教学实际,从三个方面分析教学难点。 人教版化学教材对电解质进行了如下定义:在水溶液里或熔融状态下能够导电的化合物叫做电解质[2]。此定义只从导电性角度规定了电解质的属性,属于表层概念。在此概念中,没有指明电解质的本质,即自发电离出可以自由移动的离子。追溯化学史,法拉第等化学家即是通过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直接得出“电离是电流作用的结果”这一错误结论的。在教学中,若教师未从本质上解释电解质溶液导电的原因,将会对学生正确获取电解质概念产生强大阻力。因此,使学生学会从微观角度理解电解质的本质属性是知识与技能维度的教学难点。 对比许多教案和教学实录,对于电解质概念的教学有两种策略。其一,通过例举盐酸、NaOH溶液、NaCl固体、石墨、蔗糖溶液、酒精溶液、K2SO4溶液、Cu等不同种类的物质,让学生判断其能否导电,从而从导电性角度引出电解质的表层概念;另一种方法则是先给出电解质的定义,强调定义中的关键词,再给出以上物质,让学生自主判断哪几种物质是电解质。这两种教学策略均未能较好地引导学生形成学习概念本质的一般方法。因此,使学生掌握形成概念的分析方法是过程与方法维度的教学难点。 学习“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这一内容,就是透过电解质溶液可以导电的表层现象来认识电解质在水溶液中自动离解的实质。纵观历史,从格罗图斯到阿伦尼乌斯,科学家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够透过现象看到物质的本质属性。因此,使学生树立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的教学难点。 纵观上述分析,学生无法理解电解质的本质属性,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电离的自发性以及电离过程中能量的来源。也正如此,学生无法获得通过分析优秀问题形成概念的基本方法,o法树立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解决好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电离的自发性问题和酸、碱、盐发生电离时能量的来源问题是突破本节课教学难点的关键。 2 立足化学史,突破教学难点 任何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曲折向前的。从对电解质溶液导电的偏颇认识,到电离理论的初步提出,再到利用电离理论解释科学现象,然后通过他人的不断修正、补充,最后才得到完善的理论。也就是说,理论的建立其实是科学家反复实验、突破思维障碍的过程。在化学教学中,学生学习新概念也经过类似的历程。首先,在实验现象中获得感性认识;而后,通过理性分析修正感性认识中的错误,探究概念本质属性;再次,尝试迁移应用新概念,最终完成新概念的学习。 在“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一节中,学生需要突破的思维障碍,即教师突破教学难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电离的自发性。二是酸、碱、盐发生电离时能量的来源。 2.1 探究电离的自发性――理解电离概念的本质 在九年级化学下册第十单元“酸和碱”中,学生已经知道酸溶液中都含有氢离子,碱溶液中都含有氢氧根离子。“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这节课是在学生已有经验基础上展开的。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是通过电解质溶液导电性实验来引入电解质的概念,而对于电解质概念本质的解读,却缺乏事实佐证,因此学生常常在书写电离方程式时加上“通电”条件。 在本节教学中,教师可以借用初中的实验(稀强酸与活泼金属反应)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再由“不同的酸溶液都含有氢离子,所以,酸有一些相似的性质[3]”为切入点进行提问:稀强酸溶液中的氢离子来自哪里?学生思考并猜测:可能来自酸,也可能来自水。此时,我们引入化学史中关于溶液中离子来源的内容:在英国化学家尼科尔森和卡里斯尔完成电解水实验后,科学家们推测水溶液中是存在离子的。格罗特斯和法拉第将水溶液中离子的来源归结于电流的作用。而拉乌尔由“盐溶液的凝固点下降值比相同摩尔浓度的非电解质溶液高”这一实验事实提出“盐分子解离不需要电流作用”,但这并未撼动法拉第的权威。真正向旧观念提出挑战的是阿伦尼乌斯,他在完成了大量的实验后,写了“电解质的导电性研究”一文,提出电解质在水溶液中自发解离为正负离子,并用电离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沸点升高和凝固点下降的实验现象。在奥斯特瓦尔德和范霍夫的支持和帮助下,阿伦尼乌斯终于结束了电离理论的争端,并在1903年因提出电离学说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全世界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 本环节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 在此过程中,通过实验现象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强酸依旧可以自动解离出氢离子,获得了电解质溶液电离的感性认识,避免了由于通电而引起的认识误区。同时也可以类推出,碱、盐在水溶液中也可以自发电离出自由移动的离子。然后通过解读化学史,经过理性分析修正感性认识中的错误,获得概念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使酸或水解离出氢离子的能量来自哪里,进入第二个障碍点的学习。 2.2 探究电离的能量来源――理解电解质的两重属性,形成概念的分析方法 认识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电离时能量的来源是解读电解质概念本质的关键。在学生猜测酸溶液中的氢离子来自酸分子或水分子时,教师可以先展示科学家们在创建电离学说时所构建的电离理论相关图示(图2 [4]、图3 [5]、图4 [6]),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初步印象,再通过教师构建的HCl分子电离的微观示意图(图5)和NaCl在水中的电离示意图(图6 [7]),分析不同物质在水溶液中电离的能量来源。 1个氯化氢分子是由1个氢原子和1个氯原子构成的。将氯化氢气体通入水中,水分子与氢原子、氯原子之间的作用力比氢原子与氯原子之间作用力更强,使得氢原子与氯原子分离,氯原子夺走了氢原子最外层的一个电子,形成能够自由移动的水合氯离子与水合氢离子。氯化氢在水中发生了电离。氯化氢在水溶液中存在可以自由移动的离子,这也是氯化氢水溶液可以导电的根本原因。 氯化氢水溶液中有很小一部分氢离子来源于水。在水中,也存在水分子对氢原子和氢氧原子团的作用,形成自由移动的水合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所以水也发生了电离,但电离的程度很小。 类似氯化钠那样的物质,又是什么能量使它在水溶液中电离的呢?如图6所示,在溶于水前,氯离子与钠离子在静电引力的作用下有序地紧密排列,将氯化钠固体加入水中,水分子强烈吸引着氯离子和钠离子,克服了氯离子和钠离子之间存在的静电引力,形成自由移动的水合氯离子和水合钠离子。氯化钠在水中发生了电离。氯化钠溶液导电的根本原因即存在有自由移动的离子。 那么,在熔融的氯化钠中,又是什么能量使之电离的呢?在加热至熔融状态过程中,加热所提供的能量使钠离子和氯离子克服了相互的静电作用,变成了可以自由移动的钠离子和氯离子,熔融状态下的氯化钠发生了电离。 本环节教学流程如图7所示。 通过以上对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电离能量来源的分析,使学生掌握电解质在水溶液或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原因,落实了对电解质概念本质的认识;再以课上练习与课后习题作为工具,使学生应用概念解决问题,完成概念的迁移应用。 这样一来,在电解质概念的教学过程中,不仅突破了知识维度的教学难点,还突破了方法维度的教学难点,使学生掌握了形成概念的方法:观察现象,形成表象概念;理性分析,获得概念本质;迁移应用,掌握概念内涵。 2.3 回顾化学发展历程――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对于学生而言,化学不仅仅是精彩纷呈的实验现象、高深W妙的科学原理,还有发人深省的科学献身精神。因此,将化学史素材引入课堂,是提升学生学科素养的不二法宝。 在电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阿伦尼乌斯敢于直面著名科学家们的质疑与挑战,捍卫真理的精神令人动容;奥斯特瓦尔德、范霍夫为传播真理创办《物理化学杂志》的精神也令人敬佩。在中学化学课堂中,教师应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敢于求真,善于求证,不随波逐流,盲目跟从的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养成比知识技能的获得更需要智慧和耐心,化学史的引入恰是当下化学课堂的良好补给。 除了培养科学精神,化学史还有助于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和人,辩证地看待化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和相对性。因为任何知识都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境下才成立的,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人类信服科学理论,是因为实践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但是科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它还需要后人的修正与补充。例如,在电离理论形成以前,科学家们将“只有外加电解电压时电解质才会分解成正负离子[7]”当做真理,电离理论则被视为无稽之谈。在电离理论被实践所检验后,许多科学家也还在不断研究电离理论,并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可见,即使教科书中的知识经过了重重检验,但仍有需要探索的空间,学生不应成为教科书的奴隶,而应成为教科书的主人。 3 教学效果分析 在“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教学中,首先结合化学史“电离理论的争端”确定本节课教学难点,通过实验(稀强酸与锌反应)以及关于溶液中离子的来源的化学史实,揭示酸、碱溶液中本身存在可以自由移动的离子,证明电离的自发性,破解电离理论的第一个迷思。再由问题“酸溶液中的氢离子来自哪里”建立电解质电离的微观示意图,结合图像分析电解质溶液自发电离的能量来源,突破电离理论的第二个迷思,并在解疑过程中,获得电解质的双重概念。最后对比科学家确立电离理论的过程,教会学生以实验事实为依据,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在实际教学中,实验班采取上述方法教学,对比班采取常规教学方法,先通过复习化学反应的分类引入新课;再以常见物质是否导电引出电解质溶液是否可以导电这一问题,教师演示“电解质溶液导电性实验”,通过实验现象得出电解质、非电解质的概念。通过习题巩固电解质概念后,以教材中氯化钠在水中的电离示意图为依据,分析电解质溶液导电原因,得出电离概念,从而完成本节课的教学。课后以相同测试题检验,正确率如下: 由表1可以看出,通过上述教学方法,在电解质溶液导电原理、电解质表层概念与本质概念的关系等方面,实验班成绩高于对比班。证明此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电离的概念,在帮助学生理解电解质表层概念与本质概念的转换关系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在学习方法层面,基于上述研究及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观察,实验班学生对于其他概念性知识的学习,更善于从微观结构或能量变化角度挖掘概念实质。而在优秀素养方面,实验班学生的证据推理能力和微观探析能力相对之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因此,立足化学史,有助于教师厘清知识本质,提升化学教师的理解能力;同时借助史料,追寻学科知识演变历程,遵循学生思维特征,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优秀素养。综上所述,立足化学史的教学设计,对突破“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电离”的教学难点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化学史论文:有效利用化学史故事 培育学生的优秀素养 摘要:化学史是化学教育中的宝藏,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利用化学史故事为发展学生的优秀素养服务,是现阶段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原子的构成》一课的解读与剖析,在教学中利用化学史故事组织教学线索与情境,能够在“对话”与“体验”中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学会学习与健康人格,从而发展学生的优秀素养。 关键词:化学史故事;科学历程;优秀素养 学生爱听故事,是因为故事能满足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激发探究的欲望。著名作家王开岭先生曾提出,“故事是吸引大众、传递价值理念唯一有效方式”。千百年来,在这奇妙的世界酿出的与化学知识相关的故事,真是浩如烟海。在课堂中利用化学史故事教学是基础教育阶段一直关注的课题,听了杨宝权老师的《原子的构成》一课颇有感触。根据“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总体规范与目标要求,在化学教学中探索利用化学史故事有效培育学生的优秀素养是个很有意义的主题。下面结合《原子的构成》这节课谈谈个人的思考。 一、利用化学史故事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具体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基本要点,这三点之间自成体系但又相互关联。例如,理性思维是批判质疑的前提,只有不随从于当下的思维才会有批判质疑的内容;勇于探究是批判质疑的基础,只有潜心探究才会有批判质疑的资格与勇气;当然批判质疑也是理性思维与勇于探究的积极动力。对原子结构的认识过程亦即如此。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清晰地了解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的过程:客观事实――理论解释――修正完善――再修正。例如,道尔顿基于大量实验研究,结合化学中哲学论对物质的基元的思考,天才般、创造性地提出了猜想: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是原子。虽然这一构想不能解释所有的实验现象,但瑕不掩玉,它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并将道尔顿的原子论作为圭臬,不可怀疑。这种非理性、随从式思维使科学的发展停滞,直至90年后,汤姆生在实验研究中发现了电子,这一事实的发现不可辩驳地更正了人们对原子的认知,建立了新的原子结构模型――“西瓜”模型。汤姆生的实验发现不仅促使人们改变了对原子的认知,也促进了对原子结构探究实验的快速发展。十余年后紧接着卢瑟福、查德威克、波尔等科学家基于实验事实的进一步研究继续修正着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 但科学理论的发展永远不是一帆风顺,人们非理性的、顽固的思维是阻止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且不说阿伏加德罗的分子论被原子论的光辉堙没了近四十年,事实上汤姆生、卢瑟福等也曾面对自己理论被修正都表现了一种顽固的反对,其中卢瑟福和波尔的争论相当激烈。本节课教学中杨老师也将卢瑟福面对实验事实的困惑与顾虑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参与其中,体验着“大胆猜想、小心求证”的探究方式。因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教师通过对化学史故事的精心选择与组织,基本实现了培育学生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科学精神的目标。 二、利用化学史故事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 吴俊明教授认为:一般说来,人文学科优秀素养大部分可以归属于人文素养,数理学科优秀素养大部分可以归属于科学素养,那么如何在理科教学中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江苏省特级教师李雪林论及物理学史教育时提出:让学生站在历史角度学习物理学家的思辨能力、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与此相承,笔者认为教学中利用化学史故事就是让学生从中“关切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 “赞赏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能运用已有知识和方法综合分析化学过程对自然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并权衡利弊”,从而发展了学生的优秀素养。 例如,波义耳发现众多的科W家(包括他自己)用舌头尝药品的酸碱性,以及众多的农民用舌头尝药品的酸碱性,他们因此患各种口腔疾病。有感于此,波义耳决心研究出判断溶液酸碱性的简易方法。学生从这则故事中体会到了化学的社会价值、体会科学家们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 本节课杨老师在模块四“捕捉原子”教学中突出了我国科学家对原子的认识历程,学生也参与了其中,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也是“家国情怀”这一优秀素养的体现。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造福人类,涌现许多用科学技术服务民族、服务国家、服务人类的楷模的同时,也存在着应用欠当,甚至形成“害人科技”“犯罪科技”危害人类的负面现象。例如,新型合成日渐泛滥,臭名昭著、为数不少的瘦肉精、地沟油、三聚氰胺奶,以及化学试剂的污染等等。曾经引起风波的“我们恨化学”就是这种现象的一种主观、直接的表达。但俗话说,科学本身没有好坏,善恶之争关键在于它们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因此,我们日常的课堂教学应该渗透道德伦理和法纪的教育,筑好一道稳固的“防火墙”。一定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努力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利用化学史故事让学生学会学习 陶行知先生认为:“先生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其指出了教学的本质是教学生学,让学生学会学习是教学的优秀。化学史故事展现的是过去知识的形成过程,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这些知识既是现在学习的内容,也是以后学习的基础。因此,利用化学史故事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实验的发现、探求知识的形成,做到激发兴趣、信息搜集、分析推理、勤于反思,从而让学生学会学习。 例如,对“原子的构成”的内容,虽然学生在八年级物理(下)有所接触,但大部分学生进入九年级后对其掌握得还不甚清晰,有的学生甚至是一知半解,特别是原子内各种微粒(质量、位置、电量、电性等)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知识还很散乱,而且质子、中子、电子及其内部关系非常地抽象,学生理解的难度相当大。然而,通过呈现原子构成的发现史故事,让学生的思维插上翅膀,在微观的世界里尽情翱翔,在此过程中学生能清晰感知电子、质子、中子的存在,能准确把握它们的特性和特征,能知晓电子的电性和质量,能推知原子核的电性、质量和体积,能推论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从而能很好地内化原子构成的知识。 当然,化学史本身就承载着人类智慧、科学思想和方法,在本节课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领略科学家认知微观世界的实验、假说、模型等过程和方法,从而内化为自己认知微观世界的能力和方法。同时,课堂教学中展示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实验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具,应当说每一个对原子结构认识的节点都对应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名实验,但是要在45分钟的课上全部讲到位显然是不可能的。杨老师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其中的典型实验――α粒子散射实验作细致阐述,不但向学生说明实验的背景、条件、手段、方法和过程,而且也阐明这个实验的研究处理问题的方法、阐明实验与理论的关系,更是在此基础上强化了原子的微观轮廓。从中表明了实验对于化学学科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培育了“化学学科优秀素养”中“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等目标要求。 四、利用化学史故事培育学生的健康人格 西方心理学认为:健康人格的主要特点是能保持人格的完整、统一,具有健康人格的人不仅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而且认知、情感、价值、道德、美等要素整合良好。学生的优秀素养包括:“具有发现、感知、欣赏、评价美的意识和基本能力;具有健康的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理解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珍爱生命),以及健全人格、自我管理等相关目标要求。 在化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伟大的科学家无不闪烁人性的光辉,成为青年一代追求的标杆。本节课中教师一方面利用化学史故事设计“大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每一段对话都聚焦于各历史阶段中的优秀问题,这不仅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得到学生的反应与共鸣,而且拉近了伟大科学家与学生的情感距离,避免了“神坛式”的英雄主义观;另一方面,利用化学史故事为线索将学生的学习与故事的进程交织起来,学生的情感融入了事件发展的进程,学生跟随着事件的发展,体会着化学中的至真、至善、至美。这种浸润式的教育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改变着学生的观念,从而落实了知识的教育价值,培育了学生的健康人格。 综上所述,利用化学史故事,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选择化学史故事并以之为线索,创设与整节课的知识内容相结合的背景(或场景),将知识内容镶嵌于背景中,通过创设真实的历史问题情境,使学生置身于其中,通过与前辈科学家的共同探究,深刻理解学习内容的本质和丰富的内涵,了解科学的发展历程,经历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从而加深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培育学生的优秀素养。 化学史论文:基于历史进程的化学史课堂教学实践 摘要:化学史具有科学、人文和审美的重要内容。化学史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有利于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有利于培养创新能力,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有助于培养学生勤奋、刻苦的科学探究品质。然而在实践层面,中学阶段化学史教育与课堂教学的融合还不够成熟,因此利用化学史,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科学本质观并落实化学知识的方式与途径,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历史进程;课堂教学融合;原子结构 化学史中有科学、人文和审美的重要内容,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傅鹰先生曾说过,化学给人以知识,化学史则给人以智慧。研究也表明:化学史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有利于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有利于培养创新能力,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有助于培养学生勤奋、刻苦的科学探究品质[1]。因此,自有科学教育以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化学史教育一直得到关注,进入21世纪更是产生了多种教学流派,诸如HPS教育[2]、IHV模式[3]、HOC-NOS教学模式[4]等,但在中学阶段化学史教育与课堂教学的融合在实践层面还是差强人意,对化学史实的处理有的是作为化学故事宣讲或作课堂点缀而流于形式,也有的则过于详细而显得繁琐。因此多年来,笔者努力探索利用化学史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科学本质观并落实化学知识的方式与途径,管窥之囿,尚祈教正。 一、化学史教学的现状 人类对原子微观结构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合理――修定――再修定的往复循环,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蕴含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学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如何在“原子的构成”课堂教学中有效利用这部分化学史材料?众多专家与一线的教师从不同的纬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杨林全的导学―小结方法[5],国平的讲故事方式[6],魏壮伟的基于科学本质的教学设计[7]等。而王峰的对话教学方式[8]则展示了高中阶段“原子的构成”教学的理念,对九年级相应内容的教学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以上的观念和教学实践不仅有使人心欲向往的理想,也具有创新行动的智慧,但同时也存在着科普化、表面化的倾向,使化学史实与课堂教学割裂而无法真正有机融合,造成化学史进入课堂教学存在“叫好而不叫座”情形。因此笔者对“原子的构成”进行重新设计,并在区级教研活动中进行展示。 二、化学史教学的思路 面对目前笔试为主要(几乎是唯一)评价方式的现实,笔者认为,在常态化课堂教学中我们更应追求培养科学素质与落实知识内容的平衡,取理想与现实的折中路线。沪教版教材在本节内容中引用的史料和图片较多,从组织形式看比较散乱,笔者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此进行重新取舍,并对教材进行了二次开发,在教学过程中又增添了两点史料。在这较多的历史材料中,挖掘并利用他们之间的承接关系是本教学设计时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课堂内容设计时安排了明暗两条线:明线为原子结构的发现进程(化学史部分);暗线是将学生已经知晓的原子组成知识系统化和网络化、并进一步完备,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方法和能力。两条线若明若暗,相互交织,实现明线为暗线服务,暗线充实明线的基本思想。同时,本节采用层层深入的“问题情境”作为课堂组织形式,利用自然的“问题情境”不断循环,将学生的思维引向了原子的内部。 由于本节对抽象思维能力要求较高,但大部分学生无法达到,因此利用化学史创设真实情境和可视性素材的使用是达到上述目的的重要途径。特别是用各种示意类比图、多媒体课件(动画)等作为可视性素材呈现的主要手段,使课堂生动而活泼,且使历史知识鲜活起来,避免了教学的枯燥无味。 三、对运用化学史教学的思考 1. 将学生融入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实现课堂教学融合的优秀 传统的化学课程中,往往是把化学史作为一种知识附加在化学教学内容上,教师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化学史,没有实现其负载的价值。实践证明,这种将化学史与化学教学内容分割的教学模式是低效的。本节课笔者谨慎地选择、切割与教学主题有关的科学史,将重点集中在原子结构认识发展这一主线上,利用化学史引导着教学的进程。原子结构认识的深入就是被化学史上一个个实验事例所推动,这也是本节课中化学史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之一。这样不仅可以使教学不只局限于现成知识的静态结论,还可以追溯到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不只局限于知识本身,还可以揭示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使学生受益。另外通过对道尔顿原子论的评价、卢瑟福对实验结果的困惑、原子核能否再分等问题使学生把自己融入化学发展的进程之中,缩短同知识间的距离,使化学课堂尤显真实而厚重。同化学家们“一起”去主动探索,又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求知精神,符合再认知过程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9]。 2. 对化学史料的精心裁取,是实现课堂教学融合的关键 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史是一个宏大的篇章,其中经历的历史时期长而且科学家众多,不可能在一节课作完整的介绍,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没有必要。因此,课堂中结合教学的要求,笔者选择了道尔顿原子论、汤姆生原子模型、卢瑟福有核原子模型、查德威克和玻尔对行星模型的发展等事例。这些事例的精心选择不是为了向学生还原原子结构认识发展的详细过程,而是通过断点式节点的呈现以及学生的参与折射出科学的全景,做到不仅让学生理解原子的构成并形成知识网络,而且要能让学生以一斑窥全豹、理解科学发现的渐进式发展。 3. 设计探究性实验,是落实课堂教学融合的重要方式 把科学家的经典实验设计成学生课堂上能够完成的探究性的课题,这也是化学史融入教学常用的方式,本节课中笔者详细呈现了卢瑟福的实验过程与现象,也展现了他在实验后的困惑,教师与学生一起分析实验现象,并得出结论。让学生沿着科学家的探索思路,领悟科学家的思维过程,让这些知识成为学生再发现和再创造的过程,让学生了解科学家怎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领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同时,在展现卢瑟福谨慎地分析、勇敢地突破等化学史料中,表明了一个偶然的发现可能会造就一段神奇,但决定其能否实现的是而不舍、永不困倦的探索精神,以及对真理敢于担当的勇气。这样,就可以真正揭示出化学发展的科学精髓,展示化学家的人文精神风貌。 4. 知R与素养的平衡,是课堂教学融合的根基 毋庸讳言,现行纸笔应试的评价方式促使教师将教学重心放在“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的落实上,惟有如此,化学史在课堂教学中才有生命力。但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眷顾仍应在教学中体现,在素养培养与知识落实间取得平衡是理想与现实的折中,二者不可偏颇。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合理地将化学史融入课堂教学,完全可以实现化学史所负载的情意价值、知识价值及科学价值。因此,本节课在引导学生体验神奇的化学史世界的同时,也强化知识点的落实。如利用描述原子构成的活动达成对原子结构的掌握,通过对表格数据的分析让学生领会原子内微粒间关系的一般规律等。 化学史论文:关于中学化学史教学的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都有对中学化学史教学进行研究,就研究方向而言,有对化学史教学内容的变化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也有对化学史教学思想的发展进行研究,当然,更多的是对化学史教学的作用与意义进行研究。此外,也有少部分研究者对化学史教学的实施方法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化学史;创新;教学思想;国际化 1前言 化学史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教学中,化学史教学往往被忽视,而在当代化学教学中,化学史教学逐渐被重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研究者对化学史教育的发展以及意义进行了很多研究,与此同时,化学史教学的实施也成为了化学教育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很多学者从化学史教学的思想路线转变出发,进而研究化学史教学的实施方法以及作用,本文将对化学史教学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个综述,从而为化学史教学的更好实施提供参考。 2化学史教学内容不断变更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学化学教材中的化学史教学的内容与地位在不断变化着。大体上,化学史教学内容存在以下变化:(1)化学史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从很久以前的化学史单一且数量较少到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结合到化学史教学内容中,使得化学史教学模块的不断增大,内容日趋丰富。(2)化学史教学内容呈现方式日趋多样化,在我国化学教材中,化学史教学内容从原先的单一文字呈现逐渐发展到文字图片相结合,换一种说法就是,从原先的让学生简单记忆发展到现在的图文结合理解记忆并穿插交流与讨论环节,提高了化学史教学的实施效果。 然而,近些年来,高中课程改革以及高考改革在不断实施开来,那么,关于化学史的教学内容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变呢?如果需要进一步改变,那又要如何改变呢?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多,近乎寥寥无几。 3化学史教学思想在不断发展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是很发达,在那段时间内,化学史教学内容数量少,内容单一而且持续多年没有更新,因此,那时将化学史教学作为一块死记硬背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没有与任何的科学技术实践或者是日常生活相联系,也就是说,化学史教学在传统的化学教学中几近被忽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化学史教学内容的丰富多样,化学史教学在中学化学教学又逐渐被重视起来。化学教师开始对化学史教学课堂的演绎精心准备,将化学史教学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了当代化学史教学的主流思想。 与此同时,学生也逐渐从原先的崇拜科学家转变到目前的崇拜科学精神,因此,化学史教学的实施目的与初衷越来越接近。但是,当代的中学生思想紧跟时展,如何将化学史教学思想与学生思想同步或者逼近使得更能产生共鸣值得我们未来的研究者去进一步思考。 4化学史教学的意义在不断升华 一直以来,关于化学史教学意义抑或是作用的研究是研究者极其关注的,因此,化学史教学的意义探讨成为了研究者尤其是化学教育方面的研究者的探讨热点话题之一。 就这一方面而言,不同研究者也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以及部分相似的结论。张克龙等研究者认为化学史教学有利于学生知识的获得以及技能的培养,主要包括有利于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与把握以及促使学生化学技能的形成。他还认为渗透化学史教学有利于学生领悟正确的化学研究方法以及学习科学的探究过程。另外,化学史教学有利于学生情感的熏陶以及科学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也是张克龙等研究者的主要^点之一。而研究者黄懋伟则认为化学史教育中渗透着挫折教育,换而言之即化学史教育可以激励学生不怕失败、启发学生不懈努力以及感染学生坚守信念。 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都集中于几个大点,有时甚至看似泛泛而谈,那么化学史教学对于学生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研究化学史教学的意义,从而为研究如何达到最佳的化学史教学效度提供借鉴性的研究参考。 5化学史教学实施建议层出不穷 在化学史教学实施的发展中,从传统的被忽视到当下的重视过程中,不少研究者对化学史教学的实施提出了宝贵建议。 比如说,研究者赵永芹提出在实施化学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史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挖掘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中与化学相关的史实,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化学史教学的实施应该利用历史趣闻,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基于这个观点,赵永芹认为如果在讲授化学知识的同时结合生活实际,如花瓣与石蕊的关系等,可以使学生更深入的理解化学知识并且激发学生探讨化学问题的兴趣。学生在做实验时不要放过一个微小的细节和一个微小的变化,对于每个细节和变化,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于失败的实验,还要找出失败的原因,这样也培养了学生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当然,研究者赵永芹也认为在实施化学史教学的过程中,介绍科学家的感人事迹,从而鼓励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十分重要。其原因主要是化学家活动的历史构成了化学的历史,诸如侯德榜等科学家为科学而献身的事例数不胜数,他们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教师如果在实施相关内容的化学史教学过程中穿插介绍化学家的感人事迹,一定可以使学生潜移默化,引起学生的共鸣。 当然,国外也有许多研究者探讨了化学史教学的实施,将化学史教学与生活实例相结合,一并融入到化学教学中去是整个国际的讲究。然而,在化学史教学真正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往往无法实现化学史教学的真正价值,在把握化学史教学的过程中容易失衡,因此,关于如何平衡化学史教学的实施的研究迫在眉睫。 6对化学史教学研究的思考 就化学史教学而言,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已经对其有不少研究。在化学史教学内容、教学思想、意义以及实施方法上的研究成果对现在以及未来研究者对化学史教学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化学史教学相关的每一项研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就当下而言,化学史教学内容到底是否需要进一步改革呢?化学史教学思想是否应该与时俱进呢?以及化学史教学究竟有哪些可见的、具象的价值呢?在化学教学中,如何平衡化学史教学时而被忽视时而被重视的实施呢?目前,我们已有的研究都还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因此,关于对化学史教学的研究至今为止还存在重要的意义。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与实践对提高化学史教学的价值意义非凡。 化学史论文:探究生物化学史在中职生物化学教学中的渗透 摘要:目前在中职学校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了诸多问题,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堂气氛低迷、学习效率低下。笔者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如何将生物化学史引入于课堂进行探讨。 关键词:生物化学史;中职;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是中职学校护理、药学等专业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是一门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现象化学本质的学科,包括了人体的代谢与过程、生长与发育、复制与遗传、衰老与死亡等重要内容。学好生物化学能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基础,但由于本课程通常设置在中专一年级,学生理论基础较薄弱,又由于生物化学理论性强、系统复杂、内容抽象,学生在学习时常感到难记、难背、难理解。笔者在从事生物化学教学过程中将生物化学史与课堂结合,探究生物化学史对教学效果起到作用。 一、提高学习兴趣,养成科学思维 生物化学的理论性较强,学生在学习时认为课本知识枯燥而又抽象。教师在课堂上可运用一些著名的生物化学研究成果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解中心法则时,可以补充朊病毒发现的故事。19世纪,英国生物化学家阿尔卑斯用放射处理破坏组织的DNA后发现其仍具感染性,因而认为“疯牛病”的致病原因并非核酸而是蛋白质。由于这种推断不符合当时的一般认识也缺乏有力的实验支持,不仅没有得到认同甚至被视为歪理,直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发现了朊病毒。朊病毒是蛋白质到蛋白质的复制,这对中心法则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也能使学生更好的理解生命现象的本质。 又如在讲授生物的遗传基础时,可补充学生非常感兴趣的克隆羊多利。1997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多利的诞生评为世界十大科技进步之一。多利出生来源于三头羊:取芬兰白脸母绵羊A的乳腺细胞,将其细胞核移植到一个剔除细胞核的苏格兰黑脸羊B的卵子中,使之融合、分裂、发育成胚胎后,然后移植到C羊子宫内发育形成多利。由此可鼓励学生进行分析,根据理论知识推测出多利是白脸绵羊从而得出结论:多利继承了提供乳腺细胞的A羊的遗传特征。这样的历史故事不仅让学生深刻的理解生物的遗传信息蕴含于细胞核的DNA中,也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习惯。 二、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热情 中国的生物化学史展示我国科学家智慧的结晶,更是一座不朽的道德丰碑。1965年我国科学家完成了牛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例人工合成蛋白质类生物活性物质[1]。当时我国的相关科学家完全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诺贝尔奖对同一成果获奖人数有要求。我国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一成果是集体共同获得的,不能为了名誉而把这个研究成果算作其中少数人的成就而放弃了诺贝尔奖。这则历史让学生感受到我国科学家精湛的学术水平、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生物化学的课堂还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例如在讲到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时,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人类基因计划是1990年正式启动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了这一预算达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的设想,要把人体内约2.5万个基因的密码全部解开并绘制出人类基因的图谱,也被誉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中国作为参与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表明中国已有能力参与全球的高科技重大项目,也升华了学生浓厚的民族自豪感。 三、了解医学常识,提升医学素B 在生物化学课堂上,及时渗透医学知识同样重要。17世纪末英国海军中出现了全身软弱无力、肌肉和关节疼痛难忍、牙龈肿胀出血的坏血病。直到军医伦达发现,给病人每天吃一只柠檬能有效控制坏血病的病情。伦达医生用柠檬汁战胜了坏血病,而从柠檬汁中提取的物质就是维生素C。这段历史可以用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呈现,学生能直观感受到坏血病的恐怖症状,从而加深对维生素C的理解。 又例如18世纪印度尼西亚大规模爆发脚气病,医生艾克曼开始研究病因,却一直没有找到可能引起脚气病的病原菌。直到艾克曼发现患脚气病的鸡,用米糠代替精米作为饲料后病症消失了,于是推测米糠中可能含有治疗脚气病的物质。后人从米糠中成功地提取到一种含氮物质,这就是抗脚气病因子维生素B1。这些维生素发现故事不仅使学生直观的理解维生素缺乏症,更加有利于他们形成医学的观念和素养。 四、完善个人品质,感悟人文精神 信心、耐心、恒心是成功的医护人员必备的素质。生物化学史上有很多科学家身上就集中的体现了这些优秀的意志品质。三羧酸循环是生物化学的优秀内容之一,是糖类、脂肪和蛋白质三大代谢的共同途径[2],也是学生需要深刻理解的知识点。在讲解三羧酸循环时,可以讲述年轻有为的生物化学学家克雷布斯的经历。在经过努力拼搏和充分积累后,克雷布斯在32岁时发现了生成尿素的鸟氨酸循环,37岁时又发现了重要的三羧酸循环。他的伟大在于他发现的三羧酸循环已过了近一个世纪,我们所用的教科书上还是他当时发现的样子,经历了岁月和历史的考验没有人能改动一下。他的事迹以另一个角度告诉学生在年轻时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也能成为在探索人类生命奥秘的道路上的成功者。 DNA双螺旋结构是生物化学基础中的重点,在讲授时可引入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分子结构的历史。克里克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大学主修物理,二战时分配到英国海军,战后对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自修生物学,克里克进入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与沃森相识并成为知己。1953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论文,论文虽然只有128行字,却使沃森和克里克在一夜之间跻身于世界著名科学家之列。通过对两人事迹的介绍,不仅让学生记住了他们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还使学生感受科学家们的人格魅力和人文精神。 生物化学史渗透于生物化学的教学中,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升学生的医学素养。生物化学史的应用,教师要做到精选历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针对性和人文性。只教授给学生一门专门的技术和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形成完善的品质、和谐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 作者介绍: 朱烨,女,1985年出生,籍贯桐乡。2008年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桐乡市卫生学校从事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现为助理讲师。 化学史论文: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利用化学史进行科学方法教育 摘要:化学史教育有助于拓展学生知识视野,了解科学知识的动态形成过程,有助于学生了解科学探索的过程,进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激发学生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化学教学;化学史;科学方法 一、利用化学史渗透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 在新课程教育改革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素养内涵的讨论不断地被完善。我国学者认为科学素养应该包含“科学兴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四个方面的要素,其中,科学知识是对科学事物的客观认识和了解,是科学素养形成的载体,而科学方法是在科学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桥梁。达尔文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因此,实施素质教育应加强科学方法教育。 傅鹰教授说:“化学可以给人以知识,化学史可以给人以智慧。”化学史是知识从起源到最终完善的发现的历程,揭示化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展示化学家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从科学家们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中了解他们当年是怎样提出问题,对提出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遇到了什么困难,应用了哪些科学方法。在此过程中可以使学生感受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方法,睿智的科学思想,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克服困难的科学精神。化学家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推理法、模拟法等。在课堂教学中,化学史将会成为我们进行科学方法教育的宝贵资源。 二、利用化学史渗透的科学方法 1.观察法。回顾化学的发现发展历史,可以了解到伟大的科学发明与创造离不开科学家对研究对象进行敏锐、细致、准确、深刻的观察,众所周知,青霉素源于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对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死亡这一现象的观察。伟大的科学发明源于科学^察的有:形状记忆合金,酸碱指示剂,火棉,超强酸,聚乙炔导电塑料,等发明、发现。 2.实验法。化学科学实验对化学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化学实验获得发明、发现的事例举不胜数。例如:侯氏制碱法、“氧化学说”的创立等。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均离不开实验研究这一科学方法。 3.推理法。在化学史中,推理是经常用到一种思维模式。它对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提出新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门捷列夫应用归纳和演绎推理方法发现了元素之间的规律,并建立了元素周期表。在化学史中,利用推理方法获取实成功的例子很多,例如:质量守恒定律,分子一原子学说。 4.模拟法。化学创造新物质、新方法过程中,科学家以自然界中动植物机体这座天然的实验室为样板,成功的研发了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塑料的生产工艺。 三、利用化学史渗透科学方法的教学模式 充分挖掘教材中所涉及到的化学史料。化学史的展开过程中总贯穿着各种科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从知识的发展过程及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这一特点出发,构建出一种“知识线”与“方法线”双线并行的教学模式,将化学史实中的知识与方法进行整理,使在教学过程中同时并行展开。其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四、利用化学史渗透科学方法的教学设计以“合成氨”为例: 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适时穿插化学史,化学概念与原理的演变过程不紧使学生理解其中隐含的科学方法,还可以使学生受到科学家严谨科学态度的熏陶,了解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遇到困难坚强不屈的精神,增加学习动力,端正学习动机。 化学史论文:摭谈优秀素养视阈下化学史的科学精神教育功能 摘 要 9月13日的《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优秀,将优秀素养分解为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六大素养。化学史反映了化学科学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方法与精神,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的重要载体。优秀素养的颁布赋予了科学精神新的内涵,在此背景下,在化学教学中借助化学史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优秀素养。 关键词 优秀素养 科学精神 化学史 化学史教育功能 2016年9月13日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优秀,将优秀素养分解为包含科学精神在内的六大素养,并将科学精神的内涵解构为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三个基本要点。 1优秀素养视阈下科学精神的内涵 要为科学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和对科学下定义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不同的领域,学者们对科学精神内涵都有各自研究。陈伟山基于“互联网+”教育将科学精神的内涵概括为:追求实证性、具有理性和创新性;胡佳飞等在研究翻转课堂实践中将科学精神定义为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念和思维方式。另外,还有学者结合化学史等探讨科学精神的内涵。总结发现,科学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且不同学者科学精神内涵的理解大体一致。其优秀要点包括:求真、创新精神、批判、探索、和理性精神。 时至今日,学者们对科学精神的讨论仍未停歇。随着当前《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的颁布,在优秀素养的背景下,又赋予了科学精神一些更加具体的内涵。新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中科学精神具体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三个基本要点,并对每一要点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 科学精神是优秀素养中六大素养之一,因此,在新时期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显得尤为重要。而化学史作为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 化学史的科学精神教育功能 2.1利用化学史提高学生理性思维的能力 《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指出,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首先要做到尊重事实和证据,具有实证意识和严谨的求知态度。在化学学习过程中,许多学生往往存在一些不良学习习惯和态度,如思考问题时主观臆断,实验中马马虎虎、观察不仔细,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缺乏实证意识等。针对以上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结合化学史,让学生学习科学家崇尚科学、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品质。化学史上被称为“第三位小数上的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在研究氮气时发现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离出的氮气质量不同,他严谨的科学态度使他没有放过这千分之一的微小差别,更不认为这是实验本身的“误差”加以“修正”,他尊重实验结果的细微不同,并与拉姆塞合作,共同研究这个问题,最终通过大量实验于1894年发现了新元素氩。 2.2利用化学史树立学生批判质疑的态度 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认为,教学的任务并不是让学生简单接受所提供的每个知识,而是在于使他们形成有批判精神,能够检验真理的科学创造能力。化学史对于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的怀疑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果拉瓦锡没有质疑“燃素说”,燃烧现象的本质就不可能被揭开。为了理清燃烧过程,拉瓦锡没有轻信波义耳和斯塔尔这些极有声望的前辈的结论,亲自做了大量精密实验,从而发现金属燃烧后增加的重量完全来自于空气中的氧,而与所谓的“燃素”无关,进而推翻了燃素说。事实上,早在拉瓦锡之前,普利斯特里和舍勒都独立地发现了氧,然而他们都是“燃素说”的忠实信徒,没有对“燃素说”提出质疑,使得真理从鼻尖溜走。通过这一生动的化学史案例,不仅让学生认识到迷信权威往往会成为人类进步的桎梏,而且能提高自身批判质疑意识,使他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2.3利用化学史培养学生勇于探究的精神 整个化学发展史是一部化学先驱们不断探索、创造和发明的历史,科学探索和创新推动了化学知识进步完善的进程。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将某个化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完整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沿着轨迹去思考,提高自主探究能力,体会探索的乐趣。 《中国学生发展优秀素养》指出,要具备勇于探究的精神,首先应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科学家之所以能不畏困难勇于探索,离不开他们好奇心和想象力。如在苯的结构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述凯库勒执迷的研究它的情景:一天夜晚,凯库勒在书房打瞌睡,眼前出现旋转的碳原子。碳链像蛇一样盘绕卷曲,忽然,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他像触电般猛的醒来,接着整理苯环结构的假说,成功的提出了重要的结构学说。凯库勒从梦中得到启发,因而提出苯的环状结构的假说绝非偶然,这其实是他长期探索和丰富的想象力的结果,启示学生们大胆想象、勇于探索。 应指出,教师在对化学史素材的选择上,不能只局限于教材中呈现的有限的史料,而应依托相应知识点充分挖掘相关素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化学史对学生科学精神培养的极大教育功能。 化学史论文:化学史教学资源包开发模型的构建 摘要:文章构建了化学史资源包开发模型,并以“化学能与电能”一节为例对模型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阐发。 该模型既可给一线化学教师进行化学史资源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又对我国当前化学史教学走出困境产生裨益,从而推动我国化学史教育教学迈向新的台阶。 关键词:化学史教学资源包;开发模型;化学能与电能 一、问题的提出 化学史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已被广大化学教师所认可,并且体现在课程标准和化学教材的变化中。但实际中学化学史教学状况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如:化学史教学地位边缘化、教学功能片面化以及教学形式单一化;中学化学教师化学史功能认知和教学实践相偏离。教师自身化学史知识不足以及直接运用于课堂的化学史教学资源的匮乏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因。基于上述分析,进行化学史教学资源包开发,构建开发模型,既可给一线化学教师进行化学史资源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又对我国当前化学史教学走出困境产生裨益,从而推动我国化学史教育教学迈向新的台阶。 二、化学史教学资源包开发模型 本文中的化学史教学资源包是指满足化学史课堂教学需要的具体化、系统化的化学史资源集合。主要包括:化学史素材、教学设计、习题与课件等资源类型。 该模型自上而下按照教学准备阶段(前4步)、教学实施阶段(第5步)和教学评价阶段(第6步)的课堂教学顺序与流程组织。即使在第2步“收集与整理化学史素材”各分支间,也有着相应的时间顺序(第4步“化学史教学设计”各分支间同样含有时间顺序),即首先进行素材收集,然后对收集的素材加以甄选,最后是素材编写与整理。需要说明的是,第3步“选择化学史设计理论”包含三条分支,三者并无时间先后顺序,只是一种简单的并列。由第6步“评价、反思与改进”结果改进整体模型,包括素材选取是否得当、理论模式是否契合,教学设计是否顺畅,教学实施是否有效等,形成系列动态循环,层层循环往复,直到教学目标实现,循环终止。 下面以“化学能与电能”的化学史资源开发为例,对该模型进行具体阐发。 三、“化学能与电能”化学史教学资源包的开发 1. 选择主题 选择一定的问题有目的地进行化学史资源包开发。最好选择具有一定时间跨度和发展历程的问题,如此便于进行后续资源包的开发。笔者选取人教版《化学1》第二章第二节“化学能与电能”作为资源开发的主题。 2. 收集、甄选与整理“化学能与电能”相关化学史素材 素材的收集、甄选与整理是化学史资源开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整个资源包完成的基础。 (1)素材收集 素材收集应注意两方面问题:①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多渠道收集化学史素材。②收集能够引起学生认知冲突和共鸣的化学史素材。 (2)素材甄选 素材收集后,需要对其进行甄别、选择。因为记录化学史的书籍、文献浩如烟海,各有侧重。有的书籍侧重化学发现、发展(如丁绪贤,《化学史通考》;柏廷顿,《化学简史》);有的书籍侧重化学家生平与发现(如:山冈望,《化学史传》);有的书籍侧重某国或某段时期化学史(如郭保章,《中国化学史》、《20世纪化学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有的书籍侧重于化学史的哲学分析(如张嘉同,《化学哲学》;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化学化工专业组、化学哲学基础编委会,《化学哲学基础》)。即使对于同一化学史实的发生时间和优先权,各著作、文献也不尽相同。所以需要进行甄别、比较与考证。一线教师进行实际化学史开发与教学时,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综合各权威化学史书籍和文献中的观点是避免烦琐化学史考证的一个捷径。 (3)素材整理 最后需要对收集、甄选后的素材进行整理,理出化学素材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其中体现一定的科学历程、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质。力求为学生展现真实“立体”的化学史内容。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收集、甄选与整理“化学能与电能”所需化学史素材――“放电之争与伏打电池的发明”。“放电之争与伏打电池的发明”是一段很有趣的化学史实,学生从中不仅可以了解科学家详细的探究过程与方法,同时也可以学习原电池原理。该段素材蕴含着探索性、实证性、公开性和非权威性等科学本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加深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该段素材的发展脉络如下: 伽伐尼发现“生物电”伏打对“生物电”的质疑伏打发现电流的成因伏打设计出最早的原电池――“伏打电池”。 3. 选择“化学能与电能”化学史教学设计理论 化学史素材经过整理应用于课堂前,需要经过精心的教学设计。 目前化学史教学设计有两种主流理论:HPS教学设计理论和IHV教学设计理论。 本文主要以HPS和IHV两种理论为主进行论述。 这两种化学史教学设计理论模式均具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实施环节、应用范围、优势与不足。应根据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特点,灵活选择适合的教学设计理论。比如运用HPS理论时,知识点要贯穿于化学史教学整堂课中,因此丰富化学史料且包含科学家探究过程的课例,与HPS理契合,例如氯气、探究苯结构等内容。“放电之争与伏打电池的发明”包含伽伐尼与伏打诸多化学问题的探究、运用的实验方法、得出的实验结果以及结果的解释。若运用IHV理论,师生难以在15分钟内展现所有素材。综上分析,本节比较适合运用HPS理论进行教学设计。 4. “化学能与电能”化学史教学设计 确定化学史教学设计理论后,就需要结合学生学情和教学目标要求,灵活运用该理论程序进行教学设计。同时,还需要综合运用相应的化学史课件和化学史习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化学素材的呈现、教学目标的达成以及教学效果的检测与巩固。具体论述如下: (1)“化学能与电能”化学史教学设计 ①学情分析 本节学习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氧化还原反应一些知识,知道金属的活动性顺序、离子反应和电解质的电离等内容。生活中学生对电和电池熟悉,对电能也有一定认识。但是对电究竟从何而来,如何转化等问题的认识尚不清晰、深刻。所以基于学生已有认知经验,通过学习化学家发现原电池的历程,学生可以很好地达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应用”目标。 ②教学目标 根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1]:“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电能的转化关系及其应用”,再结合其他教学材料,得出本节教学目标如下: 知识与技能目标 1. 知道原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2. 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过程与方法目标 1. 通过相关原电池化学史的学习,体会科学家探究的艰辛的历程。 2. 通过原电池的探究过程,学习实验、假说等科学方法,发展实验探究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节化学史的学习,体会科学发展与生成的本质,逐步养成大胆质疑、严谨求实、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③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和发展历程。 难点: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从本质上认识原电池是一种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④教学过程(2) 编写“化学能与电能”化学史习题 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习题。按照需要考查的内容,化学史习题可分为两类:①以化学史为背景材料,考查化学史以外的知识。②考查化学史本身知识。化学史习题类型主要有: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实验题、科技写作和实践等。本节以“化学能与电能”为例,设置如下习题供参考。 ①选择题 (2011福建高考)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锂水电池,可作为鱼雷和潜艇的储备电源。该电池以金属锂和钢板作为电极材料,以LiOH为电解质,使用时加入水即可放电。关于该电池的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水既是氧化剂又是溶剂 B. 放电时,正极上有氢气生成 C. 放电时OH-向正极移动 D. 总反应为:2Li+2H2O2LiOH+H2 设计思路:本题以最新科技发展为背景,考查化学史之外知识。在科学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程中,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一种新型电池,而且可以考查自身化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②简答题 Ⅰ. 为什么伽伐尼认为蛙腿的肌肉和神经里有“生物电”存在才使得青蛙腿痉挛? Ⅱ. 伽伐尼认为在青蛙腿上发现的电流是“生物电”,伏打却认为其是“接触电”,简述伏打这样认为的原因。 Ⅲ. 伽伐尼和伏打在研究放电原理过程中有什么共同之处? 设计思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伽伐尼和伏打的科学探究过程,学习其中科学探究思维与方法。 ③科技写作(任选一题) Ⅰ. 丹尼尔电池是由英国人约翰・弗里德里克・丹尼尔与1836年研制出的早期电池。查找相关资料,分析丹尼尔电池与伏打电池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并说明丹尼尔电池在当代社会的应用情r。[2] Ⅱ. 电池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学习与生活中的必用品之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请实地调查周边地区废旧电池的回收与再利用情况,写一篇调查报告。 设计思路:第Ⅰ题旨在帮助学生全面了解电池发展历程,通过比较,进一步体会科学生成性、探索性本质,培养自身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第Ⅱ题旨在让学生在实际调查行动中,了解电池发展至今,给人类带来的利弊,体会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加深对于科学本质与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3.制作“化学能与电能”化学史课件 课件是一种课堂辅助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教学过程。合理使用教学多媒体课件能为化学史教学锦上添花。多媒体课件不仅打破了化学史中的时间、空间隔阂,使得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化学人物和化学发现得以共同展现,同时也可以直观还原和模拟久远的化学史料,学生进入化学历史场景中,体会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课件具体设计时,还应考虑如下问题。如界面设计(包括界面结构、布局)、背景设计(包括模板选择、字体和色彩运用)、元素设计(声音、图片、视频等的组合与运用)、内容设计(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等。[3]如此,化学史教育教学功能便能得到进一步发挥与实现,化学史教学目标得以达成。 4. 实施教学设计 教师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内容,灵活将预设的化学史教学设计(包括习题与课件)实施于化学史教学课堂。及时了解学生听讲反馈,撰写教学反思,为教学设计的改进做好准备。 5. 评价、反思与改进 通过课堂提问与习题检测等多种方式对学生的化学史学习进行评价,并结合学生听课反馈和教学反思,及时改进与调整化学史资源开发过程。包括素材选取是否得当、理论模式是否契合,教学设计是否顺畅,教学实施是否有效等。化学史资源开发就是在各环节不断的改进、完善与协同下,得以发挥化学史教育教学整体功能。 四、结束语 本资源包仅为一个教学参考,虽然立足于开发一线教师可直接用于课堂的化学史教学资源,但每一个地区教育情况与学生认知存在差异,教师应根据实际状况灵活调整。 孤立的化学史教学往往收效甚微,想要达到理想教学效果必然需要持续的化学史教学,这就要求化学史系列课程的开发。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对全套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进行了化学史资源的全面开发,并且创建了相关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推广,如此期望能为我国化学史教学尽绵薄之力。 化学史论文:基于化学史的问题链教学设计 摘要:以高一《化学1》新课“氯气的生产原理”为例,从氯气的实验室制法、氯气的工业制法、氯气的应用三方面,基于化学史料,引导学生感受科学家的研究思路,采用问题链形式驱动课堂进展,帮助学生分析掌握本课相关知识,以增强课堂趣味性、内容性、学科性,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化学史;问题链;氯气的生产原理;教学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科学、合理、逻辑性较强的问题链,帮助学生不断解决问题、促进认知,培养积极思维的习惯。结合化学史,从中提取问题,真实地展现科学家当年所面临的问题,不仅能够带领学生进入真实的问题解决情境,更能帮助学到还原当时科学家研究问题时的思路和方法,真实地感受到问题解决的思维历程。 一、教材分析 《化学1》专题2中所涉及的元素和物质均较为典型,注重贴近生活、结合实际,试图通过海水资源来使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与化学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发现、新方法相结合,并加深学生对“绿色化学”、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专题2第一单元总共包括4课时内容:氯气的生产原理、氯气的性质、氧化还原反应及溴、碘的提取,其中“氯气的生产原理”为第一课。教材内容以新课程标准为编写依据,以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的情感为前提,紧扣海水资源这一线索,注重从工业生产实际出发,采用图片、实验等形式引出工业制备氯气的方法及原理;穿插介绍化学史的内容,使学生认识科学的研究过程、学习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度。本课内容中关于工业制氯气的学习有助于后续溴、碘提取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氯气的实验室制取是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实验室制气体的开端。因而本课内容的教学旨在完成培养学生的实验素养、实验操作技能,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任务。 二、学情分析 教学对象为高一年级学生。通过《化学1》专题1的学习,已初步掌握研究化学物质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初步养成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的思维习惯,这些为本课的学习奠定必要基础。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在获取相关化学知识和实验研究技能的同时,形成利用自然资源需要化学科学的发展的认识,也为后续的学习提供帮助。 由此,确定本课时教学重难点为:从海水中获取氯气的原理和方法、实验室制取氯气的原理和方法、实验装置的连接顺序和作用。 三、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了解从海水中获取氯的原理和方法,正确书写对应的化学方程式; (2)了解实验室用二氧化锰和浓盐酸制取氯气的原理和方法,正确书写对应的化学方程式; (3)能根据电解饱和食盐水实验的现象,判断阴、阳两极的产物; (4)能用恰当的化学语言表达检查装置气密性的方法。 2. 过程与方法 (1)通过观察、分析实验过程,形成化学实验操作的基本技能,初步了解实验室用固体、液体物质制取气体的方法; (2)通过观察实验装置,了解各装置的连接顺序及作用; (3)通过阅读相关化学史的内容,自主获悉相关化学知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结合生活,认识到海水是人类的宝贵资源,培养热爱和保护大自然的情感; (2)借助化学史,感悟科学家严谨治学的态度,体会实验法在研究化学物质中的重要性。 四、问题链设计 五、教学过程 1. 以海洋为家乡的元素――氯 [图文]宁海,是一方安乐、祥和、美丽的土地,是我们的家乡。在宁海的东面是美丽的海洋,浩瀚的大海蕴含无数的宝藏,有80多种元素以海洋为家乡。其中氯元素的含量不可小觑。可以看出,在茫茫大海的每一次波涛起伏里,每一滴海水都含有相当多的氯化物。 由于氯气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众多科学家花费精力研究如何从自然界中获取氯。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与科学家一起“氯”行。 [生]面带笑容,有学习兴趣。 2. 乘着“化学史列车”“氯”行 第一站:古代,炼金术士 [化学史料1]古代炼金术士们在实验室里发现加热浓盐酸与浓硝酸的混合液时,会产生一种刺激性很强的烟雾。但他们当时一心只为炼金,并不知道这种烟雾就是氯气。 [师]炼金术士们错过了发现氯的机会,很可惜,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最早接触了氯。 [生]感叹惋惜。 第二站:1774年,舍勒 [化学史料2]我在一家药房任药剂师,并从事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1774年,一偶然的机会我将软锰矿(MnO2)与浓盐酸混合加热时,产生了一种黄绿色的气体,该气体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令我的肺部十分难受。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仔细研究了这种气体后,我发现:它能溶于水,其水溶液略显酸性,且对纸张、蔬菜和花都具有永久性的漂白作用;它还能和金属发生化学反应。 [师]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舍勒在实验室中偶然制得氯气,而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实验室制取氯气的方法。请大家思考下列问题: [问题链1]目标问题:实验室制取氯气的原理和方法 具体问题: 问题1:“将软锰矿(MnO2)与浓盐酸混合加热”,制取氯气选取怎样的发生装置? 问题2:“它能溶于水”,选取怎样的收集装置? 问题3:“该气体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令我的肺部十分难受”“其水溶液略显酸性”,如何设计合适的尾气处理装置? [设计意图]化学家实验探求到化学现象之美,能够激发化学家强烈激情与灵感的事物,同样也可以使学生产生探索之情。通过学生自主阅读、分析化学史料,借助三个具体的问题组成问题链1,引导学生对实验室制取氯气的组成装置、所用仪器进行思考,选择和设计,强化实验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针对实验原理、装置完整性及物质性质,结合适当的“科学家提示”,由定性到定量,由简单到复杂,帮助学生进行深入思考,设计具体问题如下: 问题4: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含4mol HCl的浓盐酸能否制得1mol氯气? 问题5:若用排液法收集氯气,可否选择排水法?什么溶液合适呢? [科学家提示]氯气能溶于水(1∶2),难溶于饱和食盐水。 问题6:教科书中,制取氯气的实验装置完整吗?若否,有何欠缺之处?如何改进? [科学家提示]HCl易溶于饱和食盐水,且HCl和氯气均能与NaOH溶液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物质。 问题7:在实验制取氯气之前,如何检查这套装置的气密性? [生]思考问题并积极回答,有些基础扎实的孩子能很快给出问题6的回答。 [视频]实验室制取氯气 [生]兴趣高涨,认真观看。 [设计意图]提出问题7之后再播放事先录制的实验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结合具体实验操作及实验现象讲解此类装置气密性的检查方法,并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实验室制取氯气的原理、方法、实验操作等化学知识。 第三站:1810年,戴维 [化学史料3]从1774年舍勒发现氯气以后,这种气体的性质先后经过了贝托霍、拉瓦锡、盖・吕萨克、贝采里乌斯等人的研究,他们都认为这种气体是化合物,而我认为它只是一种单质。后来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我终于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1810年,我发表论说,将这种气体命名为氯气(Chlorine),希腊文意为“绿色的”。 [师]从1774年舍勒发现氯气,到1810年总共经历了整整36年。这漫长曲折的历史中,科学家们对氯气的认识在不断批判中得以完善,戴维最终确认氯气是一种单质并将其命名,氯元素的符号是Cl。在19世纪,科学家们把较大精力花费在研究大规模生产氯气的方法上。 [生] 感叹,体会到要站在巨人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要敢于质疑,相信自己。 第四站:1833年,法拉第 [化学史料4]1813年,我从老师处首先接到的任务就是制备氯气,这种有毒气体在制备时易发生爆炸,因此我小心谨慎地进行了大量实验。1833年,终于用电解法制出了氯气!我发现当将电流作用于氯化钠溶液时,也就是电解氯化钠溶液时,就获得了氯气。1851年,我获得了一份包括氯气、氢氧化钠的生产方法的专利。多么振奋人心! [师]自然界没有大量的浓盐酸存在,并且仅用实验室制法没有办法满足工业上对氯气的大量需求,而法拉第的电解法为工业制氯气创造了可能。我们来模拟一下工业制取氯气的操作。 [生]面带笑容,原来法拉第和化学也有关系。 [演示实验]电解饱和食盐水 [问题链2]目标问题:工业制取氯气的原理和方法 具体问题: 问题1:“将电流作用于氯化钠溶液”的实验装置是怎样的? [师] 观察这一实验装置,U形管中盛放着饱和NaCl溶液,两端分别插入一个电极,与外接电源相连接。我们将与电源负极相连的电极称为阴极,与电源正极相连的电极称为阳极。 问题2:阴极和阳极分别观察到怎样的现象? 问题3:哪极产生的气体是氯气呢?如何证明? [科学家提示]氯气能发生反应:Cl2+2KI2KCl+I2,故氯气能使湿润的淀粉KI试纸变蓝。 问题4:阴极也产生大量气泡,可能是什么气体呢? 问题5:根据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Cl-失去电子,化合价升高,生成Cl2,则另一个得到电子的元素是氢还是氧? 问题6:如何检验H2? [生]对化学实验特别感兴趣,认真观察,积极思考。思维灵活的学生对于问题4、问题5的解答比较不错。 [设计意图] 根据电解饱和食盐水的实验现象判断两极产物,是课标对学生的要求,但不要求从电解原理的角度深入讲解,为帮助学生理解并加强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从氧化还原反应本质的角度引发学生思考。问题5为问题4 的解决提供了思维台阶,以完成其中一个教学重难点的突破。检验氯气、氢气是高中阶段重要的气体检验的知识点,借助具体的实验现象,结合恰当的文字描述,使学生能掌握。 [师]溶液中的Cl-失电子产生Cl2,H2O中的H+得电子产生了H2,此时,溶液中存在大量的Na+和OH-。 问题7:OH-会聚集在阳极还是阴极呢?如何证明? [演示实验]向阴阳两极分别滴加2~3滴酚酞试液。 [师]由实验现象和问题解决后,我们可以得出工业制取氯气的反应原理,其中Cl2是阳极产物,H2和NaOH是阴极产物。 问题8:结合之前实验室制氯气的相关知识,阳极端不断产生的Cl2需要做什么处理? [生]用NaOH溶液进行吸收,防止污染环境。 第五站:1929年,氯碱工业 [化学史料5]我国的氯碱工业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 爱国实业家吴蕴初在1929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氯碱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氯碱工业技术不断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氯碱工业为基础的化工生产及产品在人民生产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师]其实一开始,电解法制氯气的规模很小,到19世纪90年代,有了较好的直流发电机,工业制氯的技术得到大规模发展,也为氯碱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研究未止,“氯”行延续 [图片]“氯”行坐标轴。 [师]至此,我们乘着“化学史列车”,沿着科学家们的脚步,终于揭开了氯气的神秘面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领略科学发现的奥秘与艰辛,体会化学实验的美妙与神奇。 氯气令众多的科学家为之好奇,纷纷展开研究。那么氯气究竟具有哪些性质?它的水溶液为何具有漂白性?它又为什么能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大有用途呢?让我们下次课继续研究,继续“氯”行! [生]旅行就这样结束啦?(学生仍有浓厚的兴趣) [设计意图]化学与生活紧密联系,由制法过渡到应用,既与课堂之始的氯气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相呼应,也使学生感受到科技的力量、化学的魅力。本课的知识点已经学习,但并不是终结,也为后续课程创设悬疑,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 六、反思提炼 学是从问题开始,题总是与学习伴行,所有问题的解决必定以对问题存在的认识开始。如何促进学生的有效思考并增强化学课的魅力?这是在教学工作中经常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学生要学习氯气?为什么教材编排的顺序是从工业生产引入具体内容?苏教版《化学1》专题1的名称是“化学家眼中的物质世界”,专题2是“从海水中获得的化学物质”,有何用意?笔者认为是要学生能学着像个小科学家一样去研究化学物质,去感受化学家们当时的心境。因此,借助化学史、设置合理的问题链进行教学,考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具体化学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断接受科学方法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科学的思维模式。 化学史论文:浅谈化学史中的科学发展观 摘要:以人的需求为基础进行化学创造或发明的“按需O计”是化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通过创设“按需设计”的教学情境,渗透化学史中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引导学生感受到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和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化学史;科学发展观;按需设计;教学情境 化学是一门中心的、实用的、展现创造魅力的学科,化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功不可没。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有机化学家伍德沃特的话来说,化学家们“在老的自然界旁边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然界”,化学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发明创造史。 化学史中大量的发现或发明,都遵循着按照人类需求而发展的“按需设计”的规律。当世界面临着粮食危机时,哈伯在1909年发明用锇作催化剂的高压合成氨工艺,满足了人类的粮食需求;当人类在与各种传染病激烈抗争时,抗生素应运而生,提高了人类至少25年的平均寿命。“按需设计”是化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 “按需设计”体现出化学发展的人文理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按需”即“以人为本”,笔者将本文的“科学发展观”界定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环境、能源、食品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们,于是人们将这些问题聚焦在化学上,甚至闻“化”色变。然而“化学不是问题,化学解决问题”,在中学课堂中如何让学生明白这一道理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课堂中除了传授系统的化学学科知识之外,还应开发化学人文资源,渗透化学史中的科学发展观,开展学科内涵教育。 “按需设计”的教学情境是化学史中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笔者有意识地挖掘了部分教学素材中科学发展观的学科内涵并创设了“按需设计”的教学情境,现与大家做如下分享: 案例 1:氯气与漂白剂 [讲述]1774年,舍勒发现了氯气,并且发现氯气能够漂白有色鲜花和绿叶,由此舍勒推断出氯气具有漂白性。 [对比实验]氯气与干燥的红色小花、氯气与湿润的红色小花。 设计意图:以化学史为切口,通过探究实验,引导学生关注氯水的漂白性。 [过渡]氯水中起漂白作用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 [学生活动]书写氯气与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讲述]次氯酸不仅具有漂白性,还具有强氧化性,能杀菌消毒,1897年英国首次使用氯气给自来水消毒。 [讲述]1785年,法国化学家贝托雷提出将氯水的漂白作用应用于纺织工业,实际应用中,发现放置一段时间的氯水漂白作用明显减弱。 [演示实验]次氯酸的分解。 [学生活动]从氧化还原反应的角度,推导次氯酸分解的产物。 [提问]次氯酸见光易分解,表明次氯酸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久置后氯水的漂白作用减弱,那么如何保证次氯酸的漂白性呢? 设计意图:鉴于次氯酸见光易分解的事实,提出如何改进漂白剂的问题,激发学生的认知兴趣,引起学生“按需设计”的意识。 [讲述]化学家贝托雷偶然情况下把氯气通入草木灰的水溶液中,发现稳定性提高很多。 [视频实验]氯气通入草木灰水溶液后,对其产物进行光照。 [讲述]草木灰是一种碱性的物质,次氯酸是一种酸,二者反应生成了盐,此实验证明次氯酸盐比次氯酸更加稳定。次氯酸钠制备成本较高,限制了以次氯酸钠为有效成分的漂白剂的推广。1789年,英国化学家台耐特把氯气通入石灰乳中,制得现在仍广泛使用的、价格低廉的漂白粉。 设计意图:在“提出需求―按需设计―提出新需求―按需优化”的漂白剂设计过程中,调动学生的探究热情,引导学生感受到“按需设计”在漂白剂发展历史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案例 2:氨气与氮肥 [设疑]植物生长需要氮肥,空气中有大量的氮气,但植物并不能直接吸收,如何将空气中的氮单质转化为氮肥? [讲述]1909年哈伯发明合成氨工艺,将氮气转化为氨气,实现人工固氮。氨气是气体,不适宜直接作为氮肥,可制成氨水再使用,如何证明氨气溶于水? [演示实验]塑料瓶变瘪实验、喷泉实验。 [学生活动]氨气与水反应方程式的书写,氨水性质分析。 [提问]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氨水作为氮肥,曾经广泛地使用于农业生产,不过近些年,却不再被大力推广了。为何氨水不能成为氮肥的主角? 设计意图:氮气―氨气―氨水,从人工固氮讲到早期使用的氮肥,为氮肥的“按需设计”做铺垫。 [讲述]氨水易挥发且加热易分解,不稳定是氨水作为氮肥最大的弊端,于是科学家们将液态的氨水与酸反应转化为固态的铵态氮肥。 [学生活动]氨水与硫酸、硝酸、盐酸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讲述]早期的铵态氮肥主要是硫酸铵,硫酸铵一度在意大利、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氮肥生产中所占比例特别高。氨气经过催化氧化可以得到硝酸,硝酸与氨水反应生成硝酸铵,使氮肥工厂避免了运输硫酸的困扰。我国著名实业家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后,氯化铵作为侯氏制碱法的副产物,成为我国主要的氮肥来源。 [讲述]农民伯伯在高温天气下施氮肥时,经常会戴着口罩。碳酸铵、氯化铵等固态氮肥在加热条件下会分解。 [学生活动]碳酸铵和氯化铵加热分解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的书写。 [讲述]无机氮肥不仅加热易分解,高温天损失肥效;而且无法更新土壤有机质,使用频繁后,土壤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板结。于是有机氮肥――尿素在此背景下得以合成,成为当前使用程度最大的氮肥。 [讲述]全世界每年化学工I的固氮量,只能达到生物固氮量的1/4左右。因此,在不断设计的人工固氮方法中,生物固氮的模拟过程最受人瞩目。当前化学家们围绕固氮酶催化固氮活性中心这一问题展开模拟工作。人们正期待突破性的氮肥品种出现,这将会是继哈伯合成氨工艺后,又一载入史册的转折性的科技成果。 设计意图:通过感受氮肥“按需设计”、不断发展的科学过程,体悟化学家们积极探索的科学品质、甘于奉献的社会情怀和日臻至美的理想信念。 案例 3:原电池与化学电源 [讲述]公元1800年,伏打把含食盐水的湿抹布,夹在银和锌的圆形板中间,堆积成圆柱状,制造出最早的电池――伏打电池。不久后,伏打发现,用任何两种金属代替锌和银都可以产生电流。这种将不同的金属片插入电解质水溶液形成的电池,通称伏打电池。 [提问]伏打电池在使用时,电流电压不稳定。伏打电池的模型是单液原电池,请你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并试着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学生活动]得出结论:锌与硫酸铜溶液直接接触,将锌与硫酸铜溶液进行隔离。 [讲述]1836年丹尼尔将铜片和锌片分别浸在硫酸铜溶液和硫酸锌溶液中,用多孔陶瓷将两种溶液隔离,发明了丹尼尔电池。 设计意图:伏打电池和丹尼尔电池在化学电源发展史上有不可估量的地位,与中学化学里讲解的单液原电池和双液原电池有直接关系。学生能够独立参与到电池改进中,切身体会“按需设计”的快感。 [讲述]丹尼尔电池不便于携带和使用,于是科学家们又开始投入电池的设计工作中。1887年,英国科学家赫勒森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干电池。干电池的电解液为糊状,不会溢漏,方便携带,获得了广泛应用。 [讲述]当前家电越来越小型,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功能,人们迫切需要小型化、多功能化的电池,于是人们制造出了纽扣电池。 [过渡]由供电不稳到供电稳定,由不便携带到方便轻盈,由功能单一到功能多样,化学电源的设计越来越完善。但电池使用过后,如若废弃,对环境的污染较为严重。如何保证化学电源的生态环保,成为化学家们的研究课题。 [讲述]可充电的二次电池应运而生,铅蓄电池、镍镉电池等二次电池在生活中屡屡可见;绿色高效的燃料电池大放异彩,氢氧燃料电池、甲烷燃料电池等清洁电源越来越受到关注。 设计意图:化学电源在化学发展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化学家们贡献给世界的一份厚礼。但化学电源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科学家们不断地遇到挑战,不断地取得突破。通过化学电源“按需设计”的学习体验,让学生感受到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问题会不停显现,面对问题最佳的态度,应该是积极思考与认真解决。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那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和探索者。”通过融入“按需设计”的教学情境,学生得以在化学的历史海洋中去发现,去探索。发现渗透在化学史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发现蕴含在化学史中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发现之余,做一个探索者,不断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今后化学的进步贡献力量。 化学史论文: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史的隐形功能分析 【摘 要】由于化学知识应用范围较广,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化学学科在中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化学史的学习有助于促进化学学习。文章针对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史的隐形功能及其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中学化学教学 化学史 隐形功能 基本原则 一、引言 化学史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看待化学的。从宏观角度来看,了解化学史的发展对于化学知识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通过学习化学史,了解化学家的生平、获奖情况等内容,对于化学教学有着很大的帮助。学生要想学好化学知识,就应该更多地了解化学史。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推动我国化学体系的长期发展,为实现中学化学的高效性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早在2006年,教育部门就已经加大了对中学化学史的重视程度,在教材改革的时候对化学史部分重新进行了编制。现在,化学史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已经占据有很大的比例。 二、将化学史的隐形功能引入中学化学教学 化学史在化学教学中具有隐形功能。对于初中化学而言,很多化学内容都是建立在化学史基础之上的。有关学者曾经指出,隐形功能实际上潜在非常巨大的能力,对于中学化学教学而言,化学史具有一定的隐形功能,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认知,还能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更好地学习化学。化学史的隐形功能主要表现在一些非预期性作用和影响等方面。如果将隐形功能引入到实际的中学化学教学中,必将会为中学化学体系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帮助。 三、深度挖掘化学史的隐形功能 (一)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 化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培养学生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于提升学生的化学成绩具有很大的帮助。有一些中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教师如果能够运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对学生进行教学,从根本上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就必将会为中学生学习化学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讲解化学史的时候,教师也应该进行知识性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化学基础知识。 (二)促进感性知识学习 促进感性知识的学习是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多时候,中学化学教学更加侧重于理论知识教学。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学化学教学的高效性,化学教师应该努力拓宽自身的知识面,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打造有趣味的课堂,让学生不对化学学习感到枯燥乏味,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对于中学生来说,学习化学史是丰富其情感内容的途径之一。将化学史融入中学化学课堂中,能够促进学生进行感性知识学习。 (三)推动化学教学发展 在实际教学中,化学史的合理引入能够促进中学化学教学体系的发展。化学史与化学理论知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些精密仪器发明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化学故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能够为学生讲解这些化学故事,便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中学化学的教学。 四、化学史隐形功能开发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因势利导原则 在新课程标准的全新理念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充分发挥教师的课堂教学艺术,需要坚持一定的教学原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因势利导。坚持因势利导教学原则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观,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例如在教学“氯元素”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氯气应用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最先使用的毒气弹就是用氯气制成的,给战争双方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教师将这一故事讲给学生听,必将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感觉到化学学习充满趣味,就会积极主动地探寻各种化学知识,这对其今后的发展极其有利。 (二)把握尺度原则 化学史教育在实际的化学教学中扮演着调味剂的角色。如果教师在课堂上仅讲授化学理论知识,学生必定会感到枯燥乏味,甚至产生厌烦情绪;而教师为学生讲解一些化学史知识,则能够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觉得化学知识实际上并不枯燥。但是教师在介绍化学史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化学史介绍过多,就会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而介绍的过少,又会令化学课堂显得单调。因此,在实际的化学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重化学史的引入,采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化学史的隐形功能,努力提升化学教学效率。 五、结束语 本文简单论述了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史的隐形功能及其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学化学教师应该认识到化学史的重要性,将化学史融入化学课堂中,发掘化学史的隐形功能,培养学生的人文内涵,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与个性发展。 化学史论文:重视化学史教育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化学史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教育话题,很久以来,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对科学史教育的呼吁和探索从不曾停止。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化学史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化学史教育就是在化学教学中,利用化学史来促进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把化学史教育渗透于化学教学中,对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训练科学方法以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青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中好奇心、模仿力、记忆力的最强时期,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加强化学史教育,能够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讲课中用二三分钟简短有趣的故事,使学生的思维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得以启发,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对化学产生好奇心,必将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这对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质和独立创造的欲望有着极大的益处。 化学史的教育,可以使学生完整地掌握知识,全面地理解化学科学的发展,培养学生探索真理,献身科学的志向。 一、化学史的教育有利于化学概念的形成 原子、分子、电子的概念对初学化学者难以理解,化学概念难以形成,如果在教学中结合化学史进行讲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追溯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过程,有利于对化学概念的形成和对微观世界的理解。远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认为万物是由大量的不可分割的微粒构成,并把这些微粒叫做原子(原子――希腊之原意是“不可分割”),这种古代的原子观念是人们根据对自然界的观察、想象和推测提出来的,没有经过实践的验证。 到十九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事实,论证了原子和分子的存在。英国科学家道尔顿提出了近代原子学说,道尔顿的近代原子学说对化学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道尔顿被称为“化学之父”。但他没有把原子和分子区别开来。 意大利科学家阿佛加德罗提出了分子的概念,构成了原子――分子论,化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十九世纪来,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精密的科学实验提供了条件,1874年汤姆生发现了电子以后,人们开始揭示原子内部的秘密。 从原子学说,到原子――分子论,再到电子的发现,推动着化学科学的发展。学生在学习化学史的过程中更加全面地理解了化学科学的发展,形成了智力思维。 二、通过化学史教育,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方法和严谨的科学素质 从十八世纪瑞典化学家舍勒和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里制得氧气,到拉瓦锡较早运用天平做为研究化学的工具,揭示了燃烧的实质,推翻了所谓“燃素”的错误理论;从十九世纪末雷利测定Nz密度的一丝不苟,一直到今天惰性气体的广泛应用,学生怎不惊叹科学家科学态度的严谨。化学史以其特有的说服力赢得了学生浓厚的兴趣,并启发学生从事化学研究必须树立辩证的思维方法。 卤素元素澳的发现,更有一段令人深思的故事。 1825年22岁的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受人之托代为分析一瓶浸泡过一种海藻植物灰的溶液成分。李比希从中分离出一些盐类后,又在母液中加入氯水混合并加淀粉试剂,母液中出现蓝色,说明母液有腆化物。第二天一早李比希发现这蓝色溶液上层还有少量棕色液层。当时还没有发现澳元素,他不假思索的想当然断定这是氯与腆生成的化合物一氯化腆,于是在一标签上写上“氯化腆”,贴在这瓶盛有棕色液体的试剂瓶上就不了了之。 事隔一年,1826年,一位法国青年大学生巴拉尔从盐湖水中收集到一种暗红色的液体,发散出强烈的臭味,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它不是氯化腆,由此他断定这是一种新元素的单质。并进一步探讨元素的性质,得到这是与氯、碘非常相似的新元素――由于具有恶臭的气味,其单质呈液态,故命名“溴”。他写了一篇名为“海藻中的新元素的报告”发表在《理论会志》上。 当李比希看到这篇报告后,简直无法平静,懊悔不已。报告中所做的实验,所描述的现象一年前他不也曾经做过和看到过吗? 他在自传中写道“除非有了绝对可靠的事实为依据,我再也不凭空地自己造出什么理论了”。这个故事和李比希的懊悔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三、化学史教育可使学生走上科学幻想之路 有机化合物C6H6的结构曾一度使化学家感到困惑不解,长达半个世纪,众多学者进行了长期深人的研究和激烈的争论。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和其它学者一起根据碳原子四价的理论和碳链学说提出了种种设想,画出几十种苯分子的结构图式,但均没着成功地解释结构和性质的关系。他百思不得其解,累极了,就半躺在实验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在睡梦中好像看到了6个碳原子连成一条弯曲的蛇,每个碳原子上还带有一个氢原子的怪蛇,在慢慢蠕动,在爬,在摇头摆尾的跳舞,越跳越快,突然,不知为什么,怪蛇被激怒了,它竟然狠狠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不动了,形成一个环,一个蛇形的环,一个猴形的环。凯库勒睁眼一看,原来是南柯一梦,一切如常,然而他把梦中的环迅速的记在纸上,再结合苯分子的结构特点进一步进行研究,最终对苯的特殊结构有了成功的解释:6个碳原子相互结合成正六边形环,每个碳键都是等效的,每个碳原子各拿出一个电子在笨环的上下方相互交盖,形成稳定的大兀键。 如果没有全身心的技入和矢志不渝的探索,没有大胆的想象怎么会有南柯一梦;如果没有科学的分析、推理,“一梦成功”就只能是天方夜谭的神话了! 凯库勒的发现证明了科学需要幻想。没有大胆的设想就没有发现,没有创造。 法国著名科学家朗之万曾指出:“在科学教育中,加入历史的观点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化学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无数科学家的艰辛努力和无数动人的故事,进行化学史教育能启迪学生的智慧,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热爱化学,热爱科学,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中学)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以后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创新方面的成就不突出,新作品虽有一定数量,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很少,总体看这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未能打开新的局面,迈上新的高度。回顾历史,明清两代和20世纪前期,表演艺术各门类中分量最大、创作最繁盛的是戏曲,音乐园地里创作成就最高的也是戏曲音乐。昆曲的水磨调和梆子、皮黄的“板腔体”等,先后代表了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宝贵的遗产。上世纪50年代到“”时期,戏曲音乐也有显著成就,例如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也走在该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前列。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戏曲音乐却进退失据,越来越走不出“低迷”。当然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是个很大的研究题目,笔者的接触范围和认识水平都很有限,本文只能管中窥豹,就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向方家求教。 一,关于创作指导思想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过一些明显变化。其实戏曲自形成之日起,艺人就很懂得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戏曲音乐的“传统”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和僵化。例如程砚秋1939年所作《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一文,便是与剧评家徐凌霄(凌霄汉阁主)讨论唱腔的“推陈出新”问题,[1]名满戏苑的“程腔”也无疑是艺人自觉发扬创新精神的典范成果。上世纪50年代一批新音乐工作者被派进戏曲剧团,与艺人一道从事戏曲音乐改革和创作,为戏曲音乐注入了很多新的成分。但新音乐工作者和艺人在磨合过程中,围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也出现过不小的分歧,为此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当时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中不少人都很熟悉戏曲,有些还曾投身戏曲创作实践(如田汉、马彦祥、马少波、欧阳予倩、杨绍萱、任桂林、张庚、马可等),在音乐创作上推行的指导思想也兼顾了迈出新步和保存传统两个方面。这里可看1958年在文化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戏联合观摩公演后部分音乐工作者的总结:“这次参加联合公演的剧目,在音乐上,都保持了本剧种的鲜明特色,使人听来非常亲切,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具体唱腔的设计上,都是尽先考虑运用本剧种的传统唱腔,不足时再加以创作。”“要突破传统音乐在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就必须加以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又要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难就难在这里。”[2]这些意见既肯定了创新的必要,更强调了对传统的尊重:旧有唱腔要尽量沿用,不足以表现新内容时才进行创新,而且创新不能走得太远。这些言辞谨慎的话,正体现的是当时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便是“传统第一,创新第二”——摆在第一位的还是尊重和延续传统。按照这样的原则,当时的戏曲音乐创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少新戏的音乐都不远离传统,同时也有时代气息,曾经出现的“冒进”倾向(如“创造新歌剧”等)也很快得到抑制。 但在60年代编演现代戏的热潮中,为了突出表现“革命精神”,音乐出新的步子显著加大。“”时期的“革命”狂潮,更使“传统第一”的原则变成了“创新第一”。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大大突破了京剧音乐的传统,让人耳目一新。各地剧种在移植京剧“样板戏”时为了“不走样”,更将本剧种的音乐传统大量抛弃。不过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水准很高,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未完全脱离京剧音乐的传统,应该说是对传统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改造和提炼升华的产物。 “”后,戏曲音乐创作重又回到“传统第一”的轨道。此期间创作的新戏音乐一般出新幅度不大,常显得半新不旧(多是包装新而内里不新),而且艺术高度远未超越60~70年代的京剧“样板戏”。又因传统戏曲的流失越来越严重,保护传统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因而在新戏创作中,往往更多强调的是“移步不换形”一类理念。然而这一时期戏曲的外部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文艺园地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空前热闹,新奇事物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艺术爱好者(消费者)们的选择十分多样。社会音乐文化的总体水准也在节节提高,看看欧美音乐剧的舞台风貌和音乐,便可知道在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舞台艺术才能算“新”。身处这样的环境,戏曲音乐必然是不进则退。创作的“低迷”和与观众的大量流失,不能不促人反思:戏曲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否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一定调整? 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时移世易,戏曲传统与时代的距离已显著扩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大。60年前戏曲音乐的传统好些方面还不是太旧(习惯上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也会被算作“传统”),因此当时的创作不需要太多出新,也不会显得落伍。但时至今日,新、旧之间的距离已远远超过60年前,在同样的传统基础上的同样幅度的出新已完全说不上是“新”了。因此新戏创作要跟上时代,只能加快前进步伐。在这样的局面下,特别需要提倡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即允许多种不同做法(包括不是“传统第一”的做法)积极尝试。常识告诉我们:创作的自由度越大,出好作品的几率越大;反之路子越窄,出好作品的希望越微渺。总体上讲传统当然不能抛弃,但每一部新戏在具体做法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同观众群的口味不同,不同时期的风尚不同,不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定位不同,不同剧种的传统基础不同,不同创作者的才情和理念不同……因此每一部新戏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应该有自己专设的创作目标,包括对传统有自己的取舍,在“出新”上有自己的追求。 主张创新不离传统的理由之一,是新戏应该承担保存传统的任务,这种理由其实很需要反思。传统保存需要尽可能原汁原味,新戏创作却需要大幅度出新,如果两种需要很难调和,就不妨让它们各行其是:传统的主要载体是老戏,老戏在传统就在,因此保存传统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好老戏;新戏的主要任务是走出新路,跟上 时代,因此不应该让新戏更多承担保存传统的职责。要急追时代,当然要“轻装”前进。新戏能多多延续传统再好不过,但前提是符合每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需要,不能为保存而保存。强调保存传统无疑会加大新戏创作的难度(上面引到的半个世纪前的那篇文章就已感叹“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勉为其难把作品搞得半新不旧,看起来是一举两得,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既不能体现时代风貌,也不是真正保存传统。数十年来新戏数量已不少,但总体看不仅创新不理想,而且传统也没保存好,其中的教训很需要总结。 二,关于作品评价机制 戏曲在过去时代是靠观众为生,观众是戏曲的“上帝”。观众中数量最大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常常代表市场的力量。同时昆曲一类“高雅戏曲”主要以文化精英为“知音”,他们人数少,但文化水平高,影响力大。不论普通民众还是文化精英,观赏戏曲都是为了获得艺术的愉悦,他们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当然很“挑剔”,他们评价作品的原则当然是“艺术第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爱戏曲,一些人还热心习唱习演,甚至投身创作,因而很熟悉戏曲的“门道”。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出色的艺术必然得到赏识和鼓励,水准低下的作品也必然难以立足,这样的“上帝”当然是推动戏曲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度的巨大力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戏曲由政府全面管辖操办,这种体制意味着戏曲的“上帝”不再是广大观众,而是“上面”。戏曲的评价机制由此发生根本改变:一部戏的好赖主要是由“上面”判决,观众的意见无足轻重,与此相应,戏曲的存活状态也不再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评审中,艺术的位置不仅排在“第二”,而且对艺术的评审结果不一定“靠谱”,因为官员中戏曲行家(尤其戏曲音乐行家)很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在某剧团的乐队工作,一次文化局长审查我团一部新排的戏,提的一条意见是主奏乐器板胡的声音不够大,因此建议用两把板胡一起拉。这样的意见剧团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好在那位局长只是说说便罢,没有坚持一定要照办。近年来有关部门主持的种种评审成为戏曲新作评价的重要形式,为了体现评审的“专业性”,评审者中也会有专家,但专家是“被组织”的,他们的作用往往有限。而且专家也不一定能代表广大观众,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并不是专家评价高的作品,广大观众就一定都会喜欢。 有关部门主持的评奖和资助,已成为戏曲创作重要的“导向”。对于既给奖又给钱的评审,剧团当然趋之若鹜,创作上也会有所迎合,有时还会加上“戏外的功夫”。这种以获奖和争取经费为目标的创作,自然很难将观众的欣赏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很难做到“艺术第一”,因此,有些作品缺乏艺术光彩、不受观众欢迎再正常不过。有些获奖作品很少公演,更难得看到这些作品的唱段在群众中传唱的情形,这也说明这样的创作与广大观众的艺术需求并不吻合。纵观近年来的新戏音乐创作,艺术水准不高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与缺少来自观众方面的检验当然很有关系——不经过观众的认可,等于“绕过”了艺术产品最重要的质量检验环节,撇开了试金石,如何验真金呢? 从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看,观众与创作者的积极互动十分重要。一方面,演出过程中观众的现场反应(叫好之类)有即时校验的作用,可以让创腔者(也是演唱者)随时体察创作上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提高。另一方面,剧场之外创作者与观众(尤其懂“门道”者)的种种交流,也会对创作者有很大促进和帮助。上面举到的当年程砚秋与徐凌霄的交流便很典型:徐是素养很高的文化人(著名记者、作家),又是能唱能演的票友,艺术识见很高,有很多论说戏曲的文字见诸报刊,并有《记“程”》、《伶工特记· 程砚秋》等文专门讨论程砚秋的创作;[3]程对徐的见解很“倾服”,特意写成那篇《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公开发表,并陈说自己在用嗓、运腔、咬字等方面的体会。显然这样的切磋和砥砺,对创作者的助益极大。没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戏曲在明清两代至20世纪前期不可能成为“艺术性”与“群众性”达到最大一致的艺术品种。这种关系在上世纪50~60年代仍有延续,当时不少新戏的唱段在观众中广为传唱(有些唱段一直唱到今天),同样是创作者高度重视观众的欣赏需求的结果。然而今天的局面已完全两样,新戏新腔普遍与观众很隔膜。不少新戏很注重形式包装甚至追求“大制作”,但艺术内涵很薄弱,唱腔缺少内在的美质和隽永的意味,难以打动观众的心灵。创作者并不把观众当作“上帝”,作品主要不是为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而创作,这样的作品如何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在 这种局面下,创作者又如何从观众方面获得积极有益的反馈,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提升? 作品的艺术质量也与上一节讨论的创新问题有重要关联。上一节之所以强调创新要不拘一格,步子要迈得更大,是因为太多迁就传统,容易导致艺术上打折扣。但深一层看,新、旧成分的比例还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终因素,例如“大制作”虽然“新”,却不能征服观众,虚有其表的“新”还会惹人生厌。反过来说老戏的唱段永远有人喜爱,也不是单纯因为“老”,而是因为那些唱段有艺术魅力,能与欣赏者的内心真正“合拍”。可见只是一个“新”字,还不能保证作品在艺术上一定成功,关键还是艺术水准。缺乏艺术水准的出新是为新而新,那类作品的问题不是形式上不够新,而是艺术上不够好。 评价作品的艺术质量,就是评价创作者的水准,因此作品评价机制也与创作人才的激励和选拔紧密相关。过去时代的艺人主要在市场中打拼,高超的艺术造诣是他们赢得观众的根本保证,谭鑫培的“谭腔”、程砚秋的“程腔”都要经过广大观众(包括行家)的严格检验,“阳春白雪”的昆曲也首先要在文化精英中经过高水平的品鉴。反过来说,只有真正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社会评价,才能催生真正一流的作品和一流的创作人才。如果不重视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评价,或者无法准确鉴别艺术上的高低优劣,以致艺术水准不够的作品也能名利双收,那样的评价机制不仅不利于选拔优秀作品和激励优秀创作人才,而且贻害无穷。正像老师给学生作业打分:如果60分的水平打成90分,甚至反过来90分的水平打成60分,以后还会有多少学生朝真正的90分努力呢?目前戏曲音乐创作人才奇缺,队伍一年年老化,既能吃透传统,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人才难得一见,这种状况实在堪忧。人才评价的导向对戏曲音乐的创作队伍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对戏曲音乐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之事。 从历史的情形看,官办文艺体制本来有很突出的优势,例如可以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真正“高精尖”的作品,以重点示范方式带动艺术发展。但这需要主事者是真正的行家,并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宫廷音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顶点,主持者李隆基正是著名的“知音天子”。上面说到的上世纪50~60年代戏曲音乐创作的成就,也和当时戏曲事业的领导者中有不少行家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官办体制容易出现“政治标准”狭隘化的问题,这又会导致艺术之外的“规律”压倒艺术规律的现象,对艺术创作很不利。这在“”时期的京剧“样板戏”中也有鲜明体现:主创者中也不乏戏曲(音乐)行家,但被推至极端的“革命精神”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明显伤害——英雄人物总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唱腔也几乎是一味的“高快硬响”。其实,“政治标准”的内涵如果是指内容的“真善美”,就不会与“艺术标准”相抵牾和冲突,它们之间也不存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来讲,内容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第一”,没有必要把二者放在一起“排座次”和区分孰轻孰重。古今中外哪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是把艺术放在“第二”的位置上? 戏曲音乐创作当今面临的问题,从“外”看是跟不上时代,从“内”看是艺术质量不高。要紧追时代,就要减去过多的负载,包括反思已奉行多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原则”。要提高艺术水准,就要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把艺术放到“第一”的位置,所有相关环节都要把提升艺术作为主要目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就要播种什么样的“因”,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音乐艺术 音乐文化 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代音乐论文: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影视片中最能渲染观众情绪的莫过于影视片中音乐的编配,电影的高潮部分往往都是靠背景音乐来烘托出影片感人至深的情感,这种音乐艺术形式是我们影视创作艺术中的一种。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加入而日趋完美。能够增强影视剧感染力及营造出影视剧所需的一种特定情感氛围功能的就是电影音乐的特效。在电影的发展历史当中,早期电影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没有声音的,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是通过演员的各种动作和姿态,加以穿插字母来表达剧情的发展。所以这种电影当时称为无声电影,也称为默片。电影真正和音乐结缘是始于为默片进行现场音乐伴音,它能更好掩盖影片播放时的一些杂音的同时,也能增强影片的播放效果,后来就渐渐融入影片中来。电影和音乐的相互融合也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艺术磨合之路,例如我国著名的无声电影片《神女》就是这一时期无声电影的典型。后来有人为了弥补电影没有声音的缺点,安排配音人员在后面说话,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让观众感觉不舒服。后来又有人想出将部分音乐穿入电影当中,在电影播放过程当中进行音乐伴奏。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内容,音乐的参与也弥补了电影听觉上的缺陷,但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电影画面和音乐的完全融合,这种做法就是电影音乐的雏形。真正能够推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因素还是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录音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无声电影的终结,录音技术的发明使得电影进入到了有声音的高速发展阶段,为了电影而进行的音乐艺术创作作品迅速融入影片中来,这让人们在欣赏影片时音乐的出现成为了常态,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对音乐的欣赏也成了观看影片情绪高低的导火索,这一时期的影星新老交替也见证了无声电影走向有声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当代高科技技术全面发展,电脑技术的应用,使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完全融合,使观众体会到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和震撼,那么音乐对当代电影的作用有哪些呢? 一、渲染气氛 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当中,音乐的基本功能就是作为影片的整体上的感情基调,从而在增加视觉感受上的效果以外又能增加音乐播放过程的感染性。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功能也将电影艺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契机,这就说明了电影音乐是最能表达出思想感情和人们内心细微变化的艺术元素,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能力为影片烘托出所需的情感氛围和诠释影片画面的。国际上著名的影视评论家明斯特贝格有句至理名言:“假如我们能够认真探究一下音乐,这样我们就能够更了解电影艺术在美的世界中的真正地位。”许多的影视片中采用大量的背景音乐来渲染影片的故事情境,像许多经典的恐怖片整部都是靠着背景音乐来渲染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像国际著名的大导演希区柯克,大师拍摄的影片大都采用音乐背景来渲染烘托出悬疑恐怖的影片气氛,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在当代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经典的形象:当心爱的人死去,这时伴随着悲伤的音乐,通过音乐让观众融入画面当中,仿佛自己就是画面中的一员,让人印象深刻。又如在好人出场或者胜利的时刻播放欢快的音乐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是当代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二、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电影音乐由最初的只是想掩盖剧场杂音而诞生的电影艺术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这一艺术特点充分反映在渲染影片的情绪上,正是这一电影音乐的基本功能造就了其在影片中独有的艺术魅力,其中电影音乐的抒情是最能够充分激起影片高潮的,能够深刻反映出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内心的情感交融,电影音乐艺术的出现弥补了无声影片无法生动客观表现出影片所需的情感流入和交融,电影音乐已经是影片成功与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起伏不定往往都是靠电影音乐来渲染和表达的,能够在影片中起到让观众跟随电影音乐的起伏不定而进入影片的情感世界从而打动观众引起对影片所表达的内涵产生共鸣,比如我们在观看著名的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中,我们的民族英雄王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拼着最后的力气对着话机喊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时背景音乐适时响起曾激起了多少国人的潸然泪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电影音乐深刻地刻画出了我们民族英雄在危难之时的民族精神。影片的成功离不开电影音乐艺术,一部好的电影,是视觉和听觉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两个因素都是电影的灵魂,其中电影音乐在对电影人物的塑造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电影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电影音乐适时介入能够给影片人物形象定型和对时代风格及影片内涵进行诠释,如我们在欣赏影片《红岩》时,江姐从容就义时背景音乐的衬托,形象刻画出英雄人物此刻的情感和完美塑造出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和人物形象,使得观众因为受到音乐的渲染而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及心灵上的洗礼,从而随着音乐的落幕而久久难以忘怀。影视剧的情感起伏往往都是靠着影视音乐来渲染和调节。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启发。纵览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都是电影艺术最好的表达和展现,如我国著名的影视片《铁道游击队》其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美国著名的电影《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再如美国电影《北非谍影》的著名插曲《卡萨布兰卡》。这都无一不是证明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电影音乐和电影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当代流行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魔法石中,结尾处邓布利多为学院颁奖。随着他为格来芬多的勇敢一一加分,音乐也逐渐转入高亢。激昂的音乐烘托出哈利等人激动的喜悦,轻松地把气氛带入欢庆之中,令观众随之一同兴奋起来。而后,在踏上归途之前,哈利与海格道别,海格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哈利父母的相册送给了哈利。此时的哈利表情复杂,他翻开相册,看到了婴儿时代的自己与父母的合影。这时影片的精髓音乐伴之响起,每一个音符都慢慢地打在观众心头,勾起一丝心酸。悠悠动听的旋律夹带一丝不露声色的伤感,却又充盈了温情与感动,把哈利对父母的爱与对海格的友情与感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看至此,都会被深深打动。所以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电影是人物内向情感的间接体现。这也是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 三、体现并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塑造形象 在上面的介绍过程当中,电影音乐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其实人物的内心变化基调和电影主题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这种关联性为塑造人物的形象做了良好的铺垫。《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当中,在主人公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离婚,这时的小主人公的处境非常凄凉,在这种情节发展的同时,电影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不但直接体现了当时的主人公凄凉的境地,而且通过歌曲直接表明家庭和睦的这一主题,使小主人公赢得当时观众的同情。直到今天一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思想直接体现在观众的心中。所以在这部电影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观众的感情被迁移着飘动,最终指向电影的主题。这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情况下,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良好融合,也确定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的影坛地位。 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电影当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电影故事由此展开,伴随悠扬婉转的音乐,体现了一种爱情的缠绵;通过紧张刺激的音乐展现电影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电影音乐的烘托下使电影情节高潮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在场的观众有身临其境、如痴如醉的感觉。例如在当代经典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音乐,可以说将此作用体现到了极致,带给我们那不能忘怀的一幕幕。其中影片中最经典的永远让人忘不了的那一幕,杰克拉着罗丝的手,在纷繁熙攘的人群中肆无忌惮地快速穿行。这时,欢快得如跳舞的黄鹂的音乐声明朗地响起,推动着情节越来越轻松自然。可能是在情殇中大伤元气,罗丝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如此兴奋刺激了,一种像小鸟挣脱了牢笼般地飞奔着,此时的她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杰克的拉动下享受着飞的感觉,在轻快的奔跑中放肆开怀地爽朗大笑。这些情节都是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而展开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很好的烘托作用。 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补充而日趋完美,电影有了音乐语言后使得影片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音乐和影片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影片审美效果,因为有了艺术上的创新使得音乐在电影中有了最重要的地位和崭新的艺术诠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音乐赋予了电影全新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在影视剧中的作用使得电影艺术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竞争力。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电影音乐的突出作用,才使得有许多的当代经典影片深入人心。影视片中有了音乐艺术的加盟,给了电影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艺术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部经典的电影必定有经典的音乐为其烘托。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的突出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要学会研究电影音乐,因为是电影音乐推动了电影的高速发展。电影也给了音乐全新的艺术诠释和艺术魅力。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学科的发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创新、改革成为当代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的主题。 传统教育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由此形成了教师教学以教材讲授为中心的模式。由于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一、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应进行改革、发展和提高 1.目前一些高校教师仍沿袭音乐专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专业课采取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由于课程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过去综合院校借鉴专业院校课程设置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综合院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连年扩招,这样片面强调专业课的做法已不合时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高师学生发展的需要。 2.高师音乐教材建设是高师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教材建设也应纳入改革之中,否则将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过去高师教材大多选用的是以前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特别是钢琴、声乐、管弦乐器等教材(有的直接从外国教材中选用),但目前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面向全体、全面使用已有难度。因此改革现今师范生所用的教材,建立符合时展所需求的配套教材及设施是当务之急。当然这也有一个经费问题。经费短缺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有的学校设备陈旧,教学器材落后,事实上已阻碍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 3.师资队伍建设是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教师若只有狭隘的视野和残缺的知识结构,则很难胜任教学工作,难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所以说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意识的教师是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所谓创新型教师就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研成果,将其运用于教学中,并且具有独到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的新教学方法的教师。且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改革。 虽然,目前我国各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一定的成果,教师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有些专业不精,学历不达标的状况仍旧阻碍教育的发展。因此各高校必须逐渐加大投入培养经费,制订教师进修计划。随着校内外及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多,许多新的音乐教育观念和音乐教育方法还有待高校教师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所以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也要注重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教学方法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所以高校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教育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为目标来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如何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遵循教育规律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知识教学观,即自由、发展。所以,新的教学方法不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5.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相互依存。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是事关教学改革的成败。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积极探索和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化教学方法,才能创建出有利于创新改革的课堂环境。 总之,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关键。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进修的目标不能单纯集中在学历的提高上,而应放在教师职业角色内涵发展上,要切实提高高校教师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除此之外,高校还应抓住改革时机,淘汰一些不适应教师岗位的,不合适或已经落伍的教师。 二、 高校教学改革要注重文化建设 1. 没有一流的人文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高校要从思想等各个层次上进行文化建设。传统的音乐教育往往重视技能轻视文化,这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师培养的目标不是具有某种音乐技能的专业人才,而是同时具有全面素质的美育实施者,音乐文化传播者,音乐才能培育者,这才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音乐教师。所以,高校音乐教师只有把音乐放到文化的视域中施教,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音乐教师;也只有那些具备全面深厚音乐文化素养的教师才能成为合格的高校音乐教师。总之,改变过去那些以技能传授为主的音乐教育观念,代之以音乐文化和音乐技能相结合的高师教育,必须从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上改变。此外,学校还要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引导,通过大规模地宣传、讲解来营造音乐文化教育的氛围。 2.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几十年来,我国音乐专业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专业人才。可是随着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应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广泛的基础性教育转化。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要让培养出的学生真正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技能,更要全面提高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从而使他们将来能在不吸收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基础上开展他们的教学工作。 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教学中的合理方面又寻找并实施符合新世纪要求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音乐文化传播者,是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完成的时代命题。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 老龄化 政府 室内公共场所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 “音乐舞蹈社会学既是促进认识的基础科学,也是社会参与的应用科学。在中国,我们面对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音乐舞蹈洪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绝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无任何指导倾向的观察员。音乐舞蹈社会学,应当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社会音乐舞蹈生活,在此基础上,以满腔的热情引导、作用与社会音乐舞蹈生活。”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的学科职能具有强烈的“社会干预论”特征,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音乐舞蹈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教育经历和所持的哲学观所决定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列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都是以辨证唯物主义作为它们的哲学基础,而辨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因此,在对待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应充分重视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的良性作用及所能取得的社会功效,以求突出音乐舞蹈社会学对社会的干预职能,同时,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的发展作出客观思考,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社会与音乐舞蹈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作用。 从目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现状来看,“传必求通、传必有应”是其传播关系上的显著特征,音乐舞蹈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毋容置疑的,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份量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是一场直接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混合体形态跨越巨大的发展差距,向信息化社会跳跃式发展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物质文化变化快,精神文化变化慢而引起两者的脱节现象,即社会传播方式日益视觉化、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体现在: 一、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中的戏曲音乐舞蹈远远高于其它类型音乐舞蹈,缺乏艺术广泛性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生产方式由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直接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音乐舞蹈文化类型也随之呈现出众彩纷纭的局面。但是各个地域居民之间不同的观点意识、情感和生存方式,地域社会居民的情感、情绪、意志、思维和感知生活的方式都深化为戏曲这种艺术形态通过主体的具体行为呈现在社会时空中,对地域社会发生着各种作用。 当代城市社区居民仍以戏曲音乐舞蹈型态——这种中国农业社会的艺术产生物作为其日常音乐舞蹈活动的主要体裁,主要社会原因是在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群体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里的农民的农闲时间都要多,而戏曲音乐舞蹈形态的某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这种生活节奏和劳动节奏舒缓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略有畸形趋势的音乐舞蹈社会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内在社会传统和文化原因的一种隐性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部门予以重视并给以引导解决,使当地的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以求社会音乐舞蹈生产形式体裁的全面与多样化,避免陷入一潭死水的畸形状态。 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偏于老龄化 大量的现场观察访谈记录,笔者发现参加社区活动的人群十分明显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的活动主体呈现处老龄化的隐性忧患。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由以下几点:其一,是整个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出现的大环境所至;其二,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很多家庭的青壮年人口不能与长辈共同生活在一起,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其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习俗流变造成的社会现象,城市家庭的子女成人后,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子女同父母的代沟原因,一般较多地选择离家独立生活,老人在子女亲情缺失后的一种精神补位,从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活动。 三、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缺乏全天候的室内公共场所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这使得很多文化、体育、公益活动的场地,比如,当地的文化宫、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市工会职工大楼、工人文化宫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共场馆设施被他们的实际管理者作为单位完全背离了文化、体育场馆等公用设施的建设与使用目的,使得一边是风霜雨雪中无处活动的社区群众,一边是拿社会公共设施谋取小集团利益的管理单位。这种情况似的城市居民只有到全天开放的公园、广场、绿化带或居民社区空地等露天场所进行室外活动,天气良好的时候还无关大局,但遇到天气恶劣所有的活动只有搁浅,这对于露天进行音乐舞蹈活动的群体无疑是一个难以通过个人激情和主观努力能克服的客观障碍。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者应该加强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力度,为社区文化、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以及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创造适宜的室内固定场所。 四、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度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和财政支持 城市社区社团大多是群众自发的社团,少部分有政府背景的音乐舞蹈社团,不论那种形式,他们大量的音乐舞蹈活动不仅营造了整个地域社会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义务奉献地为运动会、艺术节、政府会议、福利院、老年公寓,慰问部重点工地,甚至到农村社区进行表演活动,起到了积极社会作用的正面影响。但是有一段时期当地城市社区里街头户外音乐舞蹈活动却被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人为地干扰,城管部门说是影响城市面貌。这种可笑的悖论说明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还处在一种近似自发、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与联动机制,不利于当地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因此,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应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多加扶持,毕竟,政治是文化的监护人。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环境是自然、社会、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多维空间环境,社区音乐舞蹈文化艺术性的提高离不开三者之间的互动,如果良好的设施加之具有专业知识和社会组织能力人才的参与,相信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代音乐论文:现实题材与歌剧音乐剧创作——兼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偏斜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实题材 歌剧音乐剧创作 价值评判 论文摘要:在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倡导现实题材并提高其思想艺术质量,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使命。准确理解现实题材与创作自由、与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与“三性统一”的辨证关系,努力克服种种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不良创作风气,纠正某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偏斜,便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 文化部举行 2008全国歌剧音乐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然体现出政府的一种创作导向,即在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大力提倡现实题材。按笔者理解,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倡,可能对近年来我国歌剧音乐剧创作有两个不满意: 其一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程度和表现热情都很不够 ,导致剧目数量的偏少;其二是对现实题材的表现深度和艺术质量均不到位,导致精品佳作的缺乏。 其实,对于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表现热情一直是中国歌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诞生了一系列优秀剧目;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问世。只不过,新时期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无比丰富鲜活的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与广大观众对于歌剧音乐剧艺术的热切期待 、与当代艺术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依然不相适应,仍有一段距离。 为要将政府的提倡化为剧作家、作曲家的自觉行为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舞台演绎,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有一些创作难题亟待解决,有一些不 良倾向必须克服。笔者选取以下四个命题分别论述。 一、 创作自由与现实题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摸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②。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包括“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前者属于题材选择自由,后者属于风格表现自由。于是,如何理解“贯彻创作自由”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 题材选择自由,为文艺创作展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表现内容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的、神话的、民问传说的和外国的,当然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因此,艺术家的题材天地逻辑地包含了现实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必然地包含着选择现实题材的自由。任何将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选择自由与表现自由排除在创作 自由之外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主张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 20世纪60年代“大写十三年”所导致的题材大一统完全不同,如今我们在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提倡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多元时代的多元创作,其题材、风格、样式也必然是多元的,而现实题材是其中最值得当代艺术家热情关注和大书特书的一元。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还必然地包括创作自觉。当代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而引起的人间喜剧与悲剧亘古不变地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新篇章,而此前从未有过的新故事、新人物和新风尚更激起我们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新矛盾和新争论也向当代艺术家们发出诘问,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思考。一切有使命感和历史感的当代艺术家绝不可能甘于置身事外、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改革开放建设者、创造者中的普通一员,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去主动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满怀诗情地用 自己所从事的歌剧音乐剧艺术去表现它们,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歌剧艺术与现实题材 歌剧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奇的天才创造。其创作过程之庞大复杂、综合元素之多元多样、内部结构之精微细密,为其他任何一种舞台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据此有人说,当代生活日新月异,歌剧这个庞然大物的制作周期很长,对外反应较慢,因此更适宜于表现古典题材、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题材而较难表现现实题材。 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先看欧洲的歌剧和音乐剧:在欧洲歌剧史上被誉为不朽经典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对腐朽贵族制度的无情鞭笞 、对于第三等级的热情赞颂,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 ,英 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 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 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 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④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 ,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 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 、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 、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 ,“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们奉献出无愧于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而文化部举办本次研讨会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以支持、奖掖现实题材创作,则为这些精品佳作的尽早出现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 四、现实题材与价值评判 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主要是指艺术家对剧中人物、情节、事件所持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尺度,艺术家通过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到底肯定和赞美了什么,批评和鞭笞了什么。显然,这一切都与艺术家本人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 当然,对于任何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价值评判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但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却显得格外重要这是由我们表现对象的当代性所决定的。在近 3o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 了历史性巨变,过去时代某些被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 ,如今却成了落后意识形态;而某些遭到批判的现象,今天则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代艺术家在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前提下 ,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新 自己的价值观念否则 ,某些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必然会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因与当代观众的价值观发生龃龉,引起审美心理的阻抗,降低作品的思想高度,消解其艺术感染力。 不妨举几个例子。 稍远一点的是创作演出于 20世纪 8o一9o年代之交的音乐剧《请与我同行》。此剧描写个体户与歌星的生活和爱情作者的价值观显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对勤劳致富的个体户抱有很深的偏见,对他的所作所为采取鄙夷和批判态度 ,好像穷人一但致富就必然灭失人性。这种价值观念和艺术处理,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小农心理。 最近的作品是音乐剧《三峡石》。这个剧目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某种习惯性偏斜。作者为全剧的矛盾冲突设置了两个对立着的优秀意象,其一是三峡石,象征三峡工程;其二是流星雨,象征三峡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在作者的价值评判天平中,这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兼顾的,必须以牺牲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来完成建设三峡工程的伟业。这种价值评判天平典型地体现在全剧一号人物罗磊身上——这个在 3o年前就因三峡建设而不得不冒着被妻子误解和谩骂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的水利专家,到了新时期依然以三峡建设为由反对自己的女儿辛恬与自己的学生程风建立恋爱关系,认为这种无望的爱情必然造成“两地分居遗患无穷”。全剧的主要情节正是围绕着这个矛盾焦点展开的。 结果,就在三峡大坝泄洪发电之时,罗磊双目失明而不能亲眼目睹这个辉煌景观,而他自己却在夫妻反目更成仇 、父女相见不相认的无尽遗憾中离开人世,终于酿成 了他个人的爱情、家庭和命运悲剧。他在临终前,曾痛彻肝肠地说: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我对得起三峡! 同时对因失恋而打算离开三峡的程果说: 可以为三峡放弃爱情 ,不可以为爱情放弃三峡! 作者通过这两句话,完成了对于罗磊“三峡石”英雄形象的塑造 ,再一次点出并强化了全剧的崇高主题。然而一连串问题也随之而来: 其一,3o年前,罗磊因三峡建设而被迫离开 自己的妻女,到底是什么原因?剧本除了交代是由于“两地分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剧作者为了强调罗磊对“两地分居”的极度恐惧,甚至让他说出“两地分居遗患无穷”这样的话来。罗磊反对程风与辛恬恋爱的惟一理由,也正是这个“两地分居”。“两地分居”果真这样可怕,就必然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吗?事实上,“两地分居”固然不够人道,但这种现象古今皆有,根本与三峡无关,而且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婚姻和家庭悲剧。就连剧本中也通过眼镜这个人物之口,引用宋词中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为“两地分居”辩解,说明作者自己也否定了这个剧本为罗磊家庭悲剧所设定的前提,因此作者将“两地分居”作为全剧戏剧冲突焦点的设定也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即便在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然断送了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但也不乏冲破这个藩篱成就美满婚姻的例子。然而本剧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罗磊,竟然因为自己对于“两地分居”的恐惧而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可以对 自己的学生发出不许他与辛恬恋爱这样封建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的命令来;而同样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程风,居然也将这个充满封建宗法观念的命令当作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折不扣地遵奉,甚至连半句“不”字也没说出口。这是一个突发性的舞 台事件,并决定了此后情节和冲突的发展方向。这种封建家长制对于年轻人爱情和婚姻的粗暴干涉的情形竟然能够在今天上演,其实与三峡大坝建设毫无关联,而是剧作家为了自己的需要主观编造出来的虚假冲突,其中充溢着封建专制主义陈腐观念的气味。 其三,主人公罗磊在临终前说的那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好像三峡和爱情天生就处于尖锐冲突之中而根本无法调和似的。其实,令我们无限景仰、值得当代歌剧音乐剧艺术家为之讴歌不尽的牺牲精神、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两者根本无法兼顾的特定情境中,面临非此即彼抉择的紧要关头,方显出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微及其人生价值取向的真成色。而《三峡石》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国家利益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必须用牺牲小家来成全大家的客观情势。此剧如果产生在 20世纪5o一60年代,这样的价值评判无可非议,但到了新世纪,再用这样的评价尺度和道德标准来写人写戏,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难怪不少观众看戏过程中总觉得在情感和心理上疙疙瘩瘩,不能融入到情节发展和情感流程之中,无法达到与主人公的戏剧行动同悲喜、共呼吸的审美境界。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jii歌音乐剧《黄颜色,绿颜色》的剧本中。作者笔下的邓立梅形象 ,有一个基层干部“立党为公”的基本素质,性格泼辣干练,办事雷厉风行,但由于文化不高,科学知识缺乏,法律观念不强,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简单粗暴、独断独行,也有些“大公无私”、不顾一切的意思,连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要了。但她在上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改进 了工作作风,从而不但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和亲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总觉得这个人物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亲。她的一些做法(以自家的住房为抵押为全村贷款、把性生活当作获取丈夫支持的手段、丈夫对她的决策一时不理解就轰出门去 ,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丈夫和孩子几乎不闻不问)也实在不近人情。 好像她一心为公就完全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正当利益了。如果说,这样的干部产生在5o一6o年代还有可能的话,到 21世纪就缺乏真实性,因此也减弱了这个形象的可信度。而且,即便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的时代英雄。当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尺度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对她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赞美。这类价值评判尺度或道德观念的偏斜问题,在《桂林故事》和《娘啊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也有处理得较好的例子。广州歌舞团的音乐剧《星》,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及其最终结局的处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价值判断偏斜的情形。例如对文化经纪人邓大龙的描写分寸感掌握较好,既写出这等猎头人物的职业化的特点,也没有像过去不少文艺作品那样,将他写成黑道人物。即便对犯罪分子如花,也写了她的亲情,揭示其人性未泯的一面。而剧本最后写阳光的牺牲,尽管客观情势的描写很不充分,但作为便衣警察这种特殊的高风险职业的优秀代表,做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也不存在观念排斥和心理障碍。 巧合的是,《星》剧与《三峡石》同样设定了一个关于“星”的优秀意象,而且两剧第一主人公的最后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两者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三峡石》中的“星”是流星,因此它在《流星雨》中唱道“苍穹博大无垠,不在乎几颗流星”,在这里,渺小而短暂的流星与博大苍穹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对星的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而《星》中之星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它的主题歌唱道“浩瀚星空,留下不熄不灭的记忆”,在这里,星与浩瀚星空是和谐统一的,对星的价值评判持肯定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剧作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当然,《星》的剧本创作也有自己的问题。限于时间,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以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引起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当代新型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公共利益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浩瀚星空中,包括每一颗流星在内的所有星座都各有 自己的价值,无垠的苍穹正是由一颗又一颗看似渺小的星星组成的;如果有人逐一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那么星空便不再浩瀚,苍穹也不再无垠,而必然变成茫茫虚无和黑暗空洞。以往我们在崇高目标 、伟大口号下粗暴冒犯公民尊严、肆意践踏个体价值的种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与所谓“以今世苦难换取来世幸福”的佛家信条异曲同工,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悖乎当今时代潮流。因此,与当代普通人具有亲近感和亲和力的当代英雄,是七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是善于将 自我价值、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大智大勇者。除非出现某些两者实在无法兼顾的特殊情境,当代艺术家应当通过 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强调这种统一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之于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然而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我这篇发言提出的若干不成熟意见必须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时代的召唤、政府的提倡、当代观众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剧作家、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而积极的探索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将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化为歌剧音乐剧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形象和精彩绝伦的演绎。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西方流行音乐对当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吉本芭娜娜 n .p 音乐 文学 论文摘要:音乐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各种类型的音乐成为了作家们表现主题的又一个有力工具,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乐。本文通过对吉本芭娜娜小说《n•p》中的音乐元素的分析,揭示了音乐与当代日本文学不可离分的关系。 吉本芭娜娜(1964-),日本当红小说家。《n•p》是吉本芭娜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围绕着一部名为《n•p》的小说集展开,《n•p》既是吉本这部长篇本身的题目,也是作品中一个贯穿全篇的重要道具的名字,还是吉本透露给读者的一个音乐符号。 1. 音乐元素在《n•p》中的作用 1.1 《n•p》象征着精神疏离 小说标题“n•p”是“northpoint”的缩写,是一首由英国人mike oldfield创作的、悲伤的老歌。实际上,“northpoint”是个真实的地名,在那里有一所监狱,歌曲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深处的悲哀,倾诉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高濑皿男和吉本芭娜娜以此为题有着深层的隐喻,无论是歌曲中的监狱囚犯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的心境都是与外界隔绝而备感压抑的,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有着太多的陌生与疏离。在n•p的监狱象征着他们难以融入外界、无法与他者接触的心灵的闭锁状态。也象征着在外界看来、近亲乱伦的人是罪人。高濑以此题回首自己人生的不堪和无奈、自责自己的罪恶,吉本则借监狱那阴暗封闭的空间来表现由亲人之间的爱憎纠结而成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精神世界。“n•p”是受桎梏的心灵的象征,是孤独的恐惧的象征,是日本社会“精神疏离”的象征。 1.2 《n•p》也象征着自我救赎 这种空虚孤绝以至陷于荒谬的人生状态在其他作家如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转动世界轴心的鸟》中那个下到井底苦思冥想三天三夜,每天只能见到十几秒钟阳光的“我”。《n•p》中以箕轮萃为代表的几个人物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们如照片显影般显现了日本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精神疏离”状态。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箕轮萃获救于一场即将开始的正常婚姻。一如监狱中的囚犯获救于世俗的宽容。结婚对象并未在小说中出现,这个虚置的人物作为一种暗喻昭示出改变命运的真正出路在于与他者的交流和沟通,在于对自我的超越。吉本写下了“n•p”中没有唱完的超越。最后,沉重的乱伦故事终于伴随着在篝火中燃烧的高濑遗稿一起化为灰烬。正如歌词中所唱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新的一天开始了。世界的门打开了。 2. 日本当代文学里的西方音乐怀旧风潮 以西洋歌名为书名的风潮,似乎也与日本特有的崇拜西方文化的方式不无干系,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崇拜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作家们也纷纷出国留学,学习国外作家的写作方式,至今这种情绪仍然蔓延在文学作品里,近年来日文小说里出现的“西方”除音乐之外,情节里的异国恋情、跨地域的情节流动,满篇的外来语等等,早已令人眼花缭乱,而以吉本和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们,除了同样有着西方情结之外,更是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有着很深的情结。 日本畅销小说的书名总和六七十年代的西洋歌曲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吉本的第一部作品《月影》的名字也来自于mike oldfield的老歌“moon light shadow”。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书名也同样来自于beatles乐队的一首老歌。 六七十年代是是吉本的少年时代。西方音乐正是那时代的中心潮流。吉本和村上都曾是那“六十年代的孩子”。吉本把六十年代孩子们的安魂曲,继续唱给当代迷失的年轻人。也许这些年轻读者们,这些处于动荡期的族群们,正需要这样的老歌来作为心灵的罗盘吧。 3. 音乐带给文学的认同感 曲子的名字或者艺术家的名字,对熟悉这些音乐的人而言,单单看了这些文字,也会感到认同,就好比某时代的风景或气味在一瞬间重现。而且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新奇玩意儿或文学、初恋情人的脸或睫毛,甚至当初钟爱的鞋子的颜色,也可以在一瞬间回想起来,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流下感动的眼泪也说不定。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在文学里找到共鸣,而喜欢文学的人听见同名的歌曲,也许一样会找到共同的心灵的震动。这是一种特别的魔力。 歌曲的标题是 “专有名词”。在这世界上是唯一单独存在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知道,音乐标题对于读者而言,深具撩拨性。艺术家死后对世人而言,他所留下来的最深的痕迹,恐怕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举世唯一的。麦克•欧非尔德、詹妮丝•乔普林、约翰•列侬,这些歌手的名字,对世人而言,其威力迄今仍隐隐约约蕴藏着。所以,与其反复用言语来阐释涵义,倒不如使用具有共通性的、已经印在意识里的音乐标题,更能显现出那个遥远年代的味道,更能激发读者的潜意识形态。吉本的文字轻巧而熟练,阅读时,你可能会无法分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种轻巧感,正是音乐带来的,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一首曲子,已经此刻的心情很明了。 吉本的小说在欧美也受到极高的关注和喜爱,正是因为小说里,有欧美读者们熟悉的音乐,顺着熟悉的音乐的流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天堂。 4.结 语 日本的古典物语,最初都是由艺人们弹唱出来的,后来才被记载为文学样式。音乐有天籁之音,文学有神来之笔。二者都是灵感与技巧的高境界升华。艺术是相通的。如果说音乐是通过听觉来感染我们的情愫,打动我们的心灵,文学就仿佛涓涓细流洗涤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多元化趋向的代表 跨界音乐译自英文的“crossover”,有的翻译为“crossover music”,但在欧美直接使用“crossover”的更多一些。跨界音乐的主要形式常见的有几类:一类是用古典的方式演绎流行,一类是用流行的方式演绎古典,一类是流行与古典的串联融合,还有一类是在创作时就已经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当然在中国还出现了民族与古典和流行的相互融合的中国特色的跨界音乐。相比较传统的古典、民族和流行音乐,跨界音乐因其特有的多元化因素,使其一出现便迅速被大众所接受,成为当今音乐舞台上最受听众喜爱的音乐种类之一。 跨界音乐的出现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跨界音乐还仅限于流行音乐各种类之间。当时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中出现了一些乐曲既上了迪斯科榜,又上了节奏布鲁斯榜,而流行榜(pop chart)更是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只要热门便可上榜,“crossover”便由此而广泛被接受并流行起来。 本毕业论文搜集整理于毕业论文网 进入70年代,fusion jazz(融合爵士)的出现引发的巨大的爵士热潮,各种各样风格的爵士音乐造就了爵士音乐市场的复兴,而这些新的爵士音乐被统称为“crossover jazz”,这可以说是跨界音乐的第一次热潮。 之后又出现了“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而且成为排行榜中的一类,非常热门。世界权威的美国billboard排行榜新增古典跨界专辑榜(top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s),格莱美在1998年设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专属奖项,台湾金曲奖也自第十四届起新增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 伴随跨界音乐的不断发展,众多音乐人开始关注并投身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创作型跨界音乐人,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乐曲,大家所熟知的有创作了大量名誉世界的音乐剧如《猫》《歌剧魅影》等的安德鲁洛伊韦伯、雅尼、挪威的神秘园组合等等。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跨界音乐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像莎拉布莱曼这一类的跨界音乐巨星,将跨界音乐推向了又一次巅峰。 莎拉布莱曼因主演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而成名,被称为天籁之音,尤其是剧中《告别时刻》一曲更是被广为传唱,之后又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烈•波伽利深情对唱此曲的同名专辑畅销超过一千万片。至2008年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专辑销售已突破2500万张,成为跨界音乐的里程碑。 海莉(hayley westenra)是来自纽西兰的歌手,歌声纯净,歌曲涉及各种曲风,专辑《纯净 pure》畅销1500万张,在世界各地多种音乐奖获奖无数。日剧《白色巨塔》片尾曲便是来自于她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曾获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奖提名的电影《魔戒》的主题曲《may it be》的演唱者是恩雅,她仿佛仙女般虚无缥缈的嗓音,自然而甜美,给人以无限神往的想象。她追求唯美,追求灵感,多年才出一张唱片,也是跨界音乐的典型代表人物。 沙费纳(alessandro safina)凭借音乐剧电影《红磨坊》中背景音乐的优异表现崭露头角,首张专辑《一路上有你》销售便破百万张,经典曲目《月神》以美声演唱,配乐却是激烈的摇滚节奏,由此成为摇滚歌剧(rock- opera)的新一代形象。 乔诗•葛洛班(josh groban),一位才二十刚出头的美国年轻歌手,却因为在古典和流行两端成功的跨界而走红欧美歌坛。有人说他是男声版的席琳•迪翁或萨拉布莱曼,也有人说他将会是安德烈•波伽利或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未来的接班人。他的声音磁性而饱满,庄严而不失浪漫,散发着淡淡的忧伤,不能不让人着迷。2001年在影集《艾莉的异想世界》演唱的《you’re still you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该续集中客串并演唱了《to where you are》。 在跨界器乐作品里,雅尼毫无疑问是一位作品丰富且影响力巨大的演奏家、作曲家。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在连续完成了雅典卫城,中国紫禁城,印度泰姬陵音乐会后,2000年之际推出了专辑《if i could tell you》—— 一次直击心灵的音乐旅程。2003年更出版了《ethnicity》,用音乐表达了世界和平的祈愿。 成立于1994年的神秘园,是由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组成,一位是在挪威音乐界享有盛誉,曾为不同的音乐家担任作曲、监制并身兼键盘师的罗尔夫,他是神秘园的灵魂;另一位则是来自爱尔兰的小提琴家雪莉,她曾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教育,曾与多位世界级音乐家及流行歌星合作,与罗尔夫相遇后,由于两个人的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包括哲学观念都很相近,对音乐的热情和追求一拍即合即组成了神秘园。1995年,他们的探路之作《夜曲》一举夺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1996年4月推出的首张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再次大获成功,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之后的几张专辑《白石》、《红月亮》、《新世纪的曙光》都以不同的音乐形式,呈现出独特、优雅、多变的“神秘园”色彩。 班得瑞乐团的首脑奥利弗•史瓦兹由于相当喜爱具印象派质感的新世纪音乐,因此在八零年代末期与一群年轻的作曲家、演奏家一同合组班得瑞乐团,九零年开始窜红于欧洲各地。bandari的音乐风格通常是以电子合成乐音为演奏的主体,再结合他们所采撷的大自然音效,在这两相结合之下,您可以见识到从自然而来的气息。 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是属于另一类跨界,他就像一个每日游荡在世界各地的音乐精灵,听他的音乐,如同在进行一次世界文化之旅。如果你要听到他演奏的皮亚佐拉的《soul of the tango》,你绝对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在演奏。 跨界音乐进入我国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晚会上看到各种形式的跨界音乐演出,戴玉强、廖昌永唱流行,刘欢、韩磊唱艺术歌曲, 十二乐坊类型的跨界音乐组合、新民歌运动等等,甚至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萨拉布莱曼的《我和你》、春晚上宋祖英和周杰伦的组合,充分说明跨界音乐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跨界音乐也会越来越形式多样,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同音乐形式的跨界,与更多不同艺术的跨界音乐会层出不穷。比如谭盾的水交响、纸交响等,就是音乐与行为艺术的跨界。 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多元化的跨界音乐,我们拭目以待!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企业财务报告发展分析论文 著名的会计史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曾说过:"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与技术飞跃发展的新时代,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作为立足企业、面向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信息系统,当然也要迎接并适应经济和市场的变革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表述形式。现在的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最初只是财务报表)原是工业经济社会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传统的会计与报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资本市场产生并成熟之后,财务报告对市场所起的财务信息传递,帮助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和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作用,是很独特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但是,今天人类已跨进新经济社会,财务报告在许多方面已经滞后于整个经济环境的要求。因此,对其进行重大的改进及发展势在必行。 一、财务报告过去的发展与变化回顾 (一)财务报告理论上的发展与变化回顾 1、关于计量。财务报表是以传统会计的三个特征为支柱的。那就是:记录按复式簿记系统;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量采用历史成本属性。因此,人们把传统的财务会计分别称为复式簿记会计、权责发生制(即应计制)会计和历史成本会计。在财务会计的上述三个特征中,对会计信息特别是盈利信息最有影响作用的,是确认和计量。传统财务报表受到的冲击最早也是针对计量。所以,报表的使用者莫不关注计量。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90年代以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在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之外,先后创造了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清算)净值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正如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所说:"当前,在财务报表中报告的各种项目,是用不同属性来计量的。这要由项目的性质和计量属性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来定。"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财务报告中的计量可以看到下列变化:由早期以历史成本为主(甚至占完全统治地位)到几种计量属性同时并用,再到当前倾向于采用公允价值。这种种变化明显地说明,计量属性的采用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各种不同计量属性所带来的不同经济后果及其应用的不同前景。 2、关于确认。早期财务报表的确认仅研究收入的决定和费用的分配。在股份企业出现以前,往往采用收付实现制来确认收入和费用。那时确认的唯一标准是看有无现金流入(收入)和流出(费用)。后来,由于出现委托和关系,为了正确反映和评估在某一期间的受托责任,就产生并广泛运用了权责发生制。然而权责发生制仍然是针对收入的实现和费用的发生来说的。它提出了确认收入和确认费用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不再是看有无现金收付,而是看权利与责任是否发生。为了实现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又形成了应计、递延、分配和摊销等四个特殊的会计程序。权责发生制使财务会计处理和报表的编制较前复杂,当然所获得的收益数据也较前更为相关与可靠。人们主要关注收入和费用确认的另一解说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左右,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表被普遍认可为第一报表。财务报表使用者所共同关心的主要信息是一家公司的收益(盈利)。收益是怎样决定的呢?从收益表的构成可以看到:通过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决定收益。这就是流行于当年的收入/费用观。然而收益也还可以由净资产(不包括业主权益的变动)的期末与期初的余额对比来求得。在1984年12月发表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确认和计量"中第一次提出确认的完整定义,确认的四项基本标准(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与可靠性),并根据确认是"将某一项目作为报表要素正式记入或列入某一企业财务报表的过程"的定义,而把确认的过程分为"初始确认"、"后续确认"和"终止确认"三种类型。FASB第5号概念公告关于会计确认的见解如同它强调现值技术的运用和大力提倡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样,为把各种创新经济业务(典型的是衍生金融工具,可确认而尚未实现的有关收入项目等)在表内予以确认、计量或者在表外进行披露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思路。由此可见,财务报告理论与实践的这一发展,不是凭空而来。它们同样是竞争技术与全球化等环境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3、关于报告。早期的财务报表,是直接根据日常记录所编成的。报表的内容就是表内的项目。项目只不过是会计科目的重新分类、汇总和排列。后来由于经济业务日趋复杂,表内陈述的内容基本上属于会计上的术语而不易为广大投资人所理解。为了提高报表的易懂性和可使用性,于是增加了表外附注和附表,这一部分的出现,同证券监管机构(如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上市公司的报表提出补充的披露要求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表内和表外的区分,人们已习见为常,但多数人并不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不同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FASB于1978年发表的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而又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当前实务中的财务报表应当称为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财务报表+其他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需要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而其他财务报告则可以请企业以外的会计师或专家审阅,有的甚至可以既不审计,也不审阅。在讲到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关系时,FASB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则反复强调:在财务报表表内表述是确认;用附注(包括表内旁注,表外底注)、其他附表、其他报告手段进行表述,不是确认,而是披露。这样,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披露的内容、形式和是否量化表述就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二)财务报告及其种类的发展与变化回顾 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两种表述形式共同构成今天的财务报告,乃是财务报告经历了60多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再从报告和报告的种类看也产生了很多重要变化: 第一,报表的种类不断增加。 早期的基本财务报表只有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两种。20世纪60年代中期增加了财务状况变动表,到1987年被现金流量表所取代(SFAS财务会计准则公告》95),成为第三财务报表。1997年,美国又发表"报告财务业绩"的第13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提出:企业可增加"全面收益表"作为第四财务报表,(在此以前,英国已在ASB(《会计准则公报》的第3号财务报告准则中提出"全部已实现利得和损失表"作为第四报表)。 第二,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改进。 1、从覆盖面看,原先的财务报告只反映一个主体的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或现金流量的变化。后来,由于出现控股企业,控股企业除编制本身的财务报表外,还要编制覆盖整个控股企业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同时,一个企业由于规模很大,分部很多,又要求对具有不同机遇和风险的地区和业务分部编制分部财务报告。合并报表和分部报告都能向投资人补充提供对决策更有用的信息。 2、从时间间隔看,传统的财务报告是一年报告一次,属于年度报告。为了提高报告的及时性,后来,在年报之外,又陆续增加了半年报、季报、月报等统称为"中期报告"的财务报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将来信息的报告将越来越快,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现在实际上已开始在网上实时信息。 3、从内容上看,第四报表较好弥补了传统报表违反漏计损益原则的缺陷。长期以来,西方会计界对编制收益表都声称坚持"满计损益观"而不是建立在当期经营业绩基础上,但实际上对可赚得却未实现的收入,往往绕过收益表,而把它们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这种做法,实际上压低了企业当期所确认的全部损益,违反了满计损益的原则。第四财务报表即全面收益表,所报告的企业财务业绩包括了所有已确认的损益(不论是否实现)。这种业绩报告,才真正体现以满计损益为基础的收益表。 二、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批评 尽管企业的财务报告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改进,并根据使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了若干创新。但迄今为止,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局限性是很不满意的。有人则对财务报告的有用性似乎在加速地降低而表示担忧,早在1975年,英国ASSC(会计准则筹划委员会)发表的"公司报告"和1991年英国ICAEW(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和ICAC(国际会计合作委员会)联合发表的"财务报告的未来模型",就先后相当深刻、全面地揭示了现行财务报告的缺点。1994年美国AICPA(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在"改进企业报告--面向报告用户"中也指出了现行财务报告的不足。概括各家的看法,特别是针对新经济的要求,财务报告有待改进的方面主要是: 第一,由于环境的加速变化,要求企业披露更多的、面向未来经营发展的关键性信息。但是,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在确认方面有苛刻的要求,对于计量,也主要限于货币量度。这样就使许多能反映企业未来前景、对使用者非常有用的信息被排除在财务报表甚至财务报告之外。这些信息大部分属于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广义无形资产,如一家企业的员工、客户、知识基础和该企业的声誉。 第二,由于交易、事项、情况要得到会计的确认,从而在财务报表内表述,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它们必须是已经完成,至少是已经发生的。每一项符合确认要求的报表要素,在它们的定义中都明确规定属于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带来的结果。这样,整个财务报表的信息--这是财务报告中的优秀信息,必然面向过去,而不可能面向未来。 第三,尽管各种计量属性同时并存,实际上,在财务报告中,是成本而不是价值反映着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可是使用者(特别是投资人)却更关注企业价值的创造和增加。资本市场的股价涨落,反映的也是企业价值的变化。而现在,财务会计与财务报告无法直接计量和表现企业的价值,它们只能用盈利和现金流量两个会计信息间接地作为替代变量。 三、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改进 当前人们面临的经济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关于这一点,FASB在2001年关于"改进企业报告--对增进自愿披露洞察"这一研究报告中进行了描述。该报告分析了可能正在改变企业环境的关键作用力量。从经济因素上具有全球化、所有权分散、竞争、着眼于财富的创造、企业资产构成的变化等特点。与此同时,今天的财务报告使用者也会产生新的信息需求,主要是: 1、应当突破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需要在财务报表之内对确认和计量方面有所创新,使之可确认更多的有用信息; 2、应当提供不一定用货币量度,但却非常有用的信息,为此要改进和扩大信息披露; 3、整个财务报告在维持有用的历史信息的同时,要更多地披露预测信息,特别是关系一个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信息; 4、成本信息固然是可关与相关的,但企业价值的创造与变化的信息、可能更为有用。 面对竞争、高新技术和全球化的三股力量汇合的挑战,适应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信息提出的新需求。笔者认为在对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加以改进时,一定要解决好继续和发展的问题。要改进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中与会计环境不相适宜的部分。总的来说,对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的改进应是一种扬弃;具体来看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改革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并不意味着对之完全否定,相反,在GAAP没有改变之前,构成财务报告优秀的应还是财务报表,我们应该继承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优秀部分--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即它们必须符合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与可靠性等四项标准。并将它列为财务报告的第一部分,但是建议将这三张报表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分为优秀信息和非优秀信息两个部分。对于优秀会计信息,应该更加注意其计量的可靠性;而对于非优秀的会计信息,则可以相对地采取可靠性不如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如公允价值等。尤其应该注意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能够表明投资报酬、财务弹性和变现能力的会计信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的做法,在损益表的下端附加披露全部已确认的利得和损失。 2、对财务报告中可采用的计量属性不以货币量度为限,并进行广义解释。这一点,其实并未动摇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以货币为计量基础的假设。因为货币仍然是财务报告特别是其中的财务报表的基本量度。只是,应当同意,甚至应当鼓励同时使用其他量度,作为货币量度的补充。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总有可以量化的属性。问题仅在于量化的精确程度有所不同。现代企业具有如此复杂的经济活动,会计在计量问题上若不跳出货币度量的框框,恐怕很难在确认和披露上有所前进。 3、要充分发挥披露在财务报告中的作用。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应注意披露各种表外融资方式的特征和风险。在财务报表的补充资料之中,披露企业物价变动的会计信息;另外,可以适当披露采用"区间"或"范围"估计数量报表项目的有关信息,借以消除报表项目貌似确定而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产生的误导。 4、在其他财务报告中,着重披露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经营活动重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的显著风险和报酬机会、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和关于企业"软资产"(如人力资源)以及评估的商誉的信息,并尽可能披露关于竞争对手或同行业其余相关企业的信息。 5、尽可能及时提供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必要时可以缩短财务报告提供的周期,如采用季度财务报告或适当发表临时财务报告,简化年度财务报告等。 6、对操作衍生金融工具的企业,应该单独予以披露并进行核算。 7、若存在着多个企业分部,应尽量按照行业分部或地区分部编制或提供分部报告。 8、鼓励企业进行适当的自愿披露,包括披露一些有一定依据的预测性、前瞻性会计信息和管理当局的意图等。 9、鼓励企业披露关于履行社会责任和关于企业增值的会计信息,并根据具体条件酌情采用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叙述性披露、在现有财务报表中添加某些项目或单独披露如社会收益表、增值表等形式。 10、要尽量注意"效益 成本"这个普遍的约束条件,在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在保护商业秘密和提供及时、有用的信息之间进行权衡,要尽量避免会计信息披露过载现象。要根据会计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变化,兼顾财务会计的固有特征,并作适当的调整。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市场状态决定财务报告的发展方向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财务报告已越来越无法满足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本文借鉴国际国内研究成果,论述了财务报告体系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使会计披露能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财务报告;会计环境;发展趋势 国务院2000年颁布的《企业财务报告条例》指出,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文件。分为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财务报告,由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根据2006年2月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30号》,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附注等。 在西方,财务信息的披露经过了以账本披露为主体(12世纪到15世纪)、以财务报表披露为主体(15世纪到20世纪)和以财务报告披露为主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三个时期,财务报告的产生及每一次发展变化无一不是会计环境变化的结果。当经济、法律、社会文化、政治、科学技术以及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同时也对财务报告的实质内容及形式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他们对财务报告的影响或早或晚、或多或少,使得财务报告不断发展变化。以更好地适应财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一、会计环境的含义和内容 财务报告在现实应用中的缺陷是它不能够满足环境的变化。会计环境是指会计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各项条件的综合。它包括存在于会计主体内的会计内环境和存在于会计主体外的会计外环境。生产实践中与会计相关的内容称为会计外环境,而会计实践则称为会计内环境,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的有机结合。内环境决定了会计本质、职能、程序和方法;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影响会计的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财务报告存在的局限性 现行财务报告披露偏重于财务信息的披露,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不足。 由于企业间竞争的加剧,诸如产品销售渠道、市场份额、用户满意程度、新产品开发和服务、企业经营业务、资产范围与内容、主要竞争对手及企业发展目标、企业管理当局的分析评价、有关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的信息、企业管理能力、职员结构及主要职员素质等非财务信息显得越发重要。非财务信息不仅是企业管理者有关政府部门了解企业并加强对企业管理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投资人、债权人等其他利害相关者分析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所必需的信息。缺少了这部分信息,他们对企业未来的盈利分析必然会受到影响,也就难以达到财务报告真实公允反映财务状况的目标,从而无法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作出全面揭示,所以企业应该将相关的非财务信息作为我国财务报告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行财务报告偏重于反映企业历史经营活动的财务信息。而对未来经济活动的披露不足,缺乏前瞻性财务信息对经营业务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反映。现行的财务报告主要提供以历史成本为主的财务信息,缺少有关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风险与报酬机会以及种种不确定性的财务信息的披露。缺少能够对决策有用的、体现企业现在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预测性信息的披露。这使得现行财务报告无法反映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由于顾及和判断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充斥着整个会计处理过程。 现行财务报告很少涉及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忽视了企业与周围自身环境方面的信息。只侧重于反映企业自身的经营业绩。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兼顾经济的增长与社会责任的承担。要求企业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对因自身原因造成的资源损耗、人员消耗、土地利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核算和计量。并对这些信息予以披露。而这样导致的管制成本足以影响企业日后长远的经营业绩。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所以,企业财务报告中应加入经济责任观念。从会计角度来讲。较为系统地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优秀之一的自然资源形成、开发、运用、存储、保护和再生产的经济效益核算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财务报告的发展趋势 会计环境的变化导致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变化。而财务报告的目标就是要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财务信息需求。会计环境的变化诱致了新的会计信息需求,在这一需求的拉动下,会计披露得以发展。因此会计披露发展的动因在于不断满足会计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扩大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增加对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自创商誉等无形资产的财务信息的披露,使财务报告由解释有形资产为主向解释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并重转变。从现有的情况看。无形资产在企业持续经营中的地位至少在目前还没有重要到可以完全取代有形资产的地步。因此,会计系统在解释无形资产的同时不能忽视有形资产的计量显得十分必要。鉴于当前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为解决信息使用者的燃眉之急,可以借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准则委员会(1ASC)在金融工具问题上的做法:首先着重解决相关信息披露问题,暂时绕过确认与计量问题,待时机成熟之后再研究确认与计量的实务操作。在未解决之前,可以遵循充分揭示原则,即凡是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需的信息,均应完整提供。使用户易于理解。 适当增加财务报表附注的信息量,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及数量。现行财务报告仅仅对财务定量信息予以揭示,不能够完全分析出给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带来影响的具体因素。现行财务报告体系自财务报告中揭示了大量包括定性信息在内的非财务信息,但并不是说财务会计报告披露了这些非财务信息,这只是借助非财务信息来辅助说明和解释财务信息。帮助信息使用者更准确地理解与运用财务信息,从而提升财务信息的价值。未来的会计应在拓展财务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上下功夫,为增加财务信息的价值服务。 加强披露财务预测信息。可以增加预测性财务报告,使财务报告由解释事后信息为主向解释事后信息与前瞻性信息并重转变。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财务报表基本上是一张历史数据记录的汇总表,是一种向后看的会计报表。预测性财务报告是建立在对未来经济条件和行为方案进行假设的基础上。反映企业下一年度或未来期间的主要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的报表。目前我国只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中公布盈利预测信息。另外,编制预测财务报告也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种需要,预测信息虽然缺乏可靠的保证,但它毕竟能克服历史信息的不足,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会计信息,以增加使用者决策和评价的相关性,应当成为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借鉴西方许多企业编制并对外公布的“预测财务报告”,它采用与传统财务报告相问的报表形式。这种做法无论从编制角度。还是从使用角度来讲都有极大的好处,特别是便于对比,从而进行差异分析,充分发挥预测性财务信息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可以增加衍生金融工具财务报告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及报告问题。金融工具创新对财务报告的结构和编制方法都有一定的影响。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传统会计理论中的资产、负债的定义,传统财务报告揭示的是历史成本信息,衍生金融工具大多只是一种合约,他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交易尚未发生,因而无历史成本可循。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可以采用表内与表外披露相结合的方式。在表内,可以揭示在产生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中所交纳的保证金和支付期权费金额,合同的金额。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报告日的公允价值,并且在每个报告日有,必要用报告日的公允价值对其进行重新计量。附表在衍生金融工具的财务报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在报告日因衍生金融交易而持有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企业,编制一张“衍生金融工具明细表”对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衍生金融交易的情况及进行风险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现金流量信息的披露,可以改年报为月报,使财务报表的项目、结构进一步国际化;推广全球化战略财务报告,加强现行财务报告的会计信息国际可比性;在财务报表结构安排上将优秀业务与非优秀业务分开反映,提供最能反映企业经营趋势的信息等等,以加强会计决策的有用性。更好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财务报告分析目标分类论文 摘要:财务分析指标是以简明的形式,以数据为语言,来传达财务信息并说明财务活动情况和结果。在此建立的财务指标与国家考核企业工作规定的财务指标是不同的。涉及到企业财务活动较广的范围,包含的指标数目多,而国家规定的考核指标则是抓住重点,有选择地规定一些指标,分为外部分析指标体系及内部分析指标体系。 关键词:财务分析指标;内部分析指标体系;外部分析指标体系。 企业财务分析的内容包括:a.外部分析内容。企业偿债能力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企业资产运用效率分析;社会贡献能力分析;企业综合实力分析。b.内部分析内容。除以上外部分析内容外,还包括:企业筹资分析;企业投资分析。 另外,内部分析内容还应有:企业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形成原因分析。 c.专题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企业和外部信息使用者可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特定的目标选取特定的资料及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专题分析。 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分析、资本资产结构优化分析等。d.关于财务分析与相关学科关系的探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会学界学科体系的改革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财务会计之争深入到各二级学科,这是理论发展的必然。学科的分分合合是由于环境的变迁,历史的发展而致,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进入20世纪到90年代,财会论坛上就有财务分析要独立成科的微弱声音,到了现在,对此论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且似乎已达成共识,即由于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逐步完善,财务分析必须独立出来。那么,独立的财务分析学科在财会学众多学科中地位如何,包括哪些内容,与其原附着的学科关系如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减法问题,而是一个漫长的选择和甄别的过程。 1内部分析指标体系。 内部指标体系的设置,主要是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可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特点和管理的特殊需要灵活设置,其内容相当广泛。 一般说来,可从筹资、投资等方面设置。 1.1企业筹资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经营所需资金需靠企业自己来筹集,这样,筹资分析便成为企业财务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筹资分析中,首先要分析企业的资金需要量,其次分析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和获利能力;再次分析企业的资金成本和筹资风险;最后确定一个合理的筹资方案并与资金供应者进行协商,使企业筹资活动顺利进行。可设置筹资结构比率、资金成本率等指标。 1.2企业投资分析。 企业对投资活动首先应进行可行性分析,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这是投资分析的重点;其次应对投资活动进行事中分析,以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最后对投资活动进行事后分析,以考核投资效果、评价投资业绩,为改善企业今后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企业在投资分析时一般需考虑货币时间价值、投资的风险价值、资金成本和现金流量等财务因素。在投资阶段为考察投资方案的可行,可设置内含报酬率,为考察投资的收益可设置投资报酬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 2外部分析指标体系。 2.1企业偿债能力。 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其债务的能力,通过对它的分析,能揭示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按债务偿还期限的长短,又将其分为短期偿债能力与长期偿债能力。 2.1.1短期偿债能力,是指一个企业以流动资产支付流动负债的能力。设置该指标对外部信息需要者非常重要。对于企业来讲,该指标也至关重要,短期偿债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营运资金的大小以及资产变现速度的高低。 另外,可动用的银行贷款指标,准备很快变现的长期资产、偿债能力的声誉、未作记录的或有负债、担保责任引起的负债、未决诉讼等对它也有影响。短期偿债能力通常设置以下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或酸性测验比率;现金比率。 2.1.2长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以资产或劳务支付长期债务的能力。对长期偿债能力进行分析是因为企业的利润与其有紧密的联系,分析长期偿债能力时不能不重视企业的获利能力,这是因为企业的现金流入量最终取决于能够获得的利润,现金流出量最终取决于必须付出的成本。此外,债务与资本的比例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因素很多,除资产、负债、股东权益外。还有长期租赁、担保责任、或有项目等因素。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有:已获利息倍数;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有形净值债务率。 2.2企业资产运用效率分析。 资产运用效率是指对企业总资产或部分资产的运用效率和周转情况所作的分析。企业经管的目的在于有效运用各项资产获得最大的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收入,企业必须凭借资产、运用资产才能取得营业收入。资产周转速度越快,表示其运用效率越高,利润越大。企业运用各项资产有无过量投资?有无因设备短缺而导致生产不足?有无因资产闲置而导致利润降低?凡此各种问题,皆为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相关人士所关切。通过分析资产运用效率,则可以评价企业营业收入与各项营运资产是否保持合理关系,考察企业运用各项资产效率的高低。资产运用效率指标有:存货周转率;应收帐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 2.3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分析是指对企业盈利能力和盈利分配情况所作的分析。它是企业财务结构和经营绩效的综合表现。企业经营之目的,在于使企业盈利且使其经营与规模不断成长与发展。 各方信息使用者无不对企业盈利程度寄与莫大的关切。投资者关心企业赚取利润的多少并重视对利润的分析,是因为他们的投资报酬是从中支付的,如果是股票上市公司,企业盈列增加还能使股票市价上升,从而使投资者获得资本收益。对于债权人来讲,利润是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来源。政府有关部门关心的则是微观和宏观的经济效益以及各种税费上交的可靠性。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可通过对盈利能力的分析,来评价判断企业的经营成果,分析变化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企业获利水平。它是管理者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集中表现。对于职工来讲,则是丰厚报酬及资金的来源,并可保证工作的稳定。它也是集体福利设施的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指标可从一般企业及股票上市公司两方面制定。一般企业盈利能力指标有: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资产总额利润率;资本金利润率;权益利润率。股票上市公司除上述指标外,还可借助以下指标:每股盈余;每股股利;市盈率;股东权益报酬率;股利支付率;留存盈利比率。 2.4社会贡献能力分析。 社会贡献能力是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衡量企业对国家或社会的贡献水平。企业的目标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单纯的片面的追求企业个体的经济效益是不行的,还必须包括对社会的贡献。对盈利企业可用实现利税来衡量,但对一些主要体现为社会效益的企业讲,则无法适用。故为此设计的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可兼顾反映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情况。 2.5综合财务能力分析。 综合财务能力分析是根据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总体变化的性质、趋势进行的分析。 前述指标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必须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分析。其指标有杜邦模型中的权益报酬率和计分综合分析法的实际得分值。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分析性程序检查虚假财务报告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深入了解客户经营现状,发现舞弊征兆;执行分析性程序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任何企业在虚假财务报告之前总是有些迹象或征兆的、年初的资金加上本期融资所增加的额外资金与本期的投资活动相匹配、任何严重的财务报告舞弊,都可能使企业的财务结构出现异常的状态、报表的主要项目及前后各期发生异常、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主要项目金额会由于经营业务的影响而在不同会计期间发生变动、报表反映的主要财务指标严重不合理、会计报表反映的会计利润与现金流量表反映的现金流量严重不平衡、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大、不良资产数额较大,资产质量低下、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差距过大、期后事项异常,出现经常性的第四季度调整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虚假财务报告的审查实际上是审计的一种特殊审计程序与方法。审查过程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也于一般的审计方法相类似,查询法,审阅法,核对法,调解法,盘存法,估计法,分析法等,只是在使用过程中侧重点不同,效果不同,因为他们服务的目标不同,下面主要针对虚假财务报告审计的特殊性,来探讨一些笔者认为重要的审查方法。 一、深入了解客户经营现状,发现舞弊征兆 任何企业在虚假财务报告之前总是有些迹象或征兆的,在审计职业界通常将这些征兆称为“红旗”或“警讯”,原国际六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国际公司列举了比较重要的几方面,提醒审计人员注意,主要包括:资金短缺已影响营运周转;融资能力(包括借款和增资)下降,资金来源只能靠盈余;发展中或竞争中企业对资金有大量的需求;现有借款和和流动比率,额外借款和偿还时间的规定缺乏弹性;为维持现有的债务需要,必须获得额外的担保品;主要客户经济困难,造成坏账的可能性加大;成本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或者受到严重市场竞争威胁;订单减少,生产压缩,预示着未来收入的下降;盈余的质量下降,不合理的变更会计政策;夕阳工业濒临倒闭的企业;对单一或少数产品,对客户或交易过分依赖;管理阶层或主管有被严格要求达成预算目标的倾向;管理阶层或主管有前科纪录,或者没有正当的理由更换审计师。 以上这些迹象都是可以通过分析发现的,一旦发现这些情况,即应予以关注,另外,在我国,如果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和关联交易频繁,业绩和股价波动异常,或者是新上市的公司,其财务报告虚假的可能性就很大。 我国通过大量的统计研究,也总结出了极有可能采取造假的公司的特征。主要形式有:前两年连续亏损,今年经营业绩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公司;前两年平均净资产报酬率达到10%,今年行业不景气的公司;资本运作和关联交易频繁的上市公司;业绩和股价波动厉害的上市公司;全行业亏损或行业过度竞争的上市公司。 二、执行分析性程序 一个健康、真实的企业,经过一年的融资,投资和经营活动,从年初的状态转换为年末状态,各项财务指标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系列的平衡。年初的资金加上本期融资所增加的额外资金与本期的投资活动相匹配,本期的投资加上年初的资产总是与本期的经营活动相适应,按照财务学的观点,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之间存在钩稽关系,如果这种惯常的钩稽,均衡关系被打破。大量研究证实,分析性程序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而且极为有效的审计方法,尤其在发现和检查财务报告舞弊方面的作用相当明显。 任何严重的财务报告舞弊,都可能使企业的财务结构出现异常的状态。归纳起来,虚假财务报告通常具有以下八个主要特征: 1.报表的主要项目及前后各期发生异常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主要项目金额会由于经营业务的影响而在不同会计期间发生变动。真实的财务报告主要项目金额的变动一般表现为有规律的正常变动,而且上市公司能就变动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而虚假财务报告项目金额变动较大,且对这种异常变动上市公司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2.报表反映的主要财务指标严重不合理 上市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投资报酬率、存货周转率、每股收益率等。在审计中应根据所审计的财务报告计算出主要财务指标并判断其合理性,判断其是否合理的标准包括经验数据、上年同期数据、历史最好水平、同行业平均水平等。如果计算出的财务指标与上述指标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财务报告存在问题。 3.会计报表反映的会计利润与现金流量表反映的现金流量严重不平衡 某些上市公司为达到粉饰经营业绩的目的,往往采用资产装潢、股权置换、内部关联交易、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等手段,增加账面利润。由于上述措施一般不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入,反而可能会因利润的增加多交所得税而增加现金的流出,结果必然导致财务报告反映的会计利润与现金流量表反映的现金流量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表明该上市公司存在对财务报告进行造假的可能。 4.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大 一些上市公司在经营业绩滑坡的情况下,往往利用资产置换、股权置换、内部关联交易、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等手段、来增加非经常性利润。以此来粉饰财务报告,审计人员在审计财务报告时,若发现非经营性损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大,就该注意该报表的真实性。 5.不良资产数额较大,资产质量低下 由于虚构收入等原因,上市公司账面会有许多不良资产。如子公司亏损或业绩平平,在建工程一直挂在帐上。一些租赁、承包、托管的背后往往是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根本就不存在,如投资是否存在,是否应该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6.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差距过大 若一家上市公司的应缴税金数额特别大,则欠税很可能是虚构的,其造假手法就是虚开发票。根据会计公式计算的应缴税金期末余额,与公司的实际期末欠缴税额相比较,若两者相差较大,则公司造假确定无疑,反之,其收入和利润都可能是虚构的。需要说明的是,只要税法允许,上市公司对财务会计实行不同的会计政策是合理的,但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连续性,除非税务准则发生显著的变化。 7.期后事项异常,出现经常性的第四季度调整 期后事项包括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以及审计报告日至会计报表公布日这两个时间段所有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事实上公司往往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调整损益,美化财务状况。 综上所述,虚假财务报告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正常发展,而且也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虚假财务报告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要有效的防范其产生,需要社会各界加强会计法规和会计法律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杜绝虚假财务报告的产生的根源,为企业,国家的和谐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分析我国上市企业财务报告舞弊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及其分析;防治财务报告舞弊的对策办法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美国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及其分析、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的综合分析、中国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及其分析、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概述、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的综合分析、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对大股东的控制;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和改进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上市公司外部监督体系: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完善政府监管;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财务报告舞弊是一个具有300多年历史,并一直令会计界头痛的问题。如何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进行有效治理,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者和会计实务人员探讨的课题,更是广大财务报告使用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本文运用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理论,在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就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上市公司外部监督体系的构建这两大层面,对防治企业财务报告舞弊进行了有益的社会思考。 [关键词]财务报告舞弊典型案例研究分析 一、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及其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务报告舞弊事件频发,这种不法经济行为掩盖了企业财务的真相,导致投资者决策错误并使资本市场陷入困境。为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理论,本文拟对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1.美国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及其分析 (1)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概述 美国典型的财务报告舞弊案,当首推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在20世纪初的轰然陨落。安然公司营运的天然气与石油曾占全美市场的20%,经营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美元,并因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位居《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第七位,成为华尔街财务分析师力荐的蓝筹股。 然而,随着安然公司在2001年10月16日第三季度亏损6.18亿美元及其在1997年到2000年间由关联交易共虚报了5.52亿的盈利这一系列内幕消息的公布,安然股东财富瞬间蒸发,流通市值由颠峰的680亿美元跌至不足2亿美元,下跌了99.92%。安然大厦的崩塌给全球证券市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震撼,不亚于“9·11”事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的综合分析 ①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手法主要是以虚假手段高估资产、高估利润、隐瞒负债。首先,安然公司设立了大约3000家关联企业来进行“对倒”交易,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使公司进行大量的表外融资,以提高信用等级;又可以虚构交易规模,编造会计利润。其次,安然策划不具经济实质的对冲交易以掩盖投资损失;空挂应收票据以虚增资产和股东权益。2001年11月,安然公司在向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重新编制的1997年至2001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报告中,就公开承认该期间曾高估利润5.9亿美元,隐瞒负债6.28亿美元。 ②按照财务报告舞弊动因的理论分析,安然舞弊案的发生囊括了四因素理论中的所有因素。 首先,安然的管理层具备贪婪和需求的两大要素。安然的管理层想把安然构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公司,为实现这一目标,安然实施了“从美国到印度、从能源管道到宽带网络”的疯狂扩张政策。但这种盲目扩张并未成功,当关管理层无法实现许诺的发展速度时,就开始寻求“第二条道路”——人工增长法,即通过秘密交易和“创造性”的会计方法来粉饰业绩,以便继续博取投资者的青睐。而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的分红,安然管理层毫无羞耻感地“盗取”公司员工和广大投资者的财富。这样,亏空黑洞越来越大,在承认了12亿美元的虚假利润后,安然又挣扎了大约六个星期,终于宣告破产。 其次,安然的保密措施在为其财务报告的舞弊行为提供契机的同时,也能有效地防止外人揭穿和披露舞弊行为的可能。就连为安然欢呼的人也承认:没有人能搞得清安然的钱到底是怎么挣的!其原因在于安然一方面以“防范竞争对手”为由,以商业秘密名义把收入或利润的细节保护起来;而另一方面他们提供的财务数据又通常过于繁琐和混乱不清,连为标准普尔公司这样的债务评级公司负责财务分析的专业人员,都无法弄清这些数据的来由。不管是极力推荐安然的卖方分析师,还是想证明安然不值得投资的买方分析师,都无法打开安然这只黑盒。” 2.中国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及其分析 (1)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概述 1986年乌鲁木齐市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和天山商贸公司先后成立,从事彩相冲扩、服装批发、食品加工、计算机销售等业务,这也是德隆的前身。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并成立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开始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在新疆进行农牧业开发。1995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设立北美联络处,拓展国外业务。1996年受让新疆屯河法人股,组建新疆屯河集团。1997年受让沈阳合金法人股,进入家用户外维护设备、电动工具制造领域;受让湘火炬法人股,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1998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改制为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中国民族旅行有限公司,进入旅游业。1999年成立了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武体育交流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文体产业。2000年在上海浦东注册成立德隆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控股新疆德隆集团和新疆屯河集团;同年8月,更名为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同年10月,注册资本增至5亿元人民币。2001年成立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党委。2002年德隆大厦落成并投入使用。 可见,德隆的发展历程非常神速,然而在2004年4月14日,对于风光的德隆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德隆系旗下的“三驾马车”: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第一次集体“跌停”。这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德隆的信心丧失,也增加了市场流传的德隆资金链断裂的真实性。德隆王朝的瓦解在2004年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2)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的综合分析 ①德隆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手法是通过财务报表造假、关联担保和关联交易等方式骗取银行巨额贷款、挪用上市公司现金。a.财务报表造假。德隆财技高明是大家公认的,只需在一夜之间弄来几亿到上市公司账上去,或者更简单的方法,只需通过关联的金融机构(如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出示一下存单。b.关联担保和关联交易。从当前上市公告的数据来看,合金投资为苏州太湖担保贷款9959万元,为星浩特担保4500万元的贷款,为苏州美瑞担保1.38亿元的贷款,然而,苏州太湖委托德恒证券理财8000万,星浩特委托德恒证券理财6400万,苏州美瑞委托恒信证券国债投资7000万元,除了与美资合作的苏州美瑞外,委托德隆旗下金融机构理财的数目都大致与担保借贷的数目相同。在这一过程中,银行的2亿多资金就合法的成了德隆炒股的资金。 ②德隆财务报告舞弊的动因主要有激进目标和盲目扩张与业绩的失衡、上市保壳、圈钱谋私利等。首先,从目标定位来看,德隆与前述发达国家的两个案例相似,其一直遵循着的理念是产业整合做成行业老大,而且只涉足传统产业。从德隆发展及扩张的过程中,企业战略政策过于激进,上市公司激进的目标在无法实现时必然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财务报告、粉饰财务指标的导火索。其次,为上市保壳,进而圈钱谋私利,粉饰财务指标、操纵会计信息就成为了德隆的重要事务。 二、防治财务报告舞弊的对策办法 从上述发达国家与我国的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安然案属于在资本和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各项机制相对健全国家的典型案例,其舞弊手法是高明而隐蔽的;而我国的德隆舞弊案则属于高技术含量的舞弊犯罪,其舞弊手法除了造假外,还广泛运用了关联企业和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复杂方式。但无论是哪一类型,也无论其手法高明与否,都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和外部监督体系的不完备密切相关。因此,防治财务报告舞弊的良方,无疑当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外部监督体系的构建这两方面来共同思考。 1.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1)加强对大股东的控制 虽然我国正在推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能够有效的解决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带来的弊端,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很快就得以解决,即使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股东问题仍会存在。为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大股东权力行使,避免出现通过财务报告舞弊而牟利的现象发生。一般来说,对大股东控制可以采用以下两种途径进行: ①权力制衡。由于大股东控制的根源在于大股东对公司具有控制权,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方法就是分散公司的控制权,使股东的股权结构类似,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比如股改后进行国有股减持,当然这一办法比较直接,需要充分的研究。考虑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现状,作为过度的办法,也可以建立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信托制度。因为当前我国大量的中小股东由于势单力薄,加上受业务素质和技术条件等的限制很难做出有影响的决策,因此往往只有名义上的发言权,使得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所操纵,对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也无从实现。而表决权信托制度可以将为数众多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权集中起来,使他们作为个人在股东大会原本微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声音变的有分量,从而达到影响公司决策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大股东及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 ②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控制。当前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对大股东及其管理层的行为也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比如证监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8月联合了56号文件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进行了限制。但这方面的规定太少而且层次有限,还没有调动起广大中小股东维权的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针对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且较典型的侵犯相关利益者的大股东和管理层行为进行明令禁止,对违反者给以严肃处罚外;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存在但不普遍的大股东及其管理层侵权行为应有关通告予以明示。 (2)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虽然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但独立董事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为使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①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目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不强,与其选聘机制有关,因此可考虑:在股改完成后及国有股减持前,可以由大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但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提名的大股东应该回避;在股票全流通及国有股减持后,可以借鉴外国经验由专门委员会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再由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②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有效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应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将权力、责任和利益有机结合,建立有效的报酬机制和声誉机制。具体而言,即:一方面,应对独立董事的报酬实行固定报酬加延期支付部分,支付主体应改为证监会或独立董事协会,并由支付主体向上市公司收取管理费,这样既提升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又由于延期支付收益与独立董事工作的业绩密切相关,促使独立董事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还应注重独立董事的声誉机制的建设,通过对独立董事的工作业绩及时予以披露和宣传,从精神上满足独立董事的需要更能有效激励独立董事。 (3)加强和改进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诸多因素,监事会并没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需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进行监事会人员构成改造,改变监事会成员的产生办法,降低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代表在监事会上的席位,增加其他相关利益者代表在监事会中的席位,同时监事候选人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监督能力,使监事会的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 2.构建上市公司外部监督体系 (1)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为了达成一致,留有较多的选择空间,这也为财务报告舞弊埋下了伏笔。公司管理当局往往会利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漏洞进行舞弊,所以加强对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自身建设,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就成了当务之急。 ①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作为调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的两个重要的质量特征,这两个质量特征到底谁应该居于主体地位还一直存在争议。但正如我国著名会计学者葛家澎所指出的:我们绝不能反对相关性的重要性,会计信息应当具有相关性,但相关性要有可靠性来落实。如果相关的信息不可靠,等于不相关。强调相关性不能牺牲可靠性,不可靠的信息只能误导使用者。特别是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果过分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则可能加重财务报告舞弊,因此,当前应该以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为重。 ②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定,使之更加严谨。首先,尽量使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其次,在制定新的会计准则时,应做好调查研究,不要照搬国外现成经验,使制定的会计准则符合中国实际。 ③建立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评估制度。美国在1997年公开对已经颁布并生效的会计准则进行了评估,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也应该建立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评估制度,建议财政部相关部门会同各方面专家尽早制订出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评估制度,定期对已颁布生效的准则和制度进行评估。对那些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质量较低的准则和制度应重点关注,集中有关的人力物力优先修订。 (2)完善政府监管 ①进行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诱发财务报告舞弊的政策因素。在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企业上市与退市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偏好等因素,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服务与裁判角色,维护交易的诚信、公平、公正、公开。 ②加大对舞弊公司的处罚力度。公司的会计行为是受自身利益和外部环境约束的综合结果,如果违规的会计行为没有受到处罚,公司在利益驱使下就会倾向于选择违规行为;若加大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就能产生威慑作用。 ③理顺监管体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当前能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机关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和审计署等,虽然各部门间经常进行沟通和协调,但还是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理顺监管体制。同时证券监管机构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增加监管专业人员,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使其能够及时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3)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起到质量把关的作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直接评判。因此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向证券市场上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如若注册会计师未尽到应有的职业勤勉,就很难保证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为此必须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及其行业的监管,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企业财务报告分析论文 一、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 会计一般原则中的客观性,要求“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财务报告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正在逐步失去其相关性。 (一)财务报告信息含量不够完整 首先,完整性缺乏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的固有弊病。以交易为基础的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势必会对某些与交易无联系但却十分重要的期间价值变化不反映。可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企业对经营业绩的反映和控制难以令人满意。例如企业经营过程之中造就的竞争优势,因为不与企业的交易活动直接相关,因此在财务报表上得不到反映,但是这类事项或情况却对企业日后的经营业绩意义深远。 其次,现行财务报告的不完整性还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通用格式的报表,它提供给不同使用者以相同的会计信息,并将不同企业的财务报表予以程式化。然而,随着新环境下财务分析职业的兴起,市场和会计信息使用者正在呼唤通用格式财务报表以外的、有利于特殊信息需要的“专用”财务报表。且由于使用者的目的和方法不同、被估价的资产不同、报告公司的环境不同、使用者的信息偏好不同,所以使用者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而程式化的通用格式的报表,实在难以满足上述需求。 再次,现行财务报告的优秀是企业的有形资产,而对企业内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各种软资产如商誉、知识产权、企业文化等未能得到真实而公允的反映,一些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也在财务报告中长期被忽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软资产才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和市场价值的动力所在,其重要性日益凸现。据统计,1995年美国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高达60%,特别是根据1997年中国品牌价值报告,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高达479.78亿美元,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的品牌价值也达353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不容忽视。然而传统的财务报告对此却无法充分反映,以至于导致当今类似英特尔、微软之类的股票上市后,其市场价值通常比账面价值要高出3—8倍,从而不能有效满足信息使用者基于无形资产的决策需求。 (二)财务报告信息反映不够准确 不可否认,在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中,估计和判断客观存在,“不确定性”贯穿着整个会计处理过程。事实上,只要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主,那么财务会计处理过程之中的估计和判断就不可避免。例如,坏账准备的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和残值确定,无形资产经济寿命认定,职工退休金和递延所得税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再有,在会计处理过程中,不可掩盖地存在以下几种现象: 1重法律形式而轻经济实质。要使会计资料反映如实,那就必须根据其经济实质,而不是依据法律形式进行反映和核算。因此,当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发生背离时,会计核算应根据经济实质进行会计处理。尽管现代财务会计模式中不乏“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用的典型例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形式”取代“经济实质”在会计处理中很有市场。例如,按现行财务会计理论,资产被定义为未来的经济利益,但是,究竟有多少资产是按照现值去计量?有多少历史成本属性对资产计量的结果与经济事实相符?再如,在进行有退款权的产品销售处理时,会计人员往往在交易发生时就完全确认为收入,但经济事实却是与该商品相联系的风险并未完全转移或排除。 2重成本而轻价值。成本、价格和价值是经济学中的三个重要概念,但具体到会计核算,要真正理解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却并不容易。譬如,对特定的会计主体而言,若以一定价格购进一台固定资产,当固定资产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后,原来支付的价格就体现为固定资产成本的一部分,在会计学之中,这时价格就转化为成本。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代表资产的存量特征,价值则代表了资产的流量特征,现行财务会计模式重成本轻价值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近些年来会计学者提倡重价值却是站在提高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立场或角度上的。因此,现行财务报告重成本轻价值是不适宜的。 3重利润核算而轻现金流量。现行财务报告力争体现资产负债观,而非收入费用观,但在财务报告中却并末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思想。例如:过分注重盈利的核算;过分强求收入、费用的配比而忽视资产计价;过分注意最终的利润数据。而对代表企业实际支付能力的现金流量状况长期忽视。但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所关心的是企业现金流入、流出的时间,金额以及概率分布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评估企业支付股利的能力、偿债能力,并通过分析企业盈利数字和现金净流量的差异来调整投资策略。 (三)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不够及时 1重定期报告轻实时披露。信息的最大特点在于时效性。随着竞争的加剧;科技的进步和金融工具的日新月异,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企业的经营类型和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会随时转换。会计信息使用者要求会计能够提供“实时”信息。为了向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管理者提供企业的经营情况,现行财务报告采取了定期报告的制度。然而,现行财务报告的披露无法达到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要求,披露的周期、时限过长,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过时的信息往往无助于决策甚至有害于决策。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一案就是最好例证。因此,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提供更短期间的财务报告就成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共同心愿。 2重历史经济活动记录而轻对未来经济活动的及时预测。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财务报表基本上是一张历史会计数据的汇总表。会计要素的定义应该包含现在和未来这两个时间点的交易和事项,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经济环境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反映企业过去经营结果财务报告及其因果联系去推测企业的未来,但在经济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不可能直接用过去的财务报告去及时推测企业未来,这就导致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大大降低。 (四)财务报告项目结构不甚合理财务报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损益表上: 第一、损益表中未列出销货退回、折让和折扣。而销货退回、折让金额的多少可以反映客户对企业商品质量、规格的满意情况。由于未列出它们,管理者不能从表中了解客户对企业商品的评价。未列出销售折扣额,管理者就难以知道企业为扩大销售和减少坏账风险所用经营策略的实施情况。第二、未将非常损益与正常损益分开。非常损益是指非管理当局所能控制的损益项目,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表内的营业外收支包含较广,非常损益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由于未将非常损益与正常损益分开,这就使人们对企业财务成果难以分清哪些是经营决策的结果,哪些不是企业所能控制情况下非经常发生的结果。从而不利对企业绩效进行正确评价和对现金流量作出正确预测。第三、缺乏极为重要的每股盈余项目。第四、将投资收益单列一项缺乏一定逻辑性。 此外,附注内容简单粗糙,财务情况说明书形式单一,缺失重要信息披露等等,也是现行企业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2、解决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问题的对策 社会经济环境和会计信息使用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会计发展的两大动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企业内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已摆在重要位置。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对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已势在必行。笔者认为,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改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扩展信息披露范围,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内容。 按照财务报告的充分揭示原则,凡是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要的信息均应完整提供,并使用户易于理解,亦即财务报告应揭示所有对用户的理解及决策有用的重要信息。因此应在现行财务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适当扩展信息披露的内容。不仅要有财务信息,还要披露非财务信息;不仅要有定量信息,还要披露定性信息;不仅要有确定的信息,还要披露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有历史信息,还要披露预测信息;不仅要有整体信息,还要披露分部信息。因此,财务报告的内容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要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所产生的收益和风险信息的揭示,将金融衍生工具纳入表内,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报酬与风险的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配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第二、要注重知识资本、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软资产信息的披露。 第三、要重视对企业未来价值预测信息的披露。在保持有用历史信息的同时,要披露企业未来价值趋势,诸如企业投资、产品市场占有率、材料成本升降、新产品开发、上市公司提供每股收益的预测数据等。 第四、要重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信息的披露。如因环境因素而产生的或有负债、治理污染的成本以及其他环境风险损失等影响企业发展的相关信息。 第五、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股东权益稀释方面的信息。否则公司经营者易通过权益交换方式来降低利息费用,虚增企业利润,可能诱导投资者作出有损经济利益的决策。 第六、增加财务报表附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仍停留在以报表为主要内容的阶段。而发达国家会计报表附注长度几乎是报表本身的5倍,因而适当增加报表附注,增加有用信息的披露,是符合国际会计惯例的,也是充分体现会计信息全面性、相关性的有效手段。 (二)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创新会计确认、计量标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会计确认和计量必须创新,才能解决内容复杂,而纳入报告进行确认、计量有困难的难题。一是会计确认的范围要扩大,确认的标准要更新。二是计量属性须重新解释。要从广义上理解货币量度,不以货币量度为限,鼓励使用其他量度,作为货币量度的补充。例如:衡量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可以用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度量:(1)市场占有率可用百分比来量化;(2)顾客满意度可用“很满意”、“满意”、“不满意”等概念量化;(3)企业风险可用概率来量化。可见,会计在计量问题上若不跳出货币度量的框框,就很难在确认和披露上有所改进。三是要适当拓展计量标准的范围。由单一计价模式向多元计价模式转变,由历史成本计量向现行价值计量转变,同时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解决诸如自创商誉等项目如何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三)缩短报告时间间隔,提高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当前,企业面临的现实是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衍生工具不断涌现,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日益显著,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大大缩短。而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时效上不能很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要。因此,首先必须建立一套能提供实时信息的财务报告制度。一方面,定期报告仍要存在,作为财务成果分配的依据;另一方面,编制实时报告作为有效决策的依据。为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的及时性,我国中期财务报告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在时间上采用季报编制形式,在内容上要重点突出,避免“小而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会计数据能通过计算机进行实时的处理与反映,会计人员账务处理一完成,计算机就可以自动生成报表。这就大大缩短了报告输出的时间间隔。其次,必须建立和完善实时财务报告系统。通过互联网企业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企业与用户沟通的重要手段。网络会计使会计信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得到了大大拓宽,减少了会计信息产生、传播与利用的时间间隔。我们可要求需要外送财务报告的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实时财务报告系统,这样不仅给使用者获取企业财务报告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可以遏制一家企业两套帐甚至多套帐的做法。再有,职能部门可将查处的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在网站上公布,能以最快的速度将问题揭露,使会计信息的用户早做防范。 (四)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改进财务业绩报表 第一,调整财务报表结构。我们应该继承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优秀部分———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应将这三张报表结构进行调整,将披露的会计信息划分为优秀信息和非优秀信息两部分。企业的优秀业务,是指正常的或经常的交易或事项。例如,正常或经常性的经营活动以及经常性的非经营利得或损失。而非优秀业务是针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是非典型的经济业务或偶发性的交易或事项。当然,优秀业务和非优秀业务的划分是相对的,也是因企业而不同的。将企业的经营业务划分为优秀业务和非优秀业务,可以力保集中资源向使用者提供最能够反映企业经营趋势的会计信息。 第二,改进财务业绩报表。在改进财务业绩报告时,可以充分借鉴英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两张财务业绩报表的观点,即在保留现行利润表的前提下,增加一张与之同等重要的全面收益表,来更有组织地列示那些已经得到确认但直接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进行报告的末实现利得项目。这种处理方法有以下优点:一是可以保留使用者熟悉的利润表格式,避免因报告全面收益使现行实务发生太大的改变;二是增加了末实现利得项目对使用者的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可理解性和公司间报表的可比性;三是全面收益表根据现行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加工而成,编制成本可降至最低。在我国推行全面收益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是因为: 首先,在现阶段推行全面收益表,对于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促使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十分必要。 其次,推行全面收益表有助于解决我国已经出现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会计难题。我国目前已有不少利得项目绕过利润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中所有者权益部分,如外币折算差额、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利得等。随着我国金融业务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在抓紧制定衍生金融工具准则,如果以公允价值作为衍生工具的计量属性,那么就必须解决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和报告问题。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是在现行财务体系中增加全面收益表。 再次,推行全面收益表还是会计国际化的需要。我国已经加入WTO,根据现有WTO协定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条款,在“合理、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我国将逐步开放国内会计市场。另外,国内有些企业不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筹资,他们也要求缩小与国际惯例之间的现实差异,降低公司的筹资成本。 总而言之,现行企业财务报告在新经济条件下受到了诸多冲击,必须改革,但改革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一定要考虑财务会计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要在会计准则的规范内进行。只有这样,现行企业财务报告的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政府财务报告分析论文 1、我国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一份能够集中、全面、完整、系统地反映政府财务受托责任的政府财务报告。政府财务报告不能向公众和监督部门提供更多的政府会计信息,难以集中、全面、完整、系统地考核和评价政府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全面解除财务受托责任。尤其是作为反映国家财政情况全貌的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内容量往往只够占用一两个报纸版面。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制度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政府财务报告内容比较分散 我国的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中均规定了相应的一套会计报表,但各会计报表自成体系、分别编报,没有一套能完整集中地反映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全貌的合并会计报表,使人民代表大会等政府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难以全面、系统地考核和评价政府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与此同时,政府也难以向人民代表大会等政府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全面解除财务受托责任。 2.政府财务报告的内容不够完整,披露的信息过于简单 现行财务报告只能反映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它只是政府会计的一个侧面,而不能充分反映整个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一些资产产权股权、债权、债务的情况没有核算或者核算得比较粗略,即使是收支情况也未能与预算项目协调配合,难以充分反映预算收支的执行结果。 2、改进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必要性 1.改进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我国政府职能逐步转换的过程。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建立透明政府、绩效政府的目标。政府职能的转换,体现着以下基本精神: (1)强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受人民之托,用人民的资金,来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包括各项国有资产和财政性资金,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 (2)政府应当为人民当好家,理好财,政府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价,其中包括对国有资产管理、债务管理和财政性资金管理的监督和评价。 (3)在市场力量逐步增强、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和政府职能逐步转换的情况下,人民与政府之间需要真正建构起委托与受托之间的关系,政府负有公共受托责任。 (4)政府的功能将逐步向服务型、管理型、绩效型转换。毫无疑问,实现上述政府职能的转换,建立一个完善的政府信息系统是十分必要的,在整个政府信息系统中,政府会计信息是政府信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提高政府透明度的重要一环。政府财务报告关注整个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和运营绩效,可以完整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现金流量,有助于解脱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满足人民群众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要。因此,政府职能的转换要求政府财务报告的改进。 2.改进政府财务报告是公共财政改革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财政部门开始循序渐进的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公共财政体制下,要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财政管理的公开、公正、透明,考察部门预算的合理性及其执行效果,考察政府采购成本的公允性,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实施有效的监控等,都需要相应的政府会计信息作支撑。与此同时,政府出于向纳税人、国债购买者和投资者等政府资金的提供者提供有用信息的需要(如纳税人对于政府资产管理的关注,国债购买者和投资者对于政府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的关注等),出于监控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加强政府自身资产和负债管理的需要,我国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政府会计核算标准和财务报告制度。 3.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财务报告的改进 随着我国新一届政府开始推行问责制和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追踪问效,我国财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都在逐步建立起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以对政府部门及官员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在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绩效评价标准的设计固然重要,但是为政府绩效评价提供数据的政府会计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则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讲,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离不开政府会计的改革和政府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比如,如果要评价财政项目的有效性,就必须依赖于政府会计提供有关项目成本的信息和由项目所形成资产的信息如果要评价某一政府或者部门的工作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就需要依赖于政府财务报告中所包括的营运绩效表和资产负债表所提供的有关收入、费用、资产、负债信息等。 4.改进政府财务报告是加强社会监督的需要 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于政府财务状况、运营绩效和现金流量信息也日益关注,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知情权,从而对政府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监督网。政府要提高自身的透明度,解脱其公共受托责任,满足社会监督的需要,也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府会计标准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3、结束语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会计的“产品”,它向社会公众提供有助于分析和评价政府的受托业绩及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财务信息,信息使用者可以据此做出相关决策。政府财务报告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架起一座重要的信息沟通桥梁,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实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政府财务信息只是散见于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或称政府财政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等政府报告中。我国在政府财务报告的构建方面,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对于政府财务报告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政府财务报告分析论文 一、我国现行政府财务报告在披露内容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主要由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行政单位会计报表、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三大报体系组成。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主要由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表、预算执行情况说明书及其附表等报表组成;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主要由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支出明细表、基本数字表和报表说明书等报表组成。这一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是在1998年预算会计制度改革后开始实施的,与当时的形势是相适应的,但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组织,这样一套政府财务报告在披露内容上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我认为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在披露内容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没有全面、完整地反映政府承担的债务情况 反映政府所承担的债务情况的财务报告主要是资产负债表。 目前,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反映一级政府承担的债务情况的项目主要有三个:“借入款”项目反映的是按法定程序由中央政府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数额举借的国内和国外债务,以及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法律和国务院特别规定举借的债务;“与上级往来”项目反映的是在预算执行期间本级财政对上级财政形成的债务;“暂存款”项目反映的是在预算执行期间财政对预算单位形成的债务。这样看来,目前政府财务报告披露的政府债务范围过窄,没有披露政府的隐性债务。长期以来,我国着重强调政府财务报告是为政府的预算管理服务的,因而一些与政府的预算收支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债务信息被忽视或遗漏,如政府欠发工资、社会保障支出缺口、政府承担的各种借款、国债的未来还本信息负担、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坏账等,因为它们都不涉及当前的预算支出,对于这些情况,不仅社会公众难以进行监督,财政部门也缺乏准确的了解。 (二)没有真实地反映政府的运营成本和运营绩效 长期以来,我国的预算会计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的核算基础,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教育等事业单位会计都不进行成本核算,对内不计算成本,对外也不报告成本,因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编制的政府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能帮助使用者评判政府的运营成本,特别是有关的服务成本,如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目前就众说纷纭,社会公众很难从政府财务报告中得到权威的评判信息。除了没有如实地反映政府的运营成本外,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也没有如实地反映政府的投入产出情况,不能准确地反映政府的运营绩效和受托责任,如政府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和收益权的管理这一重要的信息并没有一个完整披露,这和当前我国强调的公共绩效管理理念有较大的差距,不利于公共绩效管理的开展与政府受托责任的强化。 (三)不能如实地提供国库现金管理方面的信息 从2001年起,我国开始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目前,这一改革在全国已基本完成。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后,所有财政性资金的收支活动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导致国库现金大大增加,但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既没有提供现金流量表,国库对外也没有公布“国库现金日报表”及“国库现金月报表”,这就没有如实地披露政府国库现金管理方面的信息,如国库现金的流入、流出及结存情况,政府对国库现金余额采取了何种运营方式,取得了怎样的运营绩效,制定了什么样的风险控制机制等,社会公众知之甚少。 (四)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设置不科学 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中有关报表的项目设置不科学的内容很多,这里笔者重点谈谈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设置问题。现行预算会计制度规定,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按资产+支出=负债+净资产+收入这一会计等式设计资产负债表,其结构为左边为资产部类,包括资产和支出两大类项目,右边为负债部类,包括负债、净资产和收入三大类项目,因而在资产负债表的项目设置上,既设置了资产、负债、净资产三类项目,又增加了收入和支出两类项目,这样的项目设置显然不科学。从国外政府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和我国企业会计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其项目设置均不涉及收入和支出两类项目,因此,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在项目设置上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没有与我国企业会计接轨,同时还与收入支出表中的项目造成毫无意义的重复。 (五)没有包含审计报告,降低了政府财务报告的可信度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信息不很透明,预算如何编制、如何执行,财政资金如何使用,产生了什么效益,社会公众对这些不十分了解,尽管每年三月份财政部部长代表政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国家预决算草案的报告向社会公布,但报告过于笼统,缺乏必要的审计监督,不仅社会公众看不懂,专业人士也不一定明白。另外,某些政府部门长期大量违规使用资金,国家审计署近几年每年都审计出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违规资金,如2005年审计署审计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披露了中央部门违规资金高达90亿元。对社会公众而言,不包含审计报告,政府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 二、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披露内容的改进 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披露内容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导致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同其他各国政府财务报告不具有可比性,不能全面、完整系统地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运营业绩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披露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全面、系统地披露政府的债务 我国政府的债务目前主要包括我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机构借入的债务,国债的未来还本付息负担,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坏账,社会保障支出缺口,政府担保的各种借款等。这些债务有些已按收付实现制的确认条件,在会计上得到确认,并已在政府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如我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机构借入的债务,而更多的隐性债务在会计上没有得到确认,在政府财务报告中也没有予以披露,如国债的未来还本付息负担,政府担保的各种借款等。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披露政府所有的债务信息。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也应改进对政府债务信息的披露,对于符合权责发生制基础下负债的确认条件和计量标准的政府债务,财政总预算会计应按权责发生制的要求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予以披露;对于不符合具体的负债确认条件和计量标准,无法量化的政府隐性债务,应在政府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相关信息,以全面、系统地披露政府所有的债务信息。 (二)增加政府运营表、资本性支出表、产出与业绩分析表等报表 从2000年以来,我国逐步开展了财政资金绩效考评工作,但目前的绩效考评主要是为了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是为预算管理服务的,如在预算管理中引入了绩效预算的思想,对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项目支出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绩效考评制度。但目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明显示滞后于财政绩效管理改革,不能真实地提供政府的运营成本和运营绩效这方面的信息,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建议借鉴外国的经验,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增加政府运营表、资本性支出表、产出与业绩分析表等报表,将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转变为顺应公共绩效管理潮流的,以披露国家预算执行信息为重点,并能全面地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营成本和运营绩效的综合性财务报告。 (三)增加现金流量表 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预算会计改革有关问题的探讨,在政府财务报告中是否增加现金流量表意见不一。但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应增加现金流量表,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在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国库现金的流入、流出数量及余额大大增加了,为了加强对国库现金的监督管理,政府财务报告必须全面、真实地披露国库现金流入、流出信息及政府对国库现金余额的运营信息。 第二,随着我国政府履行的受托责任越来越广泛,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于政府财务报告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财政年度的现金流量情况是他们进行分析评价和作出各种决策必不可少的信息,特别是今后我国预算会计的核算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度变为权责发生制后,这方面的信息更为重要。 (四)资产负债的项目列示 资产负债表应是反映政府某一时点静态财务状况的报表,而我国现行的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的资产负债表都列示了收入和支出项目,这就说明现行的资产负债表是反映某一会计期间动态财务状况的报表,因此,有必要删去资产负债表中的收入、支出项目,改为按资产=负债+净资产的会计等式设计新的资产负债表,仅列示资产、负债、净资产三类项目。建议在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资产负债表中,在资产类项目下增加列示政府投资资产、对内贷款、对外贷款等项目,以全面反映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资产;在负债类项目下不增加列示国内债务、国外债务、借入转贷资金等项目,以全面反映一级政府所承担的债务;在净资产类项目下增加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贷款基金等项目,以全面反映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资资产。 (五)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增加审计报告 政府财务报告必须接受客观、公正的审计,只有在此基础上对政府财务报告进行分析才具有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政府行政当局编制政府财务报告、社会公众、立法机构等使用政府财务报告,由于使用政府财务报告的立场与提供政府财务报告的立场不一致,政府行政当局提供的政府财务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会受到使用者的怀虑,这就要求政府审计机关或其他社会审计机构以其公正、中立的身份通过对政府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提供客观、公正的鉴证报告,使政府财务报告取信于使用者,以解除其受托责任。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政府财务报告中增加审计报告,借以保证政府财务报告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摘要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向国家权力机关、决策机构、资源提供者、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可靠、有用财务信息的书面文件。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在其披露内容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存在许多问题,迫切需要改进。 关键词政府财务报告问题改进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向国家权力机关、决策机构、资源提供者、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可靠、有用财务信息的书面文件。从内容上来说,政府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必须全面、真实、可靠、透明,能够充分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运营绩效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使政府财务报告既能够为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决策机构宏观决策服务,又能够为政府管理服务,同时还能够充分满足社会公众对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需求。目前,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都在不断地丰富、完善政府财务报告的披露内容,而我国现行的政府财务报告从其披露内容上来看不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差甚远,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存在许多问题,迫切需要改进。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财务报告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财务报告舞弊是一个具有300多年历史,并一直令会计界头痛的问题。如何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进行有效治理,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者和会计实务人员探讨的课题,更是广大财务报告使用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本文运用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理论,在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就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上市公司外部监督体系的构建这两大层面,对防治企业财务报告舞弊进行了有益的社会思考。 [关键词]财务报告舞弊典型案例研究分析 一、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及其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务报告舞弊事件频发,这种不法经济行为掩盖了企业财务的真相,导致投资者决策错误并使资本市场陷入困境。为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理论,本文拟对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1.美国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及其分析 (1)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概述 美国典型的财务报告舞弊案,当首推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在20世纪初的轰然陨落。安然公司营运的天然气与石油曾占全美市场的20%,经营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美元,并因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位居《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第七位,成为华尔街财务分析师力荐的蓝筹股。 然而,随着安然公司在2001年10月16日第三季度亏损6.18亿美元及其在1997年到2000年间由关联交易共虚报了5.52亿的盈利这一系列内幕消息的公布,安然股东财富瞬间蒸发,流通市值由颠峰的680亿美元跌至不足2亿美元,下跌了99.92%。安然大厦的崩塌给全球证券市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震撼,不亚于“9·11”事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的综合分析 ①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手法主要是以虚假手段高估资产、高估利润、隐瞒负债。首先,安然公司设立了大约3000家关联企业来进行“对倒”交易,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使公司进行大量的表外融资,以提高信用等级;又可以虚构交易规模,编造会计利润。其次,安然策划不具经济实质的对冲交易以掩盖投资损失;空挂应收票据以虚增资产和股东权益。2001年11月,安然公司在向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重新编制的1997年至2001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报告中,就公开承认该期间曾高估利润5.9亿美元,隐瞒负债6.28亿美元。 ②按照财务报告舞弊动因的理论分析,安然舞弊案的发生囊括了四因素理论中的所有因素。 首先,安然的管理层具备贪婪和需求的两大要素。安然的管理层想把安然构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公司,为实现这一目标,安然实施了“从美国到印度、从能源管道到宽带网络”的疯狂扩张政策。但这种盲目扩张并未成功,当关管理层无法实现许诺的发展速度时,就开始寻求“第二条道路”——人工增长法,即通过秘密交易和“创造性”的会计方法来粉饰业绩,以便继续博取投资者的青睐。而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的分红,安然管理层毫无羞耻感地“盗取”公司员工和广大投资者的财富。这样,亏空黑洞越来越大,在承认了12亿美元的虚假利润后,安然又挣扎了大约六个星期,终于宣告破产。 其次,安然的保密措施在为其财务报告的舞弊行为提供契机的同时,也能有效地防止外人揭穿和披露舞弊行为的可能。就连为安然欢呼的人也承认:没有人能搞得清安然的钱到底是怎么挣的!其原因在于安然一方面以“防范竞争对手”为由,以商业秘密名义把收入或利润的细节保护起来;而另一方面他们提供的财务数据又通常过于繁琐和混乱不清,连为标准普尔公司这样的债务评级公司负责财务分析的专业人员,都无法弄清这些数据的来由。不管是极力推荐安然的卖方分析师,还是想证明安然不值得投资的买方分析师,都无法打开安然这只黑盒。” 2.中国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及其分析 (1)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概述 1986年乌鲁木齐市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和天山商贸公司先后成立,从事彩相冲扩、服装批发、食品加工、计算机销售等业务,这也是德隆的前身。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并成立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开始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在新疆进行农牧业开发。1995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设立北美联络处,拓展国外业务。1996年受让新疆屯河法人股,组建新疆屯河集团。1997年受让沈阳合金法人股,进入家用户外维护设备、电动工具制造领域;受让湘火炬法人股,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1998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改制为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成立中国民族旅行有限公司,进入旅游业。1999年成立了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武体育交流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文体产业。2000年在上海浦东注册成立德隆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控股新疆德隆集团和新疆屯河集团;同年8月,更名为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同年10月,注册资本增至5亿元人民币。2001年成立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党委。2002年德隆大厦落成并投入使用。 可见,德隆的发展历程非常神速,然而在2004年4月14日,对于风光的德隆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德隆系旗下的“三驾马车”: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第一次集体“跌停”。这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德隆的信心丧失,也增加了市场流传的德隆资金链断裂的真实性。德隆王朝的瓦解在2004年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2)德隆财务报告舞弊案的综合分析 ①德隆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手法是通过财务报表造假、关联担保和关联交易等方式骗取银行巨额贷款、挪用上市公司现金。a.财务报表造假。德隆财技高明是大家公认的,只需在一夜之间弄来几亿到上市公司账上去,或者更简单的方法,只需通过关联的金融机构(如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出示一下存单。b.关联担保和关联交易。从当前上市公告的数据来看,合金投资为苏州太湖担保贷款9959万元,为星浩特担保4500万元的贷款,为苏州美瑞担保1.38亿元的贷款,然而,苏州太湖委托德恒证券理财8000万,星浩特委托德恒证券理财6400万,苏州美瑞委托恒信证券国债投资7000万元,除了与美资合作的苏州美瑞外,委托德隆旗下金融机构理财的数目都大致与担保借贷的数目相同。在这一过程中,银行的2亿多资金就合法的成了德隆炒股的资金。 ②德隆财务报告舞弊的动因主要有激进目标和盲目扩张与业绩的失衡、上市保壳、圈钱谋私利等。首先,从目标定位来看,德隆与前述发达国家的两个案例相似,其一直遵循着的理念是产业整合做成行业老大,而且只涉足传统产业。从德隆发展及扩张的过程中,企业战略政策过于激进,上市公司激进的目标在无法实现时必然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财务报告、粉饰财务指标的导火索。其次,为上市保壳,进而圈钱谋私利,粉饰财务指标、操纵会计信息就成为了德隆的重要事务。 二、防治财务报告舞弊的对策办法 从上述发达国家与我国的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安然案属于在资本和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各项机制相对健全国家的典型案例,其舞弊手法是高明而隐蔽的;而我国的德隆舞弊案则属于高技术含量的舞弊犯罪,其舞弊手法除了造假外,还广泛运用了关联企业和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复杂方式。但无论是哪一类型,也无论其手法高明与否,都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和外部监督体系的不完备密切相关。因此,防治财务报告舞弊的良方,无疑当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外部监督体系的构建这两方面来共同思考。 1.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1)加强对大股东的控制 虽然我国正在推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能够有效的解决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带来的弊端,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很快就得以解决,即使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股东问题仍会存在。为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大股东权力行使,避免出现通过财务报告舞弊而牟利的现象发生。一般来说,对大股东控制可以采用以下两种途径进行: ①权力制衡。由于大股东控制的根源在于大股东对公司具有控制权,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方法就是分散公司的控制权,使股东的股权结构类似,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比如股改后进行国有股减持,当然这一办法比较直接,需要充分的研究。考虑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现状,作为过度的办法,也可以建立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信托制度。因为当前我国大量的中小股东由于势单力薄,加上受业务素质和技术条件等的限制很难做出有影响的决策,因此往往只有名义上的发言权,使得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所操纵,对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也无从实现。而表决权信托制度可以将为数众多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权集中起来,使他们作为个人在股东大会原本微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声音变的有分量,从而达到影响公司决策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大股东及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 ②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控制。当前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对大股东及其管理层的行为也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比如证监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8月联合了56号文件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进行了限制。但这方面的规定太少而且层次有限,还没有调动起广大中小股东维权的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针对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且较典型的侵犯相关利益者的大股东和管理层行为进行明令禁止,对违反者给以严肃处罚外;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存在但不普遍的大股东及其管理层侵权行为应有关通告予以明示。 (2)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虽然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但独立董事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为使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①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目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不强,与其选聘机制有关,因此可考虑:在股改完成后及国有股减持前,可以由大股东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但在股东大会表决时,提名的大股东应该回避;在股票全流通及国有股减持后,可以借鉴外国经验由专门委员会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再由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②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有效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应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将权力、责任和利益有机结合,建立有效的报酬机制和声誉机制。具体而言,即:一方面,应对独立董事的报酬实行固定报酬加延期支付部分,支付主体应改为证监会或独立董事协会,并由支付主体向上市公司收取管理费,这样既提升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又由于延期支付收益与独立董事工作的业绩密切相关,促使独立董事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还应注重独立董事的声誉机制的建设,通过对独立董事的工作业绩及时予以披露和宣传,从精神上满足独立董事的需要更能有效激励独立董事。 (3)加强和改进监事会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诸多因素,监事会并没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需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进行监事会人员构成改造,改变监事会成员的产生办法,降低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代表在监事会上的席位,增加其他相关利益者代表在监事会中的席位,同时监事候选人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监督能力,使监事会的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 2.构建上市公司外部监督体系 (1)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为了达成一致,留有较多的选择空间,这也为财务报告舞弊埋下了伏笔。公司管理当局往往会利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漏洞进行舞弊,所以加强对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自身建设,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就成了当务之急。 ①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作为调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的两个重要的质量特征,这两个质量特征到底谁应该居于主体地位还一直存在争议。但正如我国著名会计学者葛家澎所指出的:我们绝不能反对相关性的重要性,会计信息应当具有相关性,但相关性要有可靠性来落实。如果相关的信息不可靠,等于不相关。强调相关性不能牺牲可靠性,不可靠的信息只能误导使用者。特别是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果过分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则可能加重财务报告舞弊,因此,当前应该以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为重。 ②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制定,使之更加严谨。首先,尽量使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其次,在制定新的会计准则时,应做好调查研究,不要照搬国外现成经验,使制定的会计准则符合中国实际。 ③建立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评估制度。美国在1997年公开对已经颁布并生效的会计准则进行了评估,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也应该建立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评估制度,建议财政部相关部门会同各方面专家尽早制订出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评估制度,定期对已颁布生效的准则和制度进行评估。对那些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质量较低的准则和制度应重点关注,集中有关的人力物力优先修订。 (2)完善政府监管 ①进行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诱发财务报告舞弊的政策因素。在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企业上市与退市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投资者偏好等因素,政府更多的是充当服务与裁判角色,维护交易的诚信、公平、公正、公开。 ②加大对舞弊公司的处罚力度。公司的会计行为是受自身利益和外部环境约束的综合结果,如果违规的会计行为没有受到处罚,公司在利益驱使下就会倾向于选择违规行为;若加大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就能产生威慑作用。 ③理顺监管体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当前能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机关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和审计署等,虽然各部门间经常进行沟通和协调,但还是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理顺监管体制。同时证券监管机构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增加监管专业人员,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使其能够及时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3)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起到质量把关的作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直接评判。因此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向证券市场上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如若注册会计师未尽到应有的职业勤勉,就很难保证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为此必须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及其行业的监管,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财务报告及注意事项分析论文 财务报告,也称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文件。财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其中,会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主体和优秀,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其相关附表。公司财务报告的功能在于以货币形式提供关于企业经济资源、义务以及影响它们经济活动的连续记录。这些项目及其任何变化按照编制报表日公认的财务会计准则加以确认和计量。财务报告的目的是提供关于企业及时、相关、可靠的量化的财务信息。 财务报告关系到高级管理者所关注的许多问题,如公司战略、与股东的关系、公司股价、股利政策及资本结构。由于信息不对称,财务报告使用者很难获得公司全面、准确的内部信息,获得信息的手段和渠道比较缺乏,分析公司财务报告就成为较佳的信息获取手段。 一、注意阅读审计报告 公布公司的财务报告通常会附有一份由审计人员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是专业的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在完成预定的审计程序以后出具的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表示意见的书面文件。它是对整个财务报告质量高低的总体评价,一般有四种类型: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拒绝发表审计意见。这四种意见中,后三种属于不利意见,注册会计师将对其提出不利意见的决定作出必要的说明。与财务报表一起的审计报告必须与报表一起阅读。分析财务报告时,应当特别注意这些不利意见,尽量剔除引发这些不利意见的错误根源所造成的影响,以期获得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政策选择分析 财务会计和披露决策反映了许多基本惯例或概念,它们或多或少地被接受并用于指导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在实务中,会计惯例多是功利主义的,它们之所以被接受源于它们有助于涉及会计数据的决策。会计政策的选择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却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的安排。公司经理人员被允许作出许多与会计有关的职业判断,因为他们最了解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公司管理层的财务决策对财务报告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影响财务报表数据、分析人员对数据的理解、会计规则的选择、科目调整、格式选择和计量判断等。 财务报告分析的目的就是对交易和事项加以确认、评价公司会计数据反映经济现实的程度以及执行会计政策的正确性。分析公司运用会计政策灵活性的性质和程度,确定是否调整财务报告的会计数据,以消除由于采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而造成的扭曲。 一般来说,分析一个单位选择会计政策、估计的程序是:1.辨明关键的会计政策;2.评价会计灵活性;3.评价会计战略;4.评价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5.辨明潜在亏损;6.消除会计扭曲。 三、全面分析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的主体和优秀是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及其相关附表。表与表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单独分析某个报表是不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发展趋势了解全面的。因此,将报表与报表分裂开来分析是得不到全面、可靠的信息的,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正确地分析应是全面和系统的,如在分析销售收入时,单看利润表上的销售收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有些收入可能是通过赊销方式取得的,并不是所有在利润表中的收入都已变成“真金白银”,这时分析销售收入就要结合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项目、现金流量表中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栏目中的数字进行分析,如果结合会计报表附注中的有关情况说明则更佳。在分析财务报告时寻找报告中的关键数字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分析报告时的重要技巧,不可轻视和忽略。一拿到报告就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阅读和分析是不明智的,这样做没有方向,没有重点,前看后忘,得到的信息只能是片面和零乱的。一般来说,拿到报告后,先审阅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利润、现金流量等几个反映总体方面的关键性的数字,对企业的经营规模、经济效益、财务状况有一个大体的印象。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进一步分析,如债权人更关心收益质量和资产的安全性,而投资人则更关心成长性方面的数据。将上述数字与本企业上年指标相比,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等,寻找其中正常的或可能异常的迹象,便于在具体分析时能够把握大局,抓住重点,使具体分析更具针对性,提高分析效率,增强分析的准确性。在作财务报告分析时,一定要重视对报表附注的分析,因为许多在报表中未能反映的信息往往通过附注予以披露,如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账户余额详细说明、表外负债及风险、或有负债等信息。在分析会计数字之前必须先阅读附注。 四、合理运用财务比率分析 财务比率是解释财务报表的一种基本分析工具,它通过一些数学方法把财务报表中的某些项目联系起来。财务比率是对财务报告信息进行重新组织的结果。比率分析旨在评价公司当前和过去的业绩,并判断其业绩是否能够保持。财务比率分析应根据公司和公司所属行业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找到一些对分析公司及其所属行业有用的线索。包括:将公司与同一行业内的比率对比;将公司在各个年度或各个会计期间的比率对比。财务比率分为四类:一是流动性比率;二是偿债能力比率;三是资金管理能力比率;四是盈利能力比率。就具体目的而言,不同财务比率的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在开始分析时,应就自己分析的目的来选择相应的比率类型,然后计算那些最能达到目的的比率。在分析时,要将一定时段内的某一比率与标准进行对比,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和原因,最好从多角度来对多种比率进行比较,加深对财务报表的理解。 但要注意,财务比率分析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一是财务数据可能会受到管理层的重大影响。二是比率分析只反映数量性的信息,对诸如管理层道德观、能力等质量性因素未考虑。三是因为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不同,公司间比率的比较可能有误导性。四是孤立的一项比率没有太大意义。五是根据财务报表计算出来的比率反映的是公司过去的情况。所以,运用财务比率分析时,不要被其误导,只有灵活使用,才能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五、重视收益质量与成长率分析 在为一个公司的股票进行定价时,投资者一般会通过研究公司财务报表所反映的收益水平和收益变动情况,结合公司目前和未来经济价值创造能力来作出评价,这项研究和评价称之为收益质量分析。收益质量分析着重进行两项评价:一是公司收益质量的绝对水平;二是公司收益质量的相对变化。绝对收益质量评价影响到公司的价格收益倍数;收益质量变化体现了公司经济价值的正面或负面的变动,这个变动是由营业环境或财务环境的变化或者前景变化引起的。 通常收益质量评价可以做如下解释:高质量收益指标较好地反映了公司目前的状况和未来前景,同时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经济现状的评价较为客观;反之,低质量收益指标表明管理层可能夸大了公司真实的经济价值,对公司状况进行了粉饰,或者表明管理层没有客观地反映公司目前的状况和未来前景。收益质量上升表明管理层的决策越来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环境,同时也表明了公司增加经济价值不是依赖于降低收益的质量,而是提高了创造能力;反之,收益质量下降表明相对于过去,公司目前状况和前景正在恶化,管理层通过降低收益质量来增加收益,企图向外界传达比公司实际状态要好的经济状态信息。可见,收益质量分析突出了公司目前和未来的替换价值创造,因而可称之为实质性分析。 要分析收益质量应特别注意识别“会计红旗”。会计红旗表示公司收益下降或对收益不利的影响因素,如审计报告有异常的言词;公布日期比正常的日期晚;应收账款的增长与过去的经验不一致等等。“会计红旗”可能暗示,公司特征正在发生变化,公司的会计数据具有潜在误导性,或者在分析报表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 成长率分析对公司的定价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司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销售收入、收益及股利的预期成长率。一般来说,成长特点和成长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步骤:1.对成长率的各个变量进行数量计量;2.说明各种成长来源,包括成长来源的数量性分析,也包括质量性分析,重点是各种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司经营特点和财务特点、研究会计期间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趋势;3.预测未来的成长水平和预测分析可能的财务效率和经营成果。 无论是收益质量分析或成长率分析,都要着重对现金流量表进行仔细地分析。分析现金流量表,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可以看出资产和负债之间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收益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收益质量分析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如虽然收益增加了,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少了,这表明收益增长可能是通过非经营活动取得的;股利低于收益但高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这意味着目前的股利水平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六、参考其他重要的信息 财务报告分析,顾名思义,就是对报告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再加工。如果单纯地就报告而分析报告,其产生的信息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为企业的经营状况要受到整个国民经济、各个行业部门和企业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报告时就必须在有关报告信息的基础上,参考其他重要的信息再展开分析。一般情况下,需要参考的信息有: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家有关的法令和政策,行业主要经济指标、行业技术进步的变化,企业的经营观点、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主要领导者的资历、整个劳动者队伍的素质等。 财务报告是财务信息的传递手段和表达方式。财务信息是以货币形式的数据资料为主,结合其他资料,表明资金运动状况及其特征的经济信息。公司财务报告既可以披露真实的管理业绩,也可以披露虚假业绩。公司在决定如何报告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时,是有一定的选择空间的。公司的利润随报告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些能运用公司财务报告辨别真实和虚假业绩的报告使用者在作出各种决策时,具有很大的优势。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财务报告分析论文 著名的会计史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曾说过:"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与技术飞跃发展的新时代,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作为立足企业、面向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信息系统,当然也要迎接并适应经济和市场的变革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表述形式。现在的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最初只是财务报表)原是工业经济社会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传统的会计与报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资本市场产生并成熟之后,财务报告对市场所起的财务信息传递,帮助投资人进行投资决策和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作用,是很独特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但是,今天人类已跨进新经济社会,财务报告在许多方面已经滞后于整个经济环境的要求。因此,对其进行重大的改进及发展势在必行。 一、财务报告过去的发展与变化回顾 (一)财务报告理论上的发展与变化回顾 1、关于计量。财务报表是以传统会计的三个特征为支柱的。那就是:记录按复式簿记系统;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量采用历史成本属性。因此,人们把传统的财务会计分别称为复式簿记会计、权责发生制(即应计制)会计和历史成本会计。在财务会计的上述三个特征中,对会计信息特别是盈利信息最有影响作用的,是确认和计量。传统财务报表受到的冲击最早也是针对计量。所以,报表的使用者莫不关注计量。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90年代以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在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之外,先后创造了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清算)净值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正如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所说:"当前,在财务报表中报告的各种项目,是用不同属性来计量的。这要由项目的性质和计量属性的相关性与可靠性来定。"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财务报告中的计量可以看到下列变化:由早期以历史成本为主(甚至占完全统治地位)到几种计量属性同时并用,再到当前倾向于采用公允价值。这种种变化明显地说明,计量属性的采用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即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各种不同计量属性所带来的不同经济后果及其应用的不同前景。 2、关于确认。早期财务报表的确认仅研究收入的决定和费用的分配。在股份企业出现以前,往往采用收付实现制来确认收入和费用。那时确认的唯一标准是看有无现金流入(收入)和流出(费用)。后来,由于出现委托和关系,为了正确反映和评估在某一期间的受托责任,就产生并广泛运用了权责发生制。然而权责发生制仍然是针对收入的实现和费用的发生来说的。它提出了确认收入和确认费用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不再是看有无现金收付,而是看权利与责任是否发生。为了实现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又形成了应计、递延、分配和摊销等四个特殊的会计程序。权责发生制使财务会计处理和报表的编制较前复杂,当然所获得的收益数据也较前更为相关与可靠。人们主要关注收入和费用确认的另一解说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左右,财务报表中的收益表被普遍认可为第一报表。财务报表使用者所共同关心的主要信息是一家公司的收益(盈利)。收益是怎样决定的呢?从收益表的构成可以看到:通过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决定收益。这就是流行于当年的收入/费用观。然而收益也还可以由净资产(不包括业主权益的变动)的期末与期初的余额对比来求得。后一决定收益的方法称为资产/负债观,因为这可不依赖收入与费用而单独对资产、负债和?姓呷ㄒ嬷苯咏腥啡稀H舾葑什赫郏ㄔ鸱⑸凭筒荒芄钩扇坎莆癖ū硪氐娜啡匣S谑荈ASB发展了会计确认的理论。在1984年12月发表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确认和计量"中第一次提出确认的完整定义,确认的四项基本标准(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与可靠性),并根据确认是"将某一项目作为报表要素正式记入或列入某一企业财务报表的过程"的定义,而把确认的过程分为"初始确认"、"后续确认"和"终止确认"三种类型。FASB第5号概念公告关于会计确认的见解如同它强调现值技术的运用和大力提倡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样,为把各种创新经济业务(典型的是衍生金融工具,可确认而尚未实现的有关收入项目等)在表内予以确认、计量或者在表外进行披露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思路。由此可见,财务报告理论与实践的这一发展,不是凭空而来。它们同样是竞争技术与全球化等环境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 3、关于报告。早期的财务报表,是直接根据日常记录所编成的。报表的内容就是表内的项目。项目只不过是会计科目的重新分类、汇总和排列。后来由于经济业务日趋复杂,表内陈述的内容基本上属于会计上的术语而不易为广大投资人所理解。为了提高报表的易懂性和可使用性,于是增加了表外附注和附表,这一部分的出现,同证券监管机构(如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上市公司的报表提出补充的披露要求也是分不开的。虽然表内和表外的区分,人们已习见为常,但多数人并不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和不同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FASB于1978年发表的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而又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当前实务中的财务报表应当称为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财务报表+其他财务报告。财务报表需要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而其他财务报告则可以请企业以外的会计师或专家审阅,有的甚至可以既不审计,也不审阅。在讲到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关系时,FASB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则反复强调:在财务报表表内表述是确认;用附注(包括表内旁注,表外底注)、其他附表、其他报告手段进行表述,不是确认,而是披露。这样,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披露的内容、形式和是否量化表述就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二)财务报告及其种类的发展与变化回顾 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两种表述形式共同构成今天的财务报告,乃是财务报告经历了60多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历程。再从报告和报告的种类看也产生了很多重要变化: 第一,报表的种类不断增加。 早期的基本财务报表只有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两种。20世纪60年代中期增加了财务状况变动表,到1987年被现金流量表所取代(SFAS财务会计准则公告》95),成为第三财务报表。1997年,美国又发表"报告财务业绩"的第13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提出:企业可增加"全面收益表"作为第四财务报表,(在此以前,英国已在ASB(《会计准则公报》的第3号财务报告准则中提出"全部已实现利得和损失表"作为第四报表)。 第二,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改进。 1、从覆盖面看,原先的财务报告只反映一个主体的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或现金流量的变化。后来,由于出现控股企业,控股企业除编制本身的财务报表外,还要编制覆盖整个控股企业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同时,一个企业由于规模很大,分部很多,又要求对具有不同机遇和风险的地区和业务分部编制分部财务报告。合并报表和分部报告都能向投资人补充提供对决策更有用的信息。 2、从时间间隔看,传统的财务报告是一年报告一次,属于年度报告。为了提高报告的及时性,后来,在年报之外,又陆续增加了半年报、季报、月报等统称为"中期报告"的财务报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将来信息的报告将越来越快,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现在实际上已开始在网上实时信息。 3、从内容上看,第四报表较好弥补了传统报表违反漏计损益原则的缺陷。长期以来,西方会计界对编制收益表都声称坚持"满计损益观"而不是建立在当期经营业绩基础上,但实际上对可赚得却未实现的收入,往往绕过收益表,而把它们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这种做法,实际上压低了企业当期所确认的全部损益,违反了满计损益的原则。第四财务报表即全面收益表,所报告的企业财务业绩包括了所有已确认的损益(不论是否实现)。这种业绩报告,才真正体现以满计损益为基础的收益表。 二、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批评 尽管企业的财务报告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改进,并根据使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了若干创新。但迄今为止,使用者对财务报告的局限性是很不满意的。有人则对财务报告的有用性似乎在加速地降低而表示担忧,早在1975年,英国ASSC(会计准则筹划委员会)发表的"公司报告"和1991年英国ICAEW(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和ICAC(国际会计合作委员会)联合发表的"财务报告的未来模型",就先后相当深刻、全面地揭示了现行财务报告的缺点。1994年美国AICPA(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在"改进企业报告--面向报告用户"中也指出了现行财务报告的不足。概括各家的看法,特别是针对新经济的要求,财务报告有待改进的方面主要是: 第一,由于环境的加速变化,要求企业披露更多的、面向未来经营发展的关键性信息。但是,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在确认方面有苛刻的要求,对于计量,也主要限于货币量度。这样就使许多能反映企业未来前景、对使用者非常有用的信息被排除在财务报表甚至财务报告之外。这些信息大部分属于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广义无形资产,如一家企业的员工、客户、知识基础和该企业的声誉。 第二,由于交易、事项、情况要得到会计的确认,从而在财务报表内表述,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它们必须是已经完成,至少是已经发生的。每一项符合确认要求的报表要素,在它们的定义中都明确规定属于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带来的结果。这样,整个财务报表的信息--这是财务报告中的优秀信息,必然面向过去,而不可能面向未来。 第三,尽管各种计量属性同时并存,实际上,在财务报告中,是成本而不是价值反映着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可是使用者(特别是投资人)却更关注企业价值的创造和增加。资本市场的股价涨落,反映的也是企业价值的变化。而现在,财务会计与财务报告无法直接计量和表现企业的价值,它们只能用盈利和现金流量两个会计信息间接地作为替代变量。 三、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改进 当前人们面临的经济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关于这一点,FASB在2001年关于"改进企业报告--对增进自愿披露洞察"这一研究报告中进行了描述。该报告分析了可能正在改变企业环境的关键作用力量。从经济因素上具有全球化、所有权分散、竞争、着眼于财富的创造、企业资产构成的变化等特点。与此同时,今天的财务报告使用者也会产生新的信息需求,主要是: 1、应当突破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需要在财务报表之内对确认和计量方面有所创新,使之可确认更多的有用信息; 2、应当提供不一定用货币量度,但却非常有用的信息,为此要改进和扩大信息披露; 3、整个财务报告在维持有用的历史信息的同时,要更多地披露预测信息,特别是关系一个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信息; 4、成本信息固然是可关与相关的,但企业价值的创造与变化的信息、可能更为有用。 面对竞争、高新技术和全球化的三股力量汇合的挑战,适应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信息提出的新需求。笔者认为在对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加以改进时,一定要解决好继续和发展的问题。要改进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中与会计环境不相适宜的部分。总的来说,对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的改进应是一种扬弃;具体来看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改革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并不意味着对之完全否定,相反,在GAAP没有改变之前,构成财务报告优秀的应还是财务报表,我们应该继承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下的优秀部分--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即它们必须符合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与可靠性等四项标准。并将它列为财务报告的第一部分,但是建议将这三张报表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分为优秀信息和非优秀信息两个部分。对于优秀会计信息,应该更加注意其计量的可靠性;而对于非优秀的会计信息,则可以相对地采取可靠性不如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如公允价值等。尤其应该注意在财务报表中披露能够表明投资报酬、财务弹性和变现能力的会计信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借鉴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的做法,在损益表的下端附加披露全部已确认的利得和损失。 2、对财务报告中可采用的计量属性不以货币量度为限,并进行广义解释。这一点,其实并未动摇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以货币为计量基础的假设。因为货币仍然是财务报告特别是其中的财务报表的基本量度。只是,应当同意,甚至应当鼓励同时使用其他量度,作为货币量度的补充。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总有可以量化的属性。问题仅在于量化的精确程度有所不同。现代企业具有如此复杂的经济活动,会计在计量问题上若不跳出货币度量的框框,恐怕很难在确认和披露上有所前进。 3、要充分发挥披露在财务报告中的作用。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应注意披露各种表外融资方式的特征和风险。在财务报表的补充资料之中,披露企业物价变动的会计信息;另外,可以适当披露采用"区间"或"范围"估计数量报表项目的有关信息,借以消除报表项目貌似确定而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产生的误导。 4、在其他财务报告中,着重披露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经营活动重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的显著风险和报酬机会、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和关于企业"软资产"(如人力资源)以及评估的商誉的信息,并尽可能披露关于竞争对手或同行业其余相关企业的信息。 5、尽可能及时提供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必要时可以缩短财务报告提供的周期,如采用季度财务报告或适当发表临时财务报告,简化年度财务报告等。 6、对操作衍生金融工具的企业,应该单独予以披露并进行核算。 7、若存在着多个企业分部,应尽量按照行业分部或地区分部编制或提供分部报告。 8、鼓励企业进行适当的自愿披露,包括披露一些有一定依据的预测性、前瞻性会计信息和管理当局的意图等。 9、鼓励企业披露关于履行社会责任和关于企业增值的会计信息,并根据具体条件酌情采用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叙述性披露、在现有财务报表中添加某些项目或单独披露如社会收益表、增值表等形式。 10、要尽量注意"效益 成本"这个普遍的约束条件,在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在保护商业秘密和提供及时、有用的信息之间进行权衡,要尽量避免会计信息披露过载现象。要根据会计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变化,兼顾财务会计的固有特征,并作适当的调整。 财务报告分析论文:虚假财务报告概念分析论文 摘要:从世界上第一例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曝光至今,企业寻求其治理措施在理论和实务方面做了诸多努力,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和会计信息的复杂性决定了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问题是未来财务会计面临的首要难题。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200多年的治理历史证明,财务报告真实和虚假是动态的,杜绝虚假财务报告的产生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对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会计理论研究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关键词: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治理 一、虚假财务报告的概念界定 现代资本市场实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根据委托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存在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动因。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主要有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根据企业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相应决策,会计也藉此达到决策有用性的目的。要使会计信息具有决策有用性的价值,就必须使会计信息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这就要求财务报告的揭示应符合三个标准:适当、公正和充分。我国新修订的《会计法》要求单位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完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规定企业对外财务报表必须具备“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存在性”四个基本质量特征,并把“可靠性”作为四项质量要求的优秀。在现实中,可靠性集中体现在“真实反映”。 虚假财务报告是指未能遵循财务报告准则,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歪曲地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做出不实陈述的财务报告,其后果必然导致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使会计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功能失效,进而危及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弱化各项改革措施政策效果,甚至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整个基础。从虚假财务报告的内容看,有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财务数据虚假的财务报告包括虚计资产、少列负债、虚增利润、少扣费用等;非财务数据虚假财务报告指对非财务数据进行虚假陈述,如对关联方关系的虚假陈述等,这类虚假陈述同样可以使企业达到造假的目的。从虚假财务报告形成的性质看,有错误型虚假财务报告和舞弊型虚假财务报告。错误型虚假财务报告是指无意识地对企业经营活动状况进行了虚假陈述,在主观上并不愿意使财务报告歪曲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主要由会计人员素质较低引起的错误;舞弊型财务报告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的而有意识地偏离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法规对企业经营活动状况进行虚假陈述的财务报告,是一种利益集团或个人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有意作为。本文讨论的虚假财务报告指的是舞弊型虚假财务报告。 二、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历史考察 会计自从诞生起,作为一种由企业内部向外部传递经济信号的媒介,其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差异导向决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现代公司制度建立以后,会计信息这种具有经济后果的特性日益凸现,诱发了具有决定会计信息生成和披露能力的主体按有利于实现其特定目的的方向生成和披露会计信息,从而导致上市公司操纵财务报告种种行为的发生。 虚假财务报告与现代公司制的建立和发展相伴而行,历史上每一次上市公司严重的虚假财务报告现象出现以后都会带来会计信息治理的改进,然而每一次改进无一例外地未能从根本上改善虚假财务报告泛滥的状况,200多年来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现象依旧,造假的程度有愈演愈烈之势,造假的空间和参与范围更加广泛,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历史性痼疾。随着上市公司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作用的提升,挖掘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历史根源,明确其艰巨性对公司治理和健康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早期股份公司发展迅速的英国,自然成为了虚假财务报告的发源地。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破产案掀起了人们对虚假财务报告不良后果的重视。“南海公司”破产案孕育了世界第一位民间审计师的诞生,同时政府部门意识到了虚假会计信息的恶劣影响,于同年颁布了《泡沫公司取缔法》,并沿用了百余年。然而,该法案只是通过简单地禁止设立股份公司来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以及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却严重地影响了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显然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 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大量股份公司倒闭,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的完整性和稳定性。1844年英国议会颁布了《股份公司法》,明确了董事登记账簿义务,以及监事对董事会计记录的审查权力。但由于早期的审计技术不熟练,缺乏专业的审计人员,审计范围仅囿于审查全部支出是否编制了相应的支出凭证、资产负债表是否与总账余额相吻合等事项,这种简单朴素的会计信息形式的审计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难以遏制虚假财务报告现象的发生。 到了20世纪,由于世界经济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虚假财务报告这一经济顽疾在美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929年至1933年美国证券市场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当时上市公司会计实务的混乱,缺乏正确可靠的财务报告。美国政府在1933年和1934年分别出台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明确了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会计与审计实务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以及上市公司具有法定审计义务,然而,这也同样没能阻止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案件的发生。 近五十年,世界各国由于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引发的案件仍然比比皆是。19世纪60年生的大陆自动售货机公司案,80年生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案,90年代巴林银行理森舞弊案以及近年发生的朗讯、山登、安然、施乐、世通、环球电信、施贵宝等国际知名巨头企业的上市公司舞弊案,引发了新一轮的会计信任危机。为挽回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进行了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的广泛调查和研究,开始了对会计更严格的监管,制定了《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并以此为依据重塑会计信息的监管模式。其改革成效如何,尚需时间检验。 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从开始就饱受虚假财务报告的困扰。1992年深圳原野公司案揭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序幕,随后相继发生了北京“中诚”(1993)、海南“中水”(1994)、海南“琼民源”(1998)、成都“红光实业”(1998)、四川“东方锅炉”(1999)等上市公司恶性财务舞弊案件。2000年“郑百文”、“黎明股份”、“猴王股份”案件的余震还尚未完全消失,2001年爆发的“麦科特”、“银广夏”、“蓝田股份”风暴更是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推向顶峰。针对上市公司造假现状,尽管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2004年作为中小企业板首批上市企业之一的“江苏琼花”,上市仅10个交易日即爆出中小企业板首例财务丑闻。该公司上市前隐瞒了三笔金额合计为3555万元的国债投资,而这三笔投资的合作方均为当时的问题公司。2006年初,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财务舞弊研究中心(snaiFFRC)披露了以“科龙电器”为首的2005年度上市公司十大财务舞弊公司排行榜。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问题的不断曝光,会计信息造假性质之恶劣,使得我国股票市场自2000年后持续低迷,股价严重缩水,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在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中,尽管公司治理结构不断优化,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寄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挽救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寻求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成因、根治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现象是我国会计理论、会计实务以及监管界面临的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三、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国际视角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2年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仅2002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64家会计和财务报告案子,比2001年全年的数量还多。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1年重新进行申报的公司从每年50家增加到超过150家,共有772家公司公开承认数字有重大错误,不得不重新申报。其中2001年11月的全球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案及随后出现的“世界通讯公司”案件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震惊了整个世界资本市场。然而上述案件只是美国证券市场财务报告舞弊案的“冰山一角”,美国这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的曝光又改写了一个会计监管时代,新的包括《萨班斯法案》在内以加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造假惩治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监管措施陆续出台,对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问题具有一定震慑作用。 欧洲资本市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2003年2月24日,仅次于美国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的世界第三大零售商荷兰皇家阿霍尔德(Ahold)公司爆出震动全球的“假账丑闻”。阿霍尔德丑闻的发生,让投资者对欧洲上市公司的诚心度和欧洲公司及财务监管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并使欧洲在目前的会计标准之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随处找到虚假财务报告的影子。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并已成为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瓶颈,世界经验发展的绊脚石,应引起全球会计界和审计界高度关注和研究。 四、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未来趋势 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报告作为近代工业社会发展以来全球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迄今还未能找到有效治理虚假财务报告的良剂。可以预见,该难题仍将是困扰未来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和优秀问题。如果仅仅认为会计认知的有限和会计监管的缺失,恐怕难以找到治理虚假财务报告的路径。会计信息的复杂性决定了虚假财务报告治理的艰巨性。会计信息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复杂性、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信息监管的复杂性。(一)会计计量的复杂性 会计的学科属性决定了无论是会计理论还是会计实务,假设、估计、判断是会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主观取向与会计计量结果密不可分,在多种理念交织情形下的会计信息难以简单的以“是非”或“对错”衡量。会计计量的复杂性表现在:第一,会计规范自身的弹性不可避免。准则和制度中会计政策的选择以及会计估计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professionaljudgment)。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国际会计准则“可比性改进项目”,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行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等等,旨在削弱对会计实务的人为判断取舍,提高会计方法程序的可比性和会计信息的可信性。但对同一经济业务采用唯一的会计政策还只是理想。因为,一方面一些不同的会计政策有其各自理论依据,在理论上的争议澄清之前“统一”只是梦想;另一方面是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政策的选择将导致信息相关使用者决策的差异,信息相关使用者对有助于维持和改善自身效用的会计政策具有偏好,其结果是找到一种让所有各方都接受和满意的会计政策是不现实的。会计估计更为复杂,在经济业务不断创新的今天,会计计价中对现在和将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程度加强,计量中的估价问题是一个长期内难以解决的国际难题。第二,会计准则和制度运用中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动机效应和能力效应。如前所述,由于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准则和制度中自身的弹性扩大了其在运用中的选择空间。就不同的会计主体而言,对同一经济业务出于不同动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会计处理选择,对不同的经济业务出于特定动机也可能会有相同的会计处理选择。基于动机对会计处理的选择违背了会计“如实反映”的要求,对会计方法的滥用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制造虚假会计信息;能力效应是指会计人员准确地运用相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能力。一方面会计人员受其自身专业素质水平的影响,对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理解、运用可能会产生偏差;另一方面机械性误差是客观存在的。 (二)财务报告能否有效地传递给信息使用者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拥有信息优势,在披露中占有主动地位。财务报告包含的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公司在财务报告中有自愿或主动披露好消息而隐藏或推迟披露坏消息的动机。从信息使用者看,信息使用者要将对其有用的会计信息从财务报告中甄别出来,还要对财务报告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做出判断。信息使用者要在信息的加工成本与期望在信息中获取的收益进行权衡,成本与收益显然取决于使用者对会计系统的熟识程度、特定的信息使用目的,以及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披露监管者看,披露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为数量众多的公司,对每一个公司的财务报告做出虚假与否以及程度如何的判断是不现实的,而且信息披露监管者同样是会计信息的外部人士。然而,在监管内容、监管与惩罚力度方面同样面临来自信息使用者(投资人、债权人、政府部门等)以及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压力。会计信息披露的复杂性后果就是广大的信息使用者难以以合理的成本从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区分出会计信息的良莠,即哪些会计信息是虚假的,而哪些会计信息是可以信赖的。尤其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市场秩序的混乱使得信息使用者无法对财务报告的可信性做出有效评价并且监管制度对虚假财务报告的威慑与惩罚力不足时,财务报告提供者可以从虚假财务报告中获取额外收益,而且在道德约束弱化的情况下,“劣币驱逐良币”虚假财务报告充斥资本市场的现象随处可见。 (三)独立审计的复杂性 会计信息生产和披露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寄希望于能较多接触和了解内部信息的会计信息验证者——独立审计人员。然而会计信息鉴证中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职能发挥的不确定性。首先,审计师赖以工作的标准——独立审计准则如同会计准则一样存在弹性,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会计职业界、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公司或企业的挑战,审计准则本身也难以提供一个非对即错的绝对标准;其次,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在社会期望和自身价值取向中协调,审计质量高低是法律风险和利益激励权衡的结果;最后,审计人员的执业能力如审计人员对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的理解,专业判断能力、职业敏感与洞察力等对审计质量,进而披露的财务报告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从现代审计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不论在详细审计、制度基础审计阶段,还是风险导向审计阶段,查错防弊始终是审计的基本职责。然而时至今日,审计师似乎并没有完全履行好这一基本职责。 会计信息的复杂性致使财务报告游离于“真实”和“虚假”之间,而财务报告的“逼真”程度最终取决于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较量与均衡。在会计市场上,公司的差异性以及动态发展性决定了这种博弈的结果是: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真实,而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是虚假的;财务报告真实和虚假是动态的,杜绝虚假财务报告的产生的研究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 五、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框架与启示 对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成因和治理措施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降低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比率和程度,寻求根治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途径,会计理论研究责无旁贷,且需要持之以恒。 通过对上市公司造假的历史、国际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是一个历史性难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也是财务会计未来面临的首要难题,实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根本好转任重道远。尽管每一次上市公司虚假财务事件的爆发,都会带来理论界新一轮的研究探讨,引起监管界新一轮监管制度的出台,然而,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现象有增无减,造假的原因及手段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这一事实提醒着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找准治理的切入点,构建治理框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是解决问题的有益思路。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手工业论文:基于SCM下西藏民族手工业成本抑制分析研究 摘要:随着拉萨民族手工业园区、日喀则民族手工业园区、扎囊手工业园区和民族手工业专业乡(镇)基地的建设,西藏经济建设始终贯穿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西藏由于运输条件、生产条件、气候条件等限制,民族手工业销售出现较强的季节性,运输成本、库存成本、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巨大。通过供应链结构分析现在民族手工业供应链中的潜在成本和现实成本,得出削减成本的方法:降低生产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减少运输成本;降低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一切存货,并通过不断加快交货速度来缩短生产周期;在市场上提供民族手工业公开信息系统,方便消费者购买来减少交易成本;加强政府的执行力,来降低经营者的风险成本。 关键字:供应链管理 西藏民族工业 成本抑制 分析研究 一、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概况 民族手工业是西藏的三大传统产业之一。西藏民族手工业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方式,生产工艺简单、成本高、效率低,规模小,一直是西藏农牧民的主要副业收入来源。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民族手工业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到1965年,全区民族手工涉及33个行业,近100个企业,年产值由民主改革前的124万元上升到890多万元,年均增长率为32%。1981年至1989年国家为了支持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拨付了2340多万扩建民族手工业、建设新厂房、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专业人才来扶持该区经济。1994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商品生产,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6年,生产旅游商品实现利润560万元,比1985年增长76%。旅游产品销售额已占民族手工业产值的15%,品种规格发展到730多个。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全区个体手工业发展到1000多户,4500多人,年产值290万元。截至目前,全区56家定点民族手工业生产企业中,有70%以上企业从事旅游产品及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旅游纪念品花色品种多达800多种,占据了民族手工业产品市场的重要份额。2009年,西藏旅游总收入达55.98亿元,其中旅游纪念品收入就达16.86多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30%左右。山南地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近20家企业,主要产品20多类、800多个品种。藏毯、卡垫、围裙等传统民族手工艺品产值超过2亿元,带动农户2万余户、家庭作坊式生产专业户1800余家。那曲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手工艺厂商达到了50余家,具有藏北民族特色的地毯、牛羊骨工艺品、唐卡、民族服饰、金银铜器等20余种特色产品。2011年西藏民族手工艺品种类达到2000余种,总产值达到19.4亿,占旅游业收入的20%左右,远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 二、供应链管理与西藏民族手工业研究文献综述 (一)供应链管理文献综述 美国埃米·朱克曼认为最先进的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不仅探索如何提高整个供应链中成本抑制(Cost Containment)能力;还必须满足消费者对及时高效的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要考虑到技术领域的快速变化,从原材料或元部件的供应到送达消费者手中,使企业有能力对整个供应链中生产、物流和库存进行协调,降低存货水平、注入高新技术极速发货、促进质量改进,提高实践供应链管理。 飞利浦照明设备公司前任物流副总裁杰克·科普利顿认为:“SCM的趋势是要通过一套快速响应的体系更加贴近消费者。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要缩短与原材料生产者相关的周转时间。于是他们就能够更快地生产出成品,以影响消费者即时的需求,而不是去预测长期的需要。这使供应商与消费者得以减少存货生产,同时又提高服务水平。”{1} 供应链管理包括货源的搜索、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成本抑制是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力;高新技术使准时制(JIT)发货和生产成为可能;物流是供应链中关键的促成因子;经济订购批量降低库存成本;安全库存是确定经济订购批量的保障。这就要求缩短整个供应链的循环周期,促使生产、运输、通信和交易的流程速度提高,达到零库存,以提高成本效益。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现状文献综述 西藏大学财经学院的贡秋扎西副院长等在《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模式初探》一文从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角度评估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水平,民族手工业供给出现以下几个特征:(1)产品质次价高;(2)技术设备落后和粗糙;(3)产量规模小且分布零散;(4)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匮乏;(5)原材料供应存在潜在制约;(6)内源融资能力欠缺而外源融资渠道单一,存在信贷配给等金融抑制现象;(7)政策扶持力度和侧重点有待突出;(8)虽然人均收入低,但城镇消费旺盛;(9)旅游消费季节性显著而增长趋势明显;(10)区外、国际市场对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玉琴在《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对策研究》中指出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现状:1.行业集中度低,企业竞争力较弱。2.企业研发乏力,创新能力严重不足。3.产品销路不畅,企业开工不足。4.人力资源匮乏。5.资金匮乏。 这些研究尚未探讨制约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关键成本因素。第一,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在于交通运输条件非常薄弱。第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季节性差异,导致大量的库存成本。基于这些原因,本文从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供应链结构出发,揭示制约现在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关键成本因素,以提高现在民族手工业供应效率。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管理现状 (一)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管理现状 西藏民族手工业包括:五金工艺、木、皮、石、布、毛等加工制造业,代表产品有西藏的唐卡、卡垫、藏香、民族服装、民族家具、尼木的藏纸、加查的木碗、拉萨的金银器械、扎囊的氆氇、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江孜的地毯、浪卡子的藏被、山南姐德秀的围裙等。 1.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结构。 2.西藏民族手工业的采购循环步骤: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供应链成本现状 1.运输成本负担大。拉萨从地区运送民族手工业的运输线路长,运输周期长,加上油价不断上涨,道路除了拉萨到贡嘎的唯一一条高级公路外,基本上都是二级以下的公路,火车并没有修进地区。而山南、林芝等地区的民族手工艺市场也是从各乡镇的小作坊和农牧民手中集中收取,在运输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2.存货成本过高。西藏由于高原气候的影响,民族手工业的消费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在每年的“五一”之后,伴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手工业市场的销售量开始增加,但是在每年的“十一”之后,基本上除了本地居民的消费,外地游客消费量明显下降,在消费的淡季,库存成本就高。 3.交易费用成本存在。(1)供给者在购进西藏民族手工艺品的过程中,承担了大量的交通费、咨询费、人力资本等搜寻成本。(2)在销售前期,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搜索,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成本。(3)在买卖过程中,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会因为价格、质量、样式等形成讨价成本。(4)供给者根据自己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和营业成本来预计自己的成本进行定价,与消费者经过讨价还价的过程,确定自己可以接受的价格,这个过程便产生了决策成本。(5)如果消费者不满意自己购买或预定的手工艺品,但没有事先与供给者达成协议,便形成违约成本。 4.经营风险成本威胁。(1)供应原材料的短缺、供应商对于经济收入的欲望变化和交货时间的延迟等供应风险。(2)由于供需季节性变化、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变动、新的替代品的出现和区外竞争等市场风险。(3)由原材料、制作工艺、技术、创新、产品产量等引起的产品风险。(4)由于西藏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商家在经营时也存在安全风险。(5)在买卖过程中的支付、管理费用、资金来源和利润等资金交易风险。 四、基于SCM视角下西藏民族手工业成本抑制分析 (一)运输成本 供应商从乡镇零散的民族手工业作坊手中收集加工好的手工艺品,再经过公路运往各个地区和拉萨市。如果是按物流货运的话,每公斤在15~25元之间,超出的按每公斤10~20元计算,从乡镇地区拉萨的运输成本非常高,往往超出了手工艺品的生产成本。例如:手工艺花的制作工艺非常简单,只需要模型圈、彩纱布、细铁丝、小钳子、纱线和配衬的叶子,制作一朵花的成本是4元钱,但由于运输等中间环节太多,成本达到了在10元钱左右。 (二)库存成本 由于西藏旅游呈现出较强的季节性变动,那么消费者不确定性需求肯定存在。夏季和节假日是西藏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的旺季,而冬季和正常工作日是销售的淡季,缓冲供给和需求,安全库存就成为降低成本的最关键的手段。我们利用民族手工艺品供应效率来选择经营者的最低库存成本及最佳经济订购批量。 较高的安全库存对不可预测的需求有较大的缓解作用,但是成本高,由于短缺成本很难能确定,只能根据当前的销售量进行预测,经营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合适的手工艺品供应效率,用来预测存货直接满足需求的可能性。假如一个企业能够提供80%的同类手工艺品,这意味着它能够利用存货满足80%的订单,不能满足20%的已接订单。商品供应量需要以经营经验、竞争、知识、目标和消费者偏好等为基础作出决策。 (三)交易费用成本 西藏民族手工艺品的消费主体一般是外地游客,交易费用消费者承担的比重较大。交易之前,消费者只能通过咨询当地的居民、网上搜索、市场上自行搜寻等方式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民族手工艺品,承担了更多的信息成本。在买卖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民族手工艺品的质量、价格不了解,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讨价还价的过程,付出了讨价成本。在交易之后,基本上游客都已经回到了内地或自己的国家,由于产品质量等问题引起的消费者不满意,消费者承担了更多的违约成本。 (四)经营风险成本 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经营风险成本主要是来自于外界不法分子的威胁和旅游的季节变化。西藏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经营者在经营时存在着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自由贸易市场会配备很多保安,这些人的工资基本上来源于经营者所缴纳的市场管理费用。随着旅游淡季的到来,商家一方面要根据市场消费者需求量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进货;另一方面要考虑其他经营者降价销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存在更多的经营风险。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西藏民族手工业在发展过程中运输成本、库存成本、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巨大。所以,经济库存就显得尤为重要,削减成本的方法就是降低从原材料到成品的一切存货,并通过不断加快交货速度来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减少运输成本;在市场上提供民族手工业公开信息系统,方便消费者购买来减少交易成本;加强政府的执行力,来降低经营者的风险成本。本文通过供应链结构分析现在民族手工业供应链中的潜在成本和现实成本,找出适合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最佳边际效率模式,目的是进一步促进该区经济的发展。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展望 随着拉萨民族手工业园区、日喀则民族手工业园区、扎囊手工业园区和民族手工业专业乡(镇)基地的建设,西藏“十二五”规划城镇设施重点建设拉萨、日喀则等地(市、县、镇)的城镇道路,城镇客运枢纽站和货运物流站,一定程度上减轻商家的运输成本。“十二五区规划”还提出“在国家西部地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中心,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中转地和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全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现代工业发展基地和文化产业培育基地。”{2}笔者相信,随着各经济区的进一步建设,西藏民族手工业会越来越发展壮大。 (作者简介:杨阿维,西藏大学财经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管理;张建伟,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级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经济管理 西藏拉萨 850000) 手工业论文:论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 摘要:技术创新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最紧迫的任务。文章在调查的基础上从生产工艺、技术人员、产品质量三个方面分析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的技术特点,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五点建议:处理好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关系;结合实际选择合适的创新类型;保护民族手工业传承人,培养接班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制定优惠政策,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关键词: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特点;技术创新 一、引言 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主要涉及藏民族生产、生活和宗教用品以及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其中,江孜的地毯、姐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等,在国内外都具有较高的声誉。西藏民族手工业作为西藏三大传统产业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学者专门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年来西藏民族手工业取得的成就,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带动”产业。从“九五”计划开始列入西藏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行列,尤其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涌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虽然西藏民族手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市场需求不足、无序竞争、成本高、缺乏技术支持、民族手工艺者流动性大、信息闭塞、独立发展能力差等,许多学者也对此做了研究。对此本文从民族手工业的技术特点出发分析其各个环节的技术落后问题,为技术创新理清思路和方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可行建议。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的技术特点 目前西藏民族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传统技术为主,体现在工艺技术、技术人员和产品技术三个方面。 (一)工艺技术 1.手工为主,机械极少。西藏民族手工业仍然以广大农牧民的家庭作坊为主,企业形式很少,特别是具有现代技术的企业形式更少。尼木县吞巴乡总户数422户,总人口为2341人,从事藏香生产经营的有239户264人,全部采用家庭作坊式生产,分散经营,各自为政,其中,213户依旧采用传统手工制作方式制香。在藏毯行业,分梳、纺纱、染色、织毯、洗毯、剪毯等各道工序几乎都是手工操作,而且很原始;在日喀则市很有名的金银铜器加工厂调查中,工人们全部是手工操作,没有看到任何稍微现代的仪器设备。虽然民族手工业是从手工制作起步并发展壮大的,手工制作更是民族手工业的传统特色,但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手工劳动强度非常大,产出非常少。然而手工业也并不意味着纯手工而拒绝机械,所以推广使用机械、减轻劳动强度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创新的一个必然方向。 2.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现有的大多数民族手工业企业创建于20世纪70、80年代,生产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研制滞后,工艺流程中的生产技术环节落后,科技含量低,相关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如一些地毯厂、卡垫厂的洗毛、梳毛、捻线和染色等工艺过程,仍然沿袭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原始操作方式;乃东县地毯厂、拉萨市地毯厂的织架至今还是木头的,这种织架与现代的钢管织架相比,占地空间很大,更重要的是织出来的线紧密度不够;以氆氇架为例,这种编织氆氇、围裙、藏被的木质器械与300年前的结构及织法完全相似。企业如此,家庭作坊更不堪,甚至同样的产品工序繁简不一。 (二)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的特点也是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西藏民族手工业高级技术人员年龄偏大,缺乏继承人;一般技术人员短缺,且技艺参差不齐;专业研发技术人员奇缺,没有激励机制。在西藏民族手工业中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只有8人,且年龄偏大,一般都在50岁以上,他们基本是通过熟能生巧炼就而成的高级技术人员,但他们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继承人,有断层的危险。从广大家庭作坊来说,基本都是中级技术人员(比如师傅级别)和普通技术人员(比如学徒级别),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培训模式,并且师傅少,徒弟多,师傅的技艺参差不齐,徒弟的手艺更是千差万别。在企业中,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一直都很低,文盲和半文盲占到60%以上,仅有极少数人员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技艺水平参差不齐。49%的企业认为技术研发人员短缺,从而导致工艺、产品研发落后于市场需求。人是生产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技术人员的特点决定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现在所处的窘态。 (三)产品技术 由于上述特点造成了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产品品种单一和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1.产品技术含量低。由于西藏民族手工业工艺简单、落后,有些行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体现不了技术含量,体现不出独特之处,感觉一眼就能看透似的,特别容易模仿。西藏手工业产品的易模仿性也直接导致了民族手工业产品创新的动力不足,因为一旦某个企业研发出新的品种、款式,很快就会有其他企业模仿跟进,同时技术研发人员短缺,所以民族手工业企业一般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上进行过多投入,更不可能有品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西藏市场上大量存在着内地或邻国借鉴西藏的工艺开发生产出来具有藏式风格的民族手工品和旅游纪念品。 2.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民族手工业的传统技术特点决定了,民族手工业要结合生产实践就地取材,虽然近年来有些材料取自工业产品,但材料、工序等技术标准不统一,缺乏精确的定量,基本根据制作者的主观感觉和熟练程度,使得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其实更多的是质量差。比如有些旅游纪念品,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做工粗糙,有的游客认为“总觉像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有些纯手工制品质量上乘但是价格非常高,广大普通消费者群体根本无力消费,如正宗的唐卡、藏毯等。当然,我们既要发展高端客户也要拓展普通消费者。 3.产品品种单一。虽然西藏民族手工业种类繁多,产品繁多,但是人们仍然觉得产品品种单一,主要体现在同一种产品缺乏花色、规格、款式等变化。如果为了增加花色款式等就要经常改变工序,也意味着工序的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劳动的熟练程度下降,生产效率下降,本来就非常有限的产出更要下降。因此,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要改变产品品种单一的现状,难度是很大的,除非能进行工艺创新使工序标准化、定量化,实现工厂化、规模化生产。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为了保留住民族手工业的本质特色,为了对外宣传西藏民族文化,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了增加广大农牧民的收入,为了整个民族手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都需要对西藏民族手工业进行技术创新。 (一)要处理好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关系 简单地说,现代技术是科技含量高,各种技术参数定量化、标准化,从而可以实现工厂化作业,进行大规模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如鹤庆手工业者不断创新,提高技术,不但打制生活用具,而且开发出如银手镯、银碗筷、九龙壶等大众用品、摆设用品、纪念用品等。因此,技术创新是必然选择。但是传统技术也有优点,优点在于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生产技术要求不高,经营灵活,成本低,适合西藏农牧民农闲时生产,有利于增加农牧民收入;同时传统技术是藏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宗教性和地方性,是藏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这就决定了传统技术不能盲目地被抛弃。 因此,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一方面要保持和弘扬一些特色的传统技术优势,在组织规模化生产上下工夫,强化地方工艺色彩,提高其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必须在依靠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力度,应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民族手工业。 (二)结合实际,选择合适的创新类型 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工艺技术陈旧且落后、技术人员层次低且少、部分产品质量差且品种单一。根据这些技术特点,西藏民族手工业在创新成果上实行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并重,在技术创新方式上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并重,主要实行劳动节约创新和改进创新,基本不考虑重大创新和资本节约创新,而且资本节约创新与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背道而驰。如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唐卡是以丝绢、墙体等作为载体的,是很稀少、很昂贵的,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通过自主创新、改进创新,在保留传统唐卡艺术的同时可以把唐卡图片“复制”在各种有形的载体上,如日常生活用的手提包、手机套、挂历、图书等等,利用机械规模生产实现劳动节约创新,最终完成产品创新,从而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满足了市场需求。 (三)保护民族手工业传承人,培养接班人 一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目前部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仅8人,西藏自治区级的传承人也在建设中。这些传承人年龄都偏大,居住偏远,离大城市较远,就医不便;同时要担心记者媒体的频繁打扰和传承人及其家人的过度爱慕虚荣而耽误了民族手工技艺的传授。政府有关部门注意好这些细节,主要是保护好他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为了培养人才和技术创新我们需要留住这些“大师”。二是狠抓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强化培训,选送相关优秀技术人员到区外企业学习,也可以组织手工技艺比赛,不仅可以选拔骨干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梯队,而且可以大力宣传民族手工业。三是做好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对从业人员进行民族手工技艺的培训。着重采用实践教学法,理论教学次之。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而且可以普及民族手工技艺。四是丰富手工技艺传承模式。在手工技艺传承中,可以实行家庭式的血缘传承、开放式的学徒传授、职业学校式的技术培训、民间交流式的创新吸收等多种模式,要特别重视家庭式的血缘传承模式,这种模式无秘密可言,是最赤裸的传承。 (四)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理论认为,两者是紧密相联、相互促进的。一定要摒弃传统的重技术轻制度的倾向,注重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制度创新往往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西藏民族手工业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否则,单有技术创新没有制度创新,就会使技术创新出现“闭锁”效应;单有制度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则会使制度创新最终成为“无米之炊”。西藏民族手工业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激励机制创新和风险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企业中,而且潜伏在广大的民族手工业艺人之中,或许有些技术创新就埋没在其中,如果通过各种形式的保护和奖励等激励机制使之显现,必将促进技术创新的广泛扩散。风险机制创新是指对技术创新的风险通过多种途径给予化解,如通过财政资金对技术创新的手工艺人、培训学校、企业给予一定的事前资助,技术创新失败后银行贷款可以部分减免或延期偿还,等等。 (五)制定优惠政策,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一是提供优惠的资金支持。制约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困难之一是资金短缺,这同样也反映在技术创新方面,因此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给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提高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和津贴标准,为技术人员的培养提供资金支持,为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提供场所、设备等。二是通过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有效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西藏民族手工业企业或个人对商品的品牌意识淡薄,商标注册和产品包装严重滞后,对商标的应用与保护不够重视,对专利保护没意识,这也是造成本地产品易模仿的原因之一。政府和有关部门除了宣传专利保护、品牌意识外,还要积极奖励知名品牌和商标的企业或个人,以及知名品牌和商标的设计者,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激励措施使其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从而也可以区分本地产品与外来产品。总之,资金支持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前提条件,保护创新成果为技术创新解决了模仿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西藏农牧学院) 手工业论文: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的组织作用研究 摘 要:本文以恩施州来凤县凤南土家女儿绣有限公司为西兰卡普生产厂商的代表,研究了生产环节对于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的组织作用。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环节对于西兰卡普产业链有着扩大产业链规模、促进产业链优化等积极影响。同时,我们认为,作为生产环节的厂商还应当进一步完善生产模式并考虑行业联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组织作用。 关键词:西兰卡普 手工业产业链 生产环节 组织作用 1.引言 生产环节是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充分发挥生产企业在西兰卡普产业链中的组织作用可以有效的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王宁,孙国栋在《政府和企业在构建产业链过程中的投入分配研究》中提出,企业是整个产业链的优秀,这些企业对产业链的形成和运作起着关键作用,往往是一个优秀企业吸引很多企业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一条产业链,在以后的产业链运作中,这些优秀企业也是产业链管理的主要力量。孙国栋在《产业链的形成及稳定性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产业链中的优秀企业可以通过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企业的组织作用,在成员企业自愿支付的基础上来优化调整产业链,使产业链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配置,进而使产业链整体的收益达到优化,从而使产业链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在稳定产业链的研究上,他进一步提出产业链的成员企业之间具有供需关系,彼此之间为了总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合作组成战略联盟。产业链成员企业间的合作是一个博弈过程,企业间的长期合作正是彼此间合作博弈的均衡。 由此可以看出,优秀企业在产业链的形成、发展以及稳定工作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企业在产业链中发挥的良好组织作用,不仅能够拉动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还能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平衡收益,稳固战略联盟,使产业链稳定地发展。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民间传统工艺品、我国“四大名锦”之一。西兰卡普的发源地、现有的西兰卡普的主要产地之一的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当地,凤南土家女儿绣、土家织锦村民族工艺、满妹土家民间传统工艺品三家公司形成了为该产业链中的西兰卡普生产环节的主导和优秀力量。其中,凤南土家女儿绣公司作为2008建厂发展至今的西兰卡普生产商,经历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并率先破旧迎新,实行组织结构优化和生产分工,极具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来凤县凤南土家女儿绣有限公司为例,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收集资料(详见表1),研究讨论生产环节在西兰卡普产业链中组织作用的发挥。 2.案例分析 2.1公司介绍 来凤县凤南土家女儿绣有公司(以下简称土家女儿绣),是一家以生产自主设计土家族服饰为主的特色服装企业。创立于2008年9月,注册资金100万人民币,总部设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现有员工100多人。土家女儿绣的主要产品为土家族苗族民族服饰,其中包含西兰卡普(壁画、抱枕、地毯、床上用品、拖鞋、围巾、挂包)、土家手工绣花鞋、手工绣花鞋垫、土家民族服装(民族盛装、民族职业装、民族生活装)及各种民族手工艺饰品,产品精美而富含传统民族特色,深受国内外游客朋友喜爱。 企业历时五年,探索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生产模式,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员工人数逐步增加,产量稳定增长。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促进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的明确分工,也促使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建立起与外部的协同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销售机制,而且规模的扩大也促进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与协调。 2.2通过完善生产模式,扩大产业链规模 西兰卡普手工业生产环节的厂商通过组织结构的改进和自身生产模式的不断完善,在产量和销售等方面大大提升自身实力,扩大产业规模,从而在原材料、运输等环节带动产业链规模的扩大。来凤县当地的6家生产厂商中有4家完成以下生产模式的发展轨迹,另外2家则是后期成立,直接从“公司+基地+农户”过渡到生产和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分工专业化。具体发展轨迹如下: (1)家庭作坊生产模式 土家女儿绣是由家庭式的小作坊发展而来的,在2008年建厂之前,主要由作坊主负责,作坊囊括了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的所有工作,作坊主负责联系棉线厂,制定生产计划和联系销售。 作坊主按照订单的需求给每一位工人制定工作任务,生产工人负责产品从织布、加工到成品的全部工作,并按照不同产品的规格领取计件工资。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完成一个订单的过程大致如表2所示: (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模式 土家女儿绣在2008年正式成立公司,原有家庭作坊式被淘汰的同时,引进了正式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结合“公司+基地+农户”生产模式,原作坊主马老板出任总经理,负责联系销售组织并对订单进行大致分工。公司的生产环节按照产品的不同类别被分为三个车间,分别负责西兰卡普服装、鞋子及其它物件如挂件、饰品的生产。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土家女儿绣第一次出现了生产分工。 随着订单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土家女儿绣受到同行业其他农业产品生产营销的启发,对公司超负荷的订单引进“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如图2所示)。以不同的车间作为和农户联系的基地,车间为农户提供原材料、生产标准以及必要的技术指导,并对农户加工完成的物品进行统一的验收并登记数量,月底由公司计件发放工资。 公司自2008年成立之后,共有员工60人左右,相较于不到20人的家庭作坊,在生产规模已经得到了扩大。虽然还是又一名员工独立完成一件成品,订单的生产流程也与家庭作坊式相似,但由于“公司+基地+农户”生产模式的引进,也能按时并保证质量地完成当时所有的订单。 (3)生产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 2009年以后,随着土家女儿绣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展销、示范园等活动,渐渐有了名气,更是凭借独具特色的西兰卡普拖鞋与福建的一家公司签订了长久的合约,订单数量相当可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员工数量已经上升至100多人,要完成订单的要求还是很有难度,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再一次的生产分工就应运而生了。 这一次的分工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组织结构层次,如图3所示,由于鞋子订单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土家女儿绣将以前负责生产鞋子的车间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分厂,由邱经理负责,张经理分管的厂主要生产服装及小件物品。各分厂延续了之前的组织结构,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财务压力增加,于是将会计部从办公室里独立出来,负责处理财务相关的工作。虽然主要的销售联系是由总经理与两位分管经理负责,但是两个厂的业务分工使公司的管理更为科学。 另一方面,生产环节的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性力量。从2010年起,土家女儿绣不再延续一名工人单独完成一件西兰卡普成品的历史习惯,由鞋厂开始,将车间按生产流程进行划分。例如,做出一双成品鞋主要有织布、做鞋面、做鞋底与缝合的4个步骤,因此,鞋厂的4个成产车间分别只负责织布,剪鞋样、粘布片、包布片,扣麻线、纳鞋底,做鞋帮、订鞋底的工作,同时,以每个车间为基地的农户也同样只负责某一个环节的工作,农户登记交货到基地的成品或者半成品都单独算进每个车间的生产量。另外,虽然质检车间负责最终成品的检查工作,但是每一道工序加工之前都会检查上一个步骤的半成品质量,根据情况淘汰或者返工。到目前为止,女家女儿绣都在采用这样的生产模式,具体完成订单的步骤由表3所示。 生产环节的分工实施之后,土家女儿绣产品的生产周期普遍缩短了一半,打西兰卡普鞋垫如果由单个人生产,大约需要5天左右,如果采取流水线生产,则大约2天就能完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完善,土家女儿绣去年营业额达到了480万元,今年上半年则已达500多万元。 2.3通过产业链纵向联合,促进上下游优化组合 在手工业产业链中永远不缺乏“全职型”生产商,即在进行产品生产的同时,兼顾仓储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多项环节——但这种包罗产业链各项环节的经营方式似乎并不适合这类年销量仅数万件的民族手工业产业。现阶段的大部分民族手工业产业普遍有规模小、流动资金少、产量不稳定等特点,要想凭借自身的资源完成产业链的各项环节,就容易出现摊子铺太大、资源分配不合理、管理混乱等情况。此外,产业链各环节链接不紧密,产业链各环节不愿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那么生产农户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不能形成一条紧密的利益链条,无法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运行机制。基于这样的现状,对西兰卡普产业链而言,要实现产业链的发展和优化,则应当是找准生产厂商的定位,推动产业链分工更加专业化。土家女儿绣则是西兰卡普厂商中促进产业链分工优化方面的典型例子。 土家女儿绣在2008年从作坊走向厂房后,在生产模式进一步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为使产业链各环节紧密相关,它与关联上、下游环节签订了多项协议。 (1)上游环节 西兰卡普生产商的上游主要是棉线等供应商,因为这类农产品价格和供应量不稳定的特点,如果只是按需不定时购买,难以应对偶然的大批量订单需求。目前,土家女儿绣已和新疆地区的棉线厂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拥有相对稳定供应商,在价格和供应量等方面较之前有更大的保证;同时,对于供应商而言,棉线产品有了相对稳定的需求——生产商和上游的紧密联合、利益均沾在抵御风险,应对市场变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2)下游环节 考虑到下游需求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缔结契约又有很大难度,下游销售渠道的稳定、延伸和拓展就显得尤为重要。销售和宣传市场是手工业产业链环节上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产品附加值较高的部分。健全的营销网络只是品牌成功的因素之一,有好的营销网络不一定成功,但是没有好的营销网格一定不会成土家女儿绣迈入正式厂房后,在与下游的联系方面也更加紧密、科学。 首先,土家女儿绣将运输从公司业务中分离出来,全部交给当地物流公司,并签订运输协议。协议主要针对运输方式、价格、时限等方面做了规定。 其次,由于西兰卡普生产厂商规模、资金以及民族手工艺品的自身特点等的局限性,由厂商直接面向消费终端展开销售、拓展销路并不那么具有经济性和时间效率。在众多西兰卡普生产厂商进行由厂商开店零售到依托销售中间渠道的转换中,土家女儿绣也将产品主要销售方式定位在为中间销售商提供货源,开始了自己的销售向下游转换延伸之路。通过网络信息、社会关系等资源,厂家将相对有限的资源和人力集中应用于与旅游景点零售商、国外出口商等中间渠道进行宣传、洽谈、销售上,并签订销售商协议以规定每年提供的西兰卡普件数、价格等。 这样一来,厂商在进行订单处理之后便将自己与运输、销售独立出来,免除了由厂商直接面向消费终端拓展销售可能产生的付出回报比例失调、资源浪费,同时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实现销售水平的相对稳定。此外,土家女儿绣厂商通过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为价格不稳定、资源有限引起的风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将来西兰卡普厂商进一步发展壮大、资金雄厚、业务规划明晰的前提下,厂商完全可以考虑直接面向消费者进行国内零售和出口,完成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整合攫取更大的利润,但在现阶段,在认清自己的定位的基础上,依托运输、销售专门行业,良好利用产业链中各环节的分工,扩大自身的实力,促进西兰卡普产业链中运输和销售两环节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西兰卡普生产商成功地促进和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双赢的局面。 3.结语 本文以土家女儿绣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为例进行分析,研究了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的两项基本而重要的组织作用。我们发现,土家女儿绣作为西兰卡普生产商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自身内部生产模式的改进完善和清楚定位、与上下游建立紧密的利益均沾合作关系两大方面推动了西兰卡普产业链中各环节的协作和发展。 以案例分析为基础,我们对处于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的西兰卡普生产商得到如下结论和建议,并为日后的西兰卡普产业链的进一步研究找准方向。 3.1结论 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成员之间的价值链活动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产业链成员把自己的业务活动作为一个独立活动,难以获得准确的需求或者供应信息,增加运行成本。相反,在本案例中,土家女儿绣通过内部优化和上下游关系结构优化,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独特的推动作用,将各节点企业经过各种经济技术联系相互链接,在自身壮大的同时带动行业发展、产业链一体化整合。因此,不难看到,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对产业链发挥的作用巨大,不仅是生产厂商自身,各节点企业及相关行政管理单位也应当对西兰卡普厂商的今后的规划和实践上提高重视,集体探索并保持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3.2建议 (1)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实力,协调产业链各环节利益关系,带动行业发展。 a.重视设计研发,将其置入发展规划,同时适时申请专利。基于设计毕竟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厂商经费划拨有限的考虑,可以通过和科研机构或学校,尤其是民族类大学合作,与美术、民族、经济、管理等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如科研实习基地,获得高质量的协助,试验改良或增加生产工艺,并适时申请专利,增强竞争力,形成自身独特的优势,丰富西兰卡普产品线,使西兰卡普成为高品质的商品,并拉开其与廉价产品的区别。 b.农户参股。让生产农户购买公司部分股权,使得农户成为公司的一份子,与公司利益相关,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不仅会提高产品质量,还能稳定公司产品的回收数量,从而在供应方面提供了保证。 c.建立价值协调机制。在产业链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不可否认,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龙头企业与优秀企业定会取得最大利润,但在此过程中,也应当在考虑多方的条件下协调好价值分配体系,使其有足够的弹性应对市场的变化和发展。 (2)目前西兰卡普厂商在产业链的纵向整合方面发挥了较大的功能和作用,但在地位并不逊于纵向整合的横向整合方面却鲜有人涉足。依西兰卡普市场上出现机器制品,以次充好的现状看,成立行业联合会,各生产企业在制作标准上同步、协调是十分必要的。 西兰卡普采取的是传统手工技艺,那么就存在着产品文化特色、情感特色浓厚,不同于机械化的大批量生产,因此具有唯一性,且它的价值应该高于批量生产的织锦。但市面上不乏机械批量生产的“伪西兰卡普”,在没有购买经历和织品辨识能力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欺骗,对消费者自身和西兰卡普手工厂商造成巨大的损失。在这种背景下,西兰卡普厂商应当考虑行业内联合,成立行业协会,抵制机器西兰卡普制品,为手工织锦制定统一标准,做好统一的防伪标签,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共同为彼此的利益而争取。此外,在抵制“伪西兰卡普”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寻求政府支持,禁止机器批量生产的织锦采用“西兰卡普”的标签进行销售等统一标准,并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寻求政府支持。 3.2今后研究方向 在未来的研究中,讨论西兰卡普产业链中各环节的运作机制、作用以及站在整体的西兰卡普产业链的视角来看产业链的发展策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虽然基于目前的调研和案例分析,我们整理并总结了西兰卡普手工业产业链中生产环节的组织作用,但只是基于产业链的某一环节,尚缺乏对整体产业链各环节的完善分析和站在一条完整产业链的高度提出其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因此,未来可以更进一步地基于多环节、多案例研究得到更为丰富和具体的结论。同时,在本文中已经有意识地提到产业链的横、纵一体化,那么,为了实现西兰卡普产业链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链横、纵一体化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手工业论文:英国中世纪与中国宋代手工业立法比较 摘要:中世纪(公元476年-1453年)英国和中国两宋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基本上处于同一时间阶段,对两者之间经济立法的比较,有利于我们发现经济对于法律的基础作用和法律对于经济的制约作用。由此,通过本文来分析手工业生产管理法制的异同,进而理解两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手工业;生产管理;立法;经济基础 对于经济立法中的手工业生产管理,中世纪英国和中国宋代都有其自身特点。虽然学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明代,但应该看到,"在宋朝时期由于宋代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形成了细密的行业间和行业内社会分工体系,但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并不发达。因此,宋代手工业分工的发展对商品供给的增进作用主要是表现在商品种类的扩大而不是同一种商品数量的增长。"[1]本文拟以中西方经济立法功能为主线,通过对中世纪中后期英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管理模式与中国两宋时期地方手工业的建立和管理法制之比较,来分析中西方在形成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经济基础和法制建设。 一、中世纪英国乡村手工业的管理制度的特征 乡村手工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其发展是建立在手工业技术、组织、管理日趋成熟的基础上的。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英国逐渐确立了封建庄园制度,中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英国乡村手工业开始逐渐形成,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英国中世纪晚期乡村手工业就一直受到"庄园制度"的影响,从而使其生产管理制度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英国中世纪的乡村手工业生产管理的封建性。中世纪英国的乡村手工业生产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一部分农民,其虽然脱离了封建领主对其在土地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其依然是在领主的领地里从事手工业生产,这就必然受到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的管理和制约。这也正促使其后农户逐步减少家庭工业生产,越来越依赖村庄和城市工匠向他们提供产品与劳务,城乡独立的工匠阶层由此而兴,但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摆脱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 其次,手工业生产管理的资本主义性质。在手工业中,同样存在着早期的工资劳动者,这表现出中世纪英国在手工业者管理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平等自由。中世纪手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手工作坊,在作坊里从事生产的是师傅、帮工和学徒。帮工就是早期手工业的工资劳动者。他们工资的支付是各式各样的,有计时制,也有计件制,有时付货币,但更流行实物工资。这就充分反映了当时在手工业生产管理上已经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专门的技术分工和生产者群体,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二、中国宋代手工业的管理制度的特征 中国宋代手工业和英国中世纪有所不同,包括一般官民的日用品和盐、酒、茶以及矿产品等榷禁物品的经营,其将手工业按组织方式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可分为中央直属和地方政府主办两部分,中央直属手工业又有京城与地方之分。中央设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盐铁司。地方产地设场务,负责具体生产、运销、税收事宜。一般来说,官营手工业政府以行政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具有强大的固定资本投入基础和流动资金来源,并通过行政(劳役)或市场(雇佣)的方式获得需要的劳动力,因而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在生产中可以形成细密的专业化劳动分工。而在资本市场功能存在缺陷的传统社会里,民营手工业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自我积累,资本扩张受到限制,约束了生产规模的扩张。 在两宋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更加繁荣,生产规模、生产品种也日益扩大和增多,并由自然型向商品型转化。所以,加强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定相关法律,就成为宋代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相适应,其封建法律制度已达到相当完备的地步。尤其是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手段--经济法制显著增多,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其中,盐法、酒法以及生产中监官职能的法律规定表现了管理法制的严密和细致。关于食盐的煮制,宋政府规定只有官籍畦户才可制盐,禁私人煎盐,盐行专卖的法规极其严苛。在造酒业上也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宋代在大部分地区实行榷酒制,国家置官吏局署负责"榷酤"(即榷酒),各州城内置务酿酒,其优秀是官府控制酒曲的制造和酒的专卖。另外,对于监官的管理职能主要有两方面:生产定额与产品质量和规格,严格控制生产管理环节,以此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在经济方面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生产管理制度对英国中世纪和中国宋代经济的作用 生产管理法制是经济立法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英国中世纪时期,正是由于在生产管理上的严格规定和政策引导,才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国力鼎盛发展时期,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两国特有的生产管理法制,在两国发展中有着殊途同归的历史作用。 首先,来看英国中世纪的生产管理制度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正如上述,中世纪的英国处于封建统治的转折时期,此时的庄园制度对英国在生产管理方面影响很大,英格兰统治者为了满足封建地主的利益需要,开始加强对乡村手工业的法律调整和管理。最为突出的是对庄园制度下乡村工匠和作坊的管理体制,其为乡村手工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在13世纪可能占乡村人口总数1/2的人都是全职或兼职的工资劳动者。保守的估计这些劳动者的人数应超过100万,甚至可能接近200万"。[2]这使得私有经济和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手工业阶层的"权利"意识开始萌芽。与此同时,这也促使以体现商品经济一般规律为特征的罗马法被引入英国公法领域。由于罗马法复兴运动中,罗马法关于人身和财产的规定及其精神的阐释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和增强了民众的权利和平等意识,这亦进一步加快了中世纪英国乡村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整个乡村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 其次,中国宋代手工业管理法制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促进作用。在宋代,工商业基本由国家控制,工商业方面的经济法律也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但也体现出对实效性和独创性的追求。政府对承买法的推行,手工作坊里允许将劳役制改为雇佣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3]雇佣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虽未进一步成长起来,但也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述,宋朝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分布于地方的手工业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尤其是在监督管理手工作坊上,更是规定了大量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了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强了经济生活中劳动分工的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英国中世纪和中国宋代的经济法制虽然都有其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它既承袭了先代的立法成果,又能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实情,制定出了一套可行的经济法规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中世纪和中国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定经济立法的借鉴。 作者简介:崔羽(1981.8-),男,陕西西安人,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从事民商法理论及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制度研究;郑德康(1954.4-),男,河北定州人,陕西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从事科技信息及工程技术研究。 手工业论文:金代中都地区手工业述略 摘要: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发展。在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业类型有纺织、冶铸(军器)、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 关键词:金代;中都;官私手工业 关于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据笔者检索,目前学术界尚无专文系统探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经济史和北京史等撰述中,其中有程度不等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国经济史方面,如漆侠等撰《中国经济通史·辽夏金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八章“恢复和发展中的金国手工业生产”考察了金代整个统治区域内的采掘、铸钱、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对中都地区手工业亦有涉及。北京史方面的相关成果多一些,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史资料长编·辽金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曹子西所撰《北京历史纲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孙健等撰《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于杰等撰《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等,对金代中都地区的官、私营手工业及主要手工业类型均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本论文拟在前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料,对金代中都地区手工业的总体状况予以论述,以期对此专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金代是北京由“军事重镇”向“帝王之都”过渡的重要时期。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卷。金迁都中都城后,逐渐建立了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政权中心。 辽末金初,在辽宋和金宋争夺燕地的战争中,燕京城遭到很大破坏。天会元年(1123年)四月金兵自燕地退走,燕京被搜刮一空,“城市丘墟,狐狸野处”,成为一座残破不堪之空城,原有手工业基础因之遭到毁灭性打击。 金灭北宋时,从汴梁俘虏的大批工匠很多都被安置到燕京,“各便生养,有力者营生铺肆,无力者喝货挟托,老者乞丐于市,南人以类各相嫁娶”(卷98引赵子砥《燕云录》)。金迁中都后,随着经济恢复和人口增加,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 金代中都地区的手工业,在经营管理、品类发展、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均有明显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官营手工业占主体地位,其管理机构日趋完备,行业分工精细。官府手工业的工匠有官匠、军匠和民匠几种形式,其中民匠有一定人身自由。民间手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金代中都地区的主要手工行业包括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酿酒、采煤业等等。其中,酿酒、采煤等行业为发展较迅速或新兴的手工业部门;纺织、冶铸(军器制造)、制盐等则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成就和进展。 一、官私手工业状况 1.官营手工业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金中都官营手工业十分庞大,设置繁杂,分别属于工部、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和宫廷各部门。工部“掌修造营建法式、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泽之禁、江河陧岸、道路桥梁之事”(卷55),下设各专门机构。覆实司“掌覆实营造材物、工匠价直等事”(卷55)。修内司“掌宫中营造事”(卷56),有兵匠1065人,兵夫2000人,具体负责宫廷工程的营建和修建管理工作;修内司虽名隶工部,但实际由少府监长官提控。都城所“掌修完庙社及城隍门钥、百司公廨、系官舍屋并栽植树木工役等事”(卷56),主要负责官署修造工程,其职责是“监督工役”,“支纳诸物”等。祗应司“掌给宫中诸色工作”(卷56)。上林署“掌诸苑园池沼、种植花木果蔬及承奉行幸舟船事”(卷56)。少府监是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卷56),掌管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多个手工业部门。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亭帐,车舆,床榻、帘席、鞍辔、伞扇及装钉之事”(卷56);图画署“掌图画缕金匠”(卷56);裁造署“掌造龙凤车具、亭帐、铺陈诸物,宫中随位床榻、屏风、帘额、绦结等,及陵庙诸物并省台部内所用物”(卷56),有固定裁造匠6人,针工37人;文绣署“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卷56),有绣工1人,都绣头1人,副绣头4人,此外还有女工496人,其中上等工70名,次等工426人;织染署“掌织红,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毅”(卷56);文思署“掌造内外局分印合,伞浮图金银等尚辇仪銮局车具亭帐之物,并三国生日等礼物,织染文绣两署金线”(卷56)。 除工部和少府监外,掌管官营手工业的还有军器监、太府监、秘书监、宣徽院、户部等机构。军器监“掌修治邦国戎器之事”,其所属军器库“掌收支河南一路并在京所造常课横添和买军器”;甲坊署和利器署“掌修造弓弩刀槊之属”(卷56)。太府监所辖酒坊“掌酿造御酒及支用诸色酒醴”;典给署“掌宫中所用薪炭冰烛、并管官户”(卷56)。宣徽院辖尚衣局、仪鸾局、尚食局、尚药局和尚酝署、侍仪司,尚衣局“掌御用衣服、冠带等事”;仪鸾局“掌殿庭铺设、帐幕、香烛等事”;尚食局“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兼管从官食”,其下属负责“给受生料物色”与“给受金银裹诸色器皿”;尚酝署“掌进御酒醴”;侍仪司“掌侍奉朝仪,率捧案、擎执、奉辇各给其事”(卷56)。户部设印造钞引库和抄纸坊,“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卷56);宝源监和宝丰监专营铸钱(卷48);秘书监设著作局、笔砚局。殿前都点检司辖器物局、尚辇局以及武库、武器两署,器物局“掌进御器械鞍辔诸物”;尚辇局“掌承奉舆辇等事”;武库署“掌收贮诸路常课甲仗”;武器署“掌祭祀、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仪仗旗鼓笛角之事”(卷56)。 据上可知,中央政府和宫廷执掌的官营手工业机构相当完备,分工极为细致,有些机构设置重复交叉,因此机构的裁撤增减及其执掌内容变化也是常有的。具体可见《金史·百官志》。 手工业论文:手工业复兴与设计的高情感特征 摘 要:在后现代设计中的手工艺复兴,不仅是个人性的手工制作和单件设计,也不是原有手工艺的回归,而有更深刻的含意和新的定位。在当代的设计领域,高情感的设计已成为设计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后现代设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高情感设计的一部分。 关键词:手工业;复兴;设计;高情感;特征 一、后现代主义设计 后现代主义的设计观是一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设计观。设计师们乐于接受各种历史风格和时期的东西,为新设计服务,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怀旧情绪和风格复兴、传统与地方意识交织在一起,一些家具生产企业也开始生产传统家具。 对传统样式的关注与喜爱,也导致了手工艺的复兴。在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莫里斯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虽然过去了近百年,但其影响几乎一直没有消失,60年代后期以来,在反对现代设计的思潮中,手工艺的价值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人们认识到,手工艺作为历史文化的积累和产物,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中,它不仅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作为高技术结构张力的一个互补机制,在平衡人的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进入人的生活领域,而产品的外形和色彩往往也是那种高科技风格独有的样式,色彩以灰色、黑色为主,造型以盒式的几何体为主,光洁、规整、严峻、冷漠。80年代以来,这种一统风格的设计开始改变,首先在家电及电脑上出现曲线形态和热烈色彩的设计,来改变那种刻板而冷漠的微电子技术形象,如日本雅马哈、夏普、三洋等公司,设计生产的视听设备呈曲线形态,色彩丰富热烈。1984年英国罗斯公司推出的便携式收音机,一改黑盒式的男性化设计,使用红色塑料外壳,线角和转角全作了弧线处理。类似的设计被称为“软高技”的设计,其设计的特点是:以明亮活泼甚至艳丽的色彩替代黑、灰,以光洁、平滑的流畅曲线和圆角取代直角的盒式结构,以塑料等轻质材料取代冷漠的金属材料。这种设计趋向的生成,一方面是后现代设计思潮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高科技的物质环境,使人的日用起居到交通、工作场所无不处于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高技术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人性的失落成为人类面临的一大难题。诚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指出的:“自从70年代以来,工业及工业技术逐渐从工作场所转移到家庭。高技术的家具反映出过去辉煌的工业时代。厨房里的高技术,它的高峰是食物处理机的出现,使我们的厨房也工业化了。最低限度主义使我们的起居室变得毫无人性。当然最后侵入家庭的高技术是个人电脑。”当工厂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后,微电子技术大量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进入家庭和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与人的交流通过网络而进行,在网上的交流实际上阻碍和减少了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造成新的人情的孤独与疏远。 二、设计的高情感特征 约翰·奈斯比特指出:“无论何处都需要有补偿性的高情感。我们的社会里高技术越多,我们就越希望创造高情感的环境,用技术的软性一面来平衡硬性的一面。”所谓高情感的平衡,即人性的平衡,手工艺作为人性化的产物,手工艺品作为人造物,具有高情感的特征,应成为这种平衡的工具之一。 在后现代设计中的手工艺复兴,不仅是个人性的手工制作和单件设计,也不是原有手工艺的回归,而有更深刻的含意和新的定位。诚如英国学者大卫·派在其著作《工艺的本质和万一》中指出的那样,手工艺的复兴一是纠正现代主义设计原则中对手工艺的偏见,同时亦是对传统工业设计观念的挑战。设计的目标是人的需求而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不能以某种制造方式来排斥进行更多设计方法探讨的路径,而手工艺的方式能超越制造手段的限制,开拓更广阔的产品设计领域。意大利著名设计师布兰兹亦认为,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设计, 没有必要区分手工艺与工业之间的不同,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为人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在大生产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小批量、多样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代的设计领域,高情感的设计已成为设计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后现代设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高情感设计的一部分。 高情感设计有着众多的表现形式和范围,对人的无微不至的关爱能够细致地体现在设计的每一环节之中,如利用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创造出高科技与高情感完美结合的产品。德国设计师路吉·柯拉尼是一位以独特的有机风格享誉设计界的人,他所作的设计立足于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完美统一,采用大量的有机形态作产品设计,其范围从日常用品到汽车、飞机等大型交通工具,这些有机形态设计,充满了复杂而流畅的曲线。在对高科技和人类工效学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他力求自己的设计符合生物学的原理,甚至有着与生物相同或类似的形态。 设计的最终目标是为生活、为人的设计,因此,设计的发展始终应以人为优秀。而人对设计的认识,也会随着其自觉而日益深化,并最终通过产品设计和生产体现出来,产生更多、更优秀、更符合人的需要的产品。 手工业论文:促进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 摘 要:西藏民族手工业是西藏最传统和最具有特色的民族产业之一,随着西藏大力发展旅游业,西藏的手工业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西藏手工业目前还存在着规模较小、缺乏龙头企业、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等问题,需要西藏政府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支持西藏手工业做大做强,使其真正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 关键词:西藏地区;特色;手工业;财政政策 作者简介:魏小文(1970-),男,陕西武功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财政; 陈爱东(1970-),男,四川成都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经济。 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西藏将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2011年中央再次出台了《“十二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针对当前西藏最突出、最紧迫的困难和问题,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战略性部署。[1]同时根据西藏“十二五”规划,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以上,大力培育旅游业、藏医药、民族手工业、特色农牧业、绿色食(饮)品、优势矿产业等特色产业。[2]不管是国务院的支持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还是西藏自治区的自身规划,都表明了西藏未来经济的发展必须牢牢坚持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大发展战略。本文就如何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促进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进行探讨。 一、西藏手工业发展现状 以唐卡、藏服饰、动物饰品、生活用品等为代表的西藏民族手工艺品汇集了西藏人民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生活习俗,其实用性和工艺性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江孜的地毯、姐德秀的围裙、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等,在国内外都具有较高的声誉。近年来,藏族唐卡、藏族造纸技艺、拉萨风筝、藏族邦典与卡垫织造技艺、藏族金属锻造技艺、藏香制作技艺、拉萨甲米水磨坊制作技艺等入选第一、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有8人作为民间美术(唐卡)和传统手工技艺的杰出代表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种促进民族手工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下,以及从“九五”计划开始民族手工业分别列入西藏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行列,西藏民族手工业涌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西藏民族手工业的产值从1980年的611万元,到2010年增长到近20亿元,民族手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已从800余种,增加到近2000余种。[3]而广大农牧区以民族手工业为主的农村家庭副业在整个大农业中的比重仅次于牧业和种植业,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3%[4]。2010年全区注册民族手工业企业约120个,资产总额为2亿多元,产值1.8亿元,利税3000多万元,从业人员上万人。随着西藏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政府确定把西藏打造为世界特色精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背景下,来西藏旅游的人数将很快突破千万人次/年规模,西藏手工业必将得到快速发展。目前西藏自治区政府已经把民族手工业列为五大支柱带动产业之一,重点开发,并规划今后5年,民族手工业要保持10%左右的发展速度。 二、西藏发展民族手工业的主要优势 西藏发展手工业的优势非常多,主要包括独特的传统工艺技术、现有政策和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等。 一是政策扶持。近年来西藏为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中小企业结构调整,自治区区工信厅加大与国家有关部委的衔接力度,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扶持资金,仅2010年落实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050万元,资金量比上年增长了48%,项目主要涉及旅游业、矿业、建筑建材、藏药业、民族手工业等战略支撑产业。[5]2010年西藏财政安排产业发展资金50000万元、中小企业发展扶持资金20000万元等,大力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二是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经过30年的发展,西藏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及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年旅游人数已经突破了700万人次的规模,并成为西藏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支柱产业。随着西藏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中旅游纪念品的比重以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 2009年西藏旅游总收入达55.98亿元,其中旅游纪念品收入就达16.86多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30%左右,由此可见,随着西藏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旅游纪念品开发潜力将会日益增大。[6] 三是原材料优势。西藏是我国5大牧区之一,3大林区之一,常年饲养各类牲畜3000余万头(只),年产羊毛近1万吨、牛皮150多万张、羊皮400多万张、羊绒近1000吨、牛绒500吨。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种类繁多的农畜产品资源,是发展西藏手工业产品的原料基础,其中刚玉、腊玉、水晶矿石和牛羊毛皮等,供应能力和潜力较大。就羊毛资源而言,西藏是天然羊毛、羊绒、牦牛绒的主要生产地,尤其是阿里和那曲地区的高寒羊毛具有纤维长、强度好、光泽亮的特点,以其编织的藏毯弹性最好,是世界手工藏毯行业公认的最佳原料。 三、财政政策调节资源配置及促进产业发展的机理 在效率和公平准则的约束下,财政一般在产业资源、人力资源、地区资源和国际资源等方面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既包括对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资源的直接分配,也包括财政对全社会资源配置的统筹安排:一是调节资源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实现合理的地区生产力的布局;二是调节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三是调节全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形成合理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提供的路径;四是调节资源在政府部门内部的配置,形成合理的投资与消费的供应结构。 财政对产业的支持是其资源配置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特色产业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财政的资源配置。首先,特色产业发展依赖于财政对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先期投资;其次,特色产业的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不经济的现象需要财政力量进行纠正;最后,对特色产业自身资源配置中产生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需要依靠财政的力量加以引导,进行资源与产品的互补式开发。[8] 再从政府的财政支出手段和税收手段看,政府购买和投资也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政府在进行购买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就与政府购买乘数1/(1-b)有关系,由于0 四、促进西藏手工业发展的财政政策路径 (一)政策取向 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职能,遵循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促进西藏手工业特色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扶持一批产品名牌和龙头企业、大力支持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供应,增加农牧民收入、使其逐步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重点支持藏毯、唐卡、藏香、金银铜器、藏刀、藏服的发展。 (二)政策路径 1、财政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各地建立手工业园区 西藏特色手工业具有极强的产业促进性,可以很好地融合旅游、文化、特色农业的发展,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西藏各地财政应该设立手工业发展的专项引导资金,建立手工业园区,该园区可以集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产品交易、信息交流、创意研发、专业培训、生产制造、商务服务等8大功能于一体,对入驻手工业园内的手工业重点骨干及其配套企业、项目,提供补贴、贴息或奖励,提升管理、服务、质量、企业文化等方面创新水平,培育民族手工业品牌企业和龙头企业,促进手工业的开拓发展。 2、财政直接支持培育和发展各门类产品的龙头企业 可以根据重点发展的特色手工业产品,选择5-10家企业进行优先支持,采取财政资本投资入股、财政直接补助、财政贴息等手段,形成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优秀的企业。 3、政府组建专门的特色手工业品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 财政投资组建研究所,解决西藏手工业企业技术落后、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更新乏力,产品基本上停留在民族特需品范畴,对民族手工业科技进步中的新型模具、表面处理、新材料应用等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可以组织各方面、各领域的人才和力量,加强科技攻关,实行集成创新、突破,还可以培养产业急需的技术人才。 4、发挥财政采购政策的作用,鼓励特色产品的本土消费 西藏目前面临未来特色产品的冲击,我们到拉萨八角街发现,许多西藏特色手工艺品都不是西藏本土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也非常多,严重影响了西藏特色手工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要建立西藏市场的准入制度,限制区外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冲击,西藏财政要积极发挥政府的采购职能,优先选择西藏重点扶持的特色手工业企业的产品作为政府消费产品,如每年暑假的援藏单位非常多,政府财政可以把其作为礼品,既可以引导社会消费,又可以宣传特色企业。 5、完善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1)对扩大原来的所得税减免范围,除了继续保留在城镇手工制作氆氇、围裙、藏被、木碗、酥油桶、马鞍具等以及生产与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产品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外,对各地产业园区的手工业生产企业都列为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畴,可以给予3年以上的免税期。 (2)对需要重点扶持的配套企业,尤其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准公共服务业给予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 (3)推动手工业企业进入民族手工业园区,实行集聚化发展,对土地开发收储过程中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土地交易费用等税费给予支持,适当减免土地出让税金。 6、财政支持各地建立手工艺品需要的原材料基地 西藏特色手工艺品的原材料非常广泛,涉及动植物和矿石,政府要统筹规划,注意环境的保护,财政要积极支持编制特色手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支持建立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基地。 7、奖励企业创国家精品、名牌,做大做强 西藏手工业也要做大做强,必须走精品化道路,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原材料的绿色生态性,财政每年可以拿出专门资金奖励企业创国家名牌,对产值超过2千万以上的企业给予重奖,鼓励企业收购兼并,做大做强。 手工业论文:必修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案例反思 摘 要: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倡导研究性教学有利于促使教师深入认识课程实践与教学活动的本质。老教师如何走出经验主义的误区,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教学实际把学生作为教学资源开发设计的主体,使教学活动与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同步、融为一体,从而真正改善和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敢于创新;构建知识框架;发挥集体力量 在我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中,听了孙老师《古代手工业的进步》的公开课后,收获颇多。 本课主要向学生介绍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进步的历程、特点及突出成就。作为公开课,一般老师会回避此类课程的展示。因为本课虽然条目较为清晰,但知识点繁多,令人感觉琐碎。孙老师将所认为的难点克服,并且充分发挥了历史教科书的丰富内容,利用了多媒体课件收集文物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展了学生知识面。 首先在导课环节上,我们一般会从瓷器、丝绸等文物资料作为背景导入新课。孙老师则开门见山地切入主题。单刀直入的导课方式既节省时间,又显得特别自然。 其次在新课教学的活动中,第一子目“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中”,教师首先提出问题:什么是官营手工业?官营工业素称发达的原因?在难点突破上,教师创设情境,孙老师通过再现司母戊鼎、战国的铁农具、越王勾践宝剑、冶铁水排模型等图片资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师生配合共同解决了官营手工业发展的历程、原因,梳理了冶金业、制瓷业、丝织业的成就。因为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学生有了很大的成就感。最精彩的是孙老师挑选的各个时代很有代表的一段瓷器视频资料,伴随着老师文字资料的解说,学生不时发出一阵阵的赞叹之声。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素称发达、技术高超、产品工艺精湛、质地优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等特点被充分显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也使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对于第二知识子目“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孙老师利用宋代张俞的古诗《蚕妇》过渡,突出民间手工业艰难的特点。在学生分析了“民间手工业的形式、艰难的原因?”基础上,展示“明代苏州机工状况”的材料,利用学思之窗提出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种现象的历史影响。第三知识子目“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因为有了前两子目的知识铺垫,本子目教学水到渠成。 最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有哪些特点?”的知识整合,突出了重点。 孙老师能将我认为的难点和大家都不愿选的一节课上的这样有特色?这是我听完课后很长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除了精心准备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首先,孙老师在教学中处理教材上克服了专业化和成人化的倾向。在内容选择上,本课知识多姿多彩,非常丰富。由于本人10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本课教学中注重了知识的传授,利用一个表格,指导学生填充。忽视了历史知识的情景再现。教科书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创设情境必不可少,孙老师精心收集的图片、视频,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增强了对学生的吸引力。还给人以美的享受。作为刚刚走上讲台的新老师,孙老师敢于创新,大胆尝试,把难点变成了亮点,这是本课最成功的地方。 其次,仔细钻研教材,构建知识体系。孙老师对教材认真把握,仔细分析。而自己在新课改形势下,观念转变还不够大,教完了教材,还是重在夯实基础而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处理得不够尽善尽美。教学预设以教材为基础、以教师的学识和经验做出判断,希望学生按部就班的学习。我想今后的教学中,应当提高自己对教材的驾驭能力,大胆选择取舍,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训练思维,提升能力。把历史课上的活泛生动而不是死记硬背。 最后,孙老师发挥了历史教研组的集体力量。在本课的教学准备中,她向多位老师问询,集众家之长结合自己的特点,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思路中去,不断调整,课上得非常成功。而自己多数时候,还是在单兵作战,缺乏教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 新课程改革之下教师必须迅速转变观念,深刻理解和吃透三维目标,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材多变,三维目标不变。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中发挥集体的力量,让静态的历史材料站立“起来”,重视人与人的理解与合作,强调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与道德体验。自然地与历史教材和学生产生对接。根据教学实际,把学生作为教学资源开发设计的主体,使教学活动与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同步、融为一体,从而真正改善和提高教学质量。 (作者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一二一团第一中学) 手工业论文: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中的技术定位 主持人彭文斌:物质文化研究是近一、二十年来人类学界新开启的领域,对物质性(materiality)的认知涉及了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以及具像与意识形态、时间和空间的多维性。本期物质文化研究,以历史与田野经验回顾为聚焦点,推出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先生和国内相关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涵盖了传统技术与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服饰与族群认同,以及地景建构(landscape construction)与帝国治边方略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再现物质、“技术”与认同的建构性。 [摘要]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由乡村手工业者和半专业化的乡村家庭生产。生产技艺掌握在初级生产者手中,他们通常在亲属纽带或共同居住的基础上形成合作组织。有关技艺的知识是经验性的和默会的,包含在手工业实践者的身体中,内嵌于社会关系、自然与人造环境中。自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现代精英们试图打破地方的“知识垄断”,并且与生产者争夺技术控制。1949年后,技术由农村的初级生产者转移到了城市管理精英手中。然而,当乡村民众被去技能化之后,真正被带走的是什么?它发生自何处?当我们说技艺是“具身的”和“内嵌的”时,是什么意思?它们是怎样成为“非具身的”和“非嵌入的”?真正的技艺究竟在哪里――在手工业从业者的手中头脑里,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国家技术再生产的标准和规范框架里?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四川省一个有着熟练造纸匠的社区为田野调查点,考察当地人在去技能化时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纸业的过程,以及在技术再生产的基础上修复社会组织的过程。 [关键词]人类学;手工技术;情境知识;手工造纸;雅各布・伊弗斯 作者简介: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男,德国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社会史、乡村史和物质文化研究;胡冬雯(1985-),女,山东泰安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保护;张洁(1985-),山西太原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社会文化研究;肖坤冰,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物质文化与区域社会史。四川 成都 610041 所有经济行为都需要技术,然而,技术却是一个很难明确定义的概念。它被多样化地描述为带有强烈的个人特性,但同时又非专属个人,而是属于社区或网络的财产;它被描述为一项基本社会事实和一个缺少有形实体的构想。一方面,技术是一种“具身的”(embodied)知识,要求长时间地实践,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另一方面,它“内嵌于”(embedded)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从业者所在社区、社会等级制度与分工假设得以再生产。技术这一概念作为“具体的”和“内嵌的”通常可以交替使用,尤其是将手工艺者和农民默会的、经验性的、情境依赖性的知识与科学家或工程师掌握的更为抽象和明晰的知识作对比讨论时。①然而,假如我们把技术看成是“个人知识”(个人从业者的一项贡献,并且永远寄宿于身体内),需解释技术是如何内嵌于社会,即技术如何在从业者间共享和跨越时间进行传承。[1]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技术视为根本上存在于社会交往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而非存在于个人的头脑或身体里,我们需要思考它在语言或社会实践中的精确位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真实的或观念的能力进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当技术作为文献中的去技能化呈现(deskilling shows)时,它就成为了一种被争夺的对象――当然,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剥夺、降级、或者毁坏之前,我们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什么是技术以及它位于何处。还需要完全确认,我们处理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非语言实在,还是难以把握的建构。正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技术工作与非技术工作的区分,通常更关乎由谁去做而非该工作所要求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几乎等同于某种所有权,通过强势群体(男性、会社或白人)掌控特定的生产过程,而排斥相对弱势的群体(以女工和移民工人为代表)。② 在四川省夹江县手工造纸的案例中,我将从不同的维度对技术进行讨论――个人的和社会的、具身的以及修辞建构型的。夹江造纸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70年代被彻底废止――不是因为这一产品被取代或失去市场,而是国家决心发展城市工业,从而压制乡村手工业。我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此时手工纸需求的激增带来了新的繁荣期。在这期间,夹江山区的人革新了作坊,重建了造纸技艺,并且修复了支撑这一行业的社会组织。大部分讨论将聚焦于一个特殊的行为――通过建立一座纪念碑来正式重建作为造纸技术集体“所有者”的亲属群体――以及该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不过,我将从回顾这个行业的近代史开始。 一、国家体制与去技能化 一个可追溯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传统观点认为“劳动退化”(degradation of work)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相联系。③然而,一些剧烈的大规模去技能化案例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之下。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马列主义指导下的苏联和中国通常在现代工厂能生产替代性产品之前,就试图废止分散的、非机械化的手工业。意识形态上,由于手工艺人可疑的阶级属性,他们总是遭到怀疑:正如列宁所说,同样也在中国经常被引用,“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④非机械化生产受到质疑,还因为它象征技术落后,被视为国家被西方和日本击败的根源。此种观点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所强化,即现代经济由两个明确分离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农村和农业,其二是城市和工业。⑤工业属于现代的、城市的、受国家控制的部门,不应该掌握在农民手中。 1949年以后,同其他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根据居住地在农村而非其职业,夹江槽户被归类为农民。这种划分起初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国家急需纸张,导致在缺乏现代造纸业的四川省,只能转而求助分散的乡村作坊。20世纪50年代,纸张同粮食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政府专卖,槽户们逐渐被隶属于国家粮食局的管辖之下。由于难以容忍这种“半工半农,分散落后”的生产,县政府开始将当地人按“工业的”和“农业的”进行人口划分。“技术”人员(以青壮年男人为典型)加入领工资和粮食配给的集体作坊;“非技术”人员(妇女,老人和小孩)被编入农业生产队。连续的重组削减了享受粮食配给“工业人员”的数量,“工业人员”从1951年占全县人口的43%下降到了1958年的1.4%。尽管这些新兴职业优越者的数量在减少,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却在增长,直到他们获得的工资和粮食配给是农业人口的两倍。 集体化及随后时期(1958~1961)的政策和沉重缴粮负担,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仅夹江一县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3%。山区大量非农业居民长期依赖从平原输入的粮食,此地区的死亡率最高。当粮食供给崩溃时,饥饿随即而至:1959年,仍有谷糠可以吃的人就算幸运;1960年,人们将玉米棒和树皮磨成粉来吃。饥荒结束时,一些乡镇失去了40%的人口。与平原农业区损失4%的人口相比,造纸业区人口的整体损失达24%。 饥荒过后,政府认为在现有安排下,乡村造纸业以及其他本地工业不能得到充足供给,决定取缔。“吃国家粮”已成为城镇人口的特权,那些居住在乡下却仍然依靠国家粮食配给的人则被指控是“吃昧心粮”和“半边户”(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农户)。为了自给自足,槽户们砍掉竹林,在山坡种植玉米和甘薯。在一些地区,收入下降了50%之多,槽户们从原本相对舒适的生活迅速跌落至勉强维持生计。至1977年(政策开始扭转时),只有在那些土地贫瘠无法耕作的乡村,造纸业才得以幸存。石堰村是其中之一,我的大部分田野调查正是在那里进行的⑥。 二、技术的位置 尽管关于去技能化的文献很丰富,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本身并非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⑦人类学家Tim Ingold指出这是因为技术尴尬地位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思维”与“世界”之间。根据Ingold的理论,社会科学与“认知范式”(cognitivist paradigm)紧密相连,此种范式将技术的运用预设为机械的使用,从而迫使知识和实践相分离。⑧这种二分法使包含“实践的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知识的实践”(knowledgeable practice)两方面的技术难以界定其概念。通过引用俄罗斯神经科学家尼古拉・伯恩斯坦(Nicolai Bernstein)的研究成果,Ingold将技术的概念视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知觉的过程。伯恩斯坦对铁匠锻打铁的研究表明,可靠的再生产结果,即指铁匠锤子的尖端总是沿着同一轨迹,并准确击打铁砧上的同一点,源于身体运动在每一次锻打中的调整。技术实践并不存在于固定的肌肉运动规则中,而对任务的持续监测导致持续性知觉纠正才组成了技术实践。[2](P.353) Ingold从而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技术并不存在头脑中,甚至也不像“具身化知识”那样贮存在身体里,而是处于技术者和他或她周围环境的交接面:技术是“一种财富,它不属于作为生物实体的个人身体,而是属于由作为有机体的个人、无法分离的身体与智力所构成的整个关系场域,存在于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之中”[2](P.353)。其次,该场域不仅包括工具和物质,还包括其他人。在实践中,不可能将实践者的环境和他人的环境、以及非人为的环境区隔开来,二者是有机连接的。[2](P.37)如果我们设想任务是由好几个人执行的,这就很容易理解。比如用双人锯砍伐一段原木,一个木匠可能提供关于如何砍伐原木的粗略的口头提案,但是要直到两个工人分别处于原木的两端,抓紧锯子,彼此眼神暗示,开始锯木头之时,技术才成为现实。当他们工作时,工人们并非按照之前的计划按部就班,而是要针对感觉到的材料和同伴移动的变化作出反应。第三,技术学习要求与技术实践同样的方式:即通过积极且感知性地参与到事物和人类活动的环境之中。传统学习模式假定初学者通过观察和模仿,在头脑中建立起一套生产模式,并在此后对已获得的技能复制出模型。针对这方面,Ingold声称(遵循Jean Lave和其他“情境”教学的理论者)技术的学习在于一种“注意力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初学者在专家的指引下融入到环境之中,因此,培养感知意识对于有效的行为是必要的。[2](P.353) 三、夹江的造纸技术 作为一项属于人及其所处的人为或非人为环境之间“关系场域”的财产,“技术”这一概念可能显得抽象,但我发现夹江造纸匠们却对技术的本质有精确的描述。造纸是一项复杂的,并在工艺流程上要求精细分工的工作。造纸匠能说出72道工序(在中国是一个吉利数字:8×9),可用六个基本步骤概括:新竹成熟、砍竹料、打破竹筒、浸泡竹子;将浸泡后的竹料放进木制的或混凝土的蒸锅里蒸煮,接下来是清洗已变得柔软的竹纤维并使之发酵;将竹纤维打成纸浆;抄纸;将纸张贴在烘干墙上;完成并包装干燥的纸张。过去,绿色的嫩竹枝要在石灰溶液中浸泡三个月,用生石灰蒸煮数日,再用碳酸钾苏打蒸发。自20世纪80年代采用了高压锅后,竹子不用预先浸泡就可以直接蒸,因此蒸煮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减至8小时。在打浆过程中,传统的脚踏碓窝已经大多被柴油驱动的搅拌机取代。但抄纸、刷纸张和整纸仍然像几个世纪前那样,由手工操作。 造纸中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眼疾手快,抄纸和刷纸还需要体力和耐心。作坊里的男人每天大约工作10小时,妇女们通常从天亮一直忙到深夜。夏天,作坊被大量的蚊虫滋扰,纸浆在纸槽中腐烂;冬天,纸槽里的水结冰,但工作都在持续进行。虽然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一天可制造1000张纸,但一个抄纸匠一天的平均工作量是抄500张5尺纸(84×154cm)。每当抄纸匠将帘床从水中取出――每日500次,大约每隔一分钟一次――他举起的液态水量约重8公斤。同样,当妇女们把那些几乎与她们等高的纸张贴在墙上时,她们每天弯腰再直立的次数达数百次。毫不夸张地说,造纸行业的技术是“具身化”的,因为它使工匠的身体发生变形且有损身体。长期频繁接触生石灰和腐蚀性苏打,工匠们都手脚肿胀,皮肤粗糙生茧;操作脚踏碓窝的工人一天数小时上下踩踏板,致使一条大腿明显粗壮。举起帘床造成的肺部拉伤和作坊里的潮湿空气,使抄纸匠时常吐血,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从业超过15年的抄五尺纸匠人。 抄纸是绝对的男性工作,尽管在时期,说“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也仅有两三个胆大的妇女学习抄纸。将柔软且湿漉漉的纸刷贴到特制的烘干墙上是女性的工作,男人只在身体太弱不能抄纸的情况下才会刷纸。造纸作坊中的技术既需要肢体运动,也需要触觉和视觉。抄纸匠将帘床从纸槽中水平地拖出,提起竹帘虑水,又将竹帘再次插入纸槽的整个过程,他们密切注意着帘床并应对不断变化的平衡;刷纸匠通过感觉柔软的纸如何在刷子下展开而调整自己的力度。造纸匠人还运用他们的听觉和嗅觉:当挤压一叠刚成形的纸张里的水分时,匠人们通过流水声判断多余的水分是否被榨出;在搅拌纸槽中的纸浆时,通过嗅或尝来判断纸浆是否已发酵,是否添加化学药品以防止腐烂。 技巧性的身体展示描述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到若干工匠间的协作。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展现(skilled performance)最好被视为一项群体财产,存在于人们之间而非个人身体内。正如Edward Hutchins 在对美国海军航海讨论中提出的,某些认知性的成就是由其先天性的社会分工实现的。技术展现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手工制品之间的互动行为中,且不能被简化为任何个体意识的劳动。⑨夹江造纸生产中,此种社会分配性技术很明显体现在,由两人抄的六尺(97×180cm)纸和由四人抄的八尺(124×248cm)纸的生产过程中。匠人们慢而有节奏地协调相互间的动作,同时对纸槽里帘床的移动做出直觉上的反应。 虽然上述技术大多是默会的,但造纸业的一些技术仍可用文字、图解或方程式表达。尤其是,打浆和蒸煮纸浆需要一种所谓的“民间化工”知识。打浆工负责添加漂白剂增白,添加染料染色,刷胶减少纸张的吸水性,涂上树脂使纸张更光滑。他们用麻或树皮纤维增加纸张的“骨”(bone)(强度和质地),用稻谷草和竹纤维增加纸张的“肉”(柔软度和体积)。蒸煮料子也很重要,因为蒸煮“材料”的成分决定了酸碱度,从而决定了纸张生产过程的长短。夹江人将此类知识视为“秘方”(配方),认为是每个家庭独有的财产,只有家庭成员才可以随意保有、分享或传播。 四、技术再生产 同其他手工艺者一样,夹江槽户陷于一种矛盾,既要共享知识以确保手工艺再生,又渴望将竞争对手的数量最小化。手工业团体有专门的方法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包括设立专门群体培训的准入制度,及设置秘方、禁忌和通过仪式等障碍,来确保学徒的知识不会高出其在行业的地位。学徒被尽可能少地传授知识,全套知识只保留在那些认可从业团体,且最不可能向外人透露的老从业者中。从某种程度上看,矛盾在于这种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它不能随意被传播或隐瞒,工艺精湛的艺人很可能拒绝口头传授一位新手。事实上在大多数手工艺行业的学徒期间,向来缺少明晰的口头传授⑩。与此相对,即使在短期内将学徒与作坊隔离,也不能阻止他们学习技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手工艺的“秘密”是如此微不足道,因为它应对的是手工艺实践中不重要的细节。秘方的作用并不关乎形成技艺的控制权,而在于在合法的技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间创造区隔。(11) 夹江的槽户(与中国其他手工业者们一样,而与欧洲或非洲许多手工业者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以家庭形式进行技术再生产(12),父传子、母传女、婆传儿媳。这种安排解决了公开师徒关系中的相关问题。首先,这个传承路径连通了知识与生物再生产之间的纽带,因此,似乎自然地限制了竞争者的数量;其次,由于知识通过现存的性别、年龄和代际结构传递,所以无需设立一套制度来规范技艺高超的工匠与初级工匠间的知识流动;第三,中国亲属关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父系继嗣确定亲属责任,由此衍生出一个能够自我规范、集体行动的有界限群体。在亲属关系与居住空间重叠的地方,就像在夹江大部分地区,亲属群体已经成为一个保存技能知识的天然容器。由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只有长期在本土居住并充分融入手工艺行业的人才能获取知识,这使得外人几乎不可能成为技艺精湛的匠人。因此,无需刻意隐瞒技艺知识。尖锐的问题只产生在妇女群体中,她们是嫁入的,婚后仍然和自己娘家保持联系。所以,妇女的工作被设置了禁忌并受到约束,从而抑制她们成为自信、能干的匠人。 造纸业的技术训练没有任何正式性教学。石堰村的男孩学习抄纸,女孩学习刷纸,起初是玩耍,后来就开始热心于此。工作通常在初中毕业之后,大约16岁开始;直到最近,14岁的少年也开始工作。技术看似很容易被当地居民所掌握,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匠人必须学会献身这一行业。尤其是对男孩们来说,实际上是需要被“驯服”的,正如一个造纸匠告诉我的,他16岁的儿子曾离家出走三次,每次都挨打,不过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据这个纸匠说儿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抄纸匠。这位父亲似乎并不太在意他儿子的感受,即便其倔强看起来也让他欣慰,似乎这样才能够捍卫技艺。 大多数情况下,训练女儿与培训儿子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由于夹江人(像在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实行村庄外婚制,女性在结婚时就得离开本村。石堰村大多数妇女们出生就生活在外村,通常是出生在平坝的村落,结婚时才搬到这个村庄。妇女们20出头在婆婆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刷纸,被当地人认为是合适的。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手脚灵巧的姑娘一、两周就可以学会,手脚笨拙的大概要花一个月时间”。男女的工作在复杂性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刷纸和抄纸都可以在几周之内学会,但达到娴熟则需要数月或数年。然而男性和女性所负责工序的具身化途径存在基本差异。一个学习抄纸的男人会希望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做一名抄纸匠,他的抄纸技术成为,事实上也的确是,其身体的一项永久财产。与此相反,人们不鼓励妇女们认为她们的技术是永恒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妇女在结婚时便离开出生地,她们被认为没有学到一个青年姑娘应该习得的技术,而是在新的家庭里重新学习所需的任何技术。来自于造纸家庭的妇女可能嫁到平原地区,在新的家庭里学习养蚕;平原地区的妇女可能嫁进山里,重新被训练为刷纸工。妇女几乎很少公开称赞自己的技术,但如果她们这样做的话,则是以多才多艺而非某项指定工作的本领为荣。 五、公开和秘密 在夹江的造纸行业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行业秘密和隐匿秘方的故事。造纸技术被官方视为“本县部级机密”,夹江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台湾和日本间谍曾多次试图偷窃他们的秘方。(13)在田野调查初期,我被地方政府禁止与槽户讨论造纸技术,而且调查必须在一位助手的陪同下进行,他定期向当地公安局汇报我的情况。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与政府官员们相反,槽户们很少关心间谍活动,在他们的理解中,一个人仅仅通过采访不可能掌握某项手工艺技术。槽户们乐于分享行业秘密和隐匿秘方的故事,但通常结尾都要说“像我们这样的村庄,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保密”。 所有的人都知道手工造纸的基本工序,也不存在任何试图保密的措施。事实上,因为造纸在没有围墙的呈开放结构的作坊中进行,隐藏秘密无法做到,槽户间的互相依赖也导致秘方不易隐藏。由于纸张供需的频繁波动,大多数作坊总是一段时间内超负荷运作,另一段时间又无法被充分利用。因此有紧急订单的作坊会从有富余能力的临近作坊借用烘干墙或劳力,往往这些作坊会乐于效劳,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个阶段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当工匠和设备在作坊间交换时,信息也随之被交换。因此,想要在行业内保守秘密就不得不跳出所有槽户依赖的协作关系网。 秘方仅存于纸浆预备过程中。据说,纸浆“秘方”是属于个体作坊的财产,不足为外人道。有理由怀疑一点:尽管一些年轻的作坊主们拥有造纸所需的“书本化工知识”,但是在纸浆生产中,大多数知识是默会的,依赖情境的,因此,就像它很难隐瞒一样,也很难被窃取。槽户们几乎不使用固定的纸浆配方,因为原材料的质量并不平均,通常由于过于笨重,而无法称重和测量。造纸工匠依靠经验知识,知道纸浆在某一特定阶段应该有什么样的外观、味道和触觉,如果一些造纸匠生产出比别人更好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变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加上乘的配方。这也不是说隐藏秘方不会发生,在氯化钠漂白剂开始引入的20世纪20年代,首位使用漂白剂的人在夜晚将纸浆漂白,并告诉他的邻居,他使用了一种魔法咒语能使纸浆一夜之间变白。人们很快发现了他的方法,几周后,漂白剂的使用迅速遍布整个造纸区。同样,当一个夹江槽户发现通过像纸浆内添加肥皂可以使纸张变厚变松软时,他也宣称发现了一种秘方――但是这项技术同样在不久后就迅速传入夹江槽户的大众配方中。 在造纸社区,没有秘密已被遍及这一产业的革新速度所证实。二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入四川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生产者采用氯化钠漂白剂、上胶、上光等新方法,在一两年时间内,这些革新已传到了这个县的偏僻角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证了一个相似的急剧革新过程,家庭作坊引入一种新技术,减少了周转时间和劳动力的投入。造纸区内的公开与很难在造纸区外移植技术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因为槽户们刻意隐瞒技术,而是因为技术很难从它们所嵌入的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们被动员到中国西部偏远山区帮助当地人建立造纸工业。那些参与了这项尝试的人们还记得,他们的学生很快学会了基本技能,但是却发现学生们不能适应这种落后的、枯燥的工作习惯。槽户们说,他们不仅需要在年轻时就将技术融入身体,而且要适应当地的“水土”。 正如我在下文将要谈到的,绝大多数槽户生活在一个由父系关系维系的社区中(社区内的男人声称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并且亲属关系是造纸技艺再生产的优秀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亲属体系中妇女的模糊关系成为了一个问题。由于村落和亲属群体实行异族通婚,妇女从来不像男人一样完全属于某一亲属群体。出嫁的女儿们将更多的忠诚转移到自己的新家庭;尽管有来自夫家的压力,但是妻子仍然对自己的出生家庭保持情感上和事实上的责任。由于这种分散的忠诚,妇女们常被视为一种渠道,通过她们,亲属群体的财富和力量流向竞争社区。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妇女排除在某些特定的生产工序之外,但日常的观察又使她们得以熟悉外人无法接触的工序。作坊中近一半的工序由妇女们完成,因此排斥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相反,女性的地位被象征性地展示,以一种抑制女性发展出对造纸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方式被展示。 妇女地位的象征性展示在蒸煮工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蒸煮工序涉及把腐烂、半腐烂的竹麻制成白色的、蓬松的纤维。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高压蒸锅之前,蒸煮过程是一项热闹的活动。男人和妇女分成小组工作,在软化的纤维变冷和变硬之前迅速而有节奏地清洗掉已经溶解的褐煤。蒸煮的化学原理并未被人们充分了解,为确保纤维洁白,整个工序伴随着诸多禁忌。工序中的一个步骤是,8到10个男人扛着巨锤爬上篁锅顶端,随着即兴而作的竹麻号子捶打热气腾腾的竹麻。之后松软的竹麻被传送到站在篁锅下的妇女手中,她们便在附近的河流中漂洗。打竹麻的男人必须保持仪式性的“清洁”,例如,在蒸煮程序前及蒸煮过程中的十天内避免性行为。作为一种补偿,他们被准许辱骂和嘲笑在篁锅下工作的妇女。被讥笑的妇女不能反驳,只能尽快从男工匠的视线中消失。[3](P.1-43)这种仪式化的羞辱并没有削弱妇女们在工序中的作用,但却使她们缺乏自信,难以在离开社区时将技术带走。 六、亲属关系与技术控制:石堰村的碑文 石堰村80%的居民姓石,正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族一样,石家人由父系亲属关系(声称由1667年定居夹江的三兄弟繁衍而来)、族群外婚(石姓互不通婚)和从父居的习俗(儿子留在村庄,继承财产;女儿离开村庄和亲属群体外嫁)联系在一起。如今,石姓人居住在多个相邻村庄中,共计约2000人。这种情形与附近张家峡、杨家湾和马村相似,张、杨、马分别为三个村的大姓。并非所有的石家人都造纸,这个区域的槽户也并非都姓石,但是对于石姓人而言,亲属关系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已足够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像中国其他宗族一样,石家也排字辈,基于开基祖三兄弟的名字建立字辈。三兄弟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伟”字(如石伟龙、石伟华等);孙子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可”字(石可福、石可松等);重孙子们是“兴”字辈,以此类推,直至第20代。字辈被铭刻在开基祖三兄弟的墓碑和石氏祠堂的大门上,沿用至今。尽管石氏男性可以自由选择平日的称呼,但是他们都有按字辈所取的名字。与男性后代不同,女儿们不拥有辈分名,因为她们将来要出嫁,被纳入其丈夫的亲属关系。然而,妇女们通过与丈夫(嫁入村的妇女)或父亲(尚未婚配的石家女儿)的连带关系也可进入字辈体系中。 1991年,石宏文的母亲去世,他是村里最成功的纸商之一。葬礼上,宾客们追忆了宏文母亲(如同大多数嫁入该村的媳妇一样,她并不姓石)如何为石家奉献。此后,讨论的焦点转向了亲属关系凝聚力的削弱,大多数宾客都有这种感觉。大部分在场人都同意,辈分对于维持亲戚之间的恰当秩序至关重要。石家人散居在整个石堰村,居住地间仅由羊肠小道连接,有时见面彼此并不熟识。这时名字有助于识别长辈、晚辈和平辈的亲戚关系,并选择准确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原则上,并且很大程度在实践上(尽管它在减弱)辈分规定了行为: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入座,大笑,或高声讲话;长辈有权利训斥或体罚晚辈;同辈之间不拘于礼俗,要亲如“兄弟”。 大多数健在的石姓人属于第11至第14代人,即宏、福、天、君四辈人。如果字辈一直排下去,到22世纪中叶出生的第六代人,就会排到“没有字辈”的开基祖。届时所有字辈都将被用过一遍,石家人将不再有字辈用于确定亲属关系,这样家族的凝聚力就会丧失,宏文及其亲友决定阻止此事的发生。在得到乡政府批准后,他们从500个家庭提供的辈分名中选取了20个吉祥悦耳的,把它们镌刻在大石碑上。除了辈分名称和捐赠名单外,碑文还包含了石家简史,其内容如下: 嗣后清康熙五年(1667年),吾石氏祖贤、学、彩三兄弟,离别绵竹铺同怀纸技,移居今祖屋山。始置林地,诛茅成宅,垦茶荒亦兴纸业,时年开立排行二十代。延衍三百余年来,后裔代尽依序遵诏至今,人丁大发书万众,实可称中华民族百家姓内之精明也。今视先祖开立之二十代排行减毕,堂堂石氏一族人材齐济,岂能让后辈无长次之称而辱先贤之圣德乎?故本族中诸多人士及全体民众抱存祖贤遗授纸艺善于尔之心,同心共鸣议续排行事,上可报答先祖之训,下彰昭后世人伦,光扬忠、孝、礼、义之典范也。 这段碑文以及石家人之前的行为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重建亲属合作体,该合作体由父系关系和集体行动能力维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更大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公社化时代结束后,农村集体主义也随之解散,中国的农村人普遍开始编写辈分谱系,编纂族谱,重建宗祠。[4]对于这些行为的通常解释是:他们试图填补政府撤退后,乡村权力真空。但我认为,重建亲属关系最好被理解为,试图修补严重受损的社会和技术体系。 1976年后不久,造纸业迅速复苏,正是在这期间,石家人于1991年镌刻了这块石碑。1977年,粮食和纸张的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三年后,摇摇欲坠的集体作坊交出了原本个人所有的家庭作坊。整个20世纪80年代,纸的输出量是过去的5倍,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造纸区的人们纷纷开办造纸作坊,重新学习已经半遗忘的技术。同时,新的紧张感也产生了,需求周期的猛烈波动淹没了小型作坊。到1990年,槽户间开始分化出一种二元结构,即雇佣劳动的“大槽户”和季节性开工的“小槽户”。在这些变化之外干得最好的是纸商,他们受委托从槽户那里拿走纸,但有时遭遇破产或携款潜逃。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石家人门前,甚至包括卡拉OK和。一个过去相对封闭的社区变得更加富裕,但也出现了更明显的两级分化,产生了更多摩擦。 对很多石家人而言,父系亲属观念确保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亲属观念加强了纵向的世袭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支系间的竞争。相比之下,在石氏家族的亲属观念实践中,不重视个人的祖先,他们记载和纪念祖先的方式,使追溯个人祖先变得困难。石氏族人强调男性后代间的平等,只在辈分间做区分。几乎没有石家人能够记忆祖父辈以上的祖先名字,相反,所有石家人都知道代际体系(generational hierarchy)上谁是他们的长辈,石家许多人能够记忆20代的字辈顺序。水平而非垂直分层的群体观念暗示了知识的传承方式。尽管不存在将技术传授后代的强制性个人“权力”,但在石氏族人中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情感,认为对同一辈分的人过分区别对待是错误的:与自己同辈的所有男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下一辈所有的男孩都是自己的“儿子”。(14)1949年以前,所有同辈成员一律平等,并且在父系收养中可以发现,同辈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交换的。所谓父系收养是指一个无嗣的男子可以从其堂兄弟家中“借”来一个儿子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5]被广泛采用的收养和寄养(一种约束力较弱的关系)制度,确保缺乏造纸技术父母的孩子能够得到训练。所有这些实践使得造纸技艺在亲属群体内广泛传承。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家庭之间共享技术已经变得尤为重要。集体制解体后,一些原为集体所有的设备存留在个体家户中:一个纸槽,几米烘干墙,或是五分之一篁锅。在20世纪80年代,槽户们或是互换或是变卖零散的造纸工具,以便能够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作坊。同样,大部分槽户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仅仅是部分造纸技艺,因此,技艺像纸槽和烘干墙一样被互换和交易。掌握部分造纸技艺的槽户间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合作伙伴学会对方的技艺后解体。随着镌刻辈分石碑的竖立,家户间互换和交易的过程结束,与此同时,作坊主们开始对自己的技艺产生了更强烈的占有感。因此,这一碑文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石氏家族的提醒,即“造纸工艺”是祖先留给他们的礼物――属于所有石氏家族成员,而非任何个体家庭――造纸的繁荣取决于家族成员间对技术的共享。 七、有墙和无墙的作坊 正如研究技术的社会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技术领域可以外在于和独立于社会:技术天然是社会性的,正如社会天然是技术性的。[6]在夹江,社会技术体系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竹林不是人工种植的,但其保持和形塑则是通过砍伐实现的;通过筑堤,溪水被引入浸泡池和盆地。该体系包括工具、作坊和机器,它们是技术概念的优秀内容,也包括一系列社会组织,即从家庭到日益渗入地方的国家机构。(15)由于它们相互叠压而成体系,此种社会技术体系是牢固的:从系统中某一部分丢失的信息可以从系统的其它部分得到恢复。这不仅解释了夹江槽户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断裂后,为什么相对容易地重建了他们的造纸业,也解释了为什么技术转变在一个资源丰富、技术落后的地方无法奏效。 正如我试图指出的,技术并非简单位于整个谱系的某个点上(个人的头脑中),而是散布在整个社会技术体系中。诚然,技术存在于头脑中,甚至存在于手、眼等身体部位。但是,个人的头脑和身体并不能负荷全部信息量。很多技术储藏在作为行动提示或脚本的工具或空间排列(spatial arrangements)中。此外,技术还依赖于一些动因(agents)的组合,如在团队合作中,技术不仅散布于合作的动因间,而且贮存在这些动因的空间位置中。所有这一切,使技术大体上与认知行为相似,最新研究表明,这种认知行为并不仅仅专门发生“在头脑中”,也依赖“既不受皮肤也不受头颅骨约束”的反馈循环。[7] 到何处去诉求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很明显,如果散布于整个社会技术系统中,任何直接宣称对技术占有都是无意义的。任何既得技术(假定是技术造出了特定类型的纸张)都可以同时被宣称是个体、作坊、家庭以及更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这种模糊性解释了为什么槽户们不时地努力维持技术的象征性界限。第一,妇女们被精心安排在特定的位置上学习重要技术,为了表达她们的外来者身份,她们需要象征性地表明自己的地位;第二,石氏族人与邻村人共享同样的技术,石堰村的石碑需要强调“造纸工艺”是他们集体所有的祖传遗产。在这个产业中,身体的排外并不奏效,因为,小型家庭作坊依赖换工和互助,言辞上的排外,只有在言辞作为形塑信息流动的工具时才起作用。这样的策略或许有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呈现的是妇女将造纸技艺具身化的方法――很大程度上由于她们被抑制形成对造纸技艺的所有感,她们比男人更加犹豫,更少拥有技艺的所有权――抑制了向邻近群体泄漏消息。相反,夹江山区独特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强调父系亲属间的平等,强化石家男性成员共享的权利意识和技术控制意识。关于谁应该做哪类工作的文化假设不仅塑造了技能培训的结构,而且以“这个任务是我的”之意识,使其与人们的资格相关。[8](P.64)然而,这种假设与特定技术关系密切,可能在技术改革中难以维持。20世纪90年代末期,石堰村出现几个半机械化的造纸厂。这件简单的小事表明,在工业革命中,造纸厂必须呈现的样子。与没有围墙四通八达的手工造纸作坊相比,它们与中国城市的工厂一样,被顶上嵌有碎玻璃片的高墙围绕,被沉重的铁门把守。在过去的300年中,公开和保密的策略支撑着夹江的造纸业,但在21世纪这些策略可能无法再生存下去。 手工业论文:从唐诗看唐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状况 [摘要] 作为唐代一代之文学的唐诗里有许多关于唐代手工业和商业的描述,如对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的描述、对工商业繁荣面貌的描述、对商人生活的描述、对主要手工业技艺风俗的描述、对主要商业风俗的描述等。这些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的工商业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有些描述甚至可以补史书之缺。 [关键词] 唐诗手工业商业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手工业和商业都极其发达,这在史书中有十份详细的记载。与此同时,在作为唐代一代之文学的唐诗里也有一些相关的描述,有些描述甚至可以补史书之缺。 一、唐诗中对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的描述 唐代以前,工商业一直被视为贱业,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极低。但这种情况在唐代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点在唐诗中也有所表现。 如诗人薛昭纬在《谢银工》中写道:“一碟毡根数十皴,盘中犹更有红鳞。”一个银工饭桌的盘碟里盛满了“毡根”(古代一种名贵食品,具体所指不详)和“红鳞”(指鱼),可见其生活的优裕程度,而作为一个书生的薛昭纬是没有这样的生活的,这是他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的牢骚之语。这用的牢骚也从侧面反映了工商业者地位的变化。 再如姚合在《庄居野行》中写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乡野之人放弃农业而皆去经商,可见工商业在当时已成了人们竞相从事的一种职业。 又如张籍在《南归》中写道:“远游无知音,不如商贾行”。诗写自己从极其遥远的为官之地作归乡之旅时与商人同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二、唐诗中对工商业繁荣面貌的描述 随着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工商业在唐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唐诗中对这种繁荣面貌也多有描述。 如李白的《丁督护歌》原本是描述纤夫拖船的劳苦情景,但与这种纯粹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岸饶商贾”。“饶”即“富足”之意,河的两岸到处都是商家店铺。如此多的商家不难反映出当时工商业的繁荣程度。 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细雨蒙蒙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杨巨源《大堤曲》)、“所遇尽渔商,与言多楚越”(储光羲《泊舟贻潘少府》)、“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渔商”(钱起《送武进韦明府》)、“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军士游书肆,商人占酒楼”(刘禹锡《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等。 三、唐诗中对商人生活的描述 1.行商之忙 商人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忙”,唐诗中多描述他们的早出晚归以表现这一特点。如“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李白《自金陵溯流过白璧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刘禹锡《荆州乐二首》其二)等便是对他们早出的描述,而“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杜甫《野老》)、“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张籍《宿江店》)等是对他们晚归的描述。 2.行商之险 商人不仅要早出晚归,而且要走南闯北,在当时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生活习惯必然会存在许多危险、艰难。如刘驾在《贾客词》中写道:“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苏拯在《贾客》中写道:“长帆挂短舟,所愿疾如箭。 得丧一惊飘,生死无良贱。不谓天不,自是人苟患。尝言海利深,利深不如浅。”黄滔的《贾客》已有相似的描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 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3.行商之乐 在长期的行商生活中,商人们不仅经历着“忙”和“险”,同时也有“乐”相随。如张籍在《贾客乐》中写道:“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因“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必接受官府的管辖,故相比于农夫来说更加自由,也更少受到官府 “税多”的盘剥。再如白居易在《盐商妇》中从商人妻子的角度描述了商人之家的富贵生活及由此而产生的快乐心情:“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4.行商之恶 行商者的剧增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如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一些商人唯利是图,不顾及他人之生活甚至生命,不择手段的“取尽脂膏”,自己富裕的同时是他人的更加贫困。另外,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 (白居易《琵琶行》)的特点也使许多商人妇过着“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的孤苦日子。 四、唐诗中涉及的主要手工业技艺风俗 1.纺织技艺风俗 唐代的纺织业极为兴盛,其中尤以齐鲁之地为最。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忆昔二首》其二)的诗句反映了这种状况。纺织业的发达与纺织技艺的高超及纺织者的辛勤劳动密不可分,“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方干《赠进士章碣》)描述的是记忆的高超,“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王建《织锦曲》)描述的是纺织的辛苦。与纺织业相关的还有一种特殊的风俗,那就是元稹在《织妇词》里所描写的“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特于此自注称:“予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这些织锦户的劳动产品主要支应宫中所需,按照官定的规格样式在一定的期限内织成上贡,不得自行出售。由“名在县家供进簿”(王建《织锦曲》)一语,知其名簿另立,由官府专门控制。 2.漆器技艺风俗 在唐代,襄州的漆器也是一种流传较为广泛的技艺,这种技艺流传到了唐朝各地,甚至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很受欢迎,称作“库露真”。皮日休的《诮虚器》描述了这一技艺风俗在唐代的情况:“襄阳作髹器,中有库露真。持以遗北虏,绐云生有神。每岁走其使,所费如云屯。吾闻古圣王,修德来远人。未闻作巧诈,用欺禽兽君。吾道尚如此,戎心安足云。如何汉宣帝,却得呼韩臣。”由于襄州漆器在民间流传甚广,“襄样”甚至成了当时的俗语。 3.铸镜技艺风俗 与襄州的漆器一样,唐代的铸镜以扬州为最,其中以百炼镜的铸造最具特色。 白居易曾有专诗《百炼镜》描述与这一技艺相关的风俗:“百炼镜,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在此诗的描述中,铸镜的时间选在“五月五日日午时”,而地点则在“江心波上舟中”,铸镜的材料是“琼粉金膏”,此镜铸成后的归属是“将献蓬莱宫”,归“天子”所有,此镜的功用是“鉴古鉴今”。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浓重的神秘意义,积淀了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内容。 五、唐诗中涉及的主要商业风俗 唐诗中还涉及了一些商业风俗,其中描述最多的当属“草市”(又称“亥市”)这种商业贸易形式。白居易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描述道:“夏口烟孤起,湘川雨半晴…… 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张籍在《江南曲》中这样描述:“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渡桥来浦里。”这种每隔十二天举行的草市大大丰富了乡镇的经济生活,促进了货物的流通。王建在《汴路即事》中描述汴州附近一处运河边的草市:“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草市上聚集了各地的人和货物,有来自海外的海商,也有经运河转贩来的商货,交易规模和货物种类都是相当可观的。 总之,唐诗中有许多对于唐代手工业和商业的描述,这些描述一方面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另一方面又为后人研究唐代的工商业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手工业论文: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现象分析 摘 要: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关键词: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一、产业集群理论分析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 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集中连片, 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现象。 目前世界上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有两种形成方式:一是自发形成, 一是政府促成。早期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拥有的差别, 而现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产业中高等要素的作用则更加突出,并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产业集聚的表现上也拥有鲜明的特点,自发形成的集群多出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集群是政府促成的),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指导和规划下形成的。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优势 (一)地位和作用凸显。①是确保西藏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平台,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②是推进和提高农牧业富余劳动力转换与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③将进一步推进外贸、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打造和展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西藏突飞猛进的新气象;④为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⑤是发展光大藏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纽带,也是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桥梁;⑥将进一步促进艺术与经济、工业与农牧业、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全面融合,推进西藏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工艺独特,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区各地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重点区县。民族手工业是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传统产地。如江孜的地毯、杰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浪卡子的藏被、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拉萨的金银器械、仁布的玉器等,不仅在全藏区,而且在周边地区和国家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三)西藏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西藏的手工业既是民族特需品,也是旅游纪念品, 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和青睐。 (四)传统手工业者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2009年1月西藏农村工作会议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西藏农牧民2008年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3170元,比上年增加382元,增幅达13.7%,增加额是历史上最多的1年。西藏手工业产品不仅名震区内外,而且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及西欧一些国家,为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五)随着新世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部于2005年正式启动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工作,又于2007年全面启动认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劣势 (一)传统手工业者基本保持着传统生产方式,即使个别开始步入产业化发展之路,但产业化规模较小,未形成合力,竞争力薄弱。 (二)西藏旅游纪念品市场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但是与日益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西藏民族手工业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其差距主要是开发旅游新产品和特色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品种单一、价格较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品工艺相对简单,产品易于模仿,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西藏民族手工艺品具有非常独特的工艺、式样及款式,再加上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原始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产品应该具有较高的差别性。然而,由于西藏民族手工业品技术含量不高,工艺简单,款式单一,容易模仿,所以并没有显示出其应具有的独特性。 四、推进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加强旅游商品、纪念品的开发、生产,进一步挖掘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潜力。 (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特点,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既要增加产品种类,更要稳步提高产品质量,重视注册商标专利申请的工作,加大产品广告宣传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产品设计水平。彻底改变目前“小而全”、“小而散”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转变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西藏民族手工企业创新步伐。西藏民族手工企业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树立大市场的意识;加快制定西藏民族手工业制品的行业标准,使民族手工业逐步走向制度化、标准化;加大产品的宣传广告力度,开拓销售渠道, 建立起相对固定的销售网络体系,增强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竞争能力,最终实现西藏民族手工业的规模化、产业化。 手工业论文: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现象分析 摘 要: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关键词: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在地理上集中、在功能上互相联系的现象。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当代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一个区域要发展自身的经济、提高区域竞争力,离不开该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一、产业集群理论分析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 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集中连片, 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现象。 目前世界上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有两种形成方式:一是自发形成, 一是政府促成。早期的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拥有的差别, 而现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产业中高等要素的作用则更加突出,并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产业集聚的表现上也拥有鲜明的特点,自发形成的集群多出现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集群是政府促成的),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指导和规划下形成的。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优势 (一)地位和作用凸显。①是确保西藏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平台,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②是推进和提高农牧业富余劳动力转换与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③将进一步推进外贸、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打造和展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西藏突飞猛进的新气象;④为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⑤是发展光大藏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纽带,也是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桥梁;⑥将进一步促进艺术与经济、工业与农牧业、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全面融合,推进西藏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西藏民族手工业工艺独特,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区各地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重点区县。民族手工业是民族文化的长期沉淀,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生产特色产品的传统产地。如江孜的地毯、杰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氇、浪卡子的藏被、加查的木碗、拉孜的藏刀、拉萨的金银器械、仁布的玉器等,不仅在全藏区,而且在周边地区和国家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三)西藏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西藏的手工业既是民族特需品,也是旅游纪念品, 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和青睐。 (四)传统手工业者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2009年1月西藏农村工作会议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西藏农牧民2008年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3170元,比上年增加382元,增幅达13.7%,增加额是历史上最多的1年。西藏手工业产品不仅名震区内外,而且远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及西欧一些国家,为当地的农牧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五)随着新世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化部于2005年正式启动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工作,又于2007年全面启动认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西藏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保护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的劣势 (一)传统手工业者基本保持着传统生产方式,即使个别开始步入产业化发展之路,但产业化规模较小,未形成合力,竞争力薄弱。 (二)西藏旅游纪念品市场虽已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但是与日益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西藏民族手工业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其差距主要是开发旅游新产品和特色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品种单一、价格较贵。 (三)西藏民族手工业品工艺相对简单,产品易于模仿,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西藏民族手工艺品具有非常独特的工艺、式样及款式,再加上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原始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产品应该具有较高的差别性。然而,由于西藏民族手工业品技术含量不高,工艺简单,款式单一,容易模仿,所以并没有显示出其应具有的独特性。 四、推进西藏民族手工业产业集群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利用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优势,加强旅游商品、纪念品的开发、生产,进一步挖掘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潜力。 (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市场需求的特点,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西藏民族手工业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既要增加产品种类,更要稳步提高产品质量,重视注册商标专利申请的工作,加大产品广告宣传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产品设计水平。彻底改变目前“小而全”、“小而散”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转变落后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西藏民族手工企业创新步伐。西藏民族手工企业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树立大市场的意识;加快制定西藏民族手工业制品的行业标准,使民族手工业逐步走向制度化、标准化;加大产品的宣传广告力度,开拓销售渠道, 建立起相对固定的销售网络体系,增强西藏民族手工业的竞争能力,最终实现西藏民族手工业的规模化、产业化。 手工业论文:家庭手工业重现长三角 家庭手工业吸纳再就业潜力不容小觑,还可以朝着体现民族遗产和民俗文化的方向升级 从杭州职高印刷专业毕业的姑娘张铨,毕业后在嘉兴某台资绣花厂工作了3年。年前,张铨毅然回家乡长兴自主创业,干的也是老本行。她东拼西凑了15万元,淘来二手绣花设备,专门承接服装来料加工、花巾袋等产品。她说,“虽然眼下经济不景气,但绣了花的服装、布料照样受欢迎,尤其是老外喜欢,订单多得来不及加工。”既然一个人“吃不了”,张铨索性在街坊邻居中就近发展3个加工点,将花巾袋、蝴蝶结等手工活发放给30多家邻户,解决了周边闲散劳动力80多人。 自1979年开始,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省以小商品、农副产品、零部件加工为主的家庭作坊曾遍地开花。而今,机杼声声在长三角再度而起,其吸纳就业的潜力不容小觑。 上海:剪纸房无心插柳 这本是无心插柳。 浦东上钢新村街道“手艺中国上钢剪纸房”原是为社区居民创办的兴趣小组。今年春节,该剪纸房在社区活动中的一次亮相,却引来大批追捧者,前来观摩的社区居民对一副烫金金牛剪纸兴趣浓厚,纷纷表示要出钱购买。盛情之下,剪纸房以25元的平价销售烫金金牛,购买现场火爆。接下来,剪纸房陆续接到了街道、浦东新区以及外区企业的订单,兴趣小组10名优秀成员哪会料到,兴趣还能赚钱? 眼下,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刻刻剪剪,一幅作品,短则两三小时,长则1天,每人每月也有千元左右的额外进账。其中一名残疾女孩杨丽芸说:“过去一直靠社会救济,但这次,领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完全是自己劳动所得,使我非常自豪!” 创办剪纸房、而今又为剪纸房负责揽生意的上钢新村街道妇联主席过聚英告诉记者,剪纸房名声在外,来电咨询者不少,尤其是在街道内及外区不少下岗职工的强烈建议下,剪纸培训班已于今年3月开班。“在报名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想将剪纸业作为今后谋生的手段,所以我们承诺,只要他们完成培训后制作出的剪纸产品质量过关,无论是街道内还是外区居民,都能一视同仁地领到任务。” 上钢新村街道是上海产业工人的集聚区,下岗职工、外来媳妇比例较大,因此,受此次无心插柳的启发,该街道有意将剪纸产业发展成类似于浙江的“一村一品”,从而解决居民再就业难题。过聚英说,从实践来看,剪纸业市场潜力巨大。譬如,春节过后,浦东新区不少街镇妇联前来向剪纸房订购平安家庭、绿色家庭的剪纸,并将剪纸图案放在小相框内,作为奖状发给得奖家庭。受此启发,普陀区一位企业老板也开车慕名而来,希望剪纸房提供作品,用来表彰企业优秀员工。再如,谁家过生日、谁家生孩子,都可以用个性化的剪纸作为礼品赠送,既别出心裁,又值得珍藏。 市场潜力虽然不小,但“酒香还要勤吆喝”,目前难处仍然不小。如今,报名参加培训班的下岗女职工、外来媳妇等已超过300名,面对姐妹们的期盼眼神,负责培训的退休小学教师陈金妹一心专注于让这些女同胞们尽快“出师”,实现再就业。然而,眼看着“出师”后的女同胞们急切地向妇联要求领任务,过聚英很焦急,千方百计利用网络、人脉等一切资源对外宣传,扩大知晓度。她说:“从目前来看,由于宣传的平台有限,再加之需要再就业的队伍迅速壮大,导致订单眼看就要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过聚英坦言,“政府不适合参与经营,最终还是要退出,现在要做的只是扶上马、送一程。目前,已有一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前来商洽,希望建立‘公司加家庭作坊’模式,对此,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究竟该如何为下岗职工们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订单市场,我们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浙江:家庭作坊新版本 相比之下,或许是活跃的民营经济底蕴使然,浙江的两个家庭手工业典型却发展得越来越红火。 杭州清波街道劳动路社区的姐妹编织社,眼下是杭州市区最大的妇女编织社。在社长徐启明的带领下,姐妹编织社从十几人迅速发展至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年龄在40岁至50岁左右的失业妇女。 徐启明说,女性学起编织手艺来,愣是比男性有天赋。从一窍不通到入门,短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目前,编织社也欢迎男同志加盟,也确实零星来过五六名男性下岗职工,但他们来裹绒线辫子,一小时最多裹个七八根,女性则不同,三股辫子裹成一股,裹得飞起来,一小时下来,轻轻松松就裹好了25根。因此,编织社对女性更有吸引力。杭州下城区的麻纺厂下岗女工王女士一度整日搓麻将,慕名投奔姐妹编织社后得心应手,而今,她的钉纽扣和钩针手艺在全社拔尖,钉纽扣闭着眼睛也能钉,钩针的衣服不用熨烫就很平整。 与编织社社员队伍同步壮大的,是编织社的订单。原先,编织社多为杭州仿古旅游街――河坊街提供各种编织小手工艺品,后来,徐社长积极鼓励编织社社员当经纪人,逐渐接到了来自英、美、日等国的大规模订单。徐社长说,外销单子的量比内销单子大多了,一个单子往往就是几万件,一做就是几个月。去年圣诞,美国一家公司下了几十万件钩针圣诞球和小手套的单子,限1个月交货,姐妹们加班加点仍然人手不够,最后干脆组织富阳、萧山、千岛湖等地的农村妇女参与编织,几乎是把整个浙江省的女性编织人才都调动起来了。随着订单应接不暇,姐妹编织社迄今已有20多位兼职当经纪人的社员开始自立门户,对此,徐社长乐观其成,“姐妹们在编织社既能免费学到扎实的手艺,又摸索出市场经营之道,这是我们最高兴看到的事。”若是那些“单飞”的女性小老板们遭遇挫折怎么办?徐社长说:“要吃‘回头草’,我们照样欢迎。” 浙江长兴“奶奶级”妇女家庭作坊亦小成气候。在长兴槐坎乡仰峰村、东风村等地,200余位曾赋闲在家的“奶奶级”妇女,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当地某电子厂的“编外车间”,一有空就为该厂的节能灯磁环拔脚、绕线。给这些“奶奶”们下任务的当地企业家李忠强说:“所谓磁环的拔脚,就是将磁环的6根导线上的塑料外壳拔掉;所谓绕线,就是在磁环上绕3根铜线。都不是力气活,但要求细心,比较适合年龄较大的妇女来操作。”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节能灯反而变得愈加热销,李忠强将磁环的拔脚、绕线两道程序从车间剥离出来,一方面省下了场地,另一方面,揽下这手工活的“奶奶”们乐得合不拢嘴。“奶奶”之一胡金娣说:“这活是计件制,没有定额任务,时间上很灵活。一般来说,加工1000个磁环的收入是5元,一般耗时1小时,手脚娴熟的妇女最高一天可赚40元到50元!” 家庭手工业有升级空间 剪纸、拔脚、绕线、编织等家庭手工业,投入低,不占地,空闲在家,想干就干,甚至不耽误看电视、听广播,更谈不上高污染、高能耗,当然令不少失业或灵活就业人员趋之若鹜。 经济危机下,家庭手工业逆势发展,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区域发展处方处长告诉记者,该处刚刚完成了《家庭手工业发展研究》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的家庭手工业不能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噪音、高污染、高能耗、安全隐患突出的老路。 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对家庭手工业的升级,在这些国家,环保、安全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代名词。如瑞士的高档手表、以色列的钻石首饰、德国的精工小五金等。在家庭工业顺利升级的基础上,这些发达国家的家庭手工业占GDP比重也越来越突出。如瑞士、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现代家庭手工业产值都占到GDP的20%至30%,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40%以上。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一份名为“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的提案,由致公党上海市委集体提出,成为上海“两会”上的一个亮点。 致公党上海市委秘书长凤懋伦告诉记者,家庭手工业浸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议上海的家庭手工业可以朝着体现民族和民俗文化的方向升级,一方面,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渐提高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可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一个亮点。凤懋伦建议,迫于目前的就业形势,上海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上海家庭手工业推荐目录,同时鼓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种社会求职群体参与其中,并在就业、税收方面给予倾斜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家庭手工业在吸纳困难群体就业方面的作用突出,就应多体现其公益性。如杭州姐妹编织社所在的劳动路社区负责人就明确表示,该编制社必须体现大公无私的精神,因此除去水电费用等必要成本,编织社所得所有利润全部分给社员,一些手脚灵活的下岗女工,在编织社每月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编织社还为她们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 手工业论文:我与手工业联社相伴30年 我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自1946年参加革命至今已经走过了62年的革命历程。在这62年里,我与吉林省手工业联社整整相伴30年。1977年我调省二轻局,先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后任局长、厅长、党组书记。1983年初调省政府。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秘书长,直至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从1986年6月起至今,我已连续四届担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名誉理事(10位名誉理事中,9位是国家的部长,只我一人是地方干部)。我还是吉林省联社连续三届的名誉主任。在这30年中,不论是在二轻系统工作还是到省政府、省政协任职,直至离休从“官”到“民”,有关联社的工作和事情,我要说的说了(在全国和省里的相关会议上发言、讲话、接受记者专访和向上建言等),该干的干了,能办的也办了。吉林省联社姚忠龙副主任和省城区集体经济办公室郎冬野副主任在写我的文章中说:“高文同志对城镇集体经济和联社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30年来思想感情没变,工作联系未断。”“可以称得上是真关心,真支持,真帮忙,真出力。”虽然文中褒奖之言词有些过,但却说出了我们的一个共识一那就是我与联社“感情没变。关系未断,一如既往,赤诚相见。”回首与吉林省手工业联社相伴的30年,可以说我个人受益匪浅,感触颇多。 一、联社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 关山飞度,岁月不居。回顾联社5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手工业联社的建立、改革和发展,是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分不开的。它的存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有其历史必然性。 ――联社伴随合作化改造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尽快恢复和发展手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通过说服、示范、组织、援助等办法,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引导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组织。走合作化道路。据资料记载,1949年全国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仅有8.8万人,到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时多达509.1万人,占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2.2%;产值74.27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0.6%。这些手工业者和企业走上合作化道路后有进一步联合起来的愿望,需要有一个组织为他们说话、办事和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据自主自愿的原则,经过各级党委、政府批准,成立了联合组织,也就是手工业合作联社,它成为了政府与企业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推动了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 ――联社与手工业生产力状况相适应。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技术、人才比较匮乏,手工业的发展适应这种国情。在建国初期,手工业产品是供应城乡人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重要来源,农村90%的生产资料、70%的生活资料靠手工业生产。城市居民也需要大量的手工业品。手工业,顾名思义,以手工操作为主,“三小”(小厂、小社、小店)居多,生产力水平不高。手工业联社是这些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它适应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早在党的“八大”时,陈云同志就指出,手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体经营的现象。因为,手工业绝大多数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而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船小掉头快”,只有划小了,分散了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经常变化的需求。他还强调指出:“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陈云同志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完全符合我国客观实际情况的。 ――联社企业与市场相贴近。在计划经济时期。联社企业就贴近了市场。当时的联社企业是原料自己跑,资金自己筹,市场自己找,尽可能不给国家增添负担。25年前,我任省二轻厅厅长时,去浑江(现为白山市)搞调查,当时的市布鞋厂女厂长钟顺玲同志(三八红旗毛、劳动模范)说得好,我们不同于国营企业,没有资金靠自己积累,没有原料自己找,没有市场自己跑,产品销售出了问题不能找市长,要去问市场。这说明了联社企业在那时就已开始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了。当年我们从事二轻、手工业联社工作的同志,在大小会上常讲的一句老话,叫做“在政治上要一视同仁,在经济上要平等对待”,这就是说联社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每当我们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常说,要“挂上号,有个庙,给点料”,这就是向上级要政策,要资金,要原料,要场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争取“国民待遇”。要不来,争不到,怎么办?只好自谋出路,被迫接近市场,走向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联社及企业经过改革,产权明晰,出资人到位,权责明确,职工持股,机制灵活,更能遵循经济规律,更能适应新体制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手工业联社企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离不开市场的,必须走“小燕垒窝”、“土里刨食”的路子,这样就能得到发展,赢得社会的认同,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自己的贡献。 ――联社企业生产的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手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除一部分生产资料外,绝大部分属于日用工业品,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行业来说,大到家用电器,小到针头线脑,都是每个人须臾离不开的。记得,当年李先念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在全国轻工业大会上说过,全国每年妇女所用的头发卡子,就需要弹簧钢3000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手工业制品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的有多紧密。李先念同志还说过,二轻工业(当时称为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东西虽小,影响甚大,关系到千家万户,人人必需,家家,必用”。 二、联社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多年来,各级联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以“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为宗旨,按照增加集体积累,实现共同富裕的办社方向,带领成员单位在开展互助合作,扩大生产,繁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发展经济多创收入的“增容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安排劳动就业的“缓冲带”。正因如此,国务院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在历次机构改革中都保留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及省、市、县各级联社机构。 从历史上看,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行业繁多,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手工业合作组织从事家电、服装、皮革皮毛、家具、日用五金、塑料制品、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日用 杂品等二十多个行业的生产。产品大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人们生活离不开,市场少不了。二是企业众多,星罗棋布。手工业合作组织是工业生产企业中户数最多的行业,并且遍布全国各地,乡(镇)及乡(镇)以上地方都有手工业合作组织。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产品多为地产地销,在当地影响很大,不断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三是为国家安排劳动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从业人数从1952年的25.2万人增至1962年的313.8万人,1975年最多达到901.3万人,到1986年仍高达741万人。就吉林省来看。各级联社自建立以来的50年间,共安排劳动就业近40万人。1968年至1985年为安置返城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就业,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从业人数增加近400万人,解决了国家燃眉之急。四是对社会贡献较大。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手工业合作组织累计社会贡献约为3428亿元。其中,上交税金1150亿元、职工工资及福利费2278亿元。五是成为中小城市工业的摇篮,培育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建国之初。我国各中小城市基本上无成型工业,中小城市现代工业的历史多是从手工业改造开始的。地方国有工业大部分是在手工业生产合作发展到相当规模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当时创建地方国有工业初始资金的相当部分。是手工业合作组织上缴税金转化而来的。至20世纪70年代末,各中小城市都有二三十户手工业集体企业,在较长时间内中小城市工业格局多是以手工业集体企业为主导,或与国有工业平分秋色。在国有工业企业序列中,很多企业出身于手工业集体企业。尤其是在1958年搞“升级转制”时期,大批手工业集体企业转为国有企业。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结束。联社企业转为国有的多是实力较强的企业,带走了大量联社资金,可以说联社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联社的现实作用不可替代 50年来,联社几经风雨,历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联社的光辉历程。历史不会忘记,国家不会忘记。有人说,手工业联社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搞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手工业联社已经过时了,没用了。我认为,这个说法既违背客观规律,也不符合集体经济当今发展的实际。联社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大有文章可做,同时也必将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六点:第一,法律赋予了集体经济的重要地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物权法》也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这些都说明集体经济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发展的,这是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第二,联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产权多元化的合作经济是中小企业发展方向,联社是靠合作社起家的,搞合作经济最有发言权。传统合作经济不断填充新的内容即为现代合作经济,在这方面联社既有工作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在市场经济中,它不但能适应,而且还会有新的发展。联社还可凭借组织上的优势,广泛吸收民间分散资金,创办新的合作企业。第三,联社可以担当弱势群体的辅助性组织。我国的一些小企业大都属于弱势群体,联社可以把它们组织起来,为其提供经营指导、信息服务、协调关系、维护其合法权益。联社可以成为它们与政府沟通对话的平台。第四,原来的二轻企业与联社有分不开、割不断的渊源。经过政府机构改革,全国各级二轻行政主管部门大都撤并,但原有的二轻企业大部分仍在坚持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企业虽然大部分也进行了改革改制,但与联社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多数企业仍是联社成员单位,仍需联社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第五,历史上形成的联社资产还应有人管理。50年来,各级联社积累了数额不小的资产。联社资产大部分以借贷方式借给企业,形成了联社的债权:一部分以投资方式投入企业,形成了联社的股权;还有一部分占用在联社机关,由联社自营。这些资产既不能无偿转为国有,更不能变为个人私有,仍须由联社自己掌管。第六,联社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仍有用武之地。联社企业从事20多个行业生产,其中塑料、皮革、服装、工艺美术等传统行业具有一定优势;汽车配件、五金家电、生化制药等新兴行业实力较强,联社可以集中力量促使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企业得到振兴和发展。联社还可以利用所属企业的地段、场地和人员优势,开办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安排劳动就业和再就业做出积极贡献。 回顾与联社相伴的30年,我觉得感触最深的有这样三点: 第一点,既要“有为”,也要“有位”,有了“位”,更要“有为”。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它告诉我们,只要用心、用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干不好的工作。“位”,就是机构要准确定位,干部要找准位置,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珍惜“官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有了“官票”以后,就要尽职尽责,一心扑在事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求有更大的作为。这样在工作中才能做到说话有人听,干事有人应,才能使个人不断进步,事业不断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配置资源靠的是政府,靠的是计划。当年,二轻厅(局)一般是不被人们看好的部门。二轻行业论所有制,90%以上是集体企业;论规模,大都属中小企业;论影响力,远不如国营大企业。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极左”余毒还未肃清,全省二轻工业处于低谷,在困境中徘徊。面对这些困难,要想打开工作局面,干出成绩来,就必须摆正“有位”和“有为”的关系。在省二轻厅工作这段实践使我深刻体会到,要努力掌握用人、用政策、用典型、用气力的“四用”,才能真正把工作干好。用人就得识人、容人。用政策就得用好用足,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用典型就是以点带面。做到手中有典型,心中有全局。做好工作,为人民办实事,还要用气力,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我们经过对全行业发展现状的调查和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筛选出了一批投资少、见效快的好项目、大项目,1982年初,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张根生等3位领导同志带领我们到北京向轻工部领导汇报后,得到轻工部部长和有关司局长的重视和支持,一次就给了8700万元,很快就新上和扩建、改建11个项目,为全省二轻行业打翻身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点,领导者应该经常想事、拿事、担事,并力所能及地多干点实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要有创新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卖啥招呼啥,干啥爱啥,干啥都要拿出观点,整出路子,干出样子。 1981年我任省二轻局长时,由于当时 “极左”路线的影响尚未消除,人们思想禁锢较多,观念保守陈旧,个别企业还在搞“穷过渡”,仍在坚持“小集体一大集体一全民”的所谓“过渡公式”,曾一度使集体经济在困境中徘徊。二轻集体企业如何走出低谷?我和全局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在办二轻集体企业的指导思想上,多年来一直是盲目照搬国营模式,否认和抹煞了集体经济的固有特征:在分配上‘端铁饭碗’、‘吃大锅饭’,使一些职工养成了‘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矮子’的消极思想;而干部的终身制、委任制,压抑了一部分优秀人才的出现,有的群众形容某些集体企业领导班子的状况是‘木管铁、铁管木,啥也不会去织布,糊涂人管着成衣铺”’。在当时许多理论问题还不明晰,思想阻力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吉林省二轻工业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办好二轻工业,必须坚持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并强调:“二轻要办好,必须大划小;行业宜专不宜杂,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这些观点和思路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1981年9月1日,于克省长在通化市亲自主持召开了全省二轻工作会议。随后,我们制定了比较符合当时省情、符合集体经济实际的《关于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通称“二十五条”),省委、省政府还就贯彻落实这个《暂行规定》于1981年10月10日发了通知(吉发[1981]47号)。通知中说:“这个文件,是根据我省当前二轻工业存在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的若干重要规定。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市、地、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重视这个文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学习和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然后组织力量搞好试点。总结经验,迅速落实。在具体执行中,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责,协同动作。并望你们将贯彻落实的情况、试点中取得的经验以及出现的问题,于年底以前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二十五条”,说出了多少人想说又不敢说或说不明白的话。提出了多少人想提而又不敢提的建议。这在当时起到了拨乱反正,落实集体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受到二轻集体企业职工的普遍欢迎,被称为“救命的文件”。它纠正了二轻集体企业多年摆大架子、铺大摊子、搞大流水的错误做法,遏制了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盲目追求“二国营”、“升级转制”的势头。 为贯彻落实“二十五条”,1982年我们组成几个工作组,深入到金省各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观点、有措施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吉林、通化二轻工业生产情况的调查”和“关于柳河机械厂开创生产新局面的调查”报送省委、省政府后,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省委书记王大任、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赵修和副省长董昕等同志都做了重要批示。特别是王大任同志、赵修同志和董听同志的批示十分明确具体。王大任同志批示:“这两个调查很好。第一个除最后一条建议外,可登党刊(如发点言论更好――按语也行);第二个可推荐吉林日报,抓住要害整顿,把职工志气鼓起来,只花两万元,就救活一个厂。实在是个好经验。”赵修同志批示:“二轻的这个材料很好,对办集体企业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明确。集体企业坚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门市部、班组、车间核算,单位小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楚,坚持多劳多得,超额计件等办法(便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干部要民主选举,少搞脱产干部,在本单位工人中产生,不要从外面往进调干部去管工人。这样能上能下,克服集体企业官办、依赖思想。公司或厂机构也不能太大,机构大了吃集体,就会影响群众积极性。此材料可通报下去,也可登报。”董昕同志批示:“此件甚好。这个报告抓到二轻工业发展的点子上了,所提措施拟予同意,建议省委或省政府批转全省。典型材料――柳河机械厂开创生产新局面的调查,可刊吉林日报头版头条,并配以言论,请酌定。”1982年9月27日和11月30日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与思考》连续两期加了编者按,全文发表了省二轻厅和我个人署名的调查报告;1982年12月3日轻工业部《轻工调研》全文转发了我写的《解放思想,落实政策,努力开创二轻工业新局面》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中说:“高文同志的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吉林省二轻工业的形势,提出了把二轻工业生产搞活,开创二轻工业新局面的一些意见,值得一读。”由于省委、省政府和轻工部的重视和支持,通过政策推动,措施着实,典型引路,全省二轻工业从此由被动变主动,由亏损变盈利,开创了新局面,做出了新贡献。 第三点,我愿为集体经济和联社“鼓与呼”。在与手工业联社相伴的30年间,我写的与二轻、集体经济有关的文章不下30篇。2002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工作是愉快的》。书中的第一部分“经济漫谈”共收录16篇文章。其中有7篇是写集体经济和联社的,并且大都是1983年调省政府任职后写的。人们常讲,在其位,谋其政。我是不在其位了,还忘不掉、离不开对二轻集体经济的感情。凡是联社有事找到我,我就积极帮着办:联社有会通知我,我就准时到会。不管是大会小会,让我讲我就讲,敞开心扉和大家一起沟通思想,交换看法,以求共识。 2004年初,吉林省政府机构改革时,我为联社机构定位、人员编制等问题给省领导写信汇报,引起了省里重视,使吉林省联社有了很好的定位。同年4月,我写了一篇题为《发挥联社作用壮大集体经济》的文章,同时给省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50多年是在吉林省委、省政府机关从事经济工作的。我虽已离开二轻联社20多年了,但与联社工作和对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是感情没变、关系未断。我建议大家都来维护和恪守联社存在的法律依据;正确评价联社功不可没的历史;宣传联社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总社领导和《中国集体经济》、《经济视角》杂志高度重视,并将该文连同我给省领导写的信全文转载。省政府办公厅[2004]6号参阅文件全文转发了我这篇文章,并加了有份量的按语。 2004年5月,《巷报》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并以《手工业合作联社:一支不容忽视的改革力量》为题刊发了访谈录。当时我讲,市场经济还需要不需要我们?事实是,需要。而且非常需要。手工机械化的产品有时要比大型机械化生产更有魅力,而且既养人又可能多赚钱。手工业合作联社要完成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然后是自我更新。全民实现小康,手工业联社也如同其他部门一样: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能自强必受重视,有作为必得支持,有贡献必有地位。2007年3月,在吉林省联社召开的七届二次理事会议上,我作了即席讲话:“联社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不要抱着过去的老框框不放,总拿老皇历说话。联社(二轻)要有针对性的找出差距。在工作中要干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成绩,跟上全省经济发展的步伐,创出知名度来。” 联社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我想再说几句。 一是正确理解贯彻党和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这为集体经济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方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者不能对立起来。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能用其中的一个代替另一个。各种所有制经济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各级联社工作者对此要正确理解,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地加以贯彻执行。 二是联社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和优势。联社的传统和优势就是“联”。各级联社要继续围绕“联”字做文章,举“联”字旗,打“联”字牌。要坚持“手拉手一起干”的互助合作和共同致富的方向,积极开拓就业门路,创造就业岗位,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振兴吉林经济做出积极努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联社还可以为一些带有公有制特征、合作经济特征的社团或企业提供服务,使这些企业在政策、融资、税收等方面能享受到与其他企业的同等待遇,增强联社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要深化联社改革,大力拓展成员单位,增强经济实力,扩大影响力。 三是以《物权法》为武器,维护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物权法》的实施,为维护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联社要珍惜自己现有的集体资产,加强管理,搞好运营,保值增值不流失,实现联社资产的效益最优化、最大化。 四是要保持联社机构的稳定。过去我们说的“有个庙”,就是联社要有机构、有牌子。联社是群众性经济组织,不同于政府机构,不能因为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影响联社机构的设置。各级联社工作者在这方面要多向党委请示、多向政府汇报、多与各部门、各单位协作配合。使人了解你、理解你、同情你、支持你,从而保证联社“有机构、有牌子、有队伍、有资产”,推动联社事业与时俱进地不断向前发展。 手工业论文:搭建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的舞台 具有浓郁西藏民俗风情的布达拉宫所孕育的藏文化已为世人瞩目,尤其是以唐卡、手工金银饰品、藏服饰(毡帽、皮革制品)、藏粑、酥油茶、青稞酒、牛头饰品与拂手(用牛尾加工制作而成的饰品)、七音石、藏玉佩和藏医药等为代表的西藏民族手工业产品其体现出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重要原因就是藏民族手工业产品为西藏人民集其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生活习俗和地理资源沉淀与融乳而形成的藏民族文化瑰宝,她是西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象征,今天凝集着这一罕见的历史文化沉积形成的西藏民族手工业,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凸现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 西藏自治区在和平解放50多年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全国有关省市支援和国家重点扶持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生态的原因,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还相当滞后,目前西藏自治区的民间投资比例仅占整个社会投资比例的7%左右(全国平均为54%,西部平均为45%)。其中手工业产品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在全自治区GDP中达到20%左右,而且这也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囿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产品的附加值很低,西藏自治区目前现有口岸5个(还计划开设1个),边境线长达1400多公里的地理优势,由于接壤尼泊尔、印度、锡金、不丹、缅甸,靠近世界著名的“黄金水道”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等等,这些不可多得的外部环境,都为西藏开展陆海空贸易和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大舞台。 二、是推进和提高农牧业富余劳动力转换与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西藏自然与资源的优越条件对发展手工业十分有利,如编织唐卡的劳动形式是密集型,投入的资金不多,也不需要条件严格的生产场地和较高的文化知识,加上农牧民“离土不离乡”,其原料羊毛又是西藏农牧业的主要产品,可以促进编纺工艺技术与高科研成果、现代美术艺术、产品销售网络的有效结合,这样不仅给藏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找到契机,同时又为众多农牧民农闲或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提高经济收入创造了机遇,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族手工业在民族地区的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将进一步推进外贸、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西藏自治区毗邻5个国家的边境,现在有口岸5个,连结欧亚大陆及水路,集印度、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石油燃料市场、电子软件市场等于一体,随着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善,西藏的外贸与交通运输地位和作用将日臻突出。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西藏自治区8000米以上的雪峰达15座(全世界有近40座),7000米以上的雪峰达200多座,世界著名的珠穆朗玛峰就座落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上;雪域高原上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纳木错湖(海拔4600米)和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大的湿地与草原;西藏山南地区有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著名的“冬宫”(雍布拉康)和“夏宫”(昌珠寺),有集佛、法、僧三教于一体的桑耶寺,拉萨的布达拉宫里展现的藏传佛教的历史,形成了西藏独特的寺庙文化大观;我国惟一没有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保持着原始生态状态,这里已成为人类探索和了解大自然的“宝地”。这里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雅鲁藏布江,也是地球上水资源最丰富和落差最大的内陆河流,这些奇妙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殊的地理环境,是西藏旅游业全面发展的独特优势。旅游学家和地理学家说:“西藏不愧为东方旅游圣地和资源宝库”。 四、是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桥梁 如藏医药,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的组成部分,有其特殊的药理和实践,经实践证明有着显著的医疗和保健的作用,因目前大多还是由农牧民在作坊里手工艺操作,因此也被列入手工业的范畴。随着藏药的流传,也逐步为人们所认可,将会走向世界。所以说手工业产品是没有国界的文化艺术交流鉴尝品,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展览品的大殿堂,通过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将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各民族和人民的沟通,增进各国各民族之间政府和人民的友谊,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和平的进程,起到促进政治平等、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人权、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五、促进艺术与经济、工业与农业、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全面融合 与周边众多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边贸活动日益频繁,国内改革开放和开发西部支援西藏的政策,都给西藏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如仅藏牦牛就可以延伸出的产品有牛肉、牛奶、牛皮制革、牛骨粉、牛头工艺品、牛血生物制剂、牛内脏下料肥料等等,给我们新时期的工业、农业,与高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经济与市场找到新的立体平台。尤其是今天的新西藏多年来由国家和地方投入了数千亿元的资金建立了航空、公路、铁路(青藏铁路正在建设之中)的交通枢纽、通信和电力设备,文化教育设施日趋齐全,面貌焕然一新,社会治安环境稳定,等等,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为建立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 目前,西藏自治区的手工业的作坊式或是小而全的小型企业比较多,大多数的手工业企业其成本高、污染大、工艺落后、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相对很低,所以要在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和集体所有制)、扩大“增量”(招商引资与技术改造)上做文章,要结合西藏自治区的实际,采取“公司+农户”的股份合作制办法,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把千家万户的农牧民组织起来,走出一条西藏发展手工业的新路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变粗放型经济为集约型经济,变扩张型发展为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和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系西藏山南地区经贸委主任、湖北省国资委第三批援藏干部)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综述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正日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重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以它的系统性、全面性、战略性、机制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已经逐渐演化成企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和途径。本文主要对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的内涵和基本框架等内容进行多维度阐述,以求加深对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 企业 预算管理 制度 全面预算管理(Master Budget)作为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企业管理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回顾管理会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和决策性管理会计阶段,它与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 上个世纪初期,随着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的形成,围绕着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在管理上要求实行完善的计算和监督需要,产生了以“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执行性管理会计理论;到了二十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企业管理面临许多新的变化。一方面,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经营日趋复杂,跨国公司大量涌现,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产生了现代公司制。由于人的“经济人”特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倾向,公司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面对新的条件和环境,对企业管理相应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使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更加具有灵活反应和高度的适应能力。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要求,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被以运筹学和行为科学为主体的现代管理科学所取代,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以“决策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要内容的决策性管理会计。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则以它的系统性、全面性、战略性、机制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已经逐渐演化成现代企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和途径。 本文以下内容主要对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作简要回顾,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内涵和基本框架等内容进行多维度阐述,以求深刻理解全面预算管理在企业治理和战略目标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全面预算管理的涵义和本质 企业预算是在预测和决策的基础上用数量、金额等形式对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经营和财务情况所作的详细规划与说明。而全面预算管理则是一种企业实施内部管理控制的比较有效的科学方法。2002年4月10日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将全面预算管理界定为:利用预算对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单位的各种财务及非财务资源进行分配、考核、控制,以便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根据安达信公司“全球最佳实务数据库”(Global Best Practice)中的定义:预算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来分配公司的财务、实物及人力等资源,以实现公司既定的战略目标。著名管理学教授戴维•奥利认为:全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 可见,全面预算管理是具有企业计划、协调、控制、激励、评价生产经营等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机制,是对公司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期并控制的管理行为及制度安排。要了解全面预算管理的本质,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预算不等于预测。预测是基础,预算是根据预测结果提出的对策性方案,是针对预测结果采用的一种预先的风险补救及防御系统。预测是预算的前提,没有预测就没有预算。有效的预算是企业防范风险的重要措施。 2、 全面预算不等于财务计划。从内容上看,全面预算是企业全方位的计划,财务计划只是企业预算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从预算形式上,预算可以是货币式的,也可以是实物式的,而财务计划则是以价值形态所表现的计划;从范围上,全面预算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系统,涉及企业各部门和不同科层;而财务计划的编制、执行主要由财务部门控制。 3、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管理机制。其根本在于通过预算来代替管理,使预算成为一种自动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单纯的管理手段。作为一种管理机制,预算管理一方面与市场机制相对接,以市场为起点。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管理组织和运行机制相对接,包括企业各组织权、责、利对等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离原则,以保证权力的制衡。 4、全面预算管理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和表格罗列,而是一种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的一套管理系统。企业健全的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体现。 5、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战略管理。企业预算管理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通过预算管理使企业的战略意图得以具体贯彻,长期与短期计划得以沟通与衔接。 二、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一种主要方法,它对于现代企业的成熟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8世纪,为了配合政府部门控制开支的需要,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现了预算管理方式。20世纪初,标准成本会计的出现为企业内部推行预算管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1921年美国颁布《预算与会计法案》,进一步扩大了预算控制思想的影响。1922年,美国著名学者麦金西的著作——《预算控制》出版,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实行科学的预算控制方面的问题。同年,在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第三次会议上,以“预算的编制和使用”为专题展开研究,从而掀起了1923年至1929年全美会计师与工程师协会协同研究预算控制问题的高潮。如今,预算控制已经成为西方企业管理的基本范畴,美国所有的大型公司都运用了这一方法。 在实践发展方面,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全面预算管理在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应用之后,这一方法很快成了大型现代企业的标准作业程序。从最初的计划、协调生产发展成为现在的兼具控制、激励、评价等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经营机制,从而处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优秀位置。80年代的一项对美国400家大型公司的调查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美国公司都运用了预算这一方法,比例占到了90%以上。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企业计划可谓由来已久,但这种计划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没有建立在预测与决策基础上,因而不属于全面预算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管理控制的目标从完成生产的品种、产量计划,逐渐转移到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上来,全面预算管理由此不断引起重视,并在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被放到企业经营机制和战略管理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在实践中被一些企业大力推行。2000年9月国家经贸委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明确提出了企业应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2001年4月,财政部的《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企业应当实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2002年4月,在财政部的《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应实行包括财务预算在内的全面预算管理。这些行政法规的颁布,标志着全面预算管理这一科学的管理理念已在我国得到广泛认同,并进入到规范和实施阶段。 2004年来自对广西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见表2):在各行业中,建筑业和制造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识较深刻,应用程度也较广泛,而房地产行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认同度最低;另外,其他调查数据还显示:就企业性质而言,民营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同度与应用程度均高于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就企业规模而言,企业集团对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解和实行优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比率最低。 可见,虽然全面预算管理近些年在我国企业中已得到不同程度地推行和发展,不少企业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益,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宝钢集团、中原油田石化集团、中国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五矿集团、山东华乐集团以及华润公司的6S管理体系[1]等。但是,要将这种先进的管理机制在企业中全面普及和实施仍需要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有更多的深刻了解。 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意义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预算管理是一种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通过企业内部各个管理层次的权利和责任安排,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来实施的管理机制安排。 2、有助于企业战略管理的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形式。 3、有助于现代财务管理方式的实现。实施预算管理,是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 4、有助于强化内部控制和提高管理效率。在企业实施分权管理条件下,全面预算管理既保证了企业内部目标的一致性,又有助于完善权力约束机制,已成为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5、有助于企业资源的整合。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有效地消除内部组织机构松散,实现各层级、各成员的有机整合。 四、全面预算管理的特征 全面预算管理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性。具体体现为全员性、全程性和全方位。全员性是指全面预算管理涉及公司各个部门,需要全员参与,共同完成,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体效益;全程性是指预算管理活动从编制、执行控制、考核分析、绩效评价及奖惩均渗透到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每个环节,表现为全过程的预算管理;全方位是指预算管理包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筹资预算和财务预算各个方面预算。 2、机制性。全面预算管理的根本点是要通过预算来强化内部管理,使预算成为一种管理上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临时性、分散性的管理手段。预算以市场为主导,全面考虑市场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预算管理是一种权力控制管理,是一种机制安排,权、责、利必须对等;预算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必须相互分立,以保证权力的制衡和系统的有序运转。 3、战略性。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性特征是指:其构建必须以公司战略为导向;符合战略要求的全面预算管理能对公司战略发展起到全方位的支持作用,是公司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规划。 4、系统性。具体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纵向系统性是指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考核和奖惩各环节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体系,上下环节紧密相连,共同形成预算的刚性;横向系统性是指各个部门的工作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某部门的预算目标未完成,会影响其他部门的预算执行,必须经过有权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批准。 5、科学性。与传统的公司计划相比,全面预算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主要表现为:基础资料充实、计算方法先进、执行过程高效。 6、整合性。全面预算管理的整合性体现在权责利的整合及管理的整合两方面。权责利的整合是全面建立公司内部各部门、各岗位的权责利体系,通过预算的分解,使各部门、各岗位都赋予责任目标和相应的权利、利益,并形成相互制约。管理的整合是指:预算是一种目标价值,通过预算体系建立以实现出资者目标价值为轴心的运动体系,把公司各种资源与现实价值联结起来,是一个统筹管理的指挥棒。 五、全面预算的编制内容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性的管理机制,它需要全员的参与,并且涉及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全面预算的编制内容一般包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筹资预算和财务预算四大类。从内容上看,四类预算并不孤立,而是具有系统性特征,各预算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完整而紧密的系统。经营预算、资本预算和筹资预算只反映某一方面业务的具体情况,最终都将以货币形式集中反映在财务预算中。所以它们被称为分预算,是编制财务预算的基础;财务预算又称为总预算,它们是各项业务预算的综合结果。 六、全面预算的管理框架 全面预算管理框架是组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所必需的组织、方法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该框架的构建包括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经营指标体系、行为规范与标准体系和考评与奖惩体系四大部分。这四大体系互为并列,相互联系,涵盖了全面预算管理的各个方面,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进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诠释。下面就构成全面预算管理框架四大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一简要阐述: 1、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包括预算预测方法、预算编制方法、预算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及预算考评方法几方面。建立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是为了使全面预算管理在编制、实施、分析、考评等各个阶段均有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将现有的各种先进管理预测方法与全面预算管理相结合,充实现有的全面预算管理理论与方法。 2、全面预算管理经营指标体系 经营指标体系是为保证全面预算管理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设计的由各类预算具体的支撑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为保证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实施、考核评价的实现,根据总体目标的要求,对各类预算必须建立反映各项指标的具体经营指标以及各个指标之间的钩稽关系。包括:各类预算总体目标体系建立;经营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投资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筹资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财务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预算表格体系建立;各个指标以及表格勾稽关系的建立等。 3、全面预算管理行为规范与标准体系 行为规范与标准体系是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该体系的建立,为确保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顺利实施,加强全面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加强对预算管理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提供了有力参考依据和标准。全面预算管理行为与标准体系的建立,不但规定了全面预算管理的管理流程,确保预算编制按照统一的程序进行;而且需要建立公司上下统一的定额和标准,确保全面预算编制有据可循;另外,通过对全面预算的管理进行逐步规范和提高,最终真正起到优化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的作用。 全面预算管理行为规范包括预算编制的行为规范、预算审批的行为规范、预算执行与监控行为规范、预算调整行为规范和预算考核行为规范等内容。 标准体系是指定额和标准的制定。包括定额标准、内部市场价格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其中,定额包括成本定额、费用定额、工资定额、物资定额、电力消耗定额及劳动定额等;内部市场价格标准包括内部产品价格和内部劳务及服务价格。其他相关标准包括经营指标标准、安全标准等。 4、全面预算管理考评奖惩体系 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业绩评价与奖惩体系,对提高公司经营活动的执行力和控制力,增强优秀竞争力,支持和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全面预算管理考评奖惩体系应遵循公平、公开、可控、分级考评、总体优化和风险收益匹配等原则。具体内容包括考评组织和考评奖惩体系。考评奖惩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考评依据和考评对象、考评程序、考核评价方式、考评指标体系等。 七、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主要有两点:一是统一思想、营造全员参与的内部环境。预算管理是一种涉及企业组织各个层面的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需要企业上下统一思想和认识,密切配合。其中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参与最为重要,否则,预算管理很难取得预期效果;二是做好基础工作,严格贯彻预算要求。预算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预算管理要求的基础工作包括岗位责任制的建立、生产技术标准和内部核算体系的完善等。同时,企业在各项经营活动中,要严格按照预算的各项具体要求去实施,做好跟踪和控制,信息反馈和监督等工作。 总之,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科学方法,正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加深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内涵、框架体系等基本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试析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论文摘要】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对未来整体经营规划的总体安排,帮助管理者进行计划、协调、控制和业绩评价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工具。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就是预算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企业管理;全面预算;经营目标 全面预算管理是指企业为了实现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对预定期内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通过预算的方式进行合理的规划、预计、测算和描述,并以预算为标准,对其执行过程与结果进行计量、控制、调整、核算、分析、报告、考评和奖惩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 全面预算是企业对未来某一特定期间如何取得资源和使用资源的一种详细计划,预算管理是企业对未来整体经营规划的总体安排,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工具。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成功企业多年积累的经验之一,对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未来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预算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促进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化,提高企业综合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对有限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方面的配置预先做出合理的规划,把涉及企业目标利润的经济活动连接在一起,使影响目标利润实现的各因素都发挥出最大潜能,避免因出现”瓶颈”现象而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是企业管理者所必须考虑的。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确定目标利润时,必须把握市场动向,着眼企业全局,科学地进行预测,选出一种最佳的预算方案,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合理地挖掘现有资源潜力,更进一步地提高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 2.明确企业经营目标,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通过预算将企业的总体奋斗目标分解到各职能部、室并细化到每一位员工,这些目标就成为他们在特定期间的具体工作目标。使全体员工(包括高层领导者)都明确自己在特定时间的工作、收入等各方面应达到的水平和努力的方向,了解把握本部门的经济活动与整个企业期望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关系,促使职工想方设法从各自的角度为完成企业的目标利润而努力工作。 3.使各部门的经济活动协调一致。 全面预算的过程,就是明确任务、发现问题、协调努力、不断改进的过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组织机构也会变得庞大复杂,这些组织机构的业务内容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目标利润的实现。目标利润是管理过程中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统帅着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通过企业预算,各部门、单位可经常对比、分析自身业务活动与各自奋斗目标的差距、与企业总体目标的差距,看到自己部门的活动与其他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充分估计可能产生的障碍和阻力及薄弱环节等,以便区别轻重缓急,从而达到经济活动的协调一致。 4.正确评价各部门的工作效绩。 在以目标利润为导向的企业预算管理执行过程中,目标利润及由此分解的各个分预算目标是考核各部门工作业绩的主要依据,通过实际与预算的比较,便于对各部门及每位员工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评价,以此为依据进行奖惩和人事任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种考核评价方法,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环境多变的情况下,本期实际与上期实际相对比的方法,较为科学合理。同时,利润指标还可作为企业领导经营业绩的评定标准。 二、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控制手段和优化企业管理的方法。要取得好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设立专门组织机构,健全预算管理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的综合管理制度,涉及各个管理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安排,因此预算管理需要设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总预算的协调和控制一般是由常设的预算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通常由企业的最高决策层授权成立,成员一般由企业总经理和分管生产、财务和营销的副总组成,原则上企业的任何一项预算都应经过预算委员会的审批。预算管理委员会通过协调各权责中心的预算安排以及监控预算过程,对预算执行的成果进行记录和计量,并根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罚,从而保证预算目标的实现。为保障预算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维护和健全预算管理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2.确定科学可行的预算目标。 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是战略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的过程,全面预算编制的起点应是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计划,企业应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来决定需要的资源种类和数量。预算的目标、内容及模式能够反映出企业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重点。为使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在制订预算目标时,应充分体现出企业战略目标。一般情况下,为了尽快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企业高层通常倾向于较为紧缩的预算,然而紧缩的预算却容易挫伤员工的积极性;为了实现业绩目标,基层部门倾向于较宽松的预算,但宽松的预算与企业战略目标又不相符。因此企业在制定目标时,一定要有一个标准。预算目标的标准一般分为外部市场标准和企业内部标准两种;外部市场标准偏向于市场的竞争要求,而企业内部标准偏重于客观实际。通常,外部标准优于内部标准。但是,当内部标准优于外部标准时,企业就应继续优化内部标准,使企业目标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得到保障。 3.预算编制应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 全面预算的编制应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应由高层提出企业总目标和部门分目标,然后由各基层单位制订本单位的预算方案,再呈报分部门,由分部门根据汇总上来的资料编制本部门的预算草案,呈报预算委员会,由预算委员会根据各分部门的预算草案编制企业的预算方案。然后再反馈到各部门征求意见,最终经企业领导审批后,成为正式预算,再由各部门执行。预算编制程序采取这种上下不断沟通的方式,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预算目标的落实,使企业能够快速制订出符合企业整体利益的预算,有利于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 4.预算编制内容应突出重点。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财务预算、经营预算以及特种决策预算三大类。财务预算是对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状况的安排;经营预算是对企业经营业务编制的各种预算,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预算;特种预算则是指企业临时编制的一次性预算。其中财务预算和经营预算是全面预算的主要内容,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的企业预算编制的重点也是不同的,但预算内容应该完整。 财务预算编制内容应以现金流量、收入以及成本费用为重点。现金流量预算保证了企业在预算期内全部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资本性支出项目的预算管理,应遵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同时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加以考虑,若资本预算负债风险过大或没有资金来源,则应放弃这项资本预算。收入预算在市场调查与预测和企业在预算期的经营活动计划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全面预算管理的中枢环节。成本费用影响着企业经济效益,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的控制能够反映出企业管理的水平。 5.加强对预算执行的考核与总结。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牵扯人员多的系统工程,为了确保预算指标的完成,应制订严格的预算考核办法。而为了激发预算责任主体的积极性,完成预算目标,还应设计科学合理、目标明确以及权责分明的考核指标体系,要加大考核力度和奖罚幅度。在考核过程中,应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并抓住机会,不断完善企业价值链,优化全面预算管理。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综述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正日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重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全面预算管理模式以它的系统性、全面性、战略性、机制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已经逐渐演化成企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和途径。本文主要对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的内涵和基本框架等内容进行多维度阐述,以求加深对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 企业 预算管理 制度 全面预算管理(Master Budget)作为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企业管理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回顾管理会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和决策性管理会计阶段,它与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 上个世纪初期,随着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的形成,围绕着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在管理上要求实行完善的计算和监督需要,产生了以“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执行性管理会计理论;到了二十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企业管理面临许多新的变化。一方面,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经营日趋复杂,跨国公司大量涌现,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产生了现代公司制。由于人的“经济人”特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倾向,公司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面对新的条件和环境,对企业管理相应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使内部管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更加具有灵活反应和高度的适应能力。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要求,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被以运筹学和行为科学为主体的现代管理科学所取代,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以“决策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要内容的决策性管理会计。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则以它的系统性、全面性、战略性、机制性和整合性等特征,已经逐渐演化成现代企业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和途径。 本文以下内容主要对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作简要回顾,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内涵和基本框架等内容进行多维度阐述,以求深刻理解全面预算管理在企业治理和战略目标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全面预算管理的涵义和本质 企业预算是在预测和决策的基础上用数量、金额等形式对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经营和财务情况所作的详细规划与说明。而全面预算管理则是一种企业实施内部管理控制的比较有效的科学方法。2002年4月10日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将全面预算管理界定为:利用预算对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单位的各种财务及非财务资源进行分配、考核、控制,以便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成既定的经营目标。根据安达信公司“全球最佳实务数据库”(Global Best Practice)中的定义:预算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用来分配公司的财务、实物及人力等资源,以实现公司既定的战略目标。著名管理学教授戴维•奥利认为:全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 可见,全面预算管理是具有企业计划、协调、控制、激励、评价生产经营等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机制,是对公司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期并控制的管理行为及制度安排。要了解全面预算管理的本质,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预算不等于预测。预测是基础,预算是根据预测结果提出的对策性方案,是针对预测结果采用的一种预先的风险补救及防御系统。预测是预算的前提,没有预测就没有预算。有效的预算是企业防范风险的重要措施。 2、 全面预算不等于财务计划。从内容上看,全面预算是企业全方位的计划,财务计划只是企业预算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从预算形式上,预算可以是货币式的,也可以是实物式的,而财务计划则是以价值形态所表现的计划;从范围上,全面预算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系统,涉及企业各部门和不同科层;而财务计划的编制、执行主要由财务部门控制。 3、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管理机制。其根本在于通过预算来代替管理,使预算成为一种自动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单纯的管理手段。作为一种管理机制,预算管理一方面与市场机制相对接,以市场为起点。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管理组织和运行机制相对接,包括企业各组织权、责、利对等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离原则,以保证权力的制衡。 4、全面预算管理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和表格罗列,而是一种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的一套管理系统。企业健全的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具体体现。 5、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战略管理。企业预算管理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通过预算管理使企业的战略意图得以具体贯彻,长期与短期计划得以沟通与衔接。 二、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一种主要方法,它对于现代企业的成熟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8世纪,为了配合政府部门控制开支的需要,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现了预算管理方式。20世纪初,标准成本会计的出现为企业内部推行预算管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1921年美国颁布《预算与会计法案》,进一步扩大了预算控制思想的影响。1922年,美国著名学者麦金西的著作——《预算控制》出版,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实行科学的预算控制方面的问题。同年,在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第三次会议上,以“预算的编制和使用”为专题展开研究,从而掀起了1923年至1929年全美会计师与工程师协会协同研究预算控制问题的高潮。如今,预算控制已经成为西方企业管理的基本范畴,美国所有的大型公司都运用了这一方法。 在实践发展方面,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全面预算管理在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应用之后,这一方法很快成了大型现代企业的标准作业程序。从最初的计划、协调生产发展成为现在的兼具控制、激励、评价等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经营机制,从而处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优秀位置。80年代的一项对美国400家大型公司的调查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美国公司都运用了预算这一方法,比例占到了90%以上。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企业计划可谓由来已久,但这种计划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没有建立在预测与决策基础上,因而不属于全面预算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管理控制的目标从完成生产的品种、产量计划,逐渐转移到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上来,全面预算管理由此不断引起重视,并在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被放到企业经营机制和战略管理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在实践中被一些企业大力推行。2000年9月国家经贸委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明确提出了企业应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2001年4月,财政部的《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企业应当实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2002年4月,在财政部的《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应实行包括财务预算在内的全面预算管理。这些行政法规的颁布,标志着全面预算管理这一科学的管理理念已在我国得到广泛认同,并进入到规范和实施阶段。 2004年来自对广西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见表2):在各行业中,建筑业和制造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识较深刻,应用程度也较广泛,而房地产行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认同度最低;另外,其他调查数据还显示:就企业性质而言,民营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认同度与应用程度均高于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就企业规模而言,企业集团对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解和实行优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比率最低。 可见,虽然全面预算管理近些年在我国企业中已得到不同程度地推行和发展,不少企业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益,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宝钢集团、中原油田石化集团、中国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五矿集团、山东华乐集团以及华润公司的6S管理体系[1]等。但是,要将这种先进的管理机制在企业中全面普及和实施仍需要企业对全面预算管理有更多的深刻了解。 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意义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预算管理是一种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通过企业内部各个管理层次的权利和责任安排,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来实施的管理机制安排。 2、有助于企业战略管理的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形式。 3、有助于现代财务管理方式的实现。实施预算管理,是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 4、有助于强化内部控制和提高管理效率。在企业实施分权管理条件下,全面预算管理既保证了企业内部目标的一致性,又有助于完善权力约束机制,已成为内部控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5、有助于企业资源的整合。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有效地消除内部组织机构松散,实现各层级、各成员的有机整合。 四、全面预算管理的特征 全面预算管理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性。具体体现为全员性、全程性和全方位。全员性是指全面预算管理涉及公司各个部门,需要全员参与,共同完成,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体效益;全程性是指预算管理活动从编制、执行控制、考核分析、绩效评价及奖惩均渗透到公司经营活动中的每个环节,表现为全过程的预算管理;全方位是指预算管理包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筹资预算和财务预算各个方面预算。 2、机制性。全面预算管理的根本点是要通过预算来强化内部管理,使预算成为一种管理上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临时性、分散性的管理手段。预算以市场为主导,全面考虑市场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预算管理是一种权力控制管理,是一种机制安排,权、责、利必须对等;预算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必须相互分立,以保证权力的制衡和系统的有序运转。 3、战略性。全面预算管理的战略性特征是指:其构建必须以公司战略为导向;符合战略要求的全面预算管理能对公司战略发展起到全方位的支持作用,是公司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规划。 4、系统性。具体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纵向系统性是指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考核和奖惩各环节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体系,上下环节紧密相连,共同形成预算的刚性;横向系统性是指各个部门的工作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某部门的预算目标未完成,会影响其他部门的预算执行,必须经过有权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批准。 5、科学性。与传统的公司计划相比,全面预算建立在更科学的基础上,主要表现为:基础资料充实、计算方法先进、执行过程高效。 6、整合性。全面预算管理的整合性体现在权责利的整合及管理的整合两方面。权责利的整合是全面建立公司内部各部门、各岗位的权责利体系,通过预算的分解,使各部门、各岗位都赋予责任目标和相应的权利、利益,并形成相互制约。管理的整合是指:预算是一种目标价值,通过预算体系建立以实现出资者目标价值为轴心的运动体系,把公司各种资源与现实价值联结起来,是一个统筹管理的指挥棒。 五、全面预算的编制内容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性的管理机制,它需要全员的参与,并且涉及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全面预算的编制内容一般包括经营预算、资本预算、筹资预算和财务预算四大类。从内容上看,四类预算并不孤立,而是具有系统性特征,各预算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完整而紧密的系统。经营预算、资本预算和筹资预算只反映某一方面业务的具体情况,最终都将以货币形式集中反映在财务预算中。所以它们被称为分预算,是编制财务预算的基础;财务预算又称为总预算,它们是各项业务预算的综合结果。 六、全面预算的管理框架 全面预算管理框架是组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所必需的组织、方法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该框架的构建包括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经营指标体系、行为规范与标准体系和考评与奖惩体系四大部分。这四大体系互为并列,相互联系,涵盖了全面预算管理的各个方面,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进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诠释。下面就构成全面预算管理框架四大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一简要阐述: 1、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包括预算预测方法、预算编制方法、预算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及预算考评方法几方面。建立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体系是为了使全面预算管理在编制、实施、分析、考评等各个阶段均有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将现有的各种先进管理预测方法与全面预算管理相结合,充实现有的全面预算管理理论与方法。 2、全面预算管理经营指标体系 经营指标体系是为保证全面预算管理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设计的由各类预算具体的支撑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为保证全面预算管理的编制、实施、考核评价的实现,根据总体目标的要求,对各类预算必须建立反映各项指标的具体经营指标以及各个指标之间的钩稽关系。包括:各类预算总体目标体系建立;经营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投资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筹资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财务预算经营指标体系设计;预算表格体系建立;各个指标以及表格勾稽关系的建立等。 3、全面预算管理行为规范与标准体系 行为规范与标准体系是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该体系的建立,为确保公司全面预算管理的顺利实施,加强全面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加强对预算管理各个环节的有效控制提供了有力参考依据和标准。全面预算管理行为与标准体系的建立,不但规定了全面预算管理的管理流程,确保预算编制按照统一的程序进行;而且需要建立公司上下统一的定额和标准,确保全面预算编制有据可循;另外,通过对全面预算的管理进行逐步规范和提高,最终真正起到优化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的作用。 全面预算管理行为规范包括预算编制的行为规范、预算审批的行为规范、预算执行与监控行为规范、预算调整行为规范和预算考核行为规范等内容。 标准体系是指定额和标准的制定。包括定额标准、内部市场价格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其中,定额包括成本定额、费用定额、工资定额、物资定额、电力消耗定额及劳动定额等;内部市场价格标准包括内部产品价格和内部劳务及服务价格。其他相关标准包括经营指标标准、安全标准等。 4、全面预算管理考评奖惩体系 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业绩评价与奖惩体系,对提高公司经营活动的执行力和控制力,增强优秀竞争力,支持和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全面预算管理考评奖惩体系应遵循公平、公开、可控、分级考评、总体优化和风险收益匹配等原则。具体内容包括考评组织和考评奖惩体系。考评奖惩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考评依据和考评对象、考评程序、考核评价方式、考评指标体系等。 七、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主要有两点:一是统一思想、营造全员参与的内部环境。预算管理是一种涉及企业组织各个层面的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需要企业上下统一思想和认识,密切配合。其中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参与最为重要,否则,预算管理很难取得预期效果;二是做好基础工作,严格贯彻预算要求。预算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预算管理要求的基础工作包括岗位责任制的建立、生产技术标准和内部核算体系的完善等。同时,企业在各项经营活动中,要严格按照预算的各项具体要求去实施,做好跟踪和控制,信息反馈和监督等工作。 总之,全面预算管理作为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科学方法,正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加深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内涵、框架体系等基本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对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试析企业全面预算管理 【论文摘要】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对未来整体经营规划的总体安排,帮助管理者进行计划、协调、控制和业绩评价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工具。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就是预算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企业管理;全面预算;经营目标 全面预算管理是指企业为了实现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对预定期内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通过预算的方式进行合理的规划、预计、测算和描述,并以预算为标准,对其执行过程与结果进行计量、控制、调整、核算、分析、报告、考评和奖惩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 全面预算是企业对未来某一特定期间如何取得资源和使用资源的一种详细计划,预算管理是企业对未来整体经营规划的总体安排,是一项重要的管理工具。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成功企业多年积累的经验之一,对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未来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预算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促进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化,提高企业综合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对有限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方面的配置预先做出合理的规划,把涉及企业目标利润的经济活动连接在一起,使影响目标利润实现的各因素都发挥出最大潜能,避免因出现”瓶颈”现象而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是企业管理者所必须考虑的。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确定目标利润时,必须把握市场动向,着眼企业全局,科学地进行预测,选出一种最佳的预算方案,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合理地挖掘现有资源潜力,更进一步地提高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 2.明确企业经营目标,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通过预算将企业的总体奋斗目标分解到各职能部、室并细化到每一位员工,这些目标就成为他们在特定期间的具体工作目标。使全体员工(包括高层领导者)都明确自己在特定时间的工作、收入等各方面应达到的水平和努力的方向,了解把握本部门的经济活动与整个企业期望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关系,促使职工想方设法从各自的角度为完成企业的目标利润而努力工作。 3.使各部门的经济活动协调一致。 全面预算的过程,就是明确任务、发现问题、协调努力、不断改进的过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组织机构也会变得庞大复杂,这些组织机构的业务内容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目标利润的实现。目标利润是管理过程中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统帅着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通过企业预算,各部门、单位可经常对比、分析自身业务活动与各自奋斗目标的差距、与企业总体目标的差距,看到自己部门的活动与其他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充分估计可能产生的障碍和阻力及薄弱环节等,以便区别轻重缓急,从而达到经济活动的协调一致。 4.正确评价各部门的工作效绩。 在以目标利润为导向的企业预算管理执行过程中,目标利润及由此分解的各个分预算目标是考核各部门工作业绩的主要依据,通过实际与预算的比较,便于对各部门及每位员工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评价,以此为依据进行奖惩和人事任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种考核评价方法,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环境多变的情况下,本期实际与上期实际相对比的方法,较为科学合理。同时,利润指标还可作为企业领导经营业绩的评定标准。 二、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控制手段和优化企业管理的方法。要取得好的效果,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设立专门组织机构,健全预算管理体系。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的综合管理制度,涉及各个管理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安排,因此预算管理需要设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总预算的协调和控制一般是由常设的预算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通常由企业的最高决策层授权成立,成员一般由企业总经理和分管生产、财务和营销的副总组成,原则上企业的任何一项预算都应经过预算委员会的审批。预算管理委员会通过协调各权责中心的预算安排以及监控预算过程,对预算执行的成果进行记录和计量,并根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罚,从而保证预算目标的实现。为保障预算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维护和健全预算管理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2.确定科学可行的预算目标。 全面预算管理的过程,是战略目标分解、实施、控制和实现的过程,全面预算编制的起点应是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计划,企业应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来决定需要的资源种类和数量。预算的目标、内容及模式能够反映出企业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重点。为使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在制订预算目标时,应充分体现出企业战略目标。一般情况下,为了尽快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企业高层通常倾向于较为紧缩的预算,然而紧缩的预算却容易挫伤员工的积极性;为了实现业绩目标,基层部门倾向于较宽松的预算,但宽松的预算与企业战略目标又不相符。因此企业在制定目标时,一定要有一个标准。预算目标的标准一般分为外部市场标准和企业内部标准两种;外部市场标准偏向于市场的竞争要求,而企业内部标准偏重于客观实际。通常,外部标准优于内部标准。但是,当内部标准优于外部标准时,企业就应继续优化内部标准,使企业目标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得到保障。 3.预算编制应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 全面预算的编制应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应由高层提出企业总目标和部门分目标,然后由各基层单位制订本单位的预算方案,再呈报分部门,由分部门根据汇总上来的资料编制本部门的预算草案,呈报预算委员会,由预算委员会根据各分部门的预算草案编制企业的预算方案。然后再反馈到各部门征求意见,最终经企业领导审批后,成为正式预算,再由各部门执行。预算编制程序采取这种上下不断沟通的方式,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预算目标的落实,使企业能够快速制订出符合企业整体利益的预算,有利于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 4.预算编制内容应突出重点。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财务预算、经营预算以及特种决策预算三大类。财务预算是对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状况的安排;经营预算是对企业经营业务编制的各种预算,主要包括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的预算;特种预算则是指企业临时编制的一次性预算。其中财务预算和经营预算是全面预算的主要内容,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的企业预算编制的重点也是不同的,但预算内容应该完整。 财务预算编制内容应以现金流量、收入以及成本费用为重点。现金流量预算保证了企业在预算期内全部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对资本性支出项目的预算管理,应遵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同时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加以考虑,若资本预算负债风险过大或没有资金来源,则应放弃这项资本预算。收入预算在市场调查与预测和企业在预算期的经营活动计划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全面预算管理的中枢环节。成本费用影响着企业经济效益,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的控制能够反映出企业管理的水平。 5.加强对预算执行的考核与总结。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牵扯人员多的系统工程,为了确保预算指标的完成,应制订严格的预算考核办法。而为了激发预算责任主体的积极性,完成预算目标,还应设计科学合理、目标明确以及权责分明的考核指标体系,要加大考核力度和奖罚幅度。在考核过程中,应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寻找并抓住机会,不断完善企业价值链,优化全面预算管理。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刍议 摘要: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实践中,由于存在一些误区和困惑,影响了其有效性的发挥。本文总结了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全面预算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 全面预算管理 问题 对策 一、加强对开展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 (一)企业开展全面预算管理是国资委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取得资产收益的重要措施 国家向其出资兴办的企业收取资本收益是法律赋予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国有企业向出资人上缴资产收益也是依法行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行使政府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家出资兴办的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并不是具体体现在参与企业经营上,而是体现在对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上。国资委靠什么来保证国有资本的收益收缴?靠什么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我认为只有靠对企业所拥有的国有资产的控制力。在企业中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就是保证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力的重要措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支持国有企业改制,采取了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包括多年未向企业收缴国有资本收益,致使我们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好像企业对外投资,就必须要收取回报,而一提国有企业应向国家上缴收益,就不能接受,就要强调客观,就要找出各种理由拒绝上交。实施预算管理,就是要保证让出资人了解和掌握所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保证收益的收缴;让企业建立起“谁出资,谁受益”的观念,履行向出资人上缴收益的法律职责,自觉接受出资人的管理。 (二)政府借助于全面预算实现对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并将对企业实行预算管理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投资方向,调整本地区产业布局,加强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有效手段 在国有企业中,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也是企业内部管理的必然需要。对企业集团来说,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预算也有利于实现对二级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的监控,防止出现所属企业违法违纪,违反财务会计制度,发生诸如截留收人,偷逃税款,虚列成本,调节利润的现象和草率决策造成的乱投资、高风险、资产流失等问题,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健康发展,资产安全,合理收益。 (三)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有利于企业集团内部加强管理,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机制,通过预算管理将企业在经营生产过程中所有的收人及支出都控制在事先约定的目标之内,如有预算外、超预算事项的发生,必须提出充分、合理的理由,经集团预算管理部门审查并依预算外事项的重要程度,报集团公司领导或国资委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执行。通过预算管理还有利于企业加强在资金管理方面的自我约束能力,增强企业创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管理忽视了对市场的调研与预测 目前,多数企业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总是脱离实际,凭空想象。忽视了对市场的调研与预测,导致企业的预算指标与统计,财务等部门的财务指标不一致,预算指标体系不能使经济管理部门接受。无法在企业中展开实施,形同虚设。 (二)预算目标缺乏战略导向性 企业的预算缺乏企业战略的明确指导。在没有企业战略的环境下搞预算管理,就会重视短期活动,忽视长期目标,使短期的预算指标与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不相适应;预算与作为预算动因的非财务指标相互脱节,从而使预算徒有虚名;由于缺乏企业整体战略思想,企业的下属机构易形成各自为政,互相扯皮、互相掣肘的不协调现象,这一点在集团公司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预算管理与企业的经济活动脱节 多数国有企业在编制预算管理时以历史经济指标与过去的事项为基础,却很少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评估和预测分析,造成预算管理与企业的经济活动脱节,脱离实际,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与客观性,导致预算编制失效。 (四)预算管理权责不明确 预算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这种弹性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预算将失去控制作用。有的企业预算缺乏这种弹性或者弹性过大,就会产生预算松弛;有的企业对预算编制和调整的权利不进行划分与制衡,尤其是对预算调整权力不加以限制,使得超预算或无预算的项目由于预算调整权的滥用而照样开展,因此使得预算对实际行为的控制作用严重受损,使得预算管理效果不好。 (五)预算执行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 目前,多数企业的考核落实不到位,严重影响了企业预算目标的实现。在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中,由于企业规定对被考核单位或责任人要严格按考核结果对其进行绩效奖惩,这时被考核单位或责任人往往过多强调客观因素对企业活动绩效的影响,而回避了主观因素。另外,考核方在考核过程中,考核人总是带感情色彩去对待被考核人,或者不能完全按考核激励制度执行,严重影响了绩效考核的公正性,打击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考核工作流于形式。 三、完善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改进措施 (一)加强预算编制市场调研与预测 企业要重视预算编制的市场调研与预测,以未来经济活动事项的市场调研与预测为基础编制企业的预算。提高企业的领导全面预算管理的意识,加强沟通与协调。企业领导必须做的事情有:一是决定预算水平,二是阅读反馈报告,三是发生差异并有必要调整时采取矫正行动。 (二)的预算目标 强调财务预算指标的重要性,通过财务、顾客、内部作业、创新与学习四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影响的方面的预算考评来沟通战略目标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关系,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均衡。 (三)更新预算编制方法 我国实际工作中采用的预算编制方法是以增量预算或减量预算为主。这种预算方法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简便、可操作性强。但是,它以历史数据与过去的事项为编制基础,容易造成预算的不足,甚至是资源浪费。而采用零基预算能对各个业务项目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逐个进行估算,并说明其经济效果,在此基础上,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性质,分配预算经费,确定各费用项目的预算数,进而编制费用预算。 (四)改变确定预算基础的方法 将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提高企业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目前我国一些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预算盈余”的问题。预算盈余是指参与预算编制的人员出于个人或部门利益,在编制预算时上报不真实、留有很大余地的数据,以便能较为容易地完成预算以获得奖励的一种行为。预算盈余对企业的危害是很大的,往往会妨碍预算管理职能的发挥,使各部门无法有效率地工作。 (五)健全绩效考核机制 企业应健全绩效考核机制,明确责任人的考核指标,并与绩效挂钩,责任预算的编制应贯彻可控性原则。严格落实考核管理机制,考核人在对被考核人的评价中要采用公平性原则,严格按绩效奖惩制度办理,并及时兑现。 四、总结 由于企业内外部的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着,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要想一直发挥作用,就要赶上时展的脚步,随着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研究不能停滞不前,要根据企业的情况不断调整,进一步地研究,找出新的方法和措施,使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法学教学中的国际法论文 一、法学教学采用实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在法学教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案例教学法,实例教学法则较少提及。那么,实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无区别?两者之间关系如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运用的教学方法。①而实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典型实例的分析和讲解完成教学。②从概念的表述可以看出,两种教学方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存在范围大小上的区别,即案例教学法中所采用的示例有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也可能是教师为了对某个知识点做更具体、形象阐述而虚构的案件;但实例教学法中所选取的示例则为现实中发生的案件。如此看来,实例的范围应该小于案例的范围,即实例包含在案例之中。时至今日,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几乎所有部门法的教学中都辅之以典型案例来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做更加具体、详细的阐述,而且实践也证明,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时,经常选用的是虚构的案例,真实案例选用的情况相对较少。其实,与虚构的案例相比,真实案例即实例在法学教学中有其采用的必要性:首先,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深刻了解到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较自然科学而言更为显著,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使学生对一些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了解。例如,先占原则是传统国际法中国家领土变更方式之一,是指国家有意识地取得无主地的领土主权。③但随着“无主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殆尽,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先占原则判断国家是否对某一土地具有主权时,标准已由原来单纯的发现“无主地”即可,演变为还须同时对该“无主地”实行有效控制,在“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中独任仲裁员胡伯认为,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帕尔马斯岛,而荷兰却从1677年直至争端发生的1906年一直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权力,据此,仲裁员裁定帕尔马斯岛是荷兰的领土组成。在国际法国家领土变更方式先占原则的讲解过程中以“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为教学实例不仅可以使学生对先占原则内涵的历史发展变化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能使学生从胡伯仲裁员的裁决意见中领略到著名法学家对法律原则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阐述,借此提升学生的法律文化水平。其次,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法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教育。④尽管关于我国法学教育目标定位至今仍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在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趋势,这一点已经在法学家中获得了一定的共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①苏力教授也认为,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②既然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那么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培养学生从业能力就成为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采用实例教学法将真实案例交由学生解决,通过与法官的判决相比较不仅可以让学生检验自己在解决案件时理论知识运用是否正确,也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公正的判决不仅仅是理论知识正确运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社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等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可见,实例教学法可以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到真实案件中的途径达到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最后,采用实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部门法因为理论性较强而难以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法理、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由于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对过于抽象的理论知识不仅接受的被动,而且缺乏理解的死记硬背也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是短暂的,更易发生知识点运用的错误。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都会配以案例以达到对知识点形象、具体的阐述,但学生往往对为讲解知识点而特意虚构的案例不够信服,而且大量使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到教学的知识点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学与不学并无区别。相反,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选择典型的实例进行知识点的说明,则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点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例如,“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理论上介绍“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③,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听课兴趣自然不高,但如果授课教师在这个知识点地讲解中引用发生在1878年法国的“鲍富莱蒙离婚案”,则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实例中,教师通过分析法国王子鲍富莱蒙的妻子为避开法国不允许离婚的强制性规定,为达到离婚目的而人为将其国籍国从法国更改为德国的案情及法院最终的判决,不仅能向学生形象地展示“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也能因案件的真实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制约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运用的因素 尽管实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实例教学法使用的普遍性却远不如案例教学法(此处的案例教学法指的是运用虚构的案例进行教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其一,采用实例教学法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教师备课的工作量。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说,针对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教师在备课时应做充分准备,所具备的知识量要远远大于学生已经掌握的程度。这一点对于法学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如此。法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通常要做三项准备工作:(1)对将要讲授的知识点的理论内容做充分的准备,理解、吃透知识点的理论含义;(2)将讲授的知识点涉及到的法条进行整理、归纳,授课过程中通过法条来佐证理论知识在立法中的运用;(3)选取或构造案例,通过案例对知识点作直观、具体、形象的阐述。看似简单的三项工作,实则要花费法学教师大量的时间,而如果采用实例教学法的话,所需要的备课时间又将大大延长。为了了解、掌握所授部门法中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最新、最典型的案件,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多种渠道查找案情、分析案件中的法律适用。目前,便捷、准确获取实践中典型案件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网络资源,通过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律师网等官方网站教师可以选取与所讲授知识点相关的案件。可见,采用实例教学法要求教师经常关注媒体及相关部门的最新案件信息,此外,在大量的案件中选取与讲授知识点密切相关的案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二,采用实例教学法对授课教师自身的司法实践水平要求较高。在法学教育专业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学术经历、学术成果成为高校录用法学教师的主要标准,而司法实践水平并不在标准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师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学历,登录各大专业法学院校以及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网站,在师资力量介绍中基本都会介绍该院校具有博士后、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高学历的教师往往都会占到总人数的较高比例。高学历的法学教师对于提升院校整体科研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客观而言,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因其自身大量的时间在求学,与其获取的丰富的理论知识相比,司法实践经验就相当欠缺甚至是空白,而采用实例教学法需要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文情怀,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能仅仅依据法条规定就作出判决,还需要考量当事人作出行为时的社会环境、受其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感受与反应等等。如此看来,教师要想对选取的教学实例作出正确、恰当的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一点正是目前高校中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所欠缺的能力之一。 三、法学教学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路径针对目前法学教学中制约实例教学法的因素,笔者在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感受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推进实例教学法的设想。 (一)建立教师实践机制,提高法学教师司法实践能力,丰富其司法实践经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大都设有学生的实践项目,主要的方式是要求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假期到法院或检察院等相关的司法部门进行见习或实习。笔者认为,除了设置学生的实践项目外,也应建立教师尤其是针对年轻教师的实践机制,要求教师形成经常、主动到司法实践部门学习的意识,借此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为了避免实践机制流于形式,建议将该项制度纳入到教师学年考核标准之中并制定量化、硬性的考核标准。例如,要求教师一学期到相关实践部门学习三次、形成实践工作心得等等。 (二)建立校外辅导机制,扩大学生了解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信息的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搜集、获取实践中发生的可以用作教学实例的案件,但是,众所周知,为了获取高点击率、突破一定数额的发行数量,网络以及报纸、杂志刊发的通常是一些大案、要案,很多普通案件因为不能过多地吸引公众眼球而无法通过这些途径被报道。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法学院校建立校外辅导机制,聘请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定期进入校园,通过开设讲座或者设立辅导岗的形式向学生介绍一些发生在其工作过程中的有代表性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实践中的普通案件,而且也能接触到有地方特色的案件。例如,福建省在对台案件的审判中建立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地域性的制度,作为身处福建各个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应当了解、知晓这些特色的规定,更应该掌握这些规定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而通过实务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深入校园的介绍可以使学生获取这方面相关的案件信息,还可以就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法官、律师进行咨询。 (三)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模式,让学生身临其境案件的审理,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有建立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能将案件进行情景还原,将学生分组、分角色置于案件审理过程,通过情景再现让学生以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身份针对案件作出不同立场的分析。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法学教学中模拟法庭教学模式的运用,却能让学生通过角色的体会切实感受到庭审现场的氛围,在控辩双方直面的论辩中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果只是采取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学生感觉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对于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论辩只是被动的接受,面对教师“你是否同意本案中的审理意见”的提问,大部分同学因为没有自己思考而只能简单的回答“同意”,即使有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也无法详细陈述其反对的理由。可见,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处理问题,可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 (四)建立实训基地,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衔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虽然目前很多法学院校都建立了实训基地或实习基地,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学生实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1.现有的实习时间较短。为了不影响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大部分法学院校只是要求学生在假期时进行实习,假期有限的时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实习效果。很多时候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时,案件已经进展到即将结束阶段,即使一个案件刚刚开始立案,但现实中鲜有一两个月就能审结的案件,案件还没有审结而学生实习时间已经届满,这就造成学生在假期实习过程中很难对于一个案件完整的进行全程学习,无果而终的实习自然也就制约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2.没有进行专业对口的实习分配。笔者曾在暑假指导学生的实习,切身感受到学生实习过程中按专业实习的必要性。由于每个法庭的受案数量不同,实习单位通常只是将学校报送的实习学生简单地按人数进行分配,忽略了实习学生的专业需求。以笔者指导实践遇到的情况为例,经常有学生反映,自己实习的部门与所学的方向不一致,有学生就说“我的专业方向是企业法务,我更想到民庭去实习,可实习单位却把我分到了刑庭”。由于实习部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学以致用的效果。针对上述两点目前实训基地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建立实训基地应重视学生到实践部门实习的长期性,不应简单以实习时间来作为实习任务是否完成的衡量标准,主要的判断依据应是实习内容是否完成;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单位应在不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学生的专业方向,最好能按专业方向分配实习部门,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衔接的作用。四、运用实例教学法的注意事项制度实施的效果除了取决于制度的本身设计外,还受影响于制度实施的方法。对于实例教学法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实例教学法的预期作用,笔者认为,在运用实例教学法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应注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已经不设分具体专业,统一为法学专业,当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按照学生的选择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专业方向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三年级的法学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不同,课程设置的具体要求也就有所不同。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教师在实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方向的学生选取的实例应该有所区别。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分设了企业法务、律师、涉外法务、行政法务四个具体的方向,由于专业不同,授课的内容自然应有所区别。例如,国际经济法课程是企业法务方向的选修课程,但国际经济法中的各个部门法却都是涉外法务方向学生的专业课,在授课过程中笔者针对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做出了难易程度不同的要求,选取的教学实例也因此有所不同。判断“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对于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国际投资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但对于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的教学实例是“南太平洋(中东)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埃及案”,这一教学实例无论是案情还是案件争执的焦点都比较简单,解决问题只需要依据ICSID管辖权确立的标准直观进行判断即可,并无其他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对于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教学过程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这一教学实例虽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案件争执的焦点涉及到的问题的解决因ICSID没有明确规定而变得错综复杂。实践中,ICSID仲裁庭在运用法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相关公约的规定进行了理解、分析,最后形成仲裁意见。术业有专攻,专业方向的不同要求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掌握的程度是有所区别的。企业法务方向的学生我们只要求他对于国际经济法有初步的了解,而涉外法务方向的学生则要求具备扎实、丰厚的国际经济法理论知识。因材施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其次,应注意经典和现实的结合。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中均有一些经典实例,这些实例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前文所介绍到的“帕尔马斯岛归属争端仲裁案”、“鲍富莱蒙离婚案”、“阿姆科(亚洲)公司诉印度尼西亚案”,教学过程中选取这些实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使学生从仲裁员、法官字字珠玑的裁决、判决中感受法律的魅力。但是,如果教学过程选取的实例仅仅为这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实例的话,难免会有过时之嫌同时也会让学生产生国际法各个学科距离现实太远,是高、大、上学科的错觉,因此,选取教学实例在保留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时俱进。例如在国际税法国际避税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中,笔者选取的实例是“美国总统布什避税案”,由于当事人是学生所知晓的公众人物,笔者在刚引出实例时就引起了学生了解案情的兴趣,通过案件的介绍、分析,不仅让学生对于国际避税方式有了直观的了解,也让学生感觉到国际法的各个学科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相反,现实生活中也有国际法各个学科知识点的运用之处。 最后,应注意教学相长,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在学习效果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在采用实例教学法时应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大程度提升教学效果。在实例教学法中具体运用的方式可以是教师事先将下次授课要用到的教学实例提前告知学生,要求学生对该教学实例进行搜集、整理、归纳出案件争执的焦点、对既有裁决和判决作出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作者:刘冰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优秀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优秀,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优秀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优秀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优秀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优秀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优秀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挑战与应对: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优秀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优秀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优秀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工业分析论文:现代汽车工业技术状况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问题呈现;解决对策;结束语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汽车诊断及维修技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维修手段有待更新: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加,维修行业业务过程愈显复杂、数据信息量大、维修技术有待提高:汽车维修诊断和维修自身整体发展落后于汽车设计和汽车制造技术的发展、制约汽车维修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维修中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落实、现代手段的有效运用:汽车维修业推向现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汽车维修行业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建档、管理、维修人才的积极培养、加入对维修人员的考试行列应该是趋势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消费理念的逐渐更新,汽车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然而,当我们在尽情享受现代汽车工业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这么一个现实,那就是汽车随着行驶里程的增加和使用时间的延续,其技术状况将不断恶化。因此,我们不仅要不断研制性能优良的汽车,也要借助维护和修理水平的提高来恢复其技术状况。 关键词:汽车维修职业教育行业特征检测手段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制造各领域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汽车诊断及维修技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几年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和公路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汽车数量在不断增加,这客观上对汽车检测诊断和维修技术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对如何保证通过汽车维修确保车辆运行不造成或少造成社会公害问题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结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拟对此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二、问题呈现 1.维修手段有待更新 纵观我国汽车维修行业,多少年来,一直无法摆脱手工作坊式工作模式,实现质的飞跃。特别是由于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加,维修行业业务过程愈显复杂、数据信息量大,人力往往难以对维修各部门工作进程进行有效监督和对企业经营数据进行准确的统计和分析。以一个三十人的维修行业的月度工时统计,如采用人工计算,需要一个工作人员一到两天的时间,加之维修周期长的统计报表,更是大大增加了管理者主观判断上的失误性,因此极大挫伤了维修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弱化了汽修行业的凝聚力;较为零散的管理也弱化了本行业在顾客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为长期、灵活的客户服务奠定坚实的基础;行业维修手段的普遍落后无疑使修车时间延长,劳动效率降低,工时费增多,引起消费者不悦,这可以说是现在汽车维修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汽车维修资料信息查询也一直以来处于原始、落后的现状,这一点是公认的,传统的汽车维修资料查询形式,如主要借助图书、杂志、报刊等落后传统媒体没有改变,其结果只能是信息量小、查询速度慢、资料更新迟缓,特别对于近几年来大量涌入的进口汽车,更因缺乏维修资料,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就相当一部分汽车维修技术人员而言,他们根本不可能将数千种车型的维修资料、数据、程序等记忆在大脑中,汽车维修现有落后的维修手段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 2.维修技术有待提高 汽车维修诊断和维修自身整体发展落后于汽车设计和汽车制造技术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汽车已经是高度的机电一体化,尤其微电子技术、电子控制技术在汽车上已经广泛应用,可就现在大部分汽车维修人员现有的维修技术,和他们所接受的一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汽车维修技术的要求;汽车维修中,维修人员确定维修思路由于受到自身先天条件(维修技术)的制约,显得较慢,且又不准确,所以遇到棘手的、错综复杂的故障就会感到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往往采用碰的方式,毫无头绪地对一些部件进行更换,给车主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就现在的一些顶级车而言,敲打维修只能是捉襟见肘,毫无意义。同时,制约汽车维修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维修中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落实。我们知道,汽车废气排放的标准对现代汽车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汽车维修业来说,不仅要求一些部件的重装质量非常好,而且要体现维修人员的高超的维修技巧,否则一般的维修水平就不能通过排放标准所规定的要求。综上所述,由于汽车职业教育跟不上维修行业一线上不断发展的形势,客观上已经导致了很多问题和争议,目前汽车维修行业人员的素质问题,特别是汽车维修职业教育问题日益突显,如何培养优秀的汽车维修工人,提高行业的整体素质,已经是摆在整个行业面前较为突出的问题。 三、解决对策 1.现代手段的有效运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应尝试将以计算机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汽车维修业中去,以实现把汽车维修业推向现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的高潮。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将预示着汽车维修革命的到来,这种革命的到来会让汽车维修从业人员的维修服务意识不断根深蒂固,他们也将会切身体会到先进维修手段的运用所造就的是“高端服务”,这种服务将势必成为汽车维修行业将来竞争最重要的手段。当然,基于强势维修手段下的维修体系应该包含良好的维修服务、售前服务及售后服务,缺一不可。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仅可以加强维修人员的服务意识,也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维修行业的运行效率,特别是有助于建立快捷,方便的客户维修信息和维修档案;建立稳定的客户关系和科学准确的维修经营数据。可以说,汽车维修行业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建档、管理,不仅速度快,时间短,资料全,效率高,而且准确及时的汽车维修报表在客观上也能减少管理者主观判断上可能造成的失误,这有利于加强维修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加强行业的凝聚力。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汽车维修专业互联网的开通将可以更迅速、快捷地提供维修配件、维修设备、维修资料、维修技术与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供需信息,使维修行业经营者和管理者能够及时获得信息,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而互联网上的行业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人才互访,也将加速汽车维修技术人员的整体技术水平提高。 2.维修人才的积极培养 汽车维修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维修人才是关键,任何离开或忽视了人自身发展的因素去寻求企业内部的所谓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除了要求维修人员参加日常的维修培训外,使他们通过汽车维修专项技能认证体系来提高他们的维修水平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诚然,我国曾经有类似于汽车修理工国家职业标准对汽车从业人员的认证考核,且早在本世纪初期就大约有十几万人通过鉴定并取得资格证书,但是原有的职业教育知识体系陈旧,没有充分体现现代汽车技术的闪光点和发展趋势,因此考虑新的适合汽车维修发展趋势的职业教育以及考试模式显得特别重要。同时,现在的职业技能鉴定是全科式的,几乎和汽车设计,制造,维修有关联的所有科目都得掌握,根据现代汽车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做汽车维修的专才显然不够,特别是随着汽车维修业的发展,以往对维修人员考核中比较弱化的项目,如汽车配件和估损以及维修企业管理,在现代维修业发展形势下显得格外重要,将它们加入对维修人员的考试行列应该是趋势。 事实上通过有关机构的调查表明,大部分行业内人士对这这考核项目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我们认为,汽修考核应该涵盖目前汽车技术最新的发展要求,体现规范的诊断思路和操作流程,对于考试合格人员应统一颁发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订的证书,以确保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效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对汽车维修从业人员的教育符合形势发展的要求。 四、结束语 现代社会对汽车故障诊断技术和维修要求非常高,汽车维修过程中,要树立汽车维修行业在整个社会中应有的地位,需要的是维修行业硬件和软件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汽车维修行业的健康合理发展。 工业分析论文:新文化发展东北老工业企业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东北文化的历史审视及特征、阻碍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要解放思想,转变计划经济观念,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意识为导向三个方面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上的重感性、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对文化的影响、东北的人文性格对文化的影响、要解放思想,转变计划经济观念,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意识为导向;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创建科学的人才机制;弘扬民族精神,开放全球化视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创建生态文化理念,发展循环经济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参与和支撑,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从历史文化观的角度审视,东北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然而,又由于这种文化存在种种缺陷,造成东北经济上的落后。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新型工业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以文化创新为先导,以观念更新为动力,转变东北的文化观念,大力倡导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维、新理念,这也是振兴东北经济的关键。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创新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千年东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和转折点,也是东北又一次新的伟大创业。这次创业的实质,是东北老工业地区从传统工业社会向新型工业社会的深刻变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东北的落后表面是经济上的落后,探究其深层原因,则是思想观念上尤其是文化上的落后。作为东北老工业地区的第二次创业,需要一种新的创业精神。而打造这种新的创业精神,就必须对东北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传统的地域文化,追寻适应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文化精神。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一、东北文化的历史审视及特征 所谓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构成的有意义的现象世界,即各种文化特质构成的意义的复合体系[1]。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文化是对外部世界的思维肯定形式,它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创造、积累、发展,逐渐稳定,形成特定的地域“文化模式”[2]。地域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文化特质被选择、吸收,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一些文化特质被排除和摒弃。文化的这种整合就逐渐形成一种心理和行为模式,它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人的意识显现并稳定下来。通常特定的文化模式必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就是人的价值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与压抑。 具体到东北文化,其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上古时期,殷商民族和东夷文化就起源于东北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民族曾先后六次南下中原,影响并统治中国长达1400余年,东北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古代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东北工业基地采取了重点建设的发展方针,将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加速了东北的工业化进程。东北成为全国的钢铁、煤炭、石油、动力、机械、精密仪器、运输工具、林业、粮食和铁路运输中心,工业产值、比重均占全国的50%以上。东北地区在矿产资源、工业、农业、林业、交通、文化、城市化以及生活水平诸方面,都位居全国前列,一度成为除上海、北京外,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为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东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东北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多元性。东北是一个受多种文化影响的地域。从民族构成上看,东北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多民族文化构成了东北文化的主体。同时,近代中原移民对东北区域文化有很大影响。历史上东北移民主要指关内移民,在诸多的关内移民中,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最多,清代时三省移民就达1000万人,其中仅山东一省占70%~80%[3]。大规模移民的到来,不仅能保证东北人口达到一定数量,而且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科技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比较活跃的思想。除此之外,殖民统治的日本文化和沙俄文化,也在东北文化圈中得到融合。从生产方式上看,东北地区渔猎、游牧、农业经济长期并存,三种文化类型相互交织,彼此交融,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东北地域文化所呈现出的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是东北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开发并取得较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2)文化上的重感性。性格上,东北先人与其他边民和少数民族一样,具有热情豪爽、勇猛剽悍、心胸广阔的秉性。东北人热情、坦率、实在,朴实、善良、大方,直言、豪爽、仗义,富有人情味儿。劳动方式上,由于东北有茂盛的森林,广袤的平原,丰富的矿产,大自然给予东北人以慷慨的赏赐,加之东北地广人稀,使东北人不必像中原、江南等地的农民由于地少人稠而精耕细作,加之东北特有的生产方式,如采矿、淘金、放牧、挖参等,这些也构成了东北人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的文化性格。除此,闯关东人群的家族性和同乡性也共同构成了东北的感性文化。东北的这种感性文化特质构成了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阻碍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东北特色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东北经济的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东北非但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反而使自己陷入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尴尬境地,出现了东北地区众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东北三省经济位次不断后移,东北重工业、国有企业被市场淘汰的“东北现象”,以及东北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大量积压,从原来行销全国到后来的难出山海关,农民增产不增收,“三农”问题极为突出的“新东北现象”[4]。 若抛开客观因素而究其主观原因,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瓶颈应该是东北的文化问题,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外部条件,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不同地区人类文化活动的影响也就具有独特性,从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东北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长期处于资源型的农业社会,以满足自我需要为最终目的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式农业生产是其主要生产方式;加之寒冷、漫长的冬季,不利于农耕经济的生产,使东北人形成了长达四个月无所事事的“猫冬”的习惯,这些因素使得东北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心态和浓厚的小农意识。这些观念和意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限制着人们的行动,导致人们的眼界狭窄、思想保守、信息闭塞。对新事物、新观念反应迟钝,接受缓慢,进而养成了不愿冒风险、不愿吃苦的懒惰习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少进取精神和挑战意识,因而势必会影响和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2.计划经济体制对文化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解放后,初步建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基本消灭了私营工商业,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从而在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硬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下,东北国有企业不仅作为经济主体而存在,更作为负载着各种社会职能的社会组织而存在。经济模式的计划性与行政权力的集中性的相互支持,使得东北整个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与封闭性。与此同时,它所塑造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行动图式也必然是单一性和依附性的。受其影响,东北人的服从心理、依附意识较强,而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创业意识、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意识都相对较弱,靠资源、靠政府、靠单位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这种习惯于被支配的文化模式下所形成的依赖性和被动性制约了人们内在的主动求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之东北人重人情、重关系而忽视法律规则,因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东北人缺乏开拓创新、勇于探索、敢于挑战的精神,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东北的经济发展。 3.东北的人文性格对文化的影响 东北文化的一个很大特点是重感性,这种特点往往既是优点同时又是缺点。一方面东北人重感情、讲义气,另一方面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好冲动,易感情用事;一方面东北人具有实干精神,另一方面却往往缺少反思意识。这种重感性而轻理性的特征,造成东北文化往往缺少来自主体意识的理性思考,缺少成熟的文化自觉意识。这就决定了东北人更易于接受浅层的、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而对于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相对不敏感,势必造成服从心理和依赖意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上的缺陷,才能焕发出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才能形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文化创新思考 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了文化的发展,但是文化对经济也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如果没有文化的推动和维护,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地域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进行文化创新,就难以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黑格尔说过,历史是由两条经纬线构成的,“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5]。因此,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就需要进行文化模式的创新,而东北地区文化模式的创新即是建立一种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相适应的具有东北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新文化模式的构建,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意识为导向;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构建科学的人才机制;创建生态文化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弘扬民族精神,开放全球化视野。 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计划经济观念,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意识为导向。思想解放是推动文化创新、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解放思想的优秀和关键是更新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了现代市场经济,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同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仍要以市场意识为导向,冲破计划经济意识的束缚,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商品意识。同时还要在市场意识的指导下,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加速产业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应当将东北文化的发展置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从转变政府的管理观念入手,根据当代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化、活动方式的信息化、活动群体的全球化,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大力弘扬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发掘东北文化素质的优势,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探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市场经济文化新思路。 其次,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创建科学的人才机制。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是以人为本。总理也曾指出:“东北能不能振兴,关键在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关键又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关键在人。”人才问题是东北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人的创造力潜能发挥得是否充分与文化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文化环境对于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人的创造力,促进创新成果的生成与转换,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开发大东北的今天,政府、企业等用人单位应加大教育投入,开放人才观念,建立科学的人才机制。东北的人才潜力十分巨大,因此营造一个能够激励人们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创建科学的人才机制,对于东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弘扬民族精神,开放全球化视野。民族精神是区域文化先进因素的凝结和升华,民族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和灵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离不开东北人的热情奔放、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的文化性格。同时,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二次创业,应辐射全国,放眼全球,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进行振兴和改造。东北文化应在原有的多民族文化、移民文化等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并共享别的民族、地区、国家的优秀文化成分,通过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整理和提炼,使之与东北文化发生创造性的交融、渗透,为东北振兴创建一种具有东北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模式。 第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创建生态文化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历史上,东北地区曾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长期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原来资源丰富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多种资源消耗殆尽或濒临枯竭,可采储量急剧减少。原有的资源型城市已面临很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因此,在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时,要特别防止新一轮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严重的污染问题,不能走回“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在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与改造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形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生机制,树立“生态系统的整体合理性,生态因子的有机、平等性”的生态文化理念。建立和完善生态工业园,实行工业生态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清洁生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树立和落实生态理念,以人为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这是保障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视角来看,文化都是经济腾飞的基础。只有反思历史,开拓未来,推进东北地域文化创新,创建一种科学、开放、交往性的文化模式,才能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理论认识和实践指导。因此东北振兴必须要以文化创新为先导,以观念更新为动力,转变东北地域文化观念层面里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陈旧观念,大力倡导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协调的新思维、新理念,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来思考、谋划东北的未来,为东北的整体振兴提供文化支撑。 工业分析论文:电力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分析论文 一、电力企业信息安全风险分析 随着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等经营活动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如果这些系统遭到破坏,造成数据损坏,信息泄漏,不能提供服务等问题,则将对电网的安全运行,电力企业的生产管理以及经济效益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高技术在带来便利与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和问题。 1、电力公司信息安全的主要风险分析 信息安全风险和信息化应用情况密切相关,和采用的信息技术也密切相关,电力公司信息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存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计算机病毒的威胁最为广泛:计算机病毒自产生以来,一直就是计算机系统的头号敌人,在电力企业信息安全问题中,计算机病毒发生的频度大,影响的面宽,并且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也列在所有安全威胁之首。病毒感染造成网络通信阻塞,系统数据和文件系统破坏,系统无法提供服务甚至破坏后无法恢复,特别是系统中多年积累的重要数据的丢失,损失是灾难性的。 在目前的局域网建成,广域网联通的条件下,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更加迅速,一台计算机感染病毒,在两三天内可以感染到区域内所有单位的计算机系统。病毒传播速度,感染和破坏规模与网络尚未联通之时相比,高出几个数量级。 (2)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企业网络的联通为信息传递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企业有许多应用系统如:办公自动化系统,用电营销系统,远程教育培训系统等,通过广域网传递数据。企业开通了互联网专线宽带上网,企业内部职工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地收集获取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 网络联通也带来了网络安全问题。企业内部广域网上的用户数量多且难于进行管理,互联网更是连接到国际上的各个地方,什么样的用户都有。内部网,互联网上的一些用户出于好奇的心理,或者蓄意破坏的动机,对电力公司网络上的连接的计算机系统和设备进行入侵,攻击等,影响网络上信息的传输,破坏软件系统和数据,盗取企业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等,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更有极少数人利用网络进行非法的,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活动,造成很坏的影响。 如何加强网络的安全防护,保护企业内部网上的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的安全,保证对信息网络的合法使用,是目前一个热门的安全课题,也是电力企业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安全问题。 (3)信息传递的安全不容忽视:随着办公自动化,财务管理系统,用电营销系统等生产,经营方面的重要系统投入在线运行,越来越多的重要数据和机密信息都通过企业的内部广域网来传输。同时电力公司和外部的政府,研究院所,以及国外有关公司都有着许多的工作联系,日常许多信息,数据都需要通过互联网来传输。 网络中传输的这些信息面临着各种安全风险,例如被非法用户截取从而泄露企业机密;被非法篡改,造成数据混乱,信息错误从而造成工作失误。非法用户还有可能假冒合法身份,发送虚假信息,给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带来混乱,造成破坏和损失。因此,信息传递的安全性日益成为企业信息安全中重要的一环。 (4)用户身份认证和信息系统的访问控制急需加强:企业中的信息系统一般为特定范围的用户使用,信息系统中包含的信息和数据,也只对一定范围的用户开放,没有得到授权的用户不能访问。为此各个信息系统中都设计了用户管理功能,在系统中建立用户,设置权限,管理和控制用户对信息系统的访问。这些措施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加强系统的安全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应用系统的用户权限管理功能过于简单,不能灵活实现更细的权限控制,甚至简单到要么都能看,要么都不能看。二是各应用系统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户管理,企业的一个员工要使用到好几个系统时,在每个应用系统中都要建立用户账号,口令和设置权限,用户自己都记不住众多的账号和口令,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更不用说账号的有效管理和安全了。 如何为各应用系统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和身份认证服务,是我们开发建设应用系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共性的安全问题。 (5)实时控制系统和数据网络的安全至关重要:电网的调度指挥,自动控制,微机保护等领域的计算机应用在电力企业中起步早,应用水平高,不但实现了对电网运行状况的实时监视,还实现了对电网一次设备的遥控,遥调以及保护设备的远方管理。随着数据网的建设和应用,这些电网监视和控制方面的系统逐步从采用专线通道传输数据转移到通过数据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下发控制指控令。由于这些计算机系统可以直接管理和操作控制电网一次设备,系统的安全可靠,数据网的安全可靠,信息指令传输的实时性等直接关系着电网的安全,其安全等级要求高于一般的广域网系统。 同时,这些电网控制和监视系统中的许多信息又是生产指挥,管理决策必不可少的,需要通过和生产管理局域网互联,将数据传送生产管理信息系统中,供各级领导和各专业管理人员察看,使用。数据网和生产管理局域网的互联带来了不同安全等级的网络互连的安全问题。 (6)电子商务的安全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随着计算机信息系统在电力市场,用电营销,财务管理等业务中的深入应用,电子商务在电力企业的应用开始起步。例如:电力市场系统中发电厂和电网公司之间的报价,电力交易,电费结算等都将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来实现和完成,这可以视为电子商务中常提到的B2B模式。用电营销系统中的电费计费结算,用户买电交费,银电联网代收电费等,是典型的电力公司和用户之间的电子交易,可以视为电子商务中的B2C模式;以后还有物资采购等方面的电子商务系统。 随着电子商务在电力企业中的应用逐步推广和深入,如何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可靠,即电子商务安全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 二、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要建立完整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绝不能一哄而上,必须分清需求的轻重缓急,根据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结合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的步伐,统一规划,分步建设,逐步投资。 1、做好安全风险的评估。进行安全系统的建设,首先必须做好安全状况评估分析,评估应聘请专业信息安全咨询公司,并组织企业内部信息人员和专业人员深度参与,全面进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找出问题,确定需求,制定策略,再来实施,实施完成后还要定期评估和改进。 信息安全系统建设着重点在安全和稳定,应尽量采用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不能过分求全求新。 培养信息安全专门人才和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必须与信息安全防护系统建设同步进行,才能真正发挥信息安全防护系统和设备的作用。 2、采用信息安全新技术,建立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企业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可以根据安全需求的轻重缓急,解决相关安全问题的信息安全技术的成熟度综合考虑,分步实施。技术成熟的,能快速见效的安全系统先实施 3、计算机防病毒系统 计算机防病毒系统是发展时间最长的信息安全技术,从硬件防病毒卡,单机版防病毒软件到网络版防病毒软件,到企业版防病毒软件,技术成熟且应用效果非常明显。防病毒软件系统的应用基本上可以防治绝大多数计算机病毒,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 在目前的网络环境下,能够提供集中管理,服务器自动升级,客户端病毒定义码自动更新,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平台,多种应用平台杀毒的企业版杀毒软件,是电网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的首选。个人版本的杀毒软件适合家庭,小规模用户。 4、网络安全防护系统 信息资源访问的安全是信息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信息系统建设的设计阶段,就必须仔细分析,设计出合理的,灵活的用户管理和权限控制机制,明确信息资源的访问范围,制定信息资源访问策略。 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信息系统,可以通过采用增加安全访问网关的方法,来增强原有系统的用户管理和对信息资源访问的控制,以及实现单点登陆访问任意系统等功能。这种方式基本上不需要改动原来的系统,实施的技术难度相对小一些。对于新建系统,则最好采用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技术,来实现不同系统通过同一个用户管理平台实现用户管理和访问控制。 5、开展信息安全专题研究,为将来的应用做好准备 电网实时监视与控制系统的安全问题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应开展专题研究。 国家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对电网实时监视与控制系统的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专门发文要求确保电网二次系统的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安全,要实现调度控制系统,数据网与其他生产管理系统和网络的有效隔离,甚至是物理隔离。 6、电子商务安全需要深入研究和逐步应用 电子商务的安全牵涉很多方面,包括严格,安全的身份的认证技术,对涉及商业机密的信息实现加密传输,采取数字签名技术保证合同和交易的完整性及不可否认性等。这些方面又与信息安全基础技术平台密切相关,因此安全基础平台的建设对于电子商务的安全应用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已经有电子商务的应用系统投入在线使用,我们必须加快对电子商务的安全的研究和应用,否则将来会出现因电子在线交易不安全,不可靠的而导致电子商务系统无人敢用的局面。 7、依据法规,遵循标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信息安全的管理包括了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任的分化,策略的规划,政策的制订,流程的制作,操作的审议等等。虽然信息安全"七分管理,三分技术"的说法不是很精确,但管理的作用可见一斑。 三、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电力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话题,国内其他电力企业也在积极研究和探讨,以下是一些粗浅的看法。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建立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国家在信息安全方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对信息网络安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信息安全的管理和执法。企业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企业也必须依据这些法律法规,来建立自己的管理标准,技术体系,指导信息安全工作。学习信息安全管理国际标准,提升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水平 国际上的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比我们先进,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起步比我们更早,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和经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标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提高水平,少走弯路。 信息安全是企业信息化工作中一项重要而且长期的工作,为此必须各单位建立一个信息安全工作的组织体系和常设机构,明确领导,设立专责人长期负责信息安全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长能保证信息安全工作长期的,有效的开展,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2、开展全员信息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 安全意识和相关技能的教育是企业安全管理中重要的内容,信息安全不仅仅是信息部门的事,它牵涉到企业所有的员工,为了保证安全的成功和有效,应当对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用户,技术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减少人为差错,失误造成的安全风险。 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还应该注意安全知识的层次性,主管信息安全工作的负责人或各级管理人员,重点是了解,掌握企业信息安全的整体策略及目标,信息安全体系的构成,安全管理部门的建立和管理制度的制定等;负责信息安全运行管理及维护的技术人员,重点是充分理解信息安全管理策略,掌握安全评估的基本方法,对安全操作和维护技术的合理运用等;用户,重点是学习各种安全操作流程,了解和掌握与其相关的安全策略,包括自身应该承担的安全职责等。 3、充分利用企业网络条件,提供全面,及时和快捷的信息安全服务 山东省电力公司广域网联通了系统内的各个二级单位,各单位的局域网全部建成,在这种良好的网络条件下,作为省公司一级的信息安全技术管理部门应建立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的信息与技术支持平台,安全公告,安全法规和技术标准,提供安全软件下载,搜集安全问题,解答用户疑问,提供在线的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并为用户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经验的场所。网络方式的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是信息安全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方式。 4、在发展中求安全 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技术和防护系统黑客技术,计算机病毒等信息安全攻击技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掌握也不是完全的,安全防护软件系统由于技术复杂,在研制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势必决定了安全防护系统和设备不可能百分百的防御各种已知的,未知的信息安全威胁。 不是所有的信息安全问题可以一次解决 人们对信息安全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不可能一次就发现所有的安全问题。信息安全生产厂家所生产的系统和设备,也仅仅是满足某一些方面的安全需求,不是企业有某一方面的信息安全需求,市场上就有对应的成熟产品,因此不是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5、解决信息安全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 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的发展的,安全的需求也是逐步变化的,新的安全问题也不断产生,原来建设的防护系统可能不满足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这些都决定了信息安全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定期对信息网络安全状况进行评估,改进安全方案,调整安全策略。信息安全是一个伴随着企业信息化应用发展而发展的永恒课题。 摘要:根据电力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和问题,本文提出了信息安全工作开展的一般原则,从信息安全技术上和安全管理上提出了解决安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最后阐述了信息安全问题随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而发展,应在发展中求安全的观点。 关键词:信息安全管理对策 工业分析论文: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分析论文 一、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所谓工业化,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从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向以现代的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了工业化的三大特性:一是过程性,工业化不是一个时刻概念,而是一个时期概念;一个国家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往往要化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比如英国从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40年代它基本实现工业化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比如我国从建国后即推进工业化的进程,经过50多年的努力,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二是先进性,强调的是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转变,先进具有相对和动态的含义,相对是对传统来讲的,动态是说先进本身也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比如机器化工业与手工业相比,是现代工业,而电气化工业与机器化工业相比是现代工业等等;三是体系性,强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转变,而不单单是工业的发展;不仅工业要用先进技术武装,而且其他产业也要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的现代化,包括价值观念的更新、生产方式的变迁、经济组织方式的演变,经济结构的演进、经济体制、制度的改革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不同历史阶段含义不同。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作为承上启下的阶段不可逾跃。道理很简单,只有工业化,才可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知识经济才能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基因工程等产业的关键设备如芯片等都是工业经济的产物。工业化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优秀和前提,是经济现代化的体现。道理同样并不深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工业化去装备和改造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能装备和支撑强大的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才能推进技术的更大进步去实现工业化的升级,经济的现代化才能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和这一基础上,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才能最终建立起来,离开了经济的现代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早在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就将工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并将此写进了新的党章之中。环顾宇内,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农业国家可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强大国家、富裕国家。正如台湾经济界强人赵耀东在其《平凡的勇者》一书所指出的,“世界各国,除了资源特别丰富的沙特等国外,没有任何高收入国家不是靠工业化的,——没有工业就没有前途”。此类国家清一色地都是工业国家,工业化水平都比较高。 工业化水平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其中的优秀指标有以下几个: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认为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一般为1200美元—2400美元,(按1998年美元价值计算),中期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 2、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国际上的划分标准认为这一指标低于20%为非工业国,20—40%为正在工业化的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国; 3、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界钱纳理等对世界100个国家20多年中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人均GDP1000美元(1964)以上,一二三产业生产结构为12.7%、37.8%和49.5%;就业结构为15.9%、36.8%和47.3%; 4、城市化水平,钱纳里等经济学家根据对世界100个国家20多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测算出,人均GDP800美元—1000美元(1964),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为60.1—65.8%;一般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60%以上。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们已经为工业化奋斗了半个世纪,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但参照国际经验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我们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表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底才接近1000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2001年我国的这一指标才为51.5%;从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看,而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为15.2%、51.1%和33.6%,就业结构为50%、22.3%和27.7%;从城市化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8%;总的评价,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水平,正因为此同志才在十六大报告中郑重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新的世纪、新的阶段,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问题至为关键,它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出路和结果。 工业化道路是一国推进本国工业化的途径和办法的总称。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要受到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制约。这些一般规律人们普遍认同的有这么几个:一是从价值观念上讲,追求高效率和高效益是工业化的灵魂,这是工业化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技术的革新、还是市场的开拓,还是企业规模的扩大,无不是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实现的;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上讲,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取代手工生产方式广为普及,不仅工业,而且农业、服务业等逐步采用先进的机械化、电动化、信息化的机器设备从事生产;三是从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上讲,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入,不少企业专注于产品某一部分的生产或流通的某一环节,每一个工人也都成了分工链条的一个结点;规模经济阶段不可逾跃,随着分工日益深化,同类生产的集中不可避免,通过集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工业化过程还往往伴随着结构变动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往往都要发生重大变动,如产业结构一般要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等演进,从要素层次看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要经历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几个阶段;工业化的过程往往也伴随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是工业化的先导和助推器,反过来工业化又推动着制度和体制的变迁;四是从面临的约束看,推进工业化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重要约束,这些约束都是硬约束,任何国家都饶不开、躲不过,总要想办法应对,应对不好,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因此受制。受这些一般规律的制约,各国的工业化的道路,有共同性的一面,如都必须推进生产方式的转换、分工的深化、结构的升级,最终都要想办法处理饶过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等。但由于一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面临的条件不同,从国际上说包括政治上的态势、经济上的联系和竞争,从国内上说包括、本国的经济水平、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人口、资源、环境状况等等,因此各国及一国在不同阶段的工业化道路又具有很大的个性和差异性,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应该由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共同决定,不存在一条普适性的工业化道路。在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大势,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反思人类已有的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重大命题。 何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怎样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我的理解这一概念涵盖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五大特点与三大任务 五大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是指加快科技进步以及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从而使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工业经济活动,从投入到产出,从生产到流通,从微观经济管理到宏观经济管理,尽可能应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以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二是经济效益好,是指各个生产和流通中的各个经济主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所消耗的投入又比较低,以提高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不断提高这一比值;三是资源消耗低,是指各个经济主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四是环境污染少,就是要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方式、文明生产方式,发展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做到经济发展而又山川秀美;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要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大量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同时又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到发挥比较优势与增加就业,一举二得。 从这5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担负的三大任务是:一是要找到新的快速增长方式,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在实现了20年高速增长之后,还能以7%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从而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二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从而有效地应对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三是要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从而有力地吸纳因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产生的大量的相对剩余劳动力,确保社会的稳定。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呢?新在那里呢?根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含义,比照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及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认为新型工业化的新主要表现在: 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相比主要表现在: 一是信息化和工业化互动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走得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这是符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亦步亦趋显然不合适宜。那样我们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落后的帽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迅猛,产生了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软件业、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并以极强的渗透力同传统产业结合,大大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有效地改进了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催生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新的业态。这一新的技术背景,为我们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上,一项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改变世界竞争格局。比如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的机遇,率先实现工业化;美国抓住电气技术变革的机遇,实现经济飞跃,成为世界强国。同时落后国家抓住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机遇,迅速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事例并不鲜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抓住从机械化工业化到电气化工业化转变的机遇,通过大力发展重工业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没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的,再如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如我们,工业化的任务也没有完成,1998年农业人口还占整个国家人口的60%,而我国再这一指标上超过其近10个百分点,但在信息化浪潮中,抓住了历史机遇,近10年来信息业在计算机软件业的带动下迅猛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大国,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将达850亿美元,出口创汇500亿美元,将创造220万个就业机会,并将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两位数,前景十分诱人,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这一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重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在新的技术起点上实现高层次的工业化,这是我们可资利用的重要的后发优势,是只能抓住而不可丧失的机遇; 二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中心的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经济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数字革命”和基因革命为代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二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大大提高,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加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而能独善其身;三是全球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从前苏联—东欧的旧体制解体,到所有发达国家的放松管制,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既使得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大大增加,竞争日趋激烈,又使得国际需求速度相对放缓慢。这些变化都是英、美、德、日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他们依赖从世界广大殖民地掠夺资源、原材料,倾销其产品,动辄就以坚船利炮打开落后国家市场大门的历史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具备。因此在我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我们的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着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经济效益好了,有钱了,我们就可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培养吸引优秀人才,工业化就会走向良性循环轨道,最终我们也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否则,我们的产品就买不出去,我们的市场就会被别人占领,我们的钱就会被别人赚走,我们的人才就会被别人拐走,我们的工业化就无法实现。 三是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实行增长第一的战略,走的是一条件以消耗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尽管这些国家充分享受到了工业化的繁荣,但也较早品尝到了增长第一战略下工业化的苦果。在工业发达国家,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大量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如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1943年美国洛杉矶,当时该市的200多万辆汽车生病在排放大量的汽车尾气,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烟雾,大量居民出现眼睛红肿、流泪、喉痛等症状,死亡率大大增加)、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于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因炼锌厂、钢铁厂、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尘造成大气严重污染,使5900多居民患病。事件发生的第一天有17人死亡)、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英国伦敦,由于冬季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在浓雾和中积聚不散,头两个星期死亡4000人,以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发生一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发达国家不得不强化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在新的世纪实现工业化,这条老路不能再走,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全世界约有11亿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每年约有1500万人口因空气污染引起各种疾病而难以生存。由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排出的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地球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已给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水资源枯竭、水荒严重,生活垃圾到处堆放所造成的环境、水的污染,垃圾填埋所带来的爆炸的恶果。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世界的用水量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水污染日益剧增,现在发展中国家有1/3的人口不能享用洁净水。过度开采是水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如果目前的情况延续下去,预计在50年之后,世界人口的1/4将遭受悲惨的水荒,到2025年,世界上将有30亿人口面临严重缺水。森林、土地面积锐减,许多生物物种濒临灭绝。由于人类过度放牧,过度垦植,过度施用化肥和农药,已使许多地区的沃土贫瘠化、碱化、沙化和退化。全球已有900万公顷农田寸草不生、12亿公顷绿化遭受破坏,2000多种动物物种灭绝、热带雨林每年以14.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给本以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火上浇油,那样会犯众怒。二是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加之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环境问题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尽管我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储有量如煤炭等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华北和西北是严重缺水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水资源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再比如石油,石油是现代大工业的血液,对国民经济发展至为关键,就连美国这样的头号经济强国对此都不感掉以轻心,为什么要打海湾战争,为什么如此关注中东,是为了什么人权吗?是为了什么自由吗?不是,老尼克松一语道破天机,不是为自由,而是为石油。我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而今后一短时间内,我国的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在1.6亿吨左右,根据有关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50%,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将达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石油进口大国,石油进口风险很大,一遇突发事件,石油战略安全就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不少城市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处于总体“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酸雨发生面积占全国的1/3;7大水系有一半河段严重污染,36%的城市河流丧失了使用功能,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80年发生74次,90年代猛增到380次,等等,总之是天不蓝了,水不清了,土地荒漠化了,草原沙漠化了,酸雨来了,洪水来了,沙尘暴来了,大自然变得可怕了。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0%,约3000亿元人民币。由上述因素决定,我们实现工业化必须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四是充分考虑就业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以此为代价推进工业化进程。尽管从理论上讲工业化与扩大就业存在一定的客观矛盾,发达国家走过的这一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样道路的我们也不能走,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将工业化、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理由至少有这么几条,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体现;其次我国的就业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发达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时期,人口大都只有几千万,美国直到1914年人口才有1亿。英、法、意等直到1999年人口也还不足6000万,还不赶上江苏省的人口,对这些国家来说,10%左右的失业已经很严重了,也就几百万人,但中国就不同了。虽然未来30—40年间,我国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新增加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适龄劳动人口相当客观。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人,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最保守估计也要在1000万以上。此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隐性失业会日益突出,光农业就有1.5—2亿需要转移出去,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很多劳动力素质不高,既不能与先进技术结合,也不能“对外出口”;最后,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又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和巨大的优势。尽管我国高素质的劳动力缺乏,但总体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杂志刊载的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率作过测算,按汇率换算后,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周工资30美元,泰国58.3美元,韩国243美元,台湾328.9美元,香港436.6美元。这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特别是在工业制成品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锫博士曾这样评论:“全世界都会发现,中国制造的制成品,具有不可思议的低价格,在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中,中国产品所向无敌,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而且,统一的国家保证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低成本”。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19%,增加了3倍多。中国产的摩托车、家用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行销世界。总的看来,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生产要素可以替代的范围,既注重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又注重劳动对技术的替代,从而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对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内需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与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主要相比表现在: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过去的工业化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国有企业是工业化的主体,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配置。新型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推进,工业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社会资源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配置;二是新的内外环境条件下的工业化,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是在大国称霸、闭关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奠定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基础,但精力分散,左的干扰很严重,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基础上推进的,起点低,底子薄,党和政府不得不化大力气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是在我国实现总体小康、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以及我们党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形势下进行的;三是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的工业化,1949至1978年30年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以农补工的形式。这使当时的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而且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生活。因此,政府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并通过户籍管理限制城市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背离的;改革后,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结合起来,但由于体制等原因,城市化程度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最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现在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综上所叙,我们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大势,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反思人类已有的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提出的一条新世纪、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战略决策。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党的十六大出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20年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怎样的奋斗目标呢?弄清这一点是我们分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主要参照。 结合国际上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及我们现有的工业化水平,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20年我国要起码在下列指标上有明显提升: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增加,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目前水平,到2020年这一指标要达到3000美元(2000年汇率计算);二是在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工业制造业的增加值提高到64%左右;三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幅度降低,到2020年降低到30%左右;四是城市化水平到2020年达到55%左右。此外环境保护工作也要有重大进展,生态恶化的态势基本得到遏止,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 参照这一目标,反观我国经济现实,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我们具备了20多年改革和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2001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5533亿元人民币,比1989年增长近2倍,与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9.4%,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34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等等,另一方面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剧烈、深刻变革的进程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不断产生,社会经济中潜伏的弱点、矛盾和比较劣势逐步暴露出来。这些不利因素的交织和叠加,构成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障碍,这些问题突出的有这么几个: 1、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最直接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提高工业制造业提高其附加值的比重,要有现在的51%提高到2020年的64%左右。实现这一任务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从而制约了工业结构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度加工化、技术集约化的优化升级。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在全球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美国占31%,日本占29%,中国没有一家),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产品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严重过剩,冶金行业生产能力只达到1/3,而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却不得不依靠进口,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设备65%以上靠进口),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是个虚胖子,尤其是配套能力差,使得我国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技术装备,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家电大国,但绝大多数产品的优秀技术和关键部件依然依靠进口,以至于有人称我们家电大国没心没肺部;更令人关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附加值占制造业附加值的比重为104%,比美国和日本1997年水平还低4-5个百分点,并且高技术的扩散不够,未能有效地改造传统产业),显而易见,这些与新型工业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必须下大力气改变这一状况。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基本内容就是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但这一个降低、一个提高却受到我国比较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所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被从空间上划分为界限明显的二大部分,一个是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另一个是相对落后甚至是绝对落后的农村经济。我国这一矛盾比较突出,主要有两大表现:其一是是三农问题比较棘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出去,(农业仍然是最脆弱的产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人多地少,人多水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全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都十分落后,成人文盲有8500万人、清壮年文盲2300万人,农民的不公平感增强,一位国际经济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国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转文认为“现在谈论“三农”问题,已远远不是解决温饱问题那么简单。“三农”问题已经突破经济层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农村生活的七、八亿人口,大约有一半的人还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一个不受约束、极不稳定的贫困大军,在今天信息、交通、通信日益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眼中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不平等、利益不均衡、发展机遇不公平、生存环境反差很大的失衡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六大之后新一届执政集团,首先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尽管此公的言论有危言耸听之嫌疑,但已说明这一问题相当棘手。要解决这一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大多数的农民不再是农民) 其二城市化水平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与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8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总体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近1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根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每转移一个劳动力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去第三产业,而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城乡关系不协调,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就学、户口、社会保障方面还在强化对农民进程的限制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农业人口不能很快转移和城市化水平较快提高。 3、人口与就业的压力巨大 人口与就业压力巨大就是我们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一是本身就有那么的下岗、失业职工以及新增的待就业人口,二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还要求科技含量高和经济效益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这在客观上又将在一定程度遏止就业的扩大,将这两者有机协调起来,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难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稳定就无法保障,市场需求也难以拉动。 4、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恶化形势比较严峻 跟上一个问题一样,这既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原因,又是其面临的一大难题。首先,资源利用粗放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总需要一个过程,这会加剧资源短缺的程度,从而影响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顺利开拓。前面我们说过,我国资源相对短缺,与之相比更严重的是资源的粗放利用,工业化耗水严重,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2—4倍。其次,生态恶化的态势不可能一下子遏止住,也需要一个过程中,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环境污染少,污染少也是污染,遏止生态恶化的态势并最终实现生态的基本改善,任务的艰巨可向而知。 5、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较低 我们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基本实现工业化,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争夺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及与我们的产品争夺市场份额的严峻现实。我国经济实现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难易。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如何呢?总得看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低。 从结构分析角度看,一国和一个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四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体制,资本雄厚、技术先进、人才济济、体制完善,竞争力就强,反之,则反是。从资本看,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2001年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2万美元以上;从技术看,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我国许多尖端技术和重大优秀技术的开发能力不强,多数行业的关键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化工医药产品大部分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计算机芯片几乎全依赖进口,因此有的国外专家讽刺我们,我们不给你们出口芯片,你们连一台计算机也造不出来,不少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口,高技术品种钢每年需进口700—800万吨,高档合成树脂自给率不足50%,不锈钢80%要靠进口。中国自己生产700万吨塑料(折合乙烯),而家用电器需要的塑料要进口800万吨。另外,随着国外对我国产品设置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出口商品受到严格环保标准的限制,出口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方法也将受到环保限制),绿色生产技术不足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从人才看,前面谈过我国高素质人才的比重本来就不高,加之受国外有关单位薪金、发展机遇等方面的诱惑,每年都有大量人才外流,出国热热度不减,1997年半数以上的我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计划留在美国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只有9万余人学成回国。1996年派出国的留学人数为20905人,而毕业回国的仅6570人;从体制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职能错位等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我们的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差,最终体现在中国制造产品上(MADEINCHINA),就是产品科技含量低、性能差、花色品种少、价格高等等。(我国制造业规模只有美国的1/5,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25,1999年全球汽车产量为5072万辆,美国1303万辆,日本990万辆,中国只有183万辆,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一汽集团2000年经营收入只有560亿人民币,只相当于美国通用公司的2.1%,我国汽车与国外的汽车相比表现是一高一低一少,高价格,一般是国外同档次汽车的两倍,质量低,在首次故障里程、蚝油量、车重、智能化等指标都劣于国外同档次车,花色品种少,大部分是引进车型,自主开发的品种少)。我们就是在先进国家在很多方面占先、压着你、挤着你、打着你的情况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真正是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还不止,现在的情形不仅是不进则退,而是进慢了,也等于退, 三、中央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 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主要内容是: 1、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通过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服务业。重点谈谈服务业,服务业包括四个方面:产业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业。这四种服务业在我国有巨大的潜在需要。例如产业服务业需求就很大,那些从石化产业中剥离出来而上市的生产型石化企业,需要有专门为其服务的企业,而那些在重组中分离出来的石化续存公司,恰恰是具有专门为生产型石化企业服务的功能,因而石化产业的产业服务要求,为石化服务业创造了极大的就业机会。又例如,企业有着咨询、培训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会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再例如,家庭需要有健康服务、日常家庭生活服务、家庭教育服务等需求,个人需要有工作性服务及生活服务需求等,这些都创造了很大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还要从我国从实际出发,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我国有庞大的传统工业,相当一部分具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我们应当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使传统产业尽快提高水平,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处理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既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又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发展虚拟经济要为促进实体经济服务,并防止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 2、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 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是我国的两大基本国策,实施以来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是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优先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优秀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体制创新推进科技创新。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成为科研开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一套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及人才汇集机制。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实施人才战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大力吸引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以及长期粗放经营,我们必须在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下大力气解决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的高收入阶段才面临的资源和生态问题。过去粗放经营,伴随高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以及不顾生态和环境的发展路子已难以为继,今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保持低生育率水平,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发展节水工业、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抓紧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战略资源储备。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国家和全社会都要加大投入,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发展环保产业,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健全环境、气象和防灾减灾监测体系。 3、协调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4、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单纯的思路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无论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是两大战略的实施,必须由两大动力推动,一是内部动力—改革,改革要有新突破。最为重要的是使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相适应。产权“大锅饭”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贫穷和愚昧同样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必须推进产权的人格化和经济的自由化,必须进一步使科研院所和工业企业具有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先进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使工业企业和相关产业具有采用信息技术的迫切欲望,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需求能力大幅度提高。为此,必须进一步清除仍然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确立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把动力建立在保护合法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必须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基金在GDP中的比重,消除绝对贫困,把需求的欲望和能力建立在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基础上。 二是外部动力—开放,开放要有新局面。目前中国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其中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销售额占这500家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达83%以上,大大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就是即将加入WTO所带来的外来竞争加剧。从目前看,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心已经从引进外资转变为与世界经济接轨。其中,一是要通过技术改进和要素优化重组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完善市场竞争规则,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发育产权市场化和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四是加快与国际大资本的产权融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少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少做些让人笑话的无用功,我们就一定能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如期基本实现高质量的工业化,就能摆脱农业国的帽子,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工业分析论文:艺术设计专业工业设计分析论文 21世纪初,工业设计在德国兴起,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大发展;工业设计也创造了美国现代工业发展的神话,使美国能够在半个多世纪内雄居世界经济“大哥大”的宝座…… 工业设计前景之设计竞争力是工业发展的重要竞争力 21世纪的市场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同时也是工业设计的竞争。 什么是工业设计?1980年,巴黎国际学术年会权威的论述是,赁借训练、技术知识、经济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状、色彩、表面加工以及装饰全新的品质和风格。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代表新世纪潮流的工业设计相结合,将为人类书写美好的篇章。 由于工业设计是由工业设计师、结构工程师、价值分析师、模型工程师等专家集团组成的共同劳动,其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竞争力。专家们基于他们对技术、产品、市场、消费者、购买力、价格水平、生活习惯等的科学把握,开发、设计出了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如瑞士的机械手表,微软的软件…… 日本千叶大学著名学者宫畸清教授在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时,谈到日本产业振兴和经济增长有三要诀:一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领先一步的工业设计;三是不断完善的经济政策。这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工业设计对日本经济的起飞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人痛定思痛,面对21世纪,又一次将“设计竞争力”作为日本经济振兴的法宝。他们用全新的设计思维,在策划、在设计“太阳经济”、智能建筑、地下城市、空间城市、模糊汽车等等。 工业设计是优秀竞争力,是因为它可以科学地配置资源,投资少,见效快。据测算,工业品外观每投入一美元,可带来1500美元的收益。日本日立公司的数据则更具说服力,该公司每增加1000亿日元的销售收入,工业设计所占的作用占51%,而设备改造的作用只占12%,显而易见,工业设计的主旨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脉相通的。在21世纪,工业设计将成为企业生存的关健和优秀。商家将切实感受到,如果没有卓越的产品设计,任何先进技术精良装备与严格的管理都无法创造出精美的商品。 工业设计前景之“组织设计”是全新的革命 现代工业设计应该包括组织设计。 现代企业制度是20世纪组织设计最重要的成果。但是,企业制度的革命是永恒的。企业组织设计也没有终点。 随着信息化、自动化、全球化的出现,人们设计了“全球工厂”、“元纸贸易”、“战略联盟”、“电视直销”、“网络营销”等各种生产和营销组织形式d 我们需要设计“全球工厂”。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已经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竟争的优势,商战的严峻现实需要众多的各具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形成“全球工厂”。 耐克(NIKE)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鞋供应商和制造商,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产品的设计和销售上,产品的生产制造主要在新兴国家和地区进行。耐克甚至连样鞋也不生产。这就是“全球工厂”的初级阶段。 我们需要设计“战略联盟”。康柏电脑公司为迅速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个人电脑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一开始就与十几家著名的软硬件公司,如微软、迪吉多等结成技术战略联盟,“借他人力量发展自己”。康柏电脑的大部分零件也采用外包的形式来组织供应,公司本身仅仅掌握快速的研究开发能力及行销网络。由于实行轻巧的高弹性组织,配合低价策略,康柏很快占领了个人电脑市场,成为全球个人电脑的著名品牌。 工业设计前景之设计创意是企业人的基本素质 科学的工业设计,其灵魂是设计创意。 设计创意是21世纪企业入的基本素质。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设计创意的经典事例太多了。索尼的盛田昭夫苦于女儿的收录机的声音太大的烦躁,促发了“随身听”的构想:美国硅谷两个青年电脑“发烧友”基于“让每个消费者桌上都有一台电脑” 的理想,领导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技术革命”的PC电脑潮流;海湾战争后赋闲的摩托罗拉工程师为了“让普通人在移动中通讯”,轻松地将军工技术转化为民用,引发了“大哥大”的流行;“令妇孺都能操作摄象机”的目标,使索尼创造了“掌中宝”;“在拍摄中即时观看影象”的设想,激发了夏普“彩色液晶显示屏手提摄象机”的独创...... 21世纪的设计创意是在“世界产品大交流”的冲撞中产生的。目前世界市场各类商品的总量是150万种,中国市场才40多万种。由此可见,我国产品种类的市场空间还很大。企业应当大力激发设计师,多多创意,多多开发,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全球工业设计浪潮当中。 21世纪也是设计教育大发展时期。创意是需要教育的。创意也需要教育来普及。目前,各国都在加大设计学院的建设力度,如美国有35所工业设计的专门学院,日本与德国各有20所,韩国有15所,这些设计院校把目光都放在21世纪。未来世界级的服装设计师、汽车设计师、建筑设计大师......将从这里诞生。 工业设计前景之“虚拟设计”是高科技设计的旗帜 21世纪的设计,应该是“虚拟设计”。 “虚拟设计”(VirtualReality简称VR)技术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家拉厄尔于80年代初提出的,现在它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虚拟生产”、“虚拟贸易”、“虚拟市场”、“虚拟网络”等等。而虚拟设计则是通过“虚拟现实”的手段,追求产品的设计完美和合理化。 虚拟设计通过“三维空间电脑图象”达到:1)真实。借助电脑和其它技术,逼真地模拟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各种活动,把握人对产品的真实需要;2)交互。实现人与所设计对象的操作与交流,以不断改进设计模型;3)构想。强调三维图形的立体显示,使设计对象与人、环境更具现实感和客观性。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科隆研究中心设计部经理罗勃认为,采用虚拟设计技术,可使整个设计流程时间减少2/3。 21世纪,虚拟设计将在建筑设计、装备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中发挥神奇的效用。 工业设计前景之“绿色设计”是新世纪的设计主题 绿色设计,是维护人类地球绿色环境的设计。绿色设计的目的是系统有序地探索人类产业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关系,有效地避免高科技工业化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冲突。 绿色设计要求必须从生态伦理学出发,掌握如下原则: ——在新产品中尽可能节约物质资源。 ——实行语义学革命。随着产品日趋多样化,能赋予产品“生命与意义”的产品语义学,正在取代传统的产品“机能与外型”的关系。要突出自然、环境的命题。 ——设计创新。在造型、功能、色彩、选材等方面,努力向高、精、尖攀登。同时,要兼顾民族性和层次性 谈到工业设计专业,可以先看看在上海"中国工业设计周"了解的两组数据,其一是我国近20年来培养的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生仅3万人左右,只相当于韩国目前该专业在校生的数量;其二是我国高校工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好,很多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生都不得不改行。每年约有30%至40%的人流向包装和商标设计等行当,有40%至50%的人改行去搞装潢、广告,也有部分毕业生到网站进行网页设计,真正去做工业设计的人很少。为什么如此少量的毕业生就业要改行呢?难道真是市场饱和,还是市场不需要工业设计人才吗? 一些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国内许多企业对工业设计的重要性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重视。有的企业甚至认为工业设计就是产品外观设计和包装。许多企业的产品设计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成不变,如热水瓶、自行车、床单等,"老面孔"传了几代人。 令人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更多企业已意识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据国家轻工业局副局长朱焘介绍,现代工业产品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设计的成功。随着高科技技术的发展,产品的质量不再是主要矛盾,抢占市场,获胜的关键在于工业设计的创新,在于其能否引导世界潮流。今天的汽车、手机、电脑市场中,各企业越来越关注其设计问题,谁的工业设计有创新能取胜,谁就能赢得市场。目前国外许多大企业都拥有庞大的设计机构,象日本东芝,拥有的工业设计师数以百计。还有国内大企业海尔集团,就高薪聘用了多名外国工业设计专家,每年投入的开发设计费达8000多万元。这些高投入获得了高回报,海尔产品广泛行销海外世界市场就是一个证明。这说明,市场需求更多的专业设计人才,工业设计越来越在市场受到重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加入WTO之后,只有工业设计人才得到重视、使用,我国的工业产品才能跻身广阔的世界市场,市场需要多层次、多门类的工业设计人才,工业设计人才在未来有极大的升值潜力。"工业设计"将是一个为我们国家、我们的企业大量创造知识产权的黄金水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21世纪的文化将是设计的文化! 工业分析论文:工业设计本质分析论文 非物资主义设计观的产生 纵观近代工业社会的设计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时期,由于科技发展水平及人们需求的变化,产生了不同时期各具特点的设计方式,其中无不蕴涵着设计的本质表现,体现着设计与生活的密切关联性。既都是以“物质”的设计和生产来解决人们生产中的问题和满足人们生活中的需要,正是这种“物”的积累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无疑将以更快的速度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的面貌。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改变在过去短短的二百年里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非物质主义设计观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并基于以下几个因素提出来的: 2.1环境问题。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自然,伴随着物质财富大量设计和生产的是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严重威胁到人类与地球共同进化与持续生存发展的可能,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森林面积的缩小、土地沙漠化、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灾害的频繁等等一系列问题,使人类意识到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共存共生的发展观念; 2.2人口问题。人类已有60亿之众,在21世纪,人口还会大幅度地增长,由于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医学的进步,我们又将面临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地球。到2015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75亿,过多的人口及其对物质的需求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更严重的损害; 2.3文化的因素。随着人类保护资源、爱护环境意识的提高,使消费观念从物(产品)的层面转为服务层面,从“物为我用”转为“物尽其用”,从而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2.4科技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新的设计理论——“非物质主义”设计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保障,非物质设计理念不仅是一种与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相匹配的设计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以服务为优秀的消费方式,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非物质主义”设计理念 “非物质主义”设计理念倡导的是资源共享,其消费的是服务而不是单个产品本身。目前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以产品消费为主流,其做法是:生产者生产和销售产品,用户购买后占有产品并使用产品得到服务,产品寿命终结将其废弃。“非物质主义”的做法是:生产者承担生产、维护、更新换代和回收产品的全过程。用户选择产品、使用产品,按服务量付费。整个过程是以产品为基础,服务为中心的消费模式,它与传统的产品消费模式的区别在于:3.1先占有后使用的消费必然存在着排他性,伴随着产品功能的闲置浪费;而“非物质主义”使单个产品的服务量共享,以服务量为纽带联系生产者与用户,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有服务需要的用户,能够充分利用资源; 3.2“非物质主义”的生产者是以提供“服务”达到盈利的目标,这将弱化有计划的产品废止制,为谋求利益的最大化,生产者的着重点将从更新换代逐渐转为减少消耗,在一定程度上将生产成本与生态成本有效地综合起来,使生产者主动地去做一些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工作,如有用部件的回收再用等。 工业分析论文:创意产业与工业设计分析论文 1工业设计外延的延伸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工业设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成功实现了几次蜕变,从早期的装饰设计、样式设计、再到今天的人为事物的科学,工业设计一步一步的、在摸索与多次碰壁中渐渐成长,现在已成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增强国力的根本保证,其作用也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可。对于我们来说,了解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可以更好的把握其本质。 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对工业设计的认识也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不断提升。在当今的创意产业社会中,对“工业设计”概念的重新界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2001年汉城工业设计家宣言》指出:“工业设计将不再只创造物质的幸福。工业设计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灵活地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按照这样的定义,工业设计将逐渐脱离工业产品这个载体向着创意产业中其他的行业蔓延,工业设计的外延不断扩大、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将会出现跳出创意产业的圈子、与创意产业并驾齐驱的局面。它在创意产业的范围内不断扩张,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迅猛的发展势态使它不满于创意产业的局限,力图摆脱创意产业的束缚,但其本身的特性注定了与创意产业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二者既有因其行业特性的不同而形成的矛盾,特别是工业设计的急剧膨胀对创意产业的地位造成了威胁,又有互相亲近、增加了解的欲望,对方的每次进步都能引起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在不同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的发展,这是对二者关系的描述。 2工业设计的发展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工业设计是创意产业重要的支撑部分,缺乏了工业设计的创意产业恐怕难有今天的影响力。工业设计作为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利器,所产生的高附加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关注。索尼公司董事长兼CEO大贺典雄曾说:“设计是在市场上将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区分开来的唯一的东西。”工业设计对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可在很多国家和企业的案例中得到证明,例如韩国曾经是一个保守、落后、贫穷的东亚岛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一撅不振。 3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工业设计的发展 在创意产业没有被明确提出之前,工业设计发展缓慢,人们并没清楚的意识到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为工业设计师对产品只是起到了装饰、美化的作用,不可能带来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更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当创意产业以其出色的经济效益从其他产业中跳出来、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以后,人们在关注创意产业的时候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工业设计的存在,可以说这是工业设计从小丑到主角的转变。 创意产业是工业设计的发展背景,发展创意产业能为工业设计提供良好的环境,促使其产生更多、更好的设计,比如,创意产业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宽松的设计氛围、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合理的设计评价体系、互动交流的平台等等。另外,各地的创意产业组织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如创意产业博览会,各种作品齐聚一堂,这就为工业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从电影、服装、绘画、民间手工艺中吸取营养,寻找灵感,同时会也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使其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认可,更进一步讲,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总之,发展工业设计势必创意产业促进的发展,加大对创意产业的投资力度也会促进工业设计的长足发展,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结束语 作者通过对创意产业和工业设计在实际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得出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工业设计的发展能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样,创意产业的发展也能促进工业设计的发展,两者唇齿相依,共同发展。创意化和产业化是创意产业的两种运行模式,创意产业本身就是这两种运行模式的结合,并不断重复着“创意的产业化”和“产业的创意化”,这两种运行模式互相结合、交替运行,共同确保创意产业平稳、迅速、持久的发展。创意产业的这种特点启示我们,在创意产业背景下工业设计的发展策略也要将二者相结合,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可根据本国的发展情况在结合的过程中有所侧重。 论文摘要:本章主要论述了创意产业和工业设计的关系,在正确认识创意产业的基础上,作者回顾了工业设计的概念变迁,说明其内涵与外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社会进入创意产业发展阶段后,工业设计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此背景,才能更好的发展,但是,前提是先研究出创意产业与工业设计的关系,只有弄清楚二者的亲密关系,工业设计才能根据创意产业的特点调整自己,从而探寻出发展的方向。 工业分析论文:新型工业化道路分析论文 一、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所谓工业化,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从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向以现代的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了工业化的三大特性:一是过程性,工业化不是一个时刻概念,而是一个时期概念;一个国家要基本实现工业化往往要化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比如英国从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40年代它基本实现工业化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比如我国从建国后即推进工业化的进程,经过50多年的努力,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二是先进性,强调的是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转变,先进具有相对和动态的含义,相对是对传统来讲的,动态是说先进本身也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比如机器化工业与手工业相比,是现代工业,而电气化工业与机器化工业相比是现代工业等等;三是体系性,强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转变,而不单单是工业的发展;不仅工业要用先进技术武装,而且其他产业也要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的现代化,包括价值观念的更新、生产方式的变迁、经济组织方式的演变,经济结构的演进、经济体制、制度的改革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不同历史阶段含义不同。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作为承上启下的阶段不可逾跃。道理很简单,只有工业化,才可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知识经济才能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基因工程等产业的关键设备如芯片等都是工业经济的产物。工业化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优秀和前提,是经济现代化的体现。道理同样并不深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工业化去装备和改造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才能装备和支撑强大的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才能推进技术的更大进步去实现工业化的升级,经济的现代化才能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和这一基础上,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才能最终建立起来,离开了经济的现代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早在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中就将工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并将此写进了新的党章之中。环顾宇内,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农业国家可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强大国家、富裕国家。正如台湾经济界强人赵耀东在其《平凡的勇者》一书所指出的,“世界各国,除了资源特别丰富的沙特等国外,没有任何高收入国家不是靠工业化的,——没有工业就没有前途”。此类国家清一色地都是工业国家,工业化水平都比较高。 工业化水平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其中的优秀指标有以下几个: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认为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一般为1200美元—2400美元,(按1998年美元价值计算),中期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 2、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国际上的划分标准认为这一指标低于20%为非工业国,20—40%为正在工业化的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国; 3、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界钱纳理等对世界100个国家20多年中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人均GDP1000美元(1964)以上,一二三产业生产结构为12.7%、37.8%和49.5%;就业结构为15.9%、36.8%和47.3%; 4、城市化水平,钱纳里等经济学家根据对世界100个国家20多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测算出,人均GDP800美元—1000美元(1964),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为60.1—65.8%;一般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60%以上。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们已经为工业化奋斗了半个世纪,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但参照国际经验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我们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表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1年底才接近1000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2001年我国的这一指标才为51.5%;从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看,而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为15.2%、51.1%和33.6%,就业结构为50%、22.3%和27.7%;从城市化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8%;总的评价,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水平,正因为此同志才在十六大报告中郑重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新的世纪、新的阶段,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问题至为关键,它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出路和结果。 工业化道路是一国推进本国工业化的途径和办法的总称。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要受到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制约。这些一般规律人们普遍认同的有这么几个:一是从价值观念上讲,追求高效率和高效益是工业化的灵魂,这是工业化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技术的革新、还是市场的开拓,还是企业规模的扩大,无不是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实现的;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上讲,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取代手工生产方式广为普及,不仅工业,而且农业、服务业等逐步采用先进的机械化、电动化、信息化的机器设备从事生产;三是从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上讲,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入,不少企业专注于产品某一部分的生产或流通的某一环节,每一个工人也都成了分工链条的一个结点;规模经济阶段不可逾跃,随着分工日益深化,同类生产的集中不可避免,通过集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工业化过程还往往伴随着结构变动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往往都要发生重大变动,如产业结构一般要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等演进,从要素层次看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要经历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几个阶段;工业化的过程往往也伴随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是工业化的先导和助推器,反过来工业化又推动着制度和体制的变迁;四是从面临的约束看,推进工业化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重要约束,这些约束都是硬约束,任何国家都饶不开、躲不过,总要想办法应对,应对不好,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因此受制。受这些一般规律的制约,各国的工业化的道路,有共同性的一面,如都必须推进生产方式的转换、分工的深化、结构的升级,最终都要想办法处理饶过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等。但由于一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面临的条件不同,从国际上说包括政治上的态势、经济上的联系和竞争,从国内上说包括、本国的经济水平、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人口、资源、环境状况等等,因此各国及一国在不同阶段的工业化道路又具有很大的个性和差异性,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应该由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共同决定,不存在一条普适性的工业化道路。在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大势,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反思人类已有的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重大命题。 何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怎样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我的理解这一概念涵盖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五大特点与三大任务 五大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是指加快科技进步以及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从而使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工业经济活动,从投入到产出,从生产到流通,从微观经济管理到宏观经济管理,尽可能应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以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二是经济效益好,是指各个生产和流通中的各个经济主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所消耗的投入又比较低,以提高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不断提高这一比值;三是资源消耗低,是指各个经济主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四是环境污染少,就是要广泛推行清洁生产方式、文明生产方式,发展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做到经济发展而又山川秀美;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要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大量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同时又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到发挥比较优势与增加就业,一举二得。 从这5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新型工业化道路所担负的三大任务是:一是要找到新的快速增长方式,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在实现了20年高速增长之后,还能以7%以上的速度继续增长,从而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二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从而有效地应对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三是要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从而有力地吸纳因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产生的大量的相对剩余劳动力,确保社会的稳定。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呢?新在那里呢?根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含义,比照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及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认为新型工业化的新主要表现在: 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相比主要表现在: 一是信息化和工业化互动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走得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这是符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亦步亦趋显然不合适宜。那样我们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落后的帽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迅猛,产生了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软件业、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并以极强的渗透力同传统产业结合,大大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有效地改进了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催生了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新的业态。这一新的技术背景,为我们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工业化发展的历史上,一项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改变世界竞争格局。比如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的机遇,率先实现工业化;美国抓住电气技术变革的机遇,实现经济飞跃,成为世界强国。同时落后国家抓住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机遇,迅速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事例并不鲜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抓住从机械化工业化到电气化工业化转变的机遇,通过大力发展重工业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没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的,再如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如我们,工业化的任务也没有完成,1998年农业人口还占整个国家人口的60%,而我国再这一指标上超过其近10个百分点,但在信息化浪潮中,抓住了历史机遇,近10年来信息业在计算机软件业的带动下迅猛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大国,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将达850亿美元,出口创汇500亿美元,将创造220万个就业机会,并将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两位数,前景十分诱人,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这一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将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重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在新的技术起点上实现高层次的工业化,这是我们可资利用的重要的后发优势,是只能抓住而不可丧失的机遇; 二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中心的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经济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数字革命”和基因革命为代表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二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大大提高,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加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而能独善其身;三是全球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从前苏联—东欧的旧体制解体,到所有发达国家的放松管制,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既使得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大大增加,竞争日趋激烈,又使得国际需求速度相对放缓慢。这些变化都是英、美、德、日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未曾遇到过的,他们依赖从世界广大殖民地掠夺资源、原材料,倾销其产品,动辄就以坚船利炮打开落后国家市场大门的历史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具备。因此在我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我们的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着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经济效益好了,有钱了,我们就可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培养吸引优秀人才,工业化就会走向良性循环轨道,最终我们也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否则,我们的产品就买不出去,我们的市场就会被别人占领,我们的钱就会被别人赚走,我们的人才就会被别人拐走,我们的工业化就无法实现。 三是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实行增长第一的战略,走的是一条件以消耗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尽管这些国家充分享受到了工业化的繁荣,但也较早品尝到了增长第一战略下工业化的苦果。在工业发达国家,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大量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如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1943年美国洛杉矶,当时该市的200多万辆汽车生病在排放大量的汽车尾气,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烟雾,大量居民出现眼睛红肿、流泪、喉痛等症状,死亡率大大增加)、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于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因炼锌厂、钢铁厂、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尘造成大气严重污染,使5900多居民患病。事件发生的第一天有17人死亡)、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英国伦敦,由于冬季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在浓雾和中积聚不散,头两个星期死亡4000人,以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发生一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发达国家不得不强化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在新的世纪实现工业化,这条老路不能再走,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全世界约有11亿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每年约有1500万人口因空气污染引起各种疾病而难以生存。由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排出的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地球温室效应愈演愈烈,已给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水资源枯竭、水荒严重,生活垃圾到处堆放所造成的环境、水的污染,垃圾填埋所带来的爆炸的恶果。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世界的用水量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水污染日益剧增,现在发展中国家有1/3的人口不能享用洁净水。过度开采是水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如果目前的情况延续下去,预计在50年之后,世界人口的1/4将遭受悲惨的水荒,到2025年,世界上将有30亿人口面临严重缺水。森林、土地面积锐减,许多生物物种濒临灭绝。由于人类过度放牧,过度垦植,过度施用化肥和农药,已使许多地区的沃土贫瘠化、碱化、沙化和退化。全球已有900万公顷农田寸草不生、12亿公顷绿化遭受破坏,2000多种动物物种灭绝、热带雨林每年以14.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给本以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火上浇油,那样会犯众怒。二是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加之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环境问题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尽管我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储有量如煤炭等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华北和西北是严重缺水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水资源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再比如石油,石油是现代大工业的血液,对国民经济发展至为关键,就连美国这样的头号经济强国对此都不感掉以轻心,为什么要打海湾战争,为什么如此关注中东,是为了什么人权吗?是为了什么自由吗?不是,老尼克松一语道破天机,不是为自由,而是为石油。我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而今后一短时间内,我国的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在1.6亿吨左右,根据有关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50%,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将达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石油进口大国,石油进口风险很大,一遇突发事件,石油战略安全就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不少城市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处于总体“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酸雨发生面积占全国的1/3;7大水系有一半河段严重污染,36%的城市河流丧失了使用功能,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80年发生74次,90年代猛增到380次,等等,总之是天不蓝了,水不清了,土地荒漠化了,草原沙漠化了,酸雨来了,洪水来了,沙尘暴来了,大自然变得可怕了。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0%,约3000亿元人民币。由上述因素决定,我们实现工业化必须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四是充分考虑就业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以此为代价推进工业化进程。尽管从理论上讲工业化与扩大就业存在一定的客观矛盾,发达国家走过的这一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样道路的我们也不能走,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将工业化、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理由至少有这么几条,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体现;其次我国的就业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发达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时期,人口大都只有几千万,美国直到1914年人口才有1亿。英、法、意等直到1999年人口也还不足6000万,还不赶上江苏省的人口,对这些国家来说,10%左右的失业已经很严重了,也就几百万人,但中国就不同了。虽然未来30—40年间,我国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新增加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适龄劳动人口相当客观。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人,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最保守估计也要在1000万以上。此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隐性失业会日益突出,光农业就有1.5—2亿需要转移出去,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很多劳动力素质不高,既不能与先进技术结合,也不能“对外出口”;最后,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又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和巨大的优势。尽管我国高素质的劳动力缺乏,但总体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杂志刊载的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率作过测算,按汇率换算后,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周工资30美元,泰国58.3美元,韩国243美元,台湾328.9美元,香港436.6美元。这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特别是在工业制成品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锫博士曾这样评论:“全世界都会发现,中国制造的制成品,具有不可思议的低价格,在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中,中国产品所向无敌,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而且,统一的国家保证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低成本”。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19%,增加了3倍多。中国产的摩托车、家用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行销世界。总的看来,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生产要素可以替代的范围,既注重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又注重劳动对技术的替代,从而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对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内需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与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主要相比表现在: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过去的工业化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国有企业是工业化的主体,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配置。新型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推进,工业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社会资源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配置;二是新的内外环境条件下的工业化,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是在大国称霸、闭关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奠定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基础,但精力分散,左的干扰很严重,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基础上推进的,起点低,底子薄,党和政府不得不化大力气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是在我国实现总体小康、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以及我们党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形势下进行的;三是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的工业化,1949至1978年30年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以农补工的形式。这使当时的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而且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生活。因此,政府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并通过户籍管理限制城市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背离的;改革后,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结合起来,但由于体制等原因,城市化程度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最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现在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综上所叙,我们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大势,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反思人类已有的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提出的一条新世纪、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战略决策。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党的十六大出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20年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怎样的奋斗目标呢?弄清这一点是我们分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主要参照。 结合国际上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及我们现有的工业化水平,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20年我国要起码在下列指标上有明显提升: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增加,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目前水平,到2020年这一指标要达到3000美元(2000年汇率计算);二是在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工业制造业的增加值提高到64%左右;三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幅度降低,到2020年降低到30%左右;四是城市化水平到2020年达到55%左右。此外环境保护工作也要有重大进展,生态恶化的态势基本得到遏止,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 参照这一目标,反观我国经济现实,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我们具备了20多年改革和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2001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已达95533亿元人民币,比1989年增长近2倍,与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9.4%,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34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等等,另一方面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剧烈、深刻变革的进程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在不断产生,社会经济中潜伏的弱点、矛盾和比较劣势逐步暴露出来。这些不利因素的交织和叠加,构成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障碍,这些问题突出的有这么几个: 1、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最直接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提高工业制造业提高其附加值的比重,要有现在的51%提高到2020年的64%左右。实现这一任务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高,从而制约了工业结构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度加工化、技术集约化的优化升级。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在全球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美国占31%,日本占29%,中国没有一家),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产品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严重过剩,冶金行业生产能力只达到1/3,而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却不得不依靠进口,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设备65%以上靠进口),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是个虚胖子,尤其是配套能力差,使得我国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技术装备,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家电大国,但绝大多数产品的优秀技术和关键部件依然依靠进口,以至于有人称我们家电大国没心没肺部;更令人关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附加值占制造业附加值的比重为104%,比美国和日本1997年水平还低4-5个百分点,并且高技术的扩散不够,未能有效地改造传统产业),显而易见,这些与新型工业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必须下大力气改变这一状况。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基本内容就是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城市化水平,但这一个降低、一个提高却受到我国比较突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所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被从空间上划分为界限明显的二大部分,一个是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另一个是相对落后甚至是绝对落后的农村经济。我国这一矛盾比较突出,主要有两大表现:其一是是三农问题比较棘手,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出去,(农业仍然是最脆弱的产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人多地少,人多水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全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都十分落后,成人文盲有8500万人、清壮年文盲2300万人,农民的不公平感增强,一位国际经济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国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转文认为“现在谈论“三农”问题,已远远不是解决温饱问题那么简单。“三农”问题已经突破经济层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农村生活的七、八亿人口,大约有一半的人还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构成了一个不受约束、极不稳定的贫困大军,在今天信息、交通、通信日益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眼中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不平等、利益不均衡、发展机遇不公平、生存环境反差很大的失衡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六大之后新一届执政集团,首先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尽管此公的言论有危言耸听之嫌疑,但已说明这一问题相当棘手。要解决这一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大多数的农民不再是农民) 其二城市化水平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与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8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总体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近1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根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每转移一个劳动力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去第三产业,而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城乡关系不协调,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就学、户口、社会保障方面还在强化对农民进程的限制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农业人口不能很快转移和城市化水平较快提高。 3、人口与就业的压力巨大 人口与就业压力巨大就是我们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一是本身就有那么的下岗、失业职工以及新增的待就业人口,二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还要求科技含量高和经济效益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劳动者,这在客观上又将在一定程度遏止就业的扩大,将这两者有机协调起来,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难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稳定就无法保障,市场需求也难以拉动。 4、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恶化形势比较严峻 跟上一个问题一样,这既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原因,又是其面临的一大难题。首先,资源利用粗放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总需要一个过程,这会加剧资源短缺的程度,从而影响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顺利开拓。前面我们说过,我国资源相对短缺,与之相比更严重的是资源的粗放利用,工业化耗水严重,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2—4倍。其次,生态恶化的态势不可能一下子遏止住,也需要一个过程中,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环境污染少,污染少也是污染,遏止生态恶化的态势并最终实现生态的基本改善,任务的艰巨可向而知。 5、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较低 我们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基本实现工业化,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争夺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及与我们的产品争夺市场份额的严峻现实。我国经济实现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难易。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如何呢?总得看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低。 从结构分析角度看,一国和一个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四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体制,资本雄厚、技术先进、人才济济、体制完善,竞争力就强,反之,则反是。从资本看,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2001年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2万美元以上;从技术看,我国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我国许多尖端技术和重大优秀技术的开发能力不强,多数行业的关键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化工医药产品大部分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计算机芯片几乎全依赖进口,因此有的国外专家讽刺我们,我们不给你们出口芯片,你们连一台计算机也造不出来,不少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依赖进口,高技术品种钢每年需进口700—800万吨,高档合成树脂自给率不足50%,不锈钢80%要靠进口。中国自己生产700万吨塑料(折合乙烯),而家用电器需要的塑料要进口800万吨。另外,随着国外对我国产品设置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出口商品受到严格环保标准的限制,出口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方法也将受到环保限制),绿色生产技术不足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从人才看,前面谈过我国高素质人才的比重本来就不高,加之受国外有关单位薪金、发展机遇等方面的诱惑,每年都有大量人才外流,出国热热度不减,1997年半数以上的我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计划留在美国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只有9万余人学成回国。1996年派出国的留学人数为20905人,而毕业回国的仅6570人;从体制看,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职能错位等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看我们的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差,最终体现在中国制造产品上(MADEINCHINA),就是产品科技含量低、性能差、花色品种少、价格高等等。(我国制造业规模只有美国的1/5,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25,1999年全球汽车产量为5072万辆,美国1303万辆,日本990万辆,中国只有183万辆,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一汽集团2000年经营收入只有560亿人民币,只相当于美国通用公司的2.1%,我国汽车与国外的汽车相比表现是一高一低一少,高价格,一般是国外同档次汽车的两倍,质量低,在首次故障里程、蚝油量、车重、智能化等指标都劣于国外同档次车,花色品种少,大部分是引进车型,自主开发的品种少)。我们就是在先进国家在很多方面占先、压着你、挤着你、打着你的情况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真正是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还不止,现在的情形不仅是不进则退,而是进慢了,也等于退, 三、中央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 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主要内容是: 1、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通过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要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服务业。重点谈谈服务业,服务业包括四个方面:产业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业。这四种服务业在我国有巨大的潜在需要。例如产业服务业需求就很大,那些从石化产业中剥离出来而上市的生产型石化企业,需要有专门为其服务的企业,而那些在重组中分离出来的石化续存公司,恰恰是具有专门为生产型石化企业服务的功能,因而石化产业的产业服务要求,为石化服务业创造了极大的就业机会。又例如,企业有着咨询、培训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会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再例如,家庭需要有健康服务、日常家庭生活服务、家庭教育服务等需求,个人需要有工作性服务及生活服务需求等,这些都创造了很大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还要从我国从实际出发,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我国有庞大的传统工业,相当一部分具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我们应当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使传统产业尽快提高水平,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处理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既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又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发展虚拟经济要为促进实体经济服务,并防止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 2、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 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是我国的两大基本国策,实施以来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是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要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制定和完善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优先发展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优秀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体制创新推进科技创新。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企业成为科研开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一套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及人才汇集机制。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质量。实施人才战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大力吸引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以及长期粗放经营,我们必须在收入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下大力气解决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的高收入阶段才面临的资源和生态问题。过去粗放经营,伴随高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以及不顾生态和环境的发展路子已难以为继,今后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保持低生育率水平,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发展节水工业、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抓紧解决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战略资源储备。实施海洋开发,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国家和全社会都要加大投入,持之以恒地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发展环保产业,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健全环境、气象和防灾减灾监测体系。 3、协调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4、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单纯的思路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无论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是两大战略的实施,必须由两大动力推动,一是内部动力—改革,改革要有新突破。最为重要的是使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相适应。产权“大锅饭”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贫穷和愚昧同样走不成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必须推进产权的人格化和经济的自由化,必须进一步使科研院所和工业企业具有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先进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使工业企业和相关产业具有采用信息技术的迫切欲望,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需求能力大幅度提高。为此,必须进一步清除仍然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确立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把动力建立在保护合法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必须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基金在GDP中的比重,消除绝对贫困,把需求的欲望和能力建立在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基础上。 二是外部动力—开放,开放要有新局面。目前中国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其中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销售额占这500家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达83%以上,大大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就是即将加入WTO所带来的外来竞争加剧。从目前看,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心已经从引进外资转变为与世界经济接轨。其中,一是要通过技术改进和要素优化重组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完善市场竞争规则,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发育产权市场化和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四是加快与国际大资本的产权融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少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少做些让人笑话的无用功,我们就一定能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如期基本实现高质量的工业化,就能摆脱农业国的帽子,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工业分析论文:地方工业化进程分析论文 1.推进青海工业化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相结合。青海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是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既为工业提供原料,又为工业品拓展市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工业领域,而且体现在农业领域,即不断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武装农业,推进农业的工业化、社会化。因此,要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以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为龙头、以农副产品基地为依托,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青海工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城镇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经济能量集聚地和商品集散地,加速城镇化可以促进工业化。信息产业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新兴重要产业,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正向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青海推进工业化要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相结合。要注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推进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村工业化水平。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发展工业的硬环境,通过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同时,注意发展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以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业层次和产品质量,从而加快工业化进程。 2.工业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推进工业化,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要实现后来居上是不可能的,但较快的发展速度,必须符合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生态利益,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速度,是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速度。否则,就将欲速而不达。当前,在把握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机遇中,绝不能只追求量的扩张而“饥不择食”、盲目引进,对那些技术落后,能耗高、污染大、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应拒绝引进和发展,绝不能以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社会生态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暂时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最终将是慢速发展或完全失去发展的基础,国内外这样的教训是非常之多且非常深刻的。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社会、生态效益的关系,加快速度与提高质量的关系,坚持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实现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相结合。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突出特色,加快工业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各种生产要素大跨度组合、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仅仅“靠山吃山”、依靠当地资源和市场的内向循环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国已加入WTO,事实上已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分工合作,任何地方在封闭的状态下关起门来搞建设已不可能。因此,在推进青海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冲破“食桑作茧”、“画地为牢”的思维定势,把工业发展置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大格局中加以定位,在更广阔的领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开放度和外向度,拓宽工业发展的空间。 推进青海工业化明确的目标 工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可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景目标。 近期目标。“十五”期间,工业总量明显增大,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取得明显效果,工业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工业化水平在全国排位前移。到2005年,实现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3,达到34%,强省富民取得实质性效果。 中期目标。到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40%;工业增加值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增加值比2000年翻一番,工业对经济的带动力明显增强,工业化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远景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的2020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2;工业增加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左右;工业化水平达到全国的中等水平。 围绕实现以上工业发展目标,青海推进工业化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总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 1.着力扩大工业总量。工业总量小,是当前青海工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推进青海工业化,首要任务是扩大总量。其一,要增加工业投和入。只有增加投入,才能实现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从而扩大工业总量。增加工业投入,一靠招商引资。实践证明,招商引资是增加工业投入的最直接、见效最快的途径。当前,要抓住世界经济下滑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更多的市场资本投向青海工业,实现工业总量的扩张。二是放手发展民营工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工业投入的主要渠道是吸引和聚集民间资本投向工业。政府对工业的投入应更多地用于基础和公共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营造一个更利于投资者办工业的硬环境。政府的资金即使投入工业项目,也只能是通过“四两”来“拨千斤”,引导更多的市场资本和民间资金投向工业项目。因此,要放手发展民营工业,支持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体制,通过股份制、租赁、承包、出让等多种方式,千方百计盘活公有制工业企业存量资产,实现内涵式扩大工业总量。需要明确的是,扩大总量并非纯粹量的增加,而是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不断升级的量的扩大,是企业整体素质、竞争能力不断提高的量的扩大。因此,必须把扩大总量与调整工业结构、培育支柱产业结合起来,使量的扩张建立在提高工业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 2.着力调整工业结构。推进青海工业化,必须把调整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作为“重头戏”来唱,通过结构调整,提高工业整体素质,增强竞争力,实现工业发展的新突破。 (1)调整产业结构。一是大力培育支柱产业。重点做大做强水电、盐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四大支柱产业,并适时启动高新技术产业。二是用高新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有重点、分层次地对冶金、制药、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加快开发有市场竞争力、技术含量高、效益好的产品,提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为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必须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对调整产业结构,政府应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如贷款给予贴息,设立技术创新奖、质量提高奖、销售收入奖、招商引资奖、规模经营奖等。财政每年应从工业增加税收中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用于培育壮大支柱产业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 (2)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企业组织结构要围绕做大做强支柱产业、优势产业,通过市场化运作提高企业组织集中度,逐步形成一批以骨干企业为优秀、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资产联合为纽带的具有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效益优势的企业集团。要有重点地组建发展水电集团、盐化工集团、石汽天然气集团、有色金属集团、制药集团公司等,以增强竞争优势,在抓大的同时要扶小,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基于青海小企业多的现状,应引导基础较好的企业走“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的路子,生产适销对路、竞争力强的产品;支持基础较差的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围绕有实力的产品和大企业开展生产服务。对少数落后企业,应关、停、并、转,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重新组合。总之,哪种企业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增强竞争力,更有利于加快发展,就采取那种企业组织形式。 (3)调整所有制结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通过股份制、产权出售、租赁、承包等形式,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盘活存量资产。要从青海经济基础薄弱、政府投入少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增加民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2000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部总产值的25%,比例过低。为此在做法上,一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非公有制工业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纠正对非公有制工业经济的种种歧视和偏见,大力表彰非公有制工业经济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形成发展非公有制工业经济的良好氛围。二是要放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准入条件,除国家法律规定明确禁止和限制的领域外,非公有制工业经济都可以进入。同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包括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份实现一视同仁政策,为其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三是加强对非公有制工业经济服务和支持。政府职能部门要实现从只管“公家”到服务“全社会”的转变,按照非公有制工业经济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在创业指导、技术创新、信息服务、市场拓展、人才培训以及融资、社保等方面,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提供良好服务。通过以上措施,不断提高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占全部工业的比重。 3.着力优化工业布局。合理布局生产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是推进工业化的重要任务。要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效益、效率的原则,优化工业布局。从我省实际出发,应重点发展一个区域、二大走廊、三个园区。一个区域即以盐湖化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为主的柴达木资源开发区。二大走廊即黄河下游以水电工业为龙头的无污染工业走廊、湟水谷地耗电工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走廊。三个园区即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新型材料,高原动植物精深加工中藏药、生化药、保健品、绿色食品等产业;甘河滩工业园区,重点发展有色金属、高耗电和建材工业;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盐湖化工产品、建材产品和高标号成品油。 推进青海工业化圈定的措施 要完成青海工业化的目标任务,把青海工业化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切实采取以下对策措施: 1.营造浓郁氛围。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条件下的工业化,而不是仍带着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加入WTO大背景下的工业化,而不是封闭或半封闭环境下的工业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形式下的工业化,而不是一个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工业化;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产品结构性过剩时期的工业化,而不是卖方市场条件下的工业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而不是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工业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果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老套套、旧框框里,推进工业化就必然写不出“大手笔”,打不开新局面。应当肯定,经过22年的改革开放,青海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更新观念未有穷期,只要实践在发展,认识的深化就不应当止步。当前,青海工业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首要的还是思想观念滞后于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因此,必须把思想观念创新作为加快青海工业化进程的“开场戏”来唱,在全省深入开展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学习讨论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破除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如找省长、找市长不如找市场的观念;小开放小发展,大开放大发展,“客主双赢的观念”;“不怕客观条件差,就怕主观不努力”、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观念及科技、知识、信息、政策、管理、资本、人才等要素是更重要的资源的观念;各种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等等。总之,要以思想观念的再转变,促进工业发展的新突破,配合学习讨论活动,充分运用电视、电台、报纸、墙报、板报等宣传媒体,广泛宣传青海推进工业化的意义、思路、目标、任务和措施,做到电视有图像、电台有声音、报纸有文章,以形成推进工业化的浓郁氛围。 2.精规划设计。规划是推进工业化的基础工作,是工业化的发展蓝图。搞好科学规划,对防止建设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加快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抓紧组织力量,认真做好规划工作。在制定规划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明确推进工业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在有关具体内容上要与工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和规划相衔接。二是既要遵循工业化的规律,又要紧密结合青海实际,突出特色,抓住重点,发挥优势;既要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又要有具体的对策措施,使之具有战略性、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三是不仅要有全省工业化的总体规划,而且要有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区域规划、部门规划、行业规划以及具体项目规划,使之成为相互关联、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四是要及时制定实施规划的具体方案,以保障规划顺利地付诸实施,使蓝图真正能够逐步变为现实。 3.做好项目工作。项目是资金、技术、劳力、土地、能源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载体,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零部件,是推进工业化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青海要实现经济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走在西部大开发前列,就必须瞄准市场,依托资源优势,培植一批大工业项目,孵化一批骨干企业,做大企业规模,增强产品优势,带动工业总量的扩张。去年以来,省政府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五”期间全省工业发展的45个重点建设项目,涉及电力、盐化工、有色金属、医药、建材、农畜产品加工、机械以及资源勘探与开发等十个领域,总投资约500亿元。这些项目建成后,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以上,年新增工业增加值80亿元以上,相当于在2000年基础上翻一番。到“十五”末,基本形成15—20户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上缴税金超亿元的大型骨干企业,构建起青海特色经济的工业框架,从而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抓紧落实项目业主和建设资金,使其尽快开工建设,及早发挥效益。要建立有利于项目实施和企业成长的新机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统筹规则,合理布局,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建好项目库。积极探索建立业主出资、社会募资、政府资助的资金筹措机制,强化金融的支持配合作用,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重点放到资本市场。在项目建设上要形成“瞄准一个市场,启动一个课题;开发一个产品,创建一个企业;培育一批品牌,形成一个基地;建设一个园区,带动一个产业”的有效机制。集中力量发展具有规模优势的大企业的同时,辐射带动一批“专、精、特、新”中小型特别是民营企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抓好企业创新。要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着力抓好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1)要抓好体制创新。一是改革投融资体制,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和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引导和鼓励市场资本和民间资金增加对工业的投入,对市场主体和自然人出资建设国家非限制和非禁止类项目,实行登记备案制而取消审批制。逐步形成国内与国外、政府与民间、计划与市场、自筹与负债、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行为市场化、投资风险企业化的投融资体制。二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以三项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内部机制创新,建立起高效灵活的运行机制;推进以产权多元化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加快国有产权结构的调整;建立和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管理真正走上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同时,要大中小企业并举,抓大要强,进而有为;放小要活,退而有序。三是要完善用地制度,确保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用地。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工业项目用地,鼓励利用荒山、荒坡、荒地、荒滩支持工业项目建设。支持工业项目性质,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手续。简化工业用地审批程序,优先解决重点工业项目用地。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金管理社会化,实行下岗职工基本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并轨,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努力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该由市场运作的事项坚决取消行政审批。各级政府要做企业不愿做,不想做、做不了的事,集中力量改善投资环境,培育要素市场,维护市场秩序,让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2)抓好技术创新。在政策、资金上支持企业成为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鼓励企业引进和开发科技成果,建立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既要适时启动高新技术产业,更要注意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要在高新技术局部领域实现突破,更要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具体说来,要抓好“两化”:一是新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化。加大资金、技术、人才的聚集,形成局部优势,有选择地上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加强引进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进行“二次创新”;二是传统产业技术化。着力加强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带动传统产业的提升、优化。要以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轻金属新材料和生物工程制品为突破口,加大适用高新技术的引进、委托开发和自主开发力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进程。盐湖化工,重点开发镁、锂、锶等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力求形成高技术产业群,在钾光卤石脱水技术上的基础上,开发水氯镁石脱水技术,大幅度降低金属镁的生产成本。加快锶资源开发,以碳酸锶为龙头,积极发展硝酸锶、氯化锶、氢氧化锶和金属锶的生产试验研究,发展锶系列产品。逐步放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镁锂比条件下的提锂工艺,尽快做大做强青海锂产业。轻金属新材料,重点研制和引进硼、锂、镁、铝系列产品的加工技术,推进硼酸铝晶须等的产业化进程,发展高强度镁基合金、高强度铝基合金、超强度改性工程塑料、锶铝合金及其下游产品以及纳米技术产品等,延长产业链。生物工程制品,大力开发治疗心脑血管病、肝病、风湿病、糖尿病、肿瘤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药品和藏药新品种,推进中藏药现代化和产业化。同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某些产业的高新技术化。 (3)抓好管理创新。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实行年薪制、期权制等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将经营管理技能视为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分配,把经营管理者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激励经营管理者开拓奋进,力促企业快速发展。 5.实施名牌战略。名牌是企业的竞争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谁拥有名牌产品,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温州市是浙江省最边远的地区,现在是民营工业发达地区,是后发展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典范。其靠的就是名牌战略。目前,青海的工业不论生产规模,还是竞争能力都与国内外先进地区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必须把实施名牌战略,培育、扶持名牌产品,提高竞争力和知名度,作为推进工业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一,树立强烈的名牌战略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创名牌事关企业发展的前景和命运,是推进工业化的永恒主题;实施名牌战略,企业是直接受益者,但更大的受益者则是名牌企业所在的地区,青海若能有一、二个叫得响甚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名牌产品,对于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加快青海的经济发展,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辐射和聚集效应。其二,选择优势产业和项目创名牌。从比较优势强,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的优势产业中筛选优势项目,在优势项目的开发中创名牌、树名牌。这些产业都可以作为创名牌的选择对象。同时,也可从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中创名牌。就企业而言,应千方百计争创名牌、名牌企业。就政府而言,应努力创区域名牌的生命、科技是名牌的支撑、广告是名牌的翅膀、设计是名牌的源泉、服务是名牌的护卫的经营理念,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苦功,在推动科技进步上花力气,在宣传广告上做文章,在精心设计上出创意,在优质服务上使实劲。其四,营造创名牌的良好环境。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对著名品牌和名牌产品,要争取在税收上下给予适当的优惠,在技改或新产品开发贷款上给予必要的扶持;对创名牌产品的企业,政府按品牌的档次给予奖励。二是优化社会环境。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违法侵权行为,保护名牌企业的利益,为名牌产品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6.做活招商引资文章。近些年,青海的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绝不能停留在现有的层次和水平上,要抓住世界经济下滑和衰退、国际剩余资本可能更多地向我国转移以及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快招商引资步伐,把青海工业的“蛋糕”做大。一是筛选、包装招商引资项目。做到既有传统项目,又有新建特色项目;既有劳动密集型项目,又有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项目的包装要有诱惑力、吸引力,足以激活投资者的兴奋点。二是拓宽招商引资思路。通过组团招商、委托招商、网上招商、以商招商多种形式,国外招商,省外招商等多种渠道,把有实力的大企业、大老板引到青海来创实业。三是完善招商引资策略。做到“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引资与引人才、技术、管理、品牌相结合,提高招商引资整体水平。四是改进招商引资方法。采取以资源换技术、产权换资金、存量换增量、市场换项目等灵活多样的办法,务必在招商引资的广度和浓度上有新突破。五是优化招商引资环境。既要改善硬环境,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开发管理好城镇,“筑巢引凤”;更要优化软环境,重点是营造好法制、政策、服务、市场、社会和人文六大环境,法制环境方面,主要是认真落实优惠政策,使投资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待遇。服务环境方面,应坚持和完善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公示制和限时服务等制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全面清理收费项目,禁止任何形式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检查、乱集资。市场环境方面,应进一步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监督行为,努力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方面,应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强化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人文环境方面,应在文明言行、公共卫生以及居民行为规范等方面着力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 7.强化人才开发利用。人才是“国之大宝”。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得人才者得天下”,谁赢得了人才,谁就赢得了主动,谁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青海拥有一定的人才资源,但总体上比较匮乏,必须以新的人才观念,加大开发力度,做好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工作。人才培养要从公民素质抓起,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搞好职业技术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和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要加强对本地企业家队伍的培育,可从机关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到企业去锻炼,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以相对丰厚的物质回报、真挚的感情、体现知识和人才价值的事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关键是要建立完善报酬与业绩挂钩的分配和激励机制,允许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积极推行技术入股和管理入股。同时,还要做好引智工作。引智是见效快、成本低的引进人才的一种方式。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不求所在,但求所用;不求长住,但求常来”,使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智力为我所用。此外,要盘活人才存量,摸清青海到底拥有多少人才,并充分发挥本地人才的才智和潜能,为工业化提供智力支持。 8.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兴重要支柱产业,正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经济结构调整、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信息化是工业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是加快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是工业企业参与两个市场竞争、利用两种资源的现代手段。因此,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高起点推进工业化,从而实现工业化跳跃式发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政府和企业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一是政府推动和推广信息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推广各行各业计算机应用网络,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建设。同时,引导和支持企业抓好信息化建设。要组织一些企业经营管理者到企业信息化搞得好的地方去考察参观,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对水电、盐化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中藏药、农畜产品加工等产业信息化建设,省政府应在人才、土地、资金上给予支持,并在上述产业中分别选择一至两家企业进行信息化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二是企业发展和利用信息化。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运用信息技术加快企业技术创机关报、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整合企业内部的信息资源解决企业各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决策质量、决策效率和经营水平。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产品在工业产供销、科研各方面的广泛运用,促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库存、缩短反应周期、加快资金周转、减少市场风险。采取举办企业上网宣传活动、组织青海产品网上博览会等有效办法,推进企业上网,并从一般的上网到设网页、建网站,借助网络技术积极探索和引进电子商务等现代贸易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加快工业化进程。 工业分析论文:绿色工业设计分析论文 注重绿色设计保护生态环境 绿色产品开发,是从对绿色产品的设计开始的,绿色设计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宗旨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它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善待环境,使绿色设计不应仅是一个倡议和提议,它应成为现实文明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面对当前全球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和温室效应,资源殆尽,每个地球人都感到生存的危机。 因此,工业设计师作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设计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而绿色设计的实质就是使产品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并在本质上更接近自然。绿色产品的设计,首先要考虑产品原料和能源的无公害和低消耗。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为人们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隐患。如制造一台个人电脑需要用700多种化学原料,而这些原料大约有一半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毒素,例如,用于制造电脑机壳的塑料都含有一层防火的有害制剂。一台电脑显示器中含有约2.5磅的有毒元素铅,如果将淘汰的电脑垃圾掩埋在土壤中,这些玻璃中的铅就会渗透出来,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而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将它们进行焚化处理,但在焚化过程中,这些原料将会释放大量的有害气体和重金属,对空气造成污染,最终形成酸雨。鉴于这种现象,目前许多电脑公司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从使用---废弃---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或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将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的能耗降至最低。最近,IBM公司宣布,该公司新的流水线中,制造中央处理器的塑料将可以百分之百的回收。瑞典的富豪汽车公司,最近也推出一项有关环境政策:该公司生产的所有汽车,从设计到变成废铁回收,都要考虑它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最大限度地关注环境安全,而且关注产品从结构到设计、从生产,使用到最后处理的生命周期,以及购买零部件时,都要选择利于环保和可回收的材料。 提起消灭害虫,人们马上就想到施放农药,喷杀虫剂,可是当喷出大量的化学药剂时,不光杀死了害虫,还污染了环境,并使蔬菜瓜果中残留大量农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危害。而荷兰的一家蔬菜公司采用益虫吃害虫的构想:在蔬菜温室大棚内放置一台探测仪,测出该温室内的害虫数量,然后到专门生产益虫的工厂购买数倍于害虫的益虫投入大棚内,害虫寡不敌众,终被益虫一扫而光。这种绝妙的构想真可谓一举数得,既减少了污染(不用化学药剂),又保证了蔬菜瓜果的天然、洁净,而且还发展了一个相关产业-----益虫生产。 树立绿色设计观念重新审视现代设计 以往工业设计最终目标,是针对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在完成了该产品应达到的技术、功能、工艺以及市场的目标后,传统的设计目标就算大功告成了。而绿色设计则包含产品从创意构思到制造、使用以及废弃后回收、再生处理的各个过程,也就是包括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在考虑产品环境属性的同时,预先考虑防止产品及工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作为绿色设计的目标。 树立绿色设计的观念就是要让工业设计师认识到绿色设计产品是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式武器,因为个体的消费动机虽然来自于他们的心理需求,但那需求的产生和发展却不能不受到社会消费时尚的强烈影响。 在德国,政府立法规定电视制造企业必须回收自己的电视机方能生产,为此,施奈特电子公司不久前研制出了一种“绿色电视机”,其零部件回收率高达90%以上。目前德国30%的商品已成为绿色产品。这得利于该国1977年实施的“蓝天使”计划:对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都符合环保要求,且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损害的商品,授予“绿色产品”标志。无此标志的商品,在进口时要受到数量和价格上的限制,虽带有明显的贸易歧视,却受到本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认同。而后,西方其他国家甚至包括日本也相继建立了绿色标志认证制度,以保证消费者能识别产品的环保属性,从而也激励企业去生产无公害、低污染的绿色产品。 在日本,许多储存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旧木酒桶,以往都被人丢弃或当柴烧,一家具公司偶然发现并加以利用,使这废弃的木酒桶成了家具的上好木材。具体作法是:先将木酒桶拆开,将弯曲的木板条进行热压处理,然后再将压直了的木板条拼成板材,进行抛光,上漆等工艺处理,成了桌、茶几、长椅等家具的面板。利用旧木酒桶做的家具,不仅低降成本35%以上,而且因木酒桶长时间被酒精渗透、浸泡,制造出来的家具竟然从未发生蛀虫现象,这真是歪打正着! 进入新世纪,工业设计师今天所担负的使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艰辛,他们必须面对许多新问题:要关注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的方法和过程;要有效的利用有限资源和使用可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以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量;还应从材料的选择、结构功能、制造过程、包装方式、储运方式、产品使用和废品处理等诸方面,全方位考虑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及解决方法。在设计过程中应把降低能耗、易于拆卸、使材料和部件能够循环使用,把产品的性能、质量、成本与环境指数列入同等的设计指标,使更多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进入市场。 工业设计从以往单调的机械化造型转向具有语意化、人性化的造型设计,并力求使造型简洁,设法减少空间、减少材料的浪费和消耗,使产品能耐久和持续使用,绿色设计不仅需要设计师的理性,更需要新兴科学和技术的融入,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绿色设计的推广不应仅限于设计师本身,更应广泛深入公众和消费者。绿色设计是现代设计师应有的良知和责任。在设计中表达现代与传统的统一,设计与生产的调和,生产与消费的默契,生活与生态的和谐。工业设计师应经常提醒自己:你的设计会不会减少人类带给环境的压力?能否保护自然资源?能否抛弃不切实际的设计?是否是民众真正需要的产品设计?是否能用少量能源而发挥更大的功能,以保护不再生之能源?…… 顺应绿色潮流迈向绿色世界 近一个时期以来,回归自然的热浪从西方席卷到东方,且波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生活领域:在饮食方面,现代人热衷于不含农药、化肥的天然绿色食品,连野菜都成了都市人的美味佳肴;使用的食具,也追求粗犷,简朴的木器、陶器,这些大方、又有浓厚人情味的制品成了都市人的新宠;在服饰上,回归自然的风尚更是经久不衰退,轻松、自由、舒适替代了往日的华贵、繁锁;在室内装饰方面,都市人追求简洁、安宁的装饰风格,并用绿色的植物点缀,使家庭生机盎然,豪华、阔气不再是现代人所追求的家庭气氛,人们期望回到能与自然交融的理想家居中。在建筑方面,对回归自然的呼声更为强烈,现代建筑艺术大多体现人对自然的崇敬。但是,一些所谓的“现代建筑”,漠视自然,滥用材料,不仅给城市带来视觉污染,而且破坏生态平衡。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座大型建筑物上,外墙用玻璃幕墙装饰,大片玻璃幕墙将蓝天溶入其中,一群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误将玻璃幕墙作天空,纷纷撞墙折颈而死,大厦底下堆积片死去的鸟儿。 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出现许多新的绿色消费群,而且每年以20%的数量递增。他们在购商品时,拒绝购买受到保护动植物制成的产品。他们不光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环保、回收等一系列的问题,如:纯棉的服装穿着虽然十分舒适,但由于种植棉花需要使用大量的杀虫剂、化肥,所以纯棉的制品也许是破坏环境的非绿色产品。 我国虽然于1993年开始实行绿色标准制度,并制订了严格的绿色标志产品标准,但在某些方面还不尽人意:我国最大的工业和消费城市上海,每天都有50万不能回收的快餐盒流放市场,这些白色垃圾掩埋地下200年都不会腐烂,但常年累月与废水、废气等一起充斥我们的空间,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态环境。目前,在许多城市的快餐盒已改成可溶解的材料,一些大型商场、超市尽量不使用不易分解的塑料袋,而改用布袋或纸袋。合格的绿色产品是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在先进的发达国家,全民生态意识、绿色消费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蕴含在产品里生态方面的价值因素,并且从心里乐意接受它们,这就对绿色产品的工业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只有无公害、耙能少的产品方能问世,方能走向市场,否则,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没有发展的潜力。 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实施的绿色标志认证,不仅可以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可以促进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正如著名管理学家乔治.温特在其所著《企业与环境》一书所述:“总经理可以不去理会环境的时代已经过去,将来的公司必须善于处理生态环境才能赚钱。”这说明,在目前的市场竞争中,谁拥有绿色产品,谁就拥有发展前景。我们工业设计师如果对这些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或不认真去研究对策,进行预备工作,我们的工业设计将陷于被动的境地。 设计师要为人类的利益而设计,这个利益是指长远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短暂的。或者是顾及到这一面却又忽视另一面,或是当代人受益将来人遭难。目前市场上大量销售的一次性商品,从设计角度来看是可取的,因为它为人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也给企业带来利益。但是从“绿色设计”来看,从人类长远的利益考虑,从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考虑,一次性的消费品又是有害的。 多年来人们对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无污染的环境都习已为常。但是,人们眼前的这些生态环境都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造成被污染的河流、有害的空气的因素很多,但我们工业设计师对这环境加速恶化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我们人类经历了从惧怕自然、征服自然、贴近自然与等三个阶段,近年来的工业与设计的变革,人类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的生存条件与环境在许多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善,但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遭到极大的破坏。人类除了要面临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外,甚至还得面临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最近频繁出现在国际间的一个新名词——“可持续发展”,说明人类能否长久在地球上生存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问题。在设计理论界已有人提出“适度设计,健康设计”的原则,试图给设计行为重新定位,以防工业设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防止社会过于物质化,防止传统文化的葬送和人性人情的失落,防止人类异化,让人类过健康的生活。正如国际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主席彼得先生所言:“设计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除可能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绝路,也可能成人类到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捷径。” 提要:绿色产品开发,是从绿色产品的设计开始的,绿色设计是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宗派宗旨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它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善待环境,绿色设计不应是一个倡议和提议,它应成为现实文明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绿色设计不仅需要设计师的理性,更需要新兴科学和技术的融入,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持久性,绿色设计的推广不应仅限于设计师本身,更应广泛深入公众和消费者,从设计、实施、完善为结构的良性循环将对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树立绿色设计的观念就是要让工业设计师认识到绿色设计产品是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式武器,因为个体的消费动机虽然来于他们的心理需求,但那需求的产生和发展却不能不受到社会消费时尚的强烈影响。 工业分析论文:工业设计分析论文 设计的优秀是人,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设计承载了对人类精神和心灵慰藉的重任:年轻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张扬个性和焕发蓬勃的青春活力;年壮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填补青春已逝的失落和展示成熟与自我成就感;年老的消费者则怀者一股浓浓的怀旧感和饱经沧桑的平静感购买消费品。因此产品是反映物质功能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 以人为优秀进行外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人类最初的设计--设计,正是针对人们最普通最基本的需要展开的。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沉淀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消费品蕴藏着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产品本土化设计符合不同民族需要民族识别,民族认同的情感要求,是民族表现于不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识别的要求表现为不同的物质生活方式,表现为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不同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喜庆节日、信仰祭把、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特点等等。民族认同表现为同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在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感觉到大家都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强烈而集中地体现在共同的的风俗习惯,情感需求。 设计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世界将是一幅模样,但创造是有基础的,不同的地区有其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不同。表现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法兰西民族,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良好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惯,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时装、香水这些体现浪漫、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的代名词,洛可可风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染形成了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德意志民族则不同,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谨的德国人。因而,德国的设计体现出了严谨、重功能的品质,就连较为倾向艺术性的平面设计在这里也自由不起来。包豪斯是其代表,乌尔姆设计学院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缺乏艺术感的德国风格;与之相反,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环境下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讲究和谐共处,因此在自我实现要求上表现得深沉含蓄又强烈突出,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包括产品设计—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识别要求和寻求民族认同感。 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设计的本土化问题,设计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中去才可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处于东亚文化优秀地位的国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设计的本土化并不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套用和照搬,而是要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即“神”融入进去。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淫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入设计中。儒家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和“体现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样性。而多样化也是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多样性。把“和“的观念应用于造物工艺之上,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结合与造型的多样性。古代工艺产品中讲究和谐,讲究节制,过分强调设计中的某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失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艺术家的造型审美趣味很少指向“五色“、“五音“、“五味“等炫人耳目之物,而更多指向“朴素“、“平淡“一类对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就是“尚清“的审美追求。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审美要求“内敛“,正是美善统一的自觉要求。“和”还体现在“天人合一”,表现在造物设计上就是体现“形式表达情感”的设计理念,对消费者来说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使用功能,他们需要通过让人赏心悦目的形式购买包含其中的人文价值、精神关怀和自我意识。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设计就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实现,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设计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上升到了对人的精神关怀,这是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这是设计师的责任。 生产产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它卖出去,在买方市场的今天产品的文化内涵决定产品的市场前景。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过,“产品的一半是文化”,“文化也是商品”。当我们习惯于在大街小巷听“正宗牛肉丸”、“地道煎肉包”的吆喝声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有人在卖产品文化赚钱了。美国有名的化妆品制造厂露华浓公司总裁C·雷布隆先生就以“口红不是化妆品,我们让美流行人间”的经营宗旨而取胜于市,闻名于世。 我国的孔府家酒也是卖的产品文化,因为“家”在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消费者购买孔府家酒不仅仅是为了喝酒,更多的是表达对“家”的一种精神寄托。以研究购物心理而闻名的V·帕卡特,在其《隐藏的说服者》一书中这样写道:也许“生意人你不曾想过,如果卖的不是发油而是希望,如果卖的不是桔子而是新鲜的活力,那将会怎样?”联想我市不少工商企业的经营者在产品营销过程中仍沿袭着“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老方式,侧重于产品本身的宣传,在文化韵味和服务方面的宣传不够而造成产品压库严重的现状,我们大有必要加强产品文化的宣传。须知,当今许多购物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除了看中产品质量外,更看重的是企业形象和售后服务。“卖啥偏不吆喝啥”的高明之处,在于使顾客在潜移默化中认识你的企业形象的同时,进而对你的产品产生好感。我国的红豆服饰、娃哈哈食品等企业注重企业文化宣传,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工业分析论文:乡村工业发展制度分析论文 摘要: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乡村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以增强对制度变迁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回顾了中国乡村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分析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农业剩余积累和市场环境等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制度变迁对中国乡村工业增长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为中国乡村工业化乃至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可选择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乡村工业,农业剩余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 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优秀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第二,从农业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方面看,无论在乡村工业起步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后来的持续发展阶段,制度创新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然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回溯历史,大量的经验数据表明,在乡村工业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制度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以农民为行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种学者们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新,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奇迹般地促进了农业产量和农村剩余的增长,据有关专家根据生产函数估计,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2.23%,其中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家庭经营体制这种制度创新使农民成了可以直接支配农业剩余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效益更好的非农产业中去。而且政府的富民政策减少了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的提取量,使相当一部分农业剩余留在了农民手中,加大了农民对非农产业投资选择的现实性。另一个因素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调整,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较大的幅度提高了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79年开始,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高达24.8%;并对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了议价收购的范围。提高了猪、牛、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牛奶等8类副食品及有关制品的销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约30%。据专家测算,农产品提价对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为15.96%。显然,仅上述两项制度改革就为农业生产带来了60%以上的增长。在乡村工业后来的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对非正式金融市场借贷的默认,对乡村企业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越来越开放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村企业的融资方面日益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三,从短缺经济提供市场机会的因素看,各项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是市场机制逐步得以实现的根本性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部门的原材料供应、资金贷款和产品销售渠道都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农村企业从中获得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或产品市场是不可能的。同时体制剥夺了农民退出农业经营从事非农产业的自由。尽管物资极其匮乏,供给严重短缺,但原有的制度框架不可能将这种需求与乡村企业的供给衔接起来。1979—1984年间的改革初期,国家首先放宽了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限制,1979年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可以逐步由社队企业来加工,城市工厂则应有计划地把一部分宜于农村加工的产品和零部件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和设备支援。在农村政策松动的同时,城市中的企业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下逐渐有了一些对其超过生产计划部分产品的支配权,从而使得一部分生产要素从计划的缝隙流入市场并最终进入农村的社队企业。城市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以后,也使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流入城市企业成为可能,从而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价格双轨制度的实行,使乡村企业可以在市场买到生产资料,并打入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尽管双轨制价格导致了寻租行为的盛行,但这一体制扩大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成为乡村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桥梁。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废除了而建立乡镇一级政府后,财政性的地方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面临维持自身运转的压力,从而使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热衷于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取得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帮助乡村企业取得贷款、开拓销售渠道、提供廉价土地、给予税收优惠等方式实际上直接介入了推动乡村工业发展的活动。回顾乡村工业发展近20多年的历史,1984年和1992年是两次高峰期的起点,而这两个年份都对应着重要的制度变迁和改革措施,1984年是制度被废止同时城市改革启动,而1992年是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结束了连续三年对乡村企业的压制,显然,乡村企业发展的浪潮与改革和政策变化在时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制度变迁是乡村企业发展获得市场机会的根本原因。 工业分析论文:工业旅游发展对策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工业旅游作为我国旅游产业中的新生事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阐述了工业旅游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了工业旅游的客源市场,总结了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若干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工业旅游项目。 关键词:工业旅游旅游资源推进对策滨海新区 随着近几年生活水平与消费层次的提高,人们的旅游消费正日益向多元化、多层次方向发展,集休闲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工业旅游成为热点。由此,工业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专项旅游方式,以其内容的新颖性、项目的易行性日益赢得了众多企业和旅游开发商的青睐。例如,北京首钢、上海宝钢、浙江秦山核电站、青岛海尔、吉林中国一汽等知名企业纷纷加盟旅游行业,浙江温岭还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工业旅游促进会。 从全国来看,虽然工业旅游项目经营成功的企业不少,但是也有一些企业的工业旅游项目只能勉强维持下去。由此看来,要使工业旅游从一开始就得到规范健康的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首先就要对工业旅游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 工业旅游的内涵 工业旅游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它以工业企业的厂区、生产线、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产品等为主要吸引物,活动范围一般限于工业企业之内。这是旅游行业的一个新领域,是对旅游资源深层次的开发。 目前工业旅游在我国主要是在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牌企业中开展,旅游内容集中于:参观企业标志性建筑、企业特有的人文景观以及厂区美化绿化建设;了解企业生产制造过程,增长知识,拓宽旅游者视野;学习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感受企业文化;认识该企业或该行业的发展历史,纵观企业或行业发展全貌。由此可见,工业旅游作为伴随工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发展,是城市品牌的衍生物,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工业旅游资源作为城市的稀缺资源,具有依附性、知识性、多效益型和重游率低等特点。 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工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完整的旅游概念尚未形成旅游是一个大概念,包括吃、住、行、游、购、娱。企业要发展好工业旅游,就不能将眼光仅仅放在参观游览上,要注意对旅游产品的有机组合。目前工业旅游在旅游产品开发上多表现为自然的、现实的,而少有特色和创意,对游客缺乏吸引力。而企业所在的工业区大都建筑风格单一、环境的绿化水平较低,没有像样的宾馆饭店、商业设施和休闲活动场所。这与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传统观光旅游景点相比,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宣传促销工作不到位由于工业旅游在目标顾客的定位上仍比较侧重于企业间的参观与交流,多属于商务旅游的性质。面对大众旅游尚开发不足的现象,因而在营销上缺乏策划和宣传推销,只是等客上门。 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总体来说,由于多数开展工业旅游的单位都集中在第二产业,在旅游专业化服务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管理上不规范,需要尽快引入质量管理体系;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改善,其专业知识和文化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旅游行业的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制约工业旅游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缺乏富有竞争力的工业旅游品牌一般而言,工业旅游拥有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且旅游资源本身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但与之相对应的旅游项目却没有做出自己的特色,一般仅限于对既有资源的陈列与宣传,缺乏对游客有持久吸引力的旅游产品。青岛市是名牌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工业旅游开展最早也是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但发展至今,各企业各自为政、独立作战,缺乏系统运作和整体品牌打造。因此并没有形成真正富有竞争力的旅游品牌,使得工业旅游资源的利用率尚未达到最佳状态。 推进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对策 选择合适的工业旅游目的地工业旅游是以工业企业作为参观游览的对象,所以企业的选择对于工业旅游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选择开发工业旅游的企业时,可考虑以下因素:资源的独特性,如果工业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那么开发为旅游产品后将有更强的竞争力;品牌知名度,消费者能够记忆的工业产品品牌数量有限,所以名牌企业开发工业旅游的优势十分明显;吸引力程度,一般来说,消费者对于和自己日常生活相关的产品关注程度高,对于平时接触不到的产品或领域也有强烈的好奇感,例如前者如家电生产企业,后者如卫星发射基地,而对于中间产品则兴趣不大;资源向旅游产品转换成本,在工业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强调利用原有资源创造增量效益,如果将工业资源开发为旅游产品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就违背了工业旅游发展的本意;区位条件,交通便利对于所有旅游产品的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工业旅游应选择位于市区或近郊区的日用品生产企业(如家电企业)、高科技企业(如汽车企业)、军工企业(如卫星发射基地)和传统手工业企业(如首饰制作)。 开拓广阔的市场目前我国工业旅游的市场以学生、教师为主,一般为开展活动集体组团而来。开展工业旅游应首先抓住这一市场,并采取措施稳定和巩固。当然对于工业旅游来说,仅有学生市场是不够的。当条件较成熟时,可考虑开发以下几个市场:首先是中老年市场。中年人对工业旅游有较强的需求,并且是影响青少年参与工业旅游的重要因素;而且老年人闲暇时间多,旅游愿望强烈,对陌生的现代工业有浓厚的兴趣,市场潜力大。其次是家庭市场。在国外,工业旅游对家庭有很大的吸引力。比如,在法国,很多家庭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参观核电站、啤酒厂、制糖厂或矿山。然而在国内这一市场仍没有被开发。再次是农村市场。在我国,受经济条件的影响,旅游的农村市场开发一直未受重视。现在,富裕起来的农民旅游需求强烈,游览与他们所处的农村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城市是很多人的愿望,而工业旅游对他们来说更新奇,参与的积极性更高。最后是外地市场。目前工业旅游的客源主要是本地居民,对外地市场开发不足。工业旅游市场开发面向外地游客,不仅可以扩大客源,更可增强当地的旅游吸引力。 丰富旅游产品结构首先,活动安排注意参与性。不少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一般把旅游活动限定在旅游通道内。游客只是走走看看,参与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不利于其发展。如何引入参与性的内容是当前工业旅游开发重点突破之处。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尝试。比如德国斯图加特奔驰汽车公司,游客可以参观公司的总装线、穿上工作服拧几颗螺丝钉,到工人食堂吃午饭,体验“奔驰人”的生活。在香港的香水厂,游客可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自己配制香水。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根据不同的工业企业特点,采取措施加大游客的参与程度。其次,增设文化、娱乐设施,使整个环境更具吸引力,延长游客逗留和消费时间。 重视工业旅游购物可以把本单位的一些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并准备一些纪念品和宣传材料。例如,青啤公司就有销售专柜,牙签筒、手电筒、指甲钳、打火机、照相机、书签、腰表、玻璃杯等20多种宣传品,每件都打上“青岛啤酒”印记,购物与广告一举两得。但同时要把握产品的商业性宣传分寸,避免引起游客的反感。 把工业旅游纳入企业品牌发展战略要把工业旅游视为企业品牌战略的一种创新和延伸。工业旅游是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建立在企业品牌的基础上。反过来,工业旅游搞得好又可以强化、优化企业品牌,使企业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不断提高。因为工业旅游是展示企业形象,传播企业文,提升品牌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此外,在实际工作中还要注意游客的安全、生产技术的保密、参观部门的选择、导游人员的培训等等。 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工业旅游项目的思路 天津滨海新区是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发展起来的外向型经济区域。其总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05万人,已形成七大产业基地,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天津全市的40%。天津滨海新区经过近17年的开发建设,投资环境逐步完善,经济实力迅猛发展,已形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新城区,成为天津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2003年滨海新区又投资120亿元,实施轨道交通、道路、桥梁、港口、市政公用设施及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工程共75项,使新区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善,为工业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滨海新区发展工业旅游的优势 滨海新区不仅是我国近代北方工业的发祥地和重要的化工、制盐、海洋石油开采和造船基地,还集中了一大批现代国际一流的外资企业,为工业旅游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载体。截至2000年底,天津开发区累计批准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3000多家。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500强企业中,共有来自境外7个国家的30家跨国公司在天津开发区投资,投资企业达51家。一大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如美国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朗讯科技、艾默生电气、霍尼韦尔、日本雅马哈、瑞士雀巢、韩国三星等已经成为滨海新区的投资主体。 跨国企业在滨海新区形成的聚集效应,构成了其优越的工业旅游资源。此外,为满足和适应旅游者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滨海新区旅游环境及服务配套设施日趋完善。目前,塘沽有涉外宾馆约20家,星级宾馆约10家;旅行社约15家;海上旅游船50多艘。另外,大港区还被确立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旅游业的深度开发创造了条件。 滨海新区未来工业旅游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对于已有的工业参观基础景点应增加配套项目,丰富旅游内容,由此延长游客在景区、景点滞留的时间。 要突出开发区工业旅游品牌,形成具有轰动效应的旅游“拳头”产品。一是在开发区休闲娱乐区旅游项目的建设中体现高科技特色;二是变分散为集中,建设开发区工业旅游展示中心,模拟设计区内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企业产品的流水生产线,或以先进的生产工艺模式为基础开发旅游项目,或将企业淘汰的生产模式开发为“古董式”旅游项目,鼓励游客亲身参与,促使工业旅游从传统的观赏型向参与型改变,既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又避免了周末、节假日等旅游高峰期与企业安排休息相冲突的矛盾,从而将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转化为稳定的旅游资源。 工业和旅游相结合,开发工业旅游新品。按照工业企业不同的类型、性质和游客多样的旅游需求,开发参观型、访问型、参与型、自助型等多种系列,形成一批旅游名牌产品和精品线路,改变旅游项目单一的现状,增强发展后劲。 形成多空间、开放式旅游产品组合。在开发旅游资源时,应注意其互补性,使游客在观光的同时,可满足其一定的求知欲。旅游部门在开发工业旅游新产品时,可将性质、类型不同的企业进行组合,使旅游产品满足多种消费需求。 天津滨海新区的工业旅游项目从起步以来,城区旅游载体功能日益改善。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里,天津滨海新区的旅游业必将呈现无限生机与活力,工业旅游也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工业分析论文:工业以太网技术发展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工业以太网;特点;趋势;全开放网络 论文摘要:工业以太网控制系统是集散控制系统(DCS)和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之后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工业控制系统。本文简要介绍了工业以太网的特点,并详细论述了工业以太网在控制领域的应用现状以及以太网交换技术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以太网能实现工业控制网络与企业信息网络的无缝连接,形成企业级管控一体化的全开放网络的观点。 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三大基础,随着IT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工业自动化要求的不断提高,工业控制网络所担负的工作越来越重。与数据信息网络不同,工业控制领域需要一种高速廉价、实时性和开放性好、稳定性和准确性高的网络。以太网(Ethernet)技术支持几乎所有的网络协议,所以在数据信息网络中得到广泛应用,具有传输速度高、低能耗、便于安装、兼容性好、开放性高和支持设备等多方面的优势。工业以太网的开放性使得工业控制网络和企业信息网络的无缝整合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工业以太网技术的特点 以太网技术具有价格低廉、稳定可靠、通信速率高、软硬件产品丰富、应用广泛以及支持技术成熟等优点,已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信网络之一。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太网进入了控制领域,形成了新型的以太网控制网络技术。这主要是由于工业自动化系统向分布化、智能化控制方面发展,开放的、透明的通讯协议是必然的要求。以太网技术引入工业控制领域,其技术优势非常明显: (一)Ethernet是全开放、全数字化的网络,遵照网络协议不同厂商的设备可以很容易实现互联。 (二)以太网能实现工业控制网络与企业信息网络的无缝连接,形成企业级管控一体化的全开放网络。 (三)软硬件成本低廉,由于以太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支持以太网的软硬件受到厂商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支持,有多种软件开发环境和硬件设备供用户选择。 (四)通信速率高,随着企业信息系统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对信息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需要音频、视频数据的传输,目前以太网的通信速率为10M、100M的快速以太网开始广泛应用,千兆以太网技术也逐渐成熟,10G以太网也正在研究,其速率比目前的现场总线快很多。 (五)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在这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快速而有效的通信管理网络,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将更加迅速,也更加成熟,由此保证了以太网技术不断地持续向前发展。 二、工业以太网在控制领域应用现状 工业以太网与现场总线相比,它能提供一个开放的标准,是企业从现场控制到管理层实现全面的无缝的信息集成,解决了由于协议上的不同导致的“自动化孤岛”问题,但从目前的发展看,工业以太网在控制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形式。 (一)混合Ethernet/Fieldbus的网络结构 这种结构实际上就是信息网络和控制网络的一种典型的集成形式。以太网正在逐步向现场设备级深入发展,并尽可能的和其他网络形式走向融合,但以太网和TCP/IP原本不是面向控制领域的,在体系结构、协议规则、物理介质、数据、软件、实验环境等诸多方面并不成熟,而现场总线能完全满足现代企业对底层控制网络的基本要求,实现真正的全分布式系统。因此,在企业信息层采用以太网,而在底层设备级采用现场总线,通过通信控制器实现两者的信息交换。 (二)专用工业以太控制网络 如何利用工业以太网单独作为控制网络是工业以太网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工业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如德国JetterAG公司的新一代控制系统JetWeb,是融现场总线技术、100Mb/s以太网技术、CNC技术、PLC技术、可视化人机接口技术和全球化生产管理技术为一体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同时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可兼容第三方自动化控制产品,提出“网络就是控制器”的观点,是取代所有底层现场总线的工业网络结构。这种工业控制网络是将以太网贯穿于整个网络各层次,使它成为透明的覆盖整个企业范围的应用实体。它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与工业自动化的无缝结合,实质上是一个单层的扁平结构,其良好的可扩展性和互连性,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开放网络体系结构的大统一。 (三)基于Web的网络监控平台 嵌入式以太网是最近网络应用热点,就是通过Internet使所有连接网络的设备彼此互通,从计算机、PDA、通信设备到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等。在企业内部,可以利用企业信息网络,进行工厂实时运行数据的和显示,管理者通过Web浏览器对现场工况进行实时远程监控、远程设备调试和远程设备故障诊断和处理。实现的最简单办法就是采用独立的以太网控制器,连接具有TCP/IP界面的控制主机以及具有RS-232或RS-485接口的现场设备。以太网控制器在这里扮演了通用计算机网络和现场各类设备之间的一个桥梁。 三、以太网交换技术的发展趋势 以太网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工业以太网技术进一步发展。目前它已经在工业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中的资源管理层、执行制造层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呈现向下延伸直接应用于工业控制现场的趋势。从目前国际、国内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发展来看,目前工业以太网在制造执行层已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未来工业以太网将在工业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中的现场设备之间的互连和信息集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发展趋势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以太网与现场总线相结合 工业以太网技术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年才引起国内外工控专家的关注。而现场总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技术上日渐成熟,在市场上也开始了全面推广,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就目前而言,全面代替现场总线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工业以太网的全新控制系统体系结构,开发出基于工业以太网的系列产品。 (二)工业以太网技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间的通信已成大势所趋 随着以太网通信速率的提高、全双工通信、交换技术的发展,为以太网的通信确定性的解决提供了技术基础,从而消除了以太网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间通信的主要障碍,为以太网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间通信提供了技术可能。为此,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正着手起草实时以太网(Real-timeEthernet,RTE)标准,旨在推动以太网技术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全面应用。 (三)基于Web的网络监控平台 嵌入式以太网是最近网络应用热点,就是通过Internet使所有连接网络的设备彼此互通,从计算机、PDA、通信设备到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等。在企业内部,可以利用企业信息网络,进行工厂实时运行数据的和显示,管理者通过Web浏览器对现场工况进行实时远程监控、远程设备调试和远程设备故障诊断和处理。实现的最简单办法就是采用独立的以太网控制器,连接具有TCP/IP界面的控制主机以及具有RS-232或RS-485接口的现场设备。以太网控制器在这里扮演了通用计算机网络和现场各类设备之间的一个桥梁。 三、以太网交换技术的发展趋势 以太网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工业以太网技术进一步发展。目前它已经在工业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中的资源管理层、执行制造层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呈现向下延伸直接应用于工业控制现场的趋势。从目前国际、国内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发展来看,目前工业以太网在制造执行层已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未来工业以太网将在工业企业综合自动化系统中的现场设备之间的互连和信息集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发展趋势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以太网与现场总线相结合 工业以太网技术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年才引起国内外工控专家的关注。而现场总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技术上日渐成熟,在市场上也开始了全面推广,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就目前而言,全面代替现场总线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工业以太网的全新控制系统体系结构,开发出基于工业以太网的系列产品。 (二)工业以太网技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间的通信已成大势所趋 随着以太网通信速率的提高、全双工通信、交换技术的发展,为以太网的通信确定性的解决提供了技术基础,从而消除了以太网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间通信的主要障碍,为以太网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设备间通信提供了技术可能。为此,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正着手起草实时以太网(Real-timeEthernet,RTE)标准,旨在推动以太网技术在工业控制领域的全面应用。
法律史论文: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应该抢救中国的法律史等 q:我是一名法律人,虽从事法律工作也有十来年的历史,但却从未听说过“陈卓”这个名字。读了方圆5月上的封面报道《陈卓往事》,使我又了解到一个应该铭刻在法律史碑上的人。 这几年,很多法律界的老人去世了,马克昌、陈桂明、张宇霖、邓正来等等。他们中有一些因常常在媒体露面而被大家所熟知,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的一些却只是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不够长,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很多重要史料的记录工作。应该趁着这些法学巨擘还在的时候多请他们谈一谈,这也是在抢救中国的法律史。 a:小编也觉得,我们总是在有人逝去的时候,才后悔什么事情还没有做。趁着历史的当事人还在的时候,保留真实的历史给后人看,是年轻法律人应该重视的问题。 洗浴中心盗窃频发, 检察官给提个醒 q:编辑老师,您好!日前,我所在的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审查了这样一起案件:打工青年、无业游民、大学学生、未成年人等4人,从结识到被抓获,短短5天时间,从甘肃到西安一路向南到南阳辗转7个地方,在洗浴中心盗窃作案5次。 近年来,发生在洗浴中心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发现被盗后,第一时间搜集相关证据,即使公安机关破获不了,洗浴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顾客在洗浴消费的过程中,其随身携带的财物交由洗浴中心保管,或自己存放于洗浴中心提供的衣箱内,店方都承担有看管的义务。(文/李玉军) a:很多人丢了东西找店方都面临索赔难的问题,看来还是应该举起法律武器啊。 国家政策变化导致无法贷款, 开发商该退回首付款吗 q:因为母亲多病,身体一直极差,东北的冬天很寒冷,母亲气管疾病,天天在家不能外出!兄弟姐妹凑钱给父母打算在北海贷款 买一套房子供父母休养之用。 2009年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北海定了一套房子,交了2万订金,当时说是首付2成就可办理。但等到2010年让我们去办理贷款手续的时候,说首付最低3成,当时为了贷款容易批下来,我们凑到了4成的首付在楼盘销售公司的带领下交给了开发商,开始办理贷款手续。结果在贷款还没有审批下来的时候,国家政策调整,外地人不允许贷款,导致这次买卖无法进行了。现在开发商拒不退还首付款,一直给我们的答复是:等有下家买的时候再退。请问我们该如何做? a:因为国家政策导致的无法贷款,属于不可抗力,您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由开发商退回首付的,这与开发商是否再次卖出房子没有关系。面对这种情况,您一是可以向当地建委部门投诉,看是否可以协商解决问题。否则可以委托律师,直接向房产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首付款。 法律史论文:近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原文作者:张松 摘 要 自清末至民国,通过全面学习移植西法,建构起一个与西方大陆法系相似的“六法体系”,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生活实践和司法实践中的传统依然,形成制度与实践相背离的吊诡状态。归根溯源,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变”与“常”二者的张力结果。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关键词 变与常 近代中国 法律制度 历史观照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从公议到公断: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研究”(11yjc820168)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的商事公断制度:建构与解读”(2011sjb82001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松,法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4-02 关于“变与常”,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着莫名的热衷,但却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即说过“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叹,老子却有“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之论。除却哲学与文化,其他学科也有变与常之分,如数学上的“常数”与“变数”。可见,变与常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存,互相纠葛在一起。 传统中国,伦理等级分明,社会秩序井然,多数时期呈现出稳定和谐的局面,因此在古代中国,“‘和’、‘均’、‘安’才是常道,冲突与矛盾则属变道。”但历史车轮行驶至近代,西方的强势入侵,迫使中国不得不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洪流,从传统的“千年不变”突转为“十年一变”,中西文化冲突成为时代的突出内容,“这是一个变的时代:从社会到个人,从制度到思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正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日新月异,一个多世纪来的史学界和法学界大都侧重于近代中国社会趋变的一面,褒之扬之,即使间或有论述不变的一面,也是基于批判的立场,贬之抑之。无疑,这一研究取向既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象相契合,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大势相一致,但却有意或无意中引导人们认为“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面相,从而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认识陷入一种单一的平面景象之中,忽视了一直隐藏于社会实践中不变(即常)的一面。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国本土文化与中国意识处于弱化和简化的状态,失却了以往包容万象、吸纳异域文明为己用的雍容气度;而自上至下、急功近利的富国强民意愿更是生硬地将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质社会和文明插入进来,一个西方模式的“新社会”已初步成型。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未因此而被截断,传统文化精神仍牢牢地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大变法”,到沈家本的制订新律,再到清末新政、共和民国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无不是以“变”——即学习西方、移植西法为主导,从而形成一个双重结构模式的社会。即一种西方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已在明面上建立,而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的实际运作方式仍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影响,从制度到实践,整个法律的运行环境仍深受传统制约,形成一个“制度与实践相悖离”的吊诡状态。 以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为例,无论是商事裁判机构,如大理院、商事公断处等的构建,还是一系列商事法规,如商法总则、商事程序法、商事单行法等的草拟与出台,其中无不饱含着浓郁的传统法文化元素。大理院乃是由传统的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改制而来,商事公断处则建基于以往的行会及其行议机制,而固有的商事习惯如合伙、担保、借贷、居间等,均可以在有关商事法规中发现端倪。一言以蔽之,在近代中国商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变”道占居主导地位,但“常”道仍或显或隐地对其不断产生影响。这种现象不仅仅见之于商事法律制度建设,也同样见之于其他部门法制建设。从某种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建构是仿效西方移植而来一个庞大的西方法框架,而在框架内却是中西杂糅,新旧混陈,且一直影响至今。譬如当前仍有所留存的传统风俗习惯,国人的一些习惯性思维等则是有力佐证。 [论文网] 制度建设如此,司法实践亦然。从官方司法机关到民间裁判机构,无不在司法实践中重视援用本土法律资源。以民初大理院为例,大理院通过颁布判决例和解释例的形式来弥补法律法规的匮乏,将本土民商事习惯导入司法审判之中,与法律条文形成互补,从而使得近代民商事习惯与西方法律精神文明初步融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商事裁判机制。官方如此,民间亦相若。民初的商事公断处在裁处商事纠纷时,所依据的仍以本土商事习惯为主,以东渐而来的西法为辅,甚至二者综合为用。这一情形,恰与官方行为相呼应,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正如苏力所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民间商事裁判机构——商事公断处,虽然其存在与民族国家追求司法统一的目标及社会发展大势相悖,并因此受到政府的挤压和抵制,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存在却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从当时商事公断处的理案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以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民间裁判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其生存空间。 清末民初,正是我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草创时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习惯法的存在和实施保留了一定的法律空间,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商事习惯被引进法律条文、导入司法实践等,不仅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而且增强了现行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商事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商事法规对商事习惯的吸收,不仅丰富了商事司法裁判的法律渊源,推进了社会对法律本土资源的认识,而且为法律的继受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行的途径,为以后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是“常道”对“变道”的具体影响。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清末民初的法律继受,是一个多方面参与、全方位移植西法的过程,是国人在内外交迫的情境下做出的选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意即科学化、知识化、专业化等的过程,并伴随着一个法律人阶层的递嬗代换、新的专业法律人取旧制度下的法律人而代之。”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部商法——《商人通例》开始,到1928年民国南京政府建立时止,晚清政府与民国北京政府拟订和颁行了多个商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商事主体法、商事行为法和程序法,基本上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而近代商事法律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近代商事法律制度传统和现代并存、东西方法律精神共生的特点,既有政府的功劳,也有社会的贡献。近代商法的变迁发展过程,表征了法律继受的长期性,“也许只有在中国人整体的法律生活(由活生生的法律到国法)找到一种与外来法律较少隔阂冲突的融合方式时,继受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加大。”正 如王伯琦先生的分析:“第一,从新法律的内容而言,这原本不是本土的产物,这与西洋新法产生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是所谓‘观俗立法’的。新法的创制是受了自己社会情况的逼迫。我们的新法是舶来的,主要是受了国际环境的逼迫。另就法律的执行而言,问题更为严重。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上,只有具体道德规范的实践体会,绝少抽象法律原则的逻辑推演。这是中西文化极显著的鸿沟。他们在历史上已经过数次严格法的训练,我们自秦汉以来就从没见过。这是在中国当今法律上的二个基本问题,到今天,须要切切实实地检讨一番才是了。” 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时期,法律制度的重构是其中重要内容。不可否认,仿效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有水土不服之嫌,而中华法系因此趋于解体也是不争之事实,法律文明的消亡与重生始终是相伴相随,未曾割离开来。德国法学家维亚克尔曾在其巨著《近代私法史》中批判了将近代德国法制建设诉诸继受带来的同化或抵抗的危机,认为这将会使研究者的眼光陷于偏颇,应用近代的发展趋势来解释,将可更明确、有创意地说明这些创新事物。他认为:近代德意志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始终都有法条制度为因应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本身的进展——被创造出,乃至继续演变,它们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古)德意志的”法制,毋宁是新法制。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的法律继受(或近代中国的法律生活),视其为中国法律的近代自然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在外力的诱发下而发生、发展的。 自晚清迄至民初,一个与已施行两千余年的传统法律制度迥异的新法律制度渐趋成型,而新的法律意识也随之悄然在国人心中养成。毋庸置疑,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法律意识,在其建构养成的过程中受外力因素影响较大,带有明显的西法印痕,但如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既无法将其与传统中华法文化相隔绝,也不能忽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法文化因子。换言之,即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乃是一个东西法文化共同构成的混合体,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既有别于传统,也有异于西方的新事物。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则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代表保守力量的“常道”和代表变革力量的“变道”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变道和常道并非固守不变或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结不清,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今日的变道将会成为明日的常道。“变与常不是相对立、相排斥的,而毋宁是相反相成的。……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这才真的接近了真理的边缘。” 史家唐德刚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变革亦如此:它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近代转型,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但如何转型、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却一直迁延至今,未有定论。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到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等的“打倒孔家店”,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到近年苏力的“本土资源论”,我们与其认为其是中国学者面对西学的态度及认识上的变迁,不如说是对中国(包括法律)现代化路径的艰难抉择。 梁任公曾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非吾之所敢言矣。”“变”和“不变”(即“常”)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为艰难的抉择,同时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一百多年来,“变”的形式和内容始终居于主流与主导地位,从而遮蔽了那些退隐幕后的相对“不变(常)”的东西。“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而前文王伯琦先生所言的两个问题,以及张之洞、陈独秀、胡适、苏力等数代人的歧异主张,其实都可以说是衍生于“变道”与“常道”的博弈,是各人对社会中变与常的认识态度的外在反映。变与常,既是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社会现象和“辨证规则”,也是其中存在的问题,更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构的历史观照。 法律史论文: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谈史上最牛彩票所涉法律问题 公众知情权与中奖者隐私权,文明社会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 网友:公开中奖者的信息,涉及中奖者的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显然,彩民隐私与公众监督应在博弈中平衡,那么这平衡点在哪儿呢? 张树国:任何一个走向法制的国家,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都应该注意双方面的保护,寻找更为合适的结合点。广大公众特别是广大彩民比较关心直接参与事情,充分的了解有关信息,是他们的权利。就个人隐私权而言,我国的《宪法》、《民法》都有相关规定;对于大众知情权,所有法律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依照法律满足双方的需求,是要建立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因此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个人,就是中奖信息持有者,还有广大公众都应该相互理解。 《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中奖者和公众双方权利 网友:您参与过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请问我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只保障彩民的隐私权,而不涉及公众的知情权? 张树国:彩票管理条例既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保护中奖者个人隐私权,保护中奖者个人的信息保密权是在第三章27条,发行销售代销以及其他业务职务便利知悉中奖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给予保密,这是针对有关人员、有关机构对中奖者个人信息进行保密。第4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在发行、销售开奖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开是全社会公开应该公开的信息,这是保护公众权益最基本的东西。第20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应及时将彩票发行情况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基本规定。所以,双方面的权益在保护,对于双方公众和个人,对于双方权益保护,从立法层面来看,划定了个人信息和中奖信息、中奖结果三者不同的关系。中奖者个人信息保密,这是法律规定。但是中奖信息和中奖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开。因此我们说《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原则上保护了双方权利。 杜绝“非法操控”是体制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杨再昌:请问张树国委员,如何加强彩票发行的法律监督,从根本上确保中奖的公证性,杜绝“非法操控”? 张树国:关心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国家彩票发行历史并不悠久,但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出台了《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无论是体育彩票还是福利彩票,体制机制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更多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体现在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法律规定由财政部进行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但是怎么监督?监督的程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网友:请问张律师,如果有人对最牛彩票提出司法控告,是否可以引进司法介入调查? 张树国:这涉及到一个公益诉讼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于权益受到侵害公益诉讼由谁提出来,现在的规定不明确。像你刚才说的彩票、彩民,就是关于彩票的问题,我认为有问题我提出诉讼,可能是彩民也可能不是,如果是彩民、当期彩民可能还要考虑如提供证据证明他的中奖是非法的、无效的。比如说湖北事件,摇奖过程中里面放了一个小钉子,假如说是小钉子不应该是6号,而是5号掉下来了,你侵犯了我的权利可以诉讼。退一步说你不是彩民,我是社会公民,我当期没有买彩我要提出诉讼这就很难。 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 网友:张律师,彩票作假算不算一种抢劫行为?数额巨大的,可不可以处以极刑? 张树国: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对于彩票涉嫌犯罪的行为,应该包括几个大的罪名,比如说第一个是抢劫罪,抢劫彩票、抢劫彩票资金都可能被处于极刑。第二个是诈骗罪,用虚假彩票骗取获奖资金,那么可能以诈骗罪论处,虽然不是极刑但是很重。还有侵占罪和贪污罪,这可能涉及到彩票发行人员。 在我们国家往往一个大的事件出现会推动进步,我相信河南3.6亿彩票中奖事件通过我们广大的彩民、广大公众的普遍关心,那么必然会引起立法机构、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高度重视。通过我们媒体不同角度的宣传和报道,把不同的声音推向公众,推向我们的立法机关,推向我们的管理机构,必然会对国家的彩票发行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所说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是在规范的范畴。所以这个事件出来说它是可喜可贺的,这个事件的出现,彩民、发行机构、管理机构、立法机构通过媒体关注,会对我们国家整个彩票发行和将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帮助作用,使之更加完善、科学。 福利彩票本着扶贫济困的原则,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平衡均富 xzjuli:请问张律师,通过电话、手机及其他媒体购买彩票时,彩民们要注意些什么? 张树国: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我们通过电话投注的形式买彩票,应当说程序上还不是十分完善。这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繁杂,作为彩票的购买者,它通过银行结算,通过电话程序,来买彩票就涉及到一个双方授权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彩票发行机构都是单位,金融系统是属于彩票资金结算的机构,这个时候我们用电话投注的方式就将金融机构推向了接受委托和资金结算的双重身份中。简单地说,过去买彩票你到投注站买传统的彩票,然后彩票投注站把这个钱通过银行存到彩票中心账户里面去,完成了买奖和付款的程序。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进行投注,首先就要由银行确认你的投注成功了,第二你需要支付的资金已经划付了,同时银行担任了银行确认你彩票是 否在他这一阶段完成交易的委托。同时他还有义务像彩票中心用程序来报告这个人买了彩票完成了交易程序。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银行因为金融系统的程序问题或者跟彩票发行系统连接问题,导致虽然对你确认,虽然买彩的资金确认,但是没有在当日发给彩票中心,所以当期就没有你的彩票。怎么办?在我们国家对电话彩票投注还有一定的争议,在全国也出现了个案。所以在电话投注、短信投注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我建议彩民从个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上考虑,还是尽可能不要过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多使用这种方法,采取传统的方法更安全。 xzjuli:请问张所长,电话购买彩票后,因没及时去拿彩票,开奖后卖彩票人将中奖彩票占为己有,此时该怎么办? 张树国:这个问题无论是电话投注还是普通的方式投注,结果都是一样的,买彩票的人买了彩票以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兑奖领奖,由于各个彩票中心有不同的规定,可能作为弃奖装入投奖池继续来做。但是如果彩票站因为别人没有领奖而将奖金据为己有,就是犯罪了。彩票投注站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采取这种方式取得他人彩票资金最终要受到刑事处罚。 彩票给我们广大彩民带来了实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挪用公款、导致购票综合症,有的越陷越深,甚至不惜抵房子卖地,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会给家庭带来不和谐,也可能给某些小范围的地方带来不安定。但是加强引导、加强疏导,这些弊端是可以解决的。 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看问题从利弊双方来看,更多的是看主流,引导走向和谐。同时我这里要提醒,不要把改变人生命运寄托在购买彩票上,我不反对购买彩票,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财力都赌到彩票上去,那不是一条很好的路。 法律史论文:试析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论文摘要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论文关键词 恶法非法 自然法 分析法学 法律实证主义 历史法学派 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 古希腊智者克里克勒,最早提出了法有良善之分的观点,并将良法的确认标准归之于自然法。 即不合乎自然法之法。自然法是西方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它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各个时代的法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阐发出自己心目中的自然法理念。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将之称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自然理性”,中世纪神学家认为它是“神的理性和智慧在人间的反映”,而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但总体而言,自然法总是相对于实际制定的实在法而言的,具有能够衡量实在法是否具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法的价值的功能的某种特定标准。与“恶法非法”相对的自然是“恶法亦法”,顾名思义,它强调即使不符合自然法的标准,实在法依然应该为人们所遵守。他们认为:法令条文本身作为法律形式应有其权威性。法律既然被颁布,就应当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然而,“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间的对立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恶法非法”强调的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而“恶法亦法”强调的是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1)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2)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也即良好的法治应当是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正如我国学者刘杨所说:“应从统一性的方面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二者的对立只具有方法、策略、手段的意义,在根本目的和宗旨上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法治的两块基石。可以说,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派是流淌在同一条河道上的思想之流。” 二、“恶法非法”之争的历史进程 纵观西方法律思想史,如同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的历史始终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坚持细致的规则之间摆动一样,法律的历史也长期在“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此消彼长之间摆动。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萌芽阶段的宗教法与君王法令的对立 在荷马史诗和海希奥德的诗歌所描绘的古希腊时代,法律被认为是由神所颁布的,而法律和宗教之间密不可分,人们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祗之命令,即使是国王的权力,也是神所赐予的。当王权与宗教仪式产生冲突时,宗教法占据更高的地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安提戈涅的弟弟他生前违反了国家法律,克里奥的国王禁止安提戈涅给他举行葬礼,但安提戈涅依然按宗教仪式的规定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因为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葬礼是神圣的法律命令。 在王令与神之法对抗时,他们选择适用了非实在法形式的神之法,这也是“恶法非法”之争的最早体现。 (二)自然法、神法与唯名论者的对立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芝诺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在宇宙中普遍有效”,西塞罗认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反映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共有成分的万民法,即自然法。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基本反映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阶梯》等官方学术著作中,按此观点,不合于宇宙普遍有效的自然法的实在法,当然要作为“恶法”加以摈弃了。 中世纪最早关于自然法的论述是在圣保罗致罗马人使徒的书信中,指出自然法是“刻在人心中的法律”。教会法的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然法即是上帝之法”,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巧妙结合,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与人法四类。自然法作为神的领域的永恒法在人间的反映,地位高于人法。此种位阶高下之分亦表明法学学者们对于恶法的否定。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不可知论者们或曰唯名论者们如约翰·邓斯·斯各脱等认为上帝的自然法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实际适用。这一观点虽然在当时尚未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却客观促进了19世纪的伦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发展。 (三)永恒的自然法与现实的君主特权之间的对立 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为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一方面要求限制君主专权,另一方面又提倡新教改革,希望脱离基督教会对人们意识的掌控。同这一时代特征相对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特点是:反对教会的专权,要求将神法与人法相分离,但是又要求对君主的权利有所限制。其主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1)受重商主义和开明专制主义思想所影响,早期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们重点关注对腐朽的宗教制度的反抗。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法学家的代表人物,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承认永恒的正当,理性的命令——即自然法的存在,但同时却并不承认自然法同宗教中上帝的联系。德国的塞缪尔·普芬道夫在格老秀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自然法体系。但由于缺少对王权的限制,这一时期实施自然法的最终保证只能是统治者的自制和智慧。(2)1649年英国清教改革后,政治、经济,哲学中自由主义思想盛行。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法的支配及相应的分权理论,如洛克认为:每个人都可执行自然法,处罚违反自然法,侵害他人自然权利的行为。(3)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代表人物卢梭却提出了与以上学者们相反的观点,在坚持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他要求人民必须绝对遵守主权者的命令。并认为这种做法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的主权,然而托克维尔却称之为“多数人的专制”,博登海默也认为,这种依多数人意见做决策的方式易导向“绝对的民主”。 无独有偶,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也提倡议会至上原则,认为“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控制的。” (四)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对立 1789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欧洲大陆形成了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强调普遍理性、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论逐渐式微,学者们更加关注各民族,地区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自身特征。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继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更注重民族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作用,“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历史之中,而且真正的源泉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 这种对民族法律文化个性的关注深深影响了之后的法学理论研究。而这一时期真正与自然法学派在“恶法非法”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的是分析法学派,也即法律实证主义。发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发展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及它在法学界的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他们摈弃一切哲学中的教条和纯理论主张,蔑视所有的伦理,社会因素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认为只有建立在经过检验和证实的知觉经验基础上的关于现实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正义即合法性。其代表人物约翰·奥斯丁创立了分析法学派,强调实在法的影响和“主权者的命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纯粹法学派则更加彻底,如汉斯·凯尔森就要求清除法律科学中所有评价标准和意识因素,单纯注重法律的形式和结构。“法律的概念没有任何道德涵义,其决定标准乃是‘强力因素’”。因此,这一学派自开创伊始就同自然法学派就“恶法非法”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h.l.a.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主义运动却缓和了这一矛盾,他们修正了奥斯丁等人的一些过激观点,承认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和自然法哲学的方法的合理性,同时也坚决捍卫实证主义“忠实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其中有些规则可能和该社会的道德意识明显不相符合”。 自反对提倡实在法律制度的绝对完善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的利益法学运动和自由法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以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新兴法学流派不断涌现,使得本世纪的法学理论建设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因此,现时的法学学者们不再单纯关注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某一方面。现时的法律实践也往往是多种手段的结合,既强调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又伴随着对利益,目的,价值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衡量。在这种状况下,关于“恶法非法”之争亦逐渐式微。 三、“恶法非法”之争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这场实然法与应然法之争贯穿几千年,对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者们观察,研究法律问题的角度、方法,手段也愈加多样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恶法非法”之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就司法实践而言,“恶法非法”之争必然对法律解释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争论带来的“恶法之恶”与法本身的安定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大量借助法律解释的帮助,以获得个案的衡平。如杨仁寿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所说“对于恶法,应作合理的阐释,使之合乎法的目的性”。 各民族各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所长期采取的这种作法,使得法律解释体系更加完善、严密。 其次,就这一命题本身而言,前人的各种著述令我们明白,要想达到“良法之治”的效果,就要实现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的统一。良善的法律不应该仅仅是符合道德,符合自然公正,符合自然法;法律的形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主体是否适格等问题也同样重要。 法律史论文: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历史、现状、问题 1995年4月1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正式设立(1996年6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过“关于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更名的通知 学位办便字第960602号 ”,“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变更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律硕士(jurismaster,以下简称jm)创立的大致进度是:“1993年研究,1994年论证,1995年批准,1996年试办jm研究生教育,1998年开展在职攻读jm学位教育。”2006年,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进入正式举办阶段。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描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发展历程,最后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沿革 培养目标直接体现了一个学位的类型和定位,通过考察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历史变迁,可以进一步了解全日制法律硕士性质的变化过程,如表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历程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一个方面,是职业道德要求上的变化,即由不强调德育到强调德育再到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转变;另一个方面,是能力要求上的变化,即由“高层次专业人才”到“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的转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职业道德”与“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人才”将继续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的基本目标。 二、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及考试科目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及考试科目的变化反映出了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内容的变化,如表2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生源结构与考试科目变化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前法律硕士实行单独考试,全日制法律硕士不限制往届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报考,考试科目从统一走向分类,又从分类走向统一,并且考试难度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后法律硕士实行全国联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从限制法学本科生报考到2009年开始放开法学本科生报考,且同年考试科目分为法学卷和非法学卷。同时在2003年,考试科目由5门减为4门,最终考试科目确定为政治、外语、专业基础、专业综合4门。 三、全日制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历史沿革 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方法历来重视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同时强调从重视案例教学到实践形式教学的转变。具体到我国全日制法律硕士的教学实践,采取比较多的教学方法有: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现场实习、法律诊所、模拟法庭、小组讨论等。近年来,法律诊所教学日趋得到重视。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是指“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真实的案件,使学生亲自参与诉讼活动,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法律。”它有角色模拟和真实案件的重要特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它没有利益驱动,也可以锻炼学生的高尚法律道德情操。 四、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历史沿革 截止目前为止,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已完成第八批审批,院校总数增至115所,如图1所示。 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数量的增长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2000年法律硕士培养试点单位完成全国布局,二是2006年法律硕士开始进入正式招生。图1的数据正反映了这种趋势:(1)1995-2000年(布局阶段),增长维持在9所/批以内;(2)2000-2006年(稳步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11所/批;(3)2006-2011年(大规模发展阶段),增长维持在30所/批以上。 五、全日制法律硕士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法律专业教育不够突出 当前,全日制法律硕士培养目标重在突出复合型、实务型,然而强调法律硕士的专业教育不够突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不同,它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讲授某一学科专门知识,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才,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 霍宪丹教授曾指出,“jm教育也必须建立在基本掌握法学专业主体知识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也正是美国jd教育制度的基石。”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够重视 全日制法律硕士在创设之处就已经强调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然而15年来,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没有进入必修课。欧美一些法律教育很出色的国家,都把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放在必修课里面,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课程包含了“律师执业道德”。 (三)政治外语考试没有突出法律硕士特色 目前法律硕士的政治和外语入学考试采用与其他研究生相同的试卷,入学考试实行“2+3”模式,而不是mba、mpa采取的“1+4”模式(即政治由各试点院校自行命题,英语和其他3门专业课由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命题、联考)。2001年,由李有根副教授执笔的专题报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jm)招生考试改革研究报告”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认为,“无论是从遵循专业学位的本身特点,还是实现专业学位统一的考试模式角度,jm的考试模式均应进行改革,采用''1+4''模式。” (四)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法律硕士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其培养规模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的刚性需求。法律硕士的培养应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质量。2011年4月11日,“首届全国高校法律硕士精英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会上代表们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法律硕士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重点是如何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而不是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法律硕士的招收不应该成为各高校创收的工具,国家及各高校应该重点提升整个法律硕士培养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才有利于我国法律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高,才有利于法硕共同体的长远发展。” (五)法律硕士与行业准入挂钩不强 目前我国法律行业的准入门槛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当前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对象包含了没有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人员,很多考生经过两三个月的突击考试就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这对整个国家的法律教育有很大的冲击。加强法律专业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之间的联盟,取消非法律专业人员的报考,这对建成最低限度的法律职业统一性有重要作用。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04年,日本模仿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法科大学院”(lawschool)。日本法科大学院是建立在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和法学部(大学法学本科)的基础上,它与我国的法律硕士十分相似。法科大学院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日本,除极少数情况外,只有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法律史论文:黄宗智法律史研究范式中“第三领域”的学术贡献 黄宗智先生所提倡的结合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利用诉讼档案来研究清代以来的法律制度的进路,是享誉史学界的法国年鉴学派开辟的总体史研究方式的一个体现。总体史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进行总体史研究,必须打破所有学科和领域的严格界限和分离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其实是人为地制造研究的封闭格局,形成一种互不往来的闭塞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智先生的著作及其试图综合社会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的努力,不仅构成某种智识上的挑战,更获得了某种智识之外的意义,因此,黄先生的著作似乎可以称为一种“总体性”的法史学研究成果。 一、主题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黄宗智先生充分利用了《满铁惯调》村级民事纠纷的实地调查材料、重建了这些材料中628件民事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阐述了民间调解作为纠纷处理非正式系统的构成、作用和实际运行,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并非州县长官的“教谕式的调解”,而是根据法律频繁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628件案件中,126件是告诉后由庭外民间调解处理的,264件记录不完整的案件中,应有半数左右属未经堂审即得以调解的,因此。通过半正式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达到258件,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即为清代纠纷处理中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第三领域”。 从对诉讼档案的量化分析,不仅体现对个案处理细致入理的观察,也以定量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普遍性的问题。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是一个法官?如何理解诉讼档案与传统观念间的差距?从区分清代民事调判制度的形式、诉讼的规模、民事诉讼费用、“衙蠹”及当事人的抉择与策略分析等事实角度,揭示了不同社会背景与结构下的民事诉讼形式——小农社会背景下的宝坻、巴县形式,复杂社会结构下的淡水、新竹形式,并将之视为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的历史的纵向变化。 黄先生也从阐释学的角度,提出清代民事诉讼实际并非是传统观念中设想的走极端,比如无讼与滥讼、清官与衙蠹、良民与讼棍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定模式,而是从场境和具体实践的角度,证实了律文正史与法律运作现实的差异和背离,指出了州县官们的活动中德治文化与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即秉持“实用道德主义”原则处理案件的真实动机。将清代法律界定为实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性结合,并将之放在“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政治制度背景下理解,认为清代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可以看做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一理性的”实践的一个结合,德治主义和实用主义纠结在清律、县官和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 黄宗智的理论创见是提出了一个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清代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的解说中,第三领域内,纠纷是在当事人及有关调解人员对县官批词中难得见到官方律例的表达。这涉及到黄先生提出的一个对“法律”概念解释的问题,即采用规范法学意义上的界定,认为规则的法律只存在于大清律例中,在黄宗智的第二领域(民间调解)与第三领域中,出现的裁判依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及其组织体系,而是为一定群体所共享、共守的一套规则知识和观念组成。“第三领域”运行的前提是存在两套知识系统,官僚阶层共享的关于儒家经典及官方表达(律例)的知识,民间调解中的“地方性知识”。“第三领域”是上述两种知识系统相互冲突、平衡、妥协、吸收的空间,或者是两者关系作用的一个结果或者构成。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更能够充分体现黄先生从经济史、社会史到法律制度研究的学术旨趣转向。因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过去,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转向的主题揭示意义,还在于“法律史促使我们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象,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这使法律制度的研究获得了跨学科的意义,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问题发生关联,对于改变“幼稚的法学”的尴尬局面,不无裨益。 作者运用了一些地方诉讼档案,除了前面提及的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县档案、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档案以外,还包括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这里,也揭示了法律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于史料的整理与系统化,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是否仅仅停留在论据层面就达到了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史料的运用和整理在达到“充分化”的程度时,它的学术贡献才是独具价值的。这不仅依赖于对史料的系统化工作,更依赖对于这些史料的阐释并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贡献于“总体事实”和理论构建。诉讼档案不仅在史料的使用上较少,它“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 据,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那样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这里存在一个学术研究在保持自身独立品格的同时,与何依存、为何服务的问题。该著作偏向讨论中国法律历史中的现代性的方面。黄宗智关心的始终是清代法秩序与中华民国法秩序,以至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以后的现代中国法秩序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从近百年的法律实践来看,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法律已经初步成形,既有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实用的认识方法,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二、比较方法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笔者的理解是,将两本书相互渗透,全面理解作者的系统思路和理论构设框架,体会贯穿其中的论证线索,获得一种无偏颇的认识。同时,这种安排也暗含了方法论上的提示,由于民国法律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在性质和实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对于民国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对比,可以间接得出关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看法。法律史中以今析古的比较研究方法,昭然若示。所阐述的清代法律和习俗有关民事的概念结构和逻辑、案件记录中透露出的清代司法实践、20世纪立法者对法律中现代概念的追寻、国民党法院如何于立法者的意图与当时的社会风俗之间斡旋。体现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学术史命感。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影响下,屏蔽了关于变化与连续的过程中多侧面的相互作用。黄先生将比较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三个层面:即成文法、民间习俗及司法实践。认为对于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切比较不能仅以成文法为基础,因为那样会夸大实际的变化;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掩盖了习俗的基本延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作的重要让步。通过以上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自清代至于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连续。 贯穿于《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的主线是表达和实践的比较,《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主题则涉及到清代、民国以及过渡时期的关于法典、习俗和司法实践三个层面的比较,比较的难度愈发增大。黄宗智先生秉持超越价值评判进行比较的学术自醒。在第三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中,阐明了超出现代主义假设看问题的学术理路,目的在于阐明两者经过明言以及未经明言的合理性,没有认为此优于彼。通过把每一方都当作另一方的澄清性陪衬而把两者概念化和相对化。从这点上看,这种研究的精神和旨趣接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求,具有新文化史的范式特征。 三、研究所得到的启示 (一)法律史研究中的立场以及方法论问题需要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保持自身的独立研究品格的同时,也需要对研究场境中的“总体事实”做全面深入观察,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客观主义与文化分析主义可以获得结合,并相互应证。 无论是“实践逻辑”还是“现代传统”,都促使研究关注社会事实,既不将事实化约为“表象”,也不忽略理论提炼,在认识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致力于理论发展的努力。科学对待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 (三)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重要。 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在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价值,更甚于一些具体的论断。法律史研究中,常遇到材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缺欠其实更多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结果。历史材料本身是沉默无语的,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再勤奋的努力也可能局限在零散的整理工作之中。 法律史论文: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浅议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中国法律史是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十五门优秀科目之一,但作为理论法学基础法学课程,即使在专门的政法类院校中,这门课程也是一直处于相对落寞的地位。本人作为政法院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教师,结合一线教学实践,发现该课程教学的主要困难有: 一、课程安排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课时量的缩减和课程授课年级和具体时间的不妥安排。以西北政法大学为例,中国法律史作为十五门必修课之一,课时从过去的80个课时减为最近的68个课时(每周4个课时),每个学期的实授课时通常在60个课时左右(除去十一假期和考前总复习),中国法律史课程的全部内容在有限的60个课时内,实际上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我校的中国法律史任课老师授课只能勉强讲至清朝部分,近代法律史部分压根没有时间讲授;中国法律史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讲授,三年级的学生比之一、二年级的新生,临近毕业,尤其法科的大学生紧迫任务很多,如司法考试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就业准备。这个时候开这门理论法学课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这也是中国法律史到课率不及民法、刑法、经济法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中国法律史课程具体授课节次安排最多的是早上第一、第二小节或下午最后的两小节,无论对于授课老师和上课的同学来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时间,学生或困或饿,严重影响了上课的效果。 二、优质教材的缺乏。《中国法律史》教材编撰的不少,这些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朝代顺序一气排下来的,各部门法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朝代中。这种纵的编撰方式,优点是条理清晰,便于同学记忆,不足之处在于内容史料成列感强,显得枯燥,教学中明显缺乏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引导。反对这种教材编撰的学者认为这种编撰方式是历史的方法,缺乏法学的元素,不利于法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和训练。我认为,编出《中国法律史》的优质教材关键在于如何综合历史学和法学的方法,并结合本科学生实际。切不能为了追求法学元素做成部门法史的总和,也不能为了追求普遍性做成法律历史故事集成。 三、《中国法律史》教学最大的困难是现有的课程分科中的不利局面。21世纪初,中国法律史就被硬生生地分割为“制度”和“思想”两块。如今在全国所有开设法学的院校中,《中国法律思想史》在本科的教学中为选修课程。按照马小红老师的观点:如果学生只“必修”了中国法律史,而没有“选修”中国法律思想史,也就是说只知中国法律史的“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生对传统法的了解无法做到全面真实。这种“学科”的分野,也为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误解,如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律制度而无法律思想,中国古代就只有专制皇权没有民主元素,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是人治等一系列误会。 直面以上三点主要困难,如何使中国法律史这门古老的学科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课程的魅力,给学生以专业知识和历史启迪,在我看来应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中国法律史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法律史教学的基础在于中国法律史优秀教师的培养,基础法学在各个法学院校均不是“大热”,基础法学的任课教师因为授课内容不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所以受学生们关注程度也是很有限的。在21世纪终身学习的背景下,我们的法律史教员如何在立足讲授基本课程内容的前提下,完善发展自己的各方面素质,包括文化修养、外语能力、社会知识、政治常识等。只有出现大量优秀的法律史教师,才会有优秀的、受学生喜爱的中国法律史课程。 二、教学内容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应避免简单重复。除了增加思想史的内容,还需要补充特色鲜明的 地方法制史。在法制史的传统教学中只讲授国家法,随着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增加地方法制史、民族法制史等内容,使法制史拓展为多元化的体系,体现学科的融合性、多元性。这一点的教学实践做得比较早的是黑龙江大学的“中国法律史”课程组,他们目前已在课堂上讲授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黑龙江流域金代法制的特色”、“哈尔滨沙皇俄国领事裁判权问题”和“东北解放区法制建设研究”等专题,这些内容不仅学生们喜爱,也已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团队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传统三强之一(另二强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学科中边区法制史研究最新成果如果加入到本校的中国法律史教学中,就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持续创新教学方式。广泛开展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研讨式教学,教师要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突出对立的学术观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案例教学使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相关法律知识和重点问题的掌握;播放法律史相关的影片,如本人在中国法律史课堂上就播放了电影《孔子》,它吸引了同学的注意力,激发同学的法律史学习热情。丰富多彩的课堂符合学生学习的心理要求,在法律史的厚重中平添了一份青春元素。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中国法律史学名家张晋藩 2008年1月16日,北京飘着细碎的雪花,记者赶往张晋藩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办公室,终于得见这位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名家,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张先生学识渊博、真诚洒脱,使采访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够这样面对面地采访您。我们都知道您在中法史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但是我们了解到您本科时读的是文学专业,那为什么后来弃文学而从法律呢? 张晋藩(以下简称“张”):是的,我本科时在国民党的国立长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我读法律是受我姐姐的影响。1949年,中国政法大学刚刚成立,我姐姐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我当时在外事学校,就是现在的外国语学校读书,因为她去中国政法大学了,我也就转去了。我和姐姐在旧大学时就在一起读书。 记:在1952年就开始改造司法机关和改造旧法人员,就这个情况您能不能作一介绍? 张:当时我不在司法机关工作,而是在人民大学法律系工作,情况知道得很少。1953年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主要是批判旧法观点,整顿司法队伍,改造旧法人员,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批判旧法观点。当时人民大学的系主任叫何思敬,是党内的老法学家。在延安时期,他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国共谈判时期是中共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彻底清算旧法观点》。当时专门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科研报告会),有些所谓旧法先生也来听了,影响很大。那时候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很有权威的。其次,改造队伍。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将旧法人员接收过来后进行改造。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揭露旧的必须加以整顿的司法官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来处理问题。最后,少数改造好的旧法人员可以继续从事司法工作,多数旧法人员不能做司法工作了。司法队伍如何充实呢?就是调干,调干培训。那时候有短期的调干培训班,也有长期的。长期的是在大学法律系读四年。至1965年,法律系的学生全部是调干来的,没有青年学生。调干学习以后充实司法队伍,继1953年之后,1958年又整顿司法队伍,但已经与1953年有所不同。 记:您学法制史是组织上分配还是自己选择的呢? 张:那时候没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当时有两个准备:一是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二是被调作研究生。后来调我去读研究生,调就要服从,分配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当分配我去学法制史,很多同学都为我感到惋惜,因为他们觉得法制史很没意思、枯燥。我却十分高兴,因为和历史有关,很感兴趣。研究生期间都是读世界法制通史,由苏联专家讲课。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法制史专业做教员。我们共有四个研究生,两人研究外国法制史,两人研究中国法制史,我研究中国法制史专业,从1952年一直到现在。 记:1950年您就开始在人大读研究生,那时正值苏联专家来华之际,那请您介绍一下苏联专家的授课情况,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 张:当时人民大学派来一个苏联的总顾问,负责人民大学的全面建设。各个系、各个专业都派苏联专家。招收研究生事实上也是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当时人民大学一期招了两百多名研究生,法学有二十几名,都是从本科生或干部中挑选的。1950年7月份人民大学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是苏联专家制定的,研究生要学两门大课: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我们法制史专业苏联专家来得晚,所以一开始是何思敬何老给我们上课,何老很有学识,世界史的知识非常丰富。苏联专家来了之后就由苏联专家给我们上课,大概上了一年多时间。开始我们觉得苏联专家简直是高不可攀,很有学识,后来逐步发现苏联专家实际上是在照本宣科,讲的都是苏联教科书,如:《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通史》等。苏联专家从教学计划、到辅导、到课堂讨论、到毕业论文、到考试都参与了。师生相处比较和谐,限于语言,交流不多。 记:当时中国法制史是由谁授课的? 张:没有人授课,前面说了研究生期间是苏联专家授课,毕业以后我们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材料,编写成书,进行教学。非但那些老法制史专家不能授课,连他们的书都不许看,以免中毒。所以我们学中国法制史就是以苏联的教科书做范例,自己找中国的材料,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师自通。 记:中苏友好时期,关于我国学生赴苏留学的情况您了解吗? 张:选派赴苏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经济与科技起了很大作用。1954年的时候,我已经做教员了。组织上找我谈话,告诉我想送我去苏联留学。知道后很高兴,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赴苏留学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政治审查涉及个人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政治审查通过后检查身体,检查身体也非常严格。在检查身体时我被怀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转到同仁医院复查,最后体检勉强合格了,但最后因为身体原因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身体检查之严格到有一点鼻炎也不行,因为苏联气候寒冷。 记: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反右的情况以及法学界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员的情况,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张:1957年反右一开始,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我当时做团支部书记,到底怎么把握,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疑问的。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开始反击右派。当时法学界被划为右派的人很多,这和法学界“左”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和老师共被划了六十多个右派,而法律系总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我们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中,三个都被划成右派了,就剩我一个,即75%都被划为右派。那时候有些批评是不讲科学、不讲道理的。法学界比较“左”,不少老法学家像钱端升、楼邦彦等都被划成右派了。依法治国在当时也是典型的右派观点。 记:1958年的运动您了解吗? 张:1958年的是全面,也包括法律。法律的结果就是不要法律,只要政策。政策就是法。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缩减合并,因此“”期间的无法无天,并不是凭空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 记:在反右以及时您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张:反右期间在校内参与运动,期间学校全部下乡,基本上没有人。当时是公社化、公共食堂、大讨论的时候,我都参加了。1958年从南到北全面大丰产,但丰产却不丰收。首先是因为农村公社化后,人们没心思干活。其次,公共食堂大浪费。我所在的大队队长曾讲道:“从古到今,哪有吃饭不要钱的?现在吃饭不要钱了。”下面就有一个老农偷偷地讲:“是啊,吃饭是不 要钱了,可干活也不给钱了。”老乡吃饭都是带着情绪,馒头隔墙就扔出去了。有一次公共食堂包饺子,老乡们把家里的菜板都搬出来了,场面十分壮观。这顿饺子从早上八点钟吃到晚上8点钟都没吃完。因为小孩先吃,小孩吃完后玩一圈又回来吃了,这顿饺子吃得真是漫长。 那时候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很难以想象。譬如欠债要不要还钱,男女要不要分开居住。事实上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男有男营、女有女营。年终结算时,当年农民一分钱也拿不到。公社化、公共食堂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益处。1958年的共产风实际上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认识水平依然停留在《天朝田亩制度》那个阶段。 记: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张:这期间的经历十分糟糕。基本不讲社会发展的规律,“左”上加“左”。到60年代初,来临。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吃、饥饿引起全身浮肿,整个学校80%以上的人都浮肿。人民大学让每个职工打十斤树叶交到食堂,磨碎了和到面里头,窝头都是绿的,叫做叶绿素窝头。到1961年高级知识分子给糖给豆了,情况才稍微好转。天灾乃实,但浮夸风造成的人祸也不可低估。 1958年以后教学内容简单了,主要讲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很多课程都取消了。像民法、合同法、行政法、劳动法都取消了。法理、法制史、刑法的课程还能保证。这段期间,教学秩序时断时续。在我的印象中,“”前十几年中,只有1956年和1961年没有搞运动。 记:在那样一个学术氛围不正常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写出那本讲义的? 张:我写讲义是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是现代的讲义、国民党时期的讲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讲义。因为当时没有力量写古代的讲义。从1961年开始才真正地写讲义了。196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这就意味着运动不搞了,一切恢复秩序,学校也恢复秩序了,教学科研都走上正轨。这时候我开始写了古代部分讲义,叫做《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第一分册,古代部分。后来我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就是以那本讲义为基础的。所以说1961年,一切都恢复正常,开始认认真真做研究。 记:那么就是说从您毕业开始做教员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法学研究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对吗? 张:运动是波浪式的,一起一伏,运动一开始,学术研究就要停止,所以中国法学在这段时间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记:您刚刚提到1962年又开始运动,那后来的运动中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张:1962年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次掀起政治运动。先是“五反”。1963年调我出去“五反”,我十分不情愿,因为我的讲义刚刚出版,接下来要写近代中国国会史。可是因为组织调你出去“五反”是对你的信任,不能不去。我要求去图书馆参加“五反”,学校同意了。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我把图书馆的藏书大体浏览了一遍。“五反”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运动。“四清”时我被分配在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等“四清”完了,紧接着批海瑞罢官,“”来了,所以运动基本没断。 记:您上面提到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不能接触民国时期的法学著作的,那么您在图书馆“五反”期间接触到过那些法学著作吗? 张:在“五反”之前也偷着看,那时候和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比较熟悉,先看《九朝律考》,后来陈顾远的著作也有所涉猎。对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做学问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1963年带了一个研究生,叫刘海年,曾任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他常跟我的学生讲:“当时去图书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依常理学生去图书馆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在搞火热的群众运动,谁还去图书馆。我195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不到24岁,发表文章后十分高兴,但由此背上了一个罪名:名利思想。当时一方面提出向科学进军,另一方面又不鼓励。当时我发表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是因为我的文章毕竟受到了社会的承认,一则以惧是又加重了名利思想。1958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后,我们的支部书记对我讲了这样一句话:“你现在还写文章啊?”这话在当时分量相当重。 记:在“”期间您有没有受到冲击? 张:“”前,我和另外一位教授合写了《科举制度史话》,是吴晗编的历史小丛书当中的一本,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1966年5月横扫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之前,《人民日报》点了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一本是《南京史话》,整版批判。虽然没点人名,但点了书名。说《科举制度史话》是宣传入党做官论,这就等于是被党报揪出来了。但是“”期间都没有让我站起来过,十分少见。我多次准备站起来接受批斗,但一直也没有批斗我。只有六份大字报,有三份是批历史小丛书的,有三份是批所谓的新生力量的。说到底我认为还是跟学生关系好,学生那个时候是真的保护老师。后来我做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就放手让学生脱颖而出,培养他们当尖子,两个研究生发一台录音机,让他们好好学习外文。那时候的论文调查费四百元,全部发给研究生,那时候四百元可以周游全国。 记:最后请您就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作一整体 评价。 张:法制史学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9年以后。1979年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那个会上大家痛定思痛:没有法治何来人权?必须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我在那个会上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设想。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为摇篮的,但研究中心当时却不在中国,这对中国学者来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们要通过编写多卷本,把法律史学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1979年大家一致同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1980年1月4日开会时,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开展工作,直到1985年才重新提上日程。1998年这套书终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卷,共五百余万字。这套书是七十余位学者坚持不懈的成果,所以法制史学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一个稳定的政策,一个老中青衔接的队伍。而且还要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回首过去,感慨良多,我们一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发愤图强,让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越来越有生命力,能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文化保守情结 一、一个响亮的口号——重塑中华法系 张晋藩先生在2000年曾写了一篇大手笔文章,题目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篇文章向学界抛出了近年来法史学界最为响亮的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法史学界不见这样的大文章,久矣。那么,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复苏以来,从事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埋头于认知性的具体研究,以弥补学界一直以来对本国传统法制认知不足的缺憾。由于自知对传统把握不够,所以他们一直比较低调,比较谦虚,一直在心平气和地相互切磋对传统法制的特点、成因等的研究心得。没有人想到要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悬置一个高大的目标,因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任何高大的目标都离他们太遥远。如今,我们的老辈法史学家张晋藩抛出“重塑中华法系”这个响亮的口号,它无疑在宣告:中国法史学界已经成熟,提出自己的宏伟目标的时刻己经到来。“重塑中华法系”就是张晋藩提出的目标。他先后在后多个场合发出了他的号召。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最先发表于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一书中?①,接着又发表在2001年3月出版的《政法评论》?②上。前者是法史学界庆祝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20周年并召开1999年学术年会的成果结集,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庆征文结集的续集。接着,据2003年中国法律史年会论文结集——《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的年会综述所说,“张晋藩在会上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这是又一次的号召。此外,2005年,他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晋藩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新命题”的文章,亲自鼓吹他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并称“为了这一信念(即重塑中华法系),从1980年开始,张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再论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华法系的若干问题》、《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三论中华法系》、《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多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法系的特点及其近代转型,提出了重塑中华法系的科学路径”?③。这以上的证据表明,“重塑中华法系”是张晋藩心中一个深藏已久的愿望,而且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一号召被学界接纳。 学界如何回应他这一号召的呢?查看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和法史著作,除了2005年以张晋藩为带头人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组申请的一项名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科研课题,仍在贯彻张晋藩的精神外,没有一篇论文对“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做出回应,没有一本法史著作提及与这个“宏伟目标”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整个学界对张晋藩的号召表示了沉默。为什么学界诸公未能“心有灵犀”,领会张晋藩的苦心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张晋藩那篇文章在说些什么吧。 二、为了民族复兴,还是为了保守传统 《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篇文章中(以下引证文字均出自这篇文章),张晋藩主要阐述的是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联系,以及重塑中华法系的基本纲领。在他看来,重塑中华法系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再生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因此“重塑中华法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见得“重塑中华法系”是多么“重要”、多么有“使命性”的一件伟大工作! 可是我们稍稍推敲一下张晋藩的论证逻辑就会发现,“重塑中华法系”根本不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为了满足一种文化上的保守情结。虽然从英语reserve一词翻译过来的“保守”一词,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意为“保留”。但我要明确地表示,我这里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带有贬义的那个层面上使用它的,意即对落后的老古董的极力保留。其实张晋藩完全没有必要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招牌,来为中华法系研究张目,来给它贴金。中华法系研究,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自有它的学术意义,但没有必要给它上纲上线。硬是要上纲上线,拔高意义,恐怕就别有隐衷。我将要指出的就是,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首先我们来看张晋藩提倡“重塑中华法系”是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他在这篇文章开篇便说,“一个民族的复兴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其意思很明显是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了文化方面的复兴。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低下,缺乏进取精神、创新精神,没有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个民族也很难走上富强之路”。言下之意,文化的复兴能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增进人民的进取、创新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些好东西当然是中华民族复兴所必需的。 那么他所说的“文化的复兴”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他在谈“文化的复兴”时,虽然也表现得很“维新”,但却一直强调的是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文化复兴”被转换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民族文化特质的继承”。 他紧接着说,“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致力于实现经济、政治发展的条件外,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德国以及韩国、新加坡的社会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而又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改造社会的巨大能动性的精神资源。” 这里他本该论证的是“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他论证的却只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性,却绝口不提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后面补充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文化建设”这一句话不过是掩人耳目之辞。 他又在接下来阐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文化的根基在于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族文化不仅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内核,也是该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努力寻求与现代文明结合,即依据社会的现代化需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必要的改造和重建,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请看,他拐弯抹角说了“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这种客观现象,又说了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种大方向正确的道理,最终落到“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上面。这显然是一种偷换概念的逻辑,在“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这个命题中,“民族文化”指的是“民族的全部文化”,而不是单指“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这个命题里,“民族文化”却显然指的是“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张晋藩这里把“民族文化”概念偷换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目的是要为继承传统文化张目。故而,他的论点最终落脚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然而,对近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他却只字不提,似乎完全无视百年来中国文化发生的变化。 一旦把“文化的复兴”转换成“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在张晋藩那里,复兴传统文化也就获得了“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崇高意义,保留传统文化就获得了正当性。他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重塑中华法系”也是一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了。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改造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点,而传统法律文化的再生集中体现在重塑中华法系上”。这就是张晋藩打出“重塑中华法系”口号的整个逻辑。由于我们说他在这一逻辑过程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所以“重塑中华法系”根本就不能抵达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价值目标,而只能止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样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目的。所以说,张晋藩提出“重塑中华法系”不是为了民族复兴,而是为了保守传统。 其次,为什么说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要在贬义的意义上给他戴一顶“保守”的帽子?在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传统当中的东西只要它对我们今天有用,我们就保留它。张晋藩在文中也有这种认识,他说“当然,重塑(中华法系)也决不意味着简单再现,而是在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华法系几千年形成的、合理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找出适当的切合点”,他也知道要使用修饰语“合理的”来限定继承传统的范围。但是他在论证“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理由却是“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由于他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指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传统文化衰亡了,其特质消失了,那么中华民族也就要衰亡了。言下之意,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保留这种特质。 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走衰亡往往是因为受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旧文化的束缚。中华帝国在近代之所以走向衰亡、危机重重,也是因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传统纲常伦理和法律制度在毒害他,因此想要中国再次强大起来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革,丢掉那种特质,重建另一种特质的新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鲁迅曾引用朋友的话来批评“保存国粹”派,“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热风.三十五》)我想说,倘若有民族特质的传统文化阻碍我们进步,我们当然要抛弃它,而去培育崭新的民族文化。哪怕别人说我们中国今天己经西化了,已经失去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质了,但洗心革面后有尊严的活着,总比躺在装满老古董的棺材里死去的要好。我很奇怪,为何张晋藩要拿“保留文化特质”这种盲目追求文化的民族特色的情结,来做最后的立论基础,这不是僵化的、生病了的文化保守思想又是什么?可以预见,这种思想引导下的“重塑中华法系”最终将只会是保守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从而阻碍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强大。 三、一块可怜的招牌 张晋藩的那种文化保守情结,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事物,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未去掉的一种心病。因为这一心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法律史学界就出现了“建设中国本位的新法系”、“中华法系与民族之复兴”的口号。七十年后的今天,“重塑中华法系”的口号又再次响起。“中华法系”一词成了中国法史学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常用招牌。 我们知道,最早提出“中华法系”概念的人是穗积陈重,他所说的中华法系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清末法律变革至今逐步走向完善的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史学者们,首先也都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意义上使用“中华法系”一词的。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华法系在近代已经走向全面瓦解,现实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可是,由于中国读书人那根深蒂固的“续统”观念的作祟,“中华法系”一词一再被有意扩大外延,试图包揽古今所有的中国法律,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续统”的招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近年出现的现象。但是不管唱着“复兴中华法系”高调的人如何辩护,说“中华法系”没有消亡,它还活着,都没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这是因为,中华法系已经死去是铁的事实,而他们的辩护又常常自相矛盾。张晋藩这篇文章为了使用“中华法系”这个招牌所作的辩护,同样是自相矛盾的。 他在文中说, “到了近代,由于国情条件的巨大变化,中华法系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渐解体。中华法系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宗法关系等成份,由于失去了她所依附的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就中华法系的总体而言,她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只是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法系理解为只是个历史现象,或者是失去生命力的僵化的概念。” 请看他这里对“中华法系没有消亡”的辩护是多么可笑,他一面承认“中华法系逐渐解体”,另一面又说中华法系“总体而言”没消亡,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他为了保留中华法系这个招牌,便强行扩大中华法系的外延,称它“总体而言”,“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总体而言”?凭什么说“中华法系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难道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也包括进去了?至于说什么已经解体的中华法系,“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更是让人不知所云之语。 从这段话来看,张晋藩之所以这么处心积虑,最终都是为了“证明”中华法系没有失去生命力,并非僵化的概念,还可以用来做招牌。他想以此为“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寻找依据。但已然解体的“中华法系”显然承受不了张晋藩命题之重,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华法系”是一块可怜的招牌。他的“重塑中华法系”在学界得不到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我发现张晋藩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的根基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情结之后,我又禁不住要想另一个问题:他这一主张所仰仗的“民族复兴”价值目标,与他所追求的“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这一实际目标,它们之间是否有着共通之处? 当我读到张晋藩关于其“重塑中华法系”事业之背景的陈述时,我确信找到了答案。这两种目标有着共通之处,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说道, “中国近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下,国力孱弱,民族危难,严峻的形势使民间革命和官方改革平行发展,但所追求的大都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化的。……经过百年法制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国已经具备了了参酌外国法律的同时走自己改革创新之路的条件。因此,21世纪应该是中华法系重塑的时期。” 原来张晋藩是不满于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西方化模式,耿耿于怀于改革未能走自主的中国化模式。在他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他觉得中国近代走西化的法制改革道路是被逼的,这是一件很丢中华民族的脸的事情。因此,在“时机成熟”的今天,就要提倡“重塑中华法系”,呼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以免继续“西方化”而不能显得“中国化”。其实,近代全盘西方化的法制改革道路,何尝不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也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那样好才做的,这又何不可?我们对待改革,只需看这么做是否于中国有利,大可不必意气用事,定要去争个“中国化”的名目。张晋藩这番话表明,“重塑中华法系”不过是要争个“中国化”的虚名,这不是虚幻无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什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价值目标。我们不禁要问张先生,法史学界有必要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吗?现在的中国不是已经复兴了吗?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史,中华民族在列强相逼的20世纪初生存了下来,后来又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接着成立了新中国,香港、澳门主权的收回进一步标志着中国主权上的完全独立,这不正是一部民族复兴的历史吗?环顾今日世界,中国今天需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务实求进的稳健发展之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分散我们的向前看的注意力,浪费我们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埋头发展的机会。政治如斯,学术界亦是如此。张晋藩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来给另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拔高意义,依赖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成熟有如张晋藩先生的学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当休矣。 法律史论文: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 1962年,一位名叫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英国人类学家出版了一本关于清代法律的书,这部书虽然也谈到地方衙门,谈到大清律例,但是更多的篇幅被用来描述和讨论普通的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场景:村社、亲族、家户、市镇、会社、行帮、士绅、农民、商贾、僧道、婚姻、收养、继承、交易、节日、娱乐、纠纷及其解决,等等。[1] 如此处理法律史,显然是假定,法律并不只是写在国家制定和施行的律例里面,它们也存在于那些普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场景之中。所以,尽管van der sprenkel重点讨论的只有宗族的、行会的以及地方习惯性的法律,她这部小书却表明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视角的转换。借用人类学家的术语,她使 竟有无宗教?在今天,这类疑问多已经不成为问题,应当弄清的只是 在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下面就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对明清时期的行会稍加介绍。 大体上说,会馆乃是建立在异地的同乡组织,其主要功能是联络乡情,兼营善举。会馆亦称公所,皆有自己的馆所以为居住、集会和日常各种活动之用。会馆的类型依其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同乡士绅官宦提供往来便利的行馆、试馆,系由公众筹捐,各省公立;另一种则是商人或商帮组织的会馆,即所谓货行会馆,系由私人合资。不过,这类会馆不单是同乡商人间的组织,也有些是同业组织,或者二者兼有。行馆、试馆类型的会馆明代即已出现,至清代数量大增,多集中于京师,亦分布于省城。货行会馆则遍布全国大小商埠,其数量更远过于前者。[21] 二者之中,行馆、试馆功能比较单一,尽管如此,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有管理甚至经营的需要,有为满足这些需要和维持其团体而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对犯规者的处罚办法。至于货行会馆,它们更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行内生产或经营上的各个环节,如生产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原料的获得和分配、产品的数量和品质、业务的承接、销售的范围、度量衡的标准、货物的价格、结帐的日期,以及同行之人的行为、福利和相互关系,等等。由于工商活动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利益的多样性,也由于相近行业之间的竞争,各工商行会的行规自然也都细致、具体和相对完备,其对违反行规者的处罚,从罚钱、罚戏、罚酒席,直到逐出本行。[22] 需要说明的是,也像宗族法一样,行会法同样是一种习惯法,只考察行规并不能使人们了解行会法的全部,因此,广泛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和碑铭器物等也是必要的。[23] 上面讲明清会馆组织时提到商帮,实际上,“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 和组织,小如各种诗文社、怡老会、学会、书院,大到团练、义社、善会、乡约,都是民间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会社,虽然其名称、性质、功能、规模等各不相同,但通常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名之为会约、约法、盟词、课程、规条、章程、科条、条例等,以规范其组织,约束其成员,明确其界线。对违反社规会约者的处罚通常包括规劝、训诫、记过、罚酒、罚钱,而止于开除。[31] 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表面上看,许多会社组织尤其是文人会社的内部规范远不如家族或者帮会的规约来得严厉和细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由于我们所讨论的这类组织的自愿性质,也由于这些组织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它们那些看似温和的规约所具有的约束力量当远超出现代人惯常想象的范围。三 通过对民间法上不同源流的梳理,我们已经粗略地勾画出了 者即是子民,整个帝国则是一个大家庭。这里,上与下、治与被治、公与私以及国与家的界线都是相对的、变动的。[42] 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多元格局就呈现为一种多元复合的统一结构:它既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既是自生自发的,又是受到控制的;既有横向的展开,也有纵向的联系;既是各个分别地发展的,又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这些彼此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包含了造成动荡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蕴涵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力量。正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方面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帝国秩序才可能在长时期的变化当中保持结构的平衡。 法律史论文: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 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技术变革 印刷技术 传播技术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的产生、发展与技术变革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作品传播技术,它既是著作权制度产生的技术因素和客观条件,也是推动著作权法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从法律史的角度看,先是印刷传播技术导致了著作权法的产生; 后来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进入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以后,著作权法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特点。新技术变革带来了著作权法中一些制度的变革,如私人复制等。著作权法能够适应技术变革而不断完善。 著作权并非自始即有,而是随着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著作权的英文是“copy-right”,而“copy”即复制之意。故著作权最初是指与复制有关的权利,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需要法律来对相关的复制行为进行规制,才产生了“copyright”。随后,著作权与复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没有隔断过,正如英国著作权法委员会主席沃尔曾指出: “著作权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以及广播领域的革新做出相应的反应”[1]。著作权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因为随着技术( 尤其是传播技术) 的发展,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就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割一直无法形成稳定的标准,即在复制传播科学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使用者和著作权人试图最大化各自的权益,使得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更多地归属于自己,这就需要著作权法对其进行协调。知识产权的二重属性( 产权、信息) 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面临着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征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自将近三个世纪前始有著作权法以来,著作权这个术语的意思就如同其名所示: 指对某一特定作品加以复制——最初仅限于文字作品——以及未经许可禁止他人复制的权利[2]。著作权法并没有因为人类创作出第一部作品而产生,而是在印刷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后才逐渐发展建立起来的,可见现代著作权制度与作品的传播和复制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复制性( duplicability) 原则是构筑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3]。“在著作权保护的历史上,复制权即作者自己复制和授权他人复制其作品的权利 一 直 是 著 作 权 人 所 享 有 的‘核 心’权利。”[4]329著作权制度起源于复制权,同时复制是使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也集中体现于复制权[5]。一部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复制技术发展的历史。因此,透过复制权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见著作权发展的脉络。在著作权发展过程中,关于复制的法律规制是对社会公众使用作品影响最大的制度内容,因为其涉及到具体每个个体的作品使用。从法律对于复制的调整则可以看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立足点,以及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态度。 一 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法律史视角 理解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是认识著作权法中复制与复制权的理论前提,因为“在版权保护历史上,版权制度始终伴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6]。“自始至终,复制作品的权利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因此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如此。”[7]从复制权的产生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在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变革的关系上,印刷技术的出现与传播具有基础和决定性的意义。 ( 一)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 1. 印刷技术前作品的复制与传播。在印刷技术发明和推广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作品即已存在,但著作权保护却是在印刷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活字印刷技术发明以前,智力作品的保护是根据财产法来调整的。那时作品被视为一种有形的私人财产,可以和一般财产一样被自由买卖。但是,由于缺乏复制技术,作品的传播和使用方式均极其有限。复制的基本手段是手抄,而由于抄本数量很有限,这种复制对作者的利益几乎不会构成任何损害。相反,那时的学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一般欢迎别人抄写其作品,甚至不惜雇人抄写。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著作权保护的需求。如果从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在印刷技术前时代,由于复制成本的高昂和传播的限制,作品更多地体现为“私人产品”的属性,只是在下述印刷技术出现和应用后因为复制成本降低和传播的便利,作品逐渐凸显其“公共产品”的属性,需要法律的专门调整。 2. 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著作权法的产生。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印刷技术本质上是复制传播技术。从这个角度而言,著作权被称为“印刷出版之子”。前述英文中的著作权“copyright”,体现了著作权与复制( copy) 之间的渊源关系,即早期的著作权立足于复制权并且复制权是其优秀内容。事实上,复制是最古老的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 在 1455 年德国人古登堡将活字印刷技术传入欧洲,大大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印刷技术的采用,使作品可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复制,作品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印刷技术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个出版市场。据资料考证,到 1500 年,从斯德哥尔摩到巴勒莫,有 245 个城市出现了印刷机。随着印刷图书的便利,印刷业逐渐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智力创作的作品就成了商品,并能给作者带来利益。 我国虽然是印刷术的发祥地,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我国,但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直到清代,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技术并不是活字印刷术,而依然是雕版印刷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以机械印刷取代传统的手工印刷,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最终促成了出版业的诞生[8]。 在利益驱动下,早期从事出版业的印刷商和书商印刷得最多的,是各种宗教书籍,其次是古典著作、教材和法律典籍。这些作品多与在世作者无关,因此从一开始,作者的利益就不在印刷商和书商的考虑之中。这些出版者所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任意翻印,以保护其投资和获利机会。早在印刷机被引进英国之前约 100 年,英国出版商就组织成立了行会,行会制定规则确保出版复制特定图书的权利由特定的出版商专有,其他出版商不得擅自翻印。但这些规则只能约束本行会的成员。由于行会规则的这种“私”法属性,仍然不能排除不属于行会会员的出版商复制行会会员已经出版的图书的威胁,此时利益受到侵害的出版商不能采取任何针对侵权者的行动,因为后者并非行会会员,不受行会规则的约束[4]26。于是,出版商们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公权力对自己印刷复制作品之权的保护,这样就产生了出版印刷书籍的特权制度的需要。这种情况也使得作品的公共产品属性被暴露无遗: 作品虽然可以低成本复制和传播,但印刷商和作者却无力控制作品的传播。有趣的是,当时的欧洲统治者和教会也意识到图书的传播对其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因而也主张赋予特定的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图书的专有权。 这种特权制度起源于威尼斯共和国,随后很快普及到欧洲其他国家[9]。据考证,15 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是欧洲第一个由统治者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16 世纪欧洲各国的皇室也纷纷为印刷出版商颁发印刷特许证。例如,1556 年,英王玛丽批准成立出版业公会,该公会是一个包括印刷者、出版者和书商的行会。1662 年,英国议会通过《许可法案》,进一步加强了对出版业公会印刷特权的保护。公会被授予出版和销售图书的垄断权,在约 150 年时间中控制着英国的图书贸易。该法还规定图书须呈送官方审查,并在公会登记注册才能出版。 17 世纪以来,英国出版商为控制和垄断英国图书市场,采取了一些阻止自由复制和翻印的手段,包括通过游说,说服英国皇家取消图书进口的自由,说服英国皇家给予英国印刷、发行者更多的特许等[10]。从 1556 年到 1637 年间,英国先后颁布过四个《星法院法》,旨在授予印刷出版商印刷出版的特权。印刷出版商通过印刷图书的特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印刷特权的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王室希望通过授予出版业公会审查书刊的权利来禁止敌视政府和教会的书籍传播的用意。两者可谓各得其所,使印刷特权制度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到 17世纪末,印刷出版物的种类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7 世纪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古典作家的著作在印刷品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7 世纪后期,出版当代作者的作品数量剧增。同时,符合印刷出版业的市场法则的竞争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书籍检查和对作者利益毫不关心的出版商著作权开始受到公众的反对。1694 年,印刷特权所倚仗的《许可法案》终于被废止。 当然,上述对特定出版商授予的专有出版权还不能和现代的著作权制度划等号。抛开行会规则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力的缺陷,除去套在特权制度之上的图书审查等形形色色的枷锁,“准著作权”其实是一种更为单一的印刷出版之权,也就是复制权[9]。这种印刷特权就是被学者认为最早出现的著作权——出版商著作权。这种权利实质上是出版商的行业垄断与王室对思想言论进行监督和审查相互利用的产物,从它的主体到内容都与作者毫不相干。但是,由于它奠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基础,通常被视为著作权制度的雏形。 此后,在出版商公会的极力游说下,英国议会终于在 1709 年通过了一项保护著作权的法律——《安娜女王法》,首次从法律上认可了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标志着现代著作权制度的诞生[11]8 -20。该法序言部分指出: 鉴于近来经常发生印刷商、书商和其他人未经作者或所有者之授权,擅自印制、翻印和出版图书,使图书作者或者所有者深受其苦,而且经常使其家庭破产; 为杜绝以后发生此类事情,鼓励学者撰写有用的图书,特制定本法。该序言鲜明地表明了其立法宗旨。《安娜女王法令》是一部旨在“授予作者、出版商专有复制权利,以鼓励创作”的法令。《安娜女王法》的划时代的变革,是将作为行业垄断和钳制言论的出版商特权改变为鼓励学术和阻止出版商垄断的贸易规则。它使著作权不再属于出版商公会的会员专有,任何与出版有关的人,不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商,都可以取得作品的著作权,这大幅度地改变了原本存在于作者、出版商以及读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状态。同时,著作权不再是永久性存在,而是被限制在 14 年内,只有作者可以再申请 14 年的保护期,如果作者在第一个 14 年内去世,其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12],从而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分水岭,划定了一个知识的公有领域。《安娜女王法》规定对已出版的作品,自法律颁布之日起 21 年内享有重印该书的独占权。饶有趣味的是,该法的出台与出版业公会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游说有关。当为印刷特权撑腰的《许可法案》被废止后,出版业公会在一再要求恢复图书贸易垄断权的主张得不到肯定后,便改变策略而以保护作者的名义希望通过新的法律。 当然,与当代着重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利益的著作权法相比,《安娜女王法》在保护作者方面并不彻底,因为对出版商的保护仍然是该法的主要内容——出版商对于依法印刷出版的书籍享有翻印、出版和出售的专有权。 3. 著作权法的发展。《安娜女王法》的基本理念被植入了美国《著作权法》。1790 年美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只对新创作的书籍、地图和图表授予著作权,权利内容为印刷、重印、出版和销售。这一有限的保护范围主要缘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书籍的商业利用以印刷为主,甚至对作品其他方面的保护也都取决于能否进行印刷和重印。那时,摘录、删节或者翻译被认为是与著作权无关的行为,就是因为它不需要印刷、重印或出版。这一时期,复制权是著作权的优秀,同时也是涉及面最广泛的权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享有复制权。 法国虽属作者权体系(注:当今全世界的著作权法可以分为“版权体系”和“作者权体系”。“版权体系”以功利主义哲学和商业版权为哲学基础,版权法是全社会与作者的社会契约; “作者权体系”以自然法哲学为哲学基础,作者权法仅仅是对作者的应有权利进行了确认。在“作者权体系”中,著作权的本质是人格主义; 著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著作权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著作权的归属应该以创作者为优秀。参见张昱《著作权理论》,内蒙古大学 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冯晓青《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14 页。)国家,但其著作权法的历史根基和英国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与英国一样,法国也同样经历了印刷特权与国家审查制度相结合的时期。根据学者所作的历史考察,在法国,承认作者权利的过程源于出版业者之间的纷争。当时,享有印刷出版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主张延续印刷特权,而没有特权的书商和出版商反对延续这种特权。在辩论过程中,如同英国的印刷商一样,法国的出版商和印刷商也是假借维护作者利益之名,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的。双方的分歧最后由政府颁布法令而得以化解。1777 年法国颁布了六项法令,这些法令承认作者因其创作作品而享有权利,还创设了两类不同的特权: 一种是出版者特权,有期限限制并与其投资额成比例; 另一种是作者的特权,它以创作和作品为依据,因而没有期限限制。1789 年起,制宪会议决定废除所有特权,包括已经授予作者和出版者的特权。1791 年至 1793 年的法国革命法律承认作者享有保护其作品经济利益的权利,保护范围先是戏剧作品创作者的表演权,后扩大到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显然,早期的这种著作权是鉴于出版商的动议作出的,其目的是反对其他出版商随意复制已经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作品。因此,这种作者权被指为“是由法国图书出版特权的享有者精心编织、用以消除人们对垄断特权的批判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一个幌子。”[13]反对者也以作者权这一概念作为攻击出版商垄断权和高额利润的手段。 以上考证和论述表明,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国家还是以法德为典型的作者权体系国家,最初的著作权保护都是出版者之间为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而产生的,甚至没有赋予作者任何权利;而后作者权的确立,也是出版者们为维护利益而作出的某种妥协。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著作权法,不可能平等地保护作者和作品传播者( 出版者) ,利益的天平向出版者倾斜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结果。 从上述关于印刷术发展与著作权的关系还可以看出,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因为复制作品的困难与高成本,复制本身缺乏独立的经济意义与法律保护基础。印刷技术发明和传播后,图书复制成本的降低与便利逐渐造就了图书出版市场,也催生了保护作者利益的需要。著作权制度就是在复制技术发展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私人复制而言,由于它一般涉及非商业性目的,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很小,私人复制尚不具备受复制权保护的基础。 ( 二) 从复制技术的进步看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以电子时代复制为例 1. 电子时代之复制。这里的电子时代是指 19世纪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期间。这一时期,依赖于无线电技术,首先产生了电报、电话和留声机;随后,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新突破和发明又诞生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这些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著作权制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革命。 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标志着 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复制传播科技进步的起点。20世纪最初的 10 年,留声机和唱片很快普及,当时留声机公司的广告语是“请您在家中欣赏歌剧”。留声机技术的出现也促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唱片业的诞生。20 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从实验转向正式营业,成为一种新的复制传播媒体。与印刷复制技术相比,广播以其独特的声音复制技术优势对大众娱乐和信息复制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 50年代以后,电视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从此,广播和电视相映成趣,成为继印刷复制技术之后又一重要的声光复制传播媒体。 广播电台、电视台成为音乐等声光作品的最大复制传播者,广播电视组织大量利用唱片等声光复制品作为节目内容,而播出的节目又可被继续复制转播。所有这些复制技术和媒介的结合无疑为信息传播和大众娱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职业活动受到影响。表演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留声机、唱片、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等复制传播媒体抱有敌意,他们曾对新发明表示欢迎,因为新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表演活动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但表演者后来发现这些科技发明扰乱了他们的职业活动方式,技术复制的便捷性导致表演者的市场被较少优秀表演者占据,而其他表演者演出机会减少,经济收入降低,甚至失业。随着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的持续发展,一个涉及表演者共同利益的要求被提了出来——分享唱片业和广播电视业因复制传播表演作品而产生的利益。此后,国际劳工组织和伯尔尼联盟一直努力,争取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 中增加表演者的权利。在表演者团体争取权利的同时,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等复制技术的掌握者也要求对其复制作品享有专有权,录音制品制作者要求与广播组织分享利益和控制录音制品的复制。广播组织希望得到的保护是保障其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而制作的节目不被随意复制转播。经过 30 年的利益协调和立法博弈,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利益团体的权利要求终于得到承认。这一组权利被命名为邻接权,并于 1961 年写进与《伯尔尼公约》相联系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国际公约》( 即《罗马公约》) 之中。依照该公约规定,表演者享有对其表演的支配权; 录制者享有对其录音制品的支配权; 广播组织享有对其节目的支配权。至此,在国际层面上,一个与作者权利平行的权利内容被确定下来: 对作品的权利由著作权人享有; 因作品的传播而产生的权利则由作品传播者享有[11]85。以邻接权保护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电视节目,是作者权体系的大陆法系各国独有的处理方式。面对复制传播科技的产物,作者权体系国家不得不设立邻接权,这缘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 惟有自然人可以成为著作权人。邻接权可以说是著作权法在电子复制技术环境下适应社会需求的结果,是利用特定复制技术固定现有的作品的专有权。 版权体系的英美法系没有邻接权和著作权之分。以实用主义为中心的美国著作权制度,并不区分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只问著作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以便保障信息和文化娱乐产品能够不断地被生产、复制和传播。美国 1976 年《著作权法》中受保护的客体中有一类特别的作品——“录音制品”,它是指对音乐及其他声音加以固定形成的作品。依照作者权体系国家作者权的理念,录音制品是不能获得作品的资格的,因为对音乐的录制属于通过技术设备和录音材料的运用复制表演作品的行为,录制品并不构成对作品的创造性贡献。但是,对于旨在“保护著作权持有者免受作品物质材料的任何复制,更甚于保护创造”的版权体系国家来说,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纳入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之中,录音制品因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固定形式而和文字、音乐、戏剧作品一样被列为著作权客体,著作权人对其享有复制权、演绎权和发行权等。在美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区分 “制品”和 “作品”,也没有区分享有权利的主体是作者还是表演者、录制者,所有的权利都称为 “著作权”。在立法者看来,所谓邻接权,实质上就是传播者对传播媒介的复制专有权[11]50 -52。 综上观之,在电子时代,复制技术的电子化、声光一体化化使得作品复制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增多,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中的独立性也进一步增加,体现在法律上,就是两大体系都增加了作品复制传播者享有的权利种类和内容。尽管两大体系在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权利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作者权体系国家在原有的著作权之外赋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著作权平行的邻接权保护,而版权体系国家则将作品复制传播者的权利纳入原有的版权体系,给予作品复制传播者与作品作者一样的著作权保护。但不管怎样,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等作品复制传播者在著作权法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2. 从复制技术变革看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著作权法是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自世界第一部著作权法诞生以来,人类技术的发展已经过了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注:三次技术发展构成了现有作品传播的技术基础。依照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作品传播划分为不同的时代: 印刷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又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时代。)等三次飞跃。著作权法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与复制技术紧密关连。第一次飞跃在 19 世纪末,此时的印刷技术与之前的手工抄写技术相比有了质的不同,反映在著作权法上,文字作品占绝对优势。第二次飞跃为 19 世纪末到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子模拟技术时代,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现和广播电视组织的发展为著作权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反映在著作权法上,就是作品类型增多、作者权利扩大、生产了现代意义上的邻接权。第三次飞跃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现在尚未完成的网络传播时代( 也可称为数字技术时代) 。由于这次技术革命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关于著作权法的变革尚处于大讨论阶段,不过总的趋势是向着著作权人权利扩张的方向发展。上述三次飞跃也可称三次大的技术浪潮,其中每一次浪潮都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浪潮是印刷技术发明,它催生了版权制度。第二次浪潮是电子化浪潮,它使版权制度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第三次是数字技术和网络化浪潮,它给版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正在持续当中”[11]31。 著作权法与技术发展和变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技术发展为著作权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变革又促使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著作权立法则是对技术发展和变革在法律上的回应,正如前所述,著作权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不断地对录音、摄影术、电影摄影术及广播诸领域的革新作出相应的反应[1]。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著作权制度得以产生。技术的发展变化则一方面使作品的利用和传播形式大为增加,为著作权人实现自己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则也使得作品因使用和传播方式的增多而越来越难以控制。在这种“两难”处境中,著作权法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总是面临新的挑战。 考察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出,著作权保护范围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被扩张,著作权法的发展史也就是著作权的扩张史,其中以复制权的扩张尤为明显。著作权扩张,就著作权的内容来说,从最初的主要是对复制权的保护扩大到现代技术条件下利用作品的各种权利。《安娜女王法》主张作者是第一个应当对作品享有无形财产权的人,该法被认为实现了由主要保护出版商到主要保护作者的历史性飞跃。该法授予作者的著作权是对特定的作品制作印刷复印件的权利,以及阻止他人擅自印刷、翻印或出版作者的印刷复印件的权利,即所保护的权利限于复制权。其后各国著作权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著作权保护的内容。正如郑成思教授所指出的,著作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著作权权能,如音像复制权、播放权、制片权、邻接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的著作权有改编权、发行权、追续权、连载权等; 随着国际交往,扩大了著作权的范围,主要有翻译权和最终使用权[14]。上述著作权的扩张是作为技术变革的反应和体现,原来建构的在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被不断打破,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构。这最终体现为著作权立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印刷技术的发展最根本地体现为作品复制技术的发展,因而著作权法与技术变革的关系也主要反映于其与复制技术发展及变革的关系。有学者考察指出: 复制作品的权利自始至终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因素,复制权也成为著作权法的基础,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是这样的(注:参见 ferando zapata lopez,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publishingcontracts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digital enviroment,35 copy-right bulletion ( 2002) 。)。还有学者认为,复制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促使著作权法修正的关键因素(注:参见孙铁成《计算机与法律》,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2 页。)。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复制技术与著作权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理论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原理来看,复制技术发展引起著作权变革具有必然性。其一,复制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作品的表达和载体形式。在印刷技术时代,作品主要表现为文字作品,其载体为书籍等。随着广播技术时代的产生,作品类型增多,由文字作品扩展到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等,也增加了磁带、唱片等作品的载体形式。到现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增加了数字形式的作品,并通过网络传播。其二,与第一点相关,复制技术的发展决定着著作权的内容。随着一种新的复制技术的产生,由此而出现的作品形式应否受到保护便成为讨论的对象,如果给予保护,就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利。很显然,对这些作品享有的权利是和原有作品不同的。如音乐作品的播放权,针对数字作品的传输权等。其三,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作品的传播日益简单,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公认的难题,如果不扩大著作权的范围,著作权人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但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又可能造成著作权壁垒,阻碍信息交流与创新。这就需要法律通过修改权利义务设置来重新平衡著作权权利人与作品的使用者以及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 一) 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私人复制技术的发展为著作权侵权提供了便利。著作权保护源于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却是一个不断突破著作权保护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复制技术的发展,就没有著作权法。印刷术开启了著作权保护的端倪,从录音录像技术到无线电技术乃至现今的数字技术,每一次复制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影响著作权法: 因为原有的著作权保护无法覆盖新技术环境下的复制行为,法律不得不为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 印刷术的发展是复制技术第一次突破性发展,但与此同时,由复制带来的作品的利益分享成为复制技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打击盗版问题。在复制者取得作者复制其作品的授权后( 通常这种授权的取得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复制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通过广告等形式对作品进行宣传,以获取更多的市场回报。但当获得授权的复制者开拓市场以后,一些未经作者授权的其他复制者会争抢该作品的市场份额。在此种情况下,著作权保护应运而生。最初是特许权的授予,由国家管理者与投资者分享著作权利益。从特许权保护到私权保护是著作权保护模式的一个质变。这一质变源于资本对权利的稳定性的需求。 20 世纪电子传播占据重要的位置,录音录像制品、电视和广播出现,其通过声音和图像进行传播,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和视觉,弥补了抽象文字的不足,使文化传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消除了文字符号对普通大众的限制,使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得以共享信息,在技术上保证了文化传播的平等性和民主性[15]。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社会性,不可能完全由著作权人享有权利; 同时复制技术相对来说不够成熟,复制作品与原作品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能达到与原作品完全一样的效果,且个人复制成本高,因此大量的私人复制行为还不普遍。在社会需求和复制技术发展状况的约束下,私权保护划出一部分公共领域来满足社会信息交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规定的范围。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完全颠覆了传统复制技术条件下传播的单向性。自印刷术出现以来甚至更早,由于技术投资成本高,作品的复制传播实质上掌握在少数资本拥有者手中。他们掌控复制技术并通过这种技术掌控来决定复制的内容,他们选择社会管理所需要的作品加以复制传播,对这些作品的复制进行解释,并单方面决定自己的复制行为。数字技术的发展破除了作品复制的单向性,使得作品的复制成为复杂的甚至难以控制的行为。数字网络技术给人们复制作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无限制并且无差别地复制自己能够在网络上获得的各种作品,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将自己拥有的作品复制传播到网络空间。这种复制行为的不可控给传统著作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私人复制行为、合理使用行为的正当性受到强烈的质疑。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指出: “如果说以媒介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三足鼎立、径渭分明为第一媒介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所谓第二媒介时代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以介入融合为模式、以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媒介时代,它在本质上区别于以单向播放模式为特征的第一媒介时代。在这个可以自由地穿越两种不同世界,即一边是监视器以外的牛顿式物理空间,一边是数字化网络空间的今天,观念的变革与文化的重组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16] 数字技术极大降低了复制的成本,使得作品复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非以往的专业技术行为; 复制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几乎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心所欲地复制自己想要的作品; 复制的效果几乎与原有作品没有任何差别,这就使得复制与原创无法通过作品的载体加以区分。更为关键的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传统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等限制权利人权利的规定将使得大量作品几乎无法再获得市场利益。“网络空间不仅改变了复制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法律对非法复制的遏制效果。这两种改变是同时发生的,也是迅速发生的。网络不仅实现了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对数字化作品进行高质量的复制,而且使法律的实施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对著作权人来说,网络空间是两种特征的最差组合: 复制的能力好得不能再好了,法律的保护弱得不能再弱了。”[17]数字网络环境下,作品信息的复制与传播已合二为一,法律对复制的约束直接影响作品信息的传播,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使用者与权利人的利益。 2. 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减侵害了民众学习和创作的自由。为了保护作品的市场价值的实现,各国的著作权法陆陆续续针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传统著作权保护模式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加以调整,以降低作品使用者利用合理使用权或者法定许可制度侵害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可能性。二是通过著作权保护的技术措施、著作权权利管理信息的规定,强化网络空间的著作权保护。其中合理使用范围的调整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涉及合理使用制度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该制度设计初衷所关注的社会公众作品信息获取的平等和自由与作品著作权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 前人的知识是后人创作作品的基础。任何著作权人的作品都是在公共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智力创作和加工的成果。对社会公共领域知识信息的使用,是进行人类智力生产活动的基础,作品的创作无不是来自对已有作品的学习和利用,因此有必要对获取公共领域知识进行保护。 知识的学习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而作品正是知识的最基本的载体。1790 年华盛顿总统就著作权法立法的讲话中说: “没有什么比促进科学和文化更值得你们去保护了。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幸福的源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措施迅速收到了社会效果,那么知识一定占有重要的比例。为了捍卫自由宪章,知识正以各种方式作出贡献:……”[18]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的尽可能普及,教育的平等正是体现出社会对平等的追求。但著作权保护会增加知识获取的成本,使得基于知识学习的生存发展以及言论表达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在著作权制度中对此的矫正就是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设定合理使用的范围,保障教育和知识信息获取的基本平等,保障表达自由和创作自由。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信息的获取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学习和创作的自由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权的一部分,应当得到法律的维护。数字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无法区分作品的使用是侵权使用还是合理使用,事实上排除了合理使用,这是对于学习和创作自由的侵害。通过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使用排除合理使用会提升人们学习的成本,限制更多创作的产生。创作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前人知识的吸收和借鉴上,对于合理使用的技术措施排除,会影响到民众对于知识的合理获取和利用,使得创作者无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了创作的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目的就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的便利,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知识信息的平等获取,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的平等交流及互动。但著作权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显然在自由的网络空间设置了一道道屏障,妨碍了数字网络技术发展的目标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在数字技术产业发展和著作权保护之间,法律需要做出选择: 是否能够利用其他的方式来协调学习和创造自由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矛盾? 3. 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应当是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而非哪一方独享。在利益共享的过程中要注意如何对利益进行分配。“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 可能相抵触的) 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概念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9]324技术发展之所以被国家所鼓励、被社会所支持,是因为它能够为全社会带来福利。具体到复制技术的发展,它是一个技术改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公众对复制技术需求和利用的过程,需求带动了技术的进步,因此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作品信息交流的低成本高效益不应当被某一个群体独享。 事实上,在复制技术不断创新的状况下,著作权人在创作作品时能更为方便快捷地利用现有的资料,能在前人知识基础上节约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其创作出的结果本身就包含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作品使用者通过复制技术获得了作品信息,而使用者的作品创作正是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复制学习行为实现了他人作品的社会价值,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创作而成为自己作品的著作权人。可见,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并非严格对立的两类主体,在现实中他们的身份经常互换,复制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两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种利益应当由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共享。 ( 二) 文化传播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 1. 作品的传播是作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作品的价值体现于作品的社会认可度与接受度等方面。作为思想的载体,没有社会的认可,其价值无法体现。在哲学上,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其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即事物( 客体) 能够满足人( 主体) 的一定需要。任何一种事物的价值应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事物的存在对人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人对事物有用性的评价。在关于价值的理论探讨中,有观点认为: 信息才是价值的真正源泉。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 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 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20]。传播是指人类通过媒介利用特定符号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所有的传播都是建立在对现有作品( 包括语言和文字作品) 的复制基础之上。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诉诸作品之中,作品通过传播,在不同方面体现其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品的传播活动增加了知识的利用率,使得作品所载知识的认同度更大,从而使得相关知识的价值得以更为广泛地实现。作者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在作品之中,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欣赏,更多地是为了加入到公众的视野中,参与社会生活,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文化的沟通,最终实现自身与他人的信息交换和思想交流。当作者的思想附着于作品时,只有通过作品的传播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而信息交换与思想交流恰恰是作品社会价值的体现。各种信息的交换能够使得人们掌握更多的技能、获取更多的机会,而各种思想的交流是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可见,没有作品的传播,作品本身无法体现出其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作者创作的动力除了实现其社会价值以外,经济价值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文化已经成为市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出版等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而作者就是文化产业的工作者。电子前线基金的创立者巴隆认为: “一个人不能为了思想而得到报酬,而是为了能将这些思想向现实世界中而得到报酬。”[21]作者通过作品的创作而获得报酬也是对作者的一种激励方式,而要获得这种激励也必须将作品进行传播。作品本身是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作品的传播使用过程中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因此,作品传播是作品经济价值实现的前提,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2. 著作权保护刺激创作,但可能阻碍作品传播。著作权保护是通过对其他人传播作品的限制,给著作权人划出特定的市场范围,从而奖励著作权人的创作行为。著作权保护对作品传播设置了屏障,减少了作品传播者的数量,可能阻碍作品的传播。 庞德认为法律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社会制度,著作权法律制度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产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利用法律来对著作权进行保护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私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旨在维护一个平稳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文化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进行保护是为了维护著作权人创作的自由环境以刺激其创作作品的热情。自由是法最本质的价值,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最本质的追求,也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体会到稳定、舒适及安全。然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共同福利和共同安全,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法律对某一制度进行保护也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与平衡。试想,如果法律不对著作权进行保护,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利用他人的作品,作品所有人就没有激情进行创作,而那些“拿来主义”的使用者就只需坐享其成。这样的状态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需要利用法律对著作权进行保护,以此鼓励作者的创作,使得其创作有意义、有价值甚至是有存在感。 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著作权法实行思想、表达二分法,对于寄予了作者思想的作品形式加以保护,这样对于以前被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形式就不能再被创作或者被保护。但著作权法对思想是没有规制的,很可能出现思想一致的情况。为避免产生侵权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进行表达,这其实也是对其他人作品传播的限制,限制其他人用同样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两者权利进行取舍的结果。 但是,随着著作权法的日益发展,对著作权的保护的日益扩大使得对传播的限制也日益加大,这就相当于著作权保护与作品传播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著作权保护加大了,其所占用的空间变大了,作品传播所占用的空间就变小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复制技术发展,著作权法中一些新的规定如著作权保护的合理使用制度范围的缩小,对作品采用技术保护措施,这些都不利于作品的传播,也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作品的传播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人类有自我发展的自由,就需要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求得发展,不能为了保护著作权而限制人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一来,需要平衡著作权保护及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3. 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约翰·洛克认为: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22]著作权对作品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文化更好地交流、传播,让人们能平等地交换思想和获取知识以实现作品的社会价值。要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需要对传播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才能达到保护著作权的目的。但这种社会的秩序应当接受“正义”的规制,不能剥夺人们应享受的基本自由,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复制传播的基本自由。一定范围内的私人复制自由是保障信息传播自由的基础。尤其在数字网络技术环境下,复制和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没有私人复制的自由,网络传播自由将被著作权人消除掉。 著作权保护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必须是符合最基本的正义需求的,“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还要求该制度中的规则以正义为基础,换言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否则,这个制度就不具有可行性; 并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它可能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19]332 在著作权保护的制度中,由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不能利用限制使用新的技术或者限制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来换取。如采用技术保护措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时,有的技术措施使得不能对原作品进行复制,用技术来控制技术,造成了技术的倒退,限制了人们最基本的传播自由。时光流走到 21 世纪之当今,为了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我们对于原件反而不能进行复制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去思索。 在著作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着多种利益之间的权衡,面对着多种价值的选择。要形成一个有序的著作权保护环境必然会对相关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但是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却不能被剥夺,无秩序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自由的秩序是非正义的秩序,在追求有秩序的自由的环境中,我们可以舍弃部分自由以换取正义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却不能限制我们最基本的自由。著作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作者作品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维持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数字技术带来的私人复制问题使得著作权人要面对的是大量的社会公众的侵权,因此需要进行调节的是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益,对于作品传播的基本自由则不能给予限制,这样会导致社会公众的“革命”。因此,应思考一种制度使得在作品传播基本自由的状况下,协调好著作权人与广大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一种有自由的秩序。 法律史论文: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 (一)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政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官方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二)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官方,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的中“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 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论文联盟//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 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政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官方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四)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图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论文联盟//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五) 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学界对司法档案为代表的法律史料的“价值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大致是过去法律史研究典范的一种矫正,〔36〕亦是传统中国“见之于行事”的史学传统的回归。〔37〕然而一切“旧”的学术典范都曾是“新”的,当对司法档案的研究已为人常见之后,研究者则应关注此一典范所要求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后更深远的问题。 傅斯年是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然经由他的分析典范和前文的简述,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史研究不易似也不可绕开“史观”。在史学、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单纯强调“史料”或“史观”都难免偏颇。余英时就曾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38〕故兼美二者才臻化境。当然,在司法档案的使用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甫成风气之初,重提傅斯年的史料学及其所倡的对史料的严格拣择、考据和规范性使用无疑更具意义。这是因为,司法档案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出场,并不意味完全“进步”的结果。黄宗智在大量使用司法档案后曾注意到:“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39〕这确属经验之谈。对新的发现和研究,往往在带来新材料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典范。至于具体运用档案的方法,大致属于“文无定法”之类,只有在长期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也许才能逐渐掌握需得之“法”。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试论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前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思路探索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这把双刃剑对我国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其中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站在更高的层次和全新的角度深化行政改革,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以解决旧有矛盾,适应世界经济形式发展。构建所谓理想或合理的行政模式,只能是就某一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而言的,不可能存在一个适应所有社会阶段的统一模式。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来设计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行政管理;现代化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中国属于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水平低,我们面临推进工业化的基本任务,由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相对封闭落后的国家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之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回应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必须认识到我国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差距,处理好继承和改革的关系。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制不足的阶段,比如普遍缺乏公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政府人员及其行为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以“身份取向”凌驾于“成绩取向”之上,行政腐败现象严重,等等。“中国的问题在于官僚制不足”。 官僚制理论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官僚制无处不在,当代社会大部分组织的管理方式都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官僚制的组织形式,这对我们所追求的中国行政现代化有何启示是值得深思的。官僚制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工业社会中它又反过来发挥着主导且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建立官僚制是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然而官僚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繁多而又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使官员失去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 (2)压制和阻隔了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个人的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了盲目服从和随大流; (3)压抑创新和趋向保守,阻碍学习新知识和利用人力资源; (4)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不考虑突发事件。 但是理性官僚制作为被广泛利用的一种组织结构形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对官僚制的改革,并不是要埋葬官僚制,而是对其纠错,“甚至是超强纠错”。面对新的理论革新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式我们将引入强大的纠错工具——新公共管理理论。那么,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以理性官僚制为主体思想,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有益成果,力求克服官僚制的缺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现代化官僚体制。 经合组织(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新公共管理的界定是这样的:(1)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更密切地关注结果。(2)用分权式的管理环境取代高度集权的料层结构。在分权体制下,关于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定更接近于供给的优秀问题;分权式的管理环境也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信息提供了机会。(3)灵活地寻求能够带来更加有效的政策成果的可行方案,以替代直接的公共供给和管制。(4)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建立生产率目标、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和公共部门组织之间营建竞争环境。(5)其优秀目的在于强化指导政府发展、要求政府自动灵活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不同利益需求作出回应的战略能力。 那么结合新公共管理的精神,现代化的官僚体制必然有以下五个基本特点: (1)现代官僚制必须健全法规,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与此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与官僚制的奇特混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家长制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开放的时代特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排斥家长制并不能否认我们还需要官僚制,我们需要的是法制化的官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制化的官僚制,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2)现代官僚制必须实施科学管理,实现民主集中制和领导例外原理,形成一个既能克服官僚主义,又能提高效率的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抽象的规章进行管理,这是对按照统治者意志进行管理的否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特权的“厌恶”和否定;按照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来选拔管理人员是对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否定。这些都体现着民主集中的精神。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内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初级群体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其根源在于没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便成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就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实行民主而科学的现代科层制度。比如:将民主参与与激励措施有机地结合,通过定期召开班组讨论交流会,或与部分成员个别谈心,让组织成员对集体的目标计划谈建议提看法,出主意献计策,使得人人参与决策,共享组织荣誉利益,共担组织困难风险,共同制约官僚主义行为。 (3)现代官僚制通过运用技术知识的优势,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技社会化的新时尚。比如,对人员的录用和培养,就必须保证素质、技术、知识和能力较为精良的人能被优先考虑。同样,招聘的各级领导,也必须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丰富的实践经验、过人的决策胆略、超群的才能权威。有了好的领导和员工,组织就拥有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另外,现代科层制组织还可以采用内部晋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和交互式轮换使用的方式,既促进员工忠于职守,勇于承担风险,又预防权力垄断的寻租行为滋长。 (4)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行政水平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5)现代官僚制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当总结以往的缺点和不足,采纳新公共管理注重绩效、结果的精神,探索绩效目标管理的经验,尝试在政府管理中建立新公共管理和理性官僚主义相合的现代化官僚制它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理性官僚主义新公共管理思想和中国国情的结合,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小议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却远远落后,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 [关键词]行政管理制度 面临问题 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和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推进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制度面临的问题 改革应当对症下药,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白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作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关于行政制度改革的个人看法 1.从行政机构入手,努力推进行政机构设置的改革。在纵向结构上,适当的减少我国行政管理的层级,比如江苏已经开始逐步撤销地级市,这样有利于政令的畅通,还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成本。 2.严格我国的行政编制,真正做到由岗定人,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还有利于选出最适合岗位的管理人员。编制的制定应当合理,对于编制外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数量。 3.努力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统内部监督,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步做到对政府的每个重要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进一步加大审计机关的审计广度和深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权力的作用,积极监督和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协助政务公开的推进。参政党、人民政协和全体公民也应提高参政意识,积极行使手中的监督权力。相信,有了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宣传教育。对于很多行政领域的法律空白,我们应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现实意义的则是,提高全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依照已有的法律办事,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三、总结 通过对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法制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机构设置。我们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促使我国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从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转向实干而精简的政府。 总之,我们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同时又不过多的干预经济和市场。只要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能向这个方向发展,政府一定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相反还会成为我国加入wto以后保障我国人民、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工具。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向及关系梳理 摘 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整体进程的“瓶颈”。“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实现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掣肘环节,其他领域的改革攻坚都有赖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新时期深化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比较丰富而庞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总体上看,主要涉及到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政府管理和政府监督等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问题 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转变职能方面必须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包括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等,确保行政管理体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2.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才能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3.保护好环境和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的责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老路。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4.努力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众必需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创造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要着力为城乡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二)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1.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是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乡镇机构改革。2004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一项根本措施。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思考和明确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 对于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不能有太高要求,就是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不要增加。可以减,不能增,控制住规模。乡镇事业站所改革问题,七站八所,主要强调的是分类管理。要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2.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已经明确指出,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三)关于完善决策、管理机制和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 1.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决策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活动之一,正确决策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政府决策必须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坚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统一。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当前要着力健全五项制度:一是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制度,二是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三是重大决策的事项听证和公示制度,四是重大决策的事项专家咨询评估制度,五是决策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通过健全有效的制度,确保各项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开性,确保各项决策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保各项决策真正落到实处。 2.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创新,重点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和治理商业贿赂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坚决防止和抵御商业贿赂渗透到政府系统。要按照“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突出重点、明确任务,措施配套、深入推进”的总体要求,把取消、调整和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落实到位,尤其要切实加强后续监管工作;对保留的项目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确保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3.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建设法治政府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客观要求。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着力把握好两点: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职能,健全各项制度,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从体制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执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加强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责任制,要明确各级行政首长作为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纲要各项要求的具体职责;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决策权限,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决策程序,确保依法决策;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坚决依法受理行政复议,坚决撤销或变更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决定;完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及时修订或废止不符合备案要求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4.关于政府绩效评估问题。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是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我们必须着眼于建立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当前,要重点把握并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明确绩效评估的具体内容,设计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人员的绩效评估标准。二是坚持把群众公认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原则,同时处理好上级评估、同级党委和人大评估、政府自己评估与群众评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对公务员个人绩效评估中行政领导与群众评议之间的关系。三是努力提高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公正性、有效性,把绩效评估的结果与行政问责制和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升降去留、奖励惩戒和改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导向和良好的政风。 5.关于施政理念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用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善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善于在基层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发展的规律;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优秀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1.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认真吸取过去的好做法、好经验。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真研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加强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长期以来,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政府机构改革等同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概念要广泛得多得多。往往一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考虑的就是撤并机构、精减人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政府机构改革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把机构改革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另一方面,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政府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3.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联结点和交汇点,必然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触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关系到广大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要抓住机遇、大胆推进,又要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既要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又要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4.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国情的关系。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学到手。但是也不能盲目的不加思考的照抄照搬。对外国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做法,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分析,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要照单全收。关键是要下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分析多思考。归根结底,必须立足当代国情,立足世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摘要: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独特的行政管理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优秀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优秀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声乐教学论文:发音基本功视角下声乐教学论文 一、咬清字是声乐教学的重要要求 我们在歌唱时,一定要借歌曲来传情达意,或通过歌曲创造出一定的意境,或优美或深邃,而这样的意境表达除了凭借旋律之外,就属歌词了。可见歌词能否入耳,能否传情,就要看歌唱者是否能表达清晰。一些初学者,也许受方言的影响,有些声母在平时就发不清晰,导致发声时发不准声母的音。例如b的发音,有的学生会很短促,有的就会狭长些,导致发音不清。这时就需要教师仔细指导,例如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的气息等方面,教师都要反复地为学生作出示范,尤其针对一些吐字不清的发音动作,更要反复进行强调,有意识地矫正学生发音,以使其发音慢慢趋向于准、平、稳,并且可根据学生发音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训练计划和步骤,使学生对发音的控制力不断加强,然后再督促学生把声母和韵母结合起来,进行音阶练习。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咬字不清的学生来说,是十分有效的。 二、抓好学生的基本功训练 中专学生音乐知识和音乐水平参差不齐,这就需要教师在声乐教学中,一定要抓好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加强学生的基本功练习,为学生将来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教师在教学生练声前,应先给学生讲清各个发音部位,并且要强调指出发音时的要领:喉咙放稳,舌根和下巴都要呈放松状态,类似打哈欠,使声音上下通达自如。练声时,一般从C′练起,所练曲目应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母音练习时应以a、o、i、u、mi、ma、ye为主。待在中低音区练习熟练之后,再开始练习高音区。只有遵循这样的练习步骤,学生的发音器官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不至于会出现难度突然提升而造成嗓子的负担过重。另外,因为每个学生个体情况存在着差异,其发声器官也有所不同,唱歌时,发出的声音也会存在着差别,有的声音较清脆,有的却不够圆润。针对这样的情况,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发音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和策略。例如,对那些发音较清脆却又缺少集中的声音,教师要使用o、u音来加强学生的练习,使学生的发音渐渐圆润起来;相反对那些发音低缓,不够流畅的声音,教师要进行集中训练,如可让学生反复练习d、t、n的发音,还可以通过使用录音机,来查找自己的不足,直至发音到位、顺畅。教师在抓学生的基本功训练时,要从一般到特殊来筛查,针对个别学生,再进行辅导,努力使学生的音准、音色有一个大的提高。 三、声乐教学要注意方式方法 声乐教学不单单是为了处理音高、节奏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对音乐有更充分的认识,对歌曲有完全的理解,能借助音律反映歌曲的意境,准确地诠释作品的情感和含义。教师给学生讲清楚音乐的无穷魅力,让学生懂得音乐是有生命的,它充满了朝气,充满了阳光,富有激情和感染力。不能仅仅把“动听”作为音乐单纯的目的,这样学生就会渐渐重视发音的练习,并会做到坚持不懈。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往往会遇到这样的现象,觉得讲得非常明白了,可总会有学生不理解、做不到位。这时教师要注意讲课的方式和方法。比如学生急于求成,对教师所讲的发音器官貌似听懂了,其实对一些发音部位或器官的专业术语还是很糊涂。如在做发音训练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把发音器官的位置弄明白,再通过自己的示范发音,让学生领悟发音规律,或教师也可以先进行生动讲解,再由学生试着来发音,教师根据学生的发音进行及时的纠正。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来播放一些发声视频,让学生自己感悟正确发音和发音不准的内在区别,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声乐教学效果。 四、结语 总之,声乐教学中,教师若想让学生掌握科学发音的发声方法,就必须严格地要求声音频率的稳定度,发音不能做作,要有自然的、顺畅的波动,这样的声音才会产生共鸣,才会有感染力。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发音准,音色美,声音圆润清亮,离不开学生刻苦的练习,在练习的同时,要提醒学生多感悟、多体会、多请教,才会有大的改进和提高。另外,声乐教学中,还需要学生对声乐产生高度的热情,拥有良好的心态和美好的情绪。这样反复练习,学生才不会感到乏味,才会真正地投入到声乐课堂中来,领悟到音乐的乐趣。 作者:侯琳 单位: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 声乐教学论文:艺术学校声乐教学论文 一、声乐教学理念的革新 文化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声乐教学也应该顺应时展的潮流进行改革。为适应时展的要求,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有必要改变旧的教学理念,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探索新的教学理念。一方面,从我国博大的声乐文化中摄取精髓。我国很早就展开了声乐理论研究工作,研究成果颇丰,如唐代《乐府杂录》中就有“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及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既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我国声乐理论中自古就有“气为声之本,气乃音之帅”的说法。我们应当潜心研究并继承和发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文化,吸收其精华,才能推动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的声乐教学理念。“对于声乐训练的本身,科学唱法和技巧是共性,是中外各种唱法共有的。在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中有科学性,在外国声乐中也有科学性。”因此,我们改进声乐教学理念,仅仅继承民族声乐文化还不够,更应吸取国外各种风格声乐学派先进、科学的演唱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丰富和发展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声乐教学。 二、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 目前我国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课沿用“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教师对每位声乐专业的学生一周安排两节小课。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是针对性强、因材施教,但是也有弊端,如费时费力、学生之间缺乏探讨、束缚学生的视野等。时代在发展,我们面对的授课对象与过去不同,如果仍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势必制约中等艺术学校声乐教学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根据授课对象的年龄、学习程度等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和改革。 1.对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应采取“一对二”的教学模式。 如今,中等艺术学校声乐专业学生的入学年龄为14~16岁,比以往学生的入学年龄小很多。学生正处于变声期,如果一节课之内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声乐训练,他们的嗓子容易疲劳、沙哑,影响其发声器官的健康发育。因此,我们对他们应采取“一对二”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在训练当中不仅使学生的发声器官得到休息,而且能使两位学生互相观摩,有利于他们对技巧的掌握。 2.对二年级的学生要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模式。 通过前一年的学习,二年级学生掌握了一些声乐技术技巧,有了较好的基本功,发声器官的承受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我们对他们应该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模式,加大声乐训练力度,适当地拓展音域,为三年级的高考冲刺打好基础。 3.对三年级的学生应采取“一周三节课”的教学模式。 对三年级的学生来说,绝大多数要参加艺术类高考,他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需要加强专业和文化课的学习。因此,对他们的声乐课应从“一周两节课”增加到“一周三节课”,使他们的声乐水平得到提升,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 4.对演唱方面有问题的学生老师们要采取共同“会诊”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当中,教师会遇到演唱方面具有不良习惯的、有问题的学生,这类学生教起来非常困难。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像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那样辅导男女各声部的学生,而且还能够让他们在国内外声乐大赛上屡次获奖的人,在声乐界是罕见的。教学当中,有些教师善于解决男生提喉头的问题,有些则善于解决女生真假声不合的问题。因此,当声乐教师遇到难教的学生时,声乐教研室的老师们就会及时“会诊”,各显其能,彼此交换意见,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及方法,使学生受益匪浅。 三、声乐教材的改革 教材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当前我国中等艺术学校还没有统一规范的声乐教材。我们使用的教材基本照搬高等师范院校或高等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材。由于中等艺术学校与高等音乐学府在声乐技能技巧要求、培养目标等多方面有着很大差别,二者在教学内容上有所不同。“声乐教学内容决定于不同教育层次的培养目标。”声乐教学内容的选择是有针对性的。然而在教材的选择上,有些教师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学生布置练声曲或声乐作品,随意性很大,缺乏明确统一标准和依据;有些声乐教师甚至列出一张声乐作品名单给每位学生一份,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缺乏针对性;有些教师布置声乐作品时范围狭窄,局限在旧作品上,不主动积极地布置新作品,曲目缺乏横向突破,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此可见,没有统一规范的声乐教材就会影响声乐课的实际运用和操作,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教育部门应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声乐教师编撰一套适合中等艺术学校的声乐专业教材。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可以参考高等音乐学府教材,对它进行提炼、简化并在内容上进行适当的增补。教材要明确体现出中等艺术学校声乐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要强调教材的针对性、通俗性和趣味性,使学生能够“寓学于乐”、易于理解和接受,为学生在专业学习道路上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教师在教材的选择上应考虑到以下方面的问题: 1.教材必须有针对性。 在教学当中,有些教师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用同一个练声曲;不论舌根紧的还是提喉结的都用i母音练声;无论一年级学生还是二年级学生都用同一个声乐作品进行训练,缺乏针对性,严重影响学生的进步。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学习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教师选择教材内容时必须有针对性,要考虑到学生的训练程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哪些练习适合,避免盲目性。如对提喉结演唱的学生多用下行的u母音练习;舌根紧的学生多唱a母音的跳音练习;初学者唱《月之故乡》《大海啊!故乡》《花非花》等简短易唱的作品;具备一定演唱能力的学生唱《长城永在我心上》《妮娜》《草原之夜》等难度稍大的作品。针对性的原则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教师只有有针对性地选择教材,才能使每位学生扬长补短,收到教学效果。 2.教材内容要丰富多彩。 在教学当中,我们基本上一直沿用那些旧作品,学生很少接触新作品。当然有些旧作品是经典曲目、经典教材,诸如《红豆词》《叫我如何不想他》《我的太阳》《祖国慈祥的母亲》等。然而艺术本身是发展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新时代涌现出了一批被声乐专业学生和广大群众喜爱的具有艺术性、思想性的新作品,如《往日时光》《跟你走》《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声乐技巧运用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作品风格上也多样化,深受学生们的喜欢,易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不仅要选择旧的经典作品还要敢于开发新作品。把这些新作品充实到教材内容中不仅起到丰富教材内容的作用,还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四、结语 总之,要发展就要改革。中等艺术学校的声乐教学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还要积极探索先进的教学理念,寻求有效的教学模式,丰富完善教材内容才能促进声乐教学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胜 单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附属中学 声乐教学论文: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论文 一、在秉承传统与民族的基础上贯彻多元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 当前,在绝大多数人的概念和意识中,多元化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思想是一种标准的外来文化,但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民族声乐教育从诞生、发展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质,可以说多元化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与教育发展的肇端,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新的世纪,新的时期将这种思想和理念一直坚持继续秉承和发扬。总体来讲,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我国的民族声乐学科教育与建设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时的民族声乐无论在教学和演唱上都受到传统民族声乐的深入影响,无论是在演唱方法还是作品艺术风格层面,如郭兰英演唱的《一条大河》、郭松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王昆演唱的《秋收》《南泥湾》等等。这时的民族声乐作品或改编自少数民族或地方性民歌,或源自戏曲曲艺的曲调,在演唱的处理与表现上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民族声乐的唱腔和韵味。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这一时期对于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来讲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我国的社会十分封闭,动荡不断,一切艺术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但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却仍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极端的思想影响,在我们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定外来文化的思想,武断的否认一切外来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而一批早年有过欧美留学经验的声乐教育家则坚决的抵制这种思想,并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土洋结合”的道路,这便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史中非常著名的“土洋之争”。而随着我国社会动荡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开始再次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而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土洋结合”道路的胜利。而这次争论的积极意义则在于从此明确了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理念与发展防线,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重新开始发展和完善,民族声乐也正式作为一种艺术学科进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因为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一直完整的沿用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因此,这时“土样结合”的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通过以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声乐教育家不懈探索和努力,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在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演唱水平的民族声乐教育家与歌唱家,如、阎维文、宋祖英、等等,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和繁荣。而大量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专业化声乐作品也大批的出现,这些作品同这时的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和风格一样,鲜明的带有欧洲古典音乐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在音乐形式还是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这一时期堪称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演出市场的繁荣程度还是在教育教学的学科建设上。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时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时我国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完全起到了民族声乐艺术进步发动机的作用,在借鉴和吸收外来声乐文化,尤其是欧洲美声唱法上完全做到了多元化的理念和思维,在坚持本民族艺术特征与审美特质的前提和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开放性与包容性,兼收并蓄,才使得我国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形态最终确立。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步、发展和转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实际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演出市场和舞台上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原生态”的抬头“,跨界风”的盛行“,学院派”的坚守,等等。一批新生代民族歌手也相应而出,如融“民声”与“美声”为一体的吴碧霞,“民声”与“通俗”无痕跨界的谭晶,“神曲制造者”龚琳娜等等。多种多样的声乐演唱方式、表演方式、声音理念、审美理念纷至沓来,对我们高等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严峻和现实的拷问和鞭策。我们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等层面上何去何从,是当前我们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们必须要正视和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前文已有所提及,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是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民族性是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想使其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实际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就一定不能忽视对于传统的秉承和发扬。而民族性的保持本身就是多元化音乐教育理念与思想重要部分与明显特质。重视传统民族声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从传统民族声乐中发掘和提取艺术养分本身也是多元化思想更加全面和彻底的贯彻。“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我国的戏曲艺术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我国每个地方和民族戏曲艺术都有着自己明确、鲜明的发声理念和规范系统的发声方法。例如我国的最大地方戏曲剧种京剧,其演唱发声方法就极具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与美声唱法相比甚至在很多方面更为具体,要求更为严格,有很多专用的声乐演唱学术名词,如:真嗓、假嗓、左嗓、调嗓、喊嗓、丹田音、云遮月、塌中、脑后音、黄腔、冒调、走板、不搭调、气口、换气、偷气、嘎调、长吭、杂夯等。每一个名词都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声乐演唱要求或声乐演唱标准,并且这些声乐演唱术语与西洋美声唱法中的学术名词相比更加易于国人的理解和掌握,如果能够在声乐教学中适当的运用和融入诸如此类的一些声乐名词和声乐演唱概念和要求对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都是大有裨益的。”诚然,科学性的声音理念与意识对于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否定的,这是高水准声乐演唱声音质量的最基本保证,但如果在演唱中一味片面的强调科学性,而忽视或者忽略了民族性的概念和意识,或者对民族声乐作品本身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知,那么无论如何完美的声音也不能引起我国听众的情感与思想共鸣。因此,在我们的民族声乐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和声乐艺术作为必修科目系统的纳入我们的教学计划,并有效的开展和实施,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艺术本质与内涵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牢固的民族意识,才能最终在演唱中完美的表现出来。另外,加强对于各地方,各民族的原生态民歌的学习、理解和掌握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原生态民歌的概念,价值和意义我们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了解也比较详细,无需过多赘言,但需要之处和强调的是,当前,从民族声乐的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原生态民歌一定要避免矫枉过正的态度。我国原生态民歌众多,类型多样,举不胜举,每种原生态民歌的自身性质、类型、状态也都不尽相同,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学习原生态民歌,最重要的是要从其中理解和掌握更多的优秀审美特质,并将这些潜移默化的应用于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而不是浅显的学习某些特殊的发音方式、民族语言、方言或曲调,或是将其生硬的套装于课堂教学或者实践舞台、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艺术发展的科学规律,切不要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精神与思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们民族声乐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进步与完善。 二、在坚持民族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多元实践探索与尝试。 近年来,谭晶、龚琳娜、吴碧霞等“跨界民族歌手”的不断出现,以宋祖英为代表的学院派歌手与其他类型歌手“混搭”取得成功效果,都不停的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受,同时也在极大程度逐渐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于民族声乐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但从严格的声乐学科种类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不同类型的歌手都属于民族声乐的范畴,但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吴碧霞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民族声乐功底,她在艺校期间学习的是湖南花鼓,进入大学后正式开始学习民族声乐专业,而在研究生阶段却转而攻读美声专业,这种中西合璧的学习经历极大的拓展了她的艺术道路,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但如果我们对整体声乐艺术或者声乐理论有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就不难发现,如果单单从演唱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来讲,吴碧霞的美声演唱只具其形,不具其实,是较为业余的,其根本性质上是一名非常标准的民族歌手,但即使她的美声演唱较为业余,只表现出一些皮毛,但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她的歌唱艺术层次,增强了她的艺术规格。再比如“民俗”唱法为代表的民族歌手谭晶,虽然她的民族与通俗唱法结合只是简单用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演唱流行性质的歌曲,在声音的运用于表现层面上并没有突破民族声乐的范畴,但至少为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和演出实践上拓展和丰富了曲目的选择。再比如凭一首神曲《忐忑》,以奇葩形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龚琳娜,则以民族声乐为基点,开创了一条极为独特的蹊径,树立起自己鲜明的风格。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它的演唱风格,不难发现其实她无论从声音的运用还是表现的方式上人属于民族声乐的范围,首先,她的声音具有明显的非常正统和规范学院派特征,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和表现上融入了非常多元的艺术风格。比如《忐忑》、《金箍棒》因为编曲和配器上完全由她的德国音乐家丈夫操刀,所以表面上带有一定的后现代风格,但究其实质,她此类型的声乐作品则运用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元素,也正是这种民族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甚至有些怪异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才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了这位其实成名已久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同时,无论你对她的这种演唱风格是喜爱还是厌恶,认同或者唾弃,我们都无法否认其对于我国民族声乐演唱风格丰富和多元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上述事例说明,首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的基点是民族性为基础与科学唱法相结合,而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是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艺术元素、精神与气质,同时要继续秉承包容性与开放性,兼收并蓄的吸收外来音乐的艺术元素,从艺术处理与表现上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自己,而现有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要进一步更加彻底和完善的贯彻多元化的理念和思想,我们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生声乐演唱的科学性、专业性与规范性,紧跟国际上美声声乐艺术发展的潮流,吸收先进的声乐演唱理念,另一方面还要在演唱的艺术处理、曲目选择、演唱实施上大胆的探索、创新和尝试,鼓励学生在合理的艺术范畴内,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多元的声乐演唱实践。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和课题,这本身也是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多元化的最根本体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声唱法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概念、意识都源自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理解和认知才真正与国际接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意大利的声音理念占据主流,而21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的美声艺术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但在德奥地区美声声乐艺术则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时德奥的美声声乐理念与风格独占鳌头,而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法国之间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我们发现法国的美声声乐艺术风格与我们的亦有很多契合和相融之处,所以,可以说,我们对于美声声乐艺术的借鉴与应用要具有发展性和国际性的眼光和视角,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具普世性,才能更好地走向国际声乐舞台。同时,我们要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市场意识。作为新时期的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的艺术发展形势与艺术市场需求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并从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高大上”的基本声乐演唱技能以外更要面对毕业后残酷的职业竞争,因此,在大学期间仅仅具有专业的歌唱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保证学生专业演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力。首先要不断的拓展教学曲目,传统的教学曲目固然很多是必须要学习的,但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表现,必须要积极鼓励学生演唱更多的新创作的曲目,而在选择类型上也不应拘泥于固有思维,无论是传统的民族声乐曲目还是新创作的曲目,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音乐剧选曲,只要是符合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与特质就可以为我所选,为我所用。而在演唱的表演形式上也要尽量的拓展,鼓励学生在课堂、考试和实践演出中选用对唱、重唱,甚至可以与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民族乐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组合,然后教师要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这样不但能够极大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思维和意识,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授人以渔”,使学生在走进社会后真正适应多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实际需要,成为具有较高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同时这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杜绝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总之,多元文化是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主导潮流,作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和前进发动机的高等民族声乐教育教学要想真正取得实际性的发展就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角,开拓思维,锐意进取,实事求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将多元化的意识和思想在我们的教学工作中更加全面深入的贯彻和实施,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文化发展实际需要的专业人才,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并最终在国际的声乐艺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艺术之真正魅力。 作者:李抒丹 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声乐教学论文:朗诵歌词专业声乐教学论文 一、朗诵在声乐教学中的地位 我国的声乐教学历史非常悠久,在这悠久的声乐教学实践历史中,朗诵一直都是歌唱语言训练的主要方式,而且训练效果一直很明显。从语言上讲,朗诵和歌唱都有共同的语言基础,在发声方法和运气方法上,朗诵和歌唱也能够互相借鉴。我国传统的歌唱理论中很多的理论都是以口语朗诵为基础,如明代魏良辅的《曲律》中说:“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这表明了古代歌唱家对字、声的重视。在西方的声乐理论中对这一方面也有着独特而又专业的阐述,例如意大利的歌唱家卡鲁索在《卡鲁索的发声方法》一书中认为“歌唱者读字比起歌唱者的声音更为重要,在歌唱中扎实的读字是正确发音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在说明在歌唱中字正腔圆的重要性。字音不正确,歌唱就会难听,或者有歧义,影响了歌唱的效果。要想提高对字音的掌握,朗诵是最为直接的训练方法。所以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朗诵的训练才能够更好地掌握和提高声乐技巧。 二、在声乐教学中朗诵歌词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规范歌词的语音 歌唱和歌词朗诵都有一定的语音要求,只有标准而又清晰的发音才能够让朗诵和歌曲更加悦耳。在歌唱时,不正确、不清晰的歌词发音往往会被歌曲的旋律所掩盖,这样一来,通过单纯的歌唱训练就不能够提高自己对字、声的掌握水平,很难在歌唱时纠正自己的咬字、吐字问题。所以,在朗诵训练中,对歌词的发音练习在规范语音的作用上要比声乐练习更大。 (二)有利于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体会 每一篇文章和每一曲音乐都有着自己的情感,所以歌唱和朗诵都是以情感的表现为主的艺术。要想提高自己的朗诵水平和歌唱水平,就要对作品的情感有一个深刻的把握,了解作者的思想内涵,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自己的声音中去,这样自己的朗诵和歌唱才能更加具有感染力。只有对作品有了很深刻的体会,再加上歌唱时的歌曲旋律,歌曲中蕴含的思想感情才会完全的爆发出来,效果也会更好。提高对歌曲感情的理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对歌词含义的体会,朗诵歌词有利于更好地体会歌曲蕴含的情感。 (三)有利于提高歌唱的艺术表现力 声乐是一种非常有技巧性的艺术。歌唱技巧训练的过程,就是对歌曲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朗诵歌词的目的就是更好地对歌曲进行加工。朗诵对纠正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正确发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唱歌中融入朗诵技巧训练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处理音乐作品,将歌曲的内容和形式、感情和技巧、体验和方法完全的结合起来,让歌唱声情并茂,从而提高歌唱的艺术表现能力。 三、歌词朗诵的几个关键点 (一)对歌词的分析和理解 歌词往往语言精美,感情丰富,灵动而又朗朗上口。学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歌词的表面意义,还要对歌词的深刻含义有所掌握,这样才能够对作品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对歌词的逻辑感受和形象感受要不断地调和,从而提高自己的感情抒发度和词语的准确度,让自己的声音更加起伏。在训练中也要特别注意各种语言的区分,注意语言的规范和准确。 (二)以朗诵增加对歌词的体会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从歌词的朗诵出发能够更好地体会歌词的语气和歌曲的韵律。对歌词进行反复的朗诵非常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歌词的理解和体会。朗诵要格外注意重点、基调、语气和韵律,做到把歌词的每一个部分的思想感情都完整地渲染出来,对全篇的情感变化也要体现出来,用不同的声音来让语气更加灵活生动,加强对歌词的理解,更好地抒发激情和美感,让作品更加鲜明、鲜活。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水平不断发展,对幼儿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声乐教学是提高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一个重要教学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声乐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朗诵歌词不仅仅能够让学生避免吐字不够清晰、不够标准的问题,还能够加强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体会,全面地提高学生的声乐学习效果,提高学生的歌唱水平,有利于培养出教学能力过硬、基础理论扎实的优秀幼儿教育人才。 作者:陈永海 单位: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声乐教学论文:高校民族音乐声乐教学论文 一、 现代高校声乐教学中民族音乐融合的现状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各高校的声乐教育中就融入了民族音乐的教育形式,短短五十多年的发展使得各高校声乐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央音乐学院就先后走出了一大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著名歌唱家,、张也、阎维文、德德玛、吴雁泽等各具民族特色与个人风格的国内外知名的音乐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各高校的声乐教育师资力量雄厚、教学专业化较强、教学设备不断更新、教学曲目更是具有较强的可选性,这些优势带动了我国高校声乐教学的专业化、现代化发展。但是,发展的道路总是那么艰辛、那么曲折,我们在看到各高校声乐教学不断进步的同时,不能不认真审视一下在声乐教学中存在的明显缺陷与不足。虽然学术界对我国声乐教学的研究从未停止,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众多的歌手在接受了多年来形成的统一的、固有的声乐教学模式后,从高校走出了一大批唱法统一的歌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内较为权威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看出其统一的特性,很多观众都反映在民族唱法中歌手几乎是千人一声。面对广大观众的质疑与指责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高校声乐教学究竟怎么了?我们在借鉴西洋唱法的同时,中国民族传统韵味如何体现?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我深思,如何才能突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1.盲目崇拜西洋唱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与进步,面对新鲜事物,中国人为了不断追求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将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抛之脑后,转身去迎接这些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曾经辉煌过,在某些朝代我国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由于上个世纪初我们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史与血泪史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带着对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心理,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洋唱法。虽然大部分声乐教育家只想借鉴西洋唱法来发扬并传承与改进中国民族唱法,但是,声乐教学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仍旧认为中国民族唱法缺乏科学性、规范性、是一种落后的唱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转变,很多人发现中国的民族音乐逐渐走向一个极端的空间,在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很多歌手的参赛曲目越来越难、越来越大,但是风格却趋于统一。因此,在高校声乐教学中我们教育者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我们民族音乐的优美韵味,以公平的态度与心理对待中西方唱法的不同与融合,在高校声乐教学中注重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方向与培养模式。 2.缺乏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学习 目前,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还无法脱离学校这一有形的载体,一般而言,高校音乐专业基本采取的都是“一对一”、“一对多”的教学模式,而从事声乐教学的教师也基本是从这一模式中走出来的,由于受西方音乐教学与西洋唱法的影响,基本上所有学习声乐的学生都是先学习西方的演唱方法、音乐基础知识,然后再学习中国的传统歌唱艺术,在这种体制怪圈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一种不断重复的、固有的教学模式。而一部分声乐教师在高校就读期间也没有系统的接触过民族音乐,于是在高校的声乐教学中就形成了一种“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被动局面。这主要是由于教师与学生在西洋美声唱法的影响下并未走出校园、没有走进民间、没有深入群众、没有到各民族中去采风、感悟、体验,并且他们对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与声乐理论并不了解,这种没有想法、没有体验的方式就形成了高校声乐教育与民族音乐相对隔离的状态。王昆、郭兰英等老一辈艺术家们大多数人曾经是曲剧、戏曲的演员,经历了长期的传统艺术、民族音乐的熏陶,他们已经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备受人民群众喜欢的民族唱法,这一时期的民族音乐已经深深植入了这些优秀声乐教师的心中,他们培养出的声乐歌手都是十分优秀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以为代表的学院派新生民族唱法中不仅蕴含了西洋唱法的圆润与通畅,更继承了传统民族音乐唱法中的明亮与细腻。这种新兴的唱法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种成功的唱法使中国高校声乐教育逐渐失去了民族音乐的唯美韵味。 3.严重忽视了因材施教的特点 造成我国高校声乐教育中教学模式统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高校的声乐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长期以来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对学生发声技巧的训练上,这就导致一些学生总是将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高难度的乐曲作品上,并对其进行模仿演唱。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作品的情感处理的正确引导。虽然有的学生也对作品进行了一些感情上的处理,但是这也仅仅局限在对歌唱名家、艺术家的声调、语音、润腔的简单模仿。大学学习四年后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处理能力。 4.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的缺陷 声乐课是一门结合了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在内的综合类的艺术。但是,目前我国各高校中并没有开设生理课。作为学习声乐的学生,必须对人体的发声器官的性能、构造等有个全方位的了解与认识,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呼吸器官、共鸣器官、发声器官的主要功能,才能够有目的的掌握与运用这些器官的技能并促进自己歌唱的进步。民族音乐中的很多乐曲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有的还是根据小说改变而成的,因此,学习声乐的学生还必须了解一定的文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才能更好的在歌唱中诠释作品的真正内涵。但是,在很多高校中,从未开设过语文或文学欣赏这门课程。如果连演唱者自己都不能真正了解歌曲的内涵,又如何使观众真正了解呢? 二、 高校声乐教育中民族音乐融合的创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人文背景、地域环境,因此也就孕育了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多民族风格的民族音乐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奠定了基础。作为声乐教育者,我们应该承担起培养与传承中国民族音乐的重大责任,为建设与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提供良好的环境。 1.不断优化高校声乐教学师资队伍 声乐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发展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精通声乐、熟悉民族音乐的教师队伍,这是基本条件。一个优秀的声乐教师必须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与知识技能,并已经在中国民族音乐方面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演唱技巧,深入了解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一些特殊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演唱技巧上能够充分的、深刻的进行运用与研究。否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这就要求高校声乐教师必须静下心来潜心钻研并不断探索民族音乐的精髓。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努力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德才兼备、技艺兼通、教研相融的优秀声乐教师。 2.积极组织学生到各民族采风 声乐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为了更好的使民族音乐融合到高校声乐教学中,各高校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每学期定期组织教师、学生深入到各民族聚居地采风,深刻体会并理解当地民俗文化的特点,为今后的歌唱事业积累资料。只有充分了解并积极参与和感受才能真正了解各种艺术形态带给人们的震撼。 3.努力构建特色课程体系 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建设具有本校、本地区特色的课程体系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基本保障。各高校的声乐课程应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或本校所处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充分考虑毕业生将来的就业压力的前提下,加强基础建设、加快整体优化步伐、突出本校特色,优化课程特色,努力探索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本校的发展与我国声乐事业的发展积极构建具有特色的课程体系。 4.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的研究 探索民族音乐在声乐教育中的渗透与融合的关键环节就是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声乐教师而言,必须掌握新的声乐教学方法,突破传统声乐教学方法中存在的框架与局限。在平时的声乐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根据学情的不同,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独立的创新思维,激励学生以主动探索的态度进行学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声乐教学中的一个瓶颈问题,在高校声乐教学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帮助学生实践民族音乐的魅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我国声乐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民族音乐应该成为我国高等高校中声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学体系是声乐课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必须在借鉴与吸收西方音乐教学风格与唱法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将我国民族音乐作品渗透、融入到声乐教学中,使民族作品更具有系统性、特殊性、专业性。全国各地的高校应根据本地区特色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特色在声乐教育中进行渗透与融合,使中国民族音乐立足东方走向世界,在世界音乐中绽放出美丽的中华民族音乐之花。我们坚信,在所有声乐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音乐教育一定能够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一定会为中国声乐教育的发展再创辉煌。 作者:魏菲 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声乐教学论文:文化视角下声乐教学论文 一、国内研究述评 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对声乐教育教学的思考和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学术论文、专著及学术会议。经本人收集和整理,可供借鉴的论文有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文章从声乐背后的文化语境谈到我国的民族声乐应该在智慧地吸收西方科学声音技术的基础上发扬具备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声乐,而没有提到具体解决措施。张晓农《人文传统背景与中西声乐文化差异之比较》,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图腾意识、宗教观念、学者主体、审美传统、理论基础五个方面比较中西方声乐文化之差异,而笔者是从我国文化的视角谈到我国声乐教学的现状,并提出了解决对策。李泉《中国声乐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文章以声乐不是技术是文化这一声乐教育观念的转变为线索,论证了专业技术与音乐文化相依相伴的关系,提出了声乐教育要走上科学、规范的轨道,要从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基础理论建设做起。笔者则从沉淀声乐文化、提升综合素质、提倡创新氛围三方面谈到的解决对策。专著有郭建民著《声乐文化学》,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声乐文化理论研究的专著,文化的视角则是贯穿《声乐文化学》研究的第一要素,本书具备宽泛的学术视野,主要涉及声乐文化理论概述。邢延青著《民族声乐艺术的文化研究》,作者运用边缘学科类比的研究方法,有比较地将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部分纳入对民族声乐的研究之中。学术会议则仅有辽宁师范大学于2005年9月举办的首届《全国高师音乐学院办学特色与声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王耀华先生、余笃刚教授、郭建民教授肯定了从大文化的角度审视声乐文化的积极作用。 二、文化与声乐教学的关系 1.文化是声乐教学的底蕴和基础 一定时期的声乐艺术现象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从历史上看,“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其文化启蒙作用极大地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辐射到了我国的声乐教学领域,留美的黄自,留德的青主、赵元任等,这批留学回国的音乐志士,不再满足于填词的学堂乐歌或单旋律的歌曲创作,开始运用和声及作曲技法,并将中国文人的浪漫气质融入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之中。40年代末到新中国解放后,我国的声乐教育领域,开始思索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探索具备本民族声乐特点的声乐教学,采集和改编了大量优秀的民间歌曲,如丁善德的《玛依拉》、黎英海的《嘎俄丽泰》;根据民族音调创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都是我国民族风格歌曲中的佳作,这些歌曲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在我国的声乐教学中。在“”的特殊年代里,“样板戏”代替了歌唱艺术,衡量声乐艺术的标准不再是优美和抒情,“宽、厚、亮”是唯一的强制性的审美标准。这种违背科学的标准扼杀了许多优秀的声乐人才,使我国刚刚有所成就的声乐艺术教育惨遭摧残,也使开始繁荣的民族声乐艺术事业落入深渊低谷。 2.文化与声乐作品 纵观我国古代史、近代史,一定时期的声乐知名作品无不是当时文化的综合体现。以《秦王破阵乐》为例,此作品反映的就是初唐时期,秦王李世民率军击败叛将刘武周使得唐朝政权转危为安后,人们在凯旋庆功时演唱的歌曲。《松花江上》,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使国内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局面暂告段落,国难当头,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大地,《松花江上》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而《乡恋》则是改革开放之初,经过“主张墨守成规”和“提倡解放思想”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下,后者最终战胜了前者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三、从文化角度审视我国声乐教学现状 1.文化整体环境浮躁、校园学习氛围淡薄 目前,各类声乐比赛、选秀活动充斥着各大媒体,诚然,这种形式给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但很多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期,容易抱有急功近利、一夜成名的心态;并且即使因天时地利的原因一时成名,但是由于缺乏扎实的音乐技能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很难在艺术道路上走稳、走远。而由于社会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上流行着权钱至上的价值理念,有象牙塔之称的学校,同样也受其一定的影响,艺术院校的声乐学生耳濡目染社会及身边的各种观念和事物,很难端正学习态度,扎实掌握知识,苦练声乐基本功。 2.声乐学生重技术轻文化、重文凭轻学习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对于音乐的偏见以及目前一切向经济和短期时效看的人文氛围,声乐教学领域普遍存在重技术、轻文化;重高音、轻基本功;重演唱、轻理论;重短期效应、轻长远发展的问题,声乐学生因为招生考试文化门槛低,导致没有全面的文化素质,声乐学习过程中浮躁,有的光想在演唱技术上一步登天、有的抱有速成成名的功利心态,缺乏踏实治学的态度、有的因文凭和未来出路学习声乐、殊不知提高声乐水平需要耐得住寂寞,苦练声乐基本功,加强文化修养,去除内心的浮躁,慢慢积累生活感悟,循序渐进才能得到厚积薄发。 3.声乐创新环境欠缺、成果凤毛麟角 2005年,钱学森先生曾对前去看望他的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声乐教学领域,存在着师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现象,因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声乐领域里,师生普遍缺乏把习得知识和时代结合再创造的能力,教师往往习惯了照本宣科,而学生总是习惯了被动接受知识,加上长期以来教师为主导权威地位的教育模式,学生的独立创造能力自然不高,“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在目前的中国大学和中国社会很难成为主流的、被鼓励与提倡的对象。 四、找到文化定位,提高声乐教育教学质量 1.沉淀文化底蕴,优化学习氛围 我国目前文化环境浮躁、各大媒体为了收视率,制作各类声乐娱乐选秀节目,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以快速、便捷为主,读报刊、看书这种传统的精神熏陶方式被用手机浏览新闻、听歌、看视频替代,一味地追求速度、效率、数量导致声乐文化成果质量不高。在声乐教育领域,应该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价值观,在宣传教育方面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倡导读书、读报,多弘扬声乐领域的正能量人物和事物,创造起优良的声乐学习氛围,激发声乐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事业观。 2.提高学生文化修养,提升其综合素质 声乐教师要抓好声乐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学生具有一个正确的声乐是非观、声乐学习观、声乐事业观,逐渐改善学生对声乐学科的不全面认识,在提高声音技术的同时,加强文化修养,摈弃浮躁的求艺心态,教育部门要提高声乐学生文化课入学门槛,提升艺术院校的文化氛围,创造优良的声乐学习环境,多和人文院校沟通合作,加强和人文学科生的相互影响和交叉,加强学生的声乐实践能力和理论修养,开设声乐文化史、声乐赏析课,声乐论文写作等,注重声乐学生的兴趣,增添声乐理论课的趣味性。 3.提倡声乐创新,重视社会实践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创造重视知识,鼓励创新的氛围,声乐教师应多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鼓励其创新并参加社会实践,再看我国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例如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在京剧的基础上所做的独特创新;被大家称为神曲的《忐忑》,也是龚琳娜借助扎实的民族声乐专业基础和技巧,整合、重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创新的作品;而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作品,诸如陶喆的《苏三说》、周杰伦的《菊花台》、小虫的《龙文》,均是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意境美并在演唱方式及作曲技法上有创新的作品。同时,我国的声乐教育应该多建立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社会教育中心等机构,给社会各行各业人员提供再学习、再深造的平台,大学教师通过教授社会声乐课程,了解社会需要,社会人员通过学习高校声乐课程,能提高音乐修养,掌握发声技巧,提高声乐鉴赏能力,同时声乐教师应当端正观念,多进行社会实践和舞台实践,这样才能给学生带来更新鲜的知识,而高校,应定期请社会名人多回校讲学、讲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五、结论 声乐教学和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文化是声乐教学的基础,声乐教育又综合体现着我国文化的广度和高度。从当前文化大环境看我国声乐教育教学现状,我们声乐教育工作者应当重视起祖国的传统文化,并跟紧时代脉搏,重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加强与社会实践的联系,为我国的声乐教学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解伟 单位:沈阳音乐学院艺术学院 声乐教学论文:高校声乐启发式教学论文 一、高校声乐教学的优势及其问题分析 在音乐欣赏课当中学生在深刻理解音乐情感的基础上也促进课堂文化氛围的形成。作为一项较为特殊的高校音乐课程,声乐教学的过程除了需要涉及声乐相关理论知识的传授之外,还应当针对学生的特点实施个性化歌唱技巧辅导,这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极为重要。相较于其他高校课程而言,高校声乐教学在课堂组织方面表现为大班集体授课与一对一授课的相互结合,然而考虑到学生的性格差异和能力差异,现阶段高校声乐教学中的问题不可忽视,这对于声乐教师的教学技巧与教学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启发式教学法在高校声乐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歌唱气息启发 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学生熟悉的案例来营造特定的教学环境,可以是卖菜声,也可以是吆喝声,引导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感知声音的发出过程,感受最自然的声音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发出。在情境训练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加深对高位置声音的理解,掌握深呼吸的技巧。除此之外,针对跳音的训练也可对声音和气息的处理把握得更加准确。演唱跳音时,可借助叹气放松的方式保证腹部位置的放松状态,通过跳音练习可让学生腹部肌肉在有效锻炼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弹性,这对于气息控制力的把握极为重要。 (二)歌唱吐字启发 对于高校声乐教学而言,关于歌唱吐字练习与学生普通话掌握程度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方言类歌曲。作为单音节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汉字讲究吐字清晰,这同时也是高校声乐教学在歌唱吐字方面首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汉字发音的划分,笔者认为汉字发音中的首尾及腹部位置极为重要,它是衔接字与字之间关系的优秀支撑。因此,在正式的声乐演唱过程中,启发式教学法的应用在于字与字之间的转换和衔接方面,通过启发发音的方式指导学生感受字与字之间的变化,通过处理好字与字之间的衔接关系尽可能保证吐字与声音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发音的过程中,无论字呈现出何种变化,咽喉的打开状态都应当是稳定不发生变化的,保持舌根的放松状态,于共鸣点位置寻找发音的正确处理方式。针对不同的字点变化,可从声点的统一性方面突出不同发音之间的相互转换与衔接,其直观表达效果显然更加丰富。 (三)歌唱表演启发 启发式教学法在歌唱表演中的应用突出表现在课堂气氛的营造方面,在和谐有序的教学氛围下开启学生的发声练习,借助有效的心理调整方法提高音乐表达的情感效果。这一过程中,教师的肯定和鼓励是不可缺少的,这对于学生情感抒发与表达至关重要。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角度分析,启发式教学的应用显然与学生艺术素养的形成休戚相关,因此在作品演绎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异同。这就需要在声乐演唱之前,引导学生对作品创作背景和作者生平进行详细介绍,明确作品的感情基调,并以此作为基础借助启发式教学的方式促进音乐情感的表达。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较于传统高校声乐教学中的填鸭式教学法而言,声乐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法的运用在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方面有着更加显著的优势,能够从学生声音的时间性和多变性特征着手,切实提高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在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在音乐情感表达方面也势必将有所进步,这对于高校音乐教学效果是重要的保障。高校声乐教学课堂是丰富多彩的,对应的教学方法也应体现出必要的层次性,通过启发式教学法与声乐教学的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提升高校声乐教学的实施效果。 作者:王静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声乐教学论文:校外少儿声乐教学论文 一、声乐教材的新旧结合 校外教育不同于校内教育,校内音乐课上总有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材和培养目标。而校外教育在遵循最终的培养目标不变的条件下,要发展与校内教育不同的教学模式。现如今有关校外声乐教育的教材比较单一,多为一些流传多年的经典儿歌。经典固然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些歌曲已完全满足不了少儿的求知欲与对外来事物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从小已经听到滚瓜烂熟的音乐,孩子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学习兴趣。 在每年的教材编写中,笔者都尽可能的去发掘更多更新的少儿歌曲,这些最新的歌曲创编很容易就会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而对于那些经典曲目,笔者亦不会舍弃,而是采用其他的教学方法来抓住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比如经典儿歌《小红帽》,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就已经学会唱了,那么在曲调已经熟记的情况下,笔者会设计故事情境请学生表演。将学员们分角色表演,小红帽、大灰狼、邀请家长表演、加入诗朗诵、配合舞蹈等等,经过“包装”的经典儿歌同样能让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 二、声乐教学环节的生动有趣 有人说小孩子学唱歌不就是扯着嗓子大声喊吗?有什么学习的?其实不然,在少儿阶段,孩子的发声器官还十分稚嫩,如果一味的蛮唱会造成声带甚至其他身体机能的永久损伤。但对于理解接受能力远不及成人的孩子来说,枯燥的声乐理论知识、技能练习有时又会成为斩断孩子兴趣的刽子手。如何用简单、通俗、生动、有趣的方法来传授这些基础知识又成为了声乐教学中一个重难点。 笔者在教学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将教学中的几个重要环节归纳出了以下几点方法:首先,基础的乐理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孩子在学习唱歌几年后还无法自己识谱,基本乐理知识的缺失对于学员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影响,作为老师,不仅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对于基本乐理的教学,教师们可以采用图片法、童谣法进行教学。将“1、2、3、4、5、6、7”这七个音配合形象的图片,比如“2”就像只鸭子,“5”像挂钩等等,联系生活中最易想到的事物,配合简单的童谣———“1”是老大像铅笔”、2“是老二像鸭子……直观又形象的教学将会把这些枯燥的理论学习变得有趣味,学生们学习起来也不会感到生涩难懂。其次,对于少儿来说,爱动爱玩是天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一味压抑孩子的这种天性反而会适得其反,但是过度纵容又会打乱课堂秩序。在这里,掌握好一个“度”非常重要。 当教师发现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学生热情不够高涨时,一个小游戏就会解决这个窘境。比如简单易学的绕口令、你来比划我来猜、歌词接龙等等都会成为调动孩子兴趣的不二法宝。最后,要鼓励孩子们对所学歌曲进行“二度创作”,给学生发散思维的空间。可以尝试给歌曲配上简单的诗朗诵,加上表情动作,甚至是对歌词的改编等等。教师对创编活动中好的部分给予鼓励,不好的部分引导大家一起再改编,让孩子们在动脑动手的活动中得到自我价值的肯定,提升荣誉感。此外,尽可能多的给学生提供表演舞台、多与家长进行沟通、对特殊情况的孩子给予更多的关怀等都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 三、总结 综上所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能力提升的源泉”,兴趣是声乐教学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名教师,良好的职业修养、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能迅速建立学生对声乐学习的直观感受。笔者也将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做好一名“兴趣”的引导者和培训师。 作者:高莉莉 单位:重庆市少年宫文艺部 声乐教学论文:高校民族声乐教学论文 在实现高校民族声乐多元化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要形成相应的多元化教学模式,这就要求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探索,转变学生对民族声乐的态度和观念,将多元化教学理念渗透到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所有阶段,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塑造学生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优秀的民族声乐人才。 一、对传统的民族声乐教材进行改革,优化课程设置 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化的继承、声乐基本技能两方面是高校民族声乐教学的优秀。在高校多元化教学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应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基础的声乐技能、理念;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多样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代表性曲目,将典型曲目同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多元化教学的质量。 1.合理调整民族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应在保证基础教学效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民族音乐的比重,让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不同形态的民族声乐。要把握世界民族声乐的发展趋势,遵循民族声乐的本质特征,开设专项的民族声乐课,深化对东方民族声乐的探索和分析。民族声乐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对多元化教学工作的开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高校应加强对教师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训和教育,督促教师强化自身学习,并涉猎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教学效率。 2.对民族声乐教学内容及教材进行改革。根据我国当前高校声乐教学现状来看,很多高校仍存在仅将曲谱作为教材的现象,忽视了音像材料、音响材料的重要性,使这些教学材料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影响多元化教学效果。高校应丰富教学内容,选取其他形式、内容的教材,通过图像、音像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更加直观、全面地理解声乐知识,透彻地分析演唱技巧及作品的风格特色,提升自身的审美观。 二、提高对原生态民歌的重视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扩大对原生态民歌能力较强的学生的招收,由于这些学生所生活的环境各不相同,所以多带有本地民族声乐基础,对这部分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能够使学生自身的优势得以充分的发挥。此外,高校也要提高对以原生态歌手出身的教师的重视,教师在民族声乐多元化教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更好地带动学生们了解民族地域特点,透彻地掌握民族声乐专业的内涵,将民族特色更鲜活、强烈地表达出来。 三、构建完善的音乐学知识结构 在多元化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对声乐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还要加强对音乐学知识结构的完善,构建一套促进学生发展的知识结构体系,将民族生活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将声乐教育生活化,让学生深刻体会当地民族文化和习俗,提升情感认知。 四、结语 高校民族声乐的多元化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民族声乐专业学生未来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是提高民族声乐教学质量的关键措施,只有坚持将这项教育改革落到实处,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的民族声乐人才,践行高校的教育职能,为我国民族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作者:孟娟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音乐学院 声乐教学论文:高职院校非音乐专业声乐教学论文 一、高职声乐教学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意义 (一)学习声乐有利于扩大学生知识面 声乐的学习离不开音乐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学生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掌握音乐的基础知识。同时每首歌曲的创作年代及创作背景不同,在学习和演唱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投身到作者创作的时代,结合歌词来理解歌曲表达的故事和思想感情。增长了学生的历史知识、文化知识以及民族风俗等。 (二)掌握声乐的演唱技巧,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的创新也越来越多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近年来,卡拉OK的兴起,促进了KTV行业的发展。走进KTV,拿起麦克风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消闲娱乐的方式之一,“麦霸”也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大学生的业余生活同样离不开KTV。但是仍有许多人由于不自信而采取只听不唱,或者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导致“声嘶力竭”以及“带同伴去旅游”(跑调、走音)的现象。大学生活中也会经常组织一下文娱活动,能够站在舞台上一展歌喉,甚至拥有大批的“粉丝”无疑会给学生增添无比的自信心。 (三)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艺术审美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力 声乐演唱是作品的二度创作。在演唱声乐作品的过程中,歌者往往会根据自己对歌曲的理解来演绎作品,这种做法对于培养学生的艺术表现力,激发大学生的创作潜力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随着声乐学习的不断深入,在掌握了乐理的基础知识和歌曲创作的基本手法,一些有思想的年轻人也会将自己内心的感情世界通过歌曲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 (四)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声乐教学能以健康向上的内容、优美动听的旋律,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同时,通过学习和演唱不同题材的声乐作品,体会作者的意境,扩大了文化视野,提升文化修养,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高职院校针对非音乐专业学生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声乐开设的条件缺失 声乐课是教师示范和学生演唱相结合的授课方式,需要专业的一体化的音乐教室,其中,最重要的是钢琴。同时,为了避免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他人造成打扰,一般要求音乐教室的隔音效果较好。但是目前在许多非音乐专业的高职院校中,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导致声乐教学成了虚设,只能通过多媒体来开设音乐欣赏、影视作品欣赏等课程。 (二)声乐教学的不延续性 高职院校音乐课一般采用公共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公选课的授课范围要覆盖整个学院,因此班级人数都比较多。而声乐课的教学和学习存在着特殊性,每个人的声音特点都是不同的,而对于同样一段曲目的演唱,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指导。另外,高职院校的公共选修课一般是一学期选择一次,在选课的过程中,由于选课人数较多,可能导致想要继续选修声乐课的学生由于人数过多而选不上声乐课。有些院校甚至规定学生不能重复选修公共选修课,导致每一学期的声乐课都是从头开始。而每个学期的课时也很少,这根本不能满足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和实际需要,也会影响老师教学的积极性。 (三)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缺乏 通过两个学期的声乐公选课的教学发现,学生喜欢唱歌的非常多,但是对于音乐的基础知识十分匮乏。大部分同学都不会识五线谱和简谱,也不会视唱。唱歌只是跟着MP3学习。对于节奏、节拍等知识更是知之甚少。导致授课老师每次都要在有限的课时分出一部分普及音乐的基础知识,既耽误了学习的进度,也影响学习的效果。另外,学生对音高和调的了解非常少,甚至不能准确地唱出钢琴上的某一音高。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多次带唱才能到正确的音高上。 (四)选课学生人数要求多,教师没得选 高职院校音乐课一般采用公共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公选课的授课范围要覆盖整个学院,因此班级人数一般都要求多少人以上才开班。而声乐课的教学和学习存在着特殊性,每个人的声音特点都是不同的,而对于同样一段曲目的演唱,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老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指导。高职院校学生在学期初通过选课平台来选择声乐课,选课的人数有限,但是老师不能选择学生,只能随机选到哪些就是哪些,也许错过了基础条件好的同学,这也是声乐教学的缺失。 三、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声乐公选课的开展 (一)学院重视声乐课的教学音乐教育对于塑造学生的人格,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了推进学生素质教育的发展,开设了音乐欣赏、声乐等公选课,同时根据课程开设的需求,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备教学设施,鼓励教师开设声乐课 学院在原有的多媒体教学设施的基础上,购置了钢琴等硬件设施,尽量满足声乐课上课的需求,更好地促进声乐课的开展。同时,成立组织音乐专业毕业的老师成立艺术教育教研室,鼓励老师开展各种类型的音乐专业课程教学。如:音乐基础、音乐欣赏、声乐入门、声乐提高班、节奏与打鼓等。 2.开设不同级别的声乐公选课,师生双向选择 由于公选课的延续性不强,声乐公选课在以往总是重复带新生的情况。既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水平提高也起不到好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特地从学生大一上学期就开设了声乐基础课,授课内容主要是基础乐理知识以及声乐的入门。选课人数控制在50—100人,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逐渐了解每一个学生。学生也通过10次课的时间了解声乐课的知识点和上课的形式。在学期末师生根据对对方的满意度进行双向选择,进入下一学期的声乐提高班。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保证每位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第二学期的声乐提高班在人数上会有大幅度删减。 3.教师灵活组班,选课学生梯队式排列 针对声乐课的授课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分组的形式进行小班式教学。采用小组一起练声和个人单独练声相结合的方式。小组一起练声或演唱时学生可以听老师整体地讲解或指导,单独指导时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某一错误发声提出指正。小班制教学使学生学唱与听唱相结合,即使学生在听老师单独指导别的同学,也能体会到别的同学的发声方式是否正确,发声位置是否科学,与自己的发声有哪些区别,自己存在类似的问题以及如何改正等。通常第二学期选修声乐课的同学已经熟悉了这种教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他们的学习热情,也使学生的演唱水平有显著提高。 (二)加强学生音乐基础知识普及 大学生对音乐普遍存很高的学习兴趣,渴望更多地了解音乐作品和知识,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是自己能自如地进行声乐表演。针对大学生音乐基础知识匮乏的问题,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艺术教育教研室经过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在学生入学的第一学期开设《音乐基础》公选课,课程采用大班授课的方式,主要是向学生介绍音符、旋律、节奏、节拍、音程、和弦、调与调式等基础乐理,让学生对音乐的学习有一定的了解。为学生后续的选择音乐专业的公选课打好基础。同时请几位教授不同科目的老师轮流授课,展示声乐、器乐、舞蹈、健美操、音乐欣赏等课程,让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的选修。 (三)声乐教师加强自身专业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教学水平 作为教授声乐课的教师,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理论和教学能力。其次还应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教育科学修养,良好的钢琴即兴伴奏的能力。最后为了提高声音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专业教师必须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基本功扎实。在教学过程中,思想集中,在教学中与学生做好配合,并能准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不断融入新鲜的元素,使学生更容易、更愿意接受。 (四)选择学生喜欢的曲目教学,卡拉OK进课堂 针对学生对传统声乐曲目和近代流行通俗曲目的好恶,组织校内音乐专业的老师根据学生的爱好,结合传统声乐的教学方式,选择学生熟悉的部分传统曲目和喜爱的通俗歌曲,编写校本教材,组织实施。在教学中重复利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将KTV接入课堂,让学生在课上练习KTV里的曲目,指导学生如何更好更轻松地演绎歌曲,使学生在K歌中体验到声乐学习的乐趣。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声乐表演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习学习声乐的积极性。 (五)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声乐表演机会,促进学生学习兴趣 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选秀节目也是风靡校园内外。传统的声乐演唱一般是选取美声或民族唱法的作品,但是如今的选修走的都是通俗嘻哈的路线。声乐选曲的施行以及卡拉OK进课堂,使学生平时就是在演唱、在表演。遇到活动鼓励学生勇敢地走上舞台展示自己的才艺,让学生体会到强烈的成就感。声乐公选课在传统声乐演唱与通俗歌曲表演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作者:董秀芳 单位: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新经济学论文: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看当前新经济学论文 【摘要】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预示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出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主义却在150多年前给出了理论范式,经济学范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优秀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超级秘书网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新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看新经济学论文 【摘要】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预示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出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主义却在150多年前给出了理论范式,经济学范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优秀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新经济学论文:克鲁格曼与“新经济学”研究浪潮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方面所做的贡献。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试图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它们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同时,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因而也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经济地理学应看作是对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化,甚至可以认为,新贸易理论将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于新经济地理学之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进,经济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之间而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界线已变得越来越模糊。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新视角。 新经济学论文: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 [摘要] 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理论根源。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虽然学术界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认可“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1985年,为应邀?⒓右桓鲅?跆致刍幔?倚戳恕栋压??图壑蹈拍钜?肷??У难芯亢褪导?芬晃摹4宋脑凇侗本萍急ā?985年9月2日、16日、23日,分别以《把功利和价值概念引入生态科学》、《环境质量的价值问题》和《生态价值标准和价值计算》三篇短文的形式发表。这是把“生态学”与“价值”、“环境”与“价值”这几个过去认为没有关联的词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 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自然价值”的问题,认为否认自然价值是我们面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为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把“价值”和“功利”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我们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应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和经济价值的计算,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例如,人工种植的树是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原始森林的树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同样的价值,称为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概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1)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意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例如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包括宇宙、地质、地理、气象、水文和地文、生物和矿藏等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此外,现在认为对人类没有直接功用的动物和植物,如下百万种昆虫,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维护生态平衡有意义,因而对人类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2)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原始森林和草地、野生动植物和各种矿藏,它们虽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对人类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3)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对它们的使用应计入成本。 遗憾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一直没有被经济学界接受。1986年我的一篇关于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的文章,几经修改还是没有在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很幸运,这篇文章1987年得以在一家自然科学的刊物《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至今主流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 虽然现在发表了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它们大多数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 业要承担污染罚款,污染权交易,征收碳税,以及资源保护,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一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虽然使用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没有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消耗进行经济统计,没有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损失进行经济统计,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作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统计gdp增长,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账,因为它们在经济运行中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不在gdp账上出现。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偿,这种经济增长便是虚假的、不可能持久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惯性力量的结果:一是现代价值观惯性.它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经济价值;二是现代思维方式惯性,还原论分析性线性思维,以及依据这种思维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惯性,一种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的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此外,也许与现行体制的惯性相关,一种被称为“gdp”主义的体制,它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惯性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经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突破上述惯性,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被动式的革命”,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自然价值”是它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四、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价值”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一样,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它的价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树和海洋里的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人种的树和人养的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但它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承认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依据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力布局,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一样,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仿效生物圈物质生产的生产工艺,即生态工艺,改变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和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实现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和环境低污染的生产。 所谓“生态工艺”,是把大自然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仿圈学),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非线性和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生产过程的高效率并保持生态学上的洁净。它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那样,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则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因而它是无废料的生产、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如果出现环境污染,那是设计有缺陷,是不正常的,要在生产工艺中加以排除。 现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被称为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或循环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合法性需要自然价值论证。 五、低碳经济的自然价值论证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每年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o.0500%~0.0520%,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l%左右。全球呼吁向低碳经济转型。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它的基本要求是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能耗和开发新能源;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生产和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称为“低碳转型”。 潘家华教授指出,有人说当前的低碳经济或低碳转型是一次低碳革命,但是低碳革命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领的、主动的、没有边界的经济转型,不需要国际合约制度而自发地发展;而低碳革命则不然,它没有革命性技术,只有一种刚性的约束,即碳总量的减排目标,它是一种被动式革命。 的确,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作为一次革命,是“被动式的”,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迫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 低碳转型的“刚性约束”,如征收碳税、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等,它的合法性、它的科学计量,需要“自然价值”理论的支持。例如,排放碳为什么要纳税?因为你消耗了“自然价值”,因而需要作出补偿;如何实现交易,保证交易是公平的?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计算和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行“碳排放交易”,我国宣布在2014年前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额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的项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碳排放交易立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里,“碳排放”作为一种交易,必须为它制定价格。它的合法性,需要以确定它的价值为依据;它的公平性,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价值计算和统计加以保证;以碳排放立法加以保证。 总之,低碳经济建设、碳消耗统计、碳排放立法、碳交易立法,需要自然价值的论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需要自然价值消耗的科学统计保证。因而,自然价值论是低碳转型的形成和健康运行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学需要自然价值论。 新经济学论文:探讨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 摘要: 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理论根源。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虽然学术界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认可“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1985 年,为应邀?⒓右桓鲅?跆致刍幔?倚戳恕栋压??图壑蹈拍钜?肷??У难芯亢褪导?芬晃摹4宋脑凇侗本萍急ā?985年9月2日、16日、23日,分别以《把功利和价值概念引入生态科学》、《环境质量的价值问题》和《生态价值标准和价值计算》三篇短文的形式发表。这是把“生态学”与“价值”、“环境”与“价值”这几个过去认为没有关联的词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 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自然价值”的问题,认为否认自然价值是我们面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为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把“价值”和“功利”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我们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应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和经济价值的计算,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例如,人工种植的树是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原始森林的树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同样的价值,称为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概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1)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意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例如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包括宇宙、地质、地理、气象、水文和地文、生物和矿藏等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此外,现在认为对人类没有直接功用的动物和植物,如下百万种昆虫,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维护生态平衡有意义,因而对人类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2)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原始森林和草地、野生动植物和各种矿藏,它们虽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对人类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3)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对它们的使用应计入成本。 遗憾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一直没有被经济学界接受。1986年我的一篇关于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的文章,几经修改还是没有在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很幸运,这篇文章1987年得以在一家自然科学的刊物《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至今主流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 虽然现在发表了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它们大多数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业要承担污染罚款,污染权交易,征收碳税,以及资源保护,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一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虽然使用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没有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消耗进行经济统计,没有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损失进行经济统计,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作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统计gdp增长,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账,因为它们在经济运行中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不在gdp账上出现。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偿,这种经济增长便是虚假的、不可能持久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惯性力量的结果:一是现代价值观惯性.它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经济价值;二是现代思维方式惯性,还原论分析性线性思维,以及依据这种思维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惯性,一种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的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此外,也许与现行体制的惯性相关,一种被称为“gdp”主义的体制,它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惯性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经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突破上述惯性,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被动式的革命”,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自然价值”是它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四、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价值”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一样,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它的价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树和海洋里的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人种的树和人养的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但它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承认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依据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力布局,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一样,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 仿效生物圈物质生产的生产工艺,即生态工艺,改变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和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实现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和环境低污染的生产。 所谓“生态工艺”,是把大自然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仿圈学),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非线性和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生产过程的高效率并保持生态学上的洁净。它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那样,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则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因而它是无废料的生产、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如果出现环境污染,那是设计有缺陷,是不正常的,要在生产工艺中加以排除。 现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被称为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或循环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合法性需要自然价值论证。 五、低碳经济的自然价值论证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每年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o.0500%~0.0520%,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l%左右。全球呼吁向低碳经济转型。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它的基本要求是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能耗和开发新能源;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生产和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称为“低碳转型”。 潘家华教授指出,有人说当前的低碳经济或低碳转型是一次低碳革命,但是低碳革命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领的、主动的、没有边界的经济转型,不需要国际合约制度而自发地发展;而低碳革命则不然,它没有革命性技术,只有一种刚性的约束,即碳总量的减排目标,它是一种被动式革命。 的确,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作为一次革命,是“被动式的”,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迫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 低碳转型的“刚性约束”,如征收碳税、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等,它的合法性、它的科学计量,需要“自然价值”理论的支持。例如,排放碳为什么要纳税?因为你消耗了“自然价值”,因而需要作出补偿;如何实现交易,保证交易是公平的?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计算和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行“碳排放交易”,我国宣布在2014年前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额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的项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碳排放交易立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里,“碳排放”作为一种交易,必须为它制定价格。它的合法性,需要以确定它的价值为依据;它的公平性,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价值计算和统计加以保证;以碳排放立法加以保证。 总之,低碳经济建设、碳消耗统计、碳排放立法、碳交易立法,需要自然价值的论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需要自然价值消耗的科学统计保证。因而,自然价值论是低碳转型的形成和健康运行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学需要自然价值论。 新经济学论文:创新经济学的构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一、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优秀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优秀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优秀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优秀,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予保?,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在新的经济发展中,保持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是可能的,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高科技产业化的速度、知识传播的速度迅速提高,使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消费与需求。 3、新经济带来经济理论的创新,我们可以基于美国等国家的实证分析建立“创新经济学”。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普遍服务的新经济学思考 摘 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 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 d m a 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 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 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 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 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 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 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 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 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 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新经济学论文:菅直人的新经济学及其难题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刚刚辞职的鸠山由纪夫首相职务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 经济 均衡 发展 理念,他的这一发展理念似乎能够使日本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但是要想烧好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气和智慧,否则也将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 政治 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优秀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 企业 ,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 吸引外资 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 树立新的亚洲观 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 金融 海啸后亚洲 经济 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 发展 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 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优秀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 企业 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 新经济学论文:谈谈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 谈谈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优秀,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求同存异,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新经济学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看新经济学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工厂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新经济学论文:新经济学发展中的信息管理探析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关键词]知识经济信息压缩克隆技术纳米材料生物芯片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冷战结束前后,许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就开始强化研究开发投资、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夺取下个世纪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并将其作为各自国际竞争战略的优秀和国家战略的重点。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除了外部因素外,产业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白热化。可以预见,谁抢先把握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将在这一轮大调整中抢占优势地位,在这次危机过后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世纪之交高科技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技术将充分发挥前导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将更好地起到前导和统领作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将促进工业自动化、金融自动化、办公自动化、服务自协化,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不但大大提高社会的运行速度和效益,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 在巨大的全球性信息网络上,日本商人正跃跃欲试,积极研究对因特网商业价值的开发与利用。当前,日本企业开设的主页(Ho~一page)已经涵盖了有商业价值的电子读物、广告、招聘信息、重大商业活动信息、金融服务、住处检索服务、通讯贩卖等方面。关联企业之间利用因特网进行即时信息交换和推销订货业务,使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因特网是直接连通个人用户的,所以,因特网上的商务活动将首先在与个人相关的经营领域中活跃起来,地域性的网上商务活动将先于跨国商务活动而得到发展。从技术上讲,信息通讯革命是计算机与通讯的结合,不过,数字化与光纤通讯网的完善,以及卫星的利用,才使大量信息即时、双向传递成为可能。随着软件开发的扩展,多媒体产业正在形成巨大的新消费市场。日本当前正在加紧开发多媒体技术,其应用范围将涵盖汽车制造业(在汽车中安装电视接收及卫星导航装置等)、流通业、教育和宗教界、广告与出版和印刷业等。可以预料,通过将计算机、电子游戏、MTV}VCD与通讯、电视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变以往的住处传播方式。 随着微电子、光电子技术及纳米技术的进步,卫生通信、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宽频带高速数字综合网络、信息压缩与高速传输、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前沿技术将取得进展,人类将逐渐地全面进人信息时代。为此,各国对信息技术的开发十分重视,如美国就确定了2010年前重点开发的10项电子信息技术,它们是虚拟现实技术、高清晰度电视和显示器、光子学与光电子学、定点通信、X射线光刻技术、多芯片模块、超导技术、神经网络、语言和图形识别、人工智能。美国为继续它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已加强了计算机网络领域中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2月在其1999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提出,联邦政府将投资1.1亿美元以加快“新一代因特网”计划的全面实施。“新一代因特网”计划于1996年10月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开展先进网络应用领域。该计划的实施时间为5年。计划完全实施后,将彻底更新遍布美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使其以比目前因特网快100(〕倍的速度传信息,从而实现声音、图像信号的实时传递。 (二)生物技术将加速商品化。生物技术是21世纪技术的优秀,生物技术正在影响社会,深人人们的生活。1996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柯尔说:“本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下个世纪显然是生物学的世纪。” 目前,生物技术已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有100(〕多家公司、研究所或大学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美国、日本、英国等国走在前列。基因的分离、拄增、重组以及体细胞的克隆技术都已实现,某些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已经探明。快速繁殖脱毒、组织培养、胚胎移植、胚胎切割和单克隆抗体等技术已进人实用阶段。 科学家已从单个基因的测序转到有计划、大规模地测绘人类、水稻等重要生物体的基因图谱。水稻等重要农作物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及基因工程技术的深人研究,将发生新的农业革命。全世界已有6000多项农作物方面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进人田间试验,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玉米、土豆、棉花和南瓜等已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数百万公顷土地上试种。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的“超级稻”,在3年内可推广种植,它可以使水稻单产提高20%-25%。美国提出了“向生物技术要产量”的口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正在进行抗病育种的研究工作,1997年时已育成6个能自体抗病的农作物新品种,该校目前正集中力量培育能自体抗病的黄豆新品种。 正在实施中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将在本世纪初完成,这将极大地推动医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有利于人们的健康。许多危害人类的疾病,如心血管病、癌症、艾滋病、糖尿病等,将得到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美国有数十家公司已用“合理药物设计”法设计超级药物,这种方法能把生物技术和化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研制的超级药物能医治目前药物不能医治的癌症、艾滋病和多发性硬化病等多种致命疾病,有的已经进人人体试验阶段。专家们预计,这方面的研究将对遗传机制、发育机制和免疫机制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了解生物进化过程也有重大的意义。 克隆技术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突破,1997年英国克隆的“多莉”羊的出生,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重视,科学家认为它预示着“21世纪人类将全面进人克隆时代”。克隆的本意是指无性繁殖,即复制、拷贝生物,而不用依靠父母来繁殖。采用克隆技术,可以加快良种家畜物业的繁殖,从而有可能使畜牧业发生一场革命;克隆技术可以培养出一批批优质的牛羊品种,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拯救濒危野生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可在医学领域大量生产人们所急需的许多名贵药品。此外,采用克隆技术,可以对植物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等进行克隆,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克隆技术的发展将会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大大造福于人类。 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也逐渐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新趋势。生物芯片计算机正在研制之中,美国艾菲梅特里克斯公司宣布用DNA成功地制成生物芯片,可用于读取活组织基因进化而来的涌动信息流。这是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融合的结晶。 (三)新材料得到广泛采用。科学家和工程学家预测,21世纪的新材料将向着不同材料复合方面发展,研制的一种性能优于母体单体材料的“先进复合材料”将是解决适应各高技术的特殊需要的全新概念的新材料技术。本世纪材料科技的发展具有功能化、复合化、智能化特征,最活跃的将是信息功能材料、纳米材料、高等陶瓷、生物材料、复合材料等。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耐高温高压、耐磨耐蚀等极端条件的结构材料、智能材料等也将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获得新的发展。 新材料发展的经历和趋势表明,新材料技术对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在内的其他高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起着基础作用,专家们预测新材料产业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德国分析了世界各国高技术发展计划,总结出21世纪九大重点领域,首选是先进材料,其次是纳米技术、微电子学、光子学、微系统工程、软件与计算机模拟、分子电子学、细胞生物技术、生产与管理工程。在这9个领域中列出多个课题,其中属于先进材料的有2}’项,在其他领域中与材料直接相关的课题有27项,如纳米技术的纳米材料、微电子学中的信息存储微电子材料、高温超导材料等。在未来高技术课题中,有关先进材料的课题占60%以上。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计算机来设计新材料,目前材料设计已日益发展成为现代材料科技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领域。材料设计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大类:在数据库知识库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进行性能预报;利用计算机模拟提示材料微观结构和性能关系;在突破已知理论或总结实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并采用新技术来研制新材料;深人研究各种条件下材料的生长过程,探索和开创合成材料的新途径;选定重点目标,组织多学科力量联合设计某种新材料。 (四)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成为竞争热点。在21世纪,人类将更加普遍、理性、科学地节制生育和消费,更加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质量,注重保护自然界动植物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重视地球上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再生循环。 随着环保观念和持续发展观念的日益深人人心,各国环保投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力求在环保产业和环保市场获得优势,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又一个热点。在农业生产领域,开发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已成为根治环境恶化、发展环保产业的重要手段。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是以水土保持为主要手段,以恢复良性生态经济系统为中心,形成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目前世界许多地方荒漠化严重蔓延,在这个地区建立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能根治环境恶化,提高系统生产力,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各发达国家空前重视开发环保技术,目前,一场争夺环保技术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在无氟制冷技术上,美国和西欧之间展开争夺;在资源回收方面,日本和西欧互相竞赛。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微软公司、日本、西欧在环保产业中大量应用计算机技术和新材料,开发科技含量高的环保产品。 科学家们还在环保领域大量采用生物技术,以遏制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目前开发的主要技术有:用生物方法处理污水;用微生物脱硫防治大气污染;用细菌降解清除污染物;用无污染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虫害;培育抗病虫害农作物;开发实用的生物降解塑料。 (五)宇宙开发将空前活跃。航开技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将加快实用化和商品化的步伐,发展各种更先进的实用人造卫星。迄今为止,仅美国和前苏联就发射了近500颗人造卫星。本世纪初,各国计划发射的卫星将超过100()颗,其中通信卫星、全球定位卫星和地球资源卫星被认为最有商业发展前途。此外,开发月球资源和扩大太空生产能力将成为现实,星际远航也将踏上新的征途。如果进展顺利,人类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实现月球采矿的计划。 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实施。这项计划已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为主要合伙人的大型国际航天工程,参加这项计划的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巴西等。按照计划,宇航员将进驻这座价值40()多亿美元的阿尔法国际空间站,从事多种研究活动,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开辟新途径。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世界的潮流,我国要想在21世纪实现强国之梦,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实现产业升级,为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经济学论文:国企产权发展新经济学思考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服务状态的新经济学角度研究论文 摘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超级秘书网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新经济学论文:菅直人的新经济学分析论文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刚刚辞职的鸠山由纪夫首相职务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他的这一发展理念似乎能够使日本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但是要想烧好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气和智慧,否则也将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优秀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吸引外资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中国等亚洲各国出台“赴日就医签证”,吸引海外患者,形成、扩大新兴的“医疗出口产业”。树立新的亚洲观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金融海啸后亚洲经济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优秀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超级秘书网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中国贸易6年来首次出现赤字,规模为72.4亿美元。而其中,对日贸易赤字高达65.3亿美元,约占90%。这与日本危机后大举对华扩张出口有直接联系。 今后,随着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对亚洲的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 地区合作追求的是地区和平发展、利益共赢,为此,只有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学论文:可持续消费和新经济学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就是资源及环境资本被消耗掉的过程。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对自然界的干预强度如果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结果就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使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因此,通过可持续生产,变现有的产生污染的生产方式为清洁生产方式,将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从而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得以缓和;通过可持续消费,克服盲目的过度消费和各种愚昧消费,可以减少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减轻对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的“引力”。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可持续消费比可持续生产更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一次性物品的消费,就绝不会有一次性物品的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能自觉地抵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就绝不会再继续生产一次性物品,整个社会就会减少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另据研究,虽然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是全世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但生物学家认为濒危物种名单上超过1/3的脊椎动物主要是由于贸易而被捕杀。正是富裕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这种猎杀,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消费应当对于地球遭受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 由此可见,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此种生产与消费模式,是造成全球环境持续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可持续消费是构建生态经济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可持续消费?所谓可持续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 传统经济学源于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这种方式引起了由于生产者的促销行为而产生“欲望”的有害消费。因此,有必要用改进的模式来发展生态经济学,用需求而不是欲望来引导,把环境影响纳入经济分析的主流。 实现消费“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这正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旦被突破,消费当然就没有“可持续性”。由于各种高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等都毫无意义地增加了资源消耗、加剧了环境破坏的程度,所以都不是可持续消费。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公平和公正消费。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消费过度之间的一种折中调和,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它体现了公平与公正原则,即追求生活质量的权利对于当代全球的每一个人,对于当代与后代的每一个人应该同等地享有。任何人都不应由于自身的消费而危及他人的生存和消费(即代内公平),当代人不应该由于本代人的消费而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消费(即代际公平)。否则,没有相对公平、相对公正消费的社会犹如一艘航行中倾斜的轮船,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消费必须是发展的,因此,消费停滞不是可持续消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零增长”理论虽然看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带来的危害,但人类的出路不是“零增长”,而是可持续发展。同样,现有消费模式任其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重大危害,但“零增长”绝不是可持续消费的本意,更不用说消费倒退了。 因此,可持续消费对我们现有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反对过分节俭,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性”;又要反对奢侈消费,特别是反对不加节制地只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生态环境制约,忽视社会公正制约,即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模式应遵循和体现以下三方面原则——— (一)适度消费原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到了近代工业化以后,这一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适度消费原则要求人类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无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适度消费既要反对过度消费,也要反对过分节约。过分节约的低消费虽然减少了消费中的物质消耗,但降低了生活水平,抑制了生活情趣,不利于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 适度消费原则要求坚持以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以人的健康生存作为目标,逐步减少无意义消费和对人类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愚昧消费等。 过度消费是超出了人自身正当需要的消费,实际上也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或增进消费效果,但却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它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与心理需求。过度的多余消费可以为企业带来滚滚利润,但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却是弊大于利。 (二)公平消费原则 公平消费应该体现在提倡面向全体公民的消费模式,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及畸形消费。 (三)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 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指的是消费结构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实现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这里特别要注意在消费结构中不断提高精神消费比重。 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享受型、攀比型、形式化的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例如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分追求时尚、频繁更换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过分的人情消费、各种迷信等愚昧消费。在总体消费中,增大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在物质消费中,增大绿色产品的消费比例,把对环境有害的各种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生存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等等。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要求,是建立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精神消费主要通过教育类、知识类、文化类、科技类的消费,加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思考,确立和维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真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价值性,使人类个体增加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涵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在满足了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之外去追求过多的奢侈品,不但降低了人的生存境界,使人变得片面和畸形发展,使人沦为物质的奴隶。把人的毕生精力和时间用来获取消费品和寻求感官刺激,是人的最大失误,是对真理的彻底颠倒。增加精神消费,开发这些巨大的 精神潜能,将会日益丰富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深化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并且为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形成非凡的智慧。 可持续消费特别强调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地位,强调不断提高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所以,可持续消费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对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新经济学论文: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摘 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在近几年间发展迅速,当代经济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的种种优点,其已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行业中的交易方式、经济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及发展,从而活跃了我国当代经济市场。本文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对经济的发展也作为思考,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满足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够突破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挑战,把握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机遇,从而创新出全新的企业发展理念,使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发展的变化 1.创新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交易模式使用的实体店销售,销售的物品较为集中,实体店重视的是店面的装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实体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老板对店面的宣传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就是成本较高的报纸宣传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投入资金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其二,就是通过制造店面广告及海报等形式对店中的商品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传播,这种相比前两种具有实用性,它是以产品的质量及店员的服务质量为基础的,与客户的意识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创新了这种营销模式,扩大了商品销售的范围,并且没有局限性,顾客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挑选商品并且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多个商品及商家进行选择,销售方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互联网时代也创新了传统的宣传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网站、微博等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业中商品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及销售。 2.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是对商品的生产、定价及销售重视,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企业内部都要进行协调,运用自身的资源使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顾客以不满足传统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欲望,这也就要求企业要对产品的生产进行创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中,产品的销售大多以网店为主,商家及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和交易,这就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节约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更好的进行购物,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3.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注重内部的合作,要求企业经济组织集中化。在互联网时代中,重视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合作,经济组织离散化。在商业合作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可以调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及信息等,是降低商业活动的成本,提高商业活动的利润。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联网时代下,经济发展的优秀可以得到实现,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我国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挑战 1.协调全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问题 目前在全国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方面还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弱。所以当代互联网下的经济发展,要规划全面,根据不同的产业进行推进。另外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当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人民创业,并且对创业及就业给予支持,使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 2.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模式正处于初步阶段,比如类似58同城及拓维信息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国际化的领导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使互联网产业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另外,不少传统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找融合点,各企业在线上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线下,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别,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区,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农村没有正确的电商认知,并且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机遇 1.创新传统的经济局面 相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个人贷款问题及贷款高利息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解决这些问题只靠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政府及领导的监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包括融资渠道、信贷资金及降低贷款高利息等问题,创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局面及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线再一次创新了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技术还创新了传统工业的设计理念及销售模式,虽然对整个生产链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基于此也实现了生产链的创新及完善。从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产业的发展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产业服务形态,并且创新了产业群,扩大了生产型的服务业务。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联网给+制造业”,创新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及融资渠道,在企业服务、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将来还会有智能化工厂及企业不断出现,智能制造将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及机遇。 3.提高了我国经济实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形势中。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想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附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足够的资源,互联网也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问题,使这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运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四、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国家的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突破挑战,为我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科学与技术论文:科学与技术研究论文 摘要:回顾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都是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互动中主动生成的;通过对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优秀与价值的剖析,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原因所在,同时给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定位。从新的视角设计化学课堂教学,则为课堂教学注入更新、更多、更强的生命活力,为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带来新的生机。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课堂教学 一、基于教育发展的回顾 回顾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顺着历史的轨迹,洞察教育观念的转变过程。 在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相互关系,但更多的是彼此分离。即使是1760年至18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被认为是“科学家与工业过程的设计这几乎没有思想的交流”的时代。 直到19世纪中叶,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得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逐渐明显。以电磁理论的提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化进程使得科学与技术连成了同胞兄弟,科学和技术并称为“科技”,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1958年,赫德在《科学素养:对美国学校的意义》中将科学素养理解为“理解科学与社会的一致性”。因此,为了完成科学素养的目标,科学教育应采取更广泛的内容,除了智力,还应该包括伦理和社会价值等重要内容。从此科学教育逐渐开始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1971年,詹姆斯·卡拉格在“科学教学的广域基础”中也认为学生应如同熟悉科学知识和过程一样熟悉科学的各种社会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科学教育逐步转变到关于个人以及社会发展等问题上来。 1982年,美国国家科学教师协会(NSTA)董事会通过了“科学—技术—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教育”宣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校科学教育已不再是以往的“纯科学”教育了,而是融技术教育和注重科学技术应用于一体的“新科学”教育。 纵观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分离状态逐渐演变为相互融合(图1)。由此可见,化学(科学)教学应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 二、基于科学素养的认识 当前,将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作为化学(科学)课程的目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将科学素养作为课程目标,我国的《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也将科学素养作为课程目标,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探究(过程、方法与能力)、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四方面组成(图2-A)。 笔者借助科学教育历程上的分合过程,先将科学素养分解为科学、技术、社会三个相对独立的三部分,以明晰其相对独立性(图2-B),然后将三者重新整合到一个系统中,以准确表达其相互关系(图2-C)。 笔者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的重整是基于以下认识进行的: 首先,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以下简称“科技活动”)都是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互动中主动生成的。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科技活动的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偶然的个体,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个体;其二,科技活动在与其他社会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发展;其三,科技活动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的变革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科学与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 其次,现代的科学更加技术化,现代的技术更加科学化,科学和技术逐渐一体化,已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但科学与技术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因此,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的统一体。 三、基于问题解决的理解 科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时刻都在围绕“问题”和“问题解决”而活动着。问题和问题解决早已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问题和思维不可分割,问题解决和学习活动结伴而行。因此,我们往往要对每一个事物或现象多问一个“为什么”。 如果我们对科学和技术在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上进行对比剖析,则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表1)和重要的联系(表2)。 由此可见,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应用知识、满足社会需要的研究。因此,科学与技术在社会中形成统一的整体(图3)。 科学研究的优秀是科学探究,其一般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制定计划、搜集资料、得出结论、评价交流等多个基本要素(图4A)。而技术研究的优秀则是技术设计,其一般过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实施方案、评价方案、交流方案等(图4B)。 根据对科学探究和技术设计的过程的比较可以发现,科学探究和技术设计是针对不同问题而进行的相似过程,使得科学和技术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上一切事物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因此,将科学和技术纳入社会的视野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更加明确了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的价值。 四、基于课堂教学的设计 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作为化学(科学)教学的切入点(起点和终点)将会吸引更多的学生,这也是对传统机械的、学科中心的科学范式的挑战。 基于上述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基本理解,笔者通过高中化学“二氧化硫”一课进行了尝试。 教学目标:让学生在了解二氧化硫及酸雨危害的基础上(背景),围绕减轻空气中二氧化硫污染的现实问题(过程),学习宏观问题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处理(技能),通过猜测、研究(方法)并掌握二氧化硫的性质(知识),体验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情感),认识科学的两面性(态度),体会科学与技术、社会(或环境)之间的关系(价值观)以及物质的性质与组成、结构、制取、用途和危害之间的关系(知识)。 教学思路:社会中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认识物质性质研究解决技术拓展解决方法提升思想观念。 教学过程(表3): 五、基于教学实践的反思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及教学,使我们发现:一个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架起了沟通科学和技术的桥梁,它能够展示出在社会背景下的科学与技术的功能,有助于人们理解科学与技术结合的社会意义,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同将板书设计(图5)这一张“纸”制作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图6),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与技术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的科学与技术,脱离社会的科学与技术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化学教学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与教学,使我们发现:关注现实生活有关问题的解决将会吸引更多的学生。我们关注的问题应该是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教学的起点应该是来源于学生日常生活、社会生产中的问题以及影响当今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能源、资源、环境、健康、材料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来拓展视野、发展思维。而不应该是简单的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和“实际”上贴标签,使教学走向形式化的“不归之路”。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与教学,使我们发现:化学学习和技术设计都是以问题解决为基本形式进行研究的,在问题解决中,学生通过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与问题有关的化学知识、概念和技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巩固,而且,这一过程还能够更好地说明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将有利于学生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实际问题,更深刻地理解化学学习的现实意义。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与教学,使我们发现:通过基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使化学课程更综合,通过帮助学生把科学与技术、社会联系起来,可以同时促进学生在这三个领域的学习,使科学方法、科学过程、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融为一体(图7)。因此,可以说:科学是认识并改造世界的科学,技术是改造并认识世界的技术。 教学中,或以科学探究为优秀,结合技术设计;或以技术设计为优秀,用科学原理作解释。以促进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正确认识,让学生真正理解科学与技术是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的化学学习也是基于社会大背景下的学习。 科学与技术论文:科学与技术研究论文 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禁区”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都读过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故事,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现代科学也已经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长期工作的积累,有时是个人工作的积累,有时甚至是一个研究集体或几个研究集体几代人长期工作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为什么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实验室的原因。 热点的形成既有其必然性,反映了某一领域在某一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其偶然性,何时发生,在何处发生,由何人完成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总体说来,突破只能发生在有充分准备的研究集体或个人,因此我们强调发扬优势的重要性。一个研究集体或个人,都需要在研究上有所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势。在时机成熟时,这一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突破。正因为科学工作需要积累,因此把对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推广到科学家,是十分有害的。1999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多在六十岁以上,三位医学奖获得者全部在七十岁以上。都经过了多年的工作积累,才取得今日的成就,如果强迫这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六十岁时退休,切断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与技术论文: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论文 【正文】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NextPage] 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优秀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首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地吸收世界最新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有一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这种倾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思想体系;它从不满足现状,主张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地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兴起了许多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出现了若干交叉学科,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 其次,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建立在正确回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人类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每个时代都有需要本时代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展示了它善于准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科学本色。在自由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提出了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在落后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发动工农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世界形势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格局开始出现的新世纪新阶段,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理论工作者要做到与时俱进,就要有敏锐地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的能力,不能正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则必然被淘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被抛弃,就是在一个需要建设的时代,错把“革命”当作主题的反面例证。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背离。理论工作者应该牢记这样的教训 简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论文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 社会因素 实践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家对电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电子产品泛滥,电子信息科学应运而生。就现今各类院校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更是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大致可依据三要素:基础的厚轻、口径的宽窄以及能力轻重程度划分为学科型、专业应用能力型、技艺应用型这3种。顾名思义,三者差距就在着重点置于理论还是实践。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学科专业的诞生,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周遭环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学校师资设备的充分与否。本文对这些很大程度影响电子信息科学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探讨。 1 各类院校积极培养多功能、应用型人才,尽量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靠拢,社会缺哪种人才,我们就补上哪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准 为了追赶时代新要求,我们通过实践教学例如:实验设置、主课程设计、整体设计实验、总结经验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此提高学生想与做的全方面素质和创新思维、并用在需要的地方。课程教学第一步就是对基础知识的获取,紧接着就是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各个方面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训练讲究方法,可以开展实训课程,具体到每一个分支,类似电视机组装、电子路线等等,结束相应的课程后,这时就要给学生展现成果的平台,提出基本要求,学生需通过课程实验完成系统分析,数据统计,方案设计,程序调控,电路板整装等。院校对电子信息与科学这个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并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具体到细节的培养方式依据学校具体情况而定,利用课程实用的实践实训环节,对增大学生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打造本专业特色有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学有所用,社会是验证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否有用的最佳“场所”。 2 优化课程教学系统,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的实践过程,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角色 网络资源的利用给教师更多机会以新的手段教育学生,很多经验老道的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其它的电子版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等可利用网络资源都能为教师所借鉴利用,从中汲取适用的、与实际课程相符的部分。整个教学过程应能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讲授,课本不是最有用的,但却是最基础的理论常识,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也是残疾的;二是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授之以渔”远比“授之以鱼”的实际作用要大,因为“授之以鱼”只是短时间内的收益,只有学会方法的使用,才能获得长远利益,目光短浅不应该用来形容现代学生,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掌握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也要付出一定努力,在学生消化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授课过程中,适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平台,可以是放映动画、网上制图、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多种形式做课件,展示课程内容及要点。要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技术,教学方法也得随之而动,以单元为单位确定教学方法,省去了版书等不必要环节的时间,力求少课时、内容信息量大。电子信息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中加大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程教学,也是在学习利用本专业,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教学资源的免费开放是教学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是教学进步的重要表现,使教师学生在资源利用中获利更多。 3 最佳实现与企业合作,适当调整企业用人标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营造学生就业的优良环境 不能等到真正要就业时被拒绝才问为什么拒绝这些毕业生,可能是某识或技能还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已无力回天了。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到调整课程面向就业。毕业实习有在校内的,更多的是在校外。校内实习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练习的机会。校外实习的学生可以增长见识,学校常常与周边或熟悉的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当做学生实习基地,企业、单位也能缓解工作压力,双方互利。实习相对来说,只是给学生一个短暂的机会了解社会、用人单位,有的知识可能用到了,还有的需要用到的可能不会,这都是一个不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学校挑选必修、选修课程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企业用人准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切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作。 4 通过亲力亲为的动手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以创新思维独立完成科研。 在课余时间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作业,严抓学生专业学习质量,落实专业知识、技能,实验的实现方案通常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自己做主选自己最擅长或最习惯用的,最简便的动手完成开放性强的实验,借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发无限动手潜能,激发学生对接受的知识更深入的理解。学生在实验所需资料查阅过程中能了解到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涉及多方面知识,处处孕育着创新能力提高的苗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是一个获益多方的行为,学校实验器材买来就是为了用的,学生用来理解课本知识,动手有助于理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专业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科学与技术论文: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家对电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电子产品泛滥,电子信息科学应运而生。就现今各类院校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更是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大致可依据三要素:基础的厚轻、口径的宽窄以及能力轻重程度划分为学科型、专业应用能力型、技艺应用型这3种。顾名思义,三者差距就在着重点置于理论还是实践。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学科专业的诞生,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周遭环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学校师资设备的充分与否。本文对这些很大程度影响电子信息科学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 社会因素 实践 1 各类院校积极培养多功能、应用型人才,尽量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靠拢,社会缺哪种人才,我们就补上哪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准 为了追赶时代新要求,我们通过实践教学例如:实验设置、主课程设计、整体设计实验、总结经验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此提高学生想与做的全方面素质和创新思维、并用在需要的地方。课程教学第一步就是对基础知识的获取,紧接着就是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各个方面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训练讲究方法,可以开展实训课程,具体到每一个分支,类似电视机组装、电子路线等等,结束相应的课程后,这时就要给学生展现成果的平台,提出基本要求,学生需通过课程实验完成系统分析,数据统计,方案设计,程序调控,电路板整装等。院校对电子信息与科学这个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并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具体到细节的培养方式依据学校具体情况而定,利用课程实用的实践实训环节,对增大学生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打造本专业特色有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学有所用,社会是验证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否有用的最佳“场所”。 2 优化课程教学系统,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的实践过程,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角色 网络资源的利用给教师更多机会以新的手段教育学生,很多经验老道的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其它的电子版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等可利用网络资源都能为教师所借鉴利用,从中汲取适用的、与实际课程相符的部分。整个教学过程应能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讲授,课本不是最有用的,但却是最基础的理论常识,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也是残疾的;二是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授之以渔”远比“授之以鱼”的实际作用要大,因为“授之以鱼”只是短时间内的收益,只有学会方法的使用,才能获得长远利益,目光短浅不应该用来形容现代学生,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掌握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也要付出一定努力,在学生消化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授课过程中,适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平台,可以是放映动画、网上制图、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多种形式做课件,展示课程内容及要点。要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技术,教学方法也得随之而动,以单元为单位确定教学方法,省去了版书等不必要环节的时间,力求少课时、内容信息量大。电子信息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中加大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程教学,也是在学习利用本专业,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教学资源的免费开放是教学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是教学进步的重要表现,使教师学生在资源利用中获利更多。 3 最佳实现与企业合作,适当调整企业用人标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营造学生就业的优良环境 不能等到真正要就业时被拒绝才问为什么拒绝这些毕业生,可能是某识或技能还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已无力回天了。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到调整课程面向就业。毕业实习有在校内的,更多的是在校外。校内实习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练习的机会。校外实习的学生可以增长见识,学校常常与周边或熟悉的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当做学生实习基地,企业、单位也能缓解工作压力,双方互利。实习相对来说,只是给学生一个短暂的机会了解社会、用人单位,有的知识可能用到了,还有的需要用到的可能不会,这都是一个不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学校挑选必修、选修课程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企业用人准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切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作。 4 通过亲力亲为的动手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以创新思维独立完成科研。 在课余时间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作业,严抓学生专业学习质量,落实专业知识、技能,实验的实现方案通常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自己做主选自己最擅长或最习惯用的,最简便的动手完成开放性强的实验,借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发无限动手潜能,激发学生对接受的知识更深入的理解。学生在实验所需资料查阅过程中能了解到其他 相关学科知识.,涉及多方面知识,处处孕育着创新能力提高的苗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是一个获益多方的行为,学校实验器材买来就是为了用的,学生用来理解课本知识,动手有助于理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专业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科学与技术论文:浅析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家对电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电子产品泛滥,电子信息科学应运而生。就现今各类院校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更是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大致可依据三要素:基础的厚轻、口径的宽窄以及能力轻重程度划分为学科型、专业应用能力型、技艺应用型这3种。顾名思义,三者差距就在着重点置于理论还是实践。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学科专业的诞生,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周遭环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学校师资设备的充分与否。本文对这些很大程度影响电子信息科学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 社会因素 实践 1 各类院校积极培养多功能、应用型人才,尽量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靠拢,社会缺哪种人才,我们就补上哪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准 为了追赶时代新要求,我们通过实践教学例如:实验设置、主课程设计、整体设计实验、总结经验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此提高学生想与做的全方面素质和创新思维、并用在需要的地方。课程教学第一步就是对基础知识的获取,紧接着就是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各个方面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训练讲究方法,可以开展实训课程,具体到每一个分支,类似电视机组装、电子路线等等,结束相应的课程后,这时就要给学生展现成果的平台,提出基本要求,学生需通过课程实验完成系统分析,数据统计,方案设计,程序调控,电路板整装等。院校对电子信息与科学这个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并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具体到细节的培养方式依据学校具体情况而定,利用课程实用的实践实训环节,对增大学生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打造本专业特色有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学有所用,社会是验证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否有用的最佳“场所”。 2 优化课程教学系统,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的实践过程,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角色 网络资源的利用给教师更多机会以新的手段教育学生,很多经验老道的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其它的电子版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等可利用网络资源都能为教师所借鉴利用,从中汲取适用的、与实际课程相符的部分。整个教学过程应能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讲授,课本不是最有用的,但却是最基础的理论常识,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也是残疾的;二是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授之以渔”远比“授之以鱼”的实际作用要大,因为“授之以鱼”只是短时间内的收益,只有学会方法的使用,才能获得长远利益,目光短浅不应该用来形容现代学生,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掌握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也要付出一定努力,在学生消化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授课过程中,适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平台,可以是放映动画、网上制图、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多种形式做课件,展示课程内容及要点。要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技术,教学方法也得随之而动,以单元为单位确定教学方法,省去了版书等不必要环节的时间,力求少课时、内容信息量大。电子信息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中加大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程教学,也是在学习利用本专业,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教学资源的免费开放是教学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是教学进步的重要表现,使教师学生在资源利用中获利更多。 3 最佳实现与企业合作,适当调整企业用人标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营造学生就业的优良环境 不能等到真正要就业时被拒绝才问为什么拒绝这些毕业生,可能是某识或技能还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已无力回天了。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到调整课程面向就业。毕业实习有在校内的,更多的是在校外。校内实习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练习的机会。校外实习的学生可以增长见识,学校常常与周边或熟悉的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当做学生实习基地,企业、单位也能缓解工作压力,双方互利。实习相对来说,只是给学生一个短暂的机会了解社会、用人单位,有的知识可能用到了,还有的需要用到的可能不会,这都是一个不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学校挑选必修、选修课程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企业用人准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切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作。 4 通过亲力亲为的动手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以创新思维独立完成科研。 在课余时间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作业,严抓学生专业学习质量,落实专业知识、技能,实验的实现方案通常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自己做主选自己最擅长或最习惯用的,最简便的动手完成开放性强的实验,借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发无限动手潜能,激发学生对接受的知识更深入的理解。学生在实验所需资料查阅过程中能了解到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涉及多方面知识,处处孕育着创新能力提高的苗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是一个获益多方 的行为,学校实验器材买来就是为了用的,学生用来理解课本知识,动手有助于理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专业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科学与技术论文:浅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科学 技术 创新能力 论文摘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对于人才的培养,要以“创新精神和能力”这两点为宗旨。本文简单的探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学习的专业,培养的学生没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是难以应对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的,也很难能够符合国家、社会以及岗位的发展需求。“科教兴国”战略21世纪的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将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为标志和方向,将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优秀和重点,已成为本科院校教学改革中一项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更是应用型本科学院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高校计算机专业培养现状 社会对计算机科学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信息时代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计算机人才。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专业人才的确培养所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具体体现在: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只会死记硬背,实践能力不强,与社会需求脱轨。一方面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为适应新形势下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新需求,我们必须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教学改革,在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是高等教育适应时展的迫切需要。 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措施 (一)加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各个环节 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一定要注重细节的做法,贯穿到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知识点的讲解,又要注意与能力点的结合,这对于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来说很有帮助。在实验的设计上,要给学生们创造出更多的学习机会,让他们的表现力和沟通能力有机会展露出来。还要积级组织各项活动,把创新落到实处,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发,让研究创新的风气在高校内形成,让每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得到提高。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考核方面,也要提出成熟的方案,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创新的兴趣。还要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加强互动,如建立启发式、设问式、案例分析式、课堂讨论式的各种讨论方法,便于训练学生主动去获取知识、运用知识,而且在课后留作业的时候,也要多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让创新贯彻到每一项日常活动中来。比如可以开展学生俱乐部的创新活动、组织他们进行演讲、讨论,在考核的时候,要加强科学的引导,建立多环节,多要素的考核方式,这样才能综合全面的反映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那些富于独特见解的学生,要积极进行重点引导,让其长久保持下去。在教学风格和技巧上,也要善于变换各种教学手段,得以让学生对于课堂教学有着积极的参与性。 (二)为课外创新活动积极创造条件 由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实践性很强,要为学生的课外创新活动积极创造条件。人才是社会竞争的优秀,关注细节的发展,为学生创造创新的校园环境,提供高效的师资队伍,对于学科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控索,激发学生专业创新能力的兴趣,才能有效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和意识。建设国内一流计算机教学环境,培养适合社会竞争发展需要的合格创新人才,创建完美的教育体系,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搭建一个合理的平台,才能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 (三)注重培养教育的教学艺术 在教学中,教师不必拘泥于已有的规划和既定的程序,要从创新的角度出发,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教学。师生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随着教学的进程不断进行讨论,从而维护一种让创造力更加突出表现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要努力做到公平信任,有着足够的自由和宽容,也要有浓郁的集体气氛,对于教学过程中能力结构与能力点的结合与训练,也不能放弃。每一个学生都是教师眼中的“好学生”,关键是这个好学生如何进行引导,让其符合社会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对于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并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要不断的深化教学改革。关于学生的学习效果,要作为教师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样才能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去芜存精,让教学水平得以提高,让教学艺术发挥得更加完美。与此同时,积极采用各种有效的增加师生感情的方法也是有必要的。 (四)为学生创造进行创新的校园环境 教育创新的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就会造成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掌握缺乏有效性,更缺少对规律的了解和运用的方式方法,甚至于只会从教师和书本那里照搬,这种教学方式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采用创新模式来培养学生,需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让传统的教学功能得以创新,从而在学生创新教育过程中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对于自身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学过程中要起到对学生的感染作用,一个教育工作者创新能力的发展,将会让学生体会到什么才叫做“教育”的主体。这种主体的建立,才会为营造新的教育环境创造空间。具体来讲,在高校的教学环境中,要积极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由一些相关的教育领导拟定创新的学习目标,积极进行倡导,拿出具体的措施,合理有效进行组织,这样就会在高校中形成有效的氛围,赢得广大师生的正确的评价,从而加强创新环境的塑造。在课堂的教学环境中,要形成有效的运转灵活的组织机构,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的教学环境中去,让学生在讨论中发现问题,主动进行思考,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及思维是非常有益的。 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人才培养理念上,既要遵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规律,又要拓宽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必须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开拓全新的教学思路,营造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努力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问题探索 【摘要】在计算机技术不断推广的情况下,受到社会环境、教育观念、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急需解决。本文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探讨,提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中问题的对策,以培养满足各行业发展所需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问题;对策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但使人们的沟通方式、出行方式等变得更加便捷,还大大加快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对当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调查和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1培养目标与就业需求不相匹配 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要求来看,其主要是培养拥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的综合性人才,因此,需要加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才能真正满足各行业对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但是,很多高校设置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目标都存在与就业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过于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讲解,没有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从而影响学生创新能力、探索能力等发展,最终无法很快适应社会发展。 1.2培养目标制定覆盖的范围太广 目前,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在不断加大,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制定的培养目标覆盖范围太广,致使专业定位出现不够明确的问题,从而无法针对性的提高学生的专项技能,大大降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升没有得到高度重视,计算机硬件、软件等方面的操作水平较低,给学生未来发展造成极大不良影响。 1.3本专业特色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在制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时,没有根据学校的发展情况、学生的学习需求等确定项目,从而无法充分体现本专业的特色,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在实践教学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接触的知识都差不多,从而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学生各方面能力提升带来极大阻碍。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中问题的对策 2.1重视实践教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提升 在加强学生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教学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实践教学,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是培养优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更快、更好发展有着极大作用。因此,在实践教学中,按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选择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制定教学计划,是完善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以在加强学生技能水平考核、专业能力提升的情况下,为学生未来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2创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方法 在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制度的情况下,创新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方法,不但能满足更多学生的学习需求,还能使教学目标与就业需求更加匹配,从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上,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进一步发展。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需要结合现代教学资源、信息技术等,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保持紧密联系,才能真正体现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全面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质量的目的。例如:在进行CAI的教学时。通过设置合适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沟通,不但能为学生营造一个舒适、愉悦的学习环境,还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快速提高。 2.3科学设置选修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注重选项课程的科学设置,充分体现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特色,才能在提高教学内容针对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等的基础上,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全面发展。在实践教学中,加强教学体系的完善力度,将学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培养贯穿到每个教学环境中,不但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使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效率进一步提升,最终推动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水平快速提升。 3结束语 总的来说,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各行业都有着紧密联系,需要加大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改革力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等,才能真正满足各行业对优秀人才的需求。 作者:余佳 沈捷 潘宇飞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科学与技术论文: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改革探索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社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进而促使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兴的热门专业逐渐被开设,其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的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更是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因此,了解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成为高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的前提。本文通过简要分析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指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的改革措施,以期为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 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必要性;措施 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专业,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教育部在1998年调整后增加的新专业,经过10几年的发展,国内近百所大学已经开设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而且,目前仍有许多大学在争取开设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因此,重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地位,积极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高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任务。 一、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使用范围广泛,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确保学生能够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许多高校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致使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质量不高,严重阻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高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进行课程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2]。同时,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活动中,许多教师过分强调自己的主导地位,采用传统的注入式的教学方式,传授理论知识,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得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从而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因此,高校需要通过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改革,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增强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由于有些高校的教学条件有限,在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活动中,学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实验,例如测量透镜的焦距、光的偏振现象、观察透镜成像等实验,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从而降低了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应该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的改革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体系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高校应该加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建设,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以确保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的质量。高校应该根据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教学课程,以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的效果。在光子学基础方面,高校应该注重强调基础理论知识,重视描述方法、物理量以及概念之间的联系,开设信息光学、电动力学、激光原理、量子力学和光电子学等必修课,确保学生能够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在信息技术方面,高校应该重视电子信息技术,开设数字电路、电路理论和模拟电路等必修课,合理取舍教学内容,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光信息技术方面,高校应该合理设置课程,适当安排光通信原理、光电检测与处理、光信息存储与显示这三门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目前,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许多高校只重视学生的理论知识,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较差,严重降低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质量,因此,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环境下,高校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应该重视实验教学,加大资金投入,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提供必需的硬件设施,确保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教学的有序开展,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3]。 三、总结 总而言之,作为新时期的热门专业之一,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因此,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高校应该重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地位,加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建设,积极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改革,不断优化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丰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为社会提供专业的高素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4]。 作者:冯利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分析 摘要: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它在培养当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性技术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实践教学作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对实践教学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为我国现代社会培养更出色的人才,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就必须加大创新。本文就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实践教学 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里,信息产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大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的培养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就当前教学工作来看,一直是以理论知识的教授,忽视了实践教学,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是一门研究光信息的产生、获取、传播等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如果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教学,势必就会影响到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为此,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中,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汇总,就必须重视实践教学,加大实践教学创新。 1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意义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结合物理学、电子学、光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对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进行研究的新型较差学科。对于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来讲,它是与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求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加强光信息科学技术专业教学十分重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对教学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那种以理论知识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这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了。而实践教学作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重视实践教学,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专业性技术人才。 2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策略 2.1转变教学观念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教师依然是以机械式的方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学”,只重视“教”,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的能力难以得到提高。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讲究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而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教授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为此,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就必须积极的转变观念,在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并标准,学生的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深化,学生治愈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积极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的能力[1]。 2.2加大教师队伍的建设 在光信息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专业的教师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保障,只有专业的教师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为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就必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学校必须加强现有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其次,要对外引进专业、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提供保障。另外,作为教师,更要认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要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重视实践教学[2]。 2.3加大投入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设备是实践教学开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完善的设备,才能更好地开展时间教学。为此,学校必须加大投入,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配备先进的设备以场所,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实践操作。 2.4推行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就是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的关联,通过校企合作这个平台,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校企合作不但可以学习到东西,还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历练,发现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及早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此,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就应当积极的推行校企合作,学校结合专业需求,为学生选择合适的企业进行实践,让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进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3]。 2.5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创新能力作为现代社会人才所必备的一种能力,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积极的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让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实践活动,尝试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进而不断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不断参加实践,才有了不断的发现、发明和创新。同时,实践又能够检验和发展创新,一些重大的创新目标,往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最终确立和完善。为此,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而作为学校更要结合专业实践教学需要,创办相应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得到成长[4]。 3结语 加强实践教学是现代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加强实践教学,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不断的实践练习中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进而为我国现代社会培养更多的专业性人才。 作者:孔感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的前沿进展 资源与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日益广泛受到关注。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对相应学科的科学与技术提出了高要求,也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议题。2015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学术研讨会在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宋少先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出席开幕式的人员包括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校长ManuelVilla、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康灿华、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JoséLuisArauzLara、武汉理工大学新材料研究所所长余家国教授等,还包括武汉理工大学资环学院、理学院、化生学院、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实验室等单位百余名师生参加。研讨会主题是“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会议旨在为中墨两国合作搭建潜在的平台,为环境、材料、能源等多方领域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研讨会主题围绕环境、材料、能源、地理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领域进行了交流,包括1场大会报告与4组分会场报告,双方与会代表共进行37场次报告,展示了双方各自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环境、材料与能源等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日后合作发展提供了机会。本研讨会获得了中国教育部、武汉理工大学以及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的大力支持。武汉理工大学康灿华副校长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希望利用本次机会充分展示该校在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特色,推动该校在该领域学科建设的发展并提升国际影响。ManuelVilla校长介绍了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的学校历史、学科结构及对外合作项目,希望两校在科研合作与学生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为双方优秀学者和学生搭建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国教授在大会报告中介绍了用于生产太阳能燃料的石墨烯光催化材料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利用太阳能转化制备太阳能燃料目前被认为是解决未来全球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主要策略之一。其中利用光催化水产氢和还原二氧化碳制甲烷已经成为利用太阳光制备太阳能燃料的重要且有前景的方法,可以实现清洁、经济以及再生等生产。通常基于TiO2光催化产氢强烈依赖于触媒类型与数量,这是因为仅有TiO2不具备很高的光催化性能,需要添加Pt作为触媒,这样才能增强TiO2的光催化产氢性能,然而Pt更是稀有且昂贵的材料。因此,便宜且来源丰富的材料便成了触媒的另外选择。比如基于石墨烯的纳米复合材料作为光催化剂具备增强光催化产氢和二氧化碳还原的能力,能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余家国教授对在基于石墨烯的纳米复合材料在光催化产氢和二氧化碳还原方面的设计与制造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与分享。 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的MagdalenoMedi-na-Noyola教授作了题为“StructuralRelaxiationandAgingofGlassesandPhysicalGels:aNon-equilibriumStatisticalThermodynamicTheory的大会报告。有一项关于非均衡液体不可逆过程的非均衡统计热力学理论被用来表述淬火液体结构与动力学的非稳态演变,该理论提出一个方案:演变时间是一个基础的变量。该方案为类玻璃材料在高填充率下的老化行为以及低密度的类凝胶材料的形成过程,方案设计符合通用情况,也符合各系统下的分子内作用过程。比如硬体系和Lennard-Jones简单液体等具体模型体系都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预计方案。其定性定量准确度可以通过对比模拟和实验结果进行评估。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张一敏教授作了题为“VanadiumExtractionfromVanadium-bearingCarbonaceousShaleinChina”的大会报告。钒作为稀有元素之一,被广泛用于钢铁、合金和化工等行业。含钒碳质页岩是中国重要的含钒资源,总储存量达到钒储备的87%。因此钒提取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传统的高盐焙烧-滤沥技术是最早的提钒技术,对设备要求不高,所以得到很多小型工厂的使用。由于许多腐蚀性气体及超高盐废水的产生,且总钒回收的产率不高,使得该技术逐渐淘汰。虽然空白焙烧-滤沥、钙化焙烧-滤沥和直接酸滤技术比高盐焙烧技术更环保,但是各自有其缺点,并未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低盐焙烧-循环氧化技术同样面临高成本和长周期的问题。一种最新技术———一步焙烧-酸滤技术实现了高达77%的钒回收率。而且废水经过完全处理之后可以全部回收利用,滤沥残留也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类型的建筑材料,比如土工聚合物、陶粒、高压砖等。尽管提钒技术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从含钒碳质页岩中的提钒工业在国内仍然没得到全面发展,要进行大范围的经济性开发,则需要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A-rauzLara教授作了题为“PhysicsofConfinedColloids”的大会报告。 胶体体系在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中一直都普遍使用,如在生物流体、蛋白质溶液、细胞质、DNA溶液、颜料、化妆品及食品等方面。胶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已经被广泛研究很长时间,但只是具备某些基础了解,而对于胶体系统处于限制条件下的情况却不明确。本报告介绍了关于胶体颗粒在不同限制条件下的静态结构与动态性质的研究结果。该研究以聚苯乙烯球溶液为系统,限制在①两板之间,②接近墙面,③在球状室。在不同限制形状条件下颗粒间的静态与动态联系通过数字光学显微镜测量和定量结果分析,包括两体关联方程、位移方差和动力结构因素等。武汉理工大学化生学院蔡卫权教授作了题为“PAASAssistedHydrothermalSynthesisofMesoporousMgOCubewithStrongAdsorptionPerformancetowardsAO7fromAqueousSolutions”的报告。介孔氧化镁颗粒具备十分优良的吸附性能,尤其在吸附AO7方面。该报告介绍了通过对PAAS进行水热法和焙烧法制备成介孔氧化镁颗粒吸附剂。制备的样品通过XRD,FE-SEM,TEM,TPD,FTIR等技术表征。该颗粒吸附剂呈现立方形状与大孔分布。实验数据符合郎格缪尔吸附等温线。动力学方程显示二级模型可以更好描述AO7在样品上的吸附行为。另外氧化镁立方颗粒比不添加PASS粉末状的吸附性能更优。该吸附量最高达到3388mg/g。重要的是,该立方状颗粒可以通过简单的焙烧过程进行再生,且再生过程不影响它的吸附性能。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YuriNahmad-Moli-nari教授进行了题为“OpportunitiesinRenewableEnergiesSectorinNexico:ExamplesandProjectsinSanLuisPotosi”的演讲报告。国内电力生产可以在任何范围内通过太阳能辐射收获或者光子采矿实现。由于竞争性的矿物燃料技术带来的经济障碍需要有经济工程师通过对CO2信用点补助金以及退税鼓励或者在生产者的能源固定分配组合里设计方案,而第三世界国家公共政策十分薄弱,响应慢,甚至不存在,因此,城市、大学以及医院等可以在激发能源向再生发现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Molinari教授介绍了墨西哥在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概况。石油、钢铁、水泥、采矿、食品以及化工厂都需要由矿物燃料产生的热能和电力,而墨西哥的矿物燃料却呈现降低的趋势。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大范围的太阳能辐射面积,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光热和光电太阳能设备的商业贸易。太阳能在再生能源生产方面的潜力需要创新和发掘,这一点已经在相应能源部门得到了支持,比如一些法律改革。报告里提到了太阳能项目的3个案例,包括:①在墨西哥圣路易斯中心医院楼顶安装太阳能热点系统;②针对师生提供的一项有关国内太阳能辐射收获的微型计划;③满足学校电力需求的光伏电站设计。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张高科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PreparationandApplica-tionofNovelEnvironmentalMaterials”的报告,介绍了B(iGe)光催化剂的合成与表征。表征手段包括XRD,FE-SEM,XPS等。报告揭示了这些光催化剂的催化特性通过降解水体或者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评估,讨论了光催化剂形貌与微观结构对催化特性的影响,另外分析了光催化反应中活性自由基及可能的光催化机理。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A.López-Valdivieso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SynthesisofSilverNanostructures”的演讲报告。银纳米结构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特性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催化剂、传感器、光学器件、杀菌化合物以及电子设备制造方面有很多应用。以氰化银为银源、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为聚合物催化剂、亚硫酸根或者柠檬酸根离子作为还原剂的银纳米结构新合成方法得到了发展。这种合成方法制得的银纳米线平均直径9.7±3.8nm,长度为毫米量级。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吴浩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AssessingtheEffectsofLandUseSpatialStructureonUrbanHeatIslandsUsingHJ-1BRemoteSensingImageryinWuhan,China”的报告。城市热岛效应因其对生态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得到广泛关注。评价该区域土地使用的空间结构的影响对于提高和理解城市化生态进程非常重要。报告指出了利用半径分形维数定量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变量。通过集成HJ-1B卫星、植被指标、景观指数和分形维数获得的遥感图像,比较并分析了土地利用图形对武汉城市热效应的影响。 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FacundoRuiz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MetellicNanoparticles:LargeScaleProductionandAntibacterialProperties”的演讲报告。纳米颗粒最近的新研究使得其在某些产品中的应用显得十分显著。一旦纳米颗粒及其特性的范围可以实现,很多新产品将会出现。纳米颗粒包括制备、表征、动力学、处理及应用等领域,制备也许是其中研究最多的领域。溶液法因其操作简单且容易量化生产而倍受关注。本研究提出利用溶液介质制备金属和半导体等纳米颗粒,这些方法可以实现大范围生产,尤其银、金、氧化锌和氢氧化镁颗粒的结果显示如此。纳米颗粒制备已经应用于很多材料方面,包括塑料、陶瓷和颜料等。研究显示了金属纳米颗粒的杀菌性,特别是银纳米颗粒。研究结果还发现银纳米颗粒的大小与杀菌性存在很强的联系,并找到了银纳米颗粒对抗微生物的主要机制。2015年4月,武汉理工大学与墨西哥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签署了一项学术合作意向,鼓励和支持双方学者及学生进行交流合作。而该研讨会作为协议的第一项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今后我们还会定期举办该学术研讨会,促进和提升武汉理工大学在学科建设水平上的国际发展和影响。 作者:刘艳艳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趋势初探 摘要:如今人们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的科学与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的生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是离不开计算机的科学与技术。我们要把握住计算机发展的节奏,加入推进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行列。本文通过对计算机发展的背景和问题进行分析,进行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探讨 计算机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基础,计算机的开发与应用等多方领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的更新与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并且在自身飞速发展演变的同时还衍生出众多的发展方向。如今计算机已经在各个领域都涉及广泛,例如军事、政治、文化等。本文通过对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分析,从而对计算机未来的趋势进行了浅析和探讨。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历史步伐 20世纪在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标志着我们进入信息化的时代,当时的计算机体积和重量庞大,运行速度也慢,成本也非常高。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许多国家机关和一些先进企业开始利用计算机来进行一些高度数据的处理,处理器也随着发展的需要而诞生,并逐渐得到广泛的利用。到了1982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这样计算机的成本得到了明显的降低,也可以更广泛的得到发展和利用。所以计算机的应用逐渐从政府机关开始延伸到中小型的公司企业,最终甚至延伸到了普通家庭中来。总体来看,计算机一直沿着积极的方向迅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计算机的应用领域也是出现了分化的趋势,首先计算机被高度利用在国防,军事和科技研发中。其次,计算机的微型领域也是得到了科学迅速的发展,融入到了各个行业领域中。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计算机已经逐渐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在不断更新。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得到发展的原因 2.1时展的需要 如今信息化的进程在不断的更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是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而发展。最初计算机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繁多的信息数据的处理需要,加之计算机的发展技术还不够成熟,会在利用计算机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促进计算机的诞生以及不同领域的需要促使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由于国家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大量需求和利用,需要通过利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来对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对计算机各种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得计算机的革新技术的速度也随着需求而加快了发展的脚步。 2.2技术的发展基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在计算机技术更新的研发中,开发者需要有活跃的设计开发理念创新,并要把这些创新理念实际应用到具体计算机技术操作当中。当然创新理念在应用中需要不断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存在利用价值,会不会对原来的操作产生更为便捷的途径。在检验计算机技术是否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失败或者错误的情况,这就需要研究者不断进行反思和修改,并促进其开发研究内容的更加丰富和实用。当某一个计算机技术成熟后会对下一次的技术革新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3.1智能化的计算机 如今各个领域对计算机的要求日益趋高,很多计算机的旧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大量数据整理的需求。所以就需要更为强大的计算机技术来满足需求。智能化的计算机的研究利用,它在较之前的计算机有了处理速度上的提升,以及更全面的数据技术的分析和处理。节省更多的时间,大大增强了工作效率。 3.2新型的计算机 硅技术在近些年的技术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所以要发新的技术成为当前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人员把目光投入到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和纳米计算机等新型计算机的研究开发。而今计算机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所以新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指日可待。3.2.1光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是利用光子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采用光子硬件和光子运算方式,数据处理量大,处理的速度也快,使更为复杂的数据的处理在光子计算机的技术上得到优化。所以光子计算机会随着对计算机科学技术要求的不断提升会成为新型的计算机类型。3.2.2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是对庞大的数据量进行运算处理储存和分析处理源,它是在遵循量子力学规律原理的依据上进行大量数据的处理和运算的。与传统的计算机比较起来,量子计算机在计算速度方面也是要快许多的,主要原理是量子计算机可以通过量子来进行计算。并且量子计算机在系统的安全防护方面比传统计算机有明显的优势,这目前是很多人对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追求。3.2.3纳米计算机纳米计算机是把纳米技术运用到计算机的技术中来,通过纳米原件体积小的优势来取代传统原件,并且其导电性会比一般传统的计算机原件有明显突出的优点,相信纳米技术一定会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重要的一部分。 4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脱离,计算机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也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计算机技术也不断朝着智能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人们未来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作者:努尔兰·艾山拜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的应用 摘要:伴随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推广,计算机越来越成为现代人们生活的陪伴者、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学习中的辅导者,由此可见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基于时代的逐步向前发展,教育事业也要面向现代化,与时俱进,通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代教育;应用 前言 基于计算机技术应用范围越加广泛,教育事业发展的与时俱进,在教育领域中逐渐融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下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教学活动的开展更具多样化、个性化,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教师在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教学活动时,也为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学生在快速掌握知识点的同时,也提高了计算机操作技能,所以说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对于收获良好有效的教育教学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优势 (一)对教育时间的依赖程度得以降低 计算机在教学活动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助工具,以其强大的互联性,通过联网收集到各类教学信息,以强大的储存功能,加以对类型多样的信息进行整理,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是在课堂时间,还是课余时间,只要是有计算机在任何时刻实现快速获取知识内容。例如在美术教学中,将名家字画存储到计算机网络当中,师生可以借助对字画的欣赏,加之配以文字说明,得到更加鲜明的点评。同时计算机作为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教学系统,摆脱了对于时间的限制,学生受到计算机系统的吸引,通过受到直接影响与直接利用其技术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了学习过程中的动手实践能力,体现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1]。 (二)不受制于教育空间的影响 传统教育教学的开展只是限制于教室内的教学活动,即当堂课的教学内容当堂传授,当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欲寻求教师的帮助,受到空间的限制,只能无奈等到下次课上询问教师。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不再受制于空间的影响,通过社交网络将师生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学生即可通过社交网络在任何地方联系到教师,寻求教师以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此外还可以不受空间的影响,实现对教学研究成果的共享,在任何地方通过登录资源共享网络平台,下载教育信息资料,实现在线交流,通过远程教育实现对课堂内容的深化,以获取有效的教学资源[2]。 (三)教学活动的灵活性得以真实体现 计算机科学技术以人机界面的形式,实现了人机对话,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话实现师生灵活性的合作。教学内容在计算机系统中呈现出丰富性的特点,更加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习兴趣,使其能够配合教师具体教学活动的的实施。 (四)更加体现了自由性 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师生之间无时无刻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实现教材内容的共享,实现在线交流,这其实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应用自由性的体现。学生可以通过其技术的使用结合知识点与自身学习实际情况,对学习时间自由选择,教师也可自由教学方法,更好地借助计算机技术为现代教育服务[3]。 二、现代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一)在学生独立自主的自学阶段的应用 教材是学生促进学习一种无声的、物质化的良师益友,教辅材料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对于知识的理解一方面是来源于自身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一方面是来源于教材教辅材料对知识点的阐述,而教材与教辅材料由于篇幅有限,对知识点的阐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这是传统教育背景下存在的学生对于知识点理解的弊端,限制于较少的专业辅导的影响,对于学习活动缺乏目标方向性,学生很难在自学活动中约束自己,达不到理想的自学效果。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学生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平台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料,更加深度地理解知识点,还能扩充知识储备量,有针对性地查找想要了解的知识内容;教师提前设计好课件,在展示课件的内容过程中,提出在自学中学生需要注意的重点、难点,结合课件展示的内容,学生提出疑问,教师进行解答,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课堂教学活动中提高了课堂效率 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当中的应用实现了静态化的教学知识点与动态化的计算机呈现方式的有机结合。以计算机作为教学设计、展示的载体,将教材上的知识要点融合于计算机当中,呈现在信息系统当中,而且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方法,为学生对于应用计算机的学习方式提供了多重选择,把更多的目光关注于课件上,以丰富生动的教学呈现形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创造了参与教学活动的机会,教师减轻了授课压力,有更多的时间通过计算机平台与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了解到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哪些意见与建议,便于个性化、有针对性信息化的教学活动开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两个方面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中主要从四点论述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优势,正是基于这些优势使得其科学技术在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第二部分是对其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具体应用体现,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是教育事业与时俱进的体现,随着其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对现代教育中注入生机勃勃的活力,为教育事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作者:柴一森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在各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中,给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根据相关调查和研究发现,计算机科学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对于促进人们生活方式更加便捷有着极大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推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直到现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已经有六十多年,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满足各行业的发展需求,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状 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其发展现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1普遍性与迅速深入发展 在各种高新技术推广和更新的情况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同样,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科技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在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多个方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迅速向着更深层次发展,给人们的生活、科技生产等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1.2综合化和专业化发展 在计算机越来越普遍使用的过程中,计算机科学变得越来越综合化和专业化,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着紧密联系。例如:家用电器的智能化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才能更加方便和实用,从而满足更多家庭、人群的需求。同时,人们对专业化、综合化方面提出的要求,大大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综合化、专业化发展,是人们提出各种要求的必然趋势。 1.3不断突破和更广发展 由于各个领域的技术要求变得越来越专业,因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提供的功能也变得更加固定,从而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不断突破,最终向着更广的范围发展。例如:电子管、晶体管和半导体管的相继运用,给计算机技术的集成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不仅推动计算机科学不断突破,更为计算机技术创新提供更光阔的资源,从而推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在人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大环境下,各行业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更快发展。总的来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不断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在实际应用中,计算机可以通过独特的设计结构、平行技术等,实现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各种数据、指令的合理性分析,从而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智能化发展。由于计算机有很多个处理器,可以同时处理一个问题,因此,计算机的运行速度非常快速,在处理难度较高的问题上有着一定优势。所以,智能化的高级计算机在设置有高科技元件的基础上,可以用于处理复杂性较强的任务,特别是一些难度很高的作业中,需要利用智能化计算机进行分析和计算,从而节约任务完成的时间,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根据计算机的实际应用可知,在进行比较复杂的计算时,研究人员根据人脑的情况进行智能化计算机的设计,可以使其更加人性化,从而促进计算机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 2.2高性能方向发展 目前,较多计算机都是通过采用合适的芯片来完成相关操作的,因此,对芯片技术有着极大依赖性,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动力。随着高科技人才的不断增多、高新技术的不断推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发工作变得更加有效,对于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向着高性能方向发展有着极大作用。例如:纳米技术、量子技术等的与芯片技术的有机结合,可以促进计算机内部结构、硬件更加完善,从而提升计算机开发的整体水平。根据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情况来看,通过充分利用最新型的量子物理力学原理,计算机内部的各种数据的计算与储存可以实现物理设置,从而在利用激光脉冲物理特征的基础上,提高计算机的运行速率和相关信息的准确性。与此同时,由于光的速度非常快,目前还没有任何物质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因此,光子计算是通过利用光子来进行各种数据的计算与储存的,不但可以取代传统互联网的运行程序,还能大大提高各种数据的精确性,最终降低复杂信息的处理难度,对于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有着极大作用。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实践过程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需要更多优秀人才的不懈努力。因此,在信息技术时代,人们对高新技术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需要与各领域的发展相适应,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不断发展。 作者:王新阳 王奇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科学与技术论文: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分析 摘要:经济社会日渐发展促使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人们学习和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对策作了分析,为促进社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对策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促使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还直接的影响到教育、生活等等。实际上,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对实际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联合体,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相互融合并且相互支撑,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数据参考和数据支撑。 1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对策 1.1重视安全管理以及安全控制工作 操作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直接的影响到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效果,操作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来开展各项工作,进而不断提升实际工作质量。在进行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中,需要重视安全管理工作,构建更加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制度,严格遵循各项规定,提升管理工作有效性。此外,还可以利用防护墙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以及加密技术等来不断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以及安全控制工作,尽可能避免遭受不法侵害或者是黑客攻击,利用软件更新工作以及软件升级工作,更加及时有效修补漏洞,进而为设备综合性能提供有效保障。 1.2重视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效结合 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创新力度以及技术攻关工作,为了能够促进技术更好发展以及更好进步,通过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效结合有利于提升综合性能,体现其发展优势,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提供更为优质服务。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具有密切联系,计算机技术为信息技术发展提供推动力,信息技术则是为计算机技术发展提供动力,对社会、科技、经济等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促使应用范围日渐扩大,目前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这就需要重视改进工作,拓宽实际应用范围,提升应用广泛性。例如,信息技术日渐发展促使通讯行业不断进步,3G、4G、5G等层出不穷,随着人们对通讯需求日渐增加促使人们对于信息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1.3有效推动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智能化发展 利用创新性结构技术,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重要作用,提升数据处理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有效性。利用智能化技术能够体现出人脑部分性工作,输入程序之后就能够有效开展个性操作,进而不断改进以及完善信息技术。从高端科技领域角度分析,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呈现出智能化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时间,对提升实际工作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为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存在着潜在性网络安全问题。专业化计算机技术工作人员舒朗非常多,但是利用自身专业出现的不正当行为也逐渐增多,特别是机构和机构之间或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一些计算机技术工作人员对网路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需要重视网络安全修复工作,避免出现信息泄露,同时还需要做好黑客攻击危害预防工作,避免出现不可挽回损失。 1.4结合社会发展需求来更新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 经济社会日渐发展促使计算机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就使得人们对于新事物以及新技术探索欲望逐渐加重,计算机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社会生产发展特点来更新信息技术,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有效推动社会经济日渐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对国际交流以及国内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相关管理工作部门重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以及完善工作,进而为企业事业单位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结束语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具有非常密切关联,合理应用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利用综合性改进方式能够有效改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及时,提升综合性能,对人们生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者:罗婷 单位: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贝幸铭建筑学作品的中国风格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贝幸铭;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中国人文精神;中国式信仰 论文摘要:贝幸铭先生是当今国际建筑界一位享有盛誉的建筑师。他那些盗立于世界各地的建筑作品,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他的风采。通过对贝氏若干建筑作品的分析,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中国人文精神体现以及中国式信仰三个方面探究指导其建筑创作的思想理论与手法的脉络。 1引言 贝幸铭先生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18岁那年去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由于这种特定的经历,贝幸铭兼收并蓄了中国人特有的庄重老成与美国所赋予的摆脱历史重荷解放自己的剖新意识。他的建筑作品显得端庄、谦和、精美而且耐人寻味。 贝幸铭的成就及其对当今建筑业的影响自然是不必言说的,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地。但是,这样一个顶级建筑大师却从不写书立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他坚持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所以对他的解读往往要依赖于他浩瀚而精致的作品,而对于建筑的解读又偏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以至于我们对这位大师的看法和观点莫衷一是。这对于我们来讲多少有点遗憾和失落,不过我们也并非无法捕捉这位大师内心深处对建筑的看法和观点,。在贝幸铭的一生当中,他在很多公共场合也留下了只言片语,成为我们的宝贵资料,如果结合他一生的经历和创作历程,慢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富有开创精神的大师。 2贝幸铭对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的借鉴 贝幸铭选择香山兴建香山饭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是为了寻找“现代中国建筑之路的探索性提案”,是为了“对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讨”。而且,他对香山饭店在施工过程中和建成以后与香山这个特定环境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他提出,应严格控制北京古城区的建筑高度,以保持从故宫向外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所以他采用在水平方向延伸的、结合地形的、高低错落的、院落式的多层建筑。这样将体积约的庞然大物切成许多小块,以达到“不与香山争高低”的目的。同时,在对这些3层一5层的底层建筑设计中,比重较重地加入传统园林建筑的色彩。 在建筑物的设计创作中,贝幸铭放弃了古典式的大屋顶,而代之灰色的小坡。客房各翼的顶层部分采用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常见的形式硬山和单坡屋顶。这使人们从地面上看上去时,客屋部分的屋顶形成一种韵律,体现了传统风格。而覆盖在“常春四合院”上面的,采用完全现代化的玻璃采光顶也正是汲取了中国传统的九脊顶精髓。同时他在立面上,仅象征性的用砖贴出一些窗权,在大面积的白墙上挖出一些深色的窗权。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出檐深远的屋顶和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中国传统的青色文化,而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平面化的抽象图,各种古典意味的元素全压缩在墙面上,表达出贝幸铭对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理解和重新诊释。从这一点上说,他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一种新的高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选择的道路。 在整个香山饭店的色彩上,也延续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风格,从室外到室内,基本上只三种颜色:白色是主调,白色的墙面,包括外墙和内墙,白色的顶棚、屋架,白色的桌面、茶几和灯具;灰色是仅次于白色的中间色调,在室外用在勒脚、门窗套,联系窗户的装饰格带,屋顶、围墙压项等处,而且一律用磨砖对缝,在室内,用在地毯、卧具、沙发、办公桌椅等处;黄褐色,用作小面积点缀,如墙面花岗石勒脚,木材的楼梯,室内装饰格带,竹制的窗帘等。这三种颜色组织在一起,无论室内室外,都十分统一,和谐高雅,使来到香山饭店的人们,看到每一个细小的部件都不会忘记是在香山饭店,这一点看起来似乎简单,但最难做到。 可见,贝幸铭在设计香山饭店的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园林古建筑的审美方式,使整个空间形态处于一个精心策划的符号系统中,体现出一种历史与现代文化的传承与交融的佣传统建筑的语言符号来和每个人对话,寻求内心深处的共鸣,这也证明了贝幸铭对历史文化与环境的独悟和钟情。 3贝幸铭作品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体现 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中英双方艰难的谈判,撒切尔夫人终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协议上签了字。贝幸铭所设计的新香港分行大楼就必然要象征香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汇丰银行的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相形见细,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此外,它必须让香港的那些资本家们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会继续繁荣昌盛。用贝幸铭的话说,它应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抱负”。在传统的高层建筑中,大楼重量随楼层的增加而增加:楼越高,支柱越粗。建筑师们为了防止大楼侧面发生摇摆就给建筑物绑上横向拉结条,以求稳定。由于香港经常受台风袭击,其横向拉结条的标准是纽约的两倍。如果换了一位不像贝幸铭那样敢于大胆创新的建筑师,在面临这种额外的负担和预算资金不充分的情况时,也许就满足于建造一幢标准的50层盒式楼。然而,汇丰那幢大受赞扬的银行大厦就坐落在两个街段之外的地方。不可避免的竞争促使贝幸铭必须尝试一切建筑形式。考虑到资金、地皮都不如对手,贝幸铭觉得要想取胜就必须在设计和技术上下功夫。 从香山饭店回美国后不久,贝幸铭一家就到卡托那的住宅过周末。在度周末的时候,他顿悟到,中银大厦要像一根竹子,竹子节节高能体现向上的精神,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还符合中国推行现代化的坚定决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建筑结构具有柔韧性,不易折断。这个灵感出来后,贝幸铭兴奋不已,让贝建中把一根方形木杆沿纵向切开,做成4个三角扇面柱,再将顶端切成斜面,用橡皮带把柱子绑在一起。当贝幸铭滑动这些柱子,让它们互相分离时,在向上达到柱子四分之一高度的地方,一座体积逐渐缩小、带有壁阶的塔状物出现了;在达到一半高度和四分之三高度时又分别出现了第二和第三座塔状物。剩下的那根柱子继续向上升,形成金字塔般的顶点。模型做好后,贝幸铭把图纸和由那捆柱子发展成的模型给朋友罗伯深看。罗伯深是一位著名建筑工程师,看后赞叹不已,给予高度评价。 4贝幸铭作品中的中国式信仰 香港是个十分迷信风水的地区。二次大战时,日军总部曾占领过中国银行那块地皮。许多香港人相信,那让人受尽折磨的凶犯依然阴魂不散,在那一带作怪,那是一块不吉利的地皮。贝幸铭是一个不相信风水的人,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不相信风水,但是在风水盛行的香港,迫于压力,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调整。他表示风水是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它有些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如造房子要依山临水,大门要朝南。在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工作时,贝幸铭曾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交给他的一位助手,让后者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经过仔细研究后,这位助手向他报告了设计中存在的几处侵犯风水的地方。 中国银行给贝幸铭发来电报,对图纸上众多加了框的巨型“x”表示关注。在中国,"x”意味着遭殃和错误,起因是古代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带着牌子,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x”号。他们婉转地建议贝幸铭慎重考虑那些“x"。贝幸铭解释说,"x”是工程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结构,就是要让它们撑起整座大楼。鉴于中国银行的担忧,贝幸铭不得不将这些“X”隐藏起来,并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部分描述成一系列交叉的宝石,这种吉利的形象使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十分赞赏。同时,他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公务员之家公务员之家 为了使中银大楼受到香港市民的喜欢,贝幸铭也借鉴了一些风水学中的做法,比如他原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财。于是,贝幸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形成回流,这样就可以在风水上由出财转为纳财。 香港中银大楼建起来之后,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香港的居民逐渐接受了它的存在。人们不再考虑中银大楼对周围风水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好好地欣赏这幢大楼,无不为它的宏伟、奇特而赞美。现在,香港中银大楼己经作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矗立在这颗东方明珠之上。 5结语 通过对建筑大师贝幸铭的几个著名作品深入探讨,发现贝幸铭虽然以现代建筑大师而闻名,对现代西方建筑理念有很深入的研究。然而,贝幸铭大师的作品对中国文化精髓的体现和东西方风格的融合也有其非常独到的见解,体现了他富有开创性的精神。 建筑学论文范文:景观建筑学研究论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建筑学论文范文:景观建筑学相互性和文化性论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优秀解决复杂问题论文 摘要:在,人类在发展,人类的行为方式还在变化,所以建筑学也在发展。最近20年以来还有发展得越来越快的趋势。建筑学不会终结还会和其它学科结合。会终结的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 关键词:建筑建筑学 我们认为建筑学的优秀应该是一个设计的。建筑设计中大量面对的是一些具体的,常识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互相缠绕。这种富于复杂性的问题需要建筑师经历长期的训练对图形强烈的敏感。(这是正在兴起的复杂学科的对象。)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筑学只是从其它各个学派借鉴了各种知识和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的各流派,几乎可以说,各种人文方面的学科流派基本上都对建筑发生了,不论是左的、右的;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只要是个理论最终或多或少地会被介绍到建筑中来,至少也要被一个建筑学的博士候选人选来作其博士论文。:-)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建筑学的杂志,总能从中看见其它学科的巨大影响。在设计方法这个层面上,建筑学借鉴得较多的还是人文方面的东西,包括文学艺术等。对于上的东西用得较少,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人文理论涉及的范围和人类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和建筑学研究的范围有重叠,建筑学能直接用它的一部分结论,对建筑设计有一些帮助。 在早期,对建筑学有影响是神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古典建筑就是伦理学引入的代表性例子,最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学和近代哲学的发展,(这些学科都有和实证的倾向)新兴学科很快被引入了建筑学。其它学科和建筑设计理论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外来理论到底在什么层面上进入了建筑学,外来理论是否做了很大的改造。建筑学本身是否因此而改变? 前面已经说过,建筑学优秀是用常识解决复杂问题,建筑师们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寻找一种能将复杂事物抽象或简单事物的方法,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建筑师将外来理论当作设计的指导思想,而那些理论不是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关注如下几点: 一、外来理论在进入建筑学后进行了多大程度上的改造,得留了原学科多大的特点。其理论优秀在进入建筑学后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违背了它原来的宗旨? 我们知道建筑学的优秀是用简单手段解决复杂问题。而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什么学科能真正在实用一级水平上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建筑学所受的影响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的。往往一件非常严谨的学术到了建筑学这里就变成了做设计的某一“契机”或是某一想法的“依据”。至于这种依据和原意有多大差别倒了成一件无人关心的事情,比如,生态建筑的动机据说是为了节约能源,节约能源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建筑师作出了大胆的意试,出现了一些据说是对生态节能有所帮助的形体,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新形体所多花费的钱,可能远远大于建筑使用寿命中所节约的钱;建筑师们对此到并不是很在意,而一些真正能带来节约效果的措施,如双层Low-E玻璃,新型保温材料等,倒是不能引起建筑师很大兴趣,除非这些措施能带来形体或视觉上的很大不同。 建筑师的这种态度倒是和服装设计师较类似,某一日本知名女设计师喜欢用黑色,她说:“我喜欢用黑色,因为它是死亡的颜色。”这句话并不是说,她再设计几件衣服就要死了,或者说穿她设计的服装的顾客们装备去自杀(尽管这两者都很有可能)。这只是说她喜欢这种艺术气质的东西。这就好比建筑师说“节能”、“环保”、“技术”、“理性”、“超越风格”——很大程度上是说设计师想表现这样的建筑艺术气质。基本上还是围绕形式做文章。 二、建筑学本身没有提出独特的,有影响力的思想。 建筑学近100年来基本没有提出什么能够影响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或观念,只除了C.亚里山大的《建筑模式语言》对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建筑模式语言》对于建筑的影响又是十分小。亚里山大以前又是学数学的,只能算半个建筑师。 建筑学不能提出深远影响的观点,倒是从其它学科中借鉴了一批过时理论或是不严谨理论。或者是在借鉴过程中变得不严谨,从解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建筑就可以说是一次纯粹的找风格上依据的需要。 三、建筑学的左派理想实践成果是令人怀疑的。 建筑的兴起和左派社会理想有很大关系。这里要要说明一点的是,现代建筑实践的左派倾向大多发生在欧洲、拉丁洲社会。(的知识分大多是右派)的关键大概在于建筑不仅仅是口号或专业设计。建筑是一项和社会各个方面有着紧密关系的大型投资—消费活动。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因此单纯依靠建筑师进行社会改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社会是复杂的,建筑师所要代表的“最大多数的利益”是抽象的;而业主的利益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师们无疑是会考虑“公益的”但这种考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不能说是很强的,至少也是不强的。 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一件建筑如何进行更多的是由整个体系、而不单独的个人来决定,个人所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指望建筑的左派思想倾向对社会能有什么大的作用是注定要落空的。 在高雅的贵族沙龙里大谈世界的革命是很“”、“风雅”和“小资”的事情,但仅仅是闲谈而已。 四、某些建筑师的理论很可能是应时之作,或者纯粹是一种个人体验,不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说建筑上的“大理论”有空泛的倾向,那么一线建筑师们的东西更接近真实的设计,应该更有用吧,这也不一定。 有些建筑师的理论有神秘主义的倾向,纯粹是个人体验的东西到人很难掌握,作用不大,不知道路易斯。康算不算是一个例子。 其次,我们有理由怀疑某些理论和建筑形式出现的先后问题。 有相当多的建筑师宣称,根据其理论作出了相应的独一无二的风格或形式。 我们必然会有一种疑问,理论和实践的先后次序问题,有一个小笑话:某人枪法非常好,有一次去某处办事看到墙上有多小红圈,再仔细一看,圈中都有一个汽枪的弹洞,他深感惊奇,找到了打枪人,请教枪法,那人说,只要先开枪,后画圈,就不难做到。很多建筑师的理论很可能也是这样,只是为自己的形式寻找看上去很深刻的理由。 结论 以上的这几点并不是完全否定建筑理论,我们也看到建筑中还是有一些共同性的,潮流性的,趋势性的东西,我们所要表达的,只是建筑学这样一门古老的学科到现阶段所面临的某种困境。 因为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发展,人类的行为方式还在变化,所以建筑学也在发展。最近20年以来还有发展得越来越快的趋势。建筑学不会终结还会和其它学科结合。 建筑学论文范文:景观建筑学相互性和文化性论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kindred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社会分析论文 经常看到其他专业的好多不十分了解建筑学专业的人士希望跨专业重读建筑学专业的情况,其心可嘉,其诚可感,但是我想说的是,多数情况下“其志必惑”! 原因如下: 1、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从事的并不是方案设计。 大多数人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将来必然是以做方案设计为主。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毕业5年后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人在画施工图,只有少数人还在做方案设计;毕业10年后则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坚持做方案设计。以方案设计专业而言,淘汰率一般高达90%! 为什么呢?因为方案设计的压力和竞争极大,对人才的要求极高!对某个方案设计项目来说,一般只有两个结果:胜或者败!获胜的方案还得面临大量的长期的不断修改、完善甚至方向性的改变! 这两样正好都是学校设计教学中没有经受过强化的弱项!比如学校对学生作业的做法是打分,即分出高中低档分数,社会上对方案则只有接受与不接受两种结果。比如学校里学生交了作业打了分就万事大吉,而社会则必须根据业主的意图不断修改方案直至业主满意。 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忍受不了方案多次彻底失败的打击,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修改,最终放弃了和上学时的理想大相径庭的方案设计专业,转而从事风险相对较小的施工图设计专业。 方案投标则更加严重,因为每次投标的成败直接影响着设计师的名气、人缘、受重视程度甚至受迫害程度。 投标分若干种,比如内部投标、多单位投标、投标、邀请投标等等。不论哪种,方案设计师生涯中主要面临的就是一次一次胜或败的毫不留情的竞争。 不论你是谁,你是哪里毕业,你曾经中过多少标,只要你某一次没能中标,则四处怨声载道!原因很简单:成本过高! 一次市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10万元不等,一次省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10-50万元不等,一次部级投标直接成本一般在50-200万元不等。 仅仅由于方案设计师的无能或者刚愎自用导致投标失败,当然会使得设计师所在单位很是心痛!而由于方案失败导致建筑施工图、结构、给排水、采暖、空调、电气、概预算等各个专业没有好项目可做,这些专业的设计师当然不高兴啊。失败的方案设计师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同事曾经参加的一次投标,最终我的方案以微弱比分获胜,第二名那家前后画了近100张效果图,最终却一无所获,您想想这家的成本吧,当时我虽然获胜,心里却是真的为那家的方案设计师感到悲哀! 一般来讲,只要一个方案设计师连续三次没能中标或者被直接业主接受其方案,设计师所在单位就会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这位设计师参加方案设计或者投标了,因为直接成本和信誉成本都过高! 作为落后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人才培养成熟后大多数必然走掉,所以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培养设计师;作为先进地区的设计单位,由于根本不缺后备力量,所以也不会在意某个设计师的精心培养。最终,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和缺少关怀,屡战屡败的设计师很少会经受住考验而屡败屡战,而是一肚子怨气地远走他乡或者考研或者出国,最终大多数还是不情愿地以作施工图设计师终其一生。 业主的影响则更加可怕!方案设计师的等级完全取决于业主的口碑。如果一位设计师做某个项目失败,尤其是给业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那么无论这位设计师多么有名或者多么默默无闻,业主都会在有意无意中就把这位设计师的“劣迹”传播到他所认识的人圈中,这种“公认”的失败形象会导致这位设计师在该地区很长时间内抬不起头来。 设想一下,您和中标的设计师同时出现,业主对待他自然象对待皇帝一样尊重,而对您视而不见,那种感觉不是谁都能持续承受的! 方案设计行业,犹如“走钢丝”的行业,只要失败一次就几乎是彻底失败,一次失败的影响一般在地区业内至少三年也不能平复。除非您真的能挺住,以平常心对待或者以“哀兵必胜”的心态拼命努力甚至多次自费参加方案投标(很多设计师由于失败过多被领导勒令不得用单位成本参加投标),并且最终的确保持了相对高比例的中标率,那么您才可能脱颖而出,被社会接受为方案设计师行列,从而开始面对更加频繁更加激烈更高等级的方案竞争,而且依然是要么胜要么败的残酷毫不留情的竞争!大多数人撑不住的,尤其是基本功差、严谨能力差、竞争心态差、工作方法差、人际关系差、自学能力差、换位思考能力差、为业主着想能力差、市场意识差、成本意识差、投资回报意识差、广告意识差、推销能力差、展示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管理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吃苦能力差、合作能力差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方案设计行业存活多日的。而上述这么多能力集于一身的设计师,怎么可能是多数人呢?! 方案设计实际上分为很多种:概念方案、策划方案、设计方案、施工图方案等等。但是我们的学校和社会都没有对方案设计行业给予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及待遇。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并不了解一点:只有极少数投标是有标底的,即成本费。大多数投标根本没有成本费用,甚至您必须买标,买标的费用在5000-20000元不等,而且不退。只有中标单位才能得到成本补偿。 多数没有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更不了解一点:由于大型投标的成本高昂(10-200万元),同时招标单位大多重视投标单位的所谓综合资质(一般都只要甲级或者特甲级资质),而且大多不允许个人名义参加,直接导致绝大多数中国设计师根本就难以参加大型投标,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什么所谓的“通往大师之路”! 恰好,国家并没有规定只有方案设计师才是设计师,施工图设计师也叫设计师,甚至制图、描图也叫设计师!尤其是注册建筑师并不考察设计师的方案能力,于是多数人自然转向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却很有“名分”的施工图设计啦。 2、施工图设计是建筑设计中极其重要的工作! 没有准确严谨的施工图设计,所有的方案设计都是空中楼阁!这是谁都明白的,这也是建筑设计从业人员中需要大量的施工图设计人员的原因,这也是国家的注册建筑师并不专门考察方案设计能力的主要原因。楼不好看不要紧的,但是楼塌了楼不好用了就出事啦!方案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范畴,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才能保持永久啊。 因此,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建筑学就是做方案,90%的人的任务是做施工图! 3、建筑设计是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是给自己树碑立传。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自己家做装修,找了一个设计师,这位设计师跟您说,您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设计实施,否则我就不干。您会非常高兴地答应吗?到底是谁想实现理想啊?!当然如果这位设计师十分著名您可能会答应,多数情况下您自然会认为这个设计师不可理喻的!如果您家打算用10万元做装修,结果这位设计师做的设计需要造价50万元,其中包含设计费10万元,您会接受他的设计吗?如果这位设计师因此而揶揄您“俗”、“修养低”,您会做何反应呢?! 举一个例子:如果您去饭店,厨师给您做了麻辣的川菜,而您本身是根本不能吃辣的。如果这时厨师跟您说:因为我喜欢麻辣的啊!结果会怎样?您当然会愤怒地拂袖而去甚至找老板论理的啊! 举一个例子:您是一位事业上身经百战最终建立起来了一个集团企业的企业家,现在找一位设计师给您的企业设计办公楼,结果这位设计师跟您说:这个设计必须完全按照我的意图来设计,因为您和您的董事会成员不懂设计——到底是谁要盖楼啊?!难道您会放心把几千万甚至几个亿造价的办公楼或者小区交给一位刚愎自用的设计师吗?! 很多学生和想学建筑学的其他专业人士都有这种不可理喻的误解:以为建筑设计是能够实现设计师本人理想的理想职业。最常见的话就是:能够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那多好啊!怎么可能?!您用人家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实现您自己喜欢的方案?!一旦建成后楼卖不出去或者不好用、不好看、不受认可,您倒是拍拍屁股做下一个设计去了,业主怎么办?!怎么可能不让业主有决定权啊?!别忘了楼卖不出去跳楼的是业主,担风险的也是业主,而您却不想让人家有方案的决定权!所以认为可以设计并建成自己喜欢的建筑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啊! 尚未成名时的设计师与同时期的画家完全不同。画家是为自己而画,画的时候想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设计师是为业主做设计,做的是满足业主的综合需要。只有等您成名了,您才可能有着一定的创作自由,因为这时找您的业主和找张大千作画一样的道理,您怎么做他都认啦! 那么成名的设计师有多少呢?恐怕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的人数还没有全世界的国家首脑人物加在一起的人数多!这可是比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要艰难的事情啊! 考大学很单纯,您努力学习即可,而成为设计大师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甚至需要环境、命运、机缘的眷顾才行! 所以,建筑学在99%的情况下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与其它行业相比,虽然是行行出状元,但这个行业相对比起来更加艰难而不是相对容易!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听不进去老师苦练基本功的劝告的建筑学学生是“小马拉车嫌路窄,幼鹰展翅恨天低”、“心比天高,命必纸薄”! 所以,我们总爱说那些一嘴皮的理论、一脑门的大师的建筑学的学生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所以,我们对那些没有真正参与多年设计实践的所谓理论人士的自以为是只能无可奈何地回避: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什么理论?! 所以,我们对那些羡慕建筑学专业的其它专业人士只能苦笑:明明您们的专业又实际又赚钱,何苦来趟这趟混水呢?! 4、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两个职业。 很多成名的设计人士是由于在某次或者若干次设计竞赛中获奖而成名的,由此使得多数人产生了崇拜情绪,甚至认为这些人比起设计院的设计师要高明许多。 实际上,设计竞赛和设计投标是彻底不同的两种职业,基本上没有任何可比性!原因很简单:前者分若干奖项,即使您得了佳作奖也一样光彩;后者只有胜或者败,即使您是第二名也一样是落选并不自觉地被歧视! 只有邀请投标或者招标时文件注明前几名可以获得成本补偿才可能不至于彻底亏本。经常是几十家设计公司投一个标,最终只能有一家获胜,其它各家只能节哀顺便、各安天命、血本无归! 因此,如果您是因为崇拜某位或者若干位在设计竞赛中获奖的成名人士而对建筑学产生好感,那么我只好奉劝您分清理想化竞赛与实际的投标的巨大差别和职业上的本质不同! 5、只有明确了实际目标,才能学好建筑学。 对建筑学学生:只要您别把成为设计大师这么吓人而富有压力的目标作为理想,那么您的目标就会实际的多啦!大师是大量积累和机缘形成的,而且名额太少,呵呵!建筑师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需要大量的负责任的默默无名的设计师,无论是做方案的还是做施工图的! 对想跨专业的人士:如果您没有学习设计的基础(比如绘画、书法、摄影等等),如果您对设计行业只是和老百姓一样外行地理解,如果您不是天生极其喜欢激烈而残酷的竞争的刺激,如果您只是想做建筑施工图设计师,那么就请您不要浪费时间重新学习建筑学专业。 建筑学和其它行业一样,都需要大量刻苦的训练和大量的失败积累,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积累才可能形成理论,甚至必须经历残酷的竞争并坚持不倒下才可能出现少数成功者!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与建筑设计现状论文 1建筑学概述 建筑学属于建筑总工程设计施工类,相对与工程施工来讲建筑学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招标、建筑表现学、建筑设计、总工程图设计以及城市园林及建筑相关周边规划设计。建筑学是结合美术、艺术理论、工程、建筑、力学、历史人文、地理地质等多方面元素的学科,因此在学习建筑学的过程中本身也是对建筑历史和建筑环境的深入了解和剖析,建筑学起源于15世纪中叶,属于西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近些年引入我国也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环境发展达到了建筑学发展的最基础要求,并且社会以市场对于建筑的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最初始的住宿问题了,现代建筑需要考虑城市底蕴、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使用功能以及美观等多方面因素,建筑学也就因此在我国开始逐渐的发展。建筑学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于建筑设计方向,也就是建筑师和建筑城市规划师一类,还有建筑历史一方面属于中外建筑师的了解、剖析和介绍认知工作,建筑学在我国属于专业发展势头极好的专业学科,因此在我国前景也是十分优越。 2建筑学的发展历程 建筑学的发展历史起源与欧洲,其本身与文艺复兴时代有着极深远的关系,因为在欧洲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师傅属于极为特殊的,因此在欧洲早期建筑师于中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低位的。欧洲的建筑材料不同与我国古代,在欧洲建筑的起源是石材的垒砌、雕琢,而在中国是以土木为主体建筑施工材料的,因此在欧洲早期建筑学发展的历史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科性专业,涉及到艺术、美术、力学、材料学等方面,相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而言欧洲早期的建筑师更贴近于现代建筑师的要求,了解材料特点、结构力学设置合理、并且对于石材建筑的设置美观独特,不同于中国每一座建筑的具体分工极其明确,每一部分工匠有专门施工的方向导致我中国工匠的知识覆盖量往往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在欧洲建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古代也形成了独特的土木工程师学科,并且书简编撰整理也是早有记录,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学问更多更难也更为复杂,发展到几时几日建筑学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多个学科的大型专业。 3建筑设计的内容 建筑学的设计从单一的房间空间设置到这座大楼的采光通风再到一个小区的规划整理最终到达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规划都属于建筑学的内容范畴,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学类似最基本的就是图纸的绘制工作,但是绘制图纸之前要结合多方面资料了解地区土质、城市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来确定建筑设计的风格和技术的敲定,并且结合城市未来规划的方案对于以做建筑或者多栋建筑进行统一的风格设置和规划整理,并且与各部分进行结构承重的协商,最终敲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总体施工图,其中包括了细部、剖面图、立面图、平面图、透视图等,到建筑施工开始到竣工结束之前还要进行效果图、建筑模型等方面的制作。 4建筑设计的现状 4.1解构主义及反构成主义建筑流派。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代表理论。在哲学、语言学和文艺批评领域译作消解哲学、解体批评、分解论、解构和解构主义等。作为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有明确含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其予以否定。不时有一些外国民用或工业建筑喜欢它的工程结构形式,这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在巴黎蓬皮杜于1977年建成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后,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样的炼油厂一样的公共建筑仍是一个在巴黎的旅游热点。这些著名的高技术派建筑,是以充分坦露结构为共同特征,显示机械和电气设备品种的原有形状。 4.2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是20世纪诸多建筑流派中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建筑流派。众流派并存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中,每个的重点并不一致,每个都有独到之处。适应工业时代,强调建筑随时展变化;强调建筑师应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与经济问题;倡导新材料、新结构并促进革新;立场坚定地走出了历史建筑风格的约束。他们系属功能主义,理性占主导。现代主义建筑首发于在实用性建筑,如厂房,中小学校舍,医院建筑,图书馆建筑和住宅建筑,开创了实用型的先河,到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纪念建筑物也可以实现,如巴西,联合国总部大楼和议会大厦。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在世界中占主导地位。 4.3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后现代建筑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喜新厌旧。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隔50年,较70~80年代与20~30年代西方的巨大变化,可见一斑。文丘里的建筑角度反映了这一变化,许多人说他道出了真相,把事情讲清楚了,从而促进20世纪后期的另一个建筑思想的重大转变。 4.4新古典主义建筑流派。古典建筑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新古典建筑领域层出不穷,人们甚至创造出新新古典主义之类的名称以示对新古典主义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在世界上,新古典建筑长盛不衰。新古典主义建筑最常见的一种功能结构就是保持古典建筑形式和风格特征。50年前的也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德国30年代和30年代到50年代初的前苏联也很受欢迎。 4.5新理性主义建筑流派。新理性主义(Neo-Rationalism)酝酿、发源于60年代的意大利,主要成员包括C.艾莫尼诺、G格拉西、A罗西和卢森堡的R克里尔、L克里尔等人,其中尤以罗西和克里尔兄弟为代表。它与诞生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构成了当今世界建筑思潮的两大倾向。基本上,新理性主义继承了20年在意大利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建筑往往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状,但却是建在深刻的历史内涵的基础之上。因此,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是抽象的形式和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与现代主义有很大的区别的东西。对新理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是阿尔多罗西。建筑学所表现的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对民生质量的提升,并且使城市建筑脱离最基本的发展层面,离开高楼大厦的钢铁森林的束缚,进行个性化人性化的设置,并且结合建筑学本身的专业性提升城市国家建筑建设水准与国际上一流的建筑风格早日接轨,并且结合东西方文化总结出一套针对于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表现,把中国的建筑设计风格早日打造成国际一流的水准是建筑学人们的梦想。 本文作者:刘岩民工作单位: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专业建筑结构论文 一、体系与内容 面向建筑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建筑结构课程体系总体构思为:以定量分析为辅助手段,定性综合认识为根本目的,从建立简单杆件力学性能的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材料性质,认识结构体系的力学特性以及构筑结构传力途径的基本规则,最终建立对结构固有力学逻辑所赋予的结构空间特性的认识,了解结构与建筑空间创作结合的途径。传统建筑力学教学所强调的量化分析与计算技能在此仅仅是掌握结构力学性能的手段和依据而非目的,是进入结构性能及其空间特性这一庙堂的台阶。课程体系框架如图2。上述体系中的课程相互衔接、循序渐进、各有侧重、相互衔接、要求各异,分三个层次予以实现。第一层次———建筑力学。它是整个教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该部分课程本着结构的基本性能是传递荷载的思想,遵循结构整体—构件—构件截面—结构整体的教学思路,在不同尺度上认识结构的传力方式与特性。以概念为主、计算为辅,结构为主、材料为辅,力学性能为主、使用功能和形态特性为辅,以杆件为主要对象,将传统教学体系中相互隔离的三大力学知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完全融合、有机统一。该部分教学体现了量化,概念是为了使结构的力学特性明晰,计算是为了对结构性能的把握具体的目标。定量计算技能的难易程度以注册建筑师的结构计算要求为基准。此外,还注重密切结合典型建筑材料的性能,阐述各类杆的形态与功能特性及其相互转化关系。第二层次———结构选型。正如线的移动和转动可以构成任意形式的面、面的组合可以形成空间形体一样,结构选型以直杆的力学特性为基础,提供了结构体系演变的认知线索,即通过直杆的组合、密排、重叠和弯折等定性认识框架、网架、板、墙以及拱、壳体、索、膜及其他空间结构的力学性能,把握结构演化的规律与线索,认识构筑结构传力路径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了解典型结构体系如墙板结构体系、框架结构体系、框剪结构体系、筒体等的力学特性,了解基于极限状态的结构设计思想与结构生命全周期的设计理念,强调从经典的建筑案例中认识典型结构形式,初步认识结构固有形态与建筑空间要求的关系。第三层次———建筑中的结构艺术。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该课程更深入地挖掘和揭示结构由其固有力学特性与逻辑所决定的形态美。艺术的本质是创造,结构设计的本质也是创造。通过对现代建筑作品中建筑空间形态与其结构形态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了解从空间形态和传力方式出发构筑合理而优美的结构的途径,认识框架、平板和“方盒子”并非结构存在的主要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体会结构在满足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力学效率的基础上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具有再现建筑空间形态乃至创造新的空间形态的可能。 二、实践与收获 针对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和要求特点,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建筑力学与结构选型为必修课,为此笔者编写了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选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教材编写及其教学实践不再停留于结构的内力图绘制和强度、刚度的计算校核上,而力求达到力学分析服务于对结构特性的认知,挖掘结构的组合和演变规律,以结构源于工程,服务于工程为宗旨。建筑力学课程着重于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与杆件结构的基本力学特性,以定性认识为目的,定量计算为手段。强调结构源于工程而服务于工程,遵循感性—理性—高层次的感性认知规律,每一种结构形式的引入都从实际工程入手,并尽量以工程意义明确、形象易懂的方式介绍力学基本概念,避免生硬的数学力学概念和繁琐的演算。自始至终贯穿力的传递这一认知线索,使力这一抽象概念形象化、动态化,使不同结构的传力特性直观明确。如图3所示,从荷载在结构整体(典型如梁柱结构体系)的传递路径入手,建立对力的传递的感性认识,再由定量分析揭示杆件截面内力与应力分布特性(如梁的内力和截面应力分布),逐步深入地认识结构的传力本质,最终通过力流的概念把握不同结构的力学特性。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定量分析可将模糊的感性认识导向理性,是不可或缺的台阶和拐杖。但若缺乏对量化分析结果的总结、对比和反馈,又将使分析陷入盲目并流于数字游戏。图4比较了桁架、索和拱的传力机制,形象地展示了桁架、拱和索的各自特点,使学生克服了对结构与力学的恐惧心理,使力变得可以触摸,力的传递变得有迹可循,使后续课程中结构的演化有规律可依。 此外,还将材料特性、结构几何特性、支撑方式与结点联结方式等也融入结构传力机制中,综合全面认识结构的传力特性。在建筑力学课程把握杆件结构力学性能与形态功能特性的基础上,结构选型课程从结构体系的几何特点、构成方式、力学特性及其空间特性等多方面定性认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将建筑力学部分通过量化分析得到的简单构件的力学概念在典型规则的结构体系中得到定性应用与拓展,使学生了解构筑结构体系的合理传力路径的规则与方法。该部分采用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遵循从结构体系的整体传力基本要求、规则结构的水平和竖向分体系的几何特点、构成方式、传力特性乃至基本构件的力学性能在分体系中的应用这一由整体而局部的认知途径,使学生对结构体系的力学及空间形态特性的认识有迹可循,并得以了解典型结构体系的组成规则、特点和传力特性。本阶段教学强调结构的演变性,即以直杆的力学特性为出发点,定性阐述各类基本结构(墙、板、拱、索以及曲面和空间网架结构等)与直杆的关联,从而建立定性把握复杂结构力学特性的认知途径。如图5所示,从柱的密排认识墙体的性质、梁的重叠认识板的性质、墙体—柱—筒体的相互转化认识高层建筑结构的竖向和水平传力机制,并初步认识曲面和空间网格结构等的演变规律和特性。从高层建筑结构、大跨空间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与新材料的应用等角度分别选取现当代经典建筑案例,探讨结构体系的构筑与应用、结构空间形态与建筑空间形态之间的关系。结构选型综合学生课堂讨论参与情况、PPT讲述与综合作业情况进行考核,综合作业包括课程开始时浅述结构形式的演变与建筑材料应用的结合、课程结束后任选具体建筑案例分析其结构形式、材料运用与建筑功能的结合,课程进行中分组针对建筑案例进行PPT演讲。学生所表现出的活跃思路、生动多样的PPT讲述手法、对结构的浓厚兴趣以及被激发出的结构直觉令人惊喜(图6)。 建筑中的结构艺术作为该教学体系的最后环节,为任选课,共32学时,采用针对主题的分组课后准备、课堂研讨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建筑结构曾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来会怎样,建筑结构所固有的空间形态美之所在。考核成绩以课堂参与、讲述情况以及书面讨论作业等进行综合评价。该课程教学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结构的传力特性和构件的空间形态,讨论主题包括优美的结构、杆件的变形、组合与运动、结构体系的均衡与延性、平衡或反平衡等,学生分组选取案例展开分析与讨论,在结构的合理性、整体均衡性以及平衡稳定性的认识基础之上,总结表现结构固有逻辑所决定的形态美的方法,并认识某些当代建筑结构在形式上虽然反常规、反稳定与反平衡,而在构筑传力路径时仍严格遵循结构固有逻辑的特性。第二阶段的主题相对宏观、综合,侧重于结构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关系,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技术等对结构发展的影响,并针对目前颇受热议和关注的仿生、绿色、可持续等观点和建筑案例探究建筑结构仿生的意义和目的,引导学生挖掘结构整体与局部、规则与不规则的关系。该课程同时探索了一种全新的探讨式开放式的过程教学方法,教师不再以讲台的占有者和宣讲者的姿态出现,而是扮演了引导者、参与者、旁观者和听众的角色,学生对于各种主题的积极参与、活跃开放的思维达成了教学的互相激发,教与学的双方真正实现了自我发现与互相发现。以上构建的新的建筑结构教学体系以结构固有的特性及其本质为出发点、以量化分析为手段、以对结构体系的力学性能、结构演化的规律性与创造的可能性的认识为目的,避免了流于对现代建筑结构形式感的肤浅的讨好。已历5届的教学实践表明,新的建筑结构课程体系保障了内容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弥补了传统建筑力学中三大力学划分造成的内容和教学安排的隔离、间断与冗长。所编教材,力求使力学理论与结构认知密切衔接。学生克服了对结构力学知识及分析技巧的畏惧和抵触,认识到力之于结构的形象特性———力流,把握了基本构件和典型杆件体系的力学性能。对结构传力特性的认识不再停留于结构的表面形式,而深入其力学本质。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学生认识到建筑形式的自由源于内在结构骨架和材料的突破,而后者以技术和理论的发展为支撑,对结构形态及其功能的认识促进了学生在后续专业课程中建筑造型设计上的创新(图8)。正如学生的体会:“每一种结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品质,它同时会深深影响着建筑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空间,甚至会给予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或许也是结构最吸引人的地方。”(建筑学本科生———于思)。“建筑师提升自己的结构素养,寻求和结构师的更紧密合作,看来是未来更震撼人心的建构美学作品的必然前提。” 三、体会与冀望 当代建筑结构的突破和创新令人赞叹,而我们在传统教学中困守固有规则的结构形式和教学模式又让人不免遗憾。面向建筑学专业的建筑结构课程体系的改革、探索与实践,对多年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结构工程专业的教师而言,是一次梳理过程,是对一味追求计算精度的偏颇的调整,是从精确计算向“不算之算”的教学突围,是对结构分析和设计的本质含义的反思,也是对力学定义、符号与公式的工程意义的挖掘。通过建筑结构系列课程的改革探索和教学实践,已使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意识到,繁琐的计算不是结构设计的代名词,“方盒子”不是牢不可破的结构形态。结构究其根本不应成为建筑的束缚,良好的结构素养可以让建筑师体会到更深层次的空间逻辑,并予其更大的创作自由。希望这一探索也能推动结构工程教学的发展,激发结构工程专业学生的创新潜力。从教育起步,实现建筑师与工程师两手的紧密交握,希望未来震撼人心的建构美学作品出自我们自己的设计师之手。 作者:陈朝晖龙灏廖旻懋文国治王达诠单位: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课程设计论文 一、“平台协作”课程设计,可以明确专业定位、培养创新人才 建筑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面比较统一,一般都是从事建筑设计等工作,这类学习培养学生的目标也比较统一,就是使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都可以在工作中得到运用。现在的社会,需要高素质全能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而建立校企合作,改革“平台协作”课程设计,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专业定位,只有掌握了专业方向,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增加主动性与自觉性。而学校也需要根据相关的要求与企业的需求,制度有效的教学方案,培养创新型人才。建筑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建筑的风格也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学生需要掌握建筑的原理,不能对专业的理论知识进行死记硬背,需要将这些知识应用在实践当中,而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这样才符合社会的发展的需要,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 二、“平台协作”课程设计,需要建立“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建立“双师型”结构的教学团队,可以强化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在“平台协作”的课程设计下,很多学校聘请的老师,不但具有理论知识,可以讲述专业课程,而且也是企业的员工,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也是落实校企合作的重要措施。“双师”结构的教师团队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因为建筑性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很多师范学校建筑专业刚刚毕业的学生缺乏相关的技术经验,理论性知识比较强,这不利于实践性教学,而且建筑专业的很多知识,变化性比较强,而且具有多样性。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如果没有相关的操作经验,很多做到灵活掌握、灵活应用。很多学校面临师资力量不强或者教师短缺的情况,所以在聘请教师时,可以利用“平台协作”的教学方式,在相关专业的企业中,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人员兼任教学老师,这样既强化了师资力量,也提升其学生的专业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建筑实践中的难点,避免出现理论性错误。 三、“平台协作”课程设计,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是专业建设的突破口,也是专业建设的物质基础。我们建立了校内测量、识图模型和工程预算实训室,拥有建筑施工技术实训场和校内测量实训场,虽投入巨资,但校内容量总是有限,为此我们拓展校企合作的力度,根据不同的实训、实习要求,同时结合实训基地建设,通过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和安排教师到基地锻炼,建立起实训教师队伍。校外实习基地的建立不仅为校企合作创造了真实的现场环境,实现了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而且体现了它的多功能性、开放性。为保证实验、实训、实习质量和效果,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管理制度等完整的教学文件,以便学生学习和掌握,教师进行指导和考核;同时设置综合性实训课,起到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建筑学为先导的“平台协作”课程设计改革,具有教学改革的先进性与创新性,可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可以使学校更好的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建立校企合作的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平台,使其更好的掌握专业知识,而且可以使建筑类学生更早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并且明确未来的就业方向,了解企业的岗位需求,这样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学生明确了学习方向,努力成为企业需求的技能型专业人才。“平台协作”还可以强化师资力量,使学校建立“双师”教学团队,帮助学生解决实践中的困难与问题。 作者:方鸣 腾礼栎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建筑学专业建筑技术论文 一、建筑学专业建筑技术类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我国建筑学专业的教育模式一直突出类型设计实践,采用由循序渐进、从简到繁的实践教学方法。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对建筑设计方法有大致掌握,但是从专业素质以及应用能力来看,课程设置上存在突出问题。设置课程的教学对象从横向和纵向都应当进行覆盖,如“建筑法规”面向建筑学专业本科生,“智能化建筑导论”面向建筑系硕士生,“现代建筑技术科学导引”面向建筑系博士生,“结构概念与体系”面向建筑学专业与结构工程专业本科生,“景观生态学”面向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等。 (一)重视设计,忽略技术 目前许多高校的建筑学专业课程设置中,仍然将设计课程与技术课程割裂开来,使得技术类课程相对建筑学专业成为独立的学科。技术类课程缺少与设计教学的互动,在总体教学组织上缺少统筹规划。设计课程专业学习仅仅对建筑的美学、空间利用、形式结构、色彩等方面进行考虑,却忽略了建筑技术,导致课程枯燥。一般来说,注重学生创意能力的培养,根据不同的设计原理,教师会布置相关设计题目。而同步开设的建筑技术类课程主要包括建筑结构与构造、建筑物理与设备等方面,其知识点繁多且复杂,技术性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发挥能动性小。在设计课程的对比下,建筑技术类课程更显得乏味。同时在课程安排上,教师也会侧重绘图技巧,导致学生精力大多用在绘制图表上,而对常用的建筑技术知识不求甚解,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课程体系涣散 从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矛盾体现在课程体系涣散、联系性不强。建筑技术与建筑设计相对独立,部分建筑技术课程过分强调自身课程体系的独立性,造成技术被作为单独学科讲授,导致设计课程出现功能认识与形式模仿的状况。学生无法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导致综合技能掌握更加薄弱。建筑技术类课程教学内容实用性不明显,采用循序渐进方式进行课程设计,所以低年级学生的设计题目及设计建筑技术问题比较简单,学生在设计构思时对建筑的美学、空间利用、形式结构兴趣浓厚,但对技术类的问题考虑甚少。另外由于接触的建筑技术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学生在设计中不会考虑建筑技术对设计的合理性影响,导致学生错误的认为建筑设计主要是解决好建筑功能问题、建筑形象问题,而不会考虑技术类问题。 二、建筑学专业建筑技术类课程教学改革 (一)加强技术类课程的设计比重,强调实践性教学模式 传统的建筑技术类课程,大多都是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学生对技术类课堂教学的反应多为枯燥、难以理解,并且技术类课程中涉及的公式繁多、知识复杂、量大,同时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缺乏,课堂气氛沉闷,使得教学与实际差距甚大,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工程实践中的技术设计是建筑专业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大学课程中却没有一门系统的、综合的技术设计课程,学生只能凭自己摸索获得不完整的知识。应改革建筑技术类课程的教学方式,压缩、精简理论部分教学内容,加强技术类课程的设计比重,如建筑构造课程由两个学期的构造1课程、建筑构造2课程,可调整为理论课程与建筑构造设计课程,前者以讲解为主,后者以设计为主。提高建筑技术课程的教学效果,可以将教材内容以专题课形式进行讲解实践。将课堂教学部分分为课堂理论部分与实践性教学两部分,在课堂上根据教学内容将两部分进行穿插讲解,实现重要理论技术与实践在课堂上同时进行,并非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课堂讲解后再进行实践。这种教学方式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提高教学质量。针对建筑技术类教学中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可从几方面入手:(1)现场教学,现场教学具有灵活性,技术课堂讲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利用课堂实践,带领学生到学校周边工地进行现场教学,增强学生的感官认识。另外教师也可根据课堂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对校园周围建筑进行实践调研,并对调研结果在课堂进行分析,创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同时增强建筑技术类教学的趣味性,让学生能够在学习中主动探索。(2)要求学生运用建筑技术知识,绘制技术设计分析图,查找自己的设计方案是否存在不合理性。这一教学方法的实施,首先要教师先了解学生有做过哪些类型设计,选取学生做过的设计作品,然后根据技术教学进程,让学生从建筑技术角度分析自己的方案是否设计合理,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对建筑技术课程兴趣增强,大大的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主动性。(3)运用典型案例教学。典型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直接了解到在方案设计中所忽略了的建筑技术问题。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习阶段所接触的设计题目,涉及的建筑技术问题一般比较简单,教师可以找一些建筑技术比较复杂的实际工程案例,在课堂上进行剖析,让学生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建筑技术设计的重要性,并能在今后的方案设计中充分考虑建筑技术问题。 (二)将建筑技术与建筑设计课程进行优化整合 课程优化的总体原则应着重把握: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课程是优秀,建筑技术类课程配合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类课程和建筑设计课程加强整合,深化建筑技术支撑建设。技术类课程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技术类课程所传授知识和技能可以在设计课程中检验运用。在课程整合中应注意下列几点:(1)注意技术和设计课程的学科特点不同。建筑设计是建筑学的优秀,是一门培养创造性思维、形象思维,合并艺术修养的主干课程,采用师生研讨方式进行教学。而建筑技术是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互动,是多种技能的综合运用,其内容涵盖较广,因此整合设计与技术课程应注意相应的学科特点。同时,建筑设计与建筑技术课程整合还应当考虑教师的操作以及学生的参与程度。(2)理论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相结合。进行技术课程整合的目的是要求学生不仅仅把学习重点放在学会的知识上,还要把重点转移到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习、能力的培养上,让学生能够运用自如,用学到的建筑技术领域知识去很好的解决设计问题。这一过程是有计划、科学严谨的实践过程,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培养目标的定位与课程设置计划上调整关系,在教学内容上涵盖建筑学专业理论、专业知识、设计训练、实践环节四个方面,并进一步明确建筑设计为优秀的课程体系。强调课程体系的支撑建设,通过调整时段上课的方式,加强建筑设计与技术类课程相互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并协调设计和技术课程的关系。 作者:周忠长 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宇源建筑学复杂性探讨论文 摘要:宇源建筑学是查尔斯•詹克斯在研究西方当代建筑中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这个理论中,詹克斯试图借助当代科学的最新概念解释西方当代建筑发展中所出现的复杂现象。相对于其前期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宇源建筑学更加重视现代科学作为建筑创作源泉的合法性,并部分承认了高技派、解构派建筑的价值。查尔斯•詹克斯,一个总是与建筑界的是是非非联在一起的名字。 他曾经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不遗余力的鼓吹者,现在则正致力于建立一门“新”建筑学:宇源建筑学。一宇源建筑的概念关于宇源建筑,詹克斯写道:“如果说建筑必须源于自然和文化,它还应该拥有一个更大的源泉,即作为整体的宇宙。”并且,“在传统文化中,建筑总是具有某种宇宙的向度”。詹克斯所谓传统建筑的宇宙向度大概是指普遍见于东西方传统建筑文化中对宇宙的象征性指涉。他认为当代建筑也应当具有这方面的内涵,建筑的诉求对象应该转向宇宙发生论,其价值优秀是进化与跃迁。詹克斯不是高技派,所以即便在这个大量借用现代科学概念的新理论中,他也不喜欢给予技术特殊地位。宇源建筑概念的提出表明,詹克斯开始关注现代科学发展对建筑学科的巨大影响,但并不等于他将放弃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他最关心的仍然是形式和形式的象征性意义,这一点决定了他在著作中选择实例的标准:所有被用来说明宇源建筑的作品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形式。詹克斯这样概括这些作品的特征:“通过波动的、流动的或结晶体的形式以及计算的模糊性表现了发生过程,其参照对象非常广泛。更符合宇宙发生论特征的建筑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创造真正能够运动的局部,使居住者或参观者与建筑建立共生关系,积极反映宇宙发生的过程。” 显然,詹克斯寻求的只是一个建筑尺度的宇宙模型,这种模型与塑料制作的Sl5链式模型并无不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宇宙,而只是针对外行的简易图像或简化图式。现代建筑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对居于建筑之上的特权范畴的颠覆,只有“人”被赋予建筑本源的特殊性,其结果是形式的简单化和建筑价值判断的历史性转向。詹克斯的做法刚好相反,他要求建筑重新对所有这一切表示敬意,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阶段,这些范畴包括流行文化、历史样式、装饰和象征,现在则加进了生态、水滴、地形乃至宇宙———一切看上去很复杂和事实上很复杂的东西。二复杂、复杂,还是复杂密斯的“少就是多”同柯布西耶的“房屋就是住人的机器”一样是引发争论最多的现代建筑经典“教义”。最著名的抗辩是文丘里的“少就是烦”(m2((83(89"-2R)。詹克斯则将双重代码和复杂性置于建筑价值的优秀,其早期的后现代建筑语言虽然表述复杂,但说白了,其实也只是要求建筑具备复杂的形式和容易理解的意义。在查尔斯•詹克斯的早期研究中,双重代码概念始终占据着优秀位置,从]\世纪a\年代以后,复杂性概念转而被突出强调。 但不难看出,詹克斯最为关注的始终是建筑的形式,他所强调的意义与诺伯格•舒尔茨所强调的意义不同,更加注重从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建筑。詹克斯曾经非常激烈地模仿尼采的口吻宣布:现代建筑已死。但这个预言却落空了,现代建筑虽历经艰难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牢牢占据着建筑创作受关注的极少主义等最新形态。反倒是詹克斯亲手“接生”的后现代主义在不过!"余年的大红大紫之后,骤然没落,而今已无法在建筑界主流话语中觅其踪迹。当然,詹克斯不可能甘心为后现代主义陪葬,为此,他就必须接受现实,接受科学技术影响建筑发展的合法性。科学技术作为建筑创作的基本推动力是现代建筑运动的优秀观念之一,但詹克斯显然不愿意承认现代建筑对这些观念的占有。他认为,现代主义的建筑学是关于过程的。它关心的是建筑的形状———功能、技术、构造、光、空间以及使用建筑的手段,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年出版的 ’(*(+,-.(/01中,詹克斯将现代主义的气质归结为“创造2破坏”的精神分裂症,称它是现代城市和建筑异化的罪魁祸首345。所以,当他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影响的合法性时,他宁可选择能与更复杂、但更容易看懂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概念。现代复杂科学似乎符合这一要求,因为它们很复杂,而用于描述复杂科学理论的图像却神奇而漂亮,很容易吸引公众的目光。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应该是促使詹克斯理论转向的重要因素。以前,他大概从未想过复杂科学理论的简化版本能如此吸引公众。复杂科学所描述的世界观使詹克斯欢欣鼓舞,他认为:“我们获得了第一个后基督教的新型综合世界观,一个能使科学家、理论家、建筑师、艺术家以及普通民众联合起来的结合点。它是由所谓‘复杂性科学’阐明的新世界观。这种科学包括复杂理论、混沌科学、自组织系统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 高谈混沌学、非线性、大爆炸、分维几何已经成为当今的时尚,好莱坞电影中动辄开讲黑洞蒸发、奇异吸引子、蝴蝶效应、*维空间。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科学家与公众、既复杂又有吸引力的结合点。但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复杂性,艺术家、建筑师、民众通过媒体或科普读物所了解到的充其量只是这些理论扭曲了的流行影像。面对芒德勃罗集合的计算机模拟图,我们只是为这复杂、漂亮、神秘的图形所吸引,谁真正理解分维几何学的原理,或什么是芒德勃罗集合?作为宇源建筑学的倡导者,詹克斯本人又何尝能够真正理解复杂性科学呢?复杂性科学理论被詹克斯看做解释当代建筑现象的最佳依据,由此他也改变了对许多建筑现象的评价。詹克斯曾是解构主义的坚定反对派,因为他从解构主义中看不到任何可以理解的意义。正如埃森曼所表达的:建筑只是其自身,不必在建筑之外寻求其意义的解释。所以,在01中,他对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新现代主义冷嘲热讽:“新现代主义充斥着熟练的游戏和玩笑,有时候其创造者自己都被蒙蔽了。……每当想到现代主义两百年的舞蹈演变为足尖旋转的表演,你不由得要发笑。”345但在后来的《跃迁宇宙的建筑》中,解构主义却被当成体现新世界观的最佳建筑形式,因为詹克斯从解构派的作品中发现了复杂性、非线性和自组织系统。“突然跃迁在自然界的所有尺度上存在,并且与自组织过程相联。” 同时,“由于积极的反馈,自组织系统对最小的信号也非常敏感”。那么,符合这种原理的建筑必然是极为复杂的、多重的和矛盾的。解构主义恰好具备这些特点。因为同样的理由,詹克斯也曾为一部分高技派的作品平反,但不包括福斯特的建筑,大概是嫌它们的立面太简单了吧。当然,詹克斯所谓的复杂不是无限制的,他仍然强调整体。所谓的复杂性是有组织的复杂性。后来他又用“组织深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自然和文化总是向更高的组织水平跃进,其基础是差异,是差异保证系统远离平衡态,避免完全的混沌。组织动力和丰富性的最主要来源是“想像力”,“想像力对‘灵魂及其能力全体’的控制成就了具有丰富的多重意义的新艺术作品”“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可以融合无关的事物,为分散的材料建立整体。”3!5简而言之,建筑创作就是“一种追求艰难整体的努力”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理论的重心在“意义”上,他的新理论则更加倾向“复杂”。三宇源建筑学的语言詹克斯从现代复杂性科学中借用了大量概念,用来限定宇源建筑学的语言,其中的优秀概念是:突变、自组织和自相似性。自相似性是指分形系统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结构的相似性。但“自相似性是一种变形的模拟,而非严格的复制”./0。所以,自相似性不是单调或雷同,其结果是整体结构下的丰富形态。芒德勃罗图中的无穷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詹克斯认为当代的“有机建筑”表现了自相似性,它通过模拟自然事物将对象的自相似性结构转变为建筑形态的自相似性。显然,詹克斯重视的是建筑造型,也正因为如此,他有些牵强地将一些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的实验作品拉进宇源建筑学,其共同特征是具有相当复杂的外观或仿生形式。奇异吸引子是有组织混沌的动力来源,是混沌系统获得秩序的基础。詹克斯当然不会放弃在建筑中为其寻求对应物。从他对戈夫设计的拜文格住宅的平面中的螺旋坡道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他是如何理解这种转换的。拜文格住宅的平面中不可能有什么奇异吸引子,只要将其理解为渐开线就可以理解这个平面的组织关系,只是与混沌学家用于描述奇异吸引子的图形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种图形或表象上的相似性正是詹克斯确定建筑语言的基本法则。对于与非线性和突变概念对应的建筑语言,詹克斯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波状的平滑增长”结合“折形的突变”,建筑中各种波形曲线和突然的皱褶成了非线性和突变在建筑中最有力的表现形式。他用这种方法来阐释埃森曼、哈迪德、甚至中国传统冰裂纹装饰。也用自己的设计来解释这种对应的原理。这些设计挺有趣,很容易理解,但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与玄奥的非线性和突变扯到一起。那么,这些复杂观念的表现形式如何才不至于导致混乱呢?詹克斯给出的答案是:组织深度,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建筑设计不能消灭差异。 也就是说,不能像现代主义那样建立一个简单的整体,其整体必须在保留差异的基础上实现。“高度复杂而富有联系的结构才有组织深度。”“复杂的整体表现出像一个历史久远的村落那样的丰富性,各种品质和房屋类型共存,没有任何明显的压制。”.在它们结成整体的过程中,时间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因为时间能消除矛盾,将本来不协调的东西拢到一起。也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引进时间要素就成了达到组织深度的关键问题。后现代主义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多元化的语言、乡土主义和文脉来表现时间的连续性。另一种方法是“将现有城市结构与格局视为底,在上面填加并布置新的层次”.,形成图底关系。这种方法其实是通过新与旧的对比来显示时间的延续,一个全新的建筑的出现会使人注意原有环境的古老,并凸显环境更生的现实。显然,第一种途径是詹克斯一贯观点的延续。真正给人新意的是他对第二种途径的承认,正是根据第二条途径,詹克斯接受了解构建筑的合法性。詹克斯的转变还表现在他对边缘位置的关注,他相信四规则詹克斯为宇源建筑学制定了1条规则。建筑亲近自然和自然语言。从詹克斯的描述中可以发现,这条规则除了要求建筑与自然协调外,更多是要求建筑去模仿自然事物的形态。 (1)建筑应表现宇宙发生的基本规律———自组织、突变以及向更高或更低层次的跃迁。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种表现充其量是对这些规律的流行图像的模拟。 (2)建筑应具有组织深度、多元性、复杂性和混沌的边缘。复杂性和多元性一直是詹克斯所追求的,组织深度和混沌的边缘是新提法,也是复杂和多元的元素结成“艰难的整体”的基础。 (3)突出多样性,建立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系统,以使差异最大化。重视差异,以避免系统趋向衡态。在詹克斯看来,多样性、公众参与是建筑创造性的保障,它们可以使差异最大化。 (4)多样性可以经由拼贴、激进折中、重叠来实现。这一点与詹克斯对后现代建筑语言的规定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5)建筑应接纳时间及其作用过程,其中包括生态的需要和政治的多元化。 (6)建筑应对涉及的美学和观念性的代码进行双重编码。双重编码是詹克斯的标志性术语,就是要求建筑的意义既能被专家理解,也能被普通民众理解。 (7)建筑学应追随科学尤其是当代科学去探索宇宙的信码。詹克斯希望用这些规则来确定一个建筑学的新范式。 但由于詹克斯本人对复杂性科学理解的局限以及纯科学理论在建筑学中落位的困难,这种建构显得肤浅而空泛。当代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宏观的空间、时间尺度上,在建筑和城市的统一体中的确存在非线性、突变、混沌、自相似性的性质。譬如中国当代城市在不同尺度上出现的“院式结构”完全符合自相似系统的特征;库哈斯所谓的“普通城市”中毕业论文也包含着巨大的混沌;建筑历史的发展是非线性的;突变现象在时代转换时屡有发生;甚至一个大型城市中多种相差悬殊的风格、类型的建筑并存也可以理解为非线性、突变的表现。但是,这些都是在一个很大的时间、空间尺度上发生的,它们真的能够在一个单体建筑上全部展现出来吗?或者说,一个单体建筑有必要这么复杂吗?事实上,就连伯纳德•屈米这样典型的解构派建筑师也不倾向于仅仅从单体的角度去理解建筑的复杂性。他对复杂性的理解更多基于区域或城市尺度的分析"#$"%$。整体的复杂不必意味着局部的复杂,简单的局部同样可以构成复杂的整体。詹克斯对现代主义和简单性的否定带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他的判断也有悖于建筑发展的事实和科学追求的本质。一方面,如今比经典现代主义更追求简单性的极少主义正如日中天。如近两年的普里策奖,就连续颁发给赫尔佐格和德•默隆、默克特这样从不会把立面搞得太复杂的建筑师。超级秘书网 另一方面,无论现代复杂性科学描述的现象有多么复杂,其方法与其他科学理论却没有任何不同,同样追求以最简单的形式描述最复杂的现象。将詹克斯关于宇源建筑学规则和语言的描述结合起来看,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另外一种“样式中心主义”的阐释方法。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建筑的造型,与现代主义相比,这种所谓新范式难免显得肤浅,并且缺乏扩展能力。诺伯格’舒尔茨曾经指出:“功能主义首先关注的是意义,即为人提供存在立足点的问题。”"($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宇源建筑学的诉求远不像现代主义那样深刻。 另一方面,过于注重造型,即便以所谓的创造力来修饰,仍然容易陷入平庸的形式主义泥潭。詹克斯的新理论在探索现代科学观念向建筑创作领域转换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理论无疑存在很多缺陷,但现在就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因为这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也许詹克斯会不断地改造和发展这个理论,或许它在将来会更深刻,更切实?让我们拭目以待。 建筑学论文范文:房屋建筑学教学方法创新论文 [摘要]本文针对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地产经营管理三个不同的专业在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探讨,希望能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有所参考借鉴。 房屋建筑学是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地产经营管理等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内容主要讲授房屋建筑设计、建筑构造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其综合性、实践性较强,涉及建筑材料、建筑物理、建筑技术、建筑美学和建筑经济等领域,内容繁多,知识面广。本文针对建筑学、建筑工程、房地产经营管理三个不同的专业在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异同之处进行探讨,希望能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教学有所参考借鉴。 一、针对不同的培养目标,设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建筑学专业主要是培养建筑设计人才。由于专业特点,此专业学生学习建筑课程设计所花时间较多,多少影响了对其他科目的学习,而且不重视结构课程学习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都给房屋建筑学课程的教学带来困难。因此,对建筑学专业学生,要让其清楚地了解结构课程的重要性。例如讲述一些建筑大师如赖特、奈尔维等都是先学结构后改行做建筑的故事,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掌握有关建筑结构方面的知识,并运用到建筑设计中,才能设计出可实施的、优秀的建筑作品。因此,对建筑学专业学生要激发其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其在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学习之后,对结构比较熟悉,并能结合自己的建筑课程设计设计并绘制一些详细的节点构造详图。建筑工程专业主要是培养结构设计和建筑施工人才。此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有三个方面:一是了解房屋设计一般原理,具备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正确理解设计意图。二是掌握房屋构造的基本原理,了解房屋各组成部分的要求,弄清各不同构造的理论基础。三是能够根据房屋的使用要求和材料供应情况及施工技术条件,选择合理的构造方案,进行构造设计,绘制施工图以及熟练地识读施工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主要让学生对建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建筑观,以便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主要是培养对建筑工程或与建筑有关的组织、事务管理的人才。毕业生不仅要拥有管理的能力,同时必须懂建筑,能从事国内外工程项目管理、建筑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建筑工程建造工作,并初步具有建筑工程设计、科研和开发能力。这一点与建筑学、建筑工程专业学生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对此专业学生来说,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的学习是为了获得形成管理能力的专业知识,因而要求其掌握的知识面要广,内容要尽可能丰富全面。 二、建立合理的知识体系房屋建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课,应针对不同的专业按照不同的培养目标将繁多的课程内容分清主次。对于建筑学专业学生,由于教材内容是针对全国编写且大多侧重于北方建筑结构构造设计,因此对于教材有些内容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自学,要求学生写出要点和提纲,课堂上就重点和难点进行讲解。同时,结合岭南湿热多雨的气候以及多丘陵的地理环境等地域性特点,教师应增加相应的建筑构造内容的讲解,并组织学生进行构造设计,公开展示,共同讨论,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建筑设计意识,使其设计的建筑作品更能契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具有地方特色。对于建筑工程和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学生,教师除了讲解建筑构造方面的基本内容外,还要重点讲述有关建筑、建筑历史以及建筑的平、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剖面的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建筑文化教育。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播放世界优秀的、经典的建筑图片,提高学生的直观感知水平和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外建筑各个流派的建筑风格,进一步增强对建筑艺术的理解,充分理解建筑设计的意图,解读建筑。教师在建筑设计部分可以采用建筑实例分析的方法,把平面设计、剖面设计、体型及立面设计作为一个整体,先总体讲解方案的构思及在构思中如何协调这三部分的关系,然后再讲这几部分在设计时如何运用构图原理和美学原则,使整个建筑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能满足功能的要求,又获得理想的外部形象。教师要强调建筑艺术、功能要求、技术及经济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让学生注意从建筑、结构、施工各方面看问题,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建筑观,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配合建筑设计,处理好建筑、结构、施工、管理几方面的关系。为了跟上时代步伐,适应社会发展,教学内容也应及时更新和补充。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状况,如在构造部分加入节能工业化建筑体系和节能措施,新型材料的内外装修构造,新型防水材料的屋面作法,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概念等等,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开阔眼界。 三、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1.重视直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材中关于建筑设计、构造原理及节点详图等内容是通过文字叙述和平面示意图表述的,对于非建筑专业的学生,由于空间想象力差,往往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可从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入手,引导学生观察本校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等建筑物的体型组合、立面设计、构造作法等,帮助学生建立空间立体概念,以丰富和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在不能实现现场讲课的情况下,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建成图纸等将建筑构造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讲解建筑构造部分的内容时,可以根据建筑物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调整教材的部分秩序,并从理论上归纳总结。例如,教师在讲墙体构造时,利用校园内建筑物的外墙身为参照物,首先介绍基础以上檐口以下由哪些部分组成,其次根据热工、隔声、防火及层高要求决定墙厚及材料,根据地基土的性质、地震裂度等因素决定散水、防潮层、圈梁、檐口等类型、规格尺寸及构造作法。这种从实际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际的授课方法,能达到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精选各类典型工程实例来强化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提高学生对建筑的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同时,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的教学资源和信息资源,使教学内容不局限于教师的知识视野。师生针对教学内容从不同方向搜集知识信息,并在课堂上集体交流;图书馆、校园网、建筑工地等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成为课堂的有效延伸和补充。 比如在讲楼梯设计这一章,由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在大一时就已经进行了教学楼楼梯测绘,所以教师可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涉览多种楼梯设计,深入到大宾馆、教学楼、宿舍等场所细心观察,分组参观楼梯形式,或是先自行设计。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扫描仪扫描大量不同类型的楼梯图片,讲评建筑史上著名的楼梯设计,然后评述学生的设计图。像房屋建筑学这样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只有让师生通过不同知识信息的融合、互补和交流,才能提高建筑设计创新水平。 2.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建筑构造原理本身并不难理解,但由于各种构造因房屋的使用要求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以及气候、地域、环境等各种影响因素的差异而千变万化。这种多样性往往造成学生对构造原理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举一反三,提高学习效率。教师可以通过形象化教学手段深化和巩固学生对构造原理的理解,如采取现场教学、参观建筑物、完成调查作业等方式,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例如,教师在讲到建筑墙体装修构造的时候,可以首先向学生讲解建筑内外墙装修构造的种类和做法,然后要求学生对校内和学校周围的建筑物进行调查,从中总结出常用墙体装修的类型和特点。教师还可在参观和调研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作图表达能力。学生经过亲手绘制建筑构造图,既能对课堂讲授的知识深入理解和记忆,又能提高绘图的实际能力。另外教师还可将一些工程实际问题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或者将工程中一些成功或失败的实例补充到教学中,用以起到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视野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3.加强课程设计环节,培养学生创造力选题在内容上必须涵盖建筑设计部分和建筑构造部分。课程设计是在课堂教学结束后进行的,时间为一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可以采用课堂教学与课程设计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教师在讲授建筑构造部分时,每讲一部分都要布置相应的小型构造设计,例如要求学生进行墙体、楼板、屋顶等的构造设计。学生在课下完成这些作业,既巩固了课堂所学内容,又为课程设计奠定了基础。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布置课程设计任务,给学生更多的思维时间和空间。对于非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给出几个设计题目,设计题目不仅要符合教学要求,同时还要有利于学生在设计中查阅和熟悉一些常用的设计资料、设计规范和构造标准图集,为后续课程学习及今后工作奠定基础。课程设计题目为6层以下砖混结构住宅、24班以下中小学教学楼、小型旅馆等。学生根据兴趣选择,或由学生自行拟定设计题目。对学生在设计中有新意和独创的想法予以肯定,帮助他们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设计方案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教师要给学生进行大量的实例分析,另一方面要让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通过同学之间的讨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确定设计方案。对于建筑学专业学生,根据此专业学生学习的特点,教师可以把房屋建筑学的课程设计与学生所进行的建筑设计课的课程设计结合起来,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设计原理和构造原理解决自己设计中的实际问题。每个学生的设计方案是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并且由于每个人的设计方案各不相同,相应的建筑构造设计也各有千秋,因此具有很强的独创性。通过两个课程设计的结合,既节约了学生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又可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四、结语房屋建筑学这门包含着技术和艺术的课程,内容广泛,实践性强,且与国家的基本建设方针和建设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采用好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另一方面,还必须强调教书育人,它还关系到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责任心的问题,只有兼顾这两个方面,才能使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更加有用的人才。 建筑学论文范文:高校建筑专业下建筑学论文 1绿色建筑思潮给高校建筑学专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绿色建筑被定义为“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的概念特别关注建筑的“环境”属性,它强调利用一切可行措施来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不局限于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是一种更易为普通大众所理解与接受的概念。高校建筑学专业是培养具备建筑设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摇篮,在推动绿色建筑人才的培养这一需求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任务。绿色建筑的兴起是绿色设计观念在建筑学领域的体现,与传统建筑设计相比,绿色建筑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保证建筑物的性能、质量、寿命、成本要求的同时,优先考虑建筑物的环境属性,从根本上防止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二是设计时所考虑的时间跨度大,涉及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即从建筑的前期策划、设计概念形成、建造施工、建筑物使用直至建筑物报废后对废弃物的处置的全寿命周期环节。 2高校建筑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应对策略分析 绿色建筑设计设计的相关学科包括:绿色建筑文化与历史、绿色建筑基础理论、绿色建筑技术基本知识、绿色建筑分析、绿色建筑设计、绿色建筑评价、绿色建筑运营与管理等。它贯穿于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只有通过对建筑学专业课程结构的调整与修订,才能将绿色建筑的知识体系融入到建筑学专业长达五年的教学过程之中。本文旨在从建筑设计实践课的课程结构调整方面着手去探索高校建筑学专业基于绿色建筑思潮下的教学调整和应对策略。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毕业设计是高校建筑学专业最重要的优秀主干实践类课程。作为生产实践类课程,它要求学生通过一系列课程设计的实践,了解不同类型建筑自身的特点和使用要求,初步掌握各类建筑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步骤,学会处理各种流线的关系,学习建筑体型处理技巧和方案设计的表现方法。指导教师在进行设计指导的时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强调,帮助学生在设计过程之中融入绿色建筑的理念、充分考虑绿色设计的要求并逐步掌握绿色设计的技术与手段。 2.1建筑的选址与布局 建筑应选址在远离自然灾害与环境污染的地方,并应考虑使城市在现有的区域以内沿着已有的运输线路集中发展,以此增加公共交通的利用率。通过多功能建筑的开发和保持开发密度来减少土地使用中的分隔状态。为了达到节地的目的,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地下空间、旧建筑改造、城镇废弃地的利用等手段。在城镇中修建绿地以改善城市的微气候,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在开阔地带栽种密集的防护林以保护城市边缘不受不利气候条件的侵蚀。因此,在制定设计任务书的时候,指导教师就应充分考虑绿色设计的要求,根据不同课程设计题目的训练目标,合理地选择基地的地理位置,综合考虑基地周围的环境条件,包括所有场地、场所、场景的特征。规划布局是建筑节能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师应指导学生从分析气候条件出发,将规划设计与节能技术、能源利用有效地结合起来,使采暖地区建筑在冬季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照等自然能采暖,减少热损失;使炎热地区建筑夏季最大限度减少得热和利用自然条件防热。在平面布局的过程中有些学生片面追求构图与形式,指导教师应提醒他们综合考虑建筑布局、建筑朝向与间距、建筑采光与通风等因素。 2.2平面设计与形体组合 建筑平面形式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通过墙壁、屋顶和地板最大限度的共享,减少建筑结构的热量损失。在保证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建筑平面组合应充分体现当地气候特点,炎热地区建筑平面宜舒展开敞以利于加大通风量;采暖地区平面应集中布置,以减少外墙面积有利于节约采暖能耗。许多学生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为了追求形式的丰富感,可能会处理很多凹凸进退转折分割的体形,造成建筑外墙表面积增加,建筑传热耗热量增大。这一过程中,老师应正确引导学生处理好造型与节能之间的关系,既要兼顾造型的美观与创意,又要考虑建筑的节能需求。设计中建筑的进深不要太大,必要时增设天井,并利用天井来促进以烟囱效应为基础的自然通风。栽种植物来改善建筑四周的微气候。指导教师应帮助学生去理解,天井、空中花园、绿化带等元素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形式上的需求,而更是承载了一定的技术功能。 2.3立面设计与材料的选用 在立面与造型设计的过程中,学生常因缺乏对窗地比、建筑遮阳、外门窗节能等概念的理解,为了追求建筑的纯净感、轻盈感、通透感,过度地选择玻璃幕墙作为外墙材料。指导教师应给他们补充这些相关方面的材料与构造知识,有助于他们利用开窗形式、幕墙形式、遮阳构件等技术手段,找到进行立面和造型设计的有效方法。设计过程中,还应考虑到外墙保温层、外墙材料构造方式等因素可能会对立面造型带来的影响。 2.4材料与能源 虽然建筑学专业学生的课程设计最后图纸深度通常只要求达到方案深度,但老师亦可在设计过程之中,指导学生综合考虑材料与能源的选择。因为材料与能源选择一定程度要也会影响到建筑的形式与造型。设计过程中应最大限度使用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清洁的太阳能和风能。不论结构材料或表皮装饰材料,应选用具有满意的使用性能和优良的环境协调性的材料,或选用能够改善环境的生态环境材料,即在原料采取、产品制造、使用或者再循环以及废料处理环节中对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和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绿色材料。因地理位置因素,我校建筑学专业指导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尝试就地取材采用地方材料,如重庆地区常见的砾石、条石、鹅卵石等进行立面设计的创作与探索。 3结语 绿色建筑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课题,从人类凿穴为居开始,人类的修建行为与自然环境就一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博弈状态。合理地改造自然环境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而肆意地开发与掠夺必定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为全人类的发展带来隐患。绿色建筑不是一种新兴的建筑形式,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是无论决策者、投资者、设计者、使用者都应该树立与提高的价值观与伦理观。培养绿色建筑人才迫在眉睫,及时修订与调整高校建筑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与教学方式,亦可成为对此全球思潮的回应。 作者:魏晓崔璐璐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新课改下建筑学论文 一、高校建筑学专业教学调整与应对策略分析 高校建筑学专业现行的专业理论课体系中,和绿色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专业优秀课程包括:《建筑概论》、《建筑设计原理》、《城乡规划概论》、《城市设计》、《建筑物理》、《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选型》、《建筑设备》、《建筑心理学》、《建筑法规》、《建筑师职业基础》等。 《建筑概论》开设于一年级第一学期,是建筑学专业学生开启建筑学习之路上的第一道门。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初入大学,对建筑既陌生又好奇,同时也不乏希望和遐想。相当多的建筑学专业学生会在大学里受到思维方式上强烈的冲击,他们将要身处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经历两次重要的转化:首先是由传统教育的逻辑推理思维方式向以视觉思考为优秀的领域转化;紧接着,又要从纯视觉思考(构成、造型训练)转向对功能、技术、经济等要素的综合权衡(含有功能要求的设计)。传统教学大纲要求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全面而概括地了解建筑的相关基本知识,掌握建筑识图的基本方法,熟悉民用及工业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筑物的基本组成及构造原理等内容。此课程中,应增设绿色建筑概论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绿色建筑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与方法、发展与趋势,为之后其他课程的开设奠定基础。 《建筑设计原理》、《城乡规划概论》、《城市设计》等课程为开设于二年级至四年级期间的理论基础类专业理论课,其课程环节主要由课堂讲授、理论分析、案例解析等形式为主构成,其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设计的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并在实践与设计过程中起到指导性作用。在《建筑设计原理》课程中,应开设绿色建筑设计原理的专题,从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室内环境、建筑能耗几个方面详细地剖析绿色建筑的设计方法,并通过实例的展示与剖析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在《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设计》课程中亦应介入绿色设计的理念与思路,从选址的基本原则、自然环境因素、节约用地方针、乡土文化等方面,帮助学生建立起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理念。 《建筑物理》、《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建筑结构选型》、《建筑设备》等课程为开设于二年级至四年级期间的技术类专业理论课,其课程环节主要由课堂讲授、理论推导、实验数据演算与分析等形式为主构成,其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与建筑设计紧密相关的工程技术基本知识。而这些技术知识恰恰是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绿色建筑设计的物质载体与手段。如《建筑物理》的三大主干课程建筑声学、建筑光学、建筑热工学,均与绿色建筑设计中室内环境品质及控制技术、建筑节能设计及技术等内容密切联系。再如《建筑设备》课程中,给排水部分应融入建筑节水技术、雨水的收集与利用等知识;暖通部分应融入室内新风系统、自然通风技术、高性能空调设备的运动、能量回收等绿色建筑设计的理论与方法;电气部分应考虑适时适度照明、高效节能灯具、待机能耗控制等绿色环保理念。《建筑材料》课程应增设绿色建材篇章,系统介绍绿色建材的概念、绿色建材的选择与运用、建筑节材技术与方法等课程内容。而在《建筑构造》课程中,通过对最新材料、最新技术构造节点大样的剖析与讲解,可以帮助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进一步掌握绿色建筑设计的具体手段和操作方法。 《建筑心理学》、《建筑法规》、《建筑师职业基础》等课程为开始在五年级毕业班的专业理论课。作为建筑学专业毕业班的学生,他们即将告别五年的大学学习生涯,走向建筑师的职业岗位,担负起建筑设计从方案构思到施工图绘制再到各专业配合,以及与甲方、施工方各方面配合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之中。在这些课程中,应通过增加建筑环境心理学、绿色建筑相关法规、绿色建筑运营与维护等知识点的章节,帮助学生完善绿色建筑知识体系的构建,并在他们今后的实践与工作中积蓄发挥作用。 二、总结 绿色建筑设计教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绿色人才的培养,是在高校建筑学专业本科建筑设计课程原有教学框架的基础之上,应时代需求而开展的教案研究与教学方法的探索,具有体系化、进阶式和强调实践性的特点。这样的教学改革引发了建筑学专业指导教师对绿色建筑教学与科研的深层次思考,也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绿色建筑设计教学将由原来个体自发的实验转向系统化、整体性的推进。更为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一个传统深厚的学科面对当下全球关切的发展活力,孕育着我国高校建筑教育发展新的生机 作者:魏晓董莉莉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建筑学论文范文:有关设计与规划的建筑学论文 一、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关系 建筑物的所有功能均需要利用建筑布局和结构予以实现,因为个人习惯、专业特点、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相应的建筑物功能空间结构也是不同的,在进行建筑设计与规划的时候,没有充分了解使用者的信息,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必然存在着一些出入,在进行相关设计的时候,经常出现返工、修复、补充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这里主要对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无法协调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 1.1建筑任务书拟定缺少使用者的直接参与在建筑设计中,最为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筑设计任务书的拟定,其主要反映了业主对建筑物功能的要求。无论是办公大楼、工厂建筑,还是住宅小区,均需要管理人员或者开发商进行任务书的拟定。通常情况下,在进行任务书拟定的时候,均没有邀请使用者进行直接参与,导致其相应的设计无法达到使用者的要求,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建筑建设的顺利进行。 1.2建筑设计缺少个性在建筑设计中,对于建筑物外部条件而言,其更加重视形体与色彩的设计;对于建筑物内部条件而言,其更加重视共性的体现,基本上均是形成统一的效果,没有自己的风格。同时也没有一定的整体性,无法在静态中体现动态,并且也无法在简单中体现复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重视个性的体现,需要进行一定的标新立异,在建筑设计中也不例外,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创新,形成自身的特色,才可以促进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3建筑设计人员开展建筑规划工作在开展建筑设计工作的时候,首先进行的就是规划设计工作,要求设计人员在进行初步设计的时候,就要明确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不同,同时设计人员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设计方面,而不是功能规划。除此之外,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没有充分和使用者进行交流,也是导致其设计成果不符合使用者要求的重要原因。 二、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协调发展的策略 2.1强化建筑规划的基础作用在开展建筑规划工作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样就要求,规划工作人员不仅要考虑目前的实际需求,还要对建筑物以后的使用功能进行考虑,留有相应的发展空间。在进行建筑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其功能具备相应的前瞻性与拓展性,预测可能发生的相应情况,之后进行相应的分析,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在建筑规划工作的基础上,借助相应的建筑设计与专业知识,解决建筑设计与规划中存在的矛盾,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使建筑物更加完美,具备自己的特色。 2.2强化建筑设计的载体作用在进行建筑设计与规划工作的时候,需要利用建筑物实体进行使用功能的体现,可以说建筑物实体就是建筑使用功能的载体。在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中,均包含了一定的布局设计。在布局设计中,无法对建筑物功能进行简单的规划,需要利用一些技术方法,进行相应的整合,使建筑物形体更加完善,得到一定的色彩渲染。 2.3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交叉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是无法分开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设计中进行互相渗透;另一方面,所需知识相互交叉渗透。在设计中互相渗透,主要就是对建筑问题予以解决,在进行实际设计的时候,必须按照相应的设计标准执行,符合建筑物的整体规划情况,实现建筑物整合的和谐性。在所需知识相互交叉渗透中,设计人员一定要加强建筑规划工作,实现设计与规划的有机结合,促进建筑物使用功能的发挥。 2.4强化对自然环境因素的利用与保护在开展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保护,通过对实践工作的总结,实现建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利用自然环境因素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对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分析,实现两者的同步性与同生性,建设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实现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价值。 2.5建筑规划制定建筑设计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说过:“建筑设计工作要在一栋房间内,对房间环境进行规划,对周围环境进行规划。”这也就要求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对建筑物周边的环境进行综合考虑,实现建筑物和周边环境的有效结合,在充分发挥建筑物使用功能的情况下,保护周边的环境不被破坏。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开展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工作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性,一定要采取科学的设计技术与方法,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建筑物使用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和使用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样才可以保证设计作品符合使用者的要求,实现建筑设计和建筑规划的统一,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筑规划和建筑设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都对城市建设有着重大贡献。建筑规划起着主导作用,规划没有成形,其他设计都是空谈。而建筑设计则是规划设计的具体表现。只有以规划设计为指导,建筑设计为基础才能促进城市经济、政治、社会的繁荣和谐发展。 作者:赵华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研究生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目标的思考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特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目标的建构应体现出课程目标的三个维度: (一)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期望在课程目标中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其培养目标为:培养党政工作管理干部和学生工作管理干部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此,要求学生不仅要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本专业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讲授与传播方面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社会实践基础,成为能够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学科知识目标 学科知识目标是课程目标实现的载体。学科知识目标会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要求上,具体表现为:要求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能够基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研究方法,充分认识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认识。 (三)心理发展目标 心理发展目标是课程目标的优秀。具体表现为:在认知发展领域,能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方法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情感领域,能够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形成较高水平的专业态度和专业价值观;在行为领域,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够运用心理学原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思考 课程内容是课程改革的载体,课程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课程改革的质量。以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常常难以处理好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的差异,过于关注课程内容的知识完整性与学科基础性,导致研究生课程成为本科生课程的简单延续,在注重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弱化了研究生课程的学科探索与科研训练的功能;与此相反,有些学校则忽视研究生课程建设,以和科研立项代替课程学习,或以协助导师完成课题研究、翻译外文资料等作为课程内容,忽视了研究生课程的学科理论深化的作用。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特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的建构,一要充分反映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特别是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二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在确定具体课程内容时,要有针对性地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课程内容既要突出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又要遵循学科知识结构的内在逻辑性;其次,课程内容的选择要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突出学科特色;最后,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方式的思考 在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之中,课程教学方式的变革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保证,再好的课程教学内容,如果没有科学的教学方式,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教学方式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教学方式运用单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充斥课堂;教师习惯于专业知识的传递,虽然也会考虑学科知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但忽视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思维的训练,也漠视学生应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拒绝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不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导致学生难以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专业价值观。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在课程教学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特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应改变原有单一、被动的“单向传递学科知识”的教学方式,建立和形成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能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并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方式具体确定为:主要采用系统讲授、研讨、师生问答、案例分析、行为体验等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通过系统的知识讲授,使学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为其将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通过师生问答、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培养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双主体学导式”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进行研究性学习。结合课程内容安排适当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增强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不断提高其综合素质。 作者:王丽荣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地质学课程教育革新研究 本文作者:李娜 单位:钦州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钦州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地质学基础的课程现状 钦州学院于2006年2月开设地理科学本科专业,其中目前地理科学普通本科专业包括四个方向:师范方向、地理信息系统方向、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方向、海洋遥感与信息处理方向,均开设《地质学基础》课程。经过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地理科学专业已经成为钦州学院的重点发展和优势学科专业之一。《地质学基础》一直是作为自然地理学课程的一部分内容来进行讲授的,且不同方向课时均有限但又有所不同:地理科学师范方向的学生要在一学期上完自然地理学(一),其中包括了地质学基础、水文学、植物地理学三门课程,一共80学时,每门课程的课时由任课教师灵活掌握;而其他三个方向只上自然地理学这一门课程,一共54学时,地质学基础的课时也由任课教师灵活掌握,但学时有限,对于地理科学的专业理论来说是十分欠缺的,基础也不够牢固。而其他的同类型的师范类院校,大部分都对地理科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地质学基础、地貌学、气象气候学等自然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进行单独授课,有固定的课时,从而保证地理科学专业的基础扎实性和学科知识的通识性,并且不是仅仅针对地理师范教育方向。目前,地质学基础的讲授只有一名专任教师,教学方式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讲授式,学生也会有参与课堂的机会,主要是回答问题的方式较多。教学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媒体幻灯片、音频视频等综合手段来讲课,教学效果受到教师自身讲课水平影响较大。 以往对于该课程成绩的记分和考核方式主要是:平时成绩(作业、考勤10%)+期中成绩(试卷30%)+期末成绩(试卷60%),成绩往往是以期末论成败,以背书答题论分数高低,这样的记分方式本身也容易造就一些“高分低能”的学生,即平时不努力,在期末突击背书往往获得高分,而实践能力不强。地质学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该课程内容的实习涉及到两个环节:一个是校内实验室的实践环节,另一个是野外实践环节;二者共同构建了地质学基础课程的完整性实践教学过程。对于那些刚学习了理论知识而又充满新鲜感、好奇心的学生来讲,校内实验室的实习无疑是把课堂教学文字图片知识、影像知识与现实的标本相结合,更加直观形象,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而更准确地理解理论知识。而就钦州学院的校内实验室情况来讲,教学资源十分缺乏,表现为:实验用的岩石、矿物、化石标本数量有限,往往是5-8人共用一盒标本,且实验盒装标本较小(不超过4cm)且不够典型,有些矿物虽然是这个矿物名,但标本却是多种矿物存放在一起,即便多次进行提醒,仍然有学生混淆误以为是一种矿物;实验课的小刀、放大镜、无釉小瓷板、稀盐酸等常用教学工具缺乏,使得一些基本的矿物岩石的物理性质难以得到确认。上述室内实验课必备的教学资源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室内教学的开展,学生室内实践学习收获也十分有限,而最重要的是会挫伤学生学习地质学的兴趣和积极性。由于地理科学专业以前只有地理师范方向才会有相应的地质学基础实习,并且是和其他的地貌学、水文学课程合并在一起称为自然地理学野外实习。实习的地点和实习出发时间不固定,实习的目的和任务不够明确,使得学生不像专业实习而是走马观花的体验式旅游见习,其结果是实习过程中实习点的学习印象都有,但收获较小,野外教学环节相对薄弱。 地质学基础课堂教学的改革 地质学基础一般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课,在此之前地理科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学过了地球科学概论,具备了一定的学习基础。该课程的教学包括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因此,针对地质学基础当前面临的教学现状和问题,应从课堂教学的改革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两方面进行。就课堂教学的改革而言,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的改革来进行:地质学基础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针对地理科学的四个方向做出如下改革尝试:将地质学基础的课程内容分为:通识性课程内容的课堂教学和专业方向性内容的课堂教学,其中通识性内容主要是包括地质学的四大版块[5]———地球(自身的形状与大小、物理性质)、地球的物质组成(矿物与岩石)、地球的行为(构造运动与构造变动)、地球的发展历史(主要是地壳演化简史),是该课程的优秀内容也是基础知识点。而专业方向性内容的课堂教学主要是在学生掌握了上述通识性内容后进行的针对学生本专业方向与地质学基础课程的应用性的学习。通过对教材教学内容的拆分,有助于分清教学的重难点与内容的层次性,将引导性和优秀性教学内容作为专业的重点知识和基础性知识,将专业性教学内容作为教学难点,按照专业方向进行针对性分解,争取让学生学到与专业方向有关的“有用的知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高教所储祖望教授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地学类本科生的培养方法[12],认为美国大学教学与研究融为一体,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动参与,建立以本科生研究探索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从单纯的知识接受者变成探索者,本科生可直接参与以前只有研究生才能参加的科研活动。 如MIT制定“扩大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Undergradu-ateResearchOpportunitiesProgram)。此外,还开设了大量研讨式课程,激发学习积极性,养成科学探索精神。由于受传统的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条件等的限制,我国大学本科生教育还是以教师单纯的讲授为主,学生很少有机会参与课堂讨论且很少参加科研及其他实践活动,导致我国大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严重不足。从教学方式上可以尝试借鉴美国大学的这种教学模式,具体模式有二:一个是可以以学生的探索研究为主,教师作为导师以指导总结为辅,即将每个班按照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个组,在每次课前分配给学生一个课要讲授的内容任务,以组为单位对其他小组进行讲授,教师进行点评,在学生讲课的过程中要特别鼓励小组间的互动,允许各种质疑与讨论,通过研讨的方式强化知识学习;另一个方式是以传统的教师引导讲授为主,但学生课前要做好预习工作,每次课要对教师的讲课内容提出问题并通过学习能够答疑解惑。一般情况第一种方式适合于基础较好、学习动机较强的学生,由于对学生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实施有难度,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尝试性选择性的教学手段。而究竟选择哪种方式要结合学生的基础(可以做一个摸底测验)和实际接受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两种方式可以交叉进行以体验教学效果的好坏。就目前实践情况看,以讲授为主,一学期会穿插大约两次小组讨论模式。课程的考核是对教学效果最好的检验方式,合理的考核方式可以影响学生的学习方式。如何改变大学课程临时抱佛脚突击背书的学习方式,可以尝试在课程成绩的记分方式上进行改变,变“期末突击”的方式为“功夫在平时”,具体的改革方案为:平时成绩(作业、考勤30%)+期中成绩(书面考试10%)+校内实习成绩(实习报告、实习测验结果20%)+期末成绩(40%,可以笔试或ppt展示)。这种新的记分模式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平时成绩中的作业,应该设置每堂课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简短的地质新闻或地学前沿信息的播报;一是期末成绩的考核方式可以不只是试卷而是教师命题或学生自主命题进行的一个地质学知识扩展的报告,以幻灯片的形式,个人阐述。#p#分页标题#e# 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的改革 对于任何学习地质学基础的专业而言,如果能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工作,其学习效果会是事半功倍的。以前由于专业教师和教学经费有限,使得部分学生学习到的都是理论知识,而对基本的地质技能———矿物岩石的认识、地质罗盘的使用一窍不通。现阶段,地理科学专业的地质学实践教学可以分为校内室内实践和校外野外实践两个部分的教学。其中:校内实践以实验楼的地质学实验室为依托,主要是进行矿物、岩石、化石的认识学习,一般是在开设有地质学基础课程的学期进行为期一周的校内实习;校外野外实践通过近现两年的探索,先后带学生到不同类型的实习点进行地质知识的学习:有综合性的地质知识的学习———广西地质博物馆、百色乐业的大石围天坑、弄岗自然保护区、崇左生态园、大新德天瀑布等典型喀斯特地貌,八寨沟、浦北的五皇岭花岗岩地貌、十万大山的砂岩系统、防城港怪石滩、白浪滩、北海银滩、东兴万尾金滩等海洋侵蚀与堆积地貌。通过多点多类型的地质地貌的观察学习,让学生进行不同地质现象的了解、学习,以达到室内理论室外实践与实见相结合的目的,增强了学生的理解,教学效果明显。 按照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钦州学院以“基础厚实,特长显著,一专多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地方性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抓住北部湾经济区大开发和钦州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重科教的机遇,与时俱进,加快学科专业建设和科技创新步伐,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将我院地理科学专业建设成为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立足钦州、辐射北部湾、面向全国具有较高水平的特色专业。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有相关的课程体系进行支撑,地质学基础这门地理科学的专业基础课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重新调整了授课对象,培养地理科学专业各方向的学生对于地球科学的基本兴趣,掌握这一课程与自身专业的一些知识联系,通过校内野外实践加强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为后续的专业课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为教学管理部门和授课教师提供参考依据,最终使听课学生受益。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高校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课程改革是教育的永恒主题,有强大的社会动力和内在的运行机制。专业建设要瞄准产业市场,将科研融入教学,从日常的课例研究入手,由下而上做细做实,由上向下服务到底,采用适合的形式,建立规范的教研规章,寻求专业指导,综合利用资源,营造研究氛围,建立课程改革的常态运行机制,形成职业教育的创新动力。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课程改革则成为永恒主题。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迁,历史任务不同,课程改革的主题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上,无论课程改革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如何变化,职业院校只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常态运行机制,就能确保课程改革因地制宜地持续推进,不断产生改革的预期成效,不至于产生忽冷忽热、欲速不达、越搞越难的局面。但由于当前各校尚未建立起课程改革的运行机制,有些做法重在短期而非长效,更多的是依赖经费投入推进课程改革,因而常见课程改革盛装登场而举步维艰,兴师动众而成效不大。课程改革问题分析模式迁移难以立足外国职业教育已经产生一些公认的成功模式,如德国模式、美国模式、加拿大模式、新加坡模式等,引起国内职业教育界关注,甚至将其迁移到本地本校,依样画葫芦搞课程改革,却发现总是“水土不服”。 由此可见,课程改革无固定模式,一切因时、因地、因人而变。脱离现实环境和校本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就不会产生预想的效果。只有精心耕耘自己的土壤,借鉴别国的经验,才能产出理想的成果。精品课程一枝独秀精品课程是在一般课程普遍提高基础之上的好中选优、精雕细琢。若全校各专业的普通课程教学尚未达到较高教学水准,就集中力量打造一两门精品课程,企图以点带面,促进其他的专业课程改革,实际等于放弃全部、攻其一部,结果是一枝独秀。只为追逐精品课程的光环,课程改革的战略定位就发生了偏差。增加投入不见功效表现是:不惜工本投入,不断刺激生长,多年磨难不见功效,一朝结题束之高阁。课程改革机制变成经费投入机制,结果经费投入了,成果未出来。事实证明,经费投入机制是课程改革的成功道路之一,但不是课程改革的源动力。 课程改革需要经费投入,改革成果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课程改革不能成为跟风行为,跟风往往只会导致简单地增加经费投入。要从动力机制的创建开始,课程改革成效方能显现。上紧下松没有联动表现是:上级主管部门紧锣密鼓,层层敦促,课程改革的行动方案、规划、措施、奖励办法纷纷出台,但基层常规教学却按部就班,课程改革无动于衷。课程改革成为脱离现实的宣传广告,上下之间没有联动,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提高认识,没有在运行机制上采取根本措施,课程改革动员成为装点门面的宣传。潜水不深不知底细课程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上级文件的执行力度,更在于理念、动力、人才、机制四项基本要素的合理运作。任何文件提出的都是课程改革工作的一般要求,各校务必深入联系本地、本单位实际,分析课程改革的基本元素,创建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才行。课程改革既要全员参与,积极行动,也要有专家深入基层,摸清底细,共同筹建常态的运作机制。如果照本宣科或浅尝辄止,课程改革将成为时尚摆设或海市蜃楼:表面飘渺有,实际全为空。 课程改革运行机制课程改革的运行机制是指课程改革的内在运动规律。任何规律都有基本特点,一是反映本质,二是循环运作,三是持续生效。若能够认识并体现上述三点,课程改革的规律就能被发现并掌握。课程改革就能转变成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持续发展的常态工作。课程改革如能进入常态工作轨道,要做的事情就是与时俱进,及时更换时代主题。社会需要是课程改革源动力课程改革的本源就是教法的优化改进。教法因社会科技进步、教育理论和技术手段更新、教育组织机构健全等而与时俱进。当前职业岗位的需要就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源动力。源动力具有不可抗拒性,它必定会渗透并深刻影响到课程改革的具体过程。一所学校若不搞课程改革,则最终会被开展课程改革的学校取代。科研融入教学常规路径课程改革常态运行的内在机制在于将科研融入教学过程。一般写作论文认为教学是常规工作,科研是画龙点睛;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工作,科研是附带工作;教学为主,科研为辅;先做好教学工作,有精力时做研究工作。这种认知是课程改革的障碍,将严重阻碍课程改革的推进,导致课程改革举步维艰,前后脱节,久无成效。课程改革必须将科研与教学融通。课程教学中的问题,通过研究活动加以解决;研究的成果用于教学,形成良性循环。超级秘书网 如此,课程改革才能不断生效。课程改革运行机制见图1。课程改革是围绕人才培养进行的。人才培养进入教学过程,研究活动随之开始。科研融入教学的路径为:教学过程提出问题,在问题中选择主题,选定主题深入研制,这需要学校、系部、教师、学生齐心协力、共同完成。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优秀课程研究的通识教育论文 一、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现状 (一)对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以及身心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同时对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有着许多专业课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地方性高校对于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宣传力度不够,或是很大程度上为了考级任务(外语、计算机)、考研通过率(高等数学等)以及迎合教改等,导致师生对开设课程的目的、意义以及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认知度普遍较低,完全了解通识教育的仅占2.8%,听说过的占17.3%,没听说过和完全不了解的高达79.9%。此外,学生对开展通识课程必要性的认同度较低,认为非常有必要的占34.6%,没有必要的占23.4%,持无所谓态度的占42%。其中,认为没有必要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原因(多选)主要有认为对就业没有帮助(占86.3%,居首位),不感兴趣(68.2%),专业课学习业务过重(68.3%)。此外,个别地方高校通识类课程开设成为普及型或概论型的课程,过于强调对学生“点”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对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和个性完善的培养,导致学生对此积极性较低。而学生在选课过程中也存在较强的功利性和盲目性,将选修课仅仅作为一种获取学分的手段(认为比专业选修课容易拿学分的占82.3%),导致很多娱乐性强、易获学分,课堂考勤少的课程成了热门,而忽视了通识教育课程真正的价值。师生的这种认识使得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质量较低,课程价值无法真正实现。 (二)公共选修课数量少、内容杂,且学科分布不合理随着各地方性综合大学的持续扩招,参加选修课的学生也逐年递增,就目前学校每个学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而言,无法真正满足学生选修的需求,从而导致某些热门课程的扩班,影响了课程的教学质量。同时,通识类选修课内容杂乱无章,在各个地方性综合大学中普遍存在,且很多学校的选修课学科大类分布不合理,没能真正满足学生的选修需求。如以温州大学和宁波大学为例,2013-2014学年,温州大学共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公共选修课129门,其中以人文与社会科学板块开设课程最多,为39门,占总开课数的30.23%。其次为数学与自然科学板块,为27门,占总开课数的20.93%,单独体育板块开课数也占5.43%。[3]宁波大学2012-2013学年,共开设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程379门,其中人文科学板块所开设课程最多,占35.4%,而社会科学次之,工程技术和综合板块最少,分别占了13.7%。[4]由此可见,各校的通识教育选修课设置相差较大,且以人文类和自然科学类为主,技能类以及地方文化类较少,各类课程的开设没有很好的反应学生的需求,同时,也有部分学生提出应更多的增设艺术类及体育保健类课程,以弥补基础教育时期长期接受“应试教育”所带来的缺陷。(四)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目标不清,且未成规模通识教育优秀课程是高校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载体,对通识教育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是通识教育实践的基础。通识教育优秀课程能够突破单纯的“专业视域”和单纯的“知识视域”,从培养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一代新人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但就目前的实施情况而言,各地方性综合大学实施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建设的不多,对此还处于逐步摸索改进的阶段。对于优秀课程的设置也过于随意和零散,难以形成成套的体系。此外,很多地方高校对于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主要以教师自由申报为主,缺乏对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及优秀课程体系的作用和目标的深刻把握和深入剖析。如宁波大学于2009年和2010年进行了2轮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申报,根据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依托学科发展优势和现有教学资源,宁波大学先后开设了以下几门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包括首批开设的《英语学习方法》《神奇的大自然》《社交礼仪》《金融政策解读》《日本企业文化》《经典红歌赏析》以及第二批开设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海洋与人类文明》《现代生态学热点问题》共9门课程。[5]在以上课程中,涉及人文科学板块3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板块各2门,各板块所占总通识选修课程的比例基本相差不大,同时,通过第二批的开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综合板块的比例均有所上升,目前还未涉及工程技术板块。但是,宁波大学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涉及面不广,仅仅包括了零散的几个点,没有形成该有的规模,学生选择余地较少。且很少有学生了解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建设情况,学校对此缺乏必要的宣传和引导,在此过程中也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综合型重点高校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经验借鉴 由于更多的地方性综合大学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建设实施状况并不成熟,在此,选取全国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较为领先的复旦大学及中山大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地方性综合大学建立合理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做参考。 (一)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复旦大学对于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建设始于2006年,共6个模块,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及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且于2011-2012春季学期,共开设97门优秀课程,[6]远远高于地方性综合大学的优秀课程开课数。中山大学从2009年开始推行,共4大类,分别是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以及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且于2012-2013春季学期共开设了99门优秀课程(见表1)。经过几年建设,不断暴露出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优秀课程的“优秀地位不明显”无论是复旦大学还是中山大学,其优秀课程数量都已达到近100门,但是相比各自学校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学校要求学生通识优秀课程选修学分相对较少(复旦大学为12学分,即每个模块2学分,而中山大学为16学分,即每个模块4学分),因此无论从每个学期需要选修的优秀课程量而言或从必修学分的量而言,学生对优秀课程的选修空间均比较有限。正因为此,“优秀课程”在学生心目中与普通选修课程意义趋同,学生对优秀课程的重视度较低。2.优秀课程内容缺乏跨学科性优秀课程内容的确定应当从通识教育的最初理念出发,打破各个学科专业的学科壁垒,建立跨学科的学习交流平台。因此,作为优秀课程,不应当只是各类不同学科、专业简单的累加,而应将若干个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后重新编排、整合形成。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大部分的课程有着浓厚的专业知识背景,迫使外专业学生望而却步,因而,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整合课程。3.优秀课程实施缺乏足够资源、基金支撑纵观各重点高校的优秀课程实施情况,开课教师大多为资深教授、副教授,但是这类教师大多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本科或硕士毕业生,以专才教育为主,开展的优秀课程往往知识结构较为单一,跨学科及课程通识性相对不足。其次,从各重点院校优秀课程的授课形式来看,主要以教师教学与学生讨论参半实行,较多优秀课程讨论课的实施除对教师水平、学生参与度提出更高要求外,同时也需要学校更好的硬件资源支撑。此外,相对于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开设,更多高校老师更愿意通过接项目、做课题来提高个人的专业成就,由此导致了开课教师积极性不足,这也严重制约了优秀课程的进一步提升。 (二)课程建设经验借鉴首先,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优秀课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因此,在构建优秀课程体系过程中应避免所有通识教育课程“一刀切”的现象,应充分体现出优秀课程的优秀地位,适当提高优秀课程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所占的学分比重,提高学生的重视度。其次,地方性综合大学具学科门类齐全、教育资源广泛等特点。其对于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的建设应当打破各类专业学科的壁垒,充分利用高校已有资源,构建跨学科、跨专业全民化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选择资深教授、讲师等,编排富有学科知识相融合的优秀课程教育方案,来提升地方性高校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质量。最后,从综合型重点高校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暴露出的问题来看,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不能忽视资金的作用,对此,高校可以设置用于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的专项资金,贯彻并落实专项资金的使用,从而为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构建 对照国内各重点院校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建设,有必要建立地方性综合大学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真正发挥通识教育的内在价值。 (一)课程体系设置依据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指导哲学。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建设,是受到多种教育哲学混合影响的产物,这些哲学包括永恒主义、要素主义以及进步主义等。优秀课程的建设应当以培养“有教养的人”为目标,关注对学生道德观、价值观和理性的培养,为学生提供能够帮助其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的课程,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迅速,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的后工业化社会。[7]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需求。地方性综合大学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培养“用得上,用得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其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着数量巨大的业务骨干和基层工作者,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性综合大学应该以培养地方及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基础,选择能够与现代社会接轨的相应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内容及形式,着眼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学生拥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客服专业教育所带来的素质偏失,使学生适应当今社会中岗位变动和职业变迁,引导学生发展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课程体系设置模式对地方性综合大学而言,由于校内各专业齐全,有着许多资深的教授、教师以及素质和智力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且有雄厚的资金基础,这一切都为优秀课程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及特色,发展有自身优势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各院校可以参照原有的通识教育板块体系,将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再细分为几个模块,增设相应的课程,具体见表2。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应涵盖以上6大领域,为全体学生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学识背景,同时也能让学科专业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生,有机会享受心智上的相互了解和思想上的相互碰撞。 1.人文科学与文化设置该领域课程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扩展学生的文化视野。课程模块可以分为两类,即文史经典阅读与批判、中外文化继承与传播。文史经典阅读与批判模块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受过教育的眼和耳”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的“读、看、听”能力。课程主要以鉴赏和批判文学作品为主,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学习和探讨文艺批判和分析的方法。文学作品的类型多样,包括小说、戏剧、诗歌和民间文学等。中外文化继承与传播模块为学生提供一种看待本土及外来文化现象和传统的独到视角,借此来审视自己原有的文化观点和本国的传统文化。课程可以重点介绍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如印度、东亚、苏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还可包括已经不复存在的文明,如丝绸之路等。[8]课程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各种文化体系的宗教伦理观,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各种思潮、文学艺术及其文化成就等,探讨各方面彼此间的联系,让学生理解文化因素对塑造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2.社会科学与道德该领域课程设置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从而加深对现代社会人类各种行为的理解以及对我们居住的社会的了解,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法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此领域课程希望学生利用历史文献分析和数量统计的方法,来探究和解释现代社会的问题。如探究某一特殊学科领域的方法是如何运用到与人和社会组织相关的问题上的。此外,该领域课程还包括道德伦理教育,帮助学生接受较高的道德标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西方伦理道德观念,使学生举办做出合理的道德和政治选择的能力。3.自然科学与技术该课程领域主要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学科和众多的工程技术领域,使学生通过对所涉领域的总体理解,认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新进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与社会和个人生活紧密联系,帮助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工程意识。4.医药科学与健康该领域课程的设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人类的自身规律、人类疾病及治疗原则等,让学生在接受教育提高学业水平的同时,关注自身身体,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5.艺术科学与审美该领域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理解和欣赏艺术作品的能力。课程内容可以包括美术手法介绍、视觉艺术享受、音乐风格欣赏等,启发学生领悟其中的思想蕴含,使其在艺术赏析过程中得到美的陶冶,提高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6.创新精神与创业该领域课程的设置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方法和创新能力以及创业的基本素质(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能力等),培养学生自主创业的精神,以适应就业压力较大的社会。在这个领域的课程设置过程当中,地方性高校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资源,聘请地方创业成功的人士来校做相关课程教学,以此来增加学生与社会交流的机会。此外,在具体课程设置过程中,各地方高校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地理位置优势及相关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优势,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如宁波大学可以利用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开设具有港口或海洋特色的优秀课程,为目前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提供全能型的人才;又如以宁波帮人士为依托,加大对外的沟通交流合作机会,使开设课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地方性综合大学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 (一)确立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通识教育课程是与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学校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泛指专业课外的所有课程。而通识教育优秀课程是通识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在整个通识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确立合理的、明确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有助于更好的完善学校的通识教育培养方案,更有效的推动通识教育发展。因此,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的建设是通识教育得以实现长远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提高通识教育意识,推动优秀课程纵深发展在深化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过程中,还应当不断提高通识教育主管部门及领导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只有对大学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必要性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才会在全校师生中主动加强开设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必要性的宣传力度,这也是通识教育优秀课程获得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保证通识教育各项改革得以向纵深发展。此外,全校师生的通识教育意识也亟待加强,从而保证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有效开展。 (三)重视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师资队伍建设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建设对授课教师的要求比其他专业教育教师高得多。它要求教师既要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又有要求教师有宽阔的知识面,同时还得具备运用不同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因此,加强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授课教师师资队伍建设是有效提高通识教育质量的关键。在通识教育优秀课程教师选拔过程中,应当尽量选择有较强专业素养,知识面宽广且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作为任课教师;同时应当做好通识教育优秀课程授课教师后备力量的培养,通过学校的良好政策来鼓励和培养年轻优秀教师。此外,学校还应及时整合教师资源,适时进行系统的通识教育培训,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 (四)设立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专门管理机构要设立专门的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组织和管理机构,并赋予一定的权责和地位来推动通识教育的实施,严把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的申报、审批、检查评估与验收关。设立通识教育申报、审批标准,保证申报课程的可行性及意义。聘请相关领域的教授,负责总体通识教育优秀课程体系的建设,保证课程的质量和水准。此外,由专门机构对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实施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定期评价,着重于对通识教育优秀课程目标的可行性、通识教育优秀课程计划的合理性、通识教育优秀课程设计的科学性、通识教育优秀课程内容的合适性和通识教育优秀课程效果的满意度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发现和改进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和理想。 作者:李加林徐谅慧单位: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课程研究的教师教育论文 1教师教育职前课程内容 1.1通识课程通识课程是教师教育职前课程体系的佐料,意思是说,就像炒菜一样,有了佐料,才是美味佳肴,不放任何佐料,菜也是菜,肯定也能吃,但是不会有太多人爱吃,放了佐料的菜,经过厨师加工,就是美味,饭店门口的车满为患,就足以说明美味的迷人之处。通识课程是佐料,当然也是这样,它肯定是服务于学科专业课程的,就像佐料服务炒菜一样,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学科知识内容自认为挺好挺对,用其他学科一审视,就会发现问题颇多。古人有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比如,语文教育中的诗歌,李白说,白发三千丈,语文老师说说的好,诗歌真美。但是数学老师说,三千丈有多长,头发三千丈,根据头发生长规律,需要长多少年,根据重量,三千丈的头发,人是否能够把头举起等,显然,说的太不理智,太不现实。一个说有美感,一个说不现实。这正是学科不同,观点不同,真理在哪?恐怕是综合起来才是科学。因为美感需要,量化也需要。所以,一要加大通识课程所占比例,二要丰富通识课程内容,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2教育实践课程教育实践课程是教师教育职前课程体系的催化剂,意思是说,有了实践课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就像是在化学反应中添加了催化剂后一样。可以说,教师所掌握的通识知识、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内化为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形成的关键途径。所以,要高度重视实践课程,认识它在教师培养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加大实践课程的比重;要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见习与实习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模拟与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确保教师在职前受到多层次、多方面的实践锻炼。 2教师教育职后课程内容 自从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以后,如果不再跳槽,没有其他原因,估计是要在教师岗位上劳作一生。这里的一生,不是一辈子,而是干到退休。从成为教师到退休有30年左右,这30年可以把任何人从年轻人变为老年人,这是规律,不可抗拒。教师们都有体会,刚参加工作时,我们是新近教师、实习期教师,几年后,我们是青年教师,不知不觉自己就成为中年教师,放眼望去身边过去还是中年教师的教师,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成了老年教师,退休后,就是退休教师了,步入社会老年人的生活。三十年左右的教师职业生涯,由入职教育和在职教育共同组成。入职教育或说是岗前培训,就是要告诉这些即将走上讲台的人,他们马上就要走上讲台,成为人民教师,实现由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这时的课程应该安排些什么呢?项目组认为,要安排一些管用的实用的让人喜欢的课程,比方说教师仪表,比方说第一堂课应该讲什么,比方说这个学校、班级有什么传统、纪律、特点等。 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后,就是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某个学校的一名员工,就是一个下属,就是一个班级管理员,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更加复杂。教师职后应该安排什么课程,就应该问一问教师职后应该学习什么?这个问题有点大。简单来说,要学习业务,即上好课,教好学生,取得好成绩;要学习为人处世,即处理好和领导、同事、学生、学生家长的关系;要学习调整心态,即教师工作与其他工作比较衡量选择等;要学习养家糊口,即恋爱、婚姻、养儿育女、赡养老人等;要学习处理一切可能社会事件等。 作者:樊欣欣单位: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新课程下中职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论文 (一)教学内容创新设计。 教育能不能被学生接受,要判断教学内容是否具有生命力。创造符合学生的教学环境,编制符合学生的专业课程资源。根据社会的需求,编制特色的中职学校计算机教学大纲。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应将理论结合到项目中。近年来各个出版社的教材都是偏于理论、偏于大项目的。肓目追求外国的形式,直接过渡到项目教学,学生基础东西不会,直接过渡,老师教起来费劲,学生学习也很吃力。如果综合一下,理论精讲、小案例、大案例、再过渡到大项目。因此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让学生能轻松、愉快地学习,老师也能顺心如意地讲课,然而校本教材要保证内容与市场需求相符合,保证对学生培养。 (二)培养学习兴趣。 教师需要教会学生怎样学习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在学习中有主观性。比如photoshop教学,上课开始展示上届学生优秀作品,调动学生学习欲望,让学生喜欢这门学科。课下认真备课,备课时精选素材,认真找到适合本次课的精典案例,将知识融入到案例中去。上课时充分利用时间,保证课堂质量。上课时先展示讲解的案例作品,再次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然后让学生分析怎么做,教师协助攻破难点,演示新知,让学生带着兴趣主动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所思、有所想,达到学习的目的,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有创造性地学习。古语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三)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人,激发学生思维。 巩固学生技能,要不断举一反三,讲解新知时,引导并带着学生做,给学生相似的案例,完成练习,熟练后让学生进行设计。比如PS教学,讲解杂志封面和电影海报制作、婚纱摄影、企业宣传册、建筑效果图设计等大型案例后,讲完一个,就让学生给出相应的定位,自己设计,让学生动起来,成为课堂主体。将老师解放,进行指导。得到锻炼的学生才能走向工作岗位,缩小毕业生与工作需求的差距。 (四)增加表扬机制,树立学生自信。 教学管理过程中,表扬与鼓励对学生的作用大于批评与指责。因此,不管再坏、再不好管的学生,你要发现他的闪光点,加以表扬,拉近与学生距离,再让学生学习会轻松些。完成任务较快较好的学生,要不断鼓励。比如:把学生完成的较好作品用多媒体展示,让学生自我、相互点评。在老师指导下做出改进,然后将作品上传到学校网站。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树立起了信心,学生学习积极性就会提高,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 (五)教师能力提升。 学生完成在校学习后将走上工作岗位,学校教学质量高低对学生就业影响很大。如果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高,该校教学质量肯定好,学生在校能学到更多知识与技能,更易找到适合的岗位。加强教育、心理学学习,提高教师课堂组织能力。组织有经验的教师进行经验交流学习、入企实践学习。将所得经验及企业需求引入到课堂中。教师在新形式下不能抱着陈旧观念不放,要以平等眼光看学生,意识到自己也是学习者,教育学生同时也向学生学习。教师岗位是平凡的,教师作用是巨大的。 (六)师生关系。 传统教学中,一味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因此形成了“重教轻学”的思想。教师是主导地位,主动地教,学生是被动地学。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共创共乐的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为顺利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提供了先决条件,是顺利地进行教育的必要条件。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成立兴趣小组,让学生可以相互交流问题,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给学生信任,以民主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中激发出学生的求知欲,对学生独立学习进行培养。 作者:闫素英单位: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职教中心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小学体育课程快乐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的确立,优化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正确地应用与实施快乐体育教学,能够促进运动技能的形成、体育知识的掌握以及积极主动在与体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强健学生的体魄。并在运动中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关键词】快乐;小学;体育;课堂 玩,是学生的天性,只有产生兴趣引发快乐,让学生去学,去体验,使他们充分体验到体育带来的成功、快乐。 一、更新观念 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现代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不仅要让学生的身体好,更重要的是把学习和锻炼方法传授给他们,面向全体学生,让他们掌握方法。传统教学片面强调了身体锻炼,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和教育;传统教学模式影响了教师的创造性,使课堂形式单调、枯燥,同时也把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情的限制住,影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要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必须更新观念,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充分利用体育自身优势,转化限制条件,解放思想,拓宽思想、大胆突破,即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也创造适合本校的方法,使每个学生能心情愉快地去学习、去发现、去探索,从而体验学习的成功与快乐。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游戏化、趣味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学生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他们想象力丰富,在教学中遵循儿童认知和情感变化的规律,进行生动活泼和富有教育意义的教学以迎合小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学习需要。 如在立定跳远的教学中,让学生模仿“兔跳”,“蛙跳”教师通过精心的组织与构思引导学生想像青蛙的跳跃动作,再以情景游戏“青蛙捉害虫”开拓运动技能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活动的乐趣,自主积极地参与到有趣的练习中,学生在欢快的气氛中完成练习,在乐趣中掌握运动技能和锻炼身体。逐渐养成终身参加体育锻炼的志向和习惯,达到培养兴趣,培养能力和开拓创造力的目地。 在“障碍接力”中将游戏内容故事化使学生在练习中置身故事情境之中,身临其境的练习使他们兴致高涨,乐趣无穷,即学会了动作又培养了克服困难的精神,真正体现快乐体育的趣味性。 二、进行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面对优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小太阳”,“小皇帝”,他们好奇心强,对新鲜事易产生兴趣,思想敏捷,活泼好动,爱上体育课,却不愿意参加剧烈或难度较大的活动,更不愿意在活动中受到太多的拘束,克服困难的意志弱,无形中影响了教师的创造性。使课堂的形式单调,影响学生个性的发展。 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在教学中我尝试了分层次教学的实践,更好地实施因材施教,按学生的差异分号层次,因人而异地制定学习目标,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和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和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质,促进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最优的发展,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更好地提高学习的效果。 如在“投垒球”教学中,将学生请按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高低分男女各四个小组,A组(上等生)、B组(中上等生)、C组(中等生)、D组(下等生)。练习中,上等生成绩优秀的严格要求,提出更高要求;中等生改进动作、争取优秀:中等生巩固动作;下等生降低要求,树立信心,达到基本掌握动作。这样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达到各自的要求,获得成功的喜悦最大限度的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学习的自信心,对投掷能力和动作技术有提高的学生进行表扬,一定时间内适当调整层次,做到能者上,差者下,激励学生力争上游的精神面貌,有效的促进和调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思想品质。 三、运用多种手段快乐教学 要使学生快乐地学习必须使课堂中教与学的过程是快乐的过程,挖掘其快乐的潜力。通常学生对慢跑、徒手操产生厌烦,如果采用音乐下来完成动作,效果就不一样,学生的兴趣会增加,教师注意教材安排的新颖性,教学手段运用的多变性,充分体现体育课的活动性,游戏性和娱乐性,就能提高学生的求知欲,发展和激发学生体育的快乐。公务员之家 有意识引入或创设具有情绪色彩和形象生动的场面,以生活展现情境;以实物演示情境,以图画、录像、多媒体再现情境;以音乐渲染情境;以表演体会情境,激励学生的情感,调动学生的兴趣,在欢乐的气氛中完成练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培养学生的个性。对于取得一定成绩的学生给予肯定与表扬,对个别有困难的同学进行启发和帮助,有效的发挥了学生自主练习的积极性。 改变单一的课间操,作为体育教师,与学生一起参加,让班主任也参与课间操,采用比赛的形式进行。这样学生兴趣很高,提高了课间的锻炼效果。开放课外体育活动,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重视学生参与性,娱乐性、合作性,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自制体育器材,体育老师和班主任可指导和组织,让课外活动真正成为学生的乐园,学生不仅身心得到锻炼,个性也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单一内容评价向多元内容评价转变,做到评价不仅仅局限于运动技能,更重视学生的学习态度,参与意识、情绪姿态、合作精神、意志品质等因素,考虑到学生生长发育个体差异等情况,淡化分数对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消除分数对学生带来的学习压力,进行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既有教师评价,也有学生自评、互评。从而提高课堂质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根据体育常识,运动素质、技能技巧、出勤表现、身体素质等项目对学生进行评价。将百分制改用优、良、及格和待及格,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找回自信心和自尊心,“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从而达到全面地评价学生的体育成绩,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五、结束语 通过实践,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有明显地提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发展学生的个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把“放羊式”的教学变成快乐体育,让学生在吃苦耐劳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高职学校思想政治课程中学生的诚信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已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种种现象,剖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提出了培养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的几个方法及策略。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诚信教育 1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1.1学习方面的学风不正学习动机不端正,学习不够刻苦,复印他人笔记、抄袭作业、参加考试夹带相关资料、人为地杜撰实验数据、写论文“移花接木”等情况时有发生,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的学生在考试过后还采取请客、送礼等方式,要求老师提分、加分,或者要求老师为其隐瞒违纪作弊事实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影响了勤学苦练、实事求是学风的形成,不利于大学生诚信观念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1.2生活方面的信用不足一些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不强,无视诚信为本、恪守信誉等做人的基本道德,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言而无信、违背社会公德等现象。国家为了解决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困难,千方百计向困难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但是一些大学生不珍惜自己的个人信誉,辜负了政府的信任,不仅不积极偿还利息,到期也不偿还贷款本金,甚至于少数大学生在毕业后即无影无踪,使助学贷款成为呆账。 1.3求职方面的弄虚作假一些大学生在毕业时为了给自己的求职增加亮点,也给有关用人单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采取伪造学习成绩、各种获奖证书、培训经历等方式,进行明目张胆的弄虚作假。在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上出现了人人都是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个个都有一叠荣誉证书、一流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等情况,甚至还出现过一个班级里出现十几个“班长”的咄咄怪事。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却不履行就业协议书、合同规定的义务,更不愿意按章缴纳违约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人才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 2学生诚信意识的形成的影响因素 2.1教师的诚信素养影响着学生诚信意识的形成由于目前高校间的校际竞争激烈,一些教师的教育价值观、职业道德、专业水平都出现了偏差,这些教师在教学上将经济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地多上课、多兼职,不备课就给学生讲课,随意更改上课时间,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课堂等等,这些教师教风不认真、学风浮躁、学术道德卑下,不能在诚信意识和行为上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存在着教书与育人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言传与身教相背离的现象,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使诚信教育成为流于形式的空洞说教。 2.2学校的德育方式、方法问题影响着学生诚信意识的形成诚信教育,主要通过道德教育。但长期以来,就学校的德育而言,多以说教和灌输的方式方法为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抽象化、空洞化、形式化的弊端。教育方法枯燥、单一,流于形式,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不分对象、内容、场合的“命令式”、“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使认知教育和实践教育脱节,并且直接导致知行脱节,严重影响德育实效。 2.3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问题影响着学生诚信意识的形成目前高职院校许多领域和部门存在着一定的漏洞,管理松散,约束机制不健全,特别是一些与学生联系比较密切的职能部门,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客观上为学生不讲诚信提供了可乘之机。学校为保障教学而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偏差,例如,在奖学金评定中的不实事求是,三好学生、优秀干部评选中的暗箱操作等现象,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对大学生的正面诚信教育。 2.4高校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影响着学生诚信意识的形成由于市场对高校扩招未能做出及时反映,导致就业压力加剧,一时间呈现虚假的“人才过剩”和片面的“学历高消费”。有些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毕业生时,不能客观的实事求是,而是重学历、重证书、轻能力,专科生能做的事用本科生,本科生能做的事用研究生,不管是否需要,招个博士充门面。这些都促使大学生毕业时弄虚作假,努力粉饰自己,甚至铤而走险篡改个人资料。 3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培养方法策略 3.1与时俱进,创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 3.1.1全面阐述诚信内涵,实现自律与他律的和谐统一诚信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又是一个法律范畴,要将诚信在道德范畴与法律范畴的涵义向学生讲全、讲深、讲透。让学生真正明白,诚信不仅是一项道德的义务,更是一项法律义务。因此,既要通过道德的自律提倡诚信,又要通过法律的他律规范诚信。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使学生把外在的诚信准则内化为自身所遵循的理念,并通过道德的自律,通过自我评价、自我监控、自我激励等来塑造自己的诚信形象。公务员之家 3.1.2提高教师思想道德素质,实现言传与身教的和谐统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传。只有教师先做到身正行直,认真践行“八荣八耻”大学生们才能信服,才能为大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做出表率,才有资格教育大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因此要把师德建设作为重点,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引导教师履行《教师法》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3.2鼓励诚信,完善大学生诚信教育的体制机制 3.2.1建立大学生诚信的档案管理机制对大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行为中的诚信表现进行客观记录,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将其纳入大学生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学生诚信档案的电子化管理。大学生诚信档案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可以包括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还贷情况、学杂费交费情况、违反校规校纪情况、勤工助学情况等,要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学生参与性、教育性等特点,真实反映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道德水平状况,便于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本人的了解。 3.2.2构建大学生诚信度评价机制结合大学生的诚信档案,学校应该成立相应的大学生诚信度的评估部门,构建大学生诚信度测评体系。测评体系要有测评内容和具体量化指标,测评的途径可通过学生自评、同学互评、老师评议和社会中介机构评议,从而把大学生诚信状况划分为不同的级别。逐步建立起大学生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引导大学生终身诚实守信,珍惜自己的信用,使个人信用如同自己的第二张身份证。 3.2.3建立大学生诚信的奖惩机制对诚信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同时根据大学生诚信度测评的结果,将大学生的诚信情况作为评比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推荐优秀团员入党的重要标准;对于违反诚信规范的大学生,可以视其情况进行程度不同的处罚,使他们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代价。守信者得到精神和物质的褒奖,失信者受到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惩罚,这样能促使大学生诚信行为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浓厚氛围。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高职学校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课程改革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改革实践,讨论能力本位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 【关键词】学生主体;就业导向;能力本位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有三种观点:掌握知识(知识本位)、培养能力(能力本位)和铸造人格(人格本位)。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围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养成这个优秀的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认同,由此培养模式也应是围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养成这个优秀而设计的一个体系。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课程是培养模式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展以“学生主体、就业导向、企业参与、能力本位、素质同步”为总体目标的课程及课程体系改革,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最终培养目标的达成就起着十分关键的基础性作用。课程能力本位改革的具体方法是:教师通过到企业调研与企业专家共同制定岗位能力标准,进而制定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课程教学实施细则和实施方案。这些措施不但充分考虑学生在职业技术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且积极贯彻“以就业为导向”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基本适应性与职业能力的良好发展,还重视校企合作教学,让企业参与到课程标准制定中来,并将素质要求贯彻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本人对能力本位课程改革的目标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如何达成上述目标的实施途径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结合教学工作,谈几点自己的思考。 1.对学生主体目标的思考 本人认为对学生主体目标可以有以下两个理解: 1.1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是确保学生主体目标实现的最重要的基础。教学改革能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关系到整个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作为专业课程教师,我在实施过程中始终认为,揭示课程涵盖的知识和所要训练的技能,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价值,让学生觉得贴近实际,真正学了练了有价值,这样才能驱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 1.2从学生实际出发,是一切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在制定课程能力目标时,到企业调研、与专家交流,共同制定能力标准,体现岗位就业要求是总体方向。但是本人认为具体能力标准要贴近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 1.3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学生主体目标的一些粗浅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体现学生主体,本人作过一些尝试: (1)传统教学讲理论联系实际,在职业教育中可以尝试实际联系理论。比如在汽车金融课程中有汽车消费信贷业务模块,在组织教学过程中.直接先让每个学生去一家或几家汽车销售店,让他们自己先自己观察和体会业务的流程和业务员达成业务的技巧,回课堂后再讲授信贷的基本知识、信贷风险的控制、如何信用分析等等,学生往往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因为很明显他体会到课堂上所讲授的在实际中都用得上,学生愿学、想学,最终肯定能学好。实际联系理论,我认为能展示理论的实用性。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在教学环节设计方面,本人也尝试过让学生作为某一章节的主讲教师。当然事先要教师认真把关,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在考试环节.本人曾经在证券基础课程中实行期末考试卷学生自己命题的出题方式。让学生根据教学大纲,结合课本,每个同学出一份期末考试卷.教师最终选择一份最能体现应知应会标准的试卷作为课程的期末考试卷。考试改革方案一出,学生复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认真出考试卷的过程其实也是学生自己认真整理课程内容重点、复习课程知识和掌握课程应会技能的过程。让学生自己考自己,我觉得一定程度也能体现学生主体的目标,当然教师过程中必须把好关。 2.对就业导向目标的认识 就业导向本人认为是逐步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使得学生毕业以后能够就业或者通过学校教育将来就业能具有比较优势。就业导向是一个方向.不能单纯理解成实现就业。目前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行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学生各自的家庭环境就业观念千差万别,通过短短三年.一定要实现学生就业零距离,甚至通过工学交替的形式要大面积地实现项目实训、毕业实践、就业一条龙的目标可能会成为当前职业教育不可承受之重。特别是对学生到学校来学习,其本人和家庭对其的目标,我们也要作一个客观的分析,分析一下其最终的需求,先人为主地认为就业是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唯一目标,可能并不符合每个学生的现实状况。所以我们将就业导向理解成一个方向更为合适,单纯理解成职业教育的最终目标未必正确。 3.能力本位、素质同步的改革成果的考核方式和本人的探索实践 3.1从能力本位在各国的实施来看,大致有三种能力观。 (1)任务本位或行为主义导向的能力观。能力即操作技能,可分解可测量.表现为一系列相对孤立的行为,这些行为与完成一项项被细致地分解了的工作任务相联系,于是能力也就是任务。 (2)一般素质导向的能力观。这种能力观将能力视为普遍适应的一般素质,认为一般素质对于有效的操作行为是很重要的,一般素质是掌握具体的任务技能的基础,也是促进个体能力迁移的基础。因为像知识、分析与综合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创造力等等一般素质,能普遍应用许多不同的工作情景或工作环境之中。 (3)整合的能力观。这种观点将一般素质与具体的工作情境结合起来,认为能力是个体在现实的职业工作表现中体现出来的才智、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整合,一方面,承认能力不等同于特定任务,能力是个体知识、技能和态度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素质结构,它是完成具体操作性任务的基础: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素质结构总是与一定的职业情境或工作角色联系在一起,总是通过个体在完成特定职业任务时才能表现出来。 考察上述三种能力观,结合当前的教学实际,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课程考核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考核大多基于任务本位或行为主义导向的能力观。这种考核方式无法考核作为操作性任务技能之基础的基本素质,无法考核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因而是不全面、不科学的考核能力方式。从能力考核的角度来讲,本人倾向于按整合的能力观来组织教学活动.同时考察学生课程学习效果。公务员之家 3.2下面以本人汽车金融理论与实务课程.来谈一下能力本位课程改革中对学生能力考核方式的探索,课程考核具体流程如下: (1)完成汽车金融理论与实务课程的理论教学,学生达到能力本位课程应知应会的基本教学要求,完成课程基本实训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要基本理解汽车消费信贷、汽车保险、汽车租赁和汽车置换基本汽车金融业务的基本概念、行业意义(满足客户的何种需求)、业务流程、赢利模式和控制手段、业务风险防范措施等内容。 (2)在熟悉汽车金融基本业务的基础上,学生进行市场客户需求调研、市场竞争环境、自身开展汽车金融业务的主客条件分析。 (3)遵循“小而精”“贴近实际”的原则,学生确定具体开展的创业项目,明确项目的目标、经营模式、赢利手段、合作伙伴的选择。 (4)学生撰写并提交汽车金融创新创业计划书,将创新创业计划书作为学生课程综合能力考核的一个项目。 从实施效果来看,这种考核方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学生创新精神。通过让学生组建创业团队.能培养和考察学生就业基本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有利于科学综合评价学生的能力达成程度,对能力本位课程改革具有导向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新课程对教师教育观念及教学方式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新课程体系在课程的功能、内容、目标等方面都较原来的课程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新课程的实施,对中小学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要求中小学教师改交过于注重传授知识的倾向,要关注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发展;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新课程;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教学方式;学习方式 新课程体系在课程的功能、内容、目标等方面都较原来的课程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新课程的实施给教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素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将反映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的改变上。本次课程改革,不仅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而且改变着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拖对教师的教育观念及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新课程的功能和目标出发,分析研究新课程实施对教师的教育观念及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的影响,无疑对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促进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提高教育教学效能,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求知、开发智力无疑是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 课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应当通过课程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创造,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有适应2l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刻分析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鲜明地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课程改革,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的价值追求。回顾上世纪教育的发展历程,思考今后教育发展的趋势,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发展的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以掌握知识为目的,发展到以知识为基础、以发展能力为目标,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建构。 我们的基础教育,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中小学教师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如何。其实,在教学实践中,中小学教师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存在狭窄化的问题,即把基础知识具体理解为学好学校开设的主要科目。并且局限于要考试的内容。同时,强调教育教学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评比标准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在考试成绩的提高;把思想品德教育的成效对准评比条目;把学生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参赛得奖;把教学质量等同于升学率等。教师紧紧围绕“考”、“评”、“查”、“赛”的具体要求转,尽管教师按要求工作得非常辛苦,其结果却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学生发展的奠基性价值。这虽然主要是由我们过去的课程、考试评价制度、社会的价值追求造成的,但与教师因循守旧的教育观念不无关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仅是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调整,更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实施新课程过程中,要求教师在新课程功能与目标的指导下,改变知识为本的教育观念,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观念,着眼于学生潜能的唤醒、开掘与提升,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着眼于学生的全面成长,促进学生认知、情感、态度与技能等方面的和谐发展;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学生的独特需要,促进学生有特色的发展;关注学生的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了依据教材内容、根据自己的设计思路进行教学,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学生虽不大规范、但却完全正确、甚至是有创造的见地,按教材或自己的要求“格式化” 因而使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影响了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新课程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既要通过传授新知识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也要通过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教学新意义的建构。教师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新知识,同时要激发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把教师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共有知识与自己的个体经验相结合,形成具有学生个体特征的个人知识。即教师要激发学生学习的需要,创设学生学习、消化、建构知识的教学情境,实现学生对来自于教师方面的社会共有知识的个性化的、创生性的占有。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教师对学生创新思维的促进,实现教师教学智慧的提升,实现教——学相长。根据新课程目标的要求,未来的课堂知识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教材;二是来自于不同教师对教材独特的理解与运用;三是来自于具体教学情境中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在此教育观念的引领下,教师既是新知识传授者,也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交往意味着人人参与,意味着平等对话,教师将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向“平等中的首席”。在新课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将不断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教学过程不只是忠实地执行课程计划(方案)的过程,而且是师生共同开发课程、丰富课程的过程,使课程变成一种动态的、发展的,从而使教学真正成为师生富有个性化的创造过程。 教师在课堂上所扮演的角色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按照新课程的要求,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制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并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各种便利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建立一个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课堂气氛;作为学习参与者,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和学生一道寻找真理。 三、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课程内容呈现方式的变化,还需要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同时促使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 首先,在教育观念方面,教师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并能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有目的地促进学生根据学习内容和自己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接受、探索、模仿、体验等,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丰富而有个性。 新课程强化探究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目标,倡导新的课程形式,要求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因此,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联系理论知识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加深对知识实践性的理解,提高运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与此同时,新课程对学生如何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予以关注。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学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来学习的。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得到的高分,掩盖了学生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学习方法分为两种:一种学习方法是“深层法”,它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学生对学习具有一种内在的兴趣并希望在学习中得到乐趣。他们把学习任务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对论点和论据进行联系又加以区分,找出规律以及潜在的原理;把新知识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找出所学内容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关注的是所学知识的意义、要旨和相互联系。另一种学习方法是“表层法”,这种方法是学生把学习看做来自外界的一种强制性,因而试图去应付这些要求。他们的学习动机具有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想花尽量少的工夫来完成学习任务。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去复制基本知识,为考试而不是为理解而死记硬背。虽然他们学习也十分专注,但忽视了学习的意义和学习策略。 学生运用哪种方法掌握知识,虽然从试卷上基础知识类题项的答案中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们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同,必然导致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不同,而且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是具有显著差异的。 学生学习方法的形成,一方面与学生的个体特点有关,更主要的是受教师教学方式的影响。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基本是灌输——接受,教师注重的是如何把知识准确地给学生讲清楚,学生只要全神贯注地听,把老师讲的记下来,考试时准确无误地答在卷子上,就算完成了学习任务。教学模式是学生学习方法形成的基础,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因而形成了“听——背——练——再现教师传授的知识”的学习模式。也就出现了“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答笔记”的学习现象。这种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学习方法机械、呆板,影响了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形成。虽然靠死记硬背也能完成中学学业,但当他们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时,就会明显地带有被动学习的特征,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极易形成依附性人格,缺乏创新性,难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 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及对国际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此次课程改革在继承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实现了学习方式的多样化。这一改变,自然对教师的教学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是对教师最大的挑战。比如研究性学习,学生要进行有效的研究,就要求作为“参与者与指导者”的教师首先应该是研究者,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小学教师是有差距的。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中小学教师的科研意识和能力与新课程的要求相距甚远。其表现为:一是教师忙于应付日常工作而不考虑教育科研问题;二是想做研究却无从下手;三是研究不到位。有的研究是“只上而不下”,即空谈专家已有的理论,对实践无指导意义;有的是“只下而不上”,即就事论事,对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不能深刻认识,找不到理论依据,不能真正彻底找到问题存在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公务员之家: 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新观念,将深刻地影响、引导着教学实践的改变。教师将随着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而重新建立自己的教学方式。当教师以知识传授为重点时,他的基本做法是,将知识、技能分解,并从部分到整体,有组织地加以呈现,学生通过倾听、背诵和练习,再现由教师传授的知识,回答教材中的问题。探究式学习要求教师从学科或现实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实验、操作、调查、信息搜集与处理、表达与交流等探索活动,解决问题,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在这样的学习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收集和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营造支持学生学习的积极的心理氛围;帮助学生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指导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面对新课程,教师应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努力摆脱传统教育观念的羁绊,积极改变不适应新课程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做新课程的实践者、新教育的开拓者。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所涉主题是当今化学教育主流的研究方向。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背景,研究国际化学教育研究发展脉络,我国化学教育应该坚持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拓展化学教育的理论化与信息化研究。 [关键词]新课程;化学教育;国际化学教育会议 近代化学及其衍生的化学教育诞生于18世纪的西欧社会。我国学校制度化的化学教育直至19世纪后半叶才初步建立,并由于诸多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制约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实的差距催引着一代又一代化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开阔眼界,力图把握国际化学教育的脉动来探寻我国化学教育发展的理想图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吸纳新源、借鉴先达的工作更是得以围绕着一条有章可循、轨迹清晰、国际主流的线索而展开,即通过探察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hemicalEducation)主题的内容和趋势来反思与改进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与路向。然而,通过现有文献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极具代表性的ICCE主题的分析与思考尚缺乏整体研究,最早的相关报道和介绍也仅从1977年第4届开始。[1]因此,我们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对近40年20届的国际化学教育会议主题予以全面分析和梳理,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国际主流化学教育的趋势,并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现状对化学教育研究的路向进行思索。 一、ICCE的概览与主题回顾 ICCE是基于全球背景的当代大型国际主流的化学教育会议,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主办,举办国化学学会及相关教育部门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协办。会议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具体操作上,由IUPAC的下属机构化学教育委员会(TheCommitteeonChemistryEducation,CCE)负责组织与协调。作为全球性化学教育的盛会,ICCE的优秀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沟通化学教育信息和协调化学教育活动,建立国际交往和促进相互了解,以发展世界各国的化学教育事业。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大会报告(PlenaryLecture)、专题讨论会(Symposia)和研讨会(Workshop)。期间,还将提交论文以口述或墙报(Poster)形式予以呈现。 为了明确大会讨论和交流的指向与范围,并给下一时期各国化学教育工作提供方向性指导,每届ICCE都会预先设定大会主题(Theme),并围绕主题拓展系列相关具体议题(TitlesofSessions)。大会主题作为每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立足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紧密把握化学及教育科学与技术动向,适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拟定和遴选出具有高度前瞻性和概括性的内容,并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公布。历届ICCE具体信息详见表1。 二、ICCE主题梳理的方法与结果 从表1看出,作为历届ICCE优秀口号的会议主题通常是以指导性的纲领式呈现,少有具备明确指向性的化学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内容。而通过对会议相关议题的研究发现,其中较多包含了各届ICCE研讨内容的具体信息。例如,即将召开的2008年ICCE主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而其具体议题则细致明确,分列为:“文科与化学教育、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中等教育中的化学、高等教育中的化学、化学教师教育、化学与社会、化学奥林匹克、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化学教育、绿色化学、微观尺度的化学、化学教育中的现代技术、面向化学与化工的网络、工程教育、化学的公众理解、化学教育中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其他相关化学教育的议题”等。由此可见,通过对议题所涉化学教育内容范畴的研究更有利于详细了解ICCE的主题轨迹,进而对国际化学教育的研究热点领域和趋势形成整体、有效的把握。鉴于此,现对历届ICCE的具体议题连同大会主题一起进行梳理与分析。 我们在文献检索和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出第6~20届ICCE议题123条,加上第1-5届主题5条(由于时间较早,仅掌握到主题),合计128条。根据各议题或主题所涉的化学教育研究的内容范畴,分别归纳为12个领域,依次为: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化学理论及前沿研究;化学与交叉学科研究;化学与STS教育;化学与环境;化学教育与信息技术;大学化学教育研究;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化学实验研究;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化学教师教育研究。并使用Excel软件按届次对议题涉及上述12领域的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三、基于ICCE主题分析的思考 根据表1和图1分析共20届ICCE的主题与各类议题的发展脉络,我们对我国当前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路向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坚守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 建国后,我国的化学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双基”的训练,即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化学教育一直大力提倡教师的高效教学与学生的有效学习,其突出表现为重视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练习,注重向课堂教学要效益。新课程改革以来,在原来倡导“双基”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提倡学生的“三维”发展,并着力以“课程”的研究为突破口,整合“课程”“教学”“评价”三者的联系,形成了一体化的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 分析ICCE主题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及“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共占议题总体的18%,具有相当的比重。同时,从届次和时间上看,自1979年第5届开始,此两项研究的议题基本从未间断,形成了国际化学教育界持续的、相当力度的关注。这样的特点恰恰与我国化学教育中一贯重视“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脉络契合。例如,第十二届ICCE以“化学课程与教育方法的演变”为分主题,提出了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适应学科发展、就业和社会需要,教学内容应注意引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在评价领域占有很大比重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研究几乎在每届大会都会提及,而这更是我国为之自豪的强项,参赛选手均取得优秀成绩。可以看出,我国化学教育在化学课程、教学、评价这三个国际化学教育研究的持续热点领域上一直具有良好的研究传统。现阶段是新课程改革的关键阶段,化学教育研究工作首要的无疑是在继续坚守我国的传统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优势。 (二)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 源起于上世纪末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于一开始便立足广泛的国际考察,参考与引鉴了若干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域和兴奋点。在化学教育领域,同样也吹来了新的气息。以新课程理念为例,《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着眼提高21世纪公民的科学素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新提法。根据目前国内化学教育研究情况来看,科学素养(包括化学素养)教育和化学与STS教育不能不说属于新兴的热点领域。 结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分析,“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与STS教育”在整个国际化学教育会议涉足的议题上也占有重要分量,其比重分别高达10.16%和9.38%。另外,加之与“STS教育”联系甚密的“化学与环境教育”“绿色及微型化学实验研究”的份额,这两个领域在当今国际化学教育研究中占据的比重更大,例如,2002年在我国举办的第17届ICCE提出的“环境化学教育”“公众化学素质教育”“绿色化学与微型化学实验”主题,第18届ICCE提出的“化学的公众理解(PublicUnderstandingofChemistry)”等。从时序上看,“化学素养”主题在第9~13届即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零星出现,90年代中期后渐成趋势,进而演变成化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又一热点。这恰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及其影响化学教育领域的情形暗合。 与国际研究状况相比,尽管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在“科学素养教育”“STS教育”上起步较晚,研究质量相较于下,但在当前国际国内研究方兴未艾的氛围下,也已具备了一定层次、不同视角的研究。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更应进一步奋起追赶,紧随国际脉动,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和STS教育,形成我国本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三)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拓展化学教育的理论化与信息化研究 相对于强势的纯化学研究而言,化学教育研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专业化学人才对此领域少有涉足,而由于学科壁垒又少有教育学者问津。因此,作为研究化学领域内教育问题的化学教育长期依附其两门上位学科——化学与教育学,使得自身研究主要处于演绎借鉴的阶段,研究理论化程度低下,缺乏独立自觉的理论研究基础与体系。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化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日益影响,以国际权威性的首次ICCE召开为标志,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化与交流工作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固定并渐受关注。时至今日,虽然仍鲜见颇具影响和标志性的化学教育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但其研究领域已在逐渐形成,研究工作逐渐丰富。如图1结果所显示,“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的议题比重已位居首位。例如,第18届ICCE就提出了“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BasisofResearchinChemistryEducation)”的议题;又如近年出现的从“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三角构型的化学教育与学习理论演变为以“人类要素”为着重点的“人性的—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四面体化学教育理论构型。[2]国外学者已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国内学界能够堪比的研究至今寥寥无几。可以这样说,我国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依然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化学教育必然要借助最为先进的工具实现自我的传播和发展。考察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关于ICT与化学教育的研究早已在国外展开,第20届ICCE已明确将大会主题拟定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ICT与化学教育研究多在大中城市的重点学校与研究机构中开展,普及性不够;研究内容多是单机或局域网内个别软件的应用与简单程序的开发,研究应用的交互性与高效性欠佳,使得我们离真正的基于ICT的化学教育尚需时日。 教育作为着眼未来的事业,新课程作为着眼未来的教育改革,要求我们的化学教育研究不能总是步国外先进经验后尘,处于长期滞后的局面,而应聚焦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眼光,在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保证我国化学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了素质教育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优秀;遵循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产生了一些争议和问题:如课程改革中的“形式化”问题、教师培训问题、评价问题等。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21世纪初,我国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影响甚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下简称“课改”),这是建国以来我国规模最大,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较大反响。但是,我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对课改的看法并不一致。 教育部先后于2001年12月、2003年3月和2004年12月委托专家组三次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实验的追踪调查表明:“教学活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1]“教师的教学观念与课堂教学行为发生变化”[2]“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多年来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已经在切实推进新课程的实验工作中体现了出来”[3]。2006年,由国务院牵头组织,、人事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完成的“素质教育调研报告”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载体,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为学校教育带来了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促使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积极而深刻的改变”[4]。 然而,学术界以及社会对课改仍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一些知名专家(包括院士)对课改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例如,在“素质教育调研报告”中还发现:“许多中小学生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少、社会实践少,因此失去快乐的童年、自由成长的空间和多样性发展的可能。”[4]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批评课改中出现“家长找老师补课,补旧教材,穿新鞋,走老路”[5];有教育学资深专家指出“这一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一开始便出现争议”。[6]甚至一些院士对初中数学课程改革提出了尖锐批评。 当前课改已进入关键时期,如何看待课改中的成绩、争议和问题已经直接影响课改的发展,甚至影响到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影响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进程。当然,看问题的立足点不同,看问题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到的评价结论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应该而且必须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并推动课改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意义 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主题,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方式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环境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末的事情。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总书记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其后在谈到“科学发展观”时,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7]总理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9]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9]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为了国家整体利益,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经济社会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认识,当然也同样可以指导并解决教育活动中的发展问题。课程是教育的优秀,尤其是基础教育,更是通过课程教学实现人的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应当是也必然是指导教育发展、指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指导方针。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就是要看课改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课改是否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发展,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以人为本”,是否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否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发展 对于我国的课改而言,“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其一,从课改的有关政策和文件来看,是否反映了发展的精神;其二,从课改的实效来看,是否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其三,从课改中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材来看,是否促进了教材的发展。 课改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文件,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简称《纲要》)和各学科的《课程标准》(简称《课标》)。 《纲要》是课改的纲领性文件,是课改的行动指南。《纲要》首次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包括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的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等方面,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纲要》体现了我国现代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尤其是国际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进理念。《纲要》在继承我国基础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教育思想和先进的课程教学理念。例如,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纲要》整体设置九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课程,构建分科与综合、必修与选修、综合实践活动等多样化、有弹性的课程结构;《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个性品质和创新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倡导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倡导建立以教师、校长、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总之,《纲要》的制定和颁布,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中关于发展的精神,尤其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发展要义。 《课标》是《纲要》的具体体现,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首先,从传统《大纲》发展到《课标》,体现了全新的课程理念。《大纲》主要强调学生在“双基”方面的具体要求,是教师教学与评价的依据,这是符合我国当时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课标》则着眼于未来社会对公民素质的发展要求,不仅是对“双基”的要求,也是对学生学习方法、态度、情感的要求,还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指导。可以说,《课标》改变了我国几十年来《大纲》以“双基”为主进行教学的传统,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资源开发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来讲,《课标》是对传统课程教学的继承、发展,甚至是超越。课改实践表明,《纲要》和《课标》实实在在地推进了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 课改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促进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巩固和质量的提高。自课改实施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又有了较大的发展。2000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普九”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541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56个)。[10]在课改实施6年后的2007年,我国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累计达到2973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05个),占全国总县数的96%,“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11]例如,2007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49%,比2002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比2002年提高8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6%,比2002年提高23.2个百分点;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毛入园率达到44.6%。[12]全国小学五年巩固率达到99.4%,比2002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4.66%,比2002年提高了5.27个百分点。[13]应该说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较大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加大了支持力度,加大了投入,加强了措施,但另一方面课改也从课程教学的层面为此提供了保障、促进了落实。课改调查表明,课改以来课程教材降低了难度,贴近了学生生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巩固率,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这正如教育部组织修订各学科《课标》时所指出的:“经过改革实践的验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探索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教育规律的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改革的方向得到了普遍认可,基础教育新课程已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14] 课改促进了课程教材的发展。一方面,教材的内涵、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立体化、数字化的教材,如课程资源包、电子书包等逐渐走进学校,走入课堂。教材多样化开始体现了课程发展的现代意蕴,体现了目前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趋势。教材多样化体现了课程教材的弹性和选择性,促进了多种教材的特色发展。教材多样化适应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生的需要,更加有利于学生学习,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体现了课改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要求。应该说,21世纪初的课改使我国的教材多样化格局开始呈现。例如,小学一、二年级使用的教科书《品德与生活》就达15种之多,而小学1-6年级所有学科的备选教科书达到81套,共计760本(不含教师用书和教辅材料)。[15]而且,根据《课标》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高中实验教科书数十套,也陆续得到审查通过并进行实验试用。教材多样化已经成为这次课改的显著成果之一,同时,教材多样化促进了教材的特色发展,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实施。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以人为本 课改一开始就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仅要以“学生为本”,而且要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就是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本,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以教师为本”,就是要发挥教师在课改中重要的主导作用。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课改改变了传统的课程教学以“学科本位”的做法,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课改新理念——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本质,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目的,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动力,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成功的标志。这一理念在课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课程价值上,强调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在课程内容上,加强与现代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必备的“双基”;在课程实施上,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注重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交流能力;在课程评价上,加强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以教师为本”就是指要发挥教师在课程改革中作为“教师的因素”的作用——充分尊重教师的劳动和创造。课改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教师即课程”,[16]教师成为课改的参与者、组织者、指导者,成为推动课改前进的动力之源,成为决定课改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表现在:第一,在课改中,教师不再是课程的“忠实”执行者,而是课程的“创生者”。即教师要创造性地利用教材,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材料。第二,在课改中,教师还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基地,围绕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结合校内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开发的课程。《纲要》的实施,为教师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校本课程”成为“教师即课程”的生动写照,成为课改“以教师为本”的真切体现。另外,课改为教师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教师专业化发展,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课改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师培训,900多万中小学教师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培训,使教师教学教研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国家还通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重大举措,使农村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水平得到切实提高。[4] 综上所述,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以人为本”。这正如教育部部长周济所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突出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推动教育观念、教学方式发生了积极变化,共同学习、平等交流的师生关系正在形成,切实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受到学生、社会和家长的普遍认同。”[12] (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发展是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全面发展是指课程改革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协调发展是指课程改革促进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人际之间、课程之间、学科之间等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发展后劲上,课程改革不仅要满足学生现在的学习需要,更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发展。课改明确提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一方面注意面向全体,而不是面向少数精英;另一方面又注意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中,设置综合实践课为必修课,“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综合实践活动既为每一位学生的参与提供了机会,又为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校际之间的协调发展:条件好的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人际之间的协调发展:学有余力的学生和学习困难学生之间的协调发展,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协调发展,以生为本和以师为本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课程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注意了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语、数、外、政、地、史、体、音、美等多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课改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学生的现在,更要立足于学生的将来,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让学生现在掌握好“双基”,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为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例如课改倡导新的学习观,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以此奠定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如,课改确立了新的评价观:“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这里的学习潜能是指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优秀能力,是实现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综上所述,课改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课程改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是协调好课程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一,课改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要求来统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方面,比如,在课程目标上兼顾“双基”、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者的要求,从而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二,课改实现了“一标多本”的统筹兼顾。“一标”是一个标准,是统筹所有中小学生学习水平的基本要求,是基础教育质量的保证;“多本”是多种版本教材,兼顾了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群体的发展需求,从而可以保证我国基础教育的平等与质量兼得。其三,课改以教师的专业发展统筹兼顾教师职前职后的培养、培训。在教师职前培养上,教育部正在倡导新的教师培养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的“4+2”培养模式,忻州师范学院、西南大学“顶岗实习”培养模式),旨在优化教师教育的培养方式,融师范教育人才培养的改革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质量为一体,使新教师能适应课改的需要;在职后教师的培训上,采取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课改全国性的教师培训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使在职教师通过培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可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三、正视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争议与问题 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是观察、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理论。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改,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既要科学地、客观地肯定课改的成绩和进步,又要科学地、客观地正视课改中出现的争议和问题。 一方面,课改涉及范围宽、内容多、因素复杂、实施时间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课改涉及学生约1.6亿、教师约900万、中小学校约40万所;课改涉及内容有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教材、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课改涉及因素有课程理念、课程政策、经费投入、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实验研究等;实施时间虽过七年还任重道远。面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育人工程,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课改就是教育观念的变革,是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碰撞,是现代教育观念向传统教育观念的挑战。因此,课改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议,加之课改还没有成熟理论引领,又是一项全新的探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课改给各地中小学教育带来了活力,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实施,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面对争议、意见、批评,我们认为应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前途,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对争议和问题不回避,应该科学地、理性地分析和思考,不断矫正课改中出现的偏差,促进课改目标的全面实现。 (一)对课改的争议和批评 随着课改的推进,有人怀疑:课改是在推进素质教育,还是在搞“轻视知识”教育?于是,学术界对此次课改是否是“轻视知识”教育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进而发展成为对课改的全面反思。人们围绕着课改的理论基础、基本目标、实验效果等问题进行了逐步深入地探讨,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意见。[17]尤其是2005年《光明日报》发表《姜伯驹: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什么?》一文,《四川日报》发表《“思维体操”在走样》一文,二者都批评了初中数学课程:“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至此,这次初中数学课改更加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加大了课改的争议。 在这场讨论中,参与者不仅有一线教师还有不少专家学者,甚至一些非常有影响的院士,这说明课改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已有很大的影响。课改争论中,既有观念交锋,也有认识分歧,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对课改的关心和忧虑。这场争论反映出课改远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课改的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反思、需要谨慎从事。 纵观国内外的课程改革,没有哪一次是一帆风顺的,课程改革往往是在争议、批评中发展的。例如美国的“新数运动”“标准运动”等数学课程改革都遭致众多非议和尖锐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美国标准运动中的“数学战争”——200余名数学家和科学家(包括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位数学奖菲尔茨奖获得者)联名上书教育部部长,强烈要求终止改革——至今余波未息。然而,正是这场“数学战争”,导致了全美数学教师协会《从学前到八年级数学课程焦点:寻求一致性》(CurriculumFocalPointsforPreKindergartentoGrade8Mathematics:AQuestforCoherence)的出台,反而推动了美国“标准运动”的发展。在我国,一线教师、专家学者尤其是院士对课改的批评其实是对课改的关爱和警醒,是苦口良药,可以说这是一场有价值的争议和批评,正是这些批评构成了课改强有力的“推进器”。争议和批评促使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首先完成了全面修订。同时,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为契机,教育部又及时组织完成了各学科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二)课改中的“形式化”问题 “形式化”是课改中的一种不良现象,它偏离了课改方向,影响了课改成效,带来了负面影响,使人们对课改产生了误解。课改的“形式化”主要有,其一,重形式不重实质,追求表面上的“形似”,不注重本质上的“神似”。例如,课堂教学中出现“三维”教学目标虚化,情感、态度、价值观贴标签;课堂教学有活动却没有体验,合作有形式却没实质;有探究之形,却无探究之实;教学评价中出现过度的赞誉等。[18]其二,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例如,在课改中,已被《课标》删减的内容,却又以“补充教材”的面目重现课堂;相反,一些有利于培养学生能力的新内容却以“知识含量”不足为由,而被“一笔带过”。 产生“形式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对课改创新理念的认识不够或者片面,甚至产生了误解,导致课改中出现了“形式化”的倾向;其二,我国上千年的考试文化和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新的课程教学观并未真正建立,因此出现新理念和教学实践脱节的“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其三,课改的推进速度过快,一些学校和教师,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致徒于应付,“形式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课改中的教师培训问题 应该说此次课改是重视教师培训的,但是在培训中仍然出现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尽管大多数教师都进行了通识培训,但通识培训联系课程教学实际不够,对课程理念的认识和有关问题讨论不够,加之教师传统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换言之,通识培训并没有完全使教师树立起新的课程理念。其二,教师学科培训所用时间远远不够,且学科培训不够深入,浮于表面,对《课标》、对教材用新理念去研究也远远不够,缺少可操作的学科教育教学的指导。其三,对校本教研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因此校本教研的作用也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四)评价是制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瓶颈 多年来,评价一度被异化,考试甚至成为评价的代名词,评价的甄别功能被过分凸显。 评价是课改中的难点。一方面,尽管课改提出多元评价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如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淡化评价的甄别功能,加强评价的教育功能,评价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教师、学生、家长、社会评价相结合……这些评价的新理念、新方法,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但由于评价理念与升学压力之间的矛盾等原因,使得目前课程改革尚未设计出既符合先进的评价理念,又行之有效、操作简便易行的评价方案;没有真正解决好考试与评价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解决好“评价(考)什么内容,用什么方法评价(考),用什么标准评价”的问题,以致评价成为课程改革和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与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矛盾很大,因此,要真正减少评价的甄别功能并非易事。 综上所述,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审视,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课改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推进了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成绩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客观地正视课改中不容忽视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课程改革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有重大意义的教育行为,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政府行为。我们不仅要用科学发展观审视课程改革,而且要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课程改革,使课程改革更加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以促进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所涉主题是当今化学教育主流的研究方向。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背景,研究国际化学教育研究发展脉络,我国化学教育应该坚持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拓展化学教育的理论化与信息化研究。 [关键词]新课程;化学教育;国际化学教育会议 近代化学及其衍生的化学教育诞生于18世纪的西欧社会。我国学校制度化的化学教育直至19世纪后半叶才初步建立,并由于诸多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制约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实的差距催引着一代又一代化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开阔眼界,力图把握国际化学教育的脉动来探寻我国化学教育发展的理想图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吸纳新源、借鉴先达的工作更是得以围绕着一条有章可循、轨迹清晰、国际主流的线索而展开,即通过探察国际化学教育会议(ICC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ChemicalEducation)主题的内容和趋势来反思与改进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与路向。然而,通过现有文献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极具代表性的ICCE主题的分析与思考尚缺乏整体研究,最早的相关报道和介绍也仅从1977年第4届开始。[1]因此,我们通过查阅相关信息,对近40年20届的国际化学教育会议主题予以全面分析和梳理,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国际主流化学教育的趋势,并结合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现状对化学教育研究的路向进行思索。 一、ICCE的概览与主题回顾 ICCE是基于全球背景的当代大型国际主流的化学教育会议,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主办,举办国化学学会及相关教育部门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协办。会议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具体操作上,由IUPAC的下属机构化学教育委员会(TheCommitteeonChemistryEducation,CCE)负责组织与协调。作为全球性化学教育的盛会,ICCE的优秀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沟通化学教育信息和协调化学教育活动,建立国际交往和促进相互了解,以发展世界各国的化学教育事业。会议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大会报告(PlenaryLecture)、专题讨论会(Symposia)和研讨会(Workshop)。期间,还将提交论文以口述或墙报(Poster)形式予以呈现。 为了明确大会讨论和交流的指向与范围,并给下一时期各国化学教育工作提供方向性指导,每届ICCE都会预先设定大会主题(Theme),并围绕主题拓展系列相关具体议题(TitlesofSessions)。大会主题作为每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立足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紧密把握化学及教育科学与技术动向,适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拟定和遴选出具有高度前瞻性和概括性的内容,并在会议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公布。历届ICCE具体信息详见表1。 二、ICCE主题梳理的方法与结果 从表1看出,作为历届ICCE优秀口号的会议主题通常是以指导性的纲领式呈现,少有具备明确指向性的化学教育领域内的具体内容。而通过对会议相关议题的研究发现,其中较多包含了各届ICCE研讨内容的具体信息。例如,即将召开的2008年ICCE主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而其具体议题则细致明确,分列为:“文科与化学教育、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中等教育中的化学、高等教育中的化学、化学教师教育、化学与社会、化学奥林匹克、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化学教育、绿色化学、微观尺度的化学、化学教育中的现代技术、面向化学与化工的网络、工程教育、化学的公众理解、化学教育中的研究、初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其他相关化学教育的议题”等。由此可见,通过对议题所涉化学教育内容范畴的研究更有利于详细了解ICCE的主题轨迹,进而对国际化学教育的研究热点领域和趋势形成整体、有效的把握。鉴于此,现对历届ICCE的具体议题连同大会主题一起进行梳理与分析。 我们在文献检索和整理的基础上,梳理出第6~20届ICCE议题123条,加上第1-5届主题5条(由于时间较早,仅掌握到主题),合计128条。根据各议题或主题所涉的化学教育研究的内容范畴,分别归纳为12个领域,依次为: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化学理论及前沿研究;化学与交叉学科研究;化学与STS教育;化学与环境;化学教育与信息技术;大学化学教育研究;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化学实验研究;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化学教师教育研究。并使用Excel软件按届次对议题涉及上述12领域的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三、基于ICCE主题分析的思考 根据表1和图1分析共20届ICCE的主题与各类议题的发展脉络,我们对我国当前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路向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一)坚守优良传统,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与评价研究 建国后,我国的化学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双基”的训练,即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化学教育一直大力提倡教师的高效教学与学生的有效学习,其突出表现为重视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练习,注重向课堂教学要效益。新课程改革以来,在原来倡导“双基”的基础上又扩展到提倡学生的“三维”发展,并着力以“课程”的研究为突破口,整合“课程”“教学”“评价”三者的联系,形成了一体化的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 分析ICCE主题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化学课程与教学研究”及“化学教育评价研究”共占议题总体的18%,具有相当的比重。同时,从届次和时间上看,自1979年第5届开始,此两项研究的议题基本从未间断,形成了国际化学教育界持续的、相当力度的关注。这样的特点恰恰与我国化学教育中一贯重视“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脉络契合。例如,第十二届ICCE以“化学课程与教育方法的演变”为分主题,提出了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适应学科发展、就业和社会需要,教学内容应注意引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在评价领域占有很大比重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研究几乎在每届大会都会提及,而这更是我国为之自豪的强项,参赛选手均取得优秀成绩。可以看出,我国化学教育在化学课程、教学、评价这三个国际化学教育研究的持续热点领域上一直具有良好的研究传统。现阶段是新课程改革的关键阶段,化学教育研究工作首要的无疑是在继续坚守我国的传统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发展化学课程、教学、评价的优势。 (二)把握国际动向,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与STS教育研究 源起于上世纪末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由于一开始便立足广泛的国际考察,参考与引鉴了若干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域和兴奋点。在化学教育领域,同样也吹来了新的气息。以新课程理念为例,《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着眼提高21世纪公民的科学素养”“关注人类面临的与化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新提法。根据目前国内化学教育研究情况来看,科学素养(包括化学素养)教育和化学与STS教育不能不说属于新兴的热点领域。结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分析,“公民素养、科学教育与化学”“化学与STS教育”在整个国际化学教育会议涉足的议题上也占有重要分量,其比重分别高达10.16%和9.38%。另外,加之与“STS教育”联系甚密的“化学与环境教育”“绿色及微型化学实验研究”的份额,这两个领域在当今国际化学教育研究中占据的比重更大,例如,2002年在我国举办的第17届ICCE提出的“环境化学教育”“公众化学素质教育”“绿色化学与微型化学实验”主题,第18届ICCE提出的“化学的公众理解(PublicUnderstandingofChemistry)”等。从时序上看,“化学素养”主题在第9~13届即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零星出现,90年代中期后渐成趋势,进而演变成化学教育研究领域的又一热点。这恰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及其影响化学教育领域的情形暗合。 与国际研究状况相比,尽管我国化学教育研究在“科学素养教育”“STS教育”上起步较晚,研究质量相较于下,但在当前国际国内研究方兴未艾的氛围下,也已具备了一定层次、不同视角的研究。新课程化学教育研究,更应进一步奋起追赶,紧随国际脉动,积极开展科学素养教育和STS教育,形成我国本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三)着眼未来发展,努力拓展化学教育的理论化与信息化研究 相对于强势的纯化学研究而言,化学教育研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专业化学人才对此领域少有涉足,而由于学科壁垒又少有教育学者问津。因此,作为研究化学领域内教育问题的化学教育长期依附其两门上位学科——化学与教育学,使得自身研究主要处于演绎借鉴的阶段,研究理论化程度低下,缺乏独立自觉的理论研究基础与体系。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化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日益影响,以国际权威性的首次ICCE召开为标志,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化与交流工作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固定并渐受关注。时至今日,虽然仍鲜见颇具影响和标志性的化学教育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但其研究领域已在逐渐形成,研究工作逐渐丰富。如图1结果所显示,“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与交流”的议题比重已位居首位。例如,第18届ICCE就提出了“化学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BasisofResearchinChemistryEducation)”的议题;又如近年出现的从“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三角构型的化学教育与学习理论演变为以“人类要素”为着重点的“人性的—符号的—宏观的—分子的”四面体化学教育理论构型。[2]国外学者已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国内学界能够堪比的研究至今寥寥无几。可以这样说,我国化学教育理论化研究依然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化学教育必然要借助最为先进的工具实现自我的传播和发展。考察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关于ICT与化学教育的研究早已在国外展开,第20届ICCE已明确将大会主题拟定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时代中的化学”。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ICT与化学教育研究多在大中城市的重点学校与研究机构中开展,普及性不够;研究内容多是单机或局域网内个别软件的应用与简单程序的开发,研究应用的交互性与高效性欠佳,使得我们离真正的基于ICT的化学教育尚需时日。 教育作为着眼未来的事业,新课程作为着眼未来的教育改革,要求我们的化学教育研究不能总是步国外先进经验后尘,处于长期滞后的局面,而应聚焦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眼光,在化学教育研究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保证我国化学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管理论文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分三个阶段:酝酿准备阶段,试点实验阶段和全面推广阶段。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第一阶段,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义务教育阶段18科课程标准的实验稿;编写审查了各科实验教材,目前已有20个学科的(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实验教材将在今年9月首次在实验区试用。同时关于课程管理政策、评价制度、综合实践活动的研究,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将在实验区逐步应用。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实验工作拟用三年时间。2004年秋季,在对实验区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课程改革工作将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到2005年,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原则上都将进入新课程。今年全面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研制工作。2003年开始组织新高中课程的实验推广工作。至此,在我国逐步形成适应21世纪需要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门类、更新课程内容、改革课程管理体制和考试评价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必将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对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发挥重大作用。 适应未来发展确定新时期培养目标 当人们回顾本世纪一百年教育的发展,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21世纪的时候,发现教育的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能力很重要,发展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更重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中小学教师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只有很少的教师(不到10%)意识到人的情感、价值观、个性、创造性更重要。这不是教师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考试评价制度、社会的价值追求造成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决不是换一套教科书,也不是课程内容的调整,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整个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以及保障支撑系统等,是一个由课程改革所牵动的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先确定了新时期的培养目标:即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确定这一培养目标,正是基础教育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也是基础教育承担提高全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历史重任的具体落实。 体现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着按照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课程内容的思路,即学科——课程——科目,中小学课程基本是若干个学科的浓缩。在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时,力求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注重的是所编内容是否符合学科知识体系,逻辑是否严密,某一个知识点在本学科中的位置怎样,是否为下一个概念的学习打下基础等等,而较少考虑学习内容对学生是否是基础的、必须的、恰当的,对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基础知识的把握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是终身发展必备的,如何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从教育的总体目标和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去设计和把握课程内容,应当依据怎样的课程观和知识观构建学科教学内容,成为本次课程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在分析现行义务教育课程现状时,一些专家指出,基础教育肩负着双重任务,即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为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但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而忽视了后一项培养目标。因此,课程目标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是选拔人才及少数人进一步深造的需要,而较少考虑大多数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直接进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无从谈起适合每个受教育者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由此带来了课程设置和内容编制上的一系列问题,如内容过多、量过大、程度过深、过难。这种对于课程目标认识上的误区,与另一种观念是直接相关的,即以高难度和增加学习内容来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义务教育课程的性质。课程专家通过反复讨论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义务教育是国家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应提供均等的就学机会,课程应适应儿童发展的不同需要,保障儿童法定的受教育年限。国家课程标准应当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第二,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今后的发展和从事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不是精英教育、选拔教育,因此,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该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扩大、拔高。第三,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的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应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求知、开发智力无疑是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但不是唯一任务。课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应当通过课程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所达成的共识。 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刻分析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鲜明地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环境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课程改革,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的价值追求,每一门学科课程标准都是按照这三个方面构建的。各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编写,都力争体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整合。 课程结构:从整齐划--走向多样化,从分科走向综合,合理设置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体现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结构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变了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由于门类过多,强调学科本位,课程内容缺乏整合,从而导致课程内容繁、难、多、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学科课程占绝对主导地位,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课程在学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课程缺乏弹性,难以适应不同地区发展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现行课程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学科门类,对具体科目之间的比重进行了调整,在保持传统学科的同时,加强了旨在养成学生科学素养和实用技能学科的地位,使科学、综合实践等学科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并且将课程的设置与管理分为三级,从而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并行的课程结构。通过结构的调整体现出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中的语文、数学等传统科目占据了较大比重,与日本、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两国,而科学、体育与健康则低于这两个国家,而且没有综合课程的科目。新课程计划分别将语文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4%降至20%--22%,将数学由原来的16%降至13%--15%,并对其他传统科目所占的比重进行了适当的下调。同时,将下调后积累下来的课时量分配给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使综合实践活动有了6%-8%的课时,地方和学校课程有了10%—12%的课时。显然,此次课程科目比重关系的调整,折射出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即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要求,保证学生和谐、全面发展。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关注儿童生活经验,反映社会科技发展最新成果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实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应性。 多年来,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学生有限的九年时间里,究竟学什么最有价值?成为本次课程改革关注的焦点。在制定新课程标准前,专家组成员首先达成共识,义务教育是为每个学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因而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当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拔高。而且,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义务教育的性质和时代的要求,重新确定了哪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重新界定了新时期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概念,如英语的基本能力、信息意识与能力也应成为当代公民必备的素质等。 在每一门课程标准的制定与教材编写上力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适当降低难度,删除了原有课程内容中偏深、偏难的部分,使课程内容呈现出简洁、明了、有条理和新颖的特征。其次,增加了与学生和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部分,使课程内容更加具体、更富有生活气息。如在体育与健康中增加了保健和健美的内容;综合实践活动中安排了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劳动技术、探究性活动等内容。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确立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发现、研究以及合作学习的机制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为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保证学生自主性、探索性的学习落到实处,此次课程改革首先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使儿童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在课程中获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通过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并能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接受、探索、模仿、体验等,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丰富而有个性。另外,设置新的课程,强化探究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目标,倡导新的课程形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新课程对学生如何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予以关注。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学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和策略来学习的。死记硬背、题海训练得到的高分,掩盖了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关注学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知识的,是死记硬背背会的,还是大量做题练会的,还是通过自主探究、发现,在解决问题中学会的。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学会的,从试卷上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一样,导致了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是不一样的,而且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不一样的。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在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综合实践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技术教育。按照新课程计划,综合实践活动占总课时比例的6%--8%。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不是其他课程的辅助和附庸,而是具有独特功能和价值的相对独立的课程形态。为学生生活经验的获得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形成开辟了渠道,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综合运用的新课程形态,它既适应我国当前进行素质教育的要求,又呼应世界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其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技术能力。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结构上的重大突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现代新课程观念的形成。它表明,课程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孤立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存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那种把课堂看作唯一受教育的场所,把书本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把教师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拥有者和权威的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重视生活中、工作中和实践中的学习。 综合实践活动是由国家设置、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开发的课程,国家着眼于宏观指导,地方和学校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规划具体活动方案。综合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做”、“考察”、“实验”、“探究”、“设计”、“制作”、“想象”、“反思”、“体验”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学生为优秀,主要围绕三条线索进行——学生与自然的关系;学生与他人的关系;学生与自我的关系。 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 未来的中小学课程将出现一种新课程——综合课程,这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 根据新课程计划,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小学低年级设置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小学高年级思想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这是本次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学科内部的分化更加精细,另一方面,也使学科之间进一步交叉综合。专家预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是当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21世纪将是不同领域科技创造性融合的时代。课程要反映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并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就必须纳入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知识,而只对原有分科课程做一些细节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应重新整合学科知识,加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等,是学校教育亟待加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分科课程中难以综合体现,因此,课程的综合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科技综合性加强的必然体现。 设置综合课程,不是增加一门新课程,而是通过综合课程的开设,改变课程观念,推动课程改革,改变单一的学科本位的模式,形成一个包括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在内的新课程体系。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科,最终目的是使每门学科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得到最好的发挥。 树立全新的课程资源观,学生应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 从本次课程改革的B标来看,要改变过于往重教科书、机械训练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倡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校内外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 过去,对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认识不够,一方面是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未纳入教育资源范畴,其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对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封闭性,资源拥有者缺乏为社会、为教育服务的意识,不了解学生需求和教育规律,造成各种校外教育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十分突出。 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传统教科书相比,课程资源是丰富的、大量的,具有开放性的,它以其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和学生能够亲自参与等特点,给学生多方面的信息刺激,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愉悦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是传统教科书所无法代替的。为此,在每一学科的课程标准中,都开辟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一节,为学校教师利用课程资源提出具体建议,教师在执行新课程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发挥课程资源的作用,使各种资源和学校课程融为一体,更好地为教育发展服务。 调整现行课程政策,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以适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课程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成鼎足之势。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完全用大一统的课程设计和一刀切的要求,显然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次课程改革妥善处理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既体现国家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又为各地发展留有时间和空间。在新课程计划中,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的开发被提到日程,逐步将一部分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更多的参与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机会。这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级课程管理的基本模式是:国家制定课程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宏观指导课程实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对课程的总体设置,规划符合不同地区需要的课程实施方案,包括地方课程的开发与选用;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次课程改革重新划分了国家、地方、学校课程在整个课程计划中所占的比重,收缩了国家硬性规定的成分,在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弹性,让地方和学校真正拥有选择的余地。按照新课程计划,地方、学校课程占总课时数的10%--12%。这一决策的实施,将会改变“校校同课程、师师同教案、生生同书本”的局面,适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利于调动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办学更有特色,学生发展更有特长。 改变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的功能 多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评价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评价指标单一,基本以书本知识为优秀,忽视对实际能力、学习态度的综合考查;评价方法多采用纸笔考试,过于注重量化;评价技术落后,过于注重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等。教育评价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 此次课程改革响亮地提出,倡导发展性评价,突出评价促进发展的功能。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体现尊重与爱护,关注个体的处境与需要,注重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注重对学生素质的综合考查,强调评价指标的多元化,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改变单纯通过书面测验、考试检查学生对知识、技能掌握的情况,倡导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价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进步与变化。不仅要反映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态度,应采用多种评价手段和评价工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评价,比如,采用开放式的质性评价方法,如行为观察评价、问题研讨、研究性学习、情境测验、成长记录等。这次改革举措意味着,为学生的评价多提供了几把尺子,教育评价“一卷定高低”的局面将被打破。 新课程对学校、校长、教师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教研员和教师要认真学习领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精神实质,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树立新的人才观、质量观、课程观,尽快适应新课程。 课程教育研究论文:教育课程教学方法研究论文 摘要:《比较政治制度》是政治类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学习该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该课程具有研究对象特殊、特别依赖比较研究方法和与相关学科联系广泛且内容丰富等特点。教授《比较政治制度》时结合上述学科特点,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来安排教学实践活动,就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特点;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在大学生中开设《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这门课程,有助于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认识,从而使其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有助于大学生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了解各种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助于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自觉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研究比较政治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要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并且注意适当的教学方法。 一、《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特点 (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政治学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逐步起源发展起来。政治制度研究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逐步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比较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研究再次分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还处于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 比较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其优秀内容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比较则是指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围。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研究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如本国的、外国的、或者某种政治制度。 与普通的政治制度研究不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它总是把两个甚至几个国家某种制度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比较英美政治制度、比较议会制度、比较政党制度、比较选举制度等等。这是其特殊性所在。 (二)对比较方法的依赖性 在政治学的五大分支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是比较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制度则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构建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的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了特定的兼容性。因此,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比较这一个基本方法。 (三)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政治制度学科提供了学术支撑,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了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源泉。比较政治制度与法学中的宪法学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政治制度与宪法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共同的内容展开了研究,可以相互印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也是政治制度生态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作用,可以为比较政治制度的提供一些相应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因此,执教《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需要教师拥有较为宽泛的相关学科的背景知识。 二、《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教学方法 决定课堂教学实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根据课程特点,选择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制度》教学实践中,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基本要求,根据《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上述特点,可以运用下列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活动。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9世纪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系统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主义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要理解和判断某一事物的存在,必须观察这一事物所处的世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方法注重宏观和整体,在观察事物时把这一事物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并注意该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它坚持普遍的、联系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并且试图寻找客观规律。“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指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在关注个体事物的同时,强调通过个别现象发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被个别想象所迷惑。 因此,在讲述某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应尽量采用系统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讲解该政治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通过逼真的还原制度形成的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和整体上把握某种政治制度形成、发展历史以及该制度同当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历史知识,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以今天的某些观点来想当然的看待历史问题。 例如在讲解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先概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英国王位的继承历史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英国历史上的政治妥协传统、英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形势,乃至英国国王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与此同时可以向学生推荐了一系列的课外阅读书目,如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洛克的《政府论》等。 (二)大量采用比较方法 《比较政治制度》是一门强调和依赖比较研究方法的课程。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比较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将比较看作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的加以研究,然后再把他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做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 因此,基于《比较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量的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建议主要采用的比较方法有国别比较方法(如中美比较,英美比较等)、专题或者专项比较方法(如比较选举制度,比较议会制度等)和注重价值的综合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还对政治制度进行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国家间比较来得出科学结论。 此外,除了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比较,还从制度的生长和运做环境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政治制度无法简单移植的道理。 (三)恰当设计授课内容 《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性很强,需要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就无形扩大了需要讲授的知识内容。 同时,《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本身就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就一个国家而言,需要讲解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等内容,此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基本政治制度。 因此,要想在几十个学时的课堂授课过程中,讲解如此大量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这几个途径来安排教学内容。 第一,凡是涉及到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地方,只是简要介绍其方法和成果要点为本课程所用,但是推荐有关的书目给学有余力和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同学课外阅读。 第二,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着重讲解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客观的把握。 第三,简明扼要的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制度,使学生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政治制度有基本了解。 第四,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价,不但讲解课本上的基本观点,也讲解教师本人的认识理解,启发学生思考。 第五,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预测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发展趋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和师生相互问答来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 总之,通过把握《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特点,采用正确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系统掌握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较政治制度》的教学实践在历次学校教学评比中,均被评为优秀,获得了学生和同行专家的认可。
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整合 【摘 要】随着社会国际化发展的逐渐深入,国际理解教育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我国大学英语教育在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还存在着缺陷。本文从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大学英语教育的课程以及大学英语教学等方面对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提出具体的策略,为促进我国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 大学英语教育 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主要是以“国际理解”作为教育的理念并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团结、友爱、宽容、互助等优秀品质,在正确理解和认识竞争的同时,也要积极加强团结协作。 一 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在国际理解教育中存在的缺陷 1.大学英语教育注重语言知识,缺乏国际意识培养 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注重的主要在于英语语言的学习,对学生国际意识的培养还存在很大的缺陷。许多教师在英语课堂的教学中,基本上都是把英语等级考试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知识能力为主要目标。学生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通常也都是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理解和掌握课堂英语教学的词汇、句子以及英语语法等知识,在阅读训练的过程中,对于英语阅读的具体内容,教师和学生往往都是采取忽视的态度。这种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完全忽视了对学生英语语言实践交流能力的培养。学生不能够通过英语语言的学习,理解国际的文化知识,达不到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 2.大学英语的教材存在缺陷,国际理解教育知识不突出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已逐渐把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大学英语课程的教材当中。例如,有些文章介绍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地理风貌等。虽然国际理解教育的知识内容非常广泛,但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并不突出,并没有明确规定课程大纲的学习目标,大学英语教育当中的国际文化教育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没有明确的教学大纲。这样,不仅使教师在教学中缺乏一个明确的教学重点,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学习上,也无法对国外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 3.大学英语的教学方法存在缺陷,无法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态度与能力 在我国当前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中,对于国际理解教育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简答的附加方法,也就是在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内容上,补充和添加相关的其他国家、民族以及区域的文化知识内容。这种简单附加的教学方法,根本无法达到国际理解教育的能力目标。与此同时,在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外知识文化,但是,对于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国际理解教育态度和行动能力的目标,还存在许多的不足。 二 国际理解教育与大学英语教育的整合方案 1.将教育教学的目标进行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分为国际理解知识、国际理解态度、国际理解技能以及国际理解视野四个教育目标。这四个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国际理解视野和国际理解态度这两个方面,必须要掌握丰富的外语知识,能够利用外语知识进行国际交流与理解。通过外语知识的学习,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其他国家的信息,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并在国际交流与活动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2.调整大学英语的课程教材,做到课程内容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 在我国当前的大学英语教育的课程教材上,虽然有一些文章对国外历史文化、生活习俗以及地理环境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但是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上看,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例如缺乏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内涵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且课程教材的设计目标主要是针对学生的语言知识进行训练,对国际理解的态度和能力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要求。 3.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做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 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整合,同样也需要教师在大学英语教育的教学方法上做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教师在大学英语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必须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以及专业态度。在专业知识方面,教师不仅要掌握普通的文化知识,还必须具备专门的英语知识和教育学知识。具备普通的文化知识,对大学英语教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今世界文化的迅速发展中,普通文化的内涵已是非常广泛,能够有效陶冶教师的人文精神、培养教师的人文素质,进而形成国际理解教育视野,对学生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活动。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求教师积极改变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英语知识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国际文化的教育。而在专业态度上,教师必须要以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大学英语教育的理念,把学生个人的发展通过以及全人类的生存发展相结合作为学生的主要目标。 三 结束语 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整合,是当前大学英语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通过将国际理解教育与大学英语教育的目标、教材进行整合,可以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综合素质能力,促进大学英语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利用语文课程资源 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文有很多,从一年级下册到六年级下册的11册教材,共有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文106篇(其中19篇为选学课文,87篇为阅读教学课文),约占小学阶段所有课文的四分之一左右。那么,教师应该如何创造性地诠释每一篇课文,使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认识人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学会做人、珍爱生命? 首先,通过学习课文,增进学生对异国文化的理解。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课文,或多或少地含有异国文化内容,比较典型的有姓氏文化差异、生活习俗差异和宗教信仰的差异等。学生可以通过课文的学习、教师的讲解或资料的查询,逐步了解异国文化,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透过姓氏文化差异,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许多国家人名和我国人名有比较大的差别,外国人名比较长、难读,这势必导致学生一时很难读正确、读流利。教师可以一边教学生认识生字、熟读人名,一边渗透国际理解教育。例如,教学外国姓名时,可以适当进行异国姓氏文化的介绍。通过姓氏文化的对比,学生很快就能认识到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差异。 学习外来语汇,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等活动日益频繁,许多外来语汇也不断涌入。这些外来语汇主要是通过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汉语语素、直接使用等方式汇入汉语语汇,有些还出现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如“坦克”、“玻璃”等。学习这些外来语汇时可以溯本求源地介绍外来语汇,进而让学生深入了解异国文化。 进行人文熏陶,增进对异国文化的理解。教材中蕴含着引导学生一边学习外来语汇,一边丰富的人文知识,学生在掌握语言工具性的同时,自然就会受到蕴含其间的人文熏陶。引导学生进行国际人文熏陶,有助于增进学生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如,通过《路旁的橡树》等课文,重点引导学生体会环境与人类的关系;通过《卡罗纳》等课文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后,表达心中的震撼感受;通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半截蜡烛》等红色经典课文的学习,结合革命英雄故事,引导学生反战爱国;通过《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等课文,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相信科学,追求真理、坚韧执着的品质;通过《玩出了名堂》等课文,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好学深思、积极探索的精神;通过《去年的树》等课文,培养学生珍惜友情、敬爱长辈、善待他人、仁爱友善的精神;通过《中彩那天》等课文,培养学生诚实正直、严守自尊自爱道德底线的品质;通过《穷人》等课文,培养学生富有同情心、恻隐心,能够正确面对现实,自立自强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等课文,让学生学会欣赏和尊重、理解异国风俗人情,以树立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其次,通过中外作品比较,感受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实现阅读、理解双提高。 关注语言表达,感受中外语言表达的差异。外国作家作品在语言表达上有许多和中国作品不一样的地方。一是长句子较多,如《白公鹅》最后一句就长达59字。二是语言风趣幽默。三是大道理用具体事例表现,如《钓鱼的启示》中“一个人要是从小受到像把钓到的大鲈鱼放回湖中这样严格的教育的话,就会获得道德实践的勇气和力量。”引导学生适当体会,让学生感受中外作家在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取长补短,让语言“洋为中用”。 关注文章结构,感受谋篇布局的差异。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选文不仅具有典型的风格特征,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结构特点。《妈妈的账单》就运用了“儿子和妈妈两份账单对比”的形式,《半截蜡烛》采取了戏剧的形式,《凡卡》采取了书信表达中插叙回忆的形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则是一篇演讲稿……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外国文学作品注重文章结构的特点。 国际理解教育以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的,教育下一代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多元文化是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并树立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因此,在小学阶段结合语文教材内容,适度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是“功在小学,利在一生”的大事。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融合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幼儿礼仪的研究 摘 要:随着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我国的幼儿教育也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影响。文章介绍了幼儿园在国际理解教育教学中采取的一些措施: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氛围;在活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根据幼儿兴趣有选择性地设置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不断总结经验、追求进步,等等。 关键词:国际文化;国际文化理解教育;幼儿园教育;幼儿礼仪 在幼儿教育中,及早对幼儿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让幼儿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习俗、传统及文化知识,可以做到教育的有的放矢,让幼儿及早学会尊重、接纳不同国家的礼仪,感受各国文化礼仪的魅力,及早接触世界文化。那么,如何有效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促进幼儿的礼仪发展,笔者结合教学实践,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氛围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重要的,尤其是幼儿,环境对幼儿的心理、认知的影响更是润物无声的。因此,幼儿教育要充分利用环境对幼儿的熏陶作用,通过对幼儿园外部设施以及教室内环境的布置,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国际理解教育的熏陶和感染,让幼儿的多种感官感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礼仪,较早地接受各国的礼仪教育。比如,把各国友人见面时的礼节制成图片,悬挂在教室外的长廊上,学生每天都可以看到。日久天长,这些礼节就会在幼儿脑中形成烙印,从而对幼儿的行为有了良性的影响,让幼儿自幼养成尊重他人的好习惯。还可以在每天晨操时播放不同国家的儿歌,或根据节奏编排学生喜欢的舞蹈,帮助他们识别和记忆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 二、在活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活动是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在游戏活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因素,刺激幼儿多种感官,引导幼儿积极参与,尽情地展示自己,让幼儿充分享受学习、认知带来的无穷乐趣,可以大大提高教育的效果。比如幼儿特别喜欢“过家家”,老师可以以此为契机,在活动中渗透各国的问候礼仪和就餐礼仪,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感受到异国文化。同时,老师也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传统节日时间,向幼儿渗透各国的节日、礼仪知识。例如,我国端午节有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那么国外有哪些国家过感恩节和圣诞节,并举行哪些活动来庆祝?通过比较,学生对各国的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选择性地设置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课程 幼儿的年龄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夸美纽斯说过: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所以,在设置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课程时,要全面考虑儿童的兴趣,选择那些能多方位刺激儿童感官、儿童感兴趣的内容,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幼儿的学习欲望,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比如婴小班的幼儿对活动的画面和悦耳的声音感兴趣,因此,可以把各国的习俗、舞蹈、建筑、景点等通过flash动画的形式播放给孩子,强化他们对各国文化习俗的认知。还可以播放各国的儿歌,伴随着音乐节奏,和孩子们一起载歌载舞,在愉悦的氛围中让幼儿感受到异国风情。 中高班幼儿对事物的认知程度较高,可以让他们了解各国的国旗文化、标志性建筑、童话故事、著名作家等。根据特点,把各国的文化习俗、传统节日等分成不同类型,将其制成精美的图片,帮助学生学习和记忆,并定时举行识记比赛,从而巩固学生的认知成果。 很多学生对世界各国的国旗比较感兴趣,老师可以以比赛的方式将国旗文化定为授课内容,向幼儿讲解不同国家制作国旗的故事,通过国旗来认知这个国家的文化,进而更多地了解其传统礼仪、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等。 四、利用文化差异,强化国际理解教育 各国传统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老师可以充分利用各国的传统节日,对学生进行国际礼仪教育。例如,哪些国家过春节,各国的国庆日分别是什么时间,在某些传统节日中,人们会穿什么样的服饰,采用什么样的庆祝方式,中国的春节和国外的圣诞节有什么区别。老师可以通过现场模拟的方式,让学生扮演角色,以幼儿较为熟悉的美食、服饰、音乐、舞蹈为主要内容,让幼儿亲自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的独特气息。还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孩子们在参与中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 五、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追求进步 幼儿园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师要及时总结经验,把日常教学中比较有效的活动视频及教师制作的教学挂图,及时储备起来,以便下次利用。同时,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进行细化和改进,使其更符合儿童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教师要把课堂中一些好的做法记录下来,在教研活动中和其他教师共同分享教育成果,共同探讨更好的教学方式。若能形成自己的教育模式,供大家共同学习和提高,则更为理想。 总之,幼儿园国际文化理解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教学方式,还需不断改进和完善。随着我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融合,这种教育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我们要在原有教育实践基础上,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更加细化,使教育方式更灵活,使教学活动更丰富。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全球化浪潮下的幼儿园国际理解教育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兴起 国际理解教育,是基于全球化发展而产生的教育准备与适应。从外延上看,国际理解教育包括全球视野教育、人权教育、民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从内涵上看,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多元视角和对多样化的世界观的认同;帮助学生认识到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了解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认同和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作为全球成员的自觉意识,并通过在认知、情感及社会技能方面的训练,使其获得在公共事务中自我决策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近年慢慢突破了专家研究的范畴,被许多国家直接列入了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其在幼儿阶段的启蒙教育。因为,儿童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世界观以及重新思考在这样的世界里该如何看待自己、理解别人和自己,为在未来全球化社会中应对不同问题而做准备,并最终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者。而相应视野和能力的缺乏将带来国际竟争力劣势。 发达国家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这使得他们在当前的国际事务当中更能占尽先机。早在1948 年,全美教育协会(NEA)就提出了美国学校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报告,强调美国需要培育对人类有义务意识和觉悟的良好市民,联邦政府拨专项经费开发国际理解教育课。克林顿政府直接把“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和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写入了美国教师法。奥巴马政府提出“在教育当中实现基于共同利益、分享价值观并互相尊重的国际关系”,以“邻居相处”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各国打交道,学习别国的历史、价值观及看问题的方式,是“唯一的摆脱贫因、克服不利背景、文化差异与特权限制的途径”,从这个高度上论证出“教育是对未来唯一的保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从幼儿园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浸润着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校将教室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以全球虚拟课堂代替传统课堂,使原有课堂直接能够连接、放大与增强现有资源,直接给予学生国际理解的体验。 而我们国家的东亚近邻,也早已紧跟欧美国家的国际理解教育步伐。早在1989年,日本文部省就了适应国际化信息化背景的教育方针。提出21世纪日本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都要贯彻的一个理念:培养世界之中的日本人。具体表述为“要站在全人类、全世界的视野中,培养能够在艺术、学识、文化、体育、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上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韩国也紧跟其后,提出了“韩国教育要培养面向世界的韩国人”。 二、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及现状 关于幼儿教育的特殊意义,随着多学科相关研究的推进其重要性日益彰显。许多国家纷纷将其放到事关社会全面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10年9月的联合国首届幼儿保教会议,各国一致同意将大会主题定为“构筑国家财富”,中国政府的发言也将幼教称为“促进昌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关于早期启蒙的重要性,有一项研究有较为直观的指标。美国的高瞻-佩里幼儿教育项目对贫困黑人儿童进行的长达40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在实验组被试对象27岁时对早期教育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发现对幼儿教育每投入1美元就能够获得7.16美元的收益;到实验组被试 对象40 岁时,幼儿教育的投入回报率更是大幅增长,对幼儿教育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17.07美元的收益,其中4.17美元是对个体成长的回报,12.9美元是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回报,体现在社会福利、补救教育、预防犯罪方面投入的降低以及纳税的增加。所以美国历届政府都投放大量资源用于幼儿教育,而奥巴马总统就直接说“我要投资幼儿教育”。 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我们需要培养国际理解视野的公民,在启蒙时资于教育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件事。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一些国际化的教育内容,更是一种国际化的方法、视角、价值观,广泛关涉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在幼儿教育阶段奠基的国际理解素养,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极大地改变学生的思考方式、素质结构、师生互动方式,也将直接决定学生未来与世界的互动方式与能力。 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显示出我国政府发展学前教育及国际理解教育的决心。《教育规划纲要》专章对教育开放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为了“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与国际上的国际理解教育发展运动的目的与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而对于学前教育,《教育规划纲要》首次将学前教育专章阐述,明确了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教育规划纲要》给予了学前教育前所未有的关注立场和改革力度,这给学前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同时,《教育规划纲要》对于国际理解型人才规格的诉求,也对幼儿教育的教育启蒙提出了人才规格方面的直接要求,这为幼儿教育大力发展国际理解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 目前,我国的幼儿国际理解教育较之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走在前列。直至2010年,普教段仅有少量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在一些私立学校出现。而我国的幼儿教育阶段由于不是义务教育,具有更为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大量的涉外教育机构的出现,大量的涉外课程的引进,本土课程也加入了许多国际元素,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国际化,许多课程与制度带有一定的国际理解教育色彩。但是,由于市场化操作规范的缺乏,以及课程改建中专业指引的缺乏,使得许多的机构、课程、理念等被戏称是“披着国际马甲而已”。 作为现代教育乃至未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理解教育的地位已经日渐凸显,而学前教育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使得国际理解教育的早期启蒙显得极为重要,我们宜从目标、课程及方式上促进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 1. 提高认识,明确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 幼儿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近况固然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有关,但是同时,认识决定高度,若是不能够从认识上明确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认识也将决定我们未来的高度。 我国现行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当中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要求为,“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这样的教育目标更多地是对于“异国文化”的旅游式欣赏与体验,较多地集中于美好风光、英雄人物、生活习惯等方面浮光掠影的猎奇,将国际理解教育窄化了,这对于“培养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深入细致地体现在幼儿园生活与课程的多个方面。比如,不仅仅将国际理解教育理解为一类基本的教育内容,如外国节目的介绍与体验,更应该将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视角,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如,不仅要自然而然地融入国际风光、国际人物,也要融入国际规则、国际思维方式,不仅要体现在社会领域,也要体现在科学领域、语言领域、艺术领域、健康领域等多方面。 2. 改进课程,加强幼儿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实践应用 所有的教育改革,只有落实在课程上,落实在教室里,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所以,课程始终是教育改革与实践的优秀。加强幼儿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改进与实施是教育实践的主体部分。可以从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 笔者以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活动整合课程》为例进行说明,我们可以对已有内容进行国际化视野的丰富。比如,《各行各业》的主题,是否可以追溯到古代已经消失的行业,是否可以延伸到美国农场上新型的现代农民,是否可以呈现一个电影明星在40度的高温天气下要拍一部冬天的电影要度过的艰难时刻。比如,《蔬果舞会》的主题,里面可以不仅有儿童平时可以看到的蔬果,不仅有异国他乡的蔬果,还有平面设计师所创造的想象中的蔬果,有基因工程科学家培育出来的超乎想象的蔬果。在方法的国际化视野丰富方面,以信息化为主要特色的网络应用类给我们很多便利,用IPAD即时“谷歌”所需要的东西,大班小朋友齐心协力建一个“教小班小朋友养蚕”的APP,用SKIPIE与结成友谊幼儿园的地球另一端的小朋友在线交流,使幼儿置身于国际信息流通与互动,不同文化自然而然的了解与理解当中。这将使得幼儿的生活空间、制度空间、交流空间当中国际化元素增多,在潜移默化当中增强国际理解。 3. 改进方式,师资培训、家长工作、政府支持与幼儿园教学共同行动 幼儿的国际理解教育,如同其它类型的教育一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不仅需要幼儿园的直接努力,师资培训的跟进,家庭的理解及行政部门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协同努力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首先,教育改革的落实需要直接体现到教师的行动上,而教师的行动一方面受到教育目的与实施课程的规约,更直接受到自身的观念与经验的影响。“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对熟悉的内容的教学已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或教学模式,这对他们面临的改革不一定全是有益的”,所以,怎样帮助教师澄清他们已有的观念,分析自己的习惯和行为,是改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环节。完善相关的培养培训体系,做好相关的培养、培训规划,提高教师在相关内容方面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幼儿家庭的理性支持非常重要。由于全球化浪潮对于各行各业都有较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着直接利益相关的感受,因此,对于幼儿的国际理解教育,身处各行各业的家长常常有极为迫切的需求。这导致了许多不良分子利用家长的紧迫心理而“乱打国际牌”,市面上的“国际园”“国际课程”“国际班”等层出不穷,良莠不齐。这些都需要幼儿家庭的理性思考。 最后,作为对国家与民族未来有重要意义的准公共产品的幼儿教育,虽然我国已经从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定了幼儿教育的重大价值,将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积极、健康、有序发展作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对于国际理解教育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是,相比国际社会的发展步伐,要实现从幼儿教育从制度到环境、从课程内容到方法的各个环节的国际理解教育普及与深化,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师资培训、家长工作、政府支持与幼儿园教学共同行动。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与Scratch教学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要培养的是国际理解的精神。国际理解教育的优秀思想是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尊重、理解文化差异。在小学scratch程序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学生对不同的文化差异形成正确的观念,有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最终为培养出具有国际眼光和胸怀的小公民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scratch软件运用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为:“发展国际空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第三条为:“增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文化及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些精神最好体现是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然而做好国际理解教育可以通过教育活动来不断强化和深入。 一、什么是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是指各国在国际组织的倡导下,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增强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和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促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知来了解自己和他人。 二、什么是scratch软件 Scratch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开发的图形接口程序设计语言。它的工作环境简洁清晰,便于使用,学生利用这个平台拖拽鼠标就可以很容易地组合程序模块,从而创作出交互的故事、动画、音乐舞蹈、游戏等作品。学生可独立完成或合作完成scratch作品并在网上与全世界编程爱好者进行共享和交流。 三、scratch运用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 Scratch程序在国外教学运用已好几年了,他们在中小学课程教学中依靠scratch软件的易操作来呈现带有专业知识的交互作品,通过网络作品共享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渗透彼此之间的创作意图。 (一)scratch是一种跨国度的语言,易学易懂 Scratch通过拖动鼠标来移动模块搭建交互程序,就像小时候大家玩过的搭积木,易学易懂,这也为软件的普及做好了铺垫。打开scratch软件后,scratch能快速地根据系统的语言来设置软件显示的语言文字,这也为浏览者消除了语言障碍。 (二)快速发展的网络提供了作品交流的平台 随着电脑和网络的运用与普及,为scratch作品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这么说,大家可以带好自己的IPAD或笔记本电脑在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地开展scratch作品交流和研讨。 (三)scratch课程的普及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中国scratch教学普及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国内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区两年前就有很多教师着手研究scratch软件,更可观的是有很多地区今年已经开始在中小学课堂开设了scratch课程,这为scratch知识普及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四、如何在scratch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一)编好教材,在教材中渗透跨国文化 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有意识地加入了国外文化与风情的不多,为此,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候,可以广泛征集国外scratch作品,从中挖掘具有典型国外文化和风情的作品作为课堂教学的实体开展教学,这样能有效提升国际理解教育。 (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1.体验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张扬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主张通过生动活泼的场景和方式,经过学生的自我体会、自我思考、自我升华及行为锻炼,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和愉快的感觉。这在scratch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接受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是交际式语言教学的方法之一,强调“做中学”“学中做”,通过学生参与活动、师生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自然地掌握新知,并体验如何用scratch操作作品或解决问题、处理矛盾,促进scratch探究。 (三)以课堂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态度 教师除了要使学生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和风俗等之外,还要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努力挖掘蕴藏在课文中的情感因素,引导学生在跨文化的对比与建构中,形成良好的国际理解态度。 以scratch作品中的角色交流之称呼为例,在英语文化中学生一般可以直接称呼教师的名字,而汉语文化中要称呼某某老师,直接称呼教师的名字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种文化差异现象反映了英汉语文化的不同观念。 (四)利用网络,依靠作品,开展交流渗透文化促进理解 Scratch作品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设计者不同阶层的生活及心理变化。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依靠网络的发达与国内外中小学生开展作品交流,从而让他们增进理解,有效促进文化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总的来说,在未来人的生活中,人的生活范围将越来越不局限于时间和地点的约束,为此,培养具有国际眼光和胸怀的小公民将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在scratch教学与运用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为培养国际小公民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和环境。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谈政治学科教学与实践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政治学科的教学与实践要与时俱进,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从课堂教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政治学科教学与实践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国际视野人文情怀校本课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在国家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为增进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培养学生认同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尊重、了解其他国家、地区、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及风俗习惯,初步学习、掌握与其他国家、民族、地区人民平等交往、和睦相处的修养与技能,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教育实践。作为一名政治学科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应注重学生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的培育。 一、课堂教学:教学案例贴近生活、贴近时政,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学生历史责任感 当代中学生不应“两耳不闻窗外事”,而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政治学科具有与时俱进,时政性强的特质,政治课堂应该是时事政治活跃的天地。 在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时,教师可以采用热点新闻视频、图片、文字等作为开场;在小组合作探究某一理论时,让同学们根据自己平时所搜集储备的时政案例进行分析、阐述;在每周收看《中国周刊》《世界周刊》时,让同学们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影响深远的一个或几个新闻材料,运用所学的四个模块的知识去分析蕴含的道理。这样做,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和学习政治的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一名中国人,也是一名国际人。 在和同学们学习《我们的中华文化》时,我们一起回顾了中华文化灿烂的历程,一幅幅绚丽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冉冉展开,民族自豪感油然而起。但是中华文化也经历了衰微的过程,历史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每一位炎黄子孙要重塑她的辉煌。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于她的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我们每一位同学既要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同时也要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添砖加瓦。 在政治课堂上,同学们学习、体味进而领悟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大家共处“地球村”,任何个人、民族和国家既要尊重自我,又要尊重他人;既要学会分享,学会共处,又要学会学习,学会担当。 二、校本课程:教师整合资源,精选主题,激发情感,学生主动参与探究,树立国际理念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利用,也是政治教师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阵地。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上,要开发能够让学生“动起来”的课程,让校本课程成为学生参加与体验的课程。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本着以人为本,提升学生素质的原则,我们学校开设了《国际时事纵横》《哲学与智慧》等课程,其中《国际时事纵横》是由我来执教的。我想通过我的课程实践和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在校本课程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一)校本教材编写:明确国际理解教育目标,精选主题与内容 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建立在国际的国际理解教育基础之上,以各国普遍关注的“人权、和平和民主”为主旨,以促进国际理解为目标,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措施,培养具有世界品格与道德情操的全球公民。在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编写上,教师精选国际知识、热点问题,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价值观念问题。在备课过程中,教师整合多方面资源,结合中学生现阶段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等对背景材料进行细致的筛选和分析,以期学生能初步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进而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 (二)校本课程教学:教学方法多种多样,重在学生参与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能有效地调动课堂,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我们通常运用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演示法、练习法等,针对不同的专题,教师斟酌使用以期达到最优目标。 讲授《小悦悦事件》这个专题时,我摘了很多网友的跟帖,有些帖子情真意切,很是感人。这时,我就找了几位朗诵比较好的同学来读这些帖子。读的同学声情并茂,听的同学眼泪汪汪。课堂上呈现出一派感伤但却温暖的氛围。我借此情境,顺势问大家:如果你是经过小悦悦的路人,你会漠视不管吗?你会怎么做?同学们纷纷表达个人意见。 当时的课堂情景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不仅是因为事例本身敲彻人的心灵,更是因为孩子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令我感动。爱自己,爱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这不就是国际理解教育所包含的人文情怀吗! 形式都是为内容和目标来服务的。在实施校本课程过程中,我始终坚守教学目标,不哗众取宠,踏踏实实,“润物细无声”,我相信学生每一天都在进步。 三、社会实践:社团活动风生水起,社团学子崭露头角,我们与世界息息相关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培育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成为国际公民,需要具备和提高适应国际交往和竞争需要的能力和素质,如跨文化沟通与理解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参加积极向上的社团文化活动特别是国际性的团体活动能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组织、协调能力,陶冶学生的情操,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品性和心理素质。 同学们参加社团活动的兴致很高,也从中受益匪浅。这样的社团活动在我们学校有很多。例如,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简称MUN,是一项影响非常大的社团活动。到目前为止,淄博实验中学模联社已多次应邀参加大型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稷下学宫举办“欧盟获诺贝尔和平奖惹争议”座谈会,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激烈争辩,从中增强了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国学社举行的国学大讲堂――“华夏汉服”,同学们了解了中华民族风雨几千年的历程,增长了知识,培养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理解教育因其包含了21世纪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如和平、共存、环境等,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热点,当然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与实施,需要全体师生共同参与,润物无声,虽不立竿见影,但当我们转身回望却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学生不可能都成为“大人物”,但却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懂得共享,懂得理解,懂得宽容而成为一个个温暖的人,而这难道不是我们为师者所期望看到的吗!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中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及路径 国际理解教育是时代赋予教育的新使命 国际理解教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而提出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得维护和平秩序、尊重每个民族和国家的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以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对话、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在各国的学校教育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 同时,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不仅使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而且带来了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而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技术手段又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地区人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是,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了解,往往会产生猜疑、互不信任,甚至彼此诋毁。如何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氛围中,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对话、增进合作、达成理解就成了一个重要命题。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就成为各国国际化进程中全球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的全球流动性、金融管理的高度国际化、世界政治交往的影响力、跨文化交流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都成为我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新特征。作为现代公民,既需要保有几千年历史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民族性,又要具有国际视野;既有跨文化交往能力,又具有寻找共识、建立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则的素养。 基于以上原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称《纲要》)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意味着,国际理解教育应该作为当今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纳入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作中。由于中小学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得在基础教育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帮助青少年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学习跨文化的交往技能,促进跨文化理解的水平,培养善良、公正、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共同发展的情操,成为时代赋予教育的新使命。 基于理解的本质构建国际理解教育框架 近年来,在很多大中小城市,以课程方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中小学校越来越多。但从中也反映出,我国基础教育界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误区。 误区一:国际理解教育就等于对外交流活动 实际上,对外交流活动更加注重的是双方信息的交换过程,它的确也可以起到开阔视野的作用,但国际理解更侧重交往双方的相互理解以及在理解基础上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误区二:国际理解教育等同于人与人的差异教育 这两者并不相同。国际理解教育的主体是以群体为单位的,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理解。国际理解教育如果要关注个人,也是该个体所体现的民族、国家的特有文化积淀,反映带有民族和国家文化特质的内容,所以它不是泛指个体之间的差异理解。 误区三:国际理解教育等于文化差异的了解教育 文化差异的了解教育,侧重的是文化现象的平铺,让学生知道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文化现象也有所不同。而国际理解教育是在了解的基础上,以增进理解为目的,要学会在差异中寻找共通处,达成理解。 误区四:国际理解教育等于知识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不是具体的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文化差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具有审视自我、尊重他国文化、容纳世界多元性的态度;具有体验他国文化中蕴含的情感、形成世界与自我的共情感;具有能够与不同伙伴共同生存、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的愿望。 针对上述种种认识上的误区,在教育实践层面,需要尽快建立国际理解教育的框架。这个框架怎样建立呢?还是要遵循人类理解的规律来制定。哲学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本质就像是一种“翻译的模式”,需要“在翻译中把过去和现在的视域在一种持久不断的运动中进行交融,而这种视域交融才构成理解的本质”。① 理解的“视域交融”,是指解释者在进行解释时,都是带着自己的前见从自己的当下情景出发,与对象的“视域”相接触并把握对象所揭示的意义,从而发生了解释者的视域、对象的视域和当下情景相交融的现象。理解的“视域交融”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汇合。国际理解就是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主体间的视域融合。事实上,“当我们把一种陌生的文化现象作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包容在我们的知识信念系统中,或者把这种文化现象作为我们的知识信念的一个逻辑蕴含,我们就达成了对这个现象的理解”。② 因为文化有差异,因此需要相互理解。人类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可以通过“视域交融”的不断实现,达成更为上位的统一性。依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国际理解教育从其发起组织和全球化发展的逻辑看,应是通过增进不同地区、国家、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促进相互合作,达到维护和平、建立共生共存意识的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在全球各国的公民和儿童中培养和平文化(反对战争和暴力)和文化民主(文化多样性,文化宽容和理解)的意识,使所有人都能够学会与他人一起和平地生活。在基础教育中,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和思维发展的水平,可建立国际理解教育框架(见下图)。 在建立总体框架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确定国际理解教育的三维目标。小学以了解文化差异为主,既要了解差异的形成,也要了解差异形成的原因,还要体会差异中凝聚的情感。中学以发现文化差异背后的统一性为主,这需要有透过现象发现其内在精神追求的抽象思维能力。所以,中学生从人类共享的文明入手,学会在寻找共识、建立共同的规则中,促进人类间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和平、和谐地发展。 以课程建设和学校规划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在明白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框架以后,学校还需要更细致地思考,怎样在常规的教育教学中落实国际理解教育?在笔者看来,目前主要有两种途径: 第一,在三级课程中以不同方式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举措,就是调整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从而改变过去国家课程难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特殊需求的状况。国际理解教育作为课程,在三级课程体系中,根据其所处地位不同,教学实施途径也不同。 国际理解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是价值观的教育。这些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国家课程的学科课程标准中,这就要求学科教师在各自学科中采取适合的形式,落实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比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及:“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认同中华文化,继承革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有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热爱和平。”《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也强调:“通过学习,学生熟悉并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些都是与国际理解教育价值观相契合的地方,在国家课程的实践中,国际理解教育可采取学科渗透的方式进行。 地方课程是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础,在一定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源而开发、设计、实施的课程。例如,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际化的大都市,其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色,就可以开发地方教材《国际理解》,顺应北京全面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根据本校学生的来源及办学特色,开发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及相关教材。比如,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华夏女中、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等,都先后在学校特色课程建设中,根据校情、学情,为拓展学生的视野,开发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或校本教材。 第二,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学校发展目标,整体规划、系统设计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学校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中,并根据本学校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给教师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提供组织和环境保障。 北京芳草地教育集团一直接收外国使馆区的外交人员子女就学,学生来自多个国家。为此,学校围绕着“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芳草学子”的育人目标,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办学特色。该校丽泽分校也在建校初就构建起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模块和实践活动课程体系。学校以校园文化环境、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三个方面全方位地进行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探索。在整体推进的同时,该校在综合实践课中,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以主题活动为形式,从“活动主题”和“认知水平”两个维度,组织了登万里长城、写中国书法、过中外节日等综合实践活动,并对不同学段学生提出不同的能力要求,从而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自然地融入活动课程中。 总之,国际理解教育,应以中华民族本土文化为辐射点,在弘扬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展,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学生在活动中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人们的不同文化,初步感知世界文化的多元,在体验参与中逐步形成尊重差异、理解多元、接纳汲取、合作共享的品质。基础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需要以课程建设为契机,围绕学校育人目标进行整体组织规划,才可能全面而持久地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的儿童职业意识渗透研究 摘要:职业伴随人的一生,职业意识的形成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它不仅关系着未来职业的选择,也是个体认识和发展自我的动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校在三至五年级引入JA中国《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三门职业启蒙课程,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小组协作等多元方式体验城市里的职业,了解全球金融贸易知识,以此培养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养成“全球公民”的意识与国际素质。 关键词:职业意识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合作;责任 一、职业意识的内涵 职业意识是一个人从小就应该考虑的关于未来的职业选择、生存方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对职业意识进行诠释:认为职业意识的形成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现为对职业活动正确的认识、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合理的行动;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意识对职前学生来说,是对未来职业选择和发展的规划,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方向标。 二、学校职业意识教育渗透的途径 1.父母,儿童职业意识萌芽的启蒙师 从出生到咿呀学语,儿童第一次接触到的职业就是父母从事的工作,儿童最早对职业的认识也是始于父母,父母的职业观甚至会影响儿童终身。瓦格曼(Wagman,1965)通过森特斯工作价值观和愿望问卷比较了学生与其父母的职业价值观的相似性,他们指出了许多相似性,尤其表现在性别组内(尤其是儿子与父亲相似,女儿与母亲相似)。因此,一个对工作充满热忱的父母,会让孩子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对未来从事的职业形成积极的态度。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身的一言一行,给孩子传达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在第二实验小学的德育活动中,学校就利用学生家长等资源,请来家长为孩子“现身说法”,介绍他们的职业,并组织孩子去家长的工作车间进行参观,实地感受。 2.教师,儿童职业意识形成的引导者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对儿童的成长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小学阶段的许多课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因素,教师要善于发现和挖掘课本中有助于引导儿童进行自我认识和形成正确职业观的积极因素。 例如,笔者对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的286篇选文的主题做过归类和统计,其中55篇与职业有关,《永远的白衣战士》讲述的是对于职业的“奉献与责任”,《理想的风筝》是讲述“自我体验与认知”。教师可以在类似的文章中引导孩子学会认识自己,包括自身的认知风格、个性特征、兴趣和特长以及不足之处,为将来的职业试探做初步准备。 3.课程,儿童职业意识发展的助推器 职业意识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是对未来和生命的关注。小学阶段是儿童接受系统教育的起点,也是儿童树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时期。针对小学阶段的儿童,我校引进了JA中国《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三套教材进行职业意识渗透的教学。 (1)课程内容。 JA小学课程是通过一系列连贯的商业和经济课程,为学生搭起一个座连接课本于知识和实际工作之间的桥梁。循序渐进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职业知识,为学生日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我们的城市》课程中,学生能够了解城市规划师、城市建造师、企业家、记者、银行柜员、交通警察、环境监测工程师、垃圾环保分类者、能源部工作人员等多种典型职业的工作内容,学习体验简单的工作技能。感受不同职业与城市发展的密切联系,了解当前学习与未来职业间的关联。在不同的职业中,JA课程一贯渗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在活动中关注与尝试实践。 例如《管理城市交通》一课中,孩子们通过体验活动,了解了交警的工作职责,需要发现交通拥堵问题,道路交通信息、马路执勤等,以此来更好地理解城市交通通畅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授课形式。 JA课程中对于儿童职业意识的渗透教学,着眼于学生身边的城市生活职业活动,能够很好地加强课程与学生生活、社会生活的联系,充分体现“教育即生活”的理念。课程中它一方面拓展了一些在其他课堂学不到的内容,同时它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一些教育方式,运用的都是自主研究、小组合作、活动体验等学生喜爱的形式。 例如在体验城市规划师的《在城市里》一课中,学生需要小组合作,尝试“教师功能区”的划分。即根据班级不同的区域作用划分数量功能区,并由一个代表向大家分享设计原因。体验城市建造师的《建筑一座城市》活动中,学生在了解了蓝图、比例尺后,运用建筑立体模型,建造房屋。 这种寓教于乐的课堂充满了互动和合作,非常符合当前正在进行的二期课程改革的精神。激发学生对于职业的了解兴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地认识职业。 (3)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是让儿童能够了解到不同的职业需要不同的个性特质、知识构成和能力结构,并能够初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爱好,向未来所向往的职业做准备。 通过JA课程,儿童认识到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关乎个人兴趣、能力、生活品质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还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平台。孩子们通过学习还意识到小学课程中所学的很多知识都是与以后职业发展有密切关联,建筑师的绘制建筑蓝图能力就要从小学好数学知识,记者职业的撰写新闻水平当然和语文课程密不可分;未来的交警也要高科技手段管理城市交通,学好信息技术也非常必要。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等JA课程的引入,帮助学生全面地认识自我,建立初步职业发展观,并有意识地启蒙训练了未来职业所需技能,包括团队合作、观察思辨、阅读理解、谈判并处理冲突、利用数学思维解决问题和交流等。这些综合素质是一个人实现顺利就业,成为一个国际公民的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研究综述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促进着当前教育的发展,“理解教育”也应运而生、顺势而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回顾与梳理建国以来的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研究情况,从历史行程、剖析关联与策略操作等层面寻求其支撑点、生长点及多元研究路径;审视与批判其研究现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重构理解教育研究空间,以期获得研究性的拓展与建设性的思考。 关键词: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综述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名称得到认同距今仅有60年的历史,其原则是“存异求同”,即以教育活动为途径,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种族、宗教信仰或不同国家、地区间人们的了解与沟通,加强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本文聚焦国际理解教育的同时,将理解教育的研究推向纵深,旨在对其研究现状作整体把握,从历史行程、剖析关联与策略操作层面回顾与梳理、批判与反思,多路径对其比较与厘定,领悟和获取某种研究精髓,为当前中小学践行理解教育探索研究方向、路径与策略等。本文分析资料从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获得,方法是高级检索,匹配为精确,时间从1949年―2014年,“篇名”选“理解教育”(自2013年2月27日起多次检索,最后一次为2014年4月9日),选取相关文献182篇(期刊论文157篇,硕、博士论文25篇,另通过“读秀”检索的我国学者关于理解教育研究的专著8部,因分析繁难,仅涉及相关论点或信息),由此推来,挂一漏万实属难免。尽管如此,笔者仍然期冀对“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一、回顾与梳理,追寻理解教育研究的足迹 (一)回顾历程,捕捉理解教育研究的支撑点 理解具有历史性,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并只能在历史中展开、交汇、融合。理解教育研究的文献显示其纵向的研究回顾与横向的多元研究视角相互并行且适时交汇,虽有切入视角的差异,但其意旨似乎都在表明要在历史的行程中捕捉研究的支撑点。 1.介绍国外“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脉络 此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少,期刊文献12篇,硕士论文6篇,占9.89%。文献显示,中国最先介绍“国际理解教育”的是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日本教育情况》(1974年4月创刊,现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其首刊译自《文部时报》上日本原康男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新方向》,此文对日本当时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作了介绍。自2005年4月―2013年11月共有15篇文章(期刊文献9篇,硕士论文6篇)推介国际理解教育。此期间有约三十年的沉寂期。 国际理解教育从研究对象上大致可分为组织研究、国家研究与个人研究。组织研究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要求或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活动与世界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其活动的高低走势体现了国际政局的变化。世界各国在其相关文件精神倡导下,积极地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国际形势下自身寻求发展的一个路径。文献介绍频次由高到低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体现我国对大国与邻国的密切关注,也可看出我们对国外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知之不多。个体研究中日本的研究学者较多,时间较早,视角也较丰富。 从纵向的研究回顾与横向的多元研究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国家的发展需求催生了“国际理解”,人才培养意识督促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与深化,成为研究的出发点。 2.介绍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理解教育”的研究状态 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位,开始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但研究多为个人研究。160余篇文献可分为两个专题。 (1)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其中文献87篇,包含期刊论文71篇,硕士论文16篇,占47.8%。期刊文献资料最早追溯到1994年1月《教育评论》上朱永新撰写的“迈向21世纪的国际理解教育――国际教育学研究大会苏州会议纪要”[1],紧接着《比较教育研究》也对此文进行全文刊载。这方面的高校硕士论文最早见于2003年5月华师大陈洁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文章从界定概念、追溯历史、活动内容、实施手段、案例精选等方面[2]来介绍,应该说对当时的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较为系统。后续研究趋于密集,文章多能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拓展与深入,内容大致涉及介绍国外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发展、特征、展望及实践模式,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开发、学科模式探究,民族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国际化的关系等,为我国教育融入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2)关于“理解教育”的研究。文献77篇,约占42.31%,可分两个部分。非专题类的16篇,学院作者以理论研究为主,其余则以案例或实践研究为主。现以时间为序,简介主要内容并作简析。最早介绍“理解教育”的是南师大教科院的杨一鸣,提出教育是需要理解的,只有回到生命中才可能真正理解教育[3],属于教育理解范畴。傅金兰、傅蕴从“创造”的意义上讲理解教育,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和扩展[4],属对“理解”的日常理解。任顺元对“理解教育理论方面”[5]作了较全面的探讨。秦丽萍对加德纳的“理解教育”的教育思想进行综述,认为其内涵是“学以致用”[6]。白述亮从受教育立场看教育,展现教育冲突,为教育探究提出新的案例视角[7]。席梅红认为情智相长是良好师生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一条有效的教学原则,可共同实现生命发展的可能性[8]。袁秦英,陈玄从理解教育的角度指出理解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并提出相关的原则与方法[9]。苏志磊在“理解教育:解释学的视角”一文中对理解理论之“理解”做了梳理,并从解释学的视角探究“理解”之内涵,力图对理解教育论进行一定的反思[10]。另外几篇文章则从“理解教育是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浅层面进行应用。总体上看,理解教育研究呈现多元迹象,但不够深厚;应用单薄,且多为表面;理解教育与教育理解相混淆,概念缺乏认同感。 专题类的61篇中,4篇文章关于郑娅的“多元文化”的课题研究,其余57篇文章都是关于熊川武“理解教育”实验,即课题的研究成果与应用推广。 上述两个类别的研究显示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起步较晚,但也能看出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勇气与胆识。“理解教育”将“人的发展”摆到了教育的高度,“人的发展”呼唤“理解教育”的到来。 (二)梳理脉络,探求理解教育研究的生长点 1.理解教育研究的内在剖析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过,“认识自己最难”,万物如此,研究亦然。研究“理解教育”,就必须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 (1)理解。理解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优秀概念。[11]解释学中的“理解”揭示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从施莱伊马赫的认知论,到狄尔泰的方法论,再到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直至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是以“理解”为优秀的哲学,标志着哲学解释学的诞生。此哲学理论迅速传播和应用到了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宗教等人文科学领域,“‘解释学’成了现代思想中的一个‘流行词’”[12]。“理解”从解释学到哲学解释学再到实践哲学解释学,经历了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也将随着人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臻于至善。 (2)国际理解。两次世界大战击垮了很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毁灭了很多人向往自由幸福的理想。战争结束后,信仰在渴望通过教育实现和平的人们心中重新燃起,“国际理解”应运而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成员国结合本国国情,开展切合时代特征的理解教育活动。“国际理解教育”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实践行动,对此研究者已形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不断完善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国际理解教育”的称呼也随之时常变换。最先介绍“国际理解”的是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的王长纯,他从比较教育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理解论阐述“国际理解是比较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13]。 (3)理解教育。国外“国际理解教育”理论的兴起后于“教育理解”的相关理论,“教育理解”多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学科切入,对“理解教育”很有借鉴意义。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儿童身心和谐发展论,本世纪初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关于“把关心个性发展、自我接纳和为人所接纳作为其优秀”的理论[14],马克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智慧的意蕴》中提出“教育学的实践就是教育学理解”的理论。 我国现代“理解教育”的提出是在“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开始的。中国古代孔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精英式模式,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谈论“教育理解”。当代教育理论家金生应用解释学理解的观点阐述了教育意义的生成性,“学生接受教育就是理解教育。教育就在学生的理解中,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教育意义是由学生自觉的理解而生成的”[15],从教育哲学的高度指明了理解对于教育的意义。近年来,熊川武对“理解教育”进行如下的阐释:理解教育是理解理论指导的,作为理解主体的师生与理解对象沟通,在感情、认知与行为上筹划并实现生命可能性的过程[16],明确地将“理解教育”作为一个专属的概念。舒定志“提出现实的人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人的存在是理解教育的思想方式,要从人的日常生活维度理解教育”[17],要转变理解学校教育的思想方式,“理解”带有鲜明的工具性,有辩证审视教育的意味。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因“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大外延性的因素,或者说“国际理解教育”因呈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故难以对“理解教育”给出一个稳定且可持久的界定。 三个概念密切关联,因研究指向不同使外延与内涵存在着交集。以上学者的研究说明,“理解”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它既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形式;既是教育目的,也是教育手段;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发展性是其内在的永恒内核。 2.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的关联突显 国际理解教育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又是互相制约的,因而就生发了与其关联的诸多研究。 (1)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的关系研究 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的发韧先于理解教育。为了与国际发展接轨,国内的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国际理解”的课程并进行了诸多方向的研究。理解教育紧随其后,在更多的中学及职业学校全面开展,涉及课程、教学教法、学科模型、班级管理等方面。“理解教育”是“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延续与区域性教育活动的补充,是“国际理解”理念的区域性落实。目前关于“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的关系研究文献甚少。 (2)国际理解教育与教育国际化的关系研究 《教育学大辞典》将教育国际化解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解决教育上共同问题的发展趋势。”[18]从内涵来看,教育国际化更具单一性,而国际理解教育则包涵丰富。从“目的”上来说,两者在消除差异、增进理解这一层面上无疑是一致的。但两者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为教育国际化指明方向与可达成的目标,教育国际化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充实与丰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3)国际理解教育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研究 多元文化教育是为了解决因移民现象而衍生的文化多元性造成文化异质、民族冲突等问题,并为此采取施行的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从实质来看,多元文化教育是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传统,这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外延来看,国际理解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文化领域带来的冲突和问题,它的外延更为宽泛。因此较之多元文化教育,国际理解教育既要解决某一领域的交流或合作问题,还要避免因误解和互不信任在其它领域带来的各种问题。 上述三组关系引起较多学者的重视,教育国际化、多元文化教育等带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思潮出现,必然会让研究者进行探究,溯其源流,察之异同,此为研究者直觉使然与职责意识所在。国际理解教育与理解教育、教育国际化、多元文化教育相较更具有上位性,其间的关系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再深入一步地想,其与素质教育、新教育实验存在什么关联等,需要厘清理论之间的源流,才会让思想更清晰,理论更厚实,操作更切实。 3.理解教育研究中的多元路径 (1)从各地不同的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不同的策略研究 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其自身的经济特点及所处的独特地位,许多研究者都从所在城市的角度提出了区域性的国际理解教育推进策略。有论者“对北京市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建议”[19]符合解决问题的一般路径,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操作措施有可行性。2012年上海市闵行区重点课题――“多元・共生・融合”的互动研讨使各校明晰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方式和发展方向,并对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建设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课题拓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外延,有新的目标指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深圳、广东、浦东新区、山东临淄市、淄博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活动更加红火,从不同角度检验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并对实践作了多面的拓展。 不同地区与城市都认识到“国际理解教育”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且是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的保障,已超越了教育领域,或者是其它领域的诉求依托教育领域显现。 (2)以发展高等教育为重点提出推进高校建设的策略 2003―2013年的25篇硕博论文导师单位涉及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14所高校,可见国家教育政策对于“国际理解”型人才培养的重视,但从量上来看,与13亿人口大国教育规模的需求差距甚大。也可见高校建设与区域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基本上是同步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高校建设更需要走在区域推进的前头,至少高校应成为一个区域推进的试点与制高点。 (3)基于改造薄弱学校努力推进理解教育的策略研究 熊川武开创和主持的“理解教育实验”于2000年发轫于上海市平乐中学,随后有江苏、浙江、福建、辽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不少初高中、职中相继加入,理解教育实验行动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实践使后进生得到转化,薄弱学校的形象得到改观。但也可能令人遗憾的是成果的推介仅让人关注了薄弱学校的改造与后进生的转化,没有从更多层面对“理解教育”理论进行应用、拓展、丰富、检验。 这一部分的研究表明,理论层面的研究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路径很多,且在各自层面上又可以开掘出许多研究空间,呈现更多的实践需要性与发展可能性,是相关研究的生长点。 二、批判与反思,拓展理解教育研究的空间 (一)审视当下,探究理解教育研究的深层次 当前教育处于课改的深水区,基础教育呈慢进的态势,正寻找新的突破口。为此,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渐入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全面的实验研究在多地区开始试点且成绩斐然。但就整体现状而言,多数论者的研究呈重复状态,似乎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笔者虽然暂时无法把握其中的关键问题或实质性症结,但至少从现有一些具体研究中可以看出某种缺少深层次追究的端倪。 1.理论研究:尚待完善、普及 理论是行动的灵魂,理论研究是高效行动的保证。总体来看,80余篇国际理解教育文献不够丰厚,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国外的研究概况,认识性的理论探讨,理念本身及关联的比较研究,单学科教学中渗透理念的研究,途径与方法的对策类研究,课程建构方面的研究。10余篇理解教育文献更显单薄。此项研究还没有成为教育领域的全员运动,还需要在普及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2.实践探索:亟待开辟、拓宽 熊川武基于“理解教育”课题的后进生转化教育模式,为理解教育的理论丰富与实践格局建构踏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媒体宣传与各校经验介绍及一线教师的切身体会可以看出理解教育实验是改造薄弱学校及转化后进生的有效法宝。“理解教育”实验的对象多为初中生或职高学生,实验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数量极少,故理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探索还不能满足当前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没有促成全校运动。理解教育尚需要更多的各级各类学校共同地参与,共同地寻求,开辟、拓宽适合自己发展的“理解教育”路径。 (二)把握方向,寻觅理解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 1.线性承继,理解教育研究呈“平缓上升”态势 理解教育研究的总体趋势,并非总是朝着“正方向”直线发展。换言之,理解教育研究的深刻性似乎与时间的推移不成正比。如“理解教育”实验在轰轰烈烈之后的今天倒显得冷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多未超越《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中的论点,甚至远远落后。这似乎能够说明初期的理论研究关注的人极少,且还没有达到指导开展实践的程度,相关观点还没有达成共识,与较热闹的实践活动相比明显滞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加强及教育发展的自身需求,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在历史的河流中,“理解教育”始终以一种平缓的态势存在着,影响着,接受历史的考验,经受时间的洗涤,现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教育研究者,且越来越受到青睐。 2.块状集结,理解教育研究临近“蓄势待变”界点 理解教育研究在某些问题的表述上趋于完善,呈块状集结状态。如熊川武“理解教育”实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丰厚的积累,从其影响与发展来看,可能面临瓶颈问题,蓄势待变。此期间理解教育研究相对沉寂,或许是受到新课改的影响,相对延缓了自身常态发展的进程,其“为了人的发展”的宗旨与“新课标”的精神是相通的,与其说是对新课标理念的有益补充,不如说是新课标对其理念精神的承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及“十年课改”的反思,“理解教育”研究及实践活动开始有“重拾”的迹象,并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其实践面临的问题趋多,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现象。量变引起质变,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参与研究的学校多起来,参与的人动起来,蓄势待变,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实践才能创新。 3.自觉建构,理解教育研究缺“问题意识”谱系 从组织层面上看,教师参与“理解教育”的研究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行政上的指挥与调控,只有理论上的学习与指导;从认识层面上说,教师参与是自觉的,是在对教育追问下自我意识的思考与觉醒,是对“理解理论”的自觉践行,或者说是有良知的教育者的责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使然。关于理解教育及理解教育实验的70余篇文章大致关注了如下的问题:理解教育的涵义、特点与意义,功能与类别,原则与方法,实施策略与途径,师生关系,教学模型。文献显示,理解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哲学基础还没有确定下来。如有论者指出,理解教育的理论扎根于科学、人文、实践理论之中,即科学理解论、人文理解论(实质是解释学)、实践理解论[20];还有论者指出其理论依据是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魏书生的“教学民主化”理论、熊川武的理解教育理论、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麦克费尔的体谅模式[21],可见对其认识还存在歧义。作为优秀关键词的“理解”也有更多的论者认为具有不同的视野,如日常生活情景中的,解释学视野下的,或基于认知理论的。虽然说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但至少说明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厘清相关的概念。“概念”不清楚,目标的制定将不科学,行动将不明确,效果将不明显,甚至产生“路径”错误、信心不足等负面效应。“理解教育”作为一个专属概念还需要形成概念体系,这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以“知识树”的形式建构理解教育的“谱系”,这当是理论研究者必须要面临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注重实践,拓展理解教育研究的全新时空 1.课题研究,打造理解教育的特色学校 熊川武依托课题“‘理解教育’研究”开展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使上海平乐中学及诸多学校与后进生发生了变化,这是理论的力量显现。一所学校的发展,是迫切需要有特色的东西来支撑的;一所学校师生的自我发展,是迫切需要有特色的学校文化来滋养的。践行理解教育的学校,坚定不移而不朝三暮四,与时俱进而不墨守成规,这才是一所学校应有的气质。对当下的尚无特色的,今天学这、明天学那的很多学校不啻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但特色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同中求异,存异求同。“异”的基础是建立在教育规律上的,是基于儿童身心成长的,是切合本校办学实际情况的,“同”是提高办学质量的,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是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一言以蔽之,追求本土化的特色学校建设是以“理解教育”为灵魂的,并只有以课题研究的形式才能够深入、长久,显特色,出成效。 2.理解文化,熏陶理解教育的新型师生 一名好校长,能办成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能带出一群好教师;一个好教师能培养出一批好学生。这是校长的魅力与职责。但问题是校长更换,学校的面貌(指内涵)也变化了。我们在思考能否有这样的一所学校,校长来了,变成了好校长;教师来了,变成了好教师;学生来了,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样想来应该是一所学校的文化使然,是理解文化使然。理解教育下的文化能否改变以往的传统结论?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即理解文化既是文化的控制机制,又是个体的心理自由)能否在“理解教育文化”建构中得以彰显?师生精神的自由成长这当是理解教育的终极追求。 3.扬弃传承,竖起理解教育的精神大旗 大浪淘金,在历史的荡涤中留存下来的,一定要坚持并发扬光大;时间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应该主动地放弃,不能存有不合时宜的念头。把教育当作职业,教育将被看成繁琐机械的无味工作;把教育当成事业,教育将被诠释成丰富多彩的理想人生。“理解教育”历经考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但其关于“人的发展”的理念必将引起更多教育人的关注和践行,让其傲立潮头。摆在当下基于“理解教育”研究的紧迫任务是如何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让学生以“人”的姿态诗意地栖息,这是从事理解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必须直面与思考的问题。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成都武侯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实践探索 摘 要: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长春、成都等地开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尝试和探索,但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式、学生评价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小学生接受国际理解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从2009年开始启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工作,经过五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文章对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及探索成果予以介绍,以期对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中小学生;关注学生生活世界;武侯区 一、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 打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新模式 国际理解教育致力于培养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发展、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青少年,并让其学会生存和共处,养成善良、无私、公正的品德。国际理解教育与我国的素质教育具有深层次的共通性,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极具创新意义。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等重要文件中,都提出了“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等要求。 成都市武侯区是国务院命名的高科技文化区,有一批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早试先行的学校,开展了教师出国培训、友好学校师生互访、“武侯孔子教育班”等国际交流活动。2008年,武侯区在《武侯区教育现代化第三个五年规划(2008-2012年)》中首次提出“创新教育国际化机制,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思路。2011年武侯区《推进区域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与研究》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立项,深入研究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课程重点解决了以下问题:第一,形成了符合地方实际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提升了教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素养;第二,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位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和创新途径,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了师生对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认同;第三,在“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理念的指导下,以主题、优秀课题、学习资源、现实话题(行动)等多种形式积累教育经验,克服了在目标上把“理解”降低为“了解”、在内容上将“课程”简化为“读本”的弊端;第四,以国际理解课、主题活动、友好学校共建课程、学科渗透等形式实施教学,充分发挥师生双方的作用,克服了教学浅层、活动随意、低水平了解各国生活文化常识等弊端。 同时,武侯区积极采取行动研究教师培训策略,突破单一的“研发推广”模式,以非权威、非行政的合作、指导、研究,经历“启动-前期开发-深度开发与实施-总结深化”四个阶段,逐步深入推进“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理解的课程-运作的课程-体验的课程”,切实达成课程的育人效果(见表1)。 二、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设计弹性的课程 (一)课程的基本理念: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 根据现象学教育学的理论,只有从对产生所有可能形式的人类生活世界的现象的理解出发,我们才会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的存在,理解存在和我们生命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国际理解教育的学习经历应该通过学生个人行为的改变,指引学生参与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去,尤其是对地方层面问题的解决。武侯区吸收了上述先进思想,在“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1.课程内容的“生活”特征 把生活世界作为构成学生认知、体验和行动的媒介和资源,通过学生对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和真实体验提高课程与教学活动的成效。具体地讲,我们在课程开发时注重三个取向:第一,知识的“活化”取向,把简化、抽象、概括化的知识内容“活化”“还原”为学生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生动细节和情境;第二,经验的“现实”取向,及时将当下的国内外重大社会事件和重要生活现象纳入课程,把现实生活中庞杂混沌的信息、事件和问题转化为可用于学生学习、探索的问题和主题;第三,生成“学生取向”,将学生在操作、探索、研究、发现等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体验和感悟,作为进一步学习的课程内容。 2.学习方式的“建构”特征 教师运用经验和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事实、分析现象,形成认知、行动和体验。课程面向人类生活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本质:在小学,强调通过丰富的事例和体验理解优秀课题,注重行动模仿;在初中,强调通过概念学习让学生理解优秀课题,注重教学性实践;在高中,强调通过批判性分析让学生理解优秀课题,注重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 3.课程实施的“创生”特征 课程实施注重“忠实取向”“调适取向”“创建取向”的优势整合。在顶层设计方面,明确目标导向和学习领域;在课程教学方面,弹性的参照框架为师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态度、认知、学习风格、课外经验等进行课程创建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二)课程的顶层设计:弹性课程参照框架 该框架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式和学生评价四个要素做出了顶层设计,同时也为学校、师生在课程实施中的创建预留了足够的弹性空间。 1.课程目标的设计 课程目标凸显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在知识、技能、态度的关系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在《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中指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为了使青少年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学习与其他国家人们交往的技能和行为规范,建立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该行动纲领还指出,学习知识是为了提高技能、规范行为、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针对当前“低水平了解外国常识”的问题,我们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真正目标,将知识学习作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还原国际理解教育“理解和行动的本质”。 课程内容突出“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国际合作”的优秀内涵。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6年至1974年,各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国际合作和促进世界和平是这一阶段的主题;第二阶段为1974年至1994年,强调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在人口、粮食、资源、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加强世界共同体意识;第三阶段为1995年至今,强调民主、人权、自由是人类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可见,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演变始终围绕着“和平”这个主题,以“尊重人权”“尊重文化多样性”“国际合作”为基本内涵。因此,课程确定了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国际合作四个主题。 在人才培养方面,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在“国际场域”中的合作交流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国际理解教育通过“与外国人交往、合作”“正确分析和预见别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等特有的育人目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等特有的内在机理,“人员交往、信息交换等实质性国际交流过程”等特有的育人路径,直接和深刻地影响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因此,我们将交流、合作、批判思维定为国际理解教育应该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 课程立足在比较中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含对民族文化与他国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以及在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他国文化的理解。课程力求引导学生在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在接受和欣赏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热爱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相互交织和理解”作为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基本立场。 目标设计注重学段连续性。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设计了目标阶梯。在态度上,构建一个从“接受浅近道理”到“形成正确价值”的发展连续体;在技能上,构建一个从“做出恰当反应”到“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连续体。 2.课程内容的设计 课程内容由主题、优秀课题与基本理解、学习资源、现实话题四部分构成。以这样的结构取代文本化教材的课程开发与实施,是关注学生生活世界的自然要求,能够使课程真正具有生活性、建构性和创生性。 主题,既是国际理解教育的优秀内涵,也是师生的学习领域。课程包括人权、文化多样性、和平、国际合作四个主题。 优秀课题,即该学习领域要探讨研究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解,即学生在该领域优秀课题的解决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认识和观念,它们是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石。 学习资源,即学生学习的载体、材料、工具,而不是需要掌握的对象和学习的目的。课程强调学习资源的多样性、实用性和便捷性。顶层设计仅提供书籍、文献、电影等学习资源样例,表明学习资源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师生选择的自主权。 现实话题(行动),即课程教学的起点和回归点。课程强调现实话题(行动)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也强调学校和师生具有选择和创建现实话题(行动)的自主权。 3.学习方式的设计 课程强调三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理解,是指对感知和了解的信息进行深加工;行动,是指直接作用于环境和他人的活动;体验,是指对理解和行动的结果的反思与内化。在这三种基本的学习方式上,师生可以选择更加具体丰富的学习方式,并展开持续的理解、行动和体验。持续,是指在初步理解、行动和体验基础上的不断挖掘和深入。这样的学习过程并不强调信息和活动的堆砌,而是强调对它们的“消化”,并在持续的理解、行动和体验中形成技能、态度和价值观。 4.学生评价的设计 以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理念为指导,对学生的国际理解素养进行表现性的评价,并能够反映对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要求。在评价方式上采取多元主体和多种方式。 三、创新教学形态,协同课程资源 (一)课程的教学实施:校本变革与创造 学校和教师在采纳区域课程弹性建议的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对课程做出改编、整合、拓展和创建,通过跨学科学习、拓宽学习资源和范围、创建适于学校和教师个人教育理念和课堂实际的教学来实施课程。经过探索,形成了国际理解课、主题活动、友好学校共建课程、学科渗透四种课程教学形态。 1.国际理解课 “课”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媒介,组织和获得教育经验的课程形态。国际理解课以优秀课题的认知为基础,但学生上课并不是简单地了解、记忆信息,而是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加工。国际理解课通常采用“观察-探寻-揭示-延伸”四个教学步骤(见表2)。 2.主题活动 “活动”是以情景、事件、事物、行动为主要媒介,组织和获得教育经验的课程形态。国际理解主题活动以具有国际元素和细节的情景、活动等为基础,但活动并不是简单地感知刺激,而是让学生对情景、活动进行探究、感悟。主题活动分为“激起-进入-加深-弥散”四个阶段(见表3)。 3. 友好学校共建课程 “共建课程”是上述两种形态的延伸。友好学校共建课程是最直接的国际理解教育途径,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让学生在共同行动中克服紧张、不安和不快的情绪,进行跨文化的体验和理解(见表4)。 4. 学科渗透 “学科渗透”,是以学科学习过程为基础,组织教育经验的课程形态。它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传授,而是以国际理解主题为原生点,以学科教学作为结合点,在课堂中找到切入点,将课外活动作为延伸点,构建起一个国际理解的“文化场”(见图1)。 (二)课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文本资源与非文本资源的协同 课程资源包括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本资源,也包括以人、事物、事件、活动、场景等为载体的非文本资源。武侯区投入专门的教育经费,支持和奖励学校开发建设学生读本、社区基地和友好学校三类资源。比如,将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读本作为外语、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地理、艺术等课程的拓展与延伸,并把这些读本免费发放给学生,以便于他们在参加社区活动、友好学校交流时使用。 1.编写读本 成都市武侯区为小学编写了《奥运之光》《唱游世界》《艺术视界》《绿色视界》《国际语言》《世界文化》,着力从文化视野认识世界;为初中编写了《从这里走向世界》,着力从政治经济文化视野了解世界;为高中编写了《课堂沟通世界》,着力培养现代公民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2.走进社区 全面建设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的校外基地和良好社会氛围。武侯区教育局普及社区居民国际理解教育,师生宣讲《社区居民国际理解教育读本》。实施中国文化浸润工程,师生为外籍人士参观成都名胜古迹当导游,教外籍人士说中文、画国画、跳中国民族舞蹈、打太极拳。实施“世界课堂”进社区工程,邀请社区居民走进中英、中新、中美等课堂,开设“我在海外教汉语”社区讲座。实施社区居民国际大融合工程,组织中外家庭结对,开展中外节日同乐、中外家庭同唱一首歌、中外家庭运动会、中外家庭美食节等活动。 3.牵手国际友好学校 武侯区与英国维克菲尔德市、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学区结为友好地区,武侯区的中小学与56所外国中小学校结为友好学校,实现了交流的常态化。中外学生通过写信、互赠贺卡、网上讨论、短期学习、访问、交流等形式开展对话。 四、效果与反思 经过近几年的国际理解教育,武侯区学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学生的认知和情感能力越来越有优势。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武侯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芮塔(Rita Rodriguez)博士、洁派(Jaeh.Paik)博士等专家率领的青少年健康成长研究小组对武侯区三所小学的90名四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并与美国同龄学生的抽样数据进行了对比。调查显示,武侯区学生在信息处理、分析综合、社会适应、与人交往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武侯区学生具有较高的国际理解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在国际理解的态度方面,多数学生的态度与国际理解教育所倡导的态度相一致。比如,学生认同“全球互相依存”,不赞同“向下游排放污水”等。在国际理解的经历方面,91.8%的学生曾经有国际理解方面的行为和体验,如参加志愿者服务、具有他国文化元素的活动等。2013年,武侯区龙江路小学分校作为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唯一推荐学校接待英国首相卡梅伦,卡梅伦称赞武侯学子“非常健康、非常有活力、非常自信”。 另外,武侯区以教育国际化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辐射影响。2013年,武侯区举办了“阅读的力量”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和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时任教育部国际司司长的张秀琴女士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师进修分会上说:“武侯区的国际理解教育做得好,国际理解教育教材编得好,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搞得好。” 当然,武侯区国际理解教育探索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国际理解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学生国际理解素养还有待提高。在与美国学生的比较研究中,武侯区学生在心理控制、对老师的态度、与老师的关系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国际理解能力方面,对同类主题的异文化解读表示不可信、不接受,反映出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不够高。就课程本身而言,课程教学评估还不完善:一是学生国际理解素养的评价机制有待跟进;二是需要进一步开发课程教学评估的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以合作学习为途径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国际交流合作及民族文化弘扬需求的同时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高校外语教学不断革新,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与外语教学改革理念不断融合。因此以合作学习为路径,探讨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实施途径,尝试理论结合实践,探索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合作学习;英语翻译;英语专业;国际理解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5-0061-03\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同一语境下开展对话与合作显得尤其重要。在英语教学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有利于促使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做出正确判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实现对英语的多元化运用,加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及国际理解精神。而翻译实践活动作为英语教学中的一条重要路径,自然成为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本文将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试探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如何有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及策略。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分析 国际理解教育概念于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增加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目前教育学界较为统一的观点为:国际理解教育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培养形式促使各国及民族之间达成理解合作,强调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国家间对彼此文化予以理解,相互尊重、欣赏,达成共识。 二、合作学习的概念分析 在综合分析现有关于合作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合作学习是通过小组内学生之间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学习目标,达到小组整体提升的教学方法体系。此教学方法优势在于其动态化的学习过程,积极的教学互动,以及对于人际交往的有效促进,有利于学生成绩的共同进步,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这一特征与国际理解教育所具有的理解合作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将其作为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课程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路径,客观而现实。 三、翻译实践活动中应用合作学习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 英语翻译实践活动中运用合作学习模式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优势主要表现如下: (一)便于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合作能力 合作学习可以将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集中于同一小组中,将话语权移交给学生,通过帮、扶、带、沟通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大的翻译实训活动空间和更多的说练机会。同时,合作学习所确定的互助关系,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和交流意识。在多元的小组活动中,通过参与、交流、互动、影响,组内学生彼此在情感认知上逐步趋同,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用能力,也直接促进了学生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的培养。 (二)便于学生形成合作、尊重的国际理解态度 在合作学习中,小组内成员具有平等的身份、话语权、决定权,在语言表达时的不安心理会被消减,同时小组共同的目标也会使学生产生一种归属感。同时,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期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学生彼此间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会增加小组成员之间的理解、互信和认可、尊重,潜在地为各自构建一条交流的路径,也促使学生学会如何在不同环境下构建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名外文翻译人员应有的国际理解态度。 四、翻译实践活动中通过合作学习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方案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能力选择不同实践内容,如商务类翻译实践、旅游类翻译实践等,本文将探讨在模联翻译实践活动中具体开展合作学习以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方案。模联翻译实践既可以使学生体会口笔译工作在国际交流沟通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通过扮演各国外交官角色,使学生深刻体会其代表国家的立场并开展模拟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包容、理解的国际理解态度。 依据合作学习的模式,模联翻译实践可具体细化为三大阶段,依次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评价阶段。三大阶段又细分为五个环节,依次为教师精讲环节、任务分配环节、汇报环节、测验环节、评价环节。 (一)合作学习准备阶段 1.教师精讲 在合作学习课堂中,教师起优秀引导作用,应精讲三方面内容。一是模联活动的主题,其背景情况,各国关注程度及问题争论焦点等,让学生对于所关注的国际问题有初步认识,给学生指明研究方向的同时,又留给他们充分的探索空间。二是要依据联合国文件及会议要求发言,讲述语言表达的规范,使学生的表达符合国际交往的正式场景。三是为各小组提出针对性合作活动建议,并对合作学习技巧进行指导。 2.分配小组任务 分配小组任务首先要考虑班级规模,根据学生的差异,有机分解学习内容,合理分配学习任务。具体做法为:将学生分为若干组,分别担任模联活动中的各代表国及主席团,然后再具体分配组内任务,如发言人及译员角色分配,材料搜集、整理、翻译与审译,动议书及立场文件书写等,使每个学生都有明确的任务,树立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合作精神。 (二)合作学习实施阶段 1.小组学习与讨论 此阶段主要是学生在小组内共同探讨学习,完成教师在实践活动之初所布置的翻译项目任务。这一阶段有两类具体合作学习方式。 一是探究式小组合作方式。学生要明确所代表国的立场与观点,以及该同哪些国家结盟,如何在辩论中为本国争取利益,使之最大化,这些都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学生去主动查阅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并统一立场。在此类活动中,学生始终是学习活动的主体,通过自身的调查观察及实际体验得出最终的结论。教师需引导学生在调查中形成结论,关注过程,重视培养其合作意识。 二是交往式小组合作方式。模联中议题的确立与通过,非一国力量能及,各国代表需同他国代表交流,游说他国以形成统一战线,最大程度确保本国利益。教师通过设计这类模拟情景,能够促使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与其他学生展开思想交流。这种交往合作活动,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礼仪规范等知识的了解,还能够促使学生在科学交往中形成平等、宽容的异质文化理解态度。 2.小组汇报 小组汇报环节即开展模拟联合国辩论。这是合作学习的中心环节,通过汇报能够使学生了解到自身的不足,同时汇报也能带给他们成功体验,进一步激发其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本次活动中汇报的具体形式为模拟联合国流程,具体包括各成员国在主席团的主持下进行磋商并提交动议书等书面文件。多种汇报形式可以发展学生多元的综合素质,使小组乃至班级全体学生均能得到全面的进步。 (三)合作学习评价阶段 1.测验 本次实践活动中,笔者既关注学生在最终模联活动中的表现,也尝试跟踪测验每个学生在国际热点知识掌握、国际交往正式语境下的翻译能力、小组合作方面的变化,以明确学生的努力方向,了解在模联活动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效果。 2.评价 评价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使学生明确自身在合作学习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不足与努力方向。第二,为教师提供准确的信息反馈,对教学活动作出反思、调整。综合考虑到评价的鼓励性、公平性和多样性,笔者在此次活动中选择学生自评(实结)、合作小组成员互评(互评表)、小组自评(自评表)、组间互评(互评表)、教师评价等多元评价方式,对学生开展综合评价。总之,在合作学习的实施中,必须重视学生的学习质量评估问题,使教师和学生均有收获。 五、结束语 笔者以合作学习为路径,运用实践活动方法,使学生结成合作关系,共同制订活动计划,反思活动效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证实了这是一种在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活动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路径。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民意识到遏制人类的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径是必须通过教育培育人类的“真正理解”,发展人类追求全球持久和平的人性。194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出了多种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方式,其中,模拟联合国活动成为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模拟联合国活动的主要内容 模拟联合国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学生们扮演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从“本国”立场出发分析国际问题,参与到联合国会议中。学生们通过亲身经历联合国会议的流程,熟悉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了解国际大事。 模拟联合国活动主要通过语言交流和书面文件的方式进行问题解决。在语言方面,通常会经过“演讲―有组织优秀磋商―自由磋商―演讲”,不断就某一问题深入地进行交流讨论。在书面文件方面,通常会经过“立场文件―工作文件―决议案草案―修正案―决议案”的流程。 模拟联合国活动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为议题的设定和委员会的设定。在议题设定方面,模拟联合国活动讨论焦点涉及安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议题,例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贫困问题、全球气候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据统计,关于政治、安全领域的问题占据近40%,关于经济和环境的问题各占据20% 左右,其他相关议题约占20%。 在委员会设定方面,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各职司委员会,以及隶属于联合国大会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委员会。不同委员会下的会议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媒体类委员会,如主新闻中心是近两年新增的特殊委员会,学生通过扮演媒体记者的角色对会议进行报道,会议期间每天以报纸或视频的形式新闻。此外,很多会议还设置了危机或联动危机,以危机的形式推动会议进程,也让与会者充分体验一个更加真实的国际社会。 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意义 1.契合国际理解教育目标,是一种创新性教育方式 模拟联合国作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主要表现在模联活动契合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在知识领域,培养学生了解不同民族、国家、种族的文化,了解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规则体系。在态度领域,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平意识。在技能领域,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理解、欣赏不同文化的能力,以及换位思考的能力。从上述目标中可以看出,模拟联合国完美地契合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 2.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模拟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无论是阅读背景资料、书写会议文件、代表阐述观点都采用英语,可以培养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英文写作能力、英文表达能力、英文听说能力,还能全面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模拟联合国活动是一种体验式活动,代表们可以融入到外交情境中自主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以实践促进学习,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 模拟联合国活动需要各国代表就当前话题反复翻阅资料,研究和学习各代表国的国情以及针对当前话题的态度,并能够在会议过程中维护代表国的利益不被侵犯,找到同盟,这一过程十分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 学生们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扮演着外交官的角色,他们需要在会议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更多代表同意自身观点。在会后,还需要与其他国代表相互磋商,以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这需要极强的人际沟通合作能力。 此外,模拟联合国活动还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学生们不仅要全面了解所代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还需要了解该国家的地理、历史等。活动中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当前世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让学生们能够以宽广的心胸和人文的情怀去关注世界和平、安定与发展的问题。 3.拓宽学生眼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公民 模拟联合国活动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涉及和平与安全、人权、环境、全球化、公共卫生等当前各国面临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让学生们放眼世界,放眼未来。 来自北京市八一中学的杨鹤达同学参与模联后说道:“模联带给了我什么?在我看来,模联是连接象牙塔和现实世界的一座桥,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了解和走近社会的一个平台。它让我认识了战争中的难民,关注了环地中海地区的合作,了解了阿拉伯地区超脱于冲突之外的复杂关系;它让我走进了联合国,领略了各国外交家的风范。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仅在望世界,更在思考属于自己的未来!”这足以说明模拟联合国活动能够拓展学生的眼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 指导学生参与模拟联合国活动 1.课程引领,充分发挥教师主导性 目前,部分学校开设了模拟联合国选修课。选修课的内容除了一些关于模拟联合国知识的基本讲解外,还会邀请有经验的模拟联合国活动参与者进行指导和培训,让学生能够较系统地学习与模拟联合国相关的知识。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模拟联合国的规则和流程的讲解,针对文件写作的培训、语言能力的培训、沟通技巧的培训,以及针对委员会议题的培训等。 北京四中是北京最早选用模拟联合国大会项目培养学生的学校,目前他们保持着每学期招收30名学生的规模。除了日常的英语口语训练外,模拟联合国成员每周至少要集中上2节课,主要学习外交礼仪、关注国际局势、掌握谈判技巧等。2006年,四中首批30名模联成员毕业时,有50%的人被美国耶鲁、英国剑桥等国际名校录取。 2.社团主导,提升学生参与热情 模拟联合国活动与传统的课堂教学具有本质区别,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在相对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课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这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各校学生自主成立的模拟联合国协会吸收模拟联合国爱好者组织和参加活动,学生参与热情得到充分调动。北京市八一中学模联社于2007年成立,社团内分为学术、组织、外联等不同部门,有专门的负责人和干事,大家分工明确,每个成员都能得到锻炼的机会,找到施展的舞台。除了定期的校内培训和活动,从2010年至今,社团已经连续4年在五一假期主办了区域性校际模联会,吸引了北京地区近20所中学数百名学生参与,为大批模拟联合国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提升的平台。2013年5月12日,北京市第十九中学的模拟联合国社团成功主办了十九中模拟联合国校际会,与来自北京科大附中的同学共飨盛会。 3.以赛促会,在实践中促进学生发展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提高。自2005年北京大学首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以来,模拟联合国大会在北京市各示范高中遍地开花,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模拟联合会社团,并以社团为平台,组织了众多校内、校际间的比赛。北京市教委于2007年主办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从最初的5个学校20名同学参会发展到72所学校800多名学生参会。 学生们通过参加模拟联合国活动,能在实践中切实体会到模拟联合国活动的乐趣,促进全面发展。原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学生曹疏野说:“每参加一次模联,我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通过大量的阅读,我对自己代表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了理性的思考,模联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4.对外交流,实现跨越式提升 有借鉴、有学习,才能有进步。为了更好地办好模拟联合国活动,让学生得到更规范、更专业的培训,越来越多的学校陆续派出团队参加国际上的模拟联合国会议。通过与他国优秀参赛者进行交流,总结经验,学生们能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能更加清楚模拟联合国会议对自身提出的挑战,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通过与国外组织者的交流,吸取会议经验,能够为国内学生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支持,实现学生跨越式提升。 尽管当前模拟联合国活动还存在着发展不均衡、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模拟联合国活动“高成本”等问题,但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模联人”的努力和收获到的成果。对于模拟联合国活动来说,最独特的莫过于是对世界性议题的关注,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对知识提升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期待。作为教育者,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学生搭建好平台,让他们能够飞得更高。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基础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国际理解教育 2010年,国家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特别强调,要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这是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国际理解教育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国际理解教育的广泛开展就没有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就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国际理解教育涉及到对国际社会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生存状态的理解,包括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方式、历史地理、文化形态、艺术形式和宗教习俗等,甚至包括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衣食住行等。如何从繁多的民族社会生活内容中,选择合适教育内容,成为国际理解教育独有的思想、目标和内容体系,一直是困惑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基本问题。这导致了国际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其内容和方式都有极大不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方法是由其内容决定的。一般而言,要根据不同教育内容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由于国际理解教育内容多样性,决定了其方式方法的多样性特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国基础教育实践领域,就开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学科渗透、模拟联合国、主题活动、专题教育和自主研究等不同教育方式。下面介绍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常用的几种方式方法。 课程实施的方式 借助课程实施国际理解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现有的课程中渗透。通过开展针对不同学科教师的国际理解教育培训,采用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引导教师在现有的学科教育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自觉地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目标、实施方式和评价体系的实践探索。比如,在现有的品德与社会、历史、地理、语文、英语、美术、音乐等学科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思想。 学科渗透一般采用的方式方法有以下几种:(1)插入式,在现有课程中,穿插一些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及相关的不连贯的文化事件,比如各种民族节日、纪念日和庆典仪式等;(2)案例式,在未改变课程目的、特征的情况下,以一本书、一个单元或一堂课的方式,附加有关民族文化的内容、概念、主题与观念;(3)专题式,结合现有学科教学内容,改变课程的基本目标和内容结构,设计专题开展教育,引导学生从不同民族的立场与观点出发来探讨各种概念、主题和文化观点。 课程实施的第二种方式是选修课程的方式。教师根据学校课程建设的需要,收集资料,厘清各种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开发多元文化教学设计或教材编写,设计成选修课程,利用选修课程的实施在学校里开展实验探索。北京市教育学院王远美教授组织专家和教师开发了一套从小学到高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教材,2007年被列为北京市中小学地方教材,是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的一套国际理解教育教材,作为地方课程在一些实验学校里实施。另外,一些学校也自发开发了一些校本课程,通过校本课程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比如,北京市玉渊潭中学与美国宾州斯特考利市高中联合开设校本选修课程《中美文化差异比较》。通过互联网,中美两国学生不出国门,就能真正进行深入、实质性的交流,两国教师在课程实施中也实现了深度合作。这种课程开发与实施形式在国内还比较少见。有的学校通过开设一些语言类课程来渗透国际理解教育。比如,海淀区的十九中学开设了《法语及法国文化课》,利用学生对法语的好奇心,通过学习法语来达到理解法国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目的。 模拟联合国的方式 模拟联合国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青少年活动所采用,主要是模仿联合国及其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同学们扮演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以联合国会议的形式,通过阐述观点、政策辩论、投票表决、做出决议等,熟悉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了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思考自身可以发挥的作用。 模拟联合国一般需要有相对真实的讨论议题、会议场景、代表国家和固定程序等环节。如 会议情景:(辩论)熟练运用正式辩论、非正式辩论、动议、磋商、起草工作文件、传条等各种规则,争取发言和游说的机会。 在整个模拟联合国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为某个观点的异同而反复磋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共商世界文明大计。在“模联”中,学生需秉承国家平等思想,保持小心谨慎的谦虚态度,在妥协中坚持,在互助中求发展。学生体验了外交生涯,培养了领导力和领袖意识。 在“模联”的课堂里,学生不仅要印名片,穿西装,打领带,还要作演讲,写文件,提方案。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环境问题,自己国家的立场要让各国知道,他国的刁难如何应对?辩论没有标准答案,唯有责任和使命。在活动中,将真实外交环境中互相博弈、互相影响的格局氛围引入“模联”会场,让同学们有了身临其境之感。无论是“全球变暖”还是“平民保护”议题都不仅需要地理、历史、政治知识,还需要语文、英语等各学科功底。“模联”互动锻炼了学生的公众演讲能力,培养了随机应变能力和沟通协作能力。 世界文化遗产教育的方式 选择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载体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性、珍贵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等特点,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引导学生理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意义,从中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 比如,北京101中、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交通大学附属中学3校联合圆明园模拟申遗活动,就是一次通过世界文化遗产教育保护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方式。模拟申遗活动是一次跨学校、跨年级、跨学科合作开展世界遗产教育的创新实践。整个申遗报告在北京101中学教师的指导下,由3所学校合作完成,并各选派1名学生作为报告员进行陈述;而21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由3所学校各选派7名学生组成,在人大附中教师的指导下,对申遗陈述进行审议、答辩和表决。 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方式 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各国普遍关注的国际和平问题、环境问题、多元文化发展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世界人口问题等都需要各个国家共同研究解决。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民国际理解的意识、知识、技能和态度是综合国力的一项指标,是未来人文化素养的组成部分。 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平等地对待和欣赏各民族文化,认同各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课程以民族文化为优秀的。民族文化要靠各种生活方式、习俗、语言、宗教信仰等作为载体。通过对这些具体的文化内容的描述与学习,传达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使学生能够理解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认识到建立宽容、平等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多元文化教育要着力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民族情怀”的新一代社会公民。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可以将零星破碎的亚文化内容附加在学校课程中。课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要打破主流文化和弱势、亚文化的界限,将多民族文化的内容融入相关的科目中。在某些课程中,可以打破原有学科的结构,以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为优秀,探讨多民族文化的思想、理念和观点。 总之,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从小培养学生对人类多元文化理解、人类优秀价值观的认同,是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根本要求。国际理解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国际交往能力,要突出强调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思维方式。当然,对国际理解教育如何从理念到行动、从目标到内容、从思路到措施,探索才刚刚起步,还有很艰难的道路要走。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进展 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国际教育的重大主题而被确立下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已深入到各国经济领域,国际理解教育倡导的国际意识和理念也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在美国、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相继开始实施国际理解教育,以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教育改革措施。在我国,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新课程标准中,部分学科也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国际意识”“理解与尊重世界各国文化”等等,国际理解素质成为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是指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组织的倡导下,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促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将事实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1]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国际理解的优秀概念确定为:理解国际重大问题;尊重联合国和国际关系;消除国际冲突的根源;发展对他国的友好印象。在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提出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3年指导15个国家的33所中学成立了第一批合作学校,并开始了教育实践活动,同时还编写了国际理解教育指南、实施教师培训等,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宣传。至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教育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及教育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的建议》[2],成为国际理解教育内涵和范围进一步深入及扩大的转折点。该建议明确界定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即使青年一代获得关于世界和世界人民的知识;使青年一代养成同情与博爱的态度,能够没有偏见地欣赏与吸收别国的文化,学习外国语;使青年一代以理解与合作的精神看待与处理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使青年树立尊重人权,正确的道德、社会责任感,尊重他人,为大众谋福利等观念。同时,该建议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应该认识到世界各国在人口、资源、环境、能源等问题上的相互依赖性,教育应加强培养学生的世界共同体意识,成为具备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和平、人权、民主主义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试图探索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民主、人权、自由应是人类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已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教育,“2003年,合作学校数量达到7 522所,遍布170个国家和地区[3]”,可见人类为促进相互理解,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一、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概况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在西方国家及韩国、日本等国实施较早。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但是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2000年之后。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我国国内有关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早期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主要是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总体描述以及各国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介绍。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从1947年提出到具体实施和探索,再到1994年至今产生广泛影响的几个阶段。有关战后联合国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背景,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人类面临众多共同问题的解决等等,与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关系都有细致探讨,同时详细介绍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情况。如余新(2002)[4],徐辉、王静(2003)[5],卓志望、施可清(2003)[6],杨丽宁(2003)[7],杨秀玉(2006)[8]等。美、日、韩等国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较早的国家,同时在多年的实践中反映出一些国际理解教育的共同问题,其实施情况以及解决途径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施永达(2001)[9],市川博(2001)[10],陈宏莹、张德伟(2002)[11],太田满(2002)[12],洪文梅(2005)[13],侯威(2006)[14],王威(2008)[15],余静(2011)[16]等,研究介绍了各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在当代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解决途径,对我国实施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二,结合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与文化价值观理论的研究,探讨国际理解教育在我国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对课程构建的设想以及国际理解教育在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与困惑的分析。课程方面集中研究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语文、外语、历史、地理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可能性,相关研究有肖玉柱(2001)[17],马丽(2001)[18],翁文艳[19],刘洪文(2004)[20];有关国际理解教育实施障碍以及价值取向的探讨主要有朱旭东、黄晓红(2000)[21],丁钢(2004)[22],邓艳红(2004)[23],范雷(2006)[24],姜英敏(2007)[25],李敏智(2008)[26],赫栋峰,梁珊(2009)[27],周汶霏(2010)[28]等。 其三,有关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的实验研究,介绍了国际理解教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实施情况。1999年北京教育学院开展的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以及课程开发工作是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发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国际理解教育相继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地开展[29],这些实践为国际理解教育在我国的广泛实施提供了参照。北京教育学院通过指导“国际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课题,在北京市部分中小学学校开展实验研究。北京市朝阳区在各小学开展“以国际理解教育促进学校发展”的行动研究课题“小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研究”等,李晶(2001)[30],王远美、李品(2010)[31],郑彩华、吕杰昕(2010)[32]等做过相关研究与论述。上海普陀区中小学全面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并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方案与初步实践”的课题研究。此外,还有小规模的实验研究,如上海福山外国语学校的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研究,“2006年正式出版了校本教材《国际理解教育小学生读本》(一至五册)”[33]。其他如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研究”课题;国家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基地天津南开中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编写校本教材《国际理解教育――走出国门》[34];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有关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验研究,还有其他中小学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研究等。 二、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现状述评 以上对于我国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内容的总结与概括是基于时间顺序对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的介绍。国际理解教育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短,自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相关研究长期停留于小范围的介绍阶段,直至2000年后,才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小学领域内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现状存在四方面问题: 第一,从研究领域来说,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高等教育阶段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策略等,而较少涉及有关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由于国际理解教育涉及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更为突出,因而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状况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 第二,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内涵、特征及目标要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已有研究多是结合具体学科探讨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绕过对国际理解教育内涵的争议,对国际理解教育自身所倡导的理念与精神把握得不够深入,直接研究学科渗透式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只能停留于表面和形式,而不能真正把握国际理解教育的宗旨。 第三,结合实验的实践研究相对缺乏深入性,取得的进展也是小范围的,实践研究多是以学校自主开展校本课程开发的形式进行。由于对国际理解教育内涵的把握不足,因此具体实施上往往是依赖简单的教材,或者是体验式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缺乏深入性。 第四,有关课程设置的研究,则更多偏重于国外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以及实施现状与困境的介绍,并没有结合我国特定的文化模式提出更为合理的课程模式。已有研究多关注美国、韩国、日本等实施国际理解教育较早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借鉴,但是如何结合我国的文化体制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设计是难点所在,研究介绍别国教育政策等并不能切实解决我国自身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的实施,目前都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对国际理解教育把握得还不够全面,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在中小学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 国际理解教育是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维护国际和平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在教育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当今时代,中小学校可以通过学科渗透、开设校本课程、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创办国际课程班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和网络平台建设等多种途径实施国际理解教育。 [关键词]国际理解;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校本课程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区域文化,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初期,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人类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交流严重缺乏,一些在特定的区域内相对强大的群体,以自我为中心,不尊重甚至肆意地践踏其他文化。即使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矛盾和纠纷依然存在,而且层出不穷。增强国际间的交流、理解与合作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六章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小学、职业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其目的是“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所以,在中小学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既是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强烈需求,也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1.国际理解指的是人类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理解。其目的是促进合作和维护和平,其原则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 2.国际理解教育是指基于上述目的与原则的教育,即以实现国际理解为目标,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措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相互合作的教育;是通过对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等差异的理解教育,消除隔阂,促进合作,最终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内容应涵盖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及传承教育;二是全球化的胸怀与视野教育;三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教育;四是对和平、人权、公正、开发、环境等重大国际问题的正确世界观教育;五是国际沟通与交往的实践能力教育。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途径及措施 1.构建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机制。国际理解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学科渗透。中小学各学科中都有着丰富的国际理解教育资源,要充分挖掘、科学整合国家课程中能够作为国际理解教育载体的内容,注重不同学科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渗透方法的探索与实践,成立研究及实施学科渗透的学校机构,开发和实施学科渗透校本课程,形成国际理解教育的学科教学渗透机制。要立足课堂,在日常教学中有机渗透国际理解的思想,提升学生国际理解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意识,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如在人文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可把本国的学科发展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机结合,从整个世界或地球的角度关注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和进步,理性分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多关注那些为改善人类生活环境、为人类构筑福祉的国际机构的发展,多关注那些为人类的自由、公正、人权以及为捍卫神圣的科学而进行的抗争或斗争等。 2.研发并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校本课程的研发和实施,是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保障之一。从学校文化的层面上看,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有利于学校办出特色,有利于造就一支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高的教师队伍;从课程文化的角度上看,校本课程的研发可以缩短“理想课程”和“现实课程”之间的距离,使课程向综合性、多样性方向发展,让教育充满时代气息;从学生发展的视角上看,校本课程的研发有利于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自主发展和个性发展,有利于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养成。 在小学阶段,可以开发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重大节日、国际礼仪、生态环境等方面相关联的校本课程;在初中阶段,可以开发与国情了解、国际人权、多元文化、信息交流等方面相关联的校本课程;在高中阶段,可以开发与和平、人权、发展、环境、人口、贫困以及文化多元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相关联的校本课程等。 3.开展师生直接参与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让师生直接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一是开展与外语教育课程相结合的文化活动,比如西方经典名著选读、英美文化研讨活动、东西方文化比较活动等。二是可以将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学校的综合实践课程以及研究性学习计划,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活动。三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建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社团活动。如“模拟联合国”“西方文化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外国文学巨匠研究”等团体和研究小组。四是举办国际文化节。充分利用外教资源,通过介绍国际文化、英语演讲、校友介绍国外学习经历、国际风土人情等活动,增强国际理解教育。五是与境外学校建立姊妹学校伙伴关系,积极推进友好互访,加强课程合作,拓展学生海外研修或游学活动。积极开展AFS、YFU等学生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拓宽孔子课堂等文化交流互动渠道,让更多学生获得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 4.创新或完善国际理解教育的设施环境。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物质环境的创设也非常重要。要开发与国际理解教育相配套的实验仪器、演示设备、活动设施以及其他物质载体,特别要重视信息技术的研发,运用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开发高效、便捷、互动的国际理解教育教学辅助设施设备及教学空间。比如,学校可视条件创建西方文学馆,或是在学校图书馆专门设立西方文学阅览区;设立与声、光、电相结合的外语电子阅览室;可与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合作,建立国际理解教育活动基地;利用外教资源,开辟Coffee House,以利于外教与学生面对面轻松交流;利用学校网站,创建外语教学网络学习互动平台等。 5.创办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国际课程班。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特别是高中学校都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成立了国际课程班,可以此为基地,研究国外教学课程的特点,寻找国内外课程资源的结合点,由点带面,逐步探索有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新途径。比如,江苏的一些高中与澳大利亚南澳洲高考局合作成立国际SAM课程班,与美国大学理事会合作成立国际AP课程班,与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合作成立国际SAT课程班,与日语专修学院合作成立国际日语课程班等。 6.创建国际理解教育的国际文化环境氛围。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质是一种思想对话和文化理解。学校可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校报、宣传栏、展板等各种形式,多渠道宣传、介绍国际理解教育基本内容,在全体师生中营造浓厚的国际理解教育氛围;积极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主题活动,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让学生在活动中相互交流,积极思考,增长见识;开设虚拟课堂,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交流;加大聘用外籍教师力度,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贯彻和实施等。 三、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化浪潮的推动下,与国际接轨已经逐渐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一种潮流或趋势。建立国际学校、引进国外课程、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开展对外的人员交流和活动、强化外语教学、参与国际教育评价项目等都可以被看做为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途径之一。但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同时也是有效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是外语教育的模式单一,亟待优化。外语教育过于注重语言规则的生硬讲授与机械训练,忽视语言在实践中的丰富运用,大部分学习者不能将外语作为交流的工具,缺失了重要的语言交流能力。二是部分外语教师的学科素养不尽如人意。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要求教师有较为丰富的国际知识、较为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国际交流技能等,但现阶段有相当一部分外语教师的国际知识缺乏,不能用外语进行流畅的交流,无法顺利通过网络参与国际的交流。三是国际教育交流的渠道不畅通。教师和学生若能直接参与国际互访式的交流,将有助于深切地了解国际知识、感受国外的文化,也更容易形成国际认同感,但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和学生直接参与国际互访或交流的机会非常少。 在当今时代,教育资源的全球化争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人才的竞争已由高等教育下移到基础教育,可以预期,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将逐步开放基础教育市场,更加主动地进行国际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但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处理好基础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是首先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肯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要甄别出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下来的优秀的民族品质、民族精神和教育思想等,并加以保护和发扬,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世界现代教育的一个潮流,在我国也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主要探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问题;策略 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个富有根基的理念,以专门的国际理解课程和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形式,以世界多元文化为课程内容,以教师讲解、学科渗透和学生活动体验等课程组织方式现身于各学校各地区;但与课程开发、实施等方面不适应的是在课程评价上表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存在诸多问题。而评价作为一个对课程实施效果的考量,是对以后课程开发实施的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对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一、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系统的课程评价标准。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各学科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时参照的是其在国家课程标准中该课程要达到的目标,国际理解教育只是该学科要完成课程标准任务的一部分,而非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专属标准,以及国际理解教育要达到什么标准也无从知晓。如有研究者就直接以2001年7月我国教育部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的要求为评价标准,因为该标准规定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拓展视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健康的人生观,同时将“文化意识”作为课程的优秀内容之一提出。这样,该课程评价就丧失了其指向的作用,也难以在课程效果评价方面给出合理的判断,更难以为大范围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做出示范。 2.评价对象内涵不明确,范围过窄。在评价对象中,忽视了课程本身体系的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作为重要甚至是惟一的评价对象,教师在课程实施中,深刻感觉到难以对学生进行评价,教师很关注如何评价学生国际理解的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形成,却不知道学生对国际理解教育中关于人权教育、异文化教育、和平教育及环境教育等方面是否有了理解,是否学会了共存等一系列问题。评价的内容范围过窄。 3.评价方法过于单一。目前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量化评价法,缺少质性评价和分析。由于考虑到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大多采用指标量表进行评价,以避免主观随意性,但是这种量表式评价无法反映出指标体系之外的成就,不能广泛地收集意见和建议。如何协调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协调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比例,运用既避免主观随意又能收集广泛意见的评价方法,是目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国际理解是教育的一个理念,旨在培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国际能力的人才;是一个思想上的概念,内容本身难以量化,不只是国外或少数民族的事实性知识,还有其他更多人文性的知识,因此用量化的手段无法测出重要的信息,也会导致学生学习不注重思考,只单纯记忆知识点,这样就会偏离国际理解教育的初衷。 4.评价者比较单一。国际理解课程作为校本课程,一般是教师个人、专家、学校内部或学校之间进行讨论合作,然后再采用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价,以传统的权威评价为主,这样就忽视了课程的使用者——学生、教师或制作者的使用感受和体验,并且课程结构设置的科学性也需要本学科的教务人员来鉴定,只依靠少数人开展评价的方式显然不够全面和公正。 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改进的策略 1.评价标准体系的全面化。国际理解课程评价标准体系是整个评价活动进行的基础,制订课程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既复杂又有意义的工作,评价必须是全面的,涉及的评价指标应该涵盖到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方方面面,不仅要考虑课程内容,还要考虑应用的教学媒介;评价必须是发展的,课程评价指标的设计要朝着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建设的不断发展,制订该课程评价的指标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使评价人员在评价时能有章可循。 2.丰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评价内涵,扩展评价范围。 (1)评价内涵不能仅限于教师对学习者作业和考试等方式的评价,注意对学习者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的评价,培养学习者对自我学习效果的评价、学习者间的相互评价、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且对评价结果给出答案、对答案做出分析,从而使评价能全面反映学习中的事实,也能对国际理解教育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2)课程评价的对象包括课程本身和课程实施的效果。前者是对课程内容,课程设计,以及课程实施过程的评价,后者是对课程参与者的评价,教师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过程,教学效果和学习者的学习效果的评价。 3.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注意评价方法的多元化。在评价方法上,一直是量化占主体,它是我国传统的评价方法,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我们能简单清楚的知道学生已经获得哪些系统性知识,缺点是它无法测量学生的质性部分,如学生的发展变化,学生的情感态度等。现在的课程评价方法正慢慢地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可以采取表现型评价、档案袋法、自我评价与同伴评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论文测验法等,注重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对国际多元文化,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情感态度的变化来判断学生所取得的成就。 4.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主要特点之一,本身的特殊性对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也提出了要求。教师是评价的主导者,学生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教研组、课程专家、教育主管部门、社区、家长等也应都是国际理解课程的评价的主体。他们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能组成广泛的课程评价者联盟,从不同的方面去评价课程实施是否有效,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评价与课程评价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同样存在课程评价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标准不明确、方法滞后、评价主体单一、对象过窄,这些都需要我们以特殊的方法去解决,国际理解教育培养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处理国际问题能力的人才。自由、民主、平等是其优秀内容,那么在进行评价时就要考虑到评价方法是否公平,标准是否公正,这也是学生学习的方面。因此,在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评价时要注意确定评价标准,建立评价体系,注意评价主体多元化,注意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的结合,达到以评促进,使国际理解教育能更好地在中国开展。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以校本课程的方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编 者 按 不亲身到衢州二中体验一番,不实地考察一下衢州二中的教育国际交流陈列室,其实不能完全体会衢州二中开展外事交流活动的定位之高、工作之实。本期“视点”,我们以衢州二中正在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为主题,采访了潘志强校长,并约请了包括外教在内的多位教师撰文畅谈自身在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中的点点滴滴。这一组文章,既有深入的探讨、理性的思考,又有感人的故事、深刻的体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呈现,让广大读者通过文字也能领略到衢州二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独到和成功之处。 潘志强,现任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校长,浙江省英语特级教师。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外语教师、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功勋教师、2010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美国雷德温市“荣誉市民”等荣誉称号。 从教30年,潘志强始终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建立了“参与型”的新型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轻松的语言氛围中享受英语学习的乐趣。坚持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开创浙江省国际理解教育的新局面。近几年,曾在《中小学校长》《中国教育报》《文化交流》等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译文近百篇;出版个人专著及主编英语教学用书20多本(套),其中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著作有《心桥》《我在海外教汉语》《汉语桥——外国专家眼里的教育对比及文化交流》;在省内外讲学30多场,深受好评;主持省、市级重点课题多个并获奖,其中《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获浙江省第四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一等奖。 担任校长以来,潘志强秉承“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全力提升师生内心的愉悦度和幸福指数,打造幸福校园:守住师生快乐的心情,守住师生心底的声音,守住师生温暖的港湾,使师生拥有通达的性情、宽广的胸怀和高贵的修养。提出“内外兼修一线教师”(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打造教师队伍)的教师培养策略:让吃苦的人吃香,让实干的人实惠,让有为的人有位(学术地位)。强调文化育人:打造儒学校园,推进国际理解教育,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开设“二中大讲堂”等特色校园文化活动。《浙江工人日报》《浙江教工》《教育信息报》等曾对其先进事迹作了深入报道。 记 者 潘校长,您好!作为一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儒学校园”,衢州二中近年来还因为卓有成效的外事工作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浙江日报》、《文化交流》、《教育信息报》、浙江卫视等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最近,学校的一项课题《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还获得了浙江省第四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请问,学校从校本课程的角度来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潘志强 当今世界,各国日益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也面临着众多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如何让未来的人们能够在认同本土文化与价值的同时,欣赏与尊重彼此的差异,寻求文化共生,共同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谋求共同的进步与繁荣,已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重大课题。20世纪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倡导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世界各国和地区也都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重要部分,提倡从小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开展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的指引下,也一直非常重视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应该说,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适应国际竞争与推动国际化发展的现实要求,而且可以更好地寻求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平衡点,有助于青年一代养成同情与博爱的态度,树立尊重人权、正确的道德、社会责任感、为大众谋福利等观念,以理解与合作的精神看待与处理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不仅是新时期学生素质的时代内涵,也是道德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浙江省作为教育强省、文化大省,拥有众多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具有丰富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资源和平台。然而,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国际理解教育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一是缺少对国际理解教育深层次内涵和时代主题的理解和挖掘,仍更多地将重心停留在对国际知识与外语技能的培训;二是缺少有关国际理解教育学校实践的体系与机制,其实践仍处于经验水平与浅层合作的阶段,甚至误认为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国际交流;三是没有充分利用国际理解教育的资源,浪费了大量展开国际理解教育的机会。 衢州市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的姐妹城市,每年都吸引上千位慕名而来的国际友人。衢州二中是浙江省首批办好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省一级重点中学。2006年8月至2011年8月,平均每学期有3名外教在校任教。学校与世界上近1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每年接待国际友人达30多批。 作为衢州市国际交流的窗口学校、省首批新课程实验样本学校、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选修课程建设改革试点学校,如何利用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具有本校特色的教改之路,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课题。经过慎重的调查与论证,学校决定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的课题,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优秀,探索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在学校教育和学科教学乃至课外校外活动中的多种渗透形式,培养具备国际知识、国际理解技能、国际理解态度、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新一代年轻人。 记 者 具体而言,学校希望通过这一课程的开设达到怎样的目标? 潘志强 我们希望通过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对学校的课程体系、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学校文化的建设等都有所促进。 一是探索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体系 一方面,发掘学科教学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契机,在课程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的思想。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学生学校学习的整体经验,开发丰富的国际理解教育素材与课程资源,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主线开设主题性课程或专题活动。再一方面,拓展学校国际理解教育的外部空间与形式,运用学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积累丰富的国际理解教育案例与资源。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拓宽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指出:“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利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培养世界意识,有利于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教学中涉及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等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要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为发展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要达到上述目标,教师必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胸襟。 对于英语教师来说,职业的性质决定了学生对教师国际视野的要求会特别高。如果说,语音是英语教师的素质外显,语法是英语教师的素质内涵,词汇是英语教师的素质张力,那么,文化就是英语教师的风骨气质。这种文化其实就体现在英语教师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胸襟。好的英语教师是一部学生永远也读不完、读不够的书,这部书里展现的就是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如果英语教师在文化教学活动中能与学生分享他的国际视野,展现个人魅力,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大大提高。 衢州二中是一所具有近20年教育国际交流历史的学校,在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中,英语教师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期间培养了英语教师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国际胸襟。以下笔者从国际时事、教学素材、国际品位三方面谈谈英语教师如何拓宽国际视野。 一、 在阅读中了解国际时事 拓宽国际视野并不一定要走出国门,阅读国际新闻、了解国际时事便是最经济、最便捷的途径。在当今信息时代,报刊、书籍、网络都是良好的学习手段。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教师能把国际知识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近五年,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做了一个课题——“中学英语教学中课外新闻材料有效利用的实践研究”,感觉受益匪浅。该课题的实践研究过程实质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阅读、了解国际时事,学习国际知识的过程,大大拓宽了英语教师的国际视野。在选材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经过大量阅读,精选了三百多篇用于课堂教学,剩下的也被收集起来,以备后用。 现在,课题组成员养成了天天阅读英语新闻,关心国际时事的好习惯,从各种英语报刊、网站选取话题多样、语言鲜活、时效性强、深受学生欢迎的英语新闻材料,有效地弥补了教科书有些材料过于陈旧、趣味性不强等不足。教师根据各个教学环节的需要以及新闻材料的话题、难度和长度来决定把新闻材料补充到哪个教学环节,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真正做到了把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等密切结合,激发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 例如,英语教材第一模块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地震,语法是定语从句。在教学时,我们引用了2011年3月11日《纽约时报》关于日本地震的报道“Sympathy for Japan, and Admiration”,其中含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定语从句,让学生在阅读中体会定语从句的用法,同时也拓展有关地震的知识。第四模块第二单元的主题为有机农业,我们在联合国推广可持续发展型经济的网页上搜索到2010年4月发表的“Ca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eed the World?”(有机农业能养活世界吗?)一文,并以此作为教学材料,这既是对课本知识的补充和更新,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第六模块第四单元的主题为全球变暖问题,我们找到“Is Global Warming Real?”(全球变暖是真的吗?)以及“Is Tuvalu sinking?”(图瓦卢在下沉吗?)两篇文章,引导学生从更客观、更细致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这对学生的知识面和思辨能力来说是一个挑战和提升。 同时,我们英语教师还及时把重大的、有意义的国际时事新闻进行整编,与学生一起阅读分享。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美国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等,都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文章。以新闻阅读的方式来学习词汇,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高得多。这样,教师通过阅读,既开阔了自身的国际视野,也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二、 在收藏中积累教学素材 拓宽国际视野的另一方式是收藏和国际友人有关的物品,记录、积累和国际友人交往的事件,因为每件物品都是一个良好的教学素材,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段真情。物品不管大小、贵贱,都是最直接、最生动的拓宽国际视野的方式。所以,英语教师应该做一个有故事的老师,积累和国际友人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以故事的形式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如果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能和学生分享这些故事,并适时、自然地把这些生动的物品展示给学生,英语课堂应该是妙趣横生、难以忘怀的。这样的英语教学应该比天天满堂灌语法和词汇的效果好得多。 衢州二中教育国际交流陈列室在浙江省中小学界当是首屈一指。这里珍藏的是衢州二中近20年的教育国际交流史的难忘片段。凝聚这些记忆的是300多件实物、文档、图片、视频。这些物品由本校师生提供,有照片、书信、服饰、杯具、画作、玩偶、香水架、蜡烛台、装饰品等。有一只不过五六厘米高的细小瓶子,是美国雷德温一位市民所用的盐瓶,瓶口的筛孔很细,从这里可以感受到美国人提倡科学合理用盐的理念。有一套瓷器,大小形状不一,看似普通,但它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美国雷德温市悠久的陶艺历史。作为该市具有典型文化历史意义的物品,它也反映了这位国际友人赠送给我校教师时所体现出的深情厚谊。有一支插在玻璃烛台上的红烛,看起来貌不惊人,但上面系着的小卡片却流露出美国人的用情:在中美两国国旗和衢州与雷德温的名字下,写着“May the fire of our friendship always burn brightly”(愿我们的友谊之火永烧不灭)。在一块心形的彩绘木艺品上面有一句话,“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家是心之所在”,老外把它挂在墙上,祝福家庭温暖和睦。有一个塑料袋,是英国外教用来装礼物用的,上面印有“recycle”,意思是此塑料袋可再回收利用,可见英国人强烈的环保意识。此类故事和素材不胜枚举,它折射出衢州二中师生与世界各国人民所缔结的深厚友情,也大大开阔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教育国际交流陈列室成了师生不出国门就可以接受跨文化教育的绝佳阵地。
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