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期刊收录:知网收录(中) 维普收录(中) 万方收录(中) 国家图书馆馆藏 上海图书馆馆藏
互联网论文:人民银行互联网论文 一、安全管理严谨可行 人民银行福州中支选购深信服公司AC-1880高端上网行为管理设备作为全省互联网客户端集中接入管理系统,该产品具有流量控制策略设置、上网行为审计、恶意网址/插件过滤和违规热点发现与禁用等功能,能够有效地实施对互联网的集中接入管控。各单位保密部门和科技部门分别承担业务管理部门和技术保障部门的职责。根据保密部门的管理要求,各级行科技部门在人行福州中支授权下可采取技术手段对用户的上网行为(如上网时间、流量使用、关键字屏蔽、互联网应用等)进行限制并提供相关报告。明确的分工、合理的授权,充分保证了互联网管理的可控性、合规性和有效性。 二、集中建设经济实用 经实际调查与综合测算,人行福州中支确定全省互联网集中接入带宽为100M,市中支MPLSVPN接入带宽为10M,县支行MPLSVPN接入带宽为4M,相比改造前的各自分散接入,大多数行带宽有明显增加。在人行福州中支的科学组织下,包括各市中支和县支行网络设备租赁费用较集中改造前降低了5个百分点,且联网设备全部改由运营商提供和维护,后期运行成本和维护难度也明显降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集中接入工作成效 (一)业务运行不受影响 人民银行福州中支与互联网相关的业务有4类:外汇管理类业务、金融服务类业务、金融信息查询统计类业务、内控管理类业务。人民银行福州中支实施互联网省级集中接入以来,互联网上运行的各种业务未受到任何影响,未接到问题投诉。相反,由于出口带宽的大幅提升和接入平台的进一步稳定,用户体验总体趋好。 (二)技术管控更为有效 分散管理改为集中管理后,可以实施统一的技术管控。在分散管理模式下,各单位的技术力量、安全意识各不相同,特别是管理较为薄弱的县级支行,容易发生个体风险。集中接入后,可采取统一的技术管理规范和安全策略,在实施上网行为管理的前提下,还能提升用户规范上网的自觉性。 (三)总体用户体验大大改善 分散接入由各单位单独与运营商谈判,议价能力有限。集中接入由全省统一谈判,形成合力,相同资费标准下可获得更大的接入带宽,能够有效地提高总体用户体验。 (四)为相关业务的开展提供平台 人行福州中支在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的过程中,自主开发了客户端软件正版化检测工具,并且借助在省级集中平台上部署的正版软件监测服务器,能够全面掌握全省人民银行互联网客户端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情况,极大地提升了软件正版化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四、进一步发挥集中接入优势的思考 一是在成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考虑在互联网出口增加由不同运营商提供的备份线路,提高互联网的可靠性。二是探索全省互联网客户端统一的安全管理模式,设置统一的安全防护设施等,为全省互联网客户端提供安全保障。三是进一步挖掘上网行为管理系统的安全防护功能,实现对危险网络行为的识别和拦截,将风险降到最低。四是探索互联网客户端的统一安全管理模式,如利用省级集中平台可设置统一的防病毒服务器和补丁自动分发服务器等,为辖内目互联网客户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对于某些因为业务系统所限而不得不停留在XP系统的客户端,可及时从服务器获得可信的第三方补丁,避免随意打补丁而引入的额外风险。 作者:蔡春勇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互联网论文:互联网与通信网论文 1.所存在的问题 (1)通信网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通话的计费方面,因为我国在2000年颁布的关于电信资费的调整办法中规定,市话计费是3分钟起价的,长话按每6秒为一次计费单位,而电话计费系统却是在1993年开始启动的,当时的计费系统版本是很低的,最主要的是计费的时间单元只有一个,是分钟制的,因此没有办法达到电信部门规定的计费标准要求;(2)我们知道一般行政交换机的装机容量是在1500门左右,现阶段已经安装的电话就占到了总量的95%以上,而且有一部分的用户板已经出现了一些故障,随着电话用户的不断增加,使得话务量也随之加大,这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通信的正常运行的;(3)这一机型的安装时间是在1993年,但是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停止生产了,而且交换机当中的很多功能都还没有得到开发,机器的零部件也没有办法得到更换,也满足不了现阶段通信的需求;(4)计算机网所存在的问题。计算机网络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互联网接入带宽很小,根本不能满足生产用户和小区用户同时上网的要求,再就是交换机房的环境问题,外界环境的干扰也会影响到设备的正常运行; 2.通信、信息网的方案 随着我国公司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内部体制的改革,使得其对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的程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的实现资源的共享、节省费用、降低公司运营的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所以一定要优先强化公司领域的语音交换网络,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而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以及人们对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许多高科技的智能小区逐渐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公司内部的职员对信息、通信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能够实现传输和交换语音,文字等信息的网络,让总公司物业小区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高科技、多功能的智能化小区。 2.1信息通信网络的目标 信息通信网络已经成为了目前我国公司领域的各个主要的生产部门实现高管理、高要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网络系统,它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安全可靠、周期长的具有非常高的传输率的全交换管理专用的网络,它的组成比较复杂,总体来看主要有四个部分,是由语音通信网络、物业小区、互联网接入和智能小区网络等四部分构成的。 2.2内部语音通信网 我们将公司领域其内部的语音通信网络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将用户之前使用的交换机变为大型的交换机,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增加机器的容量,与此同时将小型的交换机接入到公司当地的市话公网当中,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覆盖全区的市话端局,最后再由VOIP技术将其接入到公司的语音交换网络当中,这样就形成了公司领域的电话通信网络。 2.3互联网接入及其应用 将总公司中的厂区全部接入电信互联网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信息资源,利用远程访问等业务,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接入的基础上利用电信的视频业务等来实现公司内部的视频会议、远程生产监控等工作。由于目前互联网上的应用逐渐增多,公司领域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邮件服务平台,也可以建立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从而更好的掌握整个公司的动态。 2.4智能小区 主要是利用已经输送到各个用户家里的铜缆和ADSL技术建立的一套非常完整的小区智能化系统,整个小区的各个子系统都被集合到了一起,在同一个高速网络传输的平台上,使得小区能够充分的想用信息资源,远程教学等网络性质的服务。对于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来使,怎样选择更好的通信、信息方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解决放案可以发现公司内部的管理方面的问题,还可以结合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实施有效的措施,所以说一个好的通信、信息方案是公司企业成功的关键,在选择方案的时候,要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把信息化建设看成是公司长期战略性的投资,此外就是要确保信息化实施的过程不要出现走样的情况,只有把握好以上几点要求,才能够选择出一个适合公司自身发展的信息建设方案,才有可能在信息化的建设当中取得成功。 作者:乔培义 单位:国网黑龙江省佳木斯供电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 互联网论文:企业的劳资关系互联网论文 一、致富神话:金融资本对智力资本的选秀 1975年,美国的比尔•盖茨与好友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公司,比尔盖茨担任微软公司董事长、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在1995-2007年,其经历了上市和发展,连续13年,盖茨成为《福布斯》全球富翁榜首富,并连续20年成为《福布斯》美国富翁榜首富。2005年8月5日,百度公司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发行价27美元,开盘价66美元,收于122.54美元,上涨95.54美元,涨幅353.85%。以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百度市值已达39.58亿美元;此前按公司27美元的发行价计算市值为8.7亿美元。这一年,37岁的李彦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英雄,这不仅创造了他的财富,还创造了员工的财富,一夜间,百度公司的员工中有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以及250位百万富翁。9年后的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正式上市。首个交易日以93.89美元报收,较发行价上涨38.07%,成为美国史上融资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马云身价达到219亿美元,成为新的中国大陆首富。同时,他以更为民主的方法与员工分享财富。在阿里巴巴,约有10000多人拥有股权,分享了200亿美金,平均每人约18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00万元)。正如马云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后的演讲:“我们痛恨不公,自己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想证明,如果阿里可以成功,那么80%的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勤奋、努力和学习,愿意改变自己,替别人多想想。”[2]这一演讲为每个勤奋、努力和学习的互联网人坚定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通过在互联网业的工作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致富神话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不可能出现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因为它是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创神活动,为年轻人带来了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构成了互联网企业的新文化和新的工作伦理,在对这一梦想的执着上,使互联网人共享持久的信仰和迷信——努力工作用智力资本拥有财富。它将互联网业中分散的职业群体凝聚成共同体,形成共有道德、内聚力和工作伦理。这一职业群体虽具有高水平的流动性,但却忠诚于这一行业的信念——勤奋、努力和爱学习。正是致富神话形成的文化使互联网业的劳动过程得以顺利展开。这是由资本和技术精英合力构成的情感、信仰和想象力,并由此建构出维持互联网业发展的“技术符号秩序”。在此使用布迪厄“符号权力”的概念理解致富神话带来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3]。在致富神话中,资本是重要的“符号权力”,人们接近这一权力的程度构成了社会支配关系,技术精英们用各类可测量的智力资本形成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符号秩序”。技术符号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全球性的文化,它以金融资本为基础和表征,但又不以致富为荣耀。它以致富的形成来赞誉和表征人们的智力能力。乔布斯创立的苹果公司、皮尔•盖茨创立的微软公司和他的视窗系统、扎克伯克的facebook等,都是技术精英之神话的创造者,这些影响世界的人物以其智力优势和超群的想象力步入世界首富行列。但他们一直标榜财富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正如乔布斯所说“当我23岁时,我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当我24岁时,我已经是千万富翁了;当我25岁时,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钱。”网易公司的丁磊、百度公司的李彦宏、阿里巴巴公司的马云,其科技创新和应用带来的财富神话的文化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人类智力、想象力和梦想的胜利。它给人们无限的想象力:创新和复杂的智力活动可以创造财富奇迹。第二,智力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技术精英的宗教,在技术符号秩序下,知识型员工间的收入差异具有了合法性和谈判的基础。以高考来测量人们智力差异的高等教育成为技术符号秩序的作俑者,专科大学毕业生忍受着比精英大学毕业生低得多的工资“,文凭”的含金量成为技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第三,技术符号秩序具有个体化特征,因为智力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个人属性。虽智力活动需要团队合作,但它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独立性,知识型员工更能够享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更易于接受对自身命运变化的个体性,而非集体性解释,因此,造成了这一领域非集体性反抗与谈判。第四,自律——自我规训的工作伦理得到广泛认同,超时工作成为业内常态。人们相信,致富神话是归于努力工作的人,相信创新工作需要大量付出。技术符号秩序的运作掩盖了资本的作用。致富神话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是金融资本在全球的“选秀”活动,选秀的标准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产生了社会效益的智力资本。金融资本的作用强化了技术精英之智力资本的优势。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具有强烈的文化意涵,金融资本带给技术精英无限的致富想象,改变了资本与劳动间紧张的结构关系,弥和了其内在矛盾。 二、分化的互联网企业 1.全球资本与地方资本的分化 互联网时代的资本运作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了全球性。而投入其中的资本有全球金融资本和地方性多样资本。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互联网业的发展带动了全球金融业复苏,全球金融资本控制着整个产业发展的脉搏。至少有四类金融资本投入其中,天使投资(AngelInvestment),多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投资阶段、私募股权融资(PE,PrivateEquity)投资阶段、公开募股(IPO,InitialPublicOffering)和上市。以“风险投资”(或简称“风投”VC)为例,它是一种“创业投资”,是职业金融家的资本运作方式,是指资本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这些新兴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多为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对投资人来说,投资成功将会获得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失败,投进去的钱就打了水漂。对创业者来讲,使用风险投资进行创业活动,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背上债务,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可能。近二十年间,全球范围的风险投资方式发展迅速,成功案例很多。我国在IT服务、软件产业、半导体芯片、电信通讯、硬件产业、网络产业等领域亦引入了金融资本。以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为例,它是我国最早引进的风险投资,也是国内投资案例最多的风投,成功投资了腾讯和搜狐等公司,其投资领域包括:软件产业、电信通讯、信息电子、半导体芯片、IT服务、网络设施、生物科技等。金融资本运作为技术精英和资本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并具有了快速增值的可能。通过在美国华尔街的上市活动,全球金融资本直接进入中国的互联网业。这并非是简单的“圈钱”活动,它要服务于金融资本的需求,上市公司要求每季度披露财报,具有巨大的即时性压力和全面的监督系统。资本市场既要求公司保持一定的不断上涨的利润率,还要求其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金融资本的市场化是投资者间的竞争,国际资本的眼光、经验和风险承受力都使互联网业在竞争中独具优势。资本目标永不会改变,就是更高更快的回报。金融资本的运作打破了“中国互联网业”的说法,诸多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注册、由境外资金主导,但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劳动力,形成了资本的流动性与劳动力在地性的关系。互联网业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国内投资,主要有两种资本来源,一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设立,首批28家公司顺利实现挂牌,期望支持高科技类公司,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然而,中国资本市场还在形成当中,难以与国际金融资本竞争。二是以社会网络关系建立信任下的私人投资,他们关注互联网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赢利能力。资本类型创造出分化的互联网企业,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内资本市场中的互联网企业同样具有高竞争力,但其资本优势略显不足;大量以自主资本和私人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便处于更为残酷的竞争中。 2.资本类型与高等教育类型创造了分割的知识型劳动力市场 统计显示,到2014年9月,我国网民数已达6.32亿。互联网的从业人数也已难以计数。信息产业包括了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开发、应用和生产为主的企业,涉及信息技术、信息服务以及相关设备的研发与生产等等。官方统计数据将“信息技术产业”划分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InformationTransfer,ComputerandSoftware)。2003年我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从业者近117万人,2007年超过150万人,2009年近174万人[1]。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达3.3万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利润总额3830.5亿元,同比增长13.8%;软件从业人员470万人,比上年增加52万人,同比增长12.4%;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1.2%,新增就业人员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其中软件研发人员180万人,增长2.4%,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8.3%;在这其中学历为大本及以上人员为31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66.8%[2]。据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招股说明,2013年全年,阿里巴巴的移动端商品交易额达到2320亿元,占平台总交易额的15%。2013年大约有113亿笔的交易在阿里巴巴旗下的“中国零售平台”达成,平均每个买家购买了49笔,每一笔的成交额约136元。截至2013年底,淘宝和天猫的活跃买家数超过2.31亿,活跃的卖家数大约为800万。以一店一名从业者计算就应有800万从业者。2013年,淘宝和天猫共产生了50亿个包裹,占中国当年包裹总量的54%。以2011年12月国家邮政局原则审议通过《快递服务“十二五”规划》,2015年快递业务量将达到61亿件以上,从业人员总数达到100万[3]。而2013年阿里巴巴的快递业务就达到50亿个包裹,估计快递从业者应在200万左右。从这里可以看出,互联网企业具有多样性,构成了一个具有分层的劳动力市场,即高等教育的分化与猎头公司的存在为建构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础。高等教育中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相关的专业迅速发展,培育了一批批高端劳动力,形成了一批知识型劳动力。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未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界定了知识型员工,他说:知识型员工是受过高等教育、具备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的新的就业群体,是掌握和利用知识或信息来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利用知识提高工作效率。高等教育的分化与资本对劳动力的选择创造了一个分化的知识型劳动力市场。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分类机制。首先,大学本科教育以“985”和“211”大学为分类基础,通过严格的高考选拔制度将高智商精英集中于高端大学。调查表明,由国际资本参与的互联网企业,每年在大学生毕业季都以高额的工资水平来招聘一本院校的大学生。高等院校的分化为知识型劳动力分化提供了基础。其二,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专升本和专科教育的分化,为其他各类互联网企业提供基础性的知识型劳动力。一项调查对百度、网易、淘宝、腾讯、搜房、58同城6家最热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毕业院校的分析发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等11家大学的毕业生在这些公司的从业者人数占所有四百家左右院校从业者人数的50%以上。并称这11家大学为“互联网附属院校”,统计显示,其中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占9.1%,排名第一;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占6.2%,排名第二;中国传媒大学占5.9%,排名第三[1]。百度公司员工毕业院校分布的前三名是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三家大学的总和几乎占到一半。阿里巴巴的前三名的大学生来源是:浙江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大学,三家之和也几乎占到一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致富神话早以深入高校学生的梦想中,独立、开放的工作态度,创业致富和用技术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已成型。2013年,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互联网企业以年薪二十万左右的标准在著名高校招聘硕士研究生。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则以年薪8万左右的标准招聘二类高校学生。国内中小型互联网企业的招聘年薪大约在6万左右。在互联网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由211大学提供的高端劳动力;有二类本科院校提供的中端劳动力;专科院校则提供的低端劳动力。猎头公司在对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建构中起重要作用。我国第一家猎头公司成立于1992年,与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同期出现,这些公司的作用就是为知识型企业争夺重要的劳动力。截止2011年,我国至少有5000家以上市场规模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猎头公司。猎头公司依其服务对象的差异至少有三类:一是针对高级管理者的跨国公司猎头,他们为跨国公司和国内的大企业服务。二是经营10年以上的有一定品牌的国内猎头公司,为寻找专业细分的各行业中层和专业技术人员;三是数量巨大的投机性猎头公司,针对中端人才,规模较小、能力较弱。猎头公司对技术精英的高价追逐加剧了知识型劳动力的流动和自主性。由此互联网企业的劳动力也至少可分为三类,一是为优秀员工,他们是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式员工,占居管理、技术和销售的优秀位置,不仅有长期合同,有的还拥有股份。二是企业内部边缘劳动力,从事一些替代性较强的工作。三是大量临时性和劳务派遣员工。即使在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的公司也在大量使用劳务外包。这些由劳务派遣人员负责的工作岗位包括了保安、保洁、物业、食堂、绿植、会议服务、IT支持等岗位。这些岗位由不同的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互相间没有交叉。他们的身份很好识别,他们身着工服,例如保洁员工是灰色制服、会议服务人员是如宾馆服务员一样的马甲制服、保安是标准保安制服。此外,还存在大量劳务派遣的技术人员,他们与正式员工的差异是承担的工作具有可替代性,从事的是简单操作、重复性的工作。劳务派遣员工在项目中难以学到新知识,他们以项目方式游走在各类企业中,很难建立起稳定的职业人际关系,难以得到相应的升迁;在报酬方面,用工企业虽可能支付了与正式员工水平相当的薪水,但在劳务派遣公司经手后,其薪水就大打折扣了,其工资水平和相应的福利都远低于正式员工。然而,在我国,目前劳务派遣用工有增长趋势。以一家大型独立软件供应公司为例,其研发队伍中约有30%,约400多人的派遣员工。公司还建立了为其他公司提供外包和劳务派遣业务的控股公司,每年提供大量的研发人员从事外包工作和劳务派遣业务。一家大型国有通信公司,派遣员工占到了公司员工总数的74%,分布在管理岗位、优秀岗位和普通岗位。外包用工亦正成为企业减轻劳动成本的主要方式,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技术服务外包企业6673家,从业人员121.5万人。据2009年12月IDC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在未来5年内仍将以35.5%的速度增长。果真如此的话,那则表明我国的互联网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已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存在大量技术个体户,这类技术精英以个体模式承接企业项目,以在家工作为主要形式,被称为SOHO一族,是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contractors)。个体化的家中工作使知识型员工获得了空间自由,减少了雇主的直接控制,但同时也缺少了组织化的工作环境。 3.新型伙伴型劳资关系的雏形与传统简单型劳动控制的并存 互联网企业因资本与劳动力的分化内含了劳资关系模式的差异。由国际金融资本左右的互联网企业,其技术符号秩序弥和了资本和劳动的内在矛盾关系,金融资本加智力资本构成的致富神话从积极意义带来了金融资本与智力资本相结合的伙伴型劳资关系的新模式。而以中小资本为基础的互联网企业则延续着传统的简单型劳动控制模式。所谓伙伴型劳资关系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第一,资本主导型。通过国际或国内上市,聚增企业财富,致使富神话已经梦想成真,优秀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国内属于高端,符号秩序已经建立。工作激励的基础符号秩序。某上市公司的员工全年享有13个月薪水,外加年底大约3-6个月的年终奖。第二,员工参股型利润分享。企业对优秀员工建立制度性股权激励,在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基础上,建立有利润分享、分红激励和股权激励等。以阿里巴巴为例,股权分配相对分散,企业内部分为多个级别,员工入职两年以上就可以升到享有股份的职级,此后每升一级股份就会增加。股份的差异并没有造成员工的不满,一方面具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另一方面,每一级别的晋升考核都相对科学。员工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皆可能实现致富梦想。第三,企业有各类成长计划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员工进行多种培训,将员工的成长和知识积累与更新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内部晋升机制使得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是长期的,强化了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例如,某公司仅软件工程师的职级就有23-30级之多,为软件工程师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台阶。第四,参与式的管理模式具有雏形。正如其管理以积极的内部互动为沟通的主要手段,具有了一定的民主参与的空间,由于是互联网企业因此多数企业建立有自己的互动网络(BBS),各方面意见得以公开交流,它打破了传统封闭型的等级结构,形成内部高效沟通,此外员工参与也提升了员工对企业认同。在某上市公司的内部BBS上,员工对工资,股权分配,福利体系的不满皆可以在此表达,高层管理者也会在上面回复。当有员工报怨加班时,得到行政方面的答复是:“要问问这份工作带给你的是负担还是成长?每个人要学会照顾自己和照顾家人,我们尽可能的共享财富”从这样的对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共享财富的概念也成为建立共识的重要的文化理念。第五,虚拟团队或小组工作方式为员工平等关系和自主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百度公司的产品生产多以项目制方式推进,形成了各个工种围绕项目形成的“虚拟团队”,团队成员跨越组织内的部门边界,以项目周期为团队存续的时间。团队成员间不存在传统的科层制的管理与控制关系,实现了员工间平等的合作关系。这既成为团队的工作方法,但又实现了新型的管理模式。从上述特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伙伴式劳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劳资伙伴关系不同,它并不是以团体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工会模式的伙伴关系。目前的互联网企业很少有工会,亦很少有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它以个体主义为原则,以高端劳动力为主要成员,建立在共享致富神话和技术符号秩序基础上,通过共享财富的话语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达成了劳动力对企业或行业的忠诚。高额回报激励了技术精英的超时工作,掩盖了他们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的不满情绪主要是源于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够,其反抗的手段只能是离职。但多数企业的股权激励是有条件的,需提供对本企业的忠诚,如离职就面临高额损失。技术精英们只有在心理上高度认同符号秩序才能安心工作,忍受超时工作等负面情绪。此外,大量边缘劳动力的工作是以传统简单型劳动控制实现的,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工形式以转包或劳务派遣为主,工作呈现出临时性或不稳定的特点和福利、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劳务派遣工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缺少心理安全感。有研究表明,劳务派遣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最低,其原因是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间的同工不同酬,同比正式员工的薪资低30%左右,有“二等公民”的感受,也可称为“相对地位剥夺”。派遣员工深感缺少长期职业规划和培训计划,缺乏职业晋升机会和专业的技能积累等问题。第二,劳动所具有的技能不高,易于被替代。第三,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起严格的监控型管理。第四,员工也接受了互联网业对符号秩序的认同,当面对解聘等问题时皆将问题内化为自身能力不足,技术符号秩序限制了他们对权利的要求。第五,员工反抗的手段主要是离职,由此形成了互联网业的高流动率。竞争、技术理性和碎片化成为知识型劳动力不断面临的挑战并形成分化。高端劳动力因智力资本和名牌学校身份,有议价能力,享有较高市场地位和社会福利,有一定的自主权。中端劳动力多具有大专以上文凭,收入较高,但工作不稳定。而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多处于劳务派遣用工、外包用工、自我雇佣等形式,工资水平尚可,但缺少社会保障和职业生涯。尽管如此,致富神话和符号秩序依然是维系这些劳动力停留在这一行业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理论反思 今天,当我们关注这一问题时不难发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是与全球金融资本紧密连接的,资本分化建构了这一领域企业间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分化。而致富神话成为互联网业内从业者的梦想,构成了强大的文化理念和技术符号秩序,并维护了优秀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间的巨大差异。其劳资关系的新型态呈现了劳动力因拥有智力资本可能的自主空间和权力,它可能弥和资本和劳动的冲突,金融资本的力量显示出资本的全球优势,并直接作用于在地资本。我们认为,优秀劳动力与边缘劳动力之差异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加入,从文化上强化了技术符号秩序,使处于边缘的劳动力看到了成为优秀劳动力的希望。互联网企业劳资关系的状况正是依托于由金融资本建构的文化理念和符号秩序,由此劳动力服从于致富神话建构出的符号秩序,它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也掩盖了个体化的技术精英的超时工作和知识型工人的分化。那么,传统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是否还存在呢?在马克思理论中,资本对劳动的形式统治(formaldomination)是真正的控制-服从(subordination)关系的社会过程。在原始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资本家凭借所有权实现对产品的控制;而并不必然地具有对劳动的规训和监督权,其实现利润增长的方法只能是延长工时或提高劳动强度。随着资本主义将生产分解,资本家才真正侵蚀和削弱了工人对生产技术和方法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而产生了劳动力对资本的服从,资本家通过占有相对剩余劳动时代来占用剩余价值。马克思描述了从简单合作(simplecooperation)、工厂制造(manufacture)到工厂机器制造(machinofacture)的发展过程,它产生了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复杂组织,使机器(抽象劳动)不是工人(具体劳动)成为技术所有者,破坏了工人对抗资本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只有在市场中与资本结合才能够生存[1]。即资本通过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和技术基础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然而,今天在技术符号秩序中,金融资本对智力劳动的控制本质并没有改变,它改变的是方式,金融资本通过董事会制度来控制企业的运作与获利能力。达伦多夫在讨论“后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股份公司的普遍化标志着资本的解体(decomposition)和劳动解体,劳资冲突的性质亦发生变化,技术对劳动力流动和分化起关键性作用,无产阶级因其“工作、技能、收入和声誉”的差异而分化。这些变化并没有导致马克思所预期的阶级斗争的激化,变化的是社会结构和阶级冲突的性质。资本的所有者与管理分离后,社会冲突会发生在劳动者和资本管理者之间,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单数,而是由诸多技能和地位不同的群体构成,出现利益分化。资本和劳动解体的直接的重要结果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研究显示公司的劳动管理方式是由权威关系构成,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公司给予雇主(经理)在生产过程中做出所有决定的权力。第二,公司在工资和雇用稳定性上给予蓝领和白领工人(几乎全是男性)安全感。第三,等级制管理,以标准化和程序化进行劳动分工,工人被排除在决策和权威之外,产量增加和利润暴涨[2]。布雷弗夫曼(Bravemen)的劳动过程理论也描述了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他说,在劳动过程中,管理技术呈现出“去技术化”过程[3]。而布洛维则认为存在着资本主义的霸权机制,它使工人们乐意于“赶工”式的资本积累的游戏[4]。到了后工业社会,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工人的技术能力使其重获自主性。劳动力经历了“再技术化”的过程。德鲁克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重塑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当知识成为社会中重要的且唯一的稀缺资源时,知识型员工就拥有了自己的生产工具,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被剥削的地位;知识型员工还可以持股,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知识社会将成为第一个向上流动不受限制的社会,知识型员工将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贵族。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以计算机、电子通信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知识型组织依然是以控制为主的,至少有四种类型的观点,一是互联网业的管理是泰勒制,因为其监管的优秀理念依然是高效率和监控[5]。二是新泰勒主义(Neo-Taylorism),特指对互联网产业链底端的管理与控制,其监管程度甚至超过了传统工人。因为借助信息技术能够形成对劳动者“信息监狱式”时时监控[6]。三是互联网业的管理是混合型泰勒制,以“团队合作”为主的生产方式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这种生产方式也是监控方式[1]。四是多重管理模式,多指对互联网业中的软件工程师们的控制,它既有责任自治的自主性工作又有直接控制,控制策略依从于组织结构、环境和工作动机等因素[2]。总之,对互联网时代劳资关系的理解需要文化转向,我们要充分认识金融资本的建构作用,正如互联网企业的经济发展过程充斥着文化建构,使与人们情感与梦想相关联的符号秩序得以产生。当传统的资本积累模式被全球金融资本替代时,劳动力以智力资本为标榜,拥有财富,并成为文化符号,带来技术符号秩序。今天,当金融资本和技术精英的智力资本共同创造着致富神话,由此资本和劳动矛盾结构被打破,构成了新型的资本共同体。这种变化从本质上说,它是有关财富的文化霸权,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致富神话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和与相互关系的方式,有关资本和财富的意识已经渗透进了大众意识中,被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但与此同时它也消解了阶级理论,遮蔽了劳动者可能的反抗行动。人们在沉浸于财富的狂欢或致富的梦想中,实现了技术符号的统制。智力精英的财富狂欢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与道德的合法性,金融资本借助着智力资本形成了新的压迫方式,它使边缘劳动力的沉默,个体的离职行为成为唯一的反抗手段,传统工业的劳工团结被消解在个人致富的梦想中。 作者:佟新 梁萌 互联网论文:极致思维营销互联网论文 1用平台思维扩大合作 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共享、共赢,任何好的、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都是多赢的。中国石化是一个大品牌,有很多员工、社会团体都非常愿意、渴望借助这个平台创造更多的价值。开放这个平台,有望给广东石油注入新的活力,更好地吸引社会上各种资源,开展更加灵活多样的合作。目前,正在开展的加油站委托管理就是为员工提供创业平台的积极尝试。在发展网点时,除了自行开发、收购、租赁、合资外,可以探讨将社会油站视同委托管理站的管理模式进行合作,确保除油品由中国石化供应外,甚至可以收取加盟费、管理费。为更好地把新车主都锁定为加油卡固定客户,可适当让利,与4S店开展合作,如制定给每辆当地下线的新车一次性让利100元油品的优惠政策,宣传“中国石化为你新生活加满100”,既传递中国石化回馈消费者的价值观,也实现了企业、消费者与第三方的多赢局面。既是平台,就不能追求每项业务都是大股东或控股方。如开发加油站汽服业务时,自行摸索经营的难度较大,适当让利,直接与社会上运作成熟的资源开展合作更能保障其持续稳健运营。互联网还是跨界的,在这个平台上,不局限于只可以做某个行业的事情,对广东石油来说,还可以做更多。 2用极致思维增强营销效果 极致的事情会让人很兴奋,不论是产品的设计或是价格,总有一块有极致的特点,才会脱颖而出,令“粉丝”聚集愿意分享。国内某品牌手机首次推出时,吸引了超过1500万用户预约登记,不到1分钟30万台手机即被抢购一空,可谓销售极其高效,中间成本极低,同时赚足了眼球。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运用极致思维,经营消费者心目中最优质的产品,给予消费者最优质的服务,做最高效的营销。设计有足够吸引力和噱头的产品,用极致思维营销,将可有效提高营销效率。如设计类似加油优惠1元/升的加油卡产品进行限额定时抢购,并通过设置一些附加条件的方式以达到推广网银自助充值加油卡的目的。如有必要,还可以设置一些需要宣传推广的其他问题让用户作答。为控制促销优惠费用,可设置每张卡每月最多可优惠升数、优惠时限等,到期后即取消优惠。参照此类方法,可设计出1元1罐的润滑油等产品进行推广。社会上车队司机偷偷变卖油品的现象较多,如能通过技术手段在每次加油时为车辆提供油箱开启、施封检测服务,防范司机监守自盗油品的行为,将有望将此类客户有效锁定。 3用快速更新的思维提高效率 互联网是快速迭代更新的,效率跟不上就注定被淘汰,因而网络媒体在过去的几年里取代了传统的报纸电视,随着移动化大潮的到来,当今手机终端又可能取代电脑。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应用中,更新都是实时的,而效率低是传统国有大型企业的弊病之一,迫切需要改变。完善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是企业管理所必需的,但若对规范把握不准,极易因制度僵化、流程繁琐而导致效率低下。在保证规范的前提下增加授权,避免大事小事都经一把手签批,并及时因势而变地修订制度和流程,方可不断提高决策效率、议事效率和执行力。要提高效率,还应加强各类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如将传感技术、红外技术等综合应用于加油站视频监控系统,当监测卸油口、量油口的闭合状态改变,油罐区有人员走动等情况时,自动触发调出相应的视频监控通道,则可实现更高效智能监控。如在加油站中控管理系统增加加油枪校机、除水滤芯更换等记录与自动统计提醒功能,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还可有效防范因管理不到位而产生的油品数质量问题。 作者:王征苑 崔春波 互联网论文: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论文 一、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 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的典型是阿里余额宝。余额宝等宝宝类金融产品是将互联网销售货币基金与第三发支付结合起来,整合推出的互联网理财业务。这项业务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是一项金融创新行为。余额宝自2013年6月13日上线,仅用18天,就拥有了250万客户,注入资金超过66亿元。余额宝的运作流程如图3所示。支付宝认证客户将暂时不用的闲散资金从支付宝转入余额宝中。余额宝实质上是基金公司的一个网络平台,基金公司将余额宝中的资金用于购买货币基金,固定地将收益转入余额宝。客户也可根据需要,随时将余额宝中的资金转回支付宝,用于消费等。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 第三方支付市场发展中暴露的主要监管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支付存在特有的安全性风险。包括在网络支付运行中钓鱼网站、病毒入侵等导致资金被盗用和个人信息被盗取的风险。二是影响货币政策。第三方支付资金划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现钞使用数量,并且会提升货币流通速度,改变货币乘数,加大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三是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加大。第三方支付交易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对交易双方身份及交易事项审查不够严格,为非法资金的“合理”进出提供了便利。P2P网贷模式的运作中遇到的监管问题主要是,目前P2P网贷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部分P2P网贷公司游离于监管边界,异化为准金融机构,部分成为从事非法活动的幌子(如淘金贷上线5天就跑路)。P2P网贷在历经2013年野蛮生长后终于在2014年拉响了警报,进入了风险暴露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已有119家P2P平台“倒闭”或“跑路”,涉及资金共计约21亿元;其中,2014年前4个月出现问题的网贷平台已近30家。出现众多问题的具体原因有如下三点:一是P2P网贷还没有被纳入监管体系,缺乏监管主体和监管规范,目前只能依靠还不成熟的信用约束,风险隐患巨大。二是P2P网贷缺乏准入机制监管,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为不法分子进行欺诈提供契机。三是P2P网贷运行没有行业标准,使得异化现象丛生,部分企业经营业务性质触犯法律要求。众筹模式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来源于其运营方式。由于众筹模式的运营方式是,项目发起人在网络上与项目有关的信息来募集资金,可能会导致项目发起人披露信息具有选择性,只披露对项目有利的信息,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另外,在项目募集资金比例不足100%时,所募集的款项应全额退回,在项目成功后会给予支持人一定回报。由于我国缺乏对众筹模式中投资者的立法保护,使得资金退回和承诺回报的实现风险加大。此外,由于我国法律要求投资回报不能为金融产品,导致众筹模式发展规模较小、范围较窄、形式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众筹模式最大限度的发挥活力。对于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模式,本文以余额宝为例,说明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余额宝的成功上线必将引发其他互联网公司跟风推出类似产品(如腾讯的理财通、苏宁的零钱保等),而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中,“整合”问题突出,即“整合”业务是否逾越法律界限,此问题要求监管部门尽快推出相应原则和标准。其次,余额宝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如果出现投资者短时集中赎回和基金价值大幅缩水等情况,而基金公司流动性又不足时,会出现严重的挤兑风险。再次,在销售金融产品中,互联网公司可能出现部分信息隐瞒,即只向投资者强调收益,而忽视风险说明。这会导致投资者盲目投资。最后,余额宝的运作涉及与支付宝账户的转入、转出,而支付宝又用于众多的网络支付,导致用户面临的网络技术安全风险加大。 三、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经验 互联网金融在世界各国都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各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体制。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由于其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迅速,因此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监管措施,其监管经验如下: (一)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 美国对第三方支付监管的重点在交易过程而非交易机构,将第三方支付业务归为货币转移业务,实行功能性监管。从立法层面看,美国对第三方支付业务单独立法,仅依靠现有法律和增补条文对其加以管理。从监管机制层面看,美国采用联邦和州分管的制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州相关监管部门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适当要求。从沉淀资金管理上,美国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归为负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对平台资金提供存款延伸保险来监管沉淀资金。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监管重点在交易机构,对交易机构做出明确界定。欧盟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取得营业执照,并且将平台沉淀资金存放到在中央银行设立的专门账户中,对其实施严格监管。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模式都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实施了有效的监管控制,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防范反洗钱风险,并且容易掌握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二)对P2P网贷的监管 美国将P2P网贷业务纳入证券业实施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通过设置较高的注册成本来控制网贷公司的数量。在信息披露方面,对投资者较高程度的法律保护限制了关键信息披露中的信息错误和信息遗漏行为发生。欧盟对P2P网贷的监管主要是通过细化的指引性文件,并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英国将P2P网贷业务纳入消费者信贷管理体系,通过成熟的行业自律行为规范整个行业发展。另外,英国规定网贷公司必须取得信贷牌照才能经营P2P网贷业务,并且对借、贷双方信息披露内容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日本主要通过《出资法》《贷金业法》《利息限制法》对P2P网贷业务进行行为规范。由以上介绍可知,各国对P2P网贷的监管主要还是通过一般信贷业务的法律法规,对网络信贷的特殊约束较少。 (三)对众筹融资平台的监管 美国在2012年通过了创业企业融资法案,该法案允许众筹项目发起人通过经批准授权的互联网中介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但需要遵守时间和规模的限制。另外,该法案对项目发起人的信息披露以及如何补偿投资人做出了规定,并且要求项目发起人向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定期提交项目财务报告。 (四)对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的监管 以对PayPal(与余额宝理财模式类似)的监管为例,分析美国对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的监管措施。因为PayPal货币市场基金由独立实体运作,并严格遵循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规则和监管要求,而且该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不反映在PayPal的资产负债表中,所以政府在无先例可循的前提下,采取了保持现状、相对审慎的对策。综上,国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已从宽松自由到强制监管转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并重。依靠成熟的行业自律支持其创新,通过政府适当的监管保证其合法运行。二是重视投资者、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众多监管措施中明显倾向资金的安全管理和投资者、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三是重点立足于现有法律法规,根据互联网新情况对法律法规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互联网金融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四是对于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没有马上给予严格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灵活发展,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益作用,同时也能充分捕捉到其易暴露问题。 四、我国互联网监管的对策 (一)创新监管思路 1.处理好管理与创新的关系。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才刚刚起步,对金融市场影响相对较小。如果对其监管过度,干预过多,可能会扼杀其创新性,阻碍其多元化灵活发展。因此对互联网金融应采用原则导向的监管方式,对所存在问题保持适当的容忍和弹性,在保证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监管也必须坚决守住底线,不能违背信用本源。例如,美国和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都严格控制其沉淀资金的使用。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风险防控需执行严格的标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查处,杜绝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欺诈、投机行为。 2.处理好行业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应实行科学引导,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形成。通过行业组织的自律引导来规范行业行为,减低风险、促进发展。例如,英国对P2P网贷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英国P2P金融协会出台操作指引等。我国可采取的具体引导措施包括:一是推动行业自律组织形成有关准入标准、业务性质和操作流程的自律规范。二是推动行业组织通过规定禁止性行为、信息披露要求等规范降低投资者遭遇欺诈的可能性。三是推动行业组织建立行业内部投诉处理机制,以此约束行业内企业的行为。 3.处理好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关系。我国传统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方式,有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和风险的有效防范。但互联网金融发展具有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综合化趋势加强,跨界、跨领域经营的现象增多,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应用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就会产生诸多问题,因而应采用分业与混合综合监管的模式。一方面,要梳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主体业务范围,明确相应地监管主体。另一方面,要根据互联网金融企业所涉及的众多业务领域,建立以监管主体为主,相关金融、商务、信息等部门为辅配合的监管体系,重视横向沟通和合作。 (二)完善互联网监管措施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进行规范,是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入手。第一层次是,对现有的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做出适当修改和补充。如,美国没有对第三方支付专门立法,而是增补了部分现有法规。第二个层次是,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制定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法。美国对其众筹融资平台的监管主要就是通过创业企业融资法案的出台。第三个层次是,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可由国务院、中央银行制定有关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上三个层次中需包含的内容有:互联网金融业务准入标准、条件要求,推出方式及后续责任要求;监管主体的监管范围、监管责任;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约束;互联网金融业务经营中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和时间要求;投资者追偿的有关法律条款等。 2.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发展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助于减少互联网金融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选择风险。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较我国而言,更加完善。我国监管部门应大力鼓励支持发展信用中介机构,健全个人和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的商业信用数据库。推动信用报告查询、信用资质认证、信用等级评价和信用咨询等服务的发展,降低由于信用信息不对称做出不利选择的风险。 3.建立网络技术安全保护机制。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依托于互联网交易平台,互联网交易平台上存在大量的交易和身份数据,一经泄露或被盗用,将严重影响信息和资金安全。因此,要求监管部门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维护互联网交易平台数据的安全性为目标。具体要求如下:一是监管法律法规应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和网络技术维护提出具体操作原则和效果要求,并对因互联网金融企业技术责任履行不足而导致不利后果的行为做出惩罚规定。二是监管部门应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网络技术安全的维护纳入监管范围,监督其维护职责的履行。三是加大网络科技人才培养,鼓励他们加入互联网金融企业和监管部门,提升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服务水平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实力。 作者:王宇 姜焕 互联网论文:网络世界之互联网论文 一、虚拟性打破空间限制 同志在2014年11月21日回应网届群英大会时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小又变大”。世界因为互联网变成了“小小”地球村,缩短了地理空间的距离和信息传递的时间;另一方面,互联网创造了各种产业、文化和业态,给人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了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根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同时,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广大的普通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技术基础保障。网络跨越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延伸了传播范围,使得民众对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更加广泛,在监督范围的广泛性方面显著强于传统的舆论监督。传统的信息是要克服很多障碍。它会受到传播工具、时间、空间的干扰,也有非常复杂繁琐的程序,受到权利干扰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信息的共享在现实社会中变得空间狭小,信息的不畅通会造成官民之间的误解等诸多困境,这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互联网条件下,人们可以向全国各地信息,也可获得全国各地的信息,这能够形成获取信息的“横向联系”。网络世界的信息是浩瀚无边的,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就能激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效地监督政府。人们会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感受自由,无论是哪个地区和国家的公民,也无论你从事任何工作、身处哪个阶层,拿出联网的电脑和手机就能“获取资源”在这样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必然会孕育出人们自由的精神。在网络中没有人会在乎自己的地位和形象,更不会担心受到别人另类的眼光,这就扩大了人们发表意见和言论的自由空间,而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对立面,也体现在自身,包括自身的时间、精力、意愿等等。由于我国历史的文化积淀使得有很大一部分人还存有职业等级差别的认识,所以不同职业群体的言论有时会受到不同的对待。但在网络平台中,匿名属性让任何人的言论都毫无差别,并且虚拟网络的匿名性更会给大众一种安全感,这在无形之中也给了人们一种保护机制。在民众参与网络监督过程中,网络监督者(普通网民)之间通过平台,在一个特定的争论焦点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网民和网民之间的互动可以向各个领域延伸。这与传统的网络监督信息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的评价正确与否,基于他所获取信息的充分程度。信息越充分,所得结论离真相越近;信息越不充分,所得结论离真相越远。以往的监督过程,信息者比如报纸,新闻可以说是拥有把控信息的权利,这造成了监督信息的不对称。在互联网平台中,无论是信息者或者是信息接收者,都能平等的交流,参与者甚至能拥有比信息者更多的资源,也可以跟信息者展开争论。网民和网民之间可以通过聊天软件,论坛、贴吧等公共空间针对同一焦点收集广泛的信息,由于参与者背景不同,针对同一问题探讨的观点也不同,这样就扩大监督焦点的半径。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量变持续下去,一定会产生质变,网民的不断加入,看起来只是量变,其实孕育着质变。当监督焦点被扩大,参与者受到话题的吸引不断地加入进平台,这就会引起媒体的注意,接下来各个媒体会不断的加入,媒体与媒体之间也会进行互动,并且由于媒体本身的性质决定事件会被持续跟踪,跟踪到一定程度又会把焦点回归到网络平台,继续引起网民关注。比如近期媒体一直跟踪的“唐慧案”。这种互动有利于网络监督焦点问题的解决。 二、开放性打破渠道限制 首先,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操作也越发的突出人性化,从最初互联网刚引进时人们认为互联网是技术人员才能操作的工具到现在普通人在大街上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就可以进入互联网,使人们接触网络世界变得越来越简单、方便,网络系统软件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学习。互联网的这种条件创造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新平台。普通公民政治信息不可能像报社那样需要专业的印刷机和相关技术以及一些复杂的审核流程。更不能像电台那样需要专业设备道具。在互联网条件下,普通人只要拥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或者一台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政治信息和寻找资讯。信息的整个过程轻松加平常。其次,无论是电脑或者手机、其功能虽然增加了,但操作却越发简单,由原来的按键变成触摸,软件也可自动更新,不需要掌握太多太庞杂的手机电脑知识,这缩短了各个不同文化阶层人的差距。使得网络世界政治参与者开始以现实社会不同的身份加入却在虚拟世界中变成了同等的身份,这样会大大激发网络平台参与者的积极性,提升存在感。最后,微博、博客、BBS等应用的出现,让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政治参与的发起者,这改变了传统媒体政治信息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平台: 1.新闻跟帖,新闻跟帖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具备的特色之一,这种平台可以让网民参与分析新闻事件并且直接发表评论。通过开放式的评论网民也可互相交流,并形成各自的观点。热点新闻的跟帖评论数量有时能够达到几十万条,甚至有些网民直接通过网络跟帖的方式来跟踪新闻事件。 2.网络论坛,当前中国的网络论坛已经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联系,是一种非常广泛、活跃的渠道,称之为BBS,英文全称BulletinBoardSystem,中文称为“电子公告板”。中国民众通过该渠道交流问题、交换意见、获取信息。网络论坛的形成,使民众表达自身观点的积极性、广泛性和可能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3.博客,博客被称为网络时代的“读者文摘”。它是继Email、BBS、ICQ之后出现的网络交流方式,虽然博客的使用自2011年后有所下降,但是它的主要用途比如个人的自由表达和出版、知识的更新与积累、深度交流沟通等是其他即时通信应用无法取代的。 4.微博,微博是2008年兴起的应用平台,属于网民社交应用。仅仅两年后的2010年,“微博问政”便成为“两会”的热点。微博平台具有许多特点。他可以满足人们对信息需求量的渴望而缩短消费时间,短短几十字或者几分钟的小视频便可有效地传播信息。其自身具备的独特应用功能可以使网民及时自由的反馈互动。 5.其他即时通信。目前中国网民使用的主要应用有QQ、MSN、微信、人人网、UCSTAR。2014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3年12月,我国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5.32亿,使用率位居第一。即使在今天,即时通信的的功能仍在不断丰富,集成了电子邮件,博客,音乐,视频,搜索等等。只要有引人注目的观点,就会激起后来参与者跟进讨论,这无疑提高了政治参与讨论话题的效率。互联网政治传播过程简单、方便、高效,为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互联网为我国实行民主权力监督提供了新的理念,是我国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新形式,每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伴随着新的机遇,这就更加需要我们跟上时代潮流,把握机遇,推动其发展和完善。 作者:姜华宇 互联网论文:招聘软件之互联网论文 1项目系统结构 服务层是系统运行的技术支撑层,主要实现优秀功能,包括视频服务、短信服务以及数据访问服务等;业务层是基于招聘软件暂定的13个相关模块,各个模块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有机的组织起来,协同运作形成多种应用展现形式;应用层是提供给用人单位、求职者、运营合作方以及软件管理方共同使用而开发的,包括手机站点、手机招聘软件客户端、招聘管理系统以及数据开放平台,软件开发者可以通过API接口获取网站数据,也可以根据标准接口进行二次开发。 2项目功能结构 本项目开发的手机招聘软件,在传统的招聘求职功能外,具有短信管理、视频面试、数据共享、智能速配、智能防骗、智能检索、智能审核等实用性的功能。本项目采用多层功能架构实现,手机招聘软件由三大部分功能支撑,分别是通用系统功能、智能辅助工具和特色服务平台。通用系统功能主要实现招聘功能;智能辅助工具主要为了满足各类用户使用招聘软件的需要,为整个软件系统提供功能上的服务;特色服务平台主要为实现管理功能。智能速配系统可以结合招聘求职的信息,自动检索匹配度相近的信息,以便快速达到招聘目的;智能防骗系统通过构建招聘求职优秀业务库,能够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智能检索子系统能够针对不同的用户群,来满足用户能最快找到与自己相关信息;智能审核子系统能够通过比对招聘求职优秀业务库中的信息,实现信息的自动;子站管理模块中管理方可创建下级子站,以便用户群体选择想要查找的子站来检索该地区的相关招聘信息;用户管理模块实现用户信息验证、权限管理以及信息修改等功能;招聘求职管理模块可以使用户可通过该模块自己的招聘求职信息;信息模块能够使用户进行手机站点的信息进行、维护、删除;法律咨询模块可帮助弱势用户群体进行维权咨询;智能速配模块按照用户条件对系统内各相关信息类的特征进行匹配评分,定量推荐给用户最贴近的招聘信息;智能防骗模块通过事先设定和用户举报建立防骗数据库并不断更新库信息,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智能检索模块可应客户需求,在招聘信息查找中,反馈最贴近招聘人员所需的信息;短信管理模块能够实现用户手机短信的验证和联系;视频招聘模块可实现招聘双方通过手机实现客户间点对点的视频交流;离线数据管理模块可让用户进行离线状态下使用。如表1所示。 3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但由于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企业面临着产业升级、扩大内需、人力资源成本上涨等问题,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公司根据多年网络招聘经验研发的手机招聘软件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用户和用人单位都可以通过手机招聘软件就可以找到心仪的企业和人才,解决了地域、时间等传统招聘面临的问题,手机招聘软件必将逐渐成为招聘行业的领头羊。 作者:张昌斌 互联网论文:小微企业融资互联网论文 一、互联网融资的特点和优势 各大商业银行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准备大力发展面向小微企业的供应链金融以拓宽业务渠道并以供应链优秀企业为优秀,绑定供应链客户群时,却发觉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和一些有实力的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开始借助其自身的平台和多年累积的交易数据和客户数据占领了小微企业融资的一席之地。目前,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正通过收购、合作等方式对众多供应链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和社会上的借贷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和整合,并且为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打下坚实的硬件设施基础和软件流程操作基础。互联网平台提供商比如以P2P为代表的拍拍贷和阿里小贷,一些规模较大的电子商务企业比如京东商城开发了其自有的供应链金融平台,其他主流的电子商务企业比如苏宁易购和亚马逊等也将自身的电商平台向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转化并逐渐开放,面临传统商业银行融资难的情境,小微企业更倾向于这种最新的融资模式并纷纷入驻这些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截至2012年,P2P网络贷款服务平台已经超越了200家,其平台Online业务的交易额度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的人数也超过了50000人次。由于统计的仅仅是“线上”业务,加上无法准确统计的“线下”业务,交易总额的数量还将是“线上”业务的数倍。京东商城在2012年年末开始向广大小微供应商推出其供应链金融服务,并向各大商业银行取得总计高达5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包括:订单融资、入库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委托贷款融资;京东商城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到2013年为止已经向广大小微供应链提供了近80亿元的融资规模。互联网金融模式对传统的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P2P网贷和电子商务企业主导的小微企业融资,相比于已经出现的以银行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模式不同,其主要依附的手段是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技术如移动支付、大数据挖掘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依托其交易平台上庞大的交易数据和客户信息,促进商流、物流和资金流三流有效融合,通过出色的信息技术使得资金在整个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使用,同时由于信息的透明性可以降低资金风险,形成面向供应链上游到下游的综合集成的金融服务,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闲散的资金,其信用保障则来自于平台企业的信用和相关部分的监管。而传统的银行为主导的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则侧重于供应链优秀企业的信用的引入,即“1+N”模式,对处于供应链不同层次的企业提供以优秀企业信用为担保的存货抵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融资、预付款融资服务,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银行雄厚的资金资本。传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中融入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操作理念的发展空间十分可观,特别是处于供应链纵向延伸方向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巨大的,且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灵活性和弹性,对于供应链垂直方向细分的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或专业化的互联网网贷平台开发较为快捷便利,能够满足供应链上小微企业的融资个性需求,这种模式将是今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之一。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供应链金融具有更便利的特点,简化了传统银行主导的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信用评定等手续,其交易成本低、资源配置效率高等优势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由于互联网金融直接面向具有融资需求的广大小微企业,其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者市场带来了新的竞争挑战,以往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收到了新兴模式的挑战,也为各商业银行的下一步融资服务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如今各大银行也纷纷试水,改进传统的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模式,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是最早将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服务进行线上平台化的商业银行代表,除此之外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等也开始将其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服务从线下搬到线上,形成了以银行供应链金融平台为优秀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商业银行发展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同时,已经开始走向向电子商务融合发展的道路,由于电子商务平台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海量的线上交易数据,也构成了对小微企业进行信用评估的信息基础,而银行所需正式电子商务企业所拥有的这些数据信息,两者供需匹配,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合作,比如京东商城已经进行了POP平台的发展,主要是为各大小微供应商提供短期贷款和其他融资服务。因此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已经成为未来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发展的趋势,且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诸多可行的供应链企业融资创新模式。本文提出若干具有可行性的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创新模式的发展方向。 二、面向小微企业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 发展供应链金融的目的是为供应链中的优秀企业解决在其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其上下游小微企业的资金流不畅或融资渠道狭窄所导致的优秀企业自身的主营业务周转和公司运作效率的问题,让企业从上游的采购、生产等环节到下游的销售、回款等环节的每一个运作流程都能顺畅进行。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的优秀是关注嵌入小微企业供应链的各项融资成本和结算数据,根据这些成本信息对供应链的整体成本形成过程构造出优化策略方案,而此方案的组成则是由融资机构、供应链优秀企业以及具有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共同在信息技术提供商提供的信息平台上公共完成的。在由优秀企业和小微企业组成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中,包括银行或者互联网金融平台商最关注的往往是供应链中最具资信的优秀企业,而其所面对的服务对象则是与优秀企业的交易关系稳固的长期合作的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所依托的正是供应链中的大型产业集团,利用其对大量上下游小微企业的数据掌握能力和其自身对金融市场、金融行业的风险分析和控制的专业技能,对其所要进入的供应链融资项目进行系统而整体的分析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在风险控制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供应链中的优秀企业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对优秀企业的较为系统全面的资格审查,同时亦会针对供应链的上下游具有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客户进行真实性的审查和涉诉检查。此外,互联网金融平台还会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要求优秀企业为每一笔融资款项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并要求优秀企业承诺承担连带担保的责任。根据互联网金融的不同范式,我们提出下列细分的具有可行性的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企业融资方案:(1)优秀企业担保下的小微企业P2P网贷存货质押融资模式。首先,有融资需求的供应链企业需要在P2P融资平台进行初始注册从而成为会员。P2P网贷平台提供商可以以供应链优秀企业信用为担保(很多情况下,供应链优秀企业本身即可作为P2P网贷提供商),在考察供应链企业的融资需求后,将供应链企业信息和优秀企业的担保信息通过网络给放款人;或者平台提供商通过搜集大量供应链企业的融资需求信息,将众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并为一单向银行提出融资需求并以各供应链优秀企业信用作为担保。优秀企业担保下的小微企业P2P网贷存货质押融资模式主要的适用企业为交易信用较高的企业,这种模式本身也引入了优秀企业的资信,对于信用较好的小微企业来说能够使其资金占用进一步减少,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业务线上化,信息较为透明,风险较小。(2)优秀企业担保下的小微企业众筹存货质押融资模式。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利用互联网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此模式为更多小微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主要参考万科的房地产众筹模式,有融资需求的供应链企业在P2P融资平台进行初始注册后。P2P网贷平台提供商可以以供应链优秀企业信用为担保,在考察供应链企业的融资需求后,将供应链企业信息和优秀企业的担保信息通过网络给放款人,其中放款人可以是需要购买此产品的客户,而放款人通过众筹购买此产品可以享受折扣优惠。这类产品适用于价值较高,使用周期长的产品同时能够使得交易的时效更强,周期更短,同时能够盘活企业资金,且整个流程线上化,信息透明风险小,同时终端客户可以享受较高的折扣优惠。通过优秀企业缴纳保证金和承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形式,供应链的优秀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的供应链融资可以获得更加稳定和更加优质的供应商,避免在销售的旺季出现因为原材料或零部件供应中断而出现产品断货的尴尬局面,这些互联网融资创新模式实质上间接地提高了供应链优秀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经营收益。 三、小微企业的互联网融资策略 相比于分散的单个中小企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在其他金融机构处获取较高的授信额度和信用评级,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利用优秀企业担保来降低供应链中小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既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渠道以弥补供应链中的资金薄弱环节,又能使互联网平台从金融增值服务中获得利润回报,实现多方共赢。(1)在优秀企业担保下通过电子订单进行抵质押融资模式。担保方式主要是采用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可追加抵质押担保或第三方保证。交存保证金的具体比例按照申请企业的评级结果确定。供应链优秀企业对与进行交易往来的小微供应商设置一定的准入条件,小微供应商与优秀企业进行交易后可以生成电子订单,由小微供应商通过电子订单在线上想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申请订单融资,互联网金融提供商对小微企业和其所在的供应链的优秀企业进行资信审核后可以对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电子订单抵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为该订单的业务销售回款,属于自偿性交易融资。这种融资模式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的风险要点在于电子订单的可靠性和对订单产品价值的评估。这种模式适用于那些交易信用记录较好,产品价格较为稳定的小微企业。通过电子订单抵质押模式,小微企业可以减少企业资金占用。(2)小微企业P2P应收账款池融资。由于供应链优秀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其经常向上游小微企业供应商延长账期,形成了小微企业对优秀企业的应收账款。小微企业可以把应收账款通过转让或质押的方式转移给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平台提供商在对众多优秀企业进行信用考核的情况下,并通过优秀企业核对应收账款信息后为小微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对于同一供应链上的众多小微企业来说则是应收账款池融资。这种模式与明保理模式是相似的,其担保基础是供应链优秀企业的资信。由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其实是代替供应链优秀企业垫支货款,对于那些优秀企业对供应链中的资金流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的供应链中的小微企业,这种融资模式较为适用。(3)在优秀企业担保下向互联网金融平台申请委托融资款项。这种模式需要供应链优秀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的合作,有供应链优秀企业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资金,由互联网融资平台依托其积累的客户信息和数据项供应链上符合资信条件的小微企业进行融资款项发放。这种模式中互联网金融提供商仅仅作为供应链优秀企业的合作伙伴而获得手续费等中间费用,风险较小。在这种模式下,由于优秀企业提供了自由资金,担保方式则根据小微企业的需求进行灵活调整,同时供应链优秀企业通过与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商的合作可以掌控的小微企业的历史海量的交易信息和数据,也可通过信息对接直接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自己进行自由资金发放,较为灵活方便。这种融资模式类似于阿里金融,其通过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形式来向其阿里巴巴、淘宝以及天猫商城的商户来提供小额贷款。对于依附于供应链优秀企业的上下游小微企业来说,通过互联网金融获得供应链融资的效率更高,能够迅速为其自身打通资金瓶颈,提升资金周转率并以此来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更加加固其与供应链优秀企业的关系,使得整个供应链的运作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四、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平台作为第三方综合服务和信息集成平台,将信息优势融入供应链金融服务,实现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高效集成,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解决方案。然而供应链融资业务发展也必然会直面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如合作伙伴的违约风险、市场中的系统和非系统风险、风险评估体系的高效性、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资金期限与数量错配以及集中支付与个体移动支付是否统一等问题。互联网金融下的供应链企业融资风险评估和风险规避策略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作者:李超 骆建文 互联网论文:大数据融资平台互联网论文 一、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融资平台优势分析 1.互联网融资平台的技术优势。首先,传统信用评级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在各类生产运营活动结束后汇总、记录的运营数据,这些数据多以文件或电子文档的形式存在。比如从企业财务报表可以获得财务数据,从季报、年报等可以获得销售数据,从仓库台账可以获得存货数据等。而利用大数据技术,则不局限于生产运营结束后,从运营前的准备过程、运营中的操作过程都可以收集到数据进行信用分析,数据的形式从文本扩展到音频、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收集的范围也从企业文件扩展到各种存储媒质、互联网网页上、电商网站的后台数据库中,甚至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里,从运营大数据扩展到交易大数据、交互大数据,因此包含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不仅包含传统评级必需的“硬信息”,也包含丰富的“软信息”,从而形成实现对企业的全面、实时、动态性信用评级的基础。其次,在获取到这些信息后,需要在云计算下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这需要有软件和硬件良好的结合与支持。互联网平台能够为云计算和大数据机器学习提供这种对接通道。由此可见,利用人力资源进行信用评级的传统做法在信用大数据下就不再适用,而必须在一个组织规范的互联网平台上才能进行,因此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信用评级是技术上的必然要求。 2.互联网融资平台的规模经济优势。进一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信用评级,较之传统信用评级方式能实现规模经济优势。由于传统的信用评级方式需要贷前调查,贷中跟踪,贷后审计,存在较高的成本,如果融资额度不够大,会使贷款利润较低。而互联网平台在设计、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投入具有固定成本的性质,总成本不随评级企业的数目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单个企业分摊的成本却越来越小,从而实现信用评级的规模效应。此外,通过互联网技术能对企业进行实时监测,一旦企业出现危险的信号和行为,会即时预警,提升信用评级的预判性,能够增加信用评级的深度。同时,将经营成熟的互联网融资平台的数据库在监管机构的管理下实现联网,进而建立起面向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增加信用评级的广度。由于依托互联网融资平台进行大数据信用评级,可以实现传统信用评级下不能或不愿提供的融资业务,从而使其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基本运作方式。 二、基于大数据建立互联网融资平台的信用评级模式 1.互联网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对于互联网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比如,从运营形态上,可以分为:(1)电商平台模式,如阿里小贷、京东京宝贝;(2)网上超市模式,如陆金所、各家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3)P2P模式,如人人贷、拍拍贷;(4)众筹模式,如众筹之家。从资金的来源上,可以分为:(1)平台提供资金,如阿里小贷、京宝贝;(2)平台担保,银行提供资金,如京东的供应链金融;(3)平台利用吸收的资金提供贷款,如各家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4)平台做信用评级,撮合投资者和资金需求方进行融资交易,如各家P2P。尽管这些互联网融资平台的运作方式不同,但都需要对客户的融资需求进行信用评级,因此是否具有成熟可靠的信用评级技术,有效控制信用风险,成为互联网融资平台的优秀竞争力。 2.互联网融资平台信用评级的模式。当前互联网融资平台的信用评级模式按评级信息的来源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模式:(1)基于运营大数据的信用评级。该模式多用于各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以及P2P网贷平台、众筹平台上,其中尤以P2P最为活跃,面对的客户为个人及小微企业这一类低信用水平群体,融资金额从几千元到上百万,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对该类群体提供融资服务的空白,因此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基于交易大数据的信用评级。该模式多用于成熟的电商平台提供的融资服务中,如阿里小贷、京东的京宝贝等。这一类融资平台最近几年随电商市场的发展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市场份额上升的很快。(3)基于交互大数据的信用评级。该模式目前多用于一些提供个人贷款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上,知名的企业有ZestFinance和WeCash闪银。这类融资平台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可预见,未来基于交互大数据的信用评级会逐渐成为信用评级的主要方式信贷,会逐渐从个人及小微企业贷款发展到对大企业贷款。由于不同信用信息的来源、属性不同,导致各类融资平台评级时在指标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运用过程中采取的方法都不尽相同。但信用评级的基本流程是相同的,只是在一些步骤的实施过程中,受信息属性的决定而使用不同的评级技术。 三、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融资平台信用评级的实施策略 1.信用评级的流程设计。大数据信用评级的流程可以用图1表示。由图1可见,实施大数据评级,第一步是对待评项目的理解。首先要掌握项目运营方式、客户特点、市场状况、风险构成等项目内容;其次根据对项目内容的理解设计项目计划,包括安排项目可行的技术路线,制定项目的进度等;再次,待项目计划安排好之后就要确定大数据的来源,因为大数据来源虽然众多,但会受到各种限制,如有的可能过于昂贵,有的则不开放,必须选择那些技术上与经济上均可行的作为数据源。因此,需要基于对项目的理解做好这些在项目正式实施前的准备事项。第二步是准备数据。所做工作是:根据数据的来源,确定数据的类型,采取可行的数据收集技术,获取大数据;很多数据存在不完整、重复、错误等缺陷,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后的数据如果属于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需要进行格式化,转化为结构型数据,为实施下一步骤做好准备。第三步就是进行机器学习。首先是选择合理的数据挖掘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从中寻找关联关系,其次是解读和评估数据挖掘的结果,找到最合理或最有说服力的,实现知识发现;最后就是根据知识发现的内容,建立适用的信用评级模型。第四步就是实施评级。根据知识发现的模型,开展对被评级对象的信用评级,生成评级报告,并对结论进行分析,帮助客户理解评级结果。最后对整个项目的运行做全面总结。在以上各个步骤中,技术上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数据准备过程中的大数据转化与机器学习过程中的大数据挖掘。大数据转化的困难在于需要把各种各样的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转化为可以被机器处理和学习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挖掘则在于需要对数据进行理解,选择最合适的数据挖掘技术实现知识发现。 2.信用评级的实施路径。信用评级的实施路径可以分为内容计算和流计算。首先是内容计算。内容计算多采取主动方式获取数据,方法是设置好信用信息源和信息采集时间段,针对信息源的原始信息格式,设计支持多协议的上站机,每隔一段时间对特定的信息源进行查询,遇到新内容则马上采集过来,再用于下一步的数据转化和挖掘。其次是流计算。流计算多采取被动方式,一般用于处理融资平台上的流数据,具体做法是,后台流程设计中在不同的数据流入环节设置不同类型的数据接入接口,及对接的流计算平台,流计算平台负责设置相应的处理规则,根据预设规则将流入的各类数据转化成可以直接分析的结构化数据,从而实现实时的业务分析与判断。 四、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融资平台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策略 互联网融资平台在进行信用评级及提供资金时,处于风险管理重心的是对信息技术风险的控制。由于大数据自身的“4V”特性,且数据中包含的又是大量的用户隐私信息,这使得信息技术风险主要产生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大数据存储的安全性风险,另一方面是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过程中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风险,因此如何确保大数据的存储安全及在使用时的隐私保护是一个挑战,前者涉及到技术安全层面,后者涉及到制度安全层面。在技术安全策略层面,可以采取的措施有:首先,应依托大数据加密技术对使用的数据实施加密管理,制定出完整的加密保护方案,包括数据密级的设定、加密技术的选择、对密码安全性的攻击测试等;其次,严格网关管理,可以对不同类型的用户制定不同的权限级别,严格控制访问权限;最后,建立面向全平台的数据实时监测引擎,第一时间对各类非法操作发出警告。在制度安全策略方面,在当前尚无明确立法规范的环境下,要积极进行宣传和游说,获得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重视和支持,争取早日出台规范的数据获取及共享标准,互联网融资平台的设计、管理和风控标准,从而把可能出现的信息技术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五、结论和展望 互联网融资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用评级,提供融资服务,与金融机构传统的信用评级和融资服务相比,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用评级能克服传统评级方法静态性、滞后性、局部性的缺点,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融资服务,克服资金配置不平衡产生的马太效应,体现技术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大数据信用评级和融资服务,较传统金融机构能产生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加信用评级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平台融资已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形式。今后除了要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信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和评级技术,也需要对信用大数据产业早日形成立法监管和行业技术规范,确保受信主体在获得融资服务的同时自身权益不受侵害,促进本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信用型社会的建设。 作者:肖肖 骆建文 互联网论文:俄语语言文学互联网论文 1互联网中的俄语新词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是语言载体,在其被应用的过程中,网络语言逐渐形成,突出了网络语言的特点。一般来说网络语言都比较简洁,其实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受到广大学者们的重点关注。现如今,互联网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俄语词汇,其所代表的含义也各不相同。例如OKHO代表窗口的意思。网络词汇具有其自身特点,原有的词义已经被新的意义所代替。比如说俄语中表茶壶之意的单词,在网络中的含义是菜鸟,专指代一些在某一方面水平不高的人。还有的则是通过一些外来词汇所引入新词,例如hacker黑客一词引申出了词语xakep。 2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我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水平的有效措施 2.1利用互联网中的俄语资源来进行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在对俄语语言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中的相关俄语语言文学资源来开展研究活动,以提高我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水平。首先,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以便于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寻找所需要的内容,从而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无论是查找有关于俄语语言的信息,还是与其文学相关的信息,都能够有所收获。互联网上有许多具有特色化的俄罗斯网站和搜索引擎,但是这些却并未被多数人熟知。这种门户站点所包含的信息资源十分丰富,范围也较为广泛,但是人们在研究俄语语言文学的时候,并未熟练地应用搜索引擎,而习惯于分门别类的查找,只关注某一方面的网站,还未完全掌握互联网信息搜寻的方式。现如今,俄罗斯排名靠前的搜索引擎分别是“这三个互联网搜索引擎,具有一定的特色,在信息分类和搜索上有其独特的优势,服务水平比较高。因而我们在对俄语语言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可充分应用多个引擎来搜索相关的俄文信息,以确保信息检索的全面性,能够互相补充。另外,还可以搜索一些感兴趣的俄文网站,以了解俄罗斯人民所关注的话题,了解俄罗斯国情,从而实施更有效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活动。其次,可在互联网中寻找著名大学教师的个人网页,从其个人网页中寻找丰富的语言学信息,教学资源和案例等,还可以从其中查询到一些有用的相关链接,从而便于俄语语言文学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前加里宁国立大学的苏索夫教师创办了个人语言学个人网页,在其网页中有着众多可用资源,可从中寻找到较多与俄语语言文学相关的信息。在此网页中我们进行相关资料的查询,可以从俄语语言文学的讲座、会议、研究院等各个方面来获得资料,同时还可以通过邮件的形式来与苏索夫教师进行问题探讨,对我国俄语语言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类综合语言学网站中的俄语语言文学信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作用。可用的综合语言学网站可以是杂志和出版社所创设的网站,也可以是各个语言学院的官方网站。比如说“科学”出版社的网站,或是美国俄语语言学网站等。 2.2充分利用互联网上各类俄语语言文学资源 在研究俄语语言文学的时候,可以通过主题性检索来搜集相应的资料和查找所需要的信息。应用互联网引擎的时候,可以用文学来缩小检索范围,能够及时地找到所需要的准确地信息。例如,可以通过Weblist、Rambler等网站来进行搜索。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互联网上的俄语语言文学资源最多,类别最为丰富。如果要寻找一些俄语语言文学作品集,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询:ture;俄罗斯文学档案网站;俄罗斯文学咖啡馆网站或者是纽约俄罗斯作家俱乐部等等;若是要寻找俄罗斯文学作品评论,则可以进入一些文学吧或是评论家以及出版社等网站去查询,以获得最新的资讯。另外还可以专门的寻找某著名俄罗斯作家及其作品网站,以进行专项的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例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还可以根据所研究的文学体裁来分类搜索,比如说诗歌类型的俄语语言文学网站、小说类型的俄语语言文学网站等。除此之外,可以在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个人网站中寻找所需要的内容,比方说文学与艺术网站或是费奥多洛维奇的文学网站;又可以在著名文学杂志的网站中查询相应的俄语语言文学资料,例如《光线》杂志、《批评》杂志和《俄语世界》文学杂志等。现如今,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达,图书馆的电子化也已经成为潮流趋势,网上电子图书馆能随时随地的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信息,因而我们在研究俄语语言文学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网上文学图书馆,可查询莫什科夫图书馆、现代俄国文学图书馆。 2.3学会应用互联网学俄语 利用互联网来学习俄语,需要学会如何使用互联网技术,如何通过简单而准确地检索方法来寻找所丰富的俄语语言文学资源。虽然俄语这门语言还未向英语那般受欢迎,其应用范围也要小一些,但是学习俄语的人逐渐增多。互联网上有关俄语的内容并不如英语多,但是仍然零散的存在。也正是如此,我们必须寻找到有效的检索方法来搜集这些资源。有的时候在打开网页获得资料的时候,还要关注其中的相关链接网站,从而发现更多有用的网站。在俄语语言文学网站中,应用最多的便是个人网页和网上图书馆。个人网页的主题鲜明,具有不同的特色,而网上图书馆则涵盖更多类别的资源,并且能够即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为此,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挥检索引擎的作用,选择最适合的引擎来搜索资料,要多利用电子邮件来与各博主或是网站管理人员进行交流,以掌握最新的俄语资料。 3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在学习、工作的过程中更为便捷,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了解最新的资讯,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开展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的时候,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对当下互联网中的俄语新词汇进行研究,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寻找所需要的各类俄语资料,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俄语,掌握俄语语言,使其能够应用俄语来与人交谈。虽然,当下我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并未充分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但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我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发展中的必然趋势,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容忽视。 作者:吴博 单位:菏泽学院外国语系 互联网论文:市场支配地位与互联网论文 一、我国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特征 1.产品的信息效应。目前,互联网行业中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信息产品,其本质是指互联网企业为满足用户需求而创建的用于运营的功能及服务,它是网站功能与服务的集成,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有实质性区别,譬如百度的产品分为贴吧、图片、音乐、视频、百科等,网易的产品分为邮箱、新闻、体育、博客、微博等,搜狐的产品分为邮箱、视频、财经、娱乐、电影等。互联网产品的信息效应主要表现为信息的高速度传递,互联网企业间的竞争具有短、快、多等特点,因此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不易被发现,并且企业会打着创新的幌子进行反复的垄断决策,这使得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具有极强的破坏性。2.用户的锁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互联网产品的信息效应导致了用户锁定效应的出现。在互联网行业市场中,互联网的产品和服务的高信息化特点使消费者对某个互联网厂商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具有依赖性,且这种依赖性的程度会随着消费者精力和时间的不断投入而持续增大。因此,一旦互联网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支配能力,便会采取用户锁定的垄断方式,以达到对互联网市场的分割和封锁的目的,这间接剥夺了互联网消费者对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自由选择权利,同时也影响了行业内中小微企业的可创新发展,不利于形成行业良性竞争。3.复杂的垄断效应。互联网行业和传统行业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特别是互联网行业极强的网络外部性特点使得互联网的垄断行为不易察觉,因此对于互联网行业中企业垄断行为的界定更加复杂。互联网的特殊性决定了互联网企业垄断的复杂性,高度集中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并不能判定该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且在实质上该互联网企业也不一定真正拥有市场垄断地位。此外,由于互联网行业的高技术、强竞争、快发展等特点,互联网企业间博弈呈现出的动态的演化博弈特点,单个互联网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相对传统行业来说稳定性较差,且对其具体垄断行为的认定社会争议性较大。 二、我国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违法认定 如前所述,互联网行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具有复杂性,因此在探讨如何规制互联网行业中垄断企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之前,我们必须对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违法认定分析。 (一)互联网行业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原则 在讨论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地位行为的认定原则之前,我们要明确的是: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互联网企业拥有行业市场支配地位这一现象不属于违法行为,只有当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去强化自身对市场的支配能力,限制行业的公平竞争才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具体来说互联网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有以下三个原则:第一,缺乏正当理由,限制行业竞争。互联网垄断企业通过利用自身对市场的影响力,将本应自由、开放、统一的互联网市场分割成为互不联系、彼此封闭、相互限制的条块式结构,妨碍了互联网行业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的形成,阻碍了互联网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与完善的进程。第二,利用支配地位,侵害用户权益。一旦某一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的行业影响力,做出损害互联网消费者权益的决策,均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如互联网巨头强制消费者“二选一”,或者是通过控制搜索引擎,恶意屏蔽一些网民本应了解的公共信息。第三,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互联网行业是高技术的创新型信息技术行业,因此创新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反垄断法规制互联网行业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目标之一就是使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具备一个公平、自由、互助的行业环境,因此可以考虑将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否妨碍行业进行技术创新纳入到判断其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考量之中。 (二)互联网行业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构成要件 首先,涉案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行业中具备支配性地位,也就是说要对涉案企业的垄断能力进行核实,确定其在行业内的支配性地位,如计算分析其市场份额、行业优秀专利技术拥有量以及行业影响力等方面。其次,涉案互联网企业对其市场支配地位有滥用行为,这主要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来判断,具体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无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无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无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揚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再者,涉案互联网企业滥用自身的支配性地位是为获得不正当收益。最后,涉案互联网企业滥用自身的支配性地位对互联网消费者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对策 (一)政府监管层面:完善反垄断的法律体系,转变行政化的监管方式 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主要规制措施应该还是对于《反垄断法》内容的不断完善和执行的不断强化。长期以来,《反垄断法》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用来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是规避市场经济盲目性和失灵现象的有效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性力量。互联网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政府应该提供一个公平、自由、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这就要求政府的监管必须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减少传统的行政化监管方式,彻底杜绝人为主观性不正当干预和权力寻租行为。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实现监管的目标,在运用法律法规规制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应当依据互联网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就互联网反垄断的政策目标、规制重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 (二)行业约束层面: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机制,发挥行业组织约束作用 一直以来,行业协会组织在对行业企业行为的规范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制定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机制,发挥互联网行业协会组织约束作用对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行业协会组织在互联网企业行为的监管中具有以下优势:第一,互联网行业协会组织制定的互联网行业运行规范,对行业内所有互联网企业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第二,行业协会组织对行业运行的特点和情况较为熟悉和了解,能更好的对一些复杂的极具隐蔽性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规制,这极大的提高了监管的效率;第三,互联网行业协会组织机制的设立有利于充分发挥协会对互联网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极大的降低了政府公共产品成本,是对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 (三)企业自律层面:加强对企业的宣传教育,提高企业自身自律能力 互联网企业是互联网行业的优秀市场主体之一,互联网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对于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宣传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使各市场经营主体达成反垄断的发展共识,提高企业自身的自律能力,具体的做法包括:第一,加强反垄断宣传教育,帮助互联网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互联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积极主动地遵循公平竞争原则;第二,对于行业内那些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互联网企业,要加强对其经营行为的引导和监管,既积极支持其不断创新,又要对其经营服务进行规范;第三,对于互联网行业内的小微企业,政策上要给予扶持,同时也要培养其抵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维权意识,加强互联网行业的内部监督。 四、结语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随着互联网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需要法制化、规范化、自律化,如何有效规制少数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当前互联网行业反垄断规制的优秀任务。当前,我国互联网竞争格局已成BAT三足鼎立的局面,互联网行业存在许多滥用市场支配性地位的行为,但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仍不健全,各行业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软硬约束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高科技行业,我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对其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更是缺乏有效规制,造成互联网反垄断过程中频频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与此同时,我国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偏向于行政化的手段,没有形成一个严密、规范、具有强约束的法治监管体系,监管手段、方式以及法理依据均存在不足。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要想有效规制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必须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面着手,真正形成三管齐下的规制体系,具体分为:政府重新确立互联网反垄断的政策目标和原则,尽快制定和完善针对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立法,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行业协会组织加快制定行业发展规范,加大行业协会组织的约束力,不断增强对互联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监督力量,不断提高对此类行为的监督力量;企业自身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切实加强自身的自律能力,不断维护自由和公平的行业竞争环境,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为形成开放、自由、平等的行业发展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姚星宇 互联网论文:金融机构之互联网论文 一、互联网金融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影响 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出现以来,人们的消费习惯、投资习惯、支付习惯等所有与金融相关的活动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不仅如此,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的新兴媒介,它的出现还对传统的金融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金融机构中最有活力的地方金融机构也同样面临着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地方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 1.存款搬家现象严重。方金融机构虽然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相比国有大型银行仍有起步晚、民众信任度低、网点少等不利因素,因此,存款吸收能力本就不具明显优势。互联网金融兴起后,很多银行客户将资金转移至余额宝等既有存取便利又能生息的平台,而这些互联网理财产品大部分将集中的资金存放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加剧了地方金融机构资金流失现象,导致地方金融机构可贷资金减少。2.金融中介功能面临弱化。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机构独立霸占金融中介的局面,也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金融中介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中国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由2010年的10858亿元升至2012年的38412亿元,其中,第三方支付所占据的份额达到近八成。2012年支付宝日交易金额超过45亿元,周沉淀资金高达300亿元,媲美中等规模城市银行的沉淀资金量。巨额的支付业务交易规模对地方金融机构本就局限的支付中介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挑战。前互联网金融可以说在经营服务的多方面进行了细微考虑,一是通过淘宝、天猫等平台,阿里金融拥有了堪比央行征信系统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完善的数据库,将其应用于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中,能有效甄别客户,以达到既发展业务又能降低风险的目的。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尊重客户体验、强调交互式营销、主张平台开放,运作模式上更注重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优秀技术的深度整合,为客户提供灵活性产品,尤其互联网金融为社会闲散资金做出投资安排,让金融不再成为仅仅是富人的游戏,穷人也可以分一杯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客户至上、公平对待的理念,互联网金融才有了今天的迅猛发展,而这些服务模式与理念正是目前的地方金融机构所普遍欠缺的。因此,若在服务方面不迎头赶上,金融机构将面临着部分客户、业务流失的风险。 (二)地方金融机构面临的机遇 地方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生力军,长期以来发挥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其特有的船小好掉头的特点也决定着其对新鲜事物接受较快,能较快的适应新形势发展。互联网金融对于地方金融机构也将起到积极的鞭策作用,其成功经验也可为地方金融机构所用。1.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提供新的工具和相关数据。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地方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对相关的信息数据进行捕捉及整合,使得客户信用行为透明度大大提高。在信息充分收集的情况下,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将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状态,提高商业银行的资金安全。2.服务中小企业的特点与互联网金融的“草根”性相契合。地方金融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服务中小企业,由于一般都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决策链条短、贴近市场,对于中小企业的经营脉搏把握较准。而互联网金融恰好也对于大型商业银行一贯所忽视的中小“草根”企业,如阿里金融便是为小微金融服务的集团(筹)下的微贷事业部,主要面向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提供小额信贷等业务;再如近年来不断涌现的P2P借贷,是一种将非常小额度的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商业模型,面对的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大多数是小微企业。若很好地将互联网金融小微贷款的经验运用于贷款业务,对于地方金融机构而言未必不是可取之道。3.获得政府支持是地方金融机构优势所在。由于地方金融机构一般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甚至可能是地方政府控股,在服务地方经济的同时,在政策上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普遍支持,此外传统金融机构在货币创造功能和在支付结算体系中的重要性,收到现行法律制度的认可和监督。而互联网金融能否获得、何时获得监管当局的全面认可,能否得到社会的接受尚且是个未知的命题。鉴于此,地方金融机构应该抓住目前互联网金融尚未对其形成实质性威胁的大好时机,改进经营理念,提升服务水平,加快业务创新,如此方可得到长期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时代地方金融机构应对之策 面对互联网企业的多次挑战,我国银行业也采取了试水电商、与电商平台开展联保贷款、提升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服务、发展线上供应链金融等措施减轻影响并积极开拓市场及客户,但仍存在金融产品同质化等难题。要突破银行业共同存在的难题,笔者认为,地方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机构的弱势群体,面临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应取长补短,将重点放在国有大型银行忽视的中小微企业,走与互联网金融合作而非对抗之路,充分吸收其优点,实现长远发展。 (一)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优势,打造全面的中小企业信用平台 由于互联网金融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了大量可利用的客户信用信息,具有良好的技术平台、零售客户资源和大数据,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渠道不畅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阿里巴巴创立15年来,买卖双方在淘宝网上实名等级,消费习惯与出售行为都得到完整记录与有效分析,这是央行征信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地方金融机构如能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利用其大数据,不仅要利用数据库中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更要挖掘企业深层的融资需求,对于有真实背景的确有还款能力的企业有限考虑放款。 (二)借鉴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小微贷款的经验,打造产品差异化的贷款模式 如上文所述,互联网金融企业如阿里小贷针对的客户基本全是小微企业,这与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类型重合度较高。地方金融机构首先应从战略角度出发,树立服务小微企业意识;最重要的是要深入学习和研究互联网金融,取长补短,研发和推出贴合小微企业需求、操作界面友好、处理流程高效的网络金融产品,着力开发以小额、信用、灵活为主要特征的网络产品,如可通过网上银行自助申请、自主提款和还款的产品,小微企业可根据销售淡旺季等情况随借随还的产品,适合小微企业的短期融资和扩大再生产的中长期融资等不同需求的专属信贷产品等。此外,依托小微企业与上下游客户交易形成的供应链,开办保理、商品融资、订单融资等相关业务线产品。 (三)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模式 互联网金融一大突出特点是“亲民性”,不仅体现在它将触角延伸到了广大普通消费者,更是在服务模式上借鉴了互联网思维,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各项操作更加便捷。要想在国有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双重夹击下,实现长远发展,必须学习互联网金融的线上服务,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的服务模式。一是着力开发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移动终端、自助终端等线上服务渠道,特别是手机银行和移动终端;二是大力使用微博、微信、公司网站、电子邮件、网络广告平台等互联网平台,通过推介会、客户座谈等方式在小微企业中宣传本行的电子银行服务;三是缩减人工服务量,实现产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拓展产品的服务范围,实现金融产品和非金融产品一体化管理。 作者:钱继胜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铜陵市中心支行 互联网论文:电影产业发展互联网论文 1、互联网思维 在互联网时代,坐在大荧幕前观影的人逐渐与网络主体用户重叠,互联网思维势必会进入到电影业的营销中,对其行业模式和规则产生影响。电影创作不再是制作和市场脱节。以互联网思维来看,电影是作品,观众是用户,用户需要的就是需要生产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表面看来毫无新意的电影作品最终取得不俗的票房,还有些影业集团斥巨资请当红的明星来拍电影,利用其明星效应赚取票房。电影业并没有衰败反而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这与网络思维的盛行密不可分。 2“、网生代” 网生代,即网络生存的一代。2014年10月25日,中国电影博物馆一年一度的电影学术活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趋势研讨”在京举行,主题为“网生代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深入探讨互联网对中国电影业的影响,并思考如何推动互联网与电影产业发展的双赢。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认为,网生的电影产品、网生的电影观众、网生的电影导演和网生的电影公司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网生代”,这一“代”的划分不是时间化的而是空间化的。网生代观众已成为决定电影市场权利的支配者,网生代的出现使电影产业发生改变,尤其是在电影营销方面,网络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小说如《小时代》系列等改编电影的票房异常火爆的原因也与网生代密不可分,之前在网络关注和喜爱小说的读者会在电影播映时变为观影者,诸如此类的还有《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等大电影,这些都属于电影的“先天资源”,对电影票房的贡献不可小觑。 3、新媒体技术的参与 当前处于全球技术升级阶段——数字技术全面取代胶片;3D和IMAX技术不断进化和普及。这些技术拥有天然的防盗版优势以及观影体验,给电影票房添加了筹码。3D、4D和IMAX巨幕电影所带来的震撼效果是一般视频设备无法比拟的。除电影放映环节,新媒体技术还积极参与电影的制作、发行和销售关节。互联网O2O营销方式的介入,如团购电影票等,降低了票价,拉低消费门槛。消费者还可以在互联网上预订电影票,网上选座位,如不能及时观影还可以在网络上退换票,十分便利。 4、消费方式的转变 如何培养观众的观影习惯,是电影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过去,人们把去电影院看电影看做是一种高层次的奢侈消费,高昂的票价让生活刚刚有保障的国人甚至好几年都不去一次影院。VCD、DVD以及网上观影简单易得,也把潜在顾客留在了家里。另外,电影院少导致看电影路途远,也让交通不便的人望而却步。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发生很大变革,情调和高层次体验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3D、4D以及IMAX巨幕电影成为主流,大银幕独有的现场体验与虚拟沉浸感是电视和移动视频等小荧幕市场无法企及的。网络电影、DV影像、光盘及手机电影在画质上无法与大银幕相提并论,人们不再满足在家里看电影,而是走出家门去电影院体验去感受刺激。此外,KTV的热度减退,年轻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电影院线的国内外大片,他们已成为引领潮流的消费主力。除上述原因,电影院线与房地产业结合也是重要因素,各地大中型购物中心的建设带动了建设影院院线的热情,购物娱乐一体化消费成主流。 5、结语 在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当我们从电影的视角重新审视它所带来的变革,会深深体会到:这种变革与冲击并非是单单一个电影产业发展可以承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电影产业这一“叶”来感受整个互联网时代之“春”。不可否认,网络时代的变革横扫一切的时候,既会带来毁灭,也能带来新生。若以传统电影业而论,受到打击甚至消亡也是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变还是不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显然,处于革新除弊的时代,谈论任何结果都为时尚早。 作者:杨文婷 互联网论文:高校团建工作互联网论文 一、深化了团组织对青年权益的维护 目前,12355维权服务项目虽收益较好,但仍需提高。由于资源和行政区划的限制,在属地外出青年权益遭到侵害时,我们往往鞭长莫及。互联网的迅速扩张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泛、便捷的连接服务对象,通过网络建团和对团员青年的网络化管理,有些将能够通过高校团组织引导、团结、组织务工青年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通过网络整合各种资源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 二、互联网的扩张对高校团建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高校团工作组织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互联网的扩张极大地改变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方式,青少年沉浸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完全依赖于网络,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逐渐变少,长此以往,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观淡泊,对传统共青团组织模式的认同逐渐减少,对现实生活中的集体缺乏应有的归属感。 (二)高校团组织的思想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互联网具有全球性,开放性,自由性,及时性的特征,一方面给青少年提供了各类及时珍贵的信息,丰富了青少年的知识,开阔了青少年的视野。另一方面,在网上充斥着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不仅包括各种色情暴力的信息,而且还包括了国内不法分子和国外间谍的不利于党和国家发展的言论。一些极端化和不良言论被迅速放大,不仅混淆了青少年的是非观,易诱发青少年群体性事件,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当前高校团组织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有效利用网络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和先进思想文化主旋律,占领宣传教育阵地。 (三)高校团组织的权威地位面临挑战 高校团组织是高校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起着联系广大青年学生和学校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传统环境下,高校团组织作为青少年的代言人处于权威地位控制着青少年的话语权。如今自由的网络环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青少年在大大小小的事务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同时,由于网络青少年的原生态表达具有鲜明的民间特色和草根活力,因而更易于被青少年接受和拥护"当青少年发现通过网络力量能实现利益诉求表达,并汇聚起力量达成相应目的时,无形中就动摇了共青团作为青少年代言人的权威地位"。 (四)高校团工作的内容和形式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先进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严峻就业形势的不断冲击,高校传统的团工作内容和形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传统的活动形式不能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反之,网络成为青少年日益依靠的学习、交友以及娱乐平台。高校团工作的内容和形式面临新的挑战。 三、互联网时代高校团建工作的对策思考 共青团事业是事关国家未来的事业,高校共青团不仅承担着构建和谐校园的重任,更承担着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职责。互联网如同一把双刃剑,给高校团建工作既带来了机遇也相应带来了挑战。如何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转换原有的工作思路和方式,真正服务于青少年是当代高校团建工作者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积极推动高校团建工作的发展 互联网这个蓬勃发展的产业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在学习、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青少年。在这一时代潮流下,我们不能惧怕网络,更不能强制性的阻止青少年上网。相反,我们应适应互联网时展的趋势,着眼于青年成长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利用网络带来的丰富资源,创新传统的团工作方法,推进团内民主,积极引导网上舆论,与网络谣言作斗争。通过网络为青少年提供更为便利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平台,将“走进青少年、读懂青少年、依靠青少年”落到实处,激发青少年成才的内在动力,真正为青少年服务。 (二)建立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高素质的团干部队伍 高校团建工作的开展需要广大团干部的不懈努力,时代的发展对广大团干部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在这个互联网迅速扩张的时代,建立一支能正确运用网络技术与团组织发展相结合的团干部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的不断入侵,广大团干部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精神实质,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勇于同各种错误的思潮作斗争。同时,广大团干部应密切关注青少年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在互联网时生的变化,努力顺应青少年的各项需求,积极掌握各类互联网知识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结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充分运用网络技术为广大青少年服务。 (三)运用网络创新高校共青团宣传教育的新平台 在这个微博、微信、网络社区等新媒体迅速发展的4G网络时代,青少年思想最活跃、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传统的共青团宣传教育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青少年的需求。高校团建工作者应顺应时展,根据工作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延伸共青团工作品牌内涵,建立共青团网络电视频道,建设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主流教育网站,向青年灌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提升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团工作者更应在教育青少年的过程中突出青少年的主体地位,使其达到自我教育的最终目的。网络如同一把双刃剑,在给高校共青团建设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应对的挑战。团工作者应把握时展潮流,将自身特点融入互联网时代,积极进行共青团组织功能的更新和迅速转型,培养一支掌握先进网络技术的高素质的团干部队伍,推动高校团建工作的迅猛发展。 作者:肖玲 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互联网论文:组织结构设计基于互联网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类型;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应注意的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促使企业形成柔性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与信息技术系统之间保持一致、跨职能工作团队成为企业组织结构的基础、企业组织之间加强虚拟运作、电子商务企业的组织结构围绕生产制造功能的流程结构向服务型组织结构转变、保持对市场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和研发设计能力、强化专业化生产和优秀技术的开发、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涉及到管理观念、经济体制、管理制度、更新观念、慎重选择、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加大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软件的开发和使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引发了企业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组织等诸多方面的变革,其中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尤为深远。本文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类型,并探讨了其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 1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促使企业形成柔性的扁平化组织结构。电子商务技术信息处理效率高,企业网络内的每一个终端可以同时获得全面的数据与信息,使企业内外的信息传递更为便捷、直接,高层管理者接近了生产第一线,中层管理者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企业利用电子商务技术代替了管理中层。柔性的组织结构可以使管理者充分授权,减少管理层次,增强组织内横向沟通以及与外部环境的沟通,加快对市场和竞争动态变化的反应。 企业组织结构与信息技术系统之间保持一致。企业需要与其他企业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用信息技术降低协调成本,建立企业组织内及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从而形成企业的非产品、成本、技术等方面的虚拟优秀竞争力。 跨职能工作团队成为企业组织结构的基础。根据特定任务和业务流程建立的具有监督、激励、约束等职能的工作团队,直接面向生产任务,实行自我管理,它取代了层级组织结构成为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的基础。电子商务改变了企业与消费者的联系模式,跨职能工作团队利用互联网技术能及时了解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消费需求,以进行快捷的研发和生产。 企业组织之间加强虚拟运作。以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利用网络技术把供应商、生产商、顾客甚至竞争对手等独立的企业连接而成的动态的、临时的虚拟企业,这样,各个网络成员的组织结构精炼且富有弹性,它们技术共享、优势互补、联合开发,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2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类型 电子商务企业的组织结构围绕生产制造功能的流程结构向服务型组织结构转变,根据用户的需求反馈意见并将设计或改进的方案传达给制造企业。而优秀企业通过契约或控股关系与制造企业、销售商按产品价值流联结成企业链。根据优秀企业的特性划分,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类型: 生产性网络。其关键在于保持对市场变化的高度敏感性和研发设计能力,及时反馈顾客意见及需求,并不断改进产品的功能和提高产品质量。重点是集中优势能力进行新产品开发、产品的关键设计、商标管理及售后服务和营销,同时通过契约等方式将生产、制造过程分包给下游厂商。 非生产性网络。主要强化专业化生产和优秀技术的开发,进行品牌和商标的管理与经营,以及销售和提供服务,通过企业形象策划、良好的物流系统等手段,将制造商、销售商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3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模式总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由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层级制组织模式向开放的网络型结构转变。但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涉及到管理观念、经济体制、管理制度等诸方面因素,企业要想进行组织再造,彻底改变传统的层级结构,除必须考虑所属行业的要求以及结合企业现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更新观念。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要全面转变和更新企业经营观念与思路,树立全面、整体化和战略意义上的电子商务理念。同时,培育员工的组织创新意识,树立信息化概念,在整体系统思想指导下进行流程重组,组织再造。 慎重选择。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设计要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和发展战略,在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电子商务组织变革模式中慎重选择。激进式变革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建立信息化的组织结构,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而这种超调量大又会导致组织平稳性差。与之相反,渐进式变革则是通过对企业组织进行持续的、小幅度的局部调整,实现由传统组织模式向电子商务组织模式的转变,这种变革超调量小,但波动次数多,变革持续的时间长,这样有利于维持组织的稳定性。 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的历史文化不仅成为构建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的阻力,而且也会导致新的企业组织结构无法有效的运行。因此,在实施企业组织结构重组之际,建立与新组织结构相适应的企业文化,积极营造充分发挥知识和信息化的电子商务企业文化。 加大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软件的开发和使用。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结构模式需要信息管理技术的支持,这就要求企业的设备、人员、组织和企业文化等全面实行信息化,建立用于在新型组织执行新任务的管理人员的决策支持系统和用于支持组织单元决策的自动化信息系统,以及利用数据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的管理软件。
中国历史论文:清水江文书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摘要: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叙述;民间文献 2002年,我随张应强教授等一行10余人前来锦屏,去文斗及隆里诸处考察,在百姓的家里见识厂令人惊叹不已的大量契约文书;在寨子里、崖壁上看到的碑刻,一直是我多年来上课时提及的内容;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民国《隆里所志》,则是难得的对明代卫所系统的基层社会遗存的记录。时隔10年,2011年夏,我再次随张应强教授———确切地说,是随张应强教授的学生们来清水江流域考察,发现对这—地区的研究已有极大拓展和深化。到今天,无论是学者们的论文、专著,还是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都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关于这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说,对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①*令我这个完全未曾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目不暇接。诚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目前利用清水江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和相关成果,大体集中在文书、文献学、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对于改变和深化各自领域内的某些传统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强调这些文书以及通过这些文书对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对重建整个中国历史叙述的意义。以下我即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其实,这正是职业的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从社会史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土义史学的确立,也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到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是“宏大叙事”或“主导性叙事”的影响。在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甚至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具有20世纪50年代“五朵命花”中关于土地所有制讨论的余绪。这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需要讨论,而是说需要反思讨论这类问题的起点,即不是从既有概念出发,将讨论限制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领主制到地主制的框架内,或者根据契约所反映的情况判断这里是自耕农所有制或农民所有制,而非地主所有制,等等。相反,应该从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具体动机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最后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已发现具体的个案与试图论证的“道理”之间存在极大张力[1]。其实,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发掘和利用民间文献所做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如果利用民间文献所做研究不是挑战、而是回到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无疑就会成为新瓶装旧酒。贵州的文化研究和展示经常喜欢用“原生态”这个概念,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也属于“原生态”,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是“原生态”的。这个“原生态”就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问题之二是以国家为历史主体或出发点的历史叙述的影响。最近,刘志伟教授在—本颇具思想性的小册子中着力区分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的分野所在[2]。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因此一切历史必然成为国家行为的叙事,现代史学也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以国家为主体的套路。 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史学还是年鉴学派所代表的世界现代史学,都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倡导摆脱“国家”的历史,帝王将相也好,知识精英也好,都是“国家”的代表。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当然是切中时弊的,是朝向“人的历史”逼近了一步。但我们认为,无论以朝廷还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都同是国家历史;梁启超与“群体”相对立的所谓“个人”,是指帝王将相的个人,而我们强调的“人”是包括仟何人在内的、有血有肉的能动者,这种强调是人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对梁启超时代的超越。利用清水江文书所做研究,显然不能做成国家历史的地方版,即不以国家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的逻辑,代之以特定时空中的人的行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或者“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建立历史解释的逻辑”。比如说,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忽略“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定是“改土归流”的结果?还是由于商品化、市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因应这一情势而做出的生计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国家的“改土归流”?我们也都知道,明清时期国家的“改土归流”在不同地区或早或迟,但这究竟是国家战略的安排措置的结果,还是不同区域内人的能动行为导致与国家关系的差异所致?当然这些都需要研究,但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导致倒因为果或倒果为因,导致历史叙述的重心变化。如何估计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地方民间文献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呢?这个问题—方面说很简单,否则就没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花大气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文献,国家也不会为此设立重大研究项目,也不会迅速将其列入“记忆遗产”的部级名录。但另一方面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新史料”的“发现”去理解其意义,如同以前对待敦煌文书、秦汉简牍那样,就有失偏颇了。我们知道,不同的文献系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历史;文人的私修史书往往表现了知识精英的立场,与国家历史多有重合。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历史叙述也多有差异。比如地方志,虽然亦属官修,但多反映地方文人的看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从地方出发、而非完全从国家出发叙述历史的态度。民间契约文书的意义,就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空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很多研究者已经发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山林契约多为白契,红契很少,与徽州文书中的契约有所不同。我在清代山西契约中见到的红白契之比大概是—半对一半,这或许说明官府权威在不同地方民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契约在不同地方处理私人事务中的不同角色等等差异。但也许这些都不太重要。我以为重要的是重现这些契约缔结的情境:张三和李四之间为什么要缔结契约?缔结契约的张三李四和作为中人的王五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通过缔结契约他们是否造成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改变?等等。在重现这一情境之后,许多制度的、社会的变化就比较容易得到理解。进而,基于各地不同民间文献的情境再现,显示出来的是为何制造出这些文献的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最后呈现出的是不同区域或同或异的历史过程。由此,中国的历史叙述得以重建。当然地方民间文献绝不止契约文书一类,族谱、碑刻、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会簿、日用杂书等等,类别繁杂,可以说有多少生活侧面,就有多少民间文献的类别,它们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态。问题是,它们不像史书、档案或者文集、笔记那样,本身往往就是比较完整、成系统、有逻辑的历史叙事,而是零散的,呈碎片状的。如果不能找到这些文献的内在逻辑,不能重现其产生的情境,据之所写历史就很容易被讥为“碎片化”的历史,据之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一句空谈。不久前我和刘志伟教授在川南与云贵交界的山区跑了几天,发现那里没有“村”的概念,无论是汉、彝还是苗,都呈散居状态,与华南、华北都有很大不同。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相互的联系、并结成一个社会的呢?施坚雅当年关注的“场”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已经衰落多年的、当年的山间商路的场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谣传留至今:“尖山子,波浪滚滚;谢连山,杀气腾腾。新房子的场合喝得呛人,陈树清是提刀血盆。河坝头矮矮小小,伪保长穿的衣服长短不巧。”从这短短的歌谣中,我们已经可以朦胧地感到一个处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场,具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呈现出的人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等等都与这种散居形态有关,而这又使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普遍编纂的族谱有所理解。总之,要理解这些看似散碎的民间文献,一力面要将它们视为构成整体的民众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与理解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活逻辑互为表里。 清水江文书将首先在重建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上起重要的作用,而要想重建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叙述,重建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要理解宋代的中国,不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就会出现偏颇一样。我们现在很重视历史上“文字下乡”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由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有了勾连起来、也就是所谓“文化大一统”实现的可能,而且也使我们这些人得以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是“文字下乡”程度最低、或比例最小的地区之—,因为这里许多族群是没有自身的文字传统的。所以,这里既有“文字下乡”的问题,也有“汉字入边”即“以夏变夷”(此处并无贬义或汉人中心论的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水江文书就更有意义了。目前这—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同类文书是明代成化初年的,到清中叶就很普遍了,为什么下乡的文字最初是这些,而不是族谱等等别的?但在西南某些地区,最早下乡的文字可能是经书一类东西,而在云南大理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碑刻也很早就下乡了。沿着清水江向下游走,到湘西的苗族、土家族地区,这类契约好像就不是发现很多。说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历史上的3个土司所在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的许多同行和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说孩子以后会死的、很讨厌的人一样,当时就兜头泼去一盆冷水。我说这3个地方我都比较了解,基础性研究做得很不够。—旦被批准列入名录,热情和动力都会用在商业开发上,更不会做基础性研究了,因此这未必是件好事。这3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讲西南官话的,也差不多都与苗族、土家族有关。但无论是对这些土司还是这些地区的土司社会,至今还没有出色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研究视野、方法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民间文献缺乏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这个所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设的,是明朝打进这个地区较早的一个楔子,但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里的地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土司也同样,清水江支流新化江沿线的亮寨司、欧阳司、新化司等等蛮夷长官司都是怎么回事,比如隆里所与隆里土司的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据说亮寨龙氏土司留有同治《龙氏族谱》,留有《长官司图册式》,这些都没见过。所以,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利用它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项卖木头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理解中国所有权关系或者民间纠纷与诉讼的地方例证。我们需要以这批文书为基础,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文献的系统,需要把这批资料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作用。 作者:赵世瑜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历史论文:重典之中国历史论文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 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作者:袁昕仪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和谐之美中国历史建筑论文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它如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建筑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一一写照,并悄然地陈述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故事。当人们开始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之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生态学、环境美学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建筑之绿色生态观,不难成为建筑生态艺术的典范。人们在美的世界中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和谐,建筑艺术也体现出以和谐为主要内涵的审美特征。从中国文化史中的哲学范畴来看,“和谐”一词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智慧理念。和谐一词在我国各个学派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儒家学派中,“和谐”一词多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或者“以和为贵”的以人的本身个体与其他外在客观事物的和谐发展,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家将“和谐”一词理解为人与自然规律、宇宙万物的和谐,弱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佛家则强调只有人融入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本质。尽管“和谐”一词在不同学派中意义有别,但和谐的思想作为我国传统理论精髓的优秀价值是恒久不变的。在中国传统建筑范式中,建筑的和谐性深受传统文化哲学的濡染,具有诗意的本真性、审美的直观性、哲理的深远性与生态的持续性。这种“美”将人导向自然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无比丰饶的理想境界,从而帮助受非自然化和精神异化侵害的人们实现双重“补益”和“修复”,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人性复归和人文关怀。 一、中国历史建筑哲学———和谐之美 “天人合一”的哲学定理是中国建筑哲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之一,对我国建筑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和”这一观念一直指导着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传统的古代师徒制度将建筑工匠们的经验以及技术口口相传,加之灵活使用和思维的拓展,古代设计、规划与施工等营造活动则显得更为丰富多变,表现出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智慧形态。如战国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叙述了有关城市建设的完整规划思想;在建筑规划的选址、布局、规划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如“辨方正位”、“相土尝水”等理论的流传,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独立建筑中,我国特有木架结构将建筑本身的结构相互“锁住”。使整个框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并利用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独有结构特性,达到“墙倒屋不塌”的建筑水平,可谓独树一帜。在整体的建筑中,中国建筑多以组合而有序的排列为多数,讲究各个独立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廊柱等结构联系起来;而在建筑色彩、建筑方位以及建筑形式及空间等结构方式中,也常常杂糅“天干”、“地支”、“八卦”、“五行”、“阴阳”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充分显示出华夏子民对整体构思的重视,而并不是注重条分缕析的思维特点,将人与自然、建筑等构成有机的和谐整体。难怪李约瑟在游览和研究清代皇陵后由衷地赞叹道:“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深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会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历史建筑美学之和谐 中国建筑的和谐美,同时体现在建筑形制的和谐上。儒家学派的思维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浸透于生活中的每个领域,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与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尤其体现在宫殿、坛庙、陵寝等皇室建筑形态之中,这也变相地表明中国古代建筑用自己的“身躯”与“血液”写下了当时帝王社会的“政治伦理学”,并通过建筑形式的尺度、均衡、对称等形式美学原则以及色彩、线条、体块等手段将本是抽象的伦理道德符号的演绎,变为具象化的“礼乐和鸣”。 (一)“中正无邪”的布局构造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对称形体的构成体现了尊严和重要的特性。从结构与功能上区分,大致分为正堂区、休寝区、苑囿区三个功能区域。根据传统儒家哲学“中庸之道”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里也能看到强烈的“尚中”情结,表现了我国建筑领域的设计者们清醒的世界理性精神,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统理念之一。集中体现在中轴对称的运用和强化以及中心对称的以攒尖式屋顶来强调的建筑形式。正如《乐记•乐论篇》所言:“中正无邪礼之质也”[4]。在周代时期,中国院落空间布局已经呈现出对称的建筑形态,重要的建筑空间处于中轴线或中心点上。这种以方正的院落空间为基础,于其中营造各式对称秩序园林建筑形态的方法,已然成为城市、宫殿、坛庙、庭院建筑布局的主要模式。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设计以前后中轴线为主干,而左右交轴线则往往被忽略。西方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耶那曾从人的视觉角度说明对称对人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称所以投合我们的心意,是由于认识和节奏的吸引力。当眼睛浏览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每隔相等的距离就发现引人注目的东西之时,一种期望,像预料一个难免的音符或者一个必需的字眼那样,便油然涌上心头”[5]。 (二)“高大为贵”的审美态势 中国传统建筑中,功用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体量。在王权建筑中,常常通过巨大的体量感来突出王权的尊贵和震慑力。所以建筑物本身的体量感便成为华夏传统建筑艺术的又一个和谐美的重要品质。只有通过强大的体量感,才能彰显王权的秩序性和人与当时社会的礼制的“和”。作为古建筑中重要类型的宫殿、都城、陵寝等建筑形式多是通过“高大为贵”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建筑本身的恢弘气势。《周易•彖传》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者,阳刚、威壮、雄大、壮美之谓也。就是传统建筑“高大为贵”之观念的深刻反映。建筑的尚“大”之风,在建筑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脉相承态势。如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这一描述将阿房宫的体量之大、气势之恢弘、面积之广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唐都长安,据考古工作者的初步实测,唐长安都城的外郭城东西宽9 500米,南北长8 470米,周长35.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其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西安城的10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万里长城的建造无疑是中国建筑的卓越表现,它蜿蜒盘旋的身姿如同飞舞磅礴的巨龙,盘卧在中华大地上,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舞动着,向人们传颂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故事。 (三)打破绝对对称的“均衡之美”与“礼乐韵律”之美的呈现 传统建筑中的均衡之美是与中轴线或中心点建筑形式相关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又一基本美学特征。“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2]12。均衡感从建筑形象上来讲,具有安慰、灵境、坦然、持重之感。但是,建筑布局的整体效益还受制于很多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等,如具体的场地、交通、地形、山势等因素。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往往通过多变的艺术处理形式,将建筑在绝对对称形式被打破的情况下使设计依旧保持良好的均衡性,使建筑仍然具有良好的均衡审美效果。如我国著名传统帝王建筑十三陵,其中长陵是整个陵区的中心,本在神道的设计中用纵深笔直的道路铺设才能合于中轴观念,但由于神道两侧远山布局体量变化所致,便将神道走向做了偏东北方向的艺术处理,使神道在略有弯曲的基础上靠近东部形态较小的山峦,远离西部形态较大的山峦,这样便在视觉上使人感到更符合均衡之美的建筑构图。“礼乐韵律”之美是中国建筑美学中的重要语汇,是塑造意境美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自然中,韵律美随处可见,起伏的山峦、荡漾的波纹、绵绵的细雨都是韵律美的体现。而建筑艺术中的韵律美则是通过相同或相似的构件装饰等按照一定规律规则排列成的。整齐的韵律美将建筑的外在或内部在布局或形态上获得完美统一,进而达到和谐的境界。“韵律是使任何一系列大体上并不相连贯的感受获得规律化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比方说,一些散乱的点,我们要想记住它,虽说不是不可能,那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点所仅有的效果,是混乱或单调,别无其他。如果把同样数量的点分成组,这样一来,整体效果就是可以认识的一种重复了,这些系列马上就变得有了连贯性,我们说它已经图案化了。眼睛常常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感受归类成为一个有韵律的系统,所以在看星星时,人们常常趋向于把那些距离大致相等、光辉大致相当的星星看成一体,从而建立起一种星座图案,一种美学上的满足就会应运而生。”[6]在传统建筑布局中,中国建筑韵律是通过建筑群落以横向铺排布局而在平面上展开的。如故宫的部分房屋设计,用统一的柱子等距离排放,柱后窗门样式相同或相近,每隔一段距离便是一间屋室。屋室多为左右对称,或是在柱边放置大小齐一、数量齐一的台基。有序不乱的固定模式定期重复,宛如音乐的不同声符的和谐交织,既显示出了王权的壮观景象,又不失庄严中的韵律感与节拍感,在心理上使人得到统一排序的震撼效果。 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园林的和谐之美 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必然对中国建筑哲学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其所表现的美学意义依附于“礼”的特点十分明显。而中国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派———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建筑美学中为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中国建筑艺术也具有深远的美学意义。在哲学范式中,儒家与道家学派都讲求“天人合一”。但究其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情理统一的审美理想被宫殿、陵寝、庙宇所呈现,那么道家的心物相通、追求自然和谐的审美之道便在我国古典园林景观中淋漓地体现了出来,更在文人士大夫中获得了自由的升华。在古典园林中,建筑是被赋予其中的,构成园林所必要的条件就是建筑。山水中的亭台楼阁,小河边的拱桥轻跨,百花中庭院点饰的美学意境随处可见,它们都是园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林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建筑美的光辉。道家将“无为”作为“天人合一”的道法,人只要以“无为”的态度回归自然,便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强调自然与返朴归真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奠定了中国建筑美学的深厚的哲学基础。园林是人们亲近自然,从“内”向“外”的重要媒介,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所。它把建筑变相地运用于现实的自然环境,是建筑向室外空间的有机延伸和拓展。中国园林美学讲求意境之美,意境之美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灵魂。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和谐为美的审美意境,意境为中国园林美学之灵魂,是中国园林追求的对美的事物的审美的创造,其和谐是由多元化和不同差异杂糅而成的优美。在园中,只要角度稍作变化,就能将庭院的景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进入“人动景变”的情景中去,产生一种虚实相生、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也是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审美意境,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将无限的景致囊收其中。在传统园林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造园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将空间组织调整,圆满地解决了“无限于有限之中”的矛盾,将美的感受不断丰富完善,创造出园林艺术的意境之美。在传统园林中,造园者以景观为物质基础,以“天人之际”为表现形式,以“心与境契”为理想境界,从有限到无限,创造出了无穷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意境。 四、历史传统建筑中“和谐之美”的精神传承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实地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深邃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美丽丰姿。在古代,和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崇“和”、尚“和”、重“和”、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几乎涵盖一切、贯穿一切。可以说,在中国各种传统艺术形态中,建筑最具象化地体现了中国人“和”的意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以和谐为美的精神品格,正是在这种审美理想中体现的。宫殿建筑,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传统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中的对称、均衡、尺度、韵律等的追求一直延续不绝。大至故宫、天坛、十三陵、颐和园,小至一处园林、一座小亭,无论是惊叹其伟大巍峨,还是流连其清丽婉约,都使我们感悟到美。建筑和谐美的取得,也主要是依靠这些外在的形式美的原则体现出来的。关于儒家、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著名作家安德鲁•博伊德也曾评论:“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中国的建筑和中国花园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的、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风景则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非对称、曲线的起伏和曲折,表现了对自然本源一种神秘、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儒家伦理的物化手段和物化模式,成为人与社会之“和”的最好表征,将人的情感与理想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优秀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在道家思想作为重要补充之后,又揉合了释家文化的中国园林建筑,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感性因子。中国建筑美学的“天人合一”,在儒、道、释诸家的哲学理论的阐释与深远影响下,诠释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与浪漫互相交织的和谐美的旋律。希望这种美学原则能在中国现代建筑中呈现光彩,延续传统的和谐生态原则,让“和谐之美”的美学原则融入建筑之中,从而使华夏子孙寻找到精神复归的家园,而不是被遗忘和淡化。 作者:姜欢笑 王铁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论文:戏剧的振兴中国历史论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但就说河南的戏曲舞台,也涌现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如20世纪5O年代后期的《朝阳沟》、八九十年代的《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香魂女》,还有近几年的《新版白蛇传》、《程婴救孤》、《常香玉》等。虽说近些年来出的精品戏也不少,也曾获大奖,但整个戏剧市场仍不景气。与其说观众冷漠了戏剧,不如说戏剧疏远了观众。改革的大潮在席卷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艺术家们必须紧紧追随生活前进的步伐,努力地为广大观众去开拓艺术的新天地。所谓“戏剧危机”,只是旧的艺术观念的危机,是戏剧繁荣的胎动和阵痛。这些年来,我目睹着艺术家们带着汗水、辛酸和兴奋的泪,踏着荆棘的路朝前走。他们的体会非常简单:遵循艺术的质朴原则,大胆探索和创新。 众所周知。戏剧艺术应充分体现通过美的形象.唤起人们美学深思的基本屑性。任何艺术作品,特别是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戏剧.都是“他人参与”的艺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只是通过观众的体验和想象,借助演员同观众的交流,引起观众的共鸣,才能真正为人接受。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艺术家应该也只能向观众提供审美趋向和范围,引导人们在规定的艺术情景中对人生的思索,得到美的享受和启迪,如果无视艺术审美的心理过程。把剧作家的主观意念硬塞给观众。填满其美学深思的时空,这样就令观众倒胃口。为了避免重现过去一个时期的弊病,我们在进行创作的审美把握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了两个原则:一是戏剧的表层俏丽与深层的哲理内涵和谐统一,做到雅俗共赏。不同层次的观众进入剧场,首先需要的是感兴趣。这就要求戏剧在剧情、表演、氛围、情趣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以增强戏剧的普遍感应性,产生扣人心弦的魅力。同时,还要引导那些审美层次较高的观众,触摸戏剧的深层内涵,唤起美学深思,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认识。二是使现实题材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使历史题材体现对现实的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现实矛盾关系越是复杂激烈,它打下的历史印记也就越深刻。对于现实题材深广内涵的开拓,往往有赖于对历史深层积淀的挖掘。现代豫剧《香魂女》和新编历史剧《程婴救孤》的创作过程,初步尝试了这样的审美把握和美学思考。通过对“戏剧危机”状况的反思,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随着观众思想文化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至于从戏剧欣赏中得到喜怒哀乐的情感满足,并且越来越增强对于戏剧说教的逆反心理。他们要求艺术家给予应有的想象空间,对戏剧所提供的丰富生活和多义主题独立进行思考,而不需要别人做出现成的结论。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好的戏曲作品,离不开编剧、导演、音乐、演员、舞美、灯光等主创人员的努力,而剧本显得首为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今天,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又要坚持文艺的民族化方向,并以它作为振兴戏剧的基本美学原则之一。由于各民族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各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历史特征。为了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戏剧艺术。完全应该加强对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以增强我们戏剧的艺术表现力。这对满足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要,发展多种戏剧风格和流派是必要的、有益的。不过在接受当代文艺新潮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的时候,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土壤,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反映民族之声。只有个性鲜明的民族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艺术。 戏剧艺术的民族性审美品格。往往是同民族的地域性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性文化支流汇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流。因此,振兴和繁荣戏剧艺术,还必须保护和发展其地方特色。 作者:黄敬 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戏研所 中国历史论文:太武帝灭佛运动中国历史论文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原因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最暴力最严酷的一次灭佛,太武帝即位后,灭佛前对佛教有个崇信、亲近、疏远、限制、打击、彻底消灭的过程。其灭佛的原因应该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简单从反佛思想,经济土地的争夺,佛道冲突或者是政治事件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倾向归因于佛道之争和崔浩、寇谦之的掩掇;王仲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 认为,因拓跋魏王朝对佛教不了解,同时又掺人了佛道斗争的因素,于是发生了灭佛教事件;郭朋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认为是因地主阶级内部世俗地主与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和冲突;任继愈等先生的《中国佛教史》论述得相对最为详细。它又强调其原因一是争夺控制人口劳力、二是佛道之争、三是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反魏;四是儒佛之争)经济因素并不是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太武帝灭佛毁佛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发血光之灾的导火线。《魏书•释老志》记得较清楚,是他亲征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途中在长安一家大寺院发现了所藏匿的大量兵器,地方官和富人藏在寺中的大量财物,以及所藏的许多酿酒具,还有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乐的密室。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遂在崔浩的支持下颁布了严厉残酷的灭佛诏,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佛教。而以前只是抑佛、限佛、排佛。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最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此外,佛教和本土道教的矛盾,佛教和儒教的矛盾都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灭佛事件的发生(下文有论述)。 二、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偶像崇拜与破坏 武帝初期。对于佛像还是很推崇和敬重的,这可能是出于对太祖的尊重和继承,造像活动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世祖初即位,亦尊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举诸佛像,行于广衙。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可以看出,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刘乐(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东深圳518026)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是一个从信佛,尊重佛教到怀疑佛教,反感佛教,再到彻底否定佛教,灭佛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道教对佛教偶像的压制作用也渐渐体现出来,太武对佛教的抑制是伴随着对道教的倚重而发生的。世祖即位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其术。(《魏书•释老志》)北魏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并逐渐以此为正统文化和思想,魏、齐大臣魏收著的《魏书》就列有《儒林》、《文苑》、《孝感》、《节义》、《烈女》、《礼志》等篇章记载和弘扬儒家文化。人世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教义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太武帝灭佛的过程中,其亲信崔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官僚士大夫,三朝元老、世家大族,大学者的崔浩灭佛的动因,很明显是崇儒抑佛。崔浩对佛像进行了曲解和诋毁来达到偶像破坏的目的。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魏书•释老志》)这里崔浩所说的胡神显然指的就佛,崔浩觉得佛教信徒对佛像顶礼膜拜的行为很可笑,将佛教称为“胡神”,这是以中原儒家为中心的眼光来看作为他者的佛教,是一种排斥和否定的眼光,佛儒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严厉打击佛教诏、最后灭佛诏都是经崔浩润色修改的,甚至是他起草的。太武帝下诏灭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强迫僧人还俗,捣毁寺庙,破坏佛像等等。非常严厉,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魏书•释老志》)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恭宗言虽无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预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魏书•释老志》)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致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肤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魏书•释老志》)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太武帝灭佛的对象不仅包括僧人,寺院集团,佛教的经义和思想,佛教典籍,对佛教造像和图像也采取了破坏毁灭的政策,这和八九世纪的拜占廷破坏圣像运动是有几分相像的。灭佛导致了大量的佛像被毁灭,同时也抑制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在此时期,石窟造型和壁画的创作都处于了停滞的状态。在灭佛结束之后几大石窟都迎来了各自的营造高潮。虽然诏书严厉彻底,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灭佛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来自对佛教笃信或者抱有同情心理的贵族和官僚。太子恭宗就是其中之一。《魏书》上记载了太子恭宗是如何将灭佛和捣毁佛像的概念分开,从而保护佛像的。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索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魏书•释老志》)太子的意思是缓禁、少杀、不烧、不破。让它自然消亡。而且太子说的很清楚,他将太武帝为沙门定下的罪过痛图像分开,“又非图像之罪”,图像的存在和意义只是对佛教教义的阐释或者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所以太子主张不去主动破坏图像和寺院,而是让其自然毁灭。在灭佛期间,太子恭宗保护了大量的沙门、佛教经典以及寺院,佛像。《魏书•世祖纪下》还记录了一件同情佛教的人士巧妙地利用佛像为佛教求情开脱的事件: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日:“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死。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力主严厉镇压消灭佛教的崔浩因文字狱等原因被诛杀。两年后的三月,太武帝被太监杀死。同年六月,太子恭宗病死。至此,太武帝太平真君年灭佛的几位最重要、最关键、最优秀的人物都想继去世。太子恭宗拓跋晃之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兴安元年(452年)冬十有--Yl乙卯,“初复佛法”。(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有司失旨,一切禁断(太武帝灭佛)(《魏书•释老志》)。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高宗纪》) 至此,太武帝灭佛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佛教又重新在北魏流行起来,被毁坏的佛像得到的修复。主持复兴工作的主要有师贤和昙耀。昙暇主持在平城武州塞开凿石窟五年,雕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此为大同云岗石窟营造之始。从太武帝灭佛到北周武帝灭佛这段时间,佛教在北朝迎来了他传人中原以来的第一个高峰,造型活动也极为兴盛,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佛教美术作品。 作者:刘乐 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 中国历史论文:凤纹演变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1凤纹的演变过程 商朝的青铜器上凤纹的形象不尽相同,在冠上就有多齿冠、长冠、花冠,分别代表了凤纹在商朝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西周玉器上的凤鸟纹,既继承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鸟形,又改掉了商朝凤纹的质拙写实,朝着装饰化,图案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西周人在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的基础上,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更加的别致。西周的雕刻着鸟纹的玉器,不仅起了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更加是西周人民思想,精神的一种寄托。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盛行,龙凤这两种分别代表阴阳的鸟兽大量地出现工艺美术作品中。凤纹常常成对地出现在楚系青铜器中,有时两种纹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到战国中期,楚系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进一步线性化、图案化。纵观商代至战国时期这一千多年青铜器凤鸟纹饰的发展与变化,展现出一些阶段风格与演变特征。这段时期的凤纹由繁缛变简洁,由具体变抽象,由静止变跃动。秦汉时期凤鸟纹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形态越来越多,并且在材料的运用、艺术的表现、技术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创新之处。秦瓦当凤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具象写实、现实直观、灵活创新、整体平衡。秦凤纹巧妙地与龙、虎、龟、蛇组合,造型上从过去的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段逐渐发展成了形象的具体刻画。所有的这些艺术特点使之成为开创具象凤纹的始祖,其艺术创新与价值是后世无法比拟与超越的。汉代的凤纹艺术较之前朝都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他的形象更加丰富,线条越发流畅。汉代凤纹的形象不再试静止不动,不再是呆板烦人,而是运动着的,跳跃着的,给人的感觉积极向上,身心愉悦。汉代凤纹被运用到了瓦当,画像砖,石刻等多种地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凤纹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袭汉代以来的风格外,线条的设计趋于粗犷,给人一种壮实之感。这个时期的凤纹不仅仅是追求某一个局部的优美,而是从大局出发,关注的是整个图案,装饰性的图案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凤纹的表现中。唐朝凤纹的造型更加的具象化,与鸟的形象越发的接近,唐朝的凤纹常常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有着美好的寓意。唐朝的凤纹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吸取了前几个朝代凤纹的发展,广泛的使用了花卉的图案,使得唐朝的凤纹样式显得更加的雍容华贵。出土于西安大明宫的唐代金银凤纹图,风鸟的造型精巧、细密,头、冠、颈、躯、翅、尾、爪等精雕细琢。晚唐时期的纹样更为精巧美观。这种造型和富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凤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女性象征。宋元时期的凤纹开始进入了一个规范化使用的时代,这是一个凤纹流行的时期,凤纹被广泛运用在了妇女的头饰,建筑物的装饰,各类瓷器家具中。宋代装饰艺术在观念形态上偏重寓意,在其表现上都注重艺术性,赋予了吉庆如意的民俗思想愿望和气息。例如,政和年间的“凤穿牡丹”纹,就赋予了富贵吉祥的寓意。明清时期,是凤纹的鼎盛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凤纹的使用更加的丰富,各类建筑装饰、家具、瓷器上都有凤纹的身影出现,并且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凤纹被人们看作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整体纹样的表现上也更加的富丽堂皇。 2凤纹象征意义的演变 凤凰作为神鸟存在于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最开始是东夷部落的图腾。同时期黄河一带的文明图腾是龙,合并统一后龙凤都成为中国的图腾,被称为“龙凤呈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凤凰看作是吉祥的象征。孔子临死时,曾哀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4]秦汉时期凤纹被赋予祥瑞、兆庆的象征意义,出现了“鸾鸟”“、朱雀”“、朱鸟”等多种命名。秦朝时期的凤纹退去了神秘的主题,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因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凤纹也被带上了宗教的意味。隋唐以后,凤纹逐渐摆脱了宗教的背景,而开始成了皇室的专用图案,代表了权利的象征。唐朝时期,武则天率先使用凤纹作为了自己的象征,从此以后各个朝代,凤纹都被作为皇权的象征保留使用了下来。 3结论 凤凰身上既有丰富且美好的吉祥含义,又有许会让人感到崇拜的虚无和皇权的沉重,但是它的美好寓意却让人为之迷恋。而凤纹,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传统纹样,极具东方韵味,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图案的艺术魅力。凤纹作为装饰纹样,其艺术的装饰生命力也将长存不衰。 作者:章慧凰 王芝湘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艺术与服装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多元叙述视角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叙述视角”及其选择 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中,对历史真实理解、发现、叙述及展示角度的差异,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媒介真实”,继而给受众建构出不同的“想象真实”。从视界结构上讲,可追溯到不同的叙述视角。所以叙述视角是探究纪录片深层创作理念的重要考量对象之一。叙述视角,也称为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观察和讲述故事的特定角度。按照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的观点,叙述视角可分为三种形态:(1)全知视角———叙述者>人物;(2)内视角———叙述者=人物;(3)外视角———叙述者<人物。它们体现了叙述主体对事件或故事观察角度的差异以及与事件和故事关系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事物不同的面貌和意义。这三种视角在表达时各有侧重,如全知视角体现出俯视的全知性、权威性,视野开合度大;内视角的叙述者身处故事之中,以普通人的感观“得知”和讲述,可信性和亲切性超越前者;外视角比内视角知道更有限,对内情毫无所知,即跟在人物后面告知受众其言行,但其“不知性”反而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引人入胜,尽可能地调动追问和想象的参与。不同视角既代表了纪录片叙述风格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之于受众的姿态以及希望受众采取何种姿态进行“阅读”和解读作品信息,从而引起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无论选择哪一种视角,都无法克服该视角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超越的实证权威对故事信息及材料可靠性负责,任何一个视界都有其独立的代言个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得当与否,也会直接导致观众采取不同的立场解读和评价作品信息。霍尔认为,在假定读者具备发现传播者“制码”能力的前提下,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读者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与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这三种立场体现着读者对编码者权威和主导地位不同的认同程度。持主导―霸权立场的受众类型随着信息和文化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必将逐渐减少,而更多的是会经过自己的经验部分接纳甚至颠覆性解读作品的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解码者,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网络传播时代,面对媒介经验日趋丰富、自我意识日趋强热的传播对象,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述视角选择就更需谨慎,如全知视角就极易使已形成自我观点的受众产生对抗立场。但若纪录片完全陷于纯客观表象之中,没有合适的主观意见和意义解读的自信,又易囿于“当局者迷”的局限而难以使受众信服,从而降低纪录片的认知水平与格调,同样容易引起对抗立场甚至轻视态度。于是,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均衡比较了多种叙述视角的长短利弊,向“多元化”视角的方向探索,以协调上述矛盾。 二、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中的多元叙述视角分析 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从表现元素上看,作品中的多元视角主要包括:代表创作主体的叙述———解说、口述者(专家、见证人、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和再现的历史人物。 (一)解说视角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尤其长于传达抽象信息。解说作为纪录片抽象符号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与被访者口述和表演者对白(及独白)共同表现视觉信息难于传达的概念、观点和意义。在力图输出一定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中,解说历来是贯穿作品的最常见的主线和链条,在其节点上再安放影像、采访等其他信息板块。它赋予作品逻辑性,同时,其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特点符合该类纪录片主要目标受众群的书写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能更有效地构建出深层意义体系。解说作为诉诸听觉和视觉的符号,以索绪尔的理论分析,其“能指”包括解说员的声音符号和相应的字幕文字符号,其“所指”则直接代言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承担了描述事实、抒发感情、表明态度等多种功能,声音符号中的副语言及字幕的字体、大小、位置都承载了特定的涵义。受众借助影像本体形成对事物感性的认知,可以说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翻译”解说着文本,同时观众又能借解说避免画面解读的多义性和表面化,语言的逻辑特性更易于构建出结构、脉络、意义和情感。解说还是纪录片的重要美学元素。首先,渗透于解说的字、词、句和整体结构的文学美能营造出令人陶醉和回味的丰富意境,受众能借助文学语言联想出超出“画框”的宏阔而绮丽的时空并心驰神往。这种审美感受通过时间的积累使受众逐渐形成对表现主体较稳定的认知态度与情感共鸣。其次,解说蕴含思想、哲理的思辨美。语言能表现出远大于影像具象世界的思维领域,展示历史智慧和思维成果,揭示表象背后的价值与规律,发人深省。如《大国崛起》不仅有对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历史事件的总结分析,而且其对葡萄牙、英、美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的选择、排序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也都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观点,展现了创作者包容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听觉美。该类优秀作品体现出对人声之美的重视与挑剔,解说员圆浑有力、充满色彩和韵律的声音,与影像和音乐一起,营造出纪录片或深沉庄严或欢欣雀跃的意境美,给观众一种流连忘返的听觉审美享受。与以往作品相比,这一纪录片群落中的优秀作品在解说方面体现出一些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从深层反映了创作主体话语姿态的改变。其一,淡化的“脂粉气”———抒情性文字的减少与改进。主旋律的作品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直接而厚实的情感渲染表达和词藻的铺陈让人应接不睱,但却难以溶入。纪录片的纪实本性和客观信息量一度被主观化的抒情文字所包裹,甚至让位于后者,历史叙述带着浓厚的“脂粉气”。例如《话说长江》中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古往今来,有多少著名的诗人,为您的魅力,寻访名胜、昂首歌唱啊!数千年间,有多少杰出的文豪,为您的风姿,写出了优美的篇章!”这种抒情化的表达方式曾受到一个时代的推崇。抒情,《现代汉语词典》将其释为“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即用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文学活动。据此,笔者对比了《话说长江》、《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多部代表性作品的解说文本,据情感表达和修辞特点统计了其中的典型抒情性文字,选择其中几例,作如下比较(表1)。由表1数据可见,同性质媒体创作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作品中,抒情性文字比例在新时期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不是某部作品的偶然表现。创作者对解说文字的美学追求发生了理性、平实性、客观化的转变,这与国际纪录片故事化的风潮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创作者居高临下的精英教化心态向与受众对话心态的转化趋向,使该类纪录片表现出真诚、质朴的态度。其二,纳“他者”之见———注重引用他人观点与一手资料。解说更加注意引用他者话语,多方引证,以求更加全面、立体地构成与评述事件,减弱主观性,从而提升受众对作品的接纳和信任程度。例如《敦煌》第一集中便以探险者斯担因的个性化独白简洁而真实地描述了探险历程,暂时脱离了对“解说员视角”的依赖。这比解说员极描述之能事传达的效果可能更直接而动人。此外,解说中也更多地引用研究者、亲历者的观点,有时甚至借助对创作者亲身体验的原始纪录———考察笔记、拍摄、走访手记等,削弱雕琢感,丰富审视角度,更显真实。其三,“不知为不知”———全知语气的和缓。在人们的印象里,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如卷轶浩繁的史册一般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拥有与受众的巨大信息位差和文化优越感。但在当代作品中,解说中出现了“我们无从考察”、“我们不知道”、“或许”等词句,这些非但不是创作者的不自信,反而证明了创作者正在以一种平易而朴实的面孔与观众交流,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口述者视角 说到口述者,不得不提史学研究中搜集历史的途径之一———口述历史,它源于史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历史资料源自于人的记忆,通过访问和记录(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曾经身处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获得原始资料,从中抽取有用史料,获取历史真实。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学的术语(OralHistory或称HistorybyWordofmouth)正式产生。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推广运用[5]。相对于书面正史资料,口述史更能够深入到民间,在社会生活史、风俗史、灾难史等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该史学方法也集中地体现在纪录片家族的特定类型———口述体纪录片中。中国也产生了大量代表作,如《20世纪中国女性史》、《神鹿啊,神鹿》、《百年小平》。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口述者,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亲历者和各类知情者,把其讲述与评论的视听觉信息作为纪录片的直接构成部分,其特殊身份、特定经历以及本人影像增强了确认作用和大于语言本身的感染力。口述者视角主要具有以下传播优势。其一,权威性。历史信息久远的历时性意味着对普通人的门槛和“知沟”,于是,对其进行讲述及价值评判,学术研究者往往能凭其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经验和文化地位引发“意见领袖”效应,提升作品的学术高度和说服效果。其二,多元性。当代作品中的口述者并不局限于专家学者,其来历既有“庙堂”也有“乡野”,创作者观念的包容带来口述者选取标准的多元。非正统的、私人的、群体性的观点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态度立场能折射出多面的历史,为靠近真实提供参考。“历史影像叙事结构的逻辑性及其现场,建立在这种多元的、个体的和局限性视角共同组成的口述见证基础之上”[6]。例如表现陕西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作品《望长安》中的口述者涵盖各级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高校教授、文化学者、作家等30余位,他们的讲述针对自己对陕西文化最熟悉、最热衷、最津津乐道的方方面面,将宏观的地方文化风貌与个性化的体验认知相结合,在口语化表达的同时又不乏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与规律独立的深层思考。这种口述相对于解说词一元讲述或专家群体口述者的一元讲述,更能显示深层创作理念中的包容性、差异性和客观性,也更容易实现传播意图。其三,感染力。口述者借大众媒介实现了类似人际传播的效果———面对面交流下的直视与“靠近”,把影像背后上帝一般的讲述者“他”转化成了一个促膝而谈、有生动表情、有肢体动作、有丰富情感的表达意愿强烈的“你”;而大众媒介借口述者成功地把久远的历史事件拉近为受众“在场”的当代事件;“教化”变为“交谈。”《望长安》第八集《鼓舞风神》中,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以极具特色的方言、质朴的外表、憨直的神态,一下就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厚重的文化表达顿时变得亲和与轻松,他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理解的陕北民歌信天游,“陕北民歌就是它的那种赤裸裸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那种热烈那种真诚”,然后,语言也不足以表达这种“热烈”与“真诚”,情到深处他便自然而然地吟唱了起来:“(唱)六月里日头,腊月里个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口述者兴至而歌、手舞足蹈,奔放豁达的人性释放真正充分利用了影视媒体的多通道和“零距离”,实现了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交流,并且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回归人文本性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对口述内容选择及节奏把握的探索。口述视角虽然有以上优势,但也不能不分主题、风格的滥用,在当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形成的大致规律是:口述信息多用来表达事件和史实的细节性信息、未成定论的各家之言、个人化的身心体验等。且口述部分的剪辑节奏要与作品整体风格统一,避免节奏拖沓和视觉疲劳。由此,有的创作者会借音乐及转场设计等元素进行多位口述者的快速剪辑,形成片断信息拼合和递进的紧凑感和“疾风暴雨”式的信息流。 (三)“情景再现”中的历史人物视角 情景再现,是目前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广泛使用且争议渐小的表现手法,又称“搬演”或“重演”,是由他人扮演时过境迁的特定重要情节,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某种历史环境氛围[7]。这种手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纪录片先驱弗拉哈迪1916年的经典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导演通过真人表演的方式再现了爱斯基摩人行将消失的生活场景。当代很多题材的纪录片中,情景再现都逐渐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创作理念。笔者在此先搁置学界对其合理性的长期争议,仅讨论其叙述视角问题。虽然“再现”的控制者仍然是创作主体,历史人物不可能真的穿越时空,但“再现”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动作、语言(内容与风格)均基于文献资料和专家考证,有史可查,力求客观真实。而且,其表现力不局限于历史人物的言行本身,服装、礼仪、建筑、环境等形成的信息“场”,都在参与表达,其直观效果是解说和口述都无法企及的。历史人物的生命通过史书、传说、遗迹的初次复制,而后又在后世的现代影像媒介里再次实现了巴赞所说的“人类延续生命的幻想”和“木乃伊情结”,这本身就是历史人物视角下的一种“发言”,对他同时空同命运的人们具有使命般的代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作品中,史书上的主体———帝王将相等强势阶层不再是唯一的主角,对普通人尤其是平凡甚至苦难的个体的关注上升,比如《敦煌》中对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塑匠、舞女等的大篇幅再现。这些历史人物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表达的一席之地,穿越古今的时空巨壑,诉说或无言重演着自己的命运,触动着当代人的情感神经和现世困惑。创作者不仅为古人“失语”作了改善,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实现了民族历史情感化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对话,同时借用新历史主义“history———his-stories”的观念[8],体现出将抽象化思维向具象世界和真实人物生活还原的创作趋向。 三、多元视角的“合力” 上述三种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容的体系,共同构建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与多面性,多点、多层面思维形成较全面的历史“拟态环境”的立体感,通过传者一方的多元(涵盖创作主体自身、学界、艺术界精英阶层、大众阶层,甚至历史人物)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三种视角借助不同的表现方式可以使纪录片作品集可视性、情节性和思辨性、抽象性为一体,根据不同的侧重而在创作中分工与合作,创作者也通过向其他媒介的借鉴使之优化,例如新闻写作华尔街体(DEE)的理念便常被应用于纪录片创作中[9],由个人故事、细节、事件或口述者引入(Description),由解说语言概括、梳理、深入剖析,结合专家及口述者的多元阐释(Explana-tion),最后实现价值揭示、理性升华(Evaluation),这种剥笋式地层层深入地由历史局部向全貌延展的创作方法在《大国崛起》等偏政论型作品中均能找出痕迹。可以说,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多元视角的探索体现出当代独特的历史解读方式,它能够在“小人物—大历史”、“小事件—大背景”以及“理性阅读—视觉商品”间寻求一种平衡。借助历史话语表达了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凸显了创作者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出对视听语言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同时要警惕创作中模式化以及因追求戏剧性、传奇性对真实性、深刻性的消解等潜在危机。 作者:王月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历史论文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作者:闫石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思考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课程,我校在课程设计时,定为36学时,因此要想在这有限的学时内把文献学的定义、范围,文献的载体,文献的形成与流布,文献的收藏与散佚,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类书、丛书、方志、家谱、出土文献等一一详细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献学》教材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也作为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作为文献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由于《文献学概要》这本书没有列入,且这三门学科对于学生们来讲又确实太难了,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只能割舍掉了。虽然不再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作为单独的讲解内容,但我会在讲解其它内容时,凡是涉及到相关的内容,均予以简单的讲解(我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等课程,建议学生们去中文系选修相应课程)。即便如此安排,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上述内容的每一个章节。因此要根据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来合理安排课程的讲授:相对容易的章节,除了必讲的内容外,安排学生课后自学,而相对难的章节,则进行重点讲述。如在讲述“文献的载体”的时候,讲解“甲骨”、“金”、“石”、“竹木”、“帛”、“草纸”、“羊皮纸”、“贝叶”、“纸”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关图片,简单讲解。而在讲到“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的时候,则会重点讲解文献辑佚的方法、作伪的主要手段和辨伪的方法等内容。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必须对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有一个总体把握,同时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不仅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不同课程,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历史文献学又是一门讲求运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性。笔者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式,更应当注重以下一些教学方式的使用: 1.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有关启发式教学,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阐述,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如何才能让学生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如在讲“出土文献”里敦煌、黑水城文献的时候,我会拿出一篇黑水城文献,让大家去释读、断句、文献断代。在释读文书的时候,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证圣元年”、“则天大圣皇帝”等一些关键词。然后提示他们根据“证圣元年”这个年号,在《中国历代纪元表》中,查找这是谁的年号。经过查找,发现这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正好和“则天大圣皇帝”相吻合。然后我又提示同学们再根据“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封号,在《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全唐文》等唐代史料查找武则天什么时候得到“则天大圣皇帝”封号的,如果这个时间能确定,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件文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不断的启发提示,同学们不仅完成了对文书的释读,同时也完成了对文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锻炼了学生阅读文献和利用文献的能力。通过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使他们感觉到所阅读的再也不是枯燥无味的古文,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2.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能过多地依靠多媒体。 由于我校以前特别重视和鼓励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大多数教师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毋庸置疑,多媒体教学有多媒体教学的优点,这一点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较为突出的,特别是在讲述文献载体、版式等问题的时候更是需要借助多媒体课件。如在讲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很多教具我们是没有办法准备的。这时候多媒体教学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把文献的各种载体,用图片的形式予以显示,并对每种载体的形式进行讲解,这样同学们不仅见到了类似于实物的图片,同时对文献的载体也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教材所写的那些枯燥的名词了。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大多数教师,课件做的都非常精致,内容也非常翔实,安排也较为合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是依靠课件进行教学,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引用的古文,我会直接就把加上标点符号的古文打到屏幕上去。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环节。我可以把白文打到屏幕上,然后让学生来加标点;或者是把白文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到黑板前来加标点,这既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习互动,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正是因为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课,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地听课,基本上达不到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使用,但不要过多地依靠多媒体课件。 3.教具的使用。 由于中国历史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教具的使用。比如在讲述文献装帧形式,如“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时候,这些图书装帧形式,学生基本没有接触过,也没有见过,有的同学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制的教学道具来演示讲解。在自制教学道具的同时,我还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我自己搜集的一些资料。如我在讲述地方志的时候,就把图书馆里的《天一阁地方志》借出来,让学生传览。在讲出土文书“玺印”、“砖瓦”的时候,把自己的“印章”和收藏的一些有关古印的图片、以及瓦当等的拓片拿出来,让大家观看。通过这些教学道具的使用,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献。 4.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学生们不断地反馈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因此我不得不改变以前的那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学生们的实践教学。在讲“版本”的时候,我把同学们带到了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虽然我校图书馆古籍书库藏书数量无法同重点高校相比,但是亦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然后依据古籍,讲解古籍的版式等相关问题。在讲到版本的鉴定的时候,让学生自己找书的牌记、字体、版式、收藏章、序跋、刻工、装帧等内容。同时在讲解古籍装帧形式的时候,可以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等模型。而这种实践教学的尝试,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纷纷反映,他们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既增长见识,又对古籍版式有了较深的了解。总之,历史文献学作为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不要死搬硬套。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地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学生们学习历史文献学的兴趣。 作者:吴超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辽西地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 一、辽西地域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地域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4]下面主要从文明起源的精神层面略述辽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一)社会组织形态方面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二)崇龙与尚玉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5]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三)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6]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7]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域的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罍,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肃慎”“俞人”“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8]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令支”也在辽西,是“山戎之与也”。“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时期活动于小凌河下游锦州一带。“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023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辽西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奚和契丹族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奚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杂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辽西地域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亦颇有建树,其中有的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其它民族,在辽西、东北乃至北中国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9] 三、“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文化交流传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是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域的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廊道。辽西古廊道在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是单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总称为“辽西走廊”。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优秀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10]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经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即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阳市)。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可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11]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12]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13]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4]即“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沿辽西古廊道传播。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而佛教也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寺,[15]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16]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做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辽西地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形成、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17]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 五、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在“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18]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时甚至色彩浓重,局部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19]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20]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21]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是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庄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是开放与兼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兼容的特质。四是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广宁,古幽州地。迨元置广宁路,其地广袤,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与此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作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进入历史时期,辽西地域的生态环境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化。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如西辽河冲积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草”。明朝时“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清代中期以前,敖汉一带尚“沙柳浩瀚,柠条遍野,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迁入,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4]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25]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26]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27]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崔向东 单位: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的主要特点,全面回顾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状况及特征,并指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方面亟待改变。 关键词:遗产;文化;保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国家――夏朝。在这之前的新石器晚期,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青铜器铸造业、陶器与玉器业以及文字符号相继出现,居民点也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雏形,并且开始建造大型祭祀场所与礼制建筑。这些以冶炼、器皿制作、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为标志的早期文明发展要素和带有古代国家组织及其权力集中的特征,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自然的野蛮状态,迈进了古代文明社会。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按照自己特有的国情创造历史,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凸现了中华文明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荟萃了中华文明,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五千年持续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这种状况与其他文明古国迥然不同。虽然世界上有如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并不是孤例,除了中国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以外,北非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古希腊半岛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都孕育了古代文明。位于这些地域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历史比中国更早,但是都曾出现过中断,形成古代文明的断裂。唯独只有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一脉传承。关键在于文化传承的同一性。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人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乃至政治理念等,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息息、代代相传的立身治国之本。正是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才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积淀异常丰厚深邃。 其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并存、和睦相处、共同生活的国度绝无仅有。几千年来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始终没有停止,民族关系相当密切。伴随着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吸纳、放射和更新中持续融入了新鲜血液,升华成为灿烂绚丽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国史前文明呈现多元萌芽演进和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主体发展的轨迹,也颇为罕见。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演进与中原文化发展互为补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历史发展嬗递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兼收并蓄,共同走过了五千年,使文化遗产异彩纷呈,辉煌璀璨,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二、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为了保护这座古都,中央军委决定同北平守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1949年1月16日发出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电报,指示前委 “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要求前线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同时为避免一旦被迫攻城造成文物古迹破坏,解放军特地登门拜访梁思成先生,请他在北平军用地图上标出城内重要古建筑的位置。北平解放后,又将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印发给南下部队,用于各地作战和接管时保护古建筑,表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1950年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很快政令,作出了《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批示》,并颁布了《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保护管理办法》和《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1981年和2004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40万处,为发展中国文物事业奠定了基础。紧接着1958年将“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规定正式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1年国务院依据宪法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从此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同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开始实行以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制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城市规模一再扩大,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因为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致使一些古建筑、遗址、墓葬、碑碣、名胜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城市和文物古迹的环境风貌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文物古迹继续遭受破坏,以免断送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鉴于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必须依法规范各类建设活动,确保文物免遭破坏,国务院于1984年1月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应当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1985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标准在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启动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将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较完整地保存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与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履行国际公约和实践中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国人大于1989年12月审议通过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法律明确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城市新区开发应当避开地下文物古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快车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蓬勃兴起。长期因资金紧缺而起步艰难的旧城改造,由于推行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体制改革,出现了生机,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因此开始了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出现了大量“建设性”破坏。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199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1994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通知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和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依据。经过在十年实践中积累经验,建设部于2005年7月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而为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国家标准。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把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继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更将弘扬中华文化,“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为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接着又于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再次决定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从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保护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建立起法律构架,使保护方针和原则更加清晰明确,保护内容和措施日臻完善。在此短暂期间,国务院于2003年5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2日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并首次决定在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普及活动。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不久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名城保护条例》)。至此《文物保护条例》和《名城保护条例》两部行政法规相继公布施行,以及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配套制定,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健全的法制轨道。 三、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特征 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集中体现在保护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停止,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开拓过程。回顾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81年。这一阶段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采取完全由国家财政负责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脆弱,不可能安排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认为保存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目的仅仅在于体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十多年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局限在文物古迹个体保护的范畴,同时由于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甚至将文物古迹、老建筑和历史遗存的古城街道当作旧社会与旧制度的产物,采取了漠视和排斥的态度。尤其“”十年动乱带来的灾难,在破旧立新中彻底割断历史,否定文化遗产,使中国大量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消失殆尽。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为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首次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把保护的对象从文物本体拓展到了文物赖以存在的历史环境;二是把保护的内容从单个的文物古迹扩大到了成片的历史地段和更大范围的古城,包括古城的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的若干年。这一阶段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摆在了增强综合国力竞争的突出地位。党和国家强调“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通过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设立文化遗产日,颁布《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促成一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和《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进而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极大地唤起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多达40多万处。先后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约9300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000多处。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08年底,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了143个历史文化名镇和108个历史文化名村。 在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中,有37项入选为联合国《世界遗产目录》,数量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也是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 如今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由早期保护文物古迹个体,逐步扩大到了保护文物的历史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建 筑;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途径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合理,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连续三十年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社会生产力强劲发展的势头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条件,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机遇。不过,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 过去几十年,受计划经济体制禁锢,中国城市维护建设资金长期紧缺,始终困扰着各级城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居民住房、道路交通、生活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尤其旧城区改建起步尤其艰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推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房屋商品化制度以及多元化投资和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项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逐步形成,从而为城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广阔渠道。城市建设因此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万马奔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与此同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居住水平的汹涌大潮中,人们已经来不及思考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意识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也纷纷破城开路,拆除古老的城墙,开始进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从而带来了“建设性”的破坏。一些地方在引进资金开发建设中,违反城市规划,任意选址定点;随意改变规划确定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肆意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黄金地段,大拆大建历史街巷和传统民居、商铺;甚至擅自拆除文物建筑以及已经明确保护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正是因为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利益驱动,所以有些历史文化名城过度开发,造成不少古建筑、古遗址岌岌可危,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遭到了严重毁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热和资源掠夺式的文化旅游开发,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村镇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状况,在地域分布上具有显著特点: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越是文化旅游火热的名城名镇,破坏的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使得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不断出现的严峻挑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思想认识和保护理论的缺失亟待改变 目前,中国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虽然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实施这些法律法规却存在着很大困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直接伤害自身利益,人们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往往熟视无睹,表现得麻木不仁。这些现象反映了现阶段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和国民素质还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去甚远。 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长期形成的认识和理论上的严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的诞生,建立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国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很快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一段很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来解决资源配置和亿万人口的温饱问题。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国民经济还不富裕,人民群众尚未摆脱衣食之虞,自然不会产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机和需要。恰恰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有的事物和言行都毫无例外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历史文化遗产也被当作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产物,遭到排斥与否定。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大家对于保护古城、保护文物的大声疾呼,就被淹没在了“复古主义”的批判浪潮中。这种极左思想曾经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须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认识顾此失彼,关注点和着力点出现了偏差,因此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为代价,拼经济,上项目,引资金,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达标,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损毁,使历史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整个社会和国民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5年至2008年,在短短四年里,中国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公布了《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第二次修正)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保护文化遗产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标志着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要想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使保护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迄今中国公布了上百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依靠名城所在地有限的专业技术力量,各自为战,进行实践探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尽管经验层出不穷,学术交流不断,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停留在政策、资金、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很少涉及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况且自从1993年在襄樊市召开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后,时隔十五年,中国再也没有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成就、问题、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以概括提炼,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固有的特性、规律以及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缺乏分析判断。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涉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和规划设计单位渐渐多了起来,即使这样,在专业技术队伍总量上也还只是凤毛麟角,影响极其有限。而且研究比较多的是对物质文化遗产个案的评价分析,侧重在形态保护的方法及规划设计的成果,而对其文脉传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探索明显不够。如今,在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成熟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理论。这也是目前对保护工作缺乏指导性和不足以唤起社会保护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的信息。它们的产生与演化势必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保护好这些名城名镇名村,必须大力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要把历史、考古、规划、建筑融为一体,从当地历史文脉切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建筑、规划、法律、行政等多学科知识,深入发掘它们的属性特征、演变过程、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服务当代社会,创造现代文明。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对理论的积淀创新,才能端正思想,科学指导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应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才能抓住机遇,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文化对法律监督的影响 【摘 要】从近年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长的势头来看,综合治理职权,加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法律监督更是一个必须加强的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监督;御史;礼;王权至上 一、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产生、发展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官制上就已经有了御史之称。御史当时是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档案和记事的工作,同时还兼有监督官吏执法的职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置并赋予其监察职责,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虽然那个时期的御史监察制度不具备现代监督的基本特征,但在当时封建社会“诸法合体”、审判权和公诉权不分的情况下,却已经包含了现代法律监督制度的因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其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即负责监察百官和司法工作,同时,还掌管图书文件。这时,御史大夫地位列于“三公”之中,处于国家中枢地位。但是,此时的御史大夫还不是完全的监察官,而是对内实行监察权,对外实行行政管理权的兼任官,即行政官兼任最高监察官。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逐步制定了一些有关监督的法规,最主要的有《监御史九条》、《刺史诏六条》。由这两个法规来看,两汉的监察法规主要是监督官吏在司法审判中违法渎职的行为。而此时,国家的言谏制度也得以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封建监察制度格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国已经形成组织完善、分工清楚、职责明确的监察机构和谏官组织。其监察机构格局为,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分别掌管弹劾中央百官、纠察违礼之事及监察地方官吏等监察事宜。其谏官组织在唐代称为御史台,专职监察弹劾行为。 到了宋朝时期,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是其言谏机关由过去的对君主的过失行为进行劝谏扩大到对大臣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谏正,使封建言谏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期;二是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对违法失职的官吏不仅可以监察纠举,而且有权侦训,增加了司法职能。同时还实现了“台谏合一”制度,强化监察机关对权力的监控职能。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监察院,其基本监察制度相对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在组织设置及实施方面更加严密。 二、监督制度存在的意义 儒家学者认为,社会各阶层人等,按照礼的要求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天下之治即可实现。因此,对于作为社会和谐安定的一种辅助机制的监察必然会以“礼”为标准来实施监督。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的主要对象有:无礼失敬行为;侵害百姓行为;恃强霸朝行为;贪污行为;泄密枉法行为;违法司法行为。正是从监察的主要对象――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出发,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王权至上”为优秀,并以“礼”为约束的监督理论。而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无论是对哪一个阶级群体进行监察,还是对哪一种行为进行监察,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封建王朝的统治屹立不动。 首先,封建社会都是实行专制统治,那时的君主把握着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种统治制度中,皇帝一人处于最高层,其下是层层官僚机构及其官吏,最下层才是广大劳动群众,皇帝是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需要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吏忠实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尽力为自己效劳,这就决定了御史监察的必要性。因为上文提及的六种监察对象都会有损于统治者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危机封建专制统治。然而,由皇帝一人对数量庞大的官吏进行监督是很难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国家机构代替皇帝来行使监督权,而御史台及其相关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特别是在一个朝代的特殊时刻,御史通过肃清贪官污吏、惩戒违法行为、追究侵害百姓权益的行为等等来确立封建统治阶级的良好形象,稳固社会秩序,最终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 其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时,皇帝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必然会要求御史采取一定的行动,对官吏进行监察以削弱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早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我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要安抚百姓,必定要从统治者自身抓起,也就是说,必须约束统治阶级的一些“非法”行为。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建立御史监察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对立。当一方的权力极度膨胀时,就必然会产生恃强霸朝等违反礼法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皇帝必然需要御史对官吏进行监察,并根据监察结果随时对权力分配的格局进行调整。 三、监督制度存在的弊端 当然,从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来看,由于它受到王权与礼的约束,它也就当然的会 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御史为了在朝廷中生存并获得权力,他们必然要依附于权贵(或是皇帝,或是当朝重臣)。因此,他们的监察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他所依附的权贵。皇帝讨厌的官吏如稍有犯规则深究其则,甚至株连九族,而皇帝欣赏的官吏即使犯下弥天大罪也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监督者们对直接侵害最高统治者利益的职务犯罪从严追究,而对于侵害百姓利益的职务犯罪则听之任之或者从轻发落。第二,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为了不得罪权贵,必然会明哲保身,从而导致其监察行为的不彻底性。他们的监察行为只针对阶级地位低、官职小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疏远的官吏,而很少甚至从不会针对阶级地位高、官职大的官吏,与他们利益及关系密切的官吏。 四、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逐步引入了西方国家那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把“礼”约束权力的监督模式所抛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国的法律监督制度。 (一)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消极影响 1.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构的设置受到“王权至上”的影响。法律监督权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在合法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是为了保障法律在正常的范围内统一正确地被实施。这是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权力。因此,作为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也就必须出于一种超然的、完全独立的地位。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给予了明确的定位。该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此后,虽然我国宪法又多次修订,但对于检察机关的这一清楚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却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但是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对于检察院干预甚至侵犯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司法界人们早已认识到的,行政机关掌握着监察机关人、财、物的配备、调拨权,没有物质保障的法律监督是难以对立行使的。 从历史上考虑,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强调“王权至上”。御史的权力来源于王权、服务于王权、受制于王权。并且他们的升迁、奖励、俸禄,甚至生死完全取决于王权所有者的决定。因此,他们没有独立的监督权,也就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中的作用。 2.对于“政治权威”的监督受到“王权至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现代政治学已经论证,监督指向实际上与权力指向相一致,任何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其监督指向都应当是自上而下、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平行配置,不能轻畸重或强弱过分悬殊。但是,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监督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法律监督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平级之间的相互制约。而这种状况形成监督在失衡的条件下运行,从而加大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政治权威”也包括法律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例如:人大对于司法机关有监督权,但是,我国《监督法》却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的监督权。这样就会导致对人大监督的空白,从而使得人大及其成员的行为违法成为可能。 而造成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我国自古以来的“王权至上”对其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尊君”是儒家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对人民的一种思想控制手段。他们强调:人民必须忠君报国。在这种长期的思想控制下,人民在内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作出违背“政治权威”命令的行为或侵害“政治权威”利益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内心仍然存在着这种服从的思想。第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其的影响。自古以来,儒家认为人心本善,“既然人心本善,则庶民可教化,明君贤相亦可返身自求,故修身便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而古代的官吏除世袭外,一般均采用举荐贤能的制度来选拔。通过这种程序而成为官吏之人也均被认为是“德行道艺”全面合格的人。因此,在百姓眼中,他们不会有违法行为之可能。既然没有违法行为,就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监督。 3.法律监督在立法上的规定受到“性善论”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在规定监督权限时,出现条文不明确、操作性差、任意扩大或缩小权限范围等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规定过于笼统。例如,行政诉讼法全篇共有75个条文,但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只有2条,且都只是“有权对……实行法律监督”、“有权按……提出诉讼”等极为原则性、概括性的表述,至于这些权的具体内容、操作程序、效力如何,难以从字面上获得明确的解释,又没有立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统一协调。(2)监督出现空白。例如对劳动教养的监督方面,依法律规定,目前劳动教养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以政府名义对劳教案件进行审批,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实施监督。而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的劳教承办部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检察机关无权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审批行为,实际上也使劳动教养案件成为了监督的“空白带”。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受到我国传统中“人心本善”的思想影响。正因为人心本善,官吏则不需要外在的约束条件,只需要内在自律就可以正确且正当地行使监督权,特别是那些通过“德行道艺”全面考核地官吏,更能在行使监督权时自动受到“礼”的约束。因此,对于这些监督者在行使监督权时就没有必要设置外在条件的约束。 (二)历史文化对我国现今监督制度的积极影响 1.在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强调的人伦道德,自人类摆脱野蛮、迈向未来以来,它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精神、行为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儒家推崇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在这个“八字方方针”的指导下,在人们内心中逐渐形成一种观点:不管是何人,谁在思想及行为上被判了这些道德规范,不仅其本人会感到内心谴责,更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就会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观点经历了几千年,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今的人民群众及领导干部,促使他们不断的用“八字方针”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并且尽可能的不去做任何违法行为。相对地,对违法行为地法律监督也就相应地减少。 2.在政令贯彻实施方面,“王权至上”与“礼”发挥着它地积极作用。由于上文提及的,在人们心中的一种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思想。当国家决策者们制定了一个政策、命令时,人们必然会绝对的对其进行贯彻实施,使政令畅通无阻,并且能够彻底发挥政令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宇,女,硕士,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学。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语境下关于契约自由的几点思考 【摘要】英国法学家梅因曾做过著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这堪称揭示社会发展动因的经典论断。在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契约一直扮演着一个无处不在,有时却又无影无踪的神秘角色。有学者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出现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最早的国家”。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契约关系出现最早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契约制度。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契约自由和契约制度才初见端倪。 一、契约要旨 在中国古代,契,本意为刻;②约,本意为绳索,亦有缠束之义。@契、约两字相连,在古代人生活之中,就是指事先约定好一些事项,然后用刀等工具,将这些约定的事项刻在树木或者金属之上,以此作为约束双方信守承诺的凭证。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契约的称谓有很多,比如:判书、质剂、书契、约契等等。这些最早在《周礼 《易经》《战国策》里而都有零星记载。 在西方法文化中,历来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受此影响,法律意义上的契约也有“公法之上的契约”和“私法之上的契约”两大类。公法之上的契约意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是将契约观念引入政治领域的结果。公法之上的契约当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而私法之上的契约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不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处分和行使私权的结果。 笔者认为,白人类社会产生时起,就会因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的频繁化,以及身份关系的复杂化而出现契约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故,要断定哪个国家最早出现契约关系是很难考证的,学者们不能妄下定论。正如前述,契约制度有别于契约关系,契约制度必须是契约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国家制定或者虽未制定,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实践并认可的惯例所形成的一种规则。 二、中国历史语境下的契约自由 中国现代契约自由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端。为何刚刚初见端倪,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中虽不乏契约关系的存在,但现代意义的契约自由在中国的产生才刚刚开始。 (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 身份等级制度和宗法制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有身份差别的,比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种架构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使人们不能自由平等的进行商品交换,随意的“讨价还价”。封建时期的身份关系到现在就演变成学者所称的“熟人社会”,尽管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比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别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身份关系依然存续。在熟人社会里,同样缺乏讨价还价的空间,也没有国家法律全方位的“侵入”。 (二)封建社会“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出现契约自由和契约文明的最大障碍 在封建集权统治之下,皇帝居高临下,社会结构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和自由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磨灭个人意识,忽视私权的。为什么千百年来,在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因为,历来中国就处于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政府主导型社会磨灭了个人私的意识。④整个社会对私权保护不够,而又过于偏袒公权。在国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压制之下,做为个人哪里还有充分的白由进行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民事活动。 (三)几千年落后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压制了资本社会的萌芽,人与人之间进行契约交易的空间严重受限 虽然,中国古代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极盛时期,但是这样的极盛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的结果不过是人们生活变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束缚白由和平等的制度和观念依然存在。即使人们生活丰衣足食,有更多的剩余商品可以进行交易,但盛世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昙花一现,屈指可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终究成为了束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出现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清政府为挽救危在旦夕的统治政权,在国家立法和制度建设等方而做出了“垂死挣扎”。其中,就包括《大清民律草案》,但由于完成时间已是1911年,因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而夭折。民国时期,也有一些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但都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局限,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并未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全国性的立法工作开始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但民法方而的立法仍相当有限,民事基本法只有一部《婚姻法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零星的法规和条例。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切实得到实施,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法律将形同虚设。所以,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制订了再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民法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平、诚信等价值仍受到制度的严重阻碍。 改革开放之后,民事方而的法律法规开始大量制定和实施,国家权力的触角逐步从社会的各个层而逐渐退出,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人与人之间才开始有了较为白由的经济交往,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初见端倪。为何是“较为白由”呢?笔者认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人们可以走向国际社会,商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但阻碍人们自由交往和制度并没有被完全废止,比如城乡身份差别制度、严禁农民进城、收容制度等等。广大农民不能白由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结果只能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背景下契约自由的再思考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理,社会上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此保卫自己的权利。换言之,国家是全社会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白己的一部分权利而组建的。这在西方法文化中,叫做“公法意义上的契约”。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的雏形,人民可以根据白己的喜好选择白己的国王,罢免白己的讨厌的君主。其实,此时的国王和君主并不是国王和君主,而用人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守卫者”更为贴切。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常见的情形却是: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在保护人的同时,也在“吃人”。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赶农民上楼”“强拆队”“唐福珍”屡见不鲜。这样的称呼已不仅仅代表着其原本的意义,它己成为一种符号,成为历史的脚注。当这样残酷的命运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改革。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而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议的背景下,所谓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层而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层而的。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改革,优秀都可以理解为契约自由。在经济体制方而,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缺陷,放宽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更多的民事主体有权利白由进出国内和国际市场,让人们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改革方而,就是要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让人民在政治生活中有发言权,让国家和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政府要简政放权,“重新发现社会”的力量。因此,这既包括公法的契约也包括私法的契约。尽管改革开放为全社会的经济交往扫清了诸多障碍,契约自由开始初见端倪。但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依然对契约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形成威胁。如何做出进一步改革,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而: (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大政府小社Aj’过渡到“小政府大社会” 目前,最能概括中国发展状况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处于转型期”,确实,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全方位的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正在从权力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府职能转型,这是从上而下的改变,只有体制转型了,人民才有途径救济权利,为自己谋幸福,才不会出现诸如以死相抗的唐福珍的悲壮惨剧。从“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意味着,国家权力触角的收敛,人民能有更多白由和平等的空间。 (二)完善立法,清退国家干预私法自治的权力触角 《行政许可法》可以说是一部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其颁布和实施对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立法上的不足,依然为数不少。比如,《合同法》规定一些合同必须经过国家有关机关审批或者登记后方能生效、法院有对原告撤诉的请求予以驳回的自由裁量权等等。这都是国家权力干预私权,干预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对于那些可有可无的审批程序,应当通过立法予以废除。法律不仅仅要减少国家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和保护契约自由,让社会成为一个自由有序,诚实守信的公民社会。倡导和保护契约自自,何尝不是改变当前社会诚信体系崩溃,人人白危的一剂良方? (三)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禁锢,彻底打破传统身份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营造自主平等、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这是契约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仍然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物质利益交换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式。契约社会是充分体现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治社会,它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已经放宽“农转非”的政策,但是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依然存续,有差别的对待就意味着歧视,“同命不同价”便是明证。排除这样的障碍,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拆除经济生活中种种身份体制的樊篱,使进入市场的民事主体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市场竞争,真正实现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权力身份关系来配置社会资源,切实给各种民事主体创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缺乏这一重要前提,契约自由就不可能生成。而且,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是社会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人的前提和基础。 在中国语境下,为建立契约自由所做的努力必须是全方位的,既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更多的则是从上而下。契约自由的精髓就是自由和平等,只有自由和平等得到实现和保障,才谈得上契约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旨也是自由、平等竞争,所以市场经济和契约自由是相通的,没有契约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着契约自由的深化和契约文明的新纪元。 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而了。”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摘 要]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类文化。从人类发展之初,中国的休闲就已经产生,逐渐地发展演变开来。文章通过中国古代、现代对休闲的认识,研究了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并对中国休闲的一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休闲;中国;观念 休闲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从事着休闲活动,来娱乐身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来说,休闲不仅仅是指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的娱乐与放松,它其实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个体的生命与其心灵的和谐。在人类发展之初,中国休闲就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漫长历史进程而逐渐发展演变开来[1]。从最初以采集野果和捕鱼打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到后来的农业社会,人们逐渐从繁重的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便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古中国休闲活动的原初形式(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随着工业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工业化为人类的传统生活带来了彻底的变革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休闲产业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休闲的商业化使得休闲愈加贴近大众,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休闲娱乐生活,随着社会大众对休闲运动的关注加深,多数社会大众都希望休闲运动能变得更加良好、更有建设性,于是,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传统的休闲观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2]。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优秀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性行为。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3]。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 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4]。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 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优秀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其二、休闲旅游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旅游来作为自己度过休闲时间的方式,旅游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环境方面,乱扔垃圾、破坏景点、污染环境等现象屡见不鲜,绿色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健康方面,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是由旅行者和当地人口之间的相互传染而发生的。社会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单位强制员工旅游、购买旅游商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休闲旅游的本意。 中国历史论文:谈对外汉语中的中国历史文化教学 作者简介:管悦,中南大学12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虽为语言教学,但与其国家文化密不可分。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会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导入和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必将对提升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赴华深造。其中多数学生选择以汉语言作为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字词句学习和会话练习上,还应使其进一步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其内在规律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要学习好汉语,深入理解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始,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规模明显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外学生的一种对外求学潮流。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而言,既博大精深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及哲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金融力量上的不断强大,这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的现象。只有当了解了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兴衰胜败,一个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一个国家真实面貌,故此,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国际影响方面 何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如此吸引人眼球,以下简单归结为三点。第一,文学影响。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是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这四本书浓缩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生活中的种种领悟,其中一些著名的典故和场景甚至连很多外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其魅力可见一斑。第二,科技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可以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发明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促进了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第三,军事影响。欧洲学者们曾把孙膑所著的《孙子兵法》列为三大奇书之一,此书对于战法的总结概括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其书主旨“攻心”一词更是一语道破了战争当中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胜之玄机。总结来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地位不容小觑。换言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语言教学方面 中国的语言,最为精髓的要数其意义的复杂多变性,而其复杂多变性源于其语境的多变性,所以只有了解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历史故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汉语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中“娘”这一字便指的是对秀外慧中的女子的爱称,这一含义始于晋代。以此同时,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旦辞爷娘去中“娘”一词却意指母亲。同样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娘”字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字所处在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某留学生只明白“娘”字释义为母亲,那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俗语对其而言就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误以为是母亲要嫁人,但只有了解其“姑娘”这层含义,才会将此句话进行通顺的理解。可见汉语的含义其根本是多变的,而要准确了解其不同意义,就必须掌握相关的历史文化。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历史文化元素的选取原则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这对留学生自身的汉语知识水平是有所要求的。历史文化因素教学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汉字会话知识,对中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在字词句不熟悉不通顺的情况下,对所学的内容完全无法吸收领会,这样不仅耽误学习进程,还会减弱学习兴趣,所以对外汉语中历史因素教学应把起点放在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上。其次,在教材的选取上也应有所讲究,概括为三个原则,渐进性原则、实用性选择和系统性原则。 (一) 渐进性原则 教学素材的安排要由易到难,这是共识,所以决定教材的难易程度的各种因素,诸如教材的长短,冷僻字词的多少,背景故事的深浅,“构词频度”高的字的出现先后,以及教材思想内容理解的难易,都是在安排篇目的顺序时必须认真考虑,周密设计的。此外,在教材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兼顾各类形式,以及在语言结构上的追源溯流。 在教材选取的共识大前提之下,渐进性原则对于历史文化元素的选择则有其独特的涵义:教学最初选取的历史文化内容应优先选择在世界范围内熟知度高的题材或典故,其次题材和典故中也应尽量避免生僻词汇的过多出现。这样就会具备学习效率高,进度快,接受人群范围广的优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典故出自三国时期,而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故事在世界领域内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这就为对这则典故及其中文字的完整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以上例举的成语中也没有出现太过生僻的字词,如按照现代中文的理解方式去解读也并不困难,同时解读出的含义也不至于和其本意大相径庭。与此相反,若是教材中历史故事一开始就选取一些不为国际领域所熟知的内容,如“西北望射天狼”取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狼”一词就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由于国外留学生缺乏这种知识背景就极容易将其表象的理解为天狼星座,而不是外族入侵,这样一来他们对其内在含义以及诗中的真正所指将难以获悉,这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可说是大忌。 (二) 实用性原则 语言是用来交流沟通的,是一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载体,所以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便是能够使用这种语言去表达,去交际,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要秉持实用性的原则。在渐进性原则中我们已经提到,教材的选取,教学的过程应当由易及难,由浅入深,那么难要多难,深要多深,而这个标准又该如何界定呢?这里可以将实用性原则作为参考标准。如在学习成语时,若选取的是一些晦涩难懂又已经不用了或者甚少使用的词语,这不仅给教学过程增加了难度,更会导致学无所用的坏结果。举个例子韩愈的《进学解》中有一句话“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意思是句子读起来不顺口。首先不要说外国留学生,许多中国学生都不很了解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在内容的理解方面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困难,其次“佶屈聱牙”这一成语中“佶屈”“聱牙”在字形和语音上都存在难度,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识记造成困难,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生学习了这类生僻的字词之后,却很少能在生活中应用到,这本身就违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所在。 (三) 系统性原则 即学生可以仅通过一篇完整的历史故事了解并学习到其中所包含的多个词汇、成语,从而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一次性系统的进行记忆、掌握。例如在介绍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时,对于曹操的众多儿子必会有相关叙述,而这之中不但有曹冲那广为人知的“曹冲称象”,同时也有源自曹植而流传开来的“才高八斗”。这两个词语虽然意义不同,但其都出现于曹操儿子们的历史故事之中,那么教师就可以一并进行讲解,学生也可以一并进行记忆理解,不单节约了教学时间,同时还深化了学生对于词汇的记忆理解。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参照英语单词的词根记忆法,通过近音近形,同义反义的整合,扩大学习者的汉语词汇量,形成有效的记忆链。 三、对外汉语中历史文化元素教学的具体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文化元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但不能回避,而且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实施历史元素教学。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将历史元素教学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 适当选取教材 历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国外的汉语课程并不要求中国历史课,但其重要性广泛地体现在教材,观念中,比如在讲解诗词,成语故事,历史事件中,如何诠释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就成为了重中之重。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教材的选取,之前已经谈到选材应遵守的原则,此处不再赘述。其次,教材选取过程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学生们普遍接受过的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所了解,学生有可能在没上过课之前就已从书本,互联网等渠道了解过中国的文化,而那些材料多数来源于中英翻译,或者外国人所撰写,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选材的时候,应当以中国本土的正史为依附,从根源上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观念和理解偏差。 (二) 场景模拟 此步骤首先要求教师先以留学生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将所要叙述的历史故事进行一下大致情节描述。然后以此为前提让学生们扮演其中的人物角色,以学生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去理解故事内容。接着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一步对故事当中所要重点记忆、理解的词语进行明确地解释,最后通过将这些词语应用到或者转换到外国留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常遇场景当中,以达到巩固深化学生对于这些词汇理解的教学目标。例如:本次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理解“负荆请罪”是表达一种诚挚的歉意,并使学生学会应用到中文学习生活当中。那么依照上文所述,首先教师以台下留学生们便于理解的方式大致介绍“负荆请罪”所取自的《将相和》这一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紧接着教师要求两名学生分别扮演其中的蔺相如和廉颇,让他们以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来进行现场演绎,结束之后教师对其中主要需要表达的“负荆请罪”一词的含义着重讲解,最后教师举出一个国际熟知的使用范例――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称作负荆请罪。 (三) 强化巩固 由于之前提过,本教学策略适用范围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所以在基本字词的发音和书写的问题上,这些学生并不会出现太过明显的错误。故此步骤主要通过教师在讲解某一词语时运用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加之模拟场景所带的渲染力,以及不断地重复训练来实现使学生对于这一文字、词汇的发音和书写有更为准确识记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师在讲解“掩耳盗铃”一词时,一只手捂着耳朵,另一只手去模仿拿东西的样子,并且带着暗自窃喜,不被人知的表情。这样一来学生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去生硬记忆它的读法,而更是感性的对其有了较为深刻的记忆。不过要学会准确熟练的对汉语进行发音,还是需要学生本人大量重复性的练习,毕竟语言的学习就是对音形系统的识记与运用。文字的书写没有捷径可取,尤其是中国的文字是音形分离的符号体系,很难做到知其音而晓其形,所以书写的重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在中高年级的留学生中开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掌握,使他们充分感受到汉语的美感,领会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构建,培养出更多的汉语人才,把汉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中国历史论文:论固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摘要]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堡垒,而且是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分水岭,同时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关键词]固原;军事重镇;丝路要道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四镇之北险。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自古以来就是边陲要冲、塞上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朝历代的交通要塞。周秦以来,固原地名不绝史书。 一、军事重镇 宁夏地区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同时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固原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①秦昭王时,宣太后灭义渠,至此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为维护统治,“筑长城以拒胡” 。秦长城从宁夏西吉入,经将台、马莲入固原城,越清水河,进彭阳县,去甘肃镇原县。在固原境内绵延200多公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示疆威,服海内”,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第一次巡视,从咸阳出发“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取河南地,利用黄河天险,筑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此期间,秦兵对固原境内的战国长城加以修缮,作为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屏障,东西横贯西吉、固原、彭阳三县。并利用黄河天堑向西向北沿河设障,关障处派兵把守,其中在固原地区筑有瓦亭关和萧关,屯兵驻守。秦汉之际,匈奴已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趁着楚汉之争,连年混战,控制了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固原是汉王朝的边关要塞,同时也是匈奴侵扰中原的根据地。汉初,经济凋敝,政局不稳,无力北伐,统治者多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汉文帝时期,和亲政策已经满足不了匈奴的欲望。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领14万骑兵攻入朝那、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劫掠百姓和牲畜甚多,随后到达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侯骑至雍甘泉”,威逼长安。汉文帝大惊,“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城以备胡寇”,同时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两军相持不下,月余之后,匈奴退去,汉兵追其到塞外未敢逗留便立刻返回。之后,匈奴日益骄纵,“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多”,②固原地区也多受匈奴侵扰。为此,汉王朝加大兵力,加强固原地区的防范。武帝即位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自马邑之谋后,汉、匈失和,匈奴再度南下“入盗汉边,不可胜数”。汉武帝自忖国力恢复,经济殷实,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具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走出陇西,攻打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同年夏天,霍去病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进行第二次西征,河西匈奴损失惨重,故“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继而,汉武帝“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④元鼎五年(前112),天子巡边,北出萧关,随从万骑,狩猎新秦中。西汉时期,宁夏地区(包括固原在内)是汉王朝防止匈奴南下的边防要塞,因此,在瓦亭关和萧关驻军严加防守。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汉王朝对宁夏的控制力减弱,宁夏北部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居区。因此,固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是汉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入迁的一道重要防线。 三国时期,固原属曹魏统治,设高平、朝那、乌氏三县,均属雍州安定郡所辖。从曹魏开始,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固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先有羌族起义,再有诸葛亮攻魏,后有匈奴起义。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六个政权先后在此角逐。 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打着替北周复仇的旗号,率领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木峡(今固原西南)和石门(今固原西北)南下攻隋。“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整个西北地区受到骚扰,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当时宁夏是隋朝政府重点防御突厥的地方,尤其是灵州和原州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在此设了边防重镇。自薛举起兵后,灵、原二州经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到了唐中叶后,皇权衰微,党项羌豪酋拓跋氏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后因“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予李姓,逐渐掌握了夏、绥、银、宥四州的大权,成为西北地区的藩镇。⑤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内侵,原州、安乐州、秦州、渭州等地被侵占,宁夏大部分地区落入吐蕃之手。之后,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原州成了吐蕃的军事要地。对此,唐朝也制定了一些防御策略。大历八年(773),吐蕃入侵宁,元载出策说:“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并附上地图,派人秘密实施筑城的前期工作。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固原便处于宋王朝与西夏国的接交处,也是两国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宋将李继隆“先是,受诏送军粮赴灵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刍粟始集。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 ,“太宗许焉” 。至道三年(997),李继隆“遂率师以进, 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登城之,是为镇戎军”。⑥ 元朝建立之初,宁夏地区遭受战争破坏,民不聊生,继而又爆发了浑都海、阿兰答叛乱。元世祖开始意识到宁夏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宁夏南部地处西陲军事要塞的重视。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次年,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在开成建府――安西王府,为其行都。⑦ 明朝时,鞑靼势力强大,明王朝无力据守,所以将宁夏北部人民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形成防御带,以抵御其入侵。“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在北方地区先后置有辽东、宜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关及固原九个边镇,史称“九边重镇”。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化十年(1474)置延绥(榆林) 、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使固原成为一个在北方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军事要镇。⑧清代,固原的军事地位继如明代,陕西三边总督仍驻固原。 二、 丝路要道 固原为关陇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宁夏境内的其他两条线路也都由此分出。 自汉代开启以来,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尽管社会处于纷争和战乱之中,但没有完全阻断中西交往。东段固原段,从北朝开始,在丝绸之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茶叶、丝绸以及先进生产技术通过这里带到中、西亚,同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珍奇异宝通过这里带到中国。固原南郊北魏墓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币面中央有萨珊王卑路斯(459~484)的图像,两侧有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和金戒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遗珍。其中,鎏金银壶壶柄铸两个兽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铸一深目高鼻带盔帽的人头像,面向壶口,壶身腹部一周装饰有三组男女相对人物图像。壶身形状、人物外貌着装均反映了波斯的风俗习惯。凸钉玻璃碗,内壁光洁,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上下错位排列,使用烧吹技术制造,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玻璃器。金戒指,环形,界面正中镶嵌一块圆形平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持一弧形花环。这些珍品充分印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往。宁夏南部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开始与唐王朝抢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经过多次战争,丝绸之路上的障碍被扫除,长期控制丝绸之路的突厥人退至西域,吐谷浑也归顺了唐朝。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极度繁荣。杜佑在《通典》谈及开元年间长安到平凉的交通时说,“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固原南郊小马庄隋代史射勿墓出土萨珊波斯银币,以及唐代史道洛墓出土的罗马金币,就是粟特人从西亚带来的珍品。 经过战乱纷繁的五代十国,到了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东段分出一条新线:行至瓦亭关后,经隆德县及甘肃会宁县、定西县至兰州市,这条线路的出现,使原来路线不再使用。至此,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从历代王朝的军事建置看,固原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地位十分显赫,是中央王朝防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重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看,中原汉族不仅通过固原向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了丰富的物产和先进制度文化,而且还向中西亚国家传递了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新探索 [摘 要]目前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存在教学课时较少、教材信息量大、教学方法单一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比如科学选择教材、课下辅导交流、多种教学方法合理运用等等,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历史文献学;教学;探索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能为历史科学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近三十年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史文献学也成为了高校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与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在新疆大学历史系被确立为专业基础课,多给大一新生设置,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总结了教学的不足和缺陷,同时也在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做简要的探讨。 一、把握教学进度,做好课下交流辅导。 随着很多大学公共课如英语和政治课的不断增多,很多学校的专业课的课时相对被压缩,在新疆大学,英语和政治课挤压各学院专业课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国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每周的课时仅为2课时,一门课的总课时数是36课时。就课堂教学时间而言,师生一年内接触的时间不到40小时,十分短暂有限。然而,中国历史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包罗万象的课程,它包括中国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是一门带领学生走入历史的入门基础课,掌握了它,就等于有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但学生要想真正学好这门课程,所需要解决的疑难和问题是很多的,需要教师对课程的讲解细致有序,可是课时的严重不足使得教师无法对教学中任何一个学科知识系统详细地讲述,这当然会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为应对课时不足,笔者在每学期开课之初,就给所带班级学生布置了整学期的学习任务,包括对课程涉及到的各学科如目录学的产生时代、发展过程、研究内容、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贡献等等,每次上课抽出一定时间请学生来介绍他所预习得到的知识,然后再由教师进行有针对性地对教学难点和重点的阐述讲解。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利用课余课下时间来有计划地学习,同时课堂上也能与教师有较好的互动。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读物。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20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贞《古典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缺点及内容的侧重性。但有的著作对课时与课量要求较多,不太适应教学的要求,因此选择合适的教材对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定为我系历史文献学教材。该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侧重点,上编是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地非常清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全书文字深入浅出,对刚刚入校的大一学生来说较为适合。 三、教学内容设计合理化 由于课时有限,课程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内容简单提及、哪些内容学生自己可以课后学习,做到学生每课都有所得,对教学内容的重点熟记于心。比如,讲解“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一节时,重点是文献聚散的特点和历史上文献散亡的原因。在课程教学中要能深谙历史文献学全局,做到各章节内容安排合理,重点、难点突出,能很好的提高历史文献学教学的效果。 四、教学方法多元化 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方法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板书教法,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即以教师注入式讲述为主,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很少,多局限于对简单问题的一问一答,课堂气氛单调乏味,这种将知识强行授予学生的方式无法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教学的场所过分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只在教室完成教学过程,极少有创新的形式,这种单调的教学方式又使前面所说教学内容单调的矛盾更加突出。学生的视角受到限制,难以接触到课堂外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是机械被动地学习教材内容,学习的方法只有死记硬背,这样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课程的要求和目的的。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单一,笔者认为需要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将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性传授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探索性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做被动的听众。 1、互动式学习 这也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手段。每次课前预留思考题。每次课上,围绕思考题,师生互动,展开讨论,启迪并开拓思路,并找出新的问题,从中引出新问题的讲解。这种情况下的课堂气氛都及其热烈,学生们各抒己见、各有立场,就好像在辩论场,学生充分享受到辩手的乐趣。如进行“辨伪学”一节的讲解,前提是学生带着“什么是伪书”、“辨伪学和我们有多大关系”这样问题的思考进入课堂,上课时,就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教师则从中将讨论引导深入,将伪书伪文出现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做细致深入的分析,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辨伪学的必要性和学术地位,从而达到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2、设计试讲 全面测试学生学习水平。学期中会给学生一次试讲的任务。试讲题目由学生自己从教材中寻找。讲授前,给学生3-4周的准备时间,要求学生尝试转换角色,指导学生备课时所应留意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学生通常接到任务都很兴奋,也很紧张,每位学生试讲后,及时点评,点评包括教学内容的点评,还有学生的教态、板书。语速等方面。试讲锻炼了学生的业务技能,更融洽了师生关系,通过亲身体验学生能了解教师的职责,也能体谅到教师的辛苦。 3、多媒体课件及相关材料的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制作图文并茂,知识与趣味性合一的课件用来辅助教学目前看来效果较好。 除了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外,在教学中还向学生提供给大量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图像、文字、声音等。如在古籍装帧形制讲解时,提供相关形制古籍图片,讲解经折装、蝴蝶桩、旋风装时,除了展示相关图片,还采取了手工展示的方法,现场在教室给学生表演蝴蝶装、旋风装的装帧办法,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同时鼓励他们和教师一起动手做经折装、卷轴装、包背装等书籍模型。这些使教学充满了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也可使教师借助多媒体工作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库,整合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手段更加灵活便利。 4、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学习能力 在教学中要向学生介绍与教学相关的网站,供学生课后学习研究使用。如历史专业网站等。还告知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上的学术期刊网以及超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电子网站来查阅文史资料。网络还给师生之间搭起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由于大学师生关系松散,,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在历史文献开课之初,就将自己的QQ号,电子信箱告知学生,和学生开展课下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就专业问题、学习方法、考研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相互交流,在交流中即调动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锻炼了学生为人处事的能力,教师也从中体会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此,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总之,只要师生协作努力,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面貌定然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