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务论文:舆情研究与数据新闻业务探索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大数据”的世界,任何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都可以成为丰富多样的数据形式被记录、计算和预测,这让数据新闻的产生如水到渠成一般。 互联网舆论格局变化催生新的信息服务形式 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是能够挖掘、汇总和分析的宝贵信息资源,这是主流媒体开始重视舆情数据工作的重要原因。网络舆情研究就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来监测、分析和研究公开的互联网信息,超越了传统的新闻业务范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2007年以来,针对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进行分析与解读,每年都和中国社科院共同推出《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倾向性”分析与词频统计打开一扇窗户 人民网早期的舆情研究根植于互联网信息增值服务,开发过“人民数据”,但直到找准了对于网上复杂言论定量化的“倾向性分析”,舆情研究才打开了一扇最重要的窗户。近年来充分运用舆情数据,结合传统新闻简报,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与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利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盘点和分析社会舆论格局的变化,及时做出舆情预警和分析研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年来注意对舆情、舆论、新闻与民意等不同概念的准确把握。首先,我们追踪研究网络舆论场,搜集和了解决策反馈,把握社情民意,为促进政民顺畅沟通和良性对话效力。其次,当网络舆情产生聚集时就会向网络舆论转化,网上舆论场外还有多元社会利益的博弈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弄清网络舆论指向。第三,突发事件发生后,考察零星而起的网络言论会在哪些具体网站、网友群体之间迅速酝酿成为社会热点。网络舆情监测也要深入考察舆情压力的形成脉络与走势、网络传播特征和媒体互动特征。第四,编辑要掌握基本的舆情研判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为舆情应对做好前期基础工作的同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技术上来说,舆情监测与分析有最重要的五种诀窍,包括搜索工具、关键词运用、信息源、时间线和倾向性分析等。这五种诀窍,让舆情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监测到来自各种媒体的舆情热点,判断网络舆情走势。同时,通过对网络舆论进行精准分析,准确把握重大新闻事件发酵发展的脉络。而舆情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智能化工具,提升了信息搜索分析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节约人力成本,也是当前舆情数据工作的发展方向。 数据新闻与舆情研究多元化模式的研发 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大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模型,拓展了舆情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大量舆情研究中总结出网民关注度、传统媒体介入、网站推荐位置、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度、外媒关注度和网下行动等数据热度指标,党政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行政问责、动态反应、网络技巧等舆情应对量化指标体系。2013年以来,我们运用智能化平台和数据软件工具,通过词频和情感词分析,推出“全国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两会答记者问”、“全国舆情地图”、“大数据图说高考志愿填报”等图解数据新闻。 在议程设置方面,我们注意观察政府、媒体和网民分别主导的三大舆论场域的此消彼长和微妙变化。对于繁荣活跃的网民议题进行必要的验证、甄别与疏导,消解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伤害,对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考察与反馈。 在网络人文地图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进行了互联网博客论坛调研,深入了解我国网民分布和人群流动特征,比较不同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和热点虚拟社区的网民社会学特征。《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推出了对国内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调查研究的成果。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在我国把互联网安全与信息化作为重要战略的今天,对舆情数据报告的探索,将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和推出数据新闻产品,充分运用舆情数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新闻业务论文: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创建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摘要: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的课时有限,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关键词:网络媒体;新闻业务;教学模式 高校教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高校分校及新建高校大多在远郊,教师下课后即乘班车回市区,与学生的交流很短暂。大学的课时有限,那些课上来不及讲的内容,那些需要反复讲解的问题,那些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那些还需要补充和拓展的知识,教师仅仅在课堂上“点到为止”,难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新闻业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很强,如新闻选题、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仅靠课堂上教师纸上谈兵,学生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书面作业,这样空对空难以培养出具有实战能力、适应业界需求的新闻专才,学生真正走上新闻传播类岗位后,一切还需从头适应,从头学起。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年轻人趋之若鹜。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不能无视这个现状和发展趋势,也应将新媒体纳入教学内容中。要解决上述问题,一要设法密切与学生的联系和交流,设法加强在课外对学生的讲解与指导;二要设法让学生置身于实战性的新闻业务环境,以新闻业的工作节奏和工作要求训练学生的业务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下课后不能一走了之,还应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课内外教学时空连接起来,将课内外教学工作融合起来。这是大学教师的职责。2007年以来,上海建桥学院一支具有厚实职业背景的新闻专业团队,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方式创新,取得较好成果。 第一阶段,2007年:建立新闻专业教学博客,利用网络平台交流的即时和便利,延伸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于2007年11月在东方网开设,现已搬迁至新浪网。6年来上传了教学文章500多篇,50多万字;浏览量已达88万多人次,学生留言及跟帖评论2000多条。教学博客主要栏目有:新闻编辑课堂、新闻评论课堂、新闻业务练习课堂、学生实训作业、学生新闻作品、新闻习报、毕业论文、课堂内外。这些栏目包含新闻业务教学的主干课程,涵盖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制作等专业内容,还包括学生实训、实习,课内外交流、毕业就业等环节。教学博客的建立,意味着整个课堂都向社会公开。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问题讨论、学术研究、讲课录像、作业布置、师生讨论、授课笔记、练习题及试卷等都刊登在博客上,方便师生交流的同时,也全面地接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同行的检验和评判。譬如在“新闻编辑课堂”栏目里,可以看到新闻编辑学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全套教学录像。教学博客除了加强与同学的交流沟通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刊登学生佳作,向媒体推荐优秀新闻人才。博客上经常刊登学生的优秀习作及老师的点评和指导,学生通过练习与交流在新闻业务上取得长足进步。06级新闻专业詹佳佳同学的一篇《新闻晨报汶川大地震前十天报道的研究报告》在博客上刊出后,被新闻晨报转载到报社网页上供记者编辑学习参考(多名记者留言),同时邀请詹佳佳同学到该报国内新闻部实习。该同学在实习中取得了突出成绩,发表30多篇新闻报道作品,获得国家奖学金,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07级丁荣同学多次在教学博客上发表优秀习作,多篇作品被东方网转载。随后在东方体育日报和新民晚报实习期间,发表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作品60多篇,其间得到东方体育日报总编辑特别嘉奖。丁荣同学毕业后正式成为东方体育日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已经毕业工作的同学仍然关注教学博客上的动态,还会登录上来留言,或是点评学弟学妹的作业。教学博客的建立,也意味着相关教师从此再没有完整的休息日。6年来,专业老师每天都要数次打开博客,收阅邮件,关注留言并回复,或是上传最新文章、学生最新作品。无论上下班、节假日,哪怕大年初一,天天如此。 第二阶段,2012年:创办电子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上,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进行训练。应用型本科的新闻专业课教学,不能停留在课堂讲授上,也不能停留在书面作业上。应根据当今新闻和传播业界对前端人才的素质及技能要求,按社会媒体的岗位职责要求,对学生进行实战训练,让学生在一个专业平台和专业环境中,在真实的工作节奏、工作强度及质量标准下完成工作任务。2012年年9月初,在新闻专业教师组织和指导下,结合《新闻业务练习》课程的教学内容,10级同学在教学博客上创办了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该报目标读者为本校14000多名学生,遵循新闻价值规律,按照新闻周报的制作节奏和要求,报道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专业学习、教学管理、校园生活、实习就业、校外相关信息等。每个班级每周采编制作一期电子报版面,在教学博客和教学微博上公开刊出。目前两届学生已制作刊出48期电子周报。《新闻习报》创办后,《新闻业务练习》课程就按照该报的采编制作流程来实施教学,从新闻线索的发现、新闻选题的确定,到采访、写作、编辑制作,学生们都在一个专业流程和高强度快节奏中进行。报纸有截稿时间和固定的刊出日期,学生记者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新闻采写任务,从而磨炼学生的实战能力。电子报是向全校及社会公众公开刊出的,因此其新闻的真实性、报道时效、报道价值随时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评价,须承担社会责任压力。有同学新闻稿上不了版面,就会与编辑部交流,向老师求教,力争提高新闻的采访及写作质量。有同学抄袭了某报记者的新闻稿,该报记者很快找上门来。有同学对学校某部门工作的报道有疏漏,该部门即要求下期报纸予以更正。在这个实战环境和平台上,编辑部成员和学生记者们经受了训练和摔打。 第三阶段,2013年:创办新闻服务性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时俱进,教学形式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随着信息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的信息接受方式已经逐步转向移动媒体和微博微信平台,新闻业务的教学改革不能无视这种变化,而应适应这种变化。今年10月初,在老师指导下,新闻专业12级学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上创办了一个新闻服务性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与电子版新闻周报《新闻习报》一样,《建桥建桥我是新闻》目标读者也是本校14000多名大学生。其采编方针是“关心生活,畅所欲言,报道大学生关注和爱看的新闻”。其特点是信息简短,提供新闻热点、校园资讯的快速阅读浏览,让在校大学生了解时事政治与社会动态,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目前,《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微博平台粉丝已近2000,40%信息阅读量超过1000次;微信平台粉丝也已超过3000,每月粉丝增长率保持在60%左右。微博微信平台每日更新刊出,工作量很大。团队由12级新闻专业60位同学组成,他们负责两个平台各个栏目的新闻信息采编制作上传。指导老师则对学生采集上传的所有文字、图片、视频信息逐一审阅修改,不分昼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6年来,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专业教学团队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在新闻业务教学模式的创新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新媒体时代人才需求、可以推广应用的新闻业务教学方式。 1.教学博客已经在专科一届和本科四届同学中得到应用。学生作品在教学博客上刊登后受到媒体关注,40多名同学被20多家媒体挑选去实习。18名同学现已应聘进入东方早报、新闻晨报、青年报、上海文广集团、东方网等主流媒体工作。教学博客――“高东的新闻课堂”获得2009年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提名奖,事迹被收入《上海市师德建设优秀项目汇编》一书。2011年,该教学博客获得本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实践证明博客教学是一个可以借鉴和推广的模式。新闻专业教师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教学博客,形成团队效应。有北京、广州高校的新闻专业老师发来邮件,联系交流。还有外地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冒充建桥本校学生与高东老师联系,希望得到业务上的指导。 2.两个学期《新闻业务练习》课程教学中,190多名学生参与采编制作出50期电子新闻报《新闻习报》,在新浪博客和微博上公开刊出,共120多个4开版面,计36万多字(含新闻照片)。学校党政领导,集团办、校办、党委办等部门,要求每期报纸给他们送去纸质版。校长办公室已将《新闻习报》列为重要参考媒体,并将其纸质版张贴在校园阅报栏。有的报道还被网站转载。今年又有9名同学被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等媒体挑选前去实习。 3.微博微信平台《建桥建桥我是新闻》刚刚创办2个多月,粉丝总数已过5000人,60人的采编团队带动了12级新闻专业大部分同学投入到这个新闻服务性平台的采编、制作和维护的工作中,同学们在新闻采编、网页制作及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 作者简介:高东,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新民晚报工作10年,任新民晚报美国版主编等职,主任编辑职称。 新闻业务论文:移动互联网辅助新闻业务教学探析 教改背景 新闻采访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闻专业基础课,重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必需的专业技能。但是很多高校的这门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和经费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条件有限、评价和考核学生的机制不当等问题,使此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教学方式急需改革。①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知与行的交互,强调把个体学习者、社会情境统一考虑进去,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②这为新闻采访课程的教改提供了理论指导。③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便携等优势,使信息实现了实时接收、动态传播,④实现了人的延伸,成为高效的知识展现和传播平台,可以为情境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改善新闻采访课程的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的论文主要由计算机和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撰写,研究内容集中在:传统教育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教学时代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探讨移动互联网辅助学习的可行性,手持移动互联网学习终端的研发与应用现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程资源建设现状。新闻传播学界仅有少量论文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困惑、教学互动方式和对体育新闻教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思辨论述为主,缺少结合具体课程探索新闻业务课程改革方式的论文。 笔者在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实施了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式教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着重介绍教改实施过程,以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教改准备工作 教改实施前,笔者首先调查了该班学生移动终端拥有情况和课程安排时间,得知该班学生的移动终端设备拥有率较高。在48位学生中,95%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15%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7%的学生拥有可上网的相机,3%的学生拥有电子书。学生可用移动终端设备在校园任何地方上网。笔者和全班同学互相记下电话号码,建立课程QQ群,在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优酷视频网分别注册了班级公共账号。 教改实施方式 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情境式教学,是建立在课外自主学习与课内互动学习交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模式,⑤教师与学生都深度参与进学习过程。笔者在课堂内外都应用了此教学模式。 (一)课前预习:教师预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阶段以学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学习为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接触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教师预设并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学习情境,使其产生对学习内容的强烈求知欲。 去年清明节,笔者带领学生赴四川外语学院附近的红岩革命烈士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参观清明祭先烈活动,现场讲授如何采访事件性新闻。笔者在清明节前一周把相关景点纪录片上传到优酷网,将采访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图文内容到班级公共博客上,在微博和QQ群中了视频及图文链接地址并置顶。学生们阅读信息后纷纷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或者私信功能与笔者及其他同学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及方式。很多学生将自己发现的参考资料也以类似方式与大家共享。 移动互联网还有助于教师在上课前初步了解学生学习的能力,为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清明节前一天,笔者事先通知全班同学在19:00登录班级QQ群进行集体辅导。笔者首先在群里了一条类似题材的现场特写,要求学生迅速评述该文的采写不足和可改进之处,要求每人在20分钟后准时在QQ群里评述后自行休息,并在21:00再次登录QQ群看教师评析。接着笔者迅速评改学生作业,复制并简评有代表性的观点。21:00笔者将简评发到QQ群里,并讲解采访前准备及观察重点,然后回答学生提问。笔者在此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学生的采写基础及问题所在,有利于第二天有针对性地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课内学习:拓展教学方式,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将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到课堂讲授中,促进了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拓展课堂信息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 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利用移动终端上网查询,及时解疑释惑,并迅速分享所得信息。如,笔者有时会在课上提到某经典新闻作品及其历史背景,但是不同学生对此的了解程度差别很大,为防止部分学生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笔者留几分钟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查询,然后发言分享信息。这种实践拓展了课堂信息量,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经过几次类似的训练,学生逐渐掌握了快速搜索重点信息的能力。 2.利用移动终端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新闻采访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敢于提问的能力。笔者下课前常留出10分钟请学生就当堂内容提问,但超过半数的学生畏惧公开发言。于是笔者请学生用手机登录班级公共微博并问题。为鼓励学生发言,笔者告知学生历次微博提问情况将汇入期末总评。然后笔者点评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着重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由于时间有限,笔者将重点问题转发到本人微博中并课后在微博中回答。学期过半之后,笔者发现原本不爱发言的学生课堂表现活跃了许多,当堂发言次数明显增多。 (三)课后实践:教师设置任务情境,学生协作完成任务 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因此,笔者设计了课后的任务情境,让学生分组采写新闻,仍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持。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中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笔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跟踪学生合作中的参与情况,及时与学生沟通,指导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笔者主要设置了两类课后任务: 1.信息差任务 有关教学研究指出,信息交换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交流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参与者积极告知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促进交流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信息差。⑥依据此理念,笔者将任务信息分解,通过QQ给学生分别单独发送信息,使每组成员只能获悉部分任务信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本组其他成员协商合作,补充完整任务信息,然后共同完成任务。组长收集交流过程中的关键录音,并通过QQ发送给笔者,笔者以此了解学生的交流情况。 2.团队合作任务 为了提升学生日后从事媒体工作时至关重要的团队协作意识,笔者布置了部分课后团队合作任务,并按新媒体环境下记者常涉及的四大符号系统(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来设置任务内容。 去年,笔者利用四川外语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的契机,指导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图、文、视频并用地进行现场直播。笔者首先把学生分为8组,其中6个组负责赛事报道,1个组负责图像视频编辑(另邀请两位高年级学生做技术指导),1个组负责文字校对。学生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校运会讨论微话题,在优酷网建立了校运会视频专辑。 笔者告知学生将关于赛事的图文信息在微博讨论话题下,若采访事件值得深挖写成通讯,就利用长微博功能稿件。学生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可上网相机等移动终端拍摄新闻照片与视频。若无法独自完成视频编辑上传,则通过QQ等其他方式迅速传递给图像视频编辑组。为促进学生合作,笔者为此次赛事专门设置了新闻线索奖,鼓励那些正忙着采访却忽然发现了其他线索的学生,将线索在微博中校运会讨论话题下,为其他学生提供采访线索。学生采访中遇到采访难点时,可立刻打电话咨询教师,如果需要调动其他资源,就立刻在班级QQ群中求助信息,便于快速得到支援。这种在真实情境下的团队协作,由于有移动互联网的支持,学生们完成了对运动会的文、图、视频的立体式直播报道,提升了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敏感和业务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教改效果及反思 教改结束前三周,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也主动反思了教学过程。 (一)教改效果 移动互联网辅助下的新闻采写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89%的学生认为教改增强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互动与现实互动彼此促进,强化了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92%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教师对学生的辅导领域、延长了辅导时间,实现了个性化辅导教学,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进;98%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自己更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更能综合展示业务能力,从而使教师更了解自己,最终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随时收集教学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拟定对学生的不同评价标准。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资料,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 (二)教改反思 首先,教师要明确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立足点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甚至取代教师的主导功能,教学应主要在现实中进行;其次,面对移动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教师应加以引导并监督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信息,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娱乐功能中;最后,信息时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否则无法更好地改革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谈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 [摘 要]在生存竞争和利益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注重“营销策划”。抓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力争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最大的汇报。如果有了好的新闻策划,没有深刻把握事件的价值内涵,报道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难以让读者接受,这样就削弱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报纸个性;新闻业务策划;分析 一、新闻业务策划的必须性 在近年来有关报纸业务研究文章的关键词中,“同题竞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报道内容的同素材、同主题等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绝不是现在的产物,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因为“各得其所”,使这一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责任”与“规定动作”需要的是相安无事的办报状态,突破有限性而开掘新闻资源只是副产品。市场中求生存的媒介管理定位使得“自留地”与“自选动作”有了较大的空间,求新、求异的受众加速孕育出报人“你争我夺”的职业理念,并将同题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问题的解决包括了两方面:合理利用报纸空间拓展的相对优势,张扬文字报道特有的全面性、厚重与深刻性等报纸所共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新闻资源,摆脱素材问题带来的同质化,尽量体现每份报纸的个性。业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要做到这些新闻业务策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各类媒介所具有的“类”的介质属性,都能够为报道内容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提供潜在的空间,同时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上拓展这种弹性空间的,除因特网外当属报纸。外延扩充方面,报纸版面增扩,除新闻出版秩序监管的政策性规定带来某些约束与限制外,适应新闻策划需要的潜力是与电视媒介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要受非灵活性的时间因素限制。常规情况下供读者选择的信息超市式的报纸分叠、多版组处理,重大活动与节庆、特别事件时的增版、特刊与号外等这些外延式扩张手段,不仅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竞争,也是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与必然选择。新闻策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量的规模,版面扩增的相对自由正是报纸的个性与优势所在,所以,新闻业务策划的实施将报纸的个性与优势充分挖掘并体现出来。 二、不要把新闻策划变成炒作 新闻策划和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会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质疑。从表面上看,新闻策划与炒作有些相同之处:追求创意,追求与众不同,追求社会反响,追求广告效应,以达到扩大报纸影响的目的;有周密的计划部署,首尾照应的操作,以把文章“做大”等。策划与炒作既然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若把握不好度,策划就可能变成炒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媒体绞尽脑汁,以策划或炒作的手段去吸引读者,扩大影响,都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新闻本质上看,新闻策划是在传媒竞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于客观新闻这一前提,对报道活动进行的有前瞻性的、有巧妙创意和构思的、能够解答重要新闻热点问题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最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炒作也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为了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正如美国克瓦克教授和罗森斯特教授所指出的:“媒体的空前发达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新闻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加大新闻炒作的力度,抓住某一新闻事件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以严格的目光来观察,新闻策划与炒作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具体报道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总体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地、“第二性”的行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而炒作则不痛,它既可以借客观存在的新闻为由头,也经常主动地“作出”新闻。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这样“作出”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 三、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的关系 报纸普遍地增版、扩版始于报业逐步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报纸为了成功地走向市场,包括选题、作品呈现形式、规模效应、建构报纸形象等内容的一系列新闻策划或新闻业务策划大量出现,其中晚报的策划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开展过一些公益与救助性的常规与非常规新闻活动策划。 各种媒体所面对的显性新闻资源与素材的同一,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媒体报道内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大小,也取决于对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新闻事件或现象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自在体与独立体,它应该属于处在隐性状态中的事件或现象“链条”中的一环,可以从中截取的事实“长度”就依赖于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所以,对如何利用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存在弹性空间,用画面和语言文字手段来具体丈量这种认知与把握程度的效度是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有优势。因此,对于同一新闻素材而言,语言文字报道比画面报道更有深刻性、厚重与全息性特点。如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尽管央视在表决结果揭晓的瞬间就已把“北京赢了”的欣喜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了观众,但《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号外)以文字报道全面性的特点展示了报纸的优势,不到半小时两家报纸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其中莫斯科火线传真、各界对中奥城市陈述的反应、奥林匹克百年史、中奥8年全景回放等密集信息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和深度分析,在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消费需求。当然,文字不限时驻留、延展性信息全方位呈现等报纸诸多个性优势,只有依靠新闻策划和运作,避开自身的劣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总之,新闻策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通过团队的力量,组织整合资源,设计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案,全方位进行论证。有了个性,才会有生命力。 新闻业务论文: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 要】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新闻业务论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与探索 摘 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直都实行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环境和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新闻专业学生的成才要求。因此,探索新的新闻业务课程方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为基准,分析了当前新闻业务课程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 缺陷 优化对策 一直以来,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被视作教育的重头戏和生命线。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教育方法才能确实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新闻业务课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业务工作者。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理论的传授,教师成为了教学工作中的控制者与决定者。但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本质属性偏向于实践性,这与我国现阶段过于偏重理论传播的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冲突。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学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过于落伍,培养出的新闻工作人员缺乏实践的能力和素质。所以,业界十分有必要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新闻业务课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与思路,通过积极的优化业务课程与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闻业务从业人员。在改革的各种途径与建议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探索。 1 工作过程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1.1 工作导向的含义 工作过程导向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德国。从历史上来讲,德国独创的工作导向性职业教育促使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理论的传授加工厂的实践操作培养出了大批素质很高的人才。这其中,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离不开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理论作为基础性理论的支撑。 从广义上来讲,工作过程就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是指物质产品生产的顺序。工作过程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如果不能对工作过程有很好的理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实际体现出真正的教育内容。 1.2 工作过程导向的特点 (1)课程与教学理念时代性。首先,应该明确工作过程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为指导的,这就要求教育课程的模式也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善,也就是对于工作过程进行系统化的了解和准备。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是符合时代性的教育方法与理念。通过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过程来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方式,来达到在学习中“学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模拟工作的过程,为学生日后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职业能力基础。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前,需要首先将实际工作分析作为基础分解,通过实际工作的模块化顺序分解作为具体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以学科为基准来组织教学内容,而是强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配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这种行动化学习在每一个学习模块中都囊括了不同的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很大限度上得到了保护与落实。 (3)课程教学的模拟情境化。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老师通过在课堂上或课下实践活动中按照实际任务情境将真实的工作组织形式带入教学中。这样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贴近职业实践,达到了实际工作过程与教学内容的“同步”。通过模拟情境化教学把课程实施的主体、客体、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场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课堂上并不是老师的“独角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而是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媒介的融合,教师、“工程师”的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完全服务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学场所也延伸到了实验室和媒体。 2 目前新闻业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2.1 偏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 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培养中,过于重视课堂上的课堂教授,传授型课程的比重过大。业务课程本应该着重与技能训练,但由于各门课程过于强调课程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其中有不少与技能训练脱节的东西。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中可能以往教师只注重教授学生一些大道理、大原则,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本应是重实践的课程,结果被理论教学占据了过多本该进行技能训练的时间。 2.2 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性联系不强 近几年,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新闻类型专业与课程大多都开设了例如“中外新闻名作赏析”的专门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作品的鉴赏去没有跟实践练习结合到一起。在实践新闻写作上,教师一般只讲授消息和通讯,其他的新闻体裁很少涉及。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到诸如述评性新闻、新闻分析、解释性报道、新闻特写等体裁的写作知识,毕业以后,往往难以适应新闻实践的需要。以笔者所教授的专业新闻采写课程为例,一般教学只是通过学习采访教科书中提出的若干笼统原则,作为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但由于没有紧扣采访环境实际,深入讲解在不同采访环境中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学生虽然对采访原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具体的采访环境中往往不知所措,提问浅显,甚至是无的放矢。 2.3 业务课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授课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才能为学生带来有用的知识。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亲身经历新闻业务的实践流程,懂得实践中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通过传授实践经验给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未来的工作业务流程。但是,现阶段在高校担任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没有媒体实践的经验,或者已是多年未和业界接触,这样教师很难有从事新闻实践的机会。因为教师自身工作经验的欠缺,对于新闻业务发展趋向动向缺乏把握。所以,大多老师的课程教学只能从“书本”到“书本”,难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学生所学的知识必然也难以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优化 3.1 改变传统教授模式,引导学生多渠道自主学习 新闻教育专业知识的讲解与教授应该注重多元化和知识的丰富性与现时性。从事新闻教育的老师除了具有较强的理论专业之外,必须还要能够了解新闻专业的最新国际国内发展状态,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传授方法和手段。通过有效的手段引导课题教学,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汲取知识。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素养但是缺乏业务实践经验,那么就无法生动地讲述新闻业务的精髓。 首先,老师需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好指导工作,通过适当的引导,去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诠释出个体对于新闻业务的理解。其次,针对新闻教学的特殊要求,高校要大力引入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负新闻业务课程的授课。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偏重“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地“统领”。 其次,新闻业务老师有必要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组织者,通过给学生设定目标和方向来引导学生对于新闻知识进行深化了解。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当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能够有步骤、有计划、逐层深入地安排学生的采、写、编、评、播、摄等新闻业务内容,规定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掌握新闻业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3.2 “多管齐下”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 高等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培养过程,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简单传播。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高校在新闻类教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总体来看,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高职院校新闻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根除传统教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灵活多元化。 首先,要将课程的实践上应该多样化,具体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式。通过定期邀请新闻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专门的讲座,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这些新闻从业者,触摸到新闻实践的真实脉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于新闻实践工作的好奇心,并且确定未来的职业目标。二是直接式。即让学生直接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在课堂上进行职业体验,进行例如“模拟新闻会”,这样将课堂学习由静变动,由内而外,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思考,活动范围和时间的限定又保证了实践的效率。三是参与式。即通过让学生去报道新闻的方式,直接让学生参与实践工作,面对和克服在报道中碰到的问题,锻炼和累积实践经验。 3.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其实就是自我性格和身心成熟的过程。教师在这期间对于学生的教学过程,就是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格职业魅力去引导他们完成这一成长的过程。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与个人实践体验的统一。知识是外在的,还需要学生运用内在的知识理解和构架去进行再吸收循环才能起到作用。因此,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既需要有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思考和创新活动,需要将学生放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让学生实际接触真实的新闻业务,去思考所接触的事物、现象、规律,从而激发在采、摄、写、编、播、评等业务技能上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新闻业务论文: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研究 摘要: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本体研究,首先概述了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继而提出对策,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 电视新闻 业务 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使得媒介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积极适应新闻传播模式的改变,推动新闻传播的革新与发展。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一)媒介融合内涵 媒介融合是相对于电视、报刊等媒介所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内容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计算机网络则为其构建了多媒体平台,受众在融合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可以同时获取多种媒介的多样化信息,主要涉及技术、内容以及产业的融合。 (1)技术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电视”、“手机报”等不同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扩散文字、图像、声音等新闻内容信息; (2)内容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不同媒体的新闻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而且实现不同媒体的新闻内容相互间的渗透和重新组合,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求; (3)产业融合。构建以新媒体为优秀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网络视频、网站、手机、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的相互叠加,多向分布,而且使众多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二)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1、大大提升受众地位。在媒介融合的情景下,信息的传播体现为较强的个性化。以微博、播客、博客等为代表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介对电视受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受众参与的内容生产使得新闻信息源呈现多元化,电视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的影响,而是有选择的筛选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内容,选择为自己接受的接收终端。 2、媒介载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数字技术瓦解了信息对传播载体的特殊依赖,新闻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状态。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媒介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网页。形式的极大丰富,使得电视受众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满足,随着这种需求被持续地强化,电视受众对新闻传播载体的选择变得更加挑剔。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策略 媒介融合带来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给电视新闻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新闻业务的没落,只要电视新闻业务根据所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结构性地调整自己的采编播业务,加强与各种媒介多方式、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凭借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多元化内容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电视新闻业务仍将在媒介融合生态下的受众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构建大媒介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在媒介融合环境中,传媒的竞争愈加激烈,单独的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很难形成竞争的优势,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任何媒介传播途径都应该成为电视新闻业务可借鉴的形式或借助的手段,以实现立体化传播。基于此,根据用户需要构建大媒介平台,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现有的新闻节目建立网站,提供播出节目视频;另一方面是组建传媒集团,对接多种媒介平台,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内容资源、新闻传播平台,开展跨媒介的新闻资源共享。通过手机电视、视频网站、网络电视、播客、IPTV甚至手机短信、微博等,将新闻信息以多元化的形式、多样式的包装、多渠道的送达,以实现立体化传播的模式,从而实现促进跨媒介的资源共享的目的。 (二)借助媒介平台,实现节目共创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主编开始注意使用网络媒体平台对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互动性推动,往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接受观众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反馈,但是这只是属于新闻节目的独创阶段,远不能达到共创的目的。要真正实现新闻节目共创,就要对其他媒介进行有机整合,树立自己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创造性地嫁接其他媒介平台,让互动从形式变成节目的内容就成为必须。在内容选题阶段,重视网络互动平台,选取网民点击量最多的新闻话题,提高自己内容的原创能力,通过记者现场调查、网络连线采访,演播室主持人解说、嘉宾现场讨论等形式,对新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在内容报道中,通过论坛、微博、播客、DV展播等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较好的处理观众与新闻内容生产的关系,将其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合作者、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对于通过网络收看节目的观众,还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沟通渠道,让观众实时参与到节目中,将互动的过程全方位呈现出来。 (三)适应媒介融合趋势,转变新闻传播角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得以转变,新闻传播草根化、群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以加速新闻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监督舆论导向、为群众发声为职责,体现社会责任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做受众的“回音壁”,不断满足受众资讯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反映群众的心声。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又促使电视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自身角色,着力于媒介平台的构建,促进节目共享与节目共创,推动新闻业务的新变。 新闻业务论文:《红星》报的非新闻业务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3日因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而停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份报纸的非新闻业务是怎样的呢?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新闻业务论文: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较好地结合,一直是新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石家庄学院新闻专业创建了《新闻报》,由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自主运作,完成出报的各个环节T作,并最终印刷报纸。同时,并以此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一段时期之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新闻业务技能。 创办《新闻报》的初衷 新闻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统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超过300个。新闻专业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感到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工作无从下手。 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但到了媒体实习或工作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往往缺乏解决的对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大媒体的记者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学生不去实践,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在新闻这方面,写篇好的新闻作品能切实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远甚于整天高谈理论”。∞因此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理论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投身实践。在实践中贯彻理论。 新闻专业各门课程间割裂,缺少有机整合。一些大学文科院系增设的新闻专业往往存在狭义理解新闻教育、办学渠道不畅的状况。教学内容仅以新闻为主体,纯粹从新闻工作工艺过程分解出若干环节加以解释,不能反映出新闻学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编订教学计划的传统方法讲究清晰的课程定位,各门课程之间功能分工明确,但是课程之间的割裂会影响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致使教师之间的配合不够。对于新闻学教学而言,课程之间教学上各自为战,导致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懂工作流程,缺乏合作意识,远不适应新闻实践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媒体需要的是复合型记者。“‘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和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新闻学的专业教学应适应这样的人才需求。 但是教学实践对于“写”相对重视,课堂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得力,相对而言,“采”和“编”则比较薄弱。“评”、“摄”的能力则由于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有限而疏于培养。采、写、编,评、摄,这原本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环节却由于课程的严格划分形成壁垒。“随着学科基础从文学转到社会学,课程教育也由仅仅重视写作,转向综合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这就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专业教学中应尝试打破课程壁垒,提升学生“采、写、编、评、摄”各个方面的专业综合能力,努力培养复合型记者,从而适应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 创办《新闻报》 鉴于以上原因,2006年,石家庄学院创办了一份供专业教学使用的《新闻报》,让新闻专业全体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报纸新闻业务的运作流程。以“锻炼能力,打造新闻传播人才”为办报宗旨。设置了本院新闻、高校新闻、视点聚焦r校园热点话题的特稿报道)、资讯交流(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1、考试专刊、就业专刊、副刊等版面,优秀读者定位于本校师生,两周一期,校内发行。 同时,我们设计了以《新闻报》为实践平台,模拟报社办报,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的老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进行各项新闻业务技能整合运行的综合实训l。其设计思想和教学效果如下: 学生是主角,模拟报社编辑部自主运作。在办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量南学生自己解决,充分锻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办报资金紧缺的问题,同学们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拉广告的任务,他们热情地与学校周边的商家店铺联系,收获颇丰,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一定篇幅的广告刊登,这样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办报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使同学们的业务经营能力得到锻炼。教师是配角,辅助学生办报,督促学生的采编工作,监督采编流程,并对学生的报道导向和采编技巧进行指导,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疏导。 模拟报社设置岗位,让学生进入“总编”、“记者”、“编辑”、“制作”、“校对”职业角色,同时定期轮岗。在角色意识的驱使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且让学生在特定的岗位中体会自己与其他岗位的相关性与协作性,体会新闻传播是多方合作的成果。树立起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起课堂上得不到的自信心、勇气、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比如,在岗位职责的压力下,做记者的学生为获得新闻信息要学会与被访人进行“交流”,为稿件能够刊发要学会与编辑进行“配合”;做编辑的学生为分配本部门的任务要学会“协调”各记者之间的关系,学会与制作人员“协商”争取最好的版面效果,等等。在这种模拟的活动中,通过不断磨合的人际交往互动,构建起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所必需的团队意识,培养起学生职业传媒人的心理素质。 规范办报流程,模拟报社按周期生产报纸。第一步,召开选题编前会,各个记者申报选题,版面的责任编辑落实选题,组织记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写、摄影。第二步,召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学生利用电子编辑实验室进行版面编辑,出样报、校对、印刷报纸。第三步,召开编后会,担任记者的同学谈谈采访写稿过程的心得、体会,担任编辑和制作的同学介绍版面设计的思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随后教师结合新闻专业知识对稿件、版面设计的优劣进行点评。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办报的积极性,定期组织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教师组提名该期报纸中的好稿、好导语、好标题、好版面等奖项的入围名单,全体同学投票进行评选,然后由学生计分员按照模仿媒体制定的工作量考核办法对学生作品计分。各期报纸得分的总和是学生这门实践课成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聘请资深记者、编辑与学生座谈,使之了解传媒人的真正生活状态以及报刊行业的最新动态。 创办《新闻报》的思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式”教学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推崇。即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社会实践,在学生的采写过程中教师现场进行评点。但是这需要停止其他教学活动,且耗资巨大,一般院校只能艳羡很难推广。采用创办《新闻报》的模式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将采、写、编、评、摄五门课程有机地结合,实现了教师的配合与课程整合,不影响其他课程的教学活动。课程所利用的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是专业建设中已有的资源,投入少效益高。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同学们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感觉很有收获。同学们写的部分稿件还被省级媒体全文刊登。该实践课的创新点在于用模拟报社办报的综合实训形式搭建了一个新闻业务技能实践的开放式教学平台。克服了新闻业务易于讲解难于操作的封闭式课堂弊端。为新闻专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新闻业务技能通过报纸物化呈现,具体直观的新闻产品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在办报流程的参与中发现授课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突破,切实领悟新闻理论的实际意义,有效地训练学生掌握各项业务技能的操作要领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模拟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分工明确,互助协作,增强了团队意识,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业务能力,还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增强了新闻敏感,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加强,新闻业务素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提升。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20世纪早期中国新闻业务兴起之成因 摘要:美国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了大众报刊信息传递的阶段,而中国却出现了政党报纸裹挟新闻信息并行发展的特殊现象。中国历史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有行将走到末路的清政府,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三种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发展,作为阶级和政党的主要宣传工具之媒介,也将政论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武器。相对而言,新闻信息在此期间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但历史并没有对新闻报道宣判死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此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电讯事业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的萌生和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条件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新闻业务兴起的成因。 关键词:信源 技术支持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记者 独立战争结束后,就是否批准宪法问题,美国形成了支持此问题的联邦派和反对此问题的反联邦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见解主张,纷纷创办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美国报纸随即进入了“政党报纸时期”。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美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促使了大量以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便士报的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大众化的报刊迅速取代了政党报纸在美国报业的中心地位。政党报纸结束后,美国新闻业迎来了新闻信息时代。但是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却经历了政党报纸裹挟大量新闻信息而发展的阶段。以现代报业发展理念来审视,信息服务无疑是大众传媒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为己之阶级理想、政党主张而奔走之时,在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与对峙之时,政论在报纸上处于中心地位之际,新闻信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没能唱主角,不代表在报业舞台上没有新闻信息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点点的萌芽在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报道逐渐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的新闻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 信源丰富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①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多变的时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有几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也刺激了新闻信息的大量报道。 首先,清末新政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于1901年开始被迫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推行系列改革。如政治上裁撤通政司、废除刑讯等,经济上,中央政府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在省会及大城市成立工商两局的章程等。但随着武昌起义枪声的打响,大清的图强之梦也随之瓦解。但在此期间作为臣民的受众对清政府推行的新政的内容、进程、影响等进行关注,各刊物报纸、各社会团体也争相鼓吹开议院、定宪法,声势十分浩大,因此客观上保证了新闻源的丰富性和持续性。 其次,一战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信息高度渴求。一战中虽然中国没有出兵,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支持也算尽到了盟国的义务。再加之一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们有的挖战壕,有的在码头和铁路货场干苦力,有的给盟军下属工厂卖命。对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人们也是极为关切的。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激起了民愤。美、英、法、日等国根本不让中国参加有关会议。1919年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将有关山东问题条款的主要内容转告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再三索要草约文本和会议记录,都被拒绝。6月28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3小时,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将来在适当时机重议山东问题的书面声明,被最高会议退回。中国非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反而再次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整个一战牵涉到中国的多方利益,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 再次,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多变。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建立反动独裁统治。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攻西南,发动第三次南北战争,接连引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孙、吴、冯反奉活动等,历史发展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在这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巴黎和会的刺激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继而出现了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人们急切关注着所有事态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多变的国内局势自然成为信息报道的源泉。 技术支持:电讯事业发达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陆续设置电报局,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电波的出现,以其快速、覆盖广泛的特性将中国各地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了保证,远隔万里的事情,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到了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12年10月起,电讯在《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上所占版面越来越多,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甚至会整版刊登电讯。电讯的增多大大提高了报纸的新闻报道水平。 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报业信条》。②而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宝璜等人把新闻职业化界定为职业意识、职业品格和职业教育。③徐宝璜认为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供给新闻。他认为事实是舆论的基础,舆论因事实而生,并且把提供正确和详细的事实作为报纸的要求。简言之,新闻即事实,事实必须与言论分开。在《新闻学》一书中,他谈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谈到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谈到了新闻事业商业化等,这种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追求与弘扬,使得中国的报界逐步接近新闻报道本身。 名记者的积极努力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历史夹缝中,生活着一批怀有远大理想、富有生活激情和才华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彬彬、胡政之、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正是他们对新闻理念的不懈追求、对大众的关爱、对国家命运的牵系,使得新闻报道逐渐脱离政党色彩而占据报纸的中心地位。 文学功底深厚。在夹缝中生活的这批记者大多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传统国学功底极为厚重。如徐凌霄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家世的影响,徐凌霄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长于文学,娴于经史。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优美又富于趣味。著名女记者刘韵琴出身书香门第,母许氏,通诗文。长兄刘增诜,次兄刘祥诜,皆善音律,工诗词。“韵琴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文学素养很高,而以诗词成就最高。邵飘萍从小天资聪慧,1898年,年仅12岁的他就中了秀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采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就广涉经史子集等等。正是这些记者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的新闻报道文笔流畅、趣味盎然,脱离政论色彩,回归新闻信息本身。 报国有方。这些名记者没有像中国传统文人走仕途之路,靠做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走实业救国之路来兼济天下,反而从事多种类型的知识性传播活动,靠手中之笔,传递信息来服务社会。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专业,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社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邵飘萍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金华,相继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中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他去杭州和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终于实现了宿愿,走上了他在中学读书时立志“新闻救国”的道路,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1903年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接受资产阶级新闻学教育。黄远生幼年时期,家里就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刘韵琴因向往日本明治维新,民国二年遂不顾世俗物议,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中央大学,在日与黄兴、宋教仁、邵飘萍交往。1905年陕西省遴选留日学生,张季鸾由宏道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后曾入东京经纬学堂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即能默读日文字典,最后到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与经济学,这些都奠定了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理念认识问题的基础。这些留日的经历,使得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日本的现代资产阶级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思想,同时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经验,为日后回国投身报业,以思想启蒙、揭示真相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认识、救国救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业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渐渐摇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慢慢踏上了新闻纸的信息传播时代,加之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阐释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方针”,把新闻报道在报业中的地位迅速地推向了高潮。新闻报道冲破了政党色彩的藩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重心。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瞿秋白对新闻业务的创新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主编、编辑过《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党的机关报刊,是党报创始人之一。他在新闻实践经验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党报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也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闻采访上 我国出现中文印刷报纸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访员从官府衙门得到的文件、探听到的内幕、市井社会新闻等,就事报事、支离破碎、内容浅薄、缺乏影响力。瞿秋白打破了这种新闻采集方法,采用全新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方式采访新闻。 采访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了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到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将采访方向定为“研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将采访目的定为“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由于有了明确的采访方向和目的,他为《晨报》、《时事新报》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内容翔实、思想性强的旅俄通讯,并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全面地、真实地向中国人民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 采访以理论作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认为,新闻采访“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的生活”。他在苏俄采访期间,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写出了内涵深刻的报道。 采访要求实求真。瞿秋白认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期间,不仅仅是采访当时苏联好的一面,也采访苏联当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政策上的某些弊端和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并恰当地写到通讯报道里,指出这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国家所不可避免的旧痕迹。这样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反而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新闻体裁和写作上 瞿秋白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本着新闻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精神,对新闻体裁和新闻写作进行了不拘一格的改进和创新。 散文式纪实新闻。瞿秋白在撰写旅俄通讯报道时,一改新闻写作中概念化、公式化、形式呆板、枯燥乏味的写法,借鉴散文的笔法,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行踪和言谈,又有人物形象和场景的鲜活描述,还有恰到好处、言简意赅的抒情和画龙点睛、寓意深刻的议论,实现了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指导性与趣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很受读者欢迎。 首创综合新闻。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在报道“五卅”惨案时,无论是报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残害中国工人的状况,还是报道全国各地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都突破了反映单独事件、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格式,将在全国或一个省、几个省,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一条战线或几条战线的情况、动向,组织在一个中心下写成稿件,既有全面的情况概括,也有典型事实的记述,点面结合地反映全局,报道面广、声势大、信息量大,使人们对“五卅”惨案有了完整的了解和认识,扩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提倡解释性报道。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党报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做富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党报“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恶化”。他在新闻实践中,在对共产国际,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宣传上,发表过大量解释性的文章,开了我国新闻解释性报道之先河。 在新闻文风上 为了使党的新闻宣传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作用,瞿秋白十分注重改进新闻文风。他在主编《热血日报》时,听到一些工人反映看不懂报纸的文字内容后,就提出了报纸要注意文字通俗,力求用口语,尽量使用方言写作,以及文章要开门见山,篇幅要尽量短小,体裁要形式多样,让工人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的办报要求。他在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期间,建立和培养了一支工农兵通讯员队伍,积极编发通讯员撰写的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带有乡土味的稿件。 瞿秋白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学习和继承,使党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藏经营管理五区) 新闻业务论文: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新闻业务论文: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报作为中国媒体的“旗舰”,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地履行着党和人民政府“喉舌”的神圣职责,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下,各级党报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分析党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党报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规律,旨在探寻新形势下党报如何保持主流媒体强势地位,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主导权、赢得主动权的新思路。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纵向考察 在我国,党报是新闻传媒中的“领头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过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第一个阶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此时期的党报为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得以拓展,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猛增。新闻传播理论也受到从西方传入的传播学、信息理论的影响。而全国晚报的兴起,则对党报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党报读者出现了第一次分流。针对以上情势,党报做出了灵敏反应。之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首都数家报社向财政部递送的要求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 的报告获批准。此后,对新闻传媒按“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也逐渐成为共识,党报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时也影响到随后的党报新闻业务改革。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努力调整和拓展自己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为受众提供信息的综合服务功能转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以改版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以新、短、快、活见长,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现场短新闻,作为新闻改革的早期成果,当时大量出现在党报的版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中共十六大召开。在第二个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对于党报的改革发展而言,上述思想理论无疑是重要指针。提出的舆论导向等重要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对党报改革发展构成影响的重要因素还有:(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邓小平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隔不久,新闻传媒也都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党报与市场发生了更多联系。它们必须直面市场和在市场上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受众。即使认定党报的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面对这些受到市场经济熏陶的受众,党报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式也无法不发生变化。(2)党报处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竞争既存在于同质媒体中,也存在于异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兴起和第四媒体的崛起,党报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党报的读者出现了第二次分流。而竞争的激烈,也使党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3)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此登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一阶段上,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业务的改革以改版扩容为主,同时不断摸索、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实现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平衡。 自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重大战略思想方面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理念,并在各项工作中努力践行。以上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特别是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发表的讲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各级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现期。党报不仅要引领社会公众舆论,而且要引领其他媒体,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媒体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共有报纸186种,而2008年有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党报在新形势下的新闻业务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是:(1)导向指导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事业改革创新的优秀和前提。(2)主导决定引导。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主动占据议题设置优先权、话语主导权、热点引导权、舆论监督权。(3)创新推进传播。创新是新闻传播的动力活力。坚持创新才可能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新闻竞争力。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横向透视 一、党报办报理念的更新 办报理念决定办报宗旨、功能定位。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办报理念是否正确和先进。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党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勇于接受现实,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树立竞争意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办报过程中靠新闻信息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大众日报为例,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通过“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途径,初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党报注重在报道事实中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这样一种办报理念,有别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党报的办报理念。 二、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 改进时政报道。注重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要特点,这是由它的地位、使命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和频率日益增大,党报的时政报道有待改进和优化。这既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对党报来说,时政报道是其必做的“规定动作”。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既是党报时政报道的重点,也是新闻改革的难点。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推动下,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2008年3月1日的南方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一幅仰天长笑、非常人性化的大照片,打破了党报刊登领导干部照片的惯例,获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而南京日报要闻版改版则体现出“三个原则”:领导形象亲民化,会议新闻信息化,群众形象主体化。许多党报按新闻价值标准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进行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重视编排新闻的可读性。这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包含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位的深刻内涵。 重视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就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方面,党报责无旁贷。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创新,要旨在于紧扣百姓的利益点。河南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将定位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权威”、“大报”、“有用”、“民生”。前两个关键词足以使党报较之都市类报纸胜出一筹;后两个关键词则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反映民众疾苦,体现出亲和力。与民生新闻相关联的是社会新闻。在新形势下,党报注重社会新闻的价值,除时政新闻外,受众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对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能否做好社会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党报有义务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并为受众提供高于其他媒体的权威解读;社会新闻的市场很大,社会新闻在吸引受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强舆论监督。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在整个新闻传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2001年披露的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近年来,党报更加注重对矿难、自然灾害、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深圳特区报开展舆论监督,有一整套正确的理念:以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为秉持进行舆论监督,以百姓最信赖最贴心的朋友身份从事舆论监督,以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目的开展舆论监督。宁夏日报针对“老赖”(拖欠公款屡催不还者)进行的舆论监督,体现出了责任、勇气和力量,可圈可点。事实证明:坚持进行舆论监督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党报,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就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就好。党报坚持不懈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需要。 三、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报还存在诸如版式单一、内容种类较少、对某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介入不够、报道程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报在改进报道方式方面进行了长期努力。人民日报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做到: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日报对西部大开发所作报道别具一格。2000年1月,该报推出了《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记者随几位有代表性的东部人士而行,记录这些人士西行期间所见所闻所遇所感;2000年5月,又推出了上述报道的姊妹篇――《西人东行记》,记录西部人士东行所获得的感悟。两组报道写得生动鲜活,虽没有为西部大开发开“药方”,但内中包含着记者的深入思考。新颖的观点寓于有意味的故事之中,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又深受启发。 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更好地将党报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新闻业务论文:延安时期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 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曾在延安创办过一份油印的新闻业务刊物――《通讯》。当时,新华社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一起驻在杨家岭,同属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 1939年6月,新华社进行了一次组织机构调整,除编辑科、译电科和新闻科外,还成立了通讯科。通讯科负责人为海,编辑罗夫(何清),不久又增加了记者海燕(田体仁)。通讯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各县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写稿,改稿和回信,定期召开通讯员小组座谈会,谈报纸宣传报道要求和写作的基本知识,并担负了向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副刊和香港进步报纸寄发特稿的任务,以及选择译发莫斯科苏联新闻处寄来的英文专稿等。为加强对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指导、促进通讯员工作的深入开展,经中央党报委员会批准,通讯科还创办了新闻业务刊物《通讯》。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通讯》为油印32开本,每月一期。 在《通讯》创刊之前,通讯科以新华社的名义给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这个刊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请题写刊头。很快就用宣纸写了“通讯”两个大字共三份供挑选使用,这就是《通讯》创刊号上的刊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时任部长的洛甫()同志在新华社召开的延安市通讯员大会上的报告,洛甫在讲话中主要讲述了通讯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讯员的任务和新闻的基本要求等。洛甫同志指出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一、学习;二、向群众宣传,讲解报纸,讲解党的政策;三、积极写稿;四、反映情况。第二篇文章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写的《介绍新华通讯社》,讲述了新华社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情况。这一期《通讯》上还刊登了海写的《怎样建立边区各县通讯网》、于敏写的《边区通讯员怎样写新闻》等文章。 从1940年3月第4期开始,《通讯》改由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办。在改刊词中写道:“《通讯》过去是新华通讯社用以教育通讯员与推动边区通讯工作的社刊,从今天起,《通讯》决定改为新华通讯社与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联合刊物。因之,它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它的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它应成为教育通讯员与青记学会会员的有力工具,它是边区以至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推动机。”1940年6月,延安《新中华报》又参加了《通讯》编委会,这就使《通讯》成为新华社、《新中华报》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三家联合编辑出版的新闻业务刊物。 《通讯》的编辑方针,正如在1940年3月6日召开的编委会上所提出的:“主要在培养青年新闻干部,加强各会员、各分会、总会及与全国新闻记者之团结,求得工作经验之交换及学术上进一步之探讨”。《通讯》陆续刊登了一系列新闻研究文章,如《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向仲华)、《略谈战地新闻工作》(刘白羽)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提高记者和通讯员的思想修养与采访写作水平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大型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由杨家岭搬到清凉山,与《解放日报》驻在一起,统归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领导。新华社内部设广播科和翻译科,原通讯科及其人员并入报社采通科(后为采访通讯部)。以后,《解放日报》在副刊上开辟不定期的《新闻通讯》专栏,代替已出版了8期的油印《通讯》刊物。 此后,通讯员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解放日报》采通部与通讯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也极为具体。同时,新华社各地分社也积极发展通讯员队伍。至抗日战争结束前,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已初步形成。延安时期通讯员队伍的成长壮大,为党的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很多当年的通讯员后来都逐渐成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新闻业务论文:论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 【摘 要】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是“学”与“术”的关系。新闻业务,是“术”中有“学”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关注新闻业务这一“术”的“学”。两类课程的任课教师,可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进行内容上的恰当延伸。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其涵括的“知”和“行”,都建立在对新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倘离开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能为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课程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有着不能不讲授的共同内容,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这些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重要连结点。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教学;关系 一 在高等学校新闻院系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课程系列中,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都是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课程。它们是在培养新闻学子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类课程。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蔡元培则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高叔平,1996:p398)梁启超之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学”与“术”的分野以及两者各自的内涵,不无启迪意义。然而将此论用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则有需注意之处。笔者在上文特意说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意在强调:对新闻“学”与“术”所作区分,不可太过绝对。实际情况是:新闻业务,虽为“术”但“术”中有“学”,而非纯粹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密切关注新闻业务此“术”的“学”(当然,它也还要关注新闻业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其他应当关注的问题)。相对于新闻业务而论,新闻理论并非高高在上之“学”。蔡元培所言,则道明了“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既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它们都必须以对方为凭借或基础。蔡元培的见解是颇为可取的。 新闻有“学”,但此“学”与文、史、哲等“学”相比,更偏重于应用,因而被划归为应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新闻是以特定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新闻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新闻反映生活,采取的是真实报道事实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程序上体现为:由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此处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写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再到新闻编辑和公开刊播。在此过程中,“术”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与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人学”内涵和审美特点的文学的差别,当是十分明显的;新闻学与既包含对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的“文”(文、史、哲中的“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新闻学内部的情况而论,作为分支学科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前者更偏重于“学”(但又并不全然撇开“术”),而后者则更偏重于“术”(当然是“术”中也有“学”)。从一个方面说,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讲授“学”与讲授“术”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两类课程,无疑应该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诚如蔡元培所言:“两者并进始可”。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新闻之“学”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得益于新闻之“术”所提供的基础和养料。新闻理论从包括新闻业务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实践中经科学抽象而来,反映了人们在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进行理性探索方面所形成的深厚积淀和智慧结晶;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业务、对新闻之“术”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为新闻之“术”的掌握和使用者提供新闻思想和睿智灼见,使之能站到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思考和认识新闻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在思考问题所体现的深刻性方面胜人一筹。当然,对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的新闻业务实践产生积极和良性影响的,除新闻理论而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它们共同陶冶着上述特定主体,并共同参与构成了特定主体的理论素养。新闻理论素养作为特定主体理论素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新闻业务的联系最为直接、最为紧密,因此它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 在新闻业界,业务出类拔萃的人士,其新闻理论功底一般说来不可能不扎实、不深厚;而新闻学子中,新闻理论底子欠佳者,则难以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更是难以长久保持后劲和竞争优势。以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关联之紧密。 诚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但是探讨两类课程及教学的关系从探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起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常有相交叉和交融之处。一般而言,新闻理论课程作为先导课,在安排上往往先于新闻业务课程,以此可以激发新闻学子的理论兴趣,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为此后的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也总是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情况,适时引导学生重温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学习过的内容,或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对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某些内容作出新的更具体的阐发。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理论课程先于新闻业务课程开出,与“学”与“术”“并进”的理念并不违背。“并进”,并非时间上不分先后,而是在重视程度和用力程度上不厚此薄彼。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前者以“新闻学概论”为课程名,围绕新闻展开理论探讨和阐述,涉及新闻本体、新闻传媒、传媒受众、新闻传播、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旨在探讨新闻自身(新闻的界定,新闻的功能、本质,新闻信息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探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与社会生活,新闻与受众,新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新闻与法律,等等);后者则涵括了采、写、编、评、刊(播)等多门课程[1],既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又探索其中的相应规律。毫无疑问,新闻业务所涵括的每一门具体课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作为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新闻理论(或称理论新闻学),则是整个新闻学中的统摄性的理论。依笔者之见,在新闻教育中,应致力于体现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之间应有的紧密联系,并利用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使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各自从对方身上获益。具体而论,即:在新闻理论教学中,任课教师以新闻业务课程中的鲜活内容和经典个案来诠释新闻理论中的有关重要命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记者的相关实践,来证明新闻理论范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闻业务教学中,不仅要以新闻理论剖析典型个案及其成败得失,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新闻理论指导新闻业务学习和实践。两类课程的任课老师,都可以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做点内容上的恰当延伸和拓展。 说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在新闻业务课上大量地讲授新闻理论问题;说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重要,也不意味着用新闻理论课程取代新闻业务课程,或用新闻业务课程取代新闻理论课程。[2]而只是说,在教学中要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某种应当可以发挥的指导作用,发挥新闻业务对于新闻理论的某种确实具有的支撑作用。 二 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都认同它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一些新闻业界人士并不推崇新闻理论,或将它束之高阁,认为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而言未必管用;部分新闻学子,也并没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理论课程予以足够重视,没有把新闻理论当作对新闻业务真有指导作用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业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并没有与它对新闻理论所具有的某种支撑作用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人士对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两者关系理解上的一定程度的偏差。 新闻理论并不只是为回答新闻业务中的问题而形成和产生的。它有着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既关注新闻业务,又关注除此以外它所应当关注的各种问题,并从学理的层面予以思考和给出回答。同样道理,新闻理论课程也并不就是为新闻业务课程而设置的,并不只是新闻业务课程的铺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性质、功能、特点等)、新闻传播、新闻作品、传媒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各类新闻业务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定主体学好了新闻理论课程,能对他学好新闻业务课程并切实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提供与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在探寻新闻规律方面所形成的真知灼见。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66:p263)在以上论述中,前一个“感觉”,依凭的是直觉或经验,固然很直接、很感性,但是毕竟难以达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理解事物的境界;后一个“感觉”,以对事物的合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为凭借,体现为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和提升、对事物本质的深思和探求的过程,体现出高于前一种“感觉”的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可见,停留于前一种“感觉”层面的认识,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认识;而在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有所认识和理解以后,特定主体对事物的“感觉”就会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能帮助人们深刻地感觉、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是符合科学理性要求的理论。在新闻业务的每一门具体课程中,都由相应的理论概括实现对人们在该领域中的直觉和经验的升华;而新闻理论,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概括。新闻理论是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闻活动包括各项新闻业务的理论。 大致可以说,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它们所涵括的知和行,都是建立在对于新闻本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以及新闻理论课程至少在以下四点上,能够为特定主体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一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是何物”、“新闻有何特点”、“新闻可以用来做什么”、“新闻应当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应的具体新闻业务时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制约和影响着特定主体进行具体新闻业务操作时理念的先进程度、准确程度。虽然不能说对上述诸多问题理解正确和深刻,就必然带来新闻业务上乘的结果;但是,倘若特定主体对上述问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新闻理论素养甚差,那么其新闻业务就势必难以达到只有佼佼者才能达到的水准。 二是新闻理论坚持以受众为本位,它对于传媒受众包括对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的深入研究,将推动特定主体不断探索通过具体的新闻业务赢得受众好评的方式、方法,从而推动提高新闻业务的质量和水准。受众是传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一个特定传播过程的终端。新闻信息和新闻作品的价值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新闻从业者的采写(或采制)和媒体的刊播,但归根结底要由受众来最终完成。最近若干年来,新闻理论加大了受众研究的力度,并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在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的。 三是新闻理论对新闻规律的研讨,虽然探索的不是每一门新闻业务课程所涉业务的具体规律(例如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等等),但它对于每一种业务的具体规律无疑有着总体上的统率和笼罩作用。再则,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新闻规律中的某些内容,与新闻业务的某些具体规律是相融通、相对接的。例如,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就与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业务中的上述规律,共同构成了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而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业务中采访、写作、编辑等项规律的概括。 四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深入探究,既使之成为新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又可以直接地用于指导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任何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在任何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相应主体都不可忽视对新闻价值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可忽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辉。新闻价值理论关注事实的“从没有到有”和“已有而生变”。新闻从业者,在事实“从没有到有”的变化中,关注其“发端”;在事实“已有而生变”的过程中,关注其“变异”。“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论”,则揭示出了构成或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举例说,记者采访一场庭审,出乎原先所料,从女被告被法警背着上法庭这一细节中发现了新闻,意识到了此事在折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凸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写成的作品,以小见大,在对事实的报道中隐含深意,从而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后来获得了次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的一等奖。[3]在记者自己也许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鉴于此,笔者坚持认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有必要增强以此理论向新闻业务渗透的意识,以充分体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引领和统摄作用;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则更是应当将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当也完全可以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既然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对于这类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新闻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来源,那末,新闻理论也就必然能够从新闻业务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撑。例如,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关于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关于传媒受众的研究,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从新闻业务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而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方面的某些正反典型案例,则又往往成为新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点的生动例证。就此而言,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新闻业务的实例印证某些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的比较广阔的空间。 三 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存在着两类课程都不能不讲授的诸多内容,例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笔者认为:这些也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连结点,必须以此为纽带,在两者之中有意识地建立和体现其间的紧密联系。 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一: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石,是其生命之所系。新闻真实性,不仅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容许出现疏漏的实践问题。 新闻理论课程讲授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原理,讲何谓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为何必须真实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新闻真实,有别于文学范畴中的真实。它拒绝虚构、编造和合理想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p107)。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真正的”报刊,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刊。则有“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这样的至理名言。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新闻真实性加以专门强调。事实上,媒体的正确导向、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以及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都是在真实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我们不妨将新闻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广告真实性加以比较,通过比较体察和辨明新闻真实性独特的内涵。在文学写作中,即使“无中生有”(编造、虚构)和“夸大其词”(适度夸张或极度夸张),但仍然可以是真实的。在这里,体现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在广告写作中,以不误导消费者为前提,虚拟某些故事和情节以进行广告诉求或增强广告诉求的效果,也仍然可以达到被认可的广告真实。在这里,体现的是广告的真实性。而故失其真的夸张,在广告中也并非就是虚假。[4]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业务课程讲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在操作层面如何达到和确保新闻真实性。笔者认为,通过新闻真实性使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类课程相贯通的要义是: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对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具有启发性;在新闻业务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使人避免误识、少走弯路。为此,笔者将新闻真实性概括地阐释为:据实报道(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如实报道(报道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界定,力求具有理论含量,又便于实际操作。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其结果是可以查验的。当然,纪实类文学作品与非纪实类文学作品、纪实类广告作品与非纪实类广告作品,情况有一定差别。文学上和广告中被认可的真实性内涵,在新闻范畴中则不被认可。 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对新闻真实性理论构成了挑衅,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构成了危害,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必须共同认真对付的大敌。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只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不足以应对来自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挑战;在新闻业务课程中,仅仅让新闻学子知道从技术层面防范和规避虚假新闻、失实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新闻理论,寻找和分析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的源头和成因。这样,方才可能多一份“堵”、“防”虚假、失实新闻的自觉性。而光靠新闻业务技术、技法的传授,就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二:新闻规律 新闻理论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揭示新闻规律。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规律大致包括如下具体内涵―― 第一、以真实报道事实的方式面对世界说话 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此规律常被学界和业界人士诠释为“用事实说话”,即用真实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方式说话。这一命题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用事实”说话,将报道事实作为“说话”的依凭;(2)用事实“说话”,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蕴含报道者的观点和倾向,巧妙地“说”想“说”的“话”;(3)在报道中凸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而不是忽视和淡化事实的新闻价值。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新闻是报道者运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的一种“艺术”。曾经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983:p5)以上虽然是在对敌斗争中运用的方法,但是论述中关于充分发挥事实的作用的见解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而言却是富于启发性意义的。毫无疑问,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论观点,既是新闻理论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业务实践。 第二、兼顾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新闻以真实、及时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而区别于文学。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新闻价值高,则报道后受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就高。两者呈现为正相关关系。而文学则以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为旨归,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由此,构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具重要性的差别。但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从业者用来取舍新闻事实的惟一标准。与新闻价值标准同等重要的,是社会价值标准。对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实进行真实、及时的报道,是媒体肩负的责任,又是它们坚持和体现正确导向的基础、凭借。新闻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受众新闻需求得到满足程度的高低;社会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对受众和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有利还是有弊。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如果不报道事实而只传播观念,或者所报道的事实不具备新闻价值,那末就无法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如果所报道和传播的事实仅有新闻价值而不同时具有社会价值,那末就无法坚持和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引领社会舆论;如果所报道的事实光有社会价值而不同时具有新闻价值,那末新闻就成了一般的宣传,不可能得到媒体受众的认可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第三、力求对新闻事实进行及时报道 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所有方式中,新闻是最能体现时效性的反映方式。“新闻姓‘新’”,“新闻是易碎品”――此类说法,以朴素的言语方式道明了新闻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新闻以时效性强而有别于历史,也有别于文学。因此,追求时效性应是新闻的不可丢失的基本品格。新闻追求和体现时效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拼抢的地步。在网络时代,受众在很多时候对新闻更是提出了即时播报、同步播报的要求。媒体也已经意识到“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对此进行及时报道、争取“首发”,已经成为媒体赢得权威性、公信力和话语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 应当说,有效的新闻传播,与诸多原因密切相关:一是媒体传播受众之所需;二是新闻从业者按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受众对媒体和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认可性接受。上述前两点,属于传者所为之范畴;后面一点,则属于受者所为之范畴。新闻传播按受众之需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这既是新闻理论研究之旨归、新闻理论教学之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讲究新闻事实的选择。选择何种新闻事实和怎样选择新闻事实,是记者基于采访基础,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所选择的新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蕴含了其正确的价值判断,蕴含了健康进取的倾向和导向,而且客观上也将直接促成新闻报道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很少直言不讳地交代取舍事实的缘由(这部分内容往往被省略);但是,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暗含主观倾向与导向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媒体和记者当然必须努力发现、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的正面新闻事实,通过对此所作的报道,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激励、鼓舞、推动作用;然而,如果对负面新闻事实一味回避,则又是不明智的。通过对上述两类新闻事实的不同的选择和处理,都可达到将正确的导向蕴含于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目的。其二,讲究新闻事实的表现。记者通过采访而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以后,要将这样的事实示之于众。这就离不开对事实的表现。对新闻事实的表现,涉及角度、叙事、语言等多个问题。要通过精选,找到既能体现正确导向又具有某种新意的角度。对于某一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视角可以用来体现不同的导向,相应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舆论引导效果。其三,报道包含理趣、包含情趣,或两者兼备。如果所报道的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有趣(有理趣和情趣),那末就易于吸引受众。在受众注意力日益成为紧俏资源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规律的探讨和阐发,应当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共同的重要内容。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三: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理论是新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概都是如此。新闻与文学,均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新闻报道事实且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具有社会价值),以此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并区别于文学。新闻价值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事实本身的因素即事实所具有的素质。倘若事实所蕴含的、经报道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要素比较多,那末其新闻价值就比较高;反之,事实的新闻价值就甚微乃至全无。二是记者的因素。记者在决定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之一即新闻价值。新闻理论课程讲述新闻价值,以讲新闻价值为何物以及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为要旨。新闻业务课程讲述新闻价值,则以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发掘、表现等重要环节为侧重点。以上每个环节,既包含丰富的技术含量,又包含丰厚的学理内涵,是新闻价值理论在新闻业务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记者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发现能力,是为新闻敏感。新闻敏感的练就,是新闻理论参与对特定主体熏陶和特定主体自身注重实际操练而共同形成的结果。三是新闻传媒的受众。因受众的存在,事实才有所谓新闻价值,新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媒受众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因而无论是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还是新闻业务及其课程,都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为本位。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要研究、要讲授新闻传播如何为受众所有效接受方面的内容;新闻业务及其课程,则要研究、要讲授受众乐于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这是上述两类课程教学中不言自明的共同要旨。 新闻业务论文: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的推动力 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来自“社会需要”。就国内而言,主要推动力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对新闻文化的需求;就海外而言,主要推动力是受众对新华社播发新闻信息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把“群众需要”“受众需要”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符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央的大政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比较符合新华社的工作实际。 一 为了使大家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我简要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新华社对“群众需要”问题的调研过程。 2006年4月上旬,我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成都、拉萨。一路上,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成员向中方接待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研究“区域自治法”的参议员询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希望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区市的法律有何不同;一位担任过菲律宾旅游部长的参议员关心中菲之间旅游人数增减情况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的代表团成员询问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从广州乘火车到拉萨需要多少个小时,单程票价比飞机票能便宜多少钱;一些参议员的夫人则关心在拉萨八廓街可以买到什么便宜东西。我想,一个代表团就提出这么多问题,每年到我国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数以千万计,如果能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汇集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库”,这对组织指挥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肯定会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9日,我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同采编人员座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需求库”的建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到山西考察,我又向新华社山西分社负责同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从东、中、西部各选一个试点单位,2006年10月下旬,我又建议新华社上海分社和“长三角”采编中心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人群对“长三角”的“关注重点”“关注角度”和“关注程度”。这三个分社的同志雷厉风行,经过调查、汇集、梳理,分别形成了三份“海内外受众需求报告”,其中许多“关注点”可以给人以启发。比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怎样选出来的?藏族干部在行政事务中有无“发言权”和“决定权”?西藏有哪些著名的用藏文写作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山西的煤矿还能采多少年,煤挖完了,山西经济会不会急速倒退?山西的富翁是不是都靠开小煤窑发财?“长三角”是否存在资金外流现象,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如何?“长三角”与“珠三角”如何开展差别化竞争?在此期间,新华社对外部、新闻研究所、营销总平台和部分社办报刊也分别对海内外受众需求和用户需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撰写了“受众需求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党组从理论层面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2006年8月社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后,我同田聪明、何平、马胜荣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就研究“群众需要”问题形成共识。去年下半年,新华社总编室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研究了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新闻研究所把上述三个问题列为新华社2006年新闻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了几点新的理解: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国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也明显提高,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总量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伸,“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随之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许多人养成了从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眼界和胸怀的开阔,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关心“近在眼前”的事情,而且关心“远在天边”的事情。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及时了解海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获取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仅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群众需要”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和区分。同志曾经把尊重“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群众需要”,指的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体”特殊需要千差万别,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尽合情、合理;有的适时、适度,有的不尽适时、适度。检验“群众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适时、适度,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对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应尽量满足;对不尽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前应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引导时机”为例,去年“五一”,新华社开辟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一些媒体认为新华社以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公布为契机,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潮流。其实,我们对“休闲学”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1995年4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分社体育记者座谈会,我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休闲学”问题。由于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全国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要求体育记者从“闲暇时间增加”的角度研究全民健身的可能性,而没有在全社范围组织“休闲学”报道。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许多老百姓产生了“休闲需求”,向全社会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我们借“五一”长假之机,推出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群众对某一类新闻信息尚未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超前提供,他们会觉得“与己无关”;只有当他们对某一类新闻信息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满足群众的这一需求,新闻信息报道才有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以上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必要性作了简要阐述。新华社全体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需要”,在各项重大战役性报道、重大事件报道和日常报道中,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 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从群众中来”的思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确定我们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二是按照“到群众中去”的思路,善于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入手,从中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在新的一年,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1.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 为了破解“正面报道吸引力不强”这道难题,新华社曾经提出要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善于在讲述带有新闻性的“故事”中进行正面报道;善于从渐变的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善于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入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种“还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社党组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表现技巧,而在于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所传信息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知情、知政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前不久,我到甘肃省调研,有的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人衣食无着而不管不问”。如何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应该围绕人民群众的这些“关注点”和“兴奋点”,对党的方针、政策、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进行及时的宣传和解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2)判断、决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和新闻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党和政府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将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看得见的好处,将会给哪些行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使哪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200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后,储户在低利率情况下存入的人民币,要不要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把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会受到多大损失,转存之后会得到多少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办理转存就不会吃亏?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银行的利率政策,而且需要了解进一步的解释性、服务性信息。天津分社记者意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采写了一篇题为“央行上调存款利率市民可理性应对”的稿件。稿件播发的第二天,许多人都想找一份刊有这条稿件的报纸,以便作出是否转存的决定。 最近,我研究了正面报道与“家庭消费”“家庭决策”的关系。当前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还比较低。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家庭消费”和“家庭决策”,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家庭投资决策、家庭融资决策、家庭风险管理决策。 过去谈家庭消费,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都离不开“吃”和“喝”,这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家庭决策”的鲜明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家庭决策逐步延伸到衣、食、住、行、用、学、医、文等领域。以“住”为例,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为什么目前部分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经济适用房的覆盖面能不能更广一些,政策的针对性能不能更强一些,使城镇困难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围绕老百姓在就业、社保、服饰、餐饮、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认真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各类商品价格曲线的变化规律、各种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社会因素、政府调控政策走向及其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播发准确而权威的新闻信息,那么,众多的家庭就可以据此作出既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选择,这也有助于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3)提高素养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还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得健康清新、可资交谈的“话题”。自古以来,“交换信息”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也要交换一些有意思并且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湖南电视台有个“乡村发现”栏目,经常为农民和城里人提供新鲜、有趣、能给人以启发的“话题”。其实,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有许多“城市发现”: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许多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家的;建广场把大树砍掉,用水泥做成“树墩子”和“小木屋”。我们的编辑、记者遍布全世界,每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有没有可供老百姓作为“谈资”的“话题新闻”?健康清新的“话题新闻”使人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正面报道领域。 2.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当前,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实际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有着迫切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危害极大,如果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人民群众就无法做到及时应对、正确应对和有效应对。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为例,从爆炸事件发生到21日哈尔滨公告全市大停水,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向人民群众公布这次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结果贻误了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党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 (2)从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的角度来看,各类受众群体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有着广泛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和改进。 (3)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媒体均应及时、准确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以满足全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需求。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封锁”,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延误时机,或者避重就轻、瞒报谎报,就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不仅关系到媒体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应该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力度。 关于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信息需求的研究工作,要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在广度方面,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逐一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这几类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点。在深度方面,要着重分析突发事件爆发前、事件发生、救灾抢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不同时段,人民群众关注点的“阶段性转移”,研究怎样根据这些基本规律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总量、结构、疏密程度进行调整。通过“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搞清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我们就能做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掌握好报道时机、节奏和力度,使突发事件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 3. 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 (1)要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比较优势”,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构成的。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没有“包打天下”的本领,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选择各自的监督重点。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形式,同样应该遵循监督规律,确定自己的监督重点,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之所以提出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当前,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防止随心所欲、四面出击。这样组织舆论监督报道,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2)要认真研究各类监督形式的内涵,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从其他监督形式中发现监督线索、选择典型案例,开发舆论监督新闻资源,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近几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得到明显加强,在各自的监督领域,每年都抓了不少重大典型,这是可以挖掘的监督报道的“富矿”。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新闻资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高。新的一年,我们要从分析人民群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入手,研究如何从这些丰富的新闻资源中选择舆论监督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断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3)要认真研究“硬监督”和“非权力性监督”的区别,借助“硬监督”的力量,推进整改,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监督的力量和监督的效果,改变“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现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属于“硬监督”,其显著特点是对违法、违规、违纪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判”。尽管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蔓延,但由于除了“曝光”之外并不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只能称其为“非权力性监督”。 当前,作为“非权力性监督”的舆论监督,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采访难;二是取证难;三是见效难。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曝光是“天大的事情”,舆论监督促进整改的效果比较明显。最近几年曝光事件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已经“习以为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案件历时三年五载,经多次曝光,问题依然得不到妥善解决,“舆论监督失效”现象频繁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舆论监督失效”的议论,这个苗头值得重视。 为了防止“舆论监督失效”现象的发生,今后在对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时,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把“非权力性监督”同“硬监督”结合起来,使舆论监督得到“硬监督”的合理支持与帮助。 近几年,新华社有关编辑部和分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江西省个别领导干部在庐山建私人别墅,新华社记者于2005年1月中旬采写了《江西:干部抢建私家别墅选址锁定庐山景区》的稿件,之后又采写了《庐山滥建别墅事件追踪》等稿件。尽管这些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一些人却竭力隐瞒真相,甚至指责新华社记者“报道失实”。后来国务院派出八部委组成的调查组深入调查,监察部负责同志正式公布庐山建造别墅是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监察部还宣布:“对违规建造的别墅,一律予以拆除或没收;对事件中的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买卖土地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舆论监督不同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密切配合,很难收到这样的监督效果。 4. 认真研究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报道的不同需求层次,从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的角度不断改进和加强涉外报道。 加强涉外报道,包括国际新闻对内报道以及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是建设更加强大世界性通讯社的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党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两个相适应、一个基本遏制”的对外宣传报道中长期目标;制定了以中国新闻为突破口、亚太地区为主战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以调整对外发稿线路和稿件结构为主线,以抓好时效、采访和深度报道为重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满足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新闻信息的需要,不断增强新华社涉外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当前,海内外受众对我社涉外报道的需求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国内群众对国际形势认知的需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性明显提高,越来越关注国际重大事件和世界发展总趋势。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组织好世界热点和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反映大国关系的变化、周边关系的走势、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及国际多边活动的特点,使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将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上来。 (2)国内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及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需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行业越来越注重用世界眼光来分析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推动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据新华社营销总平台的调查,国内读者对“汽车、房地产、金融、证券、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希望多报道涉及国外相关产业的经验、动态”。近几年,新华社国际部、参编部、摄影部、信息部等部门和驻外分社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股市、车市等国内热点问题,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系列报道,受到国内用户和受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国际新闻信息应该成为加强和改进报道的一个着力点。 (3)海外受众对中国新闻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新闻的需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已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国记者将会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采访领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加工、传播,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家门口的竞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批外国记者自中国发出大量新闻信息,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中国热”将会持续升温。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要以满足海外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使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取得较大突破。 (4)海外受众对涉华国际新闻的需要。 海外受众希望我们进一步增加涉华国际新闻报道。我们要针对这一需求,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涉华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提高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和质量,加强我政府和民众对重大国际事件反应的报道,增加专家访谈、时政评论、分析解读和背景资料等稿件。通过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积极传播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正义之声,全面充分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充分反映海外华侨华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三 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要突出“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这条主线。《新华社2007年工作要点》提出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七大报道,加大有关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报道力度,还要做好两会、建军80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俄罗斯“中国年”等重大报道。我们对“群众需要”研究一定要同重大战役性报道和重大事件报道紧密结合起来,为组织指挥报道提供“需求依据”。对“群众需要”的研究还要同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注意研究我国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这些“共同点”的揭示和阐释,增强新华社对外新闻报道的共鸣效应。 通过“试点”和专题研讨,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操作。我提几点操作性意见: 1. 新华社国内各分社要认真组织“群众需要”专题调研,汇集海内外受众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建立有助于组织指挥报道的“受众需求库”。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和国外分管会要选择若干个驻外总分社、大分社进行“受众需求”调研试点工作,摸索经验,以便进一步推广。社办报刊要从自身业务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认真研究“读者需求”,梳理出不同受众群体对报刊的不同需求。参编部要从参考报道的特殊需要出发,及时了解中央重视、群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新趋势。 2.新华社营销总平台2002年3月开始收集“用户意见反馈”,至今已编印《用户意见反馈》1万余期。在新的一年,要进一步提高反馈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要探索分类搜集“国内受众需求”和“海外受众需求”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尝试对“海内外受众需要”作带有前瞻性的专题反馈。新华网要充分利用网民数量巨大和拥有与网民互动平台的优势,继续做好搜集网民需求、反映舆情动向等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搜集、研究“群众需要”的新方式、新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及时汇集“群众需要”的新平台。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要同营销总平台和新华网密切配合,对全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主要内容、项目设置、样式规格、分类方式、滚动更新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包括即时性需求、近期需求、中长期需求的划分,同时要负责设计带有共性的“国内受众需求调查表”“海外受众需求调查表”。通过研讨,要对如何发挥“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技术局和多媒体数据库办公室要对建立“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 新华社总编室在新闻研究所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总社各有关部门、海内外各分社的调研成果和营销总平台、新华网搜集的反馈信息汇集成“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为减少重复交叉,《新华社2007年新闻信息采编工作实施要点》提出的“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和反映机制”一事可同“受众需求库”一并纳入新华社待编稿库“组织指挥库”系列,定期更新,供总社各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组织指挥新闻信息报道时共享。 5. “需求推动”不仅适用于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而且适用于“受众需求库”的建设。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者“受众需求库”的内容不符合编辑、记者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要养成利用本部门、本分社汇集起来的“群众需求”的习惯,进而借助新华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开阔报道思路、发现新闻线索、拓展报道领域、调整稿件结构、改进报道形式。“受众需求库”建设推动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编辑、记者的新需要使得“受众需求库”逐渐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华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群众需要”知之甚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需求,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就会出现“梗阻现象”;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就会变成一座“断桥”。这是全社在职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 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这就是新华人的新年宏愿。(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中医期刊论文:我国中医药期刊发展现状及主要科技优秀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关键词】 中医药;优秀期刊;发展现状;文献计量学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新中国第一本中医药期刊——《江西中医药》创刊至今,公开出版的中医药学术期刊已有近150种。50多年来,中医药期刊数量大幅度增加,在传播中医药信息、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繁荣中医药学术进步、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相对于我国科技期刊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中医药期刊存在影响力相对较低、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全面了解中医药期刊发展现状并进行分析对于促进我国中医药期刊健康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中医药期刊概况 有学者认为,我国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经历了初创、沉沦、复苏和发展4个阶段[1]。从1951年《江西中医药》创刊起,20世纪50年代相继创刊的中医药期刊共有12种,其中包括《中医杂志》(1955年)、《上海中医药杂志》(1955年)、《中药通报》(1955年)、《福建中医药杂志》(1956年)、《江苏中医》(1956年)、《浙江中医杂志》(1956年)、《黑龙江中医药》(1958年)、《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8年)、《辽宁中医杂志》(1958年)、《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到1979年为止,中医药期刊的总数为58种,至80年代已发展为81种[2],至2000年有133种[3]。2000-2008年,又新增15种,其中以中西医结合类期刊增长最快,共新创刊7种。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未创办中医药类期刊外,近150种中医药期刊覆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年来部分期刊刊名变更,以下段落及表格所用刊名均为变更后刊名。 2 中医药优秀期刊基本情况 目前,科技期刊界普遍采用的“优秀期刊”一词通常指以下两个概念,一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优秀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称为“中文优秀期刊”;二是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编制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期刊,称为“科技优秀期刊”。到2008年,《中文优秀期刊要目总览》已5版,1~5版中收录的中医药优秀期刊数量和期刊各不相同[4-8],其中被1~5版连续收录的中文优秀期刊仅有《中医杂志》、《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和《新中医》3种。2004、2005、2006、2007、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收录的中医药期刊数量分别为28、29、34、38、42种,其中连续5年被收录的中医药期刊共有28种(见表1)。这些中医药期刊中包括了中医、中药、针灸、骨伤及中西医结合各科,覆盖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强,具有明显的权威性和导向性,能代表我国目前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中医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1 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基本情况(略) 3 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文献计量分析 依据文献[9-13],从《引证报告》中选出连续5年被收录的28种中医药期刊,对其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率、地区和机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1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是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可以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从2004-2008年度《引证报告》可以看出,中医药学术期刊平均总被引频次与西医相应类别期刊相差不大,且呈现逐年增长。2004、2005、2006、2007、2008年度学科平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483、544、645、787、843次,增幅达到了175%。其中2004年有2种期刊总被引频次超过2 000次,1种超过1 000次;2005年有3种超过2 000次;2006年有1种超过3 000次,2种超过2 000次,3种超过1 000次;2007年有1种超过4 000次,2种超过3 000次,3种超过1 000次。详见表2。表2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总被引频次(略) 这些期刊总被引频次的大幅增加说明其在中医药类期刊中处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对学术趋势的发展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其中《中草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中国针灸》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发现中药研究领域始终保持较高的引用频次,表明目前对中药的研究是中医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3.2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指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总数所得出的统计值,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的指标。对于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不同见解。近年来,许多学者认识到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过度贡献问题。影响因子与多种因素有关,单纯使用单一指标对期刊或论文进行评价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认为,在同类可比期刊中,影响因子较高者表明其受关注的程度高,学术影响力较强,但在不同学科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类别的期刊中影响因子的差异无法体现刊物水平的差异。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的影响因子见表3。表3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类科技优秀期刊影响因子(略) 由表3可见, 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影响因子总体水平偏低,虽然其平均值呈逐年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大。到2008年,尚没有一种中医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达到1.0,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在2007年版《引证报告》中影响因子达0.874。本文所统计的5年中影响因子有2年以上超过0.5的期刊有5种,分别是《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其中《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5年来分别位于第一、二位,表明中西医结合及中药研究领域较中医领域研究更为活跃,上述期刊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而中医综合类和学报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相对较低,我们认为这与各期刊的办刊方向、所刊论文类型、读者定位等多种因素有关。 3.3 他引率 他引率是指该期刊全部被引用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对他引率的考察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自引过多导致的影响因子上升因素。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的他引率见表4。表4 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他引率 表4显示,28种期刊的他引率稍有上升趋势,但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保持在0.8左右,其中《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医杂志》3种期刊的他引率在2004-2008年均在0.90以上(包括0.9),说明其学术影响力比较广泛,能够引起同行的关注和重视。 3.4 地区和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数和机构分布数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影响力的指标。表5显示,2004-2008年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的平均地区数均在20个以上,平均机构分布在120以上,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的地区数在2004年达到了31个,其他年份也在28或29个,并且近5年内在机构数上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中国中医急症》5年内机构分布数增长最快,从2004年的174个到2008年的524个,说明该刊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得到了有关学术界的重视。《中草药》、《中国骨伤》、《中国针灸》、《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等期刊在地区和机构分布上均处于较高水平,显示出我国中医药学科规模的壮大、覆盖面广和学术交流的广泛性。 4 结语 目前,科技期刊文献计量指标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指标的统计数据可以从某个方面反映出期刊的水平,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对科技期刊进行综合评价,了解期刊在本学科中所处的地位。随着中医药学术发展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学术论文产出大幅度增加。我们对近5年来28种中医药科技优秀期刊进行了计量指标分析,结果显示其综合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方面。这28种期刊基本代表了中医药类期刊的较高水平,在中医药界也有较高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医专科期刊发展迅速,特别是中药、针灸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其文献量增加,影响因子增高,说明各界重视中药、针灸的临床应用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并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多的科研成果,这就使综合类期刊面临新的考验。 中医药期刊是具有鲜明中医药学术特征的科技期刊,受本学科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期刊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特点,这就必然会导致文献计量指标的不同。例如某些期刊侧重于实验研究,众多科研工作者可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因此其被引用的几率就大,影响因子就高;而某些期刊偏重于临床经验的总结,多被临床医生将其用于临床医疗中,因此引用几率很小。本文28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均低于1.0,和其他学科的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作为该领域学术交流重要载体的中医类学术期刊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质量,找出符合本期刊的发展方向来提高其学科影响力。目前,中医类期刊的种类还在逐渐增加,特别是近年来新创刊的期刊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保证优秀期刊的高水平和高影响力,就要在原有基础上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努力适应新的传媒发展模式,才能满足学术交流对科技期刊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文献计量指标也会给期刊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在提高各项文献计量指标的同时,始终保持期刊的高学术质量才是发展根本。 中医期刊论文: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结构特点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灿烂瑰宝,为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是具有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2015年,随着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中医药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到2020年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业总产值将达到30%,以上,中医药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提高中医药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尤为重要。因此,国家对中医药产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促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创中国品牌。21世纪,世界进入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技期刊承担着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推进科研工作发展的双重职能,一直在科技文化、学术成果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科学技术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承载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科技期刊将为我国“软实力”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1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现状 目前我国有中医药科技期刊100多种,数量虽然比较多,但也仅占国内医学期刊总数的1/7,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学术水平较高、屡获出版界大奖的期刊,如《中草药》杂志就先后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中国百强科技期刊等奖项,但也有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期刊,中医药科技期刊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由于存在区域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尤其以北京、天津为主。中医药科技期刊出版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速度。 2中医药科技期刊的办刊宗旨 随着中国中医药产业特别是近几年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医药学科间交叉应用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提高办刊质量,为中医药学工作者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中医药科技期刊以服务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己任,办刊宗旨为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医药学遗产的思想指导下,及时报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药科研、生产和应用的新成果、新技术、新经验及国内外有关的发展动态,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注重理论的超前研究和实际应用,聚焦中医药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先进实用技术推广示范应用,促进中医药领域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科研和生产实践;搭建中医药领域学术研究和经营管理交流平台,为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大专院校和中医药企业从业人员及科研工作者、中医药产品用户服务。 3中医药科技期刊的结构特点 目前,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主要具有以下3方面的特点:①类别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中医药科技期刊主要以学术类为主,科普类偏少。②学科结构同质化。中医药科技期刊多集中在中药类、应用类研究,导致各刊物发表的内容有明显的重复。随着中医药发展的需要,中医药学科之间的细化越来越明显,很多不热门的学科缺乏相应的学术期刊。③文种结构不丰富。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深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世界对中医药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中医药期刊外文版数量少,仅有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等;加之被外国统计源收录的期刊较少,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宣传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中医期刊论文:谈中医药院校期刊影响力发展模式 摘要:中医高校期刊目前发展相对滞后,文章从转变办刊思路、创建特色栏目、紧随中医发展前沿、培养复合型编辑人才以及争取各方支持等方面,为提升中医药院校学术期刊的特色和影响力提供一定思路。 关键词:中医期刊;学术特色;影响力;办刊思路 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整体科研实力的展示窗口,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输出手段。培育出一批我国自己的高学术影响力期刊,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发展进程的迫切需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文件,高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教学和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高学术水平应当是高校学报的基本特征,这是由学报的高层次学术背景和任务所决定的。但是,高校学报都以高学术水平作为办刊的唯一目标,而没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就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特别是省级高校学报,因为没有中央圈内大学学报的高学术层次背景和人才优势,在高学术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加上科研评价、职称评定及聘期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又导致许多优秀论文流向国外或部级学术期刊,致使相当数量的高校学报刊载论文学术质量下降。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普通高校学术期刊理工科稿源不足,医学期刊稿源较充分,但稿件水平、质量都有所下降;另外由于受到数字化刊物出版的强力冲击,全国纸质刊物的订阅量均在下降。因此,仅仅以高学术水平作为办刊特色,显然难以在强刊如林的学报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保持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又独具自己显明的学术特色,进而形成较大的影响力?笔者根据目前全国中医类刊物的发展状况,结合自己的办刊经验,以尝试提高医学期刊、尤其是中医类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1转变办刊思路以办出具有中医特色的刊物 凡国内外有声望的杂志,都有其独特的色彩和风格。没有特色的杂志,必定是平庸的。在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各种信息趋于海量化,新理论和新知识层出不穷,旧的办刊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论争不断。作为学报人如何在理论领域先期捕捉论争的焦点,进而正确引领论争的发展,是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扩大学报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1.1针对中医理论难点,开办理论专栏 在中医现代研究面临的各种困难中,理论问题的难点仍是最为突出的,这是因为中医的基本理论具有高度抽象性,对中医的术语和解释一般人很难理解,虽然已经有不同学派的理论大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阐述,读者理解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如坠云雾之中。为此,中医界人士认为对如何将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分层次的具体化,从而找出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化集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给国人,成为目前中医理论研究的优秀。为此,针对这些重大理论中的难点,需要有人从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角度地予以深入系统的阐述,以起到拨云见日、答疑解惑的作用。因此,中医学术刊物应针对中医理论难点,邀请中西医学、哲学方面的专家、大家,开设相关中医理论问题专题讨论,设立专栏,系统对中医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进行剖析、论证和阐述。 1.2加强选题策划,关注重大现实问题 中医院校学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立足学术研究前沿,紧扣学术发展的脉搏,及时反映学术发展动态,敢于引领学术发展方向。这也是体现高校学报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能够敢于和正确引领学术发展,不仅要求学报人能很好地为人作嫁衣,还应当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学者。既是编者又是学者,才能洞察本学术领域的风云变幻,才能辨识理论的真假,才能引领学术研究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因此,凸显出了选题的重要性。刊物的选题是一个关系到刊物是否能较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医类刊物的选题应该围绕国家中医药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积极组织学术界相关大家,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为我国中医药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论争不断,起起伏伏,延续百年,至今未了。中医学术发展就是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的。因此作为学报人要有预见论争高潮到来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先期捕捉论争的焦点,经过缜密调研,根据国内学术发展状况,在刊物上设置相关栏目,发表具有高水平、研究较为前沿的论文,以引起中医界重视和争论,进而正确引领论争的发展,提高学报学术影响力、扩大刊物的知名度。与此相应,维系和培育具有思想的优秀作者。 1.3关注学校科研,报道科研亮点 把握和反映整个中医学术发展是中医高校学报的重要任务,同样,关注自己学校的科研发展,报道其学术动态,也是学报应有的责任。学报是学校的学术窗口,意义即在于此。现在多数学报在追求高学术水平的同时,常遗忘了自己的“家园”。作为学报特色,关注和挖掘自己学校的科研和学术,虽然整体水平没有国家水平那么高,但因为具有自身特点,同样会成学报的亮点。我们在以往的办刊中,为了展示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科研和学术水平,我们在学报开辟了“泰山学者论坛”专栏,对我校泰山学者的科研思路和学术成就进行了系列报道,突出其理论性与学术性。因为他们是山东中医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的拔尖人才,有的是全国中医界某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栏目开设后关注度较高,其中一位教授撰写的“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形成与思考”文章被《新华文摘》摘录。事实证明,在现代科学研究背景和条件下,团队力量与合作精神已经成为科研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校不少重要科研成果的获得,都得益于在优秀人物背后有一支优秀科研团队的支撑。鉴于科研团队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我们把学校科研团队建设作为学报报道的又一个亮点,开设“科研团队风采”专栏,对我们学校科研团队进行筛选,选取建设培养优秀的团队进行报道,重点反映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为中医界科研同行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同时也借此向全国展示学校不断强化的科研阵容和团队风采。 2转变办刊模式和开阔办刊思路 2.1请进来和走出去 “请进来”,请有关期刊编辑的资深专家到本刊编辑部进行讲座、座谈,切实解决编辑部面临的有关问题。请学科专家进行座谈,为提高本刊质量献计献策。“走出去”,借助学校之力,与国内知名专家联系,约稿、交流,捕捉学术热点,围绕中医药学术前沿问题,在学校支持下,定期组织国内中医药知名专家就热点问题进行座谈或笔谈,并邀请知名专家撰写中医药学研究热点相关论文,以提高两刊的社会影响力。多参加相关编辑培训班的学习,以掌握更多国家有关标准。多向其他较为成功的期刊编辑部学习、考察,丰富本刊办刊内容,扩大本刊影响力,切实提高办刊质量。 2.2培养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教育部 1998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这个管理办法指出了高校学术期刊的性质及任务。很显然,高校学术期刊是和高校科研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决定了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编辑或者学者型编辑。因此,应该吸引具有较高学历、注意追踪学术前沿、掌握新技术、善于沟通、眼光长远的青年学者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这样能准确理解作者的研究思路,不仅能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而且能准确捕捉学术动态。因此,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编辑人才应引起从业者及用人单位(高校)的高度重视。 2.3进一步加大数字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化给期刊社原有的编辑、出版、管理、经营模式带来了重大影响。数字化期刊已经进入到人们的阅读生活之中,并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数字期刊用户正在以每年60%左右的增长率迅速铺开,一个潜在的市场将逐渐显现。相对于其他科技学术期刊来讲,中医类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发展较为缓慢。为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缩短期刊、作者、专家之间的距离,为优秀稿件抢国际首发权的条件,开辟期刊实现国际化进程的最佳途径,中医类期刊应该加大数字化建设,尤其是中医类高校学术期刊,以多媒体形式向读者传播信息。如积极利用E-mail、QQ、微信等信息传送工具,与作者及读者进行快捷实时交流,以最快速度掌握作者动态、学术发展状态等,才有利于开辟有特色的栏目,并实现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的共同发展。 3理顺管理机制和争取各方支持 中医类高校的刊物主管单位多为省级的教育厅和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单位为本高校和本省中医学会。因此,要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应及时与上级相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保障信息畅通,在各方面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 3.1扩大宣传力度,争取政策支持 中医高校刊物需借助上级主管部门这个有利平台,尤其是借助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药学会这些中医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3.2积极参与学会主办的各学科会议 各省中医药学会为加快学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每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会议期间有各学科的专家参加,因此,编辑部应积极参与学会的学术会议,及时了解本学科学术发展动态。与各专家密切联系,邀约高水平的文章,提高刊物的质量。加大刊物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 3.3与学会网站链接 各省中医药学会是各省中医药行业最大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影响力大。学会有自己的独立网站,中医院校为扩大本校刊物的影响力,应积极与学会网站链接,及时报道刊出文章和编辑部的新动向,以扩大刊物的影响、提高宣传力度。 3.4争取政策支持 刊物的发展,除刊物自身的质量过硬、宣传力度加大外,还需要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具体地说,即是在晋升职称、研究生毕业、课题结题等方面,本省中医刊物产出的论文应视为同等级别中较高水平的论文,须与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形成合力推动各省中医药的发展,也进一步凸显本省中医刊物在本省中医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3.5争取资金支持 经济上的支持,为高校学术期刊的良好运作提供充足的费用。除了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费用、印刷费用和给作者、审稿专家的酬劳等费用外,高校学术期刊还需要有举行相应的学术会议的经费、与国内知名专家邀稿和交流经费,以及编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的经费,参加学术会议是编辑获取学科前沿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编辑人才的重要途径。以上所述,也是提高刊物质量的重要措施。 4开阔思路以经营刊物 近几年中,国际出版业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导致全球传统期刊市场整体下滑。发行量萎缩、广告销售下降、读者转向免费在线阅读等现象使得期刊行业不得不努力进行转型和升级。各编辑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此,应开阔思路,合理经营。 4.1加强与三级甲等医院协作 各省均有三级甲等中医院20余所,本着期刊与医院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在省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医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扩大中医院的协作范围,形成强有力的发展模式,使中医刊物和省各中医院得以快速发展,实现双方互赢格式。 4.2企业助推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要实现规模就得走资源整合之路。期刊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资源整合,是优秀期刊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期刊发展的方向。中医院校刊物立足省中医药这个大平台,应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丰厚资源,与企业结合,创造刊物的大发展。总之,目前国家对中医药发展极为重视,中医高校作为中医发展的主战场,担任着培养、产出、展现中医药成果的重要责任。但相对而言,中医院校的期刊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发展相对滞后,今之呼吁,望引起重视,但其迅速发展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各方支持,也尤其需要期刊人的辛勤劳作,有“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和紧跟时代的创新精神,跟随中医药发展的脚步,相信一定能办出具有中医特色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医刊物。 作者:李晓丽 毛逸斐 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期刊论文:网络时代中医药期刊管理思考 一、中医药高职高专图书馆期刊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中医药期刊订购质量有待提高期刊的订购工作是期刊开展阅读服务工作的基础和关键,科学合理的期刊征订有利于优化馆藏资源。目前期刊的种类繁多,期刊的订购随意性较大,期刊的订购质量有待提高。据统计数据表明,一般图书馆的年更换率是10%,期刊的订购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应与时俱进作调整,在订购前要可征求中医药各专业教师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2.中医药电子期刊利用率不高近些年来,各大院校尤其是中医药高职高专学校图书馆的设备都比较陈旧,多数读者只查阅纸质期刊,中医药电子期刊虽然少但也未能发挥其服务功能,造成大量电子期刊闲置或利用率低的现状。 3.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缺乏深层次开发利用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管理只局限于期刊整理、分编、上架、借还、装订等繁琐而简单的业务,由于专业知识有限对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加工无能为力,图书馆的期刊信息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期刊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二、优化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对策 信息时代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服务要改变传统期刊服务理念,图书管理员要探索与时俱进的新的管理模式,提高期刊服务的内容,最大限度地吸引并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为图书馆工作注入活力。 1.提高中医药期刊订购质量期刊的订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期刊订购工作是图书馆优质信息资源建设的关键。在订购期刊时,应由图书资料专业知识扎实、知识面宽、热爱阅读、工作认真负责的人来担任期刊订购工作,一定要深入各专业系部进行调查。图书馆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1)征求专业教师与学生意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注意收集各种需求信息,比如,图书馆可以举办一些图书推荐活动,选订中医药各专业师、生喜欢阅读的刊物。(2)图书馆管理员要到公共图书馆走动,株洲市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引领着图书馆行业的发展,作为一名读者翻阅馆内大量丰富的期刊,可以了解发现哪些是好的刊物,对图书馆科学、合理地增删期刊才能做到心中有数。(3)根据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特色,重点精选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期刊。比如中医药大学(学院)的校报、中医学报、中医药教育学刊、针灸推拿杂志、中药学杂志等。(4)重视与中医药业内图书馆员互动联系,比如积极加入图书馆QQ群、微信群,可以加入市、省内学校图书馆员群,通过网络加强业务联系,随时进行咨询与互动学习、经验交流。 2.引导利用中医药电子期刊资源由于经费紧张,图书馆订阅纸质期刊一般是一种期刊一本,现刊(当年期刊)是不外借的,只能在馆内阅读,这样争相阅读的期刊总不能让读者在第一时间阅读,比如《中医杂志》,《中国针灸》等,不少师生追着看,甚至有的老师要求借回去看。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图书馆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满足不断增长的读者文献信息需求,开展读者阅读服务工作。 3.国内中医药电子期刊资源丰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可以实现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提供无限的服务。目前国内的文献资源共享联盟分收费和免费两种,中国知网、万方期刊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等国内比较权威的专业资料查询数据库、数字期刊资源,这些商用数据库基本覆盖了国内出版的期刊,需要用户注册和交费,可以从篇目、期刊名称、作者、关键词等多个途径进行检索,资料的查阅方便快捷,但学校每年拨给图书馆的经费非常有限,对于经费有限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来说,购进昂贵的电子期刊资源和数据库使用权是不现实的。 4.做好中医药期刊参考咨询工作网络环境下信息浩如烟海、繁杂无序,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读者工作的重点是参考咨询工作,期刊管理工作要从期刊订购、验收、上架、简单的借借还还工作转向信息服务和参考咨询工作,使期刊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与教学科研工作,图书馆人要结合学校的科研课题以及学科教师的教研教改、学生研究性与创新性学习需要,开展定人定题的参考咨询服务,针对选题的需求,搜集、整理并提供课题组所需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直到把课题完成,为师生提供高质量、深层次的信息服务。 5.加强中医药期刊人才队伍建设学校里教师绝大部分是中医药等医学专业人才,而图书馆员大部分为非医学专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专业人才缺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还没实现期刊自动化管理,当前期刊管理水平不高与专业人才欠缺有关,要更好地发挥期刊的作用,图书馆一方面要重视引进优秀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到期刊工作中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与知识培训,除了系统地掌握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知识外,还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技能,使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期刊工作做得更出色。 三、结语 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网络信息时代下期刊是图书馆最活跃的文献之一,高质量的期刊可以拓宽读者的知识视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作为知识导航员的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为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师生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 作者:肖宇峰单位: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中医期刊论文:论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民国中医药期刊在刊载内容、办刊宗旨和出版形式方面存在的独特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中医行业史和中医学术史两方面探讨了民国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时代特征;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时代,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传统的中国医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不得不谋求变革与发展。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中医界人士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创办期刊便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民国建立之前,在西医药刊物大量出版的影响下,为了及时沟通联络,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一些专业的中医药期刊已经开始出现。比较著名的有1904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医学报》,1908年6月创刊于浙江绍兴的《绍兴医药学报》等。 民国建立初期,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此时的中医药期刊多出现在经济、文化、医药学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次之,如南京《南京医学报》、上海《神州医药学报》、南京《医药卫生通俗报》等。据笔者统计,1920年以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已达到20余种。 进入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和中医兴废论争的开始,中医学界联合起来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抗争,此时中医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也显著增多。1921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先后出版的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其出版地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杂志》、山西《医学杂志》、上海《医界春秋》、广东《杏林医学月报》、上海《中医世界》、福建《现代医药》等等。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排斥中医,中医药刊物又多由个人或医学社团自发创办,经费和人员常有不足,导致大多数期刊在创刊一两年内即停刊。 1938年至1949年,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中医药刊物被迫停刊,但中医界人士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创办了一些中医药刊物。期间新出版的中医药期刊约有80余种,但这些期刊大多刊行年代不长,影响也不够大。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除东南沿海各省中医药期刊出版依旧活跃外,四川、广西等省出版的中医药刊物也随之增多,成都《中和医刊》、重庆《国医月刊》、桂林《复兴医药杂志》、西安《平民医学周报》等相继创办。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复刊及新创办的中医药期刊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广东《新中医》、福建《杏林报》、重庆《华西医药杂志》等。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 (一)刊载内容丰富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刊载内容相当丰富,有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医学知识探讨,有中医药团体的机构、成员及最新动向介绍,有民国时期医药卫生行业的政策与法规的报道,也有面向普通民众、以宣传中医药知识为主的普及性文章。 中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中西兼备,刊载了大量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如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知识及西医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医学理论差异,探讨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引申出无数有关中西医相互交融的探索和中西医碰撞的争论。 (二)办刊宗旨多元 民国时期,西医学在我国逐渐发展,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医学体系相比,传统的中医学面临许多问题,对中医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等问题,中医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不同医学派别所编的中医药期刊也各有不同的办刊宗旨。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按宗旨不同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以融汇中西医学为宗旨的期刊,主张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提倡两种学术汇通,如山西《医学杂志》“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为宗旨”[1],《华西医药杂志》“旨在沟通中西医药学术”等[2];其二为以宣传维护中医学为宗旨的期刊,多以宣传中医药文化、阐发中医药知识为主,对西医药知识多有排斥,如《中医杂志》“以阐发中医学理、普及中医知识为主旨”[3],《中医世界》以“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真实之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本身,获得稳固的基础”为宗旨[4],《国医正言》以“保存国粹,维护同胞健康,唤醒迷信西医之梦魂”为宗旨[5];其三为以宣传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期刊,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中医学的前途命运,主张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整理,如《中医新生命》宗旨为“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之治疗方法与学理”[6],《国药新声》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等[7]。 (三)出版形式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医学社团或私人出资创办为主,期刊的编撰者多为有名望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中医界人士。由于当时对期刊的出版发行模式没有固定的规范,因此期刊在刊行方面不拘一格。从出版周期来看,有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从开本大小来看,有16开本,大16开本和32开本等;而时局的动荡、办刊经费的缺乏和人员的变动等原因又使得当时的很多中医药刊物举步维艰,很多期刊为了维持运作,会在期刊上刊登医疗和药品广告,或者附刊于商业报刊,但停刊、改版和改名另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三、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沿革和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期刊的出版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篇幅比较灵活,涉及题材丰富多样,流通范围广泛。与著作等其他出版物相比,中医药期刊出版时滞相对较短,报道内容更加宽泛,能及时反映所在年代的社会现实,记载医药史上的各种重大事件和学术发展动向。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客观地展示了当时中医界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反映了中医界为谋求行业发展进行的抗争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西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1917年余岩《灵素商兑》的出版,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医论争的大幕。针对余岩的言论,诸多中医药期刊发表檄文予以鞭挞,很多文章论述精彩,振聋发聩,在维护中医合理地位的同时,对中医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29年2月,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闻此消息,中医界办刊人士审时度势,在中医药期刊上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利用期刊渠道联络全国中医界团体和同人,掀起了奋起抗争的舆论热潮,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国民政府最终搁置《废止中医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35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写信给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试图阻挠允许中医合法存在的《国医条例》的颁布,中医杂志《医界春秋》在1935年9月刊登《致孙科书》[8],揭露了的阴谋,同时在随后的各期当中,连续发文动员中医界对的言论进行批驳,全国中医界人士反响强烈,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颁布了《国医条例》。 民国中医药期刊既是当时中西医论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论争的记录者,在中西医论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促进了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 民国之前,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相对闭塞,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出现,为中医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医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交流,反映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成果和动向。借助中医药期刊的全国发行,中医界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得以广泛讨论,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和宣传;期刊上丰富的医案连载,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当时疫病防治情况的报道,不仅交流了疫病防治经验,还保存了大量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中医药期刊关注中医的学术前途和命运,其上刊载的大量关于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为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承载了大量的信息,既是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医界发展与抗争的见证,又是民国中医界学术传承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历史,也能够为现今的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中医期刊论文:近代中医药期刊关于煎药方法的研究 摘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医中药.中药汤剂是从古至今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剂型.怎样煎煮中药,这关系到中医治疗疾病的效果如何. 中药汤剂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对发挥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中药煎煮技术不够重视,影响到汤剂的治疗效果.近代中医药期刊中,关于煎药方法的文章较丰富,详细描述了煎器、煎药用水、火候及不同的煎药方式等,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药煎法的传承与发展,于今日临床仍然有所借鉴。 关键词:《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煎药方法;煎药用水;煎药时刻 古人最重视煎药方法,方后必详细说明,认为若不按其法则药力微而功效缓,或不能达病之所[1]。中药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药物治病的疗效,我国历代名医都十分重视中药煎煮方法。李时珍指出了药液煎煮不当的不良后果:"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鲁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这些都说明古人已认识到煎煮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影响煎煮质量,而煎煮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中药药效的发挥。可见中药的煎煮方法对于有效地利用药物和提高治疗效果十分重要。遗至近代,亦十分讲究,翻阅《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关于煎药方法的文章较丰富,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药煎法的传承与发展,现将其理论分述如下,意为当代研究及临床提供借鉴。 1煎器 煎药的容器,中药煎煮最好用陶罐、砂锅或不锈钢器皿等,且需除去油垢腥腻才能使用,切忌铁、铝等易腐蚀器皿[2]。 2煎药用水 煎药用水必须无异味、洁净澄清,含矿物质及杂质少,应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一般可用清澈的泉水、河水及自来水。煎药用水量,应根据饮片质地、吸水性能、煎煮时间长短、煎煮过程中蒸发量及煎煮后所需药液量计算加水量。但不宜中途再添水。各种水煎中药,应根据药性选择不同的煎药用水[3],见表1。煎煮中药前,应先用冷水将中药浸泡1~2h(除用醋、酒泡的药),至少也要20min。甚为可惜的是,只因便利省事,如今医家已不甚重视了,甚至完全忽略了。 3火候 中药初煎时,一般宜先武火(大火)后文火(小火),沸前用大火,沸后用小火保持微沸状态[4]。凡属金石及动物类药品,皆宜先煎久煮;凡属挥发性及芳香性之药,皆宜后入轻煎;发表药宜少煎片刻、热服,以取其轻扬之气,鼓动肌肤排泄之机能;攻下药宜急火,温服;补养药宜慢火,浓煎,则药之性味醇厚[5,6]。煎药时间取决于药物的性质和质地,通常解表药及其它芳香性药物,一般用武火迅速煮沸,改用文火维持10~15min左右,避免久煮而致香气挥散,药性损失;滋补药则在煮沸之后,用文火维持30~40min,使有效成分充分溶出[7,8]。 4煎药方式 煎药方式有先煎、后煎、久煎、暂煎、分煮合煎、丸煎、散煎、酒煎、蜜煎、空煎、去滓轻煎、麻沸汤浸煎等,应根据药物的不同性效而加以选择,见表3。 综上所述,中药的合理煎煮可以充分地发挥药物的作用,对于防治疾病均有重要意义。近代中医药期刊发轫于19世纪末,质量较高、影响较广,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承载着近代中医药的珍贵文献资料,客观地显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医药界的真实面目。煎药方法看似简单,把许多药材放在一起,加上适量水,置火上煮到相当的时间就可以了;其实却大有学问,必须煎熬得法,否则便不能正确发挥药效。相关研究在近代期刊中得到一定的重视,亦说明其重要性。整理这一时期的中药煎法,可为当代中医药临床提供借鉴,值得我们重视。 中医期刊论文:网络时代中医药期刊编辑的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 [摘 要] 中医药学研究已步入现代化、科学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改变编辑方式,增强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期刊质量。增强信息意识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上利用网络策划选题,掌握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优选优化作品;工作手段上利用网络传递信息,提高文稿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增强服务意识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为作者、读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增强编读互动、加快信息反馈等。 信息时代催生了互联网的应用,网络出版正在变革着出版形态,它打破纸质媒体的载体限制,使人们的阅读方式、出版物的传播形式等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开创了编辑工作由单向的封闭流程转变成具有交互性特征的双向或多向的信息流通新模式,演绎着编辑出版方式的变革。网络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对于担负着宣传中医药学、促进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中医期刊编辑来说,就要对自己的角色和工作重心做出调整,利用网络技术改变现有的编辑方式,增强信息意识与服务意识,以提高办刊质量和工作效率,适应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 1 网络时代中医药学领域信息化现状 中医药学理论最基本的特点是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其诊疗技术独特,博大精深,又受传统哲学和思维特点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融合,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显现出浓厚的经验科学的特色。网络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对这门经验科学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医药学领域,中医药学开始从海量信息中获得新知识,发现隐藏的关系与规律,对未知情况进行预测研究[1]。“十一五”期间,中医药学领域信息化取得显著成效,中医药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到中医药基础研究、医院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中医药教育等各个方面。建成了中医药科技基础信息数据库、中医药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中心等,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完成的“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软件。一些中医院建设了基于电子病历的信息平台,医院信息化管理和临床医疗服务取得重要进展,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发的“中医病案管理信息系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开发的“中国中医药科技”等中医药科技信息管理软件等。以中医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医药学同现代医学研究及现代科技相互渗透且高度综合,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传统理论内涵,开辟了崭新的学术领域。 目前,中医药信息资源已实现海量数据的数字化积累,通过网络,中医药各类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低成本、强互动性的方式传递。因此,作为中医药期刊编辑,首先要提高信息意识,才能跟得上网络时代的节奏。中医药期刊编辑因面对的稿件既有深奥艰涩的古典医籍内容,又有现代医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至少应具备编辑学、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三方面的专业知识。信息的网络化传播、“按需印刷”等新出版模式,使读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定制个性化产品,编者与读者可以方便地开展双向互动交流,这种编辑模式、编辑手段、编辑流程的变化,要求中医药期刊编辑除了扎实掌握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急需提高信息意识,提高“对学术信息的敏感度”和“搜寻、分析、判断、吸收学术信息的自觉度”[2]。编辑的信息意识主要表现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手段上。 从工作内容看,传统的编辑业务在确定选题之后,只要把作者提供的完整作品依据出版要求,按照组稿―审稿―编辑―校对等基本环节编辑加工后即可出版。而网络时代由于多媒体互动技术的日益普及,首先要求编辑充分利用网络的最新信息策划选题,再根据读者的阅读取向来优选优化作品,已不是简单加工,而是再创造、再创新的过程。网络使各类期刊的交流与传播空前增长,传播面的扩增及投稿方式的便捷使得稿件数量增多,且来稿分布面更广、区域性更宽,但稿件质量却参差不齐。为此编辑人员必须善于从大量的作品资源中选取有用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将其转化成受消费者欢迎的出版产品。编辑还应具备收集、处理各类相关信息的自觉性,善于开发和利用信息。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有重大研究计划、研讨交流、项目列表等信息,各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网站上也有介绍重点项目的板块,编辑要有信息敏感性,随时登录这些网站,以获悉国家的科研方向及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专业, 查询相关专业的研究动态和热点信息,掌握作者群的教学、科研情况,不失时机地推出中医药研究创新性的栏目、导向性的文章。潘学燕指出,学术期刊编辑加强优化选题意识后,一方面好的选题和独特性的文章可以使期刊在同专业的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好的期刊可以在好的选题支持下引导科研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获得在此期间产生的更多优秀稿源[3]。 从工作手段看,中医药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递,提高文稿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在编辑组稿阶段,中医药期刊编辑要有利用因特网寻找选题、优化选题的意识,能熟练地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查找选题所需的资料,从中筛选出有价值、有新意的选题,这样才能从众多来稿中更准确地选出优秀论文。组稿期间编辑信息意识的提高,对防范学术不端及一稿多投行为有积极作用。编辑利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来稿和已发表文献,可杜绝抄袭、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文献行为,纯净中医药期刊出版市场。在编辑加工阶段,采用电子邮件、QQ、微信等信息传送工具,可将文稿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通知作者,通过快捷实时的交流,高效地完成稿件的编校工作。以对参考文献的标准化、规范化核校和加工为例,编辑登录数字图书馆或专业期刊网站可以检索核实参考文献的详细信息,通过检索数据库,能获取相关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从而为核对参考文献提供便利。编辑只有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科学处理信息的能力及信息反馈的感知力,才能保证刊载的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与竞争力。 由于网络的普及,中医药电子期刊拥有的读者群、作者群是传统期刊无法比拟的,它还会受到同行业及相关行业中专家、学者的关注。网络简化了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这个出版流程,使读者直接面向出版者甚至作者。因此,利用好因特网的互动性、时效性和多媒体等特性,加强中医药期刊编辑的服务意识,就能为作者、读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首先要提升为作者服务的意识。网络时代,在互联网上实现在线投稿、登记、送审、在线编辑加工、数据库管理等功能,不仅能保证稿件质量,缩短出版周期,还能增加作者对编辑工作的满意度、信任度。如李立介绍的用于医学期刊的“稿件管理系统”[4],朱伟报道的“基于Internet-Intranet的科技期刊管理信息系统”[5],皆使编辑剪刀加糨糊跑邮局的传统工作方式转型为高效化、信息化的网上工作模式。同时作者投稿后由被动变主动,可通过网络进行投稿后的咨询,随时追踪稿件的审理过程,对审稿意见不明白或不满意的地方,还能随时向编辑或审稿专家提出异议。编辑通过网络平台,建立留言板创办QQ群,与作者商讨论文具体修改细节,或将审稿结果及时反馈给作者,快捷地与作者沟通交流。这种交互信息反馈速度的加快,延伸了作者、编辑的工作空间,既使作者投稿目的性增强,又提高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增强了编辑与外界的信息交流。 再者,提升为读者服务的意识。编辑部可以在因特网上设立自己的站点,这个网站是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读者之家”,通过它可及时向读者提供浏览、查阅或下载本刊服务。这个网站可以开设许多栏目,成为编辑、作者和读者的聊天室,编辑可以向读者期刊的订购指南,收集读者对期刊、责任编辑的意见与建议,收集读者对具体文章的看法。通过网络,拉近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使期刊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医期刊论文:中医药期刊出版基于自身资源的养生策略 “养生”是中医学的概念,指采用各种绿色方式保护生命、维持生命的健康状态。“期刊养生”是保持期刊生命力、维持期刊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方式。具体到“期刊的资源养生”是通过开发期刊的现有资源,广开进财之路,以维持期刊能顺利发展、做大做强的谋生之路。一个生命体,如若保持健康的生存状态、旺盛的生命力,需要补充合理均衡的营养、定期体检、时时注意养生。期刊的出版也是如此,要想保持其生命力长盛不衰,就必须采用各种经营方法、策略给予不失时机地养护、养生,才能保持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期刊的可用养生资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资源:中医药期刊创刊几十年来,所刊载的内容以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为主,除此之外,还包括中医院校学科建设、医院建设、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及特点等,涉及中医药研究的方方面面。大数据是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前沿技术,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中医药期刊自诞生以来,承载了近代中医诊疗的珍贵资料。利用大数据平台可纵向挖掘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期刊中有学术价值、临床实用价值的文献,将一些有临床治疗价值的特色疗法、有独特功效的中草药或地方药的相关报道一一拎出,挖掘出规律性、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二次编辑,再以图书、网络出版物、专题研究报告等形式公开出版、发行,不仅可以为现代诊断、治疗、科研服务,使期刊中沉睡的内容重新焕发活力,而且会给期刊出版单位带来效益。做到以期刊的既有资源为期刊养生,促进期刊再发展。 2.作者资源:作者是期刊内容的供给者,是期刊的“衣食父母”。中医药期刊的办刊时间较长,积累了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其中不乏期刊的忠实作者,包括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承担者、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者,以及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师、研究生等。杂志社可根据投稿的论文质量将作者进行划分,选出写作水平相对较高的作者,作为期刊的重点维护和依靠对象。对于投稿论文质量差的作者,杂志社通过定期举办论文质量提升培训班、投稿技巧讲座等方式,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 3.以奖励机制吸引读者资源:读者是期刊价值的直接体现者,也是期刊学术价值、经济效益的实现着。期刊要吸引读者,除正常的发行渠道外,还应广开发行之路。①杂志社应充分利用读者的正面宣传力:期刊要不断提高出版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利用读者正面宣传的效果,扩大读者范围、提高发行量。②设立奖励机制:中医药期刊可以借鉴的相关做法,在同封寄出的杂志中附上“购刊刮奖卡”,或印刷时直接将刮奖区设置在期刊的插页上,让购刊人、作者、读者,在阅读杂志的同时,享受刮奖、中奖的快乐。通过读者的口耳相传促进期刊的发行量、扩大读者群。③赠阅杂志:多给作者赠送样刊,使其分送给更多的人,就有可能吸引到更多、更优质的稿源。作为对作者投稿的奖励,我们在给作者寄送样刊的信封中,会多装几本杂志,请他们送给愿意与自己分享的朋友、同学、同事。④减免版面费:对部分稿源减免版面费实质上也是一种赠与行为,相当于杂志社给作者支付了版面费。减免版面费是吸收、争取优质稿源的途径之一。 4.期刊主办单位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医药期刊约130种,其主办单位主要为科研机构(34种)、高等院校(46种)、学会(50种)。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合计约占62%)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与国内外交流频繁,科研机构中的领军人物在同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况且,中医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有较充足的经费和学术资源保障,有能力保障期刊出版单位的基本建设,同时期刊还有优先得到优质稿源的便利条件。 5.广告商资源:近年来,学术期刊上刊登广告已经不再受到非议,以广告养刊成为多数学术期刊的通常做法。虽然有的编委、办刊人不愿意承认广告商是期刊的资源,但笔者认为,广告商的经营理念新颖、具有市场拓展能力。期刊出版单位应充分利用广告商所拥有扩大期刊营销、拓展市场能力的资源,帮助期刊开拓市场,提高发行量。从这个角度讲,广告商应该属于期刊的养生资源。同时,广告经营的部分收益可用于提高作者的稿酬、奖励优质稿源,以此方式吸引更多地优质稿源,使期刊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信息技术的发达使中医药期刊出版发行的途径越来越多,充分利用、挖掘现有资源,不断找到期刊发展壮大的支撑点、切入点,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形势下,虽说每次互联网科技新浪潮总会推出新的媒体形态,但传统纸质期刊的传播力、影响力由来已久,不可能随便被颠覆。中医药期刊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几十年来的资本积累,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顺势而为、借势而上,为自身发展找到定位准确的养生之路。 (作者单位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要救所杂志出版中心《国际中医药杂志》编辑部) 中医期刊论文:手机媒体为中医药期刊拓展新空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4年4月21日公布了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国民采用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口一年间增加1亿多人,足见其推进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在数字化阅读方式中,手机阅读是最方便快捷的阅读方式,因为手机阅读不受空间限制,能充分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只要有空就可以拿出手机翻一下、看一看。据调查,2013年我国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21.7分钟,比2012年增加了5.18分钟,14-17周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在手机阅读上的时间为32.93分钟。无论在商业区还是地铁、公共汽车上,9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即使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或伴侣,也不忘关注手机,甚至忽略了身边人的存在。那么,手机媒体这一便捷的传播、阅读方式能否移植到中医药期刊、图书的出版发行上,使之服务于更多国民的健康呢? 答案是肯定的。手机媒体的产业链主要由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终端厂商、软件开发商、终端用户组成,其中终端厂商是指手机的生产者、销售者;软件开发商是开发阅读软件的商家,可以一次性付费解决软件开发的问题。这两部分的技术和市场运营方式已经成熟,无需在此赘述。将中医药出版物植入手机媒体的两大关键环节是内容提供者与运营商。 内容资源提供商来自于哪里 内容提供商的主要任务是“内容的组织、制作、编辑、转换和校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公开发行的中医药期刊将近150种,杂志社或编辑部近百家;专业的图书出版机构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近10家;还有中国中医药报、上海中医药报等专门从事报纸的出版单位。这些杂志社、出版社、报社因创刊时间久、经营时间长,聚集了一批专业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善于创新的出版队伍,这个群体的大部分人不仅有医学背景,而且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是一支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又精于编辑的优秀出版人。多年来,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加工内容,所出版的内容从预防到治疗、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经验、从食疗到用药、从民间疗法到三家公立医院的正规治疗方法无所不包,出版地区覆盖30个省市自治区。这个群体擅长的就是中医药科技、科普内容的生产。 这个群体制作手机媒体内容驾轻就熟,会使其内容在不失去科技含量的前提下,更加新颖、风趣、有吸引力。整合这些资源为手机媒体平台的搭建服务,组建成内容提供商,就目前的情况看,可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平台组建内容,将各出版单位的数字信息资源汇聚在一起,做到出版内容共知共建共享,则可奠定手机媒体植入中医药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和人力资源。 客户端需求在哪里 手机读者关注自身健康,渴求更多、更新的中医药知识,保健意识越强则生命质量会越好。中药产业每年以20%的速度在递增,说明国民的中药消费也在同步增长。随着全民保健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 中医药期刊、图书的出版者针对这一需求,利用手机向全民推送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保健方法、防病治病方法等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在满足民众需要的同时,也使出版物发挥出更大、更广泛的作用。其实,一些传统的中医药疗法有的用法很简单,如某一种植物直接煎煮后代茶饮、自己按摩某个穴位治疗某病、做某个简单动作防治某种病等,将这些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表达清楚的内容编辑后,利用快捷、方便的传播方式,分门别类逐条推送给不同的人群、受众,传播出去,定会受到手机读者的关注和欢迎,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医药的防病治病信息。据此,可引导相当一部分人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传播中医药信息和资讯的中医药出版物。 中医药在国外也有深厚的受众基础。持续不减的国外中医药“热”对中医药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尽快利用包括手机传播在内的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向国外对中医药感兴趣的群体推送中医药资讯,以及中医药保健、防病治病知识,扩大中医药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发行量。让中国的特色疗法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做、不去抢占商机,日本、韩国一定会做。这样就会带来很多争议、后患。 运营商的角色定位及其传播内容监管 运营商是将内容提供商与客户链接起来的中间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由于手机阅读的客户群庞大,需要运营商进行多方运作,了解、掌控目标客户群的信息,洞察客户手机阅读的主要题材需求、消费方式。同时,运营商需要主持内容的形式、类型、时间、数量等,并负责对将要的内容进行审核等。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必须密切合作才能实现双赢,在合作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利益的分成模式至关重要。在市场开拓初期,要让这个链条实现良性互动,最实际、最有效的办法是集内容商与运营商于一身,在现有出版条件下整合资源,选出运营能力强、开发市场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运作,或聘请营销人才加入出版社、杂志社,专门负责手机阅读业务的市场运营。这样可以避免两家利益分成不公影响市场运营的良性循环。 手机传播内容的监管――运营商、内容提供商必须对向手机的元数据信息进行统筹管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关于手机出版阅读的法律法规。在数字时代,数据资源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内容,对于手机的数字内容资源,按照以往的传统出版方式,内容文件应该集中归于一处,统一管理。不能仅存放在任何个人的电脑上,最好存在服务器端,以确保这些数据在需要时能够调出来。运营商应监管内容提供商在编辑内容之前,首先要了解哪些图书、哪篇文章、哪张插图不具有网络传播权,不能用于另一平台的传播。要事先与原作者进行沟通、说明情况,争取更多的出版内容用于新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下,在手机传播模式中,传播者与受传播者的界限比较模糊,传播途径比较广阔,限制性不强。所以,内容提供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内容资源。 产业链的操控者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手机传播嵌入中医药出版物产业链的各环节中,使之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给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带来收益的主体是中医药出版人员,这个群体是该产业链的真正操控者。在传统出版方式倍受冲击、出版空间不断缩减的当今时代,我们必须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而手机传播无疑给中医药出版带来了商机、生机,这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医药出版人必须主动出击,顺着新闻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之势,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为出版业的发展服务。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医药出版物可以借助手机传播的快捷性、方便性、低成本提供技术支持,将通俗易懂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读者,使越来越多的读者从中获得适合于自身的健康知识、中医药资讯。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杂志出版中心) 中医期刊论文:试论中医药学术期刊的编辑策划和整体设计 【摘 要】针对社会需要和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热点、难点及新出现的问题,笔者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学术导向,提出当前中医药学术期刊,应当从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科研项目、特色优势的发挥提升、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整理、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推广应用和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研究等六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采用特别约稿、社会征稿、举办学术会议集稿、专家推荐引荐等形式落实选题,并通过评论、编者按、致读者等充分表达办刊人编辑策划意图。 【关键词】中医药学术期刊 编辑策划 整体设计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保障人民健康的优势领域,而中医药学术期刊则是传播和弘扬中医药科技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是交流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成果的重要理论阵地,在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促进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上,在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社会贡献率上,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学术性期刊具有权威性高、信息量大、时效性长、针对性强的特点,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作用,关键就在于办刊人的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本人根据社会需要、国家政策结合自己近20年的办刊经验,通过中医药信息的采集筛选、思考论证和有机组合,认为当前中医药学术期刊,应当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 一、从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科研项目入手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一再申明“中西医并重”和“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还单列一节阐述中医药发展,相应的,针对重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已纳入我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和省级各项科研攻关项目。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不断战胜疾病的同时,新的疾病又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譬如各级各类传染性疾病仍然是威胁人类的健康,从病毒性肝炎、淋病、梅毒、痢疾、乙脑、流脑、狂犬病、白喉、麻疹,到艾滋病、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甲流感等,新的疫病疫情层出不穷,传染病仍然是医疗上的重点、难点。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甲型H1N1流感和手足口病等方面所发挥出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中医药参与重大疾病防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疾病的健康管理和医疗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已被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医药学术期刊选题设计,就要恰当地反映疾病谱的变化,交流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项目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譬如《中医药临床杂志》,无论是1988年创刊时期针对当时流行的甲型肝炎,还是2003-2008年针对非典、手足口病等重大疫情,都作了中医药防治成果的专题报道,近年来有目的、有预见地约请、取舍稿件,开辟了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重大传染病研究”专题专栏,集中选题,突出重点,广泛征文引导,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为适应疾病谱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医药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国加强了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出了一系列科研重大项目,包括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重点病种研究、优势病种筛选推广等项目,力求找准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争取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两方面取得实质进展。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得到国家、省、部等科研基金和重大课题资助,也是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奖竞选项目;中医药在糖尿病、高血压、中风、癌症、慢阻肺、肝病、慢病等诊治中的重大进展,在常见大病防治中的作用,百姓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不断提升,也是当前选题策划的重点。我刊近三年来针对安徽省的国家中医药临床基地(设在安徽省中医院)的建设病种——糖尿病,针对部级重点专科中医脑病、肺病、风湿性疾病、内分泌疾病、肿瘤等,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和省级的中医药专业学会中去,承办协办专科学术会议,注重充分发挥专科编委的积极性,提出可操作性的策划方案,开辟了各大项目病种的专栏专刊,通过编委自投、推荐和会议征集等形式,组织到一大批优秀科研论文,精心细分编排,充分表达出本刊以临床科研为主的学术导向和意图,重点突出、整体效果很好,通过临床试验栏目的冲击力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带动了整体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医脑病临床路径研究成果,已被国家中医药局采纳并,成为部级标准。 二、从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提升入手 除科研成果外,倡导符合中医药规律、体现特色优势的独特研究方法,发表运用中医理论方法研究的科研论文,也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策划设计的思路。中医在疑难杂症、慢病、老年病、病因不明性疾病、多因素疾病、非实体性疾病的诊治上,都有明显的优势。譬如急慢性肝炎西医少有办法,中医却有较好的疗效;虚损性疾病,中医补法可改善系统低下的功能,逆转或明显改善生存状态,而现代补充替代疗法必须依赖药物长期使用、不能停药;骨科疾病,中医不仅注意局部的手法整复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综合疗效显著。西医手术在术前、术中、术后配合中医疗法,往往可以提高临床疗效,降低致残率、死亡率。许多疾病在西医基础上配合中医,可起到了减毒增效、减停激素的作用。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和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身心疾病和心理危机,中医也有优势。针对中医特色优势领域开设栏目,有针对性地策划征稿,是体现中医药期刊特色的主要方面。 中药方剂成分复杂,可以通过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发挥整合调节作用,与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相适应,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低的特点。针灸、推拿方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副作用极少。还有食疗、药膳、膏方、刮痧、拔罐、穴位埋线、理疗、正骨、熏蒸熏洗、贴敷、导引、气功、太极拳、心理疗法等多种多样的适宜技术。一些常见小病,传统的适宜技术不需要改变病人的自然生存状态,不需要进入修理站式的冰冷的医院环境,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就可以进行调理,体现了中医治疗手段的生态特性。中医起源于民间,民间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不乏有身怀绝技者,不乏有实用的秘方绝技,但有的却濒临失传。深藏于民间的验方秘方、土方偏方、绝招绝技,对于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非常有效,往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就能救人于水火之中,药简效灵而费用则仅仅是西药的一个“零头”。虽然不属于什么“高科技”,但绝不意味着就缺少科技含量,更为关键的是,它能以较低廉的成本解决较复杂的实际问题,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实惠远远大于所谓的“高精尖”技术。具“简、便、验、廉”特色优势的适宜技术,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发挥出了有效作用,有助于控制医药费用的上涨,有助于医改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学术期刊也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发表高新科研成果与传播特色优势两者不可偏废,不能束缚民间人才的发言权,要及时报道医疗第一线的宝贵经验和防治方法,通过编辑有针对性的策划,让秘方绝技等优秀遗产传播开来、传承下去,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以造福于社会。从办刊规律看,也不可能每期每篇都是高精尖科研论文,既要有重点也要有一般,以一般作全面烘托,才能构建一个网状的阅读面。一般内容要贴近临床,注重实用,考虑到简单、廉价、有效、方便,充分照顾到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重点与一般点面结合,形成一定的板块结构,使期刊的整体结构合理,从而更好地体现中医药期刊的特色。 三、从名老中医经验的研究整理入手 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是中医药的智力资源和宝贵财富,但鲜活的隐性诊疗学术往往会随着名老中医的谢世而销匿。为了抢救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从1990年起国家就组织开展了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20年来已先后分五批为2300多位老中医药专家配备了继承人,2009年还首次评选出了新中国成立60年30位国医大师。名老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多以传统的思路方法、医案医话、方药运用、典型个案等形式,表面上似乎不符合科研报道规范,但却是临床科研珍贵的资源,为科研提供思路和线索,可以开阔思路、拓展运用,临床医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后能得到启迪,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编辑策划的当然选项。我刊2009年以来,抓住国医大师评选的契机,加强了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策划征稿,配合安徽近20多位部级名老中医研讨会,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基本上保证期期有名老中医献身说法,介绍成长历程,传授独特的诊疗方法、辨治特色和学术思想,提供学习的榜样和高端的发展方向,并通过评论、编者按、致读者等充分表达我们的策划意图,从而提升了期刊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当前,国家还开展了名老中医工作室、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工作,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层次和规格不断提升。名老中医由于大量鲜活的隐性学术传承困难,建议开展数据挖掘技术运用的编辑策划和设计,刊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数据库为载体研究名老中医经验的科研论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不仅可使显性知识数字化,而且还可快速发现隐藏在大量模糊数据中潜在的、有价值的创新点,使部分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而提取其辨证特点和遣方用药规律,揭示其独特的理论认识、辨治经验。在大量个体学术数字化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群体的综合挖掘,揭示群体共性规律,进而对中医药理论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诠释,值得期待。 四、从中医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入手 古代医药典籍留下了先人探索的足迹和无尽的宝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以军工项目紧急研制抗疟新药,中医研究院屠呦呦从浩如烟海的医籍本草及中医验方中筛取2000多个方药,最终从晋《肘后备急方》青蒿“绞取汁治疟”的记载得到启发,锁定青蒿发现低温提取物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在全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1年9月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誉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中医药典籍浩中医经医案、经络穴位、本草方药、临床各科数不胜数,是现代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不断出土的医药文献,像武威汉代医简、马王堆医书、敦煌医学卷中还隐藏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失传久已的古佚方如何古为今用?用文献学方法来挖掘中医药资源,运用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开展文献研究,破解古代密码,传承隐藏其中但已现实失传的医药知识,从而源源不断地为现代医学输送营养,往往可能有创新性的发现,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以安徽省古徽州地区为例,历史上涌现出高素质、高修养的儒医群体,他们重经典、重传承、重积累、重临床、重创新、重著述,800位儒医留下了800多部医著,蔚然形成新安医学。我刊从创刊起就开辟了“新安医学研究”栏目,近年来更是加大力度,刊发了利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发现新安医学一些事先未知、靠直觉未发现的用药规律和模式的科研论文。这一富有安徽特色的策划设计,不仅提高了安徽中医药学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提高了本刊在全国的影响力。 中医药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资源,有助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医药相关健康产业,具有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拉动消费作用大的特点,日益增长的国际中医药需求有助于提高开放型经济和服务贸易水平。中药源于自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典型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节约型产业。研发特色中药制剂和中药新药,发展中药产业,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发展非药物疗法,有助于减少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节约资源。从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出发,策划设计中医药产业研究内容,刊发中西医卫生经济学比较研究和合理用药等研究论文,也是中医药学术期刊的选项之一。 五、从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推广应用入手 与西医“有病治病”的理念不同,中医早在2000多年前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思想,认为医学的最高境界是养生保健。养生是中医学独有的概念,是指通过适当的方法保持身体健康不生病,并且延年益寿。顺应四季变化,养心养神,保养正气,颐养天年,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像导引术、五禽戏、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养生方法,民众自发地锻炼身体,还有食疗、药物、情志养生等。珍惜生命、保护健康、延年益寿,总结推广治未病的特色优势,中医养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安徽省,“南新安,北华佗”是中医学术的两大重点,我刊2011年策划了“华佗医学”研究,“华佗五禽戏”的术式及其药物养生是重点。预防为主也是我国卫生工作方针之一,中医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发等方面,目前国家正在推进“治未病”健康工程,要求各级中医院要开展“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将来我国实现小康、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完全有可能把养生保健纳入了国民的福利待遇之中。“养生治未病”的科研论文还是有待开发的空白,也是选题策划的亮点、热点,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中医药期刊应当广泛宣传和传播“治未病”的先进理念,引领健康观念的转变。 六、从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研究入手 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采用了人文的形式和方法来表达和反映人体生理和疾病规律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传统文化烙印,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生命健康观念。中医学的名词术语往往都带有深厚的哲学内涵,譬如“五脏六腑”,并非纯粹实指人体解剖学上的血肉脏器,而是在实体基础上上升为功能态藏象,蕴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内涵,体现有天人相应的宇宙观、生命观。中医所说的“心”,主神明、主血脉、主思维,与中华文化的心性内涵是相统一、相一致的,而不完全指解剖上起血泵作用的心脏。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观点,协调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卫生”思路,也明显不同于生物医学模式那种军备竞赛式的“抗生”思路。当抗生素毒副作用及病菌病毒抗药性越来越大时,当人们为滥用抗生素、滥用激素、滥施手术问题所困扰时,中医学却一再显示出灵验、简便、价廉、安全的比较优势。现代人与古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往往会曲解、误解中医的本意,未能从本质上对中医进行解读和表述。因此,进行中医认知思维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是迫切需求进行策划设计的课题。 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更包含无尽的科学成分。譬如天人相应阐明了人体生理病理随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变化的规律,中医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中医的病因学、病理学、诊疗学、药物学和养生康复学,处处体现着“天人相应”的思路和方法。现代时间医学研究证明,不同疾病的发病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中确有一定的规律性。五运六气学说认为,时空运变具有周期性、节律性,时行疫疠发生和流行有一定规律,安徽中医学院有一位专家运用这一学说,事先对2003年非典及随后的禽流感疫情做出过较为准确的预测,并在《中医药临床杂志》等多家学术期刊发表。根据天赋差别对人体体质进行分类的体质学说,也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国传统科技文化中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继续发展的学科,只有中医药学。孕育于中华文化的摇篮里,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中医药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最有价值的、最有活力的代表。曾经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结合历史背景并利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等来分析中医药文化的认知思维,阐明中医药学的精髓和灵魂所在,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当然也是选题策划的重中之重。在全社会树立起健康医学观念,护卫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也是编辑出版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中医药临床杂志》的主要负责人,近年来我及时抓住中医药文化这一新的生长点,策划设计了“中医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选题,以这一选题构思为基础,由我执笔对照选题要求、明确写作目标、选择创作方法,很快进入写作状态,于2011年初连续三期刊发讲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3年我们还将配合中医药文化建设,策划中医药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探讨性论文。另外,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内涵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学问,随笔心得、医话杂谈、书评札记等活泼生动的文体形式,也不可或缺。在突出重点的同时,期刊可以适当作一些艺术化的设计和点辍,增强杂志的亲和力,使读者在翻阅充满专业性、学术味的严肃期刊时,也还能得到一种文化艺术的享受。那些针对性强、短小实用的千字短文,深入浅出的科普文章,作为补白也颇有特色,长短结合,错落有致,版式上也显得活泼美观。 肩负起编辑出版的社会责任,把握国家的导向政策和学术导向,做好中医药科技文化精神产品的设计,启迪中医药工作者的研究和创作,相信通过中医药期刊编辑的信息采集和有预见地策划设计,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能够为人们的思维插上一双灵动的翅膀,能够在新时期谱写出一曲“悬壶济世”、“经国济民”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医药临床杂志社) 中医期刊论文:充分发挥编委作用 办好中医药期刊 摘 要:编委会是依靠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编委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办好科技期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该文从中医药办刊实践出发,分析面临实际问题,结合文献,提出中医药期刊编委专业结构、年龄结构需完善;编委承担的职责要明确;完善审稿笺,规范编委的审稿行为;与编委多沟通,融洽合作;建立编委激励机制等对策以强化编委职能,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提高中医药期刊办刊水平。 关键词:中医药期刊;编委;作用 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都设有编辑委员会(简称“编委会”)。编委会是依靠专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它是负责科技期刊学术领导的工作机构。编委会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于办好科技期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中医药期刊以报道中医药研究成果为主,专业性很强,只有得到中医药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才能保证报道论文的质量。我部有《广西中医药》、《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原《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份期刊,笔者从事多年的中医药编辑,对编委工作有一些感悟,并对存在的若干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中医药期刊编委专业结构、年龄结构需完善 中医药期刊刊登中医药医疗、科研和教学方面的论文。传统的编委会构成以中医药高校的老师,科研院所的研究者,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临床医师为主,少有涉及西医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学与相关边缘学科的交叉研究频繁出现;随着中医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中医药越来越多采用现代新技术开展研究,为适应审稿需要,编委专业分布应扩大,应根据研究的热点补充西医学和相关学科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编委。 中医药期刊编委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老中医,他们中医药理论高,临床经验丰富,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是高影响力论文的撰稿者,是组稿和审稿的中坚力量。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学科前沿的研究接触不多,在这一方面比不上一些正在一线从事研究实践的中青年学者,居于此原因及从培养中青年人才出发,编委队伍中应多补充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 二、编委承担的职责要明确 明确职责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编委会对编辑部的学术领导作用表现在制订和执行办刊方针,确定报道重点,制订编辑计划,进行组稿、审稿和定稿工作[1]。这明确规定了编委有组稿、审稿的任务,组稿、审稿是应担当的责任同时也是享有的权利;此外还有对外宣传期刊的任务,有责任加强学术不端行为的防范。总之,作为编委是一种荣誉,但要承担相应的职责。 有同仁认为,由于很多编委专家忙于日常业务、教学、科研、行政工作,身兼数职,很难真正参与期刊的各项工作,多数仅能完成例行的审稿、撰稿任务,甚至存在有名无实、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编委[2]。工作中,笔者发现个别编委以工作忙为由推辞审稿,有些编委不按约定时间审毕送回稿件、不按审稿要求评审稿件、审稿意见书写潦草不清,有些编委推荐人情稿、质量低的稿件,除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因为部分编委对其应尽的义务不清楚。 编委属于社会兼职,从事编委工作的报酬很少,完全靠对期刊事业的热心来工作,故选编委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不能行政指定。需拟定编委会工作章程,让推荐单位、自荐个人明白,编委不只是头衔,入选编委即要承担相应的职责。《山西医科大学学报》为了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以文件形式规定了编委的职责和作用[3]。笔者认为,受聘的编委应签署一份责任书,保证任期内的工作质量。为保障编委对期刊工作的热情,编委队伍中不能有只占其位,不履其职的成员,在换届时予以排除。对于编委的具体要求,有期刊要求每位编委每年向编辑部提供高质量稿件1篇(含推荐或约稿1篇),每年审稿3~5篇或推荐审稿人审稿2~3篇[4]。我部要求每一名编委一年内至少为编辑部投稿1篇或组稿3篇以上,其中至少1篇为各级课题研究。 三、完善审稿笺,规范编委的审稿行为 审稿工作是决定稿件取舍,保证刊物质量的重要环节。审者负有审查、鉴别、评价稿件质量,并提出处理意见的责任[1]。一篇稿件需审查的方面很多,没有规范很难顾及全面,需要设计统一规范的审稿笺,以便专家对审查的内容逐项进行审查。 工作中不时遇到寥寥数语的审稿意见,对编辑把握稿件和退修稿件无任何帮助;因审稿人文字表达原因,审稿意见表达不全面,欠清晰,给退修工作带来麻烦。对于审稿不够熟练的编委,应提供表格式的审稿笺,规定要细而具体。本刊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审稿笺,如中医药研究论文审稿内容包括选题意义、内容创新性、研究设计、观察指标、数据处理、结果表达和讨论,中医临床论文还要审查诊断依据、疗效标准、医理、治法、处方、药物的讨论。结合当前学术不端行为增加的形势,本部审稿中增加学术不端论文的检测。稿件审点宜作好标记以便专家针对性审稿;有必要的审查保密说明以解专家后顾之忧,并明确审稿时间。 四、与编委多沟通,融洽合作 1.熟悉编委情况,有效沟通。编委换届前,通过单位推荐、个人自荐的形式填推荐表,换届后存档,使编辑部对编委学术专长、业务水平、当前研究方向有清楚了解。根据选题和编委备案资料,经常约请相应学科的专家撰写有指导意义和代表性的文章,并对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组稿。如通过约稿,我们“八桂名医精方”栏目发表了一批名老中医专家的临床疗效显著的验方;“民族医药”专栏发表了一批获各级基金资助的壮医药、瑶医药论文,尤其刊登了系列壮医药研究成果,记载了壮医药发展的历程。 可将编委分类型,有针对性地分配工作任务,如可分为领导型编委,学术型编委,中青年编委,老年编委等[5]。领导型编委,行政事务繁忙,审稿任务难在约定时间内容完成,委之工作中不忘宣传本期刊,负责联系协办单位,为办刊争取稳定资金;中青年编委年富力强,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对新技术、前沿研究内容熟悉,可多承担审稿任务,尤其是审涉及中医药前沿研究的稿件,可通过网络审稿以缩短审稿周期;老年编委则应发挥其谙熟中医药理论、经验丰富的特长,负责审理一些中医药理论探讨、文献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总结、医案医话类的稿件,根据其学术人脉广特点,号召其多组稿。 2.积极督促、配合编委工作。充分利用一切联系途径,电话、手机,电子邮件,QQ,微博等,与编委常沟通、勤联络,了解编委某时期的工作情况、学术活动,督促组稿、审稿和期刊宣传工作。编辑部要随时追踪编委正在进行的研究,紧跟课题进度,及时掌握编委的学术创作意向,对其论文经审稿达到发表要求后予以优先发表。我部瞄准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的前沿课题,及时报道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产业的最新研究进展,对我区的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发展起到导向和推动作用。期刊需及时配合编委或其所在机构、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培训等学术活动,相关会议消息、会议纪要,或者为会议出版论文集,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部每2年承办一次广西青年中医药学会会议,编辑也抓住这机会与编委、优秀的青年学者建立友谊,交流学术观点,指导青年学者选题和写作,并争取了不少优秀稿件。通过对编委各项学术活动的支持与配合,不但能密切期刊与编委的联系,同时也可提高期刊自身的影响力,达到双赢的目的[2]。 3.做好常规的沟通。(1)采取经常性的个别访谈、电话交流和电子邮件咨询等形式与编委沟通,就期刊的发展、编辑方针和策略、组稿和审稿情况进行交流,请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指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不足。这些方式更容易得到编委的支持,更能够得到具体、中肯的意见。(2)召开小型的编委座谈会。利用工作空闲时间邀请数位编委到编辑部来座谈,向编委汇报工作并提出存在的困难,与编委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制订工作计划;或是编委就某一专题给编辑做讲座。(3)编辑部不定期地向编委发工作简报,及时通报办刊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编委的具体要求。如我部发现自由来稿中有不少比例的疑似学术不端稿件,我们提请编委注意鉴别;并将学术不端稿件的一些共同规律向编委通报。(4)及时与编委交流审稿中的问题,充当编委与作者交流的桥梁,提高稿件修改的速度和质量。(5)参加编委组织的学术讲座和专业会议,向编委学习研究的新进展,了解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 [3,6]。(6)及时将每期刊物寄到编委手中,请编委审读点评。 五、建立编委激励机制 审稿人应具备条件:热心期刊工作,学风严谨,工作认真负责,办事公道;理论和学术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审稿经验,目光敏锐,鉴赏能力强;了解本刊的办刊宗旨、报道范围[1]。在审稿时间长、完成审稿工作出色的审稿人中,遴选一些学术上有影响力、撰稿有积极性的专家补充编委队伍,对其他年青学者也起到一定激励作用。我部在上次编委换届时就补充了不少年富力强的青年编委。 为激励现任编委的工作积极性和给予编委一定的压力,需制订编委退出条件、连任条件,如不能完成组稿、审稿任务又不能为期刊发展作其他奉献者退出,完成组稿、审稿工作优秀者获奖励,给予连任。在期刊主页上上一年度积极撰稿、组稿、审稿的编委名单,同时介绍期刊在上一年度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奖励,衷心感谢编委对本刊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如此,既可提高编委的学术声誉,又加深了编委和期刊的感情[3]。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临床研究”、“实验研究”、“针灸经络”专栏发表了一大批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民族医药”、“手法医学”专栏在全国中医药类期刊中办出了特色。《广西中医药》及《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被转载率及影响因子连年提高;目前,《广西中医药》的影响因子在广西14种医学期刊中名次前茅,《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的影响因子也进入了前5名。办刊实践证明,只有强化编委职能,充分发挥编委作用,才能提高中医药期刊办刊水平。
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一)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它是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商法承担着调整商事关系的任务。换言之,商法通过调整平等商事主体(即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行为,确认交易顺利、可靠、安全的原则,保护商事主体实现营利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商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门。 商法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和实质意义的商法。形式意义的商法是以商法为名称制定的法典,它着眼于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法律编纂的原则不同,形式意义的商法也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实质意义的商法则是从规范的,总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它着眼于规范的性质、规范的构成和作用理念的统一。从实质意义上考察,商法不仅可以存在于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规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没有商法。我国虽然没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来,相继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此外,国务院还颁布了相应的商事法规。这样,存在于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商事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我国的商法。 (二)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前已述及,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之后,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并载入了宪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商法在我国扎根、发展的土壤,因而商事法律部门快速发展起来了,并且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 1、它调整的商事关系是人们基于营利目的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商法之所以能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商事关系的存在。无疑,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具有共性,它们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但是,商事关系在民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它的特性,即营利性。所谓营利性,是指谋求超出投资的利益,并将其依法分配于投资者。商事法律制度不调整全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调整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具有营利性特征的商事关系。 2、具有私法的性质,但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商法和民法一样,是私法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作为商法对象的企业,或是公司、合作社,或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都是私法的主体,因而是私法对象的一部分;第二,商法调整的上述商事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缔结这种关系的个人不仅有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因而它们都是平等的主体。并且,这一关系是围绕企业(或自然人)经营发生的。这种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事关系,无疑是私法调整对象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商法所保护的权利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其优秀是保护企业的经营自由,其本质是保证企业实现其营利的动机。为了使企业实现其权利,必须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自由。这些,都是商法作为私法的任务。当然,我国商法也和其他国家的商法发展趋势一样,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登记、对公司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都表现了公法性质。这表明,商事权利需要多种法律规范的保护。 3、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就世界范围而言,商法的编纂体制有两种:一是采用“民商分立”的体制,即民事、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使民法典与商法典各自独立存在。如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采此制。一是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即民事、商事统一立法,有关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或以单行法颁行之,如瑞士、荷兰等国均采此制。立法的实践已表明,我国在商法编纂方面,也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我国已有民法通则(应被视为现行的民事基本法),并已制定了合同法,正在草拟物权法。在此基础上,将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商法的编纂则不采取制定商法典的作法,而是采用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等分别颁布的作法。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商事法技术性强,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需要,适时修改将是十分必要的。相对其他法律部门,其修改是较频繁的。因此,商事法以单行法颁行较以法典颁行适应性强。换言之,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较采用“民商分立”编纂体制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将是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商法和民法、经济法的关系,更加引入注意。 1、商法和民法的关系。商法和民法是私法中的两大领域,关系十分密切。民法是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商法则是对其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殊法,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企业为中心形成了许多特殊物质生活领域,从而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商事关系。这些关系的调整需求,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予以满足。而这些规定,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内完成,需要以特别法的形式实现。所谓商事法的特别规定,主要是: (1)对民法个别规定的补充、变更。如票据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2)对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规定。如公司法关于公司的规定就是对民法通则中企业法人的特殊规定,或者说,它是为了实现企业法人制度作出的更具体的规定。 (3)创设民法所没有的特殊规定。如海商法关于共同海损的规定等。 基于这些特殊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民法的一般适用和补充适用。在商事关系的调整中,民法的一般适用是一个原则。同时,凡商法对某些商事事项未设特殊规定者,民法的规定均可补充适用。 (2)商法的适用优先于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的适用应先于一般法。凡有关商事事项,应首先适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规定者,则依照前述的民法补充适用的原则,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 (3)商法的效力优于民法。商事法律中关于商事登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规定,涉及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此类规定,其效力优于民法。 2、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商法和经济法都是规范有关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律部门。因此,历来有将商法和经济法统一把握的主张。但是,商法和经济法在具体性质上是不同的。商法虽以企业为对象,但仅调整商事关系即企业经营关系,注重商事主体个别利益的保护;经济法则确认和规范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仅调整政府及政府部门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进行经济管理中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将两者分别把握的主张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二、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它是规范现代企业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该法规定了公司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公司债券、公司的财务会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标志着我国企业立法从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进行立法转向主要按照企业出资人的责任和资金组成结构的不同进行立法。我国公司法以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为其宗旨,摈弃了股份制试点中定向募集等不规范的作法,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的条件,吸收国外通行的原则和作法,诸如股东平等原则、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公司组织机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原则、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等,都为我国公司法所采用。公司法还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场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确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强调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和不得任意减资,注意维持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财产。这些,都为保护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国的通例,采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则,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公司两种公司。但是,这两种公司为投资者建立公司和国有企业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结构: 第一,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产权利结构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不同。依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产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意味着,包括国有出资人在内的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仅享有股东权,公司则对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可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实现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分离。 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样,公司法就确认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其含义是: 股东仅对公司负责;股东以出资额为限负责;股东不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股东,包括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股东。由此,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实际存在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 第三,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换言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法还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规定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内的公司组织机构。 这些,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组织构造的模式。 2、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规定合伙企业法律关系的法律。它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入伙、退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等。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形态的一种,它是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虽然是多投资主体举办的企业,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质特征是出资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该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合伙企业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法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3、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个人独资企业法,是前不久才颁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个人独资企业的行为,保护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独资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古老的一种企业形态,它是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实行准则主义,其设立本身不需经过审批。但是,某些领域个人独资企业必要的营业审批是需要的。个人独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出资人控制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继承;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二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4、其他企业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种企业法律制度外,我国还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企业暂行条例、农村集体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为特别公司——商业银行的运营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这些,都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律。不同的企业法律规定了不同的企业法律形态,为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各种投资者自由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我国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预防和分散商业风险的法律规则、票据与票据交换的法律规则以及海上运输法律规则构成。除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为法律规范含于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有: 1、证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证券法全面规定了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证券法实行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发行、交易的当事入地位平等,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业协会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依照我国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也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 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有证券交易均以现货进行交易。 证券法还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发行公司股票、债券,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样做,可以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实现公正交易创造条件。 2、票据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票据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规定票据事项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历来,票据立法体制有“分离主义”和“包括主义”之别。票据立法的“分离主义”是指将汇票、本票归于一项立法,将支票归于另一项立法;票据立法的“包括主义”是将汇票、本票、支票合于一项立法。我国票据法属于“包括主义”的立法,其特点是采用汇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编纂体制,即以汇票为主,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规则统一规定于票据法之中。票据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规定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有多种功能,包括支付功能、汇兑功能、信用功能、抵销债务和融资的功能。因此,票据交换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仅作为支付、汇兑手段。票据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票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创造了条件。 3、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保险法是规范商业保险的基本法,对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险法通过对保险关系和保险业管理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我国保险法主要实行下列原则:第一,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即同一个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第二,保险利益原则。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避免赌博行为和防范道德危险。在人身保险中,则还在于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于弱者的原则。保险法实行法定解除机制度,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同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四,保险公司稳健、安全运营的原则。保险公司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必须做到稳健、安全运营。适应其需要,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准备金提取制度、偿付能力维持制度、资金运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国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国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体现。该法系统规定了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调整海南关系、解决海事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海商法是国内法,但由于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因而各国在制定海商法时不得不参照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以求得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则的相对统一。我国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将国际公约的规定引入国内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将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选择地吸收。海商法还引入了国际惯例,诸如共同海损的确定、分摊和理算,均采用了国际惯例。由于海商法吸收了当前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海运实践的最新成就,受到国际海南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被人们认为是同国际社会接轨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发展起来的。但它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规范商事主体和其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公司法人制度框架,指明了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之路。 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来自:书签论文网三、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迅速的。但是,由于商事立法大发展的时期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商事关系变动性强,不容易把握,加之时间较短,因此,表现商事法律制度的商事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一方面,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国际性,我们在商事立法中借鉴了许多国外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不可能完全吸收国外商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并且,在立法中不得不反映经济体制转轨的痕迹。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具有过渡性特点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适应商事关系调整的需要。二是在形式上,条文简单,不够详细,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我国商事法律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制定商事主体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我国在实际上实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因此,民事主体法律制度是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基础,完善民事主体法律制度也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制定民法典。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民事主体不能够都成为商事主体。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搞“全民经商”。之所以多次纠正司法机关经商、军队经商、公安机关经商,而仍出现反复,除了认识问题、管理问题以外,缺乏商事主体规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同时,我们在经济法律中课以市场经营者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在民事主体的基础上具备一定条件后成为商事主体了。所以,应该制定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使人们明确什么是商事主体?什么是商事行为?等等。在这方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作了一些探索,他们制定了一个商事条例,对商事主体(商人)等一系列一般规则作出了规定,值得认真总结。 (二)完善商事组织法 如上所述,我国已经有了各项商事组织的法律,各种企业的组建和运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说都很健全。许多企业方面的法律,亟待修改。尤其应特别提及的是,公司法需要尽快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制度不完整。一是公司立法本身留下了空白。譬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批公司设立无效的案件,但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设立无效作出规定。二是公司法多处授权由国务院另行作出规定,但国务院一直未作出规定。这表明,这些必要的规则需要由公司法直接作出规定。 2、公司制度不统一。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实际是两套:一是1993年底颁布的公司法,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确认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虽然公司法中表述了两者的关系,但两者冲突甚多,需要统一。 3、公司法分设股份有限公司规则和有限责任公司规则的必要性,应充分突出出来而未充分突出出来。尤其是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虽然是分别规定的,但差别性不大,使人难以感到分设的必要。甚至,区分这两种公司的意义被淡化了。 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修改。如何完善和修改公司法? 首先,应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借鉴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经验,彻底修改公司法,实现公司法律规范的统一。一是废除公司法律制度上的双轨制,不再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适应这一要求,在实现公司法的一元化同时,制定外资法,规定关于对外资进行管理、引导、监督的规则。二是将有关企业集团的规则纳入公司法框架之内,不对企业集团单独立法。 其次,完善公司法的重点应放在公司的设立和公司组织机构上。 在公司设立规则上,应进一步健全公司设立中责任的规定,补充公司设立无效的救济规则。 在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上应突出解决以下问题: (1)完善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所谓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包括董事、监事的提名程序和选举程序。现在,董事、监事的提名不规范,有政府部门提名的,也有在换届时由董事会提名的。显然,这些作法是和公司法的精神有距离的。前者,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后者,等于自己提名自己为董事侯选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董事、监事的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股东。股东认为必要时,可以授权他人提名。 (2)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充实股东大会召集、举行和作出决议的规则,包括股东出席会议法定多数的规则和多种表决方式的规则。就我国股东大会运作的实践而言,现在既有股东如何有效实现权利的问题,也有如何防止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闹事”的问题,两者都需要加以解决。但两者相比,前者更重要。必须方便股东行使股东权,这是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第一着眼点。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运营的核。心,也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最重要的目标。要提供各种有效途径,使股东能比较容易地行使表决权,要使股东有充分的机会,及时、定期地获得公司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公司经营中重大问题的信息。公司控制的市场运作应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在完善公司收购制度的基础上,应及时披露证券市场上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程序、以及公司购并、重要资产出售等特殊交易,从而使投资者了解其权利。交易应该在透明的价格和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以保护所有股东的利益。在反公司收购中,不能让经营管理者逃避它对股东的诚信责任。应完善股东向董事质询的规则,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充分保护公司的利益,并进而保护股东的利益。 (3)增强董事会规则的密度,强化董事责任。董事会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相对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的基本决策而言,它是业务执行机构,因而必须接受股东大会监督并对其负责;相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而言,它是经营决策机构,经理由它聘任并对它负责。因此,董事会的质量如何,董事是否积极主动地履行义务,将是衡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劣的标志,也是保证公司业绩,实现股东利益的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董事会制度,强化董事承担责任的机制。首先,必须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强调由懂经营、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的人担任董事。采拥“累计投票制”,使中小股东能有机会选出他们信任的董事;大中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这样,加之依法产生的职工代表的董事,就能实现董事会的多元结构,有利于发挥公司治理的机制。其次,在强调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同时,应健全董事之间履行相互之间监视义务的规则,譬如非执行业务的董事可对执行业务董事的监督,执行业务的董事有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工作的义务等。再次,应制定董事长因重大过错致他人损害,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则,以使董事长为自己的过错与公司共同承担损害他人利益的责任,也避免董事长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最后,必须强调董事(实际上也应包括经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统一。现在,一方面,公司董事应该从公司得到的没有得到;另一方面,公司董事应该承担的责任特别是赔偿责任没有承担起来。为了改变这种既无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又无必要的约束机制的现状,应将现在大部分公司实行的经营者工资制改为公司法上规定的报酬制,并按照董事的贡献大小,分别由股东大会确定他们的报酬,包括奖励他们一定的公司股价。同时,要落实董事因自己的过错对公司的赔偿责任。鉴于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董事赔偿责任制度执行困难,有必要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譬如设立董事责任保险,即董事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待董事赔偿责任发生时,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或者,设立董事股权期权,将作为董事报酬的股份的一部分冻结起来,在董事任职期间不行使相应的权利,任职期间发生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时,由其股价充抵;如任职期间没有此类责任,则任期届满时如数解冻。这样,既有对公司经营者的激励,也有对公司经营者的约束,则可鞭策他们为公司利益尽职尽责的努力工作。同时,应和合同法规定的精神相衔接,规定表见董事长的责任,以保护着意第三人的利益。 (4)完善公司监事会的监督机制。目前,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的现象。甚至,许多被监事会监督的董事都认为监事会是“花瓶”。近几年,一些曾经享誉全国的企业家侵害公司利益,甚至堕落为犯罪分子的事实,也表明公司监督的链条上有空白。如何完善公司的监督机制?首先,充分利用和开发监事会的监督资源,是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监督方式,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监事的构成不合理,在选择监事候选人时,没有注意到监督工作的特殊需要,导致监事会无能力监督;二是监事会缺乏监督手段。因此,公司法虽有监事会职权的规定,却被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地发挥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必须从注意外部监督转到注意内部监督,充分挖掘、利用和开发监事会的监督资源。一是要强调选配具有专业技能的懂经营、财务会计、法律的人,经过法定程序进入监事会。二是应强化监督手段,包括赋予监事会聘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公司财务的职权,以使对董事、经理的财务监督成为可能。三是赋予监事会在特定情况下代表公司的职权。当董事特别是董事长的利益和公司发生冲突,并因此而酿成诉讼时,董事长无法代表公司,也不可能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其他董事代表公司,只宜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四是建立外部监事的制度,即经过法定程序,由股东代表、公司职工代表以外的监事进入国有股控股的公司的监事会,特别是大中型公司的监事会。 (三)尽快制定信托法、期货交易法,填补我国商事行为法的空白 信托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产业,信托公司设立和其行为的不规范,表现的很突出。虽然信托业已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整顿,但如无健全的信托法律规则,将会重新出现信托业的混乱。因此,必须尽快制定信托法,规范信托公司和信托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门已在信托立法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过一次信托法草案,建议在此基础上加快步伐。信托法不仅在我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较新的法律领域。在立法模式上,可借鉴我国制定保险法的经验,将信托业立法和信托行为立法合并进行,以利于在立法精神上的统一。关于信托业是否可以与其他业种一起经营,国外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应注意到这些模式都有自己的背景。因此,结合我国金融业经营和管理的水平,似应以与其他业种分别经营为基本模式。 期货交易是商事活动中具有高度风险的快速交易,它较其他形式的交易对法律规则的需求更迫切。无庸讳言,我国期货交易曾经在几乎没有法律规则的环境中运作了一个时期,其期货市场出现混乱是难以避免的。由于期货交易没有必要的法律规则,以致出现期货纠纷无法解决,期货案件大量积压。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期货市场的发展。最近,国务院颁布了一个期货交易的法规,它无疑是至今规范层次最高的法律规则,为期货交易和期货市场的管理提供了法的依据。但是,期货交易是一种商事交易,需要通过商事行为法的完善解决。而这种需求,很难在行政法规的构架中满足。因此,应将已有的期货交易法草案加以完善,加快其立法步伐。由于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和健全期货市场是统一的,因此,我国的期货法应将期货交易行为法和期货市场管理法合并立法,借鉴证券法制定的经验,对期货交易程序、期货合同、期货交易所等作出系统、详细的规定,为期货交易提供充足的法律规则。 (四)制定调整范围较宽的破产法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由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构成,缺乏系统编纂,并且规范的范围偏窄。根据实践的经验,应该打破现在按所有制界限分别制定破产法律规则的作法,制定一部调整范围较宽,能覆盖多种民事、商事主体的破产法。新的破产法应在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中,注重贯彻企业维持原则,重视破产重组在破产法中的地位,不要单纯追求满足破产还债的需要. 本科毕业论文: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摘要:由于证券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不断提升,证券投资成为商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商事登记制度中,证券登记制度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证券登记制度也发展了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即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专注于商事主体地位的确立,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注重于商事(证券)主体权利状态的确认和商事(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 关键字:证券登记商事登记商事登记法 一、证券登记涵义界定 研究证券登记制度,首先需要对证券登记进行定义。但从目前的研究文献中,尚未发现对证券登记进行定义的。如果从法律渊源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证券法》第146条是关于证券登记的出处。该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证券登记,实际是证券交易登记。即证券登记是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 如果单从前述《证券法》的文字表述来进行演绎,上述结论是恰当的。但证券市场飞速发展的实践,使得上述表述范围太窄了。证券登记的实践表明,证券登记并不仅仅限于对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首先,证券登记并不仅仅因为证券交易活动而产生,也可能发生在证券交易活动之外,比如非流通股股权登记、股权质押登记;其次,证券登记也可能表现为对证券交易活动过程中的行为状态确认,而不仅仅是行为结果的确认,比如收购要约登记。 因此,本文认为,证券登记是证券登记主管机关对证券行为状态和证券权利状态进行确认并记载的法律行为。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是调整证券登记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证券登记范围 哪些权利和行为需要进行证券登记?《证券法》没有对此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定。因此,证券登记的范围主要体现在证券登记主管机构根据证券实践所进行的规范。证券实践中,证券登记范围包括: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证券质押登记、证券交易过户登记和要约收购登记等。根据登记的标的不同,我们把上述证券登记事项划分为证券权利状态的登记和证券行为状态的登记。 (一)证券权利状态的确认和记载 根据权利是否受到限制,我们将证券权利登记事项划分为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权利未受限制)和证券质押登记(权利受限制)。 1.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法定职责之一,[1]它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持有人名册服务[2]。持有人名册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证券账户号码、持有证券数量、通讯地址等。在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的法律关系中,我们可以从主体角度去考察相关问题。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涉及两类主体:一是登记提供人,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是持有人名册取得人,这包括证券发行人和主办证券公司。[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其义务表现为:第一,依法向证券发行人提供持有人名册服务;第二,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进行持有人名册的维护,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毁坏持有人名册;第三,于每个工作日结束后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份公司的主办证券公司发送该股份公司的持有人名册(股份公司可以向其主办证券公司取得持有人名册);第四,在提供持有人名册时,发现同一证券持有人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情况,可对其通过多个证券账户持有的证券予以合并统计。在持有人名册取得人,其义务表现为:第一,证券发行人应当妥善保管持有人名册,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使用。因证券发行人不当使用持有人名册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证券发行人自行承担,名册提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名册提供人仅对证券发行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核,证券发行人应当确保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第三,证券发行人应当在办理初始登记时向名册提供人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作为与名册提供人的指定联络人,办理持有人名册事宜;未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前,应当临时指定人选代行指定联络人职责。指定联络人或其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证券发行人应当自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名册提供人,并及时在指定网站更新相关注册信息;第四,证券发行人申请领取持有人名册,应当在申请文件中注明申请领取的理由,并保证所述理由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名册提供人不对证券发行人所述理由进行合规性判断。[4] 我们还可以从登记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考察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法律关系,即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问题。 (1)初始登记。此为证券发行之初的原始登记。我国证券市场开办之初,并没有强制性进行股权初始登记,只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才强制登记并托管(非流通股可不登记)。其弊端即是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份出于无序状态且无法监管。有鉴于此,中国证监会于1994年8月16日了《关于在深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托管的函》(证监函字〔1994〕40号)和《关于在上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托管的函》(证监函字〔1994〕41号),要求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全部股份均要进行托管登记,否则即暂时停牌。[5]自此,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了证券初始登记制度。即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证券时在登记主管机构进行的登记。这包括了股票初始登记、企业债券初始登记、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登记、证券公司债券初始登记等。[6] (2)变更登记。初始登记之证券发生了变化,即须进行变更登记。比如股票在首次发行(IPO)后进行配股、增发后的再行登记。 2.证券质押登记 证券质押包括股票质押和债券质押两大类,其实质是对证券流通权利的限制。[7]在债券质押,主要在国债回购行为中有所体现。[8]本文主要讨论股票质押。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分置,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股票质押也体现为流通股的质押和非流通股的质押。 (1)流通股质押[9]。从民商法理论上说,做为权利质押的典型形态,任何股票均可质押。即无论谁持有流通股,基于质押的商事目的,均可将自己持有的流通股进行质押并向登记主管机构进行登记。但在实践中,个人持有的流通股无法进行质押,因为在目前登记主管机构的流通股质押登记业务中,只有证券公司自营的股票可以进行质押登记。[10] 应当看到,在流通股质押登记法律关系中,存在两方面法律关系。一方面是流通股质押法律关系,我们称之为基础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特别要求质押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特别资格条件,即质押权人商业银行和质押人证券公司,在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时,必须具备《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格。并且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票,也必须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流通股质押登记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也有其特别的规则。即登记主管机构在办理股票质押登记业务时,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有权拒绝接收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登记申请[11]:(1)证券公司用作质押的股份,不符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要求。(2)一家商业银行接受的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10%。(3)一家证券公司用于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10%,或高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5%。(4)被质押的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份额高于该上市公司全部流通股票份额的20%。 (2)非流通股质押。由于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非流通股的质押也有特殊的规则。这些特殊性主要体现为:质押标的物的股份性质若是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的,出质方必须提交国资委或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上市公司国有股质押备案表》;国有股东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不得超过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国有股总额的50%;金融类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质押达10%(含10%)以上的,应当有人民银行总行批文等。 (二)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和记载 1.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和记载:过户 在证券登记主管机构的登记业务中,对证券交易结果的确认和记载(即过户登记)是最为经常的活动。证券交易活动只有经过过户登记,才使得其交易行为最终完成,没有过户登记,则证券交易活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在实践中,过户登记在交易日次日完成,即T+1。 2.证券交易行为过程的确认和记载:要约收购登记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自南钢股份要约收购以来,要约收购事件在我国越来越多。为规范要约收购行为,中国证监会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登记主管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范设置了要约收购登记程序。其程序包括:要约收购人委托证券公司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对收购人交付的履约保证金(证券)的保管、拟收购股份的临时保管、要约收购中的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的受理和有效性确认、收购股份的过户登记及其对应资金(证券)的支付。 三、证券登记的法律调整 证券登记制度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单纯登记到登记和托管相结合的历程。在1990年以前,大多数国家证券的登记由专门的股份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结算则由证券经纪商或托管银行办理。1990年以后,中央证券登记存管体制在各国证券市埸兴起,以证券无纸化存管与非流动性交收为基础的中央登记结算体制大大提高证券结算效率与安全,同时也使证券的中央登记成为潮流,分散登记体制的作用逐渐减弱。但由于这些历史演变的途径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表现在各个国家对中央证券登记存管体制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为“存管信托公司”(DTC)是依据美国《银行法》设立的公司;英国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为CREST,是依据《公司法》设立,香港结算公司以证券和期货条例(结算机构条例)作为设立法律依据。我国中央证券登记存管机构的设立与运行则由《证券法》规定。 我国《证券法》第146条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至此,在中国证券市埸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是经过法定机构批准设立的法人,这个机构既负责证券集中结算,又负责证券中央登记。集中证券登记与结算是中国证券结算体系的主要特点。 四、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一方面体现为对证券权利状态的记载和确认。即通过证券登记,可以确认证券合法持有人和处分权人的资格,[12]也可以标明该证券上的权利限制状况。另一方面,体现为对证券行为状态的记载和确认,以判断证券行为结果是否确定(过户登记)和合规(要约收购登记)。 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赋予证券登记法律效力的渊源是什么?是法律规定还是当事人的约定?从朴素的法律观念来看,任何法律行为的效力渊源都是法律的规定,因此证券登记的法律效力渊源当然源于法律规定。就此,我们可以在《证券法》上寻找到相应的规定。但本文认为,还应该从法律背后去寻找证券登记的效力渊源,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实际上,在证券实践中,证券登记都是通过协议来实现的。[13] 五、证券登记制度对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传统商事法认为,商事登记制度是对商主体资格的确认,是导致商主体设立、变更或终止的法律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得商主体资格和能力发生变化的结果,其结果在于导致商主体资格的变化[14]。国内仅有的商事单行地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04年4月16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改)也是持该种观点。其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八条规定,“商人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依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第九条规定,“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商人的登记机关(简称登记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办理商事登记”,第十条规定,“商事登记分为有限责任商人的登记和无限责任商人的登记”。 但正如本文所表述的,在证券登记制度,其范围远不止对商主体的资格确认:其对证券权利状态的确认和记载中,未受限制的权利状态与商主体资格的确认是一致的,即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是对股东资格的确认。但其他类型的证券登记如证券质押登记、证券行为状态的登记等内容则远非传统商事登记制度所能涵盖的。笔者称之为是对传统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而不是否定。 由此可以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是否需要统一的商事登记立法?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胡炜等33位代表认为,商事登记法是规范企业和其他经营组织市场准入行为的一项重要法律,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市场主体法律颁布施行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尽早出台商事登记法。同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商事登记法列入立法规划,而国家工商总局正在对该法组织起草论证,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意见,拟先起草条例,待条例实施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法律。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也同意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安排,建议在起草条例草案的同时,着手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争取尽早通过法律来规范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15]但笔者认为,正如本文所表述的那样,商事登记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商事登记制度的调整范围尚未完全确定,目前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时机并不成熟。 本科毕业论文:商事登记制度研究 [摘要]商事登记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商事登记的价值对优化商事登记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效率和安全 是商事登记的两大价值效率应服务于安全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有违效率价值的问题就完善我国商事 登记法律制度实现效率与价值最佳均衡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商事登记又称商业登记现代意义的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或商主体的筹办人或负责人代表人为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主体资格依照商法典专门的商事登记法或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内容及程序将法定登记事项向登记主管机关提出经其审查核准登记于登记簿并公布于众的行为商事登记法是规定商事登记的法律从广义来讲包括一切有关商事登记的法规除以商事登记法命名的狭义法律外其他法律中如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法等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都包括在内故从广义来看我国已经建立了数目繁多的商事登记具体法律制度一商事登记的价值分析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和确立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都有其一定的价值取向法律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式来塑造社会生活反映立法者执法者及守法者期望追求的价值目标它应符合一定的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蕴含一定的内在道德性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亦是如此研究商业登记的价值有助于商业登记立法的优化选择充分保持其科学性及合理性使立法能够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促进商业繁荣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曾经说过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为法律价值论及法律的价值取向至少应具备两层含义一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法律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可以是一元价值目标也可以是多元价值体系二是当法律所追求的多元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诸目标的阶位序列尤其是终极价值目标的选择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体现商法的价值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主体的营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商主体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 的经济效益营利性这一商法的优秀理念决定了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作为商主体的管理制度必须以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和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效率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具体化为经济效益办事效益生产效益学习效率等等所有这些词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学上的观念即以较小的成本生产出等量的产品抑或以相同的成本获得较多的产品伦理学家们常常将效率视为功利而经济学家们却说此乃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而在法律的视野中效率被解释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制限制一些自由从而扩大更大的自由使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流转快速化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1]商事交易以营利为目的对商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通过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力求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和贯彻短期时效主义来实现此目的商事登记作为交易的前置程序虽然要求商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前进行登记并应在实体上达到登记内容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商主体以及商业登记机关进而社会的成本支出但从社会整体角度分析经过登记和公告商主体的各项信息商主体设定出资履行组织变更合并增资减资以及解散等显然有助于交易相对方便地获取交易信息这对交易相方而言意味着交易成本的直接减少并为防范交易风险创造了条件对进行登记公示的商主体而言交易相对方迅速作出交易决策意味商主体实质是以有限的登记成本支出换取了一个由公权力奠定基础的让交易相对方了解自己的平台以各次交易的迅捷争取到交易周期的缩短赢得他次交易的商机促进交易次数的增多进而实现整体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可见商事登记法律制度通过公权力强制性的限制有效防止在自由竞争中由于商人的逐利本性而可能引致的信息披露的缺失性与虚假性从而不仅在局部上保证了市场秩序的稳定也为整个社会商事交易效率的提高提了基础保障[2](P29)效率固然重要安全是人类所共同需要的社会性状因此法律的价值同时也在于维持一种安全的态势正如台湾学者张国键称商事交易固贵敏捷尤须注意安全如果只图敏捷而不求安全则今日所为的交易明日即可能发生问题甚至于遭受意外的损害[3]商事交易的安全是保证商主体营利目的实现的基本价值之一商法为维护交易安全已经确立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的登记公示制度就是确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之一商事登记作为一种要式的强制性法律行为要求商主体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和法定格式将商事经营的内容及事项登记注册使商事营业相关信息采用法定的形式固定化有助于交易相对人对商主体的资信及能力的了解从而预测交易的风险提高交易的安全度尤其是商事登记中的公示主义原则商事登记机关将已记有关主体事项以规范格式登载于事先确定的布告栏报纸杂志等之上向社会公众公开使众所周知从而保护商事交易的快捷与安全各国商事登记法均要求商事登记必须公告否则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P30)各国商事登记法还对各种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这既是维护商业登记制度的重要保障也反映了商业登记制度体现的保障交易安全的理念效率与安全作为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区别冲突因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安全的因素二者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没有效率的安全是无价值的没有安全的效率也将时刻使交易处于危险的状态[4]从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应真正地反映营利性的终极目的要求来看交易安全应服务 于效率因为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商法进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如果为了安全而动摇了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存在的客观基础那么它将失去自身的存在根据二商事登记的价值对制度构建的影响1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的问题从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来看效率与安全的矛盾冲突是十分突出的大体上表现为过分注重安全价值的保障并以加强国家干预的各种机制做保障而对效率价值重视不足这也是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之所以形成现在这种状况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过于强调统一大和团体托付等观念而对于风险自由自治往往认识不足此种民族性格并非中国一国存在包括我国台湾地区东南亚众国日本等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着这一现象[1](P85)私法领域本应以自治原则袁晓波.商事登记的价值分析及其对制度构建的影响第3期93为主要的立法理念商主体从事商事交易应自负交易风险具体在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上就是商事交易者对于交易相对方的商业信息应主依自力搜集而以政府的有限登记资料为辅而不应依赖国家管理苛求政府对交易相对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实质审查为交易人担当风险回避责任二是中国自汉代以来确立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大都是在统治者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维形势下采取的对商事活动进行控制和抑制的手段充斥着统治者武断专权的意志和对商人阶层自始至终的偏见中国古代高度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又使得大规模的商品交易行为显得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缺乏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必须的原动力商品经济这些对我国今日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特点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以服从国家管理和强化行政权力为主[5]故我国至今仍有相当学者坚持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公法管理法的性质纵览西欧商事法的历史演进包括商事登记法在内的整个商事律制度皆是因商人阶层而起以维护商人阶层利益为己任滥觞于具有冒险开拓精神的商人阶层持之以恒地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行中伴随商事活动泛化商业社会成型的现实商事登记法律制度还逐渐演绎出为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利益服务的其他功能[5]综观现代商事发达国家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多采用比较自由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对于注册资金经营范围专职人员等要么不作任限制要么要求相对较低商事组织的登记注册相对较自由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突出美国对商事组织注册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额限制不需要对注册资本验资也不存在虚假出资和抽逃资 金等问题对商事组织经营范围也放得很宽商事 组织可以任何合法的商业目的从事经营活动即所谓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征税你倒闭我同情你违法我处罚[6]很少限制新企业的开办以及老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的规定相较之下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国家积极介入私法领域的商事活动为商主体进入市场交易设置了复的程序以许可主义辅之特许设立企业高度重视商事登记的事前监督对商事登记申请者实行实质审查这对保障商事交易者财产安全有效监管市场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维护社会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烦琐程序的制度设计妨碍了商事申请人投入商事活动的便捷性许可乃至特许的设立原则限制了商主体交易的自由事前静态管理的过当重视在为未来交易安全打基础的同时扩大了商事交易者从事商事活动的事前成本支出增加了登记机关事前督察的工作量其实质审查名号下的门槛性质还为相关登记部门的腐败创造了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后的动态监管严重不足年检制度聊胜于无却又流于形式而实际上商事活动中的各种欺诈和违反登记法规的行为往往发生在事后足见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偏重安全而安全不足忽略效率致效率低下2立法建议基于上述问题寻找安全与效率的均衡点完善我国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登记程序中各环节时限控制缩小登记管理中登记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登记机关故意或失职性的拖延拒绝而增大申请者的成本支出现代法治社会据有限政府理论维护商事登记主体合法权益必须限制登记机关的自由裁权这一点国外的立法做得较好往往采取硬性的时间标准注重保障申请人的效率如法国关于商事及公司登记的法令规定法院书记官在收到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即应进行登录此种申请的提交日式的规定显然比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的登记机关在受理登记申请后即发出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日起30天内作出核准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而对于何时受理并无明确时间限制的收到全部文件后的时间标志要客观且富于操作第二商主体设立方式上坚持以准则主义为主以申请审查核准登记及公告为基本的登记程序限制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简化商事登记中的登记程序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受到行政作用的抑制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全面管制行政权力在商事登记中极度膨胀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专营排斥私人经营的领域商主体的设立方式普遍采用许可设立并辅之以特许设立商事登记几乎被扭曲为行政上的营业许可几乎不体现私法功能[7]审批核准前置程序过于繁杂过度加大申请人的交易成本妨碍了商主体以便捷方式投入商事活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商主体的成立经营范围乃至从业人员住所注册资金投资人等均需一些部门预先许可的现象[8] 采用准则设立申请登记者不需要报请有关行政主管机关批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设立条件就可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后予以登记注册取得主体资格准则设立使依法设立对任何人均敞开大门任何人都可以采用法定形式平 等自由地进行经营活动消除特许设立和许可设立中行为人通过设立牟取经营特权的可能性它使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94商主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主体并能凸显商事登记创设商主体资格的私法特征因此我们应借鉴英美法的一些做法设立方式上坚持以准则主义为主仅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行业的商主体和实现国家产业政策有特殊意义的商主体仍采用核准设立或特许设立简化商事登记程序以申请审查核准登记及公告为基本的登记程序限制和减少行政审批的前置程序第三在登记审查上与准则主义为主要设立原则相一致采用形式审查缩短登记程序关于审查行为存在着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和折衷审查三种立法例形式审查即登记机关仅仅对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从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的角度进行审查而不对登记事项的真伪进行调查核实实质审查则要求登记机关对申请者所提交的申请不仅从形式上审查其是否合法而且要对申请事项的真伪进行审查折衷审查则是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有重点地进行审查尤其是对有疑问的事项予以审查如果发现有不实之处得依职权拒绝登记登记机关只享有实质审查的职权而不负有实质审查的义务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全面审查制也即实质审查制对于实质审查制的情形类于我国司法传统对实 体正义的偏重我国理论界一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结加之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确难使人 的私法性质又要求实体性责任为私法责任则申请人登记不实给相对人所造成的损害由谁来承担责任此种任的性质又如何理解放弃对登记机关相关责任的追究行政权力就成了单纯的权力要避免实质审查流于形式权力寻租只能强化登记机关及登记人员的责任而这又会使登记机关为登记申请设置更多的限制效率更为低下如此看来实质审查制忽视市场淘汰机制对虚假现象的惩罚作用以政府审查代替市场主体评判凭借政府权力严把市场准入关卡确立信用秩序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反而扩大商主体的事前申请支出损害了商事交易的效率还要承担致使政府失信于民的风险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 经济法律制度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强大的信息网络富有成效的事后监管和我国当前幼稚的市场。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体系 藤冈信胜在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时候曾经说: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集中了世界上一切反日的资料而对日本进行惊人的颠倒黑白的描绘的产物。(21)他在1996年11月26日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研讨会上还提出:“教科书的目的是把下一代日本人培养成日本国民,日本的年轻人不应当以日本为耻辱。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是国家教育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不能让与日本的国家目的相反的教科书流行。对教科书的审查关系国家的尊严,所以必须坚持。(22)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成立之际发表的宣言中也说:“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是要把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形象与品格均衡地展示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的祖先们奋斗不息、努力追求,经历失败与痛苦,那就是我们日本人。我们的书不仅要在学校的教室中使用,而且要成为父母们向孩子讲授历史故事的教科书。”(23) 上面的表述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新历史教科书,是立足于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进行全面反扑的基点上,所以是根本体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否认和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歪曲。 首先,该教科书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说:“所谓学习历史,并不是像人们一般认为的是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其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在该教科书的送审本上,竟公然地写道“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夸大日本历史的悠久和独立性,这本教科书大量地随意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同时,对于许多必须加以批判的历史问题,作者则以“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为名,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故意不予以评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教科书完全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其次,这本教科书全文刊载了天皇的“教育勅语”。人所共知,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语”是与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紧密结合着的,是日本战争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事物。所以在日本战败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时,天皇的“教育勅语”是首先从教科书中被删除的内容。战后50多年的历史教科书,也都没有公然地全文刊载“教育勅语”的。对天皇“教育勅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认识水平的标志。而扶桑社教科书不仅全文刊载天皇的“教育勅语”,并且在书中介绍说:“(教育勅语)教育日本国民作为近代国家的国民,应孝敬父母,必要时为国捐躯。所以一直到1945年,学校的课本一直是刊载(教育勅语)的。”(24)这样的介绍根本没有说明“教育勅语”与战争的关系,相反,却给读者一个肯定“教育勅语”的印象,从而也就表明了作者肯定军国主义和肯定侵略战争的态度。 第三,在这本教科书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自省的意思,相反,竭力说明战争的合理。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在东北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强化,关东军北有苏联的威胁,南有国民党的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25)“日中冲突”(卢沟桥事变)则是因为不知什么人向根据条约驻守在北京郊外的日本军队开枪引起来的;(26)“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在ABCD包围圈的经济封锁下不向美国屈服的选择,(27)等等。这些认识,与战后一贯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是所谓的“解放亚洲”理论。这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在教科书上面的具体表现。 上述三个问题,可以说概括了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的体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鼓吹军国主义,鼓吹战争的教科书,是日本历史上“大亚细亚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回潮。这种体系的教科书的出笼,是对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反动,是向战前教科书体系的回归。所以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本教科书的危险性在于其走向战争的体系。 我们之所以特别指出该教科书体系的问题,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许多对该教科书的批判,大多注重从该书中寻找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地方有多少处。当然,这本书中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地方比比皆是,从数量上是无法统计的。即使选取大的方面,也有相当的数量,对这些谬论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实质问题决不仅仅是单纯地否认侵略历史事实,而我们批评新编历史教科书,也不能仅仅指出其中若干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决不能选择一些具体问题加以批判就可以了。 必须看到,教科书问题反映出的是日本的政治与社会走向的趋势,所以在这一问题出现后,不仅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各国的批评,而且也在日本的思想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引起很大的震动,构成日本战后教育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面对国际化的挑战种种反应。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历史社会教育,历史观教育的问题,是日本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上的重大问题。应当说,日本社会对于教科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表述,其实是有许多不同认识的,赞成扶桑社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的人也不少。但是为什么采用率那么低?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危险的体系。 以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而闻名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刚刚出版的专著-《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指出::教科书问题有两个侧面,一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攻击,特别是对侵略、加害记述的攻击,一是对日本历史教育的修正。正是为了实现后一目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才在日本展开了对教科书的攻击的国民运动。(28) 如果仅仅满足于选择具体问题进行批判,而忽略教科书的体系,不注意从这本教科书与战前、战后教科书体系的对比上思考问题,就等于容忍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体系,就有被导入解放亚洲的理论体系的危险,有落入编纂会设置的圈套中的危险。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50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50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2 二、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的比较 近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一般被认为是战后继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两次攻击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都与日本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而努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对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动向联系着。三次对教科书攻击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的。 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状态结束不久,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开始向海外发展。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政府上层人物认为终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审判困境,头脑开始发热。特别是由于冷战的激化,基于冷战理论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定和旧金山体制建立后,不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的独立,而且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把日本视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狂妄起来,上层的政治家们又开始做起军事大国的梦。 与此相应的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以恢复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为目标,因为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必须首先要压制当时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和平教育,必须将编写教科书的权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体制”的国家手中。为达到恢复教科书的“国定”的目的,保守党内成立了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从1955年8月起,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学术界里的右派学者相应地公然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建立了攻击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在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中,来自日本防卫厅和财界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日本防卫厅力促与美国实现军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的背景下,强化向日本国民进行“国防教育”,防卫厅提出了《关于教育的呼吁书》,强调在学校中进行“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气概”的教育。这说明来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要求恢复军事大国梦想的倾向渗透到日本的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内部也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发生新的变化。 不过,在日本刚刚战败,审判刚刚结束的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比较厌恶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义思潮对军国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制约能力。特别是当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多人还是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一方。同时,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复活军国主义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内阁在坚持签署了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被迫下台。 总的看来,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与日本保守派狂妄地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在当时日本经济刚刚恢复,仅仅有所发展的前提下,就露骨地提出“军事大国”的目标,至少在策略上是失策的,所以没有得到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响,相反,却招致来自和平主义的反对。有的学者称之为“复古性的军事大国”梦想。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时日本的国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综合实力比50年代是大大提高了。这时,日本的GNP占世界的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就提出要应使日本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地位,要跻身于世界上大国行列的狂热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思想再次抬头。 当时,首相中曾根在1983年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要求,其实也反映了日本许多国民的“大国意识”。接着,在1985年,即日本迎来战后40周年之际,中曾根又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主张,他在自民党轻井泽研讨会讲演时曾经说:关于日本侵略和加害的批评是奇谈怪论,日本要从“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等“自虐”的思潮中摆脱出来,必须对审判原则和判决做出重新评价,确定日本人自己的意识(19)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实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先是以自民党组织推动在学校的开学、毕业的典礼上升国旗和唱国歌的活动为前兆,接着,1981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对82年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被审定为合格的教科书,都被提出大量的必须修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求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表述上将“侵略”等态度鲜明的表述改为“进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面前受挫,1982年8月26日,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此后,文部省决定在审定基准中加上:“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有必要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国家对近现代史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的“近邻国家原则”。(20) 分析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之所以受挫,一方面是来自亚洲各国的抗议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势力固然强大,但是与其它大国相比,对海外的投资刚刚开始,以出口贸易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使其不能不重视亚洲大市场的反响,也就是说,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尚未得到企业界和财界的积极响应和配合。 与前两次对教科书攻击的背景相比,第三次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首先,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日本资本在这一趋势下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在亚洲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在海外的现实使企业家对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不再冷漠,甚至抱有期望。对于这一情况的有力证明就是在90年代后半期相继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与“日本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的法案和“周边事态法”等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终于向军事大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企业的竞争力低下,社会问题丛生,种种神话破灭,暴露出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的人自豪感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世纪末心理”蔓延。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就是必然的了。利用这一机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日本“国旗、国歌”的问题终于在国会通过,针对多年来“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修改宪法的问题,也终于在国会中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以上的情况说明:在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时候,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的目标已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有了实际的行动,而对和平宪法的修改,也已经跃跃欲试了。这种局面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有利的背景下,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也仍然接受了前两次攻击教科书的教训,即采取迂回的方法,竭力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面目掩盖起来。具体来说,是通过所谓“国际贡献”论到“保卫国家利益”论,进而再从批判“自虐”论到建立“光明的日本”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通过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逐步地向战后改善的教科书发起攻击。 “国际贡献”论说强调日本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应的责任,为派自卫队参与国际维护和平活动做辩护,宣扬那就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这一命题看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一观点的后面,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实际真正强调的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在调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接受了这一看来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立即“理直气壮”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将侵略行为美化为对亚洲的贡献,即解放亚洲的战争。而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则被他们指责为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自虐”,“自虐”的教科书当然要受到批判,编写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描写“光明的日本”的教科书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右翼和保守势力推出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逻辑。 上述情况说明:右倾保守势力与右翼势力这次对教科书攻击是在对其十分有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又建立了关于其理论的系统工程,至于在组织上发动日本国民的具体策划和准备,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更具体的披露。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活动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如这次在教科书审定前,就有北海道议会、千叶县的议员联盟等提出取消“近邻国家原则”的主张。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既然对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有如此有利的条件与准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小试锋芒后就立即鸣金收兵。人们已经看到,就在教科书的采用率局势明朗化的时候,也就是在扶桑社教科书遭到惨败的时候,小泉首相不顾日本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去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起到了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打气的作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后,又给日本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及向外派出自卫队,进而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口实。从这些在教科书采用局势明朗化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日本社会今后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是有增无减的,因此对教科书的攻击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我们不可放松警惕。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一年前,日本的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称“编纂会”)编写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的审查,从而掀起了教科书的风波。到去年的8月,全日本130余万中学生中选择使用这本《新编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扶桑社教科书”)的比率只有0·039%,使得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学校采用的环节上受挫。近来,教科书的风波表面上似乎有所平息,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骨干也制定了“复仇”战略,准备在下一次的教科书审查时卷土重来。根据日本出版劳连教科书对策部提供的信息,采用结果出来后,“编纂会”重新确定了会长等人选,制定了第二阶段的三项“复仇”目标,即一是在今后4年里改变教科书的采用制度,二是努力推行扶桑社的教科书,三是掀起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价值的运动。新会长田中英道宣称要把修改教科书的范围扩大到小学的社会科教科书以及中学的国语教科书。(1)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教科书的问题是很必要的。 一、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2001年4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1、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2001年4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0·039%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99%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6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20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从七种教科书2002年的采用率与1997年采用率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4),即从原来的12·9%急落到现在的5·9%,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99%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4年后的胜利。(5)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2、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54·5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16·5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PKO)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9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PKO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96年12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主权向国民主权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一节中特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9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50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9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9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9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3、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90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116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1996年6月5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1996年12月11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1997年1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177名,实际超过200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9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80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优秀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21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右派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右派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NHK》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优秀人物。1996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1996年12月15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右派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右派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Voise》、《SAPIO》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10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1997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1996年7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10月29日,出动40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卖国。12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4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1997年2月4日后,右翼团体大行社每周有三天到出版社前抗议,4月8日,150台右翼的街宣车集中向出版教科书的“大阪书籍”示威。这一年的日教组教研集会时,右翼团体特地将街宣车开去,在车上大书“学习藤冈史观”的字样。 综上所述,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般认为的“右翼势力”其实有由多种势力构成的。他们固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在组织上甚至有联系,但是在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时候,必须对这些势力进行具体的分析。 本科毕业论文:“日本教科书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原因 [摘要]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本文对日本最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问题进行了述评,并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宪章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应将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主流学术界区别开来,增强交流和合作.应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和理念,理清问题的根源,并构筑亚洲学术界相互支持和信赖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也确有责任努力去取得邻国的信任,日本对于自己的战争历史,必须通过自己的诚意向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现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最首要的.对过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只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第三,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各方争论的是过去,但其实真正担忧的是将来.因此,我们的批判与争论不应只重于一时一事,而更重要的应是找到面向未来的解决之道.不能让过去的历史撕裂未来的亚洲.应努力建立有关教科书问题磋商和交流的正常渠道和机制,致力于建立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如果在未来亚洲国家要象欧盟国家一样走向一体化以求共同的更大发展,那共同的历史认识就是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本科毕业论文:中学历史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的转换 伴随着新课程的推行,高中教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新的课程理念呼唤新的学习方式、教学模式,而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又靠扮演者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迅速转变角色,以更好地适应新课程的教学。角色应如何转换?笔者就此谈谈自己初浅的认识: 一、由重知识结论的灌输者转为重学习过程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 “重结论轻过程”是传统教学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传统的教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讲述、板书和布置练习。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把学生看成了接受器,课堂中的问答多半是复述教材中的文字,教师充当了知识和结论的灌输者的角色。 新课程要求教师的角色已不再是结论的灌输者,而是引导学生体验学习过程、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在强调学生“主体”意识发挥的同时,对教师“主导“的要求更高了。就历史课而言,如何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为学生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何找准教学的切入点,激发学生提出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并能积极寻求问题的答案;如何淡化“教”突出“学”,把教学过程变为“培养学习者”的过程,使教师自身由知识传递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从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讲台上走下来,和学生融为一体,共同活动,消除师生间的距离感,使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才能;如何使班级、小组合作和个体学习各环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这都需要教师的精心策划和组织。 如在学习《金与南宋的对峙》时,课前预习1、你知道多少岳飞的故事?你知道岳飞《满江红》吗?2、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历史名将,为何北伐不能胜利呢?这两道预习题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和启发他们分析思考能力,避免学生在课堂上仅仅靠教师灌输的学习的被动局面。上课时在沉郁激越的《满江红》背景下,学生的情绪异常激昂,他们急于要把自己知道的岳飞的故事与同学们分享,有的学生还拿来了在将军山拍摄的岳飞“还我河山”的图片。教学中师生互动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有的提出:“老师,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可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宋的金为什么竞能灭宋呢?”学生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探究。激烈的讨论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且发展了学生的思辩能力。这样的课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学生丰富的创造力,个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也达到了教学目的,完成教学要求。 二、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转变为课程的开发者 在传统教学理论中,课程(包括教材)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也无须过问,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也就是说,教师只是既定课程的阐述者和传递者,这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很容易使教师走上“照本宣科”的教学老路。新课程给了教师发挥的空间,倡导教师由机械的课程阐述者向课程的开发利用者转变,为基础教育改革又提供一条探索之路。如在上唐朝历史时,我们给学生布置的分析讨论题:观点一:“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杨贵妃足以败之”。观点二:说:“唐玄宗前期会做皇帝,后期不会做皇帝,”你同意哪种观点,为什么?学生必须在课文中找出相关史实归类,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评价。经过深思熟虑,学生纷纷发言,说了很多,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令我很受触动。 三、由传统的知识“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过去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截然分开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按照教材、“教参”、试卷的“标准答案”教。至于为什么要教这些,为什么要这么教,绝大多数的教师没有深入地思考,因为学校的评价体系就是教学升学率的多少。可见,教师成了完全游离于教学研究之外的旁观者,成了知识的“搬运工”,这显然不符合新课程对教师角色的期待。新课程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搬运工”转变为教学活动的研究者。 作为研究者,教师要不断增强教学研究意识。研究重点和方向是:1、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强调探究性学习。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那种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提倡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得到发展,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张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历史实践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开放式教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以历史教学为基础,不拘泥于历史教材本身,打破学科界限,借鉴不同学科的教学成果,重新去体会历史、感悟历史。 如我们为了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布置了探究性课题“走进沙县小吃”,“中国古钱币”等。由于这种学习活动,是学生自由选择的自主学习的过程。他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与生活空间之中,通过迁移各种所学知识,把学习过程变成了主动探究的过程。学生对自己身边的历史进行调查、收集、分析、研究、处理有效信息,从而形成对历史的真实感受。在展示成果时,学生做了课件并运用多媒体手段把成果展现出来,对学生的能力是一个全面的锻炼和培养。从收集到的学习成果来看,学生们涉猎面非常广泛,学生表述历史事实、整理历史事实的能力显著提高。通过这种新型的学习活动,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感知力和思维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2、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以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社会探究技能和实践能力、沟通与合作、社会责任感等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发展性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新课程的实施使教学面临许多根本性的挑战,要顺利实施新课程,首先就要求教师从传统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塑造自己的新角色,这是实施新课程成败的关键 本科毕业论文: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优秀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思的全面干预,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础上的干预和干预下的自由相结合,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个人利益绝对最大化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它应当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经济资源与机会的共享,人类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会利益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实现其利益的基础,没有社会利益的存在,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会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其本质又是个人利益,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每个社会个人的个人利益,是相对于单个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广泛性和更强的整体性。 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体系看,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民主、社会公正。1、经济秩序。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主体才能“最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二、经济民主。经济法通过维护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赋予社会主体平等的、自由的竞争权,机会均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每个社会主体的最大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最大民主。三、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均衡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对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经济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利益冲突双方进行调整和评价时,无不依据其价值进行,而其价值就其本质来看乃是属于社会利益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乃是社会利益至上。 本科毕业论文:司法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下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探讨 摘要: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训练目标,应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转换。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转换。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转换。本文基于该认识,详细设计了论文写作的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流程和评价标准。 关键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模式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导向的转换 在传统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训练中,选题偏重立法论角度,而缺少解释论角度;论证方式采用教科书式的阐发,而不是严密的推导;论证结论难有价值。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学习资源,而且,使得学生对法学研究乃至对法学知识留下了恶劣的感性评价。而司法实践中真正需要的法律论证能力,由于没有教师的系统指导,只能留待学生到工作中自己进行碎片式的摸索和碰壁后的自悟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可能有很多种,但是,从目前国外法科学生的培养方法来看,普遍性的规律在于,法科毕业论文,甚至是学习中间的论文写作,都应该树立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而不是树立以培养法学家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具体而言,需要改变以下三个方面的观念。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立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 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 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也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有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如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 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也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 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侵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如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恰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司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论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 8.表达流畅,不违反诉讼参与人和社会的基本情感和表达方式,可接受性强。 完成上述论文指导,不仅需要学生的努力,也对指导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应从事法学理论研究,也要从事司法实践,才能具备选取恰当案例,熟练进行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等能力。只有指导教师熟悉司法习惯、法官心理和社会心理,论文的指导和写作才不至于闭门造车、坐而论道。 作者简介:王韬(1976-),男,河北泊头人,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执业律师,研究方向:刑法学,经济法学,经济刑法学。 本科毕业论文: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改革初探 摘要: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面临着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出国的冲突,完成时间仓促,指导资金不足,学生水平层次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等困境。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毕业论文工作时间,设置“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加强学生监管、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关键词:地方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毕业论文;论文指导 本科毕业论文是中国本科教育中的一个综合性实践环节,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和鼓励学生勇于创新的重要平台。2004年教育部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处理好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1] 一、本科毕业论文的界定 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学生运用本科所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对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的实践锻炼过程,也是学生对大学四年本科学习成果的一次综合性总结,是高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论文不仅是高校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一个重要方式,对培养学生素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学生进入社会从事专业工作之前的预演。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004年修订,沿用至今)中,对于学士学位已明确了两条考核标准: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2](P4) 二、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取得的成就 (一)旅游管理专业论文指导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 以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旅游系旅游管理专业为例,2001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时,共有专业指导教师11人,指导教师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6人。而到2013年,共有专业指导教师14人,指导教师中教授有2人,副教授6人,讲师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人,硕士研究生4人。此外,还从学院地理系、教师教育系等聘请相关教师参与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教师队伍不断扩大,职称、学历不断提升。 (二)旅游管理专业论文选题逐渐向细致化、具体化转变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广,理论知识基础宽且实践性强,所以,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进行毕业论文选题时范围相对较宽,增加了选题的难度,导致学生选题出现空泛的问题。如“我国旅行社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对策”、“中国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等。从2002年开始至今,从各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来看,已逐步向细致化、具体化转变,多以中国、云南的某一县市、某一区域的区域旅游开发、旅游产品开发,抑或某一酒店某一类型服务项目的开发,抑或某一旅行社产品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现状等进行探讨研究。 (三)旅游管理专业论文指导工作已实现了从重结果向重过程的转变 论文指导工作从第七学期学生教育实习回来后的11月初开始直至第八学期的5月中下旬,历时6个月的时间中,对学生毕业论文召开专门的动员大会,交代毕业论文撰写工作中的整个流程、具体要求、注意事项并分旅行社管理、区域规划与开发、酒店管理三个方向要求学生报名,按照学生报名情况进行分组并安排指导教师,各指导教师按计划进行各组开题,要求学生提交开题报告、论文研究综述,之后再进行论文撰写及一、二、三稿的修改工作,同时学生还要对指导教师论文每一稿的修改意见进行整理记录,提交论文指导记录表。论文指导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程序环环相扣,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后面的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这种论文指导工作重心的转变,也说明了论文指导工作正逐步迈向规范化。 三、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一)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与就业、考研、出国的冲突 统计数据表明,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2006~2009 年,高校毕业生分别为413 万人、495 万人、559 万人、611 万人,而就业率分别为77%、70%、68%、68%;2010年高校毕业生增至630万人。扩招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使大部分学生奔忙于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出国等,无法专心致志地完成或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二)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完成时间仓促 毕业论文的撰写一般安排在大四下学期,从学生参加各种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师范类学生)等返校后仅6个月或8个月时间,在仅有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学生既要确定选题又要参与一系列的实证调研、收集文献、撰写等工作,时间非常紧迫,加之找工作、考研等,论文质量往往不尽人意。有的学生为节省时间,干脆省略了实地调研的环节,使论文空泛、缺乏论证数据。有的学生甚至从网络或其他途径大篇幅抄袭他人论文,学校对此虽三令五申并采取将学生毕业论文上网、学术不端检测等手段,但抄袭现象仍屡禁不止。 (三)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是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指导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毕业论文的指导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教师除了论文指导费用外,没有其他经费的支持。学生为撰写论文的实地调研、实习等经费也十分有限。[3](P17) (四)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水平层次参差不齐 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入学门槛的降低,大学已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截至2009年底,我国高校在校生为2900 余万人,居世界第一。[4](P23)旅游管理专业由于是面向全国招生,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生间本身在学习水平方面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学习态度和对自身要求的不同,使得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把握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有的学生一、二稿就可通过,有的却需要五、六稿甚至更多。此外,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偏差,排除时间的仓促外,有的学生虽已找到了工作,但考虑到毕业论文并未对今后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依然不会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完成论文撰写。[4] (五)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 在高校论文指导教师学历、职称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增强的同时,仍有部分教师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能高度重视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出现学生找不到教师或教师不能及时修改学生提交的论文;论文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论文缺乏新意、条理不清、论证不充分等论文质量问题。 (六)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在整个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学校虽让指导教师通过网络完成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的审核工作,但这些做法流于形式,除了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外并未产生真正监督的作用。另外,在奖惩机制方面,除对为数较少的优秀论文进行奖励外,对出现质量问题的论文却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严重挫伤了那些责任心强,认真指导论文教师的积极性。 四、 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改革的措施 (一) 调整毕业论文工作时间 将毕业论文撰写时间调整至大四上学期,在大三时就确定论文研究方向,明确指导教师,布置科研任务、阅读材料,大四下学期学生便可专心进行实证调研、收集资料数据,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论文的撰写,也能与指导教师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同时也能减少大四下学期中论文撰写与就业、考研的冲突。 (二) 设置“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 随着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指导论文的学生人数也有增无减,一个教师指导8~10个学生已是家常便饭。通过学校和学院共同承担的方式,可设置一个“本科毕业论文专项基金”,根据教师指导工作量给予相应的报酬。同时也可增加学生论文调研、实习中的经费。 (三) 加强学生监管、提高学生专业素质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除毕业论文动员大会教育学生重视毕业论文、了解毕业论文外,还应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论文指导”之类的课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论文写作的能力。与此同时,指导教师也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让所指导的学生参与到自己的科研项目中,为学生提供科研训练的机会。 (四) 加强对指导教师的监督检查 学校以及学院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方面的教育,为教师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提供条件。对论文指导工作的监督必须实现具体化、量化管理,如修改次数、与学生见面次数等都必须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五) 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借鉴研究生的教学模式实行“导师负责制”,从大三开始组织学生确定专业研究方向,明确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通过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其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布置调研任务、推荐阅读材料,到大四上学期,对学生论文的撰写进行具体指导。学院负责本科论文工作的领导、应对教师完成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在奖惩机制方面,除了评选学生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之外,还应对指导优秀论文的教师、指导学生论文整体水平较高的教师给予奖励。而对缺乏责任心、指导的多数学生论文存在质量问题的教师予以惩罚。 此外,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还可结合专业特点,突出其实践性强的特征,采取多样化形式。如某旅行社旅游产品营销方案、某区域旅游规划方案、旅游专业相关调研报告等均可作为毕业论文的形式。 总之,地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作为教学实践中的重要环节需要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提高对本科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才能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机制,切实提高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毕业论文水平乃至本科人才培养的质量。 本科毕业论文: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现状调查与质量提升路径 【摘 要】 文章以经管类本科学生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了毕业论文现状与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研究提出,完善培养方案中相关环节实施过程的设计,充分调动和组织各方资源,以求从态度、能力和制度上提升论文质量。 【关键词】 毕业论文; 影响因素; 质量提升 一、引言 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质疑之声,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指出通过对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的加强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毕业论文整体质量下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科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是生源质量因大学扩招而受到影响,相应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要求也未能达到。另外,硕博层次人才培养的增加对本科生就业带来冲击,社会也改变了对本科生能力的一些要求,本科生培养目标随之有所变化,学校不够重视毕业论文。还有,学生做毕业论文时应付了事,把主要精力用于找工作、考研上。针对这些情况,有些学者提出本科毕业论文已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应该取消它。 本人认为,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仍是其他课程无法完全替代的,是本科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文通过对经管类本科毕业论文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等做实践的验证,而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假设,并且期望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手段和方法作为提升质量的关键路径。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本校2012届本科毕业生,对会计、金融等专业发放了调查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51份,有效回收率为90%。 调查问卷的设计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与本校及其他国内外几所院校教师和学生做了访谈后,充分考虑了写作不同阶段中影响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并结合相应的信息进行汇总。 (二)统计分析 1.“写作前”基本情况 从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情况来看,不考虑交叉重复,也只有约1/7的学生初步接触过科研工作,主要为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参加创新性实验计划或挑战杯和撰写。在这些专业的培养方案中,都设计了一些课程是要求做课程论文或分组报告的,认为这些课程活动的开展对毕业论文有帮助的占90%以上,具体在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比较与处理数据、撰写论文这几个方面。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内容要求及写作格式的了解主要来自教务处网站上的规范文件和所在学院发放的指导手册、指导教师的指导,学院组织的相关讲座和课程论文或报告在这方面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2.“写作中”基本情况 选题方面,论文选题性质有86%属于应用研究类,理论研究类、案例研究类所占比例很低;题目来源中结合社会生产实际的占80%,来自于教师课题的只有7%,其他为学生自拟和其他情况。选择选题时,学生主要考虑的是选题资料易收集且具有普遍性和易撰写、与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有关、选题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这三个方面,选择比例都至少达到一半。 学生方面,很少通过平时和毕业实习积累来获取毕业论文写作所需资料,半数以上的学生主要通过上图书馆和上网查阅、由指导教师提供。学生完成论文的时间有约10%在一个月内,约30%在三个月以上,其余在两到三个月内,时间投入还是存在差异的。毕业论文中约5%的学生整篇文章都是自己的观点,约80%的学生对别人的文章进行裁剪并融入自己的一些观点,约15%的学生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撰写论文。学生认为有助于完成毕业论文的主要因素是扎实的专业知识、方便的网络和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便于找到资料和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强,可以看出学生认为论文质量取决于自身、学校和老师,选择参与过课外创新实践的训练、通过毕业实习积累的实践技能这些因素的较少。 指导老师方面,与学生交流的方式主要是毕业论文系统、电话沟通和短信交流,占大多数的是一周一次和半个月一次。约85%的学生认为指导教师给予毕业论文的帮助很大;约90%的学生认为指导老师指导态度认真。学生认为论文撰写中思路设计和论文撰写环节最需要老师指导,而在实际过程中老师指导最主要的正是这两个环节。另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实习单位带教老师对学生有无指导的约各占一半,有指导的主要在思路设计和数据等资料提供上,指导作用一般、几乎没作用或不好说的占2/3。 3.“写作后”基本情况 学生认为学校、学院毕业论文写作的组织管理工作做得很好或好的约占80%。学生认为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原因有:没有提高论文质量的动力,其好坏与找工作关系不大;无心认真做论文,忙着找工作,就业压力大;平时缺少写作锻炼,自身能力较低。学生认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难点在文章结构方面、案例分析方面和联系实际方面。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对找工作乃至走上工作岗位作用一般的约占70%。 4.学生论文成绩基本情况 学生论文最终成绩优秀只有2%。论文成绩三部分中指导老师评分中创新与成效、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内容的正确性和撰写规范性程度这三项为主要失分点,评阅老师评分中创新与成效、内容的正确性和撰写规范性程度、难度与工作量这三项为主要失分点,而答辩小组评分中主要的三项失分点为回答问题的正确性、逻辑思维能力和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学生论文失分点主要是由于创新能力缺乏、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欠缺及对论文内容论述不充分等造成的。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把“毕业论文成绩”作为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优秀与良好=1”与“中等及以下=0”,用logistic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方面,选取“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认识”、“是否参与过科研活动”、“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完成论文时间是否在三个月以上”、“所需资料是否来源于平时或毕业实习中积累”五个变量作为回归分析的解释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所有因素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除“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这项除外,其他因素与论文成绩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学生参与过科研活动对于论文质量可产生一定的提高作用,但因为项目少,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机会参加,从而导致了统计的不显著。而“课程论文与分组报告和写作课程是否对毕业论文有帮助”方面,这些课程的开设存在一些问题,流于形式,要求不严,未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有重要的思想认识,但在写作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未真正认真投入,因态度的不稳定性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还有,一篇质量较好的文章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完成,因此写作时间与论文质量没有必然的显著联系,写作时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论文所需资料如果来源于平时或在毕业实习中积累,应当对论文质量产生有利的影响,但还是缺乏普遍性,论文写作与平时课程的衔接提升、与实习过程的有效结合都没有很好地进行。 三、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的调查统计来看,影响论文质量的因素诸多,可归纳为: (一)写作态度 一个人心理与行为会受到态度的影响。写作态度直接影响论文写作这一行为的状态和质量。学生如果有正确的写作认识,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写作,就能提高写作效率,激发创新性思维,改善论文质量。否则,就会马虎了事、大量抄袭、逻辑混乱等。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写作阶段不少毕业生忙于实习、就业招聘、考研等,不稳定的状态使学生情绪常有波动,直接影响到写作态度。因此,在写作前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再加上指导教师认真耐心的指导态度,从而不断地修正学生的写作态度,这样学生态度的波动因其事先的准备和具备的能力而使论文质量不受到太大的影响。 (二)专业能力 论文写作体现了文献检索、研究设计、应用调查与分析方法、文字表达、计算机操作运用及与教师沟通等多方面能力,综合要求较高。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缺乏知识积累,相关书籍和论文阅读少,忙于英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经管类专业学生还要考会计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花费了大量时间。在研究方法方面,经管类学生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应用方面的训练,数学和统计学基础相对较薄弱,因此有必要调整专业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改变只重视专业知识传授的传统局面。 (三)管理制度 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校和院系通过规范教学管理制度约束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从而影响论文质量。除了每一个环节都规定进度、格式、内容、评分标准等具体规则来发挥规范机制的作用外,还应积极引导和有效约束。学校和院系通过建立相应制度,应积极调动和组织教师、学生参加各种科研活动,教师的科研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引导学生创新。在约束机制方面,各项规范制度的实施应严格执行,不应过流程走形式,如为保证评价的公平性,可考虑在互评环节组织两名教师进行匿名评阅。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对毕业论文现状和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综合性质量提升路径。 (一)完善培养方案中相关环节实施过程的设计,形成以培养学生科研意识与能力的良性循环体系 从学生入学开始,可通过定期开展专家讲座、专业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座谈会等营造良好的氛围,引导学生认识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不仅仅是掌握专业知识,还应了解学术发展前沿和具备综合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培养方案中大学二、三年级是学习专业课的关键时期,为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应完善有关课程的开设,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尤其是那些安排做课程论文或分组报告的课程,更要精心设计、有效组织和严格考核。论文或报告具有陈述的严谨性和研究的规范性,需要一定的积累与训练,否则很难写出符合要求的文章;可针对性地开展有关的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要求和系统掌握写作规范和方法。通过前几年的多渠道多形式的锻炼培养,学生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科研和写作能力,运用专业知识去综合论述论题。论文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学生某一方面能力的欠缺,可在以后的课程实施设计中加以考虑以改进对学生的培养。 (二)充分调动和组织院系、教师和实习基地各方资源,配套建立相关制度,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依赖课程学习这有限的途径来完成,应通过院系有计划地组织,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实践活动中,结合所学专业知识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日常注意收集有关资料信息,为完成论文做到“有备而来”。院部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激励制度来引导和调动教师和学生。系部组织扩大学生参加各种科研实践活动,包括教师申报的各项课题。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参与科研活动,通过“干中学”的方式真正深化掌握专业知识,培养发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清楚地了解科学研究的规范和流程,形成一定的科学思维方式,这对论文质量的提高会带来帮助。另外,院系建立的实习基地应在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日常专业课教学中,可请实习基地的专家“现身说法”,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情况,激发他们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在论文选题阶段,可更早地让学生去实习基地做短期实习,让选题从实际中产生,得到实习基地专家的指导,让学生的实践能力真正得到锻炼。 尽管本文探讨了经管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为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提出了一些措施,但是并没有陈述穷尽,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 本科毕业论文: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毕业论文是全面检阅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整体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状况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学环节,搞好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对全面提高大学生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为例,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为抓手,研究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实践 一、基本情况 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2013年应届毕业生289人,共完成289篇毕业论文。为切实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学院整体教学水平,我院从组织领导、过程管理、最终考评等几个方面下功夫,着力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经各论文答辩组严格评审,评出优秀毕业论文42份,占全部论文的比重为11%。 二、实施过程 1.指导老师的选派:2012年11月遵照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度安排表的安排,经过学院考察和认定指导教师指导资格,填写毕业论文设计书。这也为学生撰写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选题:为使学生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我院根据学校的规定、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和专业特点提出了对课题的要求,鼓励实验性、动手性强的论文选题,压缩简单综述性选题。要求研究生导师以实验性选题为主,鼓励学生广泛查阅资料进行自主遴选,指导教师面对面加以指导,全面落实选题,保证学生所选题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性,难易程度适中,做到学生一人一题。 3.论文撰写:为方便学生正确写作毕业论文,我院特制定了《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毕业设计(论文)开题审查表》、《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等,以系部为单位召开毕业设计开题讲座,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写作要求、成绩评定等进行了统一的要求及讲解,力求规范、严谨。进行中期检查和硬件验收检查,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修改论文,形成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意见。 4.论文答辩:学院成立了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毕业论文的评阅及答辩总体安排,确定论文评阅老师。对于论文评阅,要求教师按照论文的学术水平、使用的研究方法、规范性、结果等进行全面、认真地审阅和评分。答辩委员会对学生毕业论文答辩资格进行审查。要求全体毕业生学生准备PPT参加论文答辩。并在答辩前召开答辩组成员的培训工作会议,把答辩的安排和程序提前发放到学生手中,确保答辩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为答辩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很好的准备。 三、创新点与效果 1.强化选题环节,让学生想好再下笔。针对以往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学生论文选题变更较多,且写作过程中多次重新来过严重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情况,学院领导及时调整2013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工作思路,将毕业论文选题环节作为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初始阶段的重点工作来抓。首先在开题前组织各系部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以讲座的形式介绍如何准备开题报告;要求各毕业设计小组组织开题答辩,使学生通过陈述自己的选题理由以及设计设想明确了毕业设计思路,而指导教师也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认识误区有了全面的了解,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修改意见,从而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相同问题上的思维角度和思想深度。 2.严抓毕业论文规范,“成文先必有形”。对学生毕业论文规范性的要求既是为了提高学生毕业论文水平,也是为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踏实做人。为此,学院在部署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就制定了《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日程安排表》、《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要求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格式规范务必熟记于心。 3.加强过程管理,让学生“有压、有解、有为”。为了全面提高毕业生毕业论文质量,学院加大了毕业论文工作的管理力度,一方面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毕业设计进度进行,另一方面,根据学院的工作部署,要求指导老师有毕业设计指导周记,经常性地、及时地跟学生联系,就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指导意见。 4.全面答辩,增强竞争力,提高了毕业论文水平。毕业设计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核。由于学术论文的陈述、答辩也是一名毕业生能力的锻炼,因此我院实行PPT答辩的办法,既保证了毕业生能够有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又给指导教师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以便进一步整改,以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5.把好论文质量关,保证了毕业论文质量。答辩前的评审是对毕业论文定稿前权威的审阅和评定。为此,在毕业论文答辩前的评审过程中,我院实行集中指导教师、评审教师制度,为切实把好毕业论文的质量关,真正起到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作用。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尽管我院严格要求毕业设计和答辩工作,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个别学生的论文质量不高,缺乏深度、力度和创新点,知识面比较窄,思路不够开阔;二是虽然禁止了抄袭,但仍有个别学生参考他人成说过多,致使论文较少新见,少数学生持敷衍的态度等;三是选题中缺少专业术语,部分同学出现口语化内容;四是少数论文注释、参考文献标注不规范;五是外文摘要、关键词错误较多;六是少数学生的答辩水平不高,回答不准确、不简洁、不流畅,对如何撰写论文了解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我院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认识。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需要在平时教学中渗透,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组织有科研实力和经验的教师在学生中认真开展撰写学年论文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毕业设计前,要给学生作动员,强调毕业设计的重要性,制定严格的考勤、考核制度,让每个学生明确自己的任务、职责。能够积极主动与指导老师联系并完成毕业设计。 2.强化选题训练,从源头上保障毕业设计选题的价值,杜绝选题太偏现象。选题是毕业设计的关键,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对能否达到本科教学环节所规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从学生毕业设计过程来看,出现问题最多的是选题没有选准,有些选题大而空,难以驾驭;有些选题不切实际,无法研究。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务必把好选题关。 3.开展毕业生毕业论文技能培训。从近3年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实践来看,毕业生毕业论文写作能力不够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知识储备不够,文章写作难出质量,难上档次;二是学生文字编辑与处理能力较差,基本格式规范掌握不好,计算机技术不强,这就给毕业论文写作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为此,我们建议在启动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和过程中,要适时对毕业生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要提高学生使用计算机(包括索取信息、计算机绘图、数据处理、多媒体软件应用等)的能力,以及对资料、信息的获取及独立分析的能力。 4.严抓过程管理,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纵观毕业设计的整体情况,我们发现一部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较高,毕业答辩的整体评价较好;而也有个别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水平不尽如人意,不仅不能准确驾驭选题,在毕业论文写作态度上也存在问题,往往喜欢投机取巧,从网上或别的期刊上大量摘录他人文章,我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求指导老师加强优秀论文的指导的同时,尤其要重视不合格论文的整改工作,决不轻易放过任何一篇不合格论文,指导学生修改直到合格为止。在以后的毕业论文工作中,我们将要求指导老师务必及时监控每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根据毕业论文初稿、二稿、三稿的质量层次,做好优秀论文的进一步指导工作和不合格论文的整改工作。 作者简介:刘华旭,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教务科研办公室主任,经济学硕士,工程师;杜京义,西安科技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生、本科生教学,工学博士,教授。 本科毕业论文:地方高校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笔者通过对所在院校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做初步调查,探索了前人研究的几个问题。调查的内容涉及本科论文的种类、写作论文时遇到的困难、需要的帮助、花费的时间、对做论文的认识以及是否实习、实习是否对写作论文有帮助等,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本科生地方高校商学院毕业论文调查 一、引言 我国自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度,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论文。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获得学位。本科毕业论文是指本科生申请学位需要提交的论文,是衡量大学生四年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不断下滑,甚至引发了其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笔者也参与了毕业论文的指导,发现这一教学环节有很大的特殊性,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为使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提升,从而推动教学、科研水平,本文针对所在高校商学院师生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并对商学院三个专业的部分大四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70份。 二、调查 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扩招导致指导教师不足,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2.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完善,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3.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与考研复习、就业冲突,造成时间不足,这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问卷的内容涉及本科论文的种类、写论文时遇到的困难、需要的帮助、花费的时间、对做论文的认识以及是否实习、实习是否对写作论文有帮助等。 三、访谈及调研结论分析 访谈结果显示,只要是本科毕业班的学生修完全部课程,都可以参加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答辩通过后,就能拿到毕业证书。做毕业论文的人一般都能通过,不及格的人数极少。 (一)指导教师人员不足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本科生的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685万,13年间招生规模增加了4.28倍。但教师增长的比例远低于学生的增长,这就导致了师资比例失衡。一个教师至少要带七八个学生,甚至更多。笔者所在的系,教师人均需要带12个学生。由于指导教师精力有限,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指导到位。在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100%的学生认为教师给予的指导时间是充足的。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只要学生有要求,指导教师都会予以耐心指导。34.28%的学生在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统计,31.4%的学生提到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建立模型,21.4%的学生反映写论文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料查询。这也体现了商学院专业论文的特点:模型和数据是学生在写论文时的难点。只有11.4%的学生反映在选题时遇到困难,17.1%的学生提到会在写作时遇到语言组织方面的困难。学生最想得到的帮助依次为资料收集、思想交流和论题知识。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大部分学生在写毕业论文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专门的学术训练。 由上可知,论文指导过程中反映的教师资源不足,主要是指教师在论文内容结构上的指导不足,而不是教师指导时间的不足。也可以说,指导教师人员比例下降并不会直接导致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下降。如果教师变换指导方式,从资料收集方法、论题知识讲解等集中入手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二) 本科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完善 本科毕业论文一般要经过选题、初拟大纲、论文写作、论文修改、论文定稿、论文答辩等环节,时间一般为半个学期。这个时间对一篇本科论文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本科毕业论文除了程序上的严密外,还要通过检复率来保证论文的质量。但访谈中笔者得知,大多数学生写论文只是为了交差,为应对有些学生甚至任意删减词语、打乱语句排序,造成论文词不达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懈怠和教师管理的不严格。再有答辩流程,基本上参加答辩的学生都能通过,这就容易造成学生对论文答辩的不重视。由此可见,整个论文质量保证制度是不完善的。 (三)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与考研复习、就业冲突,造成写作时间不足,是否会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调查统计学生在论文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如下: 75.7%的学生写作论文的时间是1-2个月,理论上学生论文写作时间应当足够,但事实并非如此。毕业生一般在大四下学期甚至更早就开始确定下一步目标,或考研、出国学习或找工作。随着高校扩招,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直接转嫁到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考研复习也会导致学生无法安心写作,甚至考研失败后,学生还得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可见,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受挤压和学生精力被占用,的确会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四、思考与建议 商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本科教学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不同于其他课程。因此,要提高其质量,它的评价过程与教学方式应当与一般课程有所区别。 (一)对论文评价过程进行改革 笔者对商学院学生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其毕业论文的类型有以下5种: 这5种类型的论文写作难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让其选择适应难度的类型,并进行评价。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也有学生反映他们写作论文是为了模型而模型,失去了学术论文探求真理的本性。因此,可以让学生根据论文内容选择论文类型,进而分层次、分类型进行评价。 (二)鼓励学生将论文与实习内容相联系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商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应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调查表明,有82.8%的学生参与了实习,其中46.55%的学生毕业论文与自己实习内容相关。这些学生都表示,实习对他们论文写作有帮助。学生的毕业实习往往与今后的工作相关,如果将以后的工作与论文相联系的话可以获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可以建议学生选取综述型或调研型论文进行写作。 (三)对论文培训过程进行改革 经调查,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想得到的帮助如下表: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找资料,而找资料一般是可以统一培训的。可以在学生之前的课程中增加文献检索的相关知识,进行初步的学术锻炼。其次是思想交流和论题知识的缺乏,而这些是可以通过不断积累获得的。 (四)严格论文评价结果 由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论文评价过程理应相应做出变化,要建立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记》(2009-2010)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45%~6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但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只有57.3%。德国、法国、丹麦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本科毕业率都在70%以下。为了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必须严格论文评价结果,分层次评价,不合格的论文坚决不给通过,这样对提高论文质量是有帮助的。 五、结束语 本文对笔者所在商学院的三个系的毕业论文情况做了初步调查,探索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的帮助,并根据调研结果做出分析和建议。但笔者调查范围较小,涉及问题有限。今后,笔者还将继续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与从事本科生教学的教师们一起,努力使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有个飞跃。 本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 【摘要】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是各高校普遍的问题,除了质量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外,时间安排过于简单和粗陋,没有细化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学生和老师都不能科学地运用时间,导致时间不知觉地过去而任务还多,最后时间到,慌忙收交并进行答辩,是论文质量下降的关键因素。本论文设计了详细的时间风险防范与控制表并详细说明,可有效防范和控制时间风险。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防范与控制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3校级教学改革课题编号:N201340 “国际经贸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与时间风险控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的原因及表现 本科毕业论文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是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教学课程。然而,由于课堂教学外的各种干扰和冲突,如实习、考研 、考公务员、考各种证件和找工作等,占用了相当多的论文调查和写作时间;更为主要的原因,完成论文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多数学校没有把应该完成的任务进行各时间段的具体细化和监督检查,多是简单的几行规定安排,没有时间风险控制的具体措施,论文写作只在文件粗略规定,过程流于形式,老师无法有效指导,学生没有经验,错误认为时间还多,没有考虑到写作过程的复杂性,加上自觉性差,没有进行时间风险控制,面临毕业,时间仓促,急忙收交,很快答辩,应付差事走人,这是目前毕业论文不能按时按质完成的关键原因之一。 二、本科毕业论文时间风险控制表及其说明 下文中的论文完成进度表,是总结多年来论文写作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而编制的,它清楚地说明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完成的时间段落,应该让学生和老师在论文进程中,经常对照检查。总的原则是:细化、针对、落实、经常检查、及时纠正、不断完善,尽可能把问题消化在交论文之前,每个时间段任务完成都要早一点,留下补充修改和意外事情干扰造成的时间耽误。不要只有大的时间段落和大任务,没有小的时间段和小任务,在时间上不能保证,最后只好仓促交稿,问题成堆,应付过关而毕业,遗憾留到社会上去。 论文写作各个阶段主要工作及时间安排细表 (来源:王建邦根据20多年指导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编制。) 此表是按照正规的教学时间,以一个学年完成论文而设计的。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计划和时间流程表,严格防范和控制时间风险。 上面对论文选题设计了共10天,是保证选择题目要经过调查研究并谨慎,才能达到合适和准确,防止匆忙定题而不当,今后再不要改变。给予了充分的文献查找和初步调查时间。 文献综述前后有20多天,是考虑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好,要做多次,充分让学生知道别人是如何研究此问题的,自己如何与人有所不同,如果完全与人相同,则没有选择的必要,全是综述或抄写他人成果,文章写出来没有自己的东西。 完成开题报告前后有近一个月时间,考虑到国庆放假和秋收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所谓开题,不是才开始,而是对文章前期工作有了基础,并保障今后能完成任务的表白书,其中包括了研究的详细大纲,是在充分占有课题资料和思考后,能够按一定的方法、理论和材料,把论文进行下去。 期中检查到初稿上交,也有一个月时间,考虑到各种因素,特别是写初稿是艰难的,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不是抄写他人的,不能快速完成。 二稿三稿,设计2个多月,强调必须反复补充修改,不是一、两次可以写成。其中,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各种支持材料的补充核实,文字加工,都需要时间。 交终稿前,也给予近一个月的时间,要完善各要件的统一,格式等技术性完善,意外的补充和改动,学生各种考证,实习,找工作,春节等都会占用时间。 检查到打印上交正式论文各要件,共五件,也是用20多天时间。这中间考虑到学生前面的错误,现在检查纠正,电子稿与打印稿的不同,前后交的时间有别。 准备答辩及答辩后修改,也明确给予一定时间,让大家知道,答辩中也许才能发现问题和不足,然后可以修改补充,最后把完好论文各件保存到学校,供检查评估等用。 多年实践证明,实际进度都是拖后的,应该预计提前1到1个半月,按现在学生就业和毕业程序实际需要,应该提前1到1个半月进行答辩。从三年级就应该提醒学生注意选题,有意识把书本和社会中的专业问题摆出来让其思考,或以暑假调查报告或小的中期论文锻炼写作,前提是不耽误其他课程的学习。各阶段安排合理,不与其他重要事项冲突。特别是留下修改的时间,应该提前安排为好,等到修改完善刚好完成此阶段任务。 传统安排实习时间与论文写作和学生求职找工作及考证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这是造成时间风险的重要原因。可以调整毕业生产实习的时间,实习安排在第六学期和暑假,与假期共约4个月, 其后时间是做毕业论文的时间和其他时间。 三、检查与监控注意事项 要把学校和学院管理文件与前面制定的时间进度表相配合,把任务分解到每个时间段,段段检查,及时纠正和弥补,把时间风险化解到规定的时间来到之前。这是防范和化解风险最为关键的过程管理,其中,必须加强监控过程: (一)是选题:选题存在过宽、过大、过难难以完成,过虚没有应用价值,过于简单工作量不足,与专业不符,没有新意,无研究意义,重复率高等方面问题要提前纠正。由指导老师、督导共同进行。 (二)是调查研究: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和考察学生独立调查能力及诚信的重要方面,①要通过指导老师检查,②要院办检查,以实习日记和报告为证,③是单位和家长证明,这是学生良心和诚信问题,督促只是形式,主要是从论文内容中检查,可以判定是否亲自调查了和调查的如何。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 (三)是写作:按要求,按时间,一步一步进行,不合格和不及时,要在时间段内纠正。要进行多次督促检查,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 (四)是中期检查:由指导老师和学院办公室共同进行,当然,也要检查指导老师是否按要求做了,不合乎要求,及时补救。 上面两个都属于过程监控,针对学生和老师,按要求及时检查,有效防止漏洞,及时弥补。 (五)是收交:检查所有要件是否完好,特别是正文是否合乎要求,由指导老师和院办进行督促、检查、验收、催交。 (六)是答辩和归档:针对老师和学生,看是否答辩前审阅论文并有详细的纪录,学生是否认真准备了,做得如何。答辩是否正规,出现问题及时纠正。答辩后检查成绩评定如何,存在何问题,是否修改补充,第二次答辩是否按要求进行,最后如何处理,严格要求,确定不能通过的论文和优秀论文,检查入档,等等。这些都由院办和督导共同进行。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实习规范化思考 本文作者: 宋彬峰 单位: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规范化的教育实习可以保证教育实习的有序性和实效性,笔者以安大略省温莎大学教育学院2010-2011年教育实习为例,分析一下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希望对我国教育实习的改革有所借鉴。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条例和规定,强调依法办学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教育立法的国家,其教育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教育立法,逐步确立并强化政府干预教育的功能。政府干预教育始终是按照法律要求对教育进行管理,即先立法,后治教,有法才治教,治教必依法。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学院规定了实习生至少要遵守以下条例:《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职业学习规划》。其中前两者为教师教育的基础规范。 二、详细规定各个实习角色的职责 温莎大学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学院负责职前教育的副院长和专门负责实习的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领导和组织下,由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和中小学实习指导教师(AssociateTeachers)共同负责对实习生的培养。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提供实习课程,促进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等;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负责与中小学及指导老师的合作沟通,一起制定和实施教育实习计划。加拿大的这种教育实习模式,打破了大中小学彼此隔绝的藩篱,在二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不仅使中小学的问题与需要能及时反映到大学及其教师教育的课程与计划中,同时大学也给中小学带去了教育教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促进了双方课程与教学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优化组合的合作指导小组,对实习生进行诊断型指导,保证了教育实习的有序性。 三、实习手册中有具体实习规定和要求 (1)实习政策:鉴于教育实习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以下教育实习规定平等的适用于所有实习生:班级实习安排由固定教育局安排;实习生不得参与自己的实习安排;由于实习方便和交通等原因,改变实习安排的要求一律不予考虑;实习安排中指导老师不得与实习生有亲密关系,比如与指导老师是好朋友,实习生的孩子在实习学校等;实习期间要保证自己的通讯方式有效。 (2)实习要求:总共教育实共分三个阶段,实习规定对实习生的实习年级做出了一定规定,实习生不得只在一个固定年级实习,以保证尽量增加实习的内容与收获。 (3)日常行为规范:常规要求:实习生要遵守实习学校的书面或不成文的规定。在学校时就把自己当作教师来要求自己。比如穿着要符合职业要求,咖啡和日常供给一般不是免费的,复印除在指导老师的要求下不得私自使用等。道德行为: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绝不允许给实习学校学生打电话、发邮件或访问。考勤: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要在行课期间离开实习学校,实习生要填写规定的表格。如果是因为医疗愿意离开,要填写特定的表格,并且注明离开时间,并且要与指导老师协商把落下的实习补上。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 1 国外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经验 1•1 文化教育与课余训练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在许多国家,课余训练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在制度上保证了学生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参加业余训练的学生正处于知识学习的黄金年龄段,如果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如学术水准不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以及退役后难以就业等,因而这些国家的学校都把从事课余训练学生的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教育系统,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逐渐形成了“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青少年运动员首先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学校对他们学术上的要求与普通学生别无两样。美国NCAA对各大学招收运动员的名额有一定的限制,并且对招进大学的运动员文化学习也有严格的要求。参加校际竞技比赛的运动员应是在校全日制大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学习成绩必须达到全体学生成绩的平均值,否则将失去参赛资格。[1]学校开展课余训练不仅是具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的需要,也是学校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需要。通过开展课余训练并组织运动竞赛,还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学校中,本身就十分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宗旨是:促使体育运动竞赛成为整个教育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学生运动员成为整个学生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竞赛达到多方面培养学生运动员的目的。由于体育与教育融为一体,因而越来越多的学校会聚到NCAA的旗下,NCAA已经成为美国高校体育的代名词。前英国体育大臣罗伯特•阿特金斯在《每日电讯报》撰文指出:最高层次体育成功的基础扎根于我国的学校,中小学、大学对年轻人灌输积极的体育兴趣越多,我国将来体育成功的前景越大。[2]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与竞技运动训练已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运动员在接受文化学习的同时从事运动训练,并且文化学习并未因为运动训练而受到过多的影响。美国科罗拉多、爱荷华、明尼苏达以及新墨西哥4个州的州中学运动协会于199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不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相比,经常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具有更好的学业成就、更好的阅读能力,并且很少出现不遵守校纪校规的情况。 1•2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相互交叉、互为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体育本身就是社会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许多国家,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均没有明显的界分,学生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可以选择参加校内体育活动,也可以到校外参加体育俱乐部的训练。在德国,体育俱乐部是基层体育组织,是体育运动的具体承办者,到现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1]规模较大的业余体育俱乐部,均设有青少年部,负责青少年和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开展竞技体育运动。职业体育俱乐部除拥有职业队以外,还有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和青少年后备人才。由于职业运动员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俱乐部在引进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有些俱乐部感到难以承受,所以非常重视自我培养。一旦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才,不但可直接吸收到俱乐部职业队,还可以通过转会的形式转让到其它俱乐部,赚取高额的利润。 学校课余体育活动也以俱乐部的形式进行。俱乐部有校内、校外之分,但运作模式与社会体育俱乐部相似,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1]学生到俱乐部参加业余训练,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可把一些新兴运动项目带回学校,吸引更多的学生到俱乐部参加训练。与些同时,选拔有运动天赋的学生,进行系统的正规训练。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体育主要是在学校和社区俱乐部两大领域内开展。然而,它们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经常以松散的协会形式运作,青年人自己就可以决定体育活动是在学校还是在俱乐部,或者既在学校又在俱乐部进行。 1•3 竞赛实行分级制度,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 美国的中学体育部和运动俱乐部负责校内外的比赛活动,按计划参加社区、城市或州的比赛。州中学运动协会负责本州竞技运动的组织和管理,如制定比赛规程、监督全条例的执行、裁判员的注册登记以及定级等。中学运动协会全国联盟主要负责全国性赛事的组织与管理,但全国性的比赛较少,只有极少数项目的单项竞赛。大学校际运动会实行分级赛制,各成员大学按体协制定的分级标准划分为一二三级,条件相近的学校同组竞争。[3]这种赛制安排提高了很多学校的积极性,也使运动竞赛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大学。法国《队报》对美国NBA球员的调查发现:“迄今为止只有3位球员没有在大学里打过篮球,90%的NBA球员来自NCAA的293所大学的甲级队”,许多人在加入NBA前就已经是较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员。[3]德国体育俱乐部在向德国体育联合会注册后,可以参加由体联组织的各级比赛。俱乐部的比赛也是分级赛制,不同水平的俱乐部参与同层次的比赛,职业俱乐部采用升降级制,并进行市场化运作。分级赛制较为有效地动员了更多的参与者,增加了后备人才的总量,也使体育后备人才在成长过程中有更多的比赛经历,为他们的成才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1•4 法规制度健全,保证人才培养过程公正、公平 为了保证教育系统运动竞赛的有序进行,很多国家都加强了法规建设,通过制度约束成员学校及相关人员的“败德行为”。美国校际运动竞赛最初是由学生自己组织和管理的,当时既没有教练员也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学生组织和管理运动竞赛。但是,校际运动竞赛由于缺少管理机构以及合理健全的规则,伤害事故时有发生。这时,学校里的教师及管理人员才开始介入运动竞赛的管理。这些组织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NCAA成为当今美国高校体育管理的权威机构。 美国高校体育的开展,除了要受合同法、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的制约以外,NCAA章程中的条款十分详细,如对竞赛分级的安排、成员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学生运动员的竞赛资格、学术要求等规定得非常具体。[4]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遇难以解决的纠纷还可以上诉至联邦法院,由法官最终裁定。#p#分页标题#e# 规章制度的完善保证了校际运动竞赛的有序开展,学生运动员在这样的竞赛体系中经过锤炼,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并培养了公正、公平竞赛的理念。由于管理严格,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就减少了弄虚作假、滥用兴奋剂等与体育道德相违背的现象。美国的中学与大学运动竞赛,对学生运动员的学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为了防止成员学校单纯追求运动成绩而牺牲学生的学术水准。从表面看,运动员的单位训练时间与我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这样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功能,学生们认识到参与运动训练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升学带来很多益处,因而美国的中小学生参与运动非常普通。在美国中学中,每年大约有520万学生参加近30种不同的中学竞技运动,约占整个中学生人数的1/3,而美国的大学已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职业运动队的绝大多数队员均来自NCAA成员学校。 1•5 各方利益均有制度上的保证,使人才培养系统保持较高的效率 从国外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实践看,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包括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本采取依托社会的方式,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体育物品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市场经济本身是分散决策,每个人或组织都是根据“经济人”理性决定其行动策略,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对于参加运动训练的学生来说,他们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有可能在运动训练之路上走下去;对于承办训练的学校来说,必须要有益于学校的办学,尽管这种效益有时并不一定用金钱衡量。但事实上,大学校际运动竞赛具有可观的利润。全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每年的预算8900万美元,近年来每年的利润在900万美元。一些较大的大学每年的预算就高达1200万美元,一般的大学也达到300-400万美元。[1]美国的大学大都靠收取学费维持生存和发展,生源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体育传统和竞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而且竞赛的商业化运作还可以为学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许多大学都设立奖学金以吸引具有天赋的中学生,优秀的篮球或橄榄球运动员可能同时收到来自50所大学的邀请函和奖学金,并且大学还为学生提供住宿、免除学费。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收费较高,因此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于中学生及其家庭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大学来说,高水平的运动队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带来经济上的盈余,甚至还可能带来校友的捐赠。韩国的学校在培养体育人才时采取低收费或不收费的方式,一旦学生运动员进入企业或公司队时,就要根据协议把薪水的一部分返还给学校。[3]市场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避免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浪费和短期行为,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 1•6 教练员水平较高,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证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教练员的使用都是采取招聘的方式,如果不能在聘期内取得相应的业绩,教练员就有可能被校方解聘。因此,教练员的工作压力较大,迫使他们加强自身的进修与培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美国高校对教练员的聘用标准有两种:一是根据教练员所训练的运动员的成绩好坏来评价,尤其是根据比赛的次数决定。二是根据教练员对学校竞技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输赢为准则。无论哪种评价方式,对教练员的素质要求都非常高,教练员的职业时刻处于同行的竞争之中。因而,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必然投入精力,以期提高运动队的成绩,从而保证自己不失业。据NCAA统计,美国甲级、乙级高校的教练员绝大部分有较高的运动经历和一定的理论水平。[4]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高校已经形成了一支学者型的教练员队伍,这就为其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 对我国“体教结合”改革的启示 在对传统的“三级训练网”培养模式反思的过程中,我国开始在一部分地区尝试“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从人才培养的效果来看,虽然利用了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资源,但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没有明显的突破,教育系统还不能独立承担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任务。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 2•1 “体教结合”应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一条龙”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通过政策倾斜与制度安排的调整,诱导大中小学主动参与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可以设想,如果培养体育人才对这些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即使行政手段介入也不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从国外教育系统开展课余训练的实践来看,学校之所以愿意培养体育人才,原因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谋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校承办业余训练还不太可能在经济效益上有所体现,但政府的财政拨款政策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以期调动学校承办运动队的积极性。 2•2 调整体育运动学校与普通中学招生政策,防止无序竞争 在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通中学必然会与体委系统的体校在同一竞赛平台上竞争,如果招生时,普通中学不能与体校公平竞争,势必难以保证培养质量。日后在参加运动竞赛时,难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普通中学不仅得不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亦难获得。长此以往,普通中学办队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因此,招生政策要有所调整,普通中学与体育运动学校应享受同样的政策。或者,体育系统把培养效益较差的体校办到中学去,原有的体校教练员下放到普通中学。既可以解决中学缺少高水平教练员的难题,也避免了体校和中学低水平竞争的可能性。教育部门对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在招生时应给予政策倾斜,除了降分录取以外,可以考虑将原来的一部分投入转移到中学,采取运动奖学金的方式吸引学生进入到业余训练系统中来。 2•3 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将竞赛管理权限让渡给校际体育协会#p#分页标题#e# 我国的学校运动竞赛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出面组织,资金也由政府下拨,不仅经费紧张,而且往往带来竞赛中的不公平现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竞赛数量偏少,不能够满足体育人才成长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竞赛,容易加大成本,因为政府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于校际体育协会来说是不完备的,因而决策往往带有主观性、盲目性。如果将竞赛的主办权让渡给学校体育协会,不仅有利于运动项目的纵向管理,而且能够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因为协会举办运动竞赛必然要考虑到竞赛的公平、公正,同层次学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协会的运作来看,成员学校获得了话语权,能够表达自身的利益,各方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协会的合法性与自主性也能得到保证,将改变以往协会有名无实的窘迫局面。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将部分管理权限让渡给具有民间性质的体育协会,自身可以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政府与体育协会的关系转变成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仍然负责,只不过不再做具体的培养工作,而是通过政策扶持及检查监督关注后备人才的培养情况。对于培养质量较差的学校,限期整改,给予培养效益较高的学校奖励。培养方式的变化会诱发更多的学校加入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包括民办学校的参与,政府的扶持政策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只要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都能获得预期的利益。 2•4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彻底解决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脱节的顽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后备人才文化水平较低,影响到他们的升学与就业。“三级训练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实现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体制性政策优惠已经失去。“体教结合”模式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体育后备人才的后顾之忧,如果新的培养模式不能解决学生运动员文化学习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在教育系统开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学生运动员的出路问题。[5]体育运动学校之所以在现阶段遇到了生源危机,就是因为这一培养形式忽视了学生文化教育,并且又是内生的制度缺陷,在原有体制内无法解决。如果说这一缺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优惠政策的存在而使它对青少年及其家庭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已成为体育运动学校难以为继的症结所在。国外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并未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作为最主要的目标,然而由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激励导向功能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到了课余训练中来,后备人才总量的壮大,自然地产生了若干优秀选手。由此可见,教育系统在培养后备人才的过程中,切不可单纯追求短期内取得优异的运动竞赛成绩,而应把人才的成长放在首位。[6]我国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一定要保证学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质量,否则“体教结合”可能会演变为新的体校模式,不利于体育后备人才的成长。 为此,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除了上述做法以外,管理机构必须对学生的学术资格、参赛条件、纠纷仲裁等制定完善的制度,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才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的有序进行,使教育系统发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潜在优势,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思政教育的启发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指出要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这标志着我国公民教育体系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既为加强公民教育指明了方向,也界定了公民教育的内涵。此时,公民教育成为了我国教育领域的热门词语,更多更好的借鉴他国公民教育的经验,更好的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是每一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理念和培养途径 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价值和信念源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及个人权利法,它所强调的公平方法、平等保护、自由表达和公民参与也正是美国多数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植根于自由、公平、公正、责任和义务、多元化、隐私权等价值基础之上。在公民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这方面,美国的学校有四大基本要求:一是个人权利;二是个人自由;三是个人的责任;四是对社会状况和政府职责的信念。美国的学校通过社会科学教育对学生进行民主素质的教育,包括对民主知识、民主参与的技能以及民主价值观的教育这三方面。民主知识的教育使公民从小就了解民主政府的基本结构、功能,以及每个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序。美国社会注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教育,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直接的公民教育即是在高校内开设专门的课服进行公民教育。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或在综合课程中把公民教育作为重要课程,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境教育等结合起来讲解,也在其它活动中渗透式的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公民教育的途径除了专门的公民教介课程外,还有以公民教育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学科。社会学科通过文化遗产教育、思维能力和方式的培养以及社会利学知识的学习来达到培养民主公民的最终目的。 间接的公民教育则主要是通过课外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来进行公民教育。在课外活动中,公民教育的目标重在实效。学校组织机构专门设计、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的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实践活动;并创设一些涉及公民教育热点问题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还模拟一些公民教育环境,如民主选举场景等让受教育者感受并重视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并通过具体公民榜样及其先进事迹来启发公民意识。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进行公民教育。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是民主。因此,美国各高校都积极从各方面来加强他们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精神。并通过强调民主的价值塑造一种校园文化,让学生体会民主的精神,培养他们的民主习惯,提高他们的公民素质。许多高校公民教育的义务和提升民主精神的责任都隐含在各个高校的使命中。也有一些高校明确而详细的写入学校的章程里。 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障的多元化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的公民教育者把教育的基本原则融入到具体的社会事件中,让学生学会灵活、有效地讨论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教育者的理念。有效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当中工作,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困难,并及时地做出决策和行动。 综上所述,美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是致力于人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和人与社会的责任与主动参与的教育,并通过潜移默化、重在实效的教育形式进行实践。这对解决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与生活脱节,理想与现实脱节,责任与权利脱节等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和难点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普遍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公民教育欠缺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流于形式在当前高校的而言,所有的高校都存在思想理论课教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应付考试的现象。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作为课堂主导者以理论灌输的形式上课者比比皆是,学生一听理论马上觉得索然无味,感觉与自己的生活、未来毫不相关,逃课、抄袭、应付考试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教育部不断的推动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方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教育大纲,灌输式教育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较难改变思想理论课在学生心目中艰涩晦暗、与己无关的印象。 2.由于传统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民主责任淡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了深厚的臣民文化传统,而家族依附又使人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削弱。古代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这就造成自由、法权、责任等公民意识无从萌发,独立人格无从确立。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一语中的:“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公民意识必须依靠建制和教育的保障与培育。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倡导、尤其是在高等院校的加强就是要补上这一精神的空白。 3.机械化的应试教育让学生成为了考试的机器,大学生功利主义倾向严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教育资源的匾乏,激烈的应试教育已经极大地冲淡了我国高校学生的人格养成,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智育至上的价值观已经非常普遍,把教育培养“人”的真正目的歪曲了,使得现在的学生成为了应试教育中考试的机器。教育的真正目标在于“成才”和“成人”的统一。“成才”即以社会或者国家功利主义为取向,侧重人之社会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人”即以个体或者成就内在涵养为价值取向,侧重人之个性的发展和完善。 4.在实际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方式都与现实脱节现在,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目标”总是与“现实目标”不一致,相互矛盾,也就是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性也现实性的矛盾。由此,当教育的内容与实际生活和切身的利益相脱离,不能很好地结合解决他们所面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矛盾是,教育自身就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而不被学生所吸收。 三、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做合格公民”的优秀价值,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培养独立自由人格,确实履行责任与义务的教育目标,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教育形式,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启示: 1.改革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改灌输式教育为讨论、案例式教学,培养理想认同感在当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堂上,教育者应放下身段,以平等的方式与学生沟通与学习,在内容设计、教学形式上多关注学生的需要和感受,让教学目的指向学生的思想矛盾和现实困惑。在教学内容上,应把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紧密结合,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够真正学习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运作过程,学习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个人发展的结合意义,学习到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技能。在教学方法上则应多引入案例教学、讨论教学,让学生在案例分析,思想讨论中明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2.在高校的第二课堂教育中融入公民教育理念,培养独立意识高校的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是第一课堂的延伸,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这呼吁我们高校团学工作者,在进行校园文化活动设计时不仅仅要关注学生技能的提高,更要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应有意识的把校园环境营造为公民社会环境,让学生在这些活动和环境里形成公民意识。例如:在活动设计上,广泛征求学生意见,鼓励学生自提方案,并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运行效果的评估,以培养其独立意识。 3.进行实践性教学,大力推行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培养责任意识在高校目前现有的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努力实现高校学生志愿服务和公益服务学分制。通过实践教学和志愿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将学术内容与直接的服务活动联系起来的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并强调反思,鼓励学生运用在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中获得的经历,批判性地思考民主的本质。通过为学生提供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帮助,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信任和责任。 4.抓好重大纪念日、事件的教育契机进行价值澄清式教育,培养民主鉴别意识在面对社会重大纪念日和重要事件时,在发生社会热点问题时,应抓住机会用价值澄清式教育方法让学生不断确立自己的正确价值观。由于认为公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价值混乱而产生,因此,可以通过帮助个体澄清他们的最终价值观来减轻个人和社会的压力。 5.充分调动学生在校园活动、学生管理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公共事物参与热情,培养政治参与意识在学校的管理、服务领域,应广泛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鼓励其为学生发展多提可行性提案,培养其主人翁意识;在学校的学干选举、团学代会中积极营造民主意识,培养学生争做代表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渗透式的开展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总而言之,公民教育更强调的是培养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和修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培养。它是“人”的教育范畴中的一部分。它与我国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是人的教育,所有的结局都应指向人的幸福,这是教育的归宿,也是社会发展的归宿。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集团发展与运行思路 一、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俨然成为许多国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教育问题之一,而与教育经营密切相关的教育集团化发展趋势,随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严格意义上说,教育集团并不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新事物。早在六七十年代,在私立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化、连锁式的大型教育组织机构就已蓬勃而起了。相关资料显示,印度的DPS私立学校连锁网络创建于1949年;巴西的大型私立学校连锁机构Objectivo/UNIP成立于六十年代中期,Pitagoras学校集团诞生于1966年;津巴布韦的Speciss前身NCA建立于1965年;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创始于1973年;巴基斯坦的私立教育网络Beaconhouse学校系统创建于1975年。这一时期的教育集团数量不多,且多为私立学校连锁网络,也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系统内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早期建立的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的教育集团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与早期相比,现在各国教育集团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公立学校开始被纳入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如世纪之交被美国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备受美国经济界和教育界关注的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就是对公立学校实施集团化管理的典型例证。 ———组建跨国教育集团,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如始创于加拿大的拉萨尔学院集团,以及新加坡的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等,现都是著名的国际性教育集团。 ———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上文提到的美国公校私营的爱迪生公司、NIIT、拉萨尔、英华美等,都是上市公司。 ———围绕教育培训开展多业经营成为教育集团扩张的新战略。如巴西的COC教育公司,现已进入电视和广播等媒体领域,拥有一个覆盖500万人口的商业电视台和一个教育电视台,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事实证明,教育集团在九十年代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是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人们历经多年的实践和反复探索,最终承认: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具有与经济组织相区别的特殊性,但也具有产业性的一面。近十年来,国外教育市场化浪潮和教育产业化运行迅猛发展,教育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被视作未来一段时间内最热门的产业和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之一,不少企业间接或直接介入教育领域。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持续提高,促使社会生产各企业的组织形态及企业之间的结合关系不断沿革,最终出现了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横向联合、纵向拓展、多样化经营的结果和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最高阶段,企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为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要求:以企业集团组织为基础的企业扩张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还可以充分利用经营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广度经济,具有较高的激励力度。因此,当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教育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的时候,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借鉴产业组织的观念、思想和经济建设的成果,引入有效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组建教育集团,将产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运作规律的内容适当融入教育产业,是提高教育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措施,是能够促进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 二、加盟与派生:教育集团形成与拓展的两种途径 纵观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拓展机制,基本是这样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存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教育集团。它一般是由一个新建的教育管理型公司,遵照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原有的某些教育组织或机构实行托管、承包等,实现多个教育机构间的相互联合、合作。二是由原来的一个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不断派生出新的分支机构,不断扩大规模,形成集团式的教育机构或组织。在此,笔者分别将其称作加盟式和派生式。 1•加盟式教育集团举例 如上所述,加盟式教育集团产生和扩张的主要机制是对存量教育资源的整合,比较典型的方式有联合、合作、托管、承包等。在国外现有的教育集团中,通过这种途径形成和发展的超过半数。如美国公校私营的领头羊爱迪生公司就是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对相应的学校实施管理。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实施的则是吸收改造为主的业务拓展战略。个案一:吸收改造———职业生涯教育公司的拓展模式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得各种工作岗位对新上岗人员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高中毕业生急剧增加,高等教育的价值日益显示,对职业生涯定向型的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1994年1月,约翰•拉尔森在注册成立了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旨在整合市场潜力巨大而又高度离散的中学后教育产业。公司专门开发了一套对学校进行识别、接受和改善以提高其营利能力的策略,致力于吸纳那些本来就已具有颇具实力的课程体系、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财务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管理不力的学校加盟,然后不遗余力地利用其财务方面的优势,学校日常运行、市场推广和课程开发等方面的专长改善学校的状况,以适应当今社会对年轻人初次就业的要求。目前,这个私立的、营利性的中学后教育集团,通过对现有的校园进行扩容,接受更多的学校加盟,建立新校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为成人在岗人员提供远程学习机会,承接企业、政府的合同培训任务,拓展国际业务等途径,拥有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38个校园,33400名学生。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加盟方式产生的教育集团,加盟各方并不只局限于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如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培训;有的甚至吸纳了其它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如出版、电视等。 2•派生式教育集团举例 派生式教育集团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增量的递加来实现的。其中,特许经营是许多大型教育培训集团拓展业务规模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教育公司通常采用以下两种特许经营模式:一是由被授权人每年支付学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授权人品牌、教学材料和结束培训的补偿;二是由被授权人通过购买授权人的教学资料以及相应的质量控制颁发来获得使用授权人品牌的资格。采用前一种模式者如南非的Educor和印度的NIIT,采用后一种模式者如巴西的Objectivo、新加坡的英华美等。个案二:特许经营———新加坡英华美的业务拓展新加坡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主要开展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的国际性教育培训,陆续开发了从幼儿园贯穿中小学直至高等教育的系列课程和证书体系。英华美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扩容方式,主要是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层层授权。英华美向世界各地具有办学积极性、具备一定的办学条件而又愿意依照英华美集团的办学方向和办学要求开展培训的机构和个人开放。有意者通过网络、热线电话、信函等方式向总部提出申请,经严格审查合格后即可授权办学。目前,英华美在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7家分院,培训了35万名学员。经过特许经营发展起来的教育集团,其下属的各个办学点基本保持着集团认可的主干课程体系,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发、开设一些符合办学点所在地区需求量较大的本土化课程。如由新加坡英华美与上海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合作在1993年成立的PCEC新加坡英华美(上海)学院,坚持“利用英华美办学特色,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和商务技巧方面的培训服务”为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和实用技能为中心,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适应国际竞争、富于开拓精神的外向型、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开设了商务管理、执行秘书和行政管理、西方会计、计算机和英语等专业,80%以上的学员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职于中外合资企业。 三、教育与培训:教育集团的主营业务 教育集团,顾名思义其主营业务当首推教育和培训,即多数教育集团通过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培训课程,满足人们对相应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有的教育集团开发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授权收费。也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经营领域广阔,教育与培训业务与其它业务构成了相互支撑和延伸之势。在开展人才培养与培训这一主业的同时,它们还努力拓展与之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业务,发挥集团在规模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多业经营。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其主营业务单一,就是培养和培训人才。其中,有的培养人才的层次和种类比较齐全,覆盖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义务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各种类型。但也有一些学校教育的对象和培养的目标相对单一,集中在某一教育层次或某种教育类型。前者如赫赫有名的南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Educor)。作为一家私立的教育和培训集团,公司明示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人力资源组织,以为所有的人提供适用性强的、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计划。公司在遍布南非的183个校区提供高质量的、面对面的全日制、部分时间制及模块化的教学计划,同时也提供远程教育和培训课程。公司提供的课程覆盖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包括成人基础教育和培训,直至高等教育,开设有证书课程、文凭课程、本专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等。后者如爱迪生公司管理的所有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对适龄儿童提供符合美国普及义务教育标准的教育与教学。再如阿波罗教育集团的业务重心就是针对成年人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部分教育集团在提供人才培养与培训的同时,开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授权并收取使用费。如NIIT开发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训课程体系中GNIIT、NIITCATS、DNIIT、NIITSWIFT等模块,现在已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个NIIT教育培训中心得以开设。再如新加坡英华美的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国际教育培训课程,已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等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327家分院得以开设。 另有许多教育集团由于认识到了教育与就业服务之间存在协同作用,故而把业务经营范围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如提供社会实践、就业指导、图书出版、多媒体开发等多方位的服务,作为教育与培训主业的支撑和延伸。如印度的NIIT,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培训相互促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个案三: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相得益彰的NIIT1981年,在德里从事国际信息技术工作的一批人由于认识到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创立了NIIT,旨在把信息技术的培训开展到广泛的人群中———从有意在计算机领域就业的学生到寻求高级技能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从力图在本职业领域脱颖而出的管理人员到把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学生。其最大的成就就是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在本社区就可接受到其教育,而现在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家里也可接受NIIT提供的教育了。NIIT最大的特色在于:可谓无处不在的NIIT学习解决方案,与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开发并驾齐驱。九十年代,方案设立初期,NIIT的年度总收入中软件开发所占份额不及五分之一,处于公司信息技术教育产业的外层,而如今两项产业的产值几分秋色。软件开发业务之于人才培训的关系,恰如医院之附属于医学院。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活生生的现实情况武装学生,使他们成为有实践经验的信息行业从业者。 反之,这些从业者又为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除此,软件开发与学习产业的紧密结合,还催生了一些新的产业类型,如知识解决方案。NIIT独特的企业模式所产生的一项附带结果,是公司内部具有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使其能够一直处于信息技术的最前沿。目前,NIIT已经建立了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性多媒体软件开发车间,在为全球范围内的软件公司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已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成果压缩成335种教育性多媒体课件包。此外,NIIT为适应国际互联网所开辟的学习机会,不断推进信息技术教育的广泛开展,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网上学习设备———NetVarsity,并为确保NetVarsity突出主业、提高速度,又于2000年4月新成立了一家公司———NIIT网上学习有限公司。目前,NIIT的信息技术教育已渐渐由物理环境进入虚拟环境。 四、机制与战略:教育集团成功经营要素分析 评价一个教育集团成功与否的标准,着重在集团化这种组织模式的优势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发挥了多大作用。分析国外教育集团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由众多的教育机构以集团形式出现时,集团优秀层无论是以“公司”自称还是以“总部”自诩,主要是承担专业管理公司的功能,负责投资决策、发展规划、组织协调、质量保证等事务,是教育集团品牌的占有者和教育发展模式的构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财务控制、目标管理、综合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中心。因此,教育集团的成功与否,与集团所采用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通过对现今几大著名教育集团的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发现实施市场与创新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质量与品牌战略、规模与资本战略等几乎是教育集团成功的共同要素。 1•市场与创新机制 大凡成功的教育集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集团的发展目标定位于满足市场的需要,即通过集团的力量适应某些领域、某些层次的人们对某些教育服务的需求。如哥伦比亚的全国咖啡业协会教育项目(EN学校)就是针对70年代僵化的公立教育部门无法满足的农村地区的庞大教育需求而产生的,通过与公立机构合作先后建立了5100多所EN学校。同时,教育集团不断根据现实需要开设、更新课程内容。如英华美总部负责对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分析,不断开发、更新主干课程体系。又如以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业务重心的阿波罗教育集团,专设有一支专门队伍负责课程开发,并注意咨询在企业中就职的专业人士,以确保所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跟得上相关产业的最新发展。再如NIIT的各种培训课程,始终根据信息技术发展情况和人才需求的规格和素质要求不断更新,如其开发的4年制电子商务综合课程iGNIIT,都要定期针对顶尖的产业经理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的需求,拓展自己的课程内容。再者,教育集团还非常注重将现代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如Objectivo/UNIP是巴西第一个采用交互式录像、电话和调频广播手段进行教学的教育集团,同时也是巴西第一个将计算机引入教室、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公司。再如秘鲁的TECSUP正在开发虚拟大学和其它远程教育项目。 2•竞争与合作机制 古往今来,同业竞争概不能避免。教育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竞争,如生源、经费、质量,等等。成功的教育集团很注意在竞争中借鉴别人的长处,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质量争取消费者等;同时,又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与同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教育集团的影响力。其中尤以课程的开发和文凭、证书的发放最为普遍。如英华美学院引进并开设了国外著名大学有关信息技术和商务方面的专业课程,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的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同时又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大学引进多种信息技术及商务管理等专业的函授课程。与之相适应,英华美学院所颁发的证书也包括三类:一类是学院自身颁发的证书;第二类是通过参加东道主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考试而获得的国家证书;另一类就是参加公认的考试机构组织的国际考试获得相应证书。这些国际证书得到普遍承认,尤其在英联邦及东南亚国家享有“求职通行证”的美誉。此外,学生在英华美学院所学过的课程在相应的国外大学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免休学分。再如,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开发和软件人才培训中心的印度NIIT,先后与Microsoft、ComputerAssociates、RedHat、NETG、SylvanPrometric等建立了培训合作伙伴联盟,使其在与最新的技术保持同步的同时,又能够不断更新用于教学的内容与方法。NIIT开设的诸多高级课程中都是围绕“微软”技术组织教学内容,以给予学生同时考取“微软”证书的机会。 3•质量与品牌战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对由多个教育机构组合而成的教育集团而言,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经营成功的教育集团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集团的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工作,建有专门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诸如ISO9000系列的质量体系认证;投入相当额度的经费进行品牌建设。许多集团在此项目的支出占到全部收入的10%。如NIIT的介绍材料说:“NIIT的行业背景赋予了她一种质量第一的公司文化。这一质量文化的优秀内涵是:首要的事情是避免错误而不是纠正错误。”NIIT自诩为是第一个在课程开发和执行方面获得ISO9001认证的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公司,并投入巨额广告费使NIIT的品牌在各大媒体频繁亮相,使人们都知道她提供好的计算机教育和培训服务。再如实施特许经营战略的新加坡英华美,总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对申请办学者进行资质审查,定期对各分部的管理人员、骨干教师实施培训、考核,定期检查、抽查各地办学情况,以确保“英华美”的培训质量。 4•规模与资本战略 教育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发挥集团化这种组织形式潜在的规模优势。因此,许多教育集团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不断扩充自己的规模,整合资源,提高管理和成本效益。截至2000年,诺贝尔集团管理者163所学校2.7万在校生,年收入1.27亿美元;南非的Educor通过183个校区和远程教育向3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年营业额逾2600万美元。巴西的Pitagoras集团现有260所特许授权学校。此外,多数教育集团都借鉴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解决集团发展所需的教育费用。据笔者了解,绝大多数都在当地或国外的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如英华美在新加坡上市,NIIT在印度上市,Educor在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挂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是美国纽约上市公司,爱迪生公司在华尔街发行股票,阿波罗和诺贝尔都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有的虽不是上市公司,但也采用了基金制、合资公司等为教育集团的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无庸讳言,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对教育活动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整个学术界称之为“第三产业”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日益商业化趋势,教育集团在风起云涌的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教育产业化等思潮中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颇多关注。通过借鉴、采纳企业组织制度和产业运作的思路和经验,教育集团为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开辟了诸多新的思路。 首先,教育集团在教育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原本在多数人看来近乎水火不相容的领域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成规模地增加了教育投入,缓解了困扰各国教育财政体制多年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其次,教育集团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运营机制,讲求成本效益,注重质量、品牌,取得了较高的办学效益,从而对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教育集团产业化、专业化、集团化的运作模式本身是对传统教育管理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但教育与经济毕竟是两种存在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教育领域必将不是万能的。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改革现状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教育研究者们在考察了各类中小学后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学生的品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学花了约三年,中学花了六年左右。考察成功地区成功学校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三种现象:1、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即学校为求更好地发展,激发出巨大的内部动力。2、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学校在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时能卓有成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因素,又能将外部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内部动力。……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参谋组或地区教育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评估,极其关注学校发展变化的评估,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必做的常规,以此不断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结构可以阻碍或促进这个过程,但是浓郁的校内学习小社会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只有这样,文化重建和结构调整才能获得双赢。 总之,“内在要素”就是强调学校内部的发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大规模去实施。换句话说,即使你知道某些学校是如何成功发展的,你也无法确定在你自己的学校里该如何作为。世界上没有“一发中的”的魔弹,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取得成功的思考线索,却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各地区、各类学校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具体的成功途径仍然模糊不清。这时改革中出现的另外两种现象,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改革还需要另外两种要素。 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外向要素) 当“内在要素”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文化建设时,“外向要素”却认为那些想这样做的学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内部改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 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极寻求有志改革的联盟领导。总之,高效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领域里的新发展,它们在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同时,对教育整体的改观,也作出了同样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积极面对外界变化”这种改革中的“外向要素”的重要性:学校需要外界力量来推动和完成教改,可是这些外部力量是不会有条不紊地走进学校来促进教改的,它们是纷繁杂乱的混合物。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学校与外界形成一种有创造力的联系。换言之,那些既致力于内部又积极参与外界变化的学校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有负面作用的外部影响,而且能从中搜寻出有用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将有负面影响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因素的)。 三、社会对教改产生巨大影响(外对内要素——外因促进内因的要素) 外界观念的关键就在于外部的基础结构。哪些结构能最有效地产生“内在要素”和“外向要素”呢?布里克等研究者判定了在大区域内实行改革的四种外部基础结构:1、着眼于权力下放的政策,2、区域改革综合能力的增强,3、严格缜密的教育责任制,4、改革的激励机制。 1、要实施改革,第一步是要充分认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校能按上述两种要素运作起来。很明显,没有上述四项较大的社会行动,学校就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大规模的改革也就不再可能。因此第一要做的是保持并促进权力下放的政策。这一点还包括保持和加强以学校为重点的政策,修改那些有碍教育改革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当地教改的发展。 2、地区综合能力的增强,它指的是我们要在政策上培训、专业发展进行投资,并对正在进行的教改增加援助,以便能激发、增强学校,社区和区域的能量。要最大限度地培育、增强综合能力,就必须包括下述活动:为学校参谋团或地区性的学校教育委员会提供培训,重新设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采取多种手段来组织新活动,使教师、校长、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员都能作为校内校外学习社团的成员来发挥作用。 3、严格缜密的外部教育责任制,这一点必须包含于外部基础结构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学校高度重视标准和学生品行表现时,外部责任制必须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来使这种重视贯彻得更全面彻底。我们必须构建学习能力和评估学习的思想体系,舍此就不能使教育者成为评估的行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学习能力及其评估的思想体系,任何正规的外部教育责任制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外部教育责任制还必须规定这样的责任,即坚持不懈地介入薄弱学校。这一要求有点苛刻,但这恰恰要求外部基础结构必须十分缜密。 4、对教改的激励,观念相当重要。关于如何突破学习的科学正在兴起,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教育改革,因此激励改革是基础结构的显著特征。必须对研究、发展教改网络等等进行投资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投资作为范围广阔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加强。 四、三种要素的融合 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这两种教改的要素是互动互惠的,再加上社会对教改的巨大影响(即外对内要素),就构成了教改的框架。这个框架确实极具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三种要素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持久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学校内部的发展是必要的优秀条件,但是如果学校不与外界联系,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内部发展良好,也的确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学校,自身仍有不足之处。这样的学校按自己的做法发展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但要发展持久,它们就会受到基础结构的制约。 当这三种要素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产生三种力量相融合的情况——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 精神方面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有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学生的生活。人们现在越来越关心教改精神上的意义。在学习型的社区内和社区间,为促进教改而进行的互动,起了激发教改能量和承担道义义务的作用。其次,这样的动员是一种力量,因此在克服障碍和百折不挠地坚持中,政治能力也得到了加强。第三,当学校及学校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洞察,精选、融合能力及有效利用新概念的时候,那些迄今未被注意或者未被实施的非常完美的教育理念,就更易被开发利用。 近来美国研究者用下列公式来描述学校的变化: E=MCA[2]E指的是系统效力;M指的是改革的动机(愿望,目的和承诺);C指的是改革的综合能力(技术,如何运作及可利用的资源);A指的是大力协助乘上教育责任制。当三种要素共同作用时,这个教改的变化公式就启动了。这样,在压力和支持 的体系中就产生了推动教改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压力和支持融合的体系中,改革的综合能力和教育责任制都在同步增强。 大规模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凌乱无序,而教育研究者所概括的三种要素,从根本上使这种不连贯无秩序的现象连贯了起来。当前美国所有那些投身于改革的人士,从校舍到州议院,都能利用不断增长起来的,植根于这个框架中的基本知识来克服大规模改革中的障碍。人们相信,大规模改革的前景从未象现在这样好过,也可以说从未象现在这样迫切。但这需要将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力量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大规模的教改成为现实。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从两个角度透析国外教育社会学20年来的发展: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此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摘要题】比较教育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杰出社会科学家,[1]他们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 一、“建构”取代“接受”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与建构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禁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优秀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优秀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关连。此类研究后面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治疗,都是社会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科技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20余年间建构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优秀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学习,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地,接受与建构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20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目前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研究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教育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经济、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政治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发展。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方法、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人男性学者居重要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理学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上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像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现代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毕见;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反社会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学习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背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男性白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达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开始消解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法律、大众文化、自然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工业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强奸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昂格鲁·萨克逊森的哲学传统、内容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市场的开放并非无条件的,政治与经济的殖民者常常也成为文化上的殖民者。社会学是一种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话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又多么不同!近20年来,全球民主化日益高涨,官方的社会学对本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思想的符号暴力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她们(他们)之后的立场理论的挑战,让研究者——具体的、真实的、丰富的人回到研究中。研究过程也罢,理论假设也罢,都要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多元化、本土化、个人化体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教育社会学呈现出戴维斯(Davies)所谓的“做社会学”(Doingsociology)的迥异风格。[25]结构化的、外现的sociology——其中的学科界限、学科戒律逐渐淡化,重要的是doing之发出者——人的意志、doing之过程——个人化的风格、doing之结果——融入本土生活,“这一个”教育社会学而非“那一个”——美国的或英国的教育社会学。不同地域的教育社会学纷纷出现风格迥异、思路同构的“本土化”倾向——即鲍尔所言:教育社会学的流变是一系列能动的、本土化的建设。[26] 立场理论中所凸现出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既是大理论、大叙事的终结,又是新的开始,后现论在教育研究中蔚然兴起。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20年前,教育社会学用新马克思主义所酷爱的再制、权力等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做周旋;20年后,立场、身份与差异——教育社会学中日渐盛行的后现代话语,用不争之争的策略走出了后实证主义的阴影。教育社会学从“新”走到“后”,人——具体生活中的人终于回到了学科之中。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思潮与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 摘要:国外教育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且涌现出多次教育思潮,对世界教育改革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国外教育思潮融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国外教育思潮的融入入手,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国外教育思潮;中国现代教育;价值演绎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我国新式学校教育正式形成,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内,受到中西方文化冲突以及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现代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领域在对现代教育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的追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流思想,教育理念在不断的更迭中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增强。现阶段,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理念不一定得到成熟的发展,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却能够对现代教育实践产生相应的影响,促进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一、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对我国教育工作的影响 杜威等人针对教育教学工作提出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我国现代民主教育理念的形成。在杜威思想融入到中国社会前,王国维先生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撰写了《教育世界》一文,并且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也对我国教育工作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教育工作从古代教育向着现代教育过渡。在杜威思想正式提出后,也存在一些实验主义教育专家到中国社会开展讲学活动,道尔顿制度一度在我国教育领域中实行,促进我国教育领域逐渐转变思想观念,废除了统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改革经验,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流行并与我国传统封建教育思想相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果。首先,杜威在教育研究中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并指出衡量学校教育的重要标准就是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教学工作对生活的作用。其次,杜威认为教育教学工作应该围绕学生进行,坚持将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优秀。杜威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融入我国后,对我国民国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教育研究探索中,研究重点从对教学方法的分析转变为对学习方法的探索,希望能够借助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这一思想在推动我国当地教育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后,我国现代教育工作中,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导向逐渐开始建立。在杜威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新学制”思想并开始制定课程大纲。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北洋政府教育部门针对当时教育发展情况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直接反映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开始逐步将学生作为中心,并重视对学生精神个性的培养,希望能够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后,初等和中等教学大纲逐渐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逐渐成为教学重点。蔡元培在教育学研究中提出应该发展教育的独特功能,应避免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抹杀,并反对为了获取短期的收获忽视长远的教育效果,这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民主开放教学研究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后现代教育观的形成以及新课程思想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应该将三个面向和培育四有新人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三个面向重要思想正式纳入到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为我国借助国际教育思想探索教育改革创新措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在这一战略思想的作用下,我国现代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希望能够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尝试在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另一方面,在教育开放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涌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我国逐步形成了以解释学、对话理论、现象学为主的教育哲学以及以建构主义理论和马斯洛心理学研究为主的教育心理学,特别是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给我国教育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消解确定性、追求过程运动性、反对单一的价值追求,提倡树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被研究者称之为当代全球课程理论中的显性思想,重点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以及交互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鲜明个性。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反拨和超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也逐步发展,并且在新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力求将外来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基本国情相结合,为我国教育改革探索提供相应的指导。基于后现代教育理念,从教师角度进行分析,其逐渐消除了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精神束缚和创造力禁锢;而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学生也从传统的知识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对自身创造性思维进行解放的创新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具体而言,针对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实际情况,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新课程对于教学思想的解放进行分析:首先,对于教学和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来说,新课程思想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创造,不能简单的作为课程的复制者,而是应该结合自身理解突出教学的个性化,保证教学工作的科学性,树立教师即课程的思想,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和指导;其次,从学生和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新课程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从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者,成为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者,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仅仅应该传授相关知识,还应该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完成对学生的人格培养,突破原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交往;最后,对于教学评价角色而言,新课程教学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将学生的日常表现以及创造力等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并借助科学的教学评价引导学生自主发展,让学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即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学生实施全面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未来成长做出正确的指引,力求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 三、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改革工作的融合也在不断推进,对我国现代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现代化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应该形成对自身工作的正确认识,明确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路,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观念,进而借助相应的教育理论探索合理的教学改革措施,在中外思潮的不断碰撞中对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相应的保障。 作者:任丽君 单位: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实验小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学法英语教育论文 一、国外教法分类 通过分析与总结文献研究,本文作者将国外教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传统教学法,包括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全身反应法 语法翻译法源于16世纪的欧洲人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演变成课堂教学方法,此方法重读写,轻听说,教材设置追求以语法词汇为中心,课文为语法词汇服务,导致课文趣味性降低,教师讲授以翻译为主,着重语法操练,强调死记硬背,这种方法能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基本功扎实,较适合做笔试。但此方法忽视听说交际,学生所学英语多为哑巴式,不能在合适时间地点运用恰当英文进行流畅交流。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读写为主的翻译法已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直接法应运而生,其含义是直接用外语教外语,课堂上师生只用目的语交流,不注重形式,不过分计较对错,强调模仿,操练,教材设置也以句型为主。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形成目的语思维模式,英语表达习惯,提高交际能力,但这种方法培养的学生基本功较差,语言再造能力薄弱。与直接法类似的是听说法,源于20世纪中期,开始主要为军事目的,强调听说,课上进行大规模句型操练,练习技巧有问答式,循环式,一条龙式,最小对比对练习等。全身反应法,是由美国加州圣约瑟大学心理学教授JamesAsher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这种方法倡导把语言和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身体动作教授外语。全身反应法主要是根据大脑两半球的不同功能,右脑—形象思维,左脑—逻辑思维,强调要在形象思维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发展。因此强调要在真正的情景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法强调整句教,整句学,教学气氛活跃,但局限性太强,它只适合一些年龄较小的群体,那些较难的抽象的词汇,无法用身体动作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就不太令人满意。这一阶段教学法的共同点:(1)教控制学,强调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2)重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本的语言形式,忽视其意义。(3)所教内容停留在单个句子层面,忽视对整个篇章的理解。(4)所教语言是显性的,外在的,方法是综合法。 2.现代教学法,包括社团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以及强式交际法 社团语言学习法又称咨询法,产生于6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由古兰创立的。突出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教服从学。教师是顾问,学生是“病人”。教师注意的中心是“病人”的需要。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学生的母语,逐渐由学生母语过渡到外语。教师在课上起支架作用,根据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讲授,学生需要什么教师讲什么。这种方法没有合适的统一的教材。受这种环境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自然法,源于自然顺序假说,指出语言习得与学得不同,习得是在自然环境下无意识的掌握语言,教师应在自然交际情境中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自然谈话,使用基本句型词汇,完全用外语进行教学,通过外语和实物建立联系。这种方法课堂上教师话语还是比较多的,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以上不足美国教育家CalebGattegno提出沉默法。他认为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保持沉默,让学生多开口多说话。在沉默法中教师作用有三:教;测试;不妨碍学生。教,就是教师一次性将某个项目教给学生,一般通过非语言线索解释其意义;紧跟着是测试,教师无声地要求学生把所学内容进行复用;最后,教师无声的监督学生用新学语言项目进行交际。在沉默法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教学法是暗示教学法,也叫启发式外语教学法。 教师在课堂上只是沉默是不够的,还要为学生提供暗示,给以启发,这也符合教学的一个原则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是启发的含义,学生学习语言是自发的,但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这时迫切需要教师的启发,这时候的学习及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暗示法须遵循三原则:(1)学习者必须处于愉快不紧张的状态。(2)有意识和无意识统一原则。(3)暗示相互作用原则。要求师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暗示教学中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呈现新教学材料,教师借助手势、表情介绍要教内容,然后,在优美的音乐中,带着生动的表情和情感朗读课文,学生看着课文,可以模仿;然后是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教师配乐朗诵,这样可以产生有意和无意的认识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不知不觉地记忆所学材料。 交际法又称功能意念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共体,Hege(2000)提出五种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即基本的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等。语用能力,即语言的正确恰当使用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知道什么场合下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能力。语篇能力,语言的连贯性。策略能力,知道使用何种策略(包括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能够进行顺畅的交流。语言功能在于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以话语为中心,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对学生错误容忍度较高。交际法有三个原则:交际原则,任务原则,意义原则,这种交际必须是有意义的进行交际。Ellis(1990)提出评价课堂交际的六个准则:(1)是否有交际目的。(2)交际者是否有交际欲望。(3)是否是注重内容而非形式。(4)是否注重语言的多样性。(5)教师是否参与。(6)交际有没有教材的干扰。成功地交际必须有交际目的,欲望,重交际内容,语言的多样性,教师不应该干涉学生交际,包容学生的个别性错误,没有教材的限制。这一阶段教学法特点是:(1)注重语言意义。(2)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起辅助作用。(3)重视整体教学,篇章教学,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4)方法为分析法,隐性教学。(5)强调知识的功能性。 3.当代教学法,包括沉浸法,任务型教学法 沉浸教学法在现代美国最为流行,教师让学生“浸入”在外语环境中学习各种学科知识,使单一外语学科教学与使用外语进行的各学科知识教学相联系,强调外语不仅是学习内容还是学习工具,学科知识以外语为承载,外语学习与其他知识相互渗透。任务型教学法是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英语教师也在进行尝试性应用,任务型教学法是真正体现学习意义的一种教学法,“任务”即做事,以意义为中心,让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学以致用,一个任务有四个方面要素:目的,情景,过程,结果(Clark,ScarinoandBrown)。完成结果是评估任务是否成功地标志。这一阶段特点是:(1)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的人文性。(2)强调整体教学,隐性显性相结合。(3)强调交际又不忽视语言知识。(4)强调社会性,语言可操作性。 二、国外教学法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影响 近些年国外涌现出大量英语教学法,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借鉴,比如幼儿和小学英语老师可借鉴全身反应法,能调动孩子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但教师在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一定要考虑中国学生的具体学情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兴趣爱好,不能盲目追风,有了新教学法就认为老教学方法过时了,弃之不用,教学方法有先后,但不能说某种教学法完全没参考价值,或过时。最早提到的语法翻译法在现代社会英语教学中也能应用,并且在中国大背景下,语法翻译法用的比例还很高。另外,教师应该注意,虽让每种教学法都是单一出现的,但教学方法并不是一元的,任何教学法的使用都离不开其他教学方法的支撑,课堂上,学生众多,众口难调,教师应该不断变换教学方法,多法齐用,注意多元性,才能照顾到更多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最后,每种教学法产生的背后都有强大的语言理论支撑,英语教师应该加强自身语言知识理论的巩固,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这样才不会瞎用滥用教学法,只知其名不明其意,必然事倍功半。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外近五六十年涌现出来的教学法和特点及对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影响,教学是动态过程,中国英语教师应从中国学生学情出发,不要盲目追风,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活跃上课气氛,充实上课内容,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 作者:田许匣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安全教育课程的启发 本文作者:田茂、孙远平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前教育、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1998年,美国消防协会在众多专业技术组织和各领域权威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推出“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第一个专门为课堂授课设计的综合性防灾课程,以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为基础,课程的内容、实施手段和方式等都经过专家的认定,更具科学性。而且,这套课程按照同一个模式和程序来实施,非常有利于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课程得到了美国启蒙计划(美国启蒙计划:美国最大的联邦幼儿教育计划,是齐森总统对抗贫穷计划的一部分,已有2000万个孩子完成了计划启蒙课程)的资助,从2000年开始在全美纵向推广。并成立了“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以支持课程在各地市的实践,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效。 “关注危险”课程简介 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HSC)提供资金支持,美国消防协会(NFPA)开发研制的“关注危险”课程(RiskWatch)是专为中小学生设计的综合性伤害预防课程,该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将伤害预防知识和技能融入到中小学的课程之中,并提供完整的课程指导资料,使课程容易实施且便于推广。“关注危险”课程将学校、社区、家长和安全专家联系起来组成技术同盟,教会青少年分析各种突发情况、权衡行为后果,学习怎样做出安全的决定和判断环境,增加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并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自尊自爱和正面价值观。目前已在美国50个州和加拿大部分地方推广该课程,是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得到了学校、青少年、家长的广泛认可。 据美国消防协会的报告,威胁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的意外事故主要有:交通意外、溺水、火灾、烫伤、中毒、高处跌落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主要围绕这些意外伤害进行,其课程内容具体分为八大类:交通工具安全、远离火灾和烫伤、窒息防范、中毒防范、高处跌落防范、武器伤害防范、自行车和行走安全、溺水防范。美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森林大火、暴风雪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也将自然灾害伤害防治纳入到安全综合课程中。教师要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且要教会学生对环境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安全评估和安全抉择,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关注危险”课程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将安全教育课程分为5个教学单元[3]: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使课程快乐而有趣,“关注危险”课程为每一年龄阶段学生都设定了一个角色形象供他们去扮演和体验。每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都包括以上八类潜在危险,但是不同阶段侧重点和教学方式有所不同,详见表1。 “关注危险”丰富的“课程资源包”对课程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课程资源包提供了教师教学所学的一切资料,如包含课堂教学背景资料的课堂卡片,在每张卡片背后都有详细的课程计划、行动目标;为增强课堂活力,还有详细的步骤,比如撰写日志,在学习过程中向家人、社区成员提供咨询建议等。 (1)课堂卡片。为了使“关注危险”课程更具推广性和操作性,每一堂课在设计时都制作了“课堂卡片”,“课堂卡片”会告诉教师为什么这个教学内容如此重要和怎样开展这堂课,每个卡片都包含了课堂教学目标、可整合的课程、教学所需材料、具体的教学步骤这四个方面的内容[4]。 (2)课程资料共享平台。资源的免费共享是“关注危险”课程的另一特点,美国消防协会主办的网站www.riskwatch.org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来帮助“关注危险”课程在学校顺利实施。教师、家长、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下载和共享课程计划、各种课程游戏、技术信息、不同的课程标准等,使用者还可以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传到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经验。免费、快捷的互联网使得“关注危险”的实施和推广更为容易和高效。除了这些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外,美国防火协会还联合来自消防部门、医疗机构等其他专业组织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的补充资源,如网络游戏、CD、歌曲、书本等,通过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方便购得,且价格低廉。 (3)课程评估手册。评估“关注危险”课程到底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需要使用一套评估手册。课程设计者为教师准备了整套的评估工具,包括课程开始前和课程实施后对学生的测评等,通过安全知识考试来检验学生安全知识的技能的掌握、安全意识的培养等。“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非常重视搜集安全教育实施的实例,鼓励教师搜集学生在经过课程学习和培训后,在经历危险情境中是怎样应用安全知识和技能使得自己和他人免于意外事故伤害的事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习过家庭逃跑计划后成功地在一次火灾中逃生,教师可以将这些成功的案例编辑成新闻报道发给国家消防协会。协会将给这个案例的主人公颁发奖章以表彰他的勇敢和智慧,这些都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此外,课程资源包里还包括“关注危险———给监护人的信”[5],向家长描述安全课程、提醒家长实施家庭演习等;为了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课程开发小组还设计了精美的学生手册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使用,共有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五套学生手册,指导学生和家长更好地掌握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 安全教育无处不在,其本身就和多种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能正视这些关系并开发出其间的着力点,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主干课程知识的学习,还使课程知识有了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关注危险”课程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玩游戏、看录像、学唱歌、绘画、开办安全集市、创办报纸、表演小喜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授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教学方式,寓教于乐,教学过程轻松,同时还有良好的教学效果。5.师资培训教师是“关注危险”课程团队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课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关注危险”课程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参与教师、学校管理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的培训,拥有一个完善的培训计划。在培训开始之前,组织者提前同部分教师和校长会面,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为课程的实施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依此设计培训计划。培训的目的是向教师和管理者展示“关注危险”课程在对青少年进行安全教育时的优越性和教会教师使用这套课程,所以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向教师展示安全教育课程的一些成功案例、课程目标、教师在课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教师在培训中会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怎样使用“关注危险”课程的官方网站等。 “关注危险”课程成功的因素 “关注危险”课程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推广,让无数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受益,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究其成功原因,技术同盟的成立、来自社会各界的拥护者、完善的课程计划和课程设计、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权威专家的支持、团结合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课程推广计划、所有参与者的友善和奉献,缺一不可,这些努力使得“关注危险”课程得以顺利实施。 “关注危险”课程在开发之初就集合了学校、警察局、消防局、卫生系统等部门顶级专家的参与,其设计的课程一方面有专业科学的知识理论基调,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使得课程本身妙趣横生,深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其次,“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将安全知识和安全实践演练巧妙地融合到学校的其他课程中,在数学、美术、音乐、语言等课程中开展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的“根”植入学科课程中;第三,课程资料的获得便捷性促进安全教育实施,每堂课、每个知识点、每个教学活动游戏,甚至于每个教学活动用具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并有专门的网站供教师学习、交流和共享;第四,“关注危险”课程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实施和推广,使得课程实施有参照标准,更简便易行。 很多课程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对课程的执行者———教师的培训,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实施的开篇就是对参与教师、校长的培训。对在课程实施中校长、教师的责任、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并指导教师怎么开展安全教育,怎样获得和使用课程资料,怎么进行课程评价和分享课程经验等,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见的困难都罗列出来并提供解决方法。使得教师能轻松掌握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乐于接受这些新的知识。而且,这种培训是系统持续的,为安全教育课程的顺利进行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全教育事关青少年的生命、成长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怎样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需要哪些部门的配合等都需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得到了来自美国儿科学会、美国中毒控制中心协会、美国汽车协会、美国红十字会、儿童疾病预防服务中心、家庭安全委员会、国家伤害防治和控制中心、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美国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美国国家儿童安全运动协会、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美国消防管理局、威斯康星大学等机构的支持。来自这些组织的顶级专家组成了技术同盟,对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课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的启示 安全事故是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所以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降低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率,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刻不容缓。我国自1996年始,规定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每年定一个主题开展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防灾、减灾的知识和技能。[6]但是安全教育在施行过程中却面临种种问题,尽管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可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引介美国先进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安全教育的理念上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防火协会组织开发设计的,充足的资金支持是课程开发、实施和推广的后盾。我国的安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很多地方的安全教育有始无终,无论是教材、师资还是教学效果都差强人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所以寻找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障安全教育的首要条件。 尽管安全教育在我国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从课程内容、课程形式等方面看,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出版社的安全教育书籍大多是应景之作,国家教育部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安全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依照美国“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的成功经验,在重新规划安全课程时,应注意:(1)对课程内容的确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威胁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伤亡事故防范为主要内容,比如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教育内容还应体现地方特色,比如城市和农村的教育重点就应有所区别。(2)安全教育课程应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来设计,寓教于乐,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如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应以游戏、参观为主,高年级课程应考虑学生的思维特点,以讨论和参与为主,尊重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特点,对症下药。(3)将安全教育课程融入到其他学科中,探索安全教育的多种途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本身蕴含在诸如体育、音乐、科学等学科知识体系中,所以在其他课程中穿插安全教育是切实可行的做法。最后,重视安全教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安全教育不是一堂课、一次游戏、一次参观和一次演练,而是一项贯穿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长久事业,需要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在课程开发设计、协作等方面做长期的努力。 美国的安全教育在学校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课程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还有安全教育技术顾问团和同盟的支持和努力。所以成立专业的组织来规划和领导安全教育,集合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来处理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社会协作等方面的事宜,增强安全教育的专业性,提高全社会对安全教育的认识、兴趣以及安全教育在公众之中的影响力,将会有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学校与社区、医院、消防、公安局等社会组织的协调和沟通,让安全教育“走的进来”,还要“走得出去”,[7]将课程教学、演习和参观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以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我国目前的一些师资培训完全从培训者的角度出发,没有经过科学的培训需求分析,不了解教师的需求和期望,对教学实践的帮助不大。所以有效的培训应以教师为主角,教给教师包括怎样查找资料、使用教具、课程评价等实用性技术,协助安全教育顺利开展。美国中小学安全教育将防灾、减灾、自救、救助他人等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融入学校日常主干课程,并在警察、社区、医院等部门的配合下进行常规性的演习,提高和增长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应对危险的能力。其课程开发的理念和课程推广的经验都为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师教育课程革新融合 一、学科融合:美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实践 (一)美国教师教育课程变迁及学科融合趋势 教师教育课程包括文理基础学科、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三部分内容。美国教师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分离与对立的现象。19世纪的教师培训主要限于任教学科的内容;20世纪早期,教师教育课程结构基本形成,但强调教育学科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强调学术学科、削减教育学科又带来了新问题,如何保持两类课程的平衡仍然是课程改革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质量改革将教师教育定位在教学专业化的方向上。美国许多教育专家呼吁,提高教师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培训的专业性,对教师培训课程设置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由过去的对立走向了融合,反映了教师专业化的种种新特征。[1]学科融合是经过100多年的反复探索之后,为培养适应多元文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教师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它要求教师不但具有教学反思能力,还要有宽广的教育视野和稳定的职业兴趣。对未来教师具体教学能力的培养是学科融合最直接的目的。而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则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2] (二)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与层次 1.强调自主建构的认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融合直接受到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强调主体的自主建构、强调学习的智力要素等是认知科学不同于行为科学的主要特点。新的认识论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在与环境的交往中积极地构建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知识结构。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也是一种积极的构建过程,他在与学生、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材料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构建他的认识并形成判断。[3]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教师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的理解是教学的基础,因为学习发展在学生而不是教师身上,只有在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学习创造情境。[4]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仅是知道现成的学科知识,而且能够理解学生的发展规律、认识过程和不同的学习方法,最终能够把自己的学科知识转化为与学生原有知识相联系的教学知识。这成为了任教学科和教育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 2.学科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学科融合包括通过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对两类学科知识进行整合。首先,新的认识论要求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1985年李•S•舒尔曼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上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知识与教育专业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也就是按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任教学科知识进行编排,使它成为不仅可以教,而且更有利于学习的知识。其次,用教育学的方法对两类知识进行再组织。1985年舒尔曼最初提出“学科教学知识”概念时强调学科知识如何转化为可以进行教与学的知识。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学科教学知识”又强调对学科教学中的教育学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在新的知识体系中,在如何处理普通教育学与特定学科领域教育学知识(subject-specificpedagogy)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对峙。对学科教学中教育或教学知识的研究,表明研究者试图用教育学的方法对这些知识进行再组织,是从教育规律出发对学科内容进行的融合的过程,旨在解决如何教的问题。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学科融合是由专家和教育实践者在两个层次上实现的。首先,由专家实现的从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上对两类知识进行的整合。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是由教育学科专家和任教学科专家合作实现的,它能使未来教师在培训阶段的教育更具体、更有针对性。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如《霍姆斯报告》、《卡内基报告》和《教师教育学院协会报告》等都强调要加强学科教育学的研究,把学科教学实践中的学术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纳入教育学的研究中,实现学科专家与教育学科专家的合作。其次,由教师完成的将学科知识与具体教育情景相结合的实践层面上的融合。当真正的教学发生——教师处在真实的教学情景中时,他们还要对两类知识进行再整合,通过对多种因素重新建构,以形成独特的教学模式。[5] (三)学科融合的改革实践 1.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教师教育制度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保证。强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加学科专家和教育学教授的对话的5年综合计划受到重视。另外还有在本科毕业后再进行专业训练的第5年研究生计划也为学科融合提供了制度保证。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和专业团体充分肯定了教育学科与任教学科的融合,并为学科融合的实现创造了种种便利的条件。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报告》均提出新的以非定向型的教师教育制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计划,即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教育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既重视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也强调专业化的培训。这种形式上分离而实质上的结合是美国80年代后教师教育模式的新特点,是教师教育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2.构建未来教师新的知识结构 如前所述,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扩大知识范围,强调差异性、偶然性和多元文化教育是未来教师拓宽视野、实现自主建构的重要条件。为此,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许多新的课程,如有关教育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公民、国家、政府、社区、班级团体、教室文化等课程,体现了教育对多元文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体现了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和具体教育能力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100多年以来进步主义关注社会进步和要素主义注重学术能力的思想的融合,它突破了20世纪60年代两类学科在制度层面上的结合,从外部形式的简单相加深入到了学科内部的实质性融合。 3.构建合理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认知科学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开始构建以质量为优秀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达林-哈蒙特(Darling-Hammond)、怀斯(Wise)和克莱因(Klein)在1995年的研究中比较和概括了这一时期教师教育的新课程体系。他们的研究反映了美国20世纪末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新的课程设置中的学科课程、学科教学法、学科教育学等都体现了学科统一的思想。这种融合还表现在教育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课程的融合过程中。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融合除了传统的教育心理学课程以外,还体现在学习差异研究、儿童发展研究、学生的需要研究等具体的课程中;教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融合表现为关于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基础以及民族与文化等课程中,这些课程旨在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与具体的教学能力。这种新趋势是美国教育历史经验的升华,它扎根于教育实践之中,它的发展在80年代以来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思路,但在教育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模式,改革还在进行之中。[6] 二、思考与启示 (一)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现状与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培养任务一直是由师范院校单独承担的,这种封闭性培养模式存在着课程体系比较狭窄、教师培养渠道过于单一、教师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缺陷,严重削弱了教育专业课程。在我国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中,从课程结构看,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调整后的课时比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课所占比例不足10%[7]),并且只有公共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三门专业课和非常有限的教育类选修课外加教学实习,教育专业性质明显体现不足。从课程内容看,注重学科专业课程的纵深发展,忽视学科之间横向知识联合,从而造成师范生专业性太强,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于狭窄,综合能力不强。这都导致了所培养的教师缺乏教育专业素养,不但缺失一般教学知识,更缺少学科教学知识。例如,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的调查显示,高校英语教师对发展的自觉需求和外语课堂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教师普遍认同以学为本的教育理念,但是教师的课堂实践活动与他们所认同的理念及方法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教师在自觉需求和有效课堂教学需求之间的差距反映出传统外语教师教育发展理论对教师的影响,即外语教师教育=语言技能+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我国大部分英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仍局限于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作为单一学科的理论指导,其结果是导致我国的外语教师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学科知识,轻学科教学知识,重语言技能培养,轻教育理念、语言学习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导的趋势。[8]这种教学理念与课堂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课堂行为滞后于教学理念的现象,说明要完成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的跨越需要教师以丰富的教学经验、成熟的心理发展和出色的语言把握能力等多种条件来支撑,而帮助教师实现这种跨越的理论基础就是舒尔曼所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这是一项在我们的教师教育课程中明显缺失的内容。 (二)PCK: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视角 1.PCK:学科融合的突出表现 专业知识基础是一门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特征,是专业能力得以生长的土壤。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在教师培养史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学科知识(subjectmatter/content knowledge)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科知识就构成了教师知识基础的全部。二是学科知识+教育知识(pedagogicalknowledge)阶段。在此阶段,不管是教育专业受到忽视还是重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是处于分离的两种平行知识。三是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and contentknowledge,PCK)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以舒尔曼为首的一批研究者企图重新寻找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PCK)概念,成为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学科融合趋势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松散分离的“学科知识+教育知识”的教师知识结构还不足以成为教师专业的知识基础,因为在这种知识结构上还不能产生能够区别教师和科学家等其他知识分子的专业教学能力,只有在这些知识之上产生的学科教学知识才是教师所特有的、区别社会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9]学科教学知识理论开创了教师知识基础的第三种观点,对美国独立分离的专业化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PCK对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师专业化密切相关。因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这一概念对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重新认识教师的知识基础。原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组成的知识结构缺少情境性,偏重于普通、抽象、超越年级、水平的普遍知识的传授,企图授给学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规律和模式,专注一般,忽视具体科目、知识点的教学,难以形成未来教师有效的教学能力。这种知识结构是分离的、松散的。学科教育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开展,教育学科按照纯教育思维来组织,两者缺少沟通和交互作用。学科知识不因教育知识而更加适宜于传授,教育知识也没能够在学科知识教学中彰显其魅力。PCK针对专业化教师教学的能力生长,是教师区别于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其次,改革教师教育实践。一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教师教育体制,根据PCK的要求创建灵活的机制。在学习美国“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分离学科教育和教师专业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两者的联系。分离是形式上的、机构意义上的,而联系应是内容上的、实质上的。我们要在机制上创新,加强专业学院和教育学院的联系和合作,特别要在教育学院里强化学科内容与教育理论的结合。二是要调整教师教育课程结构,要根据教师专业知识基础确立课程结构,用学科教学知识全方位地统整学科与教学领域的知识。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增加教学知识的课程的比重,包括教学评价、教学策略与教学法、学生的学习特质、课程知识、有关学校情境与文化的教学社会学。学科知识的课程应平衡各学科内容,包括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学科的主干课程。并且增加适当的知识论,以有助于学科教学知识的形成。就学科教学知识领域而言,应开设的课程有科学教学论、自然科学课程研究、科学教育研究方法、科学教材教法与教学实习等。[10]三是根据PCK具有合成性、具体性和建构性的特点,[11]改革教师教育教学方式和实践方式。在教法上,要改变过去理论灌输和说教的做法,要强调学习的情境性和体验性。要改变一次性实习的做法,采用分散性实习模式。通过增加实习时间,让职前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的教学情境,感受实践中问题的挑战,以激发他们通过实践性学习建构学科教学知识的动机。四是在学位颁发和教师资格认定上,要有新的举措。教师资格认定应该要建诸于教师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知识和能力上,我们不但要认定教师的普通教育理论,更要着眼于他们的具体教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最后,改变教师教育研究范式。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受“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影响较大。学科领域和普通教育理论的科研非常繁荣,但是具体学科、内容、学段教学的研究被冷落。同时学科教学研究在追求科学研究的高校里得不到重视,很难形成气候。PCK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要改变当前这种分离式的教师教育研究趋向,加强学科教学的交叉研究;要求我们要特别改变传统的科学研究中重一般、轻具体、重思辨、轻实证的做法,鼓励对学科教学的实证调查分析和行动研究;要求我们改变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师范大学要特别重视学科教学的研究,把其看做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给予同等的待遇。[12]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教学对比论文 一、CBE教学模式 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是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教学体系。CBE职教模式于上世纪70年代萌芽于美国,是以美国休斯顿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掌握性学习”和“反馈教学原则”以及“目标分类理论”为依据,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将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其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行为意识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模式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广泛应用于北美、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CBE教学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即职业分析形成DACUM图表、学习包的开发、教学实施与管理及教学评价。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教学目标明确、具体,针对性强,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方式,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确定教学目标和进行课程设计;按职业需求组织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教学组织的个性化、灵活化,将教学内容分为很多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学习。 二、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比较 以上四种教学模式在特定应用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通过对这四种典型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比较,可以看到: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实际上都是将行业企业需要的“职业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教学的出发点也是使学生掌握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所需要的综合能力,这就使得职业教育更贴近生产、贴近实际,缩短了学校教学与就业岗位之间的距离,真正体现了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加强了校企合作,让学生在真实的企业场景中顶岗工作,获取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实现了学有所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组织都是按照企业生产的实际,将岗位需求的能力及知识放在首位,通过对工作任务和技能进行科学分析而开发出来的,更加贴近工作实际。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等;在教学技术的选择上,采用多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总体而言,这四种教学模式弱化了传统课堂授课形式,加大了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力度,加强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增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保证了教学的针对性。 三、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推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其中以借鉴CBE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为最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单一的一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教学模式的改革也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由学校主体式教学模式逐渐演变为能力本位的教学模式,进而转变为以培养“关键能力为优秀”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由注重采用一种教学模式向采用多种教学模式融合发展;逐渐由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学生的“学”,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从重视学生获得“知识”向注重学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这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特色,强调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迁移能力作为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内部分职业院校在学习和借鉴国外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模式,如“产、学、研”结合模式、“产教”结合模式、“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等,这些教学模式目前正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CBE教学模式、双元制教学模式都较为成熟,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教学模式都有自身的产生背景和适应性,一成不变和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各种国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时,不能随意照搬照套。根据我国国情学习这些模式的成功经验,可为我们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如学习和借鉴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实训环境;学习和借鉴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项目式训练;学习和借鉴CBE教学模式,实行个性化教学;学习和借鉴双元制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模式,将学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趋势。 作者:吴秀杰 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课程的历程及特性 初期,日本政府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小学新设了“自由研究科目”,这是为儿童提供一个自我发挥的空间而设置的活动课程;中学设置了选修课和必修课,新增“特别教育活动”,鼓励学生自由选择、自由研究和自主活动。在“宽松教育”实施阶段,小学新设了充分发挥各学校创造性的“宽松时间”,并在小学三年级以上新设“综合学习时间”;初中扩大了选修课的范围和比重。在“学力教育”即将实施阶段,虽然“综合学习时间”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仍然继续开设。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自由研究科目”、“特别教育活动”、“宽松时间”、“综合学习时间”这些新出现的课程,都集中体现了日本“为个人”的现代教育目的,主张对教育改革予以“高度”重视。通过自由活动时间,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素质和能力。“综合学习时间”主要是就学生关注及感兴趣的课题、横向的和综合的社会问题,而展开的跨学科的学习活动,突出了综合的意义。 “综合学习时间”的设置,较好地体现了学科课程和非学科课程的统一、分科学习和综合学习的融合、认知学习和活动学习方式的结合。这既有助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又有助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培养。对教育“钟摆”现象的权衡。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宽松教育”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全面实施这样一个过程,这主要体现在1977年、1989年、1998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中。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为了改变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僵化单一、偏重学历、过度考试的弊端,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应朝着“尊重个性”的方向改革。为进一步推行素质教育,自1998年起文部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精简教学内容,缩减教学时数。此次改革没有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度,忽视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导致学生“学力低下”,引起社会的不满。2008年颁布的新学习指导要领的主要思想是培养“扎实的学力”。此次改革参照了1989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课时数及各学科的学习内容,舍弃了1998年的过于“宽松”的做法,主张提高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活用这些知识技能的能力。同时,着重强调知识技能的掌握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等的培养之间的平衡。即达成“掌握”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探究”式的“综合学习时间”中的学习的一种平衡。如将“综合学习时间”每周减少1课时,将时间用于各学科中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即在“掌握”与“探究”之间增加应用,从而避免两者的对立,利用应用式学习寻找学科与综合学习之间的平衡。处于转型期的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解决了一直摇摆于“儿童中心”与“学科中心”之间的“钟摆”现象,旨在通过协调统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诸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学力,最终形成良好的生存能力。对教育改革的执著。“战后”至今,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先后出台了8个学习指导要领,几乎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修改。可见,日本对课程改革持续关注,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8年以“学科主义”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经验主义”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 为了解决“学科主义”教育下的教育病理现象,1977年、1989年和1998年相继提出以“宽松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2008年以“学力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宽松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1958年、1977年和200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教育问题而提出的课程改革举措。由于针对性强,前两次改革收效不错,其教育理念分别为1968年、1989年、1998年的课程改革所延续,体现了日本政府在关键时期所做出的正确抉择。1968年和1989年、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却不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而进行的带有转折意义的课程改革,而是前期改革的延续。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过于”热衷,“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导致出现教育病理、学历下降等一系列教育问题。也应该看到,如没有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过于”热衷,“高度”重视的态度,以“扎实的学力观”为中心的2008年的课程改革也就不会出现。在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度”重视的态度下,课程改革经历了“经验主义”、“学科主义”、“宽松教育”向“学力教育”的历史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课程结构的合理性、课程时数及内容的权衡、课程改革的执著等特点。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国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日本大刀阔斧、不断探索,最终进入了一个培养“生存能力”的“扎实的学力观”教育状态。当然,这一次改革能否超越极端真正走出一条新路还是未知数。我们期待“扎实的学力观”教育能有一个新的突破,并希望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作者:李伟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国内建设教育的启发 作者:何畏 胡夏闽 万凤华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建筑设计院 一、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最新趋势 1.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各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所以,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面向世界为前提,使本国的高等教育向国际开放,以促进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协作。这主要体现在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交流办学经验、交换情报资料、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留学生等方面。日本为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还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等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项目。美国历来重视利用自己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仅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例,美国是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最多经费资助并同时因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美国利用其庞大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项目,努力营造一种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大环境,以使其始终保持着世界上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国家的地位。在1993-1994年度,共有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的高等院校,占到全球在非本国地区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留学生中攻读本科生课程和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分别达到21360人和201030人,两者共占留学生总数的92.2%,这样高层次的留学生是目前其他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优秀留学生毕业后即充实进美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高等教育的社会化。高校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对于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全面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自觉性和能力,真正成为高级人才培养的基地,成为高新科技的研究基地和孵化地。首先,专业设置要适应社会需求,开设社会需要的专业。美国高校除了传统的理工经文史学位外,新增设的学士学位有:财政学士、教学法学士、护理学士、公立学校音乐学士、演讲学士等。其次,要注重通识教育,重视基础理论教学。为使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高校历来倡导“通才”教育,即培养具有广博和坚实基础知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通用型人才。美国大学在入学头两年里,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文学、写作、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两年后,才能选择个人感兴趣的主修、辅修课,即进入比较精专的领域。第三,课程设置要职业化。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主要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需要高校对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应反映到课程中去。高校课程设置职业化已是世界性的趋势。在美国,大学和一些公司签定了正式协议,以分享科研成果。在许多国家,企业为其雇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都是在高校的帮助下进行的。3.高等教育的个性化。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应灵活多样,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特征,在高校主要表现为: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经常对课程作出调整;灵活安排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甚至决策。美国高校重视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发展,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专业。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提出与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助,双向交流。学生可以创造新的课程。对学生评价主要标准是有无创造性。教师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指重点,解难题。对学生的教育注重鼓励,在肯定其长处的前提下提出更好的建议,使学生始终充满成功的希望。美国高校对学生是宽进严出,学校不允许学生旷课、课后要完成作业,不时经常在课上进行小测验。听课、作业、测验都要记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一起作为课程总成绩的组成部分。再如韩国认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和单一的评估体制,无视人的特性,要解决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人性修养和增强人的创造性的教育。对学生实行系统的人性教育,将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教育改为以实践为中心的教育。4.高等教育的信息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信息革命浪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重视调整教育的培养目标,制定教育改革方案,采取相应措施,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增强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迎接未来的挑战。1996年7月19日,日本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从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基础教育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发展方向。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生存能力是分析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情报,具备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是生存能力的要素之一。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卢比指出,未来是个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文化、信息化工作的时代,教育应着重培养7项“学以致用”的关键能力:①收集、分析、组织信息的能力;②表达想法与分享信息的能力;③规划与组织活动的能力;④团队合作的能力:⑤应用数学概念与技巧的能力;⑥解决问题的能力;⑦应用科技的能力。最近,澳大利亚提出了10大教育目标。其中第5个目标是:提升年轻人的基本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尊重学习及愿意终身学习),使其继续接受教育与训练。第6个目标是开发学生的能力,其中包括处理资讯的能力与应用电脑的能力。5.高等教育的终身化。迅速加快和变化的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对社会在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且还要具备合理的知识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能否使在职人员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生产者,已成为各国迎接跨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性,德国政府在1993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中,专列一章,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在专门人才的进修和再培训中的功能及作用”,主张“应当把大学看作终身教育机构的基础机构”,号召高等学校要“依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场所“。目前,除了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外,国际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终身教育进修系统的国家尚不多,而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来进行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的东京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等,都承担着为国家或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已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这将使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产生新的飞跃。 二、几点启示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以电子网络为先导的信息科技和以基因工程为优秀的生命科学的世界性科技革命的挑战;另一个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WTO,教育作为服务性产业之一,也将按照《服务贸易总协仪》(GATS)有关开放服务市场的规定,对WTO成员开放。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要求,并将日益严峻。例如,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将把大学从经济社会的边缘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课程的开发,将对传统的教学过程从理论到实践提出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在增加投入与开拓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途径上寻求解决办法;进入WTO后,高等教育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要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高等建设教育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应积极学习、借鉴、吸收其它国家成功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1.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理念。我国高等建设教育应紧紧围绕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专业,并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增加或调整专业,使自己永远充满活力。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办教育的同时,要更新观念,并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调整和压缩一部分与社会脱节的专业,增加新专业,努力探索高等建设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2.课程设置多样化、国际化、信息化。经济国际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与经济国际化相联系,建设产业的国际化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建设教育行业作为建设产业的基础和先导,必须反映行业发展要求,率先实现教育国际化。因此,增设国际化、信息化方面的课程;普及双语教学;广泛开设第二外语;开设一些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的综合性课程等,力求建立一种能反映国际建设行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以培养学生外向型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各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3.坚持教学管理理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专家在学术和教育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各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在学科规划和建设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科学论证和决策咨询,对教育改革基本思路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良好作用。把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大部分“管理功能”转变为“服务功能”。增强职能部门面向教师和学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建设,做好包括教育教学信息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工作。在管理制度上突出目标管理思想,放开过程,强化结果,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按照自己的学习方式,达到教学目标。4.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适应信息时代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要采用有利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远程教育网络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教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能力和课件开发能力。为学生自主、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提供先进、便捷的信息网络资源,促使以教师单向传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式、交互式教学方式转变;促使封闭性较强的传统教育模式向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更高的社会开放度和国际开放度的现代教育模式转变。5.抓好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建设类高校应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网络教育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或在职培训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建立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中心和建设类专业教育网站,提供项目管理、建筑设计、室内装饰等专业培训服务的远程教育网络。通过网络注册之后,接受时间不等的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证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作者:许刘英 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社会学的思想,中国自古有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中就蕴涵有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周易》就注重从宏观上,特别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来阐述问题,对教育的育人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比较精到的见解。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它是借“西学东渐”之风,通过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在中国从无到有渐渐兴起的。 一、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教育社会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剧变使得教育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过,从社会背景的出现到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与教育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学科出现了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上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社会学和教育学),这些变化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生成起着理论上的奠基作用,时间大致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一般认为,1907年,苏扎罗(A.H.Suzzallo)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开教育社会学讲座,教育社会学开始其制度化的历程,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成形时期。本文以下所介绍的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即是其理论奠基和学科成形时期的相关作品。据笔者所查,这类著作共有15本,论文多达百余篇。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对近代学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程度和接触范围获得清晰的认识,笔者将对这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分门别类加以介绍和评价,力求无所遗漏。(表略)15本教育社会学译著,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第一类: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类著作多是教育社会学学科确立之前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如杜威、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杜威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教育社会学”概念,但其关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学说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并集中体现在《学校与社会》(1900)、《明日之学校》(1915)、《民本主义与教育》(1916)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均先后被翻译至中国。1921年,刘衡如翻译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的中心思想是:学校是社会的机构,“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成员去安排”,因而学校是整个社会进化的重要部分。该书在日本早期教育社会学家新堀通也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概论》中,被列为教育社会学四本先驱性著作之一。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一文,对此书的译介极为推崇,指出:“杜威博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家,学校与社会又是杜威博士狠(很)重要的书,所以我们不能不尽一点介绍的责任”。两年后,刘衡如完整地翻译出该书,将其收录为“教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译者在“序言”中明确交代了翻译此书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而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此平心静气一探究今日社会情状者,殆皆不能否认”,“虽其所摭拨者多为美国教育之实况……然核其精义,固无往而不与吾国教育以痛切之针砭。”由此可见,近代学者主要是本着“实用取向”来译介西方教育社会学,这种取向对日后教育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3年,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该书部分章节曾于1917年即被译出,并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但系统翻译至我国是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后。鉴于此时国人对杜威的学说已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故译者对于翻译此书目的没有作太多的说明,仅在“序言”中强调译著和原著之间存有一定的差距,后作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9年,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现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翻译至中国。与《学校与社会》相比,《民本主义与教育》进一步肯定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指出学校是有计划、有意识地教育年轻人而实际拥有的唯一方法,要人们注意防止学校教育与生活的脱节而使得学校教育的孤立化、书本化;同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全面。译者邹恩润这样解释自己翻译此书的动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惟关于杜威博士的教育学说,多散见于汉文译述的零篇演稿。本书最能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教育学说的全部,足供我们彻底研究的参考资料。”该译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时人认为:“要了解杜威的学说,只须读《民本主义与教育》。”有人也指出它是杜威“在教育哲学方面之主要著述也”。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也是一位对教育社会学的思想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社会学家,他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对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教育论》可谓其思想体系的集中呈现。1929年任鸿隽翻译斯氏所著《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爱理亚(C.W.Eliot,今译为“艾略特”)所写的序言。在译者看来,“其(指《教育论》)议论之精辟而踔厉,足取旧制度之壁垒,摧陷而廓清之”,并对翻译该书非常自信,指出:“斯氏所言,一部分固独标新义,一部分则为人生常识,故其效用不囿于学校,其价值亦不限于一时,盖在来人类家庭社会一切教育不可缺之书也”;“斯氏之书,在西方若有过时之感者,在吾国则正为对症之方。”原稿于1922年即被译出,但迟至192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以“汉译世界名著”形式出版发行。在西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被公认为教育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他将教育社会学从一般社会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加以研究,对教育社会学的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教育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认为教育的制度、目的和内容等都受社会制约,并具有社会功能,而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是将个人社会化,同时社会内化于个人。[2](页1-19)涂尔干的著作有《宗教生活的低等形式》(Lesformeselementariesdelaviereligiense,现译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教育与社会学》(EducationetSociologie)(1922)、《道德教育论》(1925)等多本。在近代中国学者看来,《道德教育论》是上述几本书中的结晶,[10]1930年崔载阳将其翻译至中国。译者指出该书的主要精神在于:第一,“他(指《道德教育论》———笔者注)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去阐明,社会命令我们时,面孔严峻可怕,我们不得不服从之,又当我们感觉社会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尤其为我们生命之最好的一部时,温煦可爱,我们不能不乐意为之牺牲”;第二,“本书以教育学者的眼光研究如何能达到上边两种目的,换言之,研究如何能使儿童习于服从纪律,习于委身社会,而这两点是道德教育之最重要与最终极的问题,也是该书难最为难能可贵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雷通群所译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也属于这一类著作。在教育社会学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教育环境学或环境教育学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此派学者重视社区、邻居、家族、班级及同侪(即同辈———笔者注)团体等较小规模的社会单位对教育或青少年的人格形成的影响等。此外,该派也重视调查、统计等经验型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布泽曼(A.H.H.Buseman)、法国的查尼夫斯基(R.Zaniefski)等人。1938年,雷通群翻译出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据译者介绍,他之所以选择该书翻译,是因为其“(引用)德国的文献颇多,书中又把各种文献提要钩玄,作系统明了的叙述,以便于我国人的比较探究,就不能不认为很有翻译的价值”。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师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第二类:原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但其内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初小社会化的学程》、《教育病理学》、《教育与现代文明》等。1923年,郑国梁翻译美国学者德尔满(E.L.Ter-man)《初小社会化的学程》,与其他教育社会学著作不同的是,此书是德尔满专为近代中国新学制小学教材而撰写的。作者在“自序”中详述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一)指出不同的教材底智慧,能适应中国各种职业生活底需要,(二)特别应用紧要的过程胜于产物底原则,在我们教育底工作里,(三)关于小学校教员底预备,建议一种方法,是中国今日最大的急需,(四)为已经从事教育的,建议一种新方法和新教材”。[1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W.A.Mecall)曾为其作序,并称赞道:“德尔满教授对于中国教育底无上贡献,就是他将这新教育哲学演变为实际的教程,教育家若不理会这书是引领中国儿童到一个丰富的学校生活和离校后底生活设计,他便不能验出德教授《社会化的学程》的好处。”[14]《新文化书目》对此书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社会化的学程》是书系美国德尔满教授特为我国新学制小学而著,内容对于小学教程订有组织之计划精密周详无微不至”。该书后被列为“燕京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李任仁编译日本学者富士川游的《教育病理学》,该书对于低能的儿童,从病理学及教育学鉴别其程度深浅,查出其处置的方法。在译者看来,中国对于低能的儿童的特别设备几乎没有,而且办教育的对于儿童的精神能力的鉴别也不曾注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注意。该书由广西教育厅教育设计委员会列为“现代教育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1939年,孙承光译出美国学者克伯屈(William.H.Kilpatrick)的《教育与现代文明》(又名为《适应变迁的文明之教育》)。顾名思义,该书主要是阐述时代的变迁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求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全书体例上分为三编,第一编变迁的现代文明之性质,第二编对于教育之要求,第三编变革后之教育。此书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第三类:多是严格意义上的且已为学界公认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从译著的来源来看,分别译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但以美国最早、最多。1925年我国有两本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一本是刘建阳译述美国学者伯兹(G..H.Betts)的《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译者解释其翻译此书最主要的理由是:“国人知有杜威,不知有伯兹,所以现在特别详细介绍一下”;另一本是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W.R.Smith)的《教育社会学导言》的后半部,定名为《应用教育社会学》。史密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制度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教育社会学导言》是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冠以“教育社会学”之名的教科书,同时这也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型期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之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认识的深化。上述两本译著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期刊连载,之后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连载于《教育杂志》1922年14卷第8期和第10期,1925年作为“教育丛著”第46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应用教育社会学》曾连载于《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13卷第5至7期和1924年第13卷第8至10期,192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2年,刘世尧、環家珍翻译日本教育社会学家田制佐重的《教育社会学之思潮》的上篇,命名为《教育社会学》。这是日本教育社会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之始。田制佐重是日本早期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尤以介绍美国教育社会学理论见长,他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译者均系中央大学教师,在多年从事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国内参考书籍的缺乏,因而“早有介绍国外名著之初心”,他们认为田制佐重《教育社会学之思潮》,其“内容的充实美满,求之教育社会学书籍中,实在难以多得”,遂从事翻译。1933年余家菊译出美国学者芬尼(R.I.Finney)的《教育社会哲学》。这是一部依据社会学的事实和原理来阐发教育目的和价值的著作、凡教育哲学的意义、社会文明的渊源、精神生活的性质、社会平行的原理、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时代精神之迷惘、编制课程之社会原理、道德教育之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科的价值等,无不有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是一部糅合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对开拓国人的视野裨益甚多。译者认为此书与杜威重视独立判断之说颇有出入,足以弥补杜氏思想之缺点,同时也是为纠正我国教育界过于重视技术的问题,不肯留心社会方面的知识,故借翻译此书而“徐图修正进步”。该书由中华书局以“教育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1936年,鲁继曾翻译美国彼得斯(C.C.Peters)的《教育社会学原论》。该书早于1924年6月就在美国纽约出版,次年,杨贤江曾在《教育杂志》“名著”一栏向国人推介此书。时隔11之久,该书才被完整译至中国,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影响力和体例宏大,篇幅较长不无关系。该书堪称近代美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力作。全书体例上分为上、中、下三卷,共20章。上卷为“课程之社会的基础”,中卷为“社会的动力和过程”,下卷为“科学的专技之例证”。译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著者首重“学校教育之统制,更旁及其他教育动力之改造”;尤其对于“学校课程编制的原理及专技,具有明确的见解与系统的研究”,故阅读此书“获益当非浅鲜”。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许孟瀛根据巴纳斯(H.E.Barners)等主编的《当代社会学说》(ContemporarySocialTheory)中的第二十二章,即德国学者鲁塞克(T.S.Roucek)所撰“社会学与教育”。该章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总结。原著作者认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三大派,即哲学派、应用派和功能派。第一派所着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第二派所着重的是社会学理对教育的应用;第三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之分析。各派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均有特殊的见解,而且都是必要的。对于功能派所发现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哲学派可以有所解释,应用派仍可加以利用。 二、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自1921年的第一本至1947年的最后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15本。从译著来源渠道看,多数出自美国。具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7本译著中,除1本译自英国,其余均译自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唯美独尊”,30年代后8本译著中,呈现出以美国为主,以德、法、日等国为补充的多极化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了与近代中国教育师法美国有关系外,与教育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教育师法美国大约从1915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高潮。在此期间,美国教育理论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至中国。据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所翻译的15部教育理论著作中,来源于美国的就有10本,占全部的66%。[23]另据一份资料显示,1920—192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14本,其中译自美国的有12本,占总数的86%;1929—194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29本,译自美国的有15本,占总数的52%。[24]这些资料均表明,来源于美国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著作中已占绝对的优势。此外,中国教育界还大量邀请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如1919年5月,杜威应北大、江苏省教育会等邀请来华讲学;1921年9月,孟禄(P.Monroe)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1927年3月,克伯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华讲演,等等。①在美国教育家来华之际,中国教育界有的学者加紧学习和研究美国教育家的著作,为此而翻译其著作。教育社会学方面有关杜威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他的《学校与社会》是中国第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也是第一本翻译至中国的美国教育社会学论著。虽然出版时间(1921年)是在杜威来华之后,但初稿译成的时间是在杜威来华之际。对此,译者这样说道:“今译此书,于国人研究教育之趋势与杜威之学说,或亦有助焉。然是译初稿成于杜威来华之际,本以备自习之用,故多所节略。”[4]就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却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大致沿着这样两条路径:其一,是以德国的拿托普(Paul.Natorp)与伯格曼(P.Bergman)等人的“社会的教育学”理论;德国的狄尔泰(W.Dilthey)、施普朗格(E.Spranger)与诺尔(H.Knoll)等人的“文化教育学”理论;德国克森斯泰纳(Kersensteiner)与美国杜威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学”理论为标志,这些理论通过对赫尔巴特(J.Herbart)的个人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反思,提出应当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教育的本质。其二,同样地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焦点,可是在方法上更具实证及科学性的教育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其创始人是德国的顾立克(E.Greek)、罗荷纳(R.Lochner)及法国的涂尔干。他们有意识地与传统的个人主义教育学对抗,因而将其理论命名为“教育科学”。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学理论太过于思辨化、观念化,只注意到教育过程的一极小部分,而忽略了与人格形成有关的更为广泛、且更为重要的过程,同时也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受惠于社会学之处显然要多于教育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教育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发生兴趣,才使得教育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早期欧洲的社会学家如孔德(August.Comte)、斯宾塞、涂尔干、华德(Lester.Ward)等人都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奠定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特别是涂尔干,他在“教育科学”名义之下,探讨了教育社会学的科学性格,并将“教育”界定为“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他秉持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法国教育思想史,并说明学校具有培养青少年公民道德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在德国,以盖格(T.Geiger)、魏斯(C.Weiss)、费依舍(A.Fischer)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如教育社会学的独特性何在;“教育社会学”、“社会学的教育学”、“教育的社会学”、“教育科学”等的彼此关系如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确定等。由此可见,在欧洲教育社会学一直被视为一门学问而从事研究,这既有助于奠定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则较偏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教育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常面临犯罪、离婚、失业、贫困等众多社会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注重实践性,也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的需求。美国学者普遍认为通过“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手段,诸如教新移民英语及美国文化等,可以解决上述诸多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教育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接触频繁,将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推广与应用,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而最早将教育社会学制度化的国家也是美国。联系前述学科制度形成的主要标志来看,苏扎罗在哥伦比亚大学首开世界上第一个冠名为“教育社会学”的讲座,192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也率先成立。四年之后,其机关刊物《教育社会学杂志》创刊。可以说,在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进程中,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其端,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因此,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受到各国(包括中国)的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三、导入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总体来看,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数量上确实不多,而且这15本译著或许也只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资源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均不容忽视。首先,从时间上看,译著集中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年代7本,30年代7本,40年代1本。就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情况来说,1922年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本教育社会学专著———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诞生。至1931年,国人撰写的第二本教育社会学著作———雷通群的《教育社会学》才姗姗来迟。从第一本到第二本专著,前后相差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国教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几乎全靠译著供给。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3号曾发表华超的《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一文,作者在摘要地解读了17种教育用书(包括心理学)后,概括出两个特点:第一、除一种系本国学者自行编制外,其余都是译本;第二、译本的原作者都是美国籍。作者立论虽有批评初衷和本意,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所需的思想资源多由译著提供却为不争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相继有几本国人自撰的教育社会学著作问世,如沈灌群和吴同福的《教育社会学通论》(1932)、卢绍稷的《教育社会学》(1934)、苏芗雨的《教育社会学》(1934),但这15本译著依然被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时人所指出:“我国在学术研究上,要已藉译著之业而随世界各国以俱进。”[26]近代学者正是借助这些译著,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出我国自己的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15本译著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成就。其次,从译著自身来看,大多数被翻译过来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在确保忠于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均采取“意译”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因为这些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它们受众对象原本都是针对本国人,运用的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怪乎,当时有人喟叹道:“译书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因为各国文字的特性不同,在甲国文字中只须一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译成乙国文字每每要用几句话才能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有时在甲国文字中须用许多说话方能把一件事体说明,译成乙国文字便觉得冗长烦琐。”所以,为了让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门学科,译者对译著须先进行形式上的“中国化”。诚如罗家伦所极力提倡的“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中国话”。这方面,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的《教育社会学的导论》的下半部分最具代表性。陈氏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及行文习惯,从第三章开始不完全按照原著行文的次序,只是译述其大意,有时夹叙夹议一些中国教育问题以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而增添读者的兴趣再次,从理论流派上看,这15本译著分别涉及了西方早期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派别,即哲学派、应用派、功能派。伴随着这三个流派的相继传入,国人由此获得了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也有利于近代学者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概况。不过,从这三个派别传入我国的时间来看,其背景和原因各有不同。最早传入我国的是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派”,该派所侧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和原理的解释,杜威可视为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使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理念在中国广为传播,伴随着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大量留美生纷纷回国以及杜威来华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杜威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学说;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地批判学校教育的高潮,人们批判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与生活分离,“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严重失调现象,而杜威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为这种批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杜威认为:“教育既然是一种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并将现代工业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种职业活动、生活知识统统纳入学校教育,使之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以实现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诚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要解答这种问题,请言杜威博士的学说。”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派”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该派更多的是侧重于教育社会学原理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并因此而得名,美国史密斯、斯纳登、彼得斯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从其传入中国的背景来看,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不仅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各种教学改革实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设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社会化教育法等,这些教学改革实验大多数是以西方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下的新教育实践,对于国人来说都是“新生物”,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学说难以对其发挥效用;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如成人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这些教育问题的解决又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界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用于指导中国的教育实际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以美国史密斯等人为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派”即在上述背景下传入我国,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需要。如陈启天在其翻译美国史密斯著作时就曾这样说过:“原书(指美国史密斯《教育社会学导言》———笔者注)虽无甚深精妙的处所,却可很明白地给我们一个社会化的教育观的大概,有参考的价值”。就在教育界极力倡导教育社会学理论应用之际,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功能派”也开始传入中国。“功能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分析,把教育看做社会事实,强调教育对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影响,尤以涂尔干为典型。教育社会学的“功能派”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思想不统一和社会紊乱的严峻形势,急需从文化教育层面来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潮流使得学校学潮时常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如何使学校重新回归秩序,使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界、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作为西方教育社会学功能派大师的涂尔干,非常重视国家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他看来,国家应对教育进行控制,避免个人接受不同团体,不同制度与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强调整个教育思想、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都应有统一的社会秩序来决定,以达到教育社会化的根本目标,这一思想认识在其《道德教育论》一书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功能派”主张和学说的导入,既适应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思想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满足了教育界规范学校教育、整顿教学秩序的目标。总之,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译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必经的过程。这15本译著是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起点,近代中国学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教育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对其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要素,如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消费水平探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研究了居民教育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比率的问题,解释了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含义,介绍了理论及经验模型、国外教育消费比率的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几个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更好地引导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消费比率、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J.Huston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J.Huston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中特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受教育的层次。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不同层次,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比率。教育层次不同,家庭相应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不一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00年消费支出数据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支出的数额越大。大学以下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427美元,大学层次以上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1226美元。显然,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越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会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考察了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问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个人教育收益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个人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因此许多家庭愿意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 总之,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比率的因素是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资料,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对教育消费的重视程度,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水平。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城市发展概况与启示 摘要:教育城市运动是在面对城市挑战、人的新需要和终身教育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注重教育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目的体现在《教育城市章程》之中,而其运动多在国际教育城市协会领导下展开。这一运动的开展状况与鲜明特点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教育城市;教育城市章程;国际教育城市协会;学习型城市 “教育城市”是1990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一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基础上开展的城市运动,会上形成了《教育城市章程》(简称《章程》)并建立了以教育力量驱动城市发展的原则,呼吁重视城市居民的教育熏陶。此后,通过每两年一届的教育城市大会的召开以及其他相关活动,教育城市所确立的理念逐步得到传播和实施。在1994年召开的第三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上成立了国际教育城市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Educating Cities简称IAEC),协会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活动不断地将教育城市运动推广开来。目前共有37个国家的456座城市加入,其成员城市分布涉及非洲、美洲、亚太和欧洲。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对教育城市的介绍和研究相对较少。教育城市的理念和做法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城市的兴起背景 教育城市的兴起与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而产生出的人的新需要相联系的,更是与全球范围内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各种理念的影响相联系的。 首先,城市生活本身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通过教育反制这些不利因素。巴塞罗那前市长Pasqual Maragall谈到该市在教育城市创建之前的状况时指出:“那时候,城市长期显示出缺乏民主和自治,疏忽城市规划,缺乏公共和私人投资,普遍缺乏志向和自尊。”《章程》的序言中也指出了这种危机的表现:不当和负面教育力量的影响,儿童的权利和青年的主体性得不到保障,多种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与冲突,对城市文化身份的认同得不到尊重以及在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以否定他人或相互猜疑的形式追求安全感,等等。同样,与教育城市概念直接相关的平等、包容的市民身份、凝聚力、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教育等概念,也体现出了教育城市是在面临不平等、缺乏市民意识、缺乏凝聚力、不可持续以及战争阴影背景下兴起的。 其次,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不断增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理性不断增长的结果,由原来自然形成的城市到现代越来越注重规划和设计的城市,单一功能的城市越来越走向功能叠加,其复杂性正在不断增加。从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说,其发展越来越需要教育作为支撑;从城市中人的存在来讲,面对城市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单纯依靠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城市本身复杂程度的加深逼仄着城市人必须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来认识城市、适应城市、改造城市以及引领城市。如何在一座高速运行而又不断受到各种变革影响的现代城市中生存,如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 最后,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教育理念的巨大影响是教育城市产生的重要背景。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与具有广泛影响的终身教育思潮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在对现代人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描述的基础上指出对教育的新理解――终身教育是指“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也包括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点与连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这一理解标志着终身教育思潮的形成。此后,这一思潮逐渐开始显现其影响。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时对朗格朗的提案进行了肯定;随后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又一次得以肯定;1972年以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为首撰写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会生存》将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社会作为三个基本概念。终身教育思潮及其理念逐渐被各种文化教育文本所采纳并在全球范围内渗透于各种活动中,其理念与相关活动的推广为教育城市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这种影响在《章程》序言中有明显体现:“21世纪初,所有的世代显然都需要终生学习的机会,教育内涵也需不断更新。” 二、教育城市的内涵 (一)“教育城市”的来源 “教育城市”由英文“Educating Cities”翻译而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OECD)从其成员国邀请了7个城市资助建立教育城市计划,由此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埃德加・富尔等人在1981年也曾提出“教育城市”:“它是一个社会和教育本身之间性质变化关系的术语,一种能提供这种教育空间、能将其自身放置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社会形态都可以将自身命名为‘教育城市’。”但这两次都未引起较大影响。运动的推动和组织者认为,“教育城市”是在另一种表述――“教育城市”(Educational City)的启发下,由巴塞罗那市议会在1989年发明和采用,并将之作为建议融合进为市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之中。此后,随着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这一概念得到认可并传播开来。 (二)“教育城市”的定义 “教育城市”中的“教育”二字并非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包含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在内的广泛教育活动。严格来说,教育城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JoanManuel del Pozo指出的那样:“像其他理念一样,教育城市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和固定的,而是植根于当今生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教育城市这一概念会随着城市及其居住者而改变;这一改变不是仅仅意味着屈服于各种不断产生的压力和困难,更是协调和适应城市新的特征和需要。”正因为各城市的历史、位置、特征以及政治状况等的差异,不同城市对教育城市有不同的理解,基于不同学科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已有对教育城市的理解根据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模式说”、“运动说”和“特征说”,本文对其概况的介绍涵盖了这三种形式的理解。 “模式说”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强调与其他城市运动的差异,通常将之界定为一种城市网络或一种新的模式。例如,“教育城市是一个通过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现代化和革新以及城市规划和文化重建来促进发展、合作和革新的多城市网络。它是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共同分享的项目,涉及到地方政府、不同级别的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所有部门”,以及“教育城市是一种新的模式,它以包含在不同政策和行动以及所有领域中的知识、意识和教育因素的开发为优秀,除此之外,还有对其影响的评价”。 “运动说”是从动态上的理解,强调教育城市是许多人正在从事的一种活动,通常将之理解为是一种城市运动。比如“教育城市是始于……的一种城市运动,那时一群由地方政府代表的城市基于……设定共同目标、一起从事计划和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一般而言,有目的、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活动都可以叫做运动。因而,称之为“运动”,有对其广泛影响加以强调的意味。 “特征说”是从静态上来理解,强调这种城市应该具备的优秀特征,通常将之视为具有一定特征的城市。如,“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教育城市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周遭环境、国内其它市区和国外其它都市之间,有着积极的关联。这种关系的建立,旨在促进学习、交流和经验的分享,从而使居民的生活内涵更为丰富”。“教育城市除实现传统城市机能(经济、社会、政治和服务提供)之外,更必须落实并发展教育功能,坚定地关注教育发展,增进并拓展居民心智。教育城市最为重视儿童与青年,但也致力于将所有年龄层的人群纳入终生学习的范畴。”这种理解将教育城市的特征理解为:具有独特的风格,通过分享丰富居民生活内涵,与其他城市有积极的互动交流,重视教育功能以及城市人的终身学习。 (三)教育城市的目的 教育城市运动所涉及的领域与教育相关但又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因而从内容上来看,教育城市的目的从其最终的指向上看,在于应对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这一总的目标下,有三个主要的具体目标: 其一,保障所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教育权利。时代的发展使教育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城市和市民对教育的依赖愈加强烈。如果某一市民得不到教育,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被城市边缘化了。因而,如何保障儿童、青年以及所有年龄段的每一个市民在城市中的教育权成为教育城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它着眼的不仅是城市的持续发展,更是要捍卫“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各种方式重申其对于城市居民终生教育的承诺”。 其二,确立政府在教育事务上的责任。城市市民教育权利的保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需要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政府被认定为在这一权利的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育城市中,政府必须承诺开发、保存并展现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和特征,推动对于本地各种语言的了解、学习和使用,平衡满足新需求和保存建筑、象征和历史遗迹,空间和规划要满足关系建立、娱乐、休闲的需求以及特殊人群的需求,鼓励公共参与、评估各种信息对儿童的影响,帮助父母教养子女,等等。 其三,挖掘城市各方面的教育潜力。在教育城市运动的推动者看来,城市本身具有教育性,它是一个教育空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更是一个教育主体。但是,城市本身的这种教育性并未得到重视,也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如何将城市聚焦到其市民的个性与社会化发展上成为其运动的重要目的。“教育城市关注――并致力于扩展这种关注――由城市公共空间的人们和群体互动引起的可能互惠并且以利用所有正面潜力为目标来促进城市居民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在此目的下,城市中的图书馆、公园、博物馆、街道、广场等空间都成为教育城市挖掘的教育潜力。 三、教育城市的发展概况 教育城市运动到目前已有23年历程,其在理念传播和运动开展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 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得益于巴塞罗那市长Pasqual Maragau的果断决定:营造对当代城市的内在教育能力的公共关注,因而才有了首次大会来自世界21个国家63座城市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教育对城市生活有效管理重要性的盛况。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运动的开启,派出代表参与本次会议的63座城市成为教育城市运动的首批城市。会议制定了《教育城市章程》,并要求参与城市所应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应在政治活动中予以推动。同时,会议还建立了由巴塞罗那市管理的“教育城市国际文档数据库”,并成立了由巴塞罗那、柏林、伯明翰等八所城市组成的“永久性国际大会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1994年由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所取代。 (二)教育城市运动的状况 成为教育城市首先要加入教育城市协会,遵循《章程》的规定以及相关要求开展活动,协会领导并组织教育城市开展运动。教育城市协会由成员城市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秘书处和秘书长、出纳以及地方网络、主题网络和其他机构组成。 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城市涵盖了全球各个大洲,其中非洲有5个国家6座城市,美洲有13个国家58座城市,亚太地区有6个国家25座城市,欧洲有13个国家367座城市。从布局来看,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的城市比较集中,多分布在西欧和南美洲,其他参与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地区较少。 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由国际教育城市协会主导的教育城市大会及其他活动,一是在协会领导下各个成员城市及其相互之间组织和开展的地方会议和相关活动。 教育城市运动自产生以来共开展了12次大会,每次大会都会确定一个共同的主题(见表1),会上各城市除根据主题进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之外,还会针对教育城市运动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讨论相应的策略,一些成员城市会介绍该市开展教育城市运动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也会有学者对教育城市的理念进行解读。 除了大会以外,成员城市自身也会依据《章程》自行制定计划、活动方案并开展相应活动。活动结束后,会员城市会将活动计划以及取得的经验提交教育城市国际文件数据库。在数据库中保存有大量的城市活动经验供参与协会的成员城市分享学习。兹以西班牙科尔多瓦(c6rdoba)为例来展示其按照《章程》开展的活动(见表2): 四、国外教育城市运动的特点 教育城市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具有很多鲜明的特点,这是教育城市得以识别的身份标志,也是教育城市运动有别于其他城市运动的标志。 (一)注重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 “教育基础涉及人口、教育机构、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政府领导与管理教育事业的方式等。”教育城市运动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理念,即教育是整个城市及全体市民的事情,它需要为全体市民提供教育服务,但同时更需要各方集合起来保障教育基础。人口方面,教育城市非常注重对城市中人口状况进行分析,尤其关注移民、宗教、种族等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针对这些人群开展跨文化教育。教育机构方面,教育城市在关注正规教育之外,非常关注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机构的教育作用。比如巴塞罗那召开的儿童公开听证会允许11-17岁的儿童以及特殊教育的学生对市政工作提出建议,很多意见还会被市政委员会纳入工作范围,还有表2中提到的科尔多瓦对国际节日教育作用的重视等。在社会对教育的支持方面,教育城市运动在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和服务方式上都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圣保罗开展“圣保罗是一所学校”的运动,为学生提供大量课外文化活动、运动、娱乐、艺术与手工等,鼓励学生多呆在学校,不仅避免年轻人流窜街头,增加学生和教师的社会资本,还保持了首都城市教育精神的连贯性。在政府领导和管理教育事业上,教育城市运动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制定教育性政策。可见,教育城市注重教育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关注教育活动的各方面保障。 (二)注重城市本身教育作用的开发 教育城市运动将城市视为一个具有教育作用的空间。有人指出,“依据教育城市运动,当一座城市被称为‘教育的’,必然伴随使它成为教育性的东西(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特征,以及其他可能被学习的特征),在它管理或组织的方式以及规章的执行方式中,能识别出一种教育目的”。同样,根据Villar的观点,“教育城市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的,即在城市空间和活动的所有方面都要求一种教育意义”。因此,对城市本身具有的教育作用进行利用,注重开发城市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元素,努力使城市各方面体现出教育性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方面。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城市不仅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处处能发挥教育作用的教育空间。“将城市表述为教育型的,这样是说,能学习‘该’城市、‘在’该城市中学习和‘向’该城市学习。” (三)注重城市自身的风格和认同 教育城市运动强调保持城市自身的特色。城市的独特风格和身份认同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座城市风俗、习惯、气候以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沉淀的结果,是对一座城市进行识别的基础。一旦这种独特性被抹平,那么一座城市叫什么名字也就毫无意义可言。正是认识到城市独特风格之于城市本身的重要性,教育城市运动一开始就在《章程》序言中写明:“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此外,《章程》第七款还专门针对城市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特性做出了规定。对城市的传统、根基、语言等的尊重和对城市特色的强调是教育城市运动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同质化的回应。这种回应保证了城市之间可以将自身的特色作为对话的基础,也保证城市在自身基础上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活动。 (四)注重城市共同分享与市民参与 教育城市是一个分享的城市,它对当代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非常敏感,这是它注重交流与分享的原因。教育城市的英文表述“educating cities”多采用复数形式的“cities”,这也说明教育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城市在战斗”。这同样也是人们将教育城市称之为一种城市网络的缘故。教育城市运动分享的方式主要是教育城市国际大会的召开、教育城市数据库平台、定期的教育城市经验巡回展,以及会员城市之间自行开展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教育城市还是一个参与性城市。它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其教育城市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和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城市市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积极参与。教育城市对参与的强调着眼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首先,在理念上,教育城市所理解的“参与”与以往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参见表3),它对“参与”的理解更为积极主动,更强调在承诺下长期的行动以及行动中实现的社会化。教育城市运动开展之初之所以没有采用“educative cities”,就在于“educative”一词具有更多被动和消极角色的意味,相比来说,“educating”一词则更能体现出教育城市运动中人们的主动性参与。其次,在实践上,教育城市举办了各种有助于市民参与的活动。比如西班牙加瓦(Gava)开展的“青春、娱乐与公共空问”(Youth,Recreation andPublic Space)项目通过吸引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将城市重新整合到年轻人的教育中,同时将年轻人重新整合到城市发展和社区福利事业中。此外,针对儿童和残疾人参与的活动有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儿童市政委员会”(TheChildren's Municipal Council)项目、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的“轮椅者参与计划”(Inclusion Drivers Programme),等等 五、国外教育城市运动对中国的启示 约翰・里德指出,“今天,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这部分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居住地,更意味着城市要满足不同人们的需求以及面对各种的挑战。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问题更是不容小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迎接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这一规模之巨――新增的3.5亿多城市居民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全国人口。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望达到10亿。可见,城市正在成为或必将成为以后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如果说过去中国的情况是,农村问题解决好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部分,那么现在“农村问题”这一表述则正在或者已经被“城市问题”所取代。如果城市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多数人生活在阴霾之中。 由此背景出发,国外教育城市运动20多年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城市建设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而言,教育城市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城市运动,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印痕。就教育城市运动本身来说,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有学者认为,波尔图市加入教育城市运动已有10年,但其与教育城市运动的关系依然很脆弱。他还认为,教育城市数据库中并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原创性东西。但是,更多的研究对教育城市运动的作用进行了肯定。总体而言,教育城市运动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一面“他者之镜”。 (一)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的启示 中国对城市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城市与教育总是被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而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来统合二者的割裂。一方面城市强调将教育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或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将对城市市民的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教育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则强调城市没有提供一种良好的教育空间,缺乏对教育的关注。归根结底,教育在城市的整体发展中仍然扮演一种工具角色,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并为之服务的。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狭隘,仍未认识到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就实质而言,教育与城市的存在其愿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教育也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与教育都是城市市民发展的需要,都是为了提升城市中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教育城市”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方式,将“城市”与“教育”的对立与割裂转变为交互与协同,也使城市与教育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一理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使原本面临困境的城市与教育关系的“柳暗花明”。更重要的是,它还内含着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城市与教育关系研究中最为缺失的。 教育城市对教育与城市的关系理解为:(1)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空间。当城市指责教育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时,这种理解则暗含着:城市不是一个教育空间,而仅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或者是一个居住空间而已。而当城市本身被理解为一个教育空间,那么这种指责就会消失,教育对城市不能提供其所需的环境这一指责也会消失。城市本身已经成为发挥教育作用和教育发挥作用的共在空间,教育渗透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的点点滴滴也发挥教育作用。(2)教育城市本身是一种教育资源。一旦城市空间成为一种教育空间,那么教育素材也就扩大到整个城市空间并且城市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城市的历史古迹、生活习俗、建筑风貌、发展方式、管理方式等都可视为一种教育资源而体现出教育潜力,甚至城市中的负面问题也可以作为反面的教育资源加以利用。(3)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主体。教育城市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既需要对城市市民和其他城市提供教育,也需要作为受教育者从市民的参与和其他城市中学习。既需要保证教育在城市中基础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学习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 因而,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与教育关系的理解中明显体现出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体现了面向教育开展城市实践与面向城市开展教育实践的结合,它对城市角色的创新性解读为我们开启城市教育的新空间构筑了根基。 (二)对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启示 1 把保持城市特色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点 中国当前的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城市本身的风格与特色不够尊重,相互之间不顾自身特点的盲目跟风与简单模仿比较盛行。如,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而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此外,“大剧院热”、“市政中心迁址热”与“标志性建筑热”也是方兴未艾。这种缺乏对城市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和呵护不仅损害城市在长期历史积淀中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遗产,更容易伤及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身份认同。相对来说,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风格和特色却极为尊重,并将其作为专门条款列入《章程》之中。因而,对于中国来说,在避免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和形成城市自身的城市风格与城市精神方面,教育城市运动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要从自身出发,找准定位,基于自身风格而展开。 2 把培育居民归属感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目标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这使得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面临如何应对大量涌入的城市人口及其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城市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这些人口的融人问题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关注的仅仅是他们是否有吃的、穿的,而较少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以及他们是否对城市有一种归属感。尤其对于那些流动学龄儿童而言,他们的受教育问题和精神状态更缺乏关注。“在城市生活”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的概念,更意味着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生活状态的巨大改变。这就意味着,培育新“市民”的文化适应以及与原有市民之间和谐共处、帮助新“市民”学会“在城市中生活”应该成为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教育城市运动中提倡的对抗“性别隔离和文化隔离”、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对“排他性机制和边缘化机制”的提醒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3 把分享和参与融入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 中国的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城市之间的相互分享仍然不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意识,城市生态圈的概念不强;其二,注重竞争而不关注合作。在未来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城市发展中,相互联系和城市生态圈意识的缺失必定会造成城市成为一座“信息孤岛”。同时,将其他城市作为一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击败或打压的对手,而不是作为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与分享的伙伴,也会造成城市的孤立。此外,在中国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政府责任的强调较多而忽视了对市民参与的鼓励。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如果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况且这种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之间交流与分享的关注和对市民全面参与的倡导,具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4 要制定关于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教育城市运动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有《章程》中理念的引领,有对城市基本定位、基本做法和保障措施的规范化说明。而中国城市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到目前仍缺少一个类似的“章程”或“规定”来进行指导,这使得各个城市之间在城市建设,尤其是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不明并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缺乏保障措施。因而,对于中国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来说,亟需国家出面确立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来进行规范和指导并予以保障。 教育城市运动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眼光使其处在城市运动中的前列。它不仅关注到了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与“教育经验”,并且已经将这种理解注入到了教育城市运动的实践之中二十多年了;同时,它在具体做法上一些经验也有助于中国在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予以吸纳。约翰・里德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而教育城市运动的经验可以为我们造就更多“成就”而避免“失败”提供一种启示,从而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论文 一.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和强化 对于初学者要打好基础,牢记理论原理,以及各种指法要求,触键盘、手指下键的要求等等。要坚持长期训练夯实基础,帮助学生在初始阶段提升兴趣、培养意志力、提升音乐素养,达到训练应有的效果。弹奏技巧也是重要的练习项目,通过加强技术训练能够使学生掌握更纯熟的演奏技法,学习表演技巧,逐步认识旋律、和声、织体三者的关系。以提升乐感为基础,积累演奏经验, 二.注重教学方法的灵活科学性 要求学生认真记录课堂笔记,更好的跟进每堂课程的内容,按照循序渐进的方法为学生渗透课程要旨。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自觉形成独立思维,挖掘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提高演奏速度和准确性,逐步提升对作品的熟练程度。其次,教师应将自己的演奏经验有条理化的提高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可以采用案例教学、对比教学等方式,多渠道,多角度的对学生进行渗透,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增加音乐作品鉴赏课程,钢琴文化介绍,组织参加音乐会等形式,丰富学生的艺术素养,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学生应该熟知更多的钢琴艺术,全面的了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钢琴音乐作品。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钢琴文献,通过阅读不同风格的作品,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使他们具备较高的音乐欣赏水平。 三.构建完善的评价和测试制度 科学良好的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使学生的学习得到肯定,从而更有信心的学习。尽可能的多鼓励、挖掘学生的潜能和长处,减少心理负担,使之成为一种学习的动力。将每次的评价和测试成绩有效的保留,定期进行分析对比,发现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和走向,及时发现进步并予以肯定,而对于产生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和纠正。使学生更好的认清自己的不足和优势,能够进行自我指导和锻炼也让教师更有针对性的进行下一步的教学。定期进行测试,并将结果进行保存并定期进行研究,发现教学内容的遗漏,完善教学方式,明晰每个学生现阶段的问题,可以有的放矢,明确下一阶段的教学方向,提高教学成效,也能有效节约资源和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完善教学设施 长期以来,音乐教育课程一直存在着教师无教材,没有内容规划,无大纲指引,较为松散随意。教师应该制作教学教案,按照计划进行规划安排,按照统一标准,规范课程记录,避免个别课程的随意性导致最终整个教学进程的打乱,提高教学效率。因此需要统一教学教材,加强与艺术团、歌舞团等专业机构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也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技术纯熟的,优秀的表演者,邀请演奏家进行讲座或者交流会,丰富学生的课业生活。在进行钢琴学习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其他乐器,为了使学生熟悉伴奏,学会乐曲的融合要开始其他介绍伴奏乐器的课程等等,帮助学生丰富创作灵感,更加全面的学习钢琴。 五.创新教学理论学习国外经验 学习借鉴域外的教学方法是提高高师音乐教育成果的一种途径,在针对我国学生的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已经较为成熟的教育管理制度、高效的教学方法等等,都是推动教学理论创新和完善教学模式的途径。在课程当中,教师也可以涉猎和尝试国外的教育方式,定期让学生进行反馈,了解学习进展,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 六.结语 随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发展,音乐教育逐渐走向国际化,能否与国际接轨,培养优秀的钢琴人才成为重要的课题。整体培养未来年轻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是发展钢琴教育的基础。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传授基本演奏技法及音乐表现力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学生掌握钢琴弹奏的方法与要领,在使学生在掌握科学规范的方法的前提下,使整个教学活动形成以演奏技能培训为主的教学理念。钢琴教学过程需要具备一个系统正规的教学规划,教师应该开拓思维,创新教学思路,根据整体目标和培养规格提出明确的教学目标、设计充实合理的知识结构及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只有再次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培养钢琴人才,推动音乐教育的发展。 作者:刘琬琬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傅雷专业音乐教育思想论文 一、感性和理性的调和 傅雷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如何直面生活的问题。傅雷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儿子,教育儿子要谦虚待人,严谨做事,要有得体的礼仪,对人对事都要以谦和的态度,同时也要不卑不亢;遇困难不妥协,得到好评也不会自傲;作一个在艺术方面人品优秀的人才,做一个德艺双馨、人品优越的艺术家。同时,傅雷也对儿子的生活进行了有益的引导,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恋爱以及婚姻方面的感情问题,都像好朋友一样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外在具体形态及其内心所包含的力量与情感两个方面的大一统,反射到人脑后,便产生以具体现象为本体的感性认识和以内在情感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极优秀的钢琴家里斯和车尔尼辈都说:“除了思想的特异与优美之外,表情中间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成分。”他赛似狂风暴雨中的魔术师,会从“深渊里”把精灵呼召到“高峰上”。在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中,他便认为一个艺术家太过感性便是他的弊病所在,但是若太过理性反而让应有的情感得不到流露,让艺术家的作品也显得干巴巴的没有深度。他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最能体现他成功的一面就是既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外露,又能将观众的情感调动起来,对情感能做到双重控制便是极好的。傅雷先生对理性认知的论断精辟简练。他教育傅聪对艺术的理解,对于艺术而言,我们既不能被感性的情绪牵着走,也不能太过于理性。他曾经这样说道:“音乐家,光是一个音乐家,就需要有对一个意念集中注意力,需要西方人特有的控制与行动的铁腕:因为音乐是动的构造,所有的部分都得同时抓握。”学艺术的人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找不到所谓的感觉,在教师的指点下找到的感觉,一旦走远,那感觉便消失不见,原因在于对音乐的感性认识并不具体,他若是能体会到他所真正需求的,便能拥有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靠他人的帮助才能找到感觉。因此我们需要用理性认知将其正真的内在寻找出来并将他提炼升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感情细加工,那样我们便能拥有自己对音乐的感悟而不需要再三琢磨别人给的感觉,也能让自己的领悟给他人一丝灵感。 二、技巧与理解的平衡 在学习任何事物的时候,每每都有人同你讲,要运用技巧,用了之后便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都会对技巧有着执念,好像是拥有技巧之后便能获得通向成功的钥匙一样。但是,技巧只是手段和工具,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将音乐作出自己的领悟与味道,学习音乐是出发点以及最后的归宿。比如他曾经在《与傅聪谈论音乐》中谈论过关于演奏技巧,他们这样说道:“技巧必须从内容出发,目的是表达乐曲,技巧不过是手段。严格说来,有多少种不同风格的乐派与作家,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技巧;有多少种不同性质(长短、肥瘦、强弱、粗细、软硬、各个手指相互之间的长短比例等等)的手,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来获致多少种不同的技巧。我们先要认清自己的手的优缺点,然后多多思考,对症下药,兼采各家之长,以补自己之短。除非在初学的几年之内,完全依赖老师来替你解决技巧是不行的。而且我特别要强调两点: (1)要解决技巧,先要解决对音乐的理解。假如不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思想,单单讲究文法与修辞有什么用呢? (2)技巧必须从实践中去探求,理论只是实践的归纳。和研究一切学术一样,开头只有些简单的指导原则,细节都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把摸索的结果归纳为理论,在拿到实践中去试验;如此循环不已才能逐步提高。”我们在处理技巧与音乐的问题时,往往仅仅为了将音乐体现出来而没有将其发散,最终失去了自己对音乐的见解,没有了自己的想法,因而成为了“音乐钱人”甚至“奏琴机器”。对此,傅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技巧方面有过多的追求的人便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艺术家该有的心性,不能自由的创作,而是对于技巧的掌控,没有了自己的灵气,最后只能变成一个靠艺术为生的工匠罢了,超脱不了自己,只能不断模仿别人了。对于傅雷专业音乐教育思想而言,手段技巧虽好,但毕竟都是辅助方法与辅助工具,我们并不能本末倒置的认为拥有音乐技巧与方法便能有好的音乐出来,音乐就是音乐,我们不能把其他的东西代替。他在《与傅聪谈音乐》中这样说道:“弹琴的时候,表情应当在音乐里,不应当在脸上或身体上。不过人总是人,心有所感,不免形之于外,那是情不自禁的……我不能用音乐来抓住人,反而叫人注意到我弹琴的姿势,只能证明我的演奏不到家。另一方面,听众之间也有一部分是“观众”,存心把我当做演员看待,他们不明白为了求某种音响效果,才有某种特殊的姿势。”那么,音乐学习者如和平衡技巧与音乐,我们将领悟出来的东西再用自己的音乐体现出来,到那个时候,你便自然而然的拥有了自己独到的技巧。所以技巧的出现只是音乐体现的一个辅助,而音乐所体现的技巧又能让音乐更上一个层次。 三、修养和天赋的互补 中国有谚语曾说,你绝对找不出两片一样的叶子,对人而言那更有不同,所以个体本身就对音乐的感受存在着天生的差别。有着良好天赋的人,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和理解力明显优于其他人,因而能更加轻松地掌握音乐技巧学习方法,更容易地领悟音乐的内在。傅雷认为艺术家的修养与艺品同样重要,艺术家的一种优秀品质和高贵人格,应当一致对外。傅雷既认为天赋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同时也觉得修养的重要性。若你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天赋,也就是所谓的天才,但那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还有后天对艺术天赋的培养,让天赋能好好的成长,而不是半路就夭折,但是作为艺术家之前,最重要的便是对自己品德的培养,做一个有修养的人。同时个人的文学和美术的修养也对音乐的学习有一定影响,他在《与傅聪谈音乐》中这样说道:“最显著的是加强我的感受力,扩大我的感受范围。往往在乐曲中遇到一个境界,一种情调,仿佛是相熟的;事后一想,原来是从前读的某一首诗,或是喜欢的某一幅画,就有这个境界,这种情调。也许文学和美术替我在心中多装置了几根弦,使我能够对更多的音乐发生共鸣。”他们父子的沟通中,讨论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人,傅雷对儿子的道德教育也让儿子收获颇多,傅雷对儿子讲授“先为人,次为人才”的做人思想。这便是傅雷专业音乐教育的重点,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 四、结语 对于现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应有傅雷先生这样专业的音乐教育思想,先成人,后成才,注重理性感性认知的结合,了解自己所需要的音乐技巧,作一个才德兼备的音乐人,这样的人才,才会被社会所需要,这都是傅雷先生想要教导我们后生的,这也就是傅雷先生专业音乐教育思想的优秀。 作者:刘洋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设计论文 学生在音乐教学中,不但能将审美体验直接渗入人文知识和实践知识中,而且能将素质教育、音乐教育和美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在三者的互动中取得平衡,使抽象的音乐教育更加生动化、具体化。因此,在高师教育阶段需具备相关的知识,并接受音乐美的训练,同时高师阶段声乐教学需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对学生实施针对性、实践性和开放式的音乐教育和素质培养。 一、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声乐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课堂教学属于声乐学习的主要方式,其中包含技术训练、音乐作品理解、人文知识普及、艺术家演唱观摩、曲目选择及检验教学成果等内容,故在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声乐课堂教学中,需注重所有教学内容的实效性。 (一)人文知识普及 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需加大对学生的人文知识普及,从声乐作品中获取人文知识。但声乐作品内的人文知识比较复杂多样,仅靠声乐教师传授,学生无法领略到人文知识的全部内涵,因此,可通过中西音乐史、音乐欣赏和音乐美学等与声乐教学相关的教学科目,帮助学生全面、透彻地理解和掌握音乐中的人文知识。同时音乐教师需减少音乐技术类训练,增加音乐的综合素养知识教学,以提高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声乐课堂教学效率。 (二)教学曲目选择 对于声乐教学的教学曲目选择,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母语作品的主导性:音乐教育专业的声乐教学曲目需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宗旨,发挥出“母语”传承我国文化的载体作用。中国作品曲目的体裁需突出戏曲和中国民族歌剧等,以提高学生的演唱能力,从而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二是小组课曲目选择的可行性:小组课是高师声乐教学中比较灵活的上课形式,在小组课上,教师可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曲目,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并培养学生独立演唱或小合唱的能力。 (三)考核方式的多样性 课堂教学成果的检验需在不限曲目、不限演唱方式的情况下,让学生自主发挥,使其能展现阶段性声乐学习优势。声乐教学考核可采取多种方式,如采取独唱、二人合唱和多人分声部演唱等,调动学生多元化考核的思维,将考核当作个人才艺的展示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声乐学习积极性。 二、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实践锻炼的多元性 (一)舞台实践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舞台表演能力,才能在毕业后胜任中小学音乐教师这一角色。因此,高师院校需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的机会,除了校园演唱外,还可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如安排学生参加各种声乐大赛、电台传媒、节目录制、重大节日演出等,让学生积累演出经验,并培养学生的舞台活动的组织能力。 (二)教学基地实践 教学基地实践是考验和锻炼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表演功底、综合声乐素养、歌唱技能等的场地。在直接参加课堂互动教学和组织课外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不但能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声乐教学模式、课外舞台实践经验等进行有序整合,还可在音乐世界中尽情表现自己,发挥自身优势,展现自身才华。同时在教学基地实践课程中,带队教师需不间断地参与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通过听课、课外指导等方式,全面观摩每位学生的实践状况,发现学生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帮助其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进步。 三、结语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一定要符合目前中小学对外招聘的音乐教育人才要求,并在对口培养中凸显出“师范”特征。在声乐课堂中,高师教师不但要注重对学生人文知识的传授、曲目的选择及组织教学的多样化等培养,而且要加强对学生的实践锻炼,让学生在具备丰富的声乐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面对各类舞台或社会实践的检验,从而在声乐教学设计中实现美育和德育目的。 作者:刘公凯 单位:运城学院音乐系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论文 一、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的现状分析 课程内容与课程观念没有与时俱进。当前的高师音乐教育太注重课堂的理论知识,没有注重实践能力方面的培养,往往忽视的就是实践与理论的协调统一。而在一些课程上,依然遵循着比较守旧的观念,没有重视一些音乐鉴赏、美术鉴赏、文学作品鉴赏、戏剧戏曲鉴赏等方面的鉴赏课程,这些课程也只是以选修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学期内,每个学期也只有五个课时,所以,现在的学生对这些鉴赏艺术并不是太了解。一个合格的音乐师资,不仅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而且要懂得专业理论、教学方法,并且有一定的教学能力。高等师范学院本科生是要修满四个学年的,但是一般的实践时间只有三个月到一个学期的时间,甚至有的还不足三个月,这样在课堂上在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就无法运用到时间中去,没有将课程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音乐学师范类的学生走上讲台实践的机会很少,他们开设了教师技能的课程,却没有将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经验好好的运用。 二、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实施的改革 (一)确定高师音乐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第一,要以实现音乐课程价值为目标。这也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要求。第二,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音乐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文化人,必须在文化背景下建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第三,文化制约着音乐。音乐艺术是最强有力的方式,去探索、体验有着共同主观特征的群体生活感觉与体验。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以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表现出来的,世界上的音乐讯在多种风格,就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对世界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体会。 (二)音乐教育与非音乐教育的协调和统一。艺术的价值体现就是非艺术的价值。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非音乐教育。音乐艺术的价值是在音乐技能和艺术修养的结合下体现出来的,也可以说音乐教育是建立在音乐专业技能培养基础之上的非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展现音乐教育和非音乐教育的对立性和统一性。首先,淡化了非音乐教育,过度强调音乐教育,也就是说只单方面的强调专业知识、技能的教学方式是不符合高师音乐教育大纲的。其次,淡化音乐教育,过度强调非音乐教育,也就是要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教育的人才,只有深入音乐领域,拥有一定的教学能力和音乐表演,才可以担任基础音乐教学工作。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固定,而且也是开发思维的最后时期,他们有能力去开拓自己的想象力,有针对性和行动力。让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影视、广告音乐带入课堂。高校在进行真实的教学时,将流行音乐、影视音乐以及广告音乐放到课堂当中,使大学生感觉到老师比较重视其兴趣爱好,并且可以很亲近的融入到其学习中和生活中,共同进行讨论,气氛比较和谐,能够促进老师与学生之间感情。这也是激发其学习音乐的有效渠道以及有效方法。音乐教育中,是依靠音乐教师来传播美的,可见提高音乐教师的音乐美学修养以及内在素养等综合素质,能够为学生在音乐教育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音乐教师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更要传递给学生怎样用审美的眼光来对音乐产生认知。世界各地的音乐教育都对音乐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新的音乐教育方法和理念将新的课标和要求传递给学生,实现培育高品位学生的目的,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素质。 (三)传统音乐文化和多元音乐文化的协调与统一。这包括汉族音乐文化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协调和统一,也包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与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协调和统一。音乐教育必须完全彰显出音乐多元化的特性,这是为了适应各种音乐教育教学,是为了让学生具有应变能力和创造力。在新时代里,中国必将走向世界,参与到世界的文化生活中,因此,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一定要融合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和多元音乐文化的对立性与同一性,不能过分局限在民族性,舍弃了世界其他民族先进音乐文化的经验,也不能过分重视世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忽略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教学要对于大学生有所启发,获得展示才华的机会,让其意志与思维都可以获得锻炼。对于高校老师而言,他们已经能够在大学生的即兴创作中挖掘其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学生的想象能力,使高校的音乐教育更加多样化,也使得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作能力得到了增强。 (四)理论和实践能力培养的协调与统一。实践教学是音乐教育存在的基础。音乐教育应该侧重于教育的实践,把艺术实践当作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一方面,音乐教育理论的学习应该解密结合音乐教育的实践,严格改变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状态,才可以透彻了解音乐教育理论的优秀。音乐教育的实践在音乐教育理论的引导下,才更能体现出音乐教育的意旨。另一方面,音乐教学能力不仅包括教师自身的演唱能力,还包括指挥、组织演出等能力,加强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培养才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改革的优秀内容。由于只注重课堂的理论知识,没有切合实际的实践的原因阻碍了国内音乐教育的发展。虽然,新课程准则的颁布想要改变这种消极现象,但是效果却不明显。一些学生在实习的时候走上课堂的时候还是显得非常的生疏,操作起来没有那么的熟练。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多鼓励大学生勇于发表自己见解和想法,能够利用一段文字去进行描述,也能够临时性的发挥,说明自己的认识。这样做不仅能够让大学生享受到音乐,而且还会使其懂得怎样去上好一堂课,进而建立学生和老师的良好的关系,让大学生积极的对音乐进行学习,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使老师和学生能够非常好的互动。音乐鉴赏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记忆能力和辨别能力,对于其感情的领悟以及理解能力也是具有很大帮助的。 作者:张天慧 李巧伟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论文 一、当下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现存问题 (一)学生素养不统一 音乐教育在我国展现出不断扩招升级的状态,其中钢琴教学也从传统的小范围、个性化教学转化为如今的大规模招收。但是随着学生数量不断涌现,学生音乐素养基础、钢琴基础的情况产生较大的差异性,有的学生从小开始学习钢琴,基础功底扎实,而部分学生由于自身个人发展原因,学习钢琴时间较短,因此就导致了学生之间的钢琴基础和音乐素养的差距不断拉大。 (二)教学模式与资源滞后 当下的钢琴教学中,教师更多的还是沿袭旧有的钢琴教学模式,注重技能的教学,而在教学的理念、课程内容的丰富设置、文化修养、方式的多样化和评价方式的合理化上缺乏突破,不能满足多变的学生教学情况。同时教学的设备也较为老旧,虽然有部分的更新,但是并不能在设备得到充分全面地引入新装备,从而教学资源在数量上和品质上都有所缺乏。 (三)缺乏教学理论体系 在教学内容中过分的重视钢琴表现的技艺,忽略学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缺乏对钢琴全面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建设。对于钢琴相关理论知识、文化知识缺乏有效地教授,学生们更多的只是纯技能的钢琴演奏者,而缺乏对音乐本身文化内涵的体会,同时教学内容的随意性也较大,缺乏有效全面系统的教学,教学缺乏科学性。 (四)教师资源匮乏 学生钢琴学习中,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品质。教师不仅要懂得钢琴技术的表现,对于钢琴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音乐相关的文化也要有深入的了解,了解音乐背后的文化底蕴,让钢琴教学不仅仅是技术教学,更多的是艺术欣赏力、表现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综合艺术素养。而现有的教师资源十分匮乏,一个老师需要教授大量学生,没有办法达到精细化教学的效果。同时由于音乐专业的人才就业渠道逐步广泛,特别是我国艺术领域蓬勃发展的今天,因此较少的高端人才愿意在学校进行教学工作,导致学校的师资水平发展有限,教师队伍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 二、高校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应对策略 (一)完善健全教学大纲 让钢琴教学相关音乐艺术学习内容进行完善的知识体系建立,让钢琴的技术、技巧、理论、文化知识、艺术修养教授进行有效的综合整理,加强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科学的按照教学分级对课程进行有效的安排,将不同阶段学习的目的、重点进行有效的拟定,并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和内容。避免教学内容的随意性,同时要兼具学生整体的钢琴基础情况。 (二)教学模式的科学化改善 对于钢琴学习的基本内容进行大课堂的机体课堂教学,提升教学效率。针对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特点及学成就业方向考虑,专业教师除了为学生科学地讲述钢琴学习的基本方法以及形成学生规范、正确的学习能力外,更应该把钢琴教学法渗透到课堂中,不仅要会学、会练,更要会教。对于学生的个体情况,要进行学生水平的评估,而后进行小组划分学习,让水平一致的学生进行小组个性化学习,除了针对学生能力的弱点进行有效的弥补,还可以在课堂中安排学生互相教学,提高教学实践能力,提升学习效率;对于水平较高的学生可以采用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拔高教学,让其钢琴演奏能力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符合其自身对个人钢琴能力提升的要求。避免笼统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对于钢琴学习的基本内容进行大课堂的机体课堂教学,提升教学效率,为学生讲述钢琴学习的基本性方法,形成学生正确的学习能力,做出高校钢琴学习的基本任务要求。 (三)强化钢传统钢琴教学优势 钢琴教学的传统教学有着诸多教学优点,因此需要吸取精华予以继承。要强调学生节奏感、歌唱艺术、记忆力等能力的培养。基础的节奏感训练需要贯穿教学始终,要让节奏感具有伸缩的灵活特性,在作品学习之前要注重对其拍号的全面掌握体会,充分理解音乐作品所要传达的情感以及钢琴主体所应该表达的意义。懂得音乐作品的旋律,其音调的走向、情感表达的波动等,指导学生懂得钢琴歌唱旋律的特点以及情感因素,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加表现钢琴音乐的情感表达。强化学生的视听、逻辑和动作的记忆力训练,对节奏、音等技艺进行强化训练,可以加入短句的模仿歌唱来帮助其记忆力训练。 (四)注重钢琴的理论课程学习 加强学生的理论课程学习,对钢琴的整体知识有全面认识,让其对于不同音乐有更深入的历史文化了解,以及演奏方式,从而有效表现不同音乐风格。特别是师范类的学生,对于钢琴理论知识的了解更加不可缺少,充分地了解音乐作品和钢琴背后身后的文化底蕴。 作者:贠婷单位:西安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专业教育与大学音乐教育论文 一、加强大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从思维的角度来看,人的思维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类,二者不可分割。如果只重视期中的一种,就是不健全、不全面的思维,它可制约一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钱学森说:“只注重逻辑思维,埋头于细节,易犯机械的、片面的毛病,缺乏整体的有机联系的认识。正因为受到了艺术方面的熏陶,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是取得科学成就的关键。爱因斯坦也说:“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二、大学音乐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和拓展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人才之间的竞争也愈来愈白热化,社会对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集中体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以创新能力为重点的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具体到大学教育中来,就是要转变传统教育中单纯重视知识化、科学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科学与人文并重的高校教育模式。从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看,大学教育除了关注专业教育以为,更应该贯彻“通识教育”的指导原则,在学生掌握基本的、必要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广泛地认识和了解其它课程的知识,特别是艺术方面的知识。科学和艺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互相配合、互相渗透,共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认为,高校只有加强艺术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和拓展,同时提高二者的教育水平,才能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具备健全人格的、有着丰富创造力的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实现大学音乐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和拓展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音乐与生俱来存在的特质,使得大学音乐教育在陶冶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等方面表现出其他专业学科不可取代的优势。新形势下,普通高等院校应强化创新创新意识,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实现大学音乐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和拓展。结合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大学音乐教育的创新改革以及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和拓展,都必须以转变教学思想和理念为前提。一方面,普通高等院校应充分认识到大学音乐教育并不是简单设置一门音乐教程,而是要充分认识到其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普通高等院校不能用专业音乐教育的眼光和要求来看待音乐教育,而使得音乐教育的发展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方向。再一方面,大学音乐教育应将学生的专业需求有效的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满足学生的专业诉求,充分发挥为专业教育服务的功能。 (二)调整和优化学科体系的建设 随着我国高校教学创新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部分高校已经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普遍设置了与艺术相关的课程,各个大学音乐课程的设置率逐步上升,以及大学音乐社团、音乐比赛层出不穷,这都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但也存在着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将音乐课程设置为必修课,适当增加音乐课程的学分比例,同时应当对学生的专业教育课程、音乐教育课程的教学时间进行科学的分配,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音乐水平。第二,建立多样化的音乐课程。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多大学对学生的艺术选修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学生只能在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课程中选择一门。第三,高校要保证音乐课程的教学时间,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音乐教学的兴趣,将音乐教育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与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促进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融合和拓展。音乐是一种非语言和非具象的艺术,音乐的自由性、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特点给学生理解音乐、感受音乐营造了更多想像的空间,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和创新能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大学音乐教育应当通过音乐课教学和音乐活动,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加强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和拓展,促进其身心各方面和谐全面发展。 作者:陈琛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论文 一、以学生为主体,优化课程设置 高质量超额完成《大纲》教学任务,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占据重要作用的课程设置,是与专业教学和研发密切相关,相补相成。舞蹈教学课程设置和内容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多元性和实用性,是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成败的重要因素,更是检验我们人才教育和培养模式是否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倡导独立自主的学习思想理念。通过独立自主的知识建构活动,调动学生积极参与的欲望,使创新、潜能等全面发展,使课堂教学活动真正成为学生的主角。全面培养学生学科理论基础扎实,专业技术精堪,艺术素质过硬的综合型高素质舞蹈艺术人才。当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不完善和不实用等问题,突显不出自身优势和特色,严重影响到舞蹈艺术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认真落实执行教学大纲各项要求,学习吸取兄弟院校经验和方法之外,切实联系自身教学和科研工作实际,发挥民族地域的优势,充分挖掘民族地区艺术特色作用,开发与创编、优化与整合资源,探索适合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多元化结构体系。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区域,几千年积淀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浩如渊海,源远流长,民间舞蹈艺术种类繁多且内容丰富,气息淳朴、特色浓郁、风格独特、内涵深远,是民间艺术遗产的宝贵财富。针对广西区域壮族、苗族、瑶族、京族、侗族、水族等风格独特的民间舞蹈艺术种类,开设广西地方特色民间舞蹈、民间艺术采风课程,组织学生深入壮乡村屯、侗家、瑶胞和鱼家水乡的生活生产第一线感受地气,近距离接触民间舞蹈艺术,向民间艺术家、老艺人访问学习,抢救稀少濒危的艺术品种。通过系统的收集和挖掘、归纳和整理,了解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精神内核、艺术特征,亲身感受民间舞蹈艺术的内在魅力、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广泛积累丰硕的原生态材料,从中涉猎那无价的甘蜜,丰富自身营养,为学生即将走出学校融入社会打下扎实的基础,对新时期快速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二、彰显学科特色,完善教学体系 当今信息化社会对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更高、更综合化。传统模式的男女大班或是模仿网络媒体“画葫芦”式,或是教师一个动作学生模仿一个动作等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特别是高校招生的连年扩大,学生翻倍增长,教学课时少;而教学设备的硬件和软件没有丝毫增添,师资队伍没有按生均比例配备,教学资源的匮缺或日趋陈旧而仍超负荷的工作。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不实用,教学内容与方法相同或重叠,舞蹈教学与专业必修(选修)课或文化公共课之间的产生不合理的问题等,使得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调整、优化整合,展开对教学理念、教学形式与方法的创新。如采取男女分组、基功组合、舞种组合、成品组合等多形式多样化、灵活机动授课。在基本功训练课中改变以往单元或阶段性的授课形式,采用两个星期为一个授新课单元的模式;而舞蹈组合和节目排练课,则单周完成一套组合,双周完成一个舞蹈节目作为教学要求;注重突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少儿舞蹈节目,以及社会阶层、厂矿和社区急需的各种舞蹈节目。有计划安排好上半段、中段、下半段的教学工作检侧,期末考试(查)验收等。这样的教学既连贯又紧凑,既有针对性又具有灵活性的实施舞蹈基本技能、组合与节目成品的排练,突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彰显学科特色和优势,完善学科教学体系,是全面提高学生技术技能,创造能力和表现能力的主要手段。 三、强调自主学习,培养创新精神 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角。通过有组织的积极主动参与,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合作交流,收集和处理知识技能,并在自主探究和构建知识活动中获取新知识、新问题。通过认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成为创新知识与实践能力的主人翁。舞蹈艺术教学实质上是一个创造思维过程,从收集材料的一度创作到舞者加工、塑造和雕琢打磨的二度创作、再到演出修改的三度创作,即创作、实践、再创作再实践过程。舞蹈艺术材料来源于生活生产劳动,若想让自己舞蹈作品构思独特,艺术特色浓郁且生命力强,就必须要坚持深入生活生产第一线,体验生产劳动多姿多彩韵味和丰富的节奏韵律,让心与物碰撞出灵感火花,升华到肢体艺术并融汇到舞蹈艺术创作当中。学生从不同角度亲身体会舞蹈肢体艺术形象的内在感官,深刻理解舞蹈肢体动作艺术表现的感觉,并通过不断思考、实践与拓展,用全新思维、多角想象、创造贴近生活并具有新意的舞蹈艺术形象。因此,我们要大力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田野采风、平时观察和发现,收集和整理民间舞蹈艺术魂宝,引导广大学生借助先进创作手法与独特的民间艺术元素相结合,改编和创作新颖的韵味浓厚的舞蹈艺术作品,大胆放手让学生独立创新的能力。促进学生积极关注和学习不同民族,不同舞种的艺术形式,关心本专业的知识信息,提高学生对问题分析的潜力和能量。同时,教师要努力为学生营造宽松和谐、团结友爱、独立创作、互相交流的学习氛围,敢于让学生发挥专长亲自策划、自编自演的能力,多以支持和肯定的点评,称赞学生艺术创新精神,艺术思维和创作亮点,关心和爱护学生艺术个性和发展空间,以平等友善、包容理解、谦虚负责的态度,鼓励和激发学生创新定精神,促进学生学习全面发展。 四、更新思想观念,注重艺术实践 现代教育思想理念要求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努力将教学过程当作与学生交流知识、合作探究、沟通情感的人生平台,改变过去传统的“传授者”思想,变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成员,成为学生学习研讨的鼓励者、引导者、参与者和促进者。一是,要解放思想,废除传统教学观念和落后管理制度,开发和运用现代教学管理理念,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深入调查与分析、改革与创新;二是根据信息化社会文化大发展的要求和自身条件,不断更新人才教育方向,从长期受专业舞蹈院校教学套路影响中摆脱出来,建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理论体系,注重舞蹈艺术理论知识与技术技巧相结合,加强对舞蹈编导课程基础知识引入,开展实施和研讨等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规范学科教学结构体系;三是舞蹈其高度的综合了表演性、艺术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艺术表现形式,课堂所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技术都要通过“大舞台”实证验证。因此,广大学生要踊跃投身到社会的大熔炉,经受各种层次的实践和锻炼,将课堂教学与课外艺术实践紧密相结合,从中获取课堂无法学到的知识,增长个人阅历。如校园文化艺术节(艺苑杯)、班级汇报晚会、毕业汇报晚会、五项全能大赛、大学生艺术展演、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从舞蹈表演艺术、心理素质进行培养,积累丰厚的实践经验。从而提高舞蹈技术技能水平,使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成为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栋梁。 五、实施竞争机制,强化师资建设 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发展,要求我们改变旧的教育理念和偏、难、繁的教学内容。教师肩负着国家和民族昌盛,造就开拓创新人才的光荣使命,更应具备与时代精神相融汇的现代教育思想和理念,对教学工作的本质、责任、目的、要求和特点具有独到理解。具有拓展课程领域,广集课程资源,研发课程内涵,变“教课本”为“用课本”的新时代高素质教师。因此,在舞蹈教学中科学合理的处理好内容与方法、排练与演出、理论研究和技术分析等实践环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在教师对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的钻研,学习掌握和应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提高综合素养,而最终体现在教师之间的竞争、教学水平的竞争。由于历史原因,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师队伍在人员结构、梯队建设不科学、不合理,严重阻碍了舞蹈教学向高层次发展。虽然有个别经过努力取得了部级、部级或规模较大的大型表演活动奖,技术技能、艺术表现力等堪称完美。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舞蹈教师从孩童起就进行舞蹈基本功练习,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甚至硕士研究生,文化课学习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和影响,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素质极为贫缺和浅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较低,学术研究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低,面对自己熟悉专业感到无从下手,力不从心。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不仅是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师,在综合大学的舞蹈教师乃至专业舞蹈院校的教师都比较突出。如何改善这一严重的问题呢?这就要求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以及教师自身,要脚踏实地、负责任的做好各环节工作,加强自学提高、进修培训、观摩取经,做好职业形象、知识结构、工作作风和态度等素质转变。坚持终生学习的思想观念和探索精神,丰富和拓宽文化理论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同时,要与时俱进,博览群书,不断的充实和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成为现代社会优秀文化的传播者。 六、结语 现代信息社会的飞跃发展对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人才培养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因此,在教学中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情况,充分发挥教学资源、教学设备和师资队伍的作用。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的教学形式,教会学生舞蹈技能,更要教会学生如何为人处事。要持之以恒,刻苦钻研,增强文化修养。认真总结、深刻反思,提高舞蹈教学、人才培养质量,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及其大发展和大繁荣作出贡献。 作者:茅正南支桂衡黄文翠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论文 一.明确教育目标,能够因材施教 随着钢琴学习的生源规模不断增加,学生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在校学习之前就有较好的钢琴基础,对于音乐的领悟力也较强,这样就可以扩充练习曲目的范围、种类以及难度。而有的学生基本功不扎实,音乐表现力也欠佳,这就需要教师能够有充足的耐心,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应的课程,进度,不仅要夯实基本功,而且要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提升感染力。 二.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和强化 尤其对于初学者要打好基础,牢记理论原理,以及各种指法要求,触键盘、手指下键的要求等等。要坚持长期训练夯实基础,帮助学生在初始阶段提升兴趣、培养意志力、提升音乐素养,达到训练应有的效果。弹奏技巧也是重要的练习项目,通过加强技术训练能够使学生掌握更纯熟的演奏技法,学习表演技巧,逐步认识旋律、和声、织体三者的关系。以提升乐感为基础,积累演奏经验, 三.注重教学方法的灵活科学性 要求学生认真记录课堂笔记,更好的跟进每堂课程的内容,按照循序渐进的方法为学生渗透课程要旨。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自觉形成独立思维,挖掘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提高演奏速度和准确性,逐步提升对作品的熟练程度。其次,教师应将自己的演奏经验有条理化的提高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可以采用案例教学、对比教学等方式,多渠道,多角度的对学生进行渗透,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增加音乐作品鉴赏课程,钢琴文化介绍,组织参加音乐会等形式,丰富学生的艺术素养,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学生应该熟知更多的钢琴艺术,全面的了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钢琴音乐作品。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钢琴文献,通过阅读不同风格的作品,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使他们具备较高的音乐欣赏水平。 四.构建完善的评价和测试制度 科学良好的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使学生的学习得到肯定,从而更有信心的学习。尽可能的多鼓励、挖掘学生的潜能和长处,减少心理负担,使之成为一种学习的动力。将每次的评价和测试成绩有效的保留,定期进行分析对比,发现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和走向,及时发现进步并予以肯定,而对于产生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和纠正。使学生更好的认清自己的不足和优势,能够进行自我指导和锻炼也让教师更有针对性的进行下一步的教学。定期进行测试,并将结果进行保存并定期进行研究,发现教学内容的遗漏,完善教学方式,明晰每个学生现阶段的问题,可以有的放矢,明确下一阶段的教学方向,提高教学成效,也能有效节约资源和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完善教学设施 长期以来,音乐教育课程一直存在着教师无教材,没有内容规划,无大纲指引,较为松散随意。教师应该制作教学教案,按照计划进行规划安排,按照统一标准,规范课程记录,避免个别课程的随意性导致最终整个教学进程的打乱,提高教学效率。因此需要统一教学教材,加强与艺术团、歌舞团等专业机构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也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技术纯熟的,优秀的表演者,邀请演奏家进行讲座或者交流会,丰富学生的课业生活。在进行钢琴学习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其他乐器,为了使学生熟悉伴奏,学会乐曲的融合要开始其他介绍伴奏乐器的课程等等,帮助学生丰富创作灵感,更加全面的学习钢琴。 六.创新教学理论学习国外经验 学习借鉴域外的教学方法是提高高师音乐教育成果的一种途径,在针对我国学生的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和已经较为成熟的教育管理制度、高效的教学方法等等,都是推动教学理论创新和完善教学模式的途径。在课程当中,教师也可以涉猎和尝试国外的教育方式,定期让学生进行反馈,了解学习进展,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 七.结语 随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发展,音乐教育逐渐走向国际化,能否与国际接轨,培养优秀的钢琴人才成为重要的课题。整体培养未来年轻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是发展钢琴教育的基础。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传授基本演奏技法及音乐表现力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学生掌握钢琴弹奏的方法与要领,在使学生在掌握科学规范的方法的前提下,使整个教学活动形成以演奏技能培训为主的教学理念。钢琴教学过程需要具备一个系统正规的教学规划,教师应该开拓思维,创新教学思路,根据整体目标和培养规格提出明确的教学目标、设计充实合理的知识结构及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只有再次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培养钢琴人才,推动音乐教育的发展。 作者:刘琬琬单位: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专业性音乐教育论文 一、理解“音乐教育” 这种知识构型使音乐成为一种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艺术”体系。于是,在“艺术”的名义下,音乐被建构成为了一种特别的知识体系与技术范畴,脱离开这个知识体系与技术范畴,所谓的“音乐艺术”将不复存在。由此,音乐教育必然是以这些知识和技术为其根基,学习这些知识“范型”和技术“程序”便是所谓的“音乐艺术”教育。③故“专业性”音乐教育对于知识和技能的看重,其合理性当是不言自明的了。然古往今来,音乐教育现象复杂且多样,并不局限于上述情况。笔者尝试将我国古代与近代音乐教育与此作一对照性考察,其中所生风景,则引发出另一种的思考。 二、音乐教育:我国历史的考察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当今音乐教育有三种主要资源:一种是西方意义的“艺术音乐”教育;另一种也是与西方有关的“美育”教育;再一种即是我国古代的“礼乐”教育。下面从历时角度,对古代和近代音乐教育资源从观念层面做一番考察。 (一)以“礼乐”为内核的先秦音乐教育观念 我国从周代开始“,乐”与“礼”联系到了一块儿。“礼乐”的相关性,使礼的内涵长期影响到乐的含义。众所周知,西周宫廷不仅有礼乐,也有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在学校进行,④并有计划与学程安排。《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钥师学戈,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完整的教育科目包含“六艺”,其中“乐”一科即涉及诗歌、音乐和舞蹈。西周官学的音乐教育中大学有“乐德”、“乐语”和“乐舞”等内容⑤。所谓“乐德”包括:中(言出自心,皆有忠实)、和(不刚不柔,宽猛相济)、祗(见神示则敬)、庸(接事以礼而有常)、孝(善于父母)、友(善于兄弟)。所谓的乐语:兴(以善物喻善事,以恶物喻恶事)、道(引古以刺今)、讽(熟背文辞)、诵(吟诵有节韵)、言(直叙己意)、语(答人论难)。而所谓的乐舞则是与历史传统相关的内容:《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罄》(舜乐)、《大夏》(禹乐)、《大濩》(汤乐)、《大武》(武王乐)。由此可知,周代的音乐教育,除有与音乐形式和表演相关的技艺内容外,也体现在涉及人的养成的价值方面。西周的音乐教育观念,也为后来儒家一系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承袭、条理化,并加以推进与提升。春秋末孔子便如此。孔子特别强调礼乐与“仁”的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音乐教育在“成人”方面价值重大。他进一步提出,音乐自身具有“美”、“善”两方面的内容,并倡导“尽善尽美”的批评准则。音乐在教育方面的功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则体现了更广泛和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又如战国中期孟子。《孟子•尽心上》汉赵岐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声,乐声《雅》、《颂》也。仁言之政虽明,不如《雅》、《颂》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轲承孔子“仁”学思想,并在音乐教育方面加以发挥“,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即是充分看到了音乐教育在强化人的道德属性和人格完成方面天然而独特的优势,他同时希望《雅》、《颂》之声能够在塑造他提出的“大丈夫”人格理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如战国末的荀子。《荀子•乐论》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他首次对音乐的“愉悦”性质予以确认,并认为音乐的感性性质为人所不能免,由此将音乐的教育价值定位在人的感性方面,并从理论上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教育价值再次加以强调“: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明确地把人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具有强烈的人的德性意识。我国音乐教育对于人的价值的强调,其实践与理论始于西周,于战国末完成,其后两千余年直至清末,该理念一直是被延续和遵从。 (二)以“美育”为内核的近现代音乐教育观念 进入近代,“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改变,也使教育观念发生变化。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思想和教育思潮开始在我国传播。至20世纪初,一批仁人志士也开始利用西方知识思考中国问题。“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失败后,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并连载其《新民说》一文。梁氏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的思想动机,深入剖析封建文化于中国人国民性建构之种种积弊,大胆提出“新民”概念,并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⑦,并看到音乐教育在“国民”(“新民”)塑造中的重要作用。⑧这客观上为后来的“新学”发展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鼓吹。与此同时,留日音乐才俊把目光移到音乐领域。面对新的教育理想和传统音乐教育资源之窘况,匪石1903年发表《中国音乐改良说》,尖锐批评当时中国的“今乐古乐”而主张学习“西乐”,并开出音乐教育改弦更张之药方。⑨继而1904年,曾志忞发表《音乐教育论》。尤值得注意的是,曾志忞比较了中西“音乐”的相关“说法”,在总结西人的音乐“要义”之后,给出一个“音乐”定义:“音乐者,以器为本,以音为用,音器相和,是为神乐。”⑩这是国人首次从学科和知识体系角度对“音乐”含义的阐述。曾志忞对“音乐”的这一定位,最重要的是:明确将音乐的功能从音乐的性质中分离了出去,这对往后音乐教育的性质和方向都有很深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美育理念悄然东来。“美育”推介始作俑者当王国维和蔡元培莫属輯輥訛。1903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短文,从教育哲学高度指出教育目的之所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他明确提到,人的能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两体,而精神又分“知力”“、感情”及“意志”三部分“,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其中,特别点出美育的目的:使人的情感“以达完美之域”,“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只有当“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由此,完整而有效的教育———“使人为完全之人物”才能达到。清王朝覆灭后,历史又翻过一页。蔡元培面对新的社会发展,于1912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蔡元培受康德哲学两个世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划分的影响,认为教育要完成两项任务:面对现实世界,必须实施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等;而面对精神世界,则必须实施以“美育”和“世界观教育”。蔡元培以“人体”为譬喻:“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五育”百分比权重:军国民主义占其十,实利主义占其四十,德育占其二十,美育占其二十五,世界观则占其五。“美育”居其二,可见蔡元培的推重。他与晚清“教育宗旨”相较后,特别指出其独特与重要:“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1917年,蔡元培发表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直指“观念世界”的教育。他再次认为“美育”就是发挥古往今来世界上各种艺术在教育上的功能,为全面养成的人服务。于此,“美育”再拾级而上,可见蔡元培所寄予的更高期望。 三、“专业性”音乐教育与“教育” 我国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后起,以“艺术”教育的名义从西方引进,由此也与西方“艺术音乐”教育模式结下不解之缘。輰訛輥专业音乐学院定位于“艺术”,志在担负“艺术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由此而具特别的教育目标和培养模式,这一理路延续至今。然当我们回首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历程时,发现无论是古代音乐教育,还是近代“美育”,其主旨多在强调“育人”功能,强调对人生的积极作用。两相对照,源于西方教育模式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则有些格格不入。一个显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和近代“美育”的教育观念?又如何看待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强调“音乐的教育”这一倾向?二者是否有契合的可能呢?这涉及对“音乐教育”内涵的理解,也是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难以回避的问题。下面分两方面继续讨论。 (一)历史时代与“专业性”音乐教育 今天“,专业性”音乐教育强调“音乐的教育”,有自身理由,也留下时代的影子。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与古代和近代并不完全一样。西周“乐教”,是贵族子弟教育,目的在完成其政治和教养训练,而非今天意义上的“艺术”或为其谋生的演艺性训练。在近代,当“美育”传入我国之时,正值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关口及我国社会转型并呼唤“国民”教育之时。所谓“国民”,即梁启超所谓之“新民”,或王国维、蔡元培所言之“完全人格”之“完全人物”輱輥訛,它既与有清之“臣民”相对,也同“西人”相对举,内含现代民族国家之国族构想之意涵,与梁任公“新民”之定义大致吻合:既含文化之旧根,又有时代之新貌。輲輥訛由此可见,近代作为基础教育之“美育”,它首先是从普遍性的时代之人的培养出发,而并不针对艺术自身,也不隶属艺术的专门教育。而今天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当与我国古代教育和近代“美育”都不同,或许包含了一些新东西,需作具体分析。下面尝试从“工业化”和“专业化”角度来对“专业性”音乐教育特点做些分析与讨论。 1.工业化时代与“专业音乐”教育。20世纪以来,所谓的“专业性”音乐教育出现一些新情况,其中牵涉工业化背景的两个方面: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在社会层面上,这两个方面有其内在一致性,即知识与职业的紧密关系。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背后是职业及其知识属性。当今工业社会,是一种以机械为轴心的社会结构。该结构需满足于机械的运转,高速运转中需要大量的齿轮与螺丝钉,以及被拧在机械操作流程上的“操作者”。在工业社会的强大生产力中,“操作者”及操作能力即是其优秀指标之一。音乐这类专门知识也因其相关的社会职业而与工业社会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輳訛輥由此,音乐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纯粹艺术,同时也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部分。特别是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变化。工业社会成为了既生产“艺术品”,也生产艺术“产品”的社会,更多的“艺术品”通过“工业产品”形式而流行,其工业化气息日渐浓郁。过去“,产品”主体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工农业生活必需品,艺术品则多属个体生产,且尚未列入社会化的工业品目录。而如今,随工业化进程的加深,精神类产品的工业化趋势愈益强烈,工业化方式的生产也愈益显著,同时,随着大众化审美需求的递增和艺术重回日常生活空间,艺术与创意越来越超出原来的纯粹精神范畴,而降落到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行列之中。这一切不仅使艺术与生产的关系发生变化,而且也使艺术自身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机械性的“复制”,随之成为艺术生产的一大特点,导致艺术的形式与内涵之独特价值随之衰减,艺术之精神性因素更是明显弱化。也就是说,如今被生产出来的精神类艺术品已属“产品”,或称“文化产品”,归属在消费范畴而融入物流通道,其生产部门名正言顺成为“文化产业”。这里的变化有两点值得留意:一是“艺术品”也开始遵循“工业产品”的生产逻辑,要求符合生产的秩序并使其批量化,即“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二是这种产品尤重外在形式,产品价值与其精神含量不成比例反与生产成本紧密相关。作为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它自然遵循“商品”推介方式在社会上推介与传播,并通过产品包装原则增加其经济效益。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从职业和知识的相关性方面影响到了学校“专业性”音乐教育的模式。尤其是所谓“艺术品”的精神含量锐减,以及“技术”与“精神”评价上的不对称,使“专业性”音乐教育更倾向于看好学生的技术能力与制作能力,而并不看好作为人的精神性存在以及艺术品中的那些人文精神。由此“,专业性”音乐教育在“教育”的两大指标———“知识与技术学习”和“人的培养”上,其砝码偏向了前者。也就是说,那些“技艺与操作性”人才,因其工业文化的社会背景而更易受到社会的追捧,这无形中影响到“专业性”音乐教育对人才规格的认定和对人的完成的关注。 2.艺术与“专业性”音乐教育。艺术除来自外部社会的影响外,内部情况又怎样呢?当今的“专业性”音乐教育,是以“艺术”名义为其定位的。所谓“艺术”,一般指一种价值,涉及无功利审美与精巧形式,“一致强调诸如无动机、无功能或形式高于功能、无利害等属性”輴訛輥。在“艺术”的价值中,“精良的操作”一直是一项最重要的指标。而音乐艺术,本又是一种演艺活动,具有很强操演性,其品质不可能与操演分开,甚至很大程度由操演“技艺”所决定,所以操演性价值在音乐艺术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因此,“专业性”音乐教育注重“技艺与知识”即为该专业的一大特点。然而“,专业性”音乐教育更本质的一潜在目标却不幸被忽略:即为“艺术音乐”自身和为本专业发展培养“传人”。由此“,专业性”音乐教育最终便会围绕着艺术品的创造(而非学生目的)来制定专业学习目标。“艺术音乐”的生态链是:作品—表演—理论輵訛輥(其中并没有“人”)。音乐教育的主要资源和依据就来自“艺术音乐”自身及其历史。也就是说,在“艺术音乐”中,无论是作品、演奏(唱)还是理论,它产生于自身历史中传承下来的那些东西:作品、表演技艺和理论认识。它并不与被培养者有关,也不直接来源于民间传统,它是与自身相关的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輶輥訛比如声乐艺术(美声唱法),从专业教育角度,它需要德、奥、法等国的艺术歌曲,需要意大利等国的歌剧,需要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等各样的声乐作品,需要欧洲的歌唱技术和音乐理论,也需要整个的欧洲音乐艺术的文化史。这是它真正的文化之根,而不是受教育者,不是中国的陕北民歌、昆曲和四川清音。钢琴艺术也一样,它需要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众多作曲家的钢琴作品,钢琴奏鸣曲、钢琴协奏曲、复调作品和钢琴小品及其相关音乐理论与音乐历史等。这样才能一方面为自己的专业技术定位,另一方面为自己的理论与文化定位,同时还为这种艺术自身的未来提供发展的机会与空间。面对“艺术音乐”的这样一个系统和传统,“专业性”音乐教育必须做出回应,其最好的回应方式即是继承与发展这个自身赖以存在的文化系统,具体说就是必须维护(西方)“艺术音乐”的这个独特“生态链”,其首要任务即是为“艺术”这一优秀目标而培养各种生产者:作曲家、演奏(唱)家和理论家。这或许是以“音乐的教育”为目标和策略的“专业性”音乐教育“自身”和“时代”的深层理由。 (二)从教育角度看“专业性”音乐教育 但是,上述理由是否可以成为当今“专业性”音乐教育的充足理由呢?下面从教育角度出发,再予讨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从教育出发,“专业性”教育与非专业性教育在深层的“育人”问题上是否可以并论?就教育言,只要是教育,无论古今,它基础面是“育”,即内含“人”的教与养。“专业性”音乐教育亦为教育,自然亦有此基本面。既然如此,“专业性”音乐教育中亦当有“通过音乐的教育”便不言而喻了。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专业性”音乐教育中独特的职业性倾向,但如果“专业”教育仅存狭隘的职业性那就有缺憾了。当然,因其特殊性“,专业性”音乐教育可以有两个目标:一、专业的目标,即以“艺术”为“专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目标;二、教育的目标,即人的发展与完善目标。这里“物”(技艺与作品等)的指标与“人”(人格与精神)的指标,可以也应该在教育的终极目标上实现其一统。 1.教育:以“人”为目的。在“人”存在意义上,归根结底“,人”是目的,其他都是手段,教育也是手段。如果“人”是目的,那么教育本身就有一个如何使人成为“人”的具体目标,专业教育亦然。我国古代,古人将音乐视为人成长道路的必然路径。《论语》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德”和“艺”两个方面,教育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所以,周代的乐师对优秀人才的判定拥有发言权。(《礼记•王制》云:“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至于教育的目标,古代之经典《礼记》有明确规定,并以“三纲领”与“八条目”形式对“大学之道”作了精辟阐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同时亦谈及目标、手段与过程之关系。《礼记•大学》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一段三条纲领讲教育目标,定位于价值层面,指向人文性质。“明明德”,郑玄注“谓显明其至徳也”“;在亲民”,朱熹以为“亲”应作“新”解,即“新民”,教育使人成为德性意义上的“新人”;而“在止于至善”,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接着,《大学》篇又用一实例为此作了注解:“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对古人来说,仁、敬、孝、慈、信,就是“人性”在人伦关系上的反映,也即教育终极目标“至善”的具体化。很明显,“至善”不是“工具性”,而是“人文性”的。“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此!第二段解释达到教育目标的手段、过程及其与目标的内在关系。教育过程共“八个”阶段(即所谓“八条目”),分三大过程。第一、第二阶段“格物”、“致知”,为教育之一程。“格”,古训“度也”、“量也”、“正也”等;“格物”,即达至外界,人与物交通,推究事物之理。“致知”“:致”,古训“至也”、“到也”。只有通过“格物”,即推究、认识外物,人才能感知外部世界并获得知识,即今天所谓的“学习”。第三、第四、第五阶段“诚意”“、正心”“、修身”,为教育之二程。至此,教育内转,指向学习者内心,亦即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经前一程学习而具有知识和判断力后,转而运用这些知识和判断力去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里的重大提示是:知识学习的意义与价值,并非仅仅是认识和改造外部的自然世界,而必须去完成人对自身的剖析与把握。“诚意”是端正态度,“正心”是剔除杂念,“修身”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境界提升,即解决如何面对个人的意识、思想与欲望等问题。通过对内心的省察与拷问,使其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有更高的觉悟与境界,并使其能与自己内心和谐相处。第六、第七、第八阶段“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之三程。将自己的学习、知识与境界推己及人,从家庭、到侯国、天下,逐步外推。此时,在上一程中解决了“人心”、个人内部世界的问题后,再来解决外部社会的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价值与社会理想的融合与统一。由于此时已能“明理”,内心也已“澄明”,有了一颗“道德心”,即能进一步明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故便可将个人的“至善”外推而用于从“齐家”到“平天下”的社会行为之中。此即所谓“内圣外王”之过程,这即教育的真正成功。其成功之处在于:人既有了“至善”的目标,同时亦有了觉悟与境界。有了它,教育与人生和社会就可以统一起来,从而使教育通过人最终影响社会。我国传统教育内涵甚为丰厚,至少给我们提供三点启示:其一,教育是一极为漫长的过程,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目标,并终其一生,可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其二,教育具有多重内涵,有知识学习的目标,有端正自己情感和行为的目标,还有淬炼自己意志的目标,是知、情、意的一致。其三,教育是外在知识、内在修养和社会服务三者的统一。教育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充满责任,个人不仅有学习的道德责任,也有修身的道德责任,还有对待家庭的道德责任,往后还有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责任,随着年龄增长,道德意志随之增长,并将“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目标贯穿于一生之中。輷訛輥《大学》清晰地表达了教育内涵的多样性目标,除知识性目标外,还有道德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反观今天我国的“教育”,重点只在知识性目标,即只是停留在古代教育“八阶段”中“格物”、“致知”的前教育阶段,还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教育。輮訛輦由此看“专业性”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的教育”目标,也可知它其实只是教育的初级目标(知识与技艺)。如果教育只针对“专业技能与知识”,而没有完成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在我国古人看来,就是不完整的、尚未完成的教育。由此可见“,专业性”音乐教育,同样需要有“人”的教育的内容,“至善”的终极目标。这是《大学》给我们讲明的道理。 2.教育:“人”的目标与“专业性”音乐教育。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人”身份的缺失,是否可以完成所谓的“专业性”音乐教育?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人与音乐艺术的关系;二、“专业性”音乐教育中的“主体”。诚然,毋庸置疑“,专业性”音乐教育中包含有艺术自身的目标。然而,艺术本身与人又密切相关,被认为是人类精神中最尖端的创造物。这里的提示是:艺术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与人精神的关系。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只有当人的精神得到充分发展,艺术才有皈依,艺术创造才有根底。反过来亦然,只有通过精神才能观照艺术,与艺术沟通。由此,就教育言,指向人的精神,也恰恰就是艺术教育的目的。教育最终解决的问题,就是诸如人之德性、精神与境界等“止于至善”的根本性问题。单纯的技艺与知识传授,当只是徘徊在教育殿堂的门口,不可能最终完成教育的使命。如果人的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升华,灵魂尚游离于躯体之外,人们用什么来面对艺术,拿什么去叩开人类的心灵之门?当今艺术的低俗化,当亦与此有关。就教育的“主体”说,“专业性”音乐教育应该面对“人”。因为从根本上说,艺术既无法脱离人,也无法超越人,人本身即是艺术的主体。因此,“人”不仅是“教育”的优秀,同样也是“艺术”的优秀。没有人,就没有艺术,也就没有音乐教育。同理,艺术精神,最内里的就是人的精神。没有精神上的寻觅,没有自我的存在,艺术从何处去寻觅?如果音乐教育遗忘了人的目标,剩下的便会只是技术与知识,艺术就只能成为技术的操演与模仿。模仿的本质是人的失落。这种失落,还不仅仅是人的失落,同时也是艺术自身的失落和文化的失落。如果人的精神不在,艺术的精神亦难以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能在人的层面解决精神的问题,艺术所展现的东西,很可能是徒有形式的“画皮”,不能真正传达出人的愿望与意志。如果“专业性”音乐教育不能严肃地面对人及其精神与境界的提升,那么,它将难以真正完成它的社会与历史使命。归根到底,音乐与人本质上是相联系的。所谓的音乐艺术,从最外在的感性形式讲,它是与声音操作性技艺联系在一起的,也即与人的感性相联系,但在它的深层存在上,却是与人的精神相联系的,与人的文化存在相联系的。由此可以说,音乐教育对人的关切,本质上也是对音乐最深层的关切。结语“:专业性”音乐教育重铸“人”的内涵“教育”,因“人”的需要而提出,因“人”的发展而产生,故本质上是针对人的。由此,即便是“专业性”音乐教育,它也应该是“音乐的教育”与“通过音乐的教育”两种取向与价值的融合。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对应物,它的存在以某种方式表达了人类的精神意愿,同时也反映了对人类历史及其人对自身的一种理解。艺术自身的创造就是这种意愿和理解的展示与表达。所以,面对艺术,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应该不断追寻。但是,这种追寻的动力的根源与目标指向还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人自身的建构,由此,就必须有“人”的教育在场,尤其是与心灵相伴随的教育。“专业性”音乐教育重铸“人”的内涵,即是指音乐教育在根本上指向人。不仅仅是因为人是技术的发明者与操作者,更是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人自身的某种表达。在当今,由于社会分工和对形式精细化趋势的增强,音乐表达已经严重“割裂化”,这种“割裂化”或许会导致具有历史与文化整体性品格的音乐的瓦解,或许会使音乐那种从精神深层到音响表层的一致性性格被各个片段或片面的形式化表象所遮蔽,从而造成本来是与人的精神对话的音乐被彻底的碎片化和表浅化,并分裂为或属声音实验的科学探索、或与精神无关的纯粹形式之物。面对今天的“专业性”音乐教育,笔者以为,“教育”针对“人”的意义与价值不应该被削弱,“人”的培养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尽管音乐自身的知识与技艺是不可为其他东西所取代,但就音乐的本质而言,重视人的教育,本身即是使音乐更具“音乐性”意义的一项根本性的工作。 作者:李方元谢芳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浅谈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育专业 舞蹈 教学改革 论文内容摘要:舞蹈课作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基础学科之一,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仅仅是为辅助专业课程教学而设置的基本形体课。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舞蹈教育快速普及,走向社会,开始成为全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就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现状做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 高校音乐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中小学校音乐教育师资、音乐表演人才、文化事业单位工作者及音乐专门人才的使命。面对当今中小学舞蹈教育改革的图景,该如何来加强和完善舞蹈课程的建设,这已成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尽管现在大多数普通中小学没有专门开设舞蹈课程,但是在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载歌载舞的节日庆典以及各种文艺竞赛中,舞蹈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舞蹈将成为音乐课程、艺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尤其是发达地区中小学招聘音乐教师,往往将舞蹈表演乃至舞蹈创编能力作为重要的考评项目。这又给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提高了一个门槛,值得我们重视。 一、现状分析 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正不断向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而目前高校音乐教育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从生源质量看,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生源质量呈下滑趋势 首先,招生考试对舞蹈的要求降低了,一些学校的招生简章中没有舞蹈方面的相关考试要求。如江汉大学2011年音乐学专业招生简章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满分100分,其中声乐、钢琴(器乐)两科中高分占45%、低分占30%,视唱练耳占15%,乐理占10%。音乐教育专业招生简章中没有舞蹈测试这一项,甚至连以前在专业面试中还能见到的律动测试也被取消。 其次,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主要生源来自普通高中毕业生,少部分来自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入校前几乎未受过任何规范的舞蹈基础训练,短时间的集训效果在假期过后已经恢复如初,加之年龄较大,身体的软开度与柔韧性未曾开发,不少学生的身体条件又较差,仅凭自身具备的身高、五官等基本条件得以升学,这无疑会给舞蹈教学带来诸多困难。 (二)从课程设置看,舞蹈课课时比例小 就目前各大院校课程设置来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所占比例极小,大概每周的课时数只有一次,也就两堂课。如何发挥舞蹈的教育功效?如何使舞蹈教育与现代教育发展相适应?如何使学生真正感受到舞蹈的魅力?如果仅仅只靠一周的两课时而没有其他形式和途径给予延伸和补充,舞蹈的教育功效无从谈起,更不要谈舞蹈的普及。 (三)从课程结构看,艺术实践的比重远远不够 在传统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艺术实践只是作为一个教学环节分布在每个学期,最大程度上也就是为学校的重大演出排练节目,并没有把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看作是面向全体学生,导致一部分学生除了课堂的学习外,技能得不到磨练和展示,从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二、解决办法探讨 基础教育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实践的观点,强调在教学中以学生作为主体,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使学生实现对象与自我双向建构,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改革,必须通过课程改革这一重要手段作为改革先锋,要统一指导思想,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相一致,要将教育部颁发的《纲要》和《标准》的课程理念渗透到舞蹈课程改革中。 (一)从生源质量抓起 近年来,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教育理念都为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随着师范院校舞蹈学、舞蹈表演等舞蹈专业的扩招,音乐教育专业的舞蹈教育越来越不受重视。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多类别、多层次、多结构的,就业竞争的巨大挑战已非常现实地摆在每位毕业生的面前。 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在高考前都经过一些培训,但多数是以声乐、器乐、乐理等在艺术高考中比例较大的课程为主,而对舞蹈课程很少涉及。很多学生进入高校后,舞蹈基础相当薄弱,加之舞蹈训练本身就比较辛苦,学生由此会产生紧张、烦躁等不良反应,这给教学活动带来严重的消极因素。面对社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应该从艺术高考做起,提高舞蹈课程在艺术高考中的比例,让考生在高考前引起足够的重视。除此之外,还要严把艺术高考关,选优质的生源进入高校学习。 (二)明确培养目标 作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学科,舞蹈教学是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尤其对于高校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舞蹈教学与专业艺术院校的舞蹈教学有很大区别,专业艺术院校的舞蹈教学注重高技能性和表演性。根据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舞蹈教学要以舞蹈知识技能与艺术实践的高度统一为目标,同时有很强的师范性。学生既要掌握音乐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声乐、键盘等基本技能,还要有编排舞蹈、策划文艺活动等基本技能,也要熟练掌握表达和传授这些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所以,我们以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从而真正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合理设置课程,提高教学质量 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合理设置舞蹈课程尤其重要。合理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和逻辑性。系统性主要是让学生对整个舞蹈体系有总体认识,课程设置应相对全面,让学生了解每个舞种的特点。逻辑性即课程的安排要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便于学生消化吸收。 1.明确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首先它是一种基本素质教育课程,其基本属性是教育。它的目标设定与专业舞蹈院校课程目标不同,舞蹈专业院校培养的是技艺技能精湛娴熟的专业艺术人才。而作为素质教育的高校音乐专业的舞蹈课程,应着眼于舞蹈知识技能和师范能力的整合发展,体现舞蹈课程与音乐学习、舞蹈课程与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需要的互补,为学生全面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取向,舞蹈课程突破了传统的动作技能训练,向生理、心理、师范三维舞蹈观转变,具有促进学生身心协调发展和师范能力综合发展的全面效用。 课程目标以舞蹈课程价值的实现为依据,按照舞蹈知识技能与师范能力整合发展的逻辑进行设计。本课程教学使学生初步具有正确的舞蹈体态和基本的舞蹈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增强师范意识和献身中小学艺术教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2.面向市场,开设相应课程 当前,热门专业的课程设置越来越成为专业招生的噱头,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等也成为吸引生源、扩大办学规模的优先手段。各高校在招生工作中都亮出了自己的“招牌”扩大招生规模,敞开“入口”,而忽略了“出口”的质量,也不够了解市场的需求。 流行音乐、街舞、爵士舞、国际标准舞等方面的社会办学力量已经走在多数高校前面。各种各样的艺术培训中心在全国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艺人、机构投资办学,培养音乐舞蹈艺术人才。而高校音乐教育要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从根本上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规范校本教材的制定、了解学生的需求、课时量的多少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高校音乐教育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需要考虑一些市场因素:目前,学生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教师自身的优势又是什么,学校条件和特色是什么,学生的基础怎样,制定的新课程标准又提出了哪些要求?我们应该多听听学生的意见,应该多听听基层教师的建议。充分了解这些问题之后,再因材施教地组织教学内容。一些私立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如四川天一学院每年都派专人负责做社会调查,各系部每年都根据调查报告对教学计划加以修订,培养的人才能很快融入市场。而一些公办学校在这些方面较为滞后,有的教学计划多年不变,有的参照专业艺术院校的教学计划,忽略了培养目标。 3.课堂教学丰富多彩 根据教学目的、任务、学科性质、教授内容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鉴于高校音乐教育中舞蹈教学的相对特殊性——“课时少、任务多”的特点,在实际教学中无法如专业院校那样将舞蹈学科的课程安排得更为系统化,因而一堂课往往不限于一个任务,而同一任务也不限于一种教学方法。比如,在授课内容的安排上,将基训与身韵、身韵与民族民间舞、少儿舞蹈的学习与创编、舞蹈剧目欣赏与舞蹈理论的理解、生活体验与舞蹈小品的创作等相糅合,避免课堂教学单一化,也使学生舞蹈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 在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将一些学生所喜爱的舞蹈形式融入到教学中。如用简单的现代舞动作组合或极富动感、酷劲十足的街舞做热身运动,以饶有兴趣的即兴舞蹈小品练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等,这样不仅避免了单一舞蹈训练所造成的枯燥和乏味,而且开阔了学习的视野,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有些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设计一些较为有趣的课题。比如,在身韵课的“眼睛”训练中,要求学生将不同情绪的眼神(如含情脉脉、怒目圆睁、眉目传情等)以舞蹈即兴的方式,结合老师所给的音乐设计情境表演。这样的训练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充分锻炼了学生的即兴反应能力,而且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 (四)增加艺术实践 舞蹈社团是高校舞蹈艺术实践最重要的阵地。参加舞蹈社团活动的学生一般都对舞蹈有较大兴趣,他们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学习、交流、创作,对学生本身来说是兴趣的提高、技能的磨练,也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空间和平台。对其他学生来说则是一种影响和吸引,给那些“徘徊在舞蹈边缘”的学生发出了一盏盏耀眼的信息灯。随着社团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实践机会的增多,学生们会越来越成熟,舞蹈的发展空间也随之广阔起来,进而对技能的要求也会更上一个新台阶。 学生在校期间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级各类艺术比赛。学校应该鼓励学生参加这样的艺术比赛,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例如,学生在校学习四年期间,须参加舞台演出不少于8次才能获得学分。 毕业实习为学生的艺术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除了参与校内外的各项文艺活动外,中小学、幼儿园、企事业单位、社区等也都成为学生舞蹈实践的课堂。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他们不仅是演员也是老师,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我,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比如,组织幼儿、少儿编排节目,参加教师或单位的节目演出等。经过一次次实践的磨练,学生们无论是舞蹈的技术能力、创造力,还是组织能力都成长非常快。 综上所述,当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必须进行改革。研究当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式,高度重视音乐及舞蹈课程的设置,按照师范性与时代性、结合创造性与实用性的教学理念,构建符合当前音乐教育专业发展需要的课程结构体系。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的技术规范与艺术规格,可以通过制定课程标准来体现,即针对不同类型的舞蹈课程制定相应的内容标准与艺术评价标准,在具体标准的表述中体现一定的技术规范与艺术规格的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全面发展的教育工作者。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浅析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初探 论文关键词:钢琴 音乐教育 高师 论文摘要:高师钢琴教学这一课题是一个发展性课题,还有很大空间去挖掘。随着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对此关注的视点将更加广泛,深入。笔者期望通过中国高师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钢琴课的教学能够“会当凌绝顶”,“更上一层楼”! 在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科目中,钢琴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高师音乐教育的迅猛发展,社会对音乐教师的需求加大,钢琴课也应紧跟时代步伐,在教学内容,方法,形式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未来的职业需要。对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师生,如何从事钢琴课的教学,,如何采取科学理性的方式,将这门复杂的功课做好,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因材施教,学会分级教学 随着国脚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入学率大幅提高,学生们的钢琴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入学前已经学过多年钢琴,基本功扎实,音乐表现力丰富,他们大多数会选择钢琴主修专业。对于这样的学生,老师们教学难度不是太大,除了采用《高师钢琴基础教程.》第三,四册之外,常常辅以肖邦部分练习曲,夜曲,圆舞曲,贝多芬早期奏鸣曲,以及巴赫平均律等技术与音乐艰深的曲目,其目的是丰富学生的技术面,提高其音乐表现力,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与耐力。 还有的学生入学之前只学过一年左右的钢琴,他们只是学习一到两首曲目来应付高考,其本身钢琴演奏的技能很薄弱,基本功不扎实,弹奏动作僵硬,识谱很慢,用数字来标示五线谱的学生不在少数。对于这类学生,钢琴教师应在教学中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需要老师更多的细心,耐心与爱心。对于他们,老师在教学上进行严密的安排与部署,需要最大限度的去开发其潜能,加强他们的基本功训练,在有限的两年中,使他们除了掌握一定的表演技能以外,还能够掌握钢琴即兴伴奏的知识,以适应其毕业以后得工作实际需要。 二. 教学中应贯彻融合性原则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目的是突出“一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的培养目标,走的是一条培养综合素质高的音乐人才的道路。它要求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演奏能力,同时对其他相关的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应熟悉和了解,并且有独立的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高师音乐教育的学生,除了会演奏钢琴以外,还有会教钢琴,用钢琴为个唱,合唱伴奏,在音乐欣赏课堂会用钢琴教学等等。 因此,要求钢琴教师在教学中应提倡综合式,融合式的教学,讲究课程的整合,按照音乐教育规律实现教学的协同效果,最终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作为音乐科目的基础课,钢琴课与其他终点科目,比如视唱练耳,和声及作品分析,西方音乐史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音乐科目中与钢琴没有任何联系的少之又少。这种情况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注重钢琴课与其他姊妹学科的联系,能够渗透其他学科的部分内容,拓宽教学视野。当然,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中也应保持钢琴本学科的侧重点以及自身个性,绝对不能将钢琴课上成音乐欣赏课,这就要求老师们有一种驾驭全局的教学功底,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 三 .教学目标要明确,要细致分析教材 钢琴教学的内容制定与教学目标,对象密切相关。老师在教授演奏技术的同时,应重视理论的教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具有独立思考习惯的“90后”学生,演奏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可以使他们对钢琴技术的了解更加深入。学生通过老师的理论指导,会拓宽演奏与联系的思路,学会逻辑的分析自己的技术训练,最终突破技术的瓶颈。教师应明确的向学生阐述自己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学习的方向更加清晰,从而能够活学活用,学有所思,学有所用,为自己将来从事教学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一名负责任的钢琴教师应随时根据教学大纲制定并修整自己的教学纲要,这样才能使教学更加系统化。 作为工具,高师钢琴教材在实际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性的方向作用。教师应该明确教材的的作用是:通过它系统的传授给学生演奏技能;通过它研究中外音乐大师的经典曲目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通过学习它使得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心智得到发展等等。教师在明确其作用后,更应该研究教材的训练目的,明了教材所选曲目的艺术价值,能够准确分析所选曲目的曲式,和声特点。为了能够使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胜任毕业后从事的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工作,部分高师音乐教材还增添了中外乐曲的钢琴伴奏曲,同时为了促进学生的协作能力,又编选了一部分四手连弹曲目,教师应对这两类曲目同样重视,这样才能使教材的应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四.拓宽教学视野,提倡创新意识 教师在钢琴教学中,应大胆实践,不断拓宽自己的新的教学思路,不能拘泥保守,一成不变。钢琴课作为高师音乐教育的重要技能课,优秀课,基础课,本身应该具备开放,多元,发展的特色。教师不应将视野只局限在狭窄的琴房内,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应该更加关注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发展的大方向,关注国内外新的教育理念,通过学习再学习,使自己的教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高师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面临着社会整体钢琴教育的重任,他们身后是几千万的琴童,这就要求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主科教师们迫切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通过自身的努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教师。一方面,他们要立足本土,通过观摩,学习周先生等老一代教育家的教学法,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等多媒体了解国外钢琴专家的演奏与教学,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视野更加广阔,更加多元化。 以上是笔者在观摩部分高师音乐教育钢琴教学之后产生的一些思索。高师钢琴教学这一课题是一个发展性课题,还有很大空间去挖掘。随着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对此关注的视点将更加广泛,深入。笔者期望通过中国高师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钢琴课的教学能够“会当凌绝顶”,“更上一层楼”!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简论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内容摘要:文章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一些设想,分析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辉煌背后存在的某些问题,以期改革我们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实现高素质、富创新精神的专业音乐教育人才培养。 关键词:素质教育 专业音乐教育 改革 创新 21世纪是竞争的时代,提高人的素质是现代社会教育乃至全世界教育的重点。为适应社会的激烈竞争,我国在1993年由国务院颁发了《 一、什么是素质教育 人的整体素质包括诸多方面: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劳动素质、审美素质等。1997年10月29日,我国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素质教育”给出了明确的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学生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生动、活泼、自由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然而,要理解科学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素质教育主张教育是提高人类自身素质的实践过程,它把提高和完善人的素质作为教育的基本目的和职能。 (二)素质教育是心理品质培养和社会文化素质相结合的整体性教育,它通过科学的教育途径,充分发掘人的天赋条件,提高人的各种素质水平,并使其得到全面、充分的和谐发展。 (三)素质教育是以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为出发点的教育,是社会需要与个人价值统一的教育。 (四)素质教育是以文化教育为导向,以心理教育为中介,以健康教育为本体,以全面提高身心素质、发展人的个性为目标。 二、进行素质教育的原因 (一)素质教育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必由之路。我国的教育,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以考试为手段,以分数为标准,以择优为目的的教育模式。其面向了少数学生,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发展;教学内容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个人能力和心理素质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素质教育顺应了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在面向世纪战略的考虑下,都把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问题提到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如,美国在1983年就提出了“要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要有高质量的教育,即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法国提出“要使每一个青年人发挥他们的智力、手工、体育和艺术方面的潜能,使他们每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得到均衡发展”;日本提出“要使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各项基础知识,具备人生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及丰富的个性和社会性,培养真才实学、健康的体魄和美好的心灵”。 因此,素质教育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反映了教育的规律,自然就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 三、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一批爱国音乐家从欧洲回国后,与国内音乐家共同创建了新 3.改革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创新意识 传统的专业教学模式都是以讲授为主的单向灌输,这种方式对学生的心智开发、自主思考,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极为不利。现代教学方式是注重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信息交流,强调教学是一种启发性、讨论式的教学,对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习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考虑把教学从传统的一对一方式改为一对二、一对三甚至一对多的教学,把学生真正地从被动模仿学习技能技巧,转化为教学互动、学生互动、上下互动的教学模式,从而营造一个和谐、民主、平等的教学环境,树立新型的师生观,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总之,21世纪的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关于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的研究 关于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的研究 一、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各个高校的民间音乐在整个音乐专业中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观念方面、课程方面、教学教法方面、教材方面及师资力量方面,具体表现为: 1.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程时,往往漠视民间音乐,认为民间音乐古老、枯燥、不够流行,不符合当前的学生心理,因此在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学生没能形成正确观念,不懂得对民间音乐进行学习和传承,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肤浅性。 2.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民间音乐的课程设置时间较晚,建国后至今,以国家教育部名义正式下发的高师本科《教学计划》只有两版,真正把民间音乐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须课而进行设置至今还不到20余年,还有很多高校没有正式设置民间音乐课程。其次,民间音乐的课时相对较少,目前就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所做的教学计划来看,民间音乐所占的课时要比其他专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还有很多学校将民间音乐作为辅助课程。 3.音乐教师的教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几乎所有的音乐教师在教学时采用的都是“灌输法”。虽然有部分教师在讲课时能够将课时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但具体教授方法却各不相同,有的侧重理论讲解,有的不讲理论,只对学生进行民族乐器的教学,单纯地进行技能方面的训练,或者简单欣赏一些民族器乐曲,这就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不全面。 4.当前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不统一。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尚不统一,很多出版社编写的教材都没有作为民间音乐高师专业统一教材。在教师所选用的教材中,有的是选自他人的出版物,还有的教师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专业音乐院校教材的分支,而教师独立编写并能公开出版的教材明显不足。此外,教师们上课所使用的音响、音像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物,还有一部分是从他处转录的,教师亲自采风所得的资料很少。 二、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 1.重新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和相应的音乐教育观。 首先,应该树立多元音乐文化观念。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碰触,这就要求高师院校对文化的多元格局有明确的认识,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观念,重新建立高师音乐教育体系,这既包括民族音乐课程的多元化,又包括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同时意味着高师音乐教育不仅仅要融合大量的民间音乐,还要融合其他的国家的民间音乐,更好地汲取前人及当代一切有益于理解音乐文化,并且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创造力和符合民间音乐的有效教学方法。 其次,树立与高师音乐教育相适应的民族音乐人才教育观。 高师音乐教育关于民间音乐传承人才的设定,应该结合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实际,各个高师院校所设的音乐教育机构,应当自觉地致力于建设当地音乐文化资源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高师院校应该吸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充实其教育内容,担负起建设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职责,并且以这一机制为目标,设定高师院校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规格,实现新型人才教育观。 2.确立民间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多渠道地引进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高师院校的音乐教育机构应该自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并且将其引进到高师音乐教育之内,或者建立相关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此外,将老艺人或者民间音乐家等引进高师课堂进行授课,教授学生特色的民间音乐。 其次,编纂专门的民间音乐教材,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国家教育部门应该组织全国民族音乐学界和高师音乐 教育界的专家和教师共同编写民间音乐方面的教科书,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广泛收集和利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立足于五大集成出版的既有成果,制定将其转化为高师民间音乐教材的规划。 最后,创建新型的民间音乐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受特定课程内容的制约,同时也受教学组织的影响。教师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且富有创造性。 3.将民间音乐传承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对民间音乐进行整合,作为社会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高师音乐教育,更应该主动承担起联系社会文化部门和地方音乐文化社团的职能,使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重建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行为。 首先,应借助社会力量对高师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师资培训,在高师中传承民间音乐,师资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当前我国专业教授民间音乐的教师极度匮乏,因此应该借助社会上各种办学力量,采用举办短期高校民间音乐师资培训班,对高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深度而系统的专业培训。 其次,成立地方专门的音乐文化研究机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异常丰富,这就体现出地方的音乐研究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各地区应成立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机构,以充实对本区民间音乐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力量。高师院校也应该创造条件,成立自己的民间音乐研究机构。这样既能提高教师队伍的研究能力,又能突出高师民间音乐的办学特色。 最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民间音乐传承。要想更好地对民间音乐进行传承,光靠高师院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调动社会上一些积极力量,来共同营造一个传承音乐文化的良好环境,因此,应该呼吁社会各界都重视民间音乐的传承。 综上所述,民间音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音乐文化,急需得到更好、更久远的传承和发展,而高师院校的音乐专业则肩负着这一重要传承使命,希望各高师院校能够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前现状制定合理的民间音乐传承方法,合理选取民间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间音乐的教学课时,并增强民间音乐课程的师资力量,同时积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引起全民对民间音乐的重视,使民间音乐得到良好传承和发展。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高职音乐教育专业和声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高职音乐教育专业和声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和声是音乐表现的重要元素,如果把旋律比作音乐的“骨骼”,那么和声就是音乐的“血肉”,只有有了“血肉”的音乐,才能形成立体、饱满的效果。对于我国高职音乐教育专业,和声学是基础理论课程的一门优秀课程。本文旨在探讨当前和声学课程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和声学课程的探索与改革的方向。 一、当前和声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对和声学这门学科的定位存在偏差,在具体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也有一些问题。 1. 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尚未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思路,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和声学课程照搬本科院校模式,培养目标延续了重视理论学习与研究的传统,只是缩短了课程开设时间以适应高职专科三年制的学制。这既违背了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也影响了后续相关课程的教学质量。 2. 教学内容选择不实用 和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过分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以及和声规则的遵循,而忽略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很难满足当下对应用与创新人才的需要。和声学课程在教材的选择上,往往选用大部分本科院校使用的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教材,该教材中传统和声的归纳科学、缜密、井然有序,阐释合理透彻、丝丝入扣,但过于机械、刻板,有些和声手法理论价值大于实用价值。另外,其在训练形式上,注重传统的四部和声的写作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和声立体化音响的感知和培养,以及对学生和声分析能力的锻炼。 3. 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不灵活 在高职院校的和声学课堂上,大部分教师还延用以理论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教师在黑板上讲授和声的种种规则,学生在纸上小心翼翼地恪守这些规则。在教学评价中,也是以这些规则作为衡量标准。学生无法感知和声音响效果的魅力,也无法从和声学课程中获取成功的愉悦体验。 二、和声学课程的探索与改革 针对以上问题,高职院校的和声学课程必须进行适合自身特点的探索与改革。 1. 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所有课程的设置都应以此为导向。和声学课程是后继大部分理论课程的基础,其教学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后继学科的教学质量,如钢琴即兴伴奏、歌曲写作与小乐队配器等。和声学必须重视课程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结合,以实用为目标导向,重点实现和声学与即兴伴奏课程的整合。 2. 调整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将来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幼儿园、小学以及文化团体等,这些用人单位更为注重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学校应做到三方面。一是应坚持以大众音乐文化生活中常见的和声现象为主。例如,以大小调和声为基础和重点,适当加入我国民族调式和声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我国各种风格民歌的和声特色,并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消化理论、应用理论。二是应涉猎20世纪以后的和声,尤其是流行音乐和声的内容。和声是在不断地颠覆中发展的。20世纪以来,和声的面貌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三是要突出基础和实用。例如除了四部和声的写作之外,还应加强对和声音响的感知能力以及和声分析能力的训练。和声学教学作为一种多声部的音乐形态,需要加强和声色彩的音响感知。它需要加强立体化音响的听辨,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与实际音响的结合来实 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更能提高学生的视谱、视奏、听觉能力,从而实现对视唱练耳、钢琴演奏等课程的帮助,有利于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在听觉训练中,教师应多培养学生对和声的明暗、浓淡、和谐度、节奏疏密等方面的多声部整体音乐感受能力。 此外,为培养学生的多声部听觉感受,在教学手段上,教师可以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和声学的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可以全方位地感受到和声效果,把以前沉闷的板书讲解教学转化成生动而形象的音响教学,让学生在分析实例的同时获得听觉感受。 3. 强调实践,加强与后继学科的联系性 和声学作为音乐教育专业的重点理论学科,对其后继学科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尤其对钢琴即兴伴奏的影响意义重大。钢琴即兴伴奏所运用的和声属于键盘和声的范畴,因此,和声学要想做到为钢琴即兴伴奏服务,就必须加强键盘和声的训练力度。那么,在理论和声的教学中如何渗透和进行键盘和声的实践呢?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让学生树立实践观,即将所学理论转化成键盘实践的观念,在最初的四部和声基础知识的学习中,就要让学生把所学理论在键盘上弹奏出来。每次的课后作业,学生都要以实际弹奏的形式进行汇报,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对键盘和声的熟悉感,避免在以后的即兴伴奏过程中出现学生“伸不出手”的现象。二是要引入钢琴织体的学习和写作。在学会用正三和弦为高声部旋律配和声以及和声终止式之后,教师要对钢琴即兴伴奏中的各种常用音型进行介绍,并让学生对简单的旋律尝试进行音型化的伴奏写作。三是要加强学生对实际作品的分析和感知训练。学生要想创作编配出好的伴奏,首先大脑里要有丰富的音响和经验,通过分析和感知大量的歌曲伴奏,学生可以学习其和声布局、织体手法,积累经验,总结规律,从而为自己的即兴伴奏创作打下基础。 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音乐教育专业优秀理论课程之一的和声学,如何调整教学内容,转变教学方法,从而真正做到为培养目标服务,是音乐教育工作者一直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 音乐教育专业论文:如何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即兴伴奏课的教学 摘要:钢琴即兴伴奏既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技术性课程,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即兴伴奏教学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与针对性,本文就如何提高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即兴伴奏教学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键词:高师音乐;即兴伴奏;提高教学 作为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的钢琴即兴伴奏课,是一门容各类音乐理论与钢琴演奏技能于一体的课程。受教育的对象是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师,钢琴即兴伴奏是中小学音乐教师必备的基本技能,那么在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合格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之下,钢琴即兴伴奏课的教学应该有何更有针对性,怎样的钢琴即兴伴奏教学才有利于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呢?笔者通过几年的钢琴即兴伴奏课的教学和对几所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即兴伴奏课教学过程的调查,谈谈我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即兴伴奏课教学的观点。 一、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即兴伴奏教学综述 弹奏流行曲通常是以右手弹主旋律,左手伴奏。当然,右手有时也可加入一些伴奏,比如在旋律稍微停顿时。有时也可双手交替弹琶音(arpeggio)或分解和弦(broken chords)。钢琴即兴伴奏是演奏者对钢琴演奏技能、和声学、曲式分析等作曲理论方面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学过好几年钢琴或很想学习钢琴的人,常会在听到喜爱的流行曲时,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把它给弹奏出来。这时可能会到处寻谱,然后再加以练习。但是,如果可以以耳听之,而随心所欲地弹出来,那岂不是一件赏心乐事呢!何况,市面上的流行钢琴谱,为了配合初学者的程度,通常比较简单,而且伴奏也配得较呆板。相反,只要我们的即兴演奏技巧达到一定程度,必可超越它们。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即兴演奏流行曲的经验分享出来,与大家切磋研究。 1.关于钢琴演奏技术 从高师音乐教育的钢琴教学来看,主要应在侧重于演奏技能的训练与传授,把握着循序渐进的曲目和教材,这样就会对于学生系统地掌握钢琴演奏的能力无疑是必要的,但钢琴教学却替代不了钢琴即兴伴奏的教学,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有严重脱节的倾向。即兴演奏有了和弦,就可以尝试用左手弹出些简单的伴奏。初学者可在每一小节首拍,用左手尾指弹低音,接下去则用其他指弹和弦里的音。当然,右手则同时弹着旋律。是不是渐渐成形了呢?右手润色一下,左手的伴奏灵活变化,加入少许创意,投入一些感情,就能发挥即兴弹奏的特色来了。例如,有的学生已具备了演奏高难度乐曲的能力,却不能为一首简单的旋律即兴地配伴奏,这种看似高质量的“钢琴教学”,实际上严重脱离了高师音乐教育教学的需要。钢琴即兴伴奏的教学就是为了适应培养合格音乐教学人才的需要,既具备较好的钢琴演奏能力,又能够在各种需要的场合进行即兴式的钢琴伴奏,这样的音乐教育毕业生常常受到中小学师生的格外欢迎。在键盘上熟练地弹奏二十四个大小调的音阶、琶音及和弦连接,并能快速移调,是钢琴即兴伴奏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移调弹奏能力是即兴伴奏中一项难度较大的技巧,需要长期锻炼,在教学中应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为今后即兴伴奏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使钢琴教学和钢琴即兴伴奏教学两门课程协调地沟通起来。 2.关于理论的支撑 和声是钢琴即兴伴奏中的骨架,和声设计是钢琴即兴伴奏中具有“灵魂”地位的重要部分。和声选配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到整首旋律伴奏处理的目的性、合理性和完美性。在一般性的旋律进行中,运用调内正三、副三和弦便能大致保持主旋律的和谐、流畅以及织体的丰满效果,但在旋律的高潮段落和转调部分,和声手法的运用与处理却要求体现出特定的效果。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学习一些离调和弦的使用方法。在实际教学中,有一部分学生不能把和声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能恰当地选配和弦,这在钢琴伴奏教学中也应予以弥补,让学生多弹和弦及和弦连接,仔细倾听音响的变化,感受更多的音响效果,也可建议和声课中适当地加入旋律和声轮廓的写作,掌握和弦在实际作品中的运用,在完成书面作业的同时,加强键盘和声的训练,增强实际音响的感知能力,这样有利于学生在钢琴伴奏中和声设计能力的提高。 学生在钢琴即兴伴奏设计时先对旋律的曲式结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在设计伴奏音型时就能更好地把握全曲的织体框架,使之具有合理的整体布局。同时,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多数要从事于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在钢琴即兴伴奏的曲目选择上也应多注重优秀的儿童旋律作为重点。使学生熟悉儿童旋律的风格特点。在儿童合唱旋律中,曲式结构相对比较复杂和富于变化,以三部曲式居多。钢琴伴奏也需要更注重对比性的效果和更加引起少年儿童听觉兴趣的手法运用。一定的作品分析能力对于钢琴即兴伴奏在旋律整体的框架建立上能够达到较准确的定位,无论在结构的逻辑发展以及风格特色的处理方面的能达到较为理想的境地。 二、提高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即兴伴奏教学的途径 1.激发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 任课教师应该从各个角度去激发学生对钢琴即兴伴奏课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一开始就很主动。首先,从兴趣方面来说,可以选择青年大学生较为热衷的通俗歌曲为部分教学曲目。这些通俗歌曲应该是近几年较为流行的、旋律性强且和声骨架明显的。其次,从实用性来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使其认识到音乐教育专业今后的从业与发展方向。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中、小学音乐教师。由于有了两年的钢琴必修课的基础,使学生在钢琴技巧上有了一定提高,有的学生进校时什么都不会,两年后可达到车尔尼849,299或更高水平。虽然远不如钢琴表演专业的学生,但这一学习却能为钢琴伴奏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今后的教学岗位中有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坐在教室里为学生弹伴奏,而极少数时间在舞台上表演独奏,因此强化钢琴即兴伴奏能力是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大多数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计划都把钢琴即兴伴奏课安排在大三这一学年,大四上半年将会有教育实习。 因而选择一部分中、小学音乐课本上的歌曲作为练习的对象,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很有帮助。 2.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法的改进 就目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招生情况和现行的高考制度来看,多数音乐教育专业的本科生是因为文化课成绩达不到本科线,临时抱佛脚学习了几个月的音乐(多数以声乐为主项)就参加了专业考试。因此多数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入学时没有钢琴演奏的基本功。有的即使会弹几首乐曲,也只是为了应付入学考试而准备的,24个大小调的音阶琶音也只弹得一二,音乐学的综合理论素质也整体比较差。因此必须经过两年系统正规的钢琴学习及强化乐理、试唱练耳,并且系统学习和声、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课等作曲理论基础课程,待掌握了系统的音乐学基础知识、技能和作曲基础理论后,第三年才能开始学习钢琴即兴伴奏课,这一点在大多数高校的教学计划中都有确立。 传统的钢琴即兴伴奏课教学方法是教师在配有钢琴的大教室中进行大班授课,教师以讲解为主结合钢琴的弹奏师范。学生能够做到的只能是认真听讲,没有在课上实践的机会。笔者建议在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即兴伴奏课教学中,应当采用小班集体课的方式。小班集体课应该在配有15-20架钢琴或电钢琴的教室进行教学,2课时/周,任课教师系统讲述即兴伴奏的理论知识的同时,学生可以在课上马上付诸实践练习。比如: a、基于功能和声的进行逻辑从简单的ⅰ,ⅳ,ⅴ级正三和弦入手,找几首和声框架明显的通俗歌曲(如:《一生有你》)或儿歌(如:《蜗牛与黄鹂鸟》)配合简单的二声部织体,引导学生尽快进入即兴伴奏的“尝试”。 b、讲解并示范伴奏音型(三大类:和弦式、半分解和弦式、分解和弦式)。通过对同一首歌曲三类不同伴奏音型的演奏示范,让学生能更加清楚,直观地认识伴奏音型的概念。对于钢琴演奏基础较好,24个大小调音阶琶音都很熟练的同学,可以辅导其练习几种伴奏隐性的扩展。 c、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很多学生音乐学综合理论素质较差,或者对曾经学过的理论知识遗忘太多,教师在谱例的讲述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必要的曲式学、和声学及乐理知识,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钢琴即兴伴奏编配的方法和途径。任课教师一定要鼓励学生为同一首歌曲设计多种伴奏方案,以激发其自主学习的意识。 d、教师在理论的讲解过程中结合实际操作示范进行教学,这也是即兴伴奏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大量的谱例示范、对比或对学生自己的般配方案提出更好的整改意见,来提高学生对即兴伴奏的兴趣,使学生能从听觉上直观地感受到音乐的情绪,从而更好地学习钢琴即兴伴奏。 钢琴即兴伴奏课说到底是一门实践性技术课程,因此,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与配合、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合作、讨论愈多将会有助于更好地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学生对知识的吸收。 3.实验教学的方法与改进 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实验的积极性,以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钢琴伴奏水平和操作与应变能力。鼓励学生多参可以用到钢琴即兴伴奏的加社会活动,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将会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伴奏水平。笔者建议,把每月一次考查班组内部的“伴唱展示”(即一人弹伴奏,一人或几人唱歌曲)作为该课程考试评分的一部分,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在课上展示自己的伴奏水平。在考查的过程中任课教师也可以邀请其他教师或其他班的学生作为观众,以增加整个过程的现场感和严肃性,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条件的高师院校也可以要求预演教育重要学生在教育实习备课的过程中必须要为所教的歌曲设计好歌钢琴即兴伴奏,并在说课过程中预演。 另外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方法例如:为内校外的歌咏比赛、合唱演出等配弹伴奏;声乐考试中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为对方弹伴奏;钢琴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可以接一些低年级的简单的声乐伴奏来作为实践锻炼。但是,这些活动需要的学生少,有一定的竞争,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参加。因此可将其规定为学生社会实践课的内容。参加本课程的学生通过考核可得相应的学分。这样学生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教师应当积极地引导及跟踪,使学生能及时反馈信息。通过双方的配合,教师能更快地发现教学中的问题,便于在今后工作中探索和改进,学生也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钢琴伴奏能力。 三、结语 总的来说钢琴即兴伴奏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技术性课程,只有融会贯通了音乐学的综合理论知识,尤其是作曲理论知识,才能够顺利的进行高质量的“二度创作”。然而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虽然即兴伴奏者不是台前受人瞩目的演唱者,却也是幕后的第一前台。如果伴奏者一旦出错,轻则影响演唱的艺术效果,重则“带跑了”演唱者,使演唱一塌糊涂。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多创造给学生实践的机会,学生也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主动的参与以加强心理素质的锻炼。从而稳步的提高自己的即兴伴奏和现场应变能力,成为一名有较强钢琴教学伴奏能力的中小学音乐教师。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情商促人气提高分析 一、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员工责任心不强和企业效益低下 目前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议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经营者管理水平低以及员工责任心不强所致。因此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这种推断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深究起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不高?是经营者的素质本来就不高,还是他们没有积极提高管理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员工责任心不强,最终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二、分析:人气低沉造成有效投入不足 从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原因看来,尽管亏损原因有许多条,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却主要是亏在“人气”不足上,即精神状态低下。在国企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相同的前提下,物质资本在投入生产过程中,其投入产出比应大体相同;在企业各项情况正常的前提下,物质资本在投入生产过程中,其投入可以达到完全有效。由于劳动力是物化在人这个载体上,人又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多出智慧多出力即多投入,也可能少出智慧少出力即投入不足;有的人能力完全不能发挥,人力资源效率为零;再甚者,有的人不仅不投入反而负投入,这种情况下给企业损失很大。由人气导致的这种劳动力和智慧的“有效投入差别”,即人力资本使用效率高低,直接造成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别。 三、理论探源:时代在发展,满足员工自尊自我的精神需求成为关键 朱基总理在国有重点骨干企业领导人培训班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充分认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形势,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学习、运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先进方法和成功经验,努力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优秀企业家。随着新世纪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力资本含量的迅速提高,“以人为本”管理理念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管理行为中,企业管理的内涵也因此得到更新和提升。工业化时代,人们谈到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时,更多地是强调一种高效率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人的行为概念化、规范化,人们需要的是服从和整齐划一。这种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并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延续下去。伴随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共享性、开放性使管理理念发生着根本性转变。创造、创新引领了时代的潮流,人们看到了知识和个性带来了惊人的价值,创新创造更优于规范和服从,企业要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必须不断创新进取,不断打破旧规则,创建新机制。这就使管理行为由科学管理转而注重文化管理,也就是进入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建立和完善是这种转变的重要特征。以人为本把管理的最终目的——提高企业效益放在人的背后,管理行为不再是冷冰冰的命令型、强制型,而是贯穿着激励、勉励、关心、情感;贯穿着管理者的精神和哲学,充分体现了与文明进步协调的“人气”。不仅是在知识层次较高的高科技领域,管理者不再仅仅是把员工当作“经济人”;就是在一般企业,也不应简单地把员工生存需求作为管理的契机,而应尽量满足员工自尊自我的精神需求,以提供创造性的岗位和环境、极具个性发挥的机会来调动员工的激情。在平等的引导和交流中,建立起企业的经营理念,并把这种理念转化为员工的自觉意识,形成富有凝聚力、创造力的精神。将外部控制的管理改变为自我控制,使每一个员工自发地产生敬业、爱岗、忠诚、责任感和道德感,在生产活动中员工和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价值,使员工的个性发挥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归于一途,最终实现企业最佳效益目标。因此,在进入新世纪和迎接新经济的时代,企业欲立于不败之地,建立顺应时展的富于“人气”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求胜的必备条件。我们经济师和企业家应致力于探索建筑全新的富于“人气”的管理模式和文化内涵,使自己管理的企业更富有生气。 四、管理创新的启示:凝聚民心,提升人气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攻坚先得聚民心,决战决胜靠人气。一个国家,需要凝聚民心,提升人气;一个地区或企业,也需要凝聚民心,提升人气。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在推进国企改革脱困、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从沈阳市委、市政府,到企业领导始终围绕“民心”、“人气”作文章,遵照马列主义“人的因素第一”的原理,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蕴藏在广大干部群众和职工中的智慧和力量,赢得了士气足、人气旺、势头好、发展快的新局面。纵观沈阳“凝聚民心,提升人气”的实践,突出的特点是:党政一起抓,用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经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再仅仅是党委的事、部门的事,而是领导、群众一起抓,用良好的干部形象鼓舞人—不再只是“领导讲解群众听”,而是“教育者先受教育”;硬件、软件一起抓,用优美环境改变人——物质变精神,增强国企脱困信心;大事、小事一起抓,用办实事求实效温暖人——不再是“空”对“空”,把实事办好,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教育、活动一起抓,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吸引人——不再只是作报告、讲课,而是寓教于乐,寓教于动,达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赢”的效应。“凝聚民心,提升人气”,使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发生着令人惊喜的变化:经济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超出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26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已过半;沈阳已跨入全球41个最具竞争力的城市行列……更可喜的是沈阳市民精神状态的变化:充满新的“精气神”,少了怨气、晦气、泄气;多了人气、喜气、志气。全市人民决心彻底打赢国企改革脱困的大决战,努力塑造沈阳新形象的人气比什么时候都旺盛。实践告诉我们,形势好与不好的根本标志在人心,在人心的向背,在人心的聚散。人气旺、人心齐、信心足,这是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的强大力量。 五、操作参照座标一:“扭亏先扭人的观念亏损”——黎明的启示 从1994年到1998年,连续5年亏损2.3亿元的沈阳黎明公司从“静悄悄”到今天的“热腾腾”。凭啥?凭人气旺了。于1998年底临危受命接掌“黎明”的林左鸣自称天不怕地不怕,到了“黎明”却平添了一怕:“我最怕的是人的亏损,人的干劲,人的精神,人的技能,这些企业的本钱都亏了,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林左鸣主张,企业再没钱也要养人才,扭亏先扭人的观念亏损。“黎明”改革第一刀砍向了分配制度,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先提高工资里面的技术含量。办法是评“双百”——百名技术专家和百名技术能手,为其发放高出工资两倍以上的津贴。且规定公司技术中心可以从达产见效的攻关项目中获取效益提成。这意味着“黎明”直接鼓励一些科技人员先富起来。破天荒的改革引起了破天荒的争议。一些职工联名上书质疑:专家和非专家,差距这么大?!我们认为受奖励的应是大多数人。对此,林左鸣公开复信:黎明就是要建立差异制度,没有差异就没有竞争;谁不服气谁就做出样子来,不然请走开;我们不但要给人才以“现货交易”(对已有的贡献以奖励),还要给人才以“期货交易”(对未来的贡献以奖励)。如,锻铸厂总工程师崔树森现在是5个部级科技攻关项目的带头人,他承担的项目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比如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替代进口节省了巨额外汇;有的获得了国际大奖,比如“整体安装边”设计令老外啧啧称奇,连问“这个圈是怎么形成的”?然而崔树森最大的自豪还是上台去领受“黎明”历史上第一个嘉奖令:“我真是激动啊,和我一起进厂的同事早已走了90%,我不信偌大一个国企就这么完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还守着,终于等到了‘黎明’承认技术价值的时刻。我越干越有奔头,因为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焊工班长郭维林曾有一段曲折。在黎明人气鼓舞下,他憋足劲拿出新的整改方案,研究出了新的焊接工艺,公司领导不计“前嫌”,恢复了他的“劳模、能手”荣誉。人们从郭维林看到了新制度的公平,充分反映了用新制度保证提升人气的重要性。正如公司总经理林左鸣说:“国企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人才,给拥有优秀技术专长的人才以用武之地就是现在‘黎明’的状态。”“黎明”职工传统中“做高素质产业工人”的热望重新被激发起来。如今的“黎明”人忙起来,进技校学技术、岗位培训蔚然成风,讲技术比贡献成为企业时尚。而现实回报“黎明”的,就是走出亏损泥沼,月月赢利。 六、操作参照座标二:管理者的素质决定了企业的水平,要属下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红河卷烟厂的启示 1、关于人的因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如何看待人的因素,红河卷烟厂厂长邱建康论述得很深刻。他说:首先,不要把制度和机制对立起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通常所说的规章制度,另一种就是构成机制的制度。任何机制都是由制度的运行构成的。我们制定的制度,如果不能为机制服务,那是非常有害的。人管人,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法。用制度管人,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避免很多小问题的发生,但同时会制约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一个企业,离开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没有生命力。用机制管人,是一种软性管理,它只告诉员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较少地严格约束。我们提出,“工作的权利在于认真负责”,“做出你的最好水平”等等;我们的管理优秀始终是紧紧围绕建立促使人认真负责、勤奋工作的管理机制。这样,企业各方面的难点,就有很多人主动想办法去解决,有更多的人以不断创新的姿态努力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2、关于分配制度。邱建康指出:红烟管理机制的优秀是内部分配。我们视“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按劳动价值分配。几年来,总是不断地完善分配体制,使其更多地体现劳动技术复杂程度、劳动成果价值程度,并使这些体现不断到位。我们在通常是劳动报酬的工资中加入了对人的投入成份。硬件需要投入,作为软件载体的人也需要投入。在同等生产、效益规模中,红烟的投入相对较少,并实现了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我们摒弃企业内部的承包及记件制的工资管理方式。因为这种管理方式难以较准确地衡量人的劳动价值,我们说承包是没有办法的管理,记件会把员工引向斤斤计较。 3、关于用人问题。很多企业家都有同感:用人难。在现实中,因为用错了人,把企业搞垮的例子比比皆是。红烟的成功,跟用人成功有直接相关。对于用人,邱建康最强调“德”。他说,德是第一位的,才是第二位的,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用人准则。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决定了企业的水平。红烟要求管理者应有奉献精神,必须思想过硬,要为企业着想,为国家着想,应有管理能力和才干。深刻了解自己所管的事,全面认识自己所管的人,要属下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自己必须是个强者。管理者受聘后,一定期间内,我们要对其进行德、能、勤、绩综合考评,考评不合格者立即解聘。 4、关于领导的榜样。成由俭败由奢。很多企业在创业时,大家都能艰苦奋斗,但当企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就开始盛行奢华之风,更有甚者,有的企业虽然严重亏损,但仍大行奢华之风。红烟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每天光效益就是1000多万元。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呢?邱建康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几年前我就开始注意到了。在文件和报告中我多次提出,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也看到了很多企业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企业走了下坡路。要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我自己首先必须以身作则。作为厂长,我要用私车,跟大家一样自己掏钱。这样我已经持续六年了。我们还取消了公配手机,我用的手机是我私人的,也是自己缴费的。众所周知,以雷锋为榜样,才有几代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壮举;以焦裕禄为榜样,才涌现出许许多多群众“信得过”的好公仆、好干部……什么样的领导,他的周围社会有什么样的人物;有正气的领导,他的领导就会提升人气,带出好队伍。从日常工作、企业管理到危机时刻、紧要关头;从困难面前到利益面前、诱惑面前,人人都在看着领导,人人都在寻找榜样。领导怎么做、榜样怎么做,将会对群众产生很大影响;说得好做得不好,就会失信于人。好领导是一个好榜样,好榜样又是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一种导向。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榜样的力量,甚至比任何语言、比任何说教、比任何道理都管用、都好用。在好榜样的影响与带动下,人气会很快提升起来;没有好的榜样,人气也会日渐变坏。 七、操作参照座标三:社会主义企业的任务:一是为国家创造最大经济效益;二是培养造就“四有”新人——五粮液集团的启示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围绕提升人气,也要突出“效益”问题。五粮液集团的决策层认为,判定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到位,不能停留在某些活动已经展开,某项任务已经完成这些表面层次上。而要着重看企业所希望的目标和效果是否真正达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企业的性质决定其经济性为第一位的要素,职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企业的生存发展、经济效益以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和表现。面对这一变化,必须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变“空对空”为“实打实”,紧紧围绕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益来展开。他们认为:“高深的理论我们讲不清,职工也听不懂,只能联系实际来讲”。他们在职工中讲理论,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几个关键问题,让大家结合企业的改革发展、生产经营和自身的工作来学习,加深理解。让职工们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到自己岗位上就是要把生产经营搞好,不把企业生产经营搞上去就要丢掉饭碗;但搞好生产经营还要思想业务素质高,素质不高,生产不但搞不上去,一时搞上去也会垮下来。这样把理论学习与企业和职工的实际情况融合了起来,职工们越学越来劲,越干劲头越大。 2、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严格管理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五粮液集团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既不沿用过去单纯道德教化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代替建章立制,严格管理;又不简单地依靠规章制度的强制性作用来代替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恰当地运用“法治”和“心治”的相互作用,既维护企业的规章制度,又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既教育人,又理解人;既管理人,又成就人;力求二者的统一、协调与和谐,最大限度地满足职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培养职工成为现代的文明人。如某酿酒车间一位女工,因夫妻俩闹矛盾,离了婚。有一天,她心情不好,开航车出了安全事故,她被罚了款,车间还要准备让她下岗。情况反映到厂工会和人事部,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原来这场事故双方都有责任,她先打了铃,然后才启动航车,不料打铃后对方的手仍扒在吊车上,造成了受伤。工会领导批评教育了这位女工,认为她细心不够;又给车间领导指出了工作方法的粗糙和不足,建议不作下岗分流处理,让她继续开航车。不仅这位女工感到心悦诚服,广大职工也认识到工厂不是“治人”,而是为了“树人”。 八、操作参照座标四:企业领导对员工要存有感谢之情——国外企业和富润集团的启示 中国农机企业领导在国外一家农机公司参观时,发现布告栏里贴着一张醒目的退休公告,上面还附有一张6寸照片: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男子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公告下面是公司总裁的亲笔签名。“每当我们的员工退休时,总裁都会亲自写一封这样的感谢信。我们还要举行一次告别晚会,总裁也会亲自出席。”该公司的负责人这样介绍说。这份退休公告在列数这位员工对企业所做出的贡献之后写道:“请你们每一个人和我一起感谢奥尔松40多年所做的工作,并祝愿他有一个健康、幸福的退休生活。”一同去参观的中国农机企业的经理们感慨地议论起各自企业的做法。其中一位企业的一把手深有感触地说:“看来外国企业也会做人的工作,而且还很到位。这样的事并不难办到,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对员工存有感谢之情。看似一封写给退休员工的信,但它对那些在岗的年轻人也是一种激励,因为这是企业对每一个人劳动价值的肯定。企业有我,我心中才会有企业。”浙江富润集团公司是被授予全国纺织工业“双方明”建设优秀企业、国企攻坚突破口的先进典型。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中对“职工离退休管理”明文规定:“职工退休和调离,工会和职工原所在厂、公司要做好欢送工作。职工退休手续办妥后,劳动人事部门要通知工会赠送光荣匾和大红花,并送一份纪念品。”在“离退休职工的思想、生活管理”中规定:“职工离退休以后,仍有参与集团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利和责任。因此,有关集团公司改革、经营、技术改造、管理工作等重大问题的精神,要及时传达离退休职工”。退休,是生命的驿站,它意味着将翻开人生新的一页。一个人能否成功地踏上这条路,需要的不仅是前半生物质上的积蓄,更需要的是奋斗一生后在精神上有所收获和被社会的承认。带着这丰富的人生积累去转折,会给一个退休的人增添无穷力量。一份退休公告,几条退休规定,体现的是企业对员工的牵挂和人气旺盛。对于退休者的感谢之情和温暖管理是对在职者的激励和鼓舞。在这样充满人气的企业里,你能不拼命地奉献吗?!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预测报告重点分析 一、确立一个观念 确立一个观念是指经济预测报告的作者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经济预测报告看成是一篇大文章,要认真对待。说经济预测报告是大文章,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预测报告的作用大。经济预测报告实用性非常强,直接对经济政策、计划、项目的确立起着重要作用,涉及到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直至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第二,经济预测报告包容大。有人以为经济预测报告内容简单,见诸报端者,多为千言左右,因之好写。其实,经济预测文章大都是形小而内丰,小中现大。一篇完整的经济预测报告由现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实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建议(决策的意见)三部组成。这三部分整体组合成一篇,单个分开自成文。从各自涉及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看,现状是经济工作过去和现实活动的情况。规律、经验之总结,是以记叙方式写成的总结文章。预测是对情况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一系列论证形成的议论文章。建议是供决策的意见,是以说明方式写成的决策方案。可谓是三合一后成一统,一分为三自成文。 二、摆正三个关系 现状、预测和建议是构成经济预测报告的三要素,它们组合起来,表达出文章的全部内容。它们的组合是科学有序的,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摆正三者的关系,对正确提炼主题,科学安排结构,准确使用语言关系极大。现状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有人、事、情,有物、数、图,有历史,有现实,是预测的依据,是产生未来趋势的物质基础。预测是现状的客观反映,是现状规律性的必然。现状决定预测,预测来源于现状,缺少哪一个要素,或倒置了它们的关系,文章都是写不好的。建议是作者依据预测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虽然有现状和预测做依据,但更多地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述,只能作为决策的参考,不是决策依从的证据,在文章里,处于次要的地位。只有摆正三者的关系,作者在写作时,才会从搜集资料到运笔行文中,心中有个先后、主次、轻重的衡量尺度,就会找到着力点、落笔点和表述的方向。 三、抓住一个重点 经济预测需要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需要实现行动的正确性、及时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确定预测目的。经济预测报告与市场调查报告、经济分析报告等文章相关程度很大,写作时,有时也会相互兼容。因此,写作经济预测报告时,要使其与别的经济文章相区别,必须体现“预测未来”这一特征。因为它是经济预测报告写作的目的,也是文章的主题。要想写好经济预测报告,必须紧紧抓住“预测”这个重点,在体现和表述这个重点上下功夫,花气力。预测在文章中的表述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炼和确切,常常是用笔不多,费的气力最大,功夫多在文外。为了抓住这个重点,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做好预测前的定向工作。定向就是确定预测的任务,分析预测的对象,对预测的课题或目标做到心中有数。在预测前注意做好定向工作,才能列出可行的预测步骤和计划,保证预测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充分地实现预测价值和目标。 第二,准确、完整、及时地掌握信息资料。信息资料是提炼预测结论的基础,信息资料的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预测的精确度和科学性。收集信息资料时,一是要保证充分优质,二是要认真做好选择、鉴别工作,从而体现预测对象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预测结论的正确性奠定基础。 第三,学会使用正确的预测方法。预测方法种类很多,应根据预测的目的,掌握资料的情况、预测精度的要求以及预测时限、选用适当的预测方法,一不要出于卖弄而故弄玄虚,二不要主观推测,搞占卜之类的唯心主义那一套。只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客观事物的发展中寻找规律,一定会把握预测对象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四,准确、精炼地表述预测结果。预测结果体现在定性、定量、定时、概率四个方面。定性是指即将发生什么事件。定量是指这一事件活动水平有多大等数量方面变化的可能性。定时是指这一事件将在什么时间发生。概率是指发生这一事件的可能性多大。在搞清预测结果这四个方面后,认真分析资料,预测结果会明晰地展示出来,而后再用精炼、确切的语言去表述,表述既要用词达意,又要数语中的,切忌冗长口罗嗦和以词害意。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企业知识管理的重要性 一、知识管理的起因 近20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企业的经营方式、生产的组织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1、全球范围互联网络的形成使得知识与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共享成为可能,这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经营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企业的经营资源,包括资本、原材料、设备、劳动力、知识等,将不再局限于某一部门、地区及国家内流动,而是按照收益原则和价值规律(价格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也会延伸至世界的所有目标顾客。 2、随着本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知识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发明显与重要,知识正在渐渐取代货币资本、劳动力、原材科等有形资源而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最关键性生产要素,企业经营的重点也将由实物经营转为知识经营,企业拥有和能够利用的知识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产出、绩效和竞争地位,从而决定着企业自身的价值。 3、社会消费或使用将由传统的实物消费转为以高科技产品和知识消费为主,知识价值已成为衡量商品和服务有效性的原则。知识价值是由包含在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或是智力密集程度决定的,知识含量越高,产品和服务的知识价值就越高。知识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甚至消失,因为新知识不断地产生和消费者的需求在不断变化。综上所述,现代企业只有实施知识管理,进行企业管理方式的创新,才有利于知识(包括信息)的积累、传播、共享与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自身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中获得新生。 二、知识管理的概念、目标 知识管理是通过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知识共享与创断的企业内部环境,从而实现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目标。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筛选、分类、分析、评价和分配、利用等内容,而知识管理则强调把信息、人力资源、知识、市场与经营过程等协调统一起来,从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管理区别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知识管理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三个: 1、构建全员参与的以知识的积累、生产、获取、共享和利用为优秀的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是指引企业去迎接挑战、利用机会、发挥优势的保证。在以知识为最重要经营资源和主要消费品的今天,衡量企业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识(产品和服务中知识的数量及质量),而不是有形资产或是库存。因此,只有从战略上重视知识这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努力实施知识战略,才是经营管理之本。 2、促进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经营过程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信息、知识与人的认识能力的结合将导致新知识的产生。同时,知识(原有知识和新知识)和信息反过来又会改善企业的经营过程,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3、管理知识资产。知识作为一种资产或是资本,要象对其它经营资源那样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知识资产的管理步骤包括知识资产的分类、评估、投资、新知识档案的集中及知识资产的利用。 三、实施知识管理需要进行的工作 现代企业要摆脱工业经济时代以物质经营为中心的模式,有效地实施知识管理,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缺乏科学性的凭个人直觉、经验进行管理的家长制及缺乏灵活性的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与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官僚制(等级制度)已不能适应知识社会中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要求,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已迫在眉睫,其方向应是利于知识和信息迅速传播、共享和创新的网络状结构。富有弹性的网络结构能够对经营环境与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2、设立知识主管。知识作为一种越发重要的无形资产与经营资源,应有专人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知识主管的职责是营造一个促进信息与知识积累、共享和创新的环境,促进知识集成、生产和利用,并保证知识流向于有助于实现企业目标的部门和个人。 3、加强物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物质技术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企业联系外部的网络、内部联系与交流的内部网络、知识库(内含数据库)及软件系统四个部分。企业拥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就能跨越时空的限制,有效地实现对知识的积累、生产、表示、分类、传播、利用和评价,从而实现对知识(包含信息)的有效管理。 4、完善激励机制。知识的共享和创新往往是一种不自然的行为,原因有二:一是拥有知识就拥有某种“权力”,分享知识则意味着将自己的职位置于风险之中;二是知识创新要承担风险,这是以其人力资本为代价的。因此,要实现知识的共享与创新,就需要有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激励机制。除了奖金、职位晋升等,激励手段还应包括激励作用更大的产权和知识产权。我们要抛却工业经济时代“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因为知识(智力)在现时代也是一种资本,甚至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本。产权激励是配给员工以本企业股票,从而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知识产权激励是授于知识创新者以专利权,通过保护创新者的利益来调动其积极性与创造性。 5、建立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制度。现代企业的经营是知识经营,而知识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通过人的交流与劳动得到体现,这特别表现为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隐含经验类知识,所以说,企业经营的实质是经营人才。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经营效果与市场价值。因此,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学习要实行制度化,并从人、财、物、时、空等方面予以投资和帮助,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这里,我们要改变过去的思维定势,即将培训费用视为投资,而不视为成本,因为成本就必须节约。事实已证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对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目前还处于初级、摸索阶段,企业究竟如何更有效地实施知识管理,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力,还需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无形资产管理思考 一、应重视对无形资产的投入、培育和利用 有关专家认为,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技术、知识、信息、商誉等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比重已愈来愈大,无形资产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在以往传统的工业经济中,主要依赖于资金、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而在知识经济中,则是依赖于知识、技术、信息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今,在企业资产构成中,无形资产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据测算,美国1995年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已高达50-60%。当然,那些“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要靠企业经营者适应经济技术环境精心地设计、开发和培育,它需要大量资金、人力及物力的长期投入,所以说无形资产的本身就是信息、知识、智力和资金的结晶,凝聚着一定的价值。然而无形资产往往具有较隐蔽、难操作、价值构成复杂等特点,很容易受到人们的忽视和低估,甚至造成流失,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一方面要努力建立和维护自身的企业形象,想方设法开发、培育自己的无形资产,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小心地呵护它,不让它受到侵犯,并不断地投入,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在对无形资产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无形资产的利用也至关重要。无形资产必须通过合理使用才能保证和体现其企业资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却是相当薄弱的。例如我国虽然每年有大量的专利问世,但总的专利贡献率还不足世界总数的0.1%。我国科技人员平均每年开发的科研成果约2万多项,有相当一部分已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研究与开发利用严重脱节,加上缺乏推广应用的动力和能力,绝大部分专利和科研成果都只能“束之高阁”,推广率在20%—25%之间艰难徘徊。长期以来,企业资产管理工作也往往侧重于资产实物形态的管理,而忽视了其价值形态的管理;注重对企业有形资产的管理,而轻视了对无形资产的管理与经营。一些企业片面、盲目地追求有形资产的低水平扩张,而不注意无形资产的培育与积累,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实践已经证明,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物质资本实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知识、技术、人才、品牌等无形资产实力的竞争。现如今,拥有一定无形资产并善于利用无形资产的企业,往往就是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比如著名的海尔集团就十分注重企业形象和品牌的宣传和培育,他们在最初生产“海尔”冰箱、“海尔”冰柜的基础上,创出了驰名的“海尔”品牌后,又趁热打铁,相继开发出“海尔”空调、“海尔”电视等系列新产品,并巧妙地利用名牌效应中的无形资产为新产品增值。据悉,海尔集团利用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的成功经验,已被美国哈佛大学选入经典教材之中。 二、加强对人才资产的培养,满足知识经济的需要 人才,是企业资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是管理现代化的优秀,又是管理现代化的保证。具有创造性,掌握和应用知识的智力的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知识经济的竞争,根本上就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发展知识经济,人才是最重要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他还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愈是发达,人才的地位和作用就愈是突出。人才对知识经济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人才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人才对工业经济的作用。人才,已成为未来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知识经济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其发展在于用新的概念全方位地认识和选择人才,不仅着眼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人才和开发人才,而且着眼于管理经营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然而,适应知识经济的创新人才必须依靠教育来培养。教育,是知识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本。目前,世界各国也都把发展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结合知识经济的需要,加强对人才的培养教育工作。首先,我们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不断增加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优先保证教育的发展;其次,要改变教学方法和更新培训内容,要充分应用现代化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由培训技能型人才向素质性型和智能型人才转变,使培训工作紧跟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再次,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使人才通过培训不断更新知识,增强创新意识,防止知识老化,及时掌握新技术,成为高素质的创新型复合管理人才。知识经济的到来,是工业经济时展的必然结果,它同时也向企业资产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顺应潮流,转变观念,乘势而上,努力开创企业资产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应用情商激励员工三性 一、在当今社会,“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我国企业家提出“借力”的命题,即企业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向职工借用力量。这个命题其实就是说明了尊重职工主人翁地位,运用和把握“情商”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们是按照“智商”高低来论述人的聪明程度和事业成功条件的。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戈尔曼出了一本新书,名为《情商能力比智商能力更重要》。该书认为,在推断一个人是否会取得成功的时候,如今关于智力商数的测验远不如人们以前通称为“性情”的那些品质的评价更重要。而“情感商数”——一个人理解和控制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感受他人感觉的能力的大小,才是决定这个人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的关键。“智商”即人的智力商数:智力年龄÷实际年龄×100=智力商数。智商等于100,即标示其智力相当于中等儿童的发展水平;120以上的称作“聪明”;在80以下的称作“愚蠢”或“较笨”。以往人们还认为智商是不变的,因而智商问题很被重视。现在说“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那么什么是“情商”能力呢?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根据试验以及大量的社会实践验证,最早提出“情商能力”这一概念。他认为,情商能力就是一个人感受、理解、控制、运用和表达自己及他人情感的能力。《情商能力》的作者戈尔曼博士进一步提出: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情商能力,而不是智商能力。例如,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会计师,但只有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一个智商能力高的人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婚姻问题的心理学家,而一个情商能力高的人才能营造美满的婚姻。戈尔曼指出,善于处理情绪、能够察颜观色的人,也就是能够用理性控制冲动的人,在社会上比较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容易受情绪的摆布,比较任性,难以与别人相处,再聪明的人也只能陷于孤立的境地,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以往,智力商数在人们的生活的各阶段,都起着主导作用,但最近几年来管理学中悄然兴起的情感商数新论,使智力商数之理论骤然失宠。心理学的最新观点认为:智商对一个人成功的影响只占15%-20%,80%-85%的影响来自其他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感情商数,即“情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五讲”、“四美”,主要体现于对人的尊重。这是以“情商”为基础的。 二、经济师应把握“情商”的理解平衡力 我国古时的韩愈说:“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而欧阳修则更深刻地指出:“喜怒哀乐,动人必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情感是所有这样的感觉:它们改变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并且还伴随着愉快和痛苦的感觉。这类情感有愤怒、怜悯、恐惧等,以及与它们对应的情感。”近年来,许多企业家和社会工作者在接受美国成人教育家卡耐基教育后,都很赞成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85%要靠人际关系,处世技巧。因此,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就是着眼于人自信心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宽容,并汲取了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新成果,使人们成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个人快乐的人。很多著名人物和事业成功者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不少参议员、州长,以及其它许多官员和企业家,都赞扬卡耐基课程的训练,使他们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更深刻,在事业上卓有成就。我国新学科经济师经济学认为,理解平衡能力,是情商主要品质之一。人的情绪(不管是好还是坏)为生活调味,也构成一个人的性格,调整情绪的关键是平衡,即:我们常讲的“理解万岁”!海尔总裁张瑞敏在哈佛讲台上讲:要把一条休克的鱼激活。在中国环境下,关键是要解决给每个人创造一个可以发挥个人能力的舞台,这样就永远能在市场上比对手快一步。可见“情商”的重要性。人们很难控制感情不受冲击,但可以控制其持续的时间。有心理学家曾向400名男女调查过他们摆脱不良情绪的办法,并为研究如何改变不良情绪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在人们试图摆脱不良情绪时,愤怒似乎最难控制。当你在公路上行车被别的车挤超时,你的本能反应可能是“混蛋!”“土匪,差点撞了我!”。有的警察查车时,一辆车逃避检查急速开走。这位警察则抱以“我不能就这样让他跑了!”越激动追得越愤怒,以致造成过度紧张甚至鲁莽撞车。如何摆脱这种愤怒呢?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发泄会使你好受些。研究人员近年深入研究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最糟的办法。大发雷霆会变得激活大脑的兴奋系统,使你的感情变得更难以控制。而心理学家提供的一种较有效的办法是“重新描述”,这意味着有意识地用肯定的眼光重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例如,你可以这样对自己说:“他可能有什么急事”,或者“他大概没有看(听)清楚”。 独自出去使自己冷静下来也是平息愤怒的一个有效办法,特别是在你不清醒思考的时候。不少男人通过驾车兜风使自己冷静下来。但安全的选择应该是运动,例如散步,或者找人聊聊天。最有效的办法是想想对方的优点,找找自己的缺点,不管你选择哪种办法,都要避免继续追逐那些愤怒的想法,你的目标应该是分散注意力。实践证明,懂得宽容他人的人“情商”往往较高。在我们中国,特别强调重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常言道,要把握住职工的思想活动和情绪变化的规律,要运用谈心、家访、关心体贴等方式,把思想工作做到职工心坎里。这是中国特色的“情商”理解与平衡力。海尔的企业文化最优秀的部分是体现对两部分人的尊重:对员工的尊重,对顾客的尊重。张瑞敏说:世界上最无价的东西就是人心了,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要赢得别人的心,只有拿自己的心去交换,这跟谈恋爱的道理一样。因此,企业的领导人永远也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以为可以驾驭他们,如果是这样,就会出大问题。海尔对员工的口号是“赛马不相马”。你是一个普通工人,但你的命运不是领导赐予的,而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对顾客的口号是“真诚到永远”。企业必须首先对顾客真诚,才能换来对企业的真诚。海尔近几年先后兼并了18家亏损企业,全部扭亏为盈,靠的都是对人心的重视。所以,海尔人说盘活资产首先要盘活人,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三、经济师要运用“情商”提高公关能力 只要是健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清楚明晰地了解自己和自己情感的力量(即使不能绝对地加以了解,至少也可以部分地加以了解),因此他可以使得他少受情感冲动的束缚。感情自我调整的品质是延缓冲动的能力,它对于事业成功具有十分的重要性。曾有研究人员拿糖果分给一群4岁大的儿童。对他们说,如果谁马上把手里的糖果吃掉,那就再也不能得到糖果了;如果坚持到两个小时以后不吃的话,就可以再得到一块糖果。实验一开始,一些儿童便迫不急待地把糖果塞进了嘴里;另一些儿童则意志坚定,想尽办法转移注意力,最后终于得到了奖赏。实验的有趣部分还在二三十年后,对这些“吃糖孩子”所做的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幼年时代的表现和他们日后的发展与成功有很大关系。能坚持下去最终得到两块糖果的孩子,长大后往往适应能力较强、人缘好、有进取心、自信心高,个性也稳定可靠。而经不起头一块糖果诱惑的孩子比较容易灰心,个性往往倔强、孤独,不大能够承受压力,喜欢回避挑战。我国有句俗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抑制冲动的情商能力是可以通过实践修养而得到开发的。当职工面对某种诱惑或困难时,经济师应注意提醒他们想想长远目标和国家与集体利益,乃至自己家庭的长远幸福等。控制冲动,始于思维,现于语言。激动时无论任何人声音都会升高;心情不好时,声音会低沉。比如,有的人在威胁别人时,故意把声音压低,为的是向对方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很镇静的。”再比如,常听人说吵架时声音大的人占上风;但想说服人的时候,大声反而引起相反效果。因为越是大吼大叫,对方听起来越觉得那是强迫式的,即使明知有道理,也很容易引起反感的情绪。这就是情商的缘由。心理学家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例如,有一个试验中心聘用的研究人员都是最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他们之中最杰出却不一定是智力商数最高、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人。相反,实验中心的“明星”是那些品质、性格及能力方面有许多优点的人。当实验中心遇到困难时或着手进行某项创新时,往往是他们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网络,获得最快最多的信息。 当他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们立即就会得到援助。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尽管智力商数高于前者,但是由于情感商数较低,所以当他们求助于人时,需要等上几天才能得到答复。美国一家领导人才研究中心对一些智商很高的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从幼年时期被视为有远大前程的神童,成年以后,并非像早先预料的那样功绩赫赫,共中主要原因是情感商数一直较低,特别是他们不善于和别人沟通,不善于打通人际关系。由此可见,是情商而不是智商使人有了“杰出”和“平庸”之分。研究人员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大约有90%是通过语言以外的途径进行的,而越擅长体会动作语言的人,工作和人际关系越圆活。许多企业的人事部门发现,人们可以靠智商找到工作,但能否获得提升则主要是靠情商,即能够与同事融洽相处、善于协调组织的人,比那些独来独往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天才更可能获得必要的合作,以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这对于我们经济师在企业管理中的成功是很有意义的。人际交往中,情商高的经济师特别注意说话看对象。所谓“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撇开它的贬义,就是说要看对象,“有的放矢”,而不能“对牛弹琴”。人的性格之不同,有如其面,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谈话方式,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比如有的人喜欢直率,就不妨快人快语,直截了当;有的人比较腼腆,或虚荣心强,就要婉转一些。情商高的经济师说话符合思维逻辑,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决不会不分轻重先后,语无伦次,东一锤西一棒。说话能从别人感兴趣的话题入手,逐步引入正题,特别能选择对方感兴趣的话题,以提起对方的兴趣和好感,然后再陈述自己要说的主要内容。 情商高的经济师说话考虑时间、场合,考虑以何种态度、何种口气、按什么顺序进行。这样就能更好地让别人了解自己,理解自己,喜欢与自己交往,这是办成任何事的第一步。一个情商较高的经济师所做的每件事,即使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赋予它生气。如果一个人“智商”虽高,却是死气沉沉的书呆子,绝对吸引不了别人的注意力和钦佩。在说话和办事中,要把生命的活力流露溢表。与人交往中要作到微笑自然,目光有神,亲切大方,效率高,节奏快,握手得体又热情。情商高的经济师对他人的问题、困难与兴趣,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因此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这便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你尊敬他人的情商所带来的直接效应。这种效应是企业充分发挥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管理创新的基础。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科学精神理念研究 一、高度概括了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精神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宽泛的范畴,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不同的界定。有的从历史角度,在主体论、认识论、科学观三个层次对科学精神进行界定;有的主张从科学、科学家与科学精神的关系角度理解科学精神;有的主张从反科学思潮这一现实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精神;有的主张从文化角度理解科学精神。不论哪一种解释,他们都是从某一角度、观点出发来理解科学精神。而同志关于科学精神的重要论述,则是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制高点上,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这个根本出发点提出来的。同志明确提出:“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②并且第一次阐述科学精神的内涵的“四个就要”,即“弘扬科学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科技发展和各项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研究和反复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前进;就要热爱科学、崇尚真理,依据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决策,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就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努力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武装自己;就要甘于奉献、攀登高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切智慧和力量,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艰险,始终勇往直前。”③ 同志第一次把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纳入到科学精神中去,并赋予了科学精神以新的内涵。他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科学精神的第一要义,作为科学精神的灵魂统帅着其他三个方面。也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探索求知,才能崇尚真理,才能开拓创新。这些观点,既继承了前人,又赋予了新意,这是同志的一个创造,也是我党对科学精神涵义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对科学精神涵义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求真务实就是要有探索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同志不仅要求我们求真务实,还要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是一种科学态度,能不能做到求真务实,还必须开拓创新。开拓创新是一种高昂奋进、永往直前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④首先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始终不渝地高举伟大旗帜。 只有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做到求真务实,才能发现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其次,开拓创新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永远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改革开放。再次,开拓创新就是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创新。”⑤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第四,开拓创新就是要有永不自满,永不停留,不断开拓,不断前进的精神风貌。最后,开拓创新就是要有不怕困难,正视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状态。总之,求真务实与开拓创新是科学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求真务实,才能达到开拓创新。因为任何一项工作的开拓创新,首要条件是求真务实,不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只有开拓创新,才是真正的求真务实。因为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开拓创新就是以求真务实为根本目的,不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就必然是无的放矢。所以,求真务实与开拓创新是科学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其本质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同志才把求真务实与开拓创新作为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 二、全面理解科学精神 第一,从“科学精神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为指导”这个根本上加以理解和把握。科学精神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科学精神的弘扬必须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学精神就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工作。”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思想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⑦总之,只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科学精神就一定会得到弘扬,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走向胜利。 第二,从弘扬科学精神是全党和全社会的任务的高度上加以理解和把握。有的同志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的事,主要是靠科研部门,我们是具体工作部门,是从事具体工作的,是从事一些非科学研究工作的单位,似乎讲科学精神离我们有些远。这些认识是不对的。党和全社会是由各级组织组成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学家身上,还体现在千千万万劳动者身上,弘扬科学精神,决不是哪一级领导,哪一个部门,哪一些人的事情,而是全党、全社会、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神圣使命,更是每一个劳动者的神圣使命,全社会都来“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形成在全社会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气氛。”⑧“科学界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⑨ 第三,从弘扬科学精神是新时期全党全社会的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的任务的高度上加以理解和把握。同志提出的科学精神的要求,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全党、全社会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根本性、基础性的任务。指出“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础性。”10“根本性和基础性”说明科学精神的弘扬是一个长期的、经常性的过程,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全党全社会长期奋斗的长抓不懈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当前搞好全党全社会的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而且要将科学精神的弘扬作为“根本性”、“基础性”的课题,经常讲,长期抓。不仅我们这一代讲、抓,同志要求我们“尤其是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科学教育,使他们从小就养成科学观念,逐步培养起科学精神”11,使科学精神代代弘扬下去。 三、弘扬科学精神的现实要求 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已经深入亿万人民内心世界的情况下,同志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弘扬科学精神应具备哪些条件呢? 第一,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有敢字当头,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科学精神对我们的第一位的要求是敢字当头,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指出前人的错误。如果大家都躲在前人的荫庇之下,靠背本本稳稳当当过日子,那还谈什么开拓创新?为此,同志明确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决不能墨守陈规,裹足不前。”12“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13 第二,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勤于学习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弘扬不仅要有“胆”,更要有“识”。同志指出:“学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就是十分重要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邓小平同志,都十分注重了解和学习科学知识,并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新突破来发展和完善理论。1883年,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曾经写道: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不管它是否已经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14这也正是马克思成为我们坚持科学精神的光辉典范的根本原因。 第三,要求我们每个人,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在工作中运用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不但要有胆有识,还要有方法。这些科学的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同志指出:“在处理一些涉及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时,要听取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参考。”15面听取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意见和建议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方法。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讲座,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而葛洲坝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等无一不是听取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意见而决定下来的。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营销创新的重要性 一、确立市场经济下营销“黄金原则”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沿袭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与短缺供给在人们头脑中牢固形成的买卖原则是很难退位的。其根本是消费者只能被动地适应生产者。正如西方那一个古老的黄金原则:“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这个黄金原则是几千年来西方人的行为准则,它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相似。就如何做人来讲,上述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营销观念恰恰与这个传统黄金原则不同。国外有的营销专家把营销原则比作新的黄金原则。这个新的黄金原则是:“你要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待他们”。用我们习惯了的话说白了,就是要满足用户需要,为用户(消费者)服务,把消费者当作“上帝”。现代营销的观点认为,传统黄金原则违背营销观念,因为传统黄金原则做了一个假定: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这是从感情方面来讲的,恰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道理那样。而根据营销的观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消费结构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观念、需求、价值观。所以,市场经济下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以满足别人所希望、所需求为原则。 传统黄金原则的优秀是以希望别人怎样尊重你,你就怎样尊重别人,但这并不是说营销观念就不尊重别人。营销观念更强调地认为,尊重别人是重要的。但营销观念提醒我们必须下功夫搞清楚:别人观念中的“尊重”所包含的意思可能有很大差异。别人的观念可能因为他们文化背景及消费层次的不同而不同。说营销是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它包含的重要意思是根据消费者的文化与消费标准满足他们。营销观念认为,消费者需求并不是根据销售者的观点就能简单推测出来的,况且,消费者需求往往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市场经济中的销售者需要深入反复地调查研究消费者需求,发现消费者需求。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要的消费者也不愿意要,我们想要的消费者也想要,更不是我们生产什么消费者就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服务消费者就接受什么服务。现代消费已经不再遵守著名的“4P”营销原则(即价格、商场、产品和促销)了,而是变成了新的“6C”,即成本、渠道、便利、公关、顾客和消费者。这种结构转变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消费者也当作销售动力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对人类以及人类在广告和营销刺激下的行为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网上消费超级市场的兴起,为消费者展示了十分广阔的选择余地。作为企业生产者,我们所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是不能简单推测的,是复杂的。对我们生产和销售者来说,它往往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需要我们生产和销售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发现消费者需求;要像消费者所希望、所需求的那样对待他们。 二、探索营销创新的“三条线管理”原则 营销观念变革的产物是营销创新。因为营销创新是一个企业能否抓住商机持久发展的重要环节。一切产品都必须通过市场营销获得效益,围绕市场实施经营战略调整。“三条线管理”是当前企业推进营销创新的有效做法。所谓三条线管理,即在营销系统全面实行“物流一条线,财务一条线,营销一条线”。物流一条线:就是配送中心建立在市场和生产之间,并保证合理的存货,真正以市场为龙头,以销定产。一改过去生产计划凭感觉,市场信息滞后,造成产品积压的状况。配送中心也不再仅仅是“保管员”,它已经成为市场产品的信息流,能加强物资监控,有利于市场开发。财务一条线:就是财务系统直接进入市场前沿,及时掌握产品流向和资金动向,在更多的范围内变结算为预算,让财务管理管出效益。应向区域或分公司派出会计经理和财务人员,所有财务人员统一由总公司财务部直管,从而保障提高资金利用率和投资效益。销售一条线:就是营销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市场、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下达营销硬性指标,把应收帐款不断地减下来,把库存产品不断地降下来,限定最大库存量不能超过上月销量的二分之一(或适当比例)。 销售一条线还必须包括优质售后服务。以目前家电企业中荣事达集团推出的“红地毯”服务模式为例。“红地毯”服务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它有别于一般的服务模式,把以人为本,从企业内部延伸到企业外部,目标是以消费者为服务对象,让消费者满意。在荣事达集团收到消费者众多表扬信件中,有一封上海用户来信说:“作荣事达用户,心情很好”。这封信告诉我们企业为用户服务不仅要保证产品的正常使用,还要让用户心情很好,这正是以人为本的“红地毯”服务模式的主旨所在。始于荣事达集团上门服务铺开红地毯的服务行为意义深远。这不仅强化了“红地毯”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而且呼唤起消费者的“主权”意识。我们看到迎接国外贵宾时,往往铺着红地毯。它寓意尊贵,象征热情。企业实行“红地毯”服务就体现“尊用户为上帝,视用户为贵宾”的服务宗旨。“红地毯”服务的行为规范严格规定了服务人员必须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递上“致歉信”,套上“进门鞋”,铺开“红地毯”,这些都体现了“红地毯”服务尊重用户、为用户着想、让用户“心情很好”的以人为中心的服务思想。 三、实施客户资信管理原则 我们很多企业对于一句商业格言都有同感:“客户既是企业最大的财富来源,也是最大的风险来源”。所以,要搞好企业营销,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利息损失,首先就是要对客户进行严格的资信管理,使客户真正变成财富的来源,而不是灾难的来源。进行客户的资信管理,必须重点抓好两个要害环节。一是抓好客户管理的基础工作。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客户信息管理工作都无法满足对客户进行风险控制的需要,许多企业还停留在各个业务部门或业务员单独管理客户资料的阶段。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客户信息不全、分散、陈旧。由于客户信息管理是一项费时、费力而且繁琐、细致的工作,又不能直接见到效益,因此往往得不到企业领导的充分重视。 这种状况也使一些企业宝贵的客户资源变成了某些业务人员个人的资本,一旦发生营销业务员跳槽或与企业出现利益纠纷,轻则带走客户关系,重则与客户内外勾结,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有的企业就由于某个重要的销售人员将自己掌握的几十个重要客户的资料和关系带到了另一个竞争对手那里,结果造成该企业销售额大幅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防止由于营销业务员带走合同和发货单据,而造成客户拖欠的账款变成了坏账,而无法追回的问题。二是抓好对客户信用评估。尤其是重点抓好对有赊销业务往来的客户进行严格的资信调查和信用评估。这是一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业务,必须由企业内部专门设立的机构和专职人员完成。规范的资信调查可以由企业自己完成,也可以委托专门的资信调查机构完成。然而现在存在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许多企业管理人员往往宁肯花几千元请客户吃一顿饭,也不愿意花几百元对其进行一次必要的资信调查,照此下去一旦真正出现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就十分严重了。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自然资源价值观研究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亦如此。然而,自然资源却是稀缺的和有限的,特别是矿产资源,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可再生性,其储量随着人类的不断消耗而越来越少,最终将被消耗殆尽。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最终将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素以“地大物博”而著称于世,自然资源品种齐全,储量丰富,是世界三大矿业国之一,45种主要矿产资源探明储量的潜在价值居世界第三位。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贫穷的国家,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80位。 据有关专家就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建设保证程度的论证,到下世纪初可以保证需求的矿种占三分之二,到下世纪中叶,能保证需求的只有七分之一。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将会日趋突出。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资源消耗的步伐加快,资源供应日趋紧张。更加严峻的现实是,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商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格体系,使得资源在开发利用中缺乏应有的价格激励机制,再加上不健全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落后的生产工艺等原因,导致了滥采乱伐、浪费和破坏资源的现象严重。例如: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0%,矿产资源平均开发利用总回收率只有30%-50%,这更加剧了我国资源的稀缺程度。 资源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以保证国民经济协调、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改变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的现状,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改革现行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制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资源价格的改革,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无价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自然资源是大自然多少年来物理运动、化学反应形成的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在没有得到人类的开发利用之前,就具备了其自身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使用价值,而它的价值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才表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采猎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仅限于地表上有限的一些种类,这些资源多数在有限的需求量面前通过自然力的作用能够得到恢复。 于是,这一时期自然资源表现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自然物,自然也就表现为没有价值。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化步伐加快,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猛增,开始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地开采,使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量也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在这一时期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仍然是靠自然力再生的物质和多少年来形成的自然物质的储备,可以直接取自于自然界,不需要人类付出具体劳动就自然形成或自然存在的“纯自然物”。 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资源仍然表现为没有价值。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工业文明时期,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过量消耗,不仅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导致了资源的严重危机。现在单凭自然力作用生成的自然物资和自然物质的储备再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为了保证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投入劳动来保护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再生和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再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以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由于现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再生产过程需要伴随人类劳动的投入,于是整个现存的资源(不管过去是否投入劳动)都表现为具有价值。 因为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现在这种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中人类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自然资源表现为具有价值的时期,我们就应该彻底摒弃“资源无价”的传统观念,树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明晰资源的产权,对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以合理的价格形式表现其价值量的大小。这样不仅能使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体现,同时也能通过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促使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合理的资源价格要以开发利用为社会增加财富来计算,随着人类对其资源认识的提高和人们对其依赖性程度的提高,其价格应相应地提高,这有利于激发人们对现有资源利用新途径的开发和研究,提高其利用效率;资源价格不仅受自然丰富程度高低的影响,而且还应与其耗竭程度来计算,随着耗竭程度的提高,其价格应相应提高,以促使人们积极地保护资源,加大投入,以促进资源的再生,保证永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资源价格应随其稀缺程度的上升而提高,有利于强化人们珍惜资源的意识,促使人们合理地开发、充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提高;资源价格还应随着供求变化而适当调整,有利于人们自觉地节约资源,导致资源需求量的相对减少,同时也可刺激人们使用代用品,发展新技术,创造新产品;资源价格还应随着开发条件的难易程度而调整,这样有利于矿产资源的深度和难度开发,有利于贫富矿兼采,提高资源的回收率。综上所述,确立正确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观,推进资源价格的合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前提条件,是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资源耗竭问题的有效途径。 经济师论文:新时期经济师成功的关键性 一、“共患难”之情,能在职工心中树起丰碑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当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重要课题。美国著名成人教育家卡耐基说:管理是“透过人来管理”的。他强调:要达到成功,必须获得工作人员的乐意合作,共同来追求期望目标。这个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者也很有启发。河北滦南乳品厂厂长于翠云,39岁英年早逝。看一看工人们自发为于翠云送行的悲壮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看了这样的场面会明白,什么叫哀荣,什么叫虽死犹生,什么叫社会主义企业家。1999年1月27日,上午10时。一辆披着黑纱的灵车,在低沉悲恸的哀乐声中,从滦南县西张土坎村缓缓开出。2000多村民,口碑载道,泣不成声。灵车驶进滦南乳品厂大门口。寒风里,全厂职工胸戴白花,早已整齐地列队站立院内,眼含热泪,凛冽的北风吹拂着灵车上的黑纱,更撕碎了每个职工的心。副厂长汤瑞巨这条硬汉子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撕心裂肺地朝灵车呼喊:“厂长啊,你睁开眼看看吧,这是你洒满心血的乳品厂啊!”这声呼喊,职工们内心的悲痛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时间哭声震天。于翠云1月26日去世,半年多以后,乳品厂职工们还未间断地到她的墓地敬献鲜花。工人们为什么哀挽于翠云?因为她受命于危难之中,拼死救活了这个差点破产的企业,让工人过上了好日子:1994年3月,34岁的于翠云被任命为滦南乳品厂厂长。于翠云的就职演说很简单,“工友们,兄弟姐妹们,乳品厂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没有乳品厂。厂亡了,我们就没有家了……今后我于翠云要与大家生死与共。我们要绝路逢生,只能进,不能退!我坚信,只要我们攥紧一个拳头,乳品厂一定会兴旺!”苦干了5年。5年巨变。乳品厂累计实现利税840万元,上缴国家税金247万元,上交乡镇企业局管理费45万元,支付工人工资353万元,发放养殖户奶款2789万元。现在,乳品厂98名职工,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大部分职工在乡下建起了现代化的住宅,近40名职工在县城购了新楼房,55名职工购买了摩托车,45名女职工全都戴着上乘金首饰。乳品厂职工走在街上扬眉吐气,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恩人于厂长。在癌细胞大面积扩散的病危中,1998年11月22日,于翠云饱含深情地向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十年艰辛,无论企业顺利发展还是遭受挫折,我都视厂为家,誓与工人同欢乐,共患难。对此,我至今不悔……实践告诉我,一厂之长难当也好当,只要以厂为家,两袖清风,一步一个脚印,就没有干不好的事业……于翠云走了,但她还活着。她的精神永存!“……英年早逝,天理不公,无限痛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万人敬仰……”这是于翠云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职工们自发地为于厂长立的碑。立碑那天,职工们再次痛哭,旁观者无不落泪。这在滦南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也不多见。石碑是有形的,于翠云厂长以短暂而光彩的人生,在职工群众的心中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的博大丰碑。贝多芬有一句名言:“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于翠云就是这样的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职业经济师,需要像于翠云这样以厂为家,誓与工人同欢乐、共患难。 二、“以人为本”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动力源 朱基同志指出:“十五届四中全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在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在于企业领导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在这个“素质和水平”中,“以人为本”应是重中之重。同志早年就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邵瓦布说:“我认为能够鼓舞人们热忱的能力是我最大的资产,而激发出人们内在的能力就靠欣赏和鼓励。”用我们当今的话来讲,以上的论述叫作“以人为本”。让我们从广东移动通信公司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的实例中,来认识“以人为本”的威力。从1987年11月18日,广东邮电开通我国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以来,移动电话用户继而突破100万户、200万户、300万户大关,1999年7月28日,突破500万户大关,总用户数占全国的1/6。在全国移动通信行业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该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刚在谈到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时说:概括地讲,就是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迎接挑战,争创世界一流移动通信运营公司”。内强素质就是要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素质,提高人才特别是管理者的素质,在企业内部完全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强素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实施“以人为本”的战略。充分发挥人的潜能,知人善用,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一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的用人制度和企业激励机制,通过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在公司中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勇者进,懦者退的竞争新局面。而外树形象更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树立公司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这要求我们一要有优质的网络形象,二要做到服务永无止境。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提高网络质量,在开机、使用、交费、维修等各个服务环节提供高质量服务。同时,更重要的是把移动通信推向多媒体时代,以便为广大用户提供理想的个人通信服务,真正实现人们自由自在沟通的梦想。“以人为本”使广东移动通信公司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以人为本”是所有企业管理者成功的动力。正如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的:“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只要保留我的组织。”也如通用电器公司一位副总裁说的:“我们的成功,在于有高质量的职工。”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者和广大经济师更要深刻领会邓小平指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因为“以人为本”是企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成功的动力源。 三、多与职工交谈,可增长领导者的才干 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在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在稳步增长,就连很一般的经理也有出色的业绩可以炫耀。而现在则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站稳脚跟。该刊在《百舸争流,显尽英雄本色》的连载文章中报道说:当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打开他们的圣诞节包裹时,许多孩子为发现令人瞠目的3D电脑游戏机而兴奋不已。除了感谢他们的父母之外,他们还应该感谢何国元和他那很少有人知道但正在快速发展壮大的公司——ATI科技公司。何是一个48岁的中国移民,他已经把位于多伦多郊外的ATI公司发展成为电脑行业中最炙手可热的3D芯片制造商。随着戴尔、康柏和IBM加入到他最大的客户的行列中,公司销售和收入剧增。更有甚者,何享有这个已经过热的市场的33%的份额,是对手英特尔公司所占市场份额的4倍多。ATI成功的决窍是在一个产品周期盈利决定一切的行业中不断更快地采取行动。通过使用双倍的工程技术人员从而在生产过程中保持源源不断地推陈出新。何国元已经能够把他的周转时间缩短一半,达到9个月以下。正当3D图像在因特网上大量增加时,何已经赶着推出一个第二代的版本了。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何国元成为“奇才?”细究起来也很简单。何在中国大陆长大成人,家境贫寒。对于声音柔和、外表年轻的他来说,用自己的睿智使公司崛起是了不起的进步,他在香港为诸如数据控制公司和飞利浦这样的公司工作了9年后,于1985年来到加拿大,在一个多伦多的汽车修理厂内创立了ATI公司。公司于1993年挂牌上市。现在,有1600名雇员为他工作。他总是与尽可能多的职工进行交谈,对职工谦恭可助管理者的事业成功。然而有的经济师认为市场经济只讲价值和交换,不需要讲谦恭。让我们看一看戴尔•卡耐基关于这方面的建议:(1)与人交谈时,注意倾听。莫采取厌烦的态度,或让“我知道”的表情闪过你的面容。(2)不要打断别人的话。让他把话都说出来,哪怕他是在抱怨。如果你打断他,便是暗示他所说的不值得倾听。(3)如果说话者的陈述有误,决不要断然地反驳他。若是必要,等他说完后,再告诉他。(4)切莫自以为了不起。决不可让说话者或你的友伴,觉得在各方面都不如你。他不会认为自己较差,但假如你显出你以为他较差,他就会对你不满,就算你有优势,他也会将它归于你的运气,而非你的能力。(5)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个匆忙的时代。若是有话说,就快点说,说了重点就停下,也给别人一个说话的机会。(6)假如自己错了就道歉。这几条究竟能不能对我们有所裨益,不防自己用实践来验证去。 四、“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一些企业家成功的宗旨 不仅我们中国人知道主席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连国外一些有志于事业成功的企业家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商业宗旨。且看,从美国归来创业的华人投资银行家汪潮涌的实践。汪潮涌1993年进入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当时年仅30岁,1995年至1998年5月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是华尔街上最年轻的驻外首席代表。以如此年龄在华尔街上获得如此地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华人中尚无出其右者。此前,1987年,他23岁时,就进入著名的大通•曼哈顿银行;26岁时进入标准普尔公司,成为这家世界著名公司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高级职员。当人们问及汪潮涌:你的年薪是多少?他说,我的年薪不算低。不过,在摩根•士丹利年薪在200万美元上下的有300多人。在汪潮涌谈及事业及个人成功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记得刚到大通银行上班时,我们的一位粗通中文的主管就让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名话翻译成英文,要求我们每一位雇员对顾客都要有这种精神。我觉得这么说是不过分的:正是这种精神,为硅谷进而为美国的高科技提供了最深刻、最有力的支持。也正是由于“情商”的启示,促使汪先生“有一种强烈的念头:我应该回(国)来创业!”他说,我的辞职是有一点戏剧性的。那天是1998年4月29日,我陪着摩根•士丹利的全球总裁约翰•麦克受到中国一位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出来以后约翰•麦克很兴奋,说中国市场大有可为,当然也说了一些我前途无量之类的话。这时我对他说:“很抱歉,我准备向您辞职了。”他十分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说:“在中国有了更令我感兴趣的事情。”他很真诚地挽留我,但我去意已决,很快就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从华尔街归来的汪先生受聘为我国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投资银行业务顾问,并在北京注册了一家投资银行咨询公司。他说:中国的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势在必然,作为一个金融业的创业者,我就做一颗探路石吧。同志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对人的热情、关怀、爱护、尊重和服务,决定着一个经济师和所有企业管理者以及每个担任领导者的“情商”。又如莎士比亚说的:“它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Hewasnotofanagebutforalltime.)。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情绪控制分析 面对困境,要情绪稳定 报载: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这个摔倒了的企业巨人,经过转换经营机制,大胆改革,实施“优质低成本”战略,尽管钢材价格连续几年低迷,三年来其利润却逐年翻番:1997年在1996年亏损1360万元的基础上实现利润2120万元,1998年实现利润6080万元,1999年实现利润1.2亿元,资产保值增值率为111.35%,净资产利润率为5.33%,产销率100%,货款回笼率100%,一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居全国钢铁行业之首。可是,谁敢想象这一辉煌的取得是何等的艰难?1997年詹先礼“出山”。涟钢的积弊之多,已到了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地步了。詹先礼深知这场没有麻醉剂的大手术必定给涟钢人带来震惊和痛苦,每一刀下去,都将牵动涟钢敏感的神经。然而,他坚定不移地要动大手术。过去涟钢医院500多张病床还不够用。每人拿一个本子,家属、亲戚朋友、七姑八姨都可看病,挂5分钱号领几百元钱药,医院门口排起了长龙,好药一到一抢而光,每年公费医疗费用达2500多万元,且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詹先礼在企业体制改革和推动福利商品化改革的同时,将原来的劳保医疗制度改为保险医疗制度。詹先礼向涟钢旧体制实施“外科手术”的第二刀,就是雷厉风行精简机构,大力实施下岗分流,先后共精简处级机构和直属二级单位24个,科级机构60多个,精简机关管理人员近30%,清理顶替计划外用工、下岗、内退、轮岗培训员工达5000余人。紧接着,他又推动了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实施全员劳动合同制,建立竞争上岗和按劳分配的机制。废除论资排辈,公开招聘处级干部和管理人员,废除年终分红见人有份的平均主义做法,各单位严格按年度利润核发奖金。同时增加关键岗位津贴,拉开能者与庸者的收入差距。改革如暴风骤雨般进行。然而,观念的转变是一件多么痛苦和艰难的事情。当改革涉及每个人利益的时候,很多人想不通,人们把过去象征性收费理解成是“国家关心职工的福利”,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000多人联名上书,告到湖南省纪检委,告到省长那里,甚至集体辞职,游行示威、罢工,把公司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几十辆货车把厂区公路、火车路口赌死,使整个公司处于瘫痪状态。不让詹先礼吃饭、喝水、上厕所,并派出10个代表与詹先礼对话。詹先礼心态平和,耐心细致地谈心交流,没有使自己的情绪变得不可控制。改革是一次痛苦的涅磐,新机制取代旧机制改革必将引发人们新老观念的大冲撞。然而,没有坚定的信心、稳定的情绪、平和的心态、清醒的态度是无法取得最后成功的。 面对挫折,要心平气和地与失衡对抗 在《中国企业家》杂志评出的1999年十大焦点人物中,有人说,姜伟对企业界最大的贡献,是总结出飞龙集团的20大失误,但今天的“伟哥开泰”事件不知是不是姜伟的第21大失误。激情是使航船扬帆的骤风,但往往也使航船沉没;但是没有风,船就不能前进,为了不使人生的航船沉没,我们经济师要学会控制激情。潮起潮落,冬去春来,夏末秋至,日出日落,月圆月缺,雁来雁往,花开花谢,草长瓜熟,自然界万物都在循环往复的变化之中,谁也不例外,情绪会时好时坏。这是规律,人们应当识破天机。当我们每天醒来时,不应再有昨日的心情。昨日的快乐可能变成今日的哀愁,今日的悲伤又让它转为明日的喜悦。这就好比花儿的变化,今天绽放的喜悦也会变成凋谢时的绝望。然而我们切不可过于简单地看待这些现象。因为今天凋谢的花儿蕴藏着明天新生的种子;今天的悲伤也预示着明天的欢乐。这道理早在几千年前老子就告之人们: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既然知道了我们必须要学会控制情绪,那么,怎样才能控制情绪,以使每天卓有成效呢?除非你自己心平气和,否则迎来的又将是失败的一天。花草树木,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生长,但作为人来说却可以为自己创造“天气”。关键是要学会用自己的心灵弥补气候的不足。设想,如果我为他人带来风雨、忧郁、黑暗和悲观失望,那么他们就会相应地报之以风雨、忧郁、黑暗和悲观失望。相反地,如果我们为他人献上欢乐、喜悦、光明和笑声与希望,他们也会相应地报之以欢乐、喜悦、光明和笑声与希望。在一个共同生存的环境里,无疑增进了友谊气氛,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社会前进。曼狄诺告诉人们弱者任思绪控制行为,强者让行为控制思绪。每天醒来,当自己被悲伤、自怜、失败的情绪包围着时,我就这样与失衡对抗:沮丧时,我引亢高歌;悲伤时,我开怀大笑;病痛时,我加倍工作;恐惧时,我勇往直前;自卑时,我换上新装;不安时,我提高嗓音;穷困时,我想到未来的富有;力不从心时,我回想过去的成功;自轻自贱时,我想想自己的目标。 面对失败,要积极主动地平衡情绪,掌握命运 有人认为,胡志标可能是1999年商界最大的失败者,历经了债务堆积、广告停播、股东危机、法院封楼、员工离开等一系列打击后,红极一时的爱多终因欠巨额债务而陷入困境。很多人在诊断爱多,有人说股权纷争引发高层内讧,有人说信用危机导致众人反目,也有人认为爱多最根本的症状还是“标王病”——用数亿元广告费速成一个名牌,几年内造出一颗“超新星”。这种企业的结果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爱多的一切弊病都是由高速扩张引起的。刚过而立之年的胡志标心比天高,敢作敢为,但市场不欣赏违背规则的游戏者。《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时哭诉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闺中女儿惜春暮,悉绪满怀无着去……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葬花辞》为我们翻开了当时那个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的历史一页,使我们看到了在那样的特定历史时代,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贵族少女有着怎样的生活、思想、痛苦、反抗和追求。但是她那种浓厚的悲观情调和感情色彩的无可奈何哀怨情绪,则是今人不可取的。曼狄诺告诉我们:自高自大时,我要追寻失败的记忆;纵情享受时,我要记住挨饿的日子;洋洋得意时,我要想到竞争的对手;沾沾自喜时,不要忘记了那忍辱的时刻;自以为是时,看看自己是否能让风住步;腰缠万贯时,想想那些食不果腹的人;骄傲自满是,要想到自己怯懦的时候;不可一世时,让我抬头,仰望群星。我们要宽容怒气冲冲的人,因为他尚未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我们就可以忍受他在火气头上的指责和辱骂——因为知道他明天会改变,重新变得温和。我国古代“负荆请罪”的将相和故事是多么发人深省啊!我们不能只凭一面之交来判断一个人,也不因一时怨恨而与人绝交。要努力领悟人类情绪变化的奥秘。对于自己千变万化的情绪不能听之任之。我们知道,只有积极主动地平衡和控制情绪,才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把我的体会与做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当东方太阳正在升起的时候,你站在镜前梳理的时刻,你完全放松自己,满面笑容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用干脆的声音说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一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心里默念着:我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我就是自己的主人!面含微笑,迈开轻盈的脚步,踏上今天的征程去创造辉煌!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情商管理研究 情商造就了百万富翁 肯定“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个结论非常正确。我还认为它的内涵是:情商滋润了人们心田的绿茵地,绿茵地撑起了百万富翁。在近期出版的《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中更可以清楚看到。该书中被突出地论述到“能力测验、学习成绩与经济成就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主要靠“创造性、脚踏实地、敢于冒险、勤奋工作、诚实、自我约束、善与人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对全美国1300名百万富翁跟踪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得出的。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卡内基中心》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时的研究对象尽管仅为百人,但职业范围很宽,囊括了全美经济、政治、科技、文艺等领域的100个著名的成功人士,研究的课题是他们的成功究竟得益于专业知识、技能,还是什么别的?研究的结论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等对他们成功的作用仅占25%,真正导致他们成功的,主要是人际关系等综合社会能力。而在时隔十多年后接受调查的那1300名百万富翁中,不仅当初在校学习成绩能够得上名牌大学分数线的几乎没有,而且他们在大学时期的学习成绩也并非出类拔萃。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坦言,自己无论智力还是才华都不超群。这两个结论惊人地接近。由对美国众多名百万富翁成功秘诀的归纳,使我们中国经济师进一步悟出在管理工作中注重发挥情商优势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迈进“情商”的绿茵地,追求管理的最高境界——实现员工的自我管理。 把50%以上的时间花在人事上,激发人的非正式价值 “企业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科学的管理是企业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管理也就成为内容丰富和不断发展的一门科学。管理的成败表现在物的方面,但实质却是人的问题。所以管理以人为本是正确的”。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著名教授王珏近期的这番论述,再次把管理的成败归结到“人”的问题。让我们从美国的“商业王朝”——通用电气公司的神话来印证这个问题。杰克•韦尔奇,这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被称为当代全美最伟大的经理之一。这位工人出身的人物使通用跻身于一流大公司的行列。当许多公司在无情的全球经济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时,杰克创造了通用电气不倒的神话。杰克上任17年来,通用的价值从120亿美元猛增至今天的2800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1999年度“全美最受推崇的公司”排名中,通用再度高居榜首。这固然是由于该公司具有长期投资的价值。然而,也更因为在其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领导下的出色的管理。难怪华尔街的分析家为通用描绘了灿烂的前景:到2000年,通用的每股股价将从现在82美元升至150—200美元,公司市场价值也将升至4900—6500亿美元。人们一直在想揭开一个迷:韦尔奇到底是怎么使一个资产达3040亿美元、销售额达1000亿美元、在100多个国家有276000名雇员的商业王朝创造辉煌的?答案来自各个方面:他的个人魅力加上对胜利的渴望,以及留意许多经理忽略的细节。然而,人们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对手下人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位杰出的经理喜欢把令人神往的世界级大公司通用称之为“杂货店”。这个比喻用在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上有点奇怪,但韦尔奇认为这有一种经营小公司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卷起袖子、系上围裙、站在柜台后边似的。在那里,他可以了解每一个职员和每一个顾客。在通用公司,从秘书到司机到工厂工人,每个人都亲切地叫他杰克。韦尔奇说:“通用的故事中有一点被忽略了,那就是非正式的价值。我以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创见,人们可能知道它的意义所在。”使公司变得“非正式”意味着打破命令的链条,促进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改革付酬的方法。让雇员们觉得他们是在为一个几乎人人都相知甚深的老板工作,而不是一个庞大的公司。虽然华尔街的分析家们或通用的投资者们认为,韦尔奇的最大贡献是在股市上造就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但是韦尔奇本人却持不同看法。这位把50%以上时间花在人事上的总裁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关心和培养人才,他至少知道1000名通用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和职责。我们经济师应当懂得:记住人的名字,这个公共人际关系传播的语言技巧,是情商的重要组成内容。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名字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高层领导能准确地叫出对方的姓名,会使对方感到一见如故,产生非常亲切的感觉,无形地增加了亲近关系及相信程度。正如韦尔奇坦称:“通用公司是由人才经营的。我最大的成就在于发现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他们远比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优秀。这些一流的人物在通用如鱼得水。”许多公司在挑选人员时注重等级和学历,但韦尔奇坚决认为:“关键在于你能干什么”。他希望每一位领导者具备这些特点:能量巨大、善于激励他人、天生富有竞争性和表现这些品质的技巧。他经常提醒经理人员:“从人类精神中流露出的创造力是永无止境的,你所要做的只是去挖掘那口智慧之井。我不喜欢用效率这个词来描述它,它应该被称之为创造力。这种信念是:每个人都有无限潜力可挖。”自1981年韦尔奇走马上任通用首席执行官以来,这一信念在公司内部得到不断的强调。在公司每年于4月开始一直到5月的评审会议上,韦尔奇对人和表现能力的关注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会议通常在早上8点开始,晚上10点结束。业务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及其高级人力资源部经理参加评审。在会议进行期间,韦尔奇会静心坐下来,审读一本汇集了每一位雇员评价的简册,这种紧张的评审逼迫着这些部门的经营者识别出未来的领导者,制定出所有关键职务的继任计划,决定哪些有潜质的经理应送到公司培训中心接受领导才能培训。 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人,首先要赢得属下的心 早年谆谆教导说:世界上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个真理不论对“姓社”,还是“姓资”同样都闪烁着光辉。因为谋事在人,成事更在人。被称为“超人”的李嘉诚,一向给大众的感觉是凭借地产发展而建立今天的千亿商业王国,不过李嘉诚本人却并不认同此一说法。事实上,李嘉诚早在五六十年代便被誉为“塑胶花大王”,而他亦直言,“自己本身便是从制造业起家,在50年代初期,已发展得相当不错,高峰时工场聘有一万多名员工,外边加工的还不算。”或许是由制造业起家的关系,李嘉诚对人才和知识极为重视,并认为不论集团本身,亦或是香港经济的未来出路,都要从重视人才、提高知识和发展科技方面着手。和记黄埔集团可算是李氏商业王国的海外业务旗舰。李嘉诚坦言,当年(1979年)收购和黄,从业务拓展而言可说是势在必行,其时就算收购不成功,亦会收购其他公司。时至今日,和黄的业务遍及地产、酒店、证券投资、货柜码头、零售及制造、基建、通讯、能源和建材等,经营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聘用员工多达8万人。面对这个商业王国,李嘉诚一再强调,公司的最大资产并不是拥有庞大的资金,而是“靠一个组织,公司的1000多个行政人员班底,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公司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整个组织”。“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和我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大家都知道要忠诚、能干……可以说,和黄拥有非常好的行政人员和组织,所以我们在外国什么地方,作什么发展,都有能力和对手竞争。”除了知人善任和一视同仁外,赢得属下的归心,可以说是李嘉诚能够成功管理旗下庞大业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从他的管理层极少出现离职的情况而得到印证。李嘉诚说,“最欣慰的是,有一班忠诚的伙计,外国也好、中国也好,这么多年行政人员中只有一两个人离去,以管理阶层来说,流失比例在世界任何国家的企业来说,都应该是最低水平”。李嘉诚还说,“在我们公司里,什么(国籍)人都有,并没有实行什么‘本地化’。在我心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你是什么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即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其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优秀分子,这个一向是我公司的政策。”对于如何分辨员工是否胜任公司职务,李嘉诚坦言:“一定要有时间给予员工作出表现,以观察是否对公司有贡献、有成绩、做得好。”这对于我们用人是非常重要的启迪。在李嘉诚耳提面命之下,他的孩子情商更高,特别是如何以诚待人,如何与合伙人保持友好关系方面,都非常深入地领悟到其父经营思想的精髓。次子“香港网络大王”李泽楷,现年33岁,是香港盈科数码动力集团主席。自从出道以来,他就以做大买卖而弛名。无论在财富还是在名气上,都被认为具有超越其父的潜力。李泽楷在社交能力上也“修为颇深”,无论是个人形象还是待人接物,均擅长“动之以情”之道。由于盈动集团急速发展,吸纳了不少科技人才。副总裁陈增欣即是其中一位,年仅26岁。从新加坡赴港后,他便以盈动为家,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有时索性睡在公司。员工们如此拼命工作,就是因为李泽楷很会“动之以情”。每年圣诞节,李泽楷都会亲自决定送什么礼物给员工。1999年,他选的礼物是一个背囊、一个保温杯、一支笔、一只手表和一个盈动“鼠标垫”。另外,他还飞往六个地区分公司,出席他们的圣诞节晚会,以表示对他们的重视。去年除夕之夜,李泽楷出巨资将美国歌星惠特尼•休斯顿请到他的晚会上,为他的员工和客人放声歌唱。他每日用作代步的坐驾,并非卡迪拉克之类的高档豪华车,只是行政级的丰田Camry,以显示其与员工“打成一片”。面对加入WTO,我国许多企业都在给自己提出一个共性的问题:走进世贸,我们怎么办?有的企业还要向跨国公司发展。此情此景,李嘉诚父子重视人和首先赢得属下的心,这种滋润绿茵地的情商实在值得深思。 每个职工都是企业的“源头”,让职工自我管理 有学者指出,未来的企业员工在找工作时,考虑的因素将不仅是工资,也会希望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并更加追求“自我实现”的机会。因而企业要改变原有的激励方法,要让员工感到是在为自己的事业拼搏。员工智慧的投放为企业带来财富。故企业留住人才的最好办法是让员工的智慧成为企业财产的一部分并将其智慧视为财产计入股份,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其归属感和向心力。有智慧的知识型员工将会享受到更好的礼遇,从而实现职工自我管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被海尔集团印证了。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海尔集团副总裁杨绵绵有一番语出惊人的访谈:“海尔的管理,现在已经步入自主管理的阶段。”“自主管理”的内涵是什么?杨绵绵化之为俗:就是“不管理”,让职工自我管理、自我改善、自我强化,充分发挥自己的活力和创造性。这样的“自主管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杨绵绵说:海尔走到这样一个管理的层次,是慢慢积累出来的,是建立在13年不断发展的管理体系上的升华。是的,海尔的管理也走过最基本的过程。最早的管理平台(海尔人把自己的每个管理阶段的水平称之为一个“平台”)是“十三条”,其中包括“不准在车间大小便”、“不准偷东西”、“不准打架骂架”……这是在13年前。随着企业的发展,海尔从质量管理入手,形成了全方位动态优化管理,又称为“日清日高”的OEC:每天的事情都当天清理,每天都有提高。跨越这个平台后,海尔又实现了PTC,就是企业每天的管理都以两小时为时间单位,实现两小时一清,职工的劳动贡献都会有一个结果:用形象的笑脸和哭脸表示成绩,这种PTC体现在生产、销售、科研、服务、人事各个环节。海尔人称之为“斜坡原理”:上一个圆球(企业),支撑圆球的是一个三角(管理平台),这个越升越高的三角使圆球也稳定地越升越高。最下面的三角是最初的“十三条”,然后是OEC、PTC……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尔才有了“自主管理”的新三角。让企业职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进而发展企业,于是,海尔才有了几乎每天都有的生产、技术以及服务意识的创新。在海尔平均每个工作日开发一个新产品,每个工作日申请两项专利。有类似“启明焊枪”、“云燕镜子”这样以个人为名字命名的发明,这些发明人都是自发的创造,他们把自己的荣誉、事业、智慧深深地和企业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海尔“自主管理”的魅力和效果。“自主管理”的理论基础存在于总裁张瑞敏提出的“源头论”:如果把企业比做一条大河,每一个员工都应是这条大河的源头;员工的积极性就像喷泉一样喷涌出来,小河是市场、用户。员工有活力必然会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提供优质服务,用户必然愿意买企业的产品,涓涓小流必然汇入大海。“源头论”强调了一种奉献精神,每个人都是企业的“源头”。在“源头论”的指导下,海尔正在推行把每个员工都纳入市场的竞争机制,每个人都是一个市场,每个人都有一个市场,你有代表市场索赔的权利,也有对市场负责的责任。把市场的压力转化为提高素质、不断创新的动力。这种被称为“市场链”的模式给海尔带来了新的活力。让我们再听一听海尔人的豪言壮语: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到处都有我们的用户,到处都有我们的服务,到处都有我们的信誉。无论在世界各地,海尔的服务永远在您身边。真诚到永远!海尔在全球营销网点已达30000多个。能够提出以上的服务承诺,靠什么?靠自我管理。因为海尔的企业家们都在用“情”滋润着广大职工心中的“绿茵”。 用情激发员工,追求管理最高境界 西方管理学中的企业能力,指动员协调和开发资源的生产力,体现了企业为了特定的生产目标构建和确定资源组合的能力。这种组合体现了企业潜在的竞争优势。企业怎样才能有这种优秀能力呢?关键在于企业能否追求管理最高境界。怎样追求管理的最高境界?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美尔雅纺织服装实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罗日炎的谈话很值得学习。罗日炎说,作为企业经理人,我认为能够成功地自我管理,便能实现管理自我的成功。所谓自我管理,就是人对自己生命运动的一种自我调节。它以社会上多个具有自我管理的意识的个人为对象,以现代哲学、管理学、伦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才学、行业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原理和方法为指导,探讨与研究人们进行自我管理的规律问题。它是一门通过科学的有目的的自我认识、自我控制,逐步走向自我完善,从而达到自我实现并自我超越的一门科学与艺术;也就是认真研究依据人的生命运动规律和思维运动调节功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更有效地发掘人的社会价值的一门科学与艺术。罗日炎说,纵观古今,凡事业成功者,绝不仅仅是在被别人管理或管理别人中获得成功的,除了天赋外,无不是通过严格的自我管理,将自己的身心训练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以实现自我社会价值。自我管理能力,对于每一个人,特别是急于想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人来讲,既需要又重要。因为市场经济以独立的人格为基础,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确认物质利益的差异性、个性,从而激励人挖掘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并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时代在呼唤竞争精神,时代需要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如果想干一番事业,又不能找到一种协调、平衡、适当的自我管理方法,那么,你不是败在竞争对象的手下,而往往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使你不战自退,一事无成,即使侥幸成功,因为没有行为规范的自我管理意识,后来落马的不乏其人。由此可见,能够成功地自我管理,便能管理自我的成功。这一切已融入到美而雅的管理实践中,所以就有了我们的高效管理。杜鹃啼血,血润心田。正如著名管理学家约翰•吉特提出的管理原则:“把空间优势转化为时间优势,在人际关系中创造奇迹”!我们许多经济师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这一原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企业当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内潜动力。当它不能被有效激励时,显得杂乱无序,力量微弱;而一旦由以经济师为主角的管理者以真挚的情感投入时,则很容易把员工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朝着同一方向努力,并从而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让我们新世纪的经济师牢记:良好的人际交往是走向管理最高境界的通行证;唯真挚的情感投入才能滋润人们心田的绿茵! 经济师论文: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师 一、要把产业升级作为新世纪初的主要任务 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之一,是全面买方市场开始出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从城镇市场到农村市场,99%以上的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状态。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加工工业开工率一般只有6%左右。技术和资金密集性产品大量依赖进口,而出口产品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农村市场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品种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市场需求不振,物价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产业升级滞后于消费和生产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这一新阶段的特征之二是,我国初级产品产量虽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产业技术落后,造成生产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低。如一次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产量已居于世界前列,发电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近1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7位。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消耗,生产出来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我国吨钢耗是164公斤标准煤,而世界先进水平只需要80公斤;我国每吨氧化铝综合能耗为1700公斤标准煤,而国外先进水平只需要650公;我国每生产1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187公斤石油,而日本只需要13公斤,德国18公斤;我国12种主要原料的物耗比发达国家高出5—10倍。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12.7%,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0%以上的水平。产业低度化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认真贯彻十五大提出的加速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性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师肩头的重任。 二、要有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新经济理念 据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估计,在2010年左右信息科学中的软件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将全面超过传统产业。知识经济正在叩击我们的大门,它将对经济建设方式和理念产生重大影响。有关研究预见,将主要体现以下十五个方面: 1、知识生产要素的相对作用最大。知识经济正在使生产力结构由“物质要素主导型”向“智力要素主导型”转变,知识已经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等更重要的生产要素。 2、第四产业将成为社会支柱产业。知识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类型四、三、二、一型,第四产业主要包括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有益于环保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软科学)技术所形成的产业群是支柱产业。 3、第四产业部门的利润率高。工业经济时代使第一产业的利润大大降低,而知识经济的来临,又使利润正在向体现知识经济时代主导技术的第四产业部门转移。 4、基础设施的构成变化。现在我们讲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能源和通信三个部分。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把知识的生产、传播、运用各个环节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5、知识创新和运用将是经济优势。工业经济时代,资源、交通、资本、劳动力价格是竞争力的关键。而在知识时代,知识创新与运用能力的强弱、知识总量的多少和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则成为经济实体综合经营力强弱以及是否有经济优势的关键。 6、知识经济时代的垄断概念不同。知识经济中的垄断一般不会带来生产和技术的停滞,也不会阻碍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影响消费者的利益。 7、经济增长点将发生新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全球经济由总量问题变成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未来经济增长点将主要出现在反映人类消费热点转化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 8、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主要依靠的是智力资源,具有丰富性、可再生性,存在收益递增趋势,这会大大缓解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能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所以能够实 现可持续发展。 9、知识经营成为制胜之道。知识经济是企业由“资本经营”转向“知识经营”的一大飞跃。知识经营是创造、使用、保存、提升并转让知识和智力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 10、中小企业受青睐。随着知识经济出现,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本。在这个技术背景下,一改企业规模越大越好的概念,企业规模小同样也有优势,一是灵活,易发挥积极性;二是企业综合效益与每个员工利益关系更密切,有利经营。 11、电子商务成为发展方向。继PC之后,因特网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场崭新的信息技术革命,随之而来的电子商务代表未来商务的发展方向,跟不上这一潮流,就会失去参与竞争的机会。 12、科教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工业社会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潜在生产力变成现实生产力,科技、教育由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变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 13、社会财富分配要素变化。知识经济社会分配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要素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最大比例,而不再是资本、资源等要素,掌握和运用知识的人是这个社会最富裕的人。1997年美国前六位富豪中的五位信息业人士,就是预示。 14、将面对结构性的失业问题。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将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即一方面新的第四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智力型劳动力,供需缺口日益拉大;但另一方面传统经济部门不可能吸纳更多的体力型劳动力。 15、将创立新的管理模式。知识经济生产的主要是知识产品,其生产存在分散化、非标准化的趋势,主要是小批量、多品种、多样化的生产,这样,我们的管理就应该着眼于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建立以激励为主的柔性管理模式。知识经营把体现人的素质和智力等“人力资源”的主要环节——即信息、技术、市场、预测、经营策略和战略等,敏捷、快速地统一起来,使企业得以在激烈竞争中保持和发展竞争优势。常言道,天气变了要增减衣服,对象变了要改变方式。面对知识经济将对经济建设方式和观念产业的重大影响,我们中国经济师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理念。 三、要适应新世纪企业管理目标的新特点 本世纪以来西方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模式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形成了现代管理的六大学派。这些管理科学的理论是需要认真去学习并且在实践中运用的,而现在有人认为,谁当了厂长(经理)或车间主任,他就自然懂管理了。其实,管理者的知识结构要求很高,不但要有专业的深度,还要有知识的广度。单懂你那一行专业,搞化工的就只懂化工,那就不一定能搞好管理。要了解有关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全面了解,能够站在社会、经济等等各个方面看问题,不能只埋头看你这一个企业。另外,还要有远见。成思危教授说,管理者的知识结构是“四维结构”——三维空间,再加一“维”,就是“时间维”。所以,面向21世纪的管理者,学习任务很重。在我们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面临着一个必须重新学习的过程,不仅要认真树立一种面向市场、面向未来的管理思想,还需要认真地学习管理科学。新世纪的到来,从个人电脑到因特网的广泛使用,怎么样才能够对知识进行更好更有效地搜集、过滤、提炼和传播。这是21世纪企业管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往往是大量的没有过滤的信息,这样,我们的管理者就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了。订了很多报纸、杂志,实际上一天看不了多少。如果再上网的话,在网上随便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能够有一套对知识信息的精炼和过滤的办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最需要的知识拿到手。另外,还需要知道你可以到什么地方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和信息。这对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非常重要。从国内屡屡爆发的价格大战看,不少企业管理者以为价格就是竞争力。其实这个理解是远远不够的。竞争力应该包含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而非价格竞争力,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竞争力,是指质量、交货期和售后服务。广义的竞争力,还应该包括根据用户的需要灵活调整产品的能力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概称为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培训,管理的创新靠实践,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成思危教授指出:一个高中毕业生如果直接学管理,他是学不懂的,容易“走火入魔”,以为他学的那套管理理论能用之四海而皆准。一旦真正到了企业里工作,他就会碰许多钉子。 美国有许多MBA就是这样。我本人也是MBA。拿到MBA,只能说明他对于管理学理论知识懂得了,但是真正的到了企业里行不行,还很难说。所以学管理的学生不仅一定要高素质。最好事前还要有两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效果才有可能比较好一些。由于管理面对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可以设定完全相同条件的实验环境。而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着的组织的内外环境。因而没有可以一次又一次重复验证的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所以它又含有特定的艺术成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不是因为自身的缺陷,而是不存在一次又一次完全相同的实验环境条件可以证明存在,因而似乎是决策因人而异,显出艺术性;第二,管理对同一决策对象而言,决策本身既包含有实验意义,又具有实施价值,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可以重新再来的机会,因而显现出决策者对机遇的把握;第三,管理者的三项重要资源:决策能力、用人和运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均是因决策者个人而异的,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艺术;第四,管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并非优秀的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一定能管好一个企业,因而,不仅要求科学严谨而且要求艺术。在21世纪科学技术、社会和各种思想都有了很大进步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的目标,除了强调企业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外,还要强调用户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21世纪管理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社会效益三者有机联系、紧密结合为一个系统工程。而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从体制、结构、管理等各个方面推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21世纪的管理,在管理目标、管理对象和内容上,管理方法、管理工具和管理精神上,都会有新的变化。因此,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师,有必要很好地研究探讨和尽快适应这些新变化。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企业文化力创建思路 一、令人羡慕和钦佩的发展目标,源泉是“文化力” 横店集团的工业发展目标是,到2000年,产值100亿元,利税10亿元,员工年均收入2万元;2005年,产值200亿元,员工年均收入5万元;到2010年,产值400亿元,利税40亿元,员工人均年收入要达到10万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横店集团明确发展经济的方向定位是:工业高科技,影视旅游高水平(在2005年前要把横店建成东方好莱坞),依据三产致富是主要目标,投资对策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获得了中国最佳企业形象AAA级的横店集团,在致力于创新中提出了“文化力”的新概念。这个“文化力”,即通过培育多种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因素,大力开发人的智能潜力,使之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的文化力量。这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创造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源泉。我们经济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民族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一个民族,绝不仅仅在于地域性的差别,而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每一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异于他民族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氛围里。这个文化氛围是由本民族的各种因素经过化合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文化整体。同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正因为一个企业的成员如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那样共同生活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氛围里,所以就有彼此一致的协调发展的文化力量。而这种文化力量呈现出本企业的特色,并因企业主要领导的素质不同而异。剖析横店集团体现“以人为本”的“文化力”,最根本的推动力则是集团的一把手。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可以说横店集团的历史证明,没有徐文荣(总裁)就没有横店集团。一把手是本中之本。”从横店集团令人羡慕和钦佩的发展目标,使我们认识到企业“文化力”是企业的发展动力这个新的“力”字真理。 二、加强管理者培养是企业“文化力”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尚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当前主要应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构建企业“文化力”必须注重研究和实践的方向。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企和民营企业来说,当前最急需的是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中高级经济师及其它专业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企业发展实践表明,凡重视新产品开发和高科技项目战略性选择的,大都是蒸蒸日上的。而新产品开发和高科技项目的选择,都必须有高科技水平的人才来运作。所以明智的企业一把手不仅发挥本企业原有人才的作用,而且要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地广罗人才。同时要同有关大专院校签订人才供需及培训合同。一个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最低标准应是获得硕士学位的高级经济师。企业进入日趋成熟的市场,管理干部尤为重要,特别是现在和短时期内多数企业都比较缺乏人才。因此在这方面给我们广大经济师特别是企业总经济师和高级经济师提出了构建企业“文化力”的重要任务。是把对职工的管理作为重点还是把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作为重点,是每个企业领导层特别是企业总经济师必须作出选择的现实问题。一般说来,如果职工违反了企业的纪律给企业造成损失,只是局部和小范围的,一般不会影响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尤其是和经济报酬挂钩以后,这种“违纪过失”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因为一个企业的管理混乱或无人负责的“责任过失”造成的损失,那就非职工“过失”可比了。管理者的决策失误,出现重大事故不到现场处理,向上级报告时隐瞒掺假等等不良行为的后果都会给企业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可能危及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企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企业中以经济师为主体的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而不是对职工的管理。对职工的管理那是班组长的事。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的管理层)与缺乏对责任心不强的管理人员处罚政策,以至于很多管理人员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思想。管理者如此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严重地影响着班组长这个最基层的管理者,从而造成企业管理全面滑坡。因此,肩负构建企业“文化力”的广大经济师,只有把对各级管理者和对职工的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充分明确责、权、利的关系,才能真正为企业的兴旺发达打下一个良好的管理基础。这是企业“文化力”的重要内涵。 三、“人情管理”是企业“文化力”的优秀 近年来我们比较多地强调制度管理,有的甚至“以罚代管”造成企业管理变态,经济效益不佳。其实“人情管理”是企业“文化力”的优秀。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人情的管理是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创新力,提高资本增值力的有效途径。“人情管理”并非我们通常说的“以情代法”之类的腐败行为,而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之上,其关键是拥有高素质的以经济师为主体的管理人员,通过他们进行管理。识别、确认和培养出色的经济师并非易事;但是就成功的管理而言,优秀的经济师是成功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强了对受过特殊训练和良好教育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在企业的各个层次上,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成倍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一方面是自动化减少了工业生产对非技术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对技术人员和受过职业训练的以经济师为主体的管理者的需求将几何式地增长。正因为如此,人才需求已成为构建企业“文化力”的优秀内容之一。企业必须从短期与长期目标出发制定人才使用与培训政策。必须争取到企业所需的人才,不仅要满足于现在的需要,还要考虑到5至10年乃至更长远所需要的人才,从而采取有效的培训(包括与大学签供需合同)和招聘政策。“人情管理”告诉我们,要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内部提升已不是十分有效的了。虽然必须准备在工作中提拔管理人员,并赋予他们培训下属人员的责任,使他们始终有晋升的机会。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下的人才流动,人们已不再是终身服务于一家企业,所以企业必须时刻注意在从内部选拔管理人员的同时,注意把眼投向从全社会范围广招人才。这种作法近年来在我国已初见倪端且正迅速发展。“人情管理”还告诉我们,在内部提拔人员时必须考虑几点因素,以决定某个“当然”的后继者是否是最为胜任的人选。人们的传统观念认为,当某个职位上的领导退休或调离时,他多年的副手便是显而易见的继任者。然而往往有一种情况,那位副职不具备充任一把手进行全局管理的素质,他虽然作为工作中某一方面的专家是出色的,但作为一名领导者则不够理想。 如果迁就人情和面子而提拔他,这将是个错误。在一个系统内部将某人从这个部门提拔到另一个部门时,原部门领导常常出于需要某人便阻止他的晋升或调离。这样做极为短视。具有能力而却被占为己有的人往往因此耽误了前途,这不仅对本人是损害,而且对系统整体也是一种损失。对于被错过提拔的人员的工作职位,一定要认真对待。这样既保持了他的体面又发挥了他的积极性和才能。企业应该始终努力为重要职位寻找最佳人选。“人情管理”告诉我们,“最佳人选”常常不在企业内部,所以上一级领导者有时需要把眼光投向该企业以外。因为外部人员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既可以为组织带来崭新的思想和管理新方法,又能有效地阻止该组织内部的“近亲繁殖”。有的民营企业花百万元招聘总经理就是为此。当某企业遇有重大问题的转折时,更应采取此举。如重庆特钢公司从邯钢调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这样作往往遇到该企业内部期望获得提升者的迁怒。因此化解这一矛盾便成为新任职者的份内工作:既要充分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管理才能,又要激励原单位那些论资排辈者,使他们在其工作中努力保持与整体目标步调一致,对确有能力并被广大职工拥护者,也应适时地给予提升机会。对于构建企业“文化力”这样的重任,我们广大经济师既要有正确的理解,又需要从思维跨度上来把握。没有较大甚至超常的思维跨度,往往因循守旧,怨天忧人。有大的思维跨度的经济师,既要照章办事,又善于依托管理制度去创造、去开拓,并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制度。制度是无情的,但是凡有大成就的人都是由于富于人情味,所以在理性和感情两极上无限延伸。这是我们经济师在构建企业“文化力”中应努力把握的。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企业家魅力设立 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我国各行各业的许多经济师走上了各类企业的领导岗位,他们勇于开拓,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优秀的经济师企业家。这些经济师企业家有着卓越的人格魅力,现时的中国各类企业正需要这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于人格魅力,东西方文化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推崇个人的作用和号召力,追求个人能力的实现和发展。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和左右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城市、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德国轰炸机夷为平地的英国为什么会信心百倍地迎战,众志成城导演了举世闻名的敦克而克大撤退,而没有象法国那样俯首称臣,除了拥有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外,还因为他们有不甘服输,雄心勃勃的邱吉尔。个人作用的张扬,人格魅力的登峰造极,由此可见一斑。美国政府为什么敢贷15亿美元给濒于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几万职工为什么会甘心每年12亿美元的减薪。就是因为他们信赖克莱斯勒公司,更信赖有李•艾科卡的克莱斯勒。 然而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文化大多强调众人的力量,集体的协作。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知识科技错综复杂,更需要团结协作精神,这样做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我们也曾经忽视个人的作用和影响。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低估个人的作用,难怪虽然日本计算机科技并不逊色于美国,然而日本学者却时常慨叹:“日本造不出比尔•盖茨。”改革开放后,经济步伐加快,紧追世界潮流,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品牌意识逐渐增强。消费者在消费时愿意购买名牌产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有名牌产品的企业的质量和水平。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市场的品牌潜力的发掘,即高级人才市场的开发。企业界早已千呼万唤中国能有一个成型的经理厂长市场。这个市场上的商品就是高级管理人才。 有句话现在颇流行:“搞好一个企业十个人也不够,搞跨一个企业,一个人足矣。”可见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举足轻重作用。历史的发展时起时伏,尽管在改革的大潮中也涌现出一批批的敢想敢干有开拓能力的优秀企业领导人,一时戴上了“企业家”的桂冠,遗憾的是一些人昙花一现,为历史所淘汰。一些人即使桂冠仍在,但已失去了其往日的光环。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重要的原因还是与这些人的素质和行为有关。风险意识、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和注重实效是信息时代对每一位企业家素质的基本要求,企业家应努力塑造个人的人格魅力。所谓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吸引并影响他人的力量。它包括了四个基本要素:品格、能力、知识和情感。品格因素,是一种伦理性因素。包括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性格和作风等。它是决定人格魅力的根本因素,具备优秀品格的人往往有巨大的号召力、动员力、说服力,易使人产生敬爱感。能力因素,是一种实践性因素。它是一个人成功完成工作所必需的内部条件,是人格魅力的关键因素。具有才能的人易使人产生敬佩感。知识因素,是一种科学性因素。知识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它是科学赋予的力量,它是人格魅力的能源。一个人精通业务知识,通晓其它相关理论,就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使人们产生信赖感。情感因素,是一种精神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关系,经济师企业家与部属之间感情融洽、亲密无间能促使他们思想交流、意见沟通,并导致高效率的工作。所以,情感因素在人格魅力中起着催化作用。企业家人格魅力是决定其领导效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个企业家如何使自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自己具有一呼百应的魅力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努力掌握统御人的几项原则。西方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从心理学、生理学角度出发,所研究的人的行为特征的科学成果,统御人的原则应当是这一成果之一。尊重人格的原则。任何人从事工作,并非纯粹为了谋生和赚钱,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争取社会地位和人格平等。人人皆有自尊心,人人皆有争口气的思想,并不是地位高的人才有人格尊严,地位低的人没有人格尊严。尊重人格应当是现代经济师企业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综合社会上成功企业家的经验,几乎有着共同的长处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使人感到亲切、温暖。积极激励原则。任何组织对人的领导和管理,都不外两大方法:一是消极地制裁和惩罚;一是积极地激励和嘉奖。前者是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使之不敢为非作歹。但只能保持一种最低的工作标准。后者则是利用人的积极向上的心理荣誉感,使人奋发努力,潜在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工作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利益相关原则。行为科学中所研究的利益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物质利益包括待遇、福利、人身保险、保健诸方面;精神方面包括社会地位、人格尊严、安全感、社会欲望、更多的自主和参与上层的决策权等。意见沟通原则。任何组织都不应是乌合之众的混合体,而应当是由有着共同目标的人组成的集体。以往,企业的高层领导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企业决定目标、政策、方向的事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没有必要让部属参与,这乃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只有当部属真正地明白为谁而做,为什么做时,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内在潜力。互为领导的原则。组织机构发展到今天,并非企业的主要领导人才是领导,许多专家内行也都是领导,或者能者为师。现代企业家应当认识到自己绝非万能,部属的意见和建议若要有价值,就要有虚心接受的胸怀和气魄。 第二,应当以发问代替命令。仔细琢磨,在统御人的过程中,有很多可以用发问代替命令的方式。只会发号施令的企业家,必然扼杀部属的进取心。现代管理研究表明,以发问的方式布置工作,往往比命令有效的多。它可以诱发出部属许多不寻常的创见。命令则不同,它剥夺了部属主动创造的机会,减少了他们的热情。 第三,树立现代的权威观。社会发展到今天,讲究统御式的权威哲学观念,已经日渐受人重视,并深入人心。没有权威的企业家,是难以推动全局前进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无法否认的。这里所讲的权威,其哲学含义是指经济师企业家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恰好选择可以改变他人行为的影响力。不同的人这种影响力的来源是不同的。有的基于领导的科学性,有的基于领导的艺术性。企业家的权威就是他的统御能力,即企业家不凭借特权、组织机构赋予的权力和外在势力,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能改变他人行为的影响力。它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具有内在魅力的能力。它不是靠外界的、客观的因素促成的,而是企业家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的支配权与他所领导的部属对他的信任感的统一,是建立在职工对他的崇敬和信赖基础之上的由衷的、自觉的、心甘情愿的服从。没有影响力,也就没有权威。在现实中有不少这样的现象:一个人虽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职权,但他的观点正确,处处能作别人的表率。因而他对某件事情的想法和作法,能在群众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别人会拥护他、支持他。这是有威无权的人。反之,某些身居高层、手握大权的人,由于水平低、能力差,或是搞特权、干坏事,在群众中威信扫地。他要人家干事情,人家或是消极抵制,或是公开顶撞。这种人则可以称之为有权而无威。这些现象说明,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权威,企业就不能生存。组织机构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完全不等于权威,权威必须借助于人心的支持而存在。 第四,经济师企业家应努力完善自我人格。企业家的人格,从广义上讲,指依据企业家的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通过活动展示自身价值及其尊严的行为倾向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指企业家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带头实践自己提倡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企业家的人格都是指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通过优良的行为表现优良的人格。实是求事地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由于人们的独立、自主和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也由于企业家的活动面临着自身非权力因素和群众对权力因素淡化的严峻挑战,多数企业家对人格的重要价值不仅认同,并努力从品格、能力、知识和情感四方面完善自我: 1、品格方面。努力培养宽容大度,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的心理品质。宽容是对人关怀、爱护与体谅的高尚品质。具有宽容精神的企业家,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时候,善于同别人实行“心理换位”,即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企业家的宽容精神能给予员工以良好的心理影响,使员工感到亲切、温暖、友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增进团结、提高心理相容水平。唯如此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经济师企业家往往处在领导岗位,待人接物要养成谦虚谨慎的态度。要有自知之明,正确对待自己,既能明己之长,也能知己之短,做到扬长避短。在成绩面前不居功,在错误面前不文过饰非,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才能获得员工的尊重和信任,工作才能顺利开展。企业家只有大公无私,才能做到无论亲疏,一视同仁,使群体的心理气氛融洽、和谐,从而提高自身影响力。 2、能力方面。努力培养并形成敏锐的观察力,沟通、协调与合作能力,以及决策能力和创新意识。观察力就是能及时捕捉各种信息,掌握各方面的情况,这是保证领导者完成复杂而艰巨任务的前提。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家不需要唯命是从的下属,他们需要的是提问题并能独挡一面的盟友,他们更多的工作是协调、沟通,引导人们去思考,促使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合作经营已成为一种经营趋势,这就要求企业的灵魂人物——企业家广泛与相关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企业合作经营的范围和成效,职决于企业家“纵横捭阖”的能力。决策能力包括知识经验、观察力、思维能力、意志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可以使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同时还要注意,在作出决策前要善于倾听意见,详细说明自己的主张,并经常与员工沟通讨论,及时把握做出决策的时机并勇于负责、勇于承担风险。如此才能深受员工的尊敬和爱戴。 3、知识方面。不仅要具备地本专业的业务知识,而且还要对相关学科的知识有广泛的了解。还要了解国内外学科发展动向与趋势,防止专业知识老化。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要养成不断学习的意识,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知识渊博、才能出众的行家里手。同时还要把企业培养成一个学习型组织,必须指出的是,信息时代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信息时代全方位的竞争已为期不远。认识、了解和学习新技术和有关理论方法,跟踪世界潮流,领导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我国企业家不可推脱的艰巨任务。 4、情感方面。作为企业家应养成诚信、热情、乐观向上的性格。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企业家若能诚恳实在且有爱心,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解、体谅与认同为指导原则,培养稳定而乐观的情绪,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和提高领导工作效率,而且能感染群众,稳定员工的情绪与激励员工的士气。此外,企业家还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企业家作为向信息时代迈进的“先驱”,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的人格魅力,并通过这种魅力产生一种巨大的影响力,去吸引、感召部属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奋斗。 经济师论文:经济师管理创新措施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邓小平科技思想占据重要地位。他指出,技术改造要创新,掌握新技术要创新。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快越好,越新越好。邓小平同志要求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他指出,要讲效益,讲质量。要加强管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认真学习和落实邓小平对企业的这些要求是迎接经济挑战的内在动力。我们广大经济师应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抓起。一是在管理创新方面探索和实践柔性管理。 未来知识经济生产的主要是知识产品,它使生产力结构由“物质要素主导型”向“智力要素主导型”转变。知识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重要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形式日趋分散化、规模小型化、非标准化;产品是小批量、多品种、多样化、高科技化;生产设备智能化;生产者则是高知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把握好知识要素在财富分配中占最大比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探索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管理模式。虽然科技的发展将更多地以网络传递知识,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并不可减少。科学技术越发达,我们越应重视企业管理者的人文素质——感染力与激发力。激发不了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的管理就等于做无用功。这种以激励为主的柔性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交流,它是规章制度、物质报酬难以替代的。它要求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中层以上领导者具有很高的人文素质。正如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讲的“企业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人。管理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借力,你能把许多职工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个企业就成功了。如果全体员工愿意把力量借给我一起完成同一个目标,这就是成功的管理”。这话讲出了柔性管理的要害——管理者要有很高的人文素质。这种素质中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和尊重。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一个成功者的背后,不知有多少失败者。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必须是心甘情愿地激励和支持那些勇于创新中的失败者。二是找出当前企业质量滑坡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办法。 随着企业的科技进步,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化了。但是企业的提高和发展动力却与企业管理者的业务素质直接相关。要求有一种复合型人才素质,即不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而且要懂管理、懂技术、懂法律等。举个例子:“质量第一”这个口号已是老生常谈。近年来到处可见“以质量为生命,以效益为根本”的企业方针。但是据有关部门对近年来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的分析,约有80%的不合格产品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全国由于产品质量问题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几千亿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从1999年4月24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举办的首届产品质量抽查不合格企业厂长(经理)培训班考试情况看。75分钟的考试中,有不少厂长或低头沉思,或抓耳挠腮。这次考试的47人,只有7人勉强及格。难怪这些企业产品不合格。这事例仅仅是“沧海一粟”。近年来质量管理中的问题有的十分严重,且不说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就为眼下的国内国际竞争,也该引起足够重视了。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强烈的质量意识,企业的质量管理必将严重滑坡。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不仅要有管理方面的专长,而且要成为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据有关方面报告说,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和大企业急需高层次管理人才、跨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高新技术人才;具有两种以上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最吃香。这种人才对经济发展能起到整合性和超前推动性的作用。三是在改革方面探索“企业家”价值和人力资本实现途径。我国企业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1世纪将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首先涉及到国企的经理人员作为“企业家”,其价值和人力资本怎样得到承认和实现的途径。 1、关于对企业家的激励和企业机制问题。近年来不少地方推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有报道说,沪市200家公司老总平均年薪6万元。公布年收入最高的两名董事长为24万元。相比之下,中国内地一些上市公司老总收入较低。还有报道说,有的推行年薪制遇到了问题。尽管这并不是搞活国企的灵丹妙药,但却是协调国家、集体和经营者三者利益实现和有效的手段之一。 2、关于企业家的素质要求和任用制度。随着高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必须具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企业家。以青岛为例。青岛有两多:一是知名企业多,二是企业老总“长寿”多。海尔、海信等“十强”、“十高”企业集团的老总,大多数是企业的元老,在老总位上干了十几乃至几十年,都是“长寿”企业家。1998年,这些老总带领这30个企业创造出的销售收入、利税分别占青岛市工业企业的60%和80%左右。这些老总们“长寿”的“秘诀”,从总体上来看,普遍事业心强,好学善思,意识超前,目光敏锐,决策科学,知人善任,有远大的目标,不懈的追求,坚强的信念。一句话,综合素质较高。青岛市还特别重视对企业老总们进行政治教育、法制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使其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这些老总们现在大学本科学历以上占多数,许多人有了硕士学位。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提高了他们驾驭市场的能力,无疑也延长了他们的“任职寿命”。青岛市组织部门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对企业家的任命制,注重市场配置。凡是能勇立市场潮头,将企业不断变大、变强的,积极予以支持,在年龄上也适当放宽。反之,果断调整。这就为企业家价值和人力资本的实现提供了“海阔任鱼跃”的舞台。 3、关于企业家高知识化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不少企业家都有硕士、博士头衔。近年来我国也有关于企业家攻读硕士的报道。近如1999年4月25日《经济日报》载《“企业家”弃商求学》并配有几幅照片的报道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向企业家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下个世纪,将不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无论是对投资人还是经营者,都需要拥有一张进入21世纪的知识“入场券”。北京顺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凯,就是其中的一个。俗话说“五十知天命”,而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却五十而知不足。近日,他突然辞去总经理职务,放弃公司优厚待遇,去澳大利亚攻MBA(工商管理硕士)。刘玉凯离开了年销售收入三亿元的大公司,放弃了优厚的待遇,离开了专车“大奔”,去追求人生最大的财富——知识。我们祝愿昔日已取得辉煌的刘玉凯,学成归来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如果说市场经济初期,靠“狂热的需求拉动”,靠“撞大运”,靠“跑关系”,企业家也可能偶然成功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的成熟、企业的成熟、消费者的成熟,以及知识经济的挑战,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将会越来越少。读书虽不一定是灵丹妙药,但不读书的企业家肯定要被高科技企业乃至知识经济的新形势所淘汰,因为未来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知识的竞争。 对国企领导人事制度的改革虽只拉开了序幕,却已收到了明显效果。而在过去那种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国企的经理人员作为“企业家”,其价值和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和实现,他们缺乏一种千方百计追求利润的内在驱动力。其结果,一方面由于行政体制的行政“激励”和行政约束,剥夺了一部分本该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抑制了他们本应具有的拼搏、进取、创新以至某种冒险精神,阻碍了他们作为“企业家”的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上级部门对作为人的厂长、经理的过于薄弱的产权约束,又助长了“内部人控制”,这也是近年来国企效率低下,生产经营和投资中的挥霍浪费以及国有资产流失惊人的深层次原因。所以变企业家的行政化配置方式为以竞争上岗为主的企业家市场化机制的改革步伐必须加快。
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