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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论文:支出结构高等教育论文 一、已有文献 1.政府支出结构。 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文献中,普遍的结论是地区间标尺竞争和官员晋升激励竞赛成为产生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尹恒和朱虹(2011)通过比较县级财政可支配转移支付作“增量收入”和“既有收入”的用途,分析了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激励,证明了县级财政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乔宝云等(2005)利用1979年~2001年的省级数据,发现地区间财政竞争导致政府存在对资本投资的偏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的经济福利被忽视了。平新乔和白洁(2006)运用1999年~2002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预算内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品,而预算外支出则主要用于满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傅勇、张晏(2007)运用1994年~2004年的省级数据同样发现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重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倾向。 2.政府教育支出结构。 Su(2004)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效果,文章利用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证明基础教育的支出偏向会有利于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实证部分探讨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经济效应。廖楚辉(2003)利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政府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偏向以及带来的效益增长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期的重要作用。李贞(2012)从教育支出的地域结构角度,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收敛概念,提出政府应该缩小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以及人口大省有所倾斜。王蓉、杨建芳(2008)认为财政分权对省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具有显著影响。郑磊(2008)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财政分权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财政自给度具有正效应。上述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教育支出在三个层级教育以及区域之间分配偏向的原因,但很明显,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对于本科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这两类高等教育类型的拨款划分比例研究上尚存在空白。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推进,但从基层实践的情况来看,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迎合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3.职业教育投资回报。 DanielaGlocker、JohannaStorck(2014)利用夏普指数(Sharpe-ratio)研究了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与风险,发现应用学科和职业教育的收益/风险比值要高于大学教育。JonathanMeer(2005)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降低辍学率,而且提高了弱势群体的收入。综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使得高等教育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在调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国高职高专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因此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以及进行分析。 二、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地区经济特征,劳动力市场特征,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因素等与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的关系。以地方政府对其所属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的拨款比值作为度量衡量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指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Yit=β0+βTXitT+ai+uit其中,Yit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变量,本文使用高等职业教育地方财政支出与高等本科教育地方财政支出比作为衡量;XitT为各影响因素向量;β0为截距项;βT为各影响因素的系数;ai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因素;uit为因时而变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将可能影响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因素分为以下四类:具体描述如下:(1)地区经济特征。地区生产总值,来描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地区生产总值不平稳,进行回归时会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其取自然对数然后进行差分;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比例,来度量地区的城市化程度。(2)劳动力市场特征。由于部分用人单位招聘设有学历门槛,为了反映本科学历和高职高专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择业差异,我们采用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来反映毕业生就业灵活度;分别用就业人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来表示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或地区对技能型以及理论型人才的需求程度。(3)政府行为。由于考虑到目前我国本科高校具有层次划分,其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也不同。在本科大学中,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央部委直属重点本科的经费由中央直接划拨,而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由省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拨款筹建。因此,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在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间的支出偏差,需要剔除中央政府直接划拨给重点本科的经费,表示为各地区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给重点本科的拨款比例,但由于我国有11省(自治区)没有中央直属本科学校,因此采用地方属本科学校政府经费与所有本科学校政府经费比值来代替;其次,用地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衡量地方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分别用央地财政收入比值(收入分权度)、财政支出比值(支出分权度)、地方财政收入支出比值(财政自给率)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4)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偏向也会受到该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能力,或者学生对该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影响,我们用各地区本科和专科的学生规模作为指标。但考虑到本科学生规模的统计口径并未区分重点本科和普通本科,这样国家直属重点本科的人数未能剔除,因此以各地区本科院校中中央政府给重点本科的拨款比值作为普通本科学生规模的权重。各变量度量指标的数据来源如下:地方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高职高专学校、中央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普通本科学校经费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教育经费收入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地方教育支出均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各地区本专科在校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大专学历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城镇化程度(城镇户口人数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2.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出现,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同根假设的LLC检验方法和基于不同跟假设的ADF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地方支付教育支出结构(y)、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差分值(ggdp)、城镇化水平(city)、人才需求度(xl)、教育资源差异(dedu)、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hedu)、地方支出偏好(dexp)、财政分权各指标(czzj、srfq、zcfq)为平稳数据,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gyrs)一阶差分后平稳,故后续分析中采用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gyrs)的一阶差分(dgy)作为回归分析变量。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采用Huasman检验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根据结果,论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模型1中加入了国有单位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这一指标,结果显示其并不显著,同时与模型2进行比较发现,出去这个变量对回归结果影响很小,进一步更换财政分权变量发现,国有单位员工人数指标始终不显著,且去除后对回归结果影响较小,因此,本文认为国有单位员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结果影响不显著。模型2、模型3、模型4选取了不同的财政分权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各回归变量都显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水平、地区学历需求、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财政分权等指标的系数为正,而教育资源差异和地方支出差异两个指标的系数为负,各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与预期结果相似,因此认为本文的回归分析具有可信性。 三、主要结论 分别来看各项因素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的影响: 1.财力充沛的省份有职业教育支出偏向。 从回归结果来看,地区GDP、城镇化水平、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财政分权指标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地区GDP、财政分权和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三个指标的系数较大,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初步结论:财力充沛的省份有职业教育支出偏向,经济发展水平越强、财政收入越高的省份更倾向于缩小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差距。 2.高等教育资源差距大的省份倾向于缩小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支出差距。 从教育资源差距这个指标的回归系数来看,各模型回归系数都显著,且为负数,系数较大,影响显著。地方高等职业教育和地方本科教育在校学生数反应了当地高等教育固有的发展状态和规模,这个指标的意义在于,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资源差距越大,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在财政支出方面进行弥补,缩小这种差距。 3.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学历需求结构对财政支出结构有引导作用。 地区的学历需求指标反应了当地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市场需求,这个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影响较为显著,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是以地方学历需求结构为引导的,高等职业教育需求越大的省份,地方政府更多地进行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出。 作者:刘蓓蓉 许敬轩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高校高等教育改革下成人教育论文 1浅析普通高校的成教管理模式 成教在教育的目的上有着普及性和适应性以及提高性等等不同的层次是因为教育对象构成的不同所致。这也要求了高校应当参照不同层次的教育目的来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实施不一样的教育手段。现在的一些普通高校所开展的成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从事高校成人教育的人员很多都是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员。在高校成人教育的管理模式以及管理理念上,成人教育一直尚未将普通高等教育的那些固有模式彻底摆脱掉,并且沿用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年制作为其教学管理制度。在高校成人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当中,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课的分配比例是很不合理的,专业课以及毕业设计的安排时间相对紧张,教学内容和生产实际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缺乏紧密;高校成人教育的课程设置当中缺乏任选课程,这样就导致了成人的学生没有办法参照自身的需要以及兴趣来对学校的课程进行自主选择。在教学方法上,成人教育课堂的中心早就已经变成了教师,主要是以老师的讲授来对学生进行知识的填充;在教学管理上,更是忽视了成人学生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学生被动地接受高校的教学管理。成人学生大多都表现为出勤率较低且学习的效果欠佳,还有,考试作弊等等不良的现象大有存在,我们的管理方式不当是造成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适应成人学生的自身特点而造成的。 2成教对象的特殊性 2.1成人教育对象的组成复杂 普通教育的对象是经由高考这一选拔方式上进入高校学习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的学习基础都差不多,而且他们的学习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重要的一点是其生源是整齐划一的。但是,成教的教育对象来源很是复杂,有工、农、军、商等完全不同的工作类别,并且其存在着年龄以及生活和学习精力上的不同,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的学习基础,理解问题的能力,还有对于问题的解决能力等等都是不尽相同的。 2.2成人教育的对象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别 普通高校的学生的学习是有保障的,学习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的任务,这一任务被多方面地进行了保护。而成人学生则完全不一样,其主要是在职的学生,其学习应当得到单位的许可,还要克服种种困难,学习的坚持与否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3浅析成人教育的改革思路 许许多多的高校的成教一直都在研究改革成人教育的相关的管理模式,高校也探讨关于在成人教育中实行学分制这一问题。当中的少数院校也采纳了这一建议,不同范围和程度地对其成人教育实行了学分制管理体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适应在市场经济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对于人才的渴求。学分制本身就是一种教学管理体制,它是和学年制一起存在的。学分制的基本特征选课制,学生的学习数量利用学分计算,学生的学习质量是利用学分绩点体现的。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后便得到毕业证书。实行该模式的特点显而易见:首先,教学计划范围之内,学生做到了自主选择专业方向的课程和与该课程相应的修业时间;其次,这样的竞争机制让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明显增加了;再次,有力执行弹性教学计划以及弹性学制年限,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生在弹性限度内有了相当的选择性,学生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以及专业发展方向都与此相适应,这更加明显地影响了成人类学生;还有,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成人学习以及工作之间存在已久的矛盾。学分制的实施是有条件限制的。首先表现在,学校必须首先开设出这样的相关的课程,还必须保证有相应的师资力量和教室等硬件资源。但是很多学校都没有这样相关的条件,那么问题来了,这又应当如何进行改革呢?首先,适合于成人学生的特点是教学计划的安排的首要参考条件。成人高等教育应当对教学计划等等的环节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突出教学计划的应用性以及课程设置的职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其次,要进行传统的还有常规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成人教育应当抛弃“忽视学生自身的知识程度以及实际需要”这样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是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应当时刻将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等这几个方面进行灵活结合,不止老师要在课堂上讲,学生也应当在课堂中锻炼自己。再次,开设任选课。学生在完成了必修课的学习任务之后,还可以依照自身的知识水平以及兴趣爱好等等作为标准来进行相关课程的选修,转变之前老旧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在学习的过程中突出自我,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可实行教考分离制度。实行教考分离制度,高校要建立起课程试题库,使得考试越加正规化、规范化,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为出题者是任课的老师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老师自行将复习范围缩小、老师对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漏题、学生私下里找老师标注考试范围等等。考风和考纪是必须要严格明确的,高校必须配备责任心强、工作负责的老师进行监考,将严禁作弊这一不良的风气扼杀在摇篮里。 4成人教育事业的性质与发展 一些人主张通过改革来解决我国成教发展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困难,将中国成教当作一项产业来办,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成教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但还有一些人对于“中国的成人教育作为产业来发展”这一问题始终都保持谨慎的态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认为,成人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本身就一定带有公益的性质,成人教育的本质是为成人的发展而服务,倘若成人教育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并且参照一个产业发展,那么成人教育就会脱离原来的轨道,其中的道德和精神也将不复存在。当然,还也有人保持折衷的观点。例如,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人员这样认为:成人教育本身是一项非义务的教育,在市场经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成人教育可以依照服务商品化、市场化的程度进行划分,分为公益性、非公益性这两个类型。非公益性的成人教育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劳务性和服务性还有生产性。那么,这类成人教育就应交给市场,运用市场机制把它转换为产业;对于主要教育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这类的公益性的成人教育,就很难利用产业化的方式了,它们需要的是政府抑或是有关的社会组织来举办,还要对这类的成人教育进行具体的监督和相关的管理。那么,应该怎么前行在中国的成人教育的产业之路呢?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的研究员认为,将成人教育推向市场是把成人教育产业办好的必经之路,要让市场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对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所形成的那种腐朽的教育体制进行改变,从而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来达到提高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的目标。要想推进成人教育这一产业,学校作为办学的实体,它在教学和行政管理上要有自主权。成人教育有着实用性强的显著特点,这便要求它必须主动地适应社会得变化,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到自我调整和自我约束以及自我发展。深化投资以及融资体制改革来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成教,则必须应当对多元投资办学加以鼓励,使得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团体还有个人成为投资的主体。将竞争机制加以引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尚且还还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资源紧缺这一现状迫切要求应当更加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实现优化配置,从而取得最大的效益,对于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的高校成人教育管理模式、教学模式以及学生的复杂性等进行了分析,剖析了一系列尚存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思路。最后,对成人教育事业的性质和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成人教育事业会更加完善。 作者:孙强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SWOT与GMS五国高等教育论文 1云南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的基本情况 云南参与GMS20多年来在人力资源方面取得较大成就:①GMS教育合作体系中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培训项目以及培训费用由云南省承揽,旨在为GMS国家输送更多高精尖技术人才;②每年云南如期参与“金边培训”、湄公学院等学习培训项目。为了促成更多的教育合作项目,省政府专设政府奖学金,鼓励GMS国家的学生来云南留学和参观,每年接收约八千人留学生;③云南省多家高校与GMS五国的高校分别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就课程共建、学术交流、科研攻关等项目展开深度合作;④云南还加大了为GMS国家培养汉语人才的力度,建立了一批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和孔子学堂。 2云南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的SWOT分析 SWOT(Strengths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s)分析法,其中S为优势,W为劣势,O为机会,T为威胁。 2.1优势分析 2.1.1具有独特的地缘和人文优势 云南与GMS五国山水相连、民族同源,语言风俗相近,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近年来,云南省借助区位优势,从GMS五国招收了数以千计的留学生。随着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日益密切,GMS五国对华文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加上相近的文化背景和较低的学费、生活费和旅途费用,将吸引越来越多的GMS五国学生来华求学。 2.1.2相比GMS五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 虽然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在中国不占有领先地位,但是相比除泰国外的GMS国家,还是具有比较优势。就目前GMS五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来看,云南的教育理念比较先进,政府也高度关注教育合作项目,并且在资金、技术、信息交互等领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云南省的教育规模、市场及人文环境对深度开展教育合作十分有利。总体来说,云南的教育合作情况在GMS五国中仅次于泰国,比较优势明显。 2.2劣势分析 2.2.1开展教育合作政策环境有待完善 国内尚有一些法律法规不利于深度推进教育合作项目。比如高等教育的学历和文凭的对等互认工作还没有在GMS次区域中形成统一的体系。 2.2.2合作规模小、专业分布不合理 从招生规模看,云南与GMS五国高校合作办学项目中十几个人一个培训班的情况比较常见,五十人以上的培训项目很少;从专业设置上看,云南与GMS五国合作办学项目多集中在语言、经济管理类等专业,缺乏理工类专业。 2.2.3语言教学师资严重缺乏 专业教师队伍的双语水平不高,师生间交流互动困难。GMS五国留学生对金融、旅游和教育等次区域支柱产业相关专业十分向往,但由于云南高校从事留学生教学工作的许多教师属于兼职性质,导致目前云南高校开课以语言类为主,专业课教师双语交流沟通水平有限,制约了留学生专业选择的范围。 2.3机会分析 政策支持“:桥头堡”战略的实施为进一步提升云南省教育对GMS国家开放水平、构建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机遇。随着GMS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建设以昆明为中心的面向东盟的国际教育基地,已经成为云南省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的迫切需要。 2.4挑战分析 2.4.1来自广西的竞争 广西毗邻越南。为了促成更多对外交流项目,广西建造了水陆空交通网,旨在通过发展西南出海大通道进军东盟。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博览会纷纷落户于南宁,这恰恰为广西增进与GMS各国的教育交流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广西一带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与GMS五国比较相似,而且广西有充足的高等教育资源,学费标准较低,因此也受到了GMS国家留学生的广泛关注。在不久的将来,广西高校必将发展成为能够与云南省齐名的对外教育合作基地。 2.4.2来自GMS国家华文教育完善的挑战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我国与东盟在各个领域都展开了交流与合作,外汇不断涌入。在商贸合作的推进下,华文逐渐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通用的商业语言。精通华文的专业人才,其薪酬待遇更高,就业前景更好,因此GMS国家的政府机构对华语教育都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度。华文教育开始在国际社会大放异彩。云南省抓住时机,以较低的学费标准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专业化的华文教育和培训项目,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我国留学和常驻,有力地推动了对外教育合作。 3云南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 3.1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严谨的政策体系和规范的法制环境是顺利开展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重要前提。云南应该在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对教育合作项目给予更多关注,完善教育合作法律体系,使高校拥有更多自主决策权。另外,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尽可能多地提供引导和服务项目,在“请进来”和“走出去”上下大功夫。同时,适当调高来滇留学门槛,鼓励更多学生来滇学习,优化留学生专业结构,为实现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增砖添瓦。 3.2加快学历学位互认进程 要使GMS各成员国之间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就必须在学历认证上谋求统一化。在GMS次区域统一贸易框架下,实现各成员国之间的学历学位互认,为合作办学免除后顾之忧。在这方面,我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应该与GMS成员国积极对话,以促成成员国之间学历互认。 3.3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 随着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各国用人单位需要的不再是单一的外语翻译,而是既懂外语又精通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云南高校对留学生的专业与课程设置上也应由以学习、进修汉语为主,逐步转变为进修专业课程和进行学历教育为主。课程设置应围绕物流管理、加工技术、会展、旅游管理、东南亚语等专业人才需求来开设,构建适应GMS次区域需要的国际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3.4有力推进涉外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云南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必须将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尤其要针对当前云南高校涉外专业教育任课教师匮乏的问题,积极争取国家及省级政府高等教育专项经费支持,加强青年教师国际化教学能力培养,逐步建立起一支具备适应GMS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骨干教师团队。 3.5有效提升留学生专业教育国际化水平 云南高校需将涉外教育的学科专业建设放在重点关注的位置之上,以云南高校原有的优质专业、特色专业,尤其是对GMS国家极其有用的涉农适农专业作为涉外专业建设的优秀,制定一系列推动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的区域性人才培养规划。 4结论 总之,云南与GMS五国在高等教育合作中虽然有一定的区位、民族文化等优势,但这些都只是一些外部条件,留学生选择留学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水平,这正是云南的弱项。因此,云南需加强自身内功的修炼,以更好地与GMS五国开展高等教育合作。 作者:万宠菊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民办高等教育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教育部颁布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后纳入民办高校统计范畴的独立学院,属于典型的政策性催生的民办本科高校(针对20世纪末出现的公有民办二级学院,教育部于2003年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2008年颁布26号令)。回顾2007年以前的中国民办高校发展历程,历时二十多年的新时期中国民办高校发展,其数量增长虽然较快,但主要是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占主导地位,以职业技术学院占绝对优势,这一方面表明民办高校的发展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说明民办高校发展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民办高校的教育成本几乎全由学生及其家庭承担,不仅增加了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形成了民办高校及民办高校学生的“次等身份”和边缘化。 从生源状况来看,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划分为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和专科批,目前尚没有纳入第一批招生的民办高校;对于纳入第二批招生的民办高校,每年的实际录取分数线基本处于本录取批次的“踩底”状态,甚至需要降分录取才能完成招生指标;部分民办本科高校(包括绝大部分独立学院)纳入第三批招生,这就决定了本科层次的民办高校生源质量相对较低。对于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处于同样的被动状态,不容置疑地只能接纳“踩底”分数的生源。 三十多年的新时期中国民办高校发展历史,虽然已显示了其巨大生命力和庞大的社会需求。但是,将民办高校置身教育公平视域下与公办高校进行比较,民办高校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教育成本的单一化承担机制(学杂费收入是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唯一收入来源),增加了受教育者的个人教育成本,影响了民办高校的社会声誉,降低了民办高校的生源质量,阻碍了民办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和优秀竞争力提升,限制了民办高校的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等职能的发挥。因此,构建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对促进中国民办高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依据 1.民办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与公益性 根据经济学原理,产品或服务按其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准公共产品则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高等教育向公众所提供的是一种高等教育服务,其直接产出是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增进和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或者说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这种准公共产品特征本质上是不分政府举办高等教育或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的,因此,民办高等教育向公众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是为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范畴,政府作为社会的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分摊相应的教育成本。对于同属社会公益事业或共同为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公共财政投入单纯地倾向于公办高等教育,存在财政政策本身的公平性问题。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目的是吸纳社会资本投资高等教育事业,这已经为政府分担了一部分社会责任,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维持和发展,如果没有恰当的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补偿机制,民办高等教育必然走向困境。诚然,目前在助学金、奖学金政策方面已体现了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有限公平性,但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的部分转给了学生及其家庭,形成了民办高等教育的高收费现象(这种高收费是经由物价部门认可的),并由此引发民办高等学校在生源质量、社会认同和发展等方面的社会不公平,形成了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的不公平性。黄彬(2012)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公共财政应该在民办高等教育成本结构中承担补偿责任,并提出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分担模型。笔者认为,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支持方面,政府不仅仅是补偿责任问题,而且是社会责任问题,即政府必须通过公共财政资源对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给予同等待遇,至少应承担一定的公共财政资源补偿性投入责任。 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历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三个发展阶段,是指法人组织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比较,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法人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诸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些主体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胡赤第、田玉梅(2010)认为“,利益”代表利益相关者的质规定性“,相关性”代表利益相关者的量或程度规定性,可见高等教育事业的利益相关者是一个资源联合范畴。潘海生(2007)认为,利益相关者获得的控制权大小是按其与高等学校的利益相关程度和他们参与大学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来分配的,并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优秀利益相关者(大学经营者)、关键利益相关者(政府、大学教师)、紧密利益相关者(企业、学生)和一般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社区)。 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从利益获得的角度来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社会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政府社会进行管理,也可以说政府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使受教育者获得人力资本提升,同时也使教职员工获得职业发展,他们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可能获得“合理回报”(我国公办高校的政府投资不追求回报),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社区和某些社会团体也可能受益,也属于当然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法人组织的高等学校,诸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学校的办学条件建设、办学行为、毕业生质量、社会声誉等,直接或间接地对学校发生影响,同时也对大学存在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诉求。既然存在利益获得或者说具有利益诉求,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投入,有投入才有利益,不管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这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重要启示。对于民办高等教育,投资者利用社会资本举办了高等学校,承担了建设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基本办学条件保障,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维持性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必须是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力量共同分担。 3.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教育成本有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之分。教育的直接成本是社会与个人为教育而直接支付的费用总和,它分为社会直接成本和个人直接成本。教育的社会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国家、政府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以及社会集资捐资的经费;教育的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学生家庭和学生个人直接支付的教育费用,诸如学费、杂费、书籍文具费、住宿费、交通费和生活费等。教育的间接成本是社会和个人为教育而间接支付的费用,它由社会间接成本和个人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教育的社会间接成本包括学校所使用的土地、建筑物和其他设备等,如不用于高等教育而可能获得收入(租金或利息);学校所使用的物资设备因用于教育而免征的税收;学生已满劳动力年龄因入学而失去就业机会,社会可能获得的税收等。教育的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学生已满法定劳动力年龄因受教育而放弃的就业收入的成本。 20世纪50年代,社会责任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当时的高等教育中学生承担的成本份额迅速下降,各国政府普遍加大了对私立学校的经费资助和政策影响。1986年,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D.BruceJohnStone)在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金融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无论在什么社会、体制和国家中,教育成本都必须由纳税人(通过政府)、家长、学生和社会力量等方面的资源来分担,这种分担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利益获得”原则,即谁从教育中获得利益,谁就应当支付教育成本,且获益越多者应支付更多的教育成本;二是“能力支付”原则,即教育的利益获得者按支付能力大小支付教育成本,能力越大支付越多。当今世界除一些高福利国家和特殊国家(如朝鲜)的教育实行免费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成本都由利益相关者分担,在这个分担机制中,国家和政府负担教育成本的主要部分。美国私立高等教育之所以发达,因素固然很多,但与其多元化筹措办学经费、合理分担教育成本有着直接关系。在美国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中,学费收入占40%~45%、政府拨款16%~18%(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拨款)、各类捐赠13%~14%、销售及服务收入约22%、其他收入4%~5%,形成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事实上,我国公办高校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已具有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但民办高等教育却始终停留在主要依赖学费收入的现状,这也正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三、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理论模型 研究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首先必须估算高等教育的平均教育成本。表1列出了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情况。数据表明,全国公办高校的生均教育成本为2.9718万元/生/年(未分学科门类的粗略估算,下同),民办高校的生均教育成本2.0427万元/生/年,由此可以推断,未来五年内的生均教育成本应为3万元/生/年左右。对于公办高校而言,生均财政性经费为2.0126万元/生/年,学杂费收入仅占办学经费的16.92%;与之相比,民办高校的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为0.1239万元/生/年,学杂费收入占办学经费的79.71%,形成了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在公共财政资源享受方面的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从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生均教育成本消耗来看,民办高校生均2.0427万元/年,而公办高校生均达到2.9718万元/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培养过程的差异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当然,不容否认,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公办高校的教育经费开支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节约空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按照上述测算,基于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未来五年内的生均教育成本应为3万元/年左右(不含膳食费),按照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参考美国私立高等学校的经验数据和我国公办高校经验数据,可以得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理论模型。 1.学杂费收入 据表1中数据推算,2011年全国民办高校学生1.6282万元/生/年,在3万元/生/年的教育成本中,学生及其家庭承担60%,即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718元/生/年,是一种基于现状和物价上涨因素综合考虑。张少雄(2014)认为,若三口之家的年收入30万元,则所能承受的最低学费平均为2万~3万元/年,可见1.8万元/生/年的学费标准对于多数家庭在现行收入的基础上适当动用家庭积累是可行的。 2.公共财政资源投入 目前公共财政资源投入方面,公办高校生均2.0126万元/生/年,而民办高校学生仅0.1239万元/生/年,如果实现民办高校的公共财政投入达到15%,则按2011年民办高校学生规模需要增加财政性投入164.7亿,即在现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基础上只需增加4.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5条规定“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这一增幅完全在公共财政资源的承受范围。 3.专项收入 专项收入是指具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专用资金,包括各类科研专项经费、教学专项经费(主要指教育行政部门投入的质量工程项目经费)以及企业为实现订单式培养或委托培养而投入的专项经费等。目前民办高校的专项收入已达到0.1231万元/生/年,占办学成本的4.1%。对于民办高校而言,企业投资是取得专项收入的重要途径和发展空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职工大学或培训学校,针对性地培养本企业的技术人员,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办学逐步并入国民教育体系,但行业和企业对人才的专门化需求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出现了上世纪末的订单式培养或委托培养,这是回应企业对人才的专门化需求和针对性训练,民办高校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也正是民办高校未来发展中拓展专项收入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民办高校基本都定位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去向主要为生产第一线的企业,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为了招聘高素质人才,可以在学校设立助学金、奖学金,民办高校应充分重视这方面的潜力,主动设立基金,逐步积累资源。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和办学者应多方努力,积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专项收入达到办学成本的10%左右。 4.校产经营和学校创收 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方的早期投资实现了民办高校的组建和前期运营,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投资者自身事业的发展,还要建立冗余投资机制,即投资者对民办高校的投资规模,不仅要考虑基本办学设施和教育教学场地需要,还要具有一定的超额投资,这部分超额投资主要用于繁衍民办高校的校产,为民办高校的校产经营和学校创收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事实上,民办高校在校产经营和对师生服务等方面的创收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达到办学成本的5%以上,但是由于不少民办高校还没有完成资产过户手续,这部分收入被投资者占有,随着民办高校法人财产权制度的构建,校产经营和学校创收必将成为民办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补充渠道,这部分收入达到办学成本的10%是完全可能的。 5.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 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地方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地方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其重要的历史使命。随着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办高校已积累了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依托民办高校自身的智力资源,积极争取科研经费,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加大成果转化力度,拓展办学经费来源。虽然目前民办高校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分析,这部分收入近期内应朝着为学校提供约3%的办学经费的方向发展,长远来看这方面的收益必须达到办学成本的5%以上。 6.校友及各类社会捐赠 由于办学历史较短,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校友资源相对薄弱,目前校友和各类社会捐赠相对较少。但是,民办高校应积极筹划,跟踪校友资源,逐步形成自己的校友网络资源,为校友捐赠奠定基础,近十年内校友及各类社会捐赠达到办学成本的2%还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谭黎明 高志强 单位: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民国时期专科高等教育论文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北洋政府时期,大学逐渐兴起,出国留学教育不断发展,学术机关陆续成立,中国从旧式教育中脱胎出来。宏观上,教育近代化潮流已呈不可抵挡的大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训政开始,国民政府的教育事业发端。1929年,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议决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一贯的宗旨,才可以确立国家生存的基础,筑成国民文化向上的轨道。“教育为立国之基础,主义为教育之灵魂”。统一的方针和明确的教育宗旨,有利于整个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二、南京国民政府对专科高等教育的改进 民国初期,与专科学校类似的学校包括实业学校和专门学校。“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专门学校的宗旨,是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门学校种类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学校的设立分为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有一套系统的实施方案,从校址、教员、经费、设备、政策上都有成文的规定。每一类专门学校又有细化的专业,如,法政专门学校预科中的法学通论、伦理学、心理学等专业。预科结束后,法政专门学校包括法律科等大的方向,法律科下又设宪法、罗马法、刑法、行政法专业等。“清季预备立宪,各省纷纷设立法政学校,民国初年,此风未衰”。民国初期,专门学校受重视程度高,专业划分较为详细。早期大学的数量少,此类专门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应用性较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专科高等学校,也是从这些专门学校不断演变而来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民国初年建立的以法政为代表的专门学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所谓法政专门学校,以属于法政者,为最多且滥,专凭讲义,不备图书,甚或学生平日不上课,届期可以毕业,农工商医等专门学校,而课程空泛,不重实习,其弊亦甚,医专年限短促,尤属非宜”。教育部于1929年7月明令规定,公立、私立法医两种专门学校只准办到现有学生毕业为止,1929年起,不得再招新生,其余各省立、公立、已立案的私立农工商水产、图书馆各专门学校则依照专科学校组织法及规定变更名称组织。 1931年3月26日,教育部修正专科学校规程。“专科学校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两年到三年,医学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于三年,课目毕业后,须再实习一年”。“专科学校入学资格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或具有与高级中学毕业同等学历,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学生转学有严格的规定,转学可以使得学生有更好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评价,有利于学生的成才。专科学校对待生源的素质要求较高,从入学选拔到毕业考核,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专科教育在该时期的良好发展。此外,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教育的办法,“所有中央及地方教育经费一经确定预算后,即按期照支,政府财政无论如何困难,均应优先发付”。“民国二十年起(1931年),各项新增地方捐税,由省、市政府酌定提留若干成,作为地方教育经费”。有了经费的保证,学校方能添置设备,改善硬件设施,多方面展开教育活动。 三、专科高等学校取得的发展 “1917年,民国政府颁布《修正大学令》,允许单设某一科者称为大学,1922年的壬戌学制重申这一规定,于是新的大学纷纷建立,其中不少大学是由专门学校升格而成”。1924年以后,专门学校多改为大学,专科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其中,上海商科大学、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便是由专门学校演变而来。从民国初的专门学校到30年代的专科高等学校,这一高等教育层次有了不断的改进和发展。截至1933年,全国专科学校共有29所。这些专科学校业囊括了实类和文类两大方向,涵盖了理、农、工、医、文、法、教育、商业等诸多专业。同时,学生还要学习党义和体育。 四、民国时期专科教育发展的优点与不足 一是从统计资料来看,民国时期,专科高等学专科学校起步早、分类详细、专业设置实用、行政系统完善、受重视程度高,培养了大量人才,适应了民国时期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为代表的私立专科学校在发展遇到困难时,教育家为教育奔走集资、解决困难。中西学者济济一堂,学术氛围浓厚,社会知名学者关心专科学校的发展。 二是社会动乱,教育没有稳定的环境,战争导致学校中途停办,“五月浙赣战事又起,东南联大撤往闽北建阳,借国立暨南大学校舍上课,翌年东南联大受战事影响,奉令停办”,或因政治风潮学校解散,教育事业中断受挫。 三是“教育重在养成党员,不在养成国民,教育成了党的工具”。中国的政权由军阀手中移到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实行,一切教育更是大受政治的影响。所有学校要教党义读遗嘱,甚至教师要党员,学生也要党员,党员在教育上享有一切特权。 四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全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纷纷改为大学,大学数量虽一时激增,而内容简陋,学生毕业年限无形缩短,影响及于程度,此时,高等教育多在自由发展状态下,无整个设施计划”。 五是从学校地域分布上来看,上海市、北平市是学校分布最多的两个区域,而广西、安徽、云南、甘肃等落后地区,学校分布数量极少,有的地域甚至没有。“学校教育中的不公平存在与教育投入、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教育不公导致落后地区的学生无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深造,科学文化素质不能得到提高,不能很好地为当地建设做出贡献,引发地域继续落后的恶性循环。 五、结语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专科教育、社会教育等多样的教育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最大限度范围地增加受教育人群。现阶段,我国高等专科教育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民国专科教育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当今专科教育的新出路和新方法。 作者:许伟伟 单位: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论文:结构功能理论下高等教育论文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1902年,塔尔科特•帕森斯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美国圣公理会的一名牧师,后担任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学院院长。1920年,帕森斯进入美国阿莫斯特学院学习哲学和生物学。在学期间,受到经济学家汉姆顿教授的影响,他对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在英国,他在L•T•霍布豪斯、金斯伯格和莫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学习,一年后,转入德国海德堡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并在那里受到了韦伯和马克思理论的深刻影响。1927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31年开始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1944年起任哈佛社会学系教授,1946年出任社会关系系主任,1973年退休。期间于1949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1979年在德国慕尼黑逝世。帕森斯一生致力于在早期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的社会体系理论,并将这一社会体系简化成理论模型,用于分析各类社会现象;他乐观地将社会看成是和谐的、功能明确的、均衡发展的宏观系统;这与他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1937年,帕森斯首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此书把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弗洛伊德等各理论家的思想综合起来,以科学和唯意志论的视角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何以作为民主的社会行动结构的对立面”。此书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以经验主义为主流的社会学界的认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它逐渐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它为二战后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答案,以回应如何用有关社会行动结构的理论去解释恐怖政权的问题。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六十年代,美国的实力在战胜国地位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平稳发展的时期。美国在战后这段时间内,以最民主、最稳定的工业社会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逐渐成熟,他在1951年发表的《社会体系》和《行动的一般理论》,1956年的《经济与社会》,以及1960年的《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从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的角度,发现行动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相互关联,并提出了分析社会发展的结构功能视角。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凸显,社会各类冲突不断。此时,社会学界批判帕森斯的声音开始出现,主要集中在批评他忽视了冲突与非均衡的社会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帕森斯在晚期著作中借鉴生物进化论提出了社会进化模型,在其1966年的《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和1971年的《现代社会体系》等著作中,通过描述社会的分化、适应的升级、包容与价值的普遍化,达到社会变迁与进化的效果。帕森斯的主要理论体系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作为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单位,“分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界定组织目标,并使用其合法化的价值系统、关系到资源流通的适应机制、与目标实施直接过程机制有关的工作法则以及整合机制”。也就是在行动系统中,有四个因素发挥着影响,即行动者、目标、限制条件以及价值规范。其中,行动者代表在行动单元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组织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自我”,而不是人的个体,是主观的意识。目标,指行动系统本身期望达到的未来的状态,并由行动者通过意识和行为去实现。限制条件,是行动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条件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环境,它通常在目标之外甚至在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存在;而手段是可以通过行为者的主观意向予以抉择。价值规范主要涵盖了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通过合法性引导行动者选择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这四个影响因素中,限制条件和价值规范影响着行动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在帕森斯唯意志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范比限制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也更大。帕森斯在这一早期的理论中,将外在的环境与价值规范内化成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并通过主观意志来影响整个行动系统的发展。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下,任何行动系统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文化系统指系统内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如宗教信仰、语言、民族习俗等。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其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形成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聚合力。社会系统是由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组成,其基本单元是角色而不是个人。社会系统是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重点描述的概念,社会系统中各个不同角色发挥的作用,也突出体现了一个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功能的区分,它论及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指人们的相互依赖。人格系统指系统中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和社会属性,从而决定个人的需要、动机和态度。行为有机系统是后期添加进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拥有生物特性的行动系统单个组成体-个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帕森斯侧重描述四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稳固,就形成了行动系统的制度化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是在文化系统的内在作用下,其他三个子系统合法存在的关系。 2.模式变量分析法 在分析行动系统及其子系统时,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方法,用于剖析行动系统。这一方法类似于“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当行动有机体面临选择时,其价值取向会发挥引导作用,使其在两个极端中间做出选择,最终决定行为的方向。这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中立性-情感性,表示在行动中,行为体需要表达自身感情还是去除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或父母对子女需要表达情感性;在医院或学校中,医生和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添加个人的情绪,公平地对待其服务对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是指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因素还是集体的利益。在商业行动中,行动者首先会考虑个人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普遍期望公务员在其工作和决策过程中,能够以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普遍性-特殊性,指行动中以普遍的一般性规范为基础,还是以某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或者以具有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特权阶级,从而用普遍的规范约束其行为是对这一变量的体现。自致性-先赋性,指人们的发展道路是以起先天赋予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的因素为主要基础,还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后天取得的成绩来进行发展。专一性-分散性,指人或者行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还是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如朋友关系是一种分散性的关系,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专一性。帕森斯上述五种模型因素是其唯意志论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是将社会看成是向着普遍论、表现、特定关系与情感中立的方向发展。行动系统中的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系统,在相互影响和选择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以上五个变量来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中分析框架的重要维度。 3.AGIL模型-交换模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在理论发展后期,提炼出了一个更加抽象和简明的理论模型。他将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用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四个方面代表了与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同的接近程度,意义在于以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一模型被帕森斯称为交换模型,后被他的学生们命名为AGIL模型。这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适应功能(A:Adaption),指适应并利用外部环境以从中获得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系统自身的目标,外部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积极乐观地或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都是必须的。在行动系统中,适应功能对应行为有机系统。达鹄功能(G:Goal),指明确系统的目标,并利用资源达到这一目标。在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通过其具有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来确定系统的目标以及通过不同途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达到这一目标。整合功能(I:Integration),指在行动系统中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社会系统通过制度和规范协调不同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达到行动系统中不同因素的团结,来发挥整合的作用。维持模式功能(L:La-tence)通过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模式。在行动系统中,文化系统通过最主观的方法发挥着维模的作用。但是由于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物质条件的支配,所以这一功能也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AGIL模型除了在宏观层次对行动系统进行分析之外,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一个子系统,即子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也存在这一种四分法的功能划分。帕森斯在他的理论中,重点分析了行动系统中社会系统内部的AGIL功能。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组成部分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对应了这四种功能,分别是:经济发挥适应功能,政治发挥达鹄功能,规范用于整合,价值观可以维持模型。在社会系统的这四个子系统都生产明确的产品-金钱、权利、法律和宗教信仰。这些产品作为输出品,被输入其他系统发挥作用,从而使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边际交换资源的现象,一个子系统同时接收其他三个子系统的输入和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子系统。只有这种资源交换达到和谐状态,整个系统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帕森斯将这一理论称为交换理论。 4.社会进化理论 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架构里,着重讨论了行动系统或社会系统的均衡状态,将系统看成是静态的、以主观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和进化的一面。面对这类批评,帕森斯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在AG-IL模型的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分析社会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交换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达到能量供求的平衡,系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子系统不能够得到自身发展充足的资源供给,其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将不稳固,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冲突,引发系统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四个过程:分化、适应力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分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或结构分成两个以上的单位或结构,其特点和功能意义与原来不同”。适应力提高是子系统分化的结果,分化是适应外部环境和对资源不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反应,合理的分化是为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包容是系统发挥了整合功能,接纳新的子系统和组织,使基础更加稳固、效率更高。价值普遍化是将新的单位和组织的存在变得合法化,使社会和个体接受并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使进化后的社会变得更加稳固。帕森斯的理论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且完整地进行呈现,可以算作世界社会学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框架,他在半个多世纪里都居于近乎统治地位。“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帕森斯的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主要运动参照点”。他改变了以往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思路,转而注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使社会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观点和声音逐渐兴起,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帕森斯普遍行动理论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图示,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模型虽然易于实用且简单明了,但是说明力相对较弱,涵盖的层次也不够全面,容易被证伪。第二方面,帕森斯的理论过分注重分析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冲突、失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与繁荣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逐渐显现,帕森斯之前基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理论逐渐受到挑战。虽然在理论后期,帕森斯致力于发展社会进化理论,但仍然没有脱离其结构功能理论和行动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社会变化仍然不具备特别的说服力。第三方面,在社会进化理论中,帕森斯对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概念区分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一理论仍然被帕森斯头脑中深刻的意识形态理念和道德文化所影响。他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因此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这些缺点在经过默顿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之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理论 1910年7月4日,罗伯特•金•默顿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俄罗斯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非犹太教社会主义者。高中时,默顿经常在图书馆、音乐厅及博物馆中接受艺术的熏陶。1931年,默顿从坦普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学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索罗金、帕森斯等知名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9-1941年,在图兰恩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另外还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79年,从哥伦毕业大学退休并被授予荣休教授,2003年在纽约逝世。默顿一生中因其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获得了许多至高的荣誉。其主要的理论为中层理论、功能分析理论、失范与越轨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主要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重点阐述默顿思想中与功能理论相关的理论。 1.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是默顿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找到的一条构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的途径。默顿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依靠唯心的理论逻辑分析,得出的宏大的、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事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中层理论试图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的几个逻辑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介于小的工作假设与试图说明一切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论之间的中层设想。它“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中层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功能主义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逻辑假设与推断,还注重在经验与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理论建设。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也被称作为“经验功能主义”。 2.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在以往功能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了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他对传统功能理论的三个假设提出了修正:第一,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功能具有统一性,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并且对整个社会整合与运行做出贡献。默顿认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对整个系统或其他部分是否起作用,或者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是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第二,社会功能的普遍性,认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会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默顿却认为,从经验的立场出发会发现,某些功能的存在有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起到消极作用,同时也需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一个功能的存在是否会长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即认为在一个整体中,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这个假设同样不能被实践经验所检验,正如一个角色可以拥有不同种社会功能一样,一个功能也可以由社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承担,因此当一个部分不能适应整体发展时,也许会被其他可以发挥同样功能的部分所替代。默顿对功能的概念和角色进行了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更加详细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功能是指一个结构要素或者一个行动对社会调适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概念框架下,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从11个方面对功能进行分析:功能的归属、动机和目的、客观效果、功能在社会单元系统中的效果、功能需求、赖以实现的机制、功能选择、结构制约、动态和变迁、功能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含义。从客观效果的角度,他提出了有关功能的以下几个著名概念:(1)正功能与负功能“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这是为了建立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提出,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中将所有社会结构要素都视为对系统发挥有效作用的存在,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现有的许多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指导社会研究者从正负功能相抵之后的功能净差额的角度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学理论支持。(2)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这一对概念是为了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通俗来讲,显功能是指系统中有意安排的、显而易见的且外在的客观功能;潜功能是指未认识或预想到的后果。默顿重点强调了潜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西方国家政治机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功能分析范式下,显功能有正负之分,潜功能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这两对概念互相补充和支撑,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较为明晰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越轨与失范 负功能和潜功能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乐观、宏大的功能分析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的不同角度。在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和“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两篇著作中,他利用功能分析范式和中层理论指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通常是由于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脱节而导致的,并提出了越轨与失范两个概念。“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在失范模式的情况下,越轨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适应。默顿将这类适应情况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他用简明的表格,分析不同的适应行为对文化和制度的反应情况。遵从行为服从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手段,通常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而得到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的人群。创新是指文化上服从而制度上却拒绝,通常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仪式主义指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承认文化目标的存在,这通常指社会的中下层阶级,父母通常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使其遵守社会制度却突破现存的生活状态。退却主义指既拒绝文化目标又拒绝社会制度,通常指精神病患者、孤僻者等逃避社会的行为。反叛是对现存文化和制度的否定和拒绝,并以新的目标与手段取而代之,例如革命者。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为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经验性分析模式,是对现代功能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在对社会现象即功能方面更加具有解释力。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一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看成是有机统一体,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利用意识形态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西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发展现象。这一理论既关注对结构、要素的剖析,也重视对功能、关系的考察,把对社会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要素。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结构功能主义忽略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社会和谐与均衡忽略矛盾、冲突和过分强调文化和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忽略经济利益等因素对社会的作用等理论缺陷被指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该理论的精髓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三、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简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系统,系统下还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系统的四个功能即整合、适应、达鹄和维持模式。在分析社会系统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当今教育社会学中,许多研究都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教育中的现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节中,笔者重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教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重视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要与政治阶层、经济制度和职业技能的需要相联系,揭示出家庭、大众传播工具和社团与专业教育机构的关系。帕森斯认为,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即选择和社会化。他通过AGIL模型,阐明社会平衡取决于贯穿社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例如,教育可以看作是来自L向A和G的输出。孩子们被教授相应的价值观,然后被输入劳动力市场,最终接受承认的组织责任位置。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满足的功能。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未来在社会的职业和地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将哪种价值观进行社会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学校里的氛围和师生关系,社会需要的普适的价值观会逐渐被学生接受,以达到文化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帕森斯看来,学校属于社会系统中具有文化、教育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是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的组织。”高等教育在维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中,起到了将价值体系制度化的功能。 2.高等教育研究中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应用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由于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对于该理论的应用也在比较教育学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在安德森、福斯特和亚当斯等学者的努力下,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主要分析框架。结构功能主义对比较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比较教育注重对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的分析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来说明不同的教育体制如何与不同的社会系统达到相应的组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将教育做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主要把科研结构与社会功能、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构及其功能之间的关系做为主要内容,认为教育结构与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结构相同的教育系统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功能;反之,不同的教育结构的功能有可能相同。这就是比较教育的意义所在,通过对在不同社会系统和环境下教育机构的分析,得出教育与社会系统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从而为促进教育体制的完善提供一些方法和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解释体系和方法在比较教育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般性的经验表述和数据并置比较转移到深层的制度分析上来,更重要的是它为各国间的教育差异提供了规范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教育分层的研究。结构功能主义者首先肯定社会分层的合理性,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对阶级阶层关系的调整和适应作用,是学校教育最本质的方面。由于社会分化,教育也会出现分层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加强教育的选择功能;同时,教育的选择性使处于下层的群体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形成社会阶层的流动,在相对平等的意义上,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发展。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在教育分层研究的基础上,结构功能主义可对通过教育发挥个人才华从低级社会阶层上升到高级层次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实现教育公平的目的。在对教育公平的研究中,技术-功能论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的与实际十分贴切的方法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技术的变革和进步,工作的技术要求在不断提高;正规教育在专业技能方面或一般能力培养方面提供训练,对于从事技术要求高的工作是必须的;由于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逐渐提高,更多的人在学校接受年限更长的教育。教育公平的前提是教育机会均等,社会成员的家庭背景、所在地域以及所掌握社会资源等因素是影响其接受教育的情况。因此,在看似公平的表象下,削弱家庭和第三方主体在教育行为上的作用,使国家权力通过教育体系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张,最终对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一种侵犯而不是保护。因此,在对教育公平的讨论中,结构功能主义提供了教育公平的价值解释,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同样提出了如何获得真正意义上教育公平的建议,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实践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国内许多研究都使用结构功能主义,对高等教育的现象或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如对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分析、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的反思、学生就业体系的分析以及对专业学位制度的研究等。综合这些实证研究,我们仍可以看出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特点,即将教育看做一个整体,使其适应社会系统的变化或分析教育在社会中的功能。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仍然是研究教育现状和政策分析的有效工具。但是也应当针对对教育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批评做出适当的调整,如在研究教育在社会大背景下发挥功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教育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反面角度利用中层理论或冲突理论,来进一步完善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力,从而使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 作者:李昀 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营利性高等教育论文 一、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发展:市场视角、哲学视角与政治视角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褒贬不一,争论不断,究其原因,主要是看人们持认识论观点还是持政治论观点来评论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高等教育是研究深奥知识的学术机构,追求精神知识价值。政治论哲学强调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社会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从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观来看,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做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无涉价值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然而,每一次新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出现,其背后都有着支持它们存在的哲学依据。多元化的哲学依据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哲学认为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从大学功能、国家政策与制度、满足社会需求及服务社会功能上看,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倾向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从营利性大学的办学价值理念与营利行为看,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倾向于投资收益的经济论哲学。因此,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哲学基础是政治论和经济论哲学基础的综合体。在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美国采取了市场化、私有化放松管制等政策,在这些政策背景下,营利性教育组织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共产品观念不断地削弱,私人产品观念持续增强,政府、大学以及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正在赢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一种既与传统大学相同的,又不同于传统大学的逻辑。在美国,1996年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学时以上,学校开办两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相关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并且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需获得教育部所要求达到的标准,这样有利于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 二、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争论:经济视角与质量视角 围绕着高等教育是否应由营利性教育组织提供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议。总体看来,美国学者对营利性教育组织的态度分为三类: (一)持全面肯定态度,认为市场逻辑的利润动机与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成正相关 “营利性大学,不需要隐藏追求利润的动机,它们对使用财务资源负有责任,对追求利润的动机不需要什么借口。如果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利润可赚,这些机构也不会首先考虑进军这一产业。”营利是股东模式企业不可避免的动机,对于营利性大学,利润动机被诠释为一种影响整个机构的要点法则。营利性大学营利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把收费标准定位在能赢利的基础上,同时在学生市场这一水平上又具有竞争性,能够被学生接受。这类学者的主要观点认为营利性教育与高水平的教育质量相关,获得利润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教学质量和教学服务,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个营利性教育组织不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服务却能生存下来。营利与非营利教育组织的效率水平是基本一样的,成本也差不多,然而非营利教育组织比营利性教育组织的费用昂贵。营利性教育组织比非营利性教育组织提供的社会环境好,非营利教育组织比营利教育组织提供更好的教学质量和服务,因此,非营利教育组织与营利性教育组织的区别在于质量与效率。 (二)持认可态度,但是担心教育质量,认为利润动机可能会降低教育质量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运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市场由“学生兴趣和雇主需求”两大需求组成。学生寻求一定的学术课程种类,雇主寻找一定教育背景的毕业生。由于市场过度需求,传统非营利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聪明地把自己定位在这两种需求之间,试图满足这两种需求,来占有因教育市场过度需求产生的市场空间。然而,面对投资者追求利润的贪婪与不受约束性,学者们则担心这种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会降低教育质量。道格拉斯(Doug-lassJ)在《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增长与巴西效应》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种营利模式在下个世纪会怎么样?目前美国政府为了提高群众的受教育程度,创造性地运营营利性教育模式来提升民族的劳动力。但是国家与州政府担心,营利性教育机构的营利模式、低学位的完成度、学位的低质量、高学费、高负债以及毕业生的低就业率等问题。或许这种大规模的不受约束的营利教育机构增长就意味着营利性行业的结束。尽管有着这种担心,但是我的预测是营利性行业在长期内趋于增长趋势,不仅仅是因为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还有公立教育的缺陷。” (三)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营利是低质量的诱发性罪因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毫无节制的推销。在学生报考决定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招生人员无意中没有根据准确信息引导学生,有时可能会误导学生,使消费者无法短期判断其质量优劣,营利性教育组织很可能利用这些不对称信息欺骗消费者,以次充好,谋取最大化利润。其二,追求利润的动机也有弊端———即贪婪,是不加抑制地追求越来越多利润的欲望与行为,当这种追求利润的动机不被限制时,就会毫无遮拦地侵犯作为教育宗旨的人才培养质量价值观。威廉姆(WilliamB)从历史以及当代的角度考察了营利性行业诱发罪因的行为本质,分析指出营利性教育行业市场结构与政府政策在促进犯罪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不管有多强硬的规定,这些行为很可能继续进行。菲利普.阿特巴赫认为“这些新型院校往往是企业化的”———它们利用“市场需求”,宣传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按私人企业的方式运作。这类营利性院校大多数不符合规定,质量参差不齐,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测评这类院校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如何确保学生获得关于这些院校的可靠信息。营利性高等教育有责任向公众提供有关课程质量、学位和证书的有用性和他们办学的其他细节的信息。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营利性院校的实践一般基于“货物出门,概不退还”原则,只有购买者(学生)自己当心。 三、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研究: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 从宏观视角看,国外学者对于营利性教育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早。首先,经典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逐渐成为研究营利性教育组织问题的理论基础,如市场化、市场竞争、三次产业、人力资本、知识经济等方面的理论;而体制灰色地带及第三条道路理论认为“市场也有缺陷,主要是质量监控问题”,第一次论述了市场经营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其次,把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宏观上介绍营利性教育组织的概况。例如,阿波罗教育公司创始人约翰•G•斯柏林(JohnG.Sperlin)和罗伯特•沃伦•塔克(RobertWTucker)于1997年所写的For-profitHigherEducation:DevelopingaWorld-ClassWorkforce一书中,既讨论了美国成人参加营利性大学的学术和经济优势,也探讨了营利性大学在美国所受到的限制和联邦政府该如何创建高等教育组织的发展环境。约翰•G•斯柏林在2000年推出著作RebelwithaCause:TheEntrepreneurwhoCreatedtheUniversityofPhoenixHoboken讲述了作者的创业故事,其中涉及阿波罗教育公司的创立过程。本杰明•赫伯•约翰逊森(BenjaminHeberJohnson)等人著的系列论文集StealThisUniversity:TheRiseoftheCorporationUniversityandanAcademic讲述了大学公司化的问题,其中也讨论了商业模式与学术质量的关系。从微观视角看,国外学者往往聚焦某个具体问题深入阐释,如研究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动力因素、发展历史、组织特征、运营特征、办学模式、利润特征以及营利性教育质量等方面。例如,在形成与运营特征的研究方面,威尔达斯凯(WildavskyB)研究了营利行业的具体特征以及在经济发展中的全球趋势,营利性教育组织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和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应用技术方面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组织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由美国简单输出到世界各地,充分彰显了营利性教育组织的市场活力特征。道格拉斯(DouglassJ)在“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增长与巴西效应”的研究中,把当今美国的经验称之为“巴西效应”,传统公立大学不能满足剧增的市场过度需求,政府就允许营利机构填补市场空缺,逐渐形成巨大的、某种程度上起主导作用的营利性教育提供商,这种模式输出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50%的学生进入营利性大学学习),还有韩国、波兰等国家。总之,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崛起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与现实存在,虽然不如传统大学历史悠久、受人瞩目,但是这些后起之秀以它商业与学术相结合的经营方式,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与投资收益,力求实现营利与学术的双重办学目标,达到大学与学生的互利双赢。作为学术组织,大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组织,不以生产商品、提供商业服务和营利为宗旨,主要提供社会性、公益性、公共性的服务,追求如何更好地提供这些服务。然而营利性大学的营利行为与市场运营模式是对传统高等教育领域的公益性价值、办学模式的新挑战。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全球现象,并且它还会呈现出继续扩张的趋势。笔者通过“市场视角、哲学视角和政治视角”研究了营利性教育组织的发展图景:市场需求导致了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产生、发展与繁荣,政治经济论为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合法存在提供哲学依据,最终,政府、大学以及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获得了一种与以往既同质又异质的新的政治身份认同。针对各界人士对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争论,笔者透过“经济视角和质量视角”梳理学者们对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三种观点:支持营利性教育观(与高质量相关),认可营利性教育观(但是对质量的担心),以及否定营利性教育观(低质量的诱发罪因)。最后,用“宏观与微观的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研究主题,为今后研究营利性教育组织问题确定了微观位置。 四、启示与借鉴 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营利性教育组织与机构的产生开始,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与争论,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我国政府没有明确的政策文件,营利性教育组织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直到“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政策被写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把营利性教育组织管理纳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营利性教育组织的地位最终获得认同。从长远、健康的角度出发,立足国情,拓宽国际视野,借鉴美国发展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基本经验非常必要。首先,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启示。高等教育产业中有两个明显的机构质量和机构诚信的监护人,其中一个是认证过程。认证就是检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主席朱迪斯伊顿指出,地方认证是“美国评价学校质量的最古老、最常用的方式之一”。美国专业性认证机构成员包括职业实践者、有经验和有成就的教师以及其他院校的管理者。专业机构的认证标准包括“学生、专业教育目标、专业成就与评价、职业化要求、教师、教学设备、学校支持和财政资源、专业标准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认证的监管,这是保障营利性教育组织教育质量的有效举措。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倡导“高利润、高教育质量”营利性教育组织的产生,这是值得追求的最佳状态。市场逻辑中的利润动机与教育质量能够成功的两个基本因素“教学质量与教学服务水平”相结合,既是盈利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的重要因素。帮助营利性教育组织树立既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又办学营利的观念,营利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与教育服务质量为基础和前提。其次,对营利性实体办学机构的启示。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在教育市场中定位时采用的基本策略是“理解市场,适应市场,并且有效地满足市场”,而不是试图改变市场。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的策略重点是找到对市场有效反应的途径,而不是提供别处没有的教育产品。关注学生兴趣与雇主的需求,找出雇主所需要的学术背景,然后将这种要求转变到所开设的课程中去,这类课程强调知识应用和技能培养。我国实体营利性教育机构需要开设与传统大学课程相互补充的课程,这些课程要符合市场需求,以实践为导向,具有职业性的显著特点,为我国教育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营利性教育机构要正确处理好追求利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追求利润本身不是什么坏事,追求利润的动机也不见得就和社会利益不一致。两者关系在整体上是辩证统一和对立矛盾的,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投资人需要克服的是追求利润动机的弊端,也就是贪婪,即不加抑制地追求越来越多利润的欲望与行为。如果毫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过度追求资产值的最大回报,就会与作为教育宗旨的人才培养成为尖锐的对立矛盾,会转向利润的另一个极端。只有当两者关系在微观层次上,如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服务两个关联因素上利益一致,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时候会表现为结构性矛盾,也可能这种矛盾具有时序性,但最终两者会在动态中达到一种平衡性,即两者关系的辩证统一与融合性。因此,当追求利润和人才培养处于最佳关系状态时,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经营状况也就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作者:李成明 单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高等教育论文:当代高等教育的道德教育论文 一、审视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存在的一些问题 1.诚信缺失。 大学生诚信缺失是道德素质不足的主要表现之一。诚信是为人立世之本,是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基本品德。大学生诚信缺失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说助学贷款是国家惠及学生教育权利的优抚政策,但是,近年来贷款还贷步骤出现恶意逃债、赖账不还的比率越来越高。据中央财经大学在全校对助学贷款问题调查发现,有20%的学生甚至没有考虑过还款的问题,7%的学生表示是否还款还很难说。贷款学生是在用诚信为自己作担保,贷款不还等于失信于社会。2013年2月1日哈佛大学宣布针对之前发生的集体作弊事件的处理结果,勒令60名去年5月参与考试作弊的学生休学,剩下涉嫌作弊的65名学生一半留校察看,另一半根据情节严重性勉强得到赦免。该案例令人扼腕的同时,折射出诚信缺失所表现的另一类普遍现象———考试作弊。大学教育不同于中学义务教育,学校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监管力度下降,比较中学“前紧后松”的学习状态导致学生对学习重视程度下降,为了应付考试而选择作弊。调查显示,参与过考试作弊的学生比率接近50%,思想认识上接受考试作弊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此外,像大学生替考、论文的现象逐年增多,已成高校新兴职业。无论平时布置的小型论文,还是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许多学生都是从各种学术杂志或互联网上摘抄。然而,国外的大学在学生诚信方面的管理制度着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绝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校对于学生的作弊行为,有着极为严苛的惩罚制度。一旦作弊行为被发现,均以开除学籍作为处理标准。震慑于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学生的作弊行为得到了基本杜绝。虽然惩罚制度不是改变大学生诚信缺失现状的最佳途径,但是不得不说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制度。中国大学在制定自己的管理规则时,可以在此基础上学习借鉴,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期提高全体学生对于诚信问题的重视程度。当然还要提一提学历造假现象,假学历已然成为目前大学生进入社会的优选手段,求职简历言不符实,滥竽充数,资格证件造假严重。造假现象也是大学生诚信缺失的重要表现之一,对此,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应该在中国目前较为特殊的环境背景下,加强对孩子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使其能以应有的道德准则约束自己,杜绝不良行为。 2.对情感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高校学生结构的变化,大学生恋爱在高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大学生因恋爱导致的心理问题也层出不穷。刚进入高校大门的年轻学子势必对青春靓丽的异性充满迷恋与渴望,恋爱行为或多或少成为大学生生活到主要节奏,大部分学生缺乏科学的生理、心理卫生知识,并且大部分学生“游戏化”地看待恋爱问题,导致恋爱形式畸形发展。爱情本身是神圣并且美好的,大学生追求爱情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现代社会文化和道德理念标准的形态特点,努力完善提高自身的教育模式,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将伤害降到最低化。 3.自私自利。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蹋完;倘若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这些言论虽然是形容旧社会的中国人,但当代大学生自私自利缺乏公德心或多或少被此言一语中的,比如教室桌椅设施“占座”篆刻字样蔚为壮观;像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男女行为不检点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还观察到像开学报名时校园内到处乱停的私家车等。在西方国家,义务公共劳动成为大学生的必须社会活动,缺乏社会公德意识的行为则不为整个社会接受,这种道德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还有令人更加愤慨现象如很多大学生求学道路上或多或少受到过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捐助,然而,“知恩图报”者却很少。广州地区经社会各界牵线搭桥得以一圆大学梦的莘莘学子逾千名,但这中间只有一成不到的人曾用信件向资助者表达感激之情。沈阳有一位80多岁的王儒臣老人,节衣缩食13年出资数万元赞助40多名贫困生完成学业,其中有10名是大学生。至少他们在1999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关键报道时,没有给老人写过信,也没有一名大学生肯露面。同样还有许多被大学生淡漠的传统美德,像有学生认为,见义勇为不应在大学生中提倡,因为大学生没有这个能力。见义勇为的道德基础是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见义不为或者见死不救,不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 4.追名逐利,爱慕虚荣。 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直接或间接受受当前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情况如学生干部评选与很多大学奖励政策挂钩,担任学生干部便成为了众多学生追逐的目标,如何赢得同学和老师的关注与支持使得不少学生绞尽脑汁,请吃饭、送礼等各种招数层出不穷。大学生贿选学生干部,看似是受了社会“官本位”大环境的影响,其实他们自身的道德素质正在明显改变。据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考虑因素的首位,在回答“您认为当代大学生与90年前的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时,72.8%的人选择“更现实功利”,在进行政治评价、价值衡量的时候,往往是以利益作为标尺。此外,“爱慕虚荣,享乐主义”同样蚕食着大学生的良好品德,学生在生活各个方面注重物质享受,校园里的攀比风越刮越猛。有的学生因家庭不能提供充分的消费条件,而又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很难保证不发生突破道德底线的事。 二、当代高等教育的不足 1.教育机构与教育体制问题。 ①机械化教育与高校盲目扩招。辩证地看待问题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审视问题,大学生素质道德问题从侧面深刻反映了当代高等教育的不足,在当代大学管理体制中,不断扩招和教育激励和评价机制,使得教师越来越多地为了自己的“小康”多多地兼职兼教、热衷于自己的科研等。逐渐地把大学教育的性质转变为机械式的应付性教育。与此同时,学生却被冷落,少有人关注他们对人生的认识和困惑,以及他们道德价值观塑造,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中,缺乏正确引导和教育的学生出现素质道德问题也在所难免。②功利化教育缺乏人文精神。如今高等教育对教师的遴选机制过分看中名誉、知识水平,成为类似符号意义上判断的机制。与老一辈的高等教育者相比,我们现代的教育者缺乏历史、艺术、哲学、和传统道德的修养,缺乏对美的认识和追求,缺乏人文精神所彰显的高尚的思想情操、良好的道德修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态度。③现行教育在体制在道德教育上缺乏连续性,形式主义严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于人的品格成长就需要持之不懈的努力,在初级教育阶段,对于孩子道德的教育十分看重,中学的道德教育开始弱化,客观因素就是重点学校选择分数好的而非有道德的学生。有人认为,大学是培养专才的,没有必要强化道德教育,大学生的道德观发生转变,出现学历与道德觉悟不成正比的现象,这些也都与大学的道德教育过于形式化,没有实质内容的状态想匹配。 2.社会环境因素。 ①资本主义理念渗透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思维理念和视野,但同时伴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大学生尚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鉴别力不强,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可塑性强,其国家民族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将使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造成威胁。其次,西方一些资本主义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都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同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理念更多地被青年学生过分推崇,这必然导致学生对本国经济发展状态的不满与否定,最后就是在全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抛出的理论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和理解,盲目跟风,逐渐淡化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②社会转型与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青年学生的奋斗意识,助长了享乐主义,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弱化精神层面的追求。高科技也使得传统的文化传承受到严重威胁,互联网成为学生的日常生活的主体,网络上各色各样的消极信息不断娱乐化和腐蚀大学生的判断力。总之,社会形态与意识的转变对学生道德品质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三、探索道德素质教育的新方法 面对大学生道德素质的种种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必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去审视、去思考、去解决,出现问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如何面对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能够控制事物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理念,不断探索更为先进而有效的革新方法。 1.改变认识,树立恰当的德育目标。 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学生道德观念发生改变,陈旧的德育理念与方法已经无法适用新时代的潮流,现今的教育往往过分关注于教育的“实用性”,对“智育”的倾注远大于“德育”,这种教育模式跟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理念完全脱轨,拥有高级科学技术的人才却不懂得如何做人,像马加爵事件,中南大学杀人案等诸多事件充分证明了这种教育理念的失败,智商与品德没有必然关系。所以,认识到德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关键性是重中之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赋予新的解释,现行德育理念过分强调整体而忽略个人,过分围绕政治需要而忽视基础道德认知,这种模式必然造成空设空谈的结果。树立新的目标,根本上要把握责任感、公德意识、文明意识等基本道德修养,以此为基础,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不断深化新时代背景下对社会主义道德修养的理解,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2.放眼世界,探索新的方法。 ①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提倡积极参与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智德”(理智的道德)主要是训练、教育的产物,而“行德”(道德方面的美德)的产生发展主要是习惯的结果,即是在日常生活中依据理性的指导反复实践得来的;提倡“批判性思维法”。在道德教育中,英国同样采用参与和互动的教育方法,澳大利亚则通过组织社区服务活动,帮助学生有效地参加社会生活,形成积极的品格特征,包括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宽容、坚定、礼貌和同情等;开放实践,学校即社会。道德教育必须是开放的,道德教育必须融入到学生的社会生活之中方有价值,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新加坡的学校推行真实教育,主张学校道德教育向学生展示真实的社会道德生活面貌,传授的道德知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应该是社会上真实可行的,符合社会推行的奖惩标准和利害后果;重视心理辅导,实行“贴心教育”。心理辅导作为指导帮助学生排除心理障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手段,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学生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积累各种心理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正确引导与解决,必然造成行为上的恶果。日本近80%的学校也都建有心理咨询机构。国外更加侧重于促进学生健康人格和心理适应能力的发展,开发学生的各种潜能,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及全面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完善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优秀和难点,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特点”,分析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状况,有利于提高教育政策研究者解决实践问题,为教育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从而推进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样,学生道德教育将以此为基础,发展道路更加宽广;深化研究,开拓教育思路。树立自立意识和责任观念,克服依赖思想和寄生心理。学会自立,努力去寻找自立的机会,体验生活的艰难;懂得理解、尊重和同情他人。同时,提倡“感恩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意识是维系我们传统人情社会的一种纽带,感恩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超越,加强“励志教育”,唤起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和成就动机,培养大学生自我规划和自我管理能力,最充分地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活力;加强教育投入。教育工作者必然是大学生品德教育的优秀力量,加强教育投入,以先进的理念引导和强化教育工作队伍,深化教育队伍改革将会使学生道德教育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四、结束语 在新的时代要求下,必须明确大学生德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优秀地位,不断拓展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内容与品质,建立健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素质教育活动,激发学生积极性;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道德素质建设,优化教育环境,增加应对复杂国际国内环境的积极性;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通过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高级技能的高水平人才,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李月白 宋石 关红亚 郝蓝羽 范惠智 单位:郑州大学 高等教育论文:残疾人高等教育论文 1残疾人高等教育学校支持的现况 1.1专业、课程设置相对比较单一 由于我国的残疾人高等教育起步晚,办学层低,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专业设置上只关注残障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和优势,只是适合残障学生就读,但不一定有就业市场,显得较为狭窄。比如,各大高等院校现阶段招生的盲生,其专业仅限于音乐和针灸推拿等单一的专业;聋生也局限于计算机和美术等相关专业,许多优秀的残疾考生很难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的专业。而所有的课程设置基本是参照结合普通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设置的,这就导致部分残障大学生即使很努力,也完全无法适应这些课程。而对于按照生理残疾分类招收的学生,即使课程设置是面对同一教育群体,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差异性,课程设置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学习和就业的需求,依然存在“一刀切”现象。这样就限制了残障学生的发展,无法满足其多元化的需要,阻碍了他们潜能的发挥,限制了他们的就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发展。 1.2校园环境不能满足残障大学生的需要 由于我国的残疾人高等教育起点低,办学经验不足,无障碍设施、校园人文环境、教学条件、学习资源以及辅助设备和技术等均不够完善。第一,校园公共设施无障碍水平不达标,比如现有的教育环境很难向视障学生提供有声读物或各专业盲文图书和规范的无障碍设施;第二,教育培养机构专业师资力量薄弱,造成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师资数量不足,起点也不高,理论素养差,实践操作技能欠缺;专业基础不牢固,业务能力不强;大多数特教教师实质上没有受过正规特殊教育专业教育和考核。因此,很难理解残障大学生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额外压力;也很难与残障大学生有效地交流,不能给于残障大学生针对其残疾类型的、高科技含量的辅助的支持,以至于无法为这些残障大学生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与服务。因为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是双向的,学生需要给予适当的支持帮助才能完成学业,教师也需要接受适当支持来及时有效地调整教学。构建残疾人高等教育支持和服务体系中教师的支持对教师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1.3残疾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健全 由于残疾人高等教育办学积淀不足,其发展目标定位还处在摸索阶段,一方面专业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设和发展缺乏科学的政策导向和宏观指向;另一方面现行管理系统不够完善,如有些高校教务管理系统无法实现视障大学生像健全学生那样进行网络选课;残障大学生的康复系统有待进一步研发,如缺少盲文转换系统,听障手语直译系统等等。另外,参与残障大学生管理的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不了解残障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发展水平,不懂盲文和手语,也不了解他们群体环境的具体的文化特征,无法与残障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根本没法满足残障大学生多元化的需求。 1.4事务支持不够完善 这种事务支持体系包括学生的心理、思想、经济、就业等各个环节支持。由于残障大学生生理的特殊性,其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普遍偏高,招收残障大学生的院校的警惕性不够,这方面的支持不力;由于残障学生认知水平和思想成熟度相对较低,发展其为党员难度较大,所以残障生党员人数较少;对残障学生的经济支持针对性不强,在支持项目上有待进一步细化;残障大学生就业难度远远大于健全的大学生,与就业、创业相关的筹备,积淀工作欠缺,这方面的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2残疾人高等教育学校支持体系的构建 2.1残疾大学生学业支持体系构建 2.1.1专业课程支持 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扩展残疾人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使其具有更宽广的就业选择空间。对于承担残疾人高等教育任务的高等院校来说,要进一步拓宽现有的专业口径,增设新专业,为残障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并且在专业内容的选择上也要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建议借鉴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成熟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区域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社会市场的需求以及残障学生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并对专业设置的培养目标和市场定位认真地进行研究,并广泛征求社会行业专家以及特殊教育专家的意见,比如,聋生具有敏锐的视觉观察能力和较强的模仿能力,其专业不必局限于计算机和美术设计等相关专业,也可将其扩展到心理咨询、法律、语言等专业;美国的加劳德特聋人大学下设交际学院、教育与人类服务学院、艺术与科学院等学院并开设诸多专业供学生选择。当然,盲生的教育也不必限制在推拿、音乐等相关的单一职业教育中,根据视障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听力好,记忆力强等特点,还可为他们提供法律、语言等的人文学科专业,比如,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系开设了盲生学习心理咨询和特教辅导专业。这样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各招生残疾人大学生的高等院校应充分考虑特殊教育相关专业的特殊性,既兼顾普通高等教育的特点、残障学生的特殊性及个体差异,又充分考虑社会市场的需求,突出课程的综合性、特色性和实践性,建设一批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特色专业,逐步带动其专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残障人培养的质量。 2.1.2特殊需要资源学习中心、相关辅助设备(特殊的学习资料和工具)及技术支持 图书馆要提供各种专业的盲文图书或有声读物;支持残疾人康复系统,如盲文转换系统,视障学生选课系统,听障直译系统,学校主要网络终端配备盲人阅读和输入设备等;提高听障大学生听课效率的实时字幕、FM调频助听系统和课堂笔记员、手语翻译员等;尽可能提供给视障生:扩视机、放大镜、点字列表机、电子触摸显示器、电脑语音合成系统、导盲鼠视障资讯系统以及其他视障电脑资讯系统等学习辅具帮助他们“获取信息”弥补视力的不足;根据肢体障碍者的实际情况结合学校的经费情况为其提供手动/电动轮椅、辅助握笔套、按键式滑鼠器、组合式可微调靠背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设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三大主要职能,包括建立信息通报系统和资源库、开展研究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提供综合性的社会服务。这样就能改进残障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提高其生活独立性,改善其生活和学习质量,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提供有效的支持服务。 2.1.3专业化的残疾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支持 一流的教学质量源于一流的教师队伍,师资力量是办学的关键因素之一,普通高等教育如此,残疾人高等教育更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这方面建议借鉴国外的经验,针对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实际状况,承担残障学生教育的高等院校,首先,要把好教师入口关,制定出详细的教师准入制度,严把质量关,以确保教师任职资格达标。其次,符合条件的特殊教育本科专业,努力创造条件扩展特殊教育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并且要把在师范院校开设特殊教育公共选修课的相关规定尽快落实,使师范生都能尽快掌握一些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技能。第三,改变师资培养长期依赖师范教育的状况,因为世界发达国家师资大多是综合性大学培养的,综合性大学课程设置宽泛,学科水平较师范学院高,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易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事实上,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需要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这样才能培养出能满足就业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所以综合性大学应率先创造条件,在残疾人高等教育师资培养上有所突破,做出大胆的尝试,积极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应用性技术能力的双师型高等特殊教育教师,以便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人才来满足社会就业市场的需求。同时残障大学毕业生也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也提高残障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当然,这种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的建设,除了给予残障学生爱心和针对性的教育外,还能针对其残障类型提供高科技含量的辅助来支持其学习,即为残障学生提供手语翻译、专门的辅导教师、职业指导师和心理咨询师等,这些均需要高等特殊教育教师具备特殊教育专业优秀知识与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为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质量保障。 2.1.4个人策略与教学支持 第一,由于残障学生的特殊情况:社会适应性相对较低、专业限制,很难介入教学过程的科学研究,需要个别教育计划(IEP)、同伴辅导等具体到个人的策略;第二,课程教学中尽可能多的渗透实践活动和技能训练,尽可能多的借助具体、生动、形象的PPT;学校也应设立相应的实训室,让学生在教室中实际操作各种设备和工具,掌握职业岗位要求的技术能力;也可以把实践性强的课程,搬到相应的实习基地去,在实践教学阶段完成,比如把园林专业讲授的课程内容转到相应植物的种植场地里,这样教师在种植、养护植物的实践中更形象具体地讲授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残障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会更有效的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应用型的专业技能。因此,承担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学校既要加强个别化教育,又要不断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有实效性。第三,教学的有效支持离不开教师,教师承担者使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责任;建议教师参与到课堂范围调整及措施决策过程中,并且尽可能保证课程要求不降低;教师也要参与相关政策的评估和制定,但其最关键的作用是根据具体情况对课堂教学进行及时、科学、有效地调整,以便残障大学生尽快掌握适合其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式。 2.2残疾大学生环境支持体系构建 2.2.1建设无碍物理环境 在经费到位的情况下,高校应在行政体系中设立无障碍支援的综合协调机构,并任命专业的无障碍支援策划,从高校整体建设全面发展的大局出发,客观并全面考虑各个细节,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支援方案并一一落实;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按“急需优先的原则”,首先建设急需的,如轮椅用的卫生间、建筑物和到路边的滑坡、盲道以及图书馆、教室、食堂、宿舍的规范的无障碍设施,紧接着要给残障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具,康复设备,图书馆也要补充各专业的盲文版图书资料或有声读物等等,从而逐步完善高校的教育环境。进一步为残障大学生提供生活及学习便利,使其在最少受限制的环境中平等接受教育。 2.2.2人文校园环境支持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实现物理环境的无障碍有一定的难度,有时候仅有无障碍环境,或者即便是具备了相当完备的无障碍环境,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无障碍目标,这是因为人不仅仅要有物质追求,更需要满足其精神层面的需求。人作为社会的人是需要周围环境中人的理解、宽容和接纳,渴望参与到群体生活中。因此,从健全的大学生招聘无障碍志愿者,成立服务残疾学生团体和中心,进行同伴辅助,如手语翻译,笔录员等,可以补救不完善的环境而消除其带来的障碍,也可以在高校营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2.3残疾大学生管理支持体系构建 承担残障学生教育的高等院校首先,明确办学定位,在办学过程中积极探索适合各类残障学生的教育教学规律,采用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招生部门可以借鉴中职招生的经验,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实行“免试”“免费”入学的制度给残障学生提供一定的支持,是他们上的了学、也上得起学,进一步提升残障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务处要健全教务综合管理系统,必须不断地研究开发和促进视障学生选课系统、专业调整、考试调整以确保残障大学生正常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同时学校内有残障学生就读专业的各个系、教务处、学生处、后勤部门等都应有专兼职的特教工作者,专门负责对残障学生的管理和支持服务。 2.4残疾大学生事务支持体系构建 残疾人高等教育是以生活质量为取向的支持性教育。对于残障大学生来说,学生事务支持体系包括学生思想、心理、经济等各个环节支持,对残障生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教学院负责解决残疾学生的生活困难,尽量把各种补助细化并确保落到实处;协助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从新生入学之初,就要建立学生教育档案,掌握第一手资料,落实每位辅导员的个别教育目标责任制,也可以邀请残障学生家长参与到学校共同研究教育方案;针对残障学生心理特点,学校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各种形式的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和评估等方式,形成相对完备的心理支持体系;这就业方面,既积极帮助他们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开设《就业指导》必修课及金融管理、税收服务、人际关系处理等选修课,引导他们进行创业计划,加强就业、创业实践,积极创造条件为他们顺利就业提供支持和服务。以便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建立自信、自强、自立的健康的心理素质和掌握就业创业的本领,在学校就开始逐步积累融入社会的经历和信心,使之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3思考 3.1支持是否有效 实践证明,仅具备多样性的支持体系,并不能为残疾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负责提供支持服务的各部门缺少有效沟通,已经成为支持不足与不当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以上多种支持服务若能形成沟通良好、联系密切的支持网络协同发挥作用,比如,在支持可行的基础上,学校各部门明确各自支持服务的任务,然后相关责任各部门在招生、教育及就业创业等各个环节都应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最后各部门还必须通过科学的评估来确保其支持服务的有效性。这样不仅残疾学生、其他普通学生、教师、科研专家和教育一线的管理者均会从中受益。 3.2支持是否延伸 残疾人高等教育不能孤立进行,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残疾人高等教育支持系统,关键要从残疾人终生,从整体进行宏观调控,使各个阶段残疾人的教育、劳动就业和社会生活的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的高等教育问题。此系统中,教育过程在纵向上是从中等教育自然过渡至高等教育并且最终指向就业及社会生活。所以对于残疾大学生的支持来说,一方面要做好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衔接的支持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构建良好的就业安置的支持服务体系。 3.2.1健全过渡支持 适龄残疾学生由中学进入大学极需接受适宜的服务,以便为进一步受教育做好准备,但目前的这方面的支持几乎没有。然而,国内外的大量研究都表明,残疾人高等教育的阻碍之一正是没有对高等教育做好前期的支持准备工作。即便过渡支持服务非常重要,处于摸索阶段的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支持服务工作还很不成熟,仍未有效地提供给将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残疾学生。因此,这部分残障学生便缺少这种过渡服务中的自我提高技能、自我意识、社会技能和职业决策技能等,正是由于这种过渡服务的缺位他们在其高等教育阶段就不能更具体地向教育提供者解释自己的特殊需求,以至于严重影响到对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残障学生后续支持的有效性。 3.2.2加强就业、创业支持 残障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实效性在于其与未来就业的关联性。不完善的学校支持与不理想的就业状况相伴而生,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的发展。而笔者大范围的访谈表明,现实的情况是70%的残障学生无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教学环节缺乏实践性;《就业指导课》重视不够;一些有关创业的储备工作完全可以在高校完成的,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却极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这就要求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加强对残疾学生的职业指导,如与学校协商开设相应的法律课程、金融保险、工商税务、人际交往,创业技能等的课程培训,尽可能举办各种活动为其提供创业实践,以便他们能掌握足以立业的技能,增强创业的本领和信念;同时要加强社区、企事业单位和机构的联系,及时了解社会市场供需的信息,调整专业培养模式,及早安排残疾人实习,形成学习—实践—就业一体化的机制。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残障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帮助其做好科学的职业规划,等等诸如此类的学校支持的脱节和支持的不充分会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不利于残障大学生的健康发展,也进一步阻碍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3.3支持中是否存在适应不良 实践证明,政策发展对残障人高等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学校实际措施的发展远滞后于理论的关注,导致一部分残障大学生很难在高等教育阶段顺利完成学业,而这些适应不良则很少出现在其他学生身上。2因此,招收残障学生的高等院校应该对这部分适应不良的学生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对他们的适应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观察和访谈;另一方面,就其适应的客观情况及时进行科学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具体状况来调整专业课程,开展心理评估、咨询和疏导,同伴辅导或适当降低学业难度等,来为这部分学生提供足够的,适切的支持和帮助。 3.4支持的发展趋势 我国现阶段残疾人高等教育主要是隔离式的,承担残疾人高等教育的院校的提供的支持也只是为了残障大学生在隔离式的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业。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残障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但从残障人士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能不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也不利于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之间的彼此融合。所以承担残障人高等教育的院校应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更完善的支持,让残障大学生和健全大学生在同一环境下接受教育;让不同类别的残障学生尽可能组合一起学习和活动,尽力创建“残-残”“残-健”融合的残疾人高等教育模式,即“残健融合,集中管理,分散就读”全纳性教学管理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不断融合,相互宽容;还可以增进不同类别的残障人士的之间的相互了解,克服各自障碍而相互帮助,彼此鼓励,还可以积累经验,学习克服障碍的技能,以促进他们的共同成长,这对残障大学生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 作者:刘金荣 单位:绥化学院学报编辑部 高等教育论文:听障视障考生高等教育论文 1听障、视障考生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高考报名 在这个环节里,考生必须要报两次名,一次是在考生户籍所在地招生主管部门报名,一次是在高校报名。 1.1.1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 每年考生在各个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高考报名,这些部门对考生进行信息采集。考生当中,有个别考生报名不及时,错过当地高考报名时间,后果是不能参加当年的考试。建议有残障考生,并希望其接受高等教育的考生家长,教师,应该多关注高考相关信息,主动与当地主管高考部门联系,提前一段时间做好报名准备,在考生户籍所在地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报名。在各地区主管招生的部门当中,仍有个别省份县区的部门,对残障考生单考报名工作不了解,对国家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文件内容不了解。建议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请充分尊重这部分数量较少的残障考生,把教育部相关的文件内容充分落实到各县区招生主管单位。 1.1.2考生在高校报名 一名考生,为了增加被高校录取的机会,通常在几所学校报名,考试。考生方面:准备若干份报名材料(通常各学校要求略有不同),准备若干份报名费,在几所高校规定的不同的时间内,分别计算好时间,向几所报考学校邮寄报名材料。对于处于偏远地区,身体有障碍,复习考试时间紧张,外界信息不十分通畅的考生来说,报考有时是很繁乱,仓促的,能够及时报考也是一关。高校方面:审核考生报名材料,确定考试的时间,地点,给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在这个环节中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 (1)各高校确定的学校考试时间冲突。因为大部分学校是单考,所以各学校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考试时间,所以没有秩序,一名考生大多数同时要报考两所或多所学校,结果某两所学校的考试时间相同,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参加考试;或是某两所高校的考试时间十分接近,因时间间隔过短,考生无法从一个城市赶到另外一个城市,考生不得不放弃一次机会,只选择其中一个参加,大大减小了被录取的概率。 (2)各高校之间争抢生源。从提高生源质量这个角度看,高校都想在众多报考的考生中选拔好的考生,不想让考生参加考试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都愿意最早或是在其他高校之前开始考试,导致一些高校迟迟不向社会,考生公布考试时间,待其他学校公布考试时间后,再把本校考试时间安排在其他学校之前,因此,高校之间出现了恶意竞争的局面。建议高校之间加强沟通,确定一个时期之内的合理的考试先后次序表,确保逐年的让每所高校都能最早开始考试,但这只能是暂时的办法。 1.2考试环节 1.2.1考生方面 (1)考生在报名结束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要分别在指定的时间内到他们报考的几所学校去参加考试,由于这部分考生的身体条件的特殊性,常常是在几名家长或几名带队教师陪同下,奔波于几个城市之间,路费,食宿费价格不菲,无形中增加了考生的经济负担。 (2)考生参加考试,必然先熟悉高校相应专业的考试科目,熟悉各科目的考试内容和范围,又因为各高校是单考,所以各高校各科目试题是不统一的,考试内容和范围也不是统一的,所以,对考生,教师来说,对于一个专业考试的一个科目的复习,所报考的几所学校考的内容不一样,而一个专业考试至少要有几个考试科目,这种情况对于考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都很吃力。 1.2.2高校方面 高校首先要在每年的第4个季度做下一年的招生简章,在网站上相关信息,再用纸质简章向各地的一些基础学校邮寄,做好宣传。各高校要单独命题,命题场所要求全封闭;命题教师必须是相关专业,对这部分特殊考生情况熟悉的,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的有经验的教师参加(对于一些特殊的试卷,如盲文试卷,则必须有专业设备和专业教师参加);考场也要设置在方便考生行动的环境里,比如对盲生设置的考场尽量是有盲道的一楼或是在电梯间附近;对听障考生的考场尽量安排会手语的,能与这部分考生交流的教师监考。考试结束后,高校还要组织各类专业教师进行过程周密的评卷工作。各高校每年必须用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来准备这次部级考试,近9年来,在我校报名考试的人数虽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截止到现在每年报考的人数还没有突破700人,因此,这次考试虽然规模不大,但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程序很繁琐,而且每个高校陆续完成这次考试工作的程序相似。从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单招单考的考试方式需要改革。 1.3录取环节 考试结束后,学校向社会公布考生的成绩,同时将符合本校录取原则的考生的基本材料进行整理,然后将书面材料和相关电子材料分别报送到各考生所在省份省级招生主管单位相关部门,由该部门审批后,回寄书面材料,高校接到审核结果后,向审核通过的考生发送录取通知书,这是现阶段这部分考生录取的基本程序。在这个环节中有以下问题: 1.3.1录取审核过程混乱 前文曾提到过,有些考生为了提高被录取的概率,通常在同一年报考一所以上的高校,有些成绩优秀的考生,可能被两所以上的学校拟录取,这些学校都必须向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报送拟录取材料,那么在时间上一定有先后顺序,各省级主管部门对这类考生的材料怎样审核,现在还没有相关的文件作为依据,但近些年在我校入学的考生中,有以下几种结果: (1)有的省级主管部门按接到高校报送的材料的先后顺序审批,哪个高校先报送材料,就把这名考生审批给哪所学校; (2)有的省级主管部门待几所高校材料都报完后,发现这类情况,会与这两所学校沟通,说明情况,协商处理; (3)有的省级主管部门,发现这类情况,直接与考生联系,沟通后根据考生个人意愿,给考生有意向的高校审批材料。在有的省份,这部分残障考生专科批次的学校录取审批竟在本科批次之前,结果,有一些同时报考多所学校且成绩都合格的考生,由于审核结果的不确定因素,与自己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由此可见,现在残障单招预录取结果的审核,没有清晰的审批秩序,没有明确的规则。 1.3.2无明确制度,上报数据审核过程不通畅 现象一:在某些省份,两年或三年才有一名残障考生被高校录取,对这类考生审批的处理办法,该部门不明确;现象二:高校向省级主管部门寄送审批材料时,普通高考尚未开始,主管部门办理不了审批手续,由于材料较少,被遗落,高考录取期间联系不通畅,往往是高校,考生急得不行,入学报到的时间很快要到了还没有审核结果;现象三:因为这部分考生数量少,有个别省份录取结束后,考生数据上报教育部注册时有被遗漏现象。建议多个部门联合起来,采取相应办法,多关注这部分考生,多关怀这个群体。以上是听障考生,视障考生在单招单考的这种考试模式下,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当然,相信在逐步的改革中,各种问题都会有改变。 2对策———针对听障、视障考生统一招生考试模式设计 发展我国特殊教育事业,方便这部分考生备考、应考;减轻高校负担,为考生高考录取提供合理的,规范录取环境,是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的,在管理制度上是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对考生初级阶段的培养模式也需要进行调整,才能更好的衔接高等教育。 2.1听障考生、视障考生初级阶段教材、培养模式的调整目前,听障、视障考生初级阶段的教育的教材版本多样,不统一,各高校考试内容不统一,针对这一情况,在2007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对听障考生已经联合推出了统一的考试大纲,但从长远来看,编制一套符合听障考生特征的,内容能够衔接基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为考生高级阶段向各个方向学习打好基础的材料是很有必要的。针对视障考生,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考试大纲,一些高校入学考试的科目虽然是很相近,但还是应该为盲生编制符合盲人特征的,能够衔接高级阶段学习的教材,包括明文版和盲文版。近年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山东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的招生专业。根据现阶段各高校现有专业和这部分考生初级阶段教育的情况,改革的第一步是将考生在初级阶段的教学按考生特征类型先分好方向,按各大类方向布置统一的学习科目,从而实现了教材的统一,也为统一试卷,统一考试做前期准备。 2.2针对听障、视障考生统一招生考试程序模块设计 成立专门组织残障考生的招生考试机构,这里称作A。 (1)各经教育部批准单独招收残障考生的高校,在招生前一年某个时段向A处报送第2年该校的招生类型,专业,计划数,层次等,在A处由A统一整理后,向社会,特殊教育基础学校进行招生宣传。 (2)命题由A处根据考生初级阶段按大类划分好的方向,按统一的教材组织命题。 (3)报名所有要参加考试的考生统一在规定时间内在A处报名,同时填写好学校志愿。由A处根据各高校招生要求审核考生资格,并向考生发准考证(这一环节考生不需要再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报名了)。 (4)考试所有报名考生统一在规定时间内到A处面试,笔试。考试时间最好在普通高考前,个别考生还有机会参加普通高考。 (5)录取A处按本科,专科,成人本科,成人专科等的顺序分批次组织录取。本科层次,设置4个学校志愿,每个学校2个专业志愿:第一志愿一个学校专业一,专业二第二志愿一个学校专业一,专业二第三志愿一个学校专业一,专业二第四志愿(是,否)服从学校调剂,(是,否)服从调剂相关专业。专科层次,设置4个学校志愿,每个学校2个专业志愿:第一志愿一个学校专业一,专业二第二志愿一个学校专业一,专业二第三志愿一个学校专业一,专业二第四志愿(是,否)服从学校调剂,(是,否)服从调剂相关专业。按照同类专业(比如听障考生美术方向是一类,计算机方向是一类)考生分数优先的原则,选择考生被录取的学校和专业。A机构分批次向社会公布录取结果,并将录取结果报送给各高校招生主管部门,由学校向考生发送录取通知书,所以A处组织这项工作应该在全国普通高考之前。A机构还需将录取结果的信息直接报送教育部相关部门进行注册。 (6)报到考生持录取通知书入学。 3结语 如果一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A机构成立了,并且能够完成相应的职能,那么对于考生、高校、省级招生部门都将是很有利的。目前,听障、视障考生高等教育入学程序确实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只要我们看清问题、把握好方向、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这部分考生高等教育入学过程会有一个规范的秩序。服务考生,服务社会,希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讨论。 作者:丁锐 单位:长春大学教务处 高等教育论文:校企合作下成人高等教育论文 一、校企合作背景下成人高等教育现状 我国大学在很早就进行探索并开始了与企业的合作,对校企合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做过类似许多的研究,但其合作水平、层次、模式相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许多地方实践的经验有待积累。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普通高校都先后开办了成人高等教育,而且其招生数也是逐年攀升,大有赶超其他成人类教育的趋势,但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缺乏特色,趋于“普教化”,采用的教材与教学计划大多是普通高教的“翻版”,在本质上就是普通高教的强加硬性移植,脱离了企业的实际需要,特别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与企业合作举办成人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校企合作很难发挥合作的优势,更难达到合作的目的。 二、校企合作对于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意义 普通高校通过与企业的合作,不仅能够很好的解决企业人才培养的需求,帮助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短时期内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素质,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同时对于参加合作的高校来说,通过合作的深入发展,对于其完善自身人才培养体系,明确产学结合目标,培养出更多既具备专业素质又“接地气”的毕业生也是很有帮助的。 1.有利于高校发展 首先,学校通过合作就能够清楚地明确企业对人才有什么需求,并以此为标准和目标制定配套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案,有针对性地为企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达到培养目标与用人规格的一致。通过合作,校方对于提高师生实践能力和水平会获益很多。 2.有利于企业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通过合作,企业方不仅能够直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还能得到最先进的技术培训等服务,这对于提高员工技术素质和专业水平,提高企业竞争力是很有帮助的。企业通过合作能够在时展中始终站在技术的最前沿,轻松面对信息化社会带来的全方位改革,顺利完成产业升级。 3.有利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 校企合作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原来人的教育往往局限在青年时期,很多人的受教育生涯和机会就结束于大学本科教育或者更早。校企合作模式的建立,能够提供给更多人更深层次教育的机会,这对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几种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1.送教上门人才培养模式 对于师资技术水平相对较弱的企业来说,送教上门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由企业方提出需求,校方提供专业人员到企业进行评估,和企业方一同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制定。在合作中,由校方派出专家以及专业管理人员,并携带仪器和设备等到企业,由讲师制定学习计划,到现场为学生进行服务,是学生能够在校外也能享受先进的学校教学资源。 2.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顾名思义,订单式就是企业方将明确的人才培养需求交由学校,学校和企业仪器制定培养方案,双方在资源共享,技术上充分合作,采用多种方式组织教学,学生可来自各方,在完成教学培养后对学生进行考核,并与企业签订技术协议。学生在这种模式下既能够在学校学到专业知识,又与企业进行了具有一定层次的接触,属于为企业量身定做的优秀人才资源。同时,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3.校企互动式人才培养模式 对于师资、技术、资金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为了更好的完成教育和人才培养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和企业的现有资源,可以选择合适的地方建立校外实习和实际训练的基地。这样的合作模式更能体现企业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也有利于校方培养计划的实施。专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可以练就学生过硬的技术素质。 四、结束语 现代大学和高校已不再是人们眼中的“象牙塔”,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社会不仅需要大学和高校中的高科技技术,更需要大学培养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也要有针对性的考虑和借鉴社会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制定人才培养模式。人才作为高校和企业之间连接的一座重要的桥梁,其培养模式受到双方面的关心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校企合作这一合作模式应运而生,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也是能够适应时展的,利用好学校和企业各自的优势,深刻把握时展的脉搏,做好校企合作背景下的人才培养,对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李冰洁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大众化高等教育论文 一、评判指标要紧密结合专业培养目标与内容 1.教育质量评判结合专业培养目标,进行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效果的评定 一般来说,高校中各类专业都会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搜集评价信息,进行全面的专业评价,当前已经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与质量评判的基础,在我国还仅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各类高校在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略有不同,即使对于同一类专业,其教学质量评判标准也会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构建以各类专业为基础的教学质量目标,并对评判过程进行规范化与标准化管理,尤其结合各类专业要求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对该类专业教学效果设定统一的评价指标与衡量标准,确保教育质量评判过程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2.评估标准充分与课程体系设置相融合 有效地将学生、企业以及社会其他相关群体的需求融入高等教育评估标准,则可将该标准作为教学质量目标。由于学生个体需求差异、教育价值选择差异等,需要在原有的统一式课程体系中增加相应的课程满足个性化的培养需求。按照学生的不同需求,建立自助式的课程体系,通过一定程度的个性评估,结合学生的学习意向,个性化地定制课程清单,进行教育资源的按需分配,并根据学生反馈情况进行调整,以学生兴趣与需求为基础进一步丰富课程内容,当然这需要深入开展需求与课程的关联性分析工作,并增设以需求为导向的课外实践环节,学生的个人规划也要尽可能地准确与完善。 3.评判指标覆盖教学内容与方法,实行分阶段的评价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精英教育的概念也发生转变,因此,在进行教育质量评价时,也要根据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标准与评价体系。如在进行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外语类课程、政治类课程的教学,来自不同的专业以及不同需求的学生的差异不大,可以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而在深入教育阶段,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以及存在不同培养需求的学生,在课程设定本身即产生差异,则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别进行评价。 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教育质量评判 1.确认评定主体的性质,采用适合的方法进行质量评判 根据不同专业的不同要求,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主体需要进一步确认,包括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项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定。需要注意的是,在评定之前,要给予评定主体充分的运行时间,即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分别做出评价,在前期可以进行小范围的适用性与可靠性试验,确认合适的运行时间以及评定效果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大规模地开展评估工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评价体系中,通过评判指标的确定,与相关因素权重的设置,计算出最终的结果。需要注意以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作为支撑,采用国外先进的评判方法,如斯塔弗尔比姆的CIPP方法、ISO9000评价方法等,也可将这些方法相互融合。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来自学生、高校以及社会中的企业及专业机构的评价立场存在差异,对于评价标准也各有侧重,需要在评估之前尽可能地找出能够影响评价标准的因素,去除这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偏差以确认评估结果,并定期对这些因素进行关注与区别。 2.建立教育质量评价认证制度,提升评判结果权威性 除了上述主体性评价,还需要建立以政府或行业协会为主的第三方评价制度,建立设置专门的机构定期进行数据的搜集并展开评价工作,可以考虑建立评价认证制度,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特定的教育质量评价机构,进行区域划分,专门负责高校教育质量的评判工作,并定期将评判结果予以公布,加强评价的权威性。该机构也负责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传递等工作,作为非政府部门的行业联络机构。相比于以学生与教师为主的教育效果自评,来自社会第三方的教育效果具备更强的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评估标准为导向的数据的搜集,来自行业内部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反馈到国家认证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同时数据获取的范围也更大,数据的全面性更高。其次,评估标准的可对比性,对照以往的评估信息,根据当前的政策等形势的变动,对评估的准确性进行确认,评估机构可以将标准进行调整与更新,确保评估标准对于当前的评估项目最为贴切。此外,高校教育质量工作小组也需要指定人员与质量评估机构进行专门的联系,包括有关反馈信息的交流互通、教育资源与教学策略的研讨实施以及专门为提升教育质量开展的相关培训活动等,实现真正的由政府部门出面监督与支持,由评估机构直接领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机制。 3.结合特定平台施行多重考核,定量与定性结合 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工作需要与多方部门配合进行,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第三方质量评定部门、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等。对于教育工作的开展效果,这些相关部门都会给予一定的评价,可以考虑进一步将这些进行量化,结合各方视角与平台,将评估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优先排序,并根据排序结果,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各因素的权重在确定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国家现行的教育发展战略与社会需求水平做出调整,也会因高校学生的各自优势以及各类专业或研究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此外,需要进行定量与定性方法结合进行质量评价,根据不同的评价项目以及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设置。作为支持与辅助作用的数据分析平台以及作为信息收集与的公众参与平台,还有意见反馈与监督平台等,多样化的手段并举,为质量评判提供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保障。学生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课程准备情况、个人能力提升、专业兴趣发展以及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设定、专业测试方法与结果、学生就业能力、参与工作后的表现以及与就业岗位的匹配程度等方面都要考虑在内,对于教育质量的考核范围延长到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 三、大众化发展趋势下质量评判发展路径 1.强化教学质量观念,加强教育理念 教育的价值体现为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只有满足教育价值的获得程度可以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基础,只有满足高校学生个体发展的教学质量要求,才能充分满足各方的教育需求,这也是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依据。大学生从高校迈入社会,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还要增强工作能力与适应能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将社会人才质量观念融入教学质量观念,形成“为社会提供高适应性的高素质人才,适应各专业各岗位的工作”的教育理念。此外,要注重发展学生本身的特点与优势,并将该优势的提升作为教学的根本满足学生的需求,给予学生充分的发展空间与创造空间。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作为接受教育主体的学生个人期望的实现,也是学生积极参与高校教学相关活动的初衷。高校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要以学生的需求为转移,在确定学生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学生本身为优秀,辅助学生达成目标。在这样的教育理念要求下,高校要由原来的直接引导学生进行资源选择与硬性规定教学内容,转变为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资源与内容的配置,校方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学生识别自身需求与优势,进行个人发展目标的规划。 2.设定独立的监管队伍,根据教学内容进行实时的监控 设置专司教育质量评估的专管机构,采取统一的监管模式,如要求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及高等教育从业者积极配合并接受监督,包括教学资源的监督与教学过程的监督等方面。可以学习英国高等教育的监管机制,即通过政府拨款、专门立法、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完成责任分工,监督部门以独立于政府的中介机构为主,政府及有关部门起到引导与支持的作用,通过确定评判目的、评判指标,搜集分析相关信息,综合考量多项指标最后确定评估结果。可以将监督部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高校学生团体,即在高校内部成立相应的组织,发掘学生中不同的教育需求,并以每个个体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否存在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等情况做出第一时间的监督评价,评价结果可以直接移交政府相应部门,也可以反映到民间相应机构;各类高校的学生之间可以结成联盟,搭建完整的信息交流渠道,便于相互学习。二是来自民间机构,更多地从社会需求等方面评估当前采取的措施能否达到标准,考虑对于社会发展、企业人才需求等方面能否得到满足,并在出现可能的不符合情况时,第一时间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前可能存在的教育质量标准,并不是由政府对外公布,而是由相关的行业协会等机构进行,政府仅仅充当适当引导及管理的工作。 3.加入企业与社会相关机构的评定,完善评判体系 目前,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利益相关群体,除了学生、教师以及其他高等教育从业者,还包括政府、企业、银行、媒体以及社会其他相关团体,对于高等教育十分关注,但由于自身的发展目标不同,对于高等教育人才的期望也各有区别。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既要延续国家一直以来的意志,培养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人才,也要满足学生单独的个体需求,即自我能力的提升与个性的成熟。当前的高等教育要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以各方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提升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当前,我国进行教育质量评估的部门,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为进一步适应社会需要,可以增加包括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形成多方评价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一方面,施行校方的教学质量自评,通过成立教育质量办公室,由校长担任负责人,领导全校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与评估体系的运行等工作,并根据当前的政策与形式,对教育策略与措施进行实施与调整;另一方面,形成由包括行业机构、各类企业单位以及政府对应部门共同进行的综合性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由教育专家、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共同评判高校的教育质量。庞大复杂的教育评估系统需要容纳尽可能多的相关群体的反馈意见,才能保证评估结果与真实情况一致。 4.确保信息反馈渠道畅通,修正评估体系 一个完善的评估体系需要运行效果的反复验证以及来自各方面的考察,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也是如此。无论是高等教育主体的学生、高校还是相关的企业、就业指导机构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前评估体系运行效果的影响,应当形成获取多方反馈信息的渠道,并确保反馈渠道的通畅性,让评估效果第一时间得到反馈与调整。 作者:王龙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组织部 高等教育论文:高校成人高等教育论文 一、高校成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1.不鲜明。高校成人高等教育的教育资源多半依赖全日制教育教学资源,没有或很少有专任教师,这使高校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无论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层次上都没有或缺乏特色,甚至变成普通全日制教育教学的“山寨”,很少或根本没有形成具有成人特色的品牌课程和品牌培训项目,校与校之间培训层次不清楚、培训项目雷同、专业特色不鲜明、不时出现同行业内恶性竞争等问题。 2.功利性。表现在一是学校管理者的功利性,部分高校对成人教育的认识还不到位,没有把成人教育放在和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教育同等重要位置看待,缺乏成人教育的长远规划、近远期目标和战略发展思路,在实际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成人教育当作学校创收的工具;成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太过浮躁,只重视招生规模的数量指标,办学规模求大不求强,乱设点、乱建站,做虚假招生宣传,以承诺少上课或不上课来迎合个别学习者的不当要求,部分学校的函授教学成了走过场,学员参加不参加学习没有严格要求,教师上课变成了划题和圈重点考试范围,表现出没有教育者人格和尊严的功利化倾向。二是社会和学习者的功利性,相当一部分企业和用人单位不愿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员工的培训和素质的提高上,而是釆取短、平、快的短训形式,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员工实际技能而不是综合素养的提高上;从学习者个体来讲,一项调查表明,有66.3%的学习者为了拿文凭而参加函授学习,54.3%的学习者“愿意”花钱买个真文凭,由此不难看出,近一半以上的学习者有功利性学习动机。 3.合作少。成人高等教育本应是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通力合作的大教育,但由于受政策以及体制、机制的限制和制约,特別是经济效益因素的影响,多数高校的成人教育存在着单打独斗、关门办学的现象,不仅缺乏校内间的院院合作,而且难以建立校与校、学校和政府、学校和企业间长期互利合作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各种培训资源开发建设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部门分割和垄断、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现象。 4.无评估。由于成人高等教育教学和学习者学习的特殊性,各省、地区存在的办学差异性,使成人高等教育目前还没有统一权威的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高校成人教育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个别学校甚至出现把关不严、滥发文凭的较混乱局面,造成社会上对成人教育文凭认同度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形象和办学声誉。 二、解决高校成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瓶颈的对策 1.以改革促服务,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政策空间,建设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高校管理者要把成人高等教育当作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高校履行四大职能的重要途径,当作社会转轨变型、调结构、转方式、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当作实现人力资源强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成人高等教育要明确发展定位,坚持科学的办学理念,既要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大局,又要服从服务于高校发展战略大局;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工作者要把职业当作事业做,要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树立为终身学习者服务的理念,努力成为区域成人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区域终身学习平台的建造者、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区域社区教育的积极参与者、高校与社会各种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者、高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和力行者。要完善政策体系,创造发展好环境。完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体系是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努力突破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学校内部组织体制以及激励机制障碍,对外从法律上完善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力,教学权还给教师,学习权还给学生,让成人教育面向社会、市场寻找生存空间;对内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集中力量进行结构调整、资源整合,改变校内自成壁垒、各自为政、散兵游勇的混乱局面,努力创造事有人想、事有人干、想事、干事、成事的和谐发展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成人教育的质量、公平和效率。 2.以需求促服务,以学习者为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学习者为中心,要求成人高等教育实现转型。以学习者为中心,就要把学习者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作为成人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服务”为优秀的价值取向,从“教学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完成学历补偿式的我教你学的教育转变成你需要的就是我要服务的教育,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多高层次、多类型的教育服务;要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社会是开放的大系统,高校成人教育只有融入社会,才能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要加大数字资源建设力度,建立开放的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实现时时可学、处处能学,充分满足社会不同群体对成人教育的需求,解决政府和学校重点两层皮、“一头热”“跟不上”的问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增强自身办学实力、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根本所在。要根据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对于以取得学历为目的的“文凭型”学习者,重点应放在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提高综合专业素养提高上;对于以提高各种技能为目的的“能力型”学习者,重点应放在区分提升不同专业类型的综合素养和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服务上;对于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休闲型”学习者,重点应放在提高生活品位、综合文化素养和生活质量提高上;通过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3.以特色促服务,打造品牌教师、品牌专业、品牌课程,增强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优秀竞争力。培养一流特色人才,必须有品牌教师。成人高等教育要有生命力,必须在教师资源配置、教师聘用、考核、技能训练和综合业务发展上下功夫,必须提升教师的服务意识和能力。成就一支有社会责任感、有团队合作意识、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成人高等教育的特色在于差异化和多样化,通过品牌教师打造品牌专业、开设独特的品牌课程,开发包装品牌项目,而项目和课程的研发,走“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的道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形成优秀竞争力。专业的设计、课程的设置、项目的开发,既要独特,也要多样,以满足社会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受众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4.以合作促服务,协同创新,搭建全方位合作的培训平台,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效能。交流合作、协同创新,是新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应对,加强校校合作、校政合作、校企合作、校政企合作、与国际成人高等教育组织和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增強服务社会能力。成人高等教育的合作要以诚信为基础,以互利双赢为前提,才能使合作可持续。要不断研究协同创新的新模式。通过合作整合分散资源,打破行业和专业的分割、壁垒;通过建立学习成果认证、积累、转换制度,实现学校、政府、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搭建学习者学习的“立交桥”;合作既可以“走出去”,开阔视野、扩大交往、提升素质,又可以“请进来”,借用外脑、发挥优势,形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特点的,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如高水平师资互聘、项目开发、课程研发、网络资源共享、订单式人才培养等合作联盟,相互助力、优势互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效能。 5.以管理促服务,完善评价标准,建立多向评估机制,在成人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中,扩大学校办学声誉和学校影响力。要建立“政府主导、多方联动,顶层设计、人财保障,绩效鲜明、评估科学,行业监管、保证质量”的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三、总结 成人教育必须由政府统筹指导,文件要政府发,会议要政府开、督导要政府做,政府牵头、教育等相关厅局权责明确、分类指导、协调合作。顶层设计、人财保障。成人高等教育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好顶层设计,这是成人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只有充裕的人力资源和雄厚的财力保障,才能使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绩效鲜明、评估科学。成人高等教育要取得全社会的重视,必须把从业人员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状况纳入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绩效考核中,作为职务、职称聘任、岗位定级、执业注册的重要依据,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不顺、机制不畅、投入不足的问题。行业监管、保证质量。成人高等教育要建立行业监管与质量保障制度。要完善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资质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建立质量评估和保证体系,促进从业者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只有形成高校自律、行业监管、专家评估、用人单位和学习者评价多方结合的多向评估机制,才能使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在为社会发展服务中,不断扩大学校的办学声誉和学校影响力。 作者:军 孟繁军 单位:北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女性政治参与高等教育论文 1培养女性参与社会分工的能力 女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基础就是独立参与社会事务,主要是经济生产活动。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对女性参与就业与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带来很大的限制,如果没有职业领域的参与和发展、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需要依靠男性供给的话,女性进入政治领域的机会将是非常有限的。从目前来看,各个国家女性独立的经济地位、参与社会事务能力的获得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提供了各学科、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如医学、工学、法学等,帮助女性成功走上就业岗位。不仅如此,高等教育经历还成为女性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向更好阶层流动的阶梯。从近些年来的历史看,在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那些具备良好条件获得系统高等教育的人走在了前面。一般来讲,经济越独立、经济地位越高,参与政治系统的可能性越大、机会越多,所以,从一般的经验性数据来看,高等教育对女性就业以后的政治参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培养女性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 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女性由“过度阶层”到“积极公民”转化的关键环节,对女性日后能否积极参与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高等教育通过开设正式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目前我国高校都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课,承担着介绍主流政治思想,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传承主流政治文化的功能,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形成对待政治体系、政治现象的正确态度,成为有效的激发大学生追求进步的动力。同时高校还开设一系列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人文素养课,进行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这些课程的开设潜移默化地将政治知识传授给女性,如对国家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式、政党功能以及活动状况、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了解等等,为女性参与政治提供了知识基础。另外,高等教育中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专业的设置将培养一部分能够直接参与到政治体系中的女性人才,如国家、省、市等各层次的政府工作人员,而无论这些政治学专业学生是否直接进入政治体系,其在高等教育阶段接受的专业教育都将使其在高等教育阶段之后继续保持一定政治敏锐性和参与政治体系的热情。 3锻炼女性参与政治实践的能力 大学阶段的管理方式使学生拥有大量的政治活动空间可以更多地参与政治。高等教育阶段提供的锻炼女性参与政治实践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投票活动。我国大学生的选举权直接行使在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和学校共青团、学生组织的选举上。另外大学阶段也存在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公决活动,例如在班级、团支部、社团等组织内,对某些重大事项作决策时采用,如对班级公约、社团章程的表决等。二是结社行为。首先加入政党或政治团体。加入政党或政治团体是典型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来说,只要加入了政党或政治团体,不管是否参加了政党或团体组织的具体政治参与活动,都视为已经参与了政治。而且,加入政党或政治团体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如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定数量的政治知识,这些政治素养的获得无形增加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另外,女大学生对高校中的其他社团和组织如学校、学院直属的团委、学生会、学生协会等正式组织和学生自发组织的非正式组织的参与也为日后参与政治提供了锻炼。三是参与问题解决。在学习和生活中为了获得或维护个人、团体某方面的利益,学生主动与学校领导、有关部门接触,用直接或间接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批评,以期影响或改变某一决定。另外大学中还能够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如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参与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式。再如中国利益、荣誉受到别国侵害时,大学生也会自觉地以有组织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敦促问题解决,这些都属于政治参与行为,而这些特殊的政治参与都是与高校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性别分析中看,在种这参与方式上,高校中男女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因此,女性学生经过高等教育阶段学校环境和气氛的感染而参与社会活动,对未来成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将起到重要的影响。 作者:曲宏歌 孟繁英 张丽红 单位:吉林医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论文:质量管理高等教育论文 一、转型挫折 这种高校教育质量的下滑也引起了高校自身的重视,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提升教学质量的管理手段和方式。上世纪六十年展起来的一种叫做全面的质量管理思想进入高校管理者的视野之中。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用于企业生产,其基本理念就是按照企业的管理目标,进行全方位的经过管理,对影响生产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和克服。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在这个“全”字上,所谓的“全”包括了几层含义,首先是全方位,就是指对产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干预。其次是人员的全面调动。就是指积极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使其都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产品的升级改造上,员工的企业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最后,整个过程控制。就是指企业对产品的生产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有效的干预。生产企业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照搬照套的移植到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工作上来,还是出现一些问题。高校教育管理注重的是自由发展,松散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时候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可能实用性不是很强,更加偏重于学科的深入性方面的研究,这种管理的严苛性,约束性将对高校的这种崇尚自由,无拘束的发展方式和属性有些背道而驰。由于高等学校与生产企业还有一个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生产企业是以产品的升级改造为手段,以企业的利润为目的的发展模式。而高校的发展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一种公益事业,是对人类文化程度和思想素质升华的地方。很多的教学过程和研究的课题不是马上就有成效的,对学生的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对社会的贡献有时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但是社会意义巨大。因此这种适用于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照搬照套的移植到高校的教学和管理之中是不太适应的,违背了高校的教学目的,禁锢了高校的教学思想,使得研究方面更加具有功利性。国内一些高校将这种管理模式移植进入校园,只能在学生的档案管理,图书馆的管理,学生宿舍的管理等周边的辅助的管理工作上试点使用这种管理模式,在这些领域,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有效地提升了高校后勤的服务质量,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满意度,但是在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还是没有过多的涉及。总而言之,这种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只有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才能适应高校的教育和管理过程。 二、发展思考 现在的高教工作已经不是从前的精英式的教学过程了,学生的素质也没有从前那么高了,现在的教学资源也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因此,高校要想继续发展,取得发展中更大的突破,需要思考如何适应现在的现实情况,需要思考如何进行管理管理的转型升级,需要思考高校的发展方向和以后的出路在哪里。其实全面的质量管理模式的引入就是一种高等学校进行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的有益尝试。 (1)高校进一步坚定质量是关键的理念。 高校的教学质量关系到学校以后的命运。教学质量上不去,以后报考学校的学生将会逐年下降,学生的素养也将不断下降,学校将进入一种越教越差,越差越教的恶性死循环之中,最后导致学校可能出现降级处理等情况。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要坚定质量就是生命的发展理念,每一个人都要围绕这种思想开展自己的本质工作,老师要认真备课,努力寻找适合教学的各种方式方法,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学校的管理者要认真思考,大胆创新,破除阻碍学校发展的各种陈旧的制度和管理模式,是,共同努力,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2)高校进一步提升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 其实,管理工作和任务是相通的,管理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但是绝大多数是相通的,由于应用领域的不同会出现一些管理的差异性。因此企业管理和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也有相通之处,针对那些差异之处,高校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进一步改进管理模式,不断调整,从而适应高校管理的要求。其中这质量氛围的营造就是高校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个文化氛围较为浓厚的大学校园来说,老师学生的文化素养相对都比较高,都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大学的管理质量的提升可以通过文化氛围的营造来实现。企业的那种强制的质量管理模式不适应大学崇尚自由的发展理念。对于大学来说,接受可能较为困难。质量文化的营造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管理模式,更加适合大学的这种管理需求。从质量的文化宣传入手,坚定师生的教学质量就是生命力,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等理念。强化学生老师热爱学校,主动成为学校管理质量提升的参与者、实践者。将提升管理质量的思想融入教学的方方面面,将质量文化氛围的营造形成一种新常态,对老师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管理质量的提升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温和过程。这种管理模式将长效持久的推动高校的教育质量之提升。 三、结语 改革转型的路上有困难、有挫折,但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刻不容缓,转型发展的决心不能动摇。只有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持之以恒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道路上,我们才能走的更加顺利。 作者:曲遥 单位: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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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治理的财务管理学的概念研究论文 【摘要】在财务管理学研究中,以往过于注重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却忽视了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本文现从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入手,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指出了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并提出基于财务治理的财务管理学再造的途径。 【关键词】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超级秘书网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 (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治理的财务管理学分析论文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财务管理困境出 路 财务管理学①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a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02)。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管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创新管理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 全进行硬性规定。 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困境和出路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财务管理困境出 路 财务管理学①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a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02)。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管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学困境和出路 【摘要】西方财务管理学并非像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完美,贫困化依然是当今财务管理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财务管理学的贫困化,既体现在其内容的严重偏离实际上,也体现在其与相关学科的严重断裂和对环境性挑战的滞后反应上。走出贫困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转换财务管理学研究的视角,并开拓财务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关键词】财务管理困境出 路 财务管理学①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学无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a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02)。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管理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管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管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管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AswathDamodaran(2001)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am和Ehrhardt(2005)在《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管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管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管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02)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获取和管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管理(营运资本管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管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管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管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管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②。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amodara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管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amodara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管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管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管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管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然使财务管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管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管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控制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管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报酬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管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用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管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管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AswathDamodaran,2001)。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管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很大不同,但财务管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管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管理流程,这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管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01)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管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管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安排严重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管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管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管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言,现有的财务管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控制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管理)?(2)如何控制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发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管理)?财务管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严重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管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管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管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财务管理学发生和发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管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管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管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管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管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管理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③,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管理学领域?! 3.财务管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2001)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管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管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控制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很显然,财务管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转型有所反应。 我无意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 三、再造和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之思考 改造和扩展现有的财务管理学体系,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但又难度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涉及到对许多财务管理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很显然,主要“向内看”的前苏联版财务管理学和主要“向外看”的美国版财务管理学,都无法解决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及其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整合,以搭建内外统一、结构完整、视角合理的新型财务管理学体系。围绕财务管理学的扩展问题,本文仅就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个方面作些概略性的说明。 1.财务管理学内容之扩展。“一个目标、四个模块、四把工具”架构的财务管理学,相对于内容丰富的财务管理实践属于“窄型”财务管理学,并且是主要是“向外看”的财务管理学,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是相当弱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需要寻找恰当的路径,我的看法是,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1)功能扩展路径。我曾多次论证和强调,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实现这一功能,需要财务管理的内容能够涵盖三张基本财务报表,也就是涵盖四个板块的内容:资产管理(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管理)、权益管理(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利润表管理)和现金流量管理(现金流量表管理)。所谓的财务管理,实际上也可以称为财务报表管理。现有框架中的三类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事实上是寓于四个板块的管理体系之中。 (2)主体扩展路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主体的公司企业,但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特征,要求我们要跳出公司企业主体、站在价值链甚至价值网的立场和范围上,思考和探索对公司企业主体的财务管理。当我们研究海尔公司的财务管理问题时,绝对不能就海尔公司谈海尔公司,需要考虑海尔公司的整个价值创造网络和财务支持网络。仅此而言,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又可以向财务支持网络管理和价值创造网络管理两项内容扩展。 (3)行为主体扩展路径。当问及“公司财务工作是谁做的”这一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显然不能局限于公司的财务部门。事实上,公司财务工作是分层次来展开的。若把公司财务工作分为决策和执行两项权能,则履行决策权能的行为主体显然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合称“经营者”),履行执行权能的行为主体是包括财务部门在内的一些中间层次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营销部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如果我们不 是将财务管理局限于现金流管理,而是将财务管理的重心界定为公司价值创造或公司增值的话,则履行执行权能的职能部门就不能再局限于财务部门,所谓公司财务也就不能再定义为“财务经理的财务”。尽管新的商业环境需要我们把财务管理纳入战略和经营框架之中,但财务与经营在公司组织体系中仍分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而言,财务决策的组织层次要高些,这可以从《公司法》对董事会职责和权限的规定中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决策实际上是融入于公司的治理框架之中,而经营决策通常在经理层面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公司治理结构应是在构建财务管理学体系时绕不开的话题。 (4)组织扩展路径。如果有人问你“公司财务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你的解释显然不能局限于财务部门、岗位的设置及职责界定,而应当着眼于从四个层次上展开:一是制定公司及财务战略。战略决定组织架构;二是设计财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并进行职责界定;三是设计财务管理流程,甚至包括每一项具体的财务管理业务的流程;四是搭建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平台,这个信息平台需要将财务与经营有机地整合一体,如ERP系统平台等。相对应的,财务管理学需要围绕财务战略管理、财务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扩展。 (5)流程扩展路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不同的财务事项显然有不同的财务管理流程,但总体看,基本的财务管理流程总是内含战略与目标、预算、执行中的控制、根据信息反馈进行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激励、前瞻性的财务预测尤其是财务危机预警等。如果预警下来公司出现危机的征兆或特征,公司还需要设计摆脱危机实现反超的战略和策略。在整个财务管理流程中,“风险”是贯彻始终的概念。诸如“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等概念,是整个财务管理体系流程体系所无法回避的。其次,预算管理已经从单项预算管理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全面预算管理阶段。因此,按照流程路径扩展,财务管理学的内容就应当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风险管理、财务反超等。 (6)经营方式扩展路径。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与策略深受市场结构形态及其转型的影响,短缺市场结构和过剩市场结构的选择总是有所差别。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市场结构总体看是过剩,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商品经营总体上看是“微利型”的,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企业需要选择新的经营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盈利空间,于是资本经营应运而生并倍受重视,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专业地从事资本经营。相对于商品经营来说,资本经营的方式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也更加大。德隆、科龙、中航油等资本运作的失败,足见资本经营的风险。因此,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顺应时代变迁,关注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 总结以上扩展路径,再加上管理所必备的“工具箱”,则扩展后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大体由五大模块组成:(1)财务管理概览模块。包括公司财务的性质、功能与目标结构、财务管理环境及其演进、财务管理理论及其发展、财务管理体系及其扩展等内容;(2)财务管理工具模块。包括财务会计报表与比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与报酬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3)财务管理组织模块。包括财务战略管理、财务治理与组织管理、财务流程及其再造、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等内容;(4)财务管理功能模块。包括资产管理、资本或权益管理、收益及其分配管理、成本费用管理、现金流量管理、资本经营及其风险管理、财,.务支持网络管理、价值及其创造管理、财务风险管理等内容;(5)财务管理流程模块。包括财务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绩效评价与财务激励、财务危机及其预警、财务反超等内容。 2.财务管理学研究视角之扩展。财务管理学的认识和研究视角需要转换,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至少包括管理学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战略视角、本土化视角、跨学科整合视角等。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我已在“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李心合,2004)一文中进行了解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四种研究视角。 (1)管理学视角。这涉及到财务管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西方,财务学的学科归属曾经历从会计学到应用经济学的转型。(Peter.Atrill,2004)由于公司财务学是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的,这导致了财务学与金融学的一体化状况。西方的学科划分传统显然不适用于中国。改革前,中国的财务管理学更多地是借鉴前苏联的传统,将财务管理学确立为具有微观性的管理学的分支。中国有将金融学与财务学分而治之的学术传统,我的看法还是继续沿用这个传统,也就是立足于从管理学的立场来研究和设计财务管理学科。 以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管理学,有两点需要引起关注:一是财务管理学的视野应涵盖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领域,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的财务业务,并将公司财务业务与公司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等要素连接起来;二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而不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出发。后一点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设计很有意义。因为,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来看,对财务管理与控制流程及方法体系的选择通常是从风险最小化的立场选择的,表现为控制程序的烦琐设计上。转换财务管理学的研究视角,需要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等概念纳入财务管理体系,以使风险性与效率性相统一。 (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发展道路探索 摘要:财务管理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讲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管理。最早在春秋时期出现货币,到后来秦的统一圆形方孔钱,再到后来的纸币,再到现如今的电子货币。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财务的管理不论是方式还是对象等都在不断完善跟进步。现如今,更多的体现的是对财务的投资、使用、运营及利润分配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注重方法与管理理念存在的学科,财务管理需要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在此当中包含着重要的学问学识。在此我们展开对财务管理学发展道路的探讨。 关键词:对象;演变;体现方式;手段;影响 一、财务管理的理念要素 财务管理理念主要有几点:一是以人为本,毕竟财务理念,财务经营每一点都是人为操做管理的,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跟这些人的知识跟财务能力是相关的。二是共赢,每一笔交易,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在共赢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进行发展。三是把握风险,有投资就有风险,要抵制每一次的风险,需要树立正确的理财风险观念,稳中求胜,不急不躁。四是借力使力,相互合作,学会借用别人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五是信息理财,科技发展如此之快的情况下,信息传播更新的速度也在加快,只有不断的学习跟进最近数据才不会导致落后。六是战略理财,盲目投资理财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根据企业经济状况做出属于自己的经营方案才是正道。财务管理的要素自然就是需要管理的内容。 二、财务管理的对象演变 在最早的时候,刚刚出现货币,不管是用称重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其实在当时人们已经有等价交换的意识,说白了那就是财务的管理意识。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投资,包括到后来出现当铺,有了抵押等都是实物的交易,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后来出现纸币的时候就相对改善,面额的大小就成了简单的标准。货币的出现标志着金融市场的萌芽—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初步建立,便有了以银行为中介的借贷市场—1602年荷兰世界第一个有形、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推动着金融市场—信用形势的股票和债券等便形成发展。所以后来有了虚拟的货币,便是实到虚的转换演变。再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是物,现在包含的就很多了,比如人的想法观点都可以用来交易,人的名誉、版权、著作权等也是现在财务方向的另一方向。社会在发展、经济也会发展、之前我们只是内部发展交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QFII制度在中国拉开序幕,中国资本市场向全球化体系迈出了第一步,跟国际的接轨,从内部的财务交易转换成了到国际性的外部发展。在古代用的是算盘,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发展,我们从人工转变成计算机的管理,更加快速方便。所以,不论是从方式、对象等方面都在随着社会发展在转变,之后必然也会随着社会发展来进步,财务管理是没有边际的,会永恒的进步发展下去。目前我们国家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混业经营”是未来的必然选择,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企业管理案例分析 2005年8月11日阿里巴巴并购雅虎,共同联盟。马云和阿里巴巴我们都很了解,是电子商务的开启者,阿里巴巴的目标是涉及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庞大的系统需要更好的引擎,毋庸置疑,雅虎成为首选,而当时的雅虎也正处于瓶颈期,他涉及的全面,想要在其他方面更好的竞争,阿里巴巴的能力能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保留在其他方面,毕竟,电子商务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等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团队有很强的能力去处理这些。雅虎成为阿里的股东占有40%的股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了一家人。合作双赢,便是最明显的体现。1976年,苹果品牌的问世至今,一度成为人们追捧的力量。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克创立了苹果公司,刚开始投资的时候由马古拉、美利坚银行、洛克菲勒家族等共同投资,现如今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苹果最大的成功在于很强的管理理念,不断的创新,一次次的创造惊喜,引领潮流。在跟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不断创新。可能这就是苹果经久不衰还能一直在潮流前沿前进的原因之一吧。1985年,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诞生—深圳特区经济专业证券公司。之后业务不断发展,公司扩大到一百多家,但就是因为太过心急,业务发展过快,在2002-2004两年的时间便有19家证券公司倒闭,所以说再大的企业都要关注一个财务管理,要有属于自己发展的战略管理。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企业而言,财务永远影响着本国或本企业的命脉,企业需要注重财务方面的管理,加强财务控制理念,合理控制公司成本,促进公司发展。 四、企业财务状况决定因素 马云说“不赚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企业本就是创造价值的,企业的价值基本是用利润来衡量的,如果一个企业一直处于亏损,那么这个企业便是浪费人力物力,浪费资源,是不道德的。公司是否盈利首先看的就是成本和收入的准确,然而这只是数据,要从资本和经营业务两方面来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毕竟盈利能力的体现也就表示着财务的能力。资本就要看我们初期的投资和当期的盈利或净资产收益率。财务分析如果没有结合经营业务,那么就是两张皮,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和价值的。一个企业首先要结合产品及市场、结合企业的发展经营策略、企业预算才能准确的分析盈利状况。债务常常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企业出现债务的原因有很多:内部原因有实力不够、资金不足、涉猎太广等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债务的积累,外部原因也不能忽视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后总有一天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直至倒闭。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偿债能力来进行投资。比如2001年的无锡尚德在2005年成功上市,短短10年时间成为行业第一,然而好景不长,2013年便宣布破产。最直接原因就是公司快速扩张,资金需求过大,大举借债,资金链断裂,直至倒闭。就算这样,还是有不少企业这样急于求成、前赴后继。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战略,急刹车转战稳健发展型战略。企业周转销售快,营运能力强就是综合能力的提升,需要的是公司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共同努力。周转快还是要考虑行业的特征,不是所有行业周转过快是件好事。财务重要的是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并解决问题,这也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能力。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卖鸭蛋的故事和丰田老板创新供应链的故事都提出来了销售是关键,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企业持续经营发展要关注的有收入、利润的增长。企业发展能力提高必然资产规模就不断增加。时刻警惕莫陷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困境,资金链一旦中断,绝大多数企业就陷入困境,没有现金流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导致资金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销售量降低,囤货情况严重,应收账款大量占用流动资金,二是融资结构不合理或过度使用财务杠杆,三是企业出现泡沫经济,导致企业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四是无节制、过度的为别人担保不考虑自身实力,不把别人的炸弹绑到自己身上。五是外面环境的负面影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前的煤炭、钢铁、水泥等的行业都因为房地产的下滑纷纷陷入困境。李嘉诚作为商业奇才,说“一家公司即时有盈利,也可以破产,一家公司的现金流是正数的话,便不容易倒闭”,他的“现金流”理念非常值得借鉴:现金为王、低负债、互补行业的投资。 五、财务管理对企业的影响 金融行业是永久不衰的行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企业的发展看的还是经济,在一个不论是经济、网络、科技、信息都时刻更新换代的时代,只有不断完善经济机制,制定更严谨的管理制度。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配合。每个人的责任明确到位。现在很多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人多职,这样会造成很多情况下走不了正常程序,资金出现差错。财务管理不只是财务的事情,是需要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遵守的,财务跟每个部门都有关联,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配合,那我们出来的数据就是准确的,就能更好的了解到公司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大的企业自然有很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在财务信息不断更新的时代,大公司如果不进取,也是会被淘汰的,小公司需要注意的就更多了,所以企业要通过外部环境跟内部问题,了解行业的生存法则,了解竞争对手的战略,知彼知己,才能知道自己要改进的是什么,扬长补短,制定最适合自己的路径即公司的财务管理战略,为公司获得更大的利益。制定长期战略目标,就要有短期目标,有步骤的完成每一个周期的目标,最后才能实现长期目标。战略是方向,没有战略的发展是盲目的,不会长久的,所以战略分析和决策相当重要。符合实际,不能过高到让人心灰意冷,也不能低到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在实行的过程中,需要对人、物、财产等各环节进行统筹安排,合理分配,对于方案要有绩效考核体系来支持,这是其一。企业的长久不单单是靠财务的,财务管理也不只是涉及财务一个部门。是每个部门,每个人员的责任,所以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引导员工,鼓励员工,与其靠制度约束大家进步,不如让员工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学习,员工跟领导之间没有什么高贵卑贱之分。如果每个人都能精诚所至的为长远考虑,为公司谋取利益的时候也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现金不会因为网络时代的发展就此消失,但是也不会影响虚拟货币的盛行。只是数据的变化,只是网络的操作,大多数情况下代替了人为的工作,这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紧跟脚步,适者生存,适应社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体化、证券化、创新的趋势。随着网络技术和卫星通信的使用,已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经济贯穿在一起了,之间的传播调动尽是一个数据的转变,几秒之内便可完成的,不受国籍、货币面值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体化全球经济市场。在债务危机的情况下,银行贷款的收缩,让不少筹资者纷纷转向证券市场,一系列金融工具的出现,也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信息技术也能处理市场很大的交易,及时处理信息,对新情况作出反馈。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也在不断创新。在未来交易主体的变化可以是家人、企业或个人,买卖身份也可互相转换。21世纪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不少海外留学的学子选择回国创业,同时带回大批风险投资,极大催化中小企业的成长,促进国内创业热情。带动国内投资业的发展。金融行业发展也在进入高潮时期。 六、结束语 未来的财务管理方向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是肯定会收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之后不管怎么样,财务都是在创新发展的路上,所以,之后,作为学生要更好的学习掌握财务管理知识,不断钻研。作为企业,要不断完善建全财务规章制度,不断培养人才,这样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也是一场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知识的对抗,是深不见底的发展和进步,取长补短,不急不躁,规避风险。战略是企业的梦想,是企业未来要走的路,做正确的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追逐企业长期利益最大化。从古至今,企业管理不断创新,但是万本不离其宗,就是坚持我们的文化,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文化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财务管理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 作者:高播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学论文:高校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一、原因分析 (1)教学内容多且对数理统计要求较高。《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课程,需要学生系统学习公共组织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熟悉我国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会计规则,理论内容多,且涉及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的相关知识,但其教学对象为非财会专业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该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对数理统计的要求并不高,再加上该课程的课时数少,以安徽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总课时数仅为51个课时,为了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授课教师不可能对涉及到的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相关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导致学生不容易学,教师不容易教,学生缺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理论教学内容多,实践教学内容不足。《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课程,实践教学是其教学过程的重要构成要素,但该课程实践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比例较低,以安徽师范大学2012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该课程实践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比例仅为17/51。实践教学内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实践教学需要投入较多的经费去配备模拟实验室、购置仿真软件、安排师生参观实习等,而纯理论教学的经费投入则相对较少;其次,实践型师资缺乏,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作为新兴学科,其师资队伍非常年轻,青年教师们大多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没有机会接受系统专业的实践技能培训,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再次,开展实践教学的单位大多需要任课教师自行联系,而该课程的研究对象为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实践教学基地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政府组织和事业单位管理的特殊性,单凭任课教师自身能力,很难争取到学生观摩和实践的机会。 二、改革现行教学模式的建议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课程应完善现行的理论教学加实践教学模式,综合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由机械死板地记忆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思考,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是应用型课程,因而有人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认为实践需要什么理论就讲什么,这使得理论教学缺乏系统性[2]。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该课程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应系统地教授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使学生掌握课程的整体框架;而实践,一方面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理论知识对实际工作的作用,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调动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师结合实际,完善自身对理论的认识,并结合用人单位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提升自身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能力。2.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课程本身并不具备教育的动力,它只有借助于讲授的方法才具有教育的效力[3]。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方法大都是教师主导的填鸭式的课堂讲授,这种教学不能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要发展学生潜在的才能,必须在当前应用型大学的教学中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法[4]。任课教师应结合每个课时的教授内容,在传统的讲授法、练习法等理论教学方法基础上,灵活使用案例法、实验法、参观法等实践型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运用到实践中,使其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其学习兴趣,培养其学习能力。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体系见图1。讲授法可以向学生系统讲授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练习法可以督促学生课下复习和巩固教师课上讲授的知识,促使学生独立思考,讲授法和练习法是该课程教学的基础,是灵活使用其他教学方法的基础。同时,由于学生缺少对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了解,很难真正理解其财务活动内容,也不能深刻认识到学习该课程的重要性,所以通过参观法,带学生去公共组织财务部门实地观摩,并通过在实验室里利用仿真软件进行模拟操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动手能力。案例法是理论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方法的结合,学生通过课下查阅资料、小组讨论,课上讨论、发言,课后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等形式,和教师共同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可以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3.教师自身实践能力的提升。目前该课程授课教师多为青年教师,缺少社会实践经历,很难驾驭实践教学方法,不能解决实践教学活动出现的问题,因此,高校应出台鼓励政策,对教师外出参加社会实践给予经费支持,并制定相关考核机制,将教师参加社会实践作为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的硬性指标。教师可以挂职锻炼、顶岗培训、产学研合作、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等方式参加社会实践,丰富其实践教学内容,提升其实践教学能力。4.建立校地合作的校外实践基地。借鉴国外校地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在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地方高校必须改变过去相对封闭的教学模式,加强与地方合作,才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5]。由于该课程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凭授课教师个人能力,很难联系到去公共组织实地参观的机会,需要高校领导充分整合校友资源,与当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联系,为该课程搭建实践教学的平台,建立起互惠互利的校外实践基地。各类公共组织为学生提供参观、实践场地,为教师提供挂职锻炼、顶岗培训、志愿服务、调查研究的机会;高校利用自身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为公共组织进行人员培训、提供咨询服务,还可以聘请公共组织的相关人员来进行实践指导。 作者:钟颖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学论文:双语教学对财务管理学的价值 我们目前的高校数量不少于1500家,开设财务管理或经济类专业的高校占到总数的2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高校的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大纲基本雷同,没有高校特色,国际接轨性较差,因此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其他方式比如用其他语言进行专业课的介绍,希望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同时还能够具有一定的专业英文知识,能都用英文看,听,读相关的专业文献和专业知识,培养现代化的新型人才。目前,我国高校开设的双语财务管理教学都处在摸索阶段,暂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因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经验,教学实践和学生反馈的基础上,针对双语教学提出自己在教学中的几点看法。首先,国家高等院校的财务管理专业,为社会培养大量准财经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只是单纯的记忆公式,模型和定义,对公式,模型的来源根本不了解,练习考试只靠平时记忆,考过就完全忘记,完全不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公司的来源,推导的过程,那么学生的记忆将会保持较长的时间。 但是财务管理的相关知识大部分是由国外传入我国的,大量的模型等都是采用英文字母表达的,很多学生不了解专业英语的知识,因此对于这些专业模型很头痛。如果引入双语教学,这些问题就能被很好地解决,学生能了解知识的基本起源,能对知识保留较长的记忆时间,还能根据相关的知识,自己推导相关的模型。国内教材侧重于演绎———即从基本的概念、原则或公理出发一步一步地推理,而国外的教材侧重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引导学生逐步往自主思考的方向发展,利用双语教学的机会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告诉学生题目应该怎么解答。其次,现在很多企业不光“走出去”,还能把国外的企业“引进来”,不管企业处于国内还是国际的环境,财务管理和会计学的发展都逐渐和国际接轨,需要财务人员不仅仅熟悉我国的会计制度,还要能够了解国际会计制度,编制英文状态的财务报表。而专业的财经词汇的翻译和普通的大学英语的词汇翻译往往相差很远,比如“balance”这个单词,一般普通的词典给出的意思就是“平衡”,而实际这个单词在财经中特指“资产负债表”,两者翻译结果大相径庭,不是专业人员根本不了解。因此,为培养专业的财会人才和国际接轨,我们有必要开设财务管理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尽快的熟悉国际财务的基本流程。 第三,我们的大部分学生对英语本能的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很多同学都基本不敢开口英语,跟有甚者直接说看见英语就头疼,这和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开口说英文,学习英语就靠死记硬背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英文很好学,只要我们多加练习,多开口,英语就和我们的母语一样简单。因此,我觉得开始双语教学的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听力,同时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口语的机会,使得他们不仅能够用英语表达日常生活,还能够用英语做专业的称述。目前很多大型跨国公司招聘都是采用英文面试,从日常交流到专业介绍,因此,开始财经双语课程也是迎合时代的人才发展需要。前文我们论证了开始双语教学财务管理的必要性,下面我们论证开始双语教学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目前经济发展迅速,大量跨国公司进入,大量的国外的财经专业知识被带入我国,同时我国也有大量的学者出国深造,能过接触和学习到较为系统的西方财务管理知识体系,因此从知识储备的观点看,我国高校不缺乏能够用双语进行教学的专业人才。同时,各种翻译的书籍在市场上也能被找到,教材的选取非常丰富,而且互联网极大的帮助了我们,各种我们需要的知识都能在互联网上被找到,同时当面选取大量英文教材的时候,还能帮助我们吸收国外教材的优点,尤其是吸收最新的教学内容。 其次,各个高校目前的教学环境有很大的改善,计算机的运用在教学中屡见不鲜,听力,图片,影视文件等各种崭新的教学工具在教学中也被屡屡使用,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学,也能让学生更好地自学,培养学生的主动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利用多媒体教学一方面可以节省时间,加快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信息量,并且形象生动,加深学生学习的印象,有助于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通常国外原版教材配有相应的教学软件、光盘和网上教学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拓展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同时设立互联网,网上有中英文课件、英汉对照词汇表、习题集、模拟试卷等学习资料,建立了师生交流平台,学生可以在线相互提问,相互回答,也可以向老师提问,老师在线回答。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增加学生与老师交流的机会,提高了学习效率。 第三,目前有很多高校和海外的高校开设了联合办学的项目,不管采用“半外型”还是“全外型”教学,都力争使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专业财经英语的知识,这对高校采用双语教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因素。综合以上的几点,我们觉得高校既具有开设财务管理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也具备双语教学的可能性。但是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教师的匮乏。目前开展双语教学的高校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高校依然使用中文开展财务管理的教学,能够熟练使用双语教学的高校教师人数比例很小,所以能后被双语教学的学生数量很不高。 目前高校的教师中,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不超过10%,而在不发达地区,情况更不乐观,因此,小班教学不现实,基本大班教学。第二,资金的匮乏。双语教学最好需要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或材料,而英文原版的书籍价格一般较高,一般都在三位数以上,不管对学生还是对高校都是一笔比较大的开销。双语教学所需的成本远高于普通教学,学校方需付出更多的成本,学生方也同样。第三,学生的基础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导致对英语的教学投入也有所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普片英语基础较好,能够快速的适应双语教学,而经济不发达,特别是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学生英语基础普片较差,有的甚至完全听不懂简单的英文,因此,大班教学效果很差,但是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小班教学也很困难。因此,我们面临两难的地步。如果从教学效果来说,尤其是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小班教学的效果肯定要高于大班教学,能够给学生充分的机会去锻炼口语和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 综合我们目前面临的各种情况,我们认为,全面推行财务管理的双语教学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但是如果有条件的高校能在适当的基础上推广财务管理的双语教学,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同时掌握两门知识,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双语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相当的英语水平。给学生树立很好的典范;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给学生营造出一种互动环境,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必然趋势,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在进行财务管理双语教学的探索中,要认识到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教学改革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实践,逐步探索出高效的财务管理双语教学模式。 作者:翁旻徐仲达单位:淮阴师范学院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的举措 一、财务管理课程的建设目标 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的目标是吸收国内外名校的财务管理前沿观点,运用新的教学理念,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在教学内容与体系、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主要包括:第一,在教学内容上,吸收国内外名校的财务管理前沿观点,反映财务管理理论和实际应用的最新动态,不断进行更新,不断拓展财务管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实现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合作,从理论知识、技术能力等方面不断丰富教学内容。第二,在教学方式上,以目前的多媒体授课、在财务实验室开设的财务管理课程设计为基础,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在教学手段与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与改革,与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相适应,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与学的互动性,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财务管理学教学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财务管理的教学内容财务管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财务管理的内容应该与财务管理的实践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但是财务管理已经脱离中国实际。如何让财务管理的理论更加贴近实际,这是目前对我国财务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挑战和要求。 2.财务管理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传统上,在财务管理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讲授法或注入式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为中心,以黑板和粉笔为工具,侧重教学内容的讲解与传授。虽然教室能够比较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效果并不好,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不能很好地融入到课堂中去。对于这种单方面的信息传输方式来说,其最大额问题是缺乏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创新精神。学生的学习潜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结果必然无法满足社会对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的需求。为克服讲授法的缺点,不断推进财务管理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师应该尝试多元化的财务管理教学方法。 3.财务管理的师资建设目前,教师大多缺乏实践经验。由于财务管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它对财务管理的授课教师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那就是除了应该具备一定的相关专业的理论功底以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把财务管理课程的内容讲深讲透。 三、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的内容 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要运用新的教学理念,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该将学生作为主体,才能与现代企业对财务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相适应。应着重完成以下几项工作:教学资料建设;教材建设;实践环节建设;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学课程的网上教学系统和教学管理制度等。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把握专业发展趋势,不断丰富与完善教材建设。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坚持科学务实原则,编写或选择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的教材。根据教材配备相应习题与案例等。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革教学内容。跟踪和搜集国际学术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环境,积极开展财务管理前沿问题的研究,及时把教改成果、科研成果和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同时根据实务界的反馈意见及时进行教学内容的更新。 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结合课程特点与变化,创新教学方法。积极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交流,使双语教学、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等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财务管理学课程建设应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实践教学,完善实验室的建设。有针对性地购买国内外上市公司数据库、公司财务管理应用软件,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环境,不断丰富与完善财务管理课程网上资源;形成一个体系完善的财务管理教学案例库;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条件。 另外,还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专业业务能力和外语水平;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财务管理课程建设的具体内容应包括: 1.教学内容方面(1)教材建设。在选择了适用的财务管理教材之外,还应该有配套的辅导资料,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掌握重点,解决疑难,拓展思维。在教材的相关章节还应附加有财务热点问题、著名案例分析和最新财务制度等等,便于激发学生兴趣,了解最新动态。对于教材的系统性结构、现实性范例、思考题等等方面都应严格把关,应适合本校本科层次教学,有利于传授基本的财务理论与知识,培养基本的财务技能与技巧,同时还应将已取得的财务管理方面的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2)财务管理实践教学教材。配合“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针对财务管理的特点,加强财务管理的实践教学,应积极编写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践教材。(3)课外参考书籍阅读指引。为了促进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地学习,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应该不断丰富给学生指定的参考书籍目录,在校园网上建立财务管理课程网站,并将书籍信息、评价和相关资源链接公布在课程的网站上,方便学生学习和查阅。 2.师资队伍方面(1)学术成果。可以由学科带头人带领课题组成员,跟踪和搜集国际学术最新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财务管理前沿问题的研究。(2)教学能力、教师授课质量。组织讲授同一课程的老师相互听课、观摩教学,交流心得体会;建立集体备课制度。结合学校每学期期中学生评教、专家听课以及同行听课等环节的成绩的反应,在教研活动中对突出的问题查找原因,及时提出解决措施,保证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3)培养计划。注重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中青年教师专业业务能力;继续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3.教学管理制度方面(1)建立完善集体备课制度。(2)不断提高教师专业业务能力和外语水平。继续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培训;继续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学术交流;保证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3)建立教学效果监测和反馈。结合学生评教、专家听课以及同行听课等环节的成绩,在教研活动中对存在的问题查找原因并及时提出解决措施,保证教学效果的稳步提高。 4.教学媒体方面(1)多媒体教学。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根据学生的特点,继续完善PowerPoint电子教案。课题组准备巧妙地结合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的特点,在财务管理课件设计中大胆地尝试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体的先进技术,比如,采用超文本技术、动画、视频播放、水晶易表、流媒体技术等。(2)借助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实现网络教学。制作财务管理课程网页,开发一系列网络学习资源,如课程介绍、课程特色、教学大纲、教学教案、课后作业、模拟试题、参考文献、相关案例等,为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提供良好的条件。(3)案例教学。财务管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强较强,除了掌握理论内容之外,还应让学生掌握其实际应用。基于此,应该针对不同知识点设计案例,进一步完善案例库。总之,通过财务管理课程建设,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便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经济管理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刘春王晖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小议财务管理学教学方式的梳理 一、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的梳理 笔者综合了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并结合财务管理课程的特点和教学经验,认为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方法包括课堂授课式、课堂讨论式、虚拟现实式和ERP沙盘对抗实训等模式。 (一)课堂讲授式 课堂讲授式是指教师在课堂通过情景案例的讲解以传授课程内容。课堂讲授式的本质就是案例与基本理论相结合,构成一个完整有机的教学体系。依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课堂讲授式可以分为案例讲授式和理论阐释式两种形式(王家启,2009)[3]。案例讲授式是通过典型性的案例,与学生共同分析、逐步引出所蕴含的理论,用案例来说明基本理论;理论阐释式是由教师先讲透基本理论,然后通过案例对照分析,印证理论的正确性,以理论阐析案例。具体到财务管理教学实践,课堂讲授式可以采用列举式、讲评式和讨论式等形式进行。列举式最为简单一般,就是在讲授基本理财原理时,根据理论需要枚举相关案例,结合情景案例进一步深化理财原理。列举式教学所需案例虽然简单明了,但却能直接明白地说明理论内涵所在。我们在讲授资金时间价值、风险价值等理论时,可采用这种方式。讲评式是指为了使学生深入理解理财原理的深刻内涵,掌握理财活动的内容和理财方法,以及让学生熟悉财务决策的程序和决策方法,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所引案例进行深入细致地剖折,并在剖析案例的过程中说明相关财务理论的运用和实现,以及财务原理和财务方法的逻辑推导过程。在讲授筹资方式的选择、资本结构的决策、财务杠杆的运用和股利分配政策等内容时,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讨论式是引导学生讨论案例,让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见解,然后老师总结理财理论。 (二)课堂讨论式 课堂讨论式是指为了实现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财能力等综合能力和素养,教师根据相关教学内容,选择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的教学模式。根据讨论方式的不同,课堂讨论式可以分为理解式讨论和研究式讨论两种形式。理解式讨论一般是在系统性财务知识讲解之后,为了巩固和加深理财原理和理财方法的重点和难点,教师根据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内容完整、结构简单的情景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和分析。讨论式教学一般可分为教师讲授课程基本内容、提出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和教师总结点评三个阶段。研究式讨论的情景案例一般难度较大,波及的相关财务知识也较多,教师一般会在课堂讨论之前进行事先布置,提供难度大的综合性案例的相关素材;学生要在课下充分获得相关资料,进行小组之间的讨论分析,根据分析结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各小组或个人再进入课堂进行专题讨论(罗真等,2005)[6]。相比较而言,研究式讨论更多地具有研讨课的性质,其在实施的过程式包含教师提出案例、组织学生讨论、学生发表见解、教师总结点评等四个基本步骤。可以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课堂讨论,都是传统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产物;课堂讨论也更加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对传统“填鸭式教学”的突破。当然,教师的引导作用,要始终如一地贯穿在课堂讨论过程中,要使课堂讨论始终围绕相关财务原理和知识,并能解决相关的财务问题,同时达到预期财务管理教学目的(宋媛媛等,2006)。在讲授公司治理问题、资金的筹集管理、营运资金的管理和企业并购等财务管理内容时,均可采用课堂讨论式。 (三)虚拟现实式 这是一种虚拟理财现场的教学形式,即组织学生模拟假想企业中财务管理人员,在模拟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各项理财活动,以追求假想企业价值最大的目标。在虚拟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要进行市场调查,要仔细分析来自企业内外部的数据资料,在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动态环境下做出各自的判断,经过不断的讨论磋商、会议协商等集体决策的程序后,从而做出虚拟企业现阶段理财活动最优决策方案。虚拟现实式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相结合、课堂知识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理财知识与理财实践相结合,其真实、直观、感性的特点不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使学生在理财实践中更加清晰明白实践知识的来源与出处,强化了对财务原理的题解和认识。在虚拟企业的感召下,学生熟悉了理财过程和决策程序,锻炼了财务技能及驾驭能力,明白财务人员的角色地位,把理财原理和方法等的学习与实践企业理财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建立了模拟股票市场,供学生体验证券投资之情境,我们也可以建立筹资谈判、投资分析、财务分析等模拟实验室,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学习感受。 (四)ERP“沙盘”对抗实训 EPR(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沙盘”对抗实训就是以独特直观的“沙盘”来模拟企业生产经营运行全过程,让学生在虚拟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从事筹资、投资、分配等一系列财务活动的一种竞赛式教学方法(王颖梅,2006)[7]。在沙盘之上,学生被分配在若干个相互竞争的模拟公司里,分别担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销售总监、采购总监、生产总监等重要职位,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决定模拟公司的产品、市场、销售、融资、生产等方面的长、中、短期决策,年末用财务报表的形式体现公司的经营成果,经营成果又决定下一年的市场份额,这样年复一年地进行持续经营。ERP沙盘对抗实训基本再现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将“企业”搬进了课堂。在沙盘之上,企业的现金流量、产品库存、生产设备、银行借贷等指标清晰直观,学生感受到现场逼真的实战气氛;学生在模拟企业实战时,会遇到企业经营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典型问题,如充满风险的市场(产品)定位选择、生产时序优先安排决策、市场信息综合分析决策、市场竞标策略选择、资源配置与规模发展的平衡等等。针对出现的问题,学生必须通过团队共同分析、找出对策和组织实施。ERP沙盘对抗实训融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和专家诊断于一体,其最大的特点是“在参与中学习”。在接近企业实战的对抗中,学行经历了企业经营中常出现的各种典型问题;在团队的合作中,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突显了团队的协作精神,培养了他们作为企业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上述四种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各有特点,也各有侧重,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自行选择某一方式,也可以综合运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更能切实地提高教学效果,更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的共性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综合素质 财务管理学教学目的之一是让学生了解企业真实理财情境,了解财务决策的过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协作的能力。案例教学正是将企业的管理情境带入课堂的一种载体。案例教学的优秀就是创设一种情境。理财原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财问题的讨论、理财方案的制定等都是围绕着案例进行的;财务个案让学生更加清晰地理解了相关财务理念、和财务管理方法,同时财务案例问题的解决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在案例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在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能够高度投入到事先安排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案例中,也能在教师的组织下分析企业系统特征,根据案例所提供的信息,身临其境地进行思考、讨论与决策,从而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巧妙结合(潘广伟,2012)[8]。 (二)解决开放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这是与传统“填鸭式”教学的本质区别。案例教学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案例教学将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中,学生要在信息不对称和动态变化的复杂环境中作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不划框架的自由讨论锻炼了学生综合运用财务理论和财务方法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张惠娟,2007)[9];不受限制和没有标准的答案,使学生富有创造性的能力得以表达和发现,使学生与众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得以展示;第二,案例教学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是强调学生“会学”了多少,而非“学会”了多少的学习(赵洪,2006)[10]。无论是案例分析,还是问题的解决,都没有标准答案。在教师有意识的引导下,学生个人或者是通过群体合作方式积极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过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与挑战他人观点的过程,都强化了学生的“深度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案例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其更为关键的主旨在于让觉学生学会如何学习(tolearnhowtolearn)。第三,案例教学的过程,通常是一个由个人小组大组的有效合作和相互沟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要学会与他人进行有效地沟通,要学会尊重他人观点与不同意见,还要学会聆听和说服他人,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学生个人的沟通能力和说服能力、也锻炼了学生团队合作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三)转变了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方式 案例教学是对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老师讲和学生听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式的变革;也是由“授人以鱼”被动学习到到“授人以渔”主动学习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师在讲台上自我表演,学生充当看客或听众。所谓知识也好、信息也好,都是从教师到学生的单向流动(别敦荣,2009)[11]。这种方式缺少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教师因为优先掌握知识而成为课堂的优秀,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从而使教学的关注点偏向教师的“教”,而忽视了学生的“学”。在案例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们是案例的设计者和引导者,是教学的促进者、推进者和辅导者。这样,教师由知识的输出者逐渐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教师由传统和法定的“外在依附”权威向由感召的、专业的“内生生成”权威转移(张良才等,2003)[12]。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对财务理论的硬性灌输和抽象宣讲变成了一个个蕴含丰富理财务原理和理财知识的案例情境,学生也由之前的宣讲式教学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探究知识的“主导者”。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要独立思考情景案例的缘由问题所在,要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去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遇到自己知识不能解决的难题时,学生可以通过小组讨论、亦或是团队合作的方式积极探索,不断地超越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以找到更加合理的、更为见解性的和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所以,案例教学使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迁移,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三、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挑战 (一)对教师的权威心理和执教能力提出的挑战 传统的财务管理教学注重理财知识的传授,课堂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者”,他们习惯于自己是知识的拥有者,认为自己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他们认为只有在知识储备方面优于学生,才能驾驭学生和课堂。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它是借助于情景案例进行“教”与“学”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的情景案例不仅对于教师来说是新的,案例中所波及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解决办法,也因其多变性和多元性,让教师处于不断地学习过程中;案例讨论的分析与辩驳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次次新的尝试。所以,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先知者,也不再是问题的解决者,更不是课堂的操纵者。学生可以利用先进和资源与渠道获得更多的知识,学生也可以学习和掌握更多的信息,甚至是一些教师都不具备的信息与知识。这样,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与主导,师生之间的交流由自上而下的交流转变为的探讨式的平等对话;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由权威性领导转为向非正式的平等对话。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学习运用财务知识、提出和解决财务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中如何设计恰当的案例情境,如何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思索和探讨,如何把握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团体合作,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对教师来说是新的挑战。首先,财务管理学案例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财务管理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求他们精通财务管理的实践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知识和能力,教师才能对财务案例有准确的把握和恰到好处的分析,才能对学生的案例剖析进行画龙点睛的点评;其次,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案例分析的组织者、引导者,是课堂讨论的参与者和控制者;是案例分析讨论结果的评判者,多重身份与角色对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有效组织、积极引导、适当参与,并对进度做有效控制,才能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最后,案例教学还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和沟通技能。案例教学是教师口头表达、语言功底、非语言行为举止和现代化教学设备运用等综合能力和与学生沟通力的体现,教师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才能驾驭好案例教学。 (二)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方法提出的挑战 传统的教学过程,也是教师把“包装”、“封存”好的课程内容和书本知识原封不动地“填倒”到学生嘴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而不必独立思考与自主构建(张良才,2003)[12]。学生接受的知识是封闭式的,所完成的作业是具有标准答案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我判断完全被限制,学生的主动能力和想像能力也被圈禁。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他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可以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天马行空,也可以在没有规定资料的情况下涉猎大量与专业有关或是无关的知识;还可以通过团结协作和相互沟通寻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可以大胆存疑、大胆论证自己的观点和辩驳他人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新的挑战。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课堂讨论,要求师生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探讨,这对于已经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要让他们有效地参与讨论与研究,不仅需要教师的引导,更需要学生自己转变已有的思维习惯,改变自己的惰性,突破自己的胆怯与被动,让学生从听讲到对话,从盲目的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这些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对于学生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作者:王艳林李平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分析 财务管理学课程,是进行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的优秀课程。为适应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需要根据当前的形势进行创新改革,其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也随之应不断改变。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对于学生的学习,是一项创新型的学习观念,是一种建立在知识形态上的教学,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交互中完成教学探索。 1.财务管理学课程交互式教学设计 建构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关于知识以及关于学习的一项理论,这项理论主要包含的要点为:什么是学习?如何进行学习?通过这两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学生能够汲取的知识,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建构的,不是单纯的依靠记忆学习的。本文主要就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将财务管理学课程,进行创新型的设计,进行教学目标、创设教学情境、设计学习策略、设计学习资源的一整套的教学设计模式。1.1确立教学目标交互式教学模式框架下的第一步为确立教学目标,也就是建构主义含义中提出的第一点什么是学习,先围绕主体提出问题。例如,在学习财务管理学知识时,要注重对学生知识的积累以及基本技能的培养。但是,对于高级财务管理知识而言,其主要就是针对学生的应用能力而言的。学生能够通过学习,真正的将其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对于今后解决实际的财务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教师对于一些财务领域中,最新的、最前沿的知识,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渗透,通过这些材料组装成实际案例,更好的实现财务管理的教育目标。1.2创设教学情境财务管理学的交互式模式,对于教学设计中,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就是说,要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避免出现类似情况的发生。例如,对于财务管理学这一课程中财务分析这部分的内容而言,可以选择青岛啤酒作为教学案例,对一些有积极欲望的同学,按照相应的要点进行分配。对该公司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今后的发展进行综合的分析,每个小组可以自由的发挥,可以选择横向对比方式,也可以纵向对比,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进行。通过这个教学案例的情景分析,学生就会对财务管理学的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探索力以及学习力。此种模式,生活化较强,对于学生的实际生活也异常贴近,由此助于学生理解教学目标,消化教学目标,进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问题的探究,获得活学活用的能力。1.3设计学习策略财务管理学课程,其综合性以及系统性特征明显,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进行设计中,教师应当作为学生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对于学生在学习中的学习过程,要不断的渗透,不断的教学,进而保证学生主动性的发挥。俗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一些学习上的障碍,作为教师,就应当是一个帮助者的身份,促进学生进行问题的解决。在学习策略设计中,主要分小组进行讨论,然后由小组代表发言,不同学生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经常是千差万别的,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答案或思路,形成了一个交互式的学习环境,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学生在相互交流中能够得出最正确的结论,或掌握多种解题思路,取长补短,体现各自的价值。1.4设计学习资源财务管理学课程的学习资源设计内容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包含信息资源,二是认知工具。信息资源主要是指信息传输的形式,多媒体就是财务管理学课程应用最多最广的一个信息资源,因为多媒体具有充分展现情景教学的优势,让学生一目了然,更加便于理解。认知工具主要包括数字图书馆和财务活动模拟软件。这里主要强调财务活动模拟软件的重要性,虽然它是简单的模拟软件,但对实践性教学来说非常重要,一般此类软件在很多企业中被使用,或者各方面功能接近或类似与企业所使用的ERP软件,学生对于一些应用软件,应当熟练地掌握,这对于今后进入实际的企业中工作,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交互式教学,还要结合企业独有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背景。 2.高校财务管理学课程采取交互式教学的举措 2.1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其目的就是对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行强调,保证学生在角色活动中,属于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以及知识的构建者。通过和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参与到实践中,通过讲述形式,发问式提问,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思考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明白知晓此种实践应用的是何种原理,此种实践培养的是何种能力。为了给学生创设教学情景,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准备一些必备的资料,下发给学生,引导学生边学边做,在积极的交互式的学习环境中完成他们的学习任务。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由于学生的起点,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有着很大的差距,为保证整个课堂内容都能够被学生理解和接受,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要注意分层次导入,使基础差反应慢的学生能够跟上大部分学生的节奏,促进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更好的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2.2建立轻松的师生氛围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对师生定位是一种更科学的定位,打破了传统的学生对教师怀有的敬畏的心态,而是更多的以平等的身份,以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加入到教学活动中。这样,学生就会处于一种宽松的状态,更好的对其思维进行发散式展开,使得在情感上促进学生,早日的完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教学过程中,教师卸下权威的包袱,学生摆脱服从式的被灌输的模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成为学生在学习道路上的组织者和领路人,通过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大胆地进行师生交互式交流,教师通过听取学生的观点和在问题上的出现的分歧,师生齐心合力进行进一步分析探究,促进学生生成对意义的建构。这样一来,一方面实现了教学目标,达到了教学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把握教学设计的重点。2.3财务管理学课堂以多媒体技术为辅助多媒体教学应用是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机器之间的交流,相比其他教学手段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教师的教学设计,综合运用文字处理、图片、声音等进行图文并茂地将教学目标及内容展示出来,更好的为学生进行教学情景的创设,这样对于一些枯燥的学生环境,也就带来了很多生机以及活力,更好地为学生的思维提升了更广阔的空间。将多媒体技术应用到高校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模式中,进行辅助课堂教学,是广大教师频繁运用的教学手段之一。多媒体教学给予了财务管理学交互式教学课堂直观的学习氛围,大大节约了教师板书时间,使得学生在笔记抄录上更便捷。特别是像ERP软件之类演示性的教学内容,方便,直观,清楚,明了,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2.4实行校企合作,让学生参与企业实习体验财务管理工作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学生上课不在状态,开小差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学生上课玩手机,睡觉屡见不鲜,也成了很多教师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不仅有学生的责任,教师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备课依然沿用传统的学科体系的课程教学,知识传授以填鸭式教学为主线,学生只是知识的被灌输者,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和方式,难免提不起学生兴趣,导致学生听课注意力不集中,玩手机,睡觉,聊天等。久而久之,教师和学生都形成了应付了事的态度,达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在情理之中。所以,教师可以适当改变教学策略,引导学生进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性教学。例如,可以多开展一些校企合作的实习活动,让更多的企业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搭建平台,让学生不会觉得财务管理学这门课程是只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让所学知识能够学以致用,而不是纸上谈兵。在企业的实习过程中,教师应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对学生需要实习的企业背景进行讲解,掌握工作岗位的要求,让学生事先应了解工作岗位上中会用到哪些教学内容,然后动手操作,参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流程。2.5改革考核制度当前阶段,财务管理学课程考核,主要依赖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进行考评,这种考核标准统一化归,没有针对性,这样的考核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比例上,平时考核占得比重太小,所以很多学生认为平时偶尔逃学,不写作业之类是小事,把重心放在突击对付期末考试上。试问平时都没学好,期末考试的效果能理想吗?更别提专业技能能得到提升了。因次,调整好平时学习过程与期末考试的比重,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促使学生加强对平时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学生出勤好,学习热情高,学习过程交互探究,自然也会促使教师教学方案的不断优化,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结束语在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中,交互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理念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及自主学习,更好的创新学生的学习理念,符合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下对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可以行之有效地提高学生财务管理的综合应用能力,是推进学生学习进程的重要手段,也对教师在教学设计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的全面普及,需要各大高校相关教师和教育部门的检测与认可。 作者:李爱娥 单位:湖南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程交互式教学模式分析 一、前言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具体要求可知,高等学校在组织专业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体现出教学的“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两种基本思想,就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来看,需要对国家的教育理念进行更新,由此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喜欢创新、善于沟通且十分注重实践的应用型人才,注重培养复合型的财务管理业务的专业人才,提升人才的管理水平。财务管理类课程学习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人为本、自主学习和创新型教育理念的导入,以上三点十分有利于学生的课程学习。建构主义属于一种创新性十足的学习观,其主要特色是将学习者当做是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一个能动性因素。财务管理课程具有多学科、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具备应用能力,因此不断研究建构主义理念下创新型的教学模式是时展的必然,也是提升财务管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客观需求。 二、交互式财务管理学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指出,知识不全是单一的通过教师的力量传递的,多数情况下是很多学习者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利用获取知识的过程或者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利用专项资料的学习或者通过意义建构的形式获取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指出,学习环境四个重要的组成要素主要是“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部分,情境主要是利用学习情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构起度知识意义的构建;协作的作用发挥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利用学生来组建学习小组的方式,教师和学生之间利用协作的方式来搜集和分析学习资料,根据学习资料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会话环节是学习过程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也是知识意义构建的重要方式,学习小组成员主要通过会话的方式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将不同学生的思维成果进行分享,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习的具体任务。意义建构是学生学习的最终目标,利用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的形式,使其认识到新知识,由此建立起新知识和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意义建构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 三、基于建构主义的交互性财务管理学教学模式设计 根据以上建构主义的分析可知,建构理论的优秀思想在于学习的主动性和交互性,文章根据建构主义的内涵,设计出一种创新性交互式的财务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该模式的建构中心在于确立教学目标,学习教学情境的创设,有助于帮助学生学习滋苑设计和学习策略的设计,根据以上四点的分析和拓展设计出来的交互式教学模式服务目标是高等院校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 (一)教学目标确立 交互式教学模式设计出发点是问题的提出和对学生学习特征的分析,建立在财务管理课程学习上的目的主要体现在阐明并解决企业资金管理过程中的问题,数据分析,由此对学生群体的特征和学生的具体学习内容进行分析,分析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尊重课程教学中教学目本身具有的体系特征,将其和预备技能、目标技能和学习态度等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初始能力,由此确定能合理使用的教学起点和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结构来决定是否继续采取交互式的教学模式。 (二)学习情境创设 就交互式教学的学习情境创设部分来看,该体系十分注重教学设计内容的凸显,在把握财务管理课程的教学特征基础上设计出和学习主体有关的且真实性较强的任务情景,例如,创设出真实的任务场景,生活化很强的企业融资情景,投资情景和股利分配的情景。在相对真实的环境中督促学生外化内部的知识。利用真实性很强的财务工作任务设计来实现任务的分析,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强的学习课程,由此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提升学生主动探究问题和获取深刻学习体验的能力。 (三)学习策略设计 由于财务管理课程的实用性很强,设计学习策略的过程中需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启发作用,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监控教师的教学过程,在教学中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体现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进入学习进城之后的主要学习措施是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挥学生自主性,提升学生学习企业资金管理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认知上的主体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帮助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协作学习环境的设计作用在于基于学生资助学习的基础上选择小组讨论或者角色扮演的不同形式,利用不同的教学措施来帮助学生理解和深化其对资金时间价值、投资决策等认识;学习效果评价主要是评价学生和教师在教学中的价值体现,评价工具分别是学习自测和成绩管理的方式、作业评分、网上访问、学习反馈等,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估教学模式的不足,及时补充其他类型的教学模式,由此完善交互式教学。 (四)学习资源设计 就财务管理课程的学习资源来看,其中包含信息资源、认知工具两方面,同时还需要会话和协作工具的支撑,信息资源主要包含信息传输的多种形式,多媒体的利用展现了情景教学的优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强化教学效果,将财务管理过程呈现在学生面前,形象化资金管理的具体运作过程,简单明了,帮助学生理解。认知工具主要包含财务活动模拟软件、数字图书馆等。会话与协作工具主要包含共享文件、在线聊天软件等。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还需考虑到使用交互式教学和企业理财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层面的联系,分析以上几部分能够为交互式教学提供的帮助,充分利用学习资源充实教学。 四、结语 就交互式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来看,其十分关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注重学生的课堂讨论,注重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想象空间,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自主能动性,符合我国对人才的需求。 作者:蒋甲樱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摘要:财务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高度紧密结合的学科,在高职经管类专业中被普遍认为是一门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课程。为了更好地提高高职财务管理学的教学质量,本文从教学材料的选取,教学体系的安排以及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财务管理学;教学质量;高职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日渐体现,财务管理学作为高职经管类专业中的优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与实践紧密相连的学科,却在实际教学中被普遍认为难教难学。一方面,教师认为上好这门课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学生学习过程中更是觉得难以消化,继而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了难教难学的刻板印象。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掌握相关的财务管理学知识,作为教师,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教学材料的选取 教学材料是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原材料。教学材料的质量直接决定了财务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在教学材料的选择上,教师必须十分谨慎。目前,市面上的财务管理学教材十分丰富,但质量良莠不齐。选用合适的高质量的教学材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高职教育中财务管理学教学材料的选取有着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实践性强。高职教育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践应用性极强。因此高职的财务管理学教材必须突出强实践性的特点,使得学生不仅能够获得理论知识,更能够在实践中正确并有效地应用。其次,紧跟时代步伐。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使得财务管理工作者们的知识能够随时更新进步,财务管理学的教学材料也是如此。财务管理学是一门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与时俱进的精神更要贯穿始终。再次,具有新颖性。脱离实际的枯燥的理论知识必定被学生和老师厌弃,良好的财务管理学教材必须具有新颖性,能够引人入胜,吸引学生更好地学习。尤其是案例的列示,更应该具有新颖性。最后,系统性。尽管财务管理学是高职会计专业的优秀课程,但是它也涉及了金融学、经济学、投资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材料中除了体现财务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外,也要注意其他学科的统筹规划。 2教学体系的安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财务管理学的教学体系安排也是如此。由于课程课时数的限制,教师在财务管理学开课之前需要做一个详细周密的教学体系安排。一般而言,财务管理学运用最多的事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先期掌握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之后能够运用到相关案例中去,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对教授财务管理学理论知识的课时安排。课程教授的课时量安排和课程教学内容量的安排需要老师在熟悉学生学习能力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其次,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安排中,需要搜集相关的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案例的选取应该紧密结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学知识,能够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加以应用和分析,案例的搜集应该尽量做到新颖合理。最后,教师在案例讲解过程中应该鼓励学生积极阐述各自的观点,使课堂形成积极讨论,互相辩论的良好教学氛围。同时,教育学生积极听取他人的观点,从而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老师在最后应做一个高度概括和准确的总结,使得学生的学习得到完整系统的梳理。 3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重要人物,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财务管理学教师,需要不断学习以下知识来充实自己。第一,专业知识。相比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财务管理水平越高。作为财务管理学教师,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向先进国家的先进知识学习,积极吸取其他国家优秀的财务管理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第二,充分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现在的教学手段异常丰富,教师可以不仅仅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学习,更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手机和电脑的互联网进行学习,丰富各种学习途径,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综上所述,作为一名财务管理学教师,我们需要在教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摸索,这样才能成为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老师。 作者:郑丹丹 单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财务管理学论文: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实施及效果评价 摘要:本文从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的实施及效果评价、差异对比进行分析,得出了案例实训在培养财务管理学应用型人才方面的突出作用,对该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实施;效果 一、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实施情况 (一)实训内容 本实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筹资决策案例分析实训。(2)项目投资决策案例分析实训。(3)营运资金管理案例分析实训。(4)利润分配决策案例分析实训。(5)综合案例分析实训。(6)案例分析结果汇报。以上前四个模块讲义各附3个大型案例。 (二)组织实施 每班学生根据指导教师要求,以8-10人为一组成立财务管理案例模拟实训小组,组内再进行合理分工,推举一人为小组负责人,负责组内实训任务协调和实训结果汇报。 (三)模拟实训进度 学生的课堂实训时间是8课时,课后需要有20课时的时间去完成讲义的各模块案例任务,写在实训报告册上。 (四)考核内容与方法 财务管理学案例模拟实训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档。根据学生在模拟实训期间的实际表现和作业成果进行评价,强调实训过程管理,综合考查学生的课堂实训情况、课堂案例完成情况和综合实训报告编制质量评分。(1)平时成绩占20%。(2)课堂范围内小组案例作业及表现占30%。(3)综合实训PPT汇报、实训报告书、实训总结占50%。 二、财务管理学案例实训使用效果对比及差异原因剖析 (一)实训参与度对比 从上图可以看出学生的参与度教改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改优化后学生总是参与实训和经常参与度都有了显著提升。主要原因总结如下:(1)案例实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们普遍认为老师在实训阶段运用大量国内外现实案例,启发了学生运用财务管理学已学过的理论去解释具体案例并找出财务问题的解决方法,这种案例实训的方法通俗易懂并且实用,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乐意参与到实训中来。(2)团队精神的督促作用在实训中成效显著。教改前采用每个学生各自做题目训练的方式,这样他们只负责“各扫自家门前雪”,由于每个学生自控力不一样,对自己学习的要求高低不一,造成大家的实训参与积极程度不一样。教改优化后采用分小组的“头脑风暴法”对实体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强化训练财务管理各模块的学习,通过模拟实践来提高学习效果。 (二)成绩对比 (1)组织实施上,教改前没有明确实训课程的具体组织方案,各个学生按照指导老师要求做自己的实训作业,做完提交即可。教改优化后每班学生根据指导教师的要求,小组协调实训任务,以强带弱,共同进步。(2)考核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成绩提升。教改前成绩以学生的到课率作为平时成绩,最终提交的实训作业作为课程成绩,考核方式单一。前述教改后考核方式有助于学生成绩的提升。 (三)掌握程度对比 (1)教改优化后,本课程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相关知识与现实案例相结合,鼓励学生自我学习、发散思考、集体讨论,避免了学生学习较为抽象的财务管理学知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死读书,读死书”的尴尬境地,真正的做到了学以致用。(2)案例实训借助教改优化项目将相关的教学资源分享到网络平台,便于学生在实训中查找理论依据。找上市公司近三年数据进行分析的方式也激发同学搜集实时数据,进入角色,主动学习。(3)会计学专业作为经济系的应用型专业,符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结合更为优化的课程建设,为历来学风浓厚的会计学专业掌握理论知识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三、结语 总之,案例实训不仅符合财务管理学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特点,更顺应了整个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实施意义重大。本文只是根据一届学生的应用,设置教改前的实训情况作为参照组,结论难免偏颇,希望能抛砖引玉,以学习同行更好的教学经验,将教学做精做好。 作者:陈兰艳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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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优秀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优秀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优秀,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优秀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优秀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优秀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② ①埃利斯《论诸民族的音阶》,见《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张伯瑜编译)第298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②赵宋光“序言”,见李玫《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林冰清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讲师(责任编辑金兆钧)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优秀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优秀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优秀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优秀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优秀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优秀。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优秀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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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论文: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重建依据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__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__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社会经济学论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 。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着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社会经济学论文: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重建依据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社会经济学论文:当代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来到,在世纪之交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有些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莱姆特·瑟罗出版的新书《创造财富》中说:“人类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发展的年代。放眼过去,到处都是令人惊奇的新生事物:‘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已成为大众的语言;‘因特网’和笔记本电脑已使电脑购物成为现实;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居住空间的地缘分界……一个接一个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无疑,一块充满了新的发展机遇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瑟罗称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其标志是人类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其标志是电气化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如机械动力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电灯、电话带来了新的照明和通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在这样的时代,放眼世界,社会经济生活呈出如下变化: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理由是20世纪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连续不断的战争,战争使参战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进而影响全世界,而21世界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消除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通货紧缩,简单地说,就是流通中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减少,物价持续下跌。引起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有:(1)生活必需品过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在较短的时期中超过过去的若干倍,反映在人们的劳动与收入中,是劳动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休闲时间可以相应增加。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w·弗格尔说“在美国,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可以劳动2700小时,而维持一家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要520小时,约占20%”,这表明: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住,则只要付出2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就足够了,而80%的劳动所挣的收入处于闲置状态。对此,他撰文说:“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这表明在物质产品消费基本或完全满足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了,而必须为人们提供消遣的条件,发展休闲产业。所以,当代无论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消费结构的改变都存在着不适应,为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必然导致物价持续下跌。(2)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家用电器、汽车生产过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资料说“世界的生产潜力至少比可预计的消费多出1/3”。在生产能力如此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存在着降价压力,所以产品价格下跌是必然的趋势。(3)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使价格下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是能源、矿产品和农产品,这些年来由于新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石油、黄金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成本降低。当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就业的劳动力扩大。存在着降低工资的压力。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5)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价格下跌创造条件。(6)经济危机增大降价压力,因为只有降价,才能增加出口。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际利率上升(名义利率加物价下跌率),不利于债务人还债,降低投资者借钱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克服通货紧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要在政策上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同时着力改善供给,特别是消除生产过剩。 社会经济学论文:苏联社会经济学意识研究 本文作者:希罗科拉德 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往往把事情仅仅归结为确认成就。与此同时,把经济转入集约化轨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改善居民供应、克服消极现象等许多迫切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特殊的方式为延缓解决业已成熟的任务做辩解。今天,在党宣布和实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③在所有这些场合党宣布了某种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后来又被认为是错误的,被遗忘了。而经济学家每一次都要论证其伟大、其现实性,并研究达到目标的道路。稍后相关的著作也同样被遗忘了。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共产党为解决其意识形态任务而建立的(虽然不仅限于此)。而由于党的方针不断变化,即使被认为苏联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很快就过时了。#p#分页标题#e# 现在只有其中的少数著作还可以用来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些研究同部门经济相关的问题或者探讨经济研究的专门方法的著作,其作者因此尽苏联时期最大之可能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还与下面的情况有关,即它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取代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唯一选择,而当代世界经济思想被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只能予以谴责和批判。对十月革命前的多数俄国经济学家的遗产也采取贬低或者公然敌视的态度。需要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扭转当代俄国经济科学的落后状态。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和谐的理论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是英国经济学家,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资本相对过剩和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单单依靠私营经济的市场自动调节,不可能保证社会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经济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普遍福利”政策,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策,达到抑制经济危机和充分就业的目的。 2.庇古——收入均等化 192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1877—1959)在其边际效用价值学说基础上,出版了最著名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增加单位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少,因而他对增加的单位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越少。给穷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和给富人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相比,前者的满足程度一般大于后者。国家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给低收入阶层进行各种补助和救济,向穷人提供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共交通、降低房价及房租等社会服务,让社会上一切人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都趋于相当,实现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使社会满足总量增加,社会福利随之增大。 3.艾哈德——《大众的福利》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在德国实施经济改革时,提出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社会保障观。在其所著《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其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必须以经济效率、经济激励为前提;社会保障必须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保障不能涵盖所有的群众,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民由于地位和职业的因素完全可以自立;福利国家的路走不通,主张全体公民的自主选择及自担责任和风险。 4.奥肯——把“馅饼做大些” 亚瑟·奥肯(ArthurOkum,1928—1980)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后,认为以机会均等促进经济,在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当经济“平等”与“效率”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牺牲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主张依靠国家对大企业的支持,提高效率,加速经济增长,扩大收入;通过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等措施,由国家对收入再分配过程加以调节,以缓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在这整个经济战略中,提高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乃是全局关键。否则,即使把经济馅饼切得再均等,社会各阶层到时也会为分割这一块小“馅饼”而激化矛盾。 5.贝弗里奇——《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942年12月,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W·H·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1879—1963)勋爵,从英国获得长久的安全考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又称《贝弗里奇报告》)。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有三种主要途径,1945年8月,英国工党执政,贝弗里奇的设计报告得以实施,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对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和谐的功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社会公平不断得到改善的社会。 1.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分配机制,既是国家提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又是对初次分配留下来的贫富差距进行修正。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一是调节代际收入再分配和代内收入再分配。二是调节同代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三是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其作用在于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减弱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的现象,给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 2.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下列方式达到其目标的: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参与机会公平的保障。二是维持社会成员发展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三努力缩小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当前,看病难,就业难、缴费难、维权难的问题还很突出,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建设问题。3.调整社会心理 人从需要到满足的过程,是一个心理变化十分复杂的过程,极易引起心理与环境的失调,这时就需要对这种失调进行调适。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能够满足人们生存需要而应运而生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扮演了调适人们心理与环境的角色:给人以满足感,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给人以安全感、尊重感和价值感。4.保护生存延续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种的繁衍和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人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而实现的。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都是现役劳动者必然要供养后备的劳动者和退伍的劳动者的循环反复。为了使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者在退出劳动年龄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得到社会保障,实现生存延续。 5.稳定社会秩序 按照美国著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划分的观点,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社会保险基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横向上彼此互助互济,在纵向上实现不同年龄劳动者的代际赡养、抚育,力求实现收入的“均等化”。这样可以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新型道德观念的建立和延续。 三、和谐的举措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解决好人们在年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以及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能够获得物质帮助等问题。 1.扩大就业 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实施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并举的战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缓解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助扶持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技能、高技能的劳动者。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社会保险覆盖面是反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程度的重要指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就是扩大了社会公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使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当前,要下大力气把养老、医疗、工伤这三个险种全面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全体职工,不仅做到政策制度全覆盖,而且做到实际参保全覆盖,真正实现全员参保、应保尽保。要针对全社会普遍存在的看病贵、就医难的问题,加快医疗保险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使城乡有别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更加合理。并应特别注意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权益的落实。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劳资冲突不断上升,集体争议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要通过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证劳动关系协调和谐。首先,加强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探讨建立整套应对劳资冲突的化解系统,加快劳动关系协调制度机制建设。再次,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建设,使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建立健全权责法定、制度配套、监察高效、保障有力、行为规范、廉洁为民的劳动保障监察体制。 4.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的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并适时进行调整确定。政府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创造条件,不断探索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国家救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相互补充的有效途径。 5.提高财政社会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属于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科学安排和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支撑体系和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有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证。尤其要把全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一支柱,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解决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造成的社会不公,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摘要:经济学为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对解决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某些政策与技术选择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保障和谐论的基本理论及功能作用,提出了为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应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及推进实施。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保障;和谐社会 利益和谐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支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编织一张给软弱者以救助、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对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十分重要。 社会经济学论文:社会经济学对象和重建依据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社会经济学论文:节水型社会经济学 摘要:本文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提出了“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描述,直观反映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与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建议。供都江堰灌区等“丰水”地区参考。 关键词:丰水节水型社会建设经济学 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进节约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术和生产结构。制定好流域水资源规划、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大节约用水投入,加强水资源项目建设,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推行计划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和器具、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解决“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本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在水权、水市场制度建立之前,建议国家考虑对“丰水”地区节水、调水区调水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专职节水工作机构和投入机制,加大节水行业的科研和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快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社会经济学论文: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重建依据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社会经济学论文:网络时代社交的社会经济学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沿着Facebook的方向,再往前走几步,我们将期待怎样的未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 、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 “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的构建方式分析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社会经济学论文:和谐社会经济学分析 【摘要】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宏观经济缺乏稳定性、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3.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社会经济学论文:一个社会经济学角度的观察和思考 [关键词]权力;女性;性别差异 [摘要]女性获得解放来自政府政策的支持与自身对其生育行为的控制,接受更多教育是女性获得权力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权力部门是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研究女性高管和女性政府官员,本文对男女在权力部门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企业中,女性能进入企业高管的比例远低于男性,但现存企业女性高管比例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女性高管在企业决策方面也和男性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而女性政府官员则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 一、导言 大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显著存在,除了表现在消费、投资,而且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雇佣差异等等。事实上,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在欧盟,这个差距大概是15%,而在英国,这个差距为17%,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为23%。更有甚者,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这个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会更大:在亚洲,这个差异大约为35%,而在非洲大约为46%,在拉丁美洲,该差异会达到51%。而且这种差距无所不在,其差异由多个内在因素导致。比如,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都会导致性别收入差异。一项研究发现,当女性走上企业高层后,其性别收入差距会变得更大,男女高管的性别收入差异甚至能达到30%。 这一系列数据说明,性别歧视不容忽视,而如何对其进行经验检验,从贝克尔(Becker,1957)和阿罗(Arrow,1973)的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上,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雇佣过程中的歧视行为。然而,事实上,很多领域和职业都被揭示存在基于性别差异的工作雇佣过程差异。比如说,戈尔丁和罗斯(Goldin and Rouse,2000)通过研究交响乐团的招聘发现,当在主考人和应聘者之间拉一道帘子,从而采取“盲听”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对于女性音乐家的性别歧视。当然,这从另一面也说明了雇佣过程的确存在着性别歧视。 更进一步地,性别差异还表现在包括风险、竞争以及社会偏好等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效用函数,并最终影响其福利状态。研究发现,女性难以和男性以相同的路径抵达其帕累托最优。戈尔丁(Codlin,2004)的研究也表明,女性有工作但是没有职业,女性选择去职场工作更多地是为了生存而非进一步发展。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众多成功女性走上历史舞台,进入包括政治、学术以及企业经营等传统的男性领域,而且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那么,对这些女性而言,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通过研究这些有权力的女性其成功路径和福利后果,可以进一步探究阻碍女性发展的障碍及瓶颈。而且,上述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差异的表现是否是女性和男性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如果女性愿意追求和男性在面对选择时相同的结果,现行制度环境是否提供给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抵达其目的的路径。继而,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而当拥有了更多发展自身的权力时,女性是否和男性有着同样的表现?怀着这样的疑问,本文梳理了社会经济学方面的相关文献,期冀能够得到更为稳健的研究结论。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避孕药的发明和政府政策两个层面梳理了女性获取权力的来源;第三节基于企业中的女性,综述了当女性拥有权力时,和男性在企业中存在哪些显著差异;第四节则从腐败这个社会问题出发,厘清了女性和男性在面临腐败时的性别差异;第五节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给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什么赋予女性权力:一个历史视角 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赋予女性权力,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女性是如何获取发展自身的权力的,进而得到一个思路更为清晰的研究脉络。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来度量女性的发展。通常意义上,度量女性发展的指标包括以下几项: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职业等级、劳动参与率、初婚年龄等等。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研究发现,即便女性和男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女性也以比男性更快的增长速度在发展。戈尔丁等人(Goldin et al,2006)的研究也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与男性相比,包括收人及受教育程度在内的各项指标,其比率以起初很慢后来则很快的速度增长。比如说,1960年,完成本科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60:1,在读的男女比例为1.55:1,然而,到了2003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1.35和1:1.30。不仅如此,女性不单单选择接受更多教育,其接受教育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女性在中学开始接受更多的包括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教育。第二,在大学,众多女性开始选择和男同学同样的专业。第三,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女性开始不仅仅只有工作,而且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袁晓燕(2012)用中国的数据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一个人谋求发展,最重要的路径之一是进入高收入行业,而更高收入的职业总是与其专业技能紧密相连,所以当年轻女性期待拥有更高的社会参与率及社会认同度,她们就会去提高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改变她们大学的课程和专业。而且,职业的期许会激励女性选择更晚的初次婚育年龄。研究发现,女性选择更晚初婚年龄对其职业发展更为有利。当然,这一结论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女性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婚育年龄。是什么给予女性这样的自主选择权呢?戈尔丁和卡茨(Goldin and Katz,2002;2008)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女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山谷到山峰的转变(the valley t0 the summit)。而这些转变集中在那些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身上。为什么变化会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身上呢?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食物和医药管理委员会的许可下,口服避孕药在已婚妇女中开始广泛使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未婚女性也有权利使用口服避孕药。而这恰逢40年代出生女性的生育阶段。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而降低其在婚姻方面的成本,而且将避孕的主动权更多控制在自己手里,最终使得女性可以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相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其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都显著提高,最终表现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逐渐减小。 社会经济学论文: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谈效率与公平 【摘要】西方经济学对于效率与公平的看法以及西方经济学错误的本质在于没有区分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经济学对其的批判以及分别从物质社会以及信息社会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效率和公平的看法。 【关键词】效率 公平 信息 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作者简介:蒋秋荣(1987-),女,汉族,四川广安人,现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社会经济学论文:曲阜市肺结核病人社会经济学调查分析 摘 要 目的:了解曲阜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分析肺结核病病人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特征,为改善结核病控制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问卷形式对调查对象进行逐项调查和记录。调查对象是曲阜市乡镇所有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的肺结核病人。结果:肺结核病人家庭经济水平较低,门诊费用与性别、年龄、报销费用有关。结论:农村因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的相对落后,依然是肺结核多发地区。患者的患病因素来源于个人、家庭和不同生活环境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的差异,对肺结核病人要实行免费检查与治疗和新农合报销政策。 关键词 肺结核 社会 经济学 卫生服务利用 肺结核是严重危害人类的传染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800万新发活动性结核病例,并造成将近300万人口的死亡,75%的病例正处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旺盛时(15~54岁),一个成年人患结核病将平均损失3~4个月的工作日,这将使一个家庭损失20%~30%的收入,如果患者死亡将平均损失15年的收入,结核病对社会经济造成间接影响[1,2]。据调查,曲阜市平均每年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00余例,由于肺结核病人治疗时间较长,如果不能正规治疗,极易出现耐药,并且这部分病人是传染源,能够传染给周围人群,另外在治疗期间不能从事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病人如果出现耐药,将花费2万~3万元用于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对病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我市肺结核病人的社会经济学现状,近期,我单位结核病防治科对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肺结核病人进行社会经济学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登记管理的601例肺结核患者。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由结核病防治科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询问方式收集原始数据,并有专人负责调查质量的控制和调查表的审核工作。 调查内容: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病人的一般信息,病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年家庭收入、支出情况、患病前后收入对比情况等。 统计分析:对原始数据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后,全部输入计算机,用ACCESS建立数据库。在计算机录入程序中设定了相应的逻辑控制及核查程序,及时指出调查填表和录入时产生的错误,有效地控制录入数据的质量。录入完成后,进行简单的逻辑统计分析,将异常值进行统计处理,最后将数据资料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单因素的统计分析。 社会经济学论文:以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以来,教育问题得到了各国重视。但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投入产出的关系出发,把教育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只要投入大,产出高,对社会的贡献就大。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高等教育投资对GDP的贡献大。我国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只对教育投资的规模及形式加以重视,却忽视了教育的质量、内容等,扭曲了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使学生的能力得不到真正提高。信息社会经济学因此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不足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教育是知识传播的途径,是人的能力提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知识迅速涌现的今天,人们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不断增长,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础性知识,高等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专业知识,它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把知识的获得作为教育的目的。一般来讲,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学生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而高等教育却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社会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达到增加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说并没有培育出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现代知识体系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传播知识的作用,是由我国的教育体制、社会观念等决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资本投入决定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育质量低下。从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内容和结构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较低,很多毕业生都只能纸上谈兵,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其次,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盲目,专业趋同现象严重,提供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传授的知识比较陈旧,高校的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毕业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2.教育体制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是文凭教育机制,这会使受教育者只是为了获得文凭或者分数,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另外,我国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识不能在我国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国比较缺乏的发展资源更加稀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我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今,我国一些大学生把追求文凭作为学习的主要动机,在学习期间缺乏追求知识的动力和压力。再加上通信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游戏的发展,一些高校学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中,学习敷衍了事,甚至投机取巧,这也使得教育传播知识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师素质比较低。教师担负着对广大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完善素质的责任,其自身的素质状况对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中有很多教师并没有掌握现代知识体系,或者虽然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学术研究水平较高,但教学能力不强,教学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的传播,促进知识的增长,从而缩小或者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把知识充分有效地传播给新一代。 1.转变观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它的目的是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应该首先转变观念,转变西方经济学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提高知识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较机制来衡量。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投入不是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投资越多对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资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主要应该取决于教育的体制、内容和结果等,资本投资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2.教育体制改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有效传播,从而达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须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进行改进。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属于文凭教育机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此,应设法建立素质教育机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培养受教育者的知识文化素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提高质量。同时,还应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做到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的需要。当然,还必须设法激励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动力,让他们有学习的压力。 3.提高教师素质。教师的素质对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响比较直接,他们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对受教育者知识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必须拥有厚基础、强素质的高校师资队伍,他们可以通过引进外国学者或者本国留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家自己培养。教师素质高,可以充分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教学水平。当然,这些也需要我国合理的教育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才能实现。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会规范作为促进知识增长的激励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顺利实现其作用,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强调教育体制、观念、教师素质的同时不能忽视像社会规范、教育基础设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总之,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知识增长,实现缩小或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径。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条件普遍获得了改善提高,同时人们受到外界影响也不断加大,如: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等,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分化问题的出现。这些群体分化导致社会上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我们需要根据这些群体分化来分析出所存在的德育问题,提高德育工作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提升家庭教育,加强师生之间沟通交流,重视个人能力培养等方面促进德育问题的解决,稳定社会秩序,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德育”这个概念在西欧国家的研究表现得尤为透彻,在世界范围内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如柯尔伯格等学者提出用道德两难问题来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的德育方式。拉斯思等人主张设计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来帮助大学生进行自我认知,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德育工作者要根据不同群体实施不一样的教育方案和引导策略,创造更加和谐的德育氛围。 2.国内研究状况 中国的德育研究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开始有了萌芽,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对中国德育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起着借鉴的作用。我们探讨大学生德育问题时,要从不同群体分化的角度来找出德育出现的问题,如:晓文、吴胜红等学者认为:“家庭的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共同对大学生群体分化产生影响”。刘献君从大学德育基本理论、大学生德育对象、大学德育实践以及大学德育研究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对大学德育教育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德育方面的角度来讨论群体分化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如:徐寅、庄源源分析了大学生群体中的学习型群体、实践型群体、创新型群体、玩乐型群体的德育问题及教育对策;如:崔国红、于钦明、郑南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群体分化中德育所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德育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1.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德育。广义的德育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习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本文从广义上的家庭、学校、社会、角度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分化,并从中探究出德育问题,最终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第二,群体分化。所谓群体分化是指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不同而导致成员在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群体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形成,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本文所提及的群体分化从德育视角下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分类,从分类中找到德育方面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2.理论基础 第一,社会分层理论。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韦伯认为财富、权力、声望是社会分层理论的体系。本文主要根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内容中的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方面来作为大学生德育视角下群体分化问题的研究角度,主要从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分层,探究出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应对策略,维护校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第二,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于1952年提出来的。班杜拉认为行为习得有两种不同的过程:一种是通过直接学习,从自己对学得知识的内在转化,变为自己经验的过程;另一种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本文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对大学生群体产生的影响。通过大学生自身学习经验的汲取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通过对该理论的研究,为本文提供大学生群体分化的途径。 3.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文献法也称历史文献法,通过收集各种资料,分析出资料中的重要信息,根据自己的研究理解,达到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本文通过格伦斯基的《社会分层》等书籍的分析理解,从社会工作者的理论中,借鉴分析大学生群体分化的层次。从分化的层次中探究出当今大学生德育教育出现的问题,通过赵玉英、张典兵的《德育原理》等书中找到德育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大学生德育视角下群体分化的现状 本文主要是通过大学生群体在课余时间的活动安排而划分群体的类型,主要分为学习型群体、实践型群体、创新型群体、玩乐型群体和综合型群体。 1.学习型群体 学习型群体是指在大学生群体中学习能力很强的群体,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都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习适应生存环境的过程。学习型群体是适应社会生存的关键,大学生要善于学习适合自己的知识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创造社会财富。 2.实践型群体 实践型群体是指在大学生群体中善于发现身边的事物,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去探索事物内在奥秘的群体,这些群体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有自己的思想理论,通过宣传自己的思想带动更多的人们积极参加到自己的实践课程当中,在群体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获得人们的支持,在合理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3.创新型群体 创新型群体是在实践型群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把实践中的事物付诸于行动,创新型群体需要有大胆开放的思维,敢于挑战新生事物,有超越常人的举动,有勇于探索的精神。高校的德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团体应该积极支持大学生群体的想法并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建议,让他们在挫折和前人的经验中越走越远,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玩乐型群体 玩乐型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比较常见,虽然这些群体虽然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学习上,但他们在学习之余,会通过社交、娱乐活动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这些知识的运用对于大学生今后走向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经验和自我感悟来提升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能力。 5.综合型群体 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有很优秀的综合型群体。他们在学习中既有很好的控制能力和学习能力,在生活中也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善于人际交往,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名不可缺少的成员。我们要从多方面学习,发掘自己的潜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成为社会中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四、大学生德育对群体分化的影响 1.家庭教育对群体分化的影响 父母的教育方式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行为。家庭教育主要有民主型、独断型、溺爱型、分歧型四种教育方式。在不同经济、文化背景条件下,家庭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长的教育方式会影响孩子在今后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的方式。恰当的方式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不适当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和不专业的知识,会对不同家庭环境成长下的孩子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阻碍他们的发展。通过上述研究,大学生受家庭因素的影响,会分化出学习型群体和实践型群体。 2.学校教育对群体分化的影响 学校道德教育主要受老师的行为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影响,学校教育方式主要有言传身教、道德叙事、人文关怀三种类型。学校教育规范了学生的言论和行为举止,丰富学生的生活,在玩乐中学习经验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用自己的行为来规范学生,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责任意识,不良的教育方式激化老师和学生的矛盾,造成社会上不稳定因素的发生。通过上述研究,大学生受学校因素的影响,会分化出玩乐型群体和学习型群体。 3.社会教育对群体分化的影响 社会道德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社会教育主要有传统文化、大众媒体和社会实践三种类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但在宣传道德教育中,一些人会扭曲传统文化,对中国的道德发展造成伤害,这就需要我们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道德价值观念,采用社会舆论宣传,让这种道德观念融入更多人的理念当中。通过上述研究,大学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会分化出创新型群体和综合型群体。 五、大学生群体分化中德育问题的应对策略 1.净化社会环境,营造和谐融洽氛围 社会环境是影响学生生活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融洽的社会环境会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在实践课程中把自己课本上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学生思想教育不能停留在课本上的知识,我们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我们学习到的知识,正确地解决我们在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道德问题。把这些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从而在亲身经验中提高自己。 2.注重家庭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定位 学校是运用社会构建,让学生可以适应社会生活。但学生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父母相处的,他们的行为与父母的行为息息相关,因此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和不可取代的,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家庭教育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现在的家庭教育通常和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学校的德育工作者会把学生的问题定期和家长反馈,与家长沟通,以便更好地解决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优势互补,在教育沟通中找到合适每一个家庭的教育方式,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3.加强师生交流,拓展双向沟通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与教师相处会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关系,教师的关系素质总是和教学技术能力紧密相连,老师的教学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书本上知识,在课余的时间也要发自真心地去关心学生的情感生活,多了解他们的需要,彼此之间沟通了解,解决师生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可以开展社团活动,从活动中了解学生在生活上、心理上的问题,了解他们的想法,从讨论中让他们积极探索社会问题中有关德育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潜能和看待事物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德育教育的影响力。 六、结语 我国大学生群体分化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大学生所处的环境不同,原有的群体也会随之细化,分裂出不同群体的可能。家庭、学校、社会条件是影响大学生群体分化的重要因素。在课余时间安排方面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分化,大学生群体分化为学习型群体、实践型群体、创新型群体、玩乐型群体和综合型群体,对于解决群体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应该是德育工作者所要关心的话题,本文在研究德育问题应对策略方面,发现净化社会环境,营造和谐融洽氛围;注重家庭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定位;加强师生交流,拓展双向沟通三个方面对于解决大学生德育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减缓大学生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营造文明和谐的氛围。由于本人的能力有限,研究对象的数量不足,在理论论述中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也会成为我以后的研究方向,在论文中不断改进提高。 参考文献: [1]张晓文,吴胜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收入及自我评价的相关性研究[J].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2]张胤,唐晓娟.对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若干问题的研究[J].教育探索,2000(3). [3]刘献君.大学德育论[M].湖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96. [4]徐寅,庄源源.大学生群体分化现状及教育对策[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4). [5]聂莉.新形势下大学生群体分化管理研究及对策[J].中国市场,2008(39). [6]崔国红,于钦明,郑南.德育视域下大学生个性心理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3). 作者:王钰 单位:安徽大学
经济法学教学问题及对策: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办法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内核 建构主义是在传统行为主义和认知论的基础上经过继承和批判发展而来的。建构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思维和智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即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1]。同化是个体将新的知觉行为和概念融入已经存在的图式之中。顺应是改变已有图式以适应新事物的过程。同化和顺应互为影响,引起图式的不断更新,使认知能力得以逐步完善。学习就是学习者与环境交互作用而自主建构内心确信的过程。学习者在建构内心确信的过程中主要不是依赖教师,而是借助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主动作用于一定的环境。因此,建构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崭新的理论,更在于它是一种理念上的创新和进步,其突破是革命性的。正因为建构主义革命性的变化,其必然催生一系列新的教学方法,如支架式教学、发现和探索式教学、协作和互动式教学。所谓支架式教学是指教师作为引导者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在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所谓发现和探索式教学是指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资料主动进行建构活动并加深对建构活动意义的理解;所谓合作和互动式教学是指学生在各种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学习伙伴以及各种环境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和合作,即利用人际关系达到建构的目的。 二、以建构主义理论重构经济法学教学模式的必然性 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框架仍在形成、发展和完善之中,因此,比之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发展历史较长、理论体系框架较成熟的学科,教师所面临的教学难度更大[2]。当然,由于经济法学自身交叉学科特色明显,反过来可以为建构主义理论下新“教学三法”的运用提供肥沃的土壤。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经济法学教学,主要存在以下两大缺陷。 (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知识传授大于能力培养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讲授知识点,教学效果的好坏依赖于授课教师的讲授技巧和个人魅力。学生在被动的知识接受中往往是听“热闹”但却未吃透“门道”,因此,学生在课堂中所获知识看似很多,但均呈现出典型的“平面化”特征,往往在课程学习结束后就会忘在脑后。尤其是被动式的接受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无法通过课程学习得到锻炼和提高,这与作为实践性和经验性特征均非常强烈的法学学科对于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3]。 (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导致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所谓“上不着天”,即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激发起学生对于理论经济法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无法架构起科学、实用、清晰、严谨的经济法理论框架,无法满足希望考研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对于课程学习所提出的要求。所谓“下不着地”,就是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希望通过课程学习具备处理实际法律问题、胜任未来工作岗位的学生对于课程学习所提出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不仅使经济法学教学呈现出典型的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现象,使教学计划中所设计的大部分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而且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对学校教学评价的美誉度,反过来造成报考生源的萎缩。 三、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的架构 (一)开放式教学模式,就是开放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思维空间该模式下教师的角色是思想的“催化剂”与“助产士”,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应局限于教学内容上,而应注意学习者的心态变化。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界定为:“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撑,充分利用模拟法庭、实习基地、辩论赛、实践课程等环境要素,实现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和技能,满足个性化需求和发展的全新教学模式。”[4] (二)基于新“教学三法”的制度设计依据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的定位,我们提出并已开始着手实施基于新“教学三法”的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三大板块的制度设计。一是基础知识的讲解。我们选取专业必修课———经济法学作为试点,任课教师在讲授中大力压缩纯知识性介绍,通过筛选具有典型性、新颖性和代表性的案例和实例,辅之以必要的讲解和评析,着力培养学生以经济法视野看待和处理法律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新知识和技能“同化”与“顺应”的能力。二是能力强化训练。我们选取专业选修课———经济法案例评析作为试点。在课程开始前向学生公布一个公共电子邮箱,由学生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案例和实例作为主题申报,由任课教师进行审核排序后,每位申报者在15—20分钟之内以全脱稿的形式对自己选取的案(实)例进行讲解,课下根据任课教师规定的格式撰写案(实)例分析报告,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和所撰写的案(实)例分析报告评定成绩。对于该课程,目前学生反映普遍较好。三是综合运用能力训练。有前两个板块作为基础,学生在专业选修课(法律专业技能)和必修课实践教学环节(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专业见习、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上的热情和积极性会被极大激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懂得如何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根据自身需要自觉进行知识和能力建构。目前,我们已将在经济法疑难案例评析课程中表现突出的学生挑选进入辩论队,在2010年举行的全国“理律杯”法庭辩论赛中,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参加比赛的学生普遍反映,这种互动式教学方法给他们的收获颇多:一是对法律知识的扎实掌握。学生在面对各种法律问题时,主动查阅相关书籍,不是僵化的死记硬背,而是结合案件对相关知识有了充分的理解。二是法律技能的提高。学生学会如何在既有的条文和证据事实的前提下,提高分析能力,掌握法律解释的技术,从而在实践中体味法律智慧火花的闪现,另外,还训练了学生在处理法律事务时在法庭上的临场应变能力。三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法律职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法律事业要想真正成为成熟的事业,有赖于每个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大学的基本理念是思想自由和思维独立,法律人在思考时,除了富有逻辑之外,必须有着自身的法治追求。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制度设计 四、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难点主要是现有教学计划中经济法学各个模块课程之间的衔接性较差,如何对现有模块课程进行有效整合和统筹,如何将建构主义理论贯穿于各个模块课程的教学模式中。基于此,我们提出在未来设立开放式教学模式创新实验区。实验区的设立主要解决如下问题:1.有效整合现有模块课程,按照经济法学开放式教学模式三大板块的制度设计,对现有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分工,加强课程间的阶梯形、承继性,突出新教学模式下以学生为主的能力建构特色。2.有效配置师资资源,着力改变教学理念。目前在三大板块中,能力强化训练以及能力扩展和深化训练是薄弱环节,比如,经济法案例评析课程目前只有一名授课教师,选课的学生往往有200—300人,师生比悬殊不仅导致授课质量受到影响,更严重地影响了教学模式和理念的更新与深化。3.探索如何在三大板块的制度设计下有效对专业选修课(法律专业技能)和必修课实践教学环节(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专业见习、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进行改革。近两年尤其在学位论文写作和毕业论文答辩中发现,学生写作和答辩能力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许多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极差,所用概念、观点都是网上临时拼凑,往往是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定义和观点混杂于一篇文章中,答辩时对一些最为基本的法学概念认识混乱。很多学生对于专业见习和实习采取敷衍态度,编造虚假报告欺骗学校。而必修课实践教学环节大部分安排在第7、8学期,与学生准备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相冲突,使得这些教学环节无法在学生能力和知识建构中发挥有效作用。 经济法学教学问题及对策: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改善 目前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也是十四门优秀课程之一。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规律的法学学科,经济法学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并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因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该学科内容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经济法包括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而经济法分论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监管法则已经形成共识。其中,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经济法分论各部分的共性原理,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体系、价值、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经济法律关系等问题,基本上并不直接涉及具体的法律制度;而经济法分论则恰恰相反,其主要研究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领域中具体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这使得经济法总论与分论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经济法总论的理论性极强,实践性很弱;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极强,理论性则相对较弱。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教师在经济法学教学过程中,理当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本科教学仍然沿袭成文法国家传统的讲授法教学模式。囿于讲授法教学模式的固有特点和经济法学的学科特色,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教学过程当中,应当区分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对传统的讲授法教学模式进行扬弃。 一、讲授法教学方法的特点 讲授法是成文法国家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讲授法长期以来也是我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最传统和最普遍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由某门课程的教师在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教学参考资料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基本知识。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有下列一些优点:一是高效性。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顺着教师的思维去获取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教师能够通过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系统性。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能够系统的将经济法学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三是成本低廉。教师运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当然,讲授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的缺陷,一是教师往往进行的是“灌输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向学生强行注入理论、原理和学术观点,讲授的内容抽象、笼统、不易理解,缺乏趣味性,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压抑感,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因教学方式的单向性和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学生没有思维和想象力的启发,大部分学生为考试而学,阻碍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养成;三是讲授法容易培养学生的认同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学习将会走入“抄笔记、背法条、考笔记”的误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四上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极少有学生会挑战其观点,使其丧失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动力。由于讲授法存在以上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得讲授法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需要,因此,很多教师和学者都主张摒弃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尽管传统的讲授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是也有着其他教学方法难以替代的优点,如全面性、系统性、简便易行性,因而对其不应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经济法总论理论性极强的特点比较适宜主要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法,但应当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发挥讲授法的优点,克服其缺陷;而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特征则更加适宜将讲授法作为辅助教学方法,而着重采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和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方法。 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应对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改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极为紧密,对其的学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不仅包括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对于缺乏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较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法学本科生而言,学习难度极大,因而,学生对经济法总论的系统、深入把握,绝对离不开讲授法的运用。然而,传统的讲授法所固有的缺陷却容易使学生学习经济法总论时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而,教师在运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时,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一,改进、创新讲授法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经济法总论的内容理论性极强,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生对所讲授的内容往往难以理解和消化。因而,在经济法总论的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授课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有趣;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高学生对讲授过程的参与性;否则,学生很容易有疲劳感,教学效果也就不理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还应当充分有效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应当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文字处理、图片、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1] 第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水平。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与经济生活联系极为紧密,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经济领域中的新现象、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经济法总论作为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理论抽象,当然需要对这些有所反映。因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尤其是经济学学科方面的知识,努力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才能避免照本宣科,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F予以讲授。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共性原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讲述,以增强讲授的逻辑性、层次性,以便于消化,加深理解。例如,在讲授经济法的历史发展时,就应当着重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概念、现象及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述;在诠释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时,必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经济法、成文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的经济法、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法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法进行讲述;在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时,必须运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第四,讲授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社会现实,增强经济法总论的实践性。经济法总论是经济法分论的理论抽象,理应对经济法分论具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然而,长期以来,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都存在着“两张皮”问题。所谓“两张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喻指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分论联系松散,不能对经济法分论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实践意义。“两张皮”问题的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总论没有类似于《民法通则》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渊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很少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讲述。这使得经济法总论教学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具有学习的积极性之外,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经济法总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应用价值,而缺乏学习的热情。因而,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案例的互动,既要运用经济法分论案例对经济法总论进行说明,又要用经济法总论去诠释和解决这些案例。 三、经济法分论的教学应着重运用实践性教学方法 无论是经济法分论中的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管理法,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实践基础。因而,传统的讲授法对于经济法分论主要运用的是法律解释学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阐释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和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这种法条解释的讲授方法,属于成文法国家最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对于夯实学生基础,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分论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法律规定具有良好效果。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适应经济法分论教学的需要,因为经济法分论与总论不同,其与法律职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生对经济法分论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仅仅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能够灵活有效的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法律实践。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法律实践应用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欠缺,根本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传统讲授法的有限改进,而应当着重运用包括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模拟法庭、课程实习及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讨论,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运用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形象化的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学生能更形象、更深刻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通过学生的参与、讨论,也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运用能力,这无形中也缩短了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契合了经济法分论实践性强的特点,与讲授法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讲授知识点时,还是组织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特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均应当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 (二)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职业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金融inanceNO.11,2011(CumulativetyNO.462)思维能力。辩论式教学法作为教师、学生就特定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而,经济法分论教学过程中应当适当的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准备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或者实践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最后,由教师对辩论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3]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是一种对学生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能够全面锻炼学生实体法、程序法、法律文书写作、表达和法律思维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一般来说,模拟法庭教学要经过六个程序:确定案例;分派角色;分组讨论;诉讼文书的准备;正式开庭和总结评析。其中,确定案例和总结评析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确定案例时,教师应当选用经济法分论中典型的具有可辩性的疑难问题,最好是真实的社会热点案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在总结评析阶段,教师应当首先组织学生对模拟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地总结或讨论,让亲自参加庭审的同学及旁听的同学分别发表对该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材料、法律文书、适用法律及庭审表现等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对庭审过程和庭审表现进行全方位点评,如案件的事实是否调查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庭审程序是否进行完整正确、法庭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准确得当、今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四)课程实习教学法目前,法学院系的法学本科教育都开设了专门的毕业实习课程,还有些法学院系有假期社会实践的要求,对此,笔者是非常赞成的,因为法学专业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法学本科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全面的熟悉法学原理和相关立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将理论和立法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的能力。然而,目前的实习、实践教学的教学效果并不好,往往流于形式,这与院系和教师没有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考核有密切关系,要想真正发挥实习、实践教学的作用,必须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主张适当的增加实习、实践环节,开展专门的课程实习,要求并组织学生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去律师事务所、法院等法律机构进行实习。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的,应当要求学生将经济法分论课程实习的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并对实践中接触到的真实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由实习单位和教师共同给出实习成绩,此外,还应当将实习成绩作为经济法学课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作为课程考核合格的必要条件,以督促学生积极有效的开展课程实习。 (五)法律诊所教学法法律诊所教育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为ClinicalLegalEducation。其借鉴了医学院校诊所教育的模式。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真实的案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法律服务,“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与其他实践教学方法相比,法律诊所教学法的最大特点,是将将法律条文及其理解和运用放在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之中,从而使学生掌握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学生得到进行法律分析和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4]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经济法分论实践性极强的内在特点要求必须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因而,教师除了运用前述几种实践教学方法,还应当结合教学内容,将法律诊所教学法与经济法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适合经济法分论实际需要的法律诊所式教学。为此,法学院系应当要积极与附近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法律机构联系,建立法律实践基地,让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法律环境中提高自己经济法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 经济法学教学问题及对策:探索经济法学课程教学方法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的法律,在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完善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保证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管理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加强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经济法学课程教学以现行的经济立法为依据,围绕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经济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概述。 一、传统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回顾与局限性经济法学的传统教学方法,就是以法律解释为优秀的教学方法。 依照目前法学界的普遍见解,解释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种:1.文理解释。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字义、文义及语言的通常使用方式和逻辑规律所做的解释。包括文字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2.论理解释。斟酌法律理由,依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论证来确定和阐明法律本义的解释。它可分为: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传统方法,例如,价值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等。在经济法学教学中,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是最常见的。授课者只要抓住现有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体系进行展开,先做文义解释,然后慢慢展开再进行论理解释,由浅至深,使讲授既有层次性和条理性,又能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这也是整个法学体系之教学方法的共同点。目前经济法教科书内容编排的理念,通常不会跳出经济法总论和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两个大范围的配置,除了总论部分在法学基础理论上对经济法学的基本概念着墨较多之外,第二个范围基本上还是属于条文的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演示,这些都属于法学教育的传统基本方法。所以,讲授者往往只需讲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基本法律概念;第二,基本法律规定。但是经济法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学科,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有着一定的差距。这既是很多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难题,也暴露出我们在经济法学课程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一)理论抽象性强,欠缺实践操作性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抽象性,而现实却具有运动性和具体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传统法律解释的教学方法注重概念的解释,考虑法律以外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不全面,它不能缓解法律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具体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学习者在学习经济法过程中对经济法知识性的了解和掌握与经济法的实际运用存在着一定差距,理论联系实践不够,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强,导致课堂讲授缺乏说服力。 二)教师讲授的多,学生练习的少由于采取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讲解的多,教师无法有效地在短期间内使学习者进人经济法学的学习情境,往往导致他们学习兴趣低落,处于被动学习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对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要求对一门从未学过,且处处遇到法学专有术语之障蔽的学科产生十足兴趣,则更加困难。况且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缺乏法学基础课程的训练,不具备或较少具备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经济法法学中关于经济法的渊源、经济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这些基础的法学底蕴往往形成了茂密的法学丛林,会使原先就属法律门外汉的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更加迷惘。另外,经济法学属于法学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涉猎很广,讲授者既需要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又需要熟悉经济学的知识。 经济法教学如果由欠缺法学背景的授课者来担当,由于授课者本身欠缺实际的经济法规训练,往往把经济法学教授成单纯的法律条文解释学也就不足为奇,更谈不上指导学习者结合实际融会贯通了。 三)降低了立法意图与司法目的的协调性如果说立法意图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司法目的则为一种现实状态。一般来说,二者是统一的,但如果讲授者不能很好地做出符合实际的法律解释,就不能排除二者相互不协调的情况。从而出现原本经济法学知识的人门成本过重,学习者心理主动性欠高,久而久之,经济法的学习往往成为法学专业者心目中的“学了不能用”、“学了不会用”、“学了用不好”的老大难学科和非法学专业学习者心目中一件仅属于“不得不修”、“不修则不能毕业”的例行公事。结果就出现要培养他们在经济法方面的法律感情就更加困难的现象。学习者会觉得经济法不过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某些方面的技术规则,无法体会法律学的精神与精髓所在,对于学习者学习后走向社会正确适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几无裨益。 二、科际整合教学方法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运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或称交叉学科或称边缘学科。 皮亚杰(JeanPiaget)曾于年提出这一说法。科际整合式的杂交确实培养了不少种类的学问新品种,从而形成了一种孕育新学问的方程式。在法学教育教学领域,科际整合的呼声与趋势并非近日之事,然而目前所谓法律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整合要求法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议题和成果,其他社会科学也不得不祛除对法学只是法条、判决的整理、记诵)的刻板印象。这样,所谓科际整合,才会产生值得令人期待的可能。 科际整合不窗是一种重要且富有创新性的研究理念。所谓科际整合的教学方法,主要是采取两种或以上的途径并轨或复轨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多方引进来自原属其他学科范畴的知识。科际整合教学方法是一种新颖的、重要的、多元的、开放的经济法学教学方法。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之下,科际整合研究方法能够多功能地解决经济法学函需解决与分析的各项问题。 科际整合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故其教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应该是开放的。在法律学的研究途径下,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对经济法的教育教学法更有一定的创新。 例如,以经济法学中的税法教学为例,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间各种利益和矛盾的调和或冲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立法者的原意与司法现实的差距以及有待完善之处。一般来说,在进行以法律解释方法为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包括文义解析与论理解析等方法之后,如果尚无法得出对于税法的具体解释与理解,则应考虑运用来自社会学方面的资源,此举亦可以辅助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在税法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在法律释义方面的功效理解。常见的传统法律社会学教科书里面,往往比较偏重由各个层面做分析,以领域解说的类别作为章节的分野。近年,出现较多的新著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分野,进行法律社会学的论述,提供一种比较全面性的法律社会学视野,也促进了税法学与社会学科际整合的融合。 此外,法律经济分析计算方法也是科际整合研究方法的常见形式。经济学是一门强调选择的社会科学,而经济分析就是对所选择的社会科学进行分析。计算分析有助于在精确的数据前提下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以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分析方法是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础上,主要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等分析的程序。可见经济法教学中涉及到的经济学基础,对经济法学中税法的研究非常重要,不但经济学教材常有关于税收经济学的介绍,而且目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对税法亦从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等程序方面多有探讨,这对于以主修经管类专业为主的非法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透过其熟悉的既有知识体系来辅助税法学的学习,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科际整合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包括自然科学方法中的数学方法、新三论方法以及横跨多重学科的政策分析方法与博弈理论分析法学等等,这些对经济法的教学都有一定的帮助。总之,我们采取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法,进而从事经济法教学,就会使经济法的教学方法不致流于呆板。例如从法律经济分析的角度,可以为税的废、改、立提出本意分析;由法律社会学的观点,由法律的政策分析可以得出每种税的开征与废止对社会影响的结果;由法律学与会计学的科际整合研究中,可以得知如何最有效确定收益的实现与费用的发生。经济法教学方法采取了科际整合的思维,对于非法学专业学习者来说,可以适时补足其在法学积淀上的不足,对于讲授法学的教师来说,可以推动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三、传统教学与科际整合方法应兼容并蓄将科际整合的方法,实践于经济法教学方法上,目的绝非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方法绝对是经济法学的主流教学方法,是经济法作为一门法律学科的应然条件。但是,由于其注重在不厌其烦地解释法律条文的基础上,让学习者明确法律规定,而对学习者的具体运用以及多层面,深层次的理解和帮助不够,对学习者欠缺训练,尤其是对学习者的法学训练往往严重不足,导致学习者学习法律的兴趣通常较低,法律感情的培养机会甚少,如果我们不辅助以其他有利于学习者吸收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则会使经济法的教学实效难以达到,对于学生乃至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未来而言,皆非我们所乐见。因此,要突破传统教学的框架,克服传统教学的弊端,就必须汲取传统教学方法和科际整合方法之精华,将之运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即在解释法律条文时,根据立法者的原意,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讲清基本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律规定的大前提之下,再有目的、有侧重地将法学专业、会计学专业、宏观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元学科相互渗透、交叉、整合起来讲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从而增强学习者的主动性,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经济法学教学问题及对策:经济法学教学问题及对策探究 一、高校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的安排 高校法学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在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当中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和设计都是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展开的。虽然经济法学作为专业基础课,但在教学计划中,课程安排出现被忽视的现象。教学计划时数明显减少,并且受总学时的限制,这对经济法教学来说明显不如民法等其它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能够在如此短的教学时数且面对没有基础知识支撑的学生贯彻教学计划的要求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二)讲授的内容中存在跨专业现象 如何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了解与本专业相近的经济法学知识尤为重要。比如,笔者所在的梧州学院经济管理系中就有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等专业,他们需要学习不少与经济法相关的实务知识,比如:国际商法、WTO法等;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要了解合同法;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要掌握票据法、会计法;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要了解公司法等。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不能考虑到不同专业学生的差异化需求,面面俱到的结果最终严重的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 经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然而受教学课时、教学手段、教学资源等条件的限制,经济法学教学一直偏重理论教学而轻实践。即使有实践性教学也仅仅局限于课堂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偏重教师分析为主,学生因为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而无法参与互动,仅有的实践性教学课堂案例教学也变成老师的一言堂而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因而教学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实践教学方法单一,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没有被广泛采纳和运用是经济管类专业经济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二、高校经济法学教学改革建议 (一)改革课程安排 经济法学教学和其它法学教学既有共性,又有特点,因而,在教学计划制订既要考虑其共性又要兼顾其个性。采取分段式教学课程安排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在教学计划中,先安排相应的教学课时用于各专业统一讲授经济法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然后充分利用选修课根据各专业不同特点安排相应的选修课时,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兴趣选修,同时引导学生通过自学来弥补课程安排上的不足。 (二)根据不同专业对内容进行取舍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教学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进行选择。教材的内容体系繁多,但是不必都讲,能反映经济法学这门课程的性质特点是主要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经济法学教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经济法学课程的教材内容取舍,能够充分体现专业特色,按专业配置不同的内容。经济法学课程涉及的法律、法规内容丰富,在教材中不可能将全部内容纳入其中,应按照专业的着重点,有针对性地选取经济法律的内容板块,即使选入教材的章节,也有重点和一般的区分,不能按部就班地平均使用力量。如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应重点介绍公司法等企业法律;对于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应重点介绍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方面法律及WTO等涉外经济法律;对于市场营销学生应重点介绍合同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增加教学实践环节 经济法学实践性教学仍应以课堂案例教学为主阵地,适量的案例会使教学内容丰富且生动,使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利用相关的经济法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简单案例则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还可以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为教学提供服务,比如,在教学中提倡庭审观摩和举办模拟法庭、课堂讨论、撰写法律文书等等,这些实践性教学手段的运用,不仅仅让学生增加感性认识,拓展学生的学术素养和视野,还能让学生亲历亲为,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理论知识的运用和消化,让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主动的学习者,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四)完善经济法的考核办法 增加实践分数的比重,突出课外活动教学实践在教学实践中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学生对经济法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较好地引导学生学习经济法学知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结合教学实际,准确定位教学内容,把握本学科的前沿,根据专业需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地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才能有利于合格人才的培养。 经济法学教学问题及对策:经济法法学教学论文 1经济法教学中“项目”的本质 这里的“项目”,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项工作任务,然而在教学工作中,其实质却是学习任务,而且不是单纯的学习任务,是以工作任务为载体的学习任务[3],是一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在这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中承载的却是一系列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法律类高职院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一岗位群在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或者说“经济法律项目”。而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教学项目基本上就来源于这些“经济法律项目”,因为“职业教育项目教学中的项目往往来源于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或者依据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需求自行设计和开发,但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项目,都脱离不了企业真实工作情境的影响”[3]。所以,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在本质上包涵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工作任务,是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遭遇的经济法律关系所带来的具体工作任务;第二个层面是学习任务,“教学项目”中的工作任务的实施和开展不是为了产生某种实质性或者实体性的工作成果,而是为了最终实现一定的教育教学效果,如培养学生的优秀职业能力等;也就是说在一个教学项目中,不是为了让学生单纯的学会解决某个法律问题,而是要注重培养学生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岗位技能。总之,经济法课程中的“项目”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学习任务,这个任务承载了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2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实施的基本过程 2.1“项目教学”的典型流程 对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基尔帕特里克的“目标、计划、实施、检查”基本框架出发,在弗瑞的模型中,项目教学法由“创意、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几个阶段组成[4];在维曼的模型中则包括“创意、目标、计划、决策、实施和评价”等六个阶段[5]。将以上的观点进行整合,项目教学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下列阶段:2.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6]。(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最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2.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2.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2.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2.1项目选择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2.2.2项目规划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7]。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2.2.3项目执行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最后,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2.2.4项目结束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3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3.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优秀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8]。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优秀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优秀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优秀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9]。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3.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最后,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全面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4小结 在高职法学教学中运用项目教学法,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和职业岗位意识的强化具有积极作用,符合高职法学教育教育“重技能、重素养”的改革方向,在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推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项目教学,有利于提高我国高职法学教育的水平、创新高职法学教学的改革思路,对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范婷婷单位:山东司法行政学院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及对策: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对策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2.2新教学内容: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2.3改革教学方式: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 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及对策: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分析论文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对策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优秀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及对策: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对护理人才培养的意义 [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护理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在护理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医学伦理教育,即对护理人才进行医学伦理素养培养得到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对护理人才培养的意义,希望对今后我国护理人才的培养产生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 医学伦理;护理;人才培养;意义 医学伦理学是近些年兴起的一门学科,其以“病人利益第一、尊重病人、公正”为基本原则,具有“实践性、继承性、时代性”的特点,该学科的发展对护理人才的培养,提高护理人才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分析下当前护理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流失率高 我国人均护士的比例只有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由于近年来全国各大医院为了压缩开支,临时招了大量护士,这些人员在医院的地位低下、待遇低、劳动强度大,造成整个医疗护理质量严重下降,大量护理专业人员流失。同时,部分护士,因为在此项工作中,所学知识不能充分利用,才华不能得到展现,自身认为此工作没有前途,而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工作倦怠,不能安心工作,最终导致产生离职的愿望而离开工作岗位。护理行业的高流失率成为制约医院护理质量提升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地位较低 因为世俗的偏见,护理工作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在一些医院,有时还存在患者辱骂、殴打护理人员的情况,医生与护士同样为病人服务,可护士却不能换来别人的尊重,甚至在一些医院里医生也瞧不起护士,这些严重打击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缺少职业荣誉感,所从事的工作又异常繁重、劳累,工作强度大、劳动时间长这些共同造成了当今护士的地位不高,这成为护理行业吸收人才的一大瓶颈。 三、文化素质不高 当今,由于学科规划和行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护士从业着学历普遍不高。更有甚则部分护士的成长成材完全是经验性,缺少必须的文化理论知识指导,也影响了护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社会形象需要重新打找造 最新新闻也爆料了个别医院护士恶劣对待病人的新闻,甚至一些论坛也爆料此类新闻,如前段时间论坛里一位镇江病人去镇江人民医院看病,按铃紧急求救,却被护士搁置一边的事情,这些都着实让病人感觉生气,所以提高护士自身素质也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 针对目前护理行业的状况,我个人觉得,加强医学伦理学的意义重大。 医学伦理学的第一原则“病人第一”,此直接要求护理人员要从主观上、动机上,要在客观上、行动效果上对病人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关怀、照料,即有义务不去有意地或因疏忽大意而伤害病人,也要对病人采取积极有效地护理措施。这些要求对于护理人才的道德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想要不伤害自己,首先就是不要伤害别人,护理人员如果能够从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或许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医学伦理的第二、三原则“尊重病人”、“公正”。这两个原则看似简单,做则不易。但是,无论在何处,尊重人是必要的要求,即使是身患重病、传染病等疾病的病人,同样有自身的人格尊严,在任何时候,作为护理人员都不应践踏他们的自尊,以尊重、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位病人是每个护理人员的必要条件。护理人员的素质一旦提高,很多社会问题则可迎刃而解。目前,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关心、尊重、公平,这些基本的道德还是急需的,而护理人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由于承担着和医生一样,救死扶伤的责任,所以更需要具有“尊重病人”、“公正”待人的情怀。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广大护理人员还需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履行职责的能力。 当然随着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大众对护理人员的认可与评价也将普遍提高,护理人员的地位以及收入更会有相应的增加。这些不但是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每一位护理人员得到社会认可必经之过程。那么医学伦理学的灵魂思想将有助于护理人员素质的普遍提高,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护理人才。 加强护理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应立足于医德意识教育与药德行为教育。建议通过医学伦理理论研究与舆论监督与教育,培养护理人员遵守社会公德,遵守行业纪律和规范的意识。在实践中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之热爱药学事业,努力学习护理的新理论、新知识,掌握现代最进步的专业知识,实现病人与护理人员之间的和谐沟通。 作者简介:靳辉(1978―),女,黑龙江大庆人,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研究方向: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及对策:刍议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模拟教育中的应用提纲 【摘要】医学伦理学来源于医疗工作中医患的特殊关系。是运用一般伦理学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到的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它既是医学的一部分,又是伦理学的一部分。通过我国目前医学教育的现状,讨论医学伦理在医学模拟教育中的运用,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融合贯穿在一起。 【关键词】医学伦理;医学模拟教育;应用 中图分类号:R-052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医学领域中的道德问题的一门学问。是运用一般伦理学的原理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医学伦理以生命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反应社会对医学的要求,患者至上,生命至上。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学伦理已经发展成以医患关系为优秀的社会性事业。 一 我国医学教育的现状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国的医学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朝着整体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医学问题依然问题重重。主要表现在: 1.1 实践和伦理道德要求的矛盾 实践出真知,医学强调实践。一个真正的医生,需要亲自处理无数的病例才能成长起来。但是以病人为实践对象的教学方式,明显的违反了伦理道德的要求。以病人为实践对象,虽然对于学生来说,有助于为学习和今后的工作累积经验,但是病人本身身处病痛的折磨之中,在被“实践”的时候,往往因为需要而被反复检查,这给病人带来极大的不便和痛苦。 1.2 临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重视医生的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训练脱节。但是医生的职业要求强调实际操作,再加上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临床综合技能实践的方法和途径,很多学校不能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机会,临床医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早日远离病痛折磨,康复出院。但在学生临床实践中,如果要配合教学任务,用真实的病患作为考核学生的办法,常常得不到患者的同意,临床教育资源短缺。 二 医学伦理教学的要求和途径 2.1 医学伦理教育的要求 医学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都是人类,这就要做到重视病人的要求。无论是否有益于患者的健康,医生只有告知患者治疗方案的权利,没有替患者做出选择的权利。患者有权替自己做主,选择治疗方案,无论他做出的选择正确与否,医生只有规劝的权利,没有更改的权利。患者的个人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体现。不论何时,道德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高尚的唯一标准。医生的职业性质特殊,对道德的要求也比其他行业要严格。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有些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缺失,利用病患的痛苦大发横财。收取红包,乱开药方,功利主义抬头,对待病患态度冷漠,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所以医学伦理教育也要求医生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面对病人,医生要态度和蔼。仔细询问患者的身体情况,认真倾听患者的问题,面对患者的疑问,要进行详细的解答。对于态度不好的病患,也应给予理解。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医生赢得病患尊重和信任,改善医患关系的基本条件。 2.2 医学伦理教育的途径 加强医学伦理的系统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的养成。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巨大。学校应该重视对学生道德的教育和医学伦理的教育。对于在职的医生,医学的伦理教育应该结合医院工作的实际情况,从人文精神和法律出发,结合身边的实例,向医生灌输医学伦理的教育,提高医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树立医生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工作精神。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开始逐渐强调对人的尊重。现在的医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社会科学。医患关系的和谐,离不开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通过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提高,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和良好的治疗氛围。尊重病患,关爱病患。 三 医学伦理在医学模拟教育中的应用 医学模拟教育是利用模拟技术模拟病人和临床情景,是模拟教学在医药学或临床医学的应用扩展。医学模拟教育是将医学伦理贯穿以医学教育中的体现。 3.1 增加学生和患者之间的接触,养成关心患者的良好习惯 医学模拟教育可以增加学生和患者之间的接触,让学生积累和患者接触的经验,加强学生和病患之间沟通的能力,学会处理医患关系。医患关系现在已将成为医疗问题中的而一个大问题,医患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已经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已经成为医生不必可少的条件之一。可以通过强化临床模拟,增加临床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和医患沟通的能力,掌握和病患交流的技巧,把医学伦理学的知识很好的应用在实践当中,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关心病人、爱护病人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医德。 3.2 医学模拟教育可以避免医学伦理问题,促进医患关系 医生的职业比较敏感。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患者的隐私。比如妇科或者泌尿科,由于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暴露患者的隐私部位,患者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敏感和羞耻,自尊心过分强烈,稍有不慎,医护人员就会发生隐私纠纷。在医学模拟教育中,可以培养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医学道德观,也可养成保护患者隐私的习惯。在模拟教育中,学生可以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对疾病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形象的了解,培养学生对伦理问题的认知和处理能力,促进了医患关系。 通过医学模拟教育和医学伦理学的相结合,加快了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理解过程,有利于减少医患之间的矛盾,符合医学教育中人文素质和科学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有利于临床医生的专业培养,有利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途径。 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及对策:在中职卫校医学伦理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摘 要】学校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阵地,而法制教育又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学科教学中进行法律素质培养教育,不仅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养成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 法制教育 法律知识 一、法制教育渗透的必要性 (一)结合伦理学教学目标,加强对医德的认识和升华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研究医学道德的科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的理论和原则,解决医疗实践活动和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和法律一样,是约束人的一种行为规范。医学伦理学告诉医务工作者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法律则是好和坏的原则和理论的表达和理解,什么是符合社会要求的,什么不是。法律、法令、规则、规定比伦理准则有更强的实际约束力。道德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持而起作用的,法律则是强制性的。两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灵魂和标准。在医学伦理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向学生灌输法律常识,可以加深学生对伦理准则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医学生医德的形成和提高。 (二)利用医学伦理学课程特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减少医疗纠纷的出现 近几年来,受各种各样的影响,职业学校学生学习层次低,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但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仍显不足,甚至法律观念上还存在误区,学习和运用法律的意识明显提高,普遍注重法律的使用性,但行为自律意识欠缺,自我保护能力匮乏,并且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社会是法治社会,人们的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对中职卫校学生进行法律素质培养教育,既是《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又可以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避免和减少医疗纠纷,更重要的是促使他们养成依法办事、依法行医的良好习惯,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二、法制教育的渗透方法 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比较广泛,教学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有针对、有选择地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渗透。 (一)讨论分析法 “理不辨不明”,医学伦理学的精华就在于“理”,贵在有理、讲理、懂理和行理。理是什么,医学伦理学上理是道理。在现实生活中,讲理的依据就是法律,在讲解社会主义医德规范时,通过列举现实生活中的实例的形式,让学生讨论分析,最后明辨是非,掌握法律知识。 (二)案例分析法 在讲解怎样建立良好医患关系时,上课时首先展示一个典型案例——一名医生给一位老年痔疮患者开了高锰酸钾坐浴,一位药房的人员给患者拿药后却忘记告诉患者该药是坐浴用的,结果患者把它当成口服的药用了,家属为此大闹医院。看后提出相关问题:一、假如你是当时的医务人员,你该怎么办?二、假如你是患者或家属,你会怎样?通过这个案例向学生渗透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让学生明白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只有知法用法才能减少医疗纠纷。 (三)情景教学法 根据授课内容创设情境,将临床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情境提前呈现给学生,并由学生扮演案例中角色,通过亲身参与,身临其境地感受伦理的冲突与困境,以及在实际生活中法律的力量,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感受。创设外科门诊情境之一:一位因车祸受伤的昏迷患者,医生对其进行检查和处理,护理人员为其吸氧,翻身拍背。找四名学生分别扮演患者、医生、护士、家属。 检查结束,医务人员告诉家属病人的情况,并拿出两套治疗方案并解释每套方案的利弊,让家属选择并签字。通过模拟这一情境,学生既熟悉了将来工作的实际情况,又了解了病人的知情同意权,让家属签字也表明了一旦出现医疗纠纷这将是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同时引入最高法关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并给学生解释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比较其他犯罪的举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举证责任倒置意识不强,事先准备不足,医疗纠纷形成时才手忙脚乱。通过创设情境,使学生亲身感受工作的责任意识及相关法律知识,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四)榜样教学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教学法既是提高学生医德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进行法律知识渗透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向学生介绍现实生活中一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像人民的好医生赵淑芳、华益慰等,在他们眼中只有病人,没有地位、权利之分,他们诠释了自古以来的“大医”,他们的先进事迹,感染教育着学生,启迪着他们的灵魂,也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让学生明白作为一名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医术高超,还要遵纪守法,不仅仅是救死扶伤,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五)作业渗透法 根据上课内容布置课后作业时,也可向学生渗透法律知识。例如讲患者的隐私权时,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上网查找我国刑法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 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进行法制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以及培养高尚的医学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养成依法行医的习惯。同时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教书,还要育人,要不断拓宽知识面,了解法律知识,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 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及对策: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对策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2.2新教学内容: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2.3改革教学方式: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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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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