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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研究: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活动分析 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该文件明确了学前社会教育在整个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宏观的政策上给予了社会领域教育制度上的支持和指导。当前我国大力倡导基础教育中的学前教育,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并开始关注幼儿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现实中,我国幼儿园在社会领域的教育认识和具体实施中依然存在较多问题。笔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赣州市的公办园进行抽样调查,经调查分析,提出几点专门针对赣州市公办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实施的建议和对策,目的是为区域公办性幼儿园的社会教育活动实施的改革提供建议,促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的不断反思,提高社会教育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切实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一、幼儿园 (一)环境创设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受到成人为其创设的物质环境的深刻影响。儿童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环境本身所提供的一些线索和暗示来参与活动。比如,阅读区的进门处在地上粘贴了三双小脚丫,幼儿就知道此区域一次只能有三个小朋友参与。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更多的是在观察儿童活动、分析幼儿心理的基础上,不断为幼儿创设适宜的、变化的环境,借助环境创设对幼儿提供隐形提示和指导。正如蒙台梭利教育一样,教师要努力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潜移默化地为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提供经验和实践。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以环境创设为教学的辅助手段,更好地帮助幼儿达成一些社会教育的目标。幼儿园所要做的就是积极支持和配合教师为幼儿创造一个适合社会性发展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二)园长的教育理念 幼儿园实行的是园长负责制,园长全面负责幼儿园的教学工作,园长的教育理念必然影响整个幼儿园的教学。因此,园长要不断学习,革新并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重视社会领域教育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价值。同时,给予幼儿教师更多教学上的支持,广泛搜集信息,鼓励幼儿教师积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给予社会领域教育活动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教学的教师予以适当奖励,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三)设置专门的社会领域 教研组,定期开展教研活动不能因为擅长该领域的老师少,社会活动开展较难,不易把握,而不设置专门的教研组。和其他教研组一样,定期开展开放式的园本教研实践研讨活动,鼓励幼儿教师自由发言、畅所欲言,在平等开放的气氛中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同时,根据本园的园情,和其他幼儿园一起,共同组织园级社会领域课程公开课、观摩活动,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幼儿园课程比赛。可以积极组织“老带新”“结对帮扶”活动,积极发挥老教师和优秀教师的模范作用,为新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帮助。有条件的幼儿园,应定期或不定期实施园际交流与观摩活动,真正做到资源共享。总之,要充分利用集体的力量,群策群力,提高社会活动的组织频率和教学质量。 二、幼儿教师 幼儿教师要采用多种方式,诸如国培、进修等方式,促进自身专业化的提高。教师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深人学习和钻研社会教育活动的特点和教学方法,拓宽社会教育的学习内容,尤其是结合幼儿的生活实际和时代特点,提高内容的生活性和趣味性,重点是改进教学方法,采用活学活用、趣味游戏的方式,调动幼儿活动的积极性,鼓励幼儿参与、操作和体验,明确表扬的具体指向性,提高幼儿的参与性和教学效果。比如,中班社会活动《找朋友》。当教师问幼儿喜欢哪些小朋友一起玩时,大部分孩子喜欢的都是班上很受欢迎的幼儿,当问他们为什么时,他们的回答则是:“她很漂亮”“他魔方玩得好”“她有很多芭比娃娃”“他不打我”“他请我吃好多好的”等,这些回答往往是表面化的,而没有指向内部实质,即受欢迎的幼儿其实是表现出了某些亲社会行为,或者是拥有积极友好的交往策略。这样的结果要求幼儿教师在总结小朋友的回答时,应当引导幼儿意识到亲社会行为和积极的交往策略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朋友,要启发幼儿去思考哪些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并鼓励他们去做。下一个阶段,教师就可以通过情境表演、观察演示、角色扮演等方式先帮助幼儿理解分享、谦让、合作等交往策略和亲社会行为的含义,以及哪些具体的行为可以将其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创设环境,给幼儿提供大量实践、练习、体验的机会和平台,帮助儿童切实习得适宜的交往策略和社会行为。 作者:宋京芸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研究: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多元文化论文 一、多元文化融入教育的理解 多元文化教育起源于美国,是美国现代教育倡导的一种基本理念和一种教育改革。克瑞斯汀(Christine,1999)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对民主的信仰和珍视,在存在文化差异的社会中与多种文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确认文化多元化的一种教学和学习取向”,其目标在于“使属于不同人种、宗教、文化、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美国学前教育专家莫里森(G.S.Morrisonrenwei)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帮助儿童理解、欣赏、尊敬其他种族、性别、社会经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使儿童能够在一个不同文化的世界中生活、学习、交往和工作的教育,获得平等的机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可见,在西方,多元文化的概念多立足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多元文化是尊重和平等对待弱势民族与不同的种族文化。而今,多元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已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必须直面的挑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社会系统的构成不仅来自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文化,还来自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等文化形态的冲突与融合。 二、多元文化融入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必要性 学前儿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他虽然还没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但必须按照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样式受到培养。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中,融入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儿童全球化视野 过去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存在一种误区,即:喜欢突出和颂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用意识形态的思维批判和贬低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都是腐朽的”、“资本家只知道享乐”等等,从而树立一种文化对立情绪,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了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往将面临共同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要解决各自文化中的问题,必须要培养国际视野、全球眼光,相互借鉴经验。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关注全球动态,了解国际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使本土化与国际化接轨。 (二)增进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多元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前儿童认识和了解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感知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特色、民族礼仪、民族语言,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的语言、文化、民族历史的美好与伟大,从而树立自豪感。 (三)培养开放意识和接纳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为儿童创造了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文化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族群,既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历史遗产,又能学习和感知新的外来文化,同时还增强了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喜爱,学会接纳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语言。从小培养儿童开放的意识和悦纳他人的胸怀。 (四)学会分享和理解 儿童出生后作为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人,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还需要与社会成员进行交往。多元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帮助儿童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学会不同的礼仪,尊重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同情不同民族人民曾经遭遇的磨难。 三、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多元文化视域的内容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将社会教育作为五大领域活动之一,足见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在其一生的成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前儿童的社会性教育以发展幼儿的社会性为目标,以增进幼儿的社会性认知、激发幼儿的社会情感、引导幼儿的社会性行为为主要内容。基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必然要与《纲要》规定的内容契合,因此,笔者认为主要应抓住三个方面开展教育。 (一)加深多元文化认知 儿童社会性行为的发生是建立在其社会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儿童一出生就积极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环境刺激,并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建立认知。学前儿童的社会认知是其对他人、自我、社会关系、社会规则等主动与被动感知理解的一种心理活动。儿童对多元文化的社会认知内容包括: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与种族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宗教仪式等等,从而树立儿童多元文化的初步意识,加深其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感知。 (二)培育多元文化情感 学前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性情感是建立在他们的认知基础之上,在社会活动中的一种内心感受、心理体验。情感具有动力作用,它渗透在儿童生活和幼儿园活动中,对儿童的认识、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培育学前儿童积极的多元文化情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文化自尊情感,通过民族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幼儿感受丰富性,培植民族文化自尊感。二是培育尊重其他文化的情感,通过面向世界的教育帮助儿童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学会尊重其他文化。 (三)促发亲社会性行为 学前儿童的多元文化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基于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认同并产生相应的社会化情感。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生活中对他人和事情表现出的态度、语言和行为反应有可能是亲社会性行为,也可能是反社会性行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幼儿良好的亲社会性行为,比如,对少数民族孩子的服饰表现出喜爱、赞美,对外国小朋友的语言表现出兴趣,等等。 四、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多元文化视域的实施途径 培育幼儿的多元文化意识是当前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教育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还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的最佳途径。对学前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本质上要让幼儿认识感知本民族文化特征,增强民族自豪感从而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同时增强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意识渗透,初步树立幼儿能以客观公正、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和种族文化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对学前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要考虑到每个儿童的兴趣和经验,反映每个儿童的家庭背景和语言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儿童的积极情感与多元文化体验连接起来。 (一)创建幼儿园多元文化教育多维体系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各类幼儿园应当基于本地实际,结合民族特色和当地风土人情,因地制宜地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并通过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形成体系等途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加强教师培训等途径具体加以落实。1.打造多元文化主题幼儿园。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民族风情把幼儿园建设成为以民族特色为主题的幼儿园,包括幼儿园的建筑外观、环境装饰、教育理念都可以体现民族特色。在一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或者因某种历史原因形成的特定居住区域,例如建设“客家文化幼儿园”、“金沙文化幼儿园”等等,充分彰显和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特与多样,从而达到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2.创设多元文化环境。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标识,比如说到新疆的维吾尔族,我们就想起“大盘鸡”。看到哈达,我们就想起藏族儿女热情的歌舞。看到“桑巴舞”,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巴西。幼儿园在考虑幼儿的构成基础上,把多元文化的教育因子植入到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创设中。例如,打造民族大舞台,定期在幼儿园开展不同民族的服饰秀、歌舞表演等;创设国际走廊,把各个国家的国旗、国徽、民族特色做一个陈列展示,等等。3.设计多元文化主题活动。从幼儿的兴趣特点出发,以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认知水平为基础,把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建筑、风土人情、饮食习惯编制成一个主题教育活动方案,以主题教育的方式对幼儿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目的是养成幼儿对多元文化的积极态度,充分让幼儿理解和尊重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文化。例如,很多幼儿园都在开展“大创游”体验活动,具体做法譬如“美国饮食吧”、“美国购物街”、“回族餐厅(或者伊斯兰餐厅)”等等,如果在这些活动中植入多元文化内容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开展师资培训。多元文化教育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教师的水平,对教师进行多元文化理念与教学技能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理念的人,宽广的视野和较为丰富的知识素养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具备性别公正意识和行为,避免幼儿性别角色歧视、种族与民族歧视等等。当前国内的幼儿教师在职培训比较多,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应当把多元文化内容作为必选课程。同时每个幼儿园也可以开展园本培训,帮助教师提高多元文化教育意识和能力,引导教师花大量时间练习怎样适当选择教育材料、设计生动有趣的教育活动。 (二)建立多元文化教育伙伴关系 幼儿的生活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也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时候这种因素变得更为潜移默化和不可控制,甚至更为深刻。这就需要我们把社会中一切有利于儿童社会性良好发展的重要资源充分利用起来。1.挖掘家长的潜在优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一个人一生的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人的习惯、态度、交往能力都深深地印刻着父母的痕迹。开展多元文化教育活动可以提高家长的参与度,挖掘家长的潜在优势。特别是现代城市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在教育和影响孩子方面自觉意识比较强。幼儿园应该把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告知家长,获得家长的认可,从而引导和转变家长的观念和行为,最终影响孩子。例如,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长观摩幼儿园的多元文化主题活动、参观多元文化主题走廊等等。2.寻求社区与公共资源支持。充分利用幼儿园周边的公共资源,补充和丰富幼儿园的多元文化教育载体和途径,提高教育的实效。比如参观民族博物馆、体验民族特色餐饮、玩转民族特色街区、与社区联合开展民族文化活动周、邀请历史专家讲解民族历史等等。总之,一个国家公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社会群体是否和谐、国家是否稳定等重大问题。而公民的素质高低则取决于教育,尤其是开始于幼儿阶段的社会教育,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情感和态度之根基形成于学前儿童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否具备多元文化的价值认知、积极的情感、恰当的行为,将深深影响我们整个教育甚至整个社会。 作者:蒲永明 单位:成都大学幼儿师范学院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研究:探讨案例教学法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课程中的运用 摘要:对学前儿童进行社会教育在学前教育专业中是一项优秀的课程内容。在这门课程当中,我们主要倡导培育孩子们的社会性,同时借助一些正规或者非正规的显性或者隐性教育直接提升孩子们的社会性整体的发展水平。所以,在进行针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课程的时候,需要将正规和非正规、隐性和显性相互融合的方式,保证学生们能够充分地掌握知识,贯彻落实案例教学法,在“做”中“学”,充分地发展学生们质疑能力以及探究能力,锻炼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实现最理想的教学成果。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实际应用 学前阶段的儿童社会教育在学前教育专业当中是一项优秀、专业的课程,属于必修课的内容,就学前教育专业的同学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掌握这门课程主要是为了提升同学们的社会综合能力,同时结合社会的实际情况,针对一些社会教育的内容适当地提出有效且可行的教育措施,构建合理的教学活动计划。就这种情况而言,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一、实行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强调提升学生可持续性发展、锻炼学生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实践水平渐渐地已经变成了教学改革当中非常重点的内容,适当地对教学观念进行更新、对教学方法进行变化、对学生们学习的方式进行调整、督促学生们积极参与、并乐于去动手探究分析,锻炼学生们搜集并处理信息的实际能力、取得新知识能力、分析处理问题能力以及交流沟通能力等,这都是新课程理念当中的内容,需要实际教学的实践当中进行落实。学习单单学会了书本上的刻板知识,但是却不会将它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那么即便能够熟练地背诵书上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老师不但需要将书本上刻板的知识传授给同学们,同时还需要让学生们了解怎样去学、怎样去用。 二、如何通过案例教学法来完善儿童社会教育课程 (一)创建广阔的案例教学法的发展空间 进行学前儿童方向的社会教育课程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学生们走出社会之后可以自行设计面向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课程,并且能够展开适当的社会教育探究,针对本科层次同学们而言,需要将实践和研究融合在一起来看。不过因为以往在教学当中,更多的是需要让同学们了解怎样进行幼儿园当中的社会教育活动的设计工作,严重忽视了对社会教育进行研究的力度。真正进行课程设计以及课程教育都要建立在实践活动的研究基础之上,所以,有关社会教育所展开的实践性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实践活动的设计,需要让学生们在充分掌握并熟练应用所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充分理解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以及情况,并处理一些在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涉及到一些比较简单的研究和调查,设计这种活动也能够促进老师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们使用所掌握的知识来处理问题。 在我国的俗语当中曾经有“授人鱼不如授人渔”,作为老师,需要让学生们保证充分理解知识基础之上,保证在实践活动当中能够进行有效地利用,并对所学知识展开系统归纳和深入分析理解,进而得到新知识,包括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调查分析的方式。而这也是案例分析法最终的内涵。 将教育寓于活动当中去,从实践活动当中汲取理论,在具体且可感的调查实践活动当中,保证让学生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调查的过程和对应的结果,并且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随时抓住身边的一些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提升他们的见解。 (二)借助案例教学法指引学生们展开实践性的活动 通常来说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范围都是在校内的,和外界产生的接触并不是非常多,处于这种知识爆炸的背景下,学生们对于信息进行接收的能力比较强,拥有的课外知识也比较丰富。但是培养学生们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学生们往往对社会的接触面比较狭窄,而且不能清楚认识社会现象本质,很难独立将知识运用在实际活动当中,要求老师恰当地借助案例教学法,让学生们能够在实践当中学习知识,并将知识反馈给实践活动。 比方说,老师在指引学生们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白色垃圾”的话题,作为老师,可以适当地举出一些白色垃圾的类型以及常见的处理方式,再向学生们提出问题,例如“白色垃圾从哪里出来的?”、“白色垃圾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等问题,对相同的问题,不同的学生可以凭借其独特的知识结构做出不同的猜想,再凭借这些猜想进行深入的分析,最终获得结论。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学生们不但理解了白色垃圾的相关知识,同时还提升了他们对环保的认识。 (三)指导学生勇敢质疑、探究 所谓质疑,指的就是发现并提出问题,在学习方法当中是比较重要的方法,如果学生们能够积极地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而且能令这些问题在老师的指引以及学生之间的讨论当中得到适当的解决和处理,不但能够促进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学习的知识,同时还能够从其中掌握学生们的独立学习习惯,将被动地位转化成主动地位。 老师想要让学生们在实践当中学习,就必须要引入适当的案例,锻炼学生们大胆地质疑和探究的能力,尤其是在针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课程当中,如果单纯凭借老师进行活动设计,那么即便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也不会吸引学前儿童的兴趣。而最受学生们喜欢、且最适合学生们进行的活动还是自己进行设计,他们能够严格尊重自己所制定出的计划。 比方说,在我国某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进行针对学前儿童展开的社会教育课程当中,老师会经常提出一些和学习内容、日常生活有关的案例,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对学前儿童的交通守则、社会公德的了解情况等,并从案例当中引出一个课题,保证在开学之初就向学生们布置社会调查的小组作业,借助这种活动,学生们不但能够了解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所具备的意义以及实际任务,同时也基本了解针对学前儿童的社会教育进行研究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巩固关于设计问卷、设计提纲、测试可信度等方面的技巧,同时还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一定的基础。 结语: 新世纪科学技术都在飞速地发展,案例教学法借助让学生们非常喜欢的形式打破了在学习上遇到的重点和难点,拥有非常直观且形象化的特征,很容易激发学生们进行学习的动机,打造出民主且开放的课堂环境,令学生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和调查活动当中去,提升其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从整体上来看,案例教学法优势和学前儿童社会课程相互融合,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融合。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研究:基于“感觉循环动力模型”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受NLP(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身心语法程式学)[1] 的启发,在个体咨询和群体教学的工作实践和相关思考中,笔者发现了有效塑造和改变灵魂的工作思路――现暂称之为“感觉循环动力模型”――这是个体自我完善和社会化的有效工作思路,也是帮助个体自我完善并促进个体社会化的有效工作思路。笔者在从事“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教学工作中,苦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常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和技术进行与“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相融合的应用性探索与尝试,现试图作初步的系列研究。本文即是系列研究之一:简介“模型”及其与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适切性。 一、“感觉循环动力模型”简介 1.产生背景 (1)教学工作的需要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作为学前师范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其教学重点和难点在于应用性,长期以来,国内较为系统的教学参考资料只有两本书:张宗麟著的《幼稚园的社会》(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虞永平主编的《社会》(《幼儿园课程实施指导丛书》,1997)。在2001年新的《纲要》颁布实施后,更加认识到对学前儿童进行深入、系统的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中的“社会性发展”部分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而关于教育的研究、尤其是教育应用的研究需要比较细致和漫长的工作。在教学工作实践中发现,借鉴和融合是学前专业学生社会教育课程教学和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的必经之路,在借鉴和融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才会产生独特成果。 (2)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启发 既然意识到有必要借鉴与融合,同时又有一定的便利,理所当然地多了一些相关探索和思考。也是机缘巧合,笔者同时兼任心理学教学和学校心理咨询工作,有机会接触到传统心理学理论和鲜活的心理工作个案,近年又较多学习了NLP的理论和技术,在多个专业的班级教学和不同类型的个案应用中,发现按某种思路进行工作能简快而有效。 那是怎样的思路呢?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意识的增强,渐渐发现上述“模型”。该“模型”的发现受华人NLP大师李中莹老师的启发,前半段直接沿用了他教学中的内容,后半段(自我价值系统、自我意识、社会价值系统、来自自我和社会的愉悦感受对“感觉”的充实和强化)及其整个的圆形图式(循环图)是笔者在对李中莹的教学观摩中和自己的实践与思考中得到的。李中莹的犀利简快、李子勋的灵活睿智、尼克•莱佛士(Mr.Nick Le Force)的婉约坚定对模型的探索和创建有潜隐影响。投稿前特别征得李中莹老师关于版权说明的同意。 整个“模型”实际是笔者基于所学、所做、所思而产生的一个假设,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程,正在从半自觉向更自觉、从不完善向渐完善、从非系统研究向系统研究方向发展。 2.“感觉循环动力模型”的基本涵义 (1)“模型”示意图 (2)“模型”中的主要概念 1)“感觉”:与“蒙台梭利教学”和“心理学”中的“感觉”不同。这里的“感觉”是指个体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人、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感受,包括身体和心理的感受,强调感性(基础性),强调主观感受(如情绪感受)。 2)自我价值系统:从根本上统领个体的一切个性反映。是个性中的高级系统。是在与社会系统互动中起着基础作用的初级系统。 3)社会价值系统:从根本上统领个体的一切社会反映。在自我价值系统基础上形成。 4)“悦己、悦人”。“悦己”:在良好的自我体验基础上形成的悦纳自我的积极感受。“悦人”:在价值观指引下的亲社会行为,获得社会积极回馈后产生的对他人、对社会的积极感受。 3.“模型”的构成与要义 (1)本“模型”是简明、有效的心灵工作模型。从“感觉”动力切入,并不断积聚动力,建立和完善自我价值系统,推动人格提升,实现个体社会化,并进一步完善自我。 (2)“社会价值系统”建立在“自我价值系统的基础上”。培养“社会人”要从个体的自我完善或帮助个体进行自我完善开始,最终进入“个体――社会――个体”的大循环。 (3)个体自我的完善一般情况下从“自我价值系统”的完善着眼,从“感觉”着手,进入“感觉――价值――感觉”的中循环。 (4)从自我角度看,“自信、自爱、自尊”的形成与巩固是本系统中的小循环,所形成的“自我价值系统”是外达社会、内固自我的关键环节和系统。 (5)胸有成竹,手中有器;教育有法,教无定法――理解了该模型,可以从任一环节切入,遵循总体思路、有所侧重地进行工作。例如,对大学生做工作时常常直接从“自我价值系统切入”,对幼儿做工作时常常直接从“感觉”切入,步步深入、层层提高。 (6)在遵循原理的基础上产生“多快好省”工作效果的秘诀是:因人、事、时、地而异,因目标而异,对照模型,缺什么,补什么;做什么,做成什么,强化什么。 4.“模型”的工作流程与要点 “感觉”是灵魂工作的一般起点,有“感觉”才有“尝试(行动)”的动力,有“尝试”才有可能积累“经验”,在足够多“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能力”,“能力”被多次“认可”形成“自信”,而后建立“自我价值系统(整个价值系统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完善“自我意识”,来自“自我意识”中悦纳自我和来自“社会价值系统”良性回馈的悦纳他人、悦纳社会的体验再次形成个体新的“感觉”,成为以后继续进行尝试的动力。本模型揭示了灵魂工作的起点(感觉)、程序(由低到高、简单到复杂)、难点(愉悦的感觉)、重点(认可)、关键点(尝试)等问题。 5.“模型”的主要特点与价值 本“模型”有清晰的思路、缜密的逻辑,所呈现的由低到高的工作程序、由简单到复杂的心理结构、层次清楚的心理系统,使该模型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对激发动力、培养能力、增强自信、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等都有明确的方向、清晰的思路、具体的做法可循。 二、“感觉循环动力模型”与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适切性 幼儿的年龄特征、社会的需要、新《纲要》[2]的要求、社会教育的领域和学科特点均要求: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深刻久远、和谐统一的教育。本“模型”尤其适用于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有利于摆脱社会教育的“说教”痼疾,有利于进行多途径、多形式、一致、一贯、潜移默化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是将“自然人”塑造成“社会人”的教育,是塑造或改造幼儿灵魂的系统工程,灵魂塑造或改造的根本点和难点是动力问题,灵魂塑造的终极目标是塑造和改变在人格中起统领作用的价值系统。价值系统决定个体人生的方向、社会化状况、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作用的性质,而自我价值系统。系统的基础,抓住建立自我价值系统的根本进行工作则事半功倍。本“模型”便是从动力切入,并不断积聚动力、建立和完善自我价值系统,以推动人格提升、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工作模型。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研究: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及其课程设置艺术的认识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社会教育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提出,然而,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究竟指什么?它和相关教育概念及相关课程领域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澄清与阐释,而理论的不清晰常常会带来实践的混乱。辨析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及其课程地位等问题,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实践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定义及其内涵分析 (一)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定义的认识 对于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定义,有的学者将之表述为: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对幼儿进行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教育,具体来说是指帮助幼儿正确地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规范、社会文化),形成积极的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掌握与同伴、成人交往以及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以使幼儿能有效地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幼儿社会教育是教育者按照社会的价值取向,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向幼儿施加多方面教育影响,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 根据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基本事实与价值的把握,我们认为无论是学科意义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还是课程领域意义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儿童的完整发展。从课程实践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将“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定义为: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事务及其相关的人文社会知识为基本内容,以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为引导,在尊重儿童生活,遵循儿童社会性发展规律与特点的基础上,由教育者通过创设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和活动等多种途径,陶冶儿童性灵,最终实现培育具有良好社会理解力、社会情感、品德与行动能力的完整、健康儿童之目的的教育过程。 (二)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内涵分析的认识 学前儿童的教育者主要是幼儿园教师,他们是幼儿社会教育的主导力量。虽然家长也十分重要,但在学校教育中家长是教育的合作对象,而不是主要行动者。教育的依据是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与儿童社会性发展规律,前者是外在根据,后者是内在根据,学前儿童发展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强调社会及人类文明的积极价值,是从文化与社会发展这一角度来理解教育的作用的,即教育应当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活动,应当倡导积极的文化价值,自觉引导孩子批判与反思消极的社会文化价值。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并不以掌握系统的人文社会生活知识为目的,而以丰富儿童心灵、发展儿童社会性、培育儿童良好品德与社会行动能力为目的,其中心灵的丰富是在对生活的丰富体验中获得的,良好的社会理解力、品德与行动能力是在与社会环境积极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内容应是基于儿童生活事物的人文社会知识,具有启蒙性、基础性与具体性等特点。儿童社会理解力、社会情感、品德与社会行动能力的发展都是以此为前提的。儿童性灵作为一种精神潜质,从根本上来说是纯真的,也是充满活力的。《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这种本初的充满活力的善性是一切道德才能的基础。幼儿教育就是要保护和滋养这种本初的善性,使儿童的成长始终有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品德与社会理解力和行动能力相关,是社会理解力与行动能力的方向和灵魂,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应帮助孩子养成有品德的性灵、有品德的理解力以及有品德的行动,一切都要以道德和善为原则。 二、社会教育在学前儿童整体发展中的课程地位 在幼儿科学教育中,我们不仅要让儿童学会科学地认识与探究客观世界,还要认识到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对客观世界所承载的责任;幼儿语言教育也不仅仅只是教会孩子正确与流利的表达,还要教孩子学会表达真诚与善意;幼儿艺术教育也不仅仅是让孩子学会欣赏与创造美,还要让孩子体验与领会人性之美。 将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领域提出,既具有研究上的意义,也具有实践上的意义。从理论上看,有助于研究者理清社会领域教育的特点与规律,帮助教育者形成更科学与恰当的教育意识;从实践上看,课程领域的相对区分有助于教育者根据不同发展领域的特点对幼儿进行针对性教育,帮助教育者更好地关照发展的细节,但这种领域区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领域有整体联系的区分,因而在课程实施中,教育者需要建立一种整体教育的观念。 三、如何摆正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相关课程领域的关系 作为课程领域的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是在综合与变革以前的幼儿园社会常识教育与幼儿德育基础上出现的一个新的课程领域。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学科,而是一个学习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儿童主要学习的是如何协调自我、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习得与人和环境互动应有的知识、能力、态度与行为技能等。这一课程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技能以及道德品质的发展,最终帮助儿童形成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与善待世界的基本态度。 (一)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健康教育关系的认识 健康是所有幼儿园课程体系都需要关注的领域,它包括身体的健康、情绪与心理的健康以及道德的健康。其中幼儿情绪与心理及道德健康也是社会领域关注的问题。当孩子有良好的师生与同伴关系时,他就能获得安定与愉快的情绪,并形成安全感与信赖感,这是良好社会情感形成的基础。同时,体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可见社会教育与健康教育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但社会教育在关注儿童情绪与心理健康时,更注重它的社会发展性。社会教育的责任是倡导先进的文化价值观与态度行为,这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健康。 (二)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语言教育关系的认识 语言是儿童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工具,通过语言,儿童才能与人沟通。但从社会教育的目的看,幼儿园教育不能止步于教会孩子说话,还要教会孩子善于倾听,并说礼貌的话、温暖的话、善良的话、优美的话。当孩子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时,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语言的丰富和优美,还有作品中人物的丰富心灵,让孩子从作品中体会到善与恶的争战、美与丑的较量。另一方面,如果语言教育没有了美与善的灵魂,就会成为抽象的没有生命的符号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孩子可能会很流利地说有益人、温暖人的话,但也可以很流利地说伤害人的话,这全看教育者如何引导他们在利人利己的立场上运用语言。可见,语言在塑造儿童的社会性品格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科学教育关系的认识 引导孩子探索与认识是科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我们探索与认识世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世界,还要学会更好地保护世界。科学的技术如果没有仁慈之心的支持,也有可能变成伤害人类自身的利剑。如我们有了更多征服自然的方法,带来的是环境的日益恶化。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导孩子学会认识与探索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孩子有一颗仁慈之心,让他们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学会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形成初步的环保意识。 (四)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认识 艺术对性灵的陶冶具有特别的作用,艺术教育的价值也正在于它能够展示生命的美,畅想生命的自由,弘扬生命的价值,维护生命的尊严和张扬生命的个性。它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运用艺术语言表达丰富美好的情感和进行心灵交流的健康个体。当孩子学会用画笔或是音乐表达出他内心美好的体会和感动时,艺术就产生了。同样,当感受到美与善时,他就已经接受了社会教育。由此,教育要尽可能用艺术化的方式让孩子体会到各种美与善。 (作者张瑛系驻马店市政府机关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 临颍电业:强化“四个能力” 打牢消防安全 12月5日,临颍县电业局组织安检、物业、信息等部门人员,对局办公大楼进行了消防安全大检查。这是该局强化“四个能力”建设,打牢消防安全管理的一项具体举措。 针对冬季火灾易发、高发的特点,为进一步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应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处置能力和安全自救能力,临颍县电业局以三级安全网络人员为重点,组织全局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消防宣传教育的能力)建设。一是利用安全网例会、班组安全活动等学习机会,开展内部消防安全知识专题培训;二是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安全知识普考,开展逃生、灭火等实践演练活动;三是组织三级安全网络人员对机关及各供电所、变电站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消除企业消防安全死角。通过开展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上升到了全新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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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实习规范化思考 本文作者: 宋彬峰 单位: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规范化的教育实习可以保证教育实习的有序性和实效性,笔者以安大略省温莎大学教育学院2010-2011年教育实习为例,分析一下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希望对我国教育实习的改革有所借鉴。加拿大教育实习的规范化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条例和规定,强调依法办学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教育立法的国家,其教育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教育立法,逐步确立并强化政府干预教育的功能。政府干预教育始终是按照法律要求对教育进行管理,即先立法,后治教,有法才治教,治教必依法。安大略省教师教育学院规定了实习生至少要遵守以下条例:《教师职业道德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教师职业学习规划》。其中前两者为教师教育的基础规范。 二、详细规定各个实习角色的职责 温莎大学师范生的教育实习在学院负责职前教育的副院长和专门负责实习的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领导和组织下,由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和中小学实习指导教师(AssociateTeachers)共同负责对实习生的培养。实监(FieldExperienceManager)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和提供实习课程,促进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等;大学指导员(FacultyAdvisor)负责与中小学及指导老师的合作沟通,一起制定和实施教育实习计划。加拿大的这种教育实习模式,打破了大中小学彼此隔绝的藩篱,在二者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不仅使中小学的问题与需要能及时反映到大学及其教师教育的课程与计划中,同时大学也给中小学带去了教育教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促进了双方课程与教学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优化组合的合作指导小组,对实习生进行诊断型指导,保证了教育实习的有序性。 三、实习手册中有具体实习规定和要求 (1)实习政策:鉴于教育实习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以下教育实习规定平等的适用于所有实习生:班级实习安排由固定教育局安排;实习生不得参与自己的实习安排;由于实习方便和交通等原因,改变实习安排的要求一律不予考虑;实习安排中指导老师不得与实习生有亲密关系,比如与指导老师是好朋友,实习生的孩子在实习学校等;实习期间要保证自己的通讯方式有效。 (2)实习要求:总共教育实共分三个阶段,实习规定对实习生的实习年级做出了一定规定,实习生不得只在一个固定年级实习,以保证尽量增加实习的内容与收获。 (3)日常行为规范:常规要求:实习生要遵守实习学校的书面或不成文的规定。在学校时就把自己当作教师来要求自己。比如穿着要符合职业要求,咖啡和日常供给一般不是免费的,复印除在指导老师的要求下不得私自使用等。道德行为: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绝不允许给实习学校学生打电话、发邮件或访问。考勤: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要在行课期间离开实习学校,实习生要填写规定的表格。如果是因为医疗愿意离开,要填写特定的表格,并且注明离开时间,并且要与指导老师协商把落下的实习补上。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 1 国外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经验 1•1 文化教育与课余训练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在许多国家,课余训练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在制度上保证了学生运动员顺利完成学业。参加业余训练的学生正处于知识学习的黄金年龄段,如果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脱节,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如学术水准不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以及退役后难以就业等,因而这些国家的学校都把从事课余训练学生的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美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教育系统,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逐渐形成了“大学—中学—小学”一条龙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青少年运动员首先是普通大中学校的学生,其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学校对他们学术上的要求与普通学生别无两样。美国NCAA对各大学招收运动员的名额有一定的限制,并且对招进大学的运动员文化学习也有严格的要求。参加校际竞技比赛的运动员应是在校全日制大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学习成绩必须达到全体学生成绩的平均值,否则将失去参赛资格。[1]学校开展课余训练不仅是具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的需要,也是学校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提高学校知名度的需要。通过开展课余训练并组织运动竞赛,还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学校中,本身就十分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宗旨是:促使体育运动竞赛成为整个教育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学生运动员成为整个学生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竞赛达到多方面培养学生运动员的目的。由于体育与教育融为一体,因而越来越多的学校会聚到NCAA的旗下,NCAA已经成为美国高校体育的代名词。前英国体育大臣罗伯特•阿特金斯在《每日电讯报》撰文指出:最高层次体育成功的基础扎根于我国的学校,中小学、大学对年轻人灌输积极的体育兴趣越多,我国将来体育成功的前景越大。[2]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与竞技运动训练已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运动员在接受文化学习的同时从事运动训练,并且文化学习并未因为运动训练而受到过多的影响。美国科罗拉多、爱荷华、明尼苏达以及新墨西哥4个州的州中学运动协会于199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不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相比,经常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具有更好的学业成就、更好的阅读能力,并且很少出现不遵守校纪校规的情况。 1•2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相互交叉、互为补充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体育本身就是社会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许多国家,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均没有明显的界分,学生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可以选择参加校内体育活动,也可以到校外参加体育俱乐部的训练。在德国,体育俱乐部是基层体育组织,是体育运动的具体承办者,到现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1]规模较大的业余体育俱乐部,均设有青少年部,负责青少年和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开展竞技体育运动。职业体育俱乐部除拥有职业队以外,还有大量的业余爱好者和青少年后备人才。由于职业运动员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俱乐部在引进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有些俱乐部感到难以承受,所以非常重视自我培养。一旦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才,不但可直接吸收到俱乐部职业队,还可以通过转会的形式转让到其它俱乐部,赚取高额的利润。 学校课余体育活动也以俱乐部的形式进行。俱乐部有校内、校外之分,但运作模式与社会体育俱乐部相似,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1]学生到俱乐部参加业余训练,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可把一些新兴运动项目带回学校,吸引更多的学生到俱乐部参加训练。与些同时,选拔有运动天赋的学生,进行系统的正规训练。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体育主要是在学校和社区俱乐部两大领域内开展。然而,它们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经常以松散的协会形式运作,青年人自己就可以决定体育活动是在学校还是在俱乐部,或者既在学校又在俱乐部进行。 1•3 竞赛实行分级制度,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 美国的中学体育部和运动俱乐部负责校内外的比赛活动,按计划参加社区、城市或州的比赛。州中学运动协会负责本州竞技运动的组织和管理,如制定比赛规程、监督全条例的执行、裁判员的注册登记以及定级等。中学运动协会全国联盟主要负责全国性赛事的组织与管理,但全国性的比赛较少,只有极少数项目的单项竞赛。大学校际运动会实行分级赛制,各成员大学按体协制定的分级标准划分为一二三级,条件相近的学校同组竞争。[3]这种赛制安排提高了很多学校的积极性,也使运动竞赛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大学。法国《队报》对美国NBA球员的调查发现:“迄今为止只有3位球员没有在大学里打过篮球,90%的NBA球员来自NCAA的293所大学的甲级队”,许多人在加入NBA前就已经是较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员。[3]德国体育俱乐部在向德国体育联合会注册后,可以参加由体联组织的各级比赛。俱乐部的比赛也是分级赛制,不同水平的俱乐部参与同层次的比赛,职业俱乐部采用升降级制,并进行市场化运作。分级赛制较为有效地动员了更多的参与者,增加了后备人才的总量,也使体育后备人才在成长过程中有更多的比赛经历,为他们的成才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1•4 法规制度健全,保证人才培养过程公正、公平 为了保证教育系统运动竞赛的有序进行,很多国家都加强了法规建设,通过制度约束成员学校及相关人员的“败德行为”。美国校际运动竞赛最初是由学生自己组织和管理的,当时既没有教练员也没有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学生组织和管理运动竞赛。但是,校际运动竞赛由于缺少管理机构以及合理健全的规则,伤害事故时有发生。这时,学校里的教师及管理人员才开始介入运动竞赛的管理。这些组织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NCAA成为当今美国高校体育管理的权威机构。 美国高校体育的开展,除了要受合同法、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的制约以外,NCAA章程中的条款十分详细,如对竞赛分级的安排、成员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学生运动员的竞赛资格、学术要求等规定得非常具体。[4]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遇难以解决的纠纷还可以上诉至联邦法院,由法官最终裁定。#p#分页标题#e# 规章制度的完善保证了校际运动竞赛的有序开展,学生运动员在这样的竞赛体系中经过锤炼,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并培养了公正、公平竞赛的理念。由于管理严格,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就减少了弄虚作假、滥用兴奋剂等与体育道德相违背的现象。美国的中学与大学运动竞赛,对学生运动员的学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为了防止成员学校单纯追求运动成绩而牺牲学生的学术水准。从表面看,运动员的单位训练时间与我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这样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功能,学生们认识到参与运动训练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而且还可以为他们的升学带来很多益处,因而美国的中小学生参与运动非常普通。在美国中学中,每年大约有520万学生参加近30种不同的中学竞技运动,约占整个中学生人数的1/3,而美国的大学已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职业运动队的绝大多数队员均来自NCAA成员学校。 1•5 各方利益均有制度上的保证,使人才培养系统保持较高的效率 从国外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实践看,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包括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本采取依托社会的方式,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体育物品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市场经济本身是分散决策,每个人或组织都是根据“经济人”理性决定其行动策略,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也不例外。对于参加运动训练的学生来说,他们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有可能在运动训练之路上走下去;对于承办训练的学校来说,必须要有益于学校的办学,尽管这种效益有时并不一定用金钱衡量。但事实上,大学校际运动竞赛具有可观的利润。全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每年的预算8900万美元,近年来每年的利润在900万美元。一些较大的大学每年的预算就高达1200万美元,一般的大学也达到300-400万美元。[1]美国的大学大都靠收取学费维持生存和发展,生源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体育传统和竞技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而且竞赛的商业化运作还可以为学校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许多大学都设立奖学金以吸引具有天赋的中学生,优秀的篮球或橄榄球运动员可能同时收到来自50所大学的邀请函和奖学金,并且大学还为学生提供住宿、免除学费。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收费较高,因此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于中学生及其家庭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大学来说,高水平的运动队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还可以直接带来经济上的盈余,甚至还可能带来校友的捐赠。韩国的学校在培养体育人才时采取低收费或不收费的方式,一旦学生运动员进入企业或公司队时,就要根据协议把薪水的一部分返还给学校。[3]市场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避免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浪费和短期行为,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 1•6 教练员水平较高,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证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教练员的使用都是采取招聘的方式,如果不能在聘期内取得相应的业绩,教练员就有可能被校方解聘。因此,教练员的工作压力较大,迫使他们加强自身的进修与培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美国高校对教练员的聘用标准有两种:一是根据教练员所训练的运动员的成绩好坏来评价,尤其是根据比赛的次数决定。二是根据教练员对学校竞技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输赢为准则。无论哪种评价方式,对教练员的素质要求都非常高,教练员的职业时刻处于同行的竞争之中。因而,教练员在训练过程中必然投入精力,以期提高运动队的成绩,从而保证自己不失业。据NCAA统计,美国甲级、乙级高校的教练员绝大部分有较高的运动经历和一定的理论水平。[4]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高校已经形成了一支学者型的教练员队伍,这就为其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2 对我国“体教结合”改革的启示 在对传统的“三级训练网”培养模式反思的过程中,我国开始在一部分地区尝试“体教结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从人才培养的效果来看,虽然利用了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资源,但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没有明显的突破,教育系统还不能独立承担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任务。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 2•1 “体教结合”应循序渐进,逐步建立“一条龙”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通过政策倾斜与制度安排的调整,诱导大中小学主动参与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可以设想,如果培养体育人才对这些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即使行政手段介入也不可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从国外教育系统开展课余训练的实践来看,学校之所以愿意培养体育人才,原因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谋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校承办业余训练还不太可能在经济效益上有所体现,但政府的财政拨款政策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以期调动学校承办运动队的积极性。 2•2 调整体育运动学校与普通中学招生政策,防止无序竞争 在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通中学必然会与体委系统的体校在同一竞赛平台上竞争,如果招生时,普通中学不能与体校公平竞争,势必难以保证培养质量。日后在参加运动竞赛时,难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普通中学不仅得不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亦难获得。长此以往,普通中学办队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因此,招生政策要有所调整,普通中学与体育运动学校应享受同样的政策。或者,体育系统把培养效益较差的体校办到中学去,原有的体校教练员下放到普通中学。既可以解决中学缺少高水平教练员的难题,也避免了体校和中学低水平竞争的可能性。教育部门对具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在招生时应给予政策倾斜,除了降分录取以外,可以考虑将原来的一部分投入转移到中学,采取运动奖学金的方式吸引学生进入到业余训练系统中来。 2•3 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将竞赛管理权限让渡给校际体育协会#p#分页标题#e# 我国的学校运动竞赛长期以来都是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出面组织,资金也由政府下拨,不仅经费紧张,而且往往带来竞赛中的不公平现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竞赛数量偏少,不能够满足体育人才成长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竞赛,容易加大成本,因为政府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于校际体育协会来说是不完备的,因而决策往往带有主观性、盲目性。如果将竞赛的主办权让渡给学校体育协会,不仅有利于运动项目的纵向管理,而且能够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因为协会举办运动竞赛必然要考虑到竞赛的公平、公正,同层次学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协会的运作来看,成员学校获得了话语权,能够表达自身的利益,各方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协会的合法性与自主性也能得到保证,将改变以往协会有名无实的窘迫局面。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将部分管理权限让渡给具有民间性质的体育协会,自身可以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政府与体育协会的关系转变成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对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仍然负责,只不过不再做具体的培养工作,而是通过政策扶持及检查监督关注后备人才的培养情况。对于培养质量较差的学校,限期整改,给予培养效益较高的学校奖励。培养方式的变化会诱发更多的学校加入到后备人才培养中来,包括民办学校的参与,政府的扶持政策对所有的学校一视同仁,只要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都能获得预期的利益。 2•4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彻底解决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脱节的顽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质量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就在于后备人才文化水平较低,影响到他们的升学与就业。“三级训练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实现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体制性政策优惠已经失去。“体教结合”模式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体育后备人才的后顾之忧,如果新的培养模式不能解决学生运动员文化学习的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在教育系统开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学生运动员的出路问题。[5]体育运动学校之所以在现阶段遇到了生源危机,就是因为这一培养形式忽视了学生文化教育,并且又是内生的制度缺陷,在原有体制内无法解决。如果说这一缺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优惠政策的存在而使它对青少年及其家庭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已成为体育运动学校难以为继的症结所在。国外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并未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作为最主要的目标,然而由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激励导向功能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到了课余训练中来,后备人才总量的壮大,自然地产生了若干优秀选手。由此可见,教育系统在培养后备人才的过程中,切不可单纯追求短期内取得优异的运动竞赛成绩,而应把人才的成长放在首位。[6]我国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一定要保证学生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质量,否则“体教结合”可能会演变为新的体校模式,不利于体育后备人才的成长。 为此,在教育系统培养体育后备人才,除了上述做法以外,管理机构必须对学生的学术资格、参赛条件、纠纷仲裁等制定完善的制度,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才能够保证人才培养的有序进行,使教育系统发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潜在优势,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思政教育的启发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指出要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加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这标志着我国公民教育体系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既为加强公民教育指明了方向,也界定了公民教育的内涵。此时,公民教育成为了我国教育领域的热门词语,更多更好的借鉴他国公民教育的经验,更好的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是每一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理念和培养途径 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价值和信念源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及个人权利法,它所强调的公平方法、平等保护、自由表达和公民参与也正是美国多数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植根于自由、公平、公正、责任和义务、多元化、隐私权等价值基础之上。在公民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这方面,美国的学校有四大基本要求:一是个人权利;二是个人自由;三是个人的责任;四是对社会状况和政府职责的信念。美国的学校通过社会科学教育对学生进行民主素质的教育,包括对民主知识、民主参与的技能以及民主价值观的教育这三方面。民主知识的教育使公民从小就了解民主政府的基本结构、功能,以及每个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程序。美国社会注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教育,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 直接的公民教育即是在高校内开设专门的课服进行公民教育。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或在综合课程中把公民教育作为重要课程,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境教育等结合起来讲解,也在其它活动中渗透式的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公民教育的途径除了专门的公民教介课程外,还有以公民教育为最终目的的社会学科。社会学科通过文化遗产教育、思维能力和方式的培养以及社会利学知识的学习来达到培养民主公民的最终目的。 间接的公民教育则主要是通过课外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来进行公民教育。在课外活动中,公民教育的目标重在实效。学校组织机构专门设计、鼓励和创造条件让学生以公民的身份和角色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实践活动;并创设一些涉及公民教育热点问题让学生进行充分讨论,还模拟一些公民教育环境,如民主选举场景等让受教育者感受并重视合作与秩序的重要性;并通过具体公民榜样及其先进事迹来启发公民意识。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进行公民教育。在美国,公民教育的优秀是民主。因此,美国各高校都积极从各方面来加强他们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精神。并通过强调民主的价值塑造一种校园文化,让学生体会民主的精神,培养他们的民主习惯,提高他们的公民素质。许多高校公民教育的义务和提升民主精神的责任都隐含在各个高校的使命中。也有一些高校明确而详细的写入学校的章程里。 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障的多元化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国的公民教育者把教育的基本原则融入到具体的社会事件中,让学生学会灵活、有效地讨论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件,而不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教育者的理念。有效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当中工作,学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困难,并及时地做出决策和行动。 综上所述,美国的公民教育一直是致力于人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和人与社会的责任与主动参与的教育,并通过潜移默化、重在实效的教育形式进行实践。这对解决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与生活脱节,理想与现实脱节,责任与权利脱节等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和难点在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普遍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公民教育欠缺等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流于形式在当前高校的而言,所有的高校都存在思想理论课教学课堂枯燥,学生学习应付考试的现象。作为教育者的教师作为课堂主导者以理论灌输的形式上课者比比皆是,学生一听理论马上觉得索然无味,感觉与自己的生活、未来毫不相关,逃课、抄袭、应付考试的现象较为普遍。虽然,教育部不断的推动教学改革,更新教学方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教育大纲,灌输式教育方法的影响根深蒂固,较难改变思想理论课在学生心目中艰涩晦暗、与己无关的印象。 2.由于传统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民主责任淡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形成了深厚的臣民文化传统,而家族依附又使人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削弱。古代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这就造成自由、法权、责任等公民意识无从萌发,独立人格无从确立。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一语中的:“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公民意识必须依靠建制和教育的保障与培育。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倡导、尤其是在高等院校的加强就是要补上这一精神的空白。 3.机械化的应试教育让学生成为了考试的机器,大学生功利主义倾向严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教育资源的匾乏,激烈的应试教育已经极大地冲淡了我国高校学生的人格养成,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智育至上的价值观已经非常普遍,把教育培养“人”的真正目的歪曲了,使得现在的学生成为了应试教育中考试的机器。教育的真正目标在于“成才”和“成人”的统一。“成才”即以社会或者国家功利主义为取向,侧重人之社会性的发展和完善;“成人”即以个体或者成就内在涵养为价值取向,侧重人之个性的发展和完善。 4.在实际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方式都与现实脱节现在,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根本目标”总是与“现实目标”不一致,相互矛盾,也就是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性也现实性的矛盾。由此,当教育的内容与实际生活和切身的利益相脱离,不能很好地结合解决他们所面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矛盾是,教育自身就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而不被学生所吸收。 三、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做合格公民”的优秀价值,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培养独立自由人格,确实履行责任与义务的教育目标,借鉴于美国公民教育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教育形式,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以下启示: 1.改革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改灌输式教育为讨论、案例式教学,培养理想认同感在当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堂上,教育者应放下身段,以平等的方式与学生沟通与学习,在内容设计、教学形式上多关注学生的需要和感受,让教学目的指向学生的思想矛盾和现实困惑。在教学内容上,应把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紧密结合,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中能够真正学习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运作过程,学习到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个人发展的结合意义,学习到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技能。在教学方法上则应多引入案例教学、讨论教学,让学生在案例分析,思想讨论中明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2.在高校的第二课堂教育中融入公民教育理念,培养独立意识高校的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是第一课堂的延伸,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这呼吁我们高校团学工作者,在进行校园文化活动设计时不仅仅要关注学生技能的提高,更要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应有意识的把校园环境营造为公民社会环境,让学生在这些活动和环境里形成公民意识。例如:在活动设计上,广泛征求学生意见,鼓励学生自提方案,并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运行效果的评估,以培养其独立意识。 3.进行实践性教学,大力推行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培养责任意识在高校目前现有的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生的志愿者服务和公益服务,努力实现高校学生志愿服务和公益服务学分制。通过实践教学和志愿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将学术内容与直接的服务活动联系起来的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并强调反思,鼓励学生运用在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中获得的经历,批判性地思考民主的本质。通过为学生提供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帮助,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信任和责任。 4.抓好重大纪念日、事件的教育契机进行价值澄清式教育,培养民主鉴别意识在面对社会重大纪念日和重要事件时,在发生社会热点问题时,应抓住机会用价值澄清式教育方法让学生不断确立自己的正确价值观。由于认为公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价值混乱而产生,因此,可以通过帮助个体澄清他们的最终价值观来减轻个人和社会的压力。 5.充分调动学生在校园活动、学生管理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公共事物参与热情,培养政治参与意识在学校的管理、服务领域,应广泛听取学生的反馈意见,鼓励其为学生发展多提可行性提案,培养其主人翁意识;在学校的学干选举、团学代会中积极营造民主意识,培养学生争做代表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在此过程中渗透式的开展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总而言之,公民教育更强调的是培养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和修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培养。它是“人”的教育范畴中的一部分。它与我国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是人的教育,所有的结局都应指向人的幸福,这是教育的归宿,也是社会发展的归宿。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集团发展与运行思路 一、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教育产业问题的讨论俨然成为许多国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教育问题之一,而与教育经营密切相关的教育集团化发展趋势,随之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严格意义上说,教育集团并不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新事物。早在六七十年代,在私立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网络化、连锁式的大型教育组织机构就已蓬勃而起了。相关资料显示,印度的DPS私立学校连锁网络创建于1949年;巴西的大型私立学校连锁机构Objectivo/UNIP成立于六十年代中期,Pitagoras学校集团诞生于1966年;津巴布韦的Speciss前身NCA建立于1965年;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创始于1973年;巴基斯坦的私立教育网络Beaconhouse学校系统创建于1975年。这一时期的教育集团数量不多,且多为私立学校连锁网络,也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系统内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早期建立的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的教育集团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产生。与早期相比,现在各国教育集团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公立学校开始被纳入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如世纪之交被美国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备受美国经济界和教育界关注的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就是对公立学校实施集团化管理的典型例证。 ———组建跨国教育集团,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如始创于加拿大的拉萨尔学院集团,以及新加坡的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等,现都是著名的国际性教育集团。 ———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上文提到的美国公校私营的爱迪生公司、NIIT、拉萨尔、英华美等,都是上市公司。 ———围绕教育培训开展多业经营成为教育集团扩张的新战略。如巴西的COC教育公司,现已进入电视和广播等媒体领域,拥有一个覆盖500万人口的商业电视台和一个教育电视台,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事实证明,教育集团在九十年代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是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和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成功启示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人们历经多年的实践和反复探索,最终承认: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具有与经济组织相区别的特殊性,但也具有产业性的一面。近十年来,国外教育市场化浪潮和教育产业化运行迅猛发展,教育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被视作未来一段时间内最热门的产业和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之一,不少企业间接或直接介入教育领域。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持续提高,促使社会生产各企业的组织形态及企业之间的结合关系不断沿革,最终出现了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作为社会生产横向联合、纵向拓展、多样化经营的结果和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最高阶段,企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为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要求:以企业集团组织为基础的企业扩张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还可以充分利用经营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广度经济,具有较高的激励力度。因此,当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教育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的时候,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借鉴产业组织的观念、思想和经济建设的成果,引入有效的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组建教育集团,将产业发展规律和企业运作规律的内容适当融入教育产业,是提高教育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措施,是能够促进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 二、加盟与派生:教育集团形成与拓展的两种途径 纵观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拓展机制,基本是这样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存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教育集团。它一般是由一个新建的教育管理型公司,遵照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原有的某些教育组织或机构实行托管、承包等,实现多个教育机构间的相互联合、合作。二是由原来的一个教育机构或组织,通过不断派生出新的分支机构,不断扩大规模,形成集团式的教育机构或组织。在此,笔者分别将其称作加盟式和派生式。 1•加盟式教育集团举例 如上所述,加盟式教育集团产生和扩张的主要机制是对存量教育资源的整合,比较典型的方式有联合、合作、托管、承包等。在国外现有的教育集团中,通过这种途径形成和发展的超过半数。如美国公校私营的领头羊爱迪生公司就是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对相应的学校实施管理。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实施的则是吸收改造为主的业务拓展战略。个案一:吸收改造———职业生涯教育公司的拓展模式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得各种工作岗位对新上岗人员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高中毕业生急剧增加,高等教育的价值日益显示,对职业生涯定向型的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1994年1月,约翰•拉尔森在注册成立了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旨在整合市场潜力巨大而又高度离散的中学后教育产业。公司专门开发了一套对学校进行识别、接受和改善以提高其营利能力的策略,致力于吸纳那些本来就已具有颇具实力的课程体系、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财务及市场推广等方面管理不力的学校加盟,然后不遗余力地利用其财务方面的优势,学校日常运行、市场推广和课程开发等方面的专长改善学校的状况,以适应当今社会对年轻人初次就业的要求。目前,这个私立的、营利性的中学后教育集团,通过对现有的校园进行扩容,接受更多的学校加盟,建立新校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为成人在岗人员提供远程学习机会,承接企业、政府的合同培训任务,拓展国际业务等途径,拥有遍布美国、加拿大、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38个校园,33400名学生。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加盟方式产生的教育集团,加盟各方并不只局限于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如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培训;有的甚至吸纳了其它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如出版、电视等。 2•派生式教育集团举例 派生式教育集团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增量的递加来实现的。其中,特许经营是许多大型教育培训集团拓展业务规模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教育公司通常采用以下两种特许经营模式:一是由被授权人每年支付学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授权人品牌、教学材料和结束培训的补偿;二是由被授权人通过购买授权人的教学资料以及相应的质量控制颁发来获得使用授权人品牌的资格。采用前一种模式者如南非的Educor和印度的NIIT,采用后一种模式者如巴西的Objectivo、新加坡的英华美等。个案二:特许经营———新加坡英华美的业务拓展新加坡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主要开展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的国际性教育培训,陆续开发了从幼儿园贯穿中小学直至高等教育的系列课程和证书体系。英华美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扩容方式,主要是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层层授权。英华美向世界各地具有办学积极性、具备一定的办学条件而又愿意依照英华美集团的办学方向和办学要求开展培训的机构和个人开放。有意者通过网络、热线电话、信函等方式向总部提出申请,经严格审查合格后即可授权办学。目前,英华美在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327家分院,培训了35万名学员。经过特许经营发展起来的教育集团,其下属的各个办学点基本保持着集团认可的主干课程体系,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发、开设一些符合办学点所在地区需求量较大的本土化课程。如由新加坡英华美与上海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合作在1993年成立的PCEC新加坡英华美(上海)学院,坚持“利用英华美办学特色,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和商务技巧方面的培训服务”为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和实用技能为中心,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适应国际竞争、富于开拓精神的外向型、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开设了商务管理、执行秘书和行政管理、西方会计、计算机和英语等专业,80%以上的学员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职于中外合资企业。 三、教育与培训:教育集团的主营业务 教育集团,顾名思义其主营业务当首推教育和培训,即多数教育集团通过提供某些方面的教育、培训课程,满足人们对相应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有的教育集团开发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授权收费。也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经营领域广阔,教育与培训业务与其它业务构成了相互支撑和延伸之势。在开展人才培养与培训这一主业的同时,它们还努力拓展与之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业务,发挥集团在规模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多业经营。有为数不少的教育集团,其主营业务单一,就是培养和培训人才。其中,有的培养人才的层次和种类比较齐全,覆盖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义务教育到职业培训的各种类型。但也有一些学校教育的对象和培养的目标相对单一,集中在某一教育层次或某种教育类型。前者如赫赫有名的南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Educor)。作为一家私立的教育和培训集团,公司明示其宗旨是建立一个人力资源组织,以为所有的人提供适用性强的、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计划。公司在遍布南非的183个校区提供高质量的、面对面的全日制、部分时间制及模块化的教学计划,同时也提供远程教育和培训课程。公司提供的课程覆盖继续教育和培训课程,包括成人基础教育和培训,直至高等教育,开设有证书课程、文凭课程、本专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等。后者如爱迪生公司管理的所有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对适龄儿童提供符合美国普及义务教育标准的教育与教学。再如阿波罗教育集团的业务重心就是针对成年人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部分教育集团在提供人才培养与培训的同时,开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作为教育产品,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授权并收取使用费。如NIIT开发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训课程体系中GNIIT、NIITCATS、DNIIT、NIITSWIFT等模块,现在已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个NIIT教育培训中心得以开设。再如新加坡英华美的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国际教育培训课程,已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等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327家分院得以开设。 另有许多教育集团由于认识到了教育与就业服务之间存在协同作用,故而把业务经营范围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如提供社会实践、就业指导、图书出版、多媒体开发等多方位的服务,作为教育与培训主业的支撑和延伸。如印度的NIIT,软件开发与信息技术培训相互促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个案三:软件开发与人才培养相得益彰的NIIT1981年,在德里从事国际信息技术工作的一批人由于认识到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创立了NIIT,旨在把信息技术的培训开展到广泛的人群中———从有意在计算机领域就业的学生到寻求高级技能的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从力图在本职业领域脱颖而出的管理人员到把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学生。其最大的成就就是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在本社区就可接受到其教育,而现在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家里也可接受NIIT提供的教育了。NIIT最大的特色在于:可谓无处不在的NIIT学习解决方案,与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开发并驾齐驱。九十年代,方案设立初期,NIIT的年度总收入中软件开发所占份额不及五分之一,处于公司信息技术教育产业的外层,而如今两项产业的产值几分秋色。软件开发业务之于人才培训的关系,恰如医院之附属于医学院。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活生生的现实情况武装学生,使他们成为有实践经验的信息行业从业者。 反之,这些从业者又为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除此,软件开发与学习产业的紧密结合,还催生了一些新的产业类型,如知识解决方案。NIIT独特的企业模式所产生的一项附带结果,是公司内部具有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使其能够一直处于信息技术的最前沿。目前,NIIT已经建立了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性多媒体软件开发车间,在为全球范围内的软件公司提供知识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已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成果压缩成335种教育性多媒体课件包。此外,NIIT为适应国际互联网所开辟的学习机会,不断推进信息技术教育的广泛开展,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网上学习设备———NetVarsity,并为确保NetVarsity突出主业、提高速度,又于2000年4月新成立了一家公司———NIIT网上学习有限公司。目前,NIIT的信息技术教育已渐渐由物理环境进入虚拟环境。 四、机制与战略:教育集团成功经营要素分析 评价一个教育集团成功与否的标准,着重在集团化这种组织模式的优势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发挥了多大作用。分析国外教育集团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由众多的教育机构以集团形式出现时,集团优秀层无论是以“公司”自称还是以“总部”自诩,主要是承担专业管理公司的功能,负责投资决策、发展规划、组织协调、质量保证等事务,是教育集团品牌的占有者和教育发展模式的构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财务控制、目标管理、综合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中心。因此,教育集团的成功与否,与集团所采用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战略息息相关。通过对现今几大著名教育集团的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发现实施市场与创新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质量与品牌战略、规模与资本战略等几乎是教育集团成功的共同要素。 1•市场与创新机制 大凡成功的教育集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集团的发展目标定位于满足市场的需要,即通过集团的力量适应某些领域、某些层次的人们对某些教育服务的需求。如哥伦比亚的全国咖啡业协会教育项目(EN学校)就是针对70年代僵化的公立教育部门无法满足的农村地区的庞大教育需求而产生的,通过与公立机构合作先后建立了5100多所EN学校。同时,教育集团不断根据现实需要开设、更新课程内容。如英华美总部负责对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分析,不断开发、更新主干课程体系。又如以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业务重心的阿波罗教育集团,专设有一支专门队伍负责课程开发,并注意咨询在企业中就职的专业人士,以确保所开设的职业教育课程跟得上相关产业的最新发展。再如NIIT的各种培训课程,始终根据信息技术发展情况和人才需求的规格和素质要求不断更新,如其开发的4年制电子商务综合课程iGNIIT,都要定期针对顶尖的产业经理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的需求,拓展自己的课程内容。再者,教育集团还非常注重将现代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如Objectivo/UNIP是巴西第一个采用交互式录像、电话和调频广播手段进行教学的教育集团,同时也是巴西第一个将计算机引入教室、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公司。再如秘鲁的TECSUP正在开发虚拟大学和其它远程教育项目。 2•竞争与合作机制 古往今来,同业竞争概不能避免。教育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竞争,如生源、经费、质量,等等。成功的教育集团很注意在竞争中借鉴别人的长处,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质量争取消费者等;同时,又在发展过程中注意与同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教育集团的影响力。其中尤以课程的开发和文凭、证书的发放最为普遍。如英华美学院引进并开设了国外著名大学有关信息技术和商务方面的专业课程,得到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伦敦工商总会考试委员会、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的国外机构的批准和认可,同时又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外大学引进多种信息技术及商务管理等专业的函授课程。与之相适应,英华美学院所颁发的证书也包括三类:一类是学院自身颁发的证书;第二类是通过参加东道主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考试而获得的国家证书;另一类就是参加公认的考试机构组织的国际考试获得相应证书。这些国际证书得到普遍承认,尤其在英联邦及东南亚国家享有“求职通行证”的美誉。此外,学生在英华美学院所学过的课程在相应的国外大学可获得不同程度的免休学分。再如,作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开发和软件人才培训中心的印度NIIT,先后与Microsoft、ComputerAssociates、RedHat、NETG、SylvanPrometric等建立了培训合作伙伴联盟,使其在与最新的技术保持同步的同时,又能够不断更新用于教学的内容与方法。NIIT开设的诸多高级课程中都是围绕“微软”技术组织教学内容,以给予学生同时考取“微软”证书的机会。 3•质量与品牌战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对由多个教育机构组合而成的教育集团而言,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经营成功的教育集团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集团的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工作,建有专门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诸如ISO9000系列的质量体系认证;投入相当额度的经费进行品牌建设。许多集团在此项目的支出占到全部收入的10%。如NIIT的介绍材料说:“NIIT的行业背景赋予了她一种质量第一的公司文化。这一质量文化的优秀内涵是:首要的事情是避免错误而不是纠正错误。”NIIT自诩为是第一个在课程开发和执行方面获得ISO9001认证的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公司,并投入巨额广告费使NIIT的品牌在各大媒体频繁亮相,使人们都知道她提供好的计算机教育和培训服务。再如实施特许经营战略的新加坡英华美,总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对申请办学者进行资质审查,定期对各分部的管理人员、骨干教师实施培训、考核,定期检查、抽查各地办学情况,以确保“英华美”的培训质量。 4•规模与资本战略 教育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发挥集团化这种组织形式潜在的规模优势。因此,许多教育集团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不断扩充自己的规模,整合资源,提高管理和成本效益。截至2000年,诺贝尔集团管理者163所学校2.7万在校生,年收入1.27亿美元;南非的Educor通过183个校区和远程教育向30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年营业额逾2600万美元。巴西的Pitagoras集团现有260所特许授权学校。此外,多数教育集团都借鉴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解决集团发展所需的教育费用。据笔者了解,绝大多数都在当地或国外的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市。如英华美在新加坡上市,NIIT在印度上市,Educor在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挂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是美国纽约上市公司,爱迪生公司在华尔街发行股票,阿波罗和诺贝尔都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有的虽不是上市公司,但也采用了基金制、合资公司等为教育集团的发展提供经费保障。无庸讳言,国外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实质上是对教育活动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整个学术界称之为“第三产业”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日益商业化趋势,教育集团在风起云涌的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教育产业化等思潮中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颇多关注。通过借鉴、采纳企业组织制度和产业运作的思路和经验,教育集团为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开辟了诸多新的思路。 首先,教育集团在教育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原本在多数人看来近乎水火不相容的领域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成规模地增加了教育投入,缓解了困扰各国教育财政体制多年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其次,教育集团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运营机制,讲求成本效益,注重质量、品牌,取得了较高的办学效益,从而对整个学校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教育集团产业化、专业化、集团化的运作模式本身是对传统教育管理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但教育与经济毕竟是两种存在本质区别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教育领域必将不是万能的。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改革现状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教育研究者们在考察了各类中小学后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学生的品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学花了约三年,中学花了六年左右。考察成功地区成功学校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三种现象:1、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即学校为求更好地发展,激发出巨大的内部动力。2、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学校在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时能卓有成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因素,又能将外部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内部动力。……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参谋组或地区教育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评估,极其关注学校发展变化的评估,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必做的常规,以此不断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结构可以阻碍或促进这个过程,但是浓郁的校内学习小社会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只有这样,文化重建和结构调整才能获得双赢。 总之,“内在要素”就是强调学校内部的发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大规模去实施。换句话说,即使你知道某些学校是如何成功发展的,你也无法确定在你自己的学校里该如何作为。世界上没有“一发中的”的魔弹,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取得成功的思考线索,却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各地区、各类学校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具体的成功途径仍然模糊不清。这时改革中出现的另外两种现象,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改革还需要另外两种要素。 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外向要素) 当“内在要素”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文化建设时,“外向要素”却认为那些想这样做的学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内部改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 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极寻求有志改革的联盟领导。总之,高效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领域里的新发展,它们在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同时,对教育整体的改观,也作出了同样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积极面对外界变化”这种改革中的“外向要素”的重要性:学校需要外界力量来推动和完成教改,可是这些外部力量是不会有条不紊地走进学校来促进教改的,它们是纷繁杂乱的混合物。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学校与外界形成一种有创造力的联系。换言之,那些既致力于内部又积极参与外界变化的学校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有负面作用的外部影响,而且能从中搜寻出有用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将有负面影响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因素的)。 三、社会对教改产生巨大影响(外对内要素——外因促进内因的要素) 外界观念的关键就在于外部的基础结构。哪些结构能最有效地产生“内在要素”和“外向要素”呢?布里克等研究者判定了在大区域内实行改革的四种外部基础结构:1、着眼于权力下放的政策,2、区域改革综合能力的增强,3、严格缜密的教育责任制,4、改革的激励机制。 1、要实施改革,第一步是要充分认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校能按上述两种要素运作起来。很明显,没有上述四项较大的社会行动,学校就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大规模的改革也就不再可能。因此第一要做的是保持并促进权力下放的政策。这一点还包括保持和加强以学校为重点的政策,修改那些有碍教育改革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当地教改的发展。 2、地区综合能力的增强,它指的是我们要在政策上培训、专业发展进行投资,并对正在进行的教改增加援助,以便能激发、增强学校,社区和区域的能量。要最大限度地培育、增强综合能力,就必须包括下述活动:为学校参谋团或地区性的学校教育委员会提供培训,重新设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采取多种手段来组织新活动,使教师、校长、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员都能作为校内校外学习社团的成员来发挥作用。 3、严格缜密的外部教育责任制,这一点必须包含于外部基础结构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学校高度重视标准和学生品行表现时,外部责任制必须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来使这种重视贯彻得更全面彻底。我们必须构建学习能力和评估学习的思想体系,舍此就不能使教育者成为评估的行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学习能力及其评估的思想体系,任何正规的外部教育责任制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外部教育责任制还必须规定这样的责任,即坚持不懈地介入薄弱学校。这一要求有点苛刻,但这恰恰要求外部基础结构必须十分缜密。 4、对教改的激励,观念相当重要。关于如何突破学习的科学正在兴起,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教育改革,因此激励改革是基础结构的显著特征。必须对研究、发展教改网络等等进行投资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投资作为范围广阔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加强。 四、三种要素的融合 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这两种教改的要素是互动互惠的,再加上社会对教改的巨大影响(即外对内要素),就构成了教改的框架。这个框架确实极具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三种要素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持久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学校内部的发展是必要的优秀条件,但是如果学校不与外界联系,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内部发展良好,也的确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学校,自身仍有不足之处。这样的学校按自己的做法发展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但要发展持久,它们就会受到基础结构的制约。 当这三种要素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产生三种力量相融合的情况——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 精神方面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有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学生的生活。人们现在越来越关心教改精神上的意义。在学习型的社区内和社区间,为促进教改而进行的互动,起了激发教改能量和承担道义义务的作用。其次,这样的动员是一种力量,因此在克服障碍和百折不挠地坚持中,政治能力也得到了加强。第三,当学校及学校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洞察,精选、融合能力及有效利用新概念的时候,那些迄今未被注意或者未被实施的非常完美的教育理念,就更易被开发利用。 近来美国研究者用下列公式来描述学校的变化: E=MCA[2]E指的是系统效力;M指的是改革的动机(愿望,目的和承诺);C指的是改革的综合能力(技术,如何运作及可利用的资源);A指的是大力协助乘上教育责任制。当三种要素共同作用时,这个教改的变化公式就启动了。这样,在压力和支持 的体系中就产生了推动教改的巨大能量。在这种压力和支持融合的体系中,改革的综合能力和教育责任制都在同步增强。 大规模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凌乱无序,而教育研究者所概括的三种要素,从根本上使这种不连贯无秩序的现象连贯了起来。当前美国所有那些投身于改革的人士,从校舍到州议院,都能利用不断增长起来的,植根于这个框架中的基本知识来克服大规模改革中的障碍。人们相信,大规模改革的前景从未象现在这样好过,也可以说从未象现在这样迫切。但这需要将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力量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大规模的教改成为现实。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从两个角度透析国外教育社会学20年来的发展: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此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摘要题】比较教育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杰出社会科学家,[1]他们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 一、“建构”取代“接受”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与建构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禁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优秀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优秀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关连。此类研究后面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治疗,都是社会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科技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20余年间建构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优秀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学习,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地,接受与建构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20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目前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研究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教育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经济、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政治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发展。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方法、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人男性学者居重要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理学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上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像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现代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毕见;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反社会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学习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背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男性白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达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开始消解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法律、大众文化、自然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工业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强奸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昂格鲁·萨克逊森的哲学传统、内容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市场的开放并非无条件的,政治与经济的殖民者常常也成为文化上的殖民者。社会学是一种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话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又多么不同!近20年来,全球民主化日益高涨,官方的社会学对本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思想的符号暴力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她们(他们)之后的立场理论的挑战,让研究者——具体的、真实的、丰富的人回到研究中。研究过程也罢,理论假设也罢,都要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多元化、本土化、个人化体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教育社会学呈现出戴维斯(Davies)所谓的“做社会学”(Doingsociology)的迥异风格。[25]结构化的、外现的sociology——其中的学科界限、学科戒律逐渐淡化,重要的是doing之发出者——人的意志、doing之过程——个人化的风格、doing之结果——融入本土生活,“这一个”教育社会学而非“那一个”——美国的或英国的教育社会学。不同地域的教育社会学纷纷出现风格迥异、思路同构的“本土化”倾向——即鲍尔所言:教育社会学的流变是一系列能动的、本土化的建设。[26] 立场理论中所凸现出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既是大理论、大叙事的终结,又是新的开始,后现论在教育研究中蔚然兴起。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20年前,教育社会学用新马克思主义所酷爱的再制、权力等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做周旋;20年后,立场、身份与差异——教育社会学中日渐盛行的后现代话语,用不争之争的策略走出了后实证主义的阴影。教育社会学从“新”走到“后”,人——具体生活中的人终于回到了学科之中。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思潮与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 摘要:国外教育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且涌现出多次教育思潮,对世界教育改革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国外教育思潮融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国外教育思潮的融入入手,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价值演绎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国外教育思潮;中国现代教育;价值演绎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我国新式学校教育正式形成,在此后百余年的时间内,受到中西方文化冲突以及国外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现代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领域在对现代教育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的追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流思想,教育理念在不断的更迭中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进一步增强。现阶段,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理念不一定得到成熟的发展,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却能够对现代教育实践产生相应的影响,促进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一、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对我国教育工作的影响 杜威等人针对教育教学工作提出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我国现代民主教育理念的形成。在杜威思想融入到中国社会前,王国维先生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撰写了《教育世界》一文,并且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也对我国教育工作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教育工作从古代教育向着现代教育过渡。在杜威思想正式提出后,也存在一些实验主义教育专家到中国社会开展讲学活动,道尔顿制度一度在我国教育领域中实行,促进我国教育领域逐渐转变思想观念,废除了统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改革经验,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流行并与我国传统封建教育思想相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果。首先,杜威在教育研究中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并指出衡量学校教育的重要标准就是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教学工作对生活的作用。其次,杜威认为教育教学工作应该围绕学生进行,坚持将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优秀。杜威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融入我国后,对我国民国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教育研究探索中,研究重点从对教学方法的分析转变为对学习方法的探索,希望能够借助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这一思想在推动我国当地教育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后,我国现代教育工作中,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导向逐渐开始建立。在杜威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新学制”思想并开始制定课程大纲。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北洋政府教育部门针对当时教育发展情况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直接反映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开始逐步将学生作为中心,并重视对学生精神个性的培养,希望能够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后,初等和中等教学大纲逐渐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逐渐成为教学重点。蔡元培在教育学研究中提出应该发展教育的独特功能,应避免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抹杀,并反对为了获取短期的收获忽视长远的教育效果,这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民主开放教学研究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后现代教育观的形成以及新课程思想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应该将三个面向和培育四有新人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三个面向重要思想正式纳入到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为我国借助国际教育思想探索教育改革创新措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在这一战略思想的作用下,我国现代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希望能够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尝试在激发学生潜能、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另一方面,在教育开放的影响下,西方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涌入我国,对我国现代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我国逐步形成了以解释学、对话理论、现象学为主的教育哲学以及以建构主义理论和马斯洛心理学研究为主的教育心理学,特别是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给我国教育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消解确定性、追求过程运动性、反对单一的价值追求,提倡树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被研究者称之为当代全球课程理论中的显性思想,重点关注教学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以及交互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和鲜明个性。后现代教育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反拨和超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教育研究工作也逐步发展,并且在新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教育研究界力求将外来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基本国情相结合,为我国教育改革探索提供相应的指导。基于后现代教育理念,从教师角度进行分析,其逐渐消除了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精神束缚和创造力禁锢;而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学生也从传统的知识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对自身创造性思维进行解放的创新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具体而言,针对当前我国新课程改革实际情况,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新课程对于教学思想的解放进行分析:首先,对于教学和课程设置之间的关系来说,新课程思想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创造,不能简单的作为课程的复制者,而是应该结合自身理解突出教学的个性化,保证教学工作的科学性,树立教师即课程的思想,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和指导;其次,从学生和课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新课程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从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者,成为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者,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仅仅应该传授相关知识,还应该在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中完成对学生的人格培养,突破原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心灵交往;最后,对于教学评价角色而言,新课程教学思想的提出要求教师将学生的日常表现以及创造力等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并借助科学的教学评价引导学生自主发展,让学生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即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学生实施全面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未来成长做出正确的指引,力求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 三、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教育思潮与我国教育改革工作的融合也在不断推进,对我国现代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现代化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育工作者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应该形成对自身工作的正确认识,明确教育改革发展新思路,确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观念,进而借助相应的教育理论探索合理的教学改革措施,在中外思潮的不断碰撞中对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指导,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相应的保障。 作者:任丽君 单位: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实验小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学法英语教育论文 一、国外教法分类 通过分析与总结文献研究,本文作者将国外教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传统教学法,包括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全身反应法 语法翻译法源于16世纪的欧洲人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演变成课堂教学方法,此方法重读写,轻听说,教材设置追求以语法词汇为中心,课文为语法词汇服务,导致课文趣味性降低,教师讲授以翻译为主,着重语法操练,强调死记硬背,这种方法能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基本功扎实,较适合做笔试。但此方法忽视听说交际,学生所学英语多为哑巴式,不能在合适时间地点运用恰当英文进行流畅交流。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读写为主的翻译法已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直接法应运而生,其含义是直接用外语教外语,课堂上师生只用目的语交流,不注重形式,不过分计较对错,强调模仿,操练,教材设置也以句型为主。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形成目的语思维模式,英语表达习惯,提高交际能力,但这种方法培养的学生基本功较差,语言再造能力薄弱。与直接法类似的是听说法,源于20世纪中期,开始主要为军事目的,强调听说,课上进行大规模句型操练,练习技巧有问答式,循环式,一条龙式,最小对比对练习等。全身反应法,是由美国加州圣约瑟大学心理学教授JamesAsher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这种方法倡导把语言和行为联系在一起,通过身体动作教授外语。全身反应法主要是根据大脑两半球的不同功能,右脑—形象思维,左脑—逻辑思维,强调要在形象思维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发展。因此强调要在真正的情景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法强调整句教,整句学,教学气氛活跃,但局限性太强,它只适合一些年龄较小的群体,那些较难的抽象的词汇,无法用身体动作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就不太令人满意。这一阶段教学法的共同点:(1)教控制学,强调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地位。(2)重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本的语言形式,忽视其意义。(3)所教内容停留在单个句子层面,忽视对整个篇章的理解。(4)所教语言是显性的,外在的,方法是综合法。 2.现代教学法,包括社团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以及强式交际法 社团语言学习法又称咨询法,产生于6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由古兰创立的。突出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教服从学。教师是顾问,学生是“病人”。教师注意的中心是“病人”的需要。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依靠学生的母语,逐渐由学生母语过渡到外语。教师在课上起支架作用,根据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讲授,学生需要什么教师讲什么。这种方法没有合适的统一的教材。受这种环境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自然法,源于自然顺序假说,指出语言习得与学得不同,习得是在自然环境下无意识的掌握语言,教师应在自然交际情境中培养学生语言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自然谈话,使用基本句型词汇,完全用外语进行教学,通过外语和实物建立联系。这种方法课堂上教师话语还是比较多的,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以上不足美国教育家CalebGattegno提出沉默法。他认为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保持沉默,让学生多开口多说话。在沉默法中教师作用有三:教;测试;不妨碍学生。教,就是教师一次性将某个项目教给学生,一般通过非语言线索解释其意义;紧跟着是测试,教师无声地要求学生把所学内容进行复用;最后,教师无声的监督学生用新学语言项目进行交际。在沉默法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教学法是暗示教学法,也叫启发式外语教学法。 教师在课堂上只是沉默是不够的,还要为学生提供暗示,给以启发,这也符合教学的一个原则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是启发的含义,学生学习语言是自发的,但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这时迫切需要教师的启发,这时候的学习及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暗示法须遵循三原则:(1)学习者必须处于愉快不紧张的状态。(2)有意识和无意识统一原则。(3)暗示相互作用原则。要求师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暗示教学中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呈现新教学材料,教师借助手势、表情介绍要教内容,然后,在优美的音乐中,带着生动的表情和情感朗读课文,学生看着课文,可以模仿;然后是学生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教师配乐朗诵,这样可以产生有意和无意的认识能力和超强的记忆力,不知不觉地记忆所学材料。 交际法又称功能意念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欧共体,Hege(2000)提出五种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即基本的语言知识,语音,词汇,语法等。语用能力,即语言的正确恰当使用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知道什么场合下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能力。语篇能力,语言的连贯性。策略能力,知道使用何种策略(包括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能够进行顺畅的交流。语言功能在于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以话语为中心,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对学生错误容忍度较高。交际法有三个原则:交际原则,任务原则,意义原则,这种交际必须是有意义的进行交际。Ellis(1990)提出评价课堂交际的六个准则:(1)是否有交际目的。(2)交际者是否有交际欲望。(3)是否是注重内容而非形式。(4)是否注重语言的多样性。(5)教师是否参与。(6)交际有没有教材的干扰。成功地交际必须有交际目的,欲望,重交际内容,语言的多样性,教师不应该干涉学生交际,包容学生的个别性错误,没有教材的限制。这一阶段教学法特点是:(1)注重语言意义。(2)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是起辅助作用。(3)重视整体教学,篇章教学,培养学生的整体意识。(4)方法为分析法,隐性教学。(5)强调知识的功能性。 3.当代教学法,包括沉浸法,任务型教学法 沉浸教学法在现代美国最为流行,教师让学生“浸入”在外语环境中学习各种学科知识,使单一外语学科教学与使用外语进行的各学科知识教学相联系,强调外语不仅是学习内容还是学习工具,学科知识以外语为承载,外语学习与其他知识相互渗透。任务型教学法是最受欢迎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英语教师也在进行尝试性应用,任务型教学法是真正体现学习意义的一种教学法,“任务”即做事,以意义为中心,让学生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学以致用,一个任务有四个方面要素:目的,情景,过程,结果(Clark,ScarinoandBrown)。完成结果是评估任务是否成功地标志。这一阶段特点是:(1)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的人文性。(2)强调整体教学,隐性显性相结合。(3)强调交际又不忽视语言知识。(4)强调社会性,语言可操作性。 二、国外教学法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影响 近些年国外涌现出大量英语教学法,为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提供借鉴,比如幼儿和小学英语老师可借鉴全身反应法,能调动孩子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但教师在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时,一定要考虑中国学生的具体学情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兴趣爱好,不能盲目追风,有了新教学法就认为老教学方法过时了,弃之不用,教学方法有先后,但不能说某种教学法完全没参考价值,或过时。最早提到的语法翻译法在现代社会英语教学中也能应用,并且在中国大背景下,语法翻译法用的比例还很高。另外,教师应该注意,虽让每种教学法都是单一出现的,但教学方法并不是一元的,任何教学法的使用都离不开其他教学方法的支撑,课堂上,学生众多,众口难调,教师应该不断变换教学方法,多法齐用,注意多元性,才能照顾到更多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最后,每种教学法产生的背后都有强大的语言理论支撑,英语教师应该加强自身语言知识理论的巩固,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这样才不会瞎用滥用教学法,只知其名不明其意,必然事倍功半。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外近五六十年涌现出来的教学法和特点及对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影响,教学是动态过程,中国英语教师应从中国学生学情出发,不要盲目追风,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活跃上课气氛,充实上课内容,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 作者:田许匣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安全教育课程的启发 本文作者:田茂、孙远平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前教育、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1998年,美国消防协会在众多专业技术组织和各领域权威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推出“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第一个专门为课堂授课设计的综合性防灾课程,以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为基础,课程的内容、实施手段和方式等都经过专家的认定,更具科学性。而且,这套课程按照同一个模式和程序来实施,非常有利于推广。更为重要的是,课程得到了美国启蒙计划(美国启蒙计划:美国最大的联邦幼儿教育计划,是齐森总统对抗贫穷计划的一部分,已有2000万个孩子完成了计划启蒙课程)的资助,从2000年开始在全美纵向推广。并成立了“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以支持课程在各地市的实践,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效。 “关注危险”课程简介 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HSC)提供资金支持,美国消防协会(NFPA)开发研制的“关注危险”课程(RiskWatch)是专为中小学生设计的综合性伤害预防课程,该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将伤害预防知识和技能融入到中小学的课程之中,并提供完整的课程指导资料,使课程容易实施且便于推广。“关注危险”课程将学校、社区、家长和安全专家联系起来组成技术同盟,教会青少年分析各种突发情况、权衡行为后果,学习怎样做出安全的决定和判断环境,增加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并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自尊自爱和正面价值观。目前已在美国50个州和加拿大部分地方推广该课程,是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得到了学校、青少年、家长的广泛认可。 据美国消防协会的报告,威胁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的意外事故主要有:交通意外、溺水、火灾、烫伤、中毒、高处跌落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主要围绕这些意外伤害进行,其课程内容具体分为八大类:交通工具安全、远离火灾和烫伤、窒息防范、中毒防范、高处跌落防范、武器伤害防范、自行车和行走安全、溺水防范。美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森林大火、暴风雪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也将自然灾害伤害防治纳入到安全综合课程中。教师要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且要教会学生对环境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安全评估和安全抉择,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关注危险”课程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将安全教育课程分为5个教学单元[3]: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使课程快乐而有趣,“关注危险”课程为每一年龄阶段学生都设定了一个角色形象供他们去扮演和体验。每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都包括以上八类潜在危险,但是不同阶段侧重点和教学方式有所不同,详见表1。 “关注危险”丰富的“课程资源包”对课程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课程资源包提供了教师教学所学的一切资料,如包含课堂教学背景资料的课堂卡片,在每张卡片背后都有详细的课程计划、行动目标;为增强课堂活力,还有详细的步骤,比如撰写日志,在学习过程中向家人、社区成员提供咨询建议等。 (1)课堂卡片。为了使“关注危险”课程更具推广性和操作性,每一堂课在设计时都制作了“课堂卡片”,“课堂卡片”会告诉教师为什么这个教学内容如此重要和怎样开展这堂课,每个卡片都包含了课堂教学目标、可整合的课程、教学所需材料、具体的教学步骤这四个方面的内容[4]。 (2)课程资料共享平台。资源的免费共享是“关注危险”课程的另一特点,美国消防协会主办的网站www.riskwatch.org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来帮助“关注危险”课程在学校顺利实施。教师、家长、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下载和共享课程计划、各种课程游戏、技术信息、不同的课程标准等,使用者还可以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传到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经验。免费、快捷的互联网使得“关注危险”的实施和推广更为容易和高效。除了这些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外,美国防火协会还联合来自消防部门、医疗机构等其他专业组织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的补充资源,如网络游戏、CD、歌曲、书本等,通过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方便购得,且价格低廉。 (3)课程评估手册。评估“关注危险”课程到底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需要使用一套评估手册。课程设计者为教师准备了整套的评估工具,包括课程开始前和课程实施后对学生的测评等,通过安全知识考试来检验学生安全知识的技能的掌握、安全意识的培养等。“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非常重视搜集安全教育实施的实例,鼓励教师搜集学生在经过课程学习和培训后,在经历危险情境中是怎样应用安全知识和技能使得自己和他人免于意外事故伤害的事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习过家庭逃跑计划后成功地在一次火灾中逃生,教师可以将这些成功的案例编辑成新闻报道发给国家消防协会。协会将给这个案例的主人公颁发奖章以表彰他的勇敢和智慧,这些都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此外,课程资源包里还包括“关注危险———给监护人的信”[5],向家长描述安全课程、提醒家长实施家庭演习等;为了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课程开发小组还设计了精美的学生手册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使用,共有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五套学生手册,指导学生和家长更好地掌握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 安全教育无处不在,其本身就和多种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能正视这些关系并开发出其间的着力点,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主干课程知识的学习,还使课程知识有了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关注危险”课程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玩游戏、看录像、学唱歌、绘画、开办安全集市、创办报纸、表演小喜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授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教学方式,寓教于乐,教学过程轻松,同时还有良好的教学效果。5.师资培训教师是“关注危险”课程团队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课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关注危险”课程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参与教师、学校管理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的培训,拥有一个完善的培训计划。在培训开始之前,组织者提前同部分教师和校长会面,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为课程的实施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依此设计培训计划。培训的目的是向教师和管理者展示“关注危险”课程在对青少年进行安全教育时的优越性和教会教师使用这套课程,所以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向教师展示安全教育课程的一些成功案例、课程目标、教师在课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教师在培训中会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怎样使用“关注危险”课程的官方网站等。 “关注危险”课程成功的因素 “关注危险”课程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推广,让无数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受益,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究其成功原因,技术同盟的成立、来自社会各界的拥护者、完善的课程计划和课程设计、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权威专家的支持、团结合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课程推广计划、所有参与者的友善和奉献,缺一不可,这些努力使得“关注危险”课程得以顺利实施。 “关注危险”课程在开发之初就集合了学校、警察局、消防局、卫生系统等部门顶级专家的参与,其设计的课程一方面有专业科学的知识理论基调,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使得课程本身妙趣横生,深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其次,“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将安全知识和安全实践演练巧妙地融合到学校的其他课程中,在数学、美术、音乐、语言等课程中开展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的“根”植入学科课程中;第三,课程资料的获得便捷性促进安全教育实施,每堂课、每个知识点、每个教学活动游戏,甚至于每个教学活动用具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并有专门的网站供教师学习、交流和共享;第四,“关注危险”课程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实施和推广,使得课程实施有参照标准,更简便易行。 很多课程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对课程的执行者———教师的培训,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实施的开篇就是对参与教师、校长的培训。对在课程实施中校长、教师的责任、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并指导教师怎么开展安全教育,怎样获得和使用课程资料,怎么进行课程评价和分享课程经验等,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见的困难都罗列出来并提供解决方法。使得教师能轻松掌握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乐于接受这些新的知识。而且,这种培训是系统持续的,为安全教育课程的顺利进行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全教育事关青少年的生命、成长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怎样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需要哪些部门的配合等都需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得到了来自美国儿科学会、美国中毒控制中心协会、美国汽车协会、美国红十字会、儿童疾病预防服务中心、家庭安全委员会、国家伤害防治和控制中心、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美国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美国国家儿童安全运动协会、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美国消防管理局、威斯康星大学等机构的支持。来自这些组织的顶级专家组成了技术同盟,对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课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的启示 安全事故是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所以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降低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率,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刻不容缓。我国自1996年始,规定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每年定一个主题开展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防灾、减灾的知识和技能。[6]但是安全教育在施行过程中却面临种种问题,尽管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可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引介美国先进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安全教育的理念上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防火协会组织开发设计的,充足的资金支持是课程开发、实施和推广的后盾。我国的安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很多地方的安全教育有始无终,无论是教材、师资还是教学效果都差强人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所以寻找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障安全教育的首要条件。 尽管安全教育在我国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从课程内容、课程形式等方面看,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出版社的安全教育书籍大多是应景之作,国家教育部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安全教育课程的设计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依照美国“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的成功经验,在重新规划安全课程时,应注意:(1)对课程内容的确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威胁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伤亡事故防范为主要内容,比如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教育内容还应体现地方特色,比如城市和农村的教育重点就应有所区别。(2)安全教育课程应根据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来设计,寓教于乐,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中。如幼儿园的安全教育应以游戏、参观为主,高年级课程应考虑学生的思维特点,以讨论和参与为主,尊重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特点,对症下药。(3)将安全教育课程融入到其他学科中,探索安全教育的多种途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本身蕴含在诸如体育、音乐、科学等学科知识体系中,所以在其他课程中穿插安全教育是切实可行的做法。最后,重视安全教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安全教育不是一堂课、一次游戏、一次参观和一次演练,而是一项贯穿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长久事业,需要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在课程开发设计、协作等方面做长期的努力。 美国的安全教育在学校能够得以顺利开展,除了课程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还有安全教育技术顾问团和同盟的支持和努力。所以成立专业的组织来规划和领导安全教育,集合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来处理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社会协作等方面的事宜,增强安全教育的专业性,提高全社会对安全教育的认识、兴趣以及安全教育在公众之中的影响力,将会有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学校与社区、医院、消防、公安局等社会组织的协调和沟通,让安全教育“走的进来”,还要“走得出去”,[7]将课程教学、演习和参观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以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我国目前的一些师资培训完全从培训者的角度出发,没有经过科学的培训需求分析,不了解教师的需求和期望,对教学实践的帮助不大。所以有效的培训应以教师为主角,教给教师包括怎样查找资料、使用教具、课程评价等实用性技术,协助安全教育顺利开展。美国中小学安全教育将防灾、减灾、自救、救助他人等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融入学校日常主干课程,并在警察、社区、医院等部门的配合下进行常规性的演习,提高和增长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应对危险的能力。其课程开发的理念和课程推广的经验都为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师教育课程革新融合 一、学科融合:美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实践 (一)美国教师教育课程变迁及学科融合趋势 教师教育课程包括文理基础学科、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三部分内容。美国教师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分离与对立的现象。19世纪的教师培训主要限于任教学科的内容;20世纪早期,教师教育课程结构基本形成,但强调教育学科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强调学术学科、削减教育学科又带来了新问题,如何保持两类课程的平衡仍然是课程改革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质量改革将教师教育定位在教学专业化的方向上。美国许多教育专家呼吁,提高教师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培训的专业性,对教师培训课程设置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由过去的对立走向了融合,反映了教师专业化的种种新特征。[1]学科融合是经过100多年的反复探索之后,为培养适应多元文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教师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它要求教师不但具有教学反思能力,还要有宽广的教育视野和稳定的职业兴趣。对未来教师具体教学能力的培养是学科融合最直接的目的。而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则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2] (二)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与层次 1.强调自主建构的认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融合直接受到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强调主体的自主建构、强调学习的智力要素等是认知科学不同于行为科学的主要特点。新的认识论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学生在与环境的交往中积极地构建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知识结构。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也是一种积极的构建过程,他在与学生、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材料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构建他的认识并形成判断。[3]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教师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的理解是教学的基础,因为学习发展在学生而不是教师身上,只有在对学生和学习情境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为学习创造情境。[4]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仅是知道现成的学科知识,而且能够理解学生的发展规律、认识过程和不同的学习方法,最终能够把自己的学科知识转化为与学生原有知识相联系的教学知识。这成为了任教学科和教育学科融合的认识论基础。 2.学科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学科融合包括通过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对两类学科知识进行整合。首先,新的认识论要求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1985年李•S•舒尔曼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上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将任教学科知识与教育专业学科知识进行重新整合,也就是按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任教学科知识进行编排,使它成为不仅可以教,而且更有利于学习的知识。其次,用教育学的方法对两类知识进行再组织。1985年舒尔曼最初提出“学科教学知识”概念时强调学科知识如何转化为可以进行教与学的知识。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学科教学知识”又强调对学科教学中的教育学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在新的知识体系中,在如何处理普通教育学与特定学科领域教育学知识(subject-specificpedagogy)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对峙。对学科教学中教育或教学知识的研究,表明研究者试图用教育学的方法对这些知识进行再组织,是从教育规律出发对学科内容进行的融合的过程,旨在解决如何教的问题。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学科融合是由专家和教育实践者在两个层次上实现的。首先,由专家实现的从心理学和教育学方法上对两类知识进行的整合。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是由教育学科专家和任教学科专家合作实现的,它能使未来教师在培训阶段的教育更具体、更有针对性。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如《霍姆斯报告》、《卡内基报告》和《教师教育学院协会报告》等都强调要加强学科教育学的研究,把学科教学实践中的学术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纳入教育学的研究中,实现学科专家与教育学科专家的合作。其次,由教师完成的将学科知识与具体教育情景相结合的实践层面上的融合。当真正的教学发生——教师处在真实的教学情景中时,他们还要对两类知识进行再整合,通过对多种因素重新建构,以形成独特的教学模式。[5] (三)学科融合的改革实践 1.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教师教育制度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保证。强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加学科专家和教育学教授的对话的5年综合计划受到重视。另外还有在本科毕业后再进行专业训练的第5年研究生计划也为学科融合提供了制度保证。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报告和专业团体充分肯定了教育学科与任教学科的融合,并为学科融合的实现创造了种种便利的条件。霍姆斯小组和《卡内基报告》均提出新的以非定向型的教师教育制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计划,即任教学科与教育学科教育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既重视扎实的学科知识基础,也强调专业化的培训。这种形式上分离而实质上的结合是美国80年代后教师教育模式的新特点,是教师教育学科融合的制度保证。 2.构建未来教师新的知识结构 如前所述,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是学科融合追求的最高目的。扩大知识范围,强调差异性、偶然性和多元文化教育是未来教师拓宽视野、实现自主建构的重要条件。为此,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许多新的课程,如有关教育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公民、国家、政府、社区、班级团体、教室文化等课程,体现了教育对多元文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体现了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和具体教育能力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100多年以来进步主义关注社会进步和要素主义注重学术能力的思想的融合,它突破了20世纪60年代两类学科在制度层面上的结合,从外部形式的简单相加深入到了学科内部的实质性融合。 3.构建合理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认知科学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开始构建以质量为优秀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达林-哈蒙特(Darling-Hammond)、怀斯(Wise)和克莱因(Klein)在1995年的研究中比较和概括了这一时期教师教育的新课程体系。他们的研究反映了美国20世纪末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新的课程设置中的学科课程、学科教学法、学科教育学等都体现了学科统一的思想。这种融合还表现在教育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课程的融合过程中。教育学与心理学的融合除了传统的教育心理学课程以外,还体现在学习差异研究、儿童发展研究、学生的需要研究等具体的课程中;教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融合表现为关于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社会基础以及民族与文化等课程中,这些课程旨在培养未来教师宽广的教育视野与具体的教学能力。这种新趋势是美国教育历史经验的升华,它扎根于教育实践之中,它的发展在80年代以来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思路,但在教育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模式,改革还在进行之中。[6] 二、思考与启示 (一)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现状与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培养任务一直是由师范院校单独承担的,这种封闭性培养模式存在着课程体系比较狭窄、教师培养渠道过于单一、教师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缺陷,严重削弱了教育专业课程。在我国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中,从课程结构看,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大大低于美国调整后的课时比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理论与实践课所占比例不足10%[7]),并且只有公共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三门专业课和非常有限的教育类选修课外加教学实习,教育专业性质明显体现不足。从课程内容看,注重学科专业课程的纵深发展,忽视学科之间横向知识联合,从而造成师范生专业性太强,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于狭窄,综合能力不强。这都导致了所培养的教师缺乏教育专业素养,不但缺失一般教学知识,更缺少学科教学知识。例如,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的调查显示,高校英语教师对发展的自觉需求和外语课堂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教师普遍认同以学为本的教育理念,但是教师的课堂实践活动与他们所认同的理念及方法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教师在自觉需求和有效课堂教学需求之间的差距反映出传统外语教师教育发展理论对教师的影响,即外语教师教育=语言技能+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我国大部分英语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仍局限于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作为单一学科的理论指导,其结果是导致我国的外语教师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学科知识,轻学科教学知识,重语言技能培养,轻教育理念、语言学习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理论指导的趋势。[8]这种教学理念与课堂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课堂行为滞后于教学理念的现象,说明要完成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的跨越需要教师以丰富的教学经验、成熟的心理发展和出色的语言把握能力等多种条件来支撑,而帮助教师实现这种跨越的理论基础就是舒尔曼所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这是一项在我们的教师教育课程中明显缺失的内容。 (二)PCK: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视角 1.PCK:学科融合的突出表现 专业知识基础是一门专业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是专业人员区别于其他人员的根本特征,是专业能力得以生长的土壤。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在教师培养史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学科知识(subjectmatter/content knowledge)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科知识就构成了教师知识基础的全部。二是学科知识+教育知识(pedagogicalknowledge)阶段。在此阶段,不管是教育专业受到忽视还是重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是处于分离的两种平行知识。三是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and contentknowledge,PCK)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以舒尔曼为首的一批研究者企图重新寻找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PCK)概念,成为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学科融合趋势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松散分离的“学科知识+教育知识”的教师知识结构还不足以成为教师专业的知识基础,因为在这种知识结构上还不能产生能够区别教师和科学家等其他知识分子的专业教学能力,只有在这些知识之上产生的学科教学知识才是教师所特有的、区别社会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9]学科教学知识理论开创了教师知识基础的第三种观点,对美国独立分离的专业化教师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PCK对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师专业化密切相关。因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性条件。这一概念对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重新认识教师的知识基础。原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组成的知识结构缺少情境性,偏重于普通、抽象、超越年级、水平的普遍知识的传授,企图授给学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规律和模式,专注一般,忽视具体科目、知识点的教学,难以形成未来教师有效的教学能力。这种知识结构是分离的、松散的。学科教育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开展,教育学科按照纯教育思维来组织,两者缺少沟通和交互作用。学科知识不因教育知识而更加适宜于传授,教育知识也没能够在学科知识教学中彰显其魅力。PCK针对专业化教师教学的能力生长,是教师区别于其他人的真正知识基础。其次,改革教师教育实践。一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教师教育体制,根据PCK的要求创建灵活的机制。在学习美国“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分离学科教育和教师专业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两者的联系。分离是形式上的、机构意义上的,而联系应是内容上的、实质上的。我们要在机制上创新,加强专业学院和教育学院的联系和合作,特别要在教育学院里强化学科内容与教育理论的结合。二是要调整教师教育课程结构,要根据教师专业知识基础确立课程结构,用学科教学知识全方位地统整学科与教学领域的知识。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增加教学知识的课程的比重,包括教学评价、教学策略与教学法、学生的学习特质、课程知识、有关学校情境与文化的教学社会学。学科知识的课程应平衡各学科内容,包括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学科的主干课程。并且增加适当的知识论,以有助于学科教学知识的形成。就学科教学知识领域而言,应开设的课程有科学教学论、自然科学课程研究、科学教育研究方法、科学教材教法与教学实习等。[10]三是根据PCK具有合成性、具体性和建构性的特点,[11]改革教师教育教学方式和实践方式。在教法上,要改变过去理论灌输和说教的做法,要强调学习的情境性和体验性。要改变一次性实习的做法,采用分散性实习模式。通过增加实习时间,让职前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真实的教学情境,感受实践中问题的挑战,以激发他们通过实践性学习建构学科教学知识的动机。四是在学位颁发和教师资格认定上,要有新的举措。教师资格认定应该要建诸于教师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知识和能力上,我们不但要认定教师的普通教育理论,更要着眼于他们的具体教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最后,改变教师教育研究范式。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受“分离式”的教师教育体制影响较大。学科领域和普通教育理论的科研非常繁荣,但是具体学科、内容、学段教学的研究被冷落。同时学科教学研究在追求科学研究的高校里得不到重视,很难形成气候。PCK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要改变当前这种分离式的教师教育研究趋向,加强学科教学的交叉研究;要求我们要特别改变传统的科学研究中重一般、轻具体、重思辨、轻实证的做法,鼓励对学科教学的实证调查分析和行动研究;要求我们改变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师范大学要特别重视学科教学的研究,把其看做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给予同等的待遇。[12]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教学对比论文 一、CBE教学模式 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是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教学体系。CBE职教模式于上世纪70年代萌芽于美国,是以美国休斯顿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掌握性学习”和“反馈教学原则”以及“目标分类理论”为依据,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将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其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行为意识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模式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广泛应用于北美、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CBE教学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即职业分析形成DACUM图表、学习包的开发、教学实施与管理及教学评价。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教学目标明确、具体,针对性强,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方式,以职业能力为基础确定教学目标和进行课程设计;按职业需求组织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教学组织的个性化、灵活化,将教学内容分为很多模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学习。 二、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比较 以上四种教学模式在特定应用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通过对这四种典型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比较,可以看到: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实际上都是将行业企业需要的“职业能力”作为教学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教学的出发点也是使学生掌握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所需要的综合能力,这就使得职业教育更贴近生产、贴近实际,缩短了学校教学与就业岗位之间的距离,真正体现了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加强了校企合作,让学生在真实的企业场景中顶岗工作,获取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实现了学有所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组织都是按照企业生产的实际,将岗位需求的能力及知识放在首位,通过对工作任务和技能进行科学分析而开发出来的,更加贴近工作实际。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行动导向教学法等;在教学技术的选择上,采用多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总体而言,这四种教学模式弱化了传统课堂授课形式,加大了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的力度,加强了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增强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保证了教学的针对性。 三、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趋势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推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其中以借鉴CBE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为最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单一的一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教学模式的改革也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由学校主体式教学模式逐渐演变为能力本位的教学模式,进而转变为以培养“关键能力为优秀”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教学模式;由注重采用一种教学模式向采用多种教学模式融合发展;逐渐由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学生的“学”,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从重视学生获得“知识”向注重学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这四种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特色,强调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迁移能力作为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内部分职业院校在学习和借鉴国外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教学模式,如“产、学、研”结合模式、“产教”结合模式、“基于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模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等,这些教学模式目前正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CBE教学模式、双元制教学模式都较为成熟,且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实践考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教学模式都有自身的产生背景和适应性,一成不变和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各种国外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时,不能随意照搬照套。根据我国国情学习这些模式的成功经验,可为我们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如学习和借鉴企业主体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实训环境;学习和借鉴教学工厂式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项目式训练;学习和借鉴CBE教学模式,实行个性化教学;学习和借鉴双元制教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模式,将学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趋势。 作者:吴秀杰 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课程的历程及特性 初期,日本政府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小学新设了“自由研究科目”,这是为儿童提供一个自我发挥的空间而设置的活动课程;中学设置了选修课和必修课,新增“特别教育活动”,鼓励学生自由选择、自由研究和自主活动。在“宽松教育”实施阶段,小学新设了充分发挥各学校创造性的“宽松时间”,并在小学三年级以上新设“综合学习时间”;初中扩大了选修课的范围和比重。在“学力教育”即将实施阶段,虽然“综合学习时间”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仍然继续开设。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自由研究科目”、“特别教育活动”、“宽松时间”、“综合学习时间”这些新出现的课程,都集中体现了日本“为个人”的现代教育目的,主张对教育改革予以“高度”重视。通过自由活动时间,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素质和能力。“综合学习时间”主要是就学生关注及感兴趣的课题、横向的和综合的社会问题,而展开的跨学科的学习活动,突出了综合的意义。 “综合学习时间”的设置,较好地体现了学科课程和非学科课程的统一、分科学习和综合学习的融合、认知学习和活动学习方式的结合。这既有助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又有助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培养。对教育“钟摆”现象的权衡。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宽松教育”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经历了从初步形成到全面实施这样一个过程,这主要体现在1977年、1989年、1998年版的学习指导要领中。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为了改变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僵化单一、偏重学历、过度考试的弊端,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应朝着“尊重个性”的方向改革。为进一步推行素质教育,自1998年起文部省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精简教学内容,缩减教学时数。此次改革没有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度,忽视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导致学生“学力低下”,引起社会的不满。2008年颁布的新学习指导要领的主要思想是培养“扎实的学力”。此次改革参照了1989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课时数及各学科的学习内容,舍弃了1998年的过于“宽松”的做法,主张提高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活用这些知识技能的能力。同时,着重强调知识技能的掌握与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能力等的培养之间的平衡。即达成“掌握”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与“探究”式的“综合学习时间”中的学习的一种平衡。如将“综合学习时间”每周减少1课时,将时间用于各学科中应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即在“掌握”与“探究”之间增加应用,从而避免两者的对立,利用应用式学习寻找学科与综合学习之间的平衡。处于转型期的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解决了一直摇摆于“儿童中心”与“学科中心”之间的“钟摆”现象,旨在通过协调统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诸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学力,最终形成良好的生存能力。对教育改革的执著。“战后”至今,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先后出台了8个学习指导要领,几乎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修改。可见,日本对课程改革持续关注,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8年以“学科主义”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经验主义”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 为了解决“学科主义”教育下的教育病理现象,1977年、1989年和1998年相继提出以“宽松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2008年以“学力教育”为中心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是为了解决之前“宽松教育”下的基础学力下降的问题。1958年、1977年和200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教育问题而提出的课程改革举措。由于针对性强,前两次改革收效不错,其教育理念分别为1968年、1989年、1998年的课程改革所延续,体现了日本政府在关键时期所做出的正确抉择。1968年和1989年、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却不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而进行的带有转折意义的课程改革,而是前期改革的延续。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过于”热衷,“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导致出现教育病理、学历下降等一系列教育问题。也应该看到,如没有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过于”热衷,“高度”重视的态度,以“扎实的学力观”为中心的2008年的课程改革也就不会出现。在日本政府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度”重视的态度下,课程改革经历了“经验主义”、“学科主义”、“宽松教育”向“学力教育”的历史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课程结构的合理性、课程时数及内容的权衡、课程改革的执著等特点。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国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日本大刀阔斧、不断探索,最终进入了一个培养“生存能力”的“扎实的学力观”教育状态。当然,这一次改革能否超越极端真正走出一条新路还是未知数。我们期待“扎实的学力观”教育能有一个新的突破,并希望从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探索和尝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作者:李伟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对国内建设教育的启发 作者:何畏 胡夏闽 万凤华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建筑设计院 一、国外高等教育发展最新趋势 1.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各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所以,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面向世界为前提,使本国的高等教育向国际开放,以促进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协作。这主要体现在课程中的国际内容、交流办学经验、交换情报资料、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留学生等方面。日本为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还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等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项目。美国历来重视利用自己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仅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例,美国是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最多经费资助并同时因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美国利用其庞大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系统和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项目,努力营造一种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大环境,以使其始终保持着世界上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国家的地位。在1993-1994年度,共有近45万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美国的高等院校,占到全球在非本国地区高等院校就读学生总数的34%。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留学生中攻读本科生课程和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分别达到21360人和201030人,两者共占留学生总数的92.2%,这样高层次的留学生是目前其他任何西方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优秀留学生毕业后即充实进美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高等教育的社会化。高校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对于社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全面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自觉性和能力,真正成为高级人才培养的基地,成为高新科技的研究基地和孵化地。首先,专业设置要适应社会需求,开设社会需要的专业。美国高校除了传统的理工经文史学位外,新增设的学士学位有:财政学士、教学法学士、护理学士、公立学校音乐学士、演讲学士等。其次,要注重通识教育,重视基础理论教学。为使培养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高校历来倡导“通才”教育,即培养具有广博和坚实基础知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通用型人才。美国大学在入学头两年里,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文学、写作、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两年后,才能选择个人感兴趣的主修、辅修课,即进入比较精专的领域。第三,课程设置要职业化。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主要是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需要高校对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应反映到课程中去。高校课程设置职业化已是世界性的趋势。在美国,大学和一些公司签定了正式协议,以分享科研成果。在许多国家,企业为其雇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都是在高校的帮助下进行的。3.高等教育的个性化。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应灵活多样,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特征,在高校主要表现为: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经常对课程作出调整;灵活安排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管理甚至决策。美国高校重视因材施教,强调个性发展,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专业。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提出与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助,双向交流。学生可以创造新的课程。对学生评价主要标准是有无创造性。教师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指重点,解难题。对学生的教育注重鼓励,在肯定其长处的前提下提出更好的建议,使学生始终充满成功的希望。美国高校对学生是宽进严出,学校不允许学生旷课、课后要完成作业,不时经常在课上进行小测验。听课、作业、测验都要记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一起作为课程总成绩的组成部分。再如韩国认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和单一的评估体制,无视人的特性,要解决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人性修养和增强人的创造性的教育。对学生实行系统的人性教育,将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道德、伦理教育改为以实践为中心的教育。4.高等教育的信息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改变世界面貌的信息革命浪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重视调整教育的培养目标,制定教育改革方案,采取相应措施,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增强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迎接未来的挑战。1996年7月19日,日本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从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及基础教育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把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作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发展方向。从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生存能力是分析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情报,具备处理信息的能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是生存能力的要素之一。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卢比指出,未来是个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文化、信息化工作的时代,教育应着重培养7项“学以致用”的关键能力:①收集、分析、组织信息的能力;②表达想法与分享信息的能力;③规划与组织活动的能力;④团队合作的能力:⑤应用数学概念与技巧的能力;⑥解决问题的能力;⑦应用科技的能力。最近,澳大利亚提出了10大教育目标。其中第5个目标是:提升年轻人的基本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尊重学习及愿意终身学习),使其继续接受教育与训练。第6个目标是开发学生的能力,其中包括处理资讯的能力与应用电脑的能力。5.高等教育的终身化。迅速加快和变化的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对社会在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且还要具备合理的知识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能否使在职人员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生产者,已成为各国迎接跨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性,德国政府在1993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中,专列一章,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在专门人才的进修和再培训中的功能及作用”,主张“应当把大学看作终身教育机构的基础机构”,号召高等学校要“依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场所“。目前,除了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外,国际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终身教育进修系统的国家尚不多,而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来进行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日本的东京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等,都承担着为国家或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已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这将使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产生新的飞跃。 二、几点启示 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以电子网络为先导的信息科技和以基因工程为优秀的生命科学的世界性科技革命的挑战;另一个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加入WTO,教育作为服务性产业之一,也将按照《服务贸易总协仪》(GATS)有关开放服务市场的规定,对WTO成员开放。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要求,并将日益严峻。例如,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将把大学从经济社会的边缘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信息社会的到来,网络课程的开发,将对传统的教学过程从理论到实践提出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在增加投入与开拓大学生的就业、创业途径上寻求解决办法;进入WTO后,高等教育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要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中国高等建设教育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应积极学习、借鉴、吸收其它国家成功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1.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理念。我国高等建设教育应紧紧围绕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专业,并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增加或调整专业,使自己永远充满活力。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办教育的同时,要更新观念,并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调整和压缩一部分与社会脱节的专业,增加新专业,努力探索高等建设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2.课程设置多样化、国际化、信息化。经济国际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与经济国际化相联系,建设产业的国际化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建设教育行业作为建设产业的基础和先导,必须反映行业发展要求,率先实现教育国际化。因此,增设国际化、信息化方面的课程;普及双语教学;广泛开设第二外语;开设一些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趋势的综合性课程等,力求建立一种能反映国际建设行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以培养学生外向型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各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3.坚持教学管理理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专家在学术和教育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加强各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在学科规划和建设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科学论证和决策咨询,对教育改革基本思路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良好作用。把传统管理体制下的大部分“管理功能”转变为“服务功能”。增强职能部门面向教师和学生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建设,做好包括教育教学信息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工作。在管理制度上突出目标管理思想,放开过程,强化结果,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按照自己的学习方式,达到教学目标。4.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适应信息时代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要采用有利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远程教育网络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教师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能力和课件开发能力。为学生自主、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提供先进、便捷的信息网络资源,促使以教师单向传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式、交互式教学方式转变;促使封闭性较强的传统教育模式向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更高的社会开放度和国际开放度的现代教育模式转变。5.抓好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建设类高校应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部分。网络教育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或在职培训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建立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中心和建设类专业教育网站,提供项目管理、建筑设计、室内装饰等专业培训服务的远程教育网络。通过网络注册之后,接受时间不等的专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证书。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作者:许刘英 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社会学的思想,中国自古有之。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中就蕴涵有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周易》就注重从宏观上,特别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上来阐述问题,对教育的育人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比较精到的见解。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它是借“西学东渐”之风,通过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教育社会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在中国从无到有渐渐兴起的。 一、国外教育社会学译著概述 教育社会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19世纪初,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剧变使得教育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不过,从社会背景的出现到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与教育社会学相关的一些学科出现了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上的重要变化(主要是社会学和教育学),这些变化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生成起着理论上的奠基作用,时间大致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一般认为,1907年,苏扎罗(A.H.Suzzallo)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开教育社会学讲座,教育社会学开始其制度化的历程,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为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成形时期。本文以下所介绍的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即是其理论奠基和学科成形时期的相关作品。据笔者所查,这类著作共有15本,论文多达百余篇。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使读者能对近代学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程度和接触范围获得清晰的认识,笔者将对这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分门别类加以介绍和评价,力求无所遗漏。(表略)15本教育社会学译著,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第一类:为教育社会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类著作多是教育社会学学科确立之前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如杜威、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杜威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教育社会学”概念,但其关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学说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并集中体现在《学校与社会》(1900)、《明日之学校》(1915)、《民本主义与教育》(1916)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均先后被翻译至中国。1921年,刘衡如翻译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社会》的中心思想是:学校是社会的机构,“社会通过学校机构把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交给它的未来成员去安排”,因而学校是整个社会进化的重要部分。该书在日本早期教育社会学家新堀通也主编的《教育社会学概论》中,被列为教育社会学四本先驱性著作之一。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发表《杜威博士的〈学校与社会〉》一文,对此书的译介极为推崇,指出:“杜威博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家,学校与社会又是杜威博士狠(很)重要的书,所以我们不能不尽一点介绍的责任”。两年后,刘衡如完整地翻译出该书,将其收录为“教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译者在“序言”中明确交代了翻译此书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改造社会之方法,其最远大而亦最能探其本原者,厥惟教育;此平心静气一探究今日社会情状者,殆皆不能否认”,“虽其所摭拨者多为美国教育之实况……然核其精义,固无往而不与吾国教育以痛切之针砭。”由此可见,近代学者主要是本着“实用取向”来译介西方教育社会学,这种取向对日后教育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3年,朱经农和潘梓年合译杜威《明日之学校》一书,该书部分章节曾于1917年即被译出,并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但系统翻译至我国是在杜威来华讲学之后。鉴于此时国人对杜威的学说已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故译者对于翻译此书目的没有作太多的说明,仅在“序言”中强调译著和原著之间存有一定的差距,后作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9年,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现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被翻译至中国。与《学校与社会》相比,《民本主义与教育》进一步肯定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指出学校是有计划、有意识地教育年轻人而实际拥有的唯一方法,要人们注意防止学校教育与生活的脱节而使得学校教育的孤立化、书本化;同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全面。译者邹恩润这样解释自己翻译此书的动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惟关于杜威博士的教育学说,多散见于汉文译述的零篇演稿。本书最能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教育学说的全部,足供我们彻底研究的参考资料。”该译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时人认为:“要了解杜威的学说,只须读《民本主义与教育》。”有人也指出它是杜威“在教育哲学方面之主要著述也”。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也是一位对教育社会学的思想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社会学家,他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对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教育论》可谓其思想体系的集中呈现。1929年任鸿隽翻译斯氏所著《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爱理亚(C.W.Eliot,今译为“艾略特”)所写的序言。在译者看来,“其(指《教育论》)议论之精辟而踔厉,足取旧制度之壁垒,摧陷而廓清之”,并对翻译该书非常自信,指出:“斯氏所言,一部分固独标新义,一部分则为人生常识,故其效用不囿于学校,其价值亦不限于一时,盖在来人类家庭社会一切教育不可缺之书也”;“斯氏之书,在西方若有过时之感者,在吾国则正为对症之方。”原稿于1922年即被译出,但迟至192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以“汉译世界名著”形式出版发行。在西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被公认为教育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他将教育社会学从一般社会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加以研究,对教育社会学的确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教育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认为教育的制度、目的和内容等都受社会制约,并具有社会功能,而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是将个人社会化,同时社会内化于个人。[2](页1-19)涂尔干的著作有《宗教生活的低等形式》(Lesformeselementariesdelaviereligiense,现译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教育与社会学》(EducationetSociologie)(1922)、《道德教育论》(1925)等多本。在近代中国学者看来,《道德教育论》是上述几本书中的结晶,[10]1930年崔载阳将其翻译至中国。译者指出该书的主要精神在于:第一,“他(指《道德教育论》———笔者注)以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去阐明,社会命令我们时,面孔严峻可怕,我们不得不服从之,又当我们感觉社会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尤其为我们生命之最好的一部时,温煦可爱,我们不能不乐意为之牺牲”;第二,“本书以教育学者的眼光研究如何能达到上边两种目的,换言之,研究如何能使儿童习于服从纪律,习于委身社会,而这两点是道德教育之最重要与最终极的问题,也是该书难最为难能可贵之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雷通群所译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也属于这一类著作。在教育社会学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教育环境学或环境教育学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此派学者重视社区、邻居、家族、班级及同侪(即同辈———笔者注)团体等较小规模的社会单位对教育或青少年的人格形成的影响等。此外,该派也重视调查、统计等经验型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布泽曼(A.H.H.Buseman)、法国的查尼夫斯基(R.Zaniefski)等人。1938年,雷通群翻译出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的《教育环境学》。据译者介绍,他之所以选择该书翻译,是因为其“(引用)德国的文献颇多,书中又把各种文献提要钩玄,作系统明了的叙述,以便于我国人的比较探究,就不能不认为很有翻译的价值”。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以“师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第二类:原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或狭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但其内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如《初小社会化的学程》、《教育病理学》、《教育与现代文明》等。1923年,郑国梁翻译美国学者德尔满(E.L.Ter-man)《初小社会化的学程》,与其他教育社会学著作不同的是,此书是德尔满专为近代中国新学制小学教材而撰写的。作者在“自序”中详述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一)指出不同的教材底智慧,能适应中国各种职业生活底需要,(二)特别应用紧要的过程胜于产物底原则,在我们教育底工作里,(三)关于小学校教员底预备,建议一种方法,是中国今日最大的急需,(四)为已经从事教育的,建议一种新方法和新教材”。[1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W.A.Mecall)曾为其作序,并称赞道:“德尔满教授对于中国教育底无上贡献,就是他将这新教育哲学演变为实际的教程,教育家若不理会这书是引领中国儿童到一个丰富的学校生活和离校后底生活设计,他便不能验出德教授《社会化的学程》的好处。”[14]《新文化书目》对此书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社会化的学程》是书系美国德尔满教授特为我国新学制小学而著,内容对于小学教程订有组织之计划精密周详无微不至”。该书后被列为“燕京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李任仁编译日本学者富士川游的《教育病理学》,该书对于低能的儿童,从病理学及教育学鉴别其程度深浅,查出其处置的方法。在译者看来,中国对于低能的儿童的特别设备几乎没有,而且办教育的对于儿童的精神能力的鉴别也不曾注意,希望此书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一方面的注意。该书由广西教育厅教育设计委员会列为“现代教育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1939年,孙承光译出美国学者克伯屈(William.H.Kilpatrick)的《教育与现代文明》(又名为《适应变迁的文明之教育》)。顾名思义,该书主要是阐述时代的变迁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求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全书体例上分为三编,第一编变迁的现代文明之性质,第二编对于教育之要求,第三编变革后之教育。此书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第三类:多是严格意义上的且已为学界公认的教育社会学著作,从译著的来源来看,分别译自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但以美国最早、最多。1925年我国有两本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一本是刘建阳译述美国学者伯兹(G..H.Betts)的《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译者解释其翻译此书最主要的理由是:“国人知有杜威,不知有伯兹,所以现在特别详细介绍一下”;另一本是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W.R.Smith)的《教育社会学导言》的后半部,定名为《应用教育社会学》。史密斯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制度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教育社会学导言》是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冠以“教育社会学”之名的教科书,同时这也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型期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之始,标志着近代中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认识的深化。上述两本译著的共同点是都曾在期刊连载,之后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教育之社会原理述要》连载于《教育杂志》1922年14卷第8期和第10期,1925年作为“教育丛著”第46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应用教育社会学》曾连载于《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13卷第5至7期和1924年第13卷第8至10期,192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2年,刘世尧、環家珍翻译日本教育社会学家田制佐重的《教育社会学之思潮》的上篇,命名为《教育社会学》。这是日本教育社会学著作翻译到中国之始。田制佐重是日本早期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尤以介绍美国教育社会学理论见长,他的《教育社会学的思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译者均系中央大学教师,在多年从事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国内参考书籍的缺乏,因而“早有介绍国外名著之初心”,他们认为田制佐重《教育社会学之思潮》,其“内容的充实美满,求之教育社会学书籍中,实在难以多得”,遂从事翻译。1933年余家菊译出美国学者芬尼(R.I.Finney)的《教育社会哲学》。这是一部依据社会学的事实和原理来阐发教育目的和价值的著作、凡教育哲学的意义、社会文明的渊源、精神生活的性质、社会平行的原理、教育的目的和功能、时代精神之迷惘、编制课程之社会原理、道德教育之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科的价值等,无不有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是一部糅合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对开拓国人的视野裨益甚多。译者认为此书与杜威重视独立判断之说颇有出入,足以弥补杜氏思想之缺点,同时也是为纠正我国教育界过于重视技术的问题,不肯留心社会方面的知识,故借翻译此书而“徐图修正进步”。该书由中华书局以“教育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1936年,鲁继曾翻译美国彼得斯(C.C.Peters)的《教育社会学原论》。该书早于1924年6月就在美国纽约出版,次年,杨贤江曾在《教育杂志》“名著”一栏向国人推介此书。时隔11之久,该书才被完整译至中国,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影响力和体例宏大,篇幅较长不无关系。该书堪称近代美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制度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力作。全书体例上分为上、中、下三卷,共20章。上卷为“课程之社会的基础”,中卷为“社会的动力和过程”,下卷为“科学的专技之例证”。译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著者首重“学校教育之统制,更旁及其他教育动力之改造”;尤其对于“学校课程编制的原理及专技,具有明确的见解与系统的研究”,故阅读此书“获益当非浅鲜”。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许孟瀛根据巴纳斯(H.E.Barners)等主编的《当代社会学说》(ContemporarySocialTheory)中的第二十二章,即德国学者鲁塞克(T.S.Roucek)所撰“社会学与教育”。该章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总结。原著作者认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三大派,即哲学派、应用派和功能派。第一派所着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第二派所着重的是社会学理对教育的应用;第三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之分析。各派对于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均有特殊的见解,而且都是必要的。对于功能派所发现的客观的社会事实,哲学派可以有所解释,应用派仍可加以利用。 二、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自1921年的第一本至1947年的最后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问世,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15本。从译著来源渠道看,多数出自美国。具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7本译著中,除1本译自英国,其余均译自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唯美独尊”,30年代后8本译著中,呈现出以美国为主,以德、法、日等国为补充的多极化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了与近代中国教育师法美国有关系外,与教育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教育师法美国大约从1915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高潮。在此期间,美国教育理论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至中国。据统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所翻译的15部教育理论著作中,来源于美国的就有10本,占全部的66%。[23]另据一份资料显示,1920—192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14本,其中译自美国的有12本,占总数的86%;1929—1948年间,教育学译著共29本,译自美国的有15本,占总数的52%。[24]这些资料均表明,来源于美国的作品在中国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理论著作中已占绝对的优势。此外,中国教育界还大量邀请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如1919年5月,杜威应北大、江苏省教育会等邀请来华讲学;1921年9月,孟禄(P.Monroe)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聘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1927年3月,克伯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请来华讲演,等等。①在美国教育家来华之际,中国教育界有的学者加紧学习和研究美国教育家的著作,为此而翻译其著作。教育社会学方面有关杜威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他的《学校与社会》是中国第一本教育社会学译著,也是第一本翻译至中国的美国教育社会学论著。虽然出版时间(1921年)是在杜威来华之后,但初稿译成的时间是在杜威来华之际。对此,译者这样说道:“今译此书,于国人研究教育之趋势与杜威之学说,或亦有助焉。然是译初稿成于杜威来华之际,本以备自习之用,故多所节略。”[4]就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却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大致沿着这样两条路径:其一,是以德国的拿托普(Paul.Natorp)与伯格曼(P.Bergman)等人的“社会的教育学”理论;德国的狄尔泰(W.Dilthey)、施普朗格(E.Spranger)与诺尔(H.Knoll)等人的“文化教育学”理论;德国克森斯泰纳(Kersensteiner)与美国杜威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学”理论为标志,这些理论通过对赫尔巴特(J.Herbart)的个人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反思,提出应当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教育的本质。其二,同样地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焦点,可是在方法上更具实证及科学性的教育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其创始人是德国的顾立克(E.Greek)、罗荷纳(R.Lochner)及法国的涂尔干。他们有意识地与传统的个人主义教育学对抗,因而将其理论命名为“教育科学”。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学理论太过于思辨化、观念化,只注意到教育过程的一极小部分,而忽略了与人格形成有关的更为广泛、且更为重要的过程,同时也忽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受惠于社会学之处显然要多于教育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教育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问题发生兴趣,才使得教育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这方面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早期欧洲的社会学家如孔德(August.Comte)、斯宾塞、涂尔干、华德(Lester.Ward)等人都很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奠定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特别是涂尔干,他在“教育科学”名义之下,探讨了教育社会学的科学性格,并将“教育”界定为“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他秉持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法国教育思想史,并说明学校具有培养青少年公民道德的功能及其重要性。在德国,以盖格(T.Geiger)、魏斯(C.Weiss)、费依舍(A.Fischer)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如教育社会学的独特性何在;“教育社会学”、“社会学的教育学”、“教育的社会学”、“教育科学”等的彼此关系如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确定等。由此可见,在欧洲教育社会学一直被视为一门学问而从事研究,这既有助于奠定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与之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则较偏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教育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构成的社会,常面临犯罪、离婚、失业、贫困等众多社会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注重实践性,也比较注重反映社会的需求。美国学者普遍认为通过“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手段,诸如教新移民英语及美国文化等,可以解决上述诸多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教育非常重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接触频繁,将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推广与应用,所以,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而最早将教育社会学制度化的国家也是美国。联系前述学科制度形成的主要标志来看,苏扎罗在哥伦比亚大学首开世界上第一个冠名为“教育社会学”的讲座,192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也率先成立。四年之后,其机关刊物《教育社会学杂志》创刊。可以说,在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进程中,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其端,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因此,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受到各国(包括中国)的追捧也在情理之中。 三、导入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总体来看,20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15本教育社会学著作,数量上确实不多,而且这15本译著或许也只是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资源中的冰山一角,但它们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均不容忽视。首先,从时间上看,译著集中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年代7本,30年代7本,40年代1本。就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情况来说,1922年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本教育社会学专著———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诞生。至1931年,国人撰写的第二本教育社会学著作———雷通群的《教育社会学》才姗姗来迟。从第一本到第二本专著,前后相差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国教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所需的理论资源几乎全靠译著供给。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3号曾发表华超的《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一文,作者在摘要地解读了17种教育用书(包括心理学)后,概括出两个特点:第一、除一种系本国学者自行编制外,其余都是译本;第二、译本的原作者都是美国籍。作者立论虽有批评初衷和本意,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所需的思想资源多由译著提供却为不争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我国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均取得一定的进展,相继有几本国人自撰的教育社会学著作问世,如沈灌群和吴同福的《教育社会学通论》(1932)、卢绍稷的《教育社会学》(1934)、苏芗雨的《教育社会学》(1934),但这15本译著依然被视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时人所指出:“我国在学术研究上,要已藉译著之业而随世界各国以俱进。”[26]近代学者正是借助这些译著,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出我国自己的教育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15本译著对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历史成就。其次,从译著自身来看,大多数被翻译过来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在确保忠于原著思想的基础上均采取“意译”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教育社会学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化”。因为这些源自欧美和日本的教育社会学著作,它们受众对象原本都是针对本国人,运用的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怪乎,当时有人喟叹道:“译书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体,因为各国文字的特性不同,在甲国文字中只须一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译成乙国文字每每要用几句话才能把他的意思传达出来;有时在甲国文字中须用许多说话方能把一件事体说明,译成乙国文字便觉得冗长烦琐。”所以,为了让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这门学科,译者对译著须先进行形式上的“中国化”。诚如罗家伦所极力提倡的“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中国话”。这方面,陈启天翻译美国史密斯的《教育社会学的导论》的下半部分最具代表性。陈氏并非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程度及行文习惯,从第三章开始不完全按照原著行文的次序,只是译述其大意,有时夹叙夹议一些中国教育问题以求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从而增添读者的兴趣再次,从理论流派上看,这15本译著分别涉及了西方早期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派别,即哲学派、应用派、功能派。伴随着这三个流派的相继传入,国人由此获得了西方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也有利于近代学者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概况。不过,从这三个派别传入我国的时间来看,其背景和原因各有不同。最早传入我国的是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派”,该派所侧重的是教育之社会方面的意义和原理的解释,杜威可视为这一派的杰出代表,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使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与理念在中国广为传播,伴随着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大量留美生纷纷回国以及杜威来华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杜威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学说;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国内出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地批判学校教育的高潮,人们批判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与生活分离,“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严重失调现象,而杜威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为这种批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杜威认为:“教育既然是一种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并将现代工业生产生活中所需的各种职业活动、生活知识统统纳入学校教育,使之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以实现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诚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要解答这种问题,请言杜威博士的学说。”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派”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该派更多的是侧重于教育社会学原理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并因此而得名,美国史密斯、斯纳登、彼得斯等人是其主要代表。从其传入中国的背景来看,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不仅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教育思潮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各种教学改革实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设计教学法、分团教学法、社会化教育法等,这些教学改革实验大多数是以西方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下的新教育实践,对于国人来说都是“新生物”,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学说难以对其发挥效用;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如成人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这些教育问题的解决又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界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移植过来用于指导中国的教育实际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以美国史密斯等人为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应用派”即在上述背景下传入我国,满足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需要。如陈启天在其翻译美国史密斯著作时就曾这样说过:“原书(指美国史密斯《教育社会学导言》———笔者注)虽无甚深精妙的处所,却可很明白地给我们一个社会化的教育观的大概,有参考的价值”。就在教育界极力倡导教育社会学理论应用之际,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功能派”也开始传入中国。“功能派”所着重的是对于构成人格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分析,把教育看做社会事实,强调教育对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影响,尤以涂尔干为典型。教育社会学的“功能派”传入我国之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思想不统一和社会紊乱的严峻形势,急需从文化教育层面来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解放潮流使得学校学潮时常发生,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如何使学校重新回归秩序,使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界、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作为西方教育社会学功能派大师的涂尔干,非常重视国家在教育中的角色。在他看来,国家应对教育进行控制,避免个人接受不同团体,不同制度与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强调整个教育思想、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都应有统一的社会秩序来决定,以达到教育社会化的根本目标,这一思想认识在其《道德教育论》一书更是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学“功能派”主张和学说的导入,既适应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思想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满足了教育界规范学校教育、整顿教学秩序的目标。总之,国外教育社会学著作的译介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必经的过程。这15本译著是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的起点,近代中国学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教育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对其学科体系、学科的基本要素,如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消费水平探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研究了居民教育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比率的问题,解释了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含义,介绍了理论及经验模型、国外教育消费比率的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几个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更好地引导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消费比率、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J.Huston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J.Huston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中特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受教育的层次。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不同层次,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比率。教育层次不同,家庭相应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不一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00年消费支出数据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支出的数额越大。大学以下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427美元,大学层次以上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1226美元。显然,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越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会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考察了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问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个人教育收益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个人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因此许多家庭愿意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 总之,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比率的因素是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资料,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对教育消费的重视程度,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水平。 国外教育论文:国外教育城市发展概况与启示 摘要:教育城市运动是在面对城市挑战、人的新需要和终身教育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注重教育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目的体现在《教育城市章程》之中,而其运动多在国际教育城市协会领导下展开。这一运动的开展状况与鲜明特点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教育城市;教育城市章程;国际教育城市协会;学习型城市 “教育城市”是1990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一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基础上开展的城市运动,会上形成了《教育城市章程》(简称《章程》)并建立了以教育力量驱动城市发展的原则,呼吁重视城市居民的教育熏陶。此后,通过每两年一届的教育城市大会的召开以及其他相关活动,教育城市所确立的理念逐步得到传播和实施。在1994年召开的第三届教育城市国际会议上成立了国际教育城市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Educating Cities简称IAEC),协会通过规范化的组织活动不断地将教育城市运动推广开来。目前共有37个国家的456座城市加入,其成员城市分布涉及非洲、美洲、亚太和欧洲。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对教育城市的介绍和研究相对较少。教育城市的理念和做法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城市的兴起背景 教育城市的兴起与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而产生出的人的新需要相联系的,更是与全球范围内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各种理念的影响相联系的。 首先,城市生活本身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使得人们认识到通过教育反制这些不利因素。巴塞罗那前市长Pasqual Maragall谈到该市在教育城市创建之前的状况时指出:“那时候,城市长期显示出缺乏民主和自治,疏忽城市规划,缺乏公共和私人投资,普遍缺乏志向和自尊。”《章程》的序言中也指出了这种危机的表现:不当和负面教育力量的影响,儿童的权利和青年的主体性得不到保障,多种文化之间的不平衡与冲突,对城市文化身份的认同得不到尊重以及在不确定世界中人们以否定他人或相互猜疑的形式追求安全感,等等。同样,与教育城市概念直接相关的平等、包容的市民身份、凝聚力、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教育等概念,也体现出了教育城市是在面临不平等、缺乏市民意识、缺乏凝聚力、不可持续以及战争阴影背景下兴起的。 其次,城市本身愈加复杂化,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不断增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理性不断增长的结果,由原来自然形成的城市到现代越来越注重规划和设计的城市,单一功能的城市越来越走向功能叠加,其复杂性正在不断增加。从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说,其发展越来越需要教育作为支撑;从城市中人的存在来讲,面对城市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单纯依靠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城市认识的需要,城市本身复杂程度的加深逼仄着城市人必须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来认识城市、适应城市、改造城市以及引领城市。如何在一座高速运行而又不断受到各种变革影响的现代城市中生存,如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越来越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 最后,以终身教育思潮为首的教育理念的巨大影响是教育城市产生的重要背景。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与具有广泛影响的终身教育思潮是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在对现代人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描述的基础上指出对教育的新理解――终身教育是指“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也包括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点与连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紧密而有机的内在联系。”这一理解标志着终身教育思潮的形成。此后,这一思潮逐渐开始显现其影响。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国际成人教育会议时对朗格朗的提案进行了肯定;随后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又一次得以肯定;1972年以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为首撰写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会生存》将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社会作为三个基本概念。终身教育思潮及其理念逐渐被各种文化教育文本所采纳并在全球范围内渗透于各种活动中,其理念与相关活动的推广为教育城市的兴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这种影响在《章程》序言中有明显体现:“21世纪初,所有的世代显然都需要终生学习的机会,教育内涵也需不断更新。” 二、教育城市的内涵 (一)“教育城市”的来源 “教育城市”由英文“Educating Cities”翻译而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OECD)从其成员国邀请了7个城市资助建立教育城市计划,由此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埃德加・富尔等人在1981年也曾提出“教育城市”:“它是一个社会和教育本身之间性质变化关系的术语,一种能提供这种教育空间、能将其自身放置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社会形态都可以将自身命名为‘教育城市’。”但这两次都未引起较大影响。运动的推动和组织者认为,“教育城市”是在另一种表述――“教育城市”(Educational City)的启发下,由巴塞罗那市议会在1989年发明和采用,并将之作为建议融合进为市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之中。此后,随着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这一概念得到认可并传播开来。 (二)“教育城市”的定义 “教育城市”中的“教育”二字并非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包含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在内的广泛教育活动。严格来说,教育城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JoanManuel del Pozo指出的那样:“像其他理念一样,教育城市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和固定的,而是植根于当今生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教育城市这一概念会随着城市及其居住者而改变;这一改变不是仅仅意味着屈服于各种不断产生的压力和困难,更是协调和适应城市新的特征和需要。”正因为各城市的历史、位置、特征以及政治状况等的差异,不同城市对教育城市有不同的理解,基于不同学科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已有对教育城市的理解根据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模式说”、“运动说”和“特征说”,本文对其概况的介绍涵盖了这三种形式的理解。 “模式说”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强调与其他城市运动的差异,通常将之界定为一种城市网络或一种新的模式。例如,“教育城市是一个通过教育与培训方面的现代化和革新以及城市规划和文化重建来促进发展、合作和革新的多城市网络。它是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共同分享的项目,涉及到地方政府、不同级别的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所有部门”,以及“教育城市是一种新的模式,它以包含在不同政策和行动以及所有领域中的知识、意识和教育因素的开发为优秀,除此之外,还有对其影响的评价”。 “运动说”是从动态上的理解,强调教育城市是许多人正在从事的一种活动,通常将之理解为是一种城市运动。比如“教育城市是始于……的一种城市运动,那时一群由地方政府代表的城市基于……设定共同目标、一起从事计划和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一般而言,有目的、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活动都可以叫做运动。因而,称之为“运动”,有对其广泛影响加以强调的意味。 “特征说”是从静态上来理解,强调这种城市应该具备的优秀特征,通常将之视为具有一定特征的城市。如,“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教育城市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周遭环境、国内其它市区和国外其它都市之间,有着积极的关联。这种关系的建立,旨在促进学习、交流和经验的分享,从而使居民的生活内涵更为丰富”。“教育城市除实现传统城市机能(经济、社会、政治和服务提供)之外,更必须落实并发展教育功能,坚定地关注教育发展,增进并拓展居民心智。教育城市最为重视儿童与青年,但也致力于将所有年龄层的人群纳入终生学习的范畴。”这种理解将教育城市的特征理解为:具有独特的风格,通过分享丰富居民生活内涵,与其他城市有积极的互动交流,重视教育功能以及城市人的终身学习。 (三)教育城市的目的 教育城市运动所涉及的领域与教育相关但又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因而从内容上来看,教育城市的目的从其最终的指向上看,在于应对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这一总的目标下,有三个主要的具体目标: 其一,保障所有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教育权利。时代的发展使教育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城市和市民对教育的依赖愈加强烈。如果某一市民得不到教育,基本上也就意味着被城市边缘化了。因而,如何保障儿童、青年以及所有年龄段的每一个市民在城市中的教育权成为教育城市的主要目的之一。它着眼的不仅是城市的持续发展,更是要捍卫“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各种方式重申其对于城市居民终生教育的承诺”。 其二,确立政府在教育事务上的责任。城市市民教育权利的保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需要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政府被认定为在这一权利的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育城市中,政府必须承诺开发、保存并展现其复杂的身份认同和特征,推动对于本地各种语言的了解、学习和使用,平衡满足新需求和保存建筑、象征和历史遗迹,空间和规划要满足关系建立、娱乐、休闲的需求以及特殊人群的需求,鼓励公共参与、评估各种信息对儿童的影响,帮助父母教养子女,等等。 其三,挖掘城市各方面的教育潜力。在教育城市运动的推动者看来,城市本身具有教育性,它是一个教育空间,也是一种教育资源,更是一个教育主体。但是,城市本身的这种教育性并未得到重视,也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如何将城市聚焦到其市民的个性与社会化发展上成为其运动的重要目的。“教育城市关注――并致力于扩展这种关注――由城市公共空间的人们和群体互动引起的可能互惠并且以利用所有正面潜力为目标来促进城市居民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在此目的下,城市中的图书馆、公园、博物馆、街道、广场等空间都成为教育城市挖掘的教育潜力。 三、教育城市的发展概况 教育城市运动到目前已有23年历程,其在理念传播和运动开展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 教育城市运动的兴起得益于巴塞罗那市长Pasqual Maragau的果断决定:营造对当代城市的内在教育能力的公共关注,因而才有了首次大会来自世界21个国家63座城市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讨论教育对城市生活有效管理重要性的盛况。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运动的开启,派出代表参与本次会议的63座城市成为教育城市运动的首批城市。会议制定了《教育城市章程》,并要求参与城市所应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应在政治活动中予以推动。同时,会议还建立了由巴塞罗那市管理的“教育城市国际文档数据库”,并成立了由巴塞罗那、柏林、伯明翰等八所城市组成的“永久性国际大会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1994年由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所取代。 (二)教育城市运动的状况 成为教育城市首先要加入教育城市协会,遵循《章程》的规定以及相关要求开展活动,协会领导并组织教育城市开展运动。教育城市协会由成员城市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秘书处和秘书长、出纳以及地方网络、主题网络和其他机构组成。 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城市涵盖了全球各个大洲,其中非洲有5个国家6座城市,美洲有13个国家58座城市,亚太地区有6个国家25座城市,欧洲有13个国家367座城市。从布局来看,目前加入教育城市协会的城市比较集中,多分布在西欧和南美洲,其他参与协会并开展运动的地区较少。 教育城市运动的开展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由国际教育城市协会主导的教育城市大会及其他活动,一是在协会领导下各个成员城市及其相互之间组织和开展的地方会议和相关活动。 教育城市运动自产生以来共开展了12次大会,每次大会都会确定一个共同的主题(见表1),会上各城市除根据主题进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之外,还会针对教育城市运动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讨论相应的策略,一些成员城市会介绍该市开展教育城市运动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也会有学者对教育城市的理念进行解读。 除了大会以外,成员城市自身也会依据《章程》自行制定计划、活动方案并开展相应活动。活动结束后,会员城市会将活动计划以及取得的经验提交教育城市国际文件数据库。在数据库中保存有大量的城市活动经验供参与协会的成员城市分享学习。兹以西班牙科尔多瓦(c6rdoba)为例来展示其按照《章程》开展的活动(见表2): 四、国外教育城市运动的特点 教育城市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具有很多鲜明的特点,这是教育城市得以识别的身份标志,也是教育城市运动有别于其他城市运动的标志。 (一)注重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 “教育基础涉及人口、教育机构、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政府领导与管理教育事业的方式等。”教育城市运动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理念,即教育是整个城市及全体市民的事情,它需要为全体市民提供教育服务,但同时更需要各方集合起来保障教育基础。人口方面,教育城市非常注重对城市中人口状况进行分析,尤其关注移民、宗教、种族等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针对这些人群开展跨文化教育。教育机构方面,教育城市在关注正规教育之外,非常关注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机构的教育作用。比如巴塞罗那召开的儿童公开听证会允许11-17岁的儿童以及特殊教育的学生对市政工作提出建议,很多意见还会被市政委员会纳入工作范围,还有表2中提到的科尔多瓦对国际节日教育作用的重视等。在社会对教育的支持方面,教育城市运动在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和服务方式上都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圣保罗开展“圣保罗是一所学校”的运动,为学生提供大量课外文化活动、运动、娱乐、艺术与手工等,鼓励学生多呆在学校,不仅避免年轻人流窜街头,增加学生和教师的社会资本,还保持了首都城市教育精神的连贯性。在政府领导和管理教育事业上,教育城市运动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制定教育性政策。可见,教育城市注重教育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关注教育活动的各方面保障。 (二)注重城市本身教育作用的开发 教育城市运动将城市视为一个具有教育作用的空间。有人指出,“依据教育城市运动,当一座城市被称为‘教育的’,必然伴随使它成为教育性的东西(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特征,以及其他可能被学习的特征),在它管理或组织的方式以及规章的执行方式中,能识别出一种教育目的”。同样,根据Villar的观点,“教育城市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配置的,即在城市空间和活动的所有方面都要求一种教育意义”。因此,对城市本身具有的教育作用进行利用,注重开发城市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元素,努力使城市各方面体现出教育性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方面。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城市不仅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处处能发挥教育作用的教育空间。“将城市表述为教育型的,这样是说,能学习‘该’城市、‘在’该城市中学习和‘向’该城市学习。” (三)注重城市自身的风格和认同 教育城市运动强调保持城市自身的特色。城市的独特风格和身份认同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座城市风俗、习惯、气候以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沉淀的结果,是对一座城市进行识别的基础。一旦这种独特性被抹平,那么一座城市叫什么名字也就毫无意义可言。正是认识到城市独特风格之于城市本身的重要性,教育城市运动一开始就在《章程》序言中写明:“教育城市指的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是其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该城市的认同特征却又独立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此外,《章程》第七款还专门针对城市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特性做出了规定。对城市的传统、根基、语言等的尊重和对城市特色的强调是教育城市运动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同质化的回应。这种回应保证了城市之间可以将自身的特色作为对话的基础,也保证城市在自身基础上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活动。 (四)注重城市共同分享与市民参与 教育城市是一个分享的城市,它对当代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非常敏感,这是它注重交流与分享的原因。教育城市的英文表述“educating cities”多采用复数形式的“cities”,这也说明教育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城市在战斗”。这同样也是人们将教育城市称之为一种城市网络的缘故。教育城市运动分享的方式主要是教育城市国际大会的召开、教育城市数据库平台、定期的教育城市经验巡回展,以及会员城市之间自行开展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教育城市还是一个参与性城市。它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其教育城市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和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城市市民主体性的发挥与积极参与。教育城市对参与的强调着眼于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首先,在理念上,教育城市所理解的“参与”与以往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参见表3),它对“参与”的理解更为积极主动,更强调在承诺下长期的行动以及行动中实现的社会化。教育城市运动开展之初之所以没有采用“educative cities”,就在于“educative”一词具有更多被动和消极角色的意味,相比来说,“educating”一词则更能体现出教育城市运动中人们的主动性参与。其次,在实践上,教育城市举办了各种有助于市民参与的活动。比如西班牙加瓦(Gava)开展的“青春、娱乐与公共空问”(Youth,Recreation andPublic Space)项目通过吸引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将城市重新整合到年轻人的教育中,同时将年轻人重新整合到城市发展和社区福利事业中。此外,针对儿童和残疾人参与的活动有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儿童市政委员会”(TheChildren's Municipal Council)项目、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的“轮椅者参与计划”(Inclusion Drivers Programme),等等 五、国外教育城市运动对中国的启示 约翰・里德指出,“今天,地球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30年,这部分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居住地,更意味着城市要满足不同人们的需求以及面对各种的挑战。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问题更是不容小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迎接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这一规模之巨――新增的3.5亿多城市居民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全国人口。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望达到10亿。可见,城市正在成为或必将成为以后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如果说过去中国的情况是,农村问题解决好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部分,那么现在“农村问题”这一表述则正在或者已经被“城市问题”所取代。如果城市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多数人生活在阴霾之中。 由此背景出发,国外教育城市运动20多年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城市建设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而言,教育城市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城市运动,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价值观念的印痕。就教育城市运动本身来说,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有学者认为,波尔图市加入教育城市运动已有10年,但其与教育城市运动的关系依然很脆弱。他还认为,教育城市数据库中并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原创性东西。但是,更多的研究对教育城市运动的作用进行了肯定。总体而言,教育城市运动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一面“他者之镜”。 (一)对于理解城市与教育关系的启示 中国对城市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城市与教育总是被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而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来统合二者的割裂。一方面城市强调将教育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或作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将对城市市民的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教育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则强调城市没有提供一种良好的教育空间,缺乏对教育的关注。归根结底,教育在城市的整体发展中仍然扮演一种工具角色,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并为之服务的。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狭隘,仍未认识到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就实质而言,教育与城市的存在其愿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教育也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与教育都是城市市民发展的需要,都是为了提升城市中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教育城市”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方式,将“城市”与“教育”的对立与割裂转变为交互与协同,也使城市与教育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一理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也使原本面临困境的城市与教育关系的“柳暗花明”。更重要的是,它还内含着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城市与教育关系研究中最为缺失的。 教育城市对教育与城市的关系理解为:(1)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空间。当城市指责教育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时,这种理解则暗含着:城市不是一个教育空间,而仅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或者是一个居住空间而已。而当城市本身被理解为一个教育空间,那么这种指责就会消失,教育对城市不能提供其所需的环境这一指责也会消失。城市本身已经成为发挥教育作用和教育发挥作用的共在空间,教育渗透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的点点滴滴也发挥教育作用。(2)教育城市本身是一种教育资源。一旦城市空间成为一种教育空间,那么教育素材也就扩大到整个城市空间并且城市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城市的历史古迹、生活习俗、建筑风貌、发展方式、管理方式等都可视为一种教育资源而体现出教育潜力,甚至城市中的负面问题也可以作为反面的教育资源加以利用。(3)教育城市本身是一个教育主体。教育城市既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既需要对城市市民和其他城市提供教育,也需要作为受教育者从市民的参与和其他城市中学习。既需要保证教育在城市中基础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学习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 因而,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与教育关系的理解中明显体现出一种教育眼光和教育尺度,体现了面向教育开展城市实践与面向城市开展教育实践的结合,它对城市角色的创新性解读为我们开启城市教育的新空间构筑了根基。 (二)对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启示 1 把保持城市特色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点 中国当前的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城市本身的风格与特色不够尊重,相互之间不顾自身特点的盲目跟风与简单模仿比较盛行。如,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项目“锦绣中华”,于是,雷同或类似“锦绣中华”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场风”几乎刮遍全国;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大学城风”遍及南北;21世纪初,“会展中心热”在一些城市有增无减;而CBD(城市商务中心区)旋风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许多城市都在比拼,竞相建设引以自豪的标志性CBD;此外,“大剧院热”、“市政中心迁址热”与“标志性建筑热”也是方兴未艾。这种缺乏对城市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和呵护不仅损害城市在长期历史积淀中的人文底蕴和历史遗产,更容易伤及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身份认同。相对来说,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风格和特色却极为尊重,并将其作为专门条款列入《章程》之中。因而,对于中国来说,在避免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和形成城市自身的城市风格与城市精神方面,教育城市运动有其特殊的意义。这就要求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要从自身出发,找准定位,基于自身风格而展开。 2 把培育居民归属感作为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目标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这使得中国的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面临如何应对大量涌入的城市人口及其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城市及学习型城市建设中,这些人口的融人问题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关注的仅仅是他们是否有吃的、穿的,而较少关注他们的精神层面以及他们是否对城市有一种归属感。尤其对于那些流动学龄儿童而言,他们的受教育问题和精神状态更缺乏关注。“在城市生活”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的概念,更意味着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生活状态的巨大改变。这就意味着,培育新“市民”的文化适应以及与原有市民之间和谐共处、帮助新“市民”学会“在城市中生活”应该成为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亟需面对的一个问题。教育城市运动中提倡的对抗“性别隔离和文化隔离”、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和对“排他性机制和边缘化机制”的提醒等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3 把分享和参与融入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 中国的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城市之间的相互分享仍然不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意识,城市生态圈的概念不强;其二,注重竞争而不关注合作。在未来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城市发展中,相互联系和城市生态圈意识的缺失必定会造成城市成为一座“信息孤岛”。同时,将其他城市作为一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击败或打压的对手,而不是作为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与分享的伙伴,也会造成城市的孤立。此外,在中国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对政府责任的强调较多而忽视了对市民参与的鼓励。城市或学习型城市建设如果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况且这种想法也是有问题的。教育城市运动对城市之间交流与分享的关注和对市民全面参与的倡导,具有“他山之石”的功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4 要制定关于城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 教育城市运动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有《章程》中理念的引领,有对城市基本定位、基本做法和保障措施的规范化说明。而中国城市以及学习型城市建设到目前仍缺少一个类似的“章程”或“规定”来进行指导,这使得各个城市之间在城市建设,尤其是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不明并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缺乏保障措施。因而,对于中国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来说,亟需国家出面确立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来进行规范和指导并予以保障。 教育城市运动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眼光使其处在城市运动中的前列。它不仅关注到了城市发展中的“教育基础”与“教育经验”,并且已经将这种理解注入到了教育城市运动的实践之中二十多年了;同时,它在具体做法上一些经验也有助于中国在城市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予以吸纳。约翰・里德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而教育城市运动的经验可以为我们造就更多“成就”而避免“失败”提供一种启示,从而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优秀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优秀、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优秀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优秀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优秀,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优秀,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优秀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优秀、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优秀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优秀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优秀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优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优秀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优秀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优秀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优秀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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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体育锻炼社会学论文 一、影响学生运动参与的社会学因素探讨 (一)从学校层面看 学校要树立加强体育锻炼健康第一的良好的思想基础。把提高当代学生的身体素质作为学校体育教学一项基本考核目标内容,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运动。学校教育要要求学生学好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是首先应该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身体健康为目标内容之一。充分落实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好学生的体育素质教育,要求大学院校以及高中、初中和小学各类学校都要依法办学,认真执行国家下发的体育教材实施,按照学校体育的授课计划搞好体育教学,可以结合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开好体育公共选修课,每堂课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锻炼,上好丰富多彩的体育课。大学各类院校和中小学都要充分落实教育部实施的《学生身体素质健康标准》,把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考核主要内容之一。《学生身体素质健康标准》要很好的实施,要在这几个方面修改和推进,首先选定学生标准的及格、良好和优秀时把握好尺度,不能使学生很容易的就及格,这样对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动力明显不足。其次各地区实施的标准要有所差异,制定好各项指标的合理性,有些是对大学生可以很好实施,课不宜在青少年中实施,最后要实施好学生的阳光体育运动,使学生走出课堂,迈进体育场所,来到阳光下,加强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素质,把身体健康第一的理念推向高潮。做到人人都锻炼,人人想锻炼,身体健康为先的思想,这样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标准是大好的事。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努力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发展。在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同时,确保学生每天能够有一小时的锻炼时间,锻炼不是锻炼一下就可以的,要贵在坚持,对没有体育课的学生也要引导他们天天锻炼一小时,尤其是中小学做好引导工作,把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要列入体育教学的计划之中,加强体育教学的管理和实施,多开体育项目,是学生可以选自己喜爱的体育项目参加锻炼,提高锻炼的积极性,发挥体育场馆和场所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可以举行个人对个人的比赛、班级对班级的比赛、专业对其他专业对抗赛,形式多种多样,开展体育锻炼比赛,发展好适合本学校的体育特色,做到每人有体育项目,班班有体育锻炼特长,使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和群众行的体育活动能够积极开展。 (二)从家庭层面看 家庭教育对孩子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使家长要有锻炼身体的意识和健康第一的理念,对引导孩子锻炼起关键性的作用。要实施好孩子每天锻炼一小时家长是有顾虑的,因为中国的教育观还是要看学生的成绩,基本与体育不大,所以要改变家长的这种教育观以及人生观,身体健康,终生受益的思想理念,要懂得锻炼身体不是一时的事情,家长锻炼身体和健康第一的理念改变了,孩子参加锻炼的氛围就不一样了,多鼓励家长和孩子都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充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人生观,尤其对独生子女的家庭要充分树立体育锻炼健康第一的理念,不能娇惯孩子,要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对孩子人生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二、总结 1.从社会关注层面来看 建立健全学生身体素质的监测机制,定期对学生身体素质进行测试,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从学校角度看 贯彻落实阳光体育运动,使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标准落实到实处,而不是一句空话。增加体育教学课时总量,在开展必修课的同时,开展选项课教学,同时做到男女分班上课,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培养提高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扩充教师队伍建设,改进体育教学方法。加强体育场馆和体育器材等基础体育实施建设,使一些场馆和器材能够得到合理的应用。要对学生的课外活动加强管理和组织,提高体育课外活动的质量和发展。加快体育教学改革步伐,建立适应现代高职院校学生生理、心理健康发展的学校体育制度。 3.从家庭角度看 家长要创造和谐规律的家庭锻炼氛围,共同参与,形成锻炼习惯。 作者:陈光涛崔吉洋史军峰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学论文:土地流转产权社会学论文 1一个分析框架:“嵌入性”的产权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国内外的“产权”研究,吸收了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家强调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经济现象必须嵌入于社会、政治、文化整体加以考虑,受到社会的制约。由此观点出发,产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涵盖着法律、国家、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社会现象,受到非正式的社会领域的影响。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指出,产权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表达,强调产权被社会、文化因素界定的可能。对于产权的内涵,制度学派认为产权是一束权利,其中包含3种产权面向:控制权、收益权、处分权。完整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转移性的特性。从社会学嵌入性视角出发进行修正,认为产权有5个维度:第一,产权的客体,有形之物或无形之物成为财产的社会性,比如人成为财产,知识成为财产的历史性;第二,产权的主体,自然人还是公司,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男性还是女性,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规定;第三,财产的控制,比如不同社会对于土地的权利各不相同,有的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有的拥有使用权,一些权利的获得需要不同的资格;第四,权利的保障,是通过国家的法律还是通过地方非正式传统规范等;第五,让渡方式,是通过市场还是亲属继承;产权的继承,是由长子还是次子、男性还是女性等等。上述5个维度都是一定历史、国家、法律、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以知识产权为例,我国传统社会人们认为,智力成果来自于上天的恩赐,可以随意使用。我国没有知识产权传统与此密切相关,并导致人们随意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社会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将专利作为产权来加以保护,可见,对某物或某项权利的产权制度,要结合一定社会文化进行分析。这些分析给予我们深刻启发,产权本质上存在着被社会要素所制约的可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土地流转中应该引入“嵌入性”框架,考虑土地流转中所涉各种社会性的影响机制。 2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2.1国家要素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2地方性制度 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2.3市场机制 经济学认为,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3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优秀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刘月平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论文:土地流转社会学论文 一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分析 国家、市场机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义、权力网络)是许多学者用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解释框架,而这3个因素也构成了土地产权“镶嵌”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行。 1国家要素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创设 1949年以来,由于国家在组织领导土地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农民私有产权之中,这种“路径相关”,就使得国家可以依其意志调整产权,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集体产权制度。当然,国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导致农民所有权的残缺,其实质是国家拥有土地的最终控制权,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表达。从国家创设的法律分析,《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可以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中央2001年18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也明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国家并未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宪法中依旧保留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权,拥有比所有权人更大的控制权,这使得农村土地权利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国家要素的另一体现是国家科层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现有的政治体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实施土地流转的政策与任务。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从来就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在一定的政策条件下,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目标并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人角色,假借国家政策,使其偏离国家目标。比如国家希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这一目标形式主义化,缺乏为民增收的考虑,甚至侵犯农民权益。 2地方性制度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这是当前土地流转政策的愿景。而事实上,制度经济学产权观念源自于西方个体主义传统,与我国乡村社会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义、村落共同体意识上的产权观念并不一致。我国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家族主义传统至今发挥影响,缺乏个体主义存在的空间。Schurmann指出,在这样的家族主义传统下,中国人在宗族观念下的土地观念,比如家财共有制、先买权的设定、典权的设定、找价、回赎权等等,都使土地无法私有化和自由转让,只有生产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此外,传统社会中对于田底、田面权的分割、永典权的设定,与制度学派的产权观念明显大异其趣。因此,当产权制度移入我国时,就会受到传统主义的制约。此外,由于法律对集体产权主体的模糊设定,使土地的经营权基本上表现为社区成员权资格的获得。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而什么样的个体拥有成员权资格,又深受家族主义、社区派性等因素的影响。如蒋省三等观察的一些现象:一是已弃耕的外出务工人员认为自己拥有本地户口,理所当然有权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小城镇落户者,其认为虽然户口不在村,但是祖辈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权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着土地的纷争。这些现象反映了成员权的灵活性,同时也是土地流转的一种障碍。由于社区成员资格的派性,阻碍了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真正作为交易的财产进入市场而自由转让,因此,这种转让不是市场机制下真正意义的资源流动。另外,乡村权力网络也影响土地流转。集体化时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发挥原来大队功能的村委会和村干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言人,拥有比农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权。当然,由于其介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村委会(大队)干部角色也表现出复杂性,既有道德层面,又利用这种权力获得好处。一些地区的土地流转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村委会在收回承包地过程中,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形式,给予村集体类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这种权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这也使干部有了主导土地流转行为的最合理支持,当干部向营利型经纪人的方向转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干部伤害农户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场机制经济学认为 西方自由主义范式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制度失效的灵丹妙药。在这种范式中,经济行为与政治、法律等领域分离,商品也仅仅是个人的财产,不用牵涉到任何的亲属或依附性群体。这些观念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土地进入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匿名的关系。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让渡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比如,Freedman强调土地作为中国宗族的存在与延续的经济价值,为了保证宗族团结,往往设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财产,避免土地流出社区,降低宗族的实力。Schurmann则认为,我国传统社会强调孝顺,鼓励祖先崇拜来加强祖产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确保土地在近亲的范围内延续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家族的解体。也因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会意义。无论是经济意义的强调,还是社会意义的强调,乡村社会对土地交易的慎重与过度市场化的限制是其共同点。当然,将土地保留在社区内部,也是道义经济的体现。集体化以来,土地所有权留在集体,按人口均分经营权,其实质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样具有规避风险的意义。而这一考虑,当然也会内在地限制土地市场的形成,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还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由于各地市场传统、地理区位与社会结构各不一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因其商业传统及市场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转市场也较为发达;而在一些远离经济中心,社区主义传统强势的地区,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土地流转就会受到制约,比如乡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村干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通过宗族选择交易对象,通过“找价”传统寻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这一点从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课题组对江苏南通石港与江西贑中高滕镇的调查比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场传统,土地市场发育完善,土地流转出村落的情况较多,竞价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达每公顷15000元的年价。而地处赣中偏僻的高滕镇,宗族意识较强,土地流转往往在村内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流转,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会来推动,签订的合同也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价格体现的市场意义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顷3750元,在土地增值时,承包者往往会抛开合同,要求涨价。通过对这3种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所涉及的产权逻辑:(1)具有物权特征的土地经营权的历史性。土地经营权能够作为流转的主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性与法律设计的后果,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国家(政府)可以剥夺;(2)权利主体的模糊性。国家法律并未清晰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具体构成,这给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释的空间;(3)权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确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这种模糊性使利益相关者如何分割收益权、控制权、让渡权,要依赖社会性制度;(4)权利实现的双重性。国家是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颁布法律来实现权利的保护,社会关系与社区意识对实现权利的保护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让渡权利的多样性,以及价格机制的多样性。市场是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实现土地的流转,要根据所处区位、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形态来看待不同的让渡方式与特点。 二结论 在具有浓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不仅仅只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流转人和被流转人之间仍然还有一个相连接的纽带。同时,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土地产权是“残缺”和“模糊”的,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优秀处分权缺位,交易受限,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等问题,这也为乡村各种社会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弹性空间。因此,笔者从产权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单单依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场机制来讨论土地流转,脱离产权运作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虑国家、市场、地方性制度的互动关系和影响过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转这一经济现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从而为解决土地流转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刘月平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论文:传统教育社会学论文 一、“新”教育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对传统教育社会学的超越进入当代社会,教育社会学经历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英国取得了空前的知识地位和政治影响,英国的社会学家在“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处于“领跑”地位,并于70年代晚期建立了教育社会学的专业课程。教育社会学成为现代西方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主要流派,产生的原因也由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而具有国际性。当今世界学术传播、交流的国际化的现实也决定了其必定与“传统”教育社会学有很大区别。首先,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挑战。功能主义建立在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的乐观主义背景中,主张通过特定道德价值的社会化,使学校教育制度成为促成个体适应社会并整合到社会系统中的最合适工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他在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学校是典型的社会化的现代环境,他将班级视为社会体系的子系统,认为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而学校和家庭是承担传递价值和规范责任的机构,塑造个体人格和符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特定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以“冲突理论”为武器,矛头直指功能主义。主张以社会冲突来考察教育现象,批驳功能主义的技术功能理论,认为无法把学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归因于经济与技术变化的结果,也无法把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归结为对学生进行从事未来职业所需技能的训练;学校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授社会支配集团的身份文化(statusculture),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身份集团之间的冲突。其次,对传统教育社会学“教育平等”观的超越。传统教育社会学承认教育不平等的合法性,认为教育竟争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机制,不平等本身是教育系统外在的因素,人们职业上的差别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是从外界带入的偶然的无能为力的东西,学校本身是公正的、中立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钥匙,人们可以通过工作和教育保持或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新”教育社会学则认为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公正的、中立的,其实它却是处于统治阶级控制下,“不仅学校制度、教育价值观为统治阶级所控制,而且连学校教什么、教谁、如何教也是如此;教育竞争也不是公正的,首先,具有不同阶级等级背景的学生在受教育的条件方面有优劣之分;其次,学生的成就动机也不是中立的因素,它受着阶级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再次,学校里传授的知识以及掌握知识成败的标准对中、上层阶级的学生有利,对下层阶级学生不利;另外,从总体而言,教师的操作性价值判断也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学校并不能产生教育平等。 二、“新”教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及其批判 (一)“新”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融合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教育社会学逐渐繁衍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学派,从而使教育社会学进入一个学派争鸣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虽然存在多元化发展,但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渐渐少了,出现了多元共存共融和形成教育社会学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米歇尔•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将教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作为传授知识主要渠道的学校课程纳入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如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激进主义的“重构概念论者”运动的领袖出现的,他是从课程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新”教育社会学之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二)学科继续发展的批判取向 “新”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兰德拉(Laudera)、布朗(Brown)和哈尔西(Halsey)认为,在过去的40年中,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构成中的关键要素包括下面一些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中教育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怎样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有些群体总是会赢而有些总是输?教育是作为个体解放的途径还是社会控制的途径?教育后果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怎样最好地理解教育过程?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吉诺斯(HenryGiroux)在《新教育社会学的再制与反抗理论:批判的分析》一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劳工阶级学生不全然是资本的副产品,亦即不全然顺从权威教师与学校———它们教导他们以过着一种感觉迟钝的劳工生活———的命令。相反地,学校代表纷争的领域,这个领域不只具有结构的矛盾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且也具有集体的、有知识的学生的反抗。”这些问题是对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教育与个体关系、失败儿童的原因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教育学研究的突破。 作者:方蒸蒸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社会学论文:补习教育机构社会学论文 一、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对于组织环境与逻辑的阐释 组织研究一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学新制度学派更是以组织研究为优秀内容,该学派围绕着组织机构在规章制度上的趋同现象展开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当代社会中组织机构的结构和规章制度越来越相似”?换言之,是什么因素影响乃至决定着当代组织机构的发展?社会学新制度学派中的华裔学者周雪光在总结学派中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是一种所谓“合法性机制”的作用,最终造成了组织趋同现象。这种合法性机制是指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具体包括一个社会中的文化观念、法律制度等可以对社会所有成员产生影响的因素。合法性机制观点的提出,使得对于组织结构的传统认识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包括权变理论、资源依附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在内的传统组织理论大都认为组织结构设计是由组织目标和组织任务决定的,而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在这些传统认识中又加入了组织所处社会环境因素。这样,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补习教育机构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组织研究者 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优秀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 教育机构行为偏差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助性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既往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脱离行政规划和法制监管的单纯市场化发展路径将导致宏观秩序混乱和微观行为失范的严重后果,作为兼有经营型逻辑的补习教育机构,不仅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年轻参与者,为了防止其恣意发展而可能导致补习教育领域整体无序化问题的出现,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监管政策和法规,强化治理,防微杜渐,使补习教育机构在合理的轨道上健康发展,避免因“行为市场化”的过度发展而产生消极影响。同时,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在出台监管政策和法规之前,还应充分考虑补习教育机构的实际状况,尤其应针对补习教育与主流教育之间的差别与不同,制定针对补习教育机构适用的规范性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角度理顺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彻底消除补习教育机构存在的“机构冗余化”可能,为其健康发展“减负”,以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于主流教育的补充作用。 作者:闫闯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社会学论文:考试作弊社会学论文 一、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某地方L高校的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96份,有效率为99%。问卷调查对象情况分布如下:性别比例为女生46%,男生54%;理工科占54%,文史科为46%。所调查学生涵盖L高校16个学院,其中独生子女占44%,党员身份的占6%;年级比例大一至大四学生分别占44%、30%、19%、7%。除研究者自制开发的问卷调查表外,我们还与包括任课老师、辅导员在内的10名高校教职工和因作弊被处分的几名同学进行了访谈。收回的有效问卷录入电脑,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虽然本研究是针对个案大学的质性研究,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所有高校,但研究者通过实际调研得出数据并且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分析,力争使本研究具有“基于场景的外推性”。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1.总体情况在对大学期间作弊现状的调查中发现,62%的学生表示没有作弊经历(一般来讲,自我报告不端行为的比例低于实际比例,因此L高校有过作弊经历的本科学生可能高于38%)。在38%有过作弊经历的学生中,23%表示作弊过程中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15%被监考老师抓住并进行处理,2%的学生表示几乎每场考试都会有作弊。在对考试作弊这一行为的认识上,35%的学生认为考试作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27%的学生认为作弊现象很普遍但不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20%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是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9%的学生认为高校作弊现象很严重。在访谈中,多位辅导员谈到,学生中普遍流行着“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就灵”,“如果考试不作弊,大学就不完整”,“大学作弊是一门必修课”等观点。大学生主体对作弊行为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评价,作弊行为本身的道德承载下降。通过调查数据和访谈发现,作弊大学生的自我合理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把作弊视为道德问题,认为作弊与诚信无关。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环境侧重于考试的功利性,考试功利性的延续压抑了作弊本身所承载的道德价值,把获得成绩看作最终目标。在这种氛围下,学生对考试的态度发生了畸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张扬,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学生心目中的作弊是“没办法”、“被逼的”、“别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就这个样子”,当大学生的主体价值观发生偏差,外界的一切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在问卷中有这样的题目,“考试被抓后您会采取的行为?”41%的学生会联系任课老师或者阅卷老师希望酌情照顾;17%的学生会首先联系家长,让家长出面找领导说情;16%首先会找辅导员出面说情,26%的学生不采取行为等着学校处理。在访谈中,一位教师谈到,“师友”关系很少存在,现在的学生衡量师生关系就是看给不给高分,每次考试结束都会收到学生的短信、电话,希望给点“关系分”。我们也不会为难学生,一般情况下都会及格。教师出现此类行为是缺乏学术诚信的表现,认为给点“情感分”无足轻重,难以与道德、诚信等相关联。高校多注重对学生道德教育,忽视了教师群体的学术道德、诚信的不间断教育。大学教师是大学的主要施教者,他们的状态将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作弊行为的道德评 2.对作弊行为的态度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设计,您对考试作弊行为持何种态度?64.87%的同学持反对和憎恨态度,22.31%的同学持同情、理解和宽容态度。12.82%的同学持赞同或无所谓态度。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您对正在发生的考试作弊行为作何反应?46%的同学会沉默、打掩护、装作没看见,37%的同学会立刻指出并劝告、批评、检举,17%的同学会在考试后提醒他作弊是错误的。当在考场上您被要求提供“帮助”时,50%的同学会不予理会,断然拒绝;31%的同学会在考场上私下交流一下。在访谈中,辅导员们承认有监考不严的现象,一位辅导员谈到,考场上学生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时,只要不太过分,监考老师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是一旦被认定为作弊,处理手续非常繁琐,后期还经常出现其他老师替学生求情,监考老师承担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等等。监考不严,作弊有了萌芽的温床,使得大学生作弊数量增加。问卷中数据统计得出17%的学生表示有过作弊经历,但是没有被监考老师发现。基思-史皮格等人对127名美国大学教师的调查表明,77%的教师认为处理学生作弊是一项非常繁琐艰难的工作。他们披露了出,作弊证据不足时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面对作弊现象,监考老师缺乏预防和处理作弊状况的相关培训,大部分监考老师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作弊,并未遵从学校制定的监考政策处理,使学生存在侥幸心理。 3.大学生的作弊动机问卷中关于作弊动机调查中,67%的学生仅仅为了能够及格;13%的学生为优化分数、提高名次,以便为毕业求职做准备;12%的学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8%为了获得奖学金或学生干部称号。在访谈过程中,多位任课老师和辅导员都有这样的感慨: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一部分学生是贴着录取线进校或者是调剂过来的学生,像英语、数学、物理等连贯性较大的学科,入学前基础就不好,学习起来很吃力;对于上大学后新开的课程,由于学习方法、思维方式与高中时完全不同,找不到合适的学习方法,因此便逐渐失去学习兴趣。还有一部分学生刚进入大学时缺少压力,学习松懈,玩网络游戏、谈恋爱占用大量时间,导致跟不上老师的上课进度,大一大二考试不抄不及格;到了大三大四,发现落下的知识点太多,不知道从何补起,不作弊便无法取得学分、无法按期毕业。扩招后,新生入学质量普遍下降。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大幅度扩大招生,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1998年的643万人上升至2013年的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更为突出的论争焦点已转移到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上。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如何在扩招过程中保证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马丁•特罗曾指出,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发展过程中,高校将逐渐出现三种新的学生类型:一是原本对高校升学并不抱有高度期望,也不具备升学所需的学术资质,并且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源也不充裕的学生;二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中的“非自愿”型升学者,他们属于被动升学选择的群体,虽然进入了高校,但对高校教学课程并无兴趣;三是成人学生。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向普及化迈进的过程中,以上三类学生已经出现。随着学生的多样化,高校教育亟需根本性变革。可以说,L大学作为地方高校不承担精英教育的责任,学生群体中包含了“非自愿”升学者和学业基础薄弱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当学校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时,学生无法完成学校的学业要求,考试作弊就容易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学习投入不足,大学生课下时间热衷经商、兼职打工、沉迷网络,无所事事的也越来越多。多位教师提到学生作业普遍存在抄袭现象,在问卷调查中,61%的同学承认课堂测验作弊频率最高,其次是课程结束考试、必修课期末考试作弊频率为18%,大学英语四六级作弊频率为14%,省计算机水平考试等证书类考试7%。学风与抄袭相关度也呈正相关,相关度为0.012。 4.大学生考试作弊方法38%的学生作弊采用夹带小抄的作弊方法,36%偷看前后左右同学,11%采用考场交流的方法,13%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2%会找人替考作弊。一位因考试违纪被处分的同学谈到:考卷上有40分的题目都在课本上,把课本老师画好的范围缩印一下,及格应该没问题。一位任课老师也谈到,考试的范围提前会告诉学生,考试答案确实在书上,考试题目出自课本原题的比重也挺大,只要把原题背过就能及格。考试内容过于偏重考察记忆性内容,缺乏对考查、理解、应用能力的考察。根据《L高校考试工作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考试命题要求规定:命题要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覆盖面要广,题量要适度,难易度要适中,学生自学内容、指定参考书上的内容也要占一定的比例。试题内容既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检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但L高校考试命题中偏重考察记忆性知识,弱化考察理解、应用知识的能力,导致L高校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难以被践行。威尔伯特•J•麦肯齐认为学生学什么,既取决于教师的教学,也取决于考试内容和学业的评定方式。因此,想从本质上消除考试作弊现象,真正促进学生的学习,践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就必须要改革考试方式和内容。 三、作弊防治措施分析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任何知识的学习必须建立在诚信教育的基础之上。当今社会诚信危机日益凸显,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诸多现实原因。但大学作为育人机构,不能随波逐流,应在品德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面对学生作弊问题,L高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对师生进行不间断的诚信教育作弊从根本上讲是学生自身的原因,诚信教育不能脱节,父母从孩子幼年起,学校从学生第一天入学起,就要开展诚信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必须重塑教师的责任感。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师中开展多种多样的诚信教育。伯纳德认为,教师获得培训和帮助将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处理学生作弊行为。应组织教师学习学校制定的学术诚信政策,为教师之间的学术诚信交流打造平台,对那些学习维护学术诚信做出努力的教师应该给予肯定和奖励。 2.改革考评制度教师要改善监考方法技巧,学校对教师上课实行多种考评制。要改革考试制度,淡化分数比重,考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3.加强学风建设学风是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师生共同拥有的“隐形财富”。学生要确立明确的学习动机,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起到学风示范团体的带头作用;在教师层面,要重建大学教师的道德体系。学校管理者应狠抓基本规范,严惩作弊行为,转变管理作风,创造优雅、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4.以人为本,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建立为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校级组织机构,为学生提供常规性和专业性的服务和指导。对学业准备度低的学生配备专门的指导老师和学习顾问,为他们提供学习方法、技能以及时间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和培训。 作者:王娜娜张德强单位:鲁东大学 社会学论文:独立学院社会学论文 1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建筑工程系学生出勤和迟到情况。选取两者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对学风建设重要指标的调查研究,获取真实可信的结论为学风建设方面取得成果提供有力的保证。本次调查采用多种社会学调查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研究法、文献研究法。 2学风存在问题分析 ①学生出勤率与专业有关;②学生出勤率与教师自身素质有关;③学生出勤率与课程类型有关;④管理严格的班级与出勤率有关;⑤班级党员人数比例与出勤率有关;⑥家庭经济情况与出勤率有关。归纳起来,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学生层面。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重物质的价值观取代了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津桥学院作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独特的办学特点同样也存在被社会所接受的一个过程。家长、社会方面存在的认识对于独立学院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校的学风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因素。除了社会和家长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教师方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标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发展时间不长,师资队伍都以年轻教师为主,教师刚毕业存在经验上的不足,初期会对学生的培养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部分教师是由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构成,这部分教师资历高,教学经验丰富,掌握课堂能力强,然而由于这些教师来自于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本身在母校就兼任较重的教学任务,外加独立院校学生自身特点,使得他们在独立学院任教期间就不能做到全身心投入,缺乏足够耐心;另外,一些教师由于自身方面缺乏师德和教师的自身素质,对于育人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对学生采用放任的态度。以上这些都会导致学风建设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得出勤率偏低。从学生层面上来说,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班级班风影响校风建设;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学习自控力较差;个性突出,自我意识强,心理脆弱。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学习者对学习较为持久的肯定或否定的行为倾向或内部反应的准备状态。它们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发生、学习效果的好坏。独立学院学生在这关键的方面恰好存在缺陷,部分学生对于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以为学习是为父母,学习仅仅是为了最终毕业时的两证,没有为自身确定明确的学习目的,完全是被动学习,应付过关。学习自控力较差也是在调查中普遍存在,且尤为突出的特点。独立院校的学生从高中开始自控力差的特点就已经形成,该特点直接导致了高考考分偏低,然而性格形成容易,更改一些毛病缺点却尤为困难。在父母远离自己的环境中,一旦放纵收心就非常难。 3学风建设工作的对策研究 3.1学校层面 3.1.1强化实践教学建设工程目前许多教师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工作,这也使得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不稳定。应该重视实践师资力量的培养,建立一系列制度性机制,提高实践教师收入以及地位,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实践教师发展自身专长,将其应用到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实践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能力。还可将部分教师安排到实践点进行锻炼,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带领青年教师进行实践工作,这将有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3.1.2独立学院制度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制度化是学校教学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独立学院和学生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应该加强校内制度化管理,弥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律性不强的特点。结合学生自身综合素质较高、实践能力突出、社交能力强、思想较为活跃等特点,学校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提高人性化的管理。给予学生特别的关爱,加强学生自身的道德培养。如何将两者恰当的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学校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找寻结合点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3.1.3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建设一支优良的辅导员队伍,使之成为一支政治坚定、结构合理、综合素质较高的专职队伍,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学生构成、机构设置、运行模式上又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些都加剧了其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辅导员是从事辅导工作的人员的简称。辅导员制度是目前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辅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组织协调各班级日常事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将会对学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辅导员应加强与班级学生的联系,关心爱护学生,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教育和指导,处理突发事件。对于经常缺课影响出勤率的学生应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及时处理,保证学风的纯正,给大多数渴望学习的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环境。 3.1.4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的完善党支部是院级党委管理下的最小单位,党支部的主要作用是发展党员,对党内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党支部对于内部的党员同志的思想和品行都有良好的塑造的作用。学生党员同志在党支部的宣传教育下,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观念,从自身建设做起,在班级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班风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在完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的基础下,党支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严格要求学生党员,严格规范入党程序,保证培养出的党员同志都能起到榜样的作用。另外,在各班成立“党员红色小组”。由一个班级中的所有党员组成“党员红色小组”,在班级中承担维护课堂秩序、严肃考勤、促进学风建设的责任,推进以党建促学风的良性循环。班委是一个班级体的骨干力量,辅导员在培养的过程中就要选择好班委,培养学生骨干,通过班委带动整个班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平时多鼓励,多关心、信任同学,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敬仰你,心甘情愿为你办事,这样班级的学习风气也才会被带动起来。 3.1.5其他方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采用考勤系统进行学风建设是一种新的尝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根据本专业学科特色,研发了针对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的考勤系统与网络平台。考核形式,主要是由辅导员老师及任课教师向学生收取考勤卡代替传统的点名形式进行的。每次刷卡结束后,系统将自行生成缺勤旷课学生名单,同时系统连接着学生手机电话号码及学生家长手机电话号码,使得学生及家长收到缺旷课短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促进学生的出勤率⑧。 3.2教师和学生方面教与学两者本来就是双向的,不可孤立。学风建设同样离不开教与学,教师只有自身不断加强,严格要求,提高教师素质以及师德建设,这样学生才会敬仰你,心甘情愿走进课堂。具体措施为:①从教师自身素质做起,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努力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丰富课堂教学方式,还应该从学生心理情况进行分析,把握心理变化状况,对于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第一时间给予帮助。②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各项活动树立良好的师德,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开设各种讲座帮助青年教师增强道德水平、完善考评监督机制,利用激励机制提高自身水平、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比赛,培养信心以及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从两方面加强,教师才会更热爱自己的岗位,将它当做毕生事业去追求,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学风建设这一宏大工程才能不断完成。学生作为学风建设的实施对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①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建设,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及其爱国情操。“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学生德育的培养能够激发学生爱国情操,同时也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而这一点对于高校的学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②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效率的提高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朝着目标不断奋进;③让学生清楚学习的目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行为,学习目的、学习动机不端正,会导致学习行为偏离正常轨道,学生也会在此情况下出现厌学的情绪,而这一切都需要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不断调整自身的状态,这样学习才能更加主动。学风建设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学生本人、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才能保证高校的教书育人功能的实现,我国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才能够实现。 作者:孟皓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社会学论文:学风建设社会学论文 1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建筑工程系学生出勤和迟到情况。选取两者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通过对学风建设重要指标的调查研究,获取真实可信的结论为学风建设方面取得成果提供有力的保证。本次调查采用多种社会学调查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研究法、文献研究法。 2学风存在问题分析 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重物质的价值观取代了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津桥学院作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独特的办学特点同样也存在被社会所接受的一个过程。家长、社会方面存在的认识对于独立学院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校的学风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因素。除了社会和家长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教师方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标尺。独立学院由于自身发展时间不长,师资队伍都以年轻教师为主,教师刚毕业存在经验上的不足,初期会对学生的培养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部分教师是由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构成,这部分教师资历高,教学经验丰富,掌握课堂能力强,然而由于这些教师来自于公立院校的外聘教师,本身在母校就兼任较重的教学任务,外加独立院校学生自身特点,使得他们在独立学院任教期间就不能做到全身心投入,缺乏足够耐心;另外,一些教师由于自身方面缺乏师德和教师的自身素质,对于育人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对学生采用放任的态度。以上这些都会导致学风建设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得出勤率偏低。从学生层面上来说,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班级班风影响校风建设;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学习自控力较差;个性突出,自我意识强,心理脆弱。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学习者对学习较为持久的肯定或否定的行为倾向或内部反应的准备状态。它们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发生、学习效果的好坏。独立学院学生在这关键的方面恰好存在缺陷,部分学生对于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以为学习是为父母,学习仅仅是为了最终毕业时的两证,没有为自身确定明确的学习目的,完全是被动学习,应付过关。学习自控力较差也是在调查中普遍存在,且尤为突出的特点。独立院校的学生从高中开始自控力差的特点就已经形成,该特点直接导致了高考考分偏低,然而性格形成容易,更改一些毛病缺点却尤为困难。在父母远离自己的环境中,一旦放纵收心就非常难。 3学风建设工作的对策研究 3.1学校层面 3.1.1强化实践教学建设工程独立学院学生素质总体来说要比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低,然而这些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却很强,因而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就应该在实践教学中加强。实践教学是学院教学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中心环节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独立学院教育的必然要求。目前许多教师不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工作,这也使得实践教学师资队伍不稳定。应该重视实践师资力量的培养,建立一系列制度性机制,提高实践教师收入以及地位,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实践教师发展自身专长,将其应用到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实践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能力。还可将部分教师安排到实践点进行锻炼,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带领青年教师进行实践工作,这将有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3.1.2独立学院制度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制度化是学校教学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独立学院和学生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要求,学校应该加强校内制度化管理,弥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律性不强的特点。结合学生自身综合素质较高、实践能力突出、社交能力强、思想较为活跃等特点,学校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提高人性化的管理。给予学生特别的关爱,加强学生自身的道德培养。如何将两者恰当的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学校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找寻结合点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3.1.3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因此,建设一支优良的辅导员队伍,使之成为一支政治坚定、结构合理、综合素质较高的专职队伍,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学生构成、机构设置、运行模式上又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些都加剧了其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辅导员是从事辅导工作的人员的简称。辅导员制度是目前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辅导员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组织协调各班级日常事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将会对学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辅导员应加强与班级学生的联系,关心爱护学生,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教育和指导,处理突发事件。对于经常缺课影响出勤率的学生应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及时处理,保证学风的纯正,给大多数渴望学习的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环境。 3.1.4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的完善党支部是院级党委管理下的最小单位,党支部的主要作用是发展党员,对党内大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党支部对于内部的党员同志的思想和品行都有良好的塑造的作用。学生党员同志在党支部的宣传教育下,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观念,从自身建设做起,在班级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班风的树立起到积极作用。在完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的基础下,党支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严格要求学生党员,严格规范入党程序,保证培养出的党员同志都能起到榜样的作用。另外,在各班成立“党员红色小组”。由一个班级中的所有党员组成“党员红色小组”,在班级中承担维护课堂秩序、严肃考勤、促进学风建设的责任,推进以党建促学风的良性循环。班委是一个班级体的骨干力量,辅导员在培养的过程中就要选择好班委,培养学生骨干,通过班委带动整个班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平时多鼓励,多关心、信任同学,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敬仰你,心甘情愿为你办事,这样班级的学习风气也才会被带动起来。 3.1.5其他方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采用考勤系统进行学风建设是一种新的尝试。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在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根据本专业学科特色,研发了针对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的考勤系统与网络平台。考核形式,主要是由辅导员老师及任课教师向学生收取考勤卡代替传统的点名形式进行的。每次刷卡结束后,系统将自行生成缺勤旷课学生名单,同时系统连接着学生手机电话号码及学生家长手机电话号码,使得学生及家长收到缺旷课短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以促进学生的出勤率。 3.2教师和学生方面教与学两者本来就是双向的,不可孤立。学风建设同样离不开教与学,教师只有自身不断加强,严格要求,提高教师素质以及师德建设,这样学生才会敬仰你,心甘情愿走进课堂。具体措施为:①从教师自身素质做起,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努力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丰富课堂教学方式,还应该从学生心理情况进行分析,把握心理变化状况,对于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第一时间给予帮助。②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各项活动树立良好的师德,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开设各种讲座帮助青年教师增强道德水平、完善考评监督机制,利用激励机制提高自身水平、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种比赛,培养信心以及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从两方面加强,教师才会更热爱自己的岗位,将它当做毕生事业去追求,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及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学风建设这一宏大工程才能不断完成。学生作为学风建设的实施对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①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建设,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及其爱国情操。“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学生德育的培养能够激发学生爱国情操,同时也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而这一点对于高校的学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②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效率的提高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朝着目标不断奋进;③让学生清楚学习的目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行为,学习目的、学习动机不端正,会导致学习行为偏离正常轨道,学生也会在此情况下出现厌学的情绪,而这一切都需要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不断调整自身的状态,这样学习才能更加主动。学风建设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学生本人、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才能保证高校的教书育人功能的实现,我国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才能够实现。 作者:孟皓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社会学论文:我国特色社会学论文 一、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介绍 随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形态,使得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中国现代性是指对中国现代社会本质的概括,因而需要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但是,我国社会的现代性中有很多东西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因此,我国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框架、基本假设和概念系统等都具有西方社会学的烙印。这种包含太多西方社会学东西的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风格对于指导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且设计的方面也很复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一个整体,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需理论形态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新要求。但是,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西方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应该建立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态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二、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转换 社会的出现虽然与现代性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且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现代性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念,因而现代性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下。因此,一旦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影响较大,就会使得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中含有早期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维框架。目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现代性的变革使得当代社会学理论正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也是对西方早期的现代性进行省察,因此,现代性正在引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实际发展的过程之中,带有西方色彩的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顺应了早期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需求。现代性能够体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态度。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扩展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让人们通过理性的抉择,以认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当然,我国在实际中所认识到的实证主义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也只是理性主义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应用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蕴涵着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等多方面的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并且对西方早期的社会现代性进行省察,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理论正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是构建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依据。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而需要以现代性的变革为背景和前提。当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应该以和谐现代性为主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进行总结,进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且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之中进行实践,从而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因此,现阶段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以实现现代性的变革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以上是本人的粗浅之见,但是由于本人的知识水平及文字组织能力有限,因此文中如有不到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作者:孙学文单位:中州大学 社会学论文:教育机会均等下的社会学论文 一、教育机会均等的历史进程 在原始社会时,人们是在生活劳动的过程中积累知识,不用别人教导。原始社会教育融于日常生产劳动中,没有特定的教育场所以及从事教育的人员。这个阶段的教育具有原始平等性。到了古代阶级社会,教育为统治阶级独享,并且用来统治下层阶级,造成教育极度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思想也开始产生。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即教育应普及到所有人,而不应该有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的区别对待。民主思想在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中也有所体现。在中世纪欧洲虽然已形成规范化的学校教育,但学校由教会操控,名门贵族大都在家接受教育,普通家庭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教会的慈善事业可以惠及普通家庭群众,但这种教育主要给受教育者灌输忠于教会的思想意识。另外,当时的大学实质是贵族接受教育的场所。因此总体而言,古代阶级社会教育存在严重的阶级性,阶级差别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近代社会以后,越来越多的思想先驱拥护教育平等的主张,努力推进教育的发展,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民主主义教育家们积极呼吁教育的平等和自由,如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的“人人都应学到关于人的一切事项”;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将“人权”同“教育平等”相接轨;18世纪末期,英、法美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初步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教育平等的实现;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教育特权才最终被法律驳回,规定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二、教育均等的因素 教育均等主要包括三个因素:第一、入学机会均等。每个适龄儿童都应享有平等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不能因为身份、地位、背景、种族等而区别对待。第二、学习过程和内容均等,指教学过程应是每个学生都能参与的过程。第三、教育成果均等。指每个学生拥有相等的机会获得学业成功,也就是每一个受教育者均能获得与国家人才培养相符合的学业成果,并且实现初步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教育均等的策略 (一)确定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成果具有滞后性,所以教育应该持有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与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相呼应。教育优先发展,并不只局限于加大教育经济投资,也包括优先明确教育目的,树立教育目标,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人才。不顾本国的国情,一味追求教育支出,盲目开设专业都反而会使教育不平等加重。所以,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以达到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当前教育革新的重中之重。 (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强化素质教育的实施对家境贫寒的学生给予一定资助,确保义务教育的实施力度,保证每一个适龄儿童都上学接受教育。在确保义务教育普及落实到位后,还可以进而增加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即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目前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走出了校门。尽力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可以大幅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三)改革学制强化职业技术等学校教育,使中等教育多元化进展。 (四)贯彻落实终身学习战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要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跟上时代的步伐,终身学习的战略至关重要。可以多开设一些成人教育学校,让成人也可以接受教育。 (五)增加教育财政支出,改进教学条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是教育的直接成果。增加教育经费支出,改进教学条件,从而推动教育的发展,进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六)创建新型师生关系新型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激发其学习兴趣,让学生的优点得到发挥和展现。结语教育机会均等这一问题涵盖范围广泛,而且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相关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确保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要求,也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立正确的教育观,推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是现代教育优秀内容之一,是教育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均等这一问题,逐步完善实现这一目标的对策,为民主化进程做出贡献。 作者:杨欢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社会学论文:护理学院护理社会学论文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13年3~6月,我校护理学院2011级护理本科(1)、(2)班学生200名,其中,男生14名,女生186名,年龄19~22岁,平均年龄(20.31±0.52)岁。 1.2方法 1.2.1教材本课程使用的教材为朱丹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护理社会学》,教材共17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社会学基本原理、方法等;下篇针对特定人群,如青少年、精神疾病、艾滋病人及护理人员等讨论其社会问题。共20学时,每周2学时,共10次。 1.2.2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本课程的评价方式由形成性评价(占总成绩70%)和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30%)组成。形成性评价分四部分:考勤10%,课前分享20%,讨论20%,小论文20%。第1次上课时随机将所有学生分成10个小组,并要求以后上课时按小组坐。 (1)考勤:由学生每次上课前签到,在每次下课后收回。满分10分,缺勤一次扣1分; (2)课前分享:从第2次课起,每次上课前给学生20min分享其查阅的有关护理社会学的内容,包括相关的新闻报道、自己身边的事情或者评论家的观点等。可以直接口述或制作PPT汇报,同学分享结束后由教师做简短的评价,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自己的看法。发言的次数纳入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发言4次记小组12分,之后发言每增加一次增加1分,发言的个人在小组得分的基础上每发言一次加1分,满分20分。使用PPT或者英文分享每次计2分; (3)讨论:讨论的主题和时间提前告知学生,教师根据学生小组讨论时的参与度、积极性、发言情况打分。满分20分; (4)小论文:要求学生课后自己搜索一篇有关护理社会学的文献,并描述其研究类型、研究方法,并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满分20分;(5)论文:课程结束前,要求学生根据已经学习到的知识,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社会学问题,设计问卷或者访谈提纲,进行研究、分析,描述现状,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撰写调研报告。满分30分。 1.2.3评价课程结束后,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形成性评价的满意程度,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7%。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8名学生进行访谈,听取学生对该评价方法的看法和意见。 2结果 2.1学生成绩(表1)其中仅1人(0.5%)考勤得9分,分享得分为满分20分的有98人(49.00%),总分70分以下1人,70~79分53人(26.50%),80~89分137人(68.50%),90分以上9人(4.50%) 2.2学生对形成性评价的满意情况(表2)82.76%的学生对《护理社会学》课程的开设及其评价方式实施的情况总体上满意,95.69%的学生认为教学方式转变为师生合作、学生合作和学生自主学习。80.2%的学生认为这种评价方式是合理的,19.8%的学生认为评价方式无所谓。 2.3学生访谈结果8名同学均对在《护理社会学》课程中实施的形成性评价持肯定意见,认为学生学习积极性高,课题氛围活跃;7人认为在小组活动中学会展示自己的观点和PPT,锻炼了胆量,增强了自信心;6人认为通过课堂分享学习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3人认为小组人数多,个人可以分享的次数有限;1人认为作业太多。 3讨论 3.1形成性评价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护理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社科类课程,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难以吸引学生主动学习,上述结果中显示的绝大部分学生能准时到课,以及近一半的学生能积极参与分享,可能与通过形成性评价刺激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有关。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提前查阅相关的文献和资料,积极思考,总结并分享自己的观点,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根据分享和讨论的内容调整教学内容,或者成为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自愿将时间放在学习上,这样才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提高效率,这可能也是70%以上的学生的课程得分在80分以上的重要原因。绝大部分学生非常满意这种“展示性”强的学习方式。 3.2形成性评价促进了教师的教学素养既往的终结性评价让大部分教师以期末成绩高低来衡量教学效果,对学生学习课程及相关知识的程度把握并不了解;而形成性评价让教师根据学生互动的表现了解学生的兴趣,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调整教学内容,主动思考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的改革。为了掌控课堂节奏,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对教师的知识视野、临场应变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另一方面也调动了教师教学的成就感,对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一定作用。3.3注意评价内容和次数的科学性形成性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而不能为了评价而评价。形成性评价一定要适时适度,评价的方式、次数和内容都应根据学生的特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相结合。护理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低,可能是因为在大学之前的各阶段教育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我国学生习惯于教师讲授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愿发言或提问,因此为了鼓励学生能转变学习观念和学习方法,应设计合理的评价内容和次数。例如本课程第1次讨论的主题为“风俗习惯”,教师鼓励学生根据个人经历积极主动分享,让学生增强“展示”的自信心,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第2次和第3次讨论的主题以授课内容为中心,分别是“如果你是患者,你认为如何提高护士工作的满意度”、“你认为如何解决护理人员的社会问题”,讨论内容由浅入深,学生讨论热烈,分享积极。 3.4存在的问题本次形成性评价中主要以教师评价为主,如何将学生自评和互评纳入评价手段中,以及如何让评价的各个部分构成比重合理化还需要进一度的研究和探讨。此外,班级规模大势必难以保证评价过程中人人参与,如果增加评价次数,容易造成学生疲于应付,教师工作量增大而难以坚持。所以,进行大班教学的护理院校还需对评价的时间和频次进一步求证。 作者:程利李艳袁杰单位:湖北医药学院护理学院 社会学论文:解读篮球运动社会学论文 一、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与德性 长期以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对“实践”进行了广泛研究。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制度文化影响着个体的发展,特别是大众传媒输出的文化产品对个体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操纵,“实践”是对上述社会文化理论所作出的回应。文化实践的理念,由关注普通人的日常活动转向关注个体的实践体现和创新意识,自主主体的概念中隐含着不受约束的自由的幻想。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实践,必然要在社会环境范畴内行事,因为实践总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由许多人共同构建。一个人单独进行某些活动,例如自己在家里练习拍球,在后院里练习投篮等,这些活动也没有脱离文化实践的范畴,因为你在进行这些活动之前,已形成了内化的习惯和思维定势,而这些习惯和思维定势是文化实践的结果,个体只有放在社会的、历史的情境中才能被准确认知。 哲学家麦金太尔对实践情有独钟,他认为人的德性由实践衍生。他将实践定义为:“实践意指任何融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通过它,在试图获得那些既适合于这种活动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些活动形式的优秀标准的过程中,内在于那种活动的利益就得以实现,结果,人们获得优秀的能力以及人们对于所涉及的目的与利益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实践必须是一种社会性的、复杂的人类协作性活动形式”。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从实践中获得的后天拥有的人文素质”。对于参与实践的个人来说,德性的产生不仅仅基于个人禀赋,还涉及对社会关系的深入参与。他认为,德性只能通过“与他人互动关系的实践中产生”,因为德性就是参照实践中个人与他人对事物的目的和标准而形成的。实践的社会性需要人们进行学习,实践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获得,需要向社会中更专业的从业者学习。进行实践意味着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接受了权威的标准,从而根据自己的态度、倾向性、偏好或口味来选择某些限定性的标准。只有参与实践,才会深入了解它的标准,如果不参与实践,就不可能接受它的标准,或不关心它的标准。根据麦金太尔的分析,个体只有在有共同目标的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中才能构建自身的道德意识。社会道德文化是实践的功能体现,实践本身产生了道德功能。从麦金太尔有关“实践本身产生伦理规范”的理论出发,我们发现篮球文化实践者是通过提升比赛乐趣的方式来学习如何行事,篮球中的行为规范并不是某个人制定的,而是在群体文化实践中演化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篮球运动中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是通过比赛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实践而构建出来的,这个构建过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由比赛实用性需求而派生出的行为习惯,而是从篮球文化实践共享过程中衍生的人际关系。篮球文化实践者创造了自身所要遵循的道德,他们自己创造了规范,实践需要以及人际需要促使他们创造和构建这些规范。 二、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与“抵制”的“战略” 在社会和文化理论家中,米歇尔•德•塞尔托是实践创造性的伟大支持者。他认为,日常生活实践是人们的“战略”,是人们对权力机构试图规训和管制他们生活的一种应对“战略”。米歇尔•德•塞尔托将生活实践文化看作是对控制力量的对抗,即福柯所描述的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日常生活实践是一种对权力规训的“避让但不逃离”的战略。在篮球文化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战略,发现对手弱点,利用机会的战略在篮球比赛中至关重要。要发展这些把握机会的能力,参与者需要不断实践以增强技巧,一个聪明的行动往往会让你战胜比你强壮很多的对手,聪明的球员往往会利用对手的错误来达成目的,这与米歇尔•德•塞尔托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的“抵制”、“避让但不逃离”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米歇尔•德•塞尔托的理论也有偏颇之处,他的理论似乎将实践与战略混为一谈,他说“许多日常生活实践是人的战略”,日常生活实践在他那里都成为了权力抵制的行为—小的、局部的、短暂的抵制。他经常引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例如木工经常偷用主人的工具为自己家做东西,书店的店员也经常假装工作而实际上在偷看书店的书籍。这些情况在工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随处可见,这些小的胜利被他归纳为“基于不同利益和欲望的狡猾的诡计”,是“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的战略。但是木工主要还是在为工厂工作,书店店员也主要是在整理售卖书籍,日常生活实践不一定要抵制权力。它们往往表现为福柯所描述的“温顺”,复制重现而不是挑战权力。如果日常生活实践与权力兼容,则战略毫无用武之力。 米歇尔•德•塞尔托的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犹如偷猎者一般行事”,他们会使用由外国人制造的媒体产品,以此来超脱权力精英提供给他们的媒体产品,他们经常会以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产品,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权力精英阶层提供给他们的产品。实践不是天生就要革命、反抗和抵制,它们可以不被夸大,仍旧保持一个适度的状态。篮球的文化实践是灌输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工具,虽然实践本身赋予了它某些“战略”,但是它有如日常生活实践一样,不必非要抵制权力的规训,小的、局部的、短暂的抵制只是细微调整战略,它摆脱不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规制。布尔迪厄就认为这种抵制是不可能的,他将实践视为是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性的活动,人的习性赋予实践以意义。实践的习性随着社会群体在面对客观存在所作出的文化反应而发展,它是一种系统化的结构化处理所产生的效果。实践的意义在于实践者已经接受了某种信念,形成了具有心理定势的而又不言而喻的习性。布尔迪厄认为,“实践”代表“具体的语言”,而习性(或称惯习)代表“抽象的语言”。习性并非法律或规范的制度,它是一个松散的自由发挥集合,例如思维习惯,是典型的情绪反应,是让经验更具实用性的方法。布尔迪厄反对将习性视为是一个严谨的体系,因为习性具有适应性,习性的适应性使得在实践中即兴产生一种新的习惯成为可能,实践并不单纯靠习性的逻辑来触发,实践是对当下现实社会交往的需求的反应,习性引导着惯性思维,赋予实践以意义。布尔迪厄多次指出习性具有可塑性,习性的可塑性允许“实践者产生适应无穷无尽的、变化着的情景的无限可能”。实践者需要“应对不可预见却又无时无刻不断变化的情景”,因此实践者会不自然地在“无意之间创造出符合规定的即兴之作”。实践者是“生存艺术的大师,是即兴创作的艺术大师”。对实践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规则和模式,而是“机智、灵巧和应变之道”。 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以组织性的篮球比赛及其媒体呈现为主要代表,比赛是主流的文化实践形式,它是旨在培养文明守纪公民的一个教育工具。在篮球评论中,诸如努力、体育精神、团队协作、自我牺牲等等是常见的有关篮球道德的描述性词语。篮球运动员认真训练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去颠覆比赛,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在比赛中有上佳的表现。在业余篮球领域,没有明显的权力机构,这为抵制权力的“战略”提供了发挥余地,实际上业余篮球也鼓励对主流体育文化的抵制,例如花式篮球、街头篮球的随意性。但是,业余篮球并非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即使没有权威人物,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则指令,实践还是按照传统性的基本规则进行,只是这种规则限制更为宽松,允许参与者进行一些创造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发挥。 三、结语 篮球运动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篮球运动参与者在文化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自身所要遵循的道德,促成了自身德性的养成。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细微的“抵制战略”,它们的存在不是消解、而是丰富了篮球运动的文化实践内涵。 作者:宁昌峰单位:盐城工学院体育教学部 社会学论文:社会学人口老龄化论文 一、中国家庭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总数,我国政府为防止由于人口的不断激增而形成各种社会问题,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人口总数增加明显放缓了,但社会的人员结构却走了另一面,即人口老龄化。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这一新变化,家庭养老问题也变得愈来愈突出。事实上,我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孝道”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当一个人逐渐步入老年,与家人晚辈同住在一起,让其供养,似乎是每个国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自然规划。但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由此,由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就显得力不从心,抚养系数比例上升并失衡,这种模式作为现今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家庭架构。在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供养和照料模式正在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举步维艰。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全部推向社会还不现实,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由家庭提供老年人的养老。 二、当前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 目前,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年轻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养老的困难正日渐明显,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养老,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老年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报导称,淘宝网最近出现了一个“看望父母”的服务,店主接到的订单,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务、聊天、读报等。这样一则消息让人很是震撼:家庭养老确已不再仅是经济上的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它还确确实实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三、国外发达国家对养老问题的做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不仅我国存在,在世界各国也都存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盲从,有些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在养老问题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将养老问题全面社会化。对有些学者的这一提法,作者不敢苟同,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在逐渐将社会化养老回归到家中养老上来。 (一)韩国的养老模式韩国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较为突出,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韩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韩国仍与以往一样,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仍然主张家庭养老。为了更好地让国民贯彻这一养老模式,韩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宣扬家庭照顾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顺老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社会政策。为了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韩国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国民给予各种优惠:如对在家庭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减免其部分收入税并提供家庭津贴;在接受遗产时,可对有家庭赡养老人的国民减免部分遗产税……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担在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从而使韩国能够保持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 (二)日本的养老模式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经济也十分发达。在强大经济能力的支撑下,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由社会提供、国家支撑的福利机构保障。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识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还需回归家庭。因为调查发现,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虽可在看护良好的条件下生活,却不能消除他们紧张不安的感觉,因此,其因心情郁结而死亡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居家养老的老人。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号,并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所谓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新型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包括福利、医疗、保健的综合配套服务,实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设施服务和居家服务。而居家服务的宗旨就是在减轻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种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新加坡一直就主张家庭养老。为此,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孝道可以稳固家庭,可以使社会繁荣。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尽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了《奉养父母法》,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所立的法。在这一基础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颁布的《赡养父母法》中规定:成年子女需资助贫困的年迈父母,如其拒绝,父母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将判处该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国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赡养老年人。 四、我国如何应对家庭养老问题 (一)完善相关的家庭养老制度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但却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措施,仅是一纸条文。面对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的年青夫妇来说,事实上毫无意义。面对自己的父母,大多数年青夫妇虽有赡养的意愿,“无奈在各种经济压力、住房压力的现实面前,只能无奈选择将年老的父母留居别处,与自己分居。”对日益突显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我国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学一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妇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赡养自己的父母。 (二)将家庭养老多元化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单纯依靠家庭、政府、社会养老似乎都不太现实,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养老,现在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可根据这一情况,将家庭养老进行泛化。即不是简单地将与老人同住在一起称之为家庭养老,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远,可以经常照顾到的情况也应归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的目的,无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这一点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相对较近的子女来说,客观上相对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泛化一些,在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国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会发现,我国的家庭养老从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格局,但在内涵上体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三)社区协同家庭养老现在,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而在每个社区,总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对于我国目前家庭养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各社区可以以社区的名义,组织这些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有困难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既实现了老年人家庭养老的愿望,又为在家庭养老中确实有困难的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此外,社区还可针对这部分老年人,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可在社区办一些活动室,组织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参加这些文化、体育、教育活动,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龄老人,可采取日间护理;低龄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参与到照顾中高龄老人的活动中……家庭养老通过社区的协助,一方面确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区在一些项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则增加一些收入,从而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可以说,社区协同养老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善事。 五、结论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事关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我国现状而言,还不适宜将老年人的养老全部推向社会或全部由家庭承担,但应有一个总原则,就是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辅助。对此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布里吉特•伯杰坦言:“家庭是创造文化的绝佳设制……家庭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凭依的最基本的建筑单元。家庭体系给文化和文明的滋长提供了坚实的基台。”鉴于我国在家庭养老中实际存在的困难,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社区应给予一定的帮助,每个家庭自己也应想办法尽量照顾自己年老的亲人。总之,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所系,那种寄人类养老完全于社会化的想法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误区。 作者:董小英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论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分析论文 摘要: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上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优秀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优秀。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超级秘书网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社会学论文: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论文 摘要:把营销概念化为皮埃尔·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营销场域就是一个市场实践的社会空间。运用营销场域理论,对周宁人在上海经营的钢材市场可作这样的分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中,周宁人把这种境遇内化为自身习性并融合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本,形塑了一个在上海从事钢材贸易和拥有几十个钢材市场的庞大群体,这是一个行动者与市场同质双向建构的市场现象。 关键词:营销场域;场域-资本-惯习;钢材市场 一、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 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优秀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Joseph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优秀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本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优秀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性行为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超级秘书网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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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是黑龙江省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理论,研究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与测度标准、群体特征等,对当前和未来黑龙江省如何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提出建议,丰富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倍增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被看作根据特定标准而确定的处于整个社会中间等级状态的群体,其定义有多种多样,在概念上也被称为“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中间阶层”,国外通常使用“中产阶级”。研究主要结合黑龙江省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针对省域特定区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统计测度以及如何扩大达到倍增目标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 一、国外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研究 西方社会较早地开启了近现代化发展进程,他们的学者也比较早地从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对社会中间位置人群进行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较早使用了“中间阶层”(middleclass)一词来界定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是中间阶层的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按照阶级这一社会关系来划分社会层次,即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形成剥削关系为依据,社会的中间阶层则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如小业主、知识分子)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处于社会的两个极端。埃里克·沃林·赖特就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中间阶层分类框架,赖特的模型在其他国家研究者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与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不同,韦伯依照社会等级分层系统划分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在各个系列的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声望、收入、教育和消费等)排序中都处于中间等级的人群。约翰·戈德索普基于以上理论从操作层面提出了中间阶层的划分标准,他以职业分类与市场状态结合起来的标准定义中间阶层,认为中间阶层由公务人员阶级、工人阶级以及由下层非体力雇员和小业主组成的“中间性阶级”构成。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是最近20年国际社会学界最主流的研究模式,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收入标准界定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学家们普遍采取的指标。1990年世界银行选取最贫困国家的生活状况,按照购买力评价方法制定了人日均1美元左右的贫困线,并基于此设定了日收入超过2美元的人即为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来推算,全世界70亿人口中有超过40亿的人达到了这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此后,世界银行每次提高贫困线标准,相应的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也随之提升。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将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日人均收入介于10—50美元的人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全世界人口中11%是中间阶层[1]。有些学者把上限标准50美元提升为80或100美元,估计2009年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总数为18亿。还有一些学者采用收入中位数方法定义中等收入群体。 二、我国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研究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发展要求,国内学术界从此开始了对“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阶层”等问题的研究。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21世纪初开始的十年左右时间内,学术界主要就我国是否存在这一社会中间群体达成一致后,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描摹中等收入群体的群像,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职业特征、教育程度、消费倾向等方面的特征,形成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认识,并比较关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对策研究。关于乡村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方式的塑造、中等收入者主观认同感、价值观、社会态度及成长的个体因素等方面研究将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认识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学术界在以上二十余年的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成果侧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4)就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和划分标准进行专门研究,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及生活水平保持在中等或相对平均的水平的居民群体[4]。李春玲(2018)提出社会学对于划分中间阶层主要采取两种理论取向,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划分模式”和“新韦伯主义”两种划分模式;经济学中的社会中间层是按照收入、财产或者消费等经济指标划分中间阶层,即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以收入标准、个人财富标准等具体的划分标准[5]。李强和王昊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生活小康、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不过具体操作上哪些人应该纳入、哪些人不纳入还是很多有难度的[6]。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李强等(2017)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出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年收入6.9—23.6万、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6.7万元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按照这三个标准计算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7%、21%、21.9%,城乡之间存在差异。陆学艺课题组基于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类的基础进行测算,得出2007年我国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研究者主要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估算[7]。陈新年(2005)认为,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比重为10%左右,预测到2020年将达到50%[8]。李炜(2020)提出,我国的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特征存在一定交集也有一定差异[9]。第三,培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研究。周晓虹(2002)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成长面临着财富分配过于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农民阶层不能顺利融入城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严峻考验[10]。常兴华等人(2012)提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加大分配制度攻坚力度,完善主体性宏观分配格局,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促进中等收入者规模扩大[11]。李培林(2017)主张从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工资制改革、根据家庭负担给予适当扣除或减免税负等税收改革、通过专业化和兼业等途径着力培育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主力[12]。我国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已取得许多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宽阔研究视角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经验价值。第一,研究内容协同推进。党的十六大以后,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统计测度、群体特征、社会功能、扩大对策等内容协同推进,短期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二,研究深度不断加强。学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制约因素和现实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产生了很多从宏观层面探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发展的具体建议,并且增加了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较为微观的研究内容。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目前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测度无论在视角、指标、标准等各方面都较为宽广,为继续进行相关问题研究开辟了较多空间和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着力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 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总体上还是着眼于国家整体范围内而展开,然而全国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地的产业结构、城乡人口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分布以及老龄化程度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有重要影响。在针对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统计测度以及如何扩大等研究并不多的情况下,具体到结合黑龙江省这一特定区域的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来实现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目标的研究就更少了。特定区域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发展状况存在很多特殊的因素,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测度标准、对症分析影响因素,才有可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和对策分析。概括来说,关于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研究,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确定测度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标准,与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对话,以期深化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论认识;其次,要准确揭示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规模和发展状况,展现这一群体的基本状态特征;最后,要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探讨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对策建议。第一,在理论层面,基于国内外学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理论,根据相对标准建构起比较合理的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结合统计数据测度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并按照时间序列对比和判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这里主要涉及确定测度标准的经济合理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以及是否能够实现自动调整等技术问题,统计数据主要依据国家和黑龙江省官方统计数据以及城乡调查队的调查报告等资料。理论研究的难点在于需要对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理论进行综合比较,从而确定省域内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建议可以借助统计学中收入中位数这一经济标准、参考社会学的测度方法对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及规模进行研究。第二,在实践层面,需要基于现实生活描摹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从而分析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制约因素。这里可以采取分类方式研究其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水平、职业分布、生活方式、阶层认同、社会态度以及愿望诉求等。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到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的实际状况,对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分类描摹。对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其中的主动因素主要指各类群体工资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被动因素主要是指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退休工资提高等因素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增多;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涉及进行大规模农业经营、从事技术性务工、经营性活动等获得的收入增加、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以及各种转移支付产生的收益等。第三,在对策层面,在分析扩大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实现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的可能性及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过程确定未来扩大黑龙江省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点,继而结合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从宏观政府层面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宏观政策,在中观层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微观层面建设宽容的文化环境、保障重点人群更高质量就业和发展、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归属感等。 参考文献: [1]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社会学与经济学取向的比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6). [2]陈宗胜,杨希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J].国家治理,2022(3). [3]杨宜勇,池振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研究,2021(6). [4]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J].经济学动态,2012.(5). [5]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6]李强,王昊.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J].社会,2017(3).[7]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2). [8]陈新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5(5). [9]李炜.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辨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0(6). [10]周晓红.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11]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2(21) [12]李培林.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J].劳动经济研究,2017(1). 作者:白雪 胡警月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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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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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地方性、区域性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文章重点以陕西省为例,从话语研究的多学科视域出发,通过分析广东深圳、浙江、陕西、四川等地方自然人文地理经济优势,说明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总体思路。 关键词:讲好地方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软实力建设;深度观 一、引言 目前,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人类社会站在新十字路口举步维艰。近观中国,2021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局“十四五”、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各地方政府如何积极主动创新、构建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活生动的中国地方故事,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具体地方小我的过程中,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最终在全球汇聚成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国际形象,是每个有使命感的中国学者响应具体“表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识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区各省份也积极响应,联动共振,努力通过话语构建自己的地域品牌。本研究的提出,一方面响应符合我国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国内各区域或地方对该话题的认识和建构有示范溢出作用。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及时构建系统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通过讲好中国地方故事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宏伟目标。 二、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2008年学术界的话语研究开始从国际传媒角度强调中国需要在媒体领域加大国际话语权。话语和话语权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一些大城市如重庆、西安等对外话语建构与形象塑造上[2][3]。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重庆、西安等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和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然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具有辐射和联动效应,但是只依靠个别城市的零星话语建构,其影响力不如以拥有共同地理、文化、经济特征的区域、地方或全省为单元来进行建构。虽然各地方专心建构好自己的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地域品牌,中国的整体综合话语能力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由之提高是逻辑常识,但是相关研究却不多。知网中搜到的唯一的一篇以地方(新疆)为主体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构是基于系统功能学理论,并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载体等方面进行的分析[4]。结合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5],我们认为对身处西部核心地位的陕西省、四川省等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构想研究,对于宣传国家的政治理念、建构民众心理、塑造积极开放的地方形象具有重要的区域性和全局性意义。话语和话语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广泛被社会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引用。本文的出发点是社会学。米歇尔·福柯是第一位将话语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6]。通过陈述,符号得以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内容关联起来。因此,话语不只是包含内容或表征的符号,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6]。对福柯而言,符号构成话语,但话语所做的事却远远多于符号指称事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更为深邃,无法为语言所还原。通过符号化的陈述,话语可以将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文化与经济产物提炼,从中抽取出能够代表地方的元素,再进行更加大规模的传播和生产,打造出不同于其他的特色地方名片,这是建构以地方为主体的文化经济话语体系的根本。话语以符号为标志的特性固然重要,但要强调话语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不能忽略作为整体和系统的经济文化话语需要面临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制约,也就是在经济文化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以实践为导向,才能将符号和话语的效力发挥到最大。社会理论家、“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对话语的研究进行了推进。他在吸取伯明翰学派前辈学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话语、权力、主体、差异等文化研究关键概念,提出话语是方式,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同时,话语也是一系列观念、形象和实践。由此,话语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通过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由于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人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即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因为这个概念指明了话语的核心是其实践性而非抽象理论,这使得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由此,话语的建构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立足于具体实践和具体知识,它关注话语的基石是否稳固,以及从何而来[7]。明确了话语的概念后,话语和话语权的区别,话语体系的理解就容易许多。前者是人们交流的媒介与工具,而后者是指人们言说的权利与权力,是由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由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建构起来的,并由话语主体(言说者、被言说对象)、话语主题(言说什么)、话语载体(用什么言说)等要素构成的体系。“话语体系”则顾名思义,为一种独立的或几种若干相关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它涵盖着概念、术语、范畴、基本原理、叙事框架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不但涉及表层的“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问题,也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其中后者又自然构成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8]。 三、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 笔者认为,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包含该地方的经济发展、地理资源优势,地方或地域文化(地方物质、精神、历史、饮食文化)特点的挖掘研究。地方文化应含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或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文化传统,应是该地方特有的地理生态、文化传承、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地方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各地方可依次整合自己的地方/地域优势,构建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形成自己的地方或地域名片。中国东南沿海诸省份或城市大多经济发达,有自己的鲜明的发展特色,并早早地就有了建设自身发展品牌的意识。这里以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创意之都”[9]的深圳为例。深圳一年活动频频,“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无论是其农历新年正月的“新春关爱”、阳春三月的“‘一带一路’音乐季”,还是盛夏七月的“WDC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金秋十月的“深圳国际创客周”、十二月的“创意十二月”,深圳市所举办的活动个个都充满创意,引人入胜。这些都深刻反映出深圳市政府要努力摆脱人们对深圳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传奇的偏颇认知,努力打造深圳城市名片过程的良苦用心。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繁荣,文化的发展让城市真正赢得尊重。针对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2016年初深圳“十三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10],提出了一系列在城市精神、文化品牌、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文化产业等领域打基础、补短板、谋长远的创新举措,为深圳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政策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积极打造都使得深圳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根基初步形成。同属东南沿海省份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已经凝练出成熟的“浙江精神”。浙江下属的全国最早提出打造“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建设和发展的示范地区。多个电子商务服务功能示范区依托这些产业园,带动旅游、商贸、金融、证券、教育、医药、物流、房地产、纺织、化工、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电子商务、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成为杭州最主要的城市名片。与前两者不同的是,隶属中国大西北,身居华夏内陆腹地,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的陕西———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没有东南沿海省份与城市的发达经济,但是其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其核心不仅在于物质性遗产,更重要的是流传至今的一种文化特质,包括陕西文化中深刻的民族代表性和历史厚重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取向。如果从广泛的国际市场经济参与者来定义陕西省的角色,那么陕西省的话语基石可以说是建构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地位之上,建构在千年政治、文化与历史实践和当代改革开放经济实践的基础之上。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浩若烟海的各种文献和口头传说是陕西积累起来的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的厚重底蕴,是陕西和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宝藏。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裸体彩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代表城市西安(古称长安)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部中心城市,位于中国的几何中心和大地原点[11]。6000多年历史的半坡遗址,自北宋建立的藏石碑3000多块、被誉为石质历史书库的碑林博物馆;文物储藏量全国之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译经之地大雁塔等文化瑰宝都汇集在西安市内。与此同时,西安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12]这些古代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西安附近临潼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以及华清池等,也都是世界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陕西第二大城市宝鸡是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的重要支点,是区域性物流商贸中心。它古称陈仓,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里、周秦王朝的发祥地、西北工业重镇、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有“青铜器之乡”“民间工艺美术之乡”和“佛骨圣地”的美誉。陕西还拥有被尊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有号称天下第一险峰、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五岳之一的华山等一大批中华文明、中华地理的自然标识和精神标识。除却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瑰宝,陕西地域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突出地位。享誉古今历时800余年的关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尊礼贵德、经世致用、开放包容、崇尚气节,不但上承孔孟之志,还批判性地融合了老庄之道和域外佛学。关学的宏大使命意识和办学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3]。东南沿海发达的省、市,以及中国西部的陕西构建对外经济文化的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然成熟。那么,西南地区呢?不说直辖市重庆,仅以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成都为例。根据成都市政府的官网宣传可以了解到,特大城市成都是唯一一个副省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发祥地、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此外,成都还是我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是内陆地区领事机构最多的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都有许多部级科研机构和研发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人才。近年来,成都先后获世界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中国十大创业城市等荣誉。所有这些特色有机整合起来就构成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在用这一套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宣传成都过程中,中国故事也会得到很好的具体的阐释。中国类似这样的有特色的省、市不胜枚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洗礼积淀,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奋发腾飞,经过2020年以来没有硝烟的抗疫和脱贫攻坚战的锤炼,都具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各省市区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提炼、挖掘自己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地方故事,以便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地对外宣传自己,更好地促进自己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与鲁迅的思想不谋而合。鲁迅1934年在其作品《致陈桥烟》中有谈论木刻何以独特的桥段。他指出:“我的主张加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现在的文学也是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及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给予中国之活动有利。”其中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个地方应有尽有,并散发着独特的地域光芒。凡此种种,都说明地方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系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整合其独特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资源,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通过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充分展示自己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优势,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树立各自的地方形象,通过讲好地方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 四、建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总体思路 (一)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应本着顶层设计、系统思维的原则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立体完备系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做好顶层设计。人文学科的细分会导致如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等一些问题。基于此,应破除学科及学术藩篱,吸纳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互有关联领域的博士、专家,形成一个维度广阔、互为交织、跨学科学术思想明显、研究视角新颖、符合时展要求的大文科智库团队。在博采众长、积极碰撞中,对该体系进行高屋建瓴的统筹规划。这与Tochon[14]、龙翔[15]等学者[16][17]提出的深度观不谋而合。深度观,不仅仅相对于浅层观而言,主张学科、跨学科、超学科间知识的融合,主张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反对碎片化。然而就目前情形来看,虽然各个部门,尤其是各地方新闻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着各种宣传报道,于其对外良性正面积极形象形成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构思和设计,各个系统仍旧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存在“自话自说”的松散现象。学界的多数学者也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兴趣,就某个领域的某个方面展开研究。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舆论并未形成。这样就使得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缺乏一个宏观、系统的把握,难以形成气候。因此,各省市区主要媒体应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强化驻外机构对外传播职能,在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地方外宣旗舰媒体中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生力军。需要强调的是,在以地方或各省份为主体的整体性话语建构中,不仅要有顶层规划中设计宏观的观念和形象,也要从中观的经济文化制度、方式和路径以及微观的生产者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层面下功夫,上下联动,才能真正达到对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和地基建设的把控,瞄准话语的核心,夯实话语的基石。话语社会学理论基础决定了这一非物质形式依旧离不开物质层面的实践和操作,不能脱离现实。 (二)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上应有全局和发展的眼光,注重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应有全局观和超前意识,应注重比较研究。研究人员应围绕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设主题,对本省不同地区和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等各自经济文化发展特点、话语研究现状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同时在亚洲及全球搜集在地理、经济特色上相似,但经济文化发展很好的国家城市和地区,建立数据库,并按照三个维度,即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体系、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能力、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权等,将数据库中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定量、划级、分类、整理,然后与世界经济文化城市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查缺补漏,最终形成具有超级辨识度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话语权高契合度的建议。 (三)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体系构建四大重点 地方对外经济话语的理论体系构建可从图1的四个方面着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研究、对外经济话语与外语教育教学关系研究、对外经济话语特征研究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研究。在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四大重点的每一个重点都可以深度地继续向外延和向纵深拓展。如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与外语教育教学的关系就可以以高校外语教育的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深入拓展开去,着力在大学生中进行语言、文化的深度教育。众所周知,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全民语文。在不断改善、提高我国语言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基础功能、文化亲润功能和文化传承传播功能。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并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各省市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其中外语深度教育[15][16]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广大外语教育者的重视。在全球化形势下,在人们能轻易地获取各种外媒信息的大环境下,高校英语教育应该整合学科资源,在传授英语语言及其所含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中国与他国语言对比、汉语与他国语言翻译、口语转换中使高校的学生在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省市区情中增进“四个自信”,使之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能积极尝试利用外语讲好地方故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班人。在有效地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的同时,也借此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能力。换言之,外语教育应侧重如何促进国际理解与讲好中国故事路径研究。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全国高校都在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建设新文科。外语学科也不甘落后,做强大外语,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在外语教育界多有呼声。要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将地方或地域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融入大学外语教育中,对推进各大高校课程思政改革和建设,提升各地区形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深度观,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可分别从叙事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语言管理学和经济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去细化研究。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可以尝试从省市区各级领导人公开场合的话语传播、政府经济文化报告的话语传播、媒体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经济文化外译传播等角度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后进行建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理论层面总体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其应秉承对地方文化内涵精神的再现以及适当发展的理念,消除地域文化偏见及文化歧视,剔除文化中的历史糟粕,推进地域文化核心精神内涵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升级。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14]值得借鉴。 (四)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实践层面应注重的问题 实践层面上,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要注重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两个问题。各省市区应深挖本地古文化、世界非物质遗产文化、民俗文化及红色文化等,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们是中国每个省市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它们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资源。对它们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用今天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自媒体、融媒体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以打造文化名片为目的,各省市区的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节、旅游节等活动都是重构地域或地方文化话语的具象化体现。各地区地域文化的民间读本也应注意连接经典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此同时,发挥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作用,通过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广泛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在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过程中,注意运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自媒体、融媒体文化背景下,地方或地域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是多元互动,不断变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话语构建,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及价值观念等,也不是为了强化不同地域条件下的文化差异或谋求相互认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求同存异来达成共识。在建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地方遗产将得到保护与展示,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得以推动。 五、结语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离不开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视野。很早就有学者对社会学与语用学[18],以及语言学与经济学[19]的关系做了深度剖析,但似乎没有引起学者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就拿“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张地域文化名片来讲,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是对外呢?我们做过调研,结果不容乐观,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报告。其实这些学科之间就如同一张难以分开的大网,这也是我们本文倡导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深度观。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了当前国际不确定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做出了促进双循环的决策。“后疫情”时代,如何与祖国一起共克时艰,砥砺前行,是地方每一级政府都应该认真积极深度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社会学的话语理论渊源为基础,倡导多学科深度融合,以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构建必要性为题,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思路。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视,以期在立足自身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存量,整合自身资源,加强地方自身经济文化内循环的过程中,放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积极主动构建地方自身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共同营造和平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增强自身话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塑造中国各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希望通过用心讲好中国区域故事,共同唱响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2]宋晓婧.西安形象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国家的话语建构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34(11):60-65. [3]曹艳琴,姚兆宏.“一带一路”下大西安国际化都市建设中官方环境话语体系的认知构建[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5(05):65-67+74. [4]吴鸿桃,兰杰.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新疆外宣话语体系建构[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1(03):53-57.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EB/OL].. [6]福柯,刘北成,杨远婴.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33(01):121-129. [8]邹赞.表征与意指实践———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定义[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3(02):86-89. [9]严圣禾,党文婷.“创意之都”背后的文化力量[J].光明日报,2017-12-07(008). [10]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深府办〔2016〕31号[EB/OL] [11]西安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EB/OL] [12]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学思想浸润三秦文化[EB/OL] [13]龙翔.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之研究———以跨文化语用学为视角[J].社会科学家,2019(07):136-141. [15]龙翔.外语深度教育与通识教育之辨析———Tochon的《世界语言与文化深度教育法》评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04):62-65. [16]龙翔,菊方安.外语深度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兼评《世界语言与文化深度学习指南》[J].外语电化教学,2020(02):93-96. [17]龙翔,刘一梦.《饮酒》(其五)的五种英译本深度对比研究———一个生态翻译学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01):109-114. [18]龙翔.酷语模因的社会语用探析[J].社会科学家,2008(06):158-161. [19]龙翔.语言学习和使用的经济学思考[J].社会科学家,2009(10):156-158. 作者:杨梅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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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调查研究报告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害在党。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反腐倡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全会决定,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保障,我们党要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重任,就必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必将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充分实现、有力维护和可靠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最广大人民的重要基础。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才能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不断增强应对复杂局面和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到实处,就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人民群众看社会是否和谐,不仅看党的方针政策是否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更直观的是看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否端正,是否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由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引发的矛盾,必须通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来解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党风政风影响和带动社会风气,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和治理,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水平和廉洁从政意识,才能促进全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本身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优良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能够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共中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自觉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去,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我们要正确把握形势,把反腐倡廉工作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要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积极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 反腐倡廉必须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解决好这三个“观”的问题,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要摆正主与仆的位置,常存公仆情怀。我们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为自觉行动,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要坚持权与责的统一,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要走出“官本位”误区,强化岗位意识和责任意识。领导干部非凡要切记“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要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大力弘扬奉献精神。党员干部要清醒熟悉到自己承担的社会义务,使每个干部都能做到以民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为杂念所扰,不为亲情所困,不为私利所动,让正确的利益观在人们的思想上扎根、实践中闪光、奉献中升华。 要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重点,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结合实际,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促进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章,注重党性锻炼,提高道德修养,培养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完善制度,加强监督,规范从政行为,促进党员干部自省、自律,自觉做到明是非、知廉耻、晓荣辱,做一个心地清静、品行端正的人,要为民、亲民、利民、乐于奉献,要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做一个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人。干部队伍清正廉洁、团结向上,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要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和廉洁从政意识,规范从政行为。 我们要在行为上养成清白清正的习惯。现实生活中,绝对多数的人都痛恨腐败,但面对腐败现象,仍有一部分人在愤怒的同时,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必须从规范人的行为方式,约束人的不轨举止入手,摒弃那种“臭豆腐”现象。要常怀“畏惧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谨言不会出错,慎行不会跌跤。要强化自我约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常思“贪欲之害”,常观“前车”之鉴,常闻“警世”之言,不做出格之事。要培育廉洁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坚持预防为主,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把清廉、清正、清白的行为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保持发扬艰苦朴素优良作风。艰苦朴素也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力量。“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被客观历史事实证实了的规律。我们要淡泊名利重事业,多奉献、少索取,多吃苦、少享受;任何时候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尚的位置,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求一己荣辱进退。只有这样,党风才能澄明,社会才能和谐。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将其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立足长远、着眼现实,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形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格局。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调查/科学态度/现实意义 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的行为规范,坚持科学态度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牢牢地把握这一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成为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的。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有正确的调查 30年代前期是早期社会调查活动频繁的时期之一,他的许多调查报告和理论总结出自于这一时期,其中,他于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本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唯上和唯书,而不唯实。以为凡是领导讲的、凡是上了书本的都是对的。批评了这种盲目崇拜的迷信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把“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注:《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13、8页。)作为纠正这种本本主义的方法,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的著名口号。第二年,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突出地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还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把调查研究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 不仅从理论高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前提,而且在他本人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他的行为规范之一。在调查研究活动中,他不唯上、不唯书,也不自以为是,不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不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阶级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是他所作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他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儿子的情形时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参加调查会的3个农民来自不同的3个村子,他们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各自村子里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被迫“卖奶子”(即儿子)。有的一家4个儿子,卖出3个,有的一家7个儿子,卖出5个。”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这些卖儿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要恶狠狠地跑来讨债,“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就是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除去自己的疑问,得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他对此还特别敬告读者说:“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50页。)。从这里我们对在调查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目了然。 正确的调查是取得发言权的前提,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正确调查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会有正确的调查。因为,如果采取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态度,对待调查工作就会表现为先入为主和自以为是,或者是把既定的结论或一般原则强加于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验证主观成见的手段;或者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群众的意见,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用个人的观点代替社会调查的科学结论。以主观主义态度进行社会调查,必然把社会调查引入歧途,将其变成歪曲事实的手段。由此可见,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有正确的调查,有了正确的调查,才会有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所制定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坚持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才有丰富的材料来源 社会调查活动过程是一个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也就是互相影响,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作风态度等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影响。而被调查者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影响到调查者。在社会调查活动中,总是首先以自身热情、谦恭的态度去影响被调查者。他始终把被调查者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一文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写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他在兴国调查中,请来8个农民谈话,开始时,农民很疑惧,不知会把他们怎样,第一天只谈点家常事,脸上也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慢慢他们了解了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这一情节的描述出自于《关于农村调查》一文。开调查会是在农村调查中经常采用的方法,而且他总是采取参入调查的方式,事先拟定调查纲目,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明白“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6—17页。)。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尊群众为师,诚恳地向群众学习,以向群众学习为快事。他眼睛向下的态度,使群众在他的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使他获得了对农民、对农村以至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 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仅采取了严格的实事求是和谦恭的拜群众为师的态度,而且锲而不舍地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丰富的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批评那种“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注:《农村调查文集》第5页。)面对社会调查中所搜集的丰富的原始素材,表现了他高超的驾驭能力——透过复杂的现象洞查事物的本质,他的这种驾驭能力是以其科学分析的态度为先决条件。“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注:《选集》第1卷,第99页。)没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也就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在社会调查中的科学分析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他运用各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材料、总结规律这一方面。这里仅谈谈他使用最多的两种方法: 其一,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正确方法之一。的兴国调查分析了土地斗争中的八个阶级或阶层,了解了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人口成份和剥削状况,弄清了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的贫农中农仅占20%的土地的不合理状况,“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注:《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的寻乌调查分析了地主、富农、贫农。对于地主阶级,从大中小三个阶层来加以分析,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而将小地主又分为三个层次,从其经济地位来分析年有多余的小地主“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和“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两部分小地主则表现了革命的热情。“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在《寻乌调查》中都列举了这类人士的真名实姓。 对于贫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提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1.半自耕农;2.佃农中较好的;3.佃农中更穷的;4.佃农中最穷的。但总的来说贫农是“不够食欠债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正如歌谣里所唱:“穷兄穷弟爱同心,穷姊穷妹爱团结,团结起来当红军,当到红军杀敌人”。 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从而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严格审慎的阶级分析,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其二,对农村通常采取典型调查,注重由典型推及一般。他形象地把这种调查比喻为“解剖麻雀”。非常善于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在他的寻乌调查、兴国县永丰区调查、兴国的八户农民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比比可见。他调查的对象具有典型代表性。调查寻乌,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注:《农村调查文集》第42页。)调查兴国县的永丰区,是因为“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注:《农村调查文集》第182页。)。他对兴国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调查,目的并不是为了记一笔流水帐,而是为了弄清“农村的基础概念”。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具体地解剖单个的农民家庭,获得对农村的基本知识,是真正认识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的基础。这些知识,只有到农村去亲眼看、亲耳听、亲身体验才可得到。没有这些知识,就不知道农民,更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 对偌大的中国农村,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那么深刻的认识,不是他有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他在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采取阶级分析方法,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由个别概括出一般结论,既了解了农村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也弄清了“农村的基础概念”。 的早期社会调查研究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中国国情,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战术。由于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眼睛向下的科学态度,他实现了这一目的。 四、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期社会调查的科学态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党的工作重心、任务和具体条件跟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事物需要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大胆引进、尝试,其是非得失的标准有三条: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与否的判断,不能以主观好恶,而只能以客观实际为依据。那么,认识这些新的情况,新的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在没有调查,没有正确的调查之前,则无权说是道非。因此,在70年前为反对本本主义而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对我们今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去记住在战争年代调查的那些具体材料和结论。但我们必须学习和坚持在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采取的以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和眼睛向下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态度,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研究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群众学习,采取眼睛向下的态度,不耻下问。反之以“钦差大臣”自居,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也一定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由于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调查研究工作中,调查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这并不等于说在早期社会调查研究中所采取的科学分析的态度已经过时。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可以采取矛盾分析、个别和一般分析、现象和本质分析等辩证的分析方法,以求得细致的了解。由于今天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能更广泛、更迅速、更准确地收集和整理各种事实材料和统计数据,因此可以较多一些采取便于进行定量分析的抽样调查、普遍调查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比较多的采取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由典型推及一般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了。因为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对于深入了解情况,对客观事物作出定性分析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一些具体规律,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干部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情况,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种情况作出全面、客观的了解,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早期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习和坚持实事求是、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是我们的调查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大众开展“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现状调查,掌握有关数据和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建议,从而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失独家庭 社会支持 调查研究 所谓“失独家庭”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倒金字塔型的家庭结构失去其唯一的支撑点,而致使家庭结构瓦解。在“二胎”政策未出台前,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规定,鼓励已婚夫妇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因此,许多家庭选择要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子女遭受意外死亡,便形成残缺的家庭结构――失独家庭。这类家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暂时性失独家庭(可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和永久性失独家庭。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失独家庭界定为:父母年龄在50周岁以上,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死亡,且没有领养及再生育的家庭。这些失独者因年龄、经济或其他因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和领养子女,随着他们逐渐步入老年阶段,将面临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然而,这些失独家庭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难以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了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了解情况,以期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以广西普通大众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调查。 一、数据调查概况 (一)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出问卷1300份,收回1026份,回收率78.92%。其中,有效问卷为1001份,有效率97.5%。调查对象为广西普通大众群体,在性别结构上含男性470人,女性531人;在年龄结构上,15岁至25岁的712人,26岁至35岁111人,36岁至45岁67人,46岁至55岁65人,55岁以上46人;学历结构上,初中及以下133人,高中284人,本专科546人,硕士研究生30人,博士研究生8人;城乡结构上,城镇人口439人,农村人口562人,调查对象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掌握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情况;第二部分,了解大众对失独家庭开展社会支持的意见与建议。 调查问卷涵盖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采用EXCEL2010中的CUONTIF函数对统计选项进行频数分析的方式(选择频数与有效样本比值);针对客观题题作分类统计,辅助使用SPSS进行相关统计与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社会支持是一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可以获取各种资源支持。失独家庭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缓解精神紧张,消除心理阴霾,得到物质支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众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力军,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众对失独家庭关注支持的数据和意见建议,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众对失独家庭现状的了解c思考。具体如下: 1.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掌握普通大众对失独家庭信息的了解渠道是加强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研究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47.19%的人选择以网络了解失独家庭有关信息,其次为电视(41.38%)、纸质媒介(34.47%)、他人告知(30.46%),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比较少。可见,普通大众获取失独家庭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电视、纸质媒介等方式占有较大比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众了解失独家庭信息的重要载体。 2.大众对困扰失独家庭因素的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大众认为困扰失独家庭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68.40%的人认为源自心灵的创伤成为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63.10%的人认为是缺乏子女关怀;43.10%的人认为是社会关注度不够,难以感受社会温暖;34.70%的人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低;31.70%的人认为是国家政策抚慰力度欠缺;26.30%的人认为是周围人的特殊看待;7.0%的人认为是其他困扰。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失独家庭首先面临的是心理上的冲突,其次是物质生活上的困扰,社会大众认为得到心理上的抚慰疏通比在物质生活、社会关注度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的关怀更为重要,当然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失独家庭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大众对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因素的思考。调查显示,普通大众认为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因素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65.67%)、社会关注与支持度不够(52.6%)、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49.15%)、社会各方压力(46.05%)。然而,现今对失独家庭心理救助的机构十分匮乏,且失独家庭需要的心理求助往往更为专业,因此解决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的主要因素――及时的心理疏导较为困难。此外,国家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关注支持度不够、社会压力等也影响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影。 (二)大众对失独家庭与社会支持方面的思考。具体如下: 1.“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方式。调查显示,有60.24%的人认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者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心理抚慰,尽快走出心理阴霾;仅有15%的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2.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大众认为政府与社会对失独家庭的支持方式包括制定完善与失独者权益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法规(64.66%)、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关注与支持(41.24%)、开展针对失独群体的专项的心理疏导和志愿者服务(40.14%)、其他方式(7.21%)。 调查表明,要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首先要制定完善的针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解决其后顾之忧,使这些失独者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从侧面证实针对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举措力度不够。其他措施,依次为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针对失独家庭帮扶的多元支持体系、提供专门的心理疏导和志愿服务等。 三、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的反思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帮扶和支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拓宽大众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多,失独家庭的队伍也逐渐庞大起来,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完善依赖于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拓宽大众认识了解失独家庭的渠道成为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完善的关键。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失独家庭有关信息的传播渠道在“失独者”许可的前提下要多种多样,采取互联网、新媒体、纸质媒体、电视等多种形式,使社会大众广泛了解,进而关注参与到对失独家庭的支持帮扶中来。 然而,失独家庭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私密程度很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部分失独者往往不喜欢被公开报道,不愿受到周围人的特殊看待。社会大众虽然想了解与帮助失独家庭,但却很难获得关于失独家庭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建立失独家庭信息库,设立失独家庭社会帮扶站,搭建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沟通联系的平台,采取隐秘的手段对失独家庭进行多对一的支持帮扶。这样既能增加社会大众对失独家庭的了解关注乃至加大帮扶支持力度,也能注意保护失独者隐私。 (二)深入了解失独家庭的需求状况。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最本能的需求,包含人的衣食住用行;其次为安全的需求,具体表现在个人安全、家庭安全、财产安全等;爱和归属需求包含亲情、友情、爱情等精神支撑,人对情感需求往往胜于对生理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主要是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等级的需求,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 调查显示,失独家庭存在物质生活帮扶、心理疏导、社会关注认可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不同的失独家庭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失独后,物质生活满足不是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缺乏爱的归属;一些主要依赖于子女生存的失独家庭,子女死亡后物质生活的满足成为最大的问题,生理的需求远大于社会认可和爱的需求。因此,要构建完善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首先要获取失独家庭详细信息,了解不同失独家庭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支持。 (三)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具体如下: 1.完善对“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支持。政府在构建完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理所当然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失独家庭”的产生也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伴生现象,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失独家庭”;另一方面,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政府也应当给予其支持和帮扶。 调查显示,政府对“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应包含养老金的补贴、提供特殊养老保险、加强就医补助、建立专门服务于失独者的养老院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这个群体的,仅有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是,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施没有作明确的说明。 随着失独群体越来越庞大,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逐渐地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如北京市制定的“暖心计划”,为失独家庭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这一群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对于完善失独家庭的政策法规,应从经济、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给予规定,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内容、实施方式等,真正使各项制度实施落地生根,解决失独家庭忧虑。 2.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据调查显示,失独家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心灵创伤、社会关注、物质生活上,面对失独家庭的普遍问题,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要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失独家庭解决问题。 首先,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失独家庭”家园,社区是失独家庭的生活乃至精神家园。社区要利用自身优势,加大对失独家庭关怀,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开展各种社区福利活动包含各项保险、精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人性关怀等,给予失独家庭更多的帮扶和支持,使其融入集体,感受集体温暖。 其次,发挥亲戚邻里朋辈的作用,这个群体对失独家庭有着特殊的意义,也是与失独家庭接触最多的群体,要发挥其与失独家庭的天然密切联系优势,帮助开导和关怀失独者,使其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最后,整合社会大众资源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支持。社会大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要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失独家庭与社会大众联系,发挥社会大众帮扶支持作用,开展各种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物质帮助,使失独家庭尽快融入社会,帮助走出心理阴霾,提高其社会适应力。 3.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哲学上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固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支持对于失独家庭的救助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搭建失独家庭交流平台,提高互助的能力。 调查研究发现,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心灵创伤是失独家庭最大的困扰,心理辅导和心理倾诉是失独家庭急需的,但也往往是缺失的。有关部门要尽快帮助失独家庭建立起与外界的交互联系,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方式,搭建失独家庭群体与外界的联系,使失独家庭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支持,转换心理状态。此外,特别是要搭建“失独家庭”之间长效化的沟通交流渠道,以便开展各种相互安慰、互助取暖的活动。调查研究也显示“抱团取暖”的方式对失独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失独的父母尽快走出心理阴影。 失独家庭的无能感、无力感是他们的负面经验所致,是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导致失独家庭与社会脱节,随之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失独家庭走出心理阴霾,由此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和社会要尽快介入到失独家庭物质和精神生活世界,对失独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增能,提升失独家庭自我救助能力,让失独家庭开放怀抱、拥抱快乐。 【作者简介】王顺顺(1983― ),男,山东青岛人,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设计 [摘 要] 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离不开社会调查研究这一优秀技术能力的提升,目前国内高校研究方法课程面临 “孤立化”、“内部化”和“理论化”的现实挑战,而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趋势下迎接未来机遇。随着实验教学的引入,通过不断促进社会学专业体系的系统性、实验环节的开放性以及实验教学的拓展性,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训环节,从而使研究方法“技术化”,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从大量实验教学设计的经验积累中,总结出坚持科学规划与准确定位两大优秀原则是适应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设计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社会学;调查研究;实验教学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建设的卓越成果与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并发。无论是在政府管理还是企业决策中,都迫切需要能对社会事实有本质性认知和创建性决策的人才。同时,信息化时代中信息的冗杂性致使对关键信息的把握成为了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危机的应对还是信息的提取,都共同表明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社会发展对社会调查研究人才的迫切需要,表明了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1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当前国内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地位与现状,明确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课程的孤立化表现、学科的内部化趋势与教学的理论化特点。而改变这一现状的主要途径是凸显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实验教学中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1.1 现实挑战: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 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是一门基础性、交叉性学科,目的是教会学生掌握研究社会、认识社会的各种方法,自主开展研究活动。由于发展的差异,国内外呈现出以下几种全然不同的趋势。 1)平台化与孤立化。在国外,该课程已成为各个社会学分支学科自身不断完善与理论对话的发展依托。以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为基础,在系统、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为各社会学分支学科根据自身知识体系开展系统研究提供平台。而国内自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社会学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表现在方法论上,更显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仅仅作为一门孤立的分支而存在着,方法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相关性不大,国内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平台地位尚未体现出来。 2)通识化与内部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在国外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方法,推广到了其他多个社会科学类专业中。在部分发达国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被作为高等院校的通识课程开设。但在国内,社会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中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之间缺少信息互补,以致出现方法课程拥有浓郁的学科理论色彩,这表现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学科内部化趋势,不但制约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学科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影响到各个学科方法论基础的完善。 3)技术化与理论化。在国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充分体现了技能性与操作性,在社会研究中涵盖了抽样技术、社会测量技术、概念操作化技术、问卷设计技术、实地观察与访谈技术、调查组织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等,并且该课程的讲授极为重视行动学习,让学习者在大量的社会实验中不断创新。目前国内在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没有重视研究方法课程与学科理论课程的区别,完全采用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主要表现在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以记忆为基础的考核方式、教师的绝对主导性与权威性等方面。长期形成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的惯性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造成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的相互脱节。 1.2 未来机遇:优势性、可行性与有效性 作为社会学专业优秀技能的社会调查研究技术受制于学科的孤立化、内部化、理论化,改变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在于突出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性,即通过实验教学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三结合”:即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因此,提高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就要不断推进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教学理念的转换――从传统课堂讲授到参与式研究性教学。实验教学带领学生进行研究性教学,实现从信息提供向知识传授转化的教学目标。综合来看,这一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学习的过程系统化;(2)教学方式的转变――从理论走向实践。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3)教学中心的转移――从教师到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从以往的课堂“控制者”转变为“引导者”,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依赖者向主动的学习者、知识的建构者和问题的研究者转变。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主体地位[1]。 2)实验教学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1)实验条件的具备。社会科学的很多分支学科,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性,缺少实验教学的发展依托才不适合于实验教学,但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独具优势。相对于自然科学对精密的仪器设备的要求,社会调查研究课程的开展对实验教学中仪器设备的要求就较为简单,大多数的实验项目只需要为学生每人配备一台电脑即可。此外,不同的实验项目之间还可以共享实验器材。如进行数据处理实验时,可调用SPSS软件和相应的数据库。进行电话调查实验时,再适时调用或安装电话调查系统;(2)师资条件的具备。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除了需要实验软硬件的支撑,还需要有丰富、优秀的教师资源作保证。有资料显示,社会学者的专业素质大大提高,高等院校的社会学在社会学者人数、科研成果数量以及社会影响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为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在高校开展实践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众所周知,实验教学是理工科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科学实验不仅包括理工科的实验,还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实验。但因缺少发展依托,实验教学局限于理工科专业。因此,将实验教学引入社会学专业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中,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 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实验教学设计 思路 近年来,实验教学在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优秀技术能力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理念的转变,加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支撑,实验教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实施兼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如图1。 2.1 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 体系的系统性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验教学的转向过程中,原有课程体系与实验教学理念之间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现有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孤立化、内部化与理论化问题需要对实验教学进行适应性改进。传统教学模式下,社会调查研究课程中对理论和具体方法与技术内容的教学是分开的,而两者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分开教学往往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这种模式下,学生不能通过理论的指导,对实际的调查方法和技术做出正确的选择,类似地,学生对调查方法和技术的掌握也是孤立的,缺少理论的指导,学生很难就实际问题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术,缩小了实践技术能力的操作空间。相反的,实验教学模式主导下的社会调查研究课程,按研究程序将课程分为不同的实验项目,各项目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项目内部都体现了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要求和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所有的实验项目又可以连成整体,组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研究,并不破坏研究的整体完整性。这种教学安排,在每个实验内部都将理论与技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者相互促进,以达到学生充分掌握每一个实验教学要求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将每一个实验项目串联在一起,再进行反复的操练,理清各实验项目之间的思路关联,最终形成整合的知识体系,达到整体提升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目标。 2.2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环节的开放性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验教学中给予其充分的自主空间,让学生在切身参与中学习课程的理论、验证现有理论的解释力以及挖掘草根经验的价值。这是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要求,也是行动理论的参与式学习的理念。实验教学注重实践过程,强化方法教学。不同于以往单纯的理论教学,实验教学借鉴理工科的教学模式,通过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设计和实地调查,让其在切身参与中践行课堂教授的调查研究方法,在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掌握技巧,从而加深学生对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解,使它真正变成一门技术,更好地为学生所用。 《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课程的实验教学上:(1)实验整体框架的构建。框架的内容有课程总教学时数的设置,其中实验时数的比重设计要合理,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增加实验的教学时数,以占1/3到1/2间为宜;也有实验时机的把握,哪个实验安排在本次理论教学之前?哪个实验安排在全部理论教学结束后进行?教师都要认真全面考虑;还要区分一般实验与重点实验的差别,如“概念操作化”、“抽象社会指标测量表的设计”等可作为一般实验对待,而“社会调查方案设计”、“抽样问卷调查现场实践”等就应作为重点实验来对待;(2)每一个实验的设计思路,主要考虑本实验的实验内容、实验方法或原理、实验实践、实验步骤、实验要求等。 具体来讲,教师(研究者)与学生(被研究者)一起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实验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和发现,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掌握、理解知识。学生首先提出自己的问题与渴望的结果,教师就此设计方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种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差别的研究范式便于突出开放式实验的特色,促使研究者换位思考,从而使实验教学成为教师与学生平等地共同完成的成长过程。突出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实验自组织和实验环节自主设计上的特别之处。 2.3 实验教学主导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验 教学的拓展性 传统教学由于管理体制与资源约束的双重限制,往往将教师与学生集中在课堂内,而课堂上关于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和重复使用的经典案例,使得学生缺少与社会中真实研究对象的互动。对于注重实际的社会学来讲,这种教学形式显然降低了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优秀技术能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实验教学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通过实验仪器,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真实社会研究对象的接触(如电话调查实验),另一方面,有实验仪器参与的教学过程,可避免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只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上的现象。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学总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方法层面的探究只是略通皮毛,难以深入。 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具备的技术性、实践性,与实验教学的要求不谋而合,再加上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和理工科实验最密切相关的社会实验课程,它可以为实验教学在社会学专业中的实际开展提供方法论支撑、奠定坚实的基础。基于“社会学调查研究能力提升”的目标,实验教学将整个社会学专业体系综合化、系统化、全面化,借助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这一平台,通过加强实践操作环节,训练学生熟练掌握问卷设计、实地观察、访谈等调查分析技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优秀竞争力。 总而言之,在社会科学中,实验教学不再因缺少发展依托而成为无本之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三个独特优势决定了该课程不但可以进行实验教学的改革,而且能够成为实验教学向社会科学迈进的重要基石。这对于促进实验教学工作、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验教学的模式探索 实验教学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本质上属于一种创新活动。它从自然科学而来,所强调的是基于科学、客观思维的指导,通过引入实验这种技术手段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或验证性研究,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索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大有裨益。通过对大量以往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归纳,当前实验教学研究的趋势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问题为驱动的实验教学模式,主要是指于具体存在的教室或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开展的,注重“内部”,强调规范化与标准化的教学流程与形式,从理论知识的层面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教授学生如何解决和分析问题;第二类则是以实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教学模式,不强调实验对象的特定性,也不过分强调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掌握,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外部”,认为广泛的实践活动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与手段,尤其注重以实践能力为主的整体系统框架的构建[2]。 作为开展社会学专业实验教学各方面工作的首要条件――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培养中的实验教学建设,可以说其教学建设质量与水平对整体教学效果与成果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反映了实验室功能的齐全与否、与社会学学科开展实验教学的需求相符与否。故而,在实验教学设计中必须要做到充分考虑,重点把关,总结为如下两大原则。 3.1 科学规划原则:明确形成实验教学设计的全 局规划 明确社会学实验教学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是确立科学完善的社会学实验教学体系的重中之重。首先,以社会学学科的应用特性为出发点,让学生熟悉与社会学学科相关的各类软硬件操作(如SPSS数据统计分析软件等),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学学科在实际应用与社会生活中的方式方法加以把握,明确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里对社会学专业人才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实地观察与研究能力等各项能够服务社会的能力的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工作应相应开展,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工作应继续加强。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出与社会学学科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应用领域中能够形成基本一致的实验教学环境。力争做到让学生可以在这种实验教学环境下真切体会到社会学学科无限接近真实的环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感受到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的重要性。 首先,以培养和强化社会调查研究能力为目的的实验教学,其建设的落脚点应该以服从于整体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准。在当前教育教学改革风潮的大背景下,必须以社会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要求与任务为基石,同时以社会学学科发展趋势为风向标,立足于本专业实际能力,贴近实际地在不同阶段确定社会调查研究能力发展与提升的侧重点;其次,在充分满足内部实验教学需求的基础上,实验教学需要加强与人文社科类相关或交叉类专业的资源共享[3]。以相关或交叉类专业实验室资源共享为例,这不仅与加强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能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做到物尽其用。 3.2 准确定位原则:切实发挥实验教学体系的综 合功能 具体来讲,作为实验教学载体的实验室,应该发挥其综合性平台与实践性基地的双重功效。一方面,实验教学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多模块的系统框架,其综合性较强,并不会拘泥于某一个专业或院系的学生进行学习使用。因此,它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社会学学科下设不同专业方向以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差异。根据社会学实验教学课程内容的要求,对专业选修课、专业必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等采取不同的设置方式,放置于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其规范化与标准化。从低年级至高年级分别提供开放时机,并且以实际情况为准,为其他交叉相关类专业提供准入途径,加强资源共享和利用功效。 另一方面,鉴于实验教学着重于实践性,尤其是以强调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的社会学专业来讲,则更为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4]。在此,需以社会学学科实验教学为依托,努力建成全校范围的实践基地。具体而言,如加大对学生独立或团队申报科研立项的扶持力度、拓宽学生(包括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渠道等等,总之,从各方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学类专业方向的调查研究项目、实地调研等实践项目,从而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在条件成熟时,还能够将理论研究成果深入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不断推广研究成果,开展民意调查、改善政务工作等实际存在的各类问题,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积极服务。 综合来看,以《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的课程教学为中心展开的实验教学活动,既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社会研究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得力措施。因此,构建实用的教学模式,符合教学规律,适应学生实际,通过试验运行取得较好效果,将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阐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探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的改革,讨论教学改革效果。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教学 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等各门学科的基础课程,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本方法和程序、技术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它洞悉社会发展脉搏,了解社会需求,决策社会发展,有极强的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但多年来,该课程的教学未能很好地将理论、实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融合起来,未能将课堂与社会、行业有机结合。基于此,本文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总体设计理念 鉴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并结合学生的身份与学习特点,课程总体设计基于以下教育理念。一是基于工作过程、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再追求学科本身的系统化,而是追求和体现工作过程的完整性、流程化。真正按照具体的职业行动,要求学生按流程实际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掌握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和技能,掌握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如在指导制订调查方案时讲授原则意义;涉及社会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知识时,结合设计方案的实例,适当讲授,以够用为度。二是项目引领,任务驱动式。将企业需要、学院办学需求、学生感兴趣的真实项目引进课程教学,让学生以团队的方式进行项目调查,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行业需求零距离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在行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三是实行课证融通的教学。将统计从业资格考试、调查分析师(初级)考试的内容引入教学内容,并在课余时间进行培训,让学生通过学习课程,就可以直接参加以上两个职业证书的考试,以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改革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基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以及《统计从业资格证》、《初级调查分析师》的考证要求,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对原有教材的结构框架进行解构和重构,以一个社会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来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按社会调查项目实施的流程分为选题阶段―准备阶段―调查阶段―数据分析阶段―总结5个阶段,划分出每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选择阶段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用到的理论知识进行教学。每个阶段均注重理论知识的习得与应用、调查技能的掌握和实施、职业能力的培养。 (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以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内容的设计,以及该课程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操作性特点,决定了在该课程中运用的是基于工作过程、团队合作的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以及案例教学法、探究学习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例如,在访谈大纲的设计与实施教学中,理论部分采取的是学生探究与教师教授相结合的方式。学生探究,就是课前让4个小组的学生查询“什么是访谈、访谈的类型、访谈的准备、访谈的方法和原则”等内容,并在课堂上汇报,再通过提问、回答、教师补充、视频学习等方式,完成理论的学习。通过学习,学生的学习能力、讲演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实践部分则是学生通过讨论,制定了本小组调查项目的访谈提纲,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训练并展示。这里我们模拟的是座谈式的群体访谈形式,一个小组推选访谈主持人访谈嘉宾及其他观众,其他小组和教师共同评价,给予指导。课堂外,各小组成员深入到校园、宿舍、其他院校、社区进行访谈,完成调查任务。又如,在调查员的培训中,结合企业调查员的培训教材、培训内容和方式,结合专业特点创设了“社区工作人员为调查住户对小区环境的意见要求,进行入户调查”、“海飞丝洗发水使用街头拦访调查”、“学生食堂满意度的座谈调查”等情境,对学生进行调查过程中的语言技巧、动作技巧、观察技巧、处理拒访的技巧的训练。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因此,该课程采取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成绩由过程实践操作成绩和理论考试组成,其中,过程性实践实践成绩占70%,期末综合理论考核成绩占30%。过程性实践操作成绩是根据各个团队提交的工作成果确定的。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确定工作任务所必须呈现的成果,并制定相应的考核量规,使教学更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目标性。 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改革已经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2009级、2010级、2011级行政管理专业顺利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课堂内外进行了柳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柳州市人才招聘岗位需求调查、大一新生专业调查、老年人家庭赡养现状调查、两面针产品社会认同感调查等20多项调查。这些调查充分体现了学生结合专业,以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视角,洞察社会,关注学院建设,关心大学生自身成长的愿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根据各自的调查项目下企业、到街头、到招聘市场、到其他院校进行实地调查,锻炼了实践应对能力、信息收集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文字写作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提高。同时,学生获得了对社会的真实认识和感悟。这些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从社会实践出发,将理论学习和社会现象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行动中拓展和深化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同时,注重调查能力和方法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作者简介】陆显琛(1972- ),女,广西柳州人,硕士,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反思与完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方法性学科,它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社会调查的基础理论,又包括一系列社会调查的操作方法,是一门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我校文法学院于2011年开设了社区治理专业,因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实际应用,所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了解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必须得到加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正是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这些专业学生以后更好地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必须掌握的方法和手段。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促进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更能培养学生的专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如何更好地上好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是每一位任课老师需要认真思考、精心准备的。笔者已教授本门课程多年,通过自己多年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反思,对如何完善这门课程有了较深刻的感悟。 一、教学反思 一直以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高校还是按照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重在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机械灌输。课程教材本身比较厚,知识点也比较多,大部分课时安排的是课堂教学,留给学生完成作业、课外实践、课堂讨论的时间非常有限。学生主要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这些条条框框,匆忙应付期末考试。通过考试中学生回答问题的状况,笔者发现了较多问题:如对“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的概念与特征经常搞混,张冠李戴,这说明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两种调查方式的根本差异,纯粹依靠机械记忆而产生这种概念混淆的状况;又如对“调查方案的设计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多学生把老师在多媒体课件(PPT)上列出的提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卷面上,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触和理解做进一步阐述,甚至有些学生连关键点都答不全,这明显是死记硬背的后果,而非自己的亲身感悟,要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外,对于一些没有明确答案而需要自己发挥的题目,如对“你认为在访问调查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的回答,一些学生根本不知如何去答,要么了了几句,要么一片空白。这些都说明,学生通过一学期的课堂学习,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老师浪费了激情和精力,学生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学费),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没有达到良好的“投入——产出比”,不得不说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资源浪费。那么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老师课堂讲授的方法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出现了错位和偏差。实际上,社会调查这门课程具有最大、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包含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老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际受益。 一是社会调查课程本身是对社会现象的调查,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离不开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分析。然而大部分学生对现实的关注度比较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比较肤浅,不够深刻。当然,这与该课程的教学学期安排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作为一门专业入门课和基础方法课,这门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在还没有系统学习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没有培养起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度和思维习惯的前提下,必然会因学生的阅历不够、体验不深刻而造成学生对知识点的机械性记忆,学生不是通过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感触而形成理解性记忆。显然,理解性记忆相比机械性记忆将更加持久、更加牢固、更加深刻,更不容易产生混淆。 二是社会调查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不能只依靠课堂上书本知识的“填鸭式”灌输,必须让学生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掌握理论,运用技巧,发现问题,提高能力。但是在许多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观众;老师在唱独角戏,学生连“龙套”都没得跑。这种学生围着书本转、缺乏实训锻炼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书本、课件上,停留在文字、图片上,不够直观也不够生动,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最终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学习与运用脱钩,影响大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实践创造性的发挥。 二、完善建议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性质与特征,也依据自己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众多问题,笔者认为想要强化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技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仍然离不开本门课程的基本特征——“实践性”。 (一)引导学生增加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本门课程是专业基础课和基本方法课,因此课程的安排大都在大学一年级,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由于自己的阅历较浅,缺乏足够的社会学知识,也缺乏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在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思路打不开,视野也比较狭隘。如提问学生“如果让你对白领群体进行调查,你准备调查哪些方面的内容”?许多学生都会回答“工资收入”、“住房”、“消费水平”等,大家的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白领群体的物质层面,对白领群体的“文化水平”、“审美情趣”、“婚姻状况”“人际交往”,乃至“犯罪情况”却鲜有提及,而当老师引导他们说到还有其他研究内容时,学生才会“恍然大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充分说明了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度、了解度还远远不够,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社会调查的方法,建议本门课程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借助发达的网络信息平台多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新闻焦点和热点,更关注一些时政报道和社会评论,并通过布置课下作业,然后用课堂讨论的形式,让学生搜集社会热点问题展开分析,以期通过这种形式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进而提高学生调查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二)以现实案例充实课堂,避免就“方法”论“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一门具有系统性、方法性的应用性学科,从调查课题的选择到调查方案的设计,再到实际调查的开展实施,进而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及最后撰写一份规范的调查报告,每一步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原则,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因而老师在讲授每一个调查方法时必然会有大量知识点的理论性介绍。需要注意的是,老师的课堂讲授不能就“方法”论“方法”,只是单一地介绍方法,还应该以丰富的现实案例生动形象地示范、展示“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理论性知识讲授的枯燥和乏味,又能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每种方法在现实当中是如何运用的,更能对学生将来的亲身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如在向学生讲授普遍调查时,可以拿2010年我们国家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案例,向学生介绍整个人口普查过程,并向学生展示人口普查时用到的“长表”、“短表”和“死亡调查表”,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普查所具有的特征、普查的优缺点、普查的适用范围,以及普查时应注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另外,案例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并非只采用文字型案例,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软件向学生播放视频案例。如许多地方电视台都开设了“社会调查”、“焦点关注”、“新闻聚焦”等类似的栏目,实际上每一期栏目都相当于一个“个案调查”或“典型调查”,并且调查中采用的“访谈法”、“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查阅法”等会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示,老师结合视频案例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相应的知识点,教学效果也将大大强化。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在实践中锻炼提升。 以上两个方面都属于理论性教学方法的改革,而要真正增强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需要进行实践性教学改革。虽然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但实践性教学更能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开展实践性教学首先可以在课堂上实施,如在讲到调查课题的选择时,可以让学生课下按照理论知识点“课题选择应遵循的标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调查课题,下次上课时让学生上台演讲,其他同学进行评论和提问,在此过程中,学生发现原来课题选择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选题不合适,后续调查过程就无从开展;又如在讲到“访问调查法”时,可以在理论知识讲完后让学生课下准备一个小游戏——“现场模拟访问”,下次上课时在课堂上表演:表演分小组进行,每组设定自己的访谈内容和访谈环境,并安排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等角色,围绕中心议题开展访谈,过程中学生注意采用相关访谈技巧,力求获得最佳访谈效果。 此外,近年来大学校园普遍开展的大学生创新性社会实践活动,不但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操作平台,而且为学生充分锻炼自身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如我校多年来针对在校大学生一直在开展“大学生创新社会实践”、“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但之前项目名额较少,平均每班只有几个同学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大部分同学得不到锻炼。但是从2011年开始,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以便在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开拓进取,许多高校都增加了在校大学生实践课程的比重。如我校不但社会实践项目的数量有所增多,即覆盖到全校所有大一同学都要参与,都必须参与,否则将得不到相应的学位分数;更提高了项目质量,即好的项目可以申请获得“部级大学生创新”和“北京市大学生创新”的资助。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学生参与社会调研、开展科学实验的机会,学生终于可以把课堂上学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在各种调研中实施运用,并且还能根据不同调研环境创新调研方法,达到较为理想的锻炼效果。 总的来说,既然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最大特征是“实践性”,那么教学改革和创新就应该围绕“实践性”展开。重点在于,实践形式是多样的,老师一定要根据讲授的内容不断探索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和运用相转化。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及其现实价值 摘要:是伟大的社会调查研究家,他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丰富的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社会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方法 实事求是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优秀,同志十分重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重视以调查研究结果作为制定各项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他在长期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重温同志调查研究思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完善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使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尤其是1910年4月的长沙饥民暴动事件,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突出了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是他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尝试。 随着革命经验的日益丰富和社会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饱经战乱之苦的国家。和党中央为了获得丰富可靠的材料,多次要求各地干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在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并且系统阐述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号召全党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要求各级党委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典型,深入基层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定为全党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二、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把调查研究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本手段和根本途径。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时,认为正确的决策只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而“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产生主观主义,陷入空想和盲动。所以,他一生始终重视调查研究。 重视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要为着解决问题去做调查研究。在革命时期,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找到罪恶的社会现象的根源,进而确定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具体方针。在建设时期,调查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指出:“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一方面强调搞调查研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另一方面,认为搞调查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对客观事物作长期动态考察,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为调查研究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科学的调查研究建立在科学的方法基础上。的调查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基础。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把对立统一、阶级分析作为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因此,他能透过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驾驭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二是具体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典型调查法即解剖麻雀,但他强调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不要拘泥于一种方法。除典型调查外,还综合运用了普遍调查即走马观花法、会议调查、蹲点和试点方法,并把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灵活结合。总之,的调查研究理论是丰富的、系统的、完整的,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有利于人们在复杂的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现存的复杂多变的形势,把握社会发展动态和规律,使实事求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有利于与时俱进地制定、落实和反馈各项政策;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使党员干部保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进一步认识党的执政规律,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对各种复杂问题的鉴别力和分析能力,进而提高对各种问题的驾驭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二)有利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做到执政为民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有利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利于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利于倾听群众的呼声,有利于了解国情民意。只有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真正与群众心连心,才能取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方法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做群众工作的过程,才能使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有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才能使党的执政具有坚强的现实基础和根基,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三)有利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面临着各种挑战,有着许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有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如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拆迁问题、腐败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积极认真的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有力法宝。 总之,重温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加强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防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案例教学法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运用 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思维的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激励着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的改变。教育工作者们已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积极的教育方式对于知识的传授的重要意义。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基本上采用“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又以灌输式教学为基本形式。教学范围主要限制在课堂,而课堂中又是教师一言堂,教师课前按教材撰写教案,课中照本宣科,学生抄写笔记,期末进行封闭式考试,学生会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就高。这种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极不理想,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参与机会而失去主动性。因此,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许多有别于传统的创新型教学方法开始在教学中尝试,案例教学法就是其中一种的逐渐成为主流的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主要采用对话式、讨论式和启发式。1870年,朗德尔出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长时,首次将案例引入法学教育,并大力推广,这种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干哈佛大学的法律教学和工商管理硕士等专业教育领域的教学,并成为举世闻名的“哈佛模式” 的一大特色和内涵。 所谓案例教学,是以对案例的分析解决为主线,通过设置教学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教材,掌握原理和方法,形成科学的教育思想观念的一种教学形式。其中,案例是一种以真实情节为背景的,对某一个或几个有意义事件的综合描述,并借助于图表、照片、计算机等辅助手段,使人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的例证。案例教学法通过让学生针对案例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一种高层次认知学 的目标。简言之,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的一种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实现启发式教学,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它也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和素质教育的现实可行的途径。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更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夹实际问题,最终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因此,案例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学的方式,使过去灌输式教学模式的缺点得到克服。 二、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传统教学法通常使用的是固定教科书,教材内容往往比较陈旧,相对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水平严重滞后。而案例教学法中,教师可根据课程的需要动态地设计和调整教学案例,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紧跟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 (2)授课方式。传统教学法中,课堂讲授是教学的重点和中心。案例教学法是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对实际案例的讨论和分析,案例成为构成课堂讨论的基础。龙课堂上组织好案例讨论是案例教学中的中心环节。 (3)教师的角色和责任。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和责任是把自己知道的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这要求教师对教材内容熟悉,能够进行清楚的表述,以使学生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是指导者和推动者,需要其引领案例教学的全过程。 (4)学生的角色和责任。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大多数学生通常是通过听教师讲授,比较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扮演着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的角色。在这种环境中,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主动者,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再是本本上的教条,而是活的知识以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案例教学法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培养学生实际能力方面,具有传统教学法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正是案例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三 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知道,采用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下面将就案例教学法在本人所讲授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的运用进行实例说明。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主要介绍社会调查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开展一项社会调查项目所需要的程序和方法,为学生从事与调查研究有关的工作奠定基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尽管包含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原理等理论内容,但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应用性和操作性强,与实践联系非常密切。因此,《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非常适合干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而且这些案例可以通过学生参与实践获得。 本人在讲授《社会调杏研究方法》课程后半段,具体的调查方法与技术已经讲授完毕,为了让学生能够对所学的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先将班上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然后要求每组同学共同完成一项完整的社会调查方案设计(包括调查方案、抽烟方案和问卷设计),等各组同学完成完整的调查方案设计以后,各组的调查方案就是我们课堂使用的案例。到第二次上课,要求各组学生派代表上台展示他们这组设计的调查方案。每组演示完了以后,为了引导台的同学对前组同学的调查方案进行分析,本人设计了这样的几个问题:①整个调查方案是否完整?②调查方法的选择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是否合适?③抽样方案是否随机?是否与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相符合?④问卷设计中问项和答项是否存在错误?两者形式上是否吻合?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由学生独立思考,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各个方案的优劣,并进行综合。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各方案中所涉及的理论知识及其应用方法,就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和建议。这样将学习内容寓干问题之中,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寓理论干实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深学生对方法的理解。 另外,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素质。在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选取科研实践中的部分素材组织成案例用于教学,寓枯燥的理论于实践中,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活跃课堂,而且教师也将在与学生的讨论过程中受益,使得教学和科研互相促进,有利于教师素质提高。 四 结语 无可否认,案例教学法任很多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教学中课堂讲授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在一切教学中都要推广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案例教学法并不适合所有的课程,它较适合干那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教师需要根据课程的特点,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研究和编制一个好的案例,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案例可能不适合现实情况的需要。这是阻碍案例法推广和普及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教师就只好对案例进行精简,压缩案例篇幅,减少案例数量,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这种课时不够与耗时太多的矛盾,使得案例教学不可能尽善尽美。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新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根据地理课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的。它参考地理课教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让学生带问题去观察社会现象、直接参与调查研究,以此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社会、学习能力,提高地理思维能力的一种实践活动。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 地理教学 实践 思考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能真正的动起来,一直是教师认真研究的对象和考虑的问题,也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习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是学生的活动,因此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是无法替代学生的学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必须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法就是符合这种教学理念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把在地理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一些心得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社会调查研究法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教学中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可以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获得某研究专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了解明白某一社会现象,并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调查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在社会调查中采用是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等为主、文献法为辅的形式。 二、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研究涉及到四个要素:(1)调查什么?(2)谁去调查?(3)向谁调查?(4)怎样调查?根据这个思路,我整理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提炼出一些容易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知识点,并分成若干个模块,作为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对象。然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步骤开始设计安排学生进行调查。 1.确定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地理教材中内容很多,涉及到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人文知识。我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椒江人,有一部分来自区外的路桥、黄岩、三门、仙居、临海、玉环、温岭等各县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农业地理中的特产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 2.确定谁去调查?向谁调查?调查什么 (1)我把班级学生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划分为9个大组,其中椒江区这个大组因为人多,继续划分为三个小组,共计11组。要求每一组的学生利用周末采访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特产专卖店和农贸市场,了解台州特产的种类、种植条件范围以及销售情况等。要求进行调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学生要调整好心态,本着谦虚请教的态度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遇上来自客观的或人为的阻力,这就需要学生给自己打预防针,保持自信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2)为了让调查顺利进行,学校将给每组的学生开具一张由学校派出进行社会调查的证明,希望相关部门给予方便。 3.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具体设计,解决怎样调查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集中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案,形成初稿。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2)调查内容;(3)调查范围和方法、时间、地点、程序;(4)调查对象;(5)调查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以及安排等。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是为了让每组的学生了解调查的预设,从而解决怎么样调查的问题。具体如:周末几点在哪里集中、调查的具体路线、预计调查的几个人或地点、询问的问题、由谁做记录等等。 4.收集资料 各组在周末实地调查过程中,要求做记录,收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5.分析资料 调查结束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调查过程中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调查心得进行交流,并由一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 6.结论与建议 在周一的课堂教学中,组织每组学生派一位代言人在班级里进行了现场汇报,汇报中学生感慨有加,既阐述了自己的调查经过、得出的结论,又谈了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等,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各组同学一致认可用八个字来小结此次台州特产调查的主题:山珍海味,水果之乡。 7.理论思考与讨论 社会调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所以对于学生们的调查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的社会实践知识迁移到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在调查出来的众多特产中,我们选择了玉环的文旦作为案例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根据调查,学生已经得出玉环文旦的分布范围和种植条件,包括销售区域等知识。我们把相关的知识用投影仪展示: 玉环文旦属柑橘属,是浙江柚类优良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于半岛上的楚门镇、清港镇和龙岩、密溪等乡的滨海涂地和山麓。土壤为黄(红)色酸性砂质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无霜期327天,年降水量1400~1500毫米,分布比较均匀。 种植面积1.67万亩,总产量在3万吨以上。价格大批发最低每公斤3.9元(采摘期仅是2.7元,小批发4.6元),有的要卖到每公斤5.2元。 主要销售区域:当地的企事业、单位、部门(他们习惯大量购买文旦作为礼品,曾经根村果农王志根3500公斤文旦,被县两个部门订购采摘一空)以及个人;浙江省内外的一些主要大中城市,如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销售价格和利润非常高。 文旦具较高的加工价值,加工附加值高,如果肉可加工成不含任何腐剂的纯天然粒粒汁、原汁等系列饮品,果皮可提取柠檬苦素、果胶或制作果脯、果酱。 文旦的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B、C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提问:(1)根据材料,以玉环、文旦为例,说一说影响农业生产有哪些因素? (2)你认为,以后影响玉环文旦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初步讨论,加上学生之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学生很轻松就得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有: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热量、光照和降水)、地形、土壤等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运输和产品消费状况,科学技术因素包括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种植方式和耕作制度、劳动力等。其中市场需求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越来越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它的价值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该农产品的种植发展。 以文旦为例分析完之后,再让学生以涌泉的蜜橘来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学生们经过之前的调查,再加上课内的案例分析,基本上对农业区位因素有了很深的理解,这也达到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研究法运用的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结如下: 1.社会调查研究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社会调查法从组建小组、讨论方案、调查行动,一直到汇报,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积极主动、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自主表达自己的观点、辨析别人的观点,同时取舍、评价,进行知识重组。每位学生都可以从中体验和感受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分享小组成功的喜悦。社会调查法的运用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学生学会了分享和合作、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 2.社会调查研究法符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原则 社会调查的内容取之于地理教材,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相应专题的社会实践调查,再回归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调查研究法是地理课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 地理教育要创新,必须坚持地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调查研究中的参与、体验、收获,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直至写出调查报告;以及地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调查结果的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知识。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地理教育的创新。 四、社会调查法运用要注意的问题 1.调查不宜多 因为调查要实地去操作,还要提前做调查方案的策划,虽然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帮助,但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行,所以调查也不宜多。考虑到学生周末的作业、休息和娱乐,所以可计划每月一次,或一学期两次。 2.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交通、调查时间等),所以调查的内容宜选择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主题,调查范围应在学生居住区域范围,所以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3.需要调查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调查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式”,导致有的学生会为了调查而调查的走过场,所以要进行实时的督促和评价。调查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包括学生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和取得的成果;“量”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访问和调查的数量和完成的内容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个小组和每位学生一定的等级考核评价。评价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中。 五、结束语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研究性学习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它,可以很好结合教材内容,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生动、典型的材料引入课堂,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获得知识,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社会调查中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职业中专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新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应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根据地理课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的。它参考地理课教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让学生带问题去观察社会现象、直接参与调查研究,以此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社会、学习能力,提高地理思维能力的一种实践活动。 关键词:社会调查研究 地理教学 实践 思考 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能真正的动起来,一直是教师认真研究的对象和考虑的问题,也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学习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是学生的活动,因此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教师教学水平再高也是无法替代学生的学习。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必须让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动起来,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法就是符合这种教学理念的一种方法,下面我就把在地理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一些心得与各位同行分享。 一、社会调查研究法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对有关社会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 在教学中采用社会调查研究法,可以让学生深入社会实践,获得某研究专题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了解明白某一社会现象,并发现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见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调查中,可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协作的精神以及提高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我们在社会调查中采用是以访谈法和观察法等为主、文献法为辅的形式。 二、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 社会调查研究涉及到四个要素:(1)调查什么?(2)谁去调查?(3)向谁调查?(4)怎样调查?根据这个思路,我整理了地理教材中的内容,提炼出一些容易让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知识点,并分成若干个模块,作为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对象。然后根据社会调查研究的步骤开始设计安排学生进行调查。 1.确定社会调查研究专题 地理教材中内容很多,涉及到自然地理知识和人文地理知识,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人文知识。我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椒江人,有一部分来自区外的路桥、黄岩、三门、仙居、临海、玉环、温岭等各县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农业地理中的特产作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专题。 2.确定谁去调查?向谁调查?调查什么 (1)我把班级学生以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划分为9个大组,其中椒江区这个大组因为人多,继续划分为三个小组,共计11组。要求每一组的学生利用周末采访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特产专卖店和农贸市场,了解台州特产的种类、种植条件范围以及销售情况等。要求进行调查的时候,每个小组的学生要调整好心态,本着谦虚请教的态度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遇上来自客观的或人为的阻力,这就需要学生给自己打预防针,保持自信和坚持不懈的态度。 (2)为了让调查顺利进行,学校将给每组的学生开具一张由学校派出进行社会调查的证明,希望相关部门给予方便。 3.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案的具体设计,解决怎样调查的问题 在实地调查前,让每个小组的同学集中讨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案,形成初稿。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2)调查内容;(3)调查范围和方法、时间、地点、程序;(4)调查对象;(5)调查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以及安排等。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是为了让每组的学生了解调查的预设,从而解决怎么样调查的问题。具体如:周末几点在哪里集中、调查的具体路线、预计调查的几个人或地点、询问的问题、由谁做记录等等。 4.收集资料 各组在周末实地调查过程中,要求做记录,收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5.分析资料 调查结束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调查过程中记录的资料以及自己的调查心得进行交流,并由一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 6.结论与建议 在周一的课堂教学中,组织每组学生派一位代言人在班级里进行了现场汇报,汇报中学生感慨有加,既阐述了自己的调查经过、得出的结论,又谈了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等,气氛非常热烈。最后各组同学一致认可用八个字来小结此次台州特产调查的主题:山珍海味,水果之乡。 7.理论思考与讨论 社会调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所以对于学生们的调查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起来,结合地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使学生的社会实践知识迁移到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在调查出来的众多特产中,我们选择了玉环的文旦作为案例来分析农业区位因素。 根据调查,学生已经得出玉环文旦的分布范围和种植条件,包括销售区域等知识。我们把相关的知识用投影仪展示: 玉环文旦属柑橘属,是浙江柚类优良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于半岛上的楚门镇、清港镇和龙岩、密溪等乡的滨海涂地和山麓。土壤为黄(红)色酸性砂质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7℃,无霜期327天,年降水量1400~1500毫米,分布比较均匀。 种植面积1.67万亩,总产量在3万吨以上。价格大批发最低每公斤3.9元(采摘期仅是2.7元,小批发4.6元),有的要卖到每公斤5.2元。 主要销售区域:当地的企事业、单位、部门(他们习惯大量购买文旦作为礼品,曾经根村果农王志根3500公斤文旦,被县两个部门订购采摘一空)以及个人;浙江省内外的一些主要大中城市,如宁波、杭州、上海、北京等地;还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销售价格和利润非常高。 文旦具较高的加工价值,加工附加值高,如果肉可加工成不含任何腐剂的纯天然粒粒汁、原汁等系列饮品,果皮可提取柠檬苦素、果胶或制作果脯、果酱。 文旦的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有机酸,维生素A、B、C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提问:(1)根据材料,以玉环、文旦为例,说一说影响农业生产有哪些因素? (2)你认为,以后影响玉环文旦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经过学生的初步讨论,加上学生之前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学生很轻松就得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有: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其中自然条件因素包括气候(热量、光照和降水)、地形、土壤等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交通运输和产品消费状况,科学技术因素包括农产品品种、生产技术、装备以及种植方式和耕作制度、劳动力等。其中市场需求因素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越来越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它的价值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该农产品的种植发展。 以文旦为例分析完之后,再让学生以涌泉的蜜橘来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学生们经过之前的调查,再加上课内的案例分析,基本上对农业区位因素有了很深的理解,这也达到了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研究法运用的效果 社会调查研究法在地理教学中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结如下: 1.社会调查研究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社会调查法从组建小组、讨论方案、调查行动,一直到汇报,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积极主动、相互协调与合作,并自主表达自己的观点、辨析别人的观点,同时取舍、评价,进行知识重组。每位学生都可以从中体验和感受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分享小组成功的喜悦。社会调查法的运用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既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课外知识,又使学生学会了分享和合作、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和地理思维能力。 2.社会调查研究法符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原则 社会调查的内容取之于地理教材,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相应专题的社会实践调查,再回归到教材中相应的知识点,在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调查研究法是地理课教育的一种创新方式 地理教育要创新,必须坚持地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社会调查研究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在调查研究中的参与、体验、收获,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注重资料的搜集和分析,直至写出调查报告;以及地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调查结果的结合,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掌握知识。这个过程就体现了地理教育的创新。 四、社会调查法运用要注意的问题 1.调查不宜多 因为调查要实地去操作,还要提前做调查方案的策划,虽然对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帮助,但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实行,所以调查也不宜多。考虑到学生周末的作业、休息和娱乐,所以可计划每月一次,或一学期两次。 2.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交通、调查时间等),所以调查的内容宜选择简单、可操作性强的主题,调查范围应在学生居住区域范围,所以调查内容不宜复杂。 3.需要调查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调查给予一定的辅导和正确的引导,切忌“放羊式”,导致有的学生会为了调查而调查的走过场,所以要进行实时的督促和评价。调查评价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包括学生参加调查的态度、表现和取得的成果;“量”包括参加社会调查的时间、访问和调查的数量和完成的内容等。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个小组和每位学生一定的等级考核评价。评价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调查中。 五、结束语 社会调查研究法是研究性学习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地理教学中采用它,可以很好结合教材内容,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生动、典型的材料引入课堂,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之获得知识,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社会调查中也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职业中专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湖南省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及应对措施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本文为了研究将农业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便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适应机制,对湖南省进行了水旱灾害风险意识和实行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关键词]水旱灾害 农业保险 社会调查 一、引言 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每年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对水旱灾害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而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合理的措施,也成为许多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是工程类和非工程类措施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目前将灾害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防御领域,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水旱灾害领域,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文为了研究将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受水旱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湖南省为例,于2005年10月,对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信息工程学校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以及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他们对气候变化和水旱灾害的影响的认识,以及对参加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调查,分析了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可能性。 本次调查共收到301份调查问卷,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106份、湖南信息工程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96份、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问卷99份。该调查问卷覆盖了不同学历层次,即大学、中专及农民,其中梅溪乡的基本情况是该村大约有2000多人,水田约500多亩,旱田约400多亩,全年除降水对农民生产有些影响外,灾害性天气不多。该调查问卷的覆盖范围基本上能反应湖南农村农民对水旱灾害风险的意识和防灾能力的强弱。 二、气象灾害风险意识调查 近30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较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发生频次不断增加,强度不断加大,给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这次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气候正在经历变化的认识不同学历层次(从大学到农民),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承认全球气候正在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77%、92%和65%,即目前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对地球环境起重大影响的变化。 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充分暴露在自然灾害风险之下的特殊行业,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中国气候趋于不稳定,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由于农业又是受气象灾害危害最大的产业,所以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也日趋加重。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中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和一般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53%和45%),但还是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人相对较多。而对于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比例(分别为80%和65%)较高,即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观点,人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 三、 湖南省水旱灾害预警情况调查 水旱灾害预警服务系统是否健全,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灾害应急管理的一个优秀环节,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工作,建立健全预警信息机制,使预警信息能及时、有效传递,为公众提供防灾减灾信息服务,对政府和公众提前采取防御措施、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表1所示,虽然对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水旱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有获取渠道,但农民来对于该信息的获取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这说明对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广大农村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系统还不是很健全,灾害预警的信息机制还不是很完善,需要进一步建设。 四、 水旱灾害损失情况调查 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发生强度没有什么变化的比例分别为44%和50%,而认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增加、发生强度增强的比例分别为36%和33%,但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造成损失逐年增加的比例却为40%,大部分人觉得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强度虽然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其造成的损失却在逐年增加;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农民却呈现相反的调查结果,前者认为近年来该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都有显著逐年增加(增强)的趋势,而后者则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逐年减少的比例较高。但后者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损失逐年增加和逐年减少的比例上却相差不大,分别为30%和42%,35%和37%,33%和37%。也可能是农民对该项调查的内容不是很清楚,分歧相对较大。 对于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的调查,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认为其比重不是很高,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在30%以下的比例较高,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其比重在40%左右的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水旱灾害除了使得当地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之外,还对其他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大的影响。 五、 防灾减灾措施调查 对于灾害发生前是否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三方对于在灾害发生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比例分别为63%、58%和59%,说明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气象灾害给其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大部分人们在灾害发生前能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但只能减轻其影响,大部分灾害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却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如何救助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该地区大部分家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进行灾害救助的,而依靠政府救助和亲朋好友救助的手段来进行灾后救助的比例却很低,说明目前中国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依靠政府救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地大物博,灾害频繁,完全依靠国家救灾是非常有限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灾后恢复工作一直是地方各级政府难以解决的事情。他们虽然对防灾减灾都非常重视,但其经济承受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他们也都非常想探索出一条抗灾救灾的新路。 对于灾害发生后大部分家户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救助,其救助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当年恢复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只能少部分恢复的比例较高,达到50%,一半能恢复的站到50%,全部恢复的只站10%。说明完全依靠人们自力更生进行灾后救助,是相当有限的,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救助,才能减轻气象灾害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在防灾减灾中起到重要作用。 六、 水旱灾害保险意愿调查 中国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农民抵御各种灾害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差。目前中国农村,农民没有适当的风险保障,又不得不直接承担天气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上面的调查得到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自力更生的有限方式来承担灾害风险的,而且大部分农民也只能恢复灾害损失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目前农业气象灾害给广大农民造成的风险不得不自己来承担,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将保险引入气象灾害防御领域,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由国家和政府出资的体系只会使得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因此,迫切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气象灾害领域,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方法包括研究引入保险机制,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有67%和65%的被调查者已经有了利用保险进行灾害补偿的意识,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的被调查者有这样意识的比例占52%,比前两者的比例低,这说明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还没有大学生和大专生强,但调查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目前人们包括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对是否愿意利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的调查,三方调查问卷中分别有81%、75%和68%的被调查者愿意采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补偿,说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将会分担气象灾害给其带来风险,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保险公司的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分散灾害损失负担,使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企业和居民迅速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对灾害受难者来说,根据保险协议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与等待政府部门的救济相比,心灵上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保险公司简捷快速的赔偿能更快地抚平投保者因灾害而造成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灾后不至于束手无策,更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灾后的修复与重建。大部分人担心投保者参加保险后,很多投保者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了保险公司,头脑里没有风险意识,对防灾减灾措施不感兴趣,会影响防灾减灾的总体效果。但从我们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三方被调查者中分别有85%、87%和79%的人在投入保险后,遇到水旱灾害时,事先仍采取防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说明投保者的心理状态比较好,并从心理上并没有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自己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以期减少灾害的损失。 人们意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的方式可以分担灾害损失的风险,并且大部分人愿意采用保险的方式来补偿灾害损失,那么到底人们愿意拿出多少钱作为保费进行灾害保险呢,对此,我们利用假设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愿意投入保险的被调查者中,在假设每亩地纯收入在100元、200元、300元、400元的前提下,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的比例均为最高,在对各结果整理合并后,得出在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进行保险,而被调查的农民却不同,他们有保险意识但不愿意拿出钱作为保费的比例也比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的相应比例要高,说明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在分担灾害损失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真正愿意参加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但有些农民由于保险知识的缺乏而对保险不够充分的信任,导致有些人犹豫不决。 七、小结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其重大影响的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导致了气象灾害越发频繁,对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目前,湖南广大农村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渠道还不健全,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3.该地区大部分农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和政府救助进行灾害救助的,措施单一,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补充。 4.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具备,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作者单位:①中国气象局; ②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③④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反思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调查研究 [摘 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建设的多层次、全方位推进为社会调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现行条件下,调查研究失灵、失值、失信、失真等有悖客观真实性原则的现象却严重影响了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申作用的发挥,在此情况下,惟有实现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促进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加强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方能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推动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调查研究;反思 [作者简介]杨林霞,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纪德尚,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郑州450001 一、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调查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期。社会剧变、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矛盾交织等转型期特有的状况都会使社会中一些深层次问题日渐突出,从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这就要求我们以和谐社会建设为中心,围绕各项体制深层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细致地收集资料、掌握事实,客观认真地分析我国社会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可见,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能够发现和获取社会客观事实,探索和把握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解剖和分析事物发展的动因,揭示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制度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迪尔凯姆指出:“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只有坚持客观性才不会偏离它。”““”’自迪尔凯姆之后,虽然随着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不足及其时代局限性已被一一枚举,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视野或方法,仅从今天人们运用社会调查研究的现实来看,他所坚持的“客观性”的调查研究的准则,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 在国内,作为和谐社会建设中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承担者,社会调查研究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学术界开始有些犹豫彷徨。展望国际,伴随着社会学研究中心阵地向欧洲的回迁,以社会调查研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在当代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实证主义的大潮中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质疑,能否在实践过程中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已成为对社会调查研究的最严厉的拷问。在这压力下,无视社会调查研究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所面临的诘难只会导致国内的相关研究在歧途岔道上越走越远。因此,结合国内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对社会调查研究本身作出深刻的反思,不仅有利于对这个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尖锐问题作出正面的回答,更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上查找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推动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对当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反思性思考,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应特别引起社会调查研究机构及人员的关注。 1 社会变动加剧与调查研究失灵 转型期社会发展变化之剧烈、社会建设所遇问题之复杂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曾遇到的。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化、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在经济结构、社会秩序、文化心理等方面变动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的社会事实不断涌现。相比富于变化的社会现象,社会调查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仍然主要是沿用西方社会学界的老路,甚至直接移植其量表来使用,因而显得过于老旧和陈式化,在实践中的适用性也难免受到质疑。同时,社会调查研究的对象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上,调查研究的内容重复化、狭窄化,一些亟需社会调查研究介入的领域仅因为不是热点而备受冷落。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这些所谓的“热点”“冷点”转换很快,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为追随社会热点疲于奔命,但调查研究本身却难以深入下去,甚至草草了事。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本是社会调查研究的传统功用,但现在却出现了失灵状况,颇应引起社会学者们的进一步反思。 2 功利主义盛行与调查研究失值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及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也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涌人国内,一段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在较大范围内盛行开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建设,社会调查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社会调查研究往往被人为地当作标签,明为社会调查,实为装饰门面;打着社会调查的旗号,而并未认真去社会调查,结果造成了许多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性研究。同时,在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研究人员往往为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任意削减成本,压缩人员培训过程,缩减调查研究步骤,甚至不惜修改数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另外学术机构的机关化、行政化也导致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内容和结果要以上级领导的意向和喜好为指标,而非以事实真相为根据。这一系列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错位使社会调查研究失去了原有的反映社会问题、提供对策思路的价值。 3 方式方法随意与调查结果失信 在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报告中,能精心挑选研究方法并严格按照一定的社会调查研究步骤进行的寥寥可数。就社会调查研究的抽样工作而言,风笑天教授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114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指出,多数学者的研究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问卷的设计大多要么过于粗糙,要么直接借用西方社会学界相关研究所用的问卷,忽视了调查对象的差异性特征。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水平、问题接收能力及理解能力等考虑欠足;调查人员内部对问卷问题方面的理解偏差也不能及时纠正;同时,对调查主体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沟通鸿沟也未作充分准备。而且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在对调查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中,囿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一般都徘徊在较低的统计分析和推论水平之上,对资料仅能简单地堆砌和罗列,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这样的调查研究成果可信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 4 社会诚信缺失与调查结果失真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出现特有的秩序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社会诚信度普遍下降的现象。在社会调查研究中,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双方面的诚信度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首先,对于调查人员而言,单调重复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疲惫感一旦遭遇责任感的缺失,便很容易出现为完成任务而偷工减料的现象,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员对于调查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敷衍了事。其次,调查对象一些特定情况下被问及一些特殊的问题时,往往会迫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力而给出违 心的答复,即出现所谓的“社会称许性偏见效应”,直接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利益诉求机制与表达机制不健全的弱势群体,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被问及敏感的、隐私性的问题时往往顾虑重重,不敢或不愿说出真实看法和观点,使得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数据大打折扣。更有相当比例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研究主题和任务,盲目采用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甚至仅仅以此来粉饰自己的论文成果。对于目前的社会调查研究而言。如何解决调查结果失真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大课题。 三、社会调查研究实现价值回归的对策性思考 在社会转型期,围绕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研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社会学界要重视理论和调查研究,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因此,尽管目前我国社会调查研究中以上所举的种种不足,甚至遭受了对其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的严厉质疑,但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过程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真实面目、寻求调查研究的价值回归还是可能实现的。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思考和努力: 1 本土化调研方法的探索与跟进 无论是社会学理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国内出现对西方社会学界的效仿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但转型期国内所涌现的大量不断变化、且具有转型期本土特征的全新的社会现象仅靠借用的理论和模式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的。就当前情况看,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探讨并不少见,但如何把这种探讨与经验研究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则是对改进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首先,根据加芬克尔所提倡的“方法的独特适当性”,要在大胆借鉴西方调查研究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内社会现象的个性化特征,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以提高社会调查方法的适用性;其次要善于引进、吸收、融合现代科学方法思想和具有实用性的操作化的技术手段,以提高调查方法的先进性;另外,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实践的同时应该抽出一定的实践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和学习,以早日发展出一套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论来指导具体调研实践。总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应该是个开放性的体系,在发展意义上,要从本土社会独特的特征为出发点,基于不断变革的社会现实,既融合传统和现代方式,又结合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出一条社会调查研究本土化的新道路。 2 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与规范 目前,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与国际上反实证主义浪潮所截然不同的是,以调查研究为主体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仍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正说明了实证主义研究方式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一定的合理性。而当下我国社会调查研究领域存在的某些无序状态在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调查研究的“显”“热”地位的同时,也难免给有序、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带来了定位混乱和规范不足等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针对社会调查研究自身的规范性研究要跟上,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方法的归位工作,使之成为社会学研究有效的工具系统;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学术机构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时,应遵守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性的要求,加强自律,无论是调查方法的应用,还是调查方法的操作,都能够自觉还原社会调查研究的本来面目,而非仅把社会调查研究当做一种装饰和幌子。总之,就是要通过对社会调查研究的归位和规范,更好地发挥社会调查研究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3 调研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感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为了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稳定发展,就必须克服调查研究中调研主体出现的主观随意性倾向,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为此,从事调查研究的主体进行相应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强化其责任也是必须的。首先,社会调查研究主体必须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角色定位,明确自己在社会事实和问题的描述分析以及对策提出等过程中肩负的重大责任。同时,社会调查研究主体还应把这种责任感贯穿于整个调查研究的全过程,不仅要关注调查结果所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而且要把调查研究的重心定位在有现实理论意义、对社会建设有政策支持性的研究课题上,借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发展。另外,社会调查研究主体还应该明白自己对于推动国内社会学尤其是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义务。实践证明,惟有社会调查研究主体明确自己的角色,实现责任感的回归,方能从主体意义上引导社会调查研究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并使其在社会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社会调查研究论文:高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体系包括两大类: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特点,在教学中主要选择四种方法: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实地调查法。 [关键词]高职教育;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学方法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推动现代文明和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必须依赖于卓有成效的教学,因此,学习、研究和掌握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就成为高职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所以有必要对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体系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一是理论性教学方法;一是实践性教学方法。理论性教学方法适应理论性教学的要求,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和掌握,强调理论修养和知识创新,包括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演示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等。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性教学应遵循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使学生牢固和坚实地掌握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但同时必须“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这一点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高等职业教学除了理论性教学之外,更要开展实践性教学,这是由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的。实践性教学是形成技术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绝不能视其为理论性教学的辅助部分。实践性教学方法要体现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注重实践能力的养成,要求在真实或虚拟的实践中进行学习和锻炼,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术,并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包括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顶岗实习法等。通过这些方式使理论教学、技术训练等有机结合,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既体会到创造的乐趣,又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门方法性学科,具有方法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是要求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才能掌握的方法性科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是高职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专业的必修课,是上述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服务与管理工作必备的方法和手段。传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讲授是从内容方面把它当作社会调查学来讲,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教材厚,学时多,学生围着书本转,背条条款款多,与社会实际结合少;教学方法上,讲授多,实训少,教师唱独角戏多,学生参与少;教学手段上,传统的教学手段用得多,现代化的先进的教学软件和教学手段应用少。这种教学模式远不能适应当今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所以对该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根据“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主要灵活运用以下四种教学方法: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实地调查法。前两种属于理论性教学法,后两种属于实践性教学法。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要密切结合、有机搭配。理论性教学是实践性教学的基础,要求教师必须把社会调查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教授给学生,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指导和验证。而实践性教学是理论性教学的延伸,是以理论为指导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训练职业技能、培养职业能力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要求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所学的调查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调查实践中去应用,既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学会了对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 一、讲授教学法让学生对于该课程理论有系统的认知 讲授教学法是指教师通过口述、讲解、讲演等形式向学生系统传授知识的教学,属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传授一接受”性的教学方法。运用讲授教学法,教师可以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论证,生动形象地描绘、陈述,启发诱导性地设疑、解惑,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第一,按教学目的确定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深度和广度。结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理论性教学中,应注重调查研究实际操作方法的讲解,这是从事实际调查工作的基础。注重让学生掌握整个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步骤,如怎样确定课题,如何设计调查方案,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对资料进行审核和整理,如何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等这些与实际调查工作紧密联系的问题。这些是该课程讲授的重点和难点内容。通过讲授,让学生对整个社会调查活动开展与运作有系统的认知。 第二,教师的讲授要具有启发性。要善于提出课题,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配合教师的讲授,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探求新知识、掌握新内容。同时在理论教学中,还可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案例讲解法。如讲到社会调查报告撰写这一章时,教师可以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实例,把撰写报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这样即使课堂内容丰富和充实,又能够激发学生自觉思考,避免注入式讲授。 二、讨论教学法是巩固知识、培养学生集体协作精神的平台 讨论教学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学内容的某个问题,通过积极介入学习中的讨论或辩论活动,从而掌握和巩固知识的教学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以交互的方式,通过共同讨论来解决问题或建立观念,从而获得新知。这种方法能够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对所学知识的思考、讨论之中,既可以在互动中共同学习、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又可以在合作中培养团队精神、写作意识和沟通能力。教师运用此种方法时需要注意:第一,要拟定适当的题目。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的、学生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精心拟定富有启发性的讨论题目。第二,要组织和引导讨论。在实施讨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加强组织和指导,其关键在于“诱”,而优秀在于“导”,其宗旨是保证讨论始终围绕中心议题。第三,要做好讨论的总结工作。好的讨论教学要善始善终,因此在讨论结束后,教师要依据中心问题和讨论的情况及时进行点评和总结。 针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在很多章节都可以采取讨论教学法。比如教师在讲到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这一章时,可以根据学生的人数将学生每六或七人为一个小组,以组为单位,让每个组的成员根据所选择的课题,通过讨论来确定课题方案,然后派出小组代表向全班汇报,其他小组要对其方案进行讨论和评议。通过讨论教学,各个小组都知道自己所在小组的方案问题所在,而后进行合理地调整和完善。同时,采取分组讨论的方法还可以巩固课本知识,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提高自学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模拟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全真的模拟环境 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为目的导向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这种方法是在 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后,需要进一步了解职业技术的基本原则,掌握职业技术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实践形式,从而养成操作能力时可以采用的教学方法。通过模拟环境、模拟角色、模拟操作程序等,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模拟教学的场所主要是实训室以及微机室。模拟教学法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社会调查的两个基本过程: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资料收集是社会调查中最复杂、最辛苦,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资料收集的方法包括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等。这些方法的使用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进行系统的讲解,学生也要在实训室进行现场模拟。如根据课堂中所学的访谈法的知识,让学生通过扮演访谈者和被访谈者来模拟整个访谈过程,了解访谈方法的注意事项和程序。同时也让观看模拟的学生指出模拟者的正确和错误的操作,从而掌握访谈法的程序和技巧。 社会调查所需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以后,经过认真的审核和整理,就进入到分析阶段。统计分析是资料分析中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定量分析方法。而目前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是现代调查研究必备的手段,它已经成为社会调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精确、方便、高速、灵活的运算工具,在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中显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关社会调查统计分析软件是学生掌握的重点。只有掌握了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才能真正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进行数据统计。要求学生利用统计软件,在实训室微机上,对实验项目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模拟计算。熟悉掌握统计资料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分析、单变量的统计推论、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社会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 四、实地调查法让学生进入实地亲临现场体验 实地调查法主要是让学生亲自到实地去做调查,收集资料。考验或检验学生对于该课程的掌握程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到现场做调查包括以下三种方法的使用: 第一,观察法。实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熟悉实地观察法的原则和要求,掌握实地观察法的一般技巧,努力减少实地观察法的误差,从而提高学生运用感官观察的能力、使用观察技术手段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在各个方面做得都比较好的社区作为观察对象,分别安排每组同学对这两个社区进行观察,在观察中学会运用各种观察技术,以组为单位写出观察报告,将报告在全班宣读,由教师和同学共同讲评。 第二,问卷法。实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熟悉问卷调查法的使用,掌握问卷调查的各种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操作是选取1―2个社区或高校作为问卷调查的样本框,各组根据调查方案抽取所需样本,根据每组工作分工实施调查,回收调查问卷,计算出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目前在国内外运用比较广泛,也是学生重点掌握的方法。 第三,访谈法。这种方法是典型调查与个案调查所要采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实地调查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各种访谈技术,要求学生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或者访谈问卷去做调查。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比较大,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控制或驾驭整个访谈现场的能力,同时还要会察言观色。所以通过实地调查,可以锻炼学生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采用以上四种教学方法,可以使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明显发生转变。第一,巩固学生所学的课堂知识,开拓了视野。将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实践环境链接起来,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在实际运用中理解、消化、巩固和丰富在课堂上已学的知识。加强理论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不仅可以强化所学的知识,而且还可以获得丰富的社会经验。第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如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协作能力、人际交往和表达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激发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以前总是理论灌输较多,实际动手较少,学生上课不够积极。通过教学方法改革,我们本着“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个环节,亲自体验,学生学习的热情自然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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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辩证关系论文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监督条件保障 论文内容摘要: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二者同样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律的正确实施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遵守,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能够为实施法律监督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而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共振是建立在法治和正当秩序基础之上的,因此,加强法律监督同样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制支撑和保障。 一、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从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看,法律监督是完善国家法制、保障和健全社会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法律监督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法律监督(Legalsupervision)并不象我们这样由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行使,而是通过分权制衡的途径来完成。因此,从西方的法律辞典中就很难找到“法律监督”一词的确切用语。在我国,法律监督已经成为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分离的基本内容。而在学术上,法律监督这一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法律监督则是仅指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在我国是特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本文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法律监督。 强调法律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它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享有决定、实施国家重大事项和组织、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集中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但人民群众个体监督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监督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专门的国家监督机关来行使监督权,以保证人民监督意志的最终实现。权力需要进行监督,权力必须进行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社会实践所反复验证过的真理。特别是那些涉及民生利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更是需要监督。这不仅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也是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所以,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权,代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从根本上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是符号社会民主与法制发展要求的。从社会民主与法治角度来思考,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下,将检察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出来,作为实施专门法律监督的权力体系,是人类法制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 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来的、具有全新内容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是自然界的进化还是人类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和谐。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谐在人类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够与自然界长期和睦相处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奋进不断地向周围环境寻求“和谐”的条件,从而超越了其他一切灵长类动物而成为主宰地球的“智者”。没有适应人类生存的“和谐”的条件,人类要么夭折、灭绝,要么停止进化而类同于其他动物。这种“和谐”的环境也就是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取得的生存条件,它无疑凝聚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本质含义。 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同样的运行规律,和谐会促进一种社会制度的进步;相反,不和谐也会导致没落制度的消亡。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不都是在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中灭亡的吗?社会的和谐要求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各种要素均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应当是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机制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整个社会处于稳定有序的健康状态。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相依存的社会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处于变革和完善时期。我党在这一特定的、关键的历史时期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紧紧地抓住了时展的脉搏,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把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作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把和谐的政治、和谐的经济、和谐的文化、和谐的自然以及和谐的人类群体融为一个整体的和谐社会,科学地归纳和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二、和谐社会为加强法律监督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说到社会和谐,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几千年漫长的中国文明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十分崇尚道德文明的泱泱大国,而道德与和谐之间具有内在的、实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有的人认为,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与西方的“法”相比,中国的“和”一点也不逊色,可谓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这样说:“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当生活中一旦出现矛盾时,人们总是用“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平和吉利的语言来开导和劝说。强调厚德载物,功德并用的传统信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德的宽容精神。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和”,已经完全远离了古代人的思维范畴,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理念。所以,我们必须抛弃没落统治阶级倡导的那种无原则的“和”,而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在矛盾和斗争中求统一与和谐的“和”。只有这样的“和”,才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尽管法律监督主要侧重于事物的矛盾与斗争方面,但是这种产生于事物相互排斥和斗争中的功能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的。法律监督的本质特征是表现为社会政治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形式以不突破矛盾存在体的上限为界线。简单地说,就是统治阶级立足于对自身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协调和解决。因此,在运用监督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依法律、讲政策、讲策略、顾大局,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不容突破的总体范围之内,这就不得不要求具有一个社会总体上的协调与一致。如果只讲监督,不讲和谐,我们就可能把监督视为一种“斗争”,而这种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可能使我们重新来演绎“”的斗争哲学。“”一伙曾唯恐天下不乱,用所谓的“斗争哲学”来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企图把社会的发展引入历史的歧途。所以,今天我们讲监督,其监督的手段和范围应当局限在政策和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应当局限在人民群众认同和赞成的范围内,在监督过程中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和谐的社会前提是加强法律监督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在安定有序的社会条件下,法律监督才会真正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举措。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在十九世纪中叶连中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社会效果,今天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就是充满盛誉的十七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也不过如此。空前未有的社会变革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公平正义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有关,并且很多方面还需要通过进行法律监督来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又直接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为一个繁荣昌盛、国强民富的国家,不可存续在一个纷乱无章、肆意违法、权力滥用的恶劣社会环境中。这些都说明,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法律监督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建立和谐的、适合国情的良好社会体制,是保障一个国家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证法律得以公正实施、正确实施的基本条件。 三、法律监督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撑和保障 法律监督是社会法治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社会由无序到有序,由自然走向理性,由法治取代人治,表明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中主观世界与客观规律的矛盾运动。法律在整个社会进化过程中始终承担了其他统治工具所不可取代的职能作用。但是,法律首先是表现为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治理目的所事先设定的行为准则与活动规则,人类酷爱自由的本性决定了人们的行为与法律所设置的行为框架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于是违法和犯罪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同步相行。潘恩曾经这样说过:“在人类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多半不是政府造成的结果。这个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它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即使政府的那一套被取消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有的人认为,西方法治中并不存在法律监督问题,理由在于他们是完全依靠三权分离来制衡和牵制。其实这种解释也未免会让人信服。确切地说,西方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分权和制衡的形式来实现的,而不是没有法律监督。如果没有法律监督,法官仅凭自己的良知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如何得到纠正?警察以国家或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随意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怎么得到遏制?难道社会能够容忍这些错误与违法行为的存在吗?绝对不会的。社会需要对法权的运用设置一道防线,以防止权力的膨胀和无限蔓延,法律监督是对法权进行约束的最好手段之一。因此,只要社会存在执法、司法行为,就少不了法律监督。 其实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经明晓。秦始皇立国之初。就设立了履行法律监督之职的“御史大夫”。中世纪法国国王派往法院的“人”,亦即后来的检察官,目的也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把官司打赢,保护王室利益:另一个则是为了监督法官的审判,维护司法公正。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清楚,制度和法律是南人们制订出来的,它需要人们去自觉地遵守。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往往受到人们自由行为的挑战。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能够依法行为,但少数人也可能不遵纪守法,甚至以身试法违法犯罪。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国家执法、司法机关,其引起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就象弄脏水源一样地把法律毁坏。所以,设立特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进行监督是保证法律公正实施的必要条件。 在社会不断向文明挺进的道路中,法律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日趋紧密相联。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法律行为规范,民主与法治同步发展,社会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中,社会一定是安定有序,文明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诚信友爱,和睦相处的。而这种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必须抵御来自与法律相佐思想和行为的干扰和破坏,在更大的程度上要防止来自执法、司法权力自身的毁坏与侵蚀,必须利用监督手段来保障执法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工具都是难以达到的。 在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模式下,以宪法的明确授权设立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综合反映。我们不搞三权分立,而国家执法权、司法权又离不开监督,不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何路之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就曾明确强调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目前,执法、司法不公,社会缺少公平正义,公民的人权还屡遭侵犯。这些现象都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通过法律监督来制约与矫正这些与法律实施相悖的行为,不失为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上看,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监督”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排斥,强调的主要是制约与克服:而“和谐”则主要是讲事物之间存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他们之间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说:“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就是说,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这种矛盾的辩证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恰当运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论文 提要:援助对和谐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 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法律援助,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援助资金 我国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法律与社会论文: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我们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如何加强新时期卫生监督管理与执法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深入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在工作上,体现在行动中,坚持以卫生执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营造整洁优美的卫生环境为出发点,以卫生管理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为归宿点,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和谐执法环境,在实施人性化执法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尊重民意,在畅通与市民信息互动渠道上做文章 卫生执法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秩序和优美的卫生环境,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卫生管理体制,树立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逐步将卫生管理模式由后果取向型转变为成因取向型,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更多地考虑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不断增强群众的卫生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才能使卫生管理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为此,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通过开展卫生进社区、卫生管理联系点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群众疾苦,依法及时处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审视卫生执法的重点和难点,经常开展换位思考,适时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努力构建与群众联系互动平台,架起卫生行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连心桥、爱心桥、舒心桥。 二、理性思维,在实施人性化卫生执法管理上下功夫 传统的执法理念过于强调法律的刚性和威慑力,与现代法治精神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治精神要求我们努力更新过去那种管理就是执法、执法就是处罚、处罚就是罚款的陈腐观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执法管理原则。一是坚持重心前移。在实际执法管理活动中,我们坚持实行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并制止、纠正违法行为,力求将大量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从卫生管理违法行为的发展演变过程看。一般的违法行为都有一个违法预备、违法实施、违法既遂的发展过程,如管理方面执法人员能及时发现,并及早采取制止措施,就有可能把违法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就可以减少或避免服务对象因违法既遂而导致强制取缔而造成的损失,从而引发执法对立,甚至影响干群关系; 二是注重罚前教育。如对违反卫生管理的具体行为,我们是从深层次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不搞"一刀切",坚决不搞作秀。一般情况下,在纠正违法行为与实施处罚之前,我们都要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与教育,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其由被动接受处罚变为主动认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并真正从内心深处信仰和接受法律; 三是首次轻违不罚。对初次轻微违法,并且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当事人又能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的,一般都不予处罚。对确需给予处罚的当事人,我们始终坚持重教育、轻处罚的执法原则,在法定量罚幅度内,能轻则轻,以促其改正为要则。 三、爱心操作,在关爱弱势群体的执法实践中显价值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我们坚持"刚柔并济、柔性优先、以柔克刚"的指导原则,立足部门职能,严格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增强执法为民的自觉性,让群众不仅在理智层面上认同并接受执法权威,而且在情感层面上尊重并信仰执法权威,努力实现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一是情感纠违。在2005年的全市小餐饮整治行动中,面对一位举家上下唯一依靠出售凉皮为生的违法经营业户,从情感上讲,取缔这样的业户,实是于心不忍,但市容环境又不允许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考虑到这位业户的实际情况,我们执法人员想方设法给其选择安排了另外地点进行合法经营。此举,切切实实地赢得了这位经营者的内心认同,他饱含深情地对执法管理人员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打内心里一百个接受"。此举带动了周边许多业户。 二是爱心纠违。对在卫生执法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特困家庭,用爱交心,将心比心,善于用我们的爱心行动感化当事人。我们除免健康体检、办理卫生许可证费用,减免监测费用外,对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还上门体检,并把健康证、卫生许可证送到手上。此举既达到了执法目的,又使当事人感受了政府的温暖,同时还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它所蕴含的精神实质是卫生部门不仅追求良好的卫生管理秩序,而且更加关心弱势群众的疾苦;同时也足以充分证明,卫生部门不是一味地追求法律目标,而是更加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四、依法行政,在严格的制度保障下为相对人维权利 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是对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掌握丰富的执法办案艺术,则是对卫生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要求的必然,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证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顺利实施,实现卫生管理目标的重要条件。在尊重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利方面,我们注重通过加强执法人员能力建设和执法程序保障制度建设的途径加以实现。 (一)内强素质,学会"宽容"。加强卫生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修养,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也是构建和谐执法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日常执法管理活动中,难免会遇到管理对象的谩骂、纠缠、围攻、甚至殴打执法人员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注重教育卫生执法人员增强文明执法的意识,对管理相对人要热情主动,行为礼貌得体。另一方面,特别注重强化卫生执法人员的言行自控能力建设,对一些管理对象的不当行为或无礼行径,我们强调学会忍耐、忍让、忍受,平和以待,强调面对执法矛盾时,能够做到具体分析、冷静处理,宽容待之,忍辱负重,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时刻注意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 (二)讲究艺术,善于“说理”。与构建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突击式执法活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执法手段,往往只能是一种治标手段或权宜之计,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类活动的直接副作用往往就是当事人诉权的剥夺。为此,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和提高卫生执法人员语言表达能力,善于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做到不怕细碎,苦口婆心,向管理对象摆事实、讲道理、宣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着力宣讲当事人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努力让当事人听之心悦诚服,无理以辩。 (三)建章立制,注重“自律”。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有些群众缺乏权利意识,维权意识不强,不太关注执法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当自己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想借助法律武器加以保护,致使行政执法人员任意简化法定程序或者任意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实施行政执法活动。另一方面有些群众义务观念不强,不能认识到自觉遵守法律,支持和配合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在心理上有抵触情绪,在行为上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不配合,甚至百般阻挠或暴力抗法。因此,我们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步骤、顺序、方式、时间等实施处罚,积极推行执法办案公示制度,把行政处罚的依据、标准及办案程序向社会公示,自觉主动地接受社会监督,从制度上遏制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现象。同时,辅之以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约束机制,对行政执法人员因故意或重人过失导致错案的,坚决追究执卫生执法人员的相应责任。我局近8年以来,虽然执法监管的力度一再加大,但执法程序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忽视。在办理的大量行政执法案件中,没有1件被复议机关决定或人民法院裁判导致不利后果的案件。 卫生执法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管理对象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卫生部门应该建立何种机制,采取何种方式,使用哪种手段,来解决卫生执法管理中的现实难题,重“典”轻“情”行否?显然不妥;重“情”轻“典”能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以民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努力加强执法管理能力建设,讲究执法办案艺术,一切从管理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自觉地把和谐社会的理念统一于卫生管理执法实践,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法律与社会论文: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律发展 交给理论界的重要课题便是重新思考何为法治,何为社会主义法治,法之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具有原点性与基础性的相关问题。从一九八零年周凤举发表《法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兼论法的社会性》为起始展开的关于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成为法理学发展几十年中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尽管分歧与对峙依旧存在,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与深化,学界也达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共识,即要摆脱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对于法律阶级性的片面的,同时也是相当极端的理解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认识、思考,乃至重塑社会主义法之本质、特征、作用与价值,尤其注意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逐步形成时代的、世界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战略方针的同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所以,这也要求我们更应该继续坚持冲破还有相当影响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束缚,深入解放思想,最终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发的“市民社会理论”便是这样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是一个归宿点,它无疑并业已证明极大地推进了法理学“脱幼”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法学现代化的实现。 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市民社会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热点与显学,它将不同领域的学者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社会思潮;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最早产生的市民社会理论,经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从启蒙时代到黑格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从马克思到现当代社会一脉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的延续。市民社会理论虽诞生在西方,但其理论意义却是遍及世界的,并不因地域或者文化的差异而使它有任何逊色之处。因为历史是一种事实,“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命运,一种文明集合体的传递”。[3](P5)所以,市民社会理论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以及产生了对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便不足为奇了。对于后发而外生的中国法治及其法学理论来说,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世界先进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还必须重视现代法治深层的本土化根基。市民社会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可忽视与分割的统一有机整体,在当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便更具有理论及实践的意义与价值,并且拥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发展的有利条件。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在社会各个层面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法治的新的本土化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诞生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恰是它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精神。时代同样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原出其本来的面貌,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恰如有论者所言:“如果我们不是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出发,不是采用教条主义、工具主义的政治解释学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经典作家是从其市民社会理论而走向唯物史观的,是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理解人类发展进程的锁钥的,并进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础。而在具体阐发其根本法律观点时,他们也是以市民社会为逻辑起点的,认为法律是建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基础上,立法权的双重属性反映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关系。”[4](P32)要言之,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体系之和,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涵盖其中。具体说来,市民社会应包含以下内容,即私人层次、组织层次以及经济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与文化生活领域。在从事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活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结成一定的关系,即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意识形态关系,它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5](P67-80)可以这样说,有一定的市民社会,便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国家。国家制度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或者市民社会与非市民社会两种本质上不相同的势力的一种契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法的历史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所谓法律就是介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利益调适器”。从形式上来看,法代表了国家意志,从实质上来看,法则是由处于一定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法并不是单单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达。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像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要展示的那样,市民社会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且还是一个归宿。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一对现实的相互对应的概念,单一的研究政治国家,或者单一的研究市民社会都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而不承认二者的相互独立性,企图以政治国家消灭市民社会,或者以市民社会消灭政治国家的结果,不是走向专制之路,便是踏进无政府主义的泥潭。现代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别是两大生活领域的代表,偏废或者忽视任何一方,上文已述,都是片面的。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极度发展的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造成了二者的严重对立,产生了不可避免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的矛盾一样,这种存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似乎以另外一种形式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一个它所宣扬的那样完美与和谐的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状态。正如有论者所评价的那样:“法的历史展现的是人民群众不断把被统治阶级异化的‘普遍利益’还原为真正的共同利益,不断从‘普遍利益’中夺回被侵吞的特殊利益,并使二者逐渐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的进程。”[6](P47)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便最终共同消融在自由联合体中,法律自然演化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自愿遵守的理性社会规则。 倘若我们把眼光放在遥远的未来,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协调与融合的过程。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方针的同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共产党依法执政,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政府,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司法体制,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提高全民族法律素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性的机缘既对中国法学研究事业提出了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法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作者:冯娜 张宇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互害型社会道德救赎与法律规制 [摘要]“互害型”社会给个人、社会、国家都带来巨大危害。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互害”的主要原因,提出从道德救赎和法律规制两个层面进行全面、有效的防控与治理。在道德层面应加强优秀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强化学生基本道德素质教育,培育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完善道德警示与评判机制;法律层面扩大和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加强生产标准化立法,加大行政执法处罚力度,降低刑责门槛。 [关键词]“互害型”社会;道德救赎;法律规制 “互害型”社会的道德救赎与法律规制蒋何琪,孙芳兰(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13)[摘要]“互害型”社会给个人、社会、国家都带来巨大危害。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互害”的主要原因,提出从道德救赎和法律规制两个层面进行全面、有效的防控与治理。在道德层面应加强优秀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强化学生基本道德素质教育,培育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完善道德警示与评判机制;法律层面扩大和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加强生产标准化立法,加大行政执法处罚力度,降低刑责门槛。[关键词]“互害型”社会;道德救赎;法律规制[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11“互害型”社会,指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商家由于道德、法律意识淡薄,重利忘义,生产有毒商品,直接危害他人;同时,自己又是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被其他不良商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既是“施害者”又是“被害者”,形成这种“人己互害”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规模,可能导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人情淡薄,后果不堪设想。 一、“互害型”社会成因探究 “互害”的原因是复杂的,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个体层面、社会层面上都有,各个层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人私欲膨胀 所谓个人私欲,是指个体的私人欲念,不正当的欲望。一些无良商家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伤害他人,最终害人害己。例如一些食品生产者受利益的诱惑,不考虑后果,只为眼前的蝇头小利,生产有毒食品,危害他人健康,最终,自己及身边的亲人也会身陷“互害”链条中。一些造假者怀着侥幸心理,一面说着不会使用或食用有毒有害产品,一面又连续不断参与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中,人心变得畸形,互害现象蔓延。我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政策在践行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有时会背离传统道德和社会发展规律;加之,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向市场化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提高,压力变大,迫使人们唯利是图,极度拜金。于是,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做出害人行为,人人互害,最终危及自身。 (二)社会环境失范 社会环境是指人们所处的各种各样社会条件的总和,也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1](P83)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生活在社会的大环境下,难免会受到周围群体的影响。比如,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上,也许有些热心之人想上前去扶一把,但看到周围的人都不闻不问,匆匆走过,为了不惹麻烦,也匆匆离去。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人们的道德素质下滑,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的风气,做好事反而被害的风气,使得大家不得不敬而远之,互相防范。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下有一个被称为“道德的负收益危机”的现象,即如果不道德的行为可能比道德的行为产生更大的收益,而且这种局面不断持续下去,那么,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争先出现不道德的行为。[2]害人代价很小,不害人代价很高,久而久之,使得害人成风,社会逐步陷入互害的怪圈。 (三)监管机制不严“互害型” 社会呈燎原之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法监管缺位、不严、低效、推脱责任,从而造成一些生产商钻法律的空子,生产有害食品或是质量低劣的产品,危害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有时政府的政策虽好,但真正落实还需监管到位,在各个环节加强监控,否则,生产商基于某种利益就会做出有违道德和良心之事。因此,监管部门任重道远,应加强责任意识,严格监督检查,打击不法分子,禁止生产制造商违规生产,在执法层面上遏制互害现象的发生。[3] 二、“互害型”社会的道德救赎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调节手段,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互害型文化蔓延,人性根基动摇,人性底线下移乃致缺失,正直和良心日益成为一种稀缺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亟需用道德救赎来唤醒人们原本善的、真实的良心回归,防止社会陷入“互害”危机。 (一)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之风在一定范围内盛行,道德良心缺失,人性底线一次又一次失陷,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建构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工商业管理中,突出诚信、友善、责任意识,加强商业道德、职业道德教育水平,从而有效防控“互害型”社会文化的蔓延。 (二)加强公民基本道德素质教育 通过公民基本道德素质教育,提高社会整体成员的素质。第一,增强责任观念。责任伴随我们的一生,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家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遇事有担当,不做危害他人的事情。第二,坚持诚信原则。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一个值得信赖的企业,能为其带来宝贵的无形财富。第三,弘扬奉献和仁爱精神。无私奉献和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会奉献和付出,用一颗金子般的善良之心互帮互助,换位思考,珍惜亲情、友情,不为金钱舍弃最宝贵的良心。第四,加强群体意识。人是群居动物,任何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独自生活,因此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妨害群体的利益,否则也是间接害了自己。增强群体意识,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社会的团结。 (三)培育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 当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我国经济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传统道德带来巨大冲击,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互害型”社会的出现,无疑使社会信用指数大大降低,你不敢相信我,我不敢相信你,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针对这种陌生人社会,必须建设诚信的现代商业文化。在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是坚持诚信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外在形象,是一个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加强诚信建设,有利于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欺诈行为,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现今社会,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形成各种互害现象,这都是与诚信背道而驰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信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这就需要每个人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成为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每个公司企业都重视诚信建设,注重自身企业形象,铸造良好口碑,整个社会才会呈现出和谐美好的一面。 (四)完善道德警示与评判机制有效防范 “互害”现象蔓延,需要建构和完善道德评判机制,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与公民、企业道德评判机制结合起来,建立权威的征信体系。目前,我国的征信体系相对薄弱,迫切需要建设和优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征信制度,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做到有法可依;第二,信息公开透明,加强监管。注意保护公民的隐私,建立权威可靠的征信机构;第三,加大诚信教育宣传力度,建立良好、诚信的信用环境。对于食品安全以及药品安全,急需建立“黑名单”制度。可以考虑借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措施,把造假者加入“黑名单”,令其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这不仅使公民能够避免上当受骗,也使得一些企业在质量与安全方面丝毫不敢松懈。同时,完善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每个公民一生都将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信用账号,还可以与手机通信实名制度相结合。2017年,我国将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于一体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三、“互害型”社会的法律规制 民生领域互害问题之积重难返,非用以重典恐难救赎。因此,在“互害型”文化蔓延的今天,我们在加强道德救赎的同时,更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和保障,要强化如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生产标准化方面的立法 “互害”现象最初出现在食品药品等生产领域。食品药品安全关系百姓身心健康,把这些行业标准、行业道德法律化是当务必之急。虽然我国目前在食品安全质量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发展的法律法规,但很多药品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亟需加强标准的制定。比如,餐饮行业建立“透明厨房”标准;重要食材,利用条形码、二维码等建立追踪制度,对食材来源可以跟踪溯源。刷一只鸡蛋的条形码,可以上网追踪到是哪一个养殖场或农户的母鸡下的,母鸡的情况与饲料等信息。行业标准法制化,会成为执法监管的依据,有利于完善和强化监管体系。 (二)加大行政执法和监管力度 对于违法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有毒食品药品的生产商,要不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格查处没有生产许可证、环境条件和卫生要求不合格的企业,增强日常监管的威慑力,强化源头监管。同时,建立行政处罚基金,把罚款用于奖励遵纪守法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以激浊扬清,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 (三)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 在纠纷解决中,当前大量使用的仍是“补偿性赔偿”机制,是从受害人损失的角度出发的,坚持的是“填平原则”,即受多少损失获多少赔偿。这种方法对不法侵害人的惩戒不足,难以形成威慑。在很多情况下,侵害人的收益远远大于受害人的损失,这无异于鼓励违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并无上限,所以经常出现“天价”赔偿数额。我国一些造假者之所以敢违反法律生产有毒食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力度不够。因此,只有提高罚款数额,完善惩罚性赔偿机制,针对互害行为的主观恶性进行惩戒,才会产生威慑和预防的作用。此外,还要降低刑责门槛,加大对单位犯罪的“双罚”力度,加重食品药品领域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样才能建筑起一道防火墙、架起一道高压线对恣意侵害者起到威慑警示的作用。 作者:蒋何琪 孙芳兰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 一、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的含义 人们对于法律人性的探讨可以说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在西方的许多国家认为,如果把人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但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善和恶,我国建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的非理性以及人们的恶性得到遏制。我国对于法律的人性化发展开始逐渐由专门化发展向普遍化发展,我国的制度现在是更加的人性化,我国的相关立法也是趋向人性化。我国对于人性的权利,比如对于人权的尊重、保护人权的合法权益以及人们对于政府的监督都有者相关权利,这与西方国家大多数的观念是一致的。总体来说,本论文所提及的法律人性化就是指,在我国的立法时,对于立法中的相关要求就要体现人性化,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执法人员要充份的尊重人权,要保护人权。 人是社会的根本,人是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社会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就不能称之为社会,因此,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一定要一人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人人类自身,我们要理解人的正常的情感以及人最基本的需求,我们要相互的尊重,相互的信任,要相互的关爱,还要培养有用的人才,要使我国的人们能够健康全面的进行发展。我们不仅仅只是把人作为国家、集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他还是家庭的成员,他有他自己的家人朋友,有自己的生活环境。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对于我国在立法方面、执法方面以及我国的司法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这些改革措施来看我国的法律建设开始趋向于人性化价值取向,这也是我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在刑法中增加了缓刑、假释制度,这些刑法的增加无疑说就是法律人性化的表现。 二、我国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造存在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建造必须要依靠法律来进行维护,法律不是谁规定出来的,也不是谁说的算,它是听取了人们的意见才能够被制定出来,它的制定要接受人民群众对他的监督,同时他的制定要听取所有人民群众的意见才能执行,作为我国的公民就应该严格遵守我国的宪法以及我国的法律,而我国的执法人员也必须为我们的人民服务,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不仅是对我国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的要求。在我国许多的刑事执法中能看到许多与构造和谐社会相违背的事情,许多的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时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这些手段是与我国的法律相违背的。 (一)相关执法人员思想不端正 我国相关的法律还是非常的完善,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管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这就导致了我国有一部分的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出现了误差,使得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误认为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他们没有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以及人格权,尤其是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于对待他们,就不需要像普通的人那样来进行对待,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人员对他们的监管不力,有的甚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进行保障,还有的执法人员,甚至出言辱骂犯罪嫌疑人,还有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甚至牵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家人,不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禀报事实。 (二)我国法律存在特权 我国法律都实行立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的相关的法律人员都认为自己是管理人员的人,对于犯罪嫌疑人不需要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对于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需要尊重。有些的执法人员认为自己有特权在进行犯罪嫌疑人审问的时候,一般对犯罪嫌疑人都是不尊重,甚至可能在审讯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对于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意召唤,使唤,根本就没有按照我国的法律做事,进行执法的时候对于执法的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在整个办案的过程中都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保护他的人权。 (三)我国相关执法人员素质不高 在我国大部分的执法人员都是高素质,除了极少数的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在进行我国法律执法的时候比较随意,对于证据的意识比较好薄弱。导致了我国的执法质量一直都比较低,而且我国有一些相关执法人员,在整个的执法过程中不全面、也没有科学的根据、更没有综合的运用所有的证据,对于我国进行执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利用法律的手段,也不知道使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秉公执法,我国的有些执法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有执法质量这一种东西,一直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思想,他们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罪人,就可以对他随意的采取措施,甚至是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的,更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四)执法人员没有体现人性的关怀 在我国大部份的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行为时,采用的执法方法都非常的简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态度都非常的冷漠,对于我国的人民群众是没有情感的,甚至对我国的人民群众缺少应有的关爱。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所举报的内容都进行推诿、有的甚至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举报进行敷衍了事,尤其是对自己特别不喜欢的案件更是如此,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国的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法律的不信任。我国有一些执法人员他们的责任心一点都不强,对于事情总是不上心,对于群众的来信等等都不能进行及时的反馈,根本就做不到我国所需要的亲民、利民、为民着想的目标,这样就很难构建和谐社会。 三、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我国对于法律的建设也日益完善,我国开始推行依法治国,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视,这些理念的提出就要求我国的执法人员要体现人性化关怀。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要以人为本,要推进我国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一)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人性可以说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它又具有社会属性,它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地位特点。本论文所提到的人性化执法,就是指的是在进行法律的建设时要按照人的本性去进行建设。要按照我们人类所通用的情感以及人们的理性来进行执法。所谓的人性化法律就是说我们的相关执法人员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能够尊重我们犯罪嫌疑人,能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就体现了我国法律的人性化。我国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实行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现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依法治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实行法律的人性化价值取向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也是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因素。我国的法律实行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个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开展我国的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和我们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关的。可以说只有我国的文明发展与我国的法律发展能够同时进行发展结合那么对于我国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人性化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时展的产物,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作者:贾紫翔 李泽 张天宇 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规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法社会学认为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法律的理解和探究不能脱离社会。没有无文化的人类社会,也没有无社会的人类文化。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背景就是这个国家法律的社会基础。 一、文化 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并世代相传的一种特定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文化的基本属性和特征表现为: (一)非自然性。文化是打上人类创造印记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二)民族性。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信仰等是文化民族性的体现,它既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也是这个民族具有的一种共性。 (三)共享性。不同文化依赖于贸易、旅游、移民甚至战争而相互影响渗透。改革开放以来,外域文化涌入并与我们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和碰撞,其中某些内容经过本土文化的筛选、甄别后成为或正在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四)现实性。文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古今中外的任何人类群体都必定生活于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受现实文化的制约、影响和熏陶。 二、法律与文化的联系及相互作用 (一)法的精神根植于文化。萨维尼认为:法与一个民族的存在和性格紧密联系,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法不能离开文化母体,它经受着文化的洗礼和熏陶,而且不断接受和适应文化的要求和选择。同时,法律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法的精神反映和诠释着民族文化。 (二)法的运行依赖于文化。法总是在既定的文化框架中存在和运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积以时日代代相传而来,因此法律要尊重文化传统。比如说调解和法律援助得以在我国有效推行,是因为它们在某个层面上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一致。 (三)法的变革受制于文化。当确立新的法律规则和制度或以新的规则制度取代原有的规则制度时,这种规则与制度必须尊重与考虑现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从我国现行正式实施的婚姻法就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如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尊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条文虽然简短,但从文化表达了当下我国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需求和道德情感,即夫妻双方都应当对家庭忠贞诚信;对家庭成员的要求则秉承了我国一贯的文化传统和家庭理念,即友爱和谐。此外,法的变革受制于文化还在于社会文化的改革会推动和迫使已经滞后的法做出反映和调整。比如在同性恋、安乐死等问题上,很多国家就经历了一个先伦理后法律,先是公众接受而后是法律接受的过程。 三、我国转型时期的法律规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中国法律传统是一个多维的文化现象,对现代法制有借鉴作用。如中国传统法制比较注重法律制度的道德评价,既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视执法者的素质修养、法律运作的社会效果和道德意义,形成社会调解与法制运行相结合的社会调控体系。但关键在于,法律传统中这些合理因素如何融入现代法律制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异域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都处于碰撞乃至冲突之中。 真正适应和代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未充分形成,而当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革过程又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等。在这些转型中,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是转型的优秀。但社会转型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最终都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法律虽不能直接干预人的思想,但法律的引导功能是强有力的。以法律形式肯定积极社会行为,反对消极社会行为,对违法行为予以制裁,引导社会价值判断,有利于社会思想文化的积极发展。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人贵”、“民本”思想,但它却没有促成近现代法治的诞生。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是从政治、家族利益角度,关注人的情感意志,注重人的内在德行和群体精神,而不是世俗社会中人的地位尊严和权利。这种人文精神以人情伦理判断行为的正当性。而法律规则寄生于现实政治,形成一种对政治权威的依附性,因此法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局限。 处在社会变革文化整合中的当下中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代表未来文明社会的新思想意识、道德标准等文化因素在悄然中不断生成和发展,原有文化和新老传统也正与异质文化进行较量,接受社会发展的筛选考察。因此,要培养有利于解放人的思想、开拓奋进的法律观念和法治文化,塑造权利平等的人文精神,才能构建法律信仰,才能促进我国法制的转型。 作者:王惠 单位: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 一、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的博弈 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有时与法律相背离。众所周知藏族的赔命价金制度在一些藏区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虽然2002年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立法明确废除和取缔了赔命价金制度,但其仍然在现实中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发挥着调解和规范作用③。赔命价金制度同样也适用在甘南州,笔者举出一个在实地调研期间得知的其中的一个赔命价金案例。案情简单概括:在一个牧区村庄中,甲乙二人与丙发生矛盾起冲突而致丙死亡,如此的刑事犯罪却在当地的一个活佛的调解下而解决,活佛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甲乙两个家庭各赔付丙家人40余万元,并且三年内不准再踏进原来居住的村庄,甲乙两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变卖牛羊等牲畜,加之从亲朋处借得一部分金钱。三年内不准踏进长时间居住的村庄,本是一件于情理都不恰当的处罚,甲乙两家又变卖了牛羊等牲畜,以牧为生的两个家庭日后连生计问题都面临着危险。如此犯罪、如此处理,实在与法律相悖甚远,但活佛的这个解决方案双方当事人服从、乡人赞同,应该是达到了满意的社会效果,但却不计法律效果,足足甩了法律几个响亮的耳光。在这种情况下,甘南州国资所就面临着尴尬的境遇。国资所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有时就与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摩擦、冲突,甚至在还未“交手”前便已被淘汰。在他们意识形态里法律观念是微乎其微的,当地民众在发生矛盾时,他们并没有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倾向性选择,而是把目光齐刷刷的转向当地有权威的宗教界人士或者有威望的长者或双方都认识的熟人,而不论是宗教界人士,抑或是有威望的长者、熟人,他们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都摆脱不了佛教文化的痕迹。作为国家权力末梢触及的甘南州地区,国资所的能力受限及功能羁束进一步弱化了国家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国资所生存及发展的窘境。 二、从甘南州地区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的博弈中提出解决之道 甘南州当地居民的正义观、人情观、佛教文化的伦理观是相通的,所以对于甘南州而言,我们既不能强制推行法律,也不能一切依赖他们本土社会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规则”之治。作为国家法律适用者的国资所而言,应当寻求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间的合理契机,使得法律适用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④。当然,这也需要各方有所作为,精诚献力、合作。 (一)探索搭建本土化“宗教界—司法界”沟通平台以加强双方间对话考虑到甘南州的特殊性,国资所可以通过多方途径和支持,尝试与当地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代表进行磋谈,双方求同存异,就当地民众矛盾纠纷解决、宗教与法律适用冲突等一系列主题进行交流,逐渐完成从临时对话机制到固定对话机制、从纵向单一体系到横向成规模体系、从任意性到固定性的转变,探索搭建本地方特色的对话形式多样、运用灵活的沟通平台,双方互相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此外,在这个平台中,一方面对宗教界的代表进行基本法律教育,灌输法治理念和法制精神,引导他们对一些严重纠纷学会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让国资所律师了解宗教习俗,在诉讼中维护当事人利益、诉讼外调解时必定大有裨益。但是,搭建“宗教界—司法界”沟通平台并不意味着法律以其“正身性”排斥、压制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也非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以其长期、固有的生命力为资本不敬畏法律。在探索搭建平台的过程中,双方在资格能力上必须地位平等,在处理纠纷时尽力保持以法律为原则,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民众的经济成本为关切点。通过这个平台,最终达到一个轻微简单纠纷宗教调节、严重复杂纠纷法律解决、佛教文化和法律文化最大限度内共同生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和谐局面,进而给国资所创造更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 (二)建立及推广“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以培养本土法律人才本土人才和当地民众交流沟通没有问题,生活习俗、自然气候等方面不会产生不适,与当地民众之间有着天然的民族情感,并且也一直深受佛教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熏陶,所以本土法律人才能更好的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国家应当大力扶持当地政府,与民族类高校合作培养专门的本土法律人才,可以综合借鉴、参考高考提前批次录取如提前录取师范生、国防生等的制度以及委培生制度,在求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上对学生多有优惠,这些本土学生毕业后再回到当地就业,受到一定期限的限制,期限届满后可自主选择是否继续留任,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虽然我国提前批次录取分类中包括“公安政法院校”,但培养方向大多为公安类人才,即使培养出的法律人才输送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针对性也不强。除此之外,我国从2012年启动为期十年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规划”,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12所高校作为全国第一批“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但是这些教育基地没有民族类高校有着更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并且这个规划的招生对象面向的是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而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参加高考的学生,那么后者要比前者在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提供法律服务和达到的社会效果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并且能真正做到“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⑤此外,通过“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也可以扩大和完善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这些通晓双语的法学学生毕业后不强制就业地方,但通常来讲他们会选择在本地方发展较好的城市从事法律类工作,这样也不算是法律人才流失。这样,通过“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民族类高校可以定期定向的向民族地方输送法律人才,也可为国资所提供新鲜而富含营养的血液,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甘南州国资所的困境。 (三)加快对“习惯—习惯法—成文法”的创建及完善美国学者埃尔曼曾提出“习惯的让位”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变迁,习惯文化逐渐让位于习惯法文化,习惯法文化让位于成文法文化⑥。因此,甘南州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履行职责,制定及完善本土化的成文法,从深受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而使当地民众自觉形成并遵守的习惯中萃取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营养部分入习惯法法,在习惯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筛选,并结合我国的诉讼法,最终整合成一部具有本土特色的单行条例。这样,国资所律师在办案运用法律时才更加得心应手,既能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又能使当地民众逐步信赖、依靠法律,最终把国资所搞活。 三、结语 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与国家的法律之治,虽然代表着两种迥然的文化模式,但在维稳社会、增加社会幸福总量等方面却有着相同的价值追求。甘南州国资所可以敢为人先,甘做“试验田”,努力探求实现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与法律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增强甘南州国资所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其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资所改革的样板,最终成为拉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进程的重要马车。 作者:高振凯 陈漫 袁锋 王奉平 周文秀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法律与社会论文: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与社会构建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难摆脱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传统的文化无处不在,穿衣文化、饮食文化、住宿文化,这其中当然包括传统的法律文化,比如在现实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加愿意去和谈而不是跑到法院去状告,法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解决矛盾的最后一种手段,这种法律工具性的思维一方面消解了我们想要建立起西方那种法治主导的社会模式的理想,一方面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弥合了因矛盾而产生的感情裂缝,维系着传统中国人和谐社会的理想。从这个思维模式里我们经常能得出中国目前还是一种熟人社会,与现代的法治治理下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的结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相较之下便是我们还是落后的感叹。我认为背后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经济式的思维,这种思维的隐含逻辑认为经济是基础,我们在这种传统文化中既然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经济,那么我们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就是落后的就是要变革的我们就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治理那一套,还经常拿出日本人的例子以说明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那样善于学习。但是我们忽视了的是文化与经济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那种决定行的关系呢?不见得。文化这个概念有着一种心理的向度,一种精神的向度,与现实有一段距离。形而上的说,意识和物质到底谁先谁后,这是一个值得永久争论的问题呢,而不是断然的下结论然后推而广之。 总得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选择更是一种手段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经济落后就导致精神层面的落后的必然。正如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但是我们发现不如西方人吃的好就说是筷子的问题然后换刀叉。这是我们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人际矛盾的化解,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与西方社会中对人权、民主、平等的追求没什么两样,我们不能得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就不如西方对民主人权的追求的结论。民主人权的追求用法治,和谐社会的追求用调解。当然你想用调解的方式去追求民主法治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不是调解的错,是人的错,我们经常搞不清手段与目的的分野,不仅混用两个概念而且混用其中因素的概念归类。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讲是心理层面上的,我们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意识中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是我们经常的疑问。这种疑问往往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追求,对自身存在的怀疑,对安全感的渴望求,换做文化概念上就是一种对于文化的依赖和寻根。法律不管是想要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一种信仰,都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做出较为积极的回应,否则便会体现出各种的水土不服或者遇到各种阻力。这个时候我们将法治这个词语重新定义,我认为就是有必要的。法治这个词语我们经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个就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模式,这个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技术,一种手段,工具意义上的存在。另一个就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追求,这个意义上法治是一种理想追求,其中填充了西方法治社会中各种价值:民主、人权、自由,这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存在。 这两种面向的划分有利于解决我们所说的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冲突问题,并且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分好这两个意义法治,不忽视这两种面向才能更好的进行讨论。将法治理解为工具意义上的一面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工具中的价值内涵丰富起来,比如将这个法治的价值中赋予一种消讼理想,换句话说消解法律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这是我们大同社会中的理想实现,这虽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如此才是值得追求的,就如同自由和人权一样,价值理性的追求让我们人类有了北极星,这也许就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中的北极星。当然我们对中国的法律文化进行挖掘或会有其他的价值引导。一旦我们将中国式的法治确定下来,也许作为中国人的那种心理归属感才能理所应当的找到,找到中国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一定程度上解决民族寻根的要求。 以上的讨论只是为了回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肯定问题。其实涉及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冲突的问题,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法律中的碰撞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以上各种原因就能积极乐观的看待这一碰撞。如何处理好这一碰撞也许公民社会和伦理社会的两分法是一个解决途径。这种社会的二元构造既可能化解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追问也可以吸收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对于政治的要求,建立一个精神和经济都有所归属的现代中国形象。 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的法治模式向往的一个理由是,西方成熟的法律体制亦或者说是宪政体制更加稳健的发展经济,更好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活的有尊严有安全感。这点是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好疑问的,但是我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学习这套模式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不适合中国土壤孕育出民主法治的,但是这个前提假设并没有说明,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是必然和西方的民主法治是不可调和,是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斗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使得我们必然要吸收西方的宪政理论,尽可能的提出民主,平等,自由的要求。政治上分权理论实践和选举制度的完善,以及面对政府的言论自由的等针对公权力的要求的主要吸收西方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设计,追求人人向往之的普世价值。 当然还可以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对官员的限制,比如施以仁政,下级官员要敢于直谏,孝敬父母,爱护自己的家庭,忠实于国家和民族。对于违背以上官员基本伦理的,就引用西方的选举替换下去,有序的实现政权的轮换。这样中国的官员身上既背负了基本的人权要求又要做人们心中的传统的道德模范,总之,等级有序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没有用好;尊重上级是好的,但是不能媚上;接待礼节是有的,但是要在人民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建立官员和政府的权威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权力的制约基础之上;倡导庭前调解是好的,但是应该在尊重两造自身的逻辑上进行,不得人为提倡和高压干预。只有在公权力逻辑当中以西方限权的基本法律框架为基础,融入中国官员自身的伦理逻辑才能有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法律环境。这种法律环境的建立一部分原因是形成较为成熟公民社会,一部分是这群公民社会中有着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在社会中私法层面上来讲,可以更加贴合自己的伦理和道德逻辑。将一些中国传统的孝敬父母等伦理性因素描绘到民法中甚至可以入刑保护,中国人更加注重名誉问题,实质上是推崇道德的逻辑,那么在精神层面上更注重对于传统道德的违背精神赔偿,加强一些公民的传统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义、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的儒家要义。在公民的私社会中尽可能使传统道德的控制力体现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然后辅之以融合了一定的传统道德的法律衔接。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公民自治的大社会和私权社会,将政府囿于这种成熟的传统道德公民社会中去,尊重社会中公民自由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的背后就是传统道德和以及融入部分道德的法律支撑。 二、结语 总之想要处理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西方的法治文明之间的冲突,最重要就是要分清楚在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逻辑的不同之处,从而让不同的控制体系发挥各自的作用。传统的法律文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如何运用这种价值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鸵鸟向来就是飞不起来的。 作者:孟岩王小霞单位: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法律与社会论文:论法律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整合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观与和谐社会的法治观相对立 儒家学说主张人治,把政治看成是统治者个人品德的扩大,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于一身,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统治者与法之间,以统治者为先。这一思想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成为正统的法律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人们还习惯于以政策代替法律,甚至政策超越法律;在国家管理中,人们仍习惯于听从上级的命令,而不对命令的合法性进行判断,长官的命令事实上往往高于法律的规定;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按习惯办事,按乡规民俗办事,按族长意志办事,而不是按法律办事,一些偏远地区、落后地区甚至成为了法律的盲区,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相对立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官当”和“准五服以治罪”等等级制度,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忽视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直至今天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造成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阻碍了法治建设。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融合 虽然我们认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与构建和谐社会并不相容,但决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传统。这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虽然已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但其中的某些内容则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观念。“中庸”即“用中”,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在倡导和谐的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也构建和谐社会有若干相通之处: 1、以“仁”为优秀的“民本”思想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夏商时代的统治者视天命为权力的来源,周的统治者认识到民众对于维持政权的重要性,在总结商亡的教训时要国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儒家“仁学”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法律文化的民本理论的定型。“民本”思想强调人的极端重要性,《荀子》中记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人民力量、人心向背对国家统治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要“爱人”、“为政以德”,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民是国家之本,民心向背是国家和君主的安危之所系。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强调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不是一个游离于人之外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参与其间并决定其进程的历史过程。人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其建设成果的享受者,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2、强调法律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传统法律思想认为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强调应注重道德教化,孟子就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注重道德教化,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明德慎罚”后来被儒家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儒家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认为只有在道德教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时,才采用刑罚手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当重视法律在调解纠纷、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形成秩序的社会规范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社会规范合力作用的结果。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一主张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提倡诚信友爱、团结互助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形成人与人之间互信互爱的良好人际关系 3、注重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儒家追求的是一个无诉的和谐社会。孔子说:“听诉,吾犹人也,必先使无诉乎。”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兴诉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无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追求,而调处息诉则是达到无诉的重要手段。调处的对象不仅包括民事纠纷,也包括轻微的刑事案件。调处的顺序一般是先找亲戚、乡邻、族长,万不得以再去找官府。地方长官常常也是宣传教化和息争诉的楷模,即使老百姓有了纠纷不得不对簿公堂,地方官吏也会在判决书中附上一段劝告,寓教于判,教导境内百姓重视伦理道德、止讼、息讼。 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而只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必须承认各阶层、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和要求,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些矛盾中很多是可以通过沟通协调,互谅互让来化解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活力,尽量以调节这种形式来化解矛盾纠纷,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也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和自治能力。 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深刻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法治建设,必然是没有根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借鉴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上提出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战略构想。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是可资利用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必须大力继承、发展和高扬,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谐观念与现代和谐社会是有本质区别的,必须分清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只有抛弃那些狭隘的,阻碍现代法制发展的部分,赋予传统法律文化崭新的时代意义,才能创造更高级形态的社会和谐状态。 作者:杨国红单位:中共六安市金安区委党校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比较 朱景文认为,法社会学是一门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其重点不在于从规范上分析法律本身,而在于研究法律是怎样受到社会关系制约的,在于研究国家制定的法律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在于研究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法律运行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立法者的要求。李楯认为,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现象形成和运动的机制与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功能进行客观研究的社会科学。田成有认为,“在我国,法律社会学主要不是一门理论法学,因为法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等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不是它研究的重心所在,它更关注国家法律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行状况,以及这些法律制度的功能和效果等实际问题,如何更好地制定法律和保障法律的充分实施,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马新福认为,法社会学是一研究法律和社会之间关系,把法作为看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方面分析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制定执行、遵守、适用和效果的法学分支学科。陈信用认为,法社会学就是研究法律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饶艾、张洪涛在其合著的《法律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一书中认为,法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林端认为,“法律社会学”,它就会体现出重视法律的“实在性”的经验科学的性格来,它把法律看成实际的社会事实,无法自外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法律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它的研究对象。汤黎虹和史探径都在自己的《社会法学》书中,认为社会法学是研究公法和私法以外第三法域的部门法学科。 不同认识的分类 在理论法学领域,专家学者对法律社会学的名称再熟悉不过了。然而,翻开法律社会学著作及教材,尽管相同的名称,但包含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自从奥地利学者埃利希创立法律社会学以来,法律社会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不单纯。有的学者有意无意把许多不属于法律社会学的内容塞进了法律社会学,混淆了法律社会学的范围和内容。更有甚者,把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等同,造成了法学界认识上的混乱现象。 1、学科说 从法律社会学方面说,就其发展过程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法学分支,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学科。学科说的提出,主要来源于1913年埃利希出版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一书,这部著作使法律社会学由长期存在的萌芽以一个崭新学科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标志着法律社会学科的诞生。之后,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有一批跟随者和支持者。在西方,英国和法国都有最坚定的跟随者,英国科特威尔的《法律社会学导论》和法国人让•卡博尼埃的《法律社会学》相继出版,使法律社会学在国际范围内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亨利•莱维•布律尔的《法律社会学》,也为学科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也有一批崇拜者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陈信勇出版了两部《法律社会学》著作,胡平等仁等人的《法律社会学》在实现国产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使法律社会学得到发扬。在我国,学科说占有明显的优势。王子琳、张文显认为“法律社会学”“是以法和社会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横跨法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边缘学科”。赵震江也认为“我国法律社会学最终将成为我国社会学的一个分科。”通过对不同学者和专家的观点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法律社会学是法学或者社会学的一门学科、以及社会学和法学形成的交叉学科。他们都承认它的学科地位。 2、学派说 社会学法学在西方常常作为法学中的一个派别对待。由于强调法的功能、作用和效果,又称为功能法学派。以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庞德为代表,在他的周围也有一批坚定的跟随者。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学法学派,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视角,也为社会学法学的理论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作为学派的社会学法学,主要在西方法学界,之所以在西方法学界,因为西方法学发展经历了以超自然、永恒不变的、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规则解释法律价值的自然法学派时期,以及其后的以对法律条文的逻辑分析来确定法的价值的分析法学派时期,社会学法学派在与它们的区别中发展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历史传统,对我国法学界许多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付子堂在其主编的《法理学高阶》一书中,认为社会学法学首先是作为流派的社会学法学。这是社会学法学的主要形态和表现类型。在当代中国,美国“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的思想,人气之旺盛超过埃利希,但是由于中国没有这种法律流派的历史传统,因此也使我国的法律社会学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3、运动说 运动说认为法与社会的研究是从兴起的运动中产生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学派在世界范围的日见衰败,在美国兴起的“法与社会”运动逐渐涌动起来,并很快达到了高潮,这一运动也带动了英国的加入。他们的相互支持,使得这一研究有了广泛的现实意义。这一运动不是法学与社会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律,它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从多角度把法与社会联系起来,以多学科的知识对法律进行经验性研究。不仅如此,美国还在1964年11月成立了美国“法与社会协会”,1966年创办了《法与社会评论》杂志,这些制度化的措施,直接推动了“法与社会”研究的深入,由于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凡是与法律有关的社会问题都开始涉及到。其广泛程度超过任何一门学科,使法学理论从价值和规则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开始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本来“法与社会”运动与学科无关,随着“法与社会”运动的思潮逐渐凝聚,由于“法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学者们自然地把“法与社会”运动的思想归结为“法社会”的学科,即法社会学。西方的“法与社会”运动的思想倾向也对我国的法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进了我国理论法学社会化的深入。 4、规范说 规范说认为属于与公法、私法相互对应的关于社会的法律规范。其来源是18世纪祁克的二分法理论,把法律分为个人法和社会法的观点。认为“社会法”是由集体法人本身制订的法律,用以调节他们的内部生活、调节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社会法解决的是在原有的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和调整而又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区域,进行法律规范的创制,调整社会秩序,但是其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又不能归属于原有的公法和私法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予这一新出项的法律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地位,所提出的一个法学学说。作为规范的社会法学背景是为了应对社会化发展的现实,弥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的真空,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所应运而生的。它主要是对原有公法和私法体系外,但是又是社会需求需要调整的社会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定,目的是创制法律规范解决现有社会问题,其不在研究,也不在于学,而只在于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法律规范上的保护和调整。祁克的理论为社会法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根据,以明确了社会法学的发展方向。作为规范说的支持者,日本的菊池勇夫也主张,社会法“可以作为部门法及法域”。在我国,汤黎虹和史探径在各自的《社会法学》著作中都认为社会法学是研究公法和私法以外第三法域的部门法,胡平仁先生也认为社会法学即是“第三法域的社会法的研究”。他们都是规范说的坚定支持者。 分歧产生的原因 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已有百年,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初法学研究主要是围绕法学内容本身进行的,但是在法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的,于是有学者开始认识到法学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关门研究法学问题。经过学者们对法学与社会联系的认识加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欧洲法律社会学。但是在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中,美国学者们从个人认识和学术背景出发,把社会学当作法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并以其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法律社会学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法律社会性的角度研究有关社会生活的法律问题,在这样巨大的法学认知差异中,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场域。这些场域互相影响互相吸引也互相排斥,在丰富了法律社会学内容的同时也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正是这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既构成了法律社会学发展的基础同时又给法律社会学带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他们都试图通过理清不同场域下法律社会学的意义来阐释认识上的不同,以揭示法律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社法学从此成为了法律社会学领域既烫手又难以割舍的山芋,搅乱了法律社会学一统天下的一池春水。 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学者们不同学术背景,他们都试图对法律社会学从不同方面进行新的阐释,其结果导致了法律社会学认识的五花八门。这一方面说明了学者们思维的活跃,表现了学者们对法律社会学积极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学术研究的无序性,扰乱了法律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要理解法律社会学与社会法学的不同场域,就要首先了解不同学者对法律社会学阐释的角度,通过弄清学者们不同认识阐释的理论背景,根据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研究的差异,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构筑法律社会学的宏大场域,才能不被各种不同的认识所迷惑,理清它们存在的差异,了解它们固有的共性。 作者:李润杰单位:江西省边缘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法律与社会论文:浅谈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种区别于监禁矫正的非监禁式刑罚执行手段,强调充分地利用相关社会团体、志愿者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助,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进行矫正。近年来已经得到法律的肯定和认可,它既是刑罚社会化的具体展现,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以加强社会建设的一大重要内容。本文就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展开了系列分析。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社会管理创新 在中国,社区矫正是指将犯罪行为比较轻、对社会没有较大危害性等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安置在社区内,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如专门的国家机关、相关社会团体及志愿者等,在判决与裁定等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与行为,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监禁之外的刑罚执行方式。它能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 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 1、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 (1)社区矫正能够充分的利用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通过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与矫正,加大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力度,同时用宽容精神和人性关怀理念,尽可能地将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的一面,使罪犯自觉成为守法公民,实现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稳定的维护,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2)社区矫正能够增强社会管理和刑罚的效能,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矫正,不仅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通过社区矫正,让社区内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教育和矫正,能够使罪犯逐步适应并顺利回归与融入社会,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创新。 2、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社会管理创新的推进,需要深层次地对社会管理体系进行完善,不仅包括要全面开展工作,同时又要及时解决社会基础性问题等,而且管理的重点要放在对特殊人群进行帮教管理等问题上,这个就需要做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现存的问题 1、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缺陷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必须要有对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等作为保障。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虽然颁布了若干文件,对社区矫正和法律监督工作制定了相关规定,然而这些法律条文没有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拥有的权力和义务以及负责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等,导致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等在行使时缺乏明确参照。 2、社区矫正措施不规范 虽然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但是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陷,导致社区矫正规定只是单纯停留在办法、规定层面,达不到法律层次。现行的社区矫正措施也欠缺法律规范。 3、检查监督手段的弱化 由于相关文件中仅规定了检查监督的原则性方面,一旦发现违法问题只能进行实地与书面检察以及与组织与对应人员进行谈话等检查手段,监督手段也很单一,缺乏刚性和及时性,社区矫正工作在实践中也很难得到强化。 4、社区建设水平难以承载社区矫正工作 主要表现在社区群众观念上的不认同、矫正经费投入上的缺乏等方面。一方面人们往往对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存有偏见,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难以接收那些犯过错的罪犯在社区内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社区建设还不完善,政府用来进行社区矫正所投入的经费也很难有所保证,导致工作不能完全展开。 三、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加强和改进措施 进行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做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通过加强与改进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法律监督管理,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尤为重要。 1、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法律规定 应结合实际问题来完善与健全社区矫正法律、规章与制度等,使规定做到细致清晰、条理分明,明确指出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检察机关以及各部门之间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职责等以及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机构等,确保执行操作的可行性和可参照性,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顺畅、有条理的开展。 2、规范社区矫正措施 总目标是使社区矫正规定在现实中达到法律高度。规范建议如下:(1)规范相关部门的分工。国家在设置了规范化的法律条文的前提下,指派专门的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并详细的指明各部门之间的负责内容,做到分工明确,条理清晰,从而各相关部门应具体按照这些法律规定,落实好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2)规范社区矫正的内容以及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等。应当采取强制性措施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明确社区矫正的内容是针对罪犯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矫正,帮助其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而且应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有:在社区中有权拒绝没有法律依据的矫正措施、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等。 3、强化检查监督手段 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改变单一的检查与监督方式,找到合适而有效的方法,包括进行日常和定期的检查监督、执法公开公正、做到超前预防与事前监督以及多种形式相结合等,丰富检查和监督的形式与手段,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公正性等。 4、加强社区建设 (1)对群众进行思想建设。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只不过事情的大小和严重程度不同。我们应该公平的看待社区矫正者,给予他们改过的机会。(2)加强社区的经济建设,通过经济的发展为社区矫正工作积累资金,从而带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展开。 5、注重检察人员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 社区矫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对相关人员要求更高,所以必须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管理创新意识培训,注重他们的综合素质以及实践能力,从而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专业性人才。结语:社区矫正顺应了刑事制度不断完善的趋势,是刑罚执行方式人性化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要转变观念,不能偏执的歧视社区矫正人员,而不给他们给改过的机会。我们应当重视犯罪者的心理与行为矫正,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作者:车相超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法律与社会论文: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本文作者:尹奎杰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对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术界一种基本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发展和法律的发展二者的关系方面,无疑首先是社会的发展决定、制约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法律的发展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0[1]377这种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了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整体的特征。本文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一方面,把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二者对立起来,说成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是把社会决定论机械应用到发展问题研究上的教条式反映。虽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受制于它所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对法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过分强调这种决定论容易把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起来,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法律发展虽然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但又不能把法律发展等同于社会整体发展,二者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法律作为制度文明的内容之一,它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必须客观地分析和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简单地把二者对举或者一概而论都是不当的,应当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复杂化还原0¹。本文认为,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的关系不仅仅是决定与被决定、制约与被制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发展一方面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法律发展也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制度化回应,其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一、法律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 从逻辑上说,现代社会发展是内在地涵摄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还是文化发展,都与法律发展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离开了法律的发展,任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都会丧失一定的制度基础、制度保障和合法性认同,人的发展也会因而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作为现代文明构成之一的法制文明,是以一定制度为载体反映和折射人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就的,换言之,要分析法律发展的真正蕴含,必须重新审视法律发展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之所以说法律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因为法律或者法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社会要实现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和平、安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保证是不可能的。 (一)现代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发展要求法律发展与其同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0,这一命题揭示了法律或者法治与经济的高度统一。不讲规则、不讲程序和法律的市场肯定是不安全的。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0[2]178在追求高效、安全、平等、自由的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文化时,离开了法律和法治在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制度进步与法律实践发展,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将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市场化的当代社会,交易的安全、利益的维护,无不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制度与法治环境,如果法律相对滞后、法治不健全,那么交易安全就没有保障,市场秩序就无法维持,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法律发展为主题民主政治不但是法治的基础,而且,法治与民主政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正是在法治的推动与形塑下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它不但借鉴了法律发展的先进成果,也凝结了法律发展的智慧与经验,是以法律发展为主题的。一方面,现代的民主政治以法治为基本内容,法治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基本经验和先进成果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宝贵财富。按照学者的研究,现代民主政治所涵摄的民意政治、责任政治、有限政治、程序政治、参与政治、开放政治等基本理念都与现代的法律理念高度一致,是法治精神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责任意识、权力不得滥用、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程序公正等法律基本原则的体现。这些现代民主政治在本质上就是法治政治。[1]288-294同时,法治也是评价民主政治制度的价值标准。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共同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追求公开、公正、公平等程序正义的理性观念,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的价值标准。一般说来,法律特别是公法所提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规则体系,能够为公民自由、平等、公开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提供有效的和直接的法律保障,而且当公民的有关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法律获得救济。法律成为评价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之一。这里说的权力合法性0,就是通常所说的权力的形式合法性或者秩序正当性。韦伯曾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相反,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0[3]239从中可见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性。在当代,公法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被逐渐应用到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当前提倡的建设服务型政府、透明型政府等政府体制转换的理念无不是从法律发展中获得启迪的。在当代,保障人权、程序正义、民主公开等公法原则是评判政府行为合法性的价值标准。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具备合乎法律性0这一发展着的法律尺度。另一方面,现代法律发展所展现的程序性的制度设计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现代的民主政治要求所有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包括选举活动、立法活动、政治决策与参政议政、政治意愿表达等活动。通过这种程序性的活动,达到对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机关的有效监督,使国家权力在民主的程序上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所以说,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法治不但创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外在的形式条件,它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活动空间,现代的民主政治活动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它与人权一道,共同成为现代法治环境之中最为绚丽多彩的风景线。可见,随着人类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现代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法治也会不断发展,同时,法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将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三)现代文化发展与精神生活的进步离不开法律发展现代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最为基本的标志是理性。人性具有理性色彩。柏拉图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性、志气、欲望,其中理性居于最高的地位,具有支配性。如果志气获得理性的支配,志气便表现为勇敢;如果欲望获得理性的支配,欲望便表现为节制;如果志气、欲望都获得理性的支配,人便获得正义的德性,进而获得权利。法律上的主体)))人0,正是基于人具有理性这一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法的作用就是禁止人们放纵欲望,使那些不能按照理性行动的人能够约束自己,以实现个人的正义的德性,维护个人的权利。人正是由于有了理性,才可能有自知之明。没有理性,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对于法这种社会规范的需求,也不可能自主地创设或者运用法来约束自我、规范自我、保护自我。权利、义务和法正是理性的产物,并随着人的理性的进步而进步。0[4]202-203理性具有不断批判自身,进而获得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称为趋向合理性0。理性经历的从传统的本体理性向工具理性,再向非理性、反理性,乃至当性重构的过程表明,理性具有自觉的意识和力量,它能够不断地从自身的反省与觉悟中发现理性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推动理性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带来人类知识的进步。由于理性的对于主体自身的反省能力与约束能力,使得其主体人获得了不同于物的本质的规定性,这一规定性使人成之为人,使主体成之为主体。它是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前提、根据、尺度或者标准。作为人之为人的特殊本质,人能凭借理性实现对世界的把握而达到自由。在存在论意义上,理性表现为人是一种特殊的本质性存在,这种存在常常被理解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在认识论意义上,理性表现为超越于感性认识之上把握对象本质、规律的认知能力;在价值论意义上,理性承诺着善的价值,理性的生活即善的生活;在规范的意蕴上,理性形塑着法律和自由,以实践的理性和制度的形式赋予了法律与权利的正当性。0[4]161不仅如此,理性的发展也带来了法治的文化的繁荣。法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理性文化。法律是实践的理性,由法律揭示出来的理性是动态的、批判的、面向实践并引导实践的,它一方面通过理论的方式反思现有法律制度、立法执法与司法实践的缺陷与不足,阐释法律行为的内在动因、权利诉求、义务和责任推理、法院裁判,另一方面,法律的实践理性也塑造了法律主体理性的法律行动。这二者结合起来又进一步推动法律朝着更为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方向迈进。因此,发展着的法律与发展着的法律文化是同一的,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它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体现真、善、美统一的社会文化系统。0[2]167理性在实践发展中形成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公民意识与程序观念,必将带来法律程序的全面更新与法治真善美的真正实现。 二、法律发展也是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追求民主、法治、人权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部人类的发展史,表现为一部人类在为争取民主、建设法治与实现人权的发展史,一部以法律发展推动民主进程、法治进程与人权进程的发展史。人类社会从过去只重视少数人权利,只有保障少数人利益的法律发展为保护多数人权利的历史进程说明,人类的民主不断扩大,法治不断推进,人权保障不断提升。这是法律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人类不断推进法律发展,不断放弃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悖离的旧制度的历史也同样说明,文明必将取代野蛮,进步必将取代落后。从现代社会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逻辑上来说,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当然包含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发展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应有的题中之义。从人的社会属性上说,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社会的同步协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内在协调统一的。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人在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和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发展应当是同步的。在私有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形式的障碍引起相应的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形式对人的全面发展也形成诸多障碍,这些障碍均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只有摆脱了物质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束缚,摆脱马克思所说的物的奴役0,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发展民主政治,厉行法治,才能充分保证和实现人民的民主与权利。再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中全面发展的人也必将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品德、精神健康充实的人。这样的人在法治的社会中必定具有法律的观念和意识,依法行为,依法办事,依法维权,依法尽职尽责。全面发展的人从文化的要素上分析必然具有法律的素养,这是不容置疑的。综上所述,法律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关系,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共同推进。同时两者又都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和归宿,都集中在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之下,是人的发展在法律与社会存在方面的具体反映。 三、法律发展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0[5]501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对法律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法律的发展还遵循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首先,这是由法律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的。由法律相对于经济基础的这种独立性所决定,法律的发展也呈现出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同步的特点。法律是个相对独立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封闭性的规则体系,它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思考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法律要反映它所依存的社会物质经济条件,但是它必须与经济生活与社会物质条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在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过程中就会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法律在这一点上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物质经济条件的一定的超然性、超脱性或者说疏离意识。恩格斯曾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长度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0[6]488其次,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根源于法律所具有的自身的特殊历史。法律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一定法律文化传统不断传承、变革、并在变革中不断完善和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实的法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法律在当前的延续、继承和发展。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法系,特别是两大法系都既保持了本法系中那些固有的不变的历史因素,也发展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一些新的文化特征,这些都是法律相对独立的历史见证,是法律传统相对独立的过程性表现。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两大法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但这也不能真正带来两大法系的完全融合,世界主要法系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法律传统或者说法律发展历史的相对独立性。再次,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也根源于法律所依存的制度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在社会文明的划分方面,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人们倾向于三分法0º,因为制度文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文明,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明样式,它既是一切社会文明的关键内核,也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叉关系。(如图1)[7]图1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相互关系(图1中制度文明是图中的小椭圆,它与其他文明是交叉关系,包含了所有其他文明的制度性内容)法律作为人类制度生活与制度实践的集中表现形式,反映了人们社会关系生活的制度状况,它的发展体现了制度变迁和创新的积极成果,也就是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关系的不断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发展成果的制度形式,最终体现为人们制度建设和制度生活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法律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存在的是一种交叉关系。(如图2)图2法律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及其他发展的关系(图2中法律发展是图中的小椭圆,它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是交叉关系,包含了所有其他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内容)最后,法律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还根源于法律实践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发展植根于法律的实践。包括法学理论研究在内的法律实践,是相对自治的学术理论系统、制度实践系统和行为规范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的发展乃至于法律行为规范的发展都是自治的领域,它有一套独立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是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实践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作为人类整体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法律实践尽管总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发生联系,并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是法律实践独有的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程序至上思维等思考路线决定了法律发展在诸多种社会发展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共同展示着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塑造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个性空间。 法律与社会论文:城乡二元社会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建议 本文作者:赵桂生工作单位:银川能源学院法学系 前言 长期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包括宁夏在内全国实行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所谓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结构,是指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城镇居民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这种城乡隔离制度,形成了农村和城镇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和农民与城镇居民两种不同的公民身份。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宁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起步于1986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宁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各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职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宁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宁夏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可是在农村,上述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积极探索和完善中,城乡社会保障工作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一、宁夏城镇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一)宁夏城镇相关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1.宁夏城镇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1986年10月,宁夏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成立,隶属于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领导。1987年,宁夏建立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2年7月宁夏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由市县级统筹到自治区级统筹,明确了养老保险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走在了全国前列。1998年12月至2010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先后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宁政发(2006)81号)、《关于解决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史遗留问题意见》、《关于老龄低保人员贷款缴纳养老保险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法规。解决了私营、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体从业人员、五七工、农场工、家属工等“1995年前离岗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应保未保人员”年老时的基本生活问题,基本实现了自治区级统筹下的“四个统一”,即企业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和比例统一、养老金的支付项目和标准以及计发办法和调整制度统一、基金的管理统一、调剂使用统一,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相对完善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使得宁夏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十五”期间的67.55万人,上升到了“十一五”期间的107.7万人。从2005年开始,宁夏连续6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达到100%。2.宁夏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1999年8月25日,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积极稳妥地做好宁夏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结合宁夏全区实际,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从2003年3月至2009年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宁夏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先后颁布了《关于城镇从业人员个人缴费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法规、规章,解决了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他个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失业人员、大学生的医疗保障问题。2010年4月27日,为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扩面工作,保障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权益,切实解决医疗保险历史遗留问题,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联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宁夏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促使城镇居民参保人数的不断上升,城镇居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金快速增长。城镇低收入群体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积极性不断增高。2007年底,全区有78.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比2003年增加30.25万人,增长63.0%,其中在职职工56.91万人,比2003年增加21.53万人,增长60.9%,退休人员21.39万人,比2003年增加8.72万人,增长68.8%[1]。截至2010年,宁夏全区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上升至177.95万人,全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86.3%;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为91.9%。3.宁夏城镇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宁夏失业保险于1986年10月起步,2002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开始实施。2007年底,全区失业保险参保职工为40.1万人,比2001年增长14.2%。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2.23万人,比2001年增长82.8%。2007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63亿元,比2001年增长2.1倍。失业保险基金支出0.82亿元,比2001年增长5.3倍。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82亿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失业保险收入5.55元,比2002年增长1.3倍;人均缴纳的失业保险19.7元,比2002年增长96.2%[2]。截至2010年年底,宁夏全区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上升至55.8万人。2011年5月6日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第32号令)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宁夏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490元—585元。 (二)宁夏城镇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是一个较为边缘的制度。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失业、下岗浪潮问题导致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彻底改变了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完善。2003年,宁夏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定并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随后,宁夏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城市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扶持残疾人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关于老龄低保人员贷款缴纳养老保险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社会救助法规、规章。宁夏城镇社会救助制度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走向了分层次救助、配套救助和分类救助,即对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配套救助和对残疾人、老年人、大学生、未成年人、重病人等特殊人群分类救助。 (三)宁夏城镇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为深化宁夏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加快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化进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宁夏民政厅于2004年7月出台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2009年11月16日自治区民政厅又正式出台《宁夏福利机构管理办法》,从收养对象、收养范围等六方面规范全区社会福利机构。2004年,宁夏60岁以上的老人有40多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到2010年,宁夏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10%,步入老龄社会,故宁夏人民政府从2009年5月起,对凡具有本自治区户口且年龄在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即192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的农村老年人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中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按月发放基本生活津贴。一些社会与人口问题专家认为,宁夏属于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却是在全国第一个建立起普惠型高龄老人津贴制度的省份。“高龄老人津贴”是应对我国老龄社会来临的有益探索,也是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突破。宁夏高龄老人津贴政策入选“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 二、宁夏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一)宁夏农村相关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1.宁夏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有学者认为,要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首先要使农业人口按照现代化的国家标志降到30%以下时,我国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才可能实现。然而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宁夏常住人口为6301350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018347人,占47.9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283003人,占52.10%[3]。宁夏从2011年7月1日起,在全区22个县、市、区全面推行“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可根据自己收入选择档次缴费并享受相关待遇,实现了新农保制度的全覆盖,比国家和自治区计划提前了十年和两年。这有力地驳斥了上述观点。宁夏从2009年起开展新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8月已实现县、市、区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已有164万人参保,有33.6万名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领到了基础养老金。2.宁夏农村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2007年,宁夏在全区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7月1日宁夏又出台了《农村特困户和特重大疾病救助办法》。截至2010年年底,宁夏22个县(市、区)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参合农民达372万多人,参合率达到9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群众医药费负担明显减轻,因病致贫和返贫状况得到缓解。2010年10月14日宁夏人民政府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从2011年1月1日起,宁夏石嘴山市、固原市在全区率先实行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此举打破城乡户籍、身份限制,而且城乡居民参保实行“一制多档”。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可以任意选择参保档次,享受同一个医保药品目录,农村中的老年人、老病号也可根据身体健康状况,选择住院报销比例更高的第三档缴费,甚至部分地区农民的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比城镇居民还高。2011年10810月1日起,银川市、吴忠市、中卫市将启动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标志着宁夏医疗保险均打破城乡二元制,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城乡统筹。 (二)宁夏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宁夏于1999年在全区农业县(市、区)建立了特困灾民基本生活救助制度。2002年以来,相继在原银川市郊区、彭阳县等地开展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2003年5月,自治区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区24个县(市、区)共有特困户14.8万户、55.3万人,已占到全区农业人口的13.7%,其中,因受灾、病残、子女就学、鳏寡孤独、劳动力缺乏致贫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宁夏于2003年11月26日颁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区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决定》。截至2007年年底宁夏全区因病、因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和生存环境恶劣等原因,确需纳入农村低保的对象约有23万人(含6.5万绝对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人均月补助20元到35元。目前,各县(市、区)已初步建立了农村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制度,部分县(市、区)开展了建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实践探索。 (三)宁夏农村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农村社会福利法律制度主要是针对农村“五保户”设立的农村五保供养法律制度。截至2010年11月,宁夏农村共有五保供养老人14122人,其中分散供养8476人,集中供养5646人,集中供养率达40%[3]。全区集中和分散供养对象年供养水平分别为3948元和2266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8元和706元。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在“十二五”期间,将新建和改扩建农村敬老院45所,使农村五保供养床位在现有基础上新增3500张。目前,宁夏五保供养体制较2006年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供养设施明显改善,供养模式也在不断创新。 三、目前宁夏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宁夏城镇和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虽然已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乡统筹,但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虽然宁夏全区全面推行“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在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强调的是风险共担和社会公平,较多地体现了社会保险原则;而农村强调的是个人的养老责任,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和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其次,虽然宁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新农合制度全覆盖,但是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城镇居民中相当数量的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其他城镇居民自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以家庭缴费、政府补助的形式存在。在农村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自愿行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个人和国家两方出资。再次,宁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除了可以进行大病统筹以外,还可以进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则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帮助农民减轻医疗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返贫的情况出现。第四,2007年,宁夏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年宁夏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人均月补助170元到200元,是农村的8.5倍—5.71倍。宁夏推行农村低保工作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山区补助标准偏低,困难市县配套资金不能到位;二是有一部分生活十分困难的群众没有纳入低保,这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结语 分析宁夏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将有利于加快宁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是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优秀内容。加快完善宁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保障宁夏各族人民基本生活、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将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4]。 法律与社会论文:剖析社会参与原则与中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完善 摘要:犯罪控制模式由“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的演变,是现代国家犯罪控制机制的必然选择。社会参与原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五项原则之一,对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基于审计的腐败发现、防御与治理功能,审计被多项区域性、国际性反腐败公约列为腐败治理的积极性预防措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是中国审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腐败的预防与控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社会审计权理论为指导完善社会审计法律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参与原则;社会审计 一、社会参与:国际预防性反腐败 政策的基本原则与重要措施 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项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里程碑”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文以下简称《公约》)的签署,是国际社会进入联手打击腐败犯罪新时代的标志。在《公约》所建构的由预防、惩治(定罪与执法)与合作机制组成的腐败治理机制体系中,确立“预防措施”的基础地位是《公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腐败预防政策五项原则”源于《公约》第5条“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Preventiveanti-corruptionp01iciesandpractices)的规定,“五项原则”包括:法治原则(TheprincipleoftherIlleoflaw)、妥善管理公共事务与公共财产原则(Theprinciple0fpropermanagement0fpublicaffairsandpublicproperty)和社会参与原则(Theprinciple0fpromotetheparticipation0fsociety)、透明度原则(Theprinciple0ftransparency)和问责制原则(Theprinciple0faccountability)。在我们看来,《公约》之所以倡导社会参与腐败治理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约》面对腐败恶性发展以至蔓延、泛滥的形势,出于提高腐败治理效益的追求,表明了对传统的国家垄断腐败治理模式不足的深刻认识;二是《公约》将社会参与作为腐败治理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是对民主政治社会治理理念的积极回应,民主政治理论为《公约》社会参与原则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将社会参与纳入腐败预防政策基本原则只是《公约》创新腐败预防机制的第一步,《公约》还通过第13条“社会参与”(Participation0fsociety)的规定将之具体化,《公约》所规定的社会参与形式与机制包括: 1.社会参与的基本类型:个体参与与团体参与 《公约》提出,“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例如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和社区组织等,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腐败,并提高公众对腐败的存在、根源、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显然,《公约》在社会参与腐败治理模式上提出了两种可选模式。(1)个体参与模式。个体参与由国家组织或主导的犯罪治理活动,是社会参与最原初、最基本的形式,个体参与犯罪治理的理念源于人类对犯罪危害否定评价而产生的社会正义观念。个体参与犯罪治理不仅降低了社会对犯罪的容忍度,也更加易于构建远离犯罪侵害的社会文化与环境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个体以揭露犯罪、参与犯罪矫治为优秀的犯罪治理活动,也现实增加了犯罪的发现机率,提高了刑罚的治理效益。然而,在肯定社会个体参与国家犯罪治理活动积极意义的同时,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社会参与如果完全以单独、个体的方式行使,则可能会因参与方式所无法回避的自发性、散在性与非技术性,而影响社会参与功能的实现,在客观上贬损个体参与国家犯罪治理活动的积极效能。正是基于对个体参与国家犯罪治理局限性的充分认识,国家重视团体参与的价值,并逐步确立了团体参与模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2)社会参与模式。社会参与是“公民基于一定的利益动机,通过投票、民意测验、结社、舆论、游行等途径表达其愿望和意志,藉以参与国家生活的合法行为”。团体参与的主体一般是非公共部门以外的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其基本属性有:一是组织性。团体的组织性表现为特定团体是以实体形式参与社会治理,尽管团体由个体组成,但是,因团体所具有的组织性而明显提高了参与力度,同时,组织性还意味着目的性,团体成员基于特定目的聚合成一个整体,目的性是维系团体存在的基本条件,团体的有组织性是参与效力的保证。二是非公共性。以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团体,其参与国家治理活动并非是基于国家法律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安排,而纯粹是基于团体自发的意志而展开。三是技术性。通常情况下,团体参与具有特定的技术手段,其参与效能也会因此而大为提高。 2.社会参与的具体机制 《公约》倡导的社会参与机制包括:一是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并促进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二是确保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三是开展有助于不容忍腐败的公众宣传活动,以及包括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方案;四是尊重、促进和保护有关腐败的信息的查找、接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 二、社会审计法律制度: 运行机理与制度缺陷 1.社会审计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运行机理 现代社会审计制度滥觞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工业革命引发的扩大产业规模风潮孕育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监督受托经济责任需要而产生的独立审计要求,为现代社会审计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社会审计肇始于最早启动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1844年英国第一部《股份公司法》规定了监事审计的法定义务,首开社会审计制度法定化之先河。其后,历经“独立第三人审计”、“独立会计审计”的发展实现了向真正意义“社会审计”的转型。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社会审计传人美国,基于银行与证券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导致社会审计目标变化,社会审计制度开始转型。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向证券交易所提交由注册会计师审定的财务报告,开创了社会审计财务报表审计的新时代。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由单一型向双重型乃至多重型结构变化,对社会审计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为:一是随着被审计单位规模的日益扩大要求独立审计机构规模扩大,使会计师事务所需要不断合并以适应其客户规模发展的要求。二是使得会计报表审计的内容呈扩大趋势,由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期末数的核实,扩大到期中数据、预测数据和物价变动数据的复核。中国社会审计制度最早可追溯至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现代社会审计制度的再次确立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1997年《证券法》的及修订、《公司法》的修订,中国企业年报审计制度得以全面建立和完善。作为一项法定审计制度,注册会计师参与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已得到多项法律的确认。 受托经济责任观主张,审计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其目的是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得到全面有效履行。审计产生于委托人了解人对其委托财产经管状况的需要,在委托人远离财产经营过程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人提交的反映受托财产经管情况的会计报告,而该报告又是由人编制的,其公正性易受质疑,委托人为获得真实的会计信息,就产生了聘用外部审计的需要。社会审计是以独立社会力量实施的社会经济控制活动,尽管从浅层看,现代社会审计产生于保障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要求,早期的社会审计仅以独立第三人(监事)的经济评价为必要,但从深层看,一国经济秩序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微观经济主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宏观经济秩序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保障也间接保护了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现代社会审计制度产生初期,尽管“监事审计”与纯粹的民间会计师审计均具个体性,但是,由“独立第三人”介入经济运行评价活动本身,已使得社会审计具有社会参与性。其后,当资本主义经济由简单的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到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乃至金融市场经济后,确保宏观经济秩序运行的安全,成为社会审计关注的重点。现代社会审计制度在其发展中参与经济评价的主体也发生深刻变化,注册会计师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成为社会经济评价与控制活动的重要力量,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入参与,检查企业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和一贯性,检查企业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情况,履行社经济秩序运行风险评估功能。注册会计师在现代社会审计中心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参与经济控制活动的发端。 2.社会审计法律制度的制度缺陷 传统社会审计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功能缺位问题。受托经济责任主体就社会审计事项自愿与注册会计师达成有偿审计委托协议,并将社会审计报告提交相应使用者的行为,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这是一种“开放性三角结构”,表现为:一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主体多元。社会审计法律关系包括三方关系主体,第一方是社会审计法定义务主体的被审计者(通常为社会审计委托者、会计信息提供者);第二方是承担社会审计职责的注册会计师;第三方是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包括,财产所有者;法定报告主体,以及其他报告使用者)。二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内容复杂。社会审计法律关系是一种独立的“双边”结构而非封闭的多边结构。被审计者与审计者之间是双务关系,以第一关系主体向第二关系主体支付鉴证行为的对价,第二关系主体履行鉴证行为,作为权利义务的内容;被审计者与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间是单务关系,以被审计者履行社会审计报告提交义务为内容,提交行为的履行标志着市场经济主体法定义务的完成。在既定的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中,法律并未规定审计者与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者不存在现实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三是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以被审计者为轴心,由于社会审计是市场经济主体法规定的义务,被审计者作为受托经济责任的受托者是委托审计关系的发起者,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之报告责任的需要,而成为审计报告的提交者。作为委托审计关系的发起者,被审计者享有对审计者的选择权,而审计者基于参与社会审计关系的有偿性与被动性,易于为被审计者的需求所控制。 权利义务关系均衡、平等是法律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关系良性运行的基础。审计者权利的有限性与义务的无限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审计权利义务不均衡是产生审计者责任风险的根本原因。现行社会审计法律关系以被审计者为轴心,由于审计者通过社会审计做出的审计评价,既有证明或评价受托者受托责任的鉴证作用,还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审计报告使用者利益的作用,在审计者与审计报告者之间存在隐性财产收益影响关系,且该关系并不具有法律关系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审计报告使用者对审计报告使用的无偿性,而基于审计者与被审计者间的有偿关系,以及注册会计师参与社会审计活动的被选择性,易产生社会审计报告根据委托者意愿完成,无法发挥经济评价功能的结果。 三、社会审计权理论:改革与完善 中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的出发点 1.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的必要性 《公约》在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制定中关于社会参与原则与机制的规定,体现了高度重视社会参与之于腐败治理作用的理念。社会参与是公民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基本形式,根据社会参与理论而形成的社会审计权理论对中国社会审计法律制度进行改革,能够促进社会审计功能的科学化。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于: (1)既有社会审计目标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审计理论认为,审计总目标是根据审计授权人和委托人的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或个人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的监督、鉴证与评价,是一种带有战略性的综合性目标,必须体现国家实行审计监督的需要。中国《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4条规定独立审计的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审计意见。”这种目标定位因存在应然功能认识的缺位,人为限缩了社会审计的积极价值。以中国在腐败治理中意欲构建的具有预防战略意义的预防性机制为例,当商业贿赂未呈泛滥之势前,中国部分地区曾提出通过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提高商业贿赂犯罪防范效率的构想。“市场准入”制度是指由具有一定经济鉴证功能的独立社会主体,对拟参与竞争的市场经济主体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记录予以鉴证,并由特定社会机构对鉴证予以认定,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与一定规模的(通常指国家基建项目)市场竞争的制度。在该制度构建中所遭遇的现实困难是,应由何主体做出市场主体无商业贿赂记录鉴定的问题。市场准入制度所需要的技术资源与传统社会审计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其关联性在于,这种鉴定在本质上仍属于对市场经济主体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状况的评价,是对被审计对象的财务会计报表审计中能够检测的问题,社会审计能够承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审计的责任;其区别则在于,这种鉴定在本质上属于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由于承担社会经济评价的主体未将这一职能纳入经济审计的范围,导致该制度难以启动。拓展社会审计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实现由传统的以受托经济责任为优秀的社会审计,向以市场经济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状况为优秀的社会审计的转化刻不容缓。 (2)构建于既有社会审计理论之上的社会审计机制面临运行困境。社会审计委托关系是社会审计制度的优秀,中外社会审计理论通常采用“独立三角关系”,即,“审计人独立于被审计人和审计委托人两方之外,以‘第三方’的中立身份超然存在,从而在形式上保证了审计人的独立性。”[8]但在实践中,由于对作为委托人的市场主体配置了优位权利,导致“独立三角关系”向“伪三角关系”的异化,当“审计人与被审计人结为利益耦合体”时,社会审计积极功能的实现也就成了理论者的“梦想”。社会审计理论与实务界为探寻解决既有困境提出过两套方案:一是改变既有社会审计的基础轴心关系,确保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将承担社会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作为社会审计法律关系的轴心,重新确立其与审计报告使用者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后者承担经济鉴证行为的报酬,以消除注册会计师实施社会审计中的利益困境,确保评价活动公允。二是在倡导社会审计是市场经济主体法定义务的同时,倡导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以强化其职业责任意识。但是,这些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社会审计制度的困境。要充分发挥社会审计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必须重新建构社会审计理论的基础,而社会审计权理论是解决既有社会审计问题的最佳方案。 (3)社会审计权理论提升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尽管基于监督受托经济责任主体的需要,接受社会审计被市场主体法律规定为受托人的一项法定义务,社会审计也由此获得“法定审计”的“至上”地位,但是,在传统社会审计机制中,承担独立审计职能的注册会计师的权利配置并未受到立法特别“关照”,行使优位监督权的审计者不得不以与被监督者平等的身份加入到具有契约关系的委托合同之中,且在现实的法律资源配置上,被审计主体攫取了更具强势的权利,贬损了社会审计发现与评估功能,在根本上影响社会审计发挥积极功能。将社会审计权作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一项基本权利,要求立法要为权利的实现配置必要的法律机制以扩大社会治理的效果。 2.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的基础 (1)社会审计权的法理基础:社会参与权的经济表达方式 社会审计权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公众具有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权利。传统社会中,人权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于政府,因而人们提出政治民主诉求,并获得宪法确认与保障。但民主并不只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只是半个民主,它分配给人民的只是全部社会力量的一半,社会力量的完整内涵还应包括经济力量。只有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都民主化,我们才真正拥有民主这一为人类设立的社会结构。现代政治民主制度不仅使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也不断拓展公民权利的领域与范围。“在当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一社会二元并存,多元利益群体日益形成的局面下,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国家权力不再是控制社会生活的惟一手段与资源。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开始拥有自己的一些物质与精神资源,从而也能运用这些资源,对社会与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支配力。这就是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它同国家权力是并存和互补互动的。”随着民主政治理念的确立,公民的社会参与权得到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确认,市民社会的发展又将公民参与权拓展到对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权力监督的范围,“经济权力审计监控是指利用审计对经济权力的行使者所进行的监督和控制,以防止经济权力运行中的异化,遏制腐败的发生,保证和促进受托经济责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公民参与经济权力运行监督就是作为社会经济控制权优秀的社会审计。 (2)社会审计权的观念基础:“社会公众是注册会计师的惟一委托人” “社会公众是注册会计师的惟一委托入”是西方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的一句名言,用以揭示注册会计师的公众利益守夜人地位,这一观念对于构建社会审计权理论具有重要的观念导向作用。注册会计师的责任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审计权以公正性为惟一标准。基于社会审计报告使用对象的广泛性,以及社会审计报告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面对的并非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基于社会公众委托而行使的社会审计权利,基于社会审计权的基本要求,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不仅具有合同属性,更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属性。而义务对象的公众性要求必须为注册会计师配置履行社会责任所必要的权利。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所负担的社会公众责任,义务对象的无限性决定了权利性质的整体性,这一特征吻合了建构社会审计权的初衷。将注册会计师履行受托社会审计义务的行为,转换为代表社会公众对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鉴证的权利,可确保注册会计师超脱于实然的社会审计委托关系,并基于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负责的精神,发表反映客观事实的审计报告,这种观念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切实履行维护社会公众经济利益的责任。 (3)社会审计权的实践基础:独立审计师的经济监督活动 社会审计权并非凭空产生的社会实体权,而是构建于深厚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审计权是由独立审计师行使的一项具体权利,任何公民均享有参与国家管理权,社会审计权的权利主体具有广泛性,但是,由审计的技术专有性与职能专业性所决定,专业知识的障碍使得社会审计权并非全体国民能够行使的直接权利,而只能作为间接权利委诸具备专业知识要求的代表。《中国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指南》适应注册会计师应对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国际化业务的需要,将注册会计师应具备的“专业知识”拓展到会计、审计、财务、税务、相关法律及相关知识,以及组织和企业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等领域,这一基本资质条件表明,社会审计权须以特定受委托主体行使为必要。同时,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由审计委托者、审计者和被审计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和构成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 3.社会审计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1)社会审计权的性质:以经济运行控制为优秀的社会责任监督权 “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时,为了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首先要研究评价企业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这是独立审计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审计权作为公民参与社会经济控制的一项基本权利,必然导致社会审计权利主体与内容的根本变化,表现为:一是社会审计权的权利主体包括财产所有者、潜在投资者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二是社会审计权以社会参与经济运行控制为优秀,对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内部对经济权力的控制状况,而与经济运行相关,并直接决定经济运行秩序的企业履行社会义务,社会廉政文化建设义务的情况,也是社会审计权监督的内容。三是社会审计是促使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种手段,它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后果,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以促使市场主体选择实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行为。 (2)社会审计权的目标:建构以独立会计师为轴心的线性运行结构 以社会审计权理论作为完善现行社会审计理论的基础,其目标是要提高社会审计在参与社会管理及经济控制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审计权的运行应将拥有独立监督社会经济管制的独立会计师作为整个社会审计权运行的中心,将承担受托经济责任的市场经济主体接受审计的法定义务,调整为向具有独立监督权的社会审计组织提交真实的会计资料的义务,将既有的社会审计服务性调整为监督性权力,提升社会审计权的内容。 (3)社会审计权的实现: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著名审计学家R.K.莫茨和H.A.夏拉夫在1961年出版的《审计理论结构》中讲到,注册会计师不仅对其委托人和信赖于他的意见的人负有责任,而且作为职业专家,他们对经济社会也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注册会计师成为社会公众行使社会审计权的代表,独立行使社会公众所享有的社会审计权,也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必须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注册会计师为企业所有者、所有社会成员监督企业的运营,保护的不是一部分人的财富与利益,其社会责任要求不仅要考虑现实投资者的利益,还要考虑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职业,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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