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教育论文:语文教学下的农业教育论文 一、科学“经营”,打造绿色课堂 每一粒种子、每一棵幼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呵护它们的成长,注重“时宜、土宜、物宜”的原则。农作物栽培的这些道理给予了笔者对语文教学这样的思考:脚踏实地,践行自主教育的思想。如何真正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呢? 1.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要让学生真正发挥课堂主体的作用,教师就必须为学生创设一个情理交融、心灵交汇、充满“人性”的语文教学环境,要创设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教师要放下架子,走下讲台,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建立一种资源共享的伙伴型师生关系,尊重学生富有个性的想法,鼓励学生大胆质疑,积极交流探索。 2.引导学生主动投入学习。语文是以言语为载体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结合体,教师要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潜心入文。于漪老师曾经说过,“情是文章固有的”,适宜的情境创设是引领学生进入作品之境之情的重要途径。具体方法有借助投影、幻灯等直观景象让学生身临其境,利用朗读、歌曲等听觉艺术将学生带入情境,通过表演引导学生进入活动情境等。 3.适当停顿,帮助学生顺利成长。语文教学是一项慢的艺术,需要教师多一些耐心去等待。真正的阅读是静思默想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丢掉急躁、沉下心走进文本,在阅读中思考、领悟文章的语言美、情思美、构思美。对于诗歌、散文等优美的文本,教师可以多给学生静静地想象的时间,让他们去领略语言的张力、意境的美妙。真正的阅读是心灵对话的过程。教师应努力让学生沉浸文本,调动个人体验,产生个性化的理解与感悟。学生在静思默想中,审美情趣和对语言文字的感悟能力自然能得到提升。而这些,都有赖于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地放慢脚步。 二、扎根“土壤”,建设活力课堂 农作物要扎根于肥沃的泥土中,方能不断汲取营养,茁壮生长。同样,语文教学只有扎根于“生活”这方厚实的土壤中,才能保有生命活力。对“生活即语文”的理念,语文教师都能理解,但不少教师囿于应试的压力,忙于追求阶段性检测的成绩,在教学时往往只看到课本,想到的只有考点,结果导致语文课变得狭窄而缺乏鲜活的生命力。对于语文教学如何扎根生活的土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引进生活之水,激活课堂教学。语文来自于生活。在教学课文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寻找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最佳结合点,让学生的心灵不但与作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而且与身边的世界息息相通。在学习语文知识、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时,教师所选用的训练材料也应尽可能地来自生活。例如,讲短语、句子知识,可以从流行的歌词、网络语入手;改病句,最好能从学生的作文中找例子;训练修辞方法,不妨联系学生熟悉的各类广告、祝福的短信;学习“新闻”单元时,可以要求每一位学生当一次小记者,写一篇发生在校园里或社会上的有价值的新闻报道。 2.开展多样活动,丰富学习资源。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引导学生养成随时随地学习语文知识,在社会生活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的好习惯。例如,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方式,一条优美的短信,往往构思新颖、语言生动。紧扣这一语言学习资源,笔者开展了“享受短信文化”综合性学习活动,引领学生带着学习语文的意识收读短信。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活动既激发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也让学生轻松地掌握了语文知识,使语文学习变得更为开放,富有活力。倘若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能冲破应试教育的急功近利,强化生活意识,着眼于培养学生终生受用的语文素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成绩应当就会“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作者:赵中娣 农业教育论文:现代农业与农业教育论文 一、实践指导 学生选取:根据专业实践要求,选取农业工程系2个班级,120名学生。前期培训:实践前,对学生进行相关安全、实践要求培训,内容如下:(1)安全注意事项:宣读安全责任书,签订安全责任书,讲解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参观田家镇妇女创业园鱼池等应注意的安全事项。(2)社会实践项目:根据新农村建设课题选取项目名称,进行人员分工,确立指导教师,发放《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实践报告册》。 二、实践过程 (1)实践过程中调查注意事项:①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项目的实施要实事求是,不能有编造数据等弄虚作假情形。项目成果正文如为调查报告,必须有详细的调查具体成果和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如为社会实践报告,必须有社会实践的实时记录材料,如文字记载、照片、录音、录像和媒体报道等。②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项目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只追求理论深度,而要运用所学相关理论知识,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确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用事实来说明和论证观点,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强化社会实践的特点和要求。③要强化过程管理。项目实施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要特别重视实践过程,指导教师要在实践过程中指导学生记录应填写《内江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实践报告册》的内容。(2)基地实践步骤:①听取田家镇政府领导对朝阳镇新农村建设的介绍。②组织学生听取大学生村官的体会。③组织学生参观田家镇新农村建设。④组织学生在农业示范园听取指导教师虞尚明对农作物知识的讲解。⑤集结学生,返回学院:按照带队教师(指导教师)的要求,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进行学生集结,在确保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返回学院。 三、实践报告建议题目 (1)新农村建设的调查思考(以现代农业技术园调查为主)。(2)正子村大学生创业园给我的启迪。(3)从正子村大学生创业园看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必备素质。(4)谈谈参观长江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感想。(5)结合本次实践,谈自己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认识。(6)从内江现代农业发展角度看现代农民的重要作用。(7)正子村居民收入支出情况调研与建议。(8)正子村居民文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与建议。(9)正子村居民教育(或培训)开展情况与建议。(10)正子村居民社会生活心态情况调研与建议。(11)正子村居民消费观念调查与建议。 四、现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的正效应 1.个体效应的凸显性为了测试社会实践的效果如何?在每次社会实践结束后,在返程的车上,教师都进行了调查问卷,取得了大致一样的结果,都显示出极大的正向效应。如:本次社会实践给你最大的惊喜选项中,100%的同学都选择了——A.没想到内江有这么先进的农业园区。本次社会实践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笔答题)100%的同学都填写了该项,96%的同学填写最深刻影响事件都在3件以上,并且很具体。如:有一名学生这样写道:教师让我们写本次社会实践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好像是单选题,但参观完以后,我感觉有写不完的深刻体会,不过我还是写一点直观感觉的事和我思考的两件事。原先听教师在课堂讲现代农业,我们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是今天的实践课,使我理解了什么是现代农业?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在我看来现代农业的典范就是长江现代农业示范园,体现出“规划气魄大,文化挖掘深,空间布局好,经营能力强”的特点。充分突出:一是展示地域特色。放大了长江文化效应,依托农耕文化的遗存,放大休闲农业的原生态魅力。二是突出了规模效益。在示范园的种植品种选择上,坚持了规模取胜、发挥规模效益。三是建设精品区域。把优秀区域打造成了旅游精品区。给我的两大思考: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对人才的要求。二是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素质要求。这可能是我今后不断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从学生上交的实践报告中,能找到像上述这样的写法很多,达到90%以上,有10%的报告虽然写得较为简单,但也能从报告中看出个体效应的凸显性。2.整体效应的凸显性1.您认为学校组织的参观现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活动的效果如何2.您认为本次参观的哪个基地给你留下的影响深刻从上述3组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向效应的凸显性。总之,通过现代农业教育实践基地的实践教学,使大学生的成长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他们到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创业,把自己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检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学到的书本知识变成创业的实际本领,从而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才干和智慧。 作者:王维 农业教育论文: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 一、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作用机理分析 (一)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内涵 作为源自物理学的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系统间彼此作用强度的刻画。当系统间相互配合和促进时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是不良耦合。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的配合得当和优化循环。作为“耦合”、“协调”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耦合协调体现着系统间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协调共生的演化趋势。与此相对应,耦合协调度即是衡量系统间在协调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整体发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则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协调状况好坏。 (二)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原理 农村教育发展的直接目标在于推动农村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农业现代化则是生产条件、劳动力技能、技术和制度等的改善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综合反映。显然,农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关键的彼此促进关系和螺旋上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教育进步,同时也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和潜在机会,是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具潜能的影响因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是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和正外部性综合形成的。 农村教育带动的农业劳动力信息素质和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业新技术和新制度的推广,而且能够增强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学”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转化效率。此外,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自我积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识基础的农业劳动人口会衍生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叠加动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资源的边际产出能力。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体现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等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受教育人口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除财政以外的农村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完善农村教育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农村教育质量;其次,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会扩大新知识需求和现有知识基础之间的“缺口”,从而对农业从业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产生推力;最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吸纳新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缩小城乡间知识创新鸿沟,这些创新资源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优化农村教育质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深入分析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存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构建能够有效反映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的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评价模型,其中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量化分别通过对其下属指标的科学集成确定。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熵值法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信息量大小确定权重,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较专家经验评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农业现代化为例,主要测算步骤为: 第一,构建由h个年份、m个区域和n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系统初始数据矩阵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区域第j个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克服指标量纲差异,正向指标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负向指标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义标准化矩阵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进而得出指标权重wj=dj/∑nj=1dj。第五,计算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可得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两系统的评价值,C为耦合度。当C值为1时,系统间实现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化的表现,比如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较为滞后的考察单元可能会表现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状态,显然这与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实现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内涵差异的,因此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判断,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a1和a2为待定系数,且a1+a2=1。由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促进程度会存在差异,农村教育会通过人力资源技能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农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驱动,因此本研究对a1和a2分别赋值0.4和0.6。此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将D值以0.3、0.4、0.5、0.6和0.7为分界点把系统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和高度协调(Ⅵ)六类。 当进入高度协调状态时,农业生产会因得到来自于农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边际产出,同时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农业生产又会放大对农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资源,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会极大地拓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描述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状况,理想状态下二者应为同步优化状态。因此本研究以相对发展度模型求取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度系数,公式如式(4)所示。当E≤0.7时为农村教育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当0.7<E<1.3时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优化;当E≥1.3时为农村教育领先于农业现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尽管能够阐述系统间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不同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对时间或空间序列数据进行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比较来判断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该方法需要确定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并加以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别表示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标准化值;ξ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ij为两类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γij即构成反映各指标间相互关系的灰色关联矩阵。γij值越大,说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强。某系统特定指标对另一系统的整体效应可通过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区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评价需要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状况,为此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原则。本文在综合借鉴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规模和教育保障两方面构建农村教育评价体系[2,17-18],其中教育规模包括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标,同时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的覆盖面和层级;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和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两指标,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总量和结构。农业现代化内涵较为丰富,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加以系统测度[7-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选择机械动力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两指标,反映农业生产中对人力劳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选择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两指标;产出增长则选择农均收入、农均产值增加和地均产值增加三指标进行测量,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福祉的贡献。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全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标通过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西藏因缺失值过多故不计。 三、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熵值法测度的考察期内部分年度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域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9.90%和11.89%,针对变异系数的计算则表明,考察时段内省域间农村教育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从0.507下降到0.427;省域间农业现代化相对差异保持稳定。横向比较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11年为例,按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指数均值分别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具体到省域,北京和上海农村教育指数达到0.8以上,而贵州和四川农村教育指数仅在0.2之下。 反映农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标中,农村受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最为显著,2011年北京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达到43.37%,而贵州仅为7.80%,全域存在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22822元,最低的湖南仅为4746元,农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区塌陷”现象。2011年东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达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则仅为0.195。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最高上海达到16054元,最低甘肃为3909元;京津和长三角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云贵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尽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表现仍较为滞后。以2011年为例,虽然全域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达到94.58%,但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8年,集中在初中层次。此外,农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仅占农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达35.65%,以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画的农业生产率仅为0.161。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二)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析 针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的测算表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除西藏)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8,这表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强度较高。表3则报告了我国各省域2007—2011年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时序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域(除西藏)耦合协调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内从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中度协调,各省域耦合协调度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级。2007年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40和0.252,尽管二者耦合度较高,但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别达到0.345和0.394,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不仅仍处于强相互作用状态,而且进入相对较好的协调状态。东中西各地区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这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青海(11.04%)、贵州(7.44%)、宁夏(7.30%)、陕西(7.23%)和甘肃(7.22%)。 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分布类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三种类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该类型中除新疆外均为东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属于农村教育领先型,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带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其余省域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中等水平的协调互促,既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发展的智力和知识支持,也需要增加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为轻度失调类型,该类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以外各省域均为勉强协调类型。在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类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现代化的能量输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无法有效地满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软资源,推动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协调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则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从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层次和质量以及强化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支撑 四、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内部机制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获得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基于系统影响的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反映效率的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Y4)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最大,分别达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通过农民净收入增加和农业创新示范效应增加农业劳动人口的受教育诉求,从而扩大农村教育空间,并实现彼此间螺旋上升。其次,反映农业生产投入的农均农用机械动力(Y1)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Y2)对农村教育也具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的Y5、Y6和Y7三指标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较低,农业产出增长对农村教育的反哺机制还有待增强。在农村教育指标中,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高层次教育拓展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对农业创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纳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经费投入(X4)影响强度相对最低,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村教育资源向知识和智力资本转化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2007—2011年数据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但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农村教育结构和农业生产效率仍需进一步优化。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但针对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除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外,其他省域均为勉强协调或轻微失调。其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由农业现代化偏低引发的综合滞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则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其余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需要进行系统突破。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表明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效率关联度最高,其次为农业技术进步,再次为农业产出增长;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强度相对最低。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推动我国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需要针对不同地区具体情况,对农村教育相对滞后以及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低水平协调地区而言,应从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推动农村教育生态系统有效运转入手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提高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匹配度,形成二者的上升循环。为此需要健全农村教育投入机制,鼓励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优化农村教育经费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大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丰富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内容,夯实农业吸收现代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的人力资源基础。对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区域而言,特别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改善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要素支撑、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作用,破除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认知和硬件瓶颈,充分释放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馈作用。 作者:于伟 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农业教育论文: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 一、农耕文明———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 中华民族农耕文明构成了古代劝农的基础背景。考古发掘,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古代先民华夏族主要生息之地,并辐射四方,与长江、珠江、辽河等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大河文明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白虎通》卷一:“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耕……”《易经•系辞》记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原始社会末期,设官农师,教民农作“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为百姓生存之本,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风俗习惯等皆凸显出农耕文明特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构架以及“民以食为天”朴素理念均凸显出农耕文明背景之下对于农业与粮食的依托。因此,历代中国土地制度与民生温饱皆为政策之重心。 二、中国古代劝农制度与形式 (一)耕籍礼———劝课农桑仪式 籍田和耕籍礼是重要的农业礼仪,即古代帝王专辟一块田地,所产主要用于祭祀。“籍田”又称“眖田”、“籍”、“千亩”、“王籍”等,耕籍之礼肇始于周代,《礼记•月令》亦载:“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4]潘岳的《籍田赋》记载籍田礼的仪式步骤,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中国历代皇帝均重视农业,每到春季,颁布劝农诏书,亲自下田耕作。汉代至文帝始行耕籍礼,魏晋南朝的耕籍之礼继西汉文帝后,又有几次大的调整。唐宋至明清,耕籍之礼基本未间断。宋朝皇帝尤其重视劝农,杭州西湖景区内至今还保存有八卦田,即宋高宗赵构“躬耕”以示“劝农”的籍田。通过耕籍劝农授教是其重要目的,宋文帝在实行耕籍前下诏说:“今循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另耕籍仪式复杂,持续时间长,农官准备田地、耕牛、种子等各种农用物资以及选择播种耕作实践的过程即是农业文化传播与技术教育的过程。 (二)劝农节———劝课农桑风俗 古代以劝农节彰显备耕民俗,如著名的“班春劝农”。“班春”指古代地方官颁布的督导农耕之政令,即古代官员率衙役带着插花、赏酒和春鞭举行仪式,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中国古代“班春”习俗,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后汉书•崔篆传》曰:“篆为新建大尹……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5]唐代李贤注曰:“班春,班布春令。”宋代何耕《录二叟语》对“班春”有着详尽具体的记载:“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春’。……黎明,尹率掾属,相与祠句芒,环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欢哗攫攘,尽土乃已。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汤显祖在任浙江遂昌知县时每年以“班春劝农”,后将此写入戏剧《牡丹亭》。 (三)劝农官———劝课农桑督导 设置劝农官员是古代农业教育重要形式。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抚字长民•劝农》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承秦,置大农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劝农桑力田者,此劝农官之始也。”晋代,“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至此,地方官员始有“劝农”之责但仅限农忙,而非官员主要职责。唐代,经宇文融建议,设立十道劝农判官,亦称十道劝农使,“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其职责是“检括田畴,招携户口”。至宋,劝农成为正式职务且主要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元朝各路成立劝农司,明代各地设置劝农主簿、劝农参政等职务外,在乡间成立农业生产劝督组织,在乡里选择年老者,在农桑的关键季节督促百姓按农时耕种。诸代皆把官吏劝农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依据,朱元璋就敕令中书省“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诸代相比,清代劝农官在农业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亲身推广作物品种、推广耕作技术、种植技术以及编著农书。如潘曾沂于道光八年(1898年)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 (四)劝农文———劝课农桑公文 古代中国,政府司农机构、劝农使或地方官员将“劝农文”作为“劝课农桑”的重要形式。劝农诗等宋代以前有之,但劝农文作为重要劝农载体兴盛于北宋。如真德秀谆谆告诫泉州百姓:“时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殚人为,以迓厥施。”劝农文在文体上为公文形式,一般文字简练,篇幅短小,便于到处张贴宣传推广。一般针对本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和特点,具有较强适应性。主要宣传农本思想、推广农业技术、督促农业生产等。如朱熹《劝农文》曰:“今来春季已中,土膏脉起,恰是耕农季节,不可迟缓,仰请父老浸种下秧,深耕浅种……秧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劝农文对于浸种、播种、育秧、耙草、下肥、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介绍颇为详细,劝农文成为农业生产指导书。与劝农文类似的还有劳农文,劝种麦文等。明代皇帝自朱元璋始皆重视农业生产,认识到“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为此,亲自撰写劝农文,要求“里老尝督,违者治罪”[6]。 (五)劝农策———劝课农桑机制 古代劝农还表现在对于农业生产的激励。如秦国商鞅提出“奖励耕织”促使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汉代吸取秦代赋敛过重的历史教训,薄税劝农,与民休息,创造了著名的文景之治。魏晋时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傅玄针对于此,提出“四民分业定数”的思想,主要在于“劝民归农”与“劝吏归农”,以至“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务农功”目的。另外,曹魏许都等地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采纳李安世的均田建议,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15岁以上男夫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均田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后诸代皆有激励农策,如朱元璋“令户部移文天下课百姓植桑枣,里百户种秧二亩。……”[7]由此,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屯垦。永乐元年军屯业绩更是惊人。 (六)劝农社———劝课农桑组织 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典型方式为社学,它是农桑与教化的统一体。其开创了农业科学技术教育的先例。元代社学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开始设置:诸县所属乡村每五十家立为一社,不论何色人等并行入社,推选年长富有生产经验的人为社长,凡超过五十家,而在一百家之内,就增设社长一人;不满五十家的村可与邻村合为一社,也可自立为社,并选出一名社长。规定每一个村社设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令子弟入学。元朝政府在广大农村设置的村社组织,组织农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并结合生产实践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社长免去苛捐杂税,以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劝课农桑,向农民传播农业生产技艺。另外,司农司按一定的条文对社长的工作进行全面考核,实行奖优制,以调动其积极性。元朝末期,社学师资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专门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师。农师皆是通晓农业生产技术的种田能手,他们来自农民,服务于民。社学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教材首先是《农桑辑要》,另有《农书》、《农桑衣食撮要》、《栽桑图说》、《救荒活民书》等。社学教育与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教育场所主要在田间地头进行。元代的农业技术教育内容有耕垦技术、播种技术、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植树、药草、孳畜、岁用杂事、粪肥、农田水利灌溉、农业机械、灾荒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元代社学对元朝农业技术教育影响重大,而且延至明清两朝。但明清两朝社学已经失去农业教育职能而成为单纯社会教化机构[8]。 (七)劝农亭刻———劝课农桑象征 劝农文刻于石刻之上或建立劝农亭等,以使当地百姓永久学习。在秦琅琊石刻中,以“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歌颂秦始皇之功德。据考,除郴州万华岩的劝农碑,目前国内还有四处劝农碑的记载:四川广元的劝农碑、吉林长春康熙劝农碑、广西融水县宋代劝农碑以及陕西洋县南宋1149年立的《劝农文》碑。郴州万华岩洞口,有一高2.5m、宽1.73m、厚0.54m的大石碑,碑身为一天然巨石,碑额以铁线篆题写“坦山岩劝农记”6个大字,字高近20cm,立于南宋1148年。时任郴州知军赵不退经万华岩坦山时,刻碑以记载自己在郴州进行劝农的活动。另外,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修《遂宁县志》记载一篇杂记《劝农亭记》,作者杨名,文中所说劝农亭,位于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劝农亭记》开篇就讲到“农之国之根本,而勤为农之第一义”、“良农虽苦,可冀有秋;惰农虽逸,荒于田畴。”宋朝巴东山民“依山为田,刀耕火种”,寇准在巴东任县令六年,其大力推行平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改进生产工具,加强田间管理,并设立“劝农亭”,由专职人员不厌其烦地向每个前来求教的人员传授经验。 (八)劝农家———劝课农桑学派 据《汉书•艺文志》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周初由地官司徒总管农业和教育,下设农稷、农正、农师、司稼、遂人、草人、稻人等中下级官吏专管农业,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农业专家。周室衰微,这些人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组织学派成为农家。许行,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农家杰出代表人物,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给他划定了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许行农家思想的优秀是反对不劳而食,其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农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尽管孟子对于许行有所批判,但是儒家重农与农家是一致的,如《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从儒家“所重民食”看,儒家在农学教育上也有贡献。 (九)劝农书———劝课农桑经典 由于长期贯彻推行“重农”政策,中国农书居于科技书籍首位。编制农书自东周有之。《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农家著作《神农》20篇,《野老》10篇。《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论农事。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尤其是明清两代,明代通俗类农书较多,邝璠的《便民图纂》便是其中的一种。明人欧阳铎为其所作序中说:“今民间传农、圃、卜书,未有若《便民图纂》,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指要也。家务、女红,有图、有词,以形其具,以作其气。”清代农书最多,共有200种,占全数的36.9%。清代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另外,清代出现许多地方性农书如阚昌言《农事说》、李拔《蚕桑说》、孙宅揆《区田说》等。在这500多种农书中,《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内容最丰,影响最大,称为“五大农书”。中国古代农书经典是农业科学发达的重要标志,其不仅记述了农业生产经验,而且涵盖了许多重要理论突破与学术思想。如在家畜饲养方面,《齐民要术》提出了“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9]的役养原则。第一次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初步提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描述了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 三、古代劝农制度启发与现实意义———劝农乃人类生存永恒本业 (一)现代“重农”文化的重构 农业资源的潜在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需重构现代“重农”文化。粮食安全无论是过去或是未来均是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的优秀保障。尽管农业在整个社会财富之中所占比例趋于下降,但其“温饱、基础”作用不可替代,农业是人类永恒本业。现代社会,伴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大量的耕地被工厂、社区所代替,农业资源枯萎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隐患。同时,与农耕文明的敦厚与朴实相比,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于世。古代劝农以至“使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告诫人类在现代文明世界中,劝农对于人类回归淳朴意义深远。社会巨变,“重农”文化的重构尤为必要。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应成为现代“重农”重构与劝农的承担者。(二)现代劝农主体的多元格局古代劝农以政府为主,上至帝王,下至基层官吏,均以此为要务,汉武帝、武则天、唐太宗、宋太祖、清圣祖等皆为著名重农帝王。另商鞅、李悝等政治家推行变法,奠定了农为本业的社会经济模式。许行、孟子等思想家言论以及贾思勰、氾胜之、徐光启等科学家著述均为劝农典范。与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古代劝农比较,现代劝农的主体构成出现严重弱化现象。重农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其思想与其他领域主体力量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现代社会以市场进行配置资源,农业作为低利润领域逐步被边缘化。中国诸多农村地区城镇化、工业化格局致使农业衰落。因此,应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构建思想家、科学家、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参与的劝农体系。 (三)现代劝农形式的多样化 古代社会,从帝王耕籍之礼、政府劝农文告、劝农社团、劝农碑刻等诸多形式以彰显农业地位,传递农业技术、督促农业生产。其形式的丰富性凸显出农业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于古代劝农形式全盘照抄已不再有现实意义,但扬弃传统应为基本所为。与古代劝农形式相比较,现代劝农的途径和形式极其丰富。分析古代传统劝农形式,吸取“传播重农文化、推广农业科技、督促不误农时”的合理内核,根据现代社会特征广泛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进行劝农宣传,甚至对传统农节举行典型仪式,利用农节进行劝农系列活动也是很好的形式。2010年3月25日,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劝农节”在当地举行。四百年前汤显祖在此“奖励农桑,劝农勤作农事”的“班春劝农”犹在耳边。现代社会需要革新推进劝农形式。 (四)现代劝农机制的综合实施 现代劝农文化构建、劝农主体的参与以及劝农形式的多元化均需劝农机制作为内驱力与保障。现代社会,由于市场机制,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技术资源等诸多市场要素均导向非农领域,尤其是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出现了“妇女村”、“留守儿童”、“空巢村”等诸多问题。新农村建设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问题,其仅仅依靠妇女、儿童、老人来支撑显然不行。对此,构建现代劝农多元机制甚为必要。政府作为劝农主体,继续应把所在地农业发展实际状况作为官员考绩的重要指标;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等举措向农村输送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以“职业农民”培训提升现有农民整体素质;以各种惠农政策吸引“流动农民”返乡务农;以“三农”问题研究与争鸣增强国民农业危机意识。另外,现代劝农应与农业、农民现代化进程相伴随。 作者:路宝利 赵友 盛子强 张楠 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研究所 农业教育论文:近代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论文 一、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的缘由 20纪初,中国的教会大学广泛开展农业教育是基督教差会内部和国际国内外部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是中国农业教育史上由仿效日本转向以学习美国为主的西方教育模式的开端。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需要。由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保守的思想观念,给传教士们传播福音造成了困难,因此传教士认为借助医药事业和教育是最有利于接近百姓传播福音的途径,而在中国这样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知识是传教士与农民沟通的纽带,他们需要教会大学提供一个学习农业知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当时的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温饱问题,当百姓还在担心下一顿饭能否吃饱的时候,没有人会对圣经的教理感兴趣。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传教士帮助他们提高农业技术、改善生活条件,不仅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使他们有条件参与宗教信仰活动,还可以获取他们的信任便于传教。此外,对于传教士来说,传授农业知识以及帮助农民改良农业本来就是基督徒的一种善行。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教会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主要是由外国各差会建立的,并且直接套用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导致学校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脱节,洋化色彩严重,致使人们认为教会大学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武力入侵的延伸,大多持排斥态度。在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具有农业专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另一方面通过展览、演讲、印发科技书籍、参与农业指导等方法不仅拉近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而且使基督教和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利用学校的服务功能消除社会偏见,为学校的发展争取更广阔的空间。此外,农业教育作为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具有农业专业背景的传教士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切实感到设置农业课程的必要,于是许多教会大学在这些教授的号召下开办了农业教育。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的扩张表现在商品输出和文化输出2个方面,教会大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文化入侵的工具,自然具备文化输出的属性,在中国教会大学里开设农业教育不仅输出了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且输出了西方的文化观念,在潜意识里可以起到麻痹中国百姓的作用,以便他们瓜分中国。这些教会大学毕业的学生以后很有可能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农科的设置就是在为未来影响中国农村奠定基础,就像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说:“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1]。 此外,在教会大学里开设农业教育也是争夺农村势力范围的手段,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拉近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不仅可以倾销相关产品,而且可以取得农民阶级的好感,用非暴力的手段抢夺农村势力范围。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需要。20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战乱不断和自然灾害使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乡村遭受重大损失,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教会大学中的许多传教士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在基督教大会上呼吁给予中国农村更多的帮助,例如1920年北京美以美会百周庆典程序会议上的决定:“不但要为城市教会训练牧师,而且要做出特别努力来为乡村教会训练牧师。我们极力主张每个神学院都应有1个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并主张要使学生时时牢记这几门功课与实际布道的密切关系”[2]。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教会大学的本土化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对农村的责任意识也随之增加,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立学校中的农业教育兴起,但由于经费不足,缺乏教师以及学校教育落后等原因,发展极为缓慢,迫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解决发展瓶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促使教会大学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教育模式开办农业教育,继而培养大批合格的农业专业教师,同时也为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1920年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在考察农业宣教会时发现,“不仅传教士和差会对农业宣教会感兴趣,需要为这项工作而教育出中国传教士,而且还发现国立学校和试验站不但调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确实从这些学校聘用工作人员”[2]。此外,20世纪初是中国教育由效仿日本向学习美国转变的时期,教会大学作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窗口,当国内出现对现代农业教育的需要时,教会大学势必会把美国的现代农业教育模式带入中国,这就需要通过教会大学首先在本学校内开设相关专业,然后作为模仿对象传播至其他学校。 二、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作用 中国教会大学作为基督教传播福音的途径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工具,这是由建立动机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世俗化”和“本土化”,逐渐成为以教育为主的教育机构,这是教育工作者和中国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教会大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部分。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虽然不是最早设立的,但其教育方法之先进和效果之显著,是同时期其他学校模仿学习的典范,对中国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教会大学自身的局限以及西方农业教育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不适应,也对我国的农业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培养了一批具有农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基督教传播工作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作为基督教差会农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农民最能了解的方式对农民宣传基督教福音,并用最有效的方法帮助农民过一种收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3]。农业教育通过农业相关事务把传教士和农民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二者的联系,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使他们有条件参与到宗教活动中来。其次,增强了中国基督教教会的自立。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起初所有中国的教会都受到外国差会或外国传教士的控制,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以及中国教会“自养、自治、自传”运动的开展,许多本土传教士要求洗去中国教会洋化的色彩,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通过培训中国传教士的农业技能,使他们学会了农业生产,这无疑从财政上促进了中国教会的自立。最后,促进了中国基督教农业宣教会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一方面直接为农业宣教会输送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扩大了农业宣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例如许多教会大学的农业实验场地是由学校和相关农业宣教会联合开办的,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把学校、农业宣教会和农民联系了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国基督教农业宣教会的发展。第二,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人才。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农业人才不仅包括农业技术指导者,还包括农作物科研者,不仅包括农业教育者,还包括农业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中国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农科专业学生,虽然大多漂洋过海继续自己的学业深造,但是最终大部分回到了祖国,奉献于中国的农业事业。例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从开设高等农业教育到抗战爆发,共培养1200余人,约占当时所有教会大学农科学生的三分之一,根据后来调查统计,这些人中95%都在中国从事农业科研或教育工作。教会大学培养的农科毕业生虽然极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例如岭南大学毕业的卢永根和郑儒永2位中科院院士,他们对中国的农作物遗传学和系统真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另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农学篇》统计,在《植物保护卷1》中约45%、《作物卷1》中约30%以及《土壤卷1》中约20%的科学家都来自于金陵大学[4];除了这些农业教育者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如原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王绶等农业官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第三,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为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学制改革提供了样板,促进了现代农业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清末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改良者希望通过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措施,改变中国长时间欺压受辱的局面。作为具有相似社会文化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的使国家走向富强,于是政府广泛派遣官员和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并带回了日本的教育学制,因此民国前期的高等农业教育学制也还是学习日本时形成的“癸卯学制”。随着中华民国成立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逐渐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这时中国教会大学开设的农业教育成为中国学习美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学制的窗口,事实也证明了1922年11月1日颁布的“壬戌学制”是以美国为模板确立的“六、三、三、四”学制体系,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至此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学制最终确立。此外,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还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改变。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高等农业教育因地制宜设置课程,不仅学科建设不全,而且教学时间短,如按规定除农学是4年毕业外,森林、兽医、土木等专业都是3年毕业,外加实践教师的严重缺乏,学生几乎没有实践课程。而美国农业教育模式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教育、研究和推广相结合,中国的教会大学完全引入了这一教育模式,不仅建立了许多大型实践场所,而且以乡村建设为己任,在农村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这种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给中国农业教育提供了示范,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农业教学模式的改变。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只存在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为新中国农业教育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金陵大学的农学院现今成为像南京农业大学等许多农业专门大学的一部分,岭南大学农学院成为华南农业大学前期基本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其他教会大学的农业教学院系在1952年高等院系大调整后都被并入其他大学,并继续延续和发展着,这些农业教育院系所依托的教会大学虽然都消亡了,但是他们为我国农业教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第四,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示范,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教学,在教学中实践。而当时中国的国立学校基本上还属于经院式教学,理论与实践得不到很好的联系,这种“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其他学校提供了学习的范例,为加强中国农业教育的实践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教会大学的农业推广还使学校与农村、师生与农民零距离接触,不仅消除了中国社会和百姓对教会大学的隔阂,而且为教学科研提供了素材,“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5]。第五,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帮助农民改善了生活条件。教会大学认为“农业推广乃一种具有教育性之工作,旨在服务及教导农民及其家庭经营农业,并协助解决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之一切问题。……是以凡有关农业推广之设施,须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基本原则”[6]。他们利用演讲、展览、演示等方法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改良的种子分发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技术和作物产量,通过农业推广间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如金陵大学农林科每年通过农业推广受惠的农民人数多达10余万,在蚕桑方面每年分发优良桑苗10余万株,无毒蚕种3万余张,极大提高了蚕农的收益[7]。除了帮助农民在生活物质上的改善,教会大学的师生来到农村通过传播福音以及先进思想观念,在心灵上也改变着农民。在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贡献外,还应该看到它的弊端,这是由教会大学的建立动因以及特殊属性决定的。教会大学归根到底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农业教育拉近了传教士与农民的距离,方便了基督教势力的渗透,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重要途径,培养了一大批亲美份子。从教会大学自身来看,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长期游离于国家掌控之外,而且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距较远,其农业教育模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如中国农民识字率和人平均土地要远低于美国,造成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无法在中国广泛使用。 三、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1914年在金陵大学开设农业教育到现在已近百年,虽然教会大学已经在中国大陆消失半个多世纪,但是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式等,都对当前农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首先,理论联系实际,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农业教育是一门高度强调实践的学科,但据研究表明,如今我国许多农业高校的课堂教学与运用实践相脱节,科研成果大部分不能在农村推广,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也远远落后于国外,仅有30%多一点,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率都比较低[8]。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开设农业教育之初,就把教学、科研和推广紧密联系起来,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并积极投身于农业科技研究中,提高了农业种植的成功率,更加重要的是师生不仅在实践教学中帮助农民改良生产方式,而且通过展览、演讲、发放教育宣传册等方式把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村中去,使大量的农民受惠。因此,当代的农业高效不仅要有好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更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其次,优化专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规模逐步缩小,这影响到了农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规模,传统农科专业学生占全国高校在校人数不到3%,这就需要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提升教育的质量。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在开设之初都只设置了最基本的农科专业,随着与农民交往的深入,从农民需求中发现课题,并随之调整专业设置。此外,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还以严格著称,不仅严格筛选入学者而且在学习过程中采用淘汰制,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教会大学的农业毕业生人数较少但成功者居多的原因。最后,培养创新思维,提高适应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对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如今的高等农业教育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强大的创新思维,根据实际不断调整和改变教育策略,以便于适应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教会大学生长于中国动荡的历史时期,农业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也饱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它具有创新的思维,使其适应历史的潮流。如农业教育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建立了1~2年的预科学习语言和基础知识,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作者:王聪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农业教育论文:北直农话报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一、《农学月刊》:法理既得,实施是从 1918年9月,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更名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在继承《北直农话报》、《农话报》的基础上创办了《农学月刊》,校长郝元溥在发刊词中写到:“农学之设,欲人重农,法理既得,实施是从”[3]。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见藏1~19期,除18期和19期间隔一年八个月外,其余均按月出刊。现见存的19期《农学月刊》出刊时间集中在1918年9月至1921年10月,共开设了论说类、著述类、报告类、农事丛谈、成绩报告类、调查类、试验类、学校行政类、农家余兴等10多个栏目,每期设五六个栏目。相比较《北直农话报》,在栏目内容上主要以论说类、著述类、报告类为主,在学术上由过去译介东瀛农学为主,转而引进西方农学,同时也有“农家余兴”类通俗栏目,可以应答质问。其交流互鉴、发表成绩、联络农者、助农事改良的初衷没有变,可以说月刊的规范性增强,已经初具现代农业科普类期刊的特点。如:“论说类”刊登了“世界四大养蚕国之比较及其将来”、“论农业不发达之原因”、“我国林业不进步之原因”、“农业为富强之母论”、“种植美棉说”等50多篇文章;“著述类”刊登了“夏秋蚕饲养法”、“制丝论”、“作物通论”等;“报告调查类”刊登了“法兰西农业教育记略”、“调查保定闫梁村银条菜报告”、“调查满城一亩泉之荸荠报告”、“赴易县造林实习报告”、“试种各树种子成绩报告”等;“学校行政类”刊登了“招生简章”、“招生广告”、“毕业生名籍表”、“公函件”、“决议案”、“致日本各场会之谢书”等。《农学月刊》第三期还以专辑形式报道16周年校庆暨农展会的情形。“”前后,全国农学期刊不过六七种,北方仅有《农学月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杂志》(出刊3期)和《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丛刊》(出刊1期)3种,《农学月刊》也是当时全国农业高校唯一连续出刊的期刊[4]。因此,《农学月刊》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农业教育、科技思想传播方面作用独特,也为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强调法理结合,增强指导生产实践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开设学校行政类栏目,介绍和宣传学校的管理政策、制度、重大活动信息,探讨学校管理,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 二、《河大农刊》、《河北农学丛刊》:研究农学,促进农业改良 1921年2月,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并入河北大学,改称农科。1928年7月,河北大学农科创设推广部,专事推行农业新法于乡间,12月,推广部发行半月刊《河大农刊》。至1929年8月共出刊14期,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见藏2~10期。刊物不分具体栏目,每期刊登6~10篇文章,内容以论说、方法技术、成绩报告、校闻为主。如:“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方法———农家副业”、“甘薯之收益增进法”、“作物病之普通预防法”、“果品贮藏之要诀”、“劝各县提倡农民施用肥田粉”、“农场简章”、“气象观测月报”等等。在多期农刊扉页上刊有学校森林苗木价目表、农场售品所出卖物品价目表。其中,森林苗木包括合欢、侧柏、黄金树、美国白杨、橡树等19个不同年份的品种;种子包括果树、森林、花草、蚕种、桑种等60多个品种;所售农产制造品有番茄酱油、葡萄酒、果酱等。《河北农学丛刊》是河北大学农科农学研究会(当时共有会员68名)于1929年12月创办,系不定期刊物。内容分论著、译述、调查、讲演报告、质问应答、会事记载等。第一期见藏于南京图书馆,八开本140多页。任孟龄在发刊词中写到:“欲依照各种学理,体察本地情形,一一研究实验,俾渴望新学理新方法之农民,将此研究应用于实地,而对于农校之意义,亦不至于终于误解”[5]。在第一期刊物“论著”中刊登“人造肥料之研究”、“白僵病菌在蚕体内寄生之状态及组织病变之研究”、“蜂群屋外越冬法”等7篇文章,还配有照片和画图,论述详尽;“调查报告”刊登“定县东乡普通作物之调查报告”等3篇报告;“专载”中刊登“省政府令建设厅颁布的农业推广规程”、“农场工作摘录”等;“问讯”中登载了答复2个农友的一封信。 三、《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叙述科学事实,介绍农林技术 1931年9月,河北大学停办,农科改组为河北省立农学院。《河北通俗农刊》创刊于1934年12月,为季刊。院长薛培元在发刊词中写到:“叙述科学的事实和理论,以期促进农林科学常识;介绍科学的农林技术,以期普遍采用;披露农业现状,藉贡蒭议”[6]。现在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一卷1~4期。刊物不分具体栏目,每期刊登文章14篇左右。现存4期刊物刊登的文章篇幅较长,见地深刻,不乏当时在全国很有名气的农学大家。如:当时被称为全国园艺三杰、园艺系主任谌克终教授先后发表“谈我国的园艺”、“果树漫谈”、“河北省果树的重要害虫及有效防除方法”等文章;农学系主任孙醒东、林学系主任邵维坤、育种专家杨允奎、化学专家余兰园等都纷纷撰文。每期《河北通俗农刊》上均刊有学校管理、行政类内容,现存4期中,分别刊登有:省政府委员梁子青在学院大礼堂的讲演稿———“河北省立农学院之使命”、“本院史略”、“本院过去3年度之经常支出决算报告表”和“本院暑期学生实习规程”。1936年6月,省立农学院《农民须知》社开始编发《农民须知》半月刊,免费发送、交流。以“增加农民知识,促进农业改良”为宗旨[7]。至1937年6月,共编发4卷24期,现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二、三、四卷计17期。《农民须知》为32开本,每期20多页,主要刊登一些实用技术,文章短小精悍,深受农民和交流单位欢迎。如:江苏吴江县图书馆在回函中写到:“惠赠定期刊物《农民须知》,深纫厚意,当即陈列阅览,深得阅者赞许”[8]。当时,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题词,宋哲元题词:图绘幽风;魏书香题词:稼穑领师;李书华题词:稼穑先声。《农民须知》也刊登学院杂闻类内容,包括院长的新年致辞等。同时《农民须知》社还在刊物上刊登启事,开展一些服务项目,包括:介绍简明农业知识;解答一切农事问题;代购优良苗木种子;代购各种农具;代购优良鸡种、猪种、蜂种;代购各种杀虫药剂;代购各种化学肥料,等等。 四、《气象季刊》、《河北农林学刊》、《园艺季刊》:研讨问题,相互砥砺 1932年3月,河北省立农学院气象观测所创办《气象季刊》,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藏1932—1936年出版的第一至五卷计20期。院长薛培元在弁言中写到:“保定有气象观测之记载自民国二年始。任斯役者,即本院前身之农业专门学校……本学院成立继续前功,以普及农用及增高效率为旨,以每日观测所得,刊印成册,汇为季刊”[9]。1913年气象观测仅有气压、温度、风向、雨量、湿度5项,1924年观测事项增至10多项,报青岛气象台、济南建设厅和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其总结果以年刊宣布。1933年始,《气象季刊》既刊有保定每月天气概况,又有详细记载每天各项气象数据的月报,并形成各要素变迁图,以利于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1935年5月,河北省立农学院出版委员会创办《河北农林学刊》,不定期出版。现在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一卷(创刊号)。学刊没有发刊词,主要发表学术著作,如:第一期发表了孙醒东教授撰写的“华斗花不孕情形之新发现”,杨允奎撰写的“对于平均数之偏差法一新公式建议”、“论数种测算试验误差方法之应用”,华兴鼐翻译的“棉及其亲属细胞之探讨”,路保青翻译的“雏鸡先天颤抖之遗传研究”等理论文章。1937年3月,河北省立农学院园艺系同学会创办《园艺季刊》,现在国家图书馆见藏第一卷第1期(创刊号)和第2期。园艺系主任谌克终在发刊词中写到:“以师生素日研究译辑之所得,汇刊成册,公诸社会,从此相互砥砺。俾资贡献,庶不致有负国人之殷望也”[10]。季刊16开本,每期130~160页,创刊号配有11幅园艺作物新品种插图,形象生动。主要刊登园艺科学研究、调查、报告和译著文章。在刊物封底还在有书、刊讯息,如:在第一期刊登了谌克终教授著作———《果树园艺学》、《果树剪定》的书讯。 五、结语 从1905年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先后创办了10余种农业类刊物,办刊宗旨明确,力求实用,摸索经验,逐步规范。从初期《北直农话报》、《农话报》努力通过刊物唤起社会各方面对农学的重视,到《农学月刊》让农学法理落地生根,《河大农刊》、《河北农学丛刊》、《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矢志促进农业改良,再到《气象季刊》、《河北农林学刊》、《园艺季刊》对农学进行深入的问题探讨和科学研究,都体现了它们衔接的传承性和创新性。如:《河大农刊》中介绍农学研究会之章程,研究会关于编印《河北农学丛刊》征稿启事;《河北农学丛刊》提前刊登《农民须知》简章;《农民须知》《园艺季刊》出刊征订通知,称之为“华北首创无二之园艺季刊”;《河北农林学刊》《河北通俗农刊》第二卷出版的消息,等等。在当时国内政局动荡、学校变更、人事变动频繁的情况下,学校师生能够为农学发展、农业振兴作出如此贡献,已属不易。刊物创办的变迁也是直隶高等农业教育兴起和发展的缩影。其一直隶高等农业教育乘势而兴起,在曲折探索中谋求发展。学校四易校名,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但是,广大师生为农学思想传播、农业教育发展、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生产改良矢志不移,成绩尚优。30多年间,培养毕业生近900多名,他们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其二直隶高等农业教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学校创办现见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的刊物,均注明“请交换”字样,仅此就可说明当时直隶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其他佐证不再赘述。其三直隶高等农业教育的探索形成史为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学校所创办刊物都强调法理与实践紧密结合,内容上注重接地气,形式上阅者易见。1918年校长郝元溥提出:“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实习试验二者不可偏废”[11]的办学思想。这也为河北农业大学现如今开创的以“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三结合”为优秀内容的“太行山道路”做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作者:夏志学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农业教育论文:张之洞与近代农业教育论文 一、张之洞对传统经验农学的认识和反思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为全球所不能及,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不讲求农学,致使“耕织交病,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而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只有懂得化学之学,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用,可以省力而倍收”。 然而,“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兴办农学教育,培养农学人才,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者农患惰,今者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比先修农学”。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州县设立劝农局,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根据种植收成情况,年终按照要求上报,说明本地“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 令人钦佩的是,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主要有:(1)学校定位准确,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招收对象不同,学制时间不同,授课内容不同。(2)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3)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主张聘请外国教师,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4)重学生品行养成,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使学生“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9]。当然,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敦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不得兼任其他事务,并兼营私利之事业”,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综上内容说明,张之洞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农业职业教育的思想,并利用地方督抚大员的权利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之洞仅在湖北总督任内,兴办各级农务学堂48所,占当时全省各类实业学堂总数的70%,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林、牧等各类农业人才,有力推动了湖北近代农业的发展,也为全国各地输送了不少农业技术人才。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再加清政府国势衰败、帝国主义侵略,使得张之洞近代农业教育的推广很受局限,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潮仅仅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作了一个引导。时至今日,中国农业职业教育仍不容乐观,亟待加强。因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此,我们还要进行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包括高考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要打破农民的传统身份标志,树立农民是一个光荣职业的理念。行文至此,笔者感到中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因为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大批人才以“跃出农门”、踏入仕途为追求,农村仅存“386199”“部队”,造成农业生产人才匮乏。回顾历史,看看今天,我们的做法有时尚不及前人的水平。所以继承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遗产,对于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的振兴将大有裨益。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过惊人的相似,更有普世的永恒规律,前人的说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如果我们牢记,能使后人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作者:张守权 单位: 周口师范学院 农业教育论文:清末民初农业教育论文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和近代教育一样,也是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潮流下开端的。无论是明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直隶省为京畿要地,行政长官均为朝廷重臣或政府要员,较其他省份地位重要。它是创办农业学堂、发展近代农业教育最早的省份之一。1896年创办的遵化“农算学堂”是全国最早创立的三所农学堂之一,1902年全国第一所办学规范、历史延续的高等农业学堂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创办。 一、清末农业教育的产生背景 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传统农业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包括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强烈、西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资本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等等。随着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创办新式学堂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尤其是人们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劝农政策,推动农业发展,从而振兴国家经济;美国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后,兴办学院、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其它西方国家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教育体系。提倡农学、振兴农业成为清末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新政的第一条就是: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举行经济特科。新政的实施,改革了旧科举教育制度,推动了近代学堂的创办,农业学堂亦随之兴起。1898年,亟图改革的光绪皇帝四次下诏令兴办各类实业学堂,命总理衙门议奏学堂开办章程,命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编译国外农业书籍,切实兴办。命各省府县绅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19世纪末,在一些新兴学堂中开始开设农业类课程,如:1895年,直隶省天津中西学堂在高年级的课程中,开设花草学、考究禽兽学等科目。清末初创的各类学堂,没有统一的标准,名称各异,农业类学堂名称有:农务、农政、农务实业学堂等称谓,还有的称为学馆、讲习所、养成所、公所、公学等等。直至1902年,清廷开始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也是我国新学制的开始。这套章程由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牵头拟定。1903年,清政府又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史称“癸卯学制”,具体规定了各层次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其中包括与农业教育相关的章程。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毕业生,讲授高等农业学艺,以培养公私农务经理人和各学堂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在《奏定中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高小毕业生,讲授农业所需之知识艺能,使之能从事农业为宗旨;在《奏定初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讲授农业最浅显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从事各种实业的从业者,以简易教学方法传授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堂及初等师范学堂毕业生,进行实业培训,为各实业学堂培养教员[1](P24-29)。新学制颁布实施后,各地相继兴办一些农业教育机构,其中以直隶、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份成绩较显。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川总督锡良及继任赵尔巽、山东巡抚周馥等新政代表为晚清农业教育的创办做出了许多贡献。 二、直隶农业教育的发端 19世纪末,在农业学堂创办之前,通过农学类报刊和翻译农学论著,如《时务报》、《农学报》、《农学丛书》,外国传教士、教会学校和归国人员的介绍等形式,已有一些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传入我国。10多年间,编译农业论著200多部,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办打下一定基础,有的译著当时被选为教材或参考书。据目前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农学堂教育最早创建于1896年,共有三所学堂。分别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江宁储才学堂”,江西绅士蔡金台创办的“高安蚕桑学堂”,直隶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的“农算学堂”。遵化县志记载:1896年,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了一所“农算学堂”,学堂选址在遵化城东北角龙泉文社内,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入学,学额40名,但该学堂尚不规范,存时不长,1902年停办。虽然,该学堂和其它两所学堂一样,办学时间短,史料记载少,历史影响有限,但它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1901年,洋务派代表人物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1902年,他奏请清政府在保定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堂,一所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拉开保定军校的序幕;一所就是直隶农务学堂,开启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1902年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道员黄璟偕同楠原正三赴日本就置试验场、设学教授,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5月开始在保定西关霍家大园筹建,黄璟为总办,李兆兰为提调。7月袁向清政府奏请成立农务学堂:“外洋虽以工商立国,尤注意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授之。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局,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派黄璟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试验场,设学教授,并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慈禧太后钦批:知道了。9月,聘日本国楠原正三、岩田次郎等10多名外籍教员来堂任教。11月,学堂正式开学,设农学、蚕桑两科。分速成和预备班,速成一年卒业,预备五年卒业。招收学生60名,生源主要是本省各州县,也有山东咨送和京旗选送的部分学生。当时,外籍教员教授专业课,有专门人员进行翻译,同时整理成文,编为专业课教材。学堂附设农业讲习所和直隶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4科。袁世凯专门为农务学堂题词“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亚欧美一以贯之”,悬挂于当时学堂图书馆正门两侧。1903年,学堂办学一年后,袁世凯在上奏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写到:“学堂教以动植物学及各种农学,数学、理化、地理、历史、金石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讲习较精,为农学高等程度。速成班第一班学生毕业。”光绪皇帝御批:“著即切实整顿,次第扩充,期收实效。”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归属清学部管理,更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增设林科和农业教员讲习所;1905年升入本科;1906年,直隶农务局归学堂兼办;1907年本科生毕业,相当于今天的专科层次。此时,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相继在天津宝坻筹办了农桑学堂、农桑会,在高阳筹办了农业小学堂,在曲周县筹办了农桑会。此外,学堂还向天津小站、宣化县、荥阳浚县等初、中等农业学堂选派教员、技师。由此,直隶高等农务学堂开直隶农业教育之先河,省内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初、中等农业学堂。如保定东关的北洋马医学堂、天津县和顺天府的中等农业学堂、清苑县农务学堂、静海县初等农务学堂、景州和望都县的农业小学堂。同时,还出现许多其他农业教育机构,如直隶水产讲习所、天津和河间农业练习所、顺天和肃宁蚕桑讲习所等。从1896年遵化农算学堂开办到1911年民国成立的10多年间,直隶先后兴办农学堂等教育机构近20所。虽然有的机构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出现了兴办农业教育的热潮。根据清学部1910年的奏报统计,全国高等农业学堂共5所,在校生530人,其中直隶1所,在校生149人,在校生占全国总数的28%,为全国之最;全国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其中直隶4所,在校生176人,处于全国中游;全国初等农业学堂44所,在校生2272人,其中直隶2所(不含讲习所等其他类别机构),在校生47人。 三、直隶农业教育的发展 清末,我国农业教育办学宗旨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启其智,学生毕业后仍按科举形式封官,再加上师资教材匮乏,照搬日本模式,外籍教师不了解中国实际等情形。虽开启近代农业教育,但仍有很大局限性。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由封建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性转变,同时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国民政府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进行学制变革,1912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又颁布了新学制—“壬戍学制”,新学制加入了美欧等国家的成功模式,比起封建教育制度和完全照搬日本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直隶农业教育是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学制仿照美欧将“学堂”都改为“学校”,将“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分别改称为“农业专门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乙种农业学校”。1912年直隶农务学堂率先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更名为河北大学农科;1917年顺天中等农业学堂更名为京兆乙种农业教员养成所,1928年更名为京兆甲种农业学校;1914年直隶水产讲习所更名为直隶甲种水产学校;1912年北洋马医学堂更名为陆军兽医学校。一些农业中小学堂、讲习所也由实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农业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以养成农业专门人才为宗旨。”修业年限本科3年。学校可内设农学、林学、兽医学、蚕业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科。并规定各科所学课程门数。直隶农业专门学校作为当时全国8所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一,设农学、蚕桑、林学科。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设备、办学实践、毕业生数量等方面在全国一直占有重要一席之地。1917年,校长郝元溥在学校成绩报告书中提出“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8](P9)的办学理念。学校注重理论教学与实习、试验相结合,对试验场所力谋扩充,加意整理,未曾专恃纸上空文用事。当时学校占地10万多平方米,其中设备齐全、管理规范的实习试验场地就占了2/3以上。种植桑园40多亩,让每名学生亲自动手养蚕2万余条。还购置平山县、灵寿县滩涂地近500亩、易县山北镇之山沟一座,辟为实习场所,供实习和研究[4](P3)。1918年创办了《农学月刊》,面向全国发行。在发刊词写到:法理既得,实施是从。高谈学者,求非所供。一般农者,固步自封。编刊成绩,普赠要冲。当业诸老,有所法宗。月刊内容分为十类。包括调查报告类、实习实验类、著述论说类、农事应答质问类、农家馀兴类等。薛培元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学院之任务系适合本省需要研究高深农林学术,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一切设备,几为全国冠。1920年,学校还举办了留法勤工俭学班,招生30名。1912—1921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时期,毕业学生470人;1921—1931年河北大学农科期间,毕业学生430人。毕业生数均占到全国的1/10以上。1922年资料统计显示,直隶省甲种、乙种农业学校的数量分别是5所和11所,占到全国的中游水平。1912至1921年10年间,直隶农业教育在不断摸索中前行。1922至1931年10年间,军阀混战频仍,院校合并,校长连年更换,农业教育发展受到较大影响。1928年,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1931至1937年抗战爆发,以河北大学农科独立设置成立河北省立农学院为标志,河北农业教育又进入一个发展时期。1936年,教育部设立农业教育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规划农业教育方案,河北省立农学院院长薛培元与农业教育家邹秉文、邹树文、章之汶等5人一起担任农业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此可见河北省立农学院在全国农业教育中的地位。 四、直隶农业教育的影响 1.开启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之先河。1923年,我国早期农业教育家和农学家邹秉文认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起点是1902年成立的直隶和湖北农业学堂。1981年,中国农科院院长、著名农业教育家金善宝撰文指出190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最早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教育和研究的开始。1994年,知名农业教育研究学者周邦任、费旭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一书中指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我国大学专科性质的农业教育的开端,1903年成立的北洋(保定)马医学堂是我国军队兽医教育的开端。由此可以说,直隶的农业教育史就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形成史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创办最早而且办学延续至今的三所农业高校分别是:华中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其中,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创办,至1906年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南京农业大学源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农业博物科,1914年,开办大学高等农业教育。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直隶农务学堂在1902年办学之初就属高等教育,是全国开展高等农业教育最早的学堂,从1903年袁世凯的奏折和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学堂一览中得到印证。 2.探索形成了近代农业教育理念。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教育处于新旧教育思想并存,新旧学制更替的过渡时期,农业教育也是如此。凡是地方政府重视,学校掌校人有真知灼见,任期稳定,善于争取经费,积极开展办学实践的,农业教育办得就有生气,有成绩。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对诸多农事改革率先倡办,包括建立农务局,创办新式农业教育,开办农事试验,成立农会组织等。委派自己得力助手———四品道台黄璟掌管农务学堂,后任动植物学家、农学举人黄立猷为掌校人。直隶公立专门学校10年间,早期留日学者郝元溥任校长8年,非常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现结合,筹办农展会、开办科普刊物,购置实习试验场,提出“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的办学思想。民国七年(1918年),校长郝元溥奉教育部召集全国专门学校校长会议,研讨农业教育问题[9](P9)。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在全国的地位。还有顺天中等农业学堂“以养成农业所必须之学识,使将来改良农事,开导农民”的办学宗旨,无不在探索近代农业教育的办学理念。 3.培养了一批农业教育科技人才。据杨士谋主编的《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显示:1909年,全国5所农业高校在校生493人,直隶省高等学堂在校生149人,中等学堂在校生176人,初等学堂在校生47人,总人数372人;1915年,全国农业4所农科大学,8所农业专门学校在校生1554人,直隶省高等学堂在校生189人,甲、乙种学校16所,在校生381人。1919年,教育部第569号令专门照准《直隶公立专门学校章程》。1920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是全国唯一举办留法勤工俭学班的学校。至1937年抗战爆发,直隶共培养农业高级专业人才900多人,初、中级农业人才几千人,领全国之先。但和全国情形一样,就这个时期的毕业生数量对广大农村来说,还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如星星之火投身于我国农业教育、科技、生产各条战线,如以遗传育种学家祖德明,海洋湖沼学家张玺,农学家孙醒东等为代表的农业专家,为我国农业教育科技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4.促进了农业知识的推广和传播。农业科技推广是对农民进行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清末,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开展起来,民国时期,开始探索建设推广教育体系。伴随着农业学堂的兴起,农事试验场也渐成风气。1902年,在保定创办直隶农事试验场(隶属农务学堂),内分4科,初步具备农业综合试验的性质,在全国创立时间早且成效显著。1907年,直隶农务总会在农务总局(归农业高等学堂兼办)内成立,“以提倡改良农事,保护农民为办事宗旨”。1918年,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举办建校十六周年附展览会,会展展出了直隶、辽宁、安徽、河南、福建等地30多个县公署、农会、商会、农事试验场的新农具和农产品,展示了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等六七所农业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展会采用陈列参观、报告讲演等方式,接待参观者4万多人,简直就是个“准全国农业科技博览会”了。《农学月刊》为展览会出版专辑,通过“校庆+会展+期刊专号”的特别形式传播农业科技,是一个创造。当时,直隶农业教育领域还先后出版许多科普刊物推广传播农业知识,如:《农话报》、《农务官报》、《农学月刊》、《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园艺季刊》、《河北农林学刊》等,广受欢迎。1905年创办的《农话报》是最早用白话文推广农业科技的刊物;1935年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为《农民须知》题词:“稼穑先声”;在1937年《园艺季刊》发刊词中写到:“本省素种园艺天府之区,同人等深感责任重大,而诸学子亦兴趣浓厚。以师生素日研究译辑所得,汇刊成册,公诸社会”。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农业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 作者:夏志学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农业教育论文:生物教学中渗透农业教育论文 1、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农业教育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课文中,从植物的细胞开始,讲述了植物的一生:由种子的结构谈起,到开花结果,再形成新的种子,延续植物的生命,同时为人类造服。被子植物的一生要经历生长、发育、繁殖、衰老和死亡的过程,除了基本知识的传授,在课堂教学中我还渗透了对获嘉农业的了解。如种植业:获嘉县地处中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是重要的产粮区,也是全国优质粮产业化开发示范县。目前,全县优质粮基地小麦种植面积达22万亩、优质水稻12万亩。花卉业:获嘉县是我国南北花卉的交汇点,是南花北上和东花西引的天然驯化场。花卉业生产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张巨乡“陈庄花园”是河南省四大花园之一而著称全国;目前,全县的花卉种植总面积达3万余亩,品种千余个,主要是大叶女贞、雪松、蜀桧、奕树、合欢等常规绿化苗木。无公害蔬菜业:太山乡蔬菜种植素有闻名,明清时期是专侍皇宫的贡品。蔬菜远销北京、武汉、山西等地,出口蔬菜主要面向日本等国家。目前,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这些知识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既锻炼了学生的思想意志,又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借此也让学生树立起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崇高理想。 2、在第二课堂中渗透农业教育 农业教育不仅在课内有机渗透,而且要发挥课外活动这个主阵地的作用,让学生在课外学到课内学不到的一些实践本领与基本知识技能。我们建立了几个专题调查小组,如:选种调查小组、栽培调查小组、杂草控制小组、病虫害防治小组、无公害调查小组等。通过进店调查和访问农艺师,实地考查等多种途径,让学生适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增长知识和技能。如在考查选种方法时,要求学生了解选种要求。学生回馈如下信息:要求种子颗粒饱满,无昆虫叮咬、当年新发种子等。例如,历年来小麦病虫害发生严重,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形成如下报告:(l)持续几年的秸杆禁烧避免了空气污染,但也使一些病虫害有了滋生之地,致使连年病虫害逞上升趋势。(2)近几年很多地块没有进行深耕细作,只是耙了二至三遍,造成耕作层过浅,小麦的根不能深扎,抗病力明显降低。(3)冬季到来年春季天气过于干旱,使土壤中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毁坏小麦根系。(4)多数农民重视虫害,轻视病害。每年春季农民都要打2一3次杀虫剂,却没打过一次杀菌剂。而小麦纹枯病、根腐病、全蚀病和赤霉病等病害,一旦发现症状就错过了防治时期。又如,病虫害防治小组通过调查和访问,将农业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措施做了简单归纳,以黑板报形式向全班同学展示:(l)深耕细作。一定要深耕,增加耕作层的深度,以便小麦根系发达,增强抗病力。如果实在没有条件深耕,也可以撒施土壤调理剂,以增加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土壤疏松耕作层增加。(2)适时浇水。由于秸秆还田,土壤蓬松,过f透气,不能保墒,根系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分,致使根系不旺。适时浇水可以弥补不足。(3)专业拌种。不能只图便宜,要使用专业拌种剂,特别要选用有针对性的拌种剂,才能起到防治目的。(4)一喷三防。春季喷撒农药时,除了杀虫剂,还应加人杀菌剂、营养剂和生长调节剂,综合防治,防患与未然。学生在活动中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也锻炼了毅力,培养了良好的习惯和兴趣。同时这也成了课堂最有效的补充,让学生热爱农业,热爱生物学,为将来从事各项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3、在教育科研中渗透农业教育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教师的责任。作为教师,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传授求知的本领,科学的学习方法。为了深化农业教育,提高农业教育水平,平时除了多观察、多总结,我还参加了学校《初中生物与农业相联系》的立项研究,并撰写了相关论文。总之,生物农业已成为21世纪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人类在生物农业中的地位和对生产过程干预方式也发生了科学的改变。人类只有用更先进、更丰富的生物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研究和把握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娴熟地认识和把握生物技术规律,才能在技术层面更准确地了解、把握农业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反应和要求,才有可能采取精确的针对性措施,因势利导,促进农业生物的高产优质,实现我们发展现代生物农业的目的。通过生物课与农业相联系,把课堂上理论知识不断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培养他们有理论,有实践,又有坚强意志的优良品质,让中国的现代农业有更坚实的后盾。 作者:徐翠霞 单位:河南省获嘉县双育学校 农业教育论文:现代农业远程教育论文 一、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意义 第一,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新农村建设的能动主体为广大的农民,农民整体素质水平将直接对新农村建设发展速度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农村教育虽覆盖面大,但深度不够,教育资源存在短缺问题。而通过推广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方式,利用其成本低廉、容量大、以及覆盖范围广泛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在现代农业远程教育中,实施教育的渠道多样,包括文字、音像、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以上教学模式的落实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时间、空间限制,广大农民可以在不离岗状态下就近参加学习,教学资源高度共享,可以称得上是农民真正学的起的教育。 第二,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掌握新型技术的机会:我国当前的农业产业正处于传统粗放模式向现代精细化模式转变的进程当中,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农业产业的贡献度逐年提升,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缩短这一差距,使农业生产能够更加的高效与稳定,就需要加速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普及各种新型农业使用技术,提高实用技术到位率、入户率的方式,使新农村建设能够得到坚实可靠的保障。而从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角度上来说,其教学形式灵活,资源丰富,各种新型的实用技术与信息能够以一种农民可接受的方式加以推广,同时,该模式下,新型的实用技术能够深入生产一线,直接为农民提供服务,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方面意义重大。借助于包括“科技入户直通车”以及“农村大喇叭”等行之有效的远程教育模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构建多功能综合性的流动技术推广服务站,使农机推广服务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农民,服务于农民。 第三,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人才发展的机会:农村基层实用人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缺乏实用型人才配置,势必会导致新农村建设的根基薄弱,影响建设进程与质量。而从现代农村远程教育的角度上来说,以此作为教学手段,将各类型,各层次的教育培训延伸至农村,促进实用人才的培养,最终达到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从我国当前的农广校系统上来说,在农业远程教育平台上,综合对计算机课件、多媒体课件、传统文字课件、以及音像资料的综合应用,结合新农村建设对人才所提出的要求,培养他生产能手,经营能人,乡村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各类型的实用性人才,随着实用性人才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力资源配置势必会更加的科学与合理。 二、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相关建议 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所面临的发展现状是农村巨大的劳动力规模以及覆盖范围,为了在这一客观条件下,以现代农业远程教育为手段,真正意义上的促进农民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就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利用好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这一工作平台,向新农村建设输送的新型,实用型,复合型的农民。在这一过程当中,给出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相关建议:第一,需要提高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认知: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除了需要正确认识传统手把手面授教学的重要价值以外,还需要通过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手段的应用,将教、学相互分离,着眼于对农民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农民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掌握运用各类信息资源的方式与方法,指导学员自主学习新型技术知识,第二,需要加大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投入力度: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入手,构建促进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专项资金,用于对办学设备的购置以及对教师的培训等多个方面,从而使农民所接受的远程教育服务能够更加的优质与有效;第三,需要加大对现代农业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的建设力度,促进教学资源的多元化发展,同时构建有助于农民交流沟通的网络平台。 三、结语 从我国当前发展形势的角度上来说,需要通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方式,达到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目的。本文从这一角度入手,重点分析了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包括利用现代农村远程教育为农民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为农民提供掌握新型技术的机会、以及为农民提供人才发展的机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而研究了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的相关建议,进而希望以上问题的研究能够引起各方关注与重视。 作者:张洪敏 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农业教育论文:近代华南农业教育论文 一、开办岭南农科大学 岭南农科大学于1921年成立,于美国纽约董事局之外,另由华人组成董事会筹措经费,管理校务。岭南农大设校长兼场长1人,推定钟荣光为首任校长。校长只有授予毕业证书的权力,而无权授予学位。依宪章条例规定,本科毕业生学位仍由岭南大学监督授予。岭南农大本科4年制,农业专修科为1年,蚕桑专修科为半年。讲授学科分为农林教育门、农林工程门、农艺化学门、垦殖门、畜牧门、森林门、兽医门、乳业、昆虫学、蚕桑学、园艺门、家政门、水产门等,开设的学科完全属于农学者有16科,其中田艺科为6、农产制造科为l、畜牧科为5、园艺科为4。其他必修学科,如生物学、化学、国文、英文、宗教等,则与文理科大学合办。计划增开的课程有高级农产制造学、植物分类学、地质学、农业教育学、纤维用作物学、乳脂牛油制造专论、乳业微菌学、植物繁殖法、肉畜学、园艺见习、乳业考据、心理学等。1922年农科大学陆续聘请张焯望、傅保光、邵尧年、考活等12位教授来校任教。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农事月刊》和《岭南农刊》(英文)等刊物,以便于学术交流。农科大学的建立意味着岭大办学目的的世俗化和中国化,更意味着广东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关注。 二、扩建农学院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自办之后,由华人成立新的校董会,是为学校最高机关。钟荣光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首任华人校长。新的校董会接收农科大学董事会的产业与工作,将农科大学归入岭南大学办理,改为农学院。为了使农学院进一步造福百姓,钟荣光从经费筹备、师资建设、教育模式改革等几个方面着手,将岭南大学农学院建成可与燕京大学、东南大学鼎峙的三大私立农院之一。 1.“掘地三尺”广筹经费 经费是学校之命脉,办学之根本。在钟荣光看来,将岭大收归华人自办不仅仅是“收回教育权”那么简单,关键要能“承担教育的责任”,负担起办学的经费。岭大收回自办之后,原纽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简称“美基会”),主要资助在校任职的西方教职员。除此之外的一切费用,都由新成立的校董会负责。为负担起华人自办的庞大开支,钟荣光仿效外国办学模式,竭力争取海内外各方捐款。岭南大学是最早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之一。如前文所述,钟荣光办理岭南农科大学时,得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支持,特由省库拨款三十万元为开办费和每年十万元的补助经常费。这算得上是岭南大学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第一笔经费。1927年岭大收回自办后,经费全靠国人自己筹措,政府拨款更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自1927年起,广东省政府每年补助岭大十万元,平均每月八千多元。资助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国内团体主要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和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中华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办机构,领导成员由十五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美方五人。中方成员都是当时国内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如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蔡元培等。通过钟荣光联系,自1927年起,中华基金会补助岭大植物病理研究和农事推广等各种事业,为期三年,每年补助一万五千元。后经钟荣光致信诚请,并亲自和该会董事孙哲生、胡适、蔡元培联系,得该会继续补助三年。后中基会又陆续补助岭大昆虫研究、柑橘类研究、蚕病研究及蚕业推广。除了岭大自身学术方面成果突出外,钟荣光和中华基金会各董事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为岭大农学研究顺利获得该会长年补助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管理英国退还庚款特设的机关,1931年4月成立。为争取这笔经费,钟荣光分别于1931年、1934年、1936年致函,并进京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36年,岭南大学获得该会补助建筑费与设备费6万元,用于农学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钟荣光还争取到了岭大校友、工商业人士、海外华侨、海外基金会、外国教会、外国友好人士等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为农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2.网罗优秀人才 如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钟荣光深知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的依靠力量,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知名度的决定性因素。他担任校长期间,注重科研,通过制定《专门研究章程》和划拨出版经费等,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工资待遇,解决住房、医疗、探亲路费等问题,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吸收本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早在1924年访美时,钟荣光就曾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校友:“岭南同学足迹遍于全球,在原则上最低限度应有一部分人才返回母校服务。”在钟荣光担任校长期间,不仅从本校毕业生中择优留选,还大力号召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岭大校友回国任教。以1932年为例,农学院有华籍教员16人,其中岭南校友至少11人,包括冯锐、古桂芬、杜树才、朱济沧、黄泽普、何雄涛、黄永安等,这些优秀的人才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鼓励学术交流,“送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使岭大的师资构成焕然一新。1935年,经钟荣光联系,岭南大学开始和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第一位交换教授为菲律宾大学农学士、美国约翰哈全斯大学(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闵逸民(Dr.R.B.Espino)。闵逸民教授是植物生理学专家,对热带植物生理及营养之研究富有经验。他既是东亚农学界泰斗,又是菲大台柱,他的到来对岭南大学的植物病理研究有很大帮助。钟荣光的知人善任为农学院汇集了大量的农科专才,他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部分教授如廖崇真、张焯堃、冯锐、古桂芬、刘荣基等更先后兼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或副局长,为广东省农林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对于岭南大学的师资建设,著名的德莱大学校长白朗在1933年曾说:“我们看到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之下有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我认为它是非常成功的学校,对它的领导人充满信心。在我看来,它的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都非常能干”④,对钟荣光和他建设的教师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充足的经费和优良的教师团队为岭南大学农学院服务社会、造福农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钟荣光领导下,农学院采取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务求达到振兴农业和农业教育、培养高等农业人才、惠及农民的目的。农学院的管理机构上分设教务、研究、推广、经营4部及农艺、园艺、畜牧、蚕丝、植物病理5个学系,本科学制4年,实行学分制。教务部负责教学工作,研究部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改进,而经营部和推广部则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技术与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推广与应用。其中蚕丝系在1927~1932年间升格为学院,专门进行蚕桑的品种改良与推广。1928年开设的植物病理系,主要从事华南植物病理研究工作,是广东最早进行植物病理研究的机构。⑤在钟荣光实用教育思想的引导下,农学院的课程不断完善,到1932年,增设了中国主要农作物、广东主要作物、农业工程、乳品制造、乳业经营、热带畜牧事业调查、蔬果储藏制造法、养蚕制种学等实用课程,学科体系趋于完备。截至1937年,农学院共设有畜牧学、农艺学、园艺学和植物病理学四科54门专业课程。农学院各个系部结合广东的自然条件和实地需求,进行农学研究与技术革新。农艺系从檀香山、菲律宾、爪哇等国引进上百种优良甘蔗品种进行试验,最后选育出耐旱蔗种“南大红”、“南大青”等予以推广。1936年,广东省甘蔗总产量跃261万吨,创抗战前最高纪录⑥。园艺系注重柑橘类果树与荔枝龙眼的研究,种植檀香山木瓜、暹罗蕉、中外柑橘、荔枝、龙眼、梅、李、桃、胡桃、山榄及其他亚热带果树300多种。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硕士李沛文受聘岭大,他以潮汕柑橘试验场为基地,带领学生展开柑橘培育和病虫害防治试验。木瓜本为广东新会等地特产,但在20世纪初品种已退化,农学院高鲁甫教授率先在岭大引种夏威夷木瓜,经多年试验,于1920年转育成最受欢迎的“岭南木瓜”,味道香甜,颇受市场欢迎。农学院还刊印了小册子《木瓜》,广为宣传,令远近乡民争相栽植。20世纪30年代,农学院院长古桂芬又从秘鲁引进木瓜良种,进一步提高“岭南木瓜”的品质和研究水平。今天广东水果种类繁多,农学院师生功不可没。畜牧系在乳业制造、微菌学方面有相当完善的设备,设有制造场专制奶油、雪糕、乳酪、糖果等,在广州供不应求。此举不仅使教师、学生进行各种试验,也使学生有机会学习商业知识。植物病理学系着重调查中国南部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植物病害的状况,如柑橘类、稻作等,查明病菌生活史,提出防治方法。如前文所述,该系1927~1932年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研究农事、推广各种事业。1928年,农学院得洛氏基金资助增设实验室,先后由留法学者韩旅尘、徐治博士主持。1933年前后,该系进行了水稻菌核病、甘蔗黑穗病和柑橘黄龙病3大病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蚕丝系早在1917年就开始招收学生,是广东省第一所培训蚕桑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1918年应邀加入广东省丝业研究所,后来得美国丝业联合会(TheUnitedStates`SilkAssociation,又译为“丝商公会”、“丝绸协会”等)捐建蚕丝学院一所。1921年岭南农大成立后,原有的蚕桑科归并办理,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鉴于蚕桑科办理蚕种有成绩,于1923年夏,特拨款港币5000元供作研究费,对南中国蚕丝业进行系统调查,摸清情况与问题。廖省长根据研究所得《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一书做出发展蚕丝业的决策。同年11月,广东省政府为改良发展蚕丝业,与岭南农大签订10年合约,委托农大设立广东全省蚕丝改良局,归省实业厅(后改称建设厅)管辖,委任蚕桑科主任考活为局长。局址设在岭南农大内,由省政府拨给经常费每年15万元。其目的在于一面试验研究,一面指导蚕农,以图改良广东蚕丝生产,挽中国之利权,拯农民之困苦。1927年,岭大收回国人自办后,蚕丝系一度扩建为蚕丝学院,全院教职员带领学生,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积极开展各项试验研究,改良、推广蚕种蚕丝,在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岭大在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蚕丝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从养蚕到制丝,学生一步一步地学习生丝制造的每个步骤,并派学生到大良、容奇、桂洲等处参观丝厂,增长见识。著名的大华丝厂,为岭大毕业生所办,因受蚕丝改良局指导,采用蚕丝系的新法制丝,所以所产蚕丝质量远胜其他蚕厂。蚕丝系在改良蚕种的同时,注重推广工作。1925年在顺德县伦教、龙山、勒流,中山县小榄,粤北乐昌县城设有蚕业推广站。此后,又相继建立了5个推广站和5个制种场,派员常驻,推销改良无毒蚕种,指导蚕农应用新法;协助蚕农改建蚕室;调查蚕农经济状况及推广新法制丝,取得了成绩。要进行专业的农业研究与技术革新,就离不开实地操作。早在创办农科大学期间,钟荣光就计划包括在海南等地办四个农场,既可以进行农业研究,推广农业科学,也可以筹集办学资金,还可以就地在农场附近设立学校,普及农业教育。岭大校内原有一小型农事试验场,供学生实习之用,为便于农业教育与实践,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获批,购得康乐村附近山地一千多亩作为农场。除种植桑树饲养桑蚕外,分区用作蔬菜、树苗、果树、稻作、乳业及畜牧试验。经钟荣光努力,农学院在潮安县领得土地2万多亩,设立潮汕柑橘试验场,从事柑橘品种的改良和病虫害的研究防治工作。经钟荣光多次函请中山县长,又在中山县那州领得荒地六万亩,设立“中山农事试验分场”,为开办示范性现代化农场提供了条件。分场在古桂芬的主持下大力开发,初期借用克得必拉索引机公司等美国数家名厂的新式大型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及施肥机、排水机等,以当代大规模、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水利与交通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畜牧、造林、旱地农作物等综合实验研究。至1931年,已种有路稻、芭蕉、菠萝、木荳、红荳、玉蜀黍、番薯及其他荳科作物,并派农科生到该分场实习。这三个大规模农场意义深远,可谓“开发广东广大荒山丘陵之张本”,对华南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钟荣光对华南农业近代化的贡献 在钟荣光的领导与管理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为华南社会乃至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但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推广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设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及造就农业事业指导者和研究者的培养目标,也为我们今天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留下有益启示。 1.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早在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部就有了首届毕业生郭琳爽,之后每年都有学生获得农学学士学位。虽然从人数上不算多,但大都学有所成。毕业后,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回到学校,培养农业人才,也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等。如1922年毕业生古桂芬在岭南大学获得农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农科硕士学位之后,古桂芬回到其先父义侠的古氏农庄(又称发隆公司农场),与其兄长共同经营农庄业务。1927年,钟荣光特召古桂芬回校工作。古桂芬在岭大农学院工作十多年,先后担任农学院讲师、农艺系主任、农艺系副教授、农学院院长、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副局长等。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培养了不少农业人才。可以说,古桂芬是岭南大学农学院教育成果的杰出代表。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求,除了四年制本科教育,农学院还办有农科高中、农民学校、农业服务社等,培养多层次的农业专门技术人才。1929年,为配合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岭南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华南区会合作,举办数期“乡村宣教师农事夏令学校”。农学院教师负责农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灌溉与排水、买卖合作社、农民实用簿记法、农村展览会、土壤及其管理、肥料及其用法、农业范围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2.推动了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农村社会改良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改革,都结合华南社会的自然条件和实际需求,培育了大量的优良品种,如谷种“改良东莞白”,产量高的可比一般品种增产20%~30%.为便于稻作推广,岭大一方面增加原有稻作试验场的面积,另一方面与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合作,将良种分发给农民试种,收成很好,被农林局作为推广品种。钟荣光注重农学院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振兴农业,改善农民生活,而这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的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使命的驱动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以农业调查为己任,注重推广工作,力求使农民受益,曾先后进行:广东省农村经济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的情况,以便推广工作的开展;广东农业机林业调查,举行数次,曾以租佃及借贷等制度为中心问题;与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合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进行调查;冯锐教授曾率领师生到河南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下30多页的调查报告。农学院院长高鲁甫教授、徐治博士会同建设厅改良试验区主任廖崇真赴罗岗洞施行果树接枝新法及稻作改良运动,手续简单,时间缩短,村民极为赞同。 3.践行了服务精神 1927年,钟荣光在学校交代礼演词中讲道,岭南大学的办学目的是“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就中国领导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致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这里钟荣光说的基督精神,主要指服务精神。他曾说:“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吾人苟有牺牲服务之精神,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⑦在这样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岭大的学生和团体都很看重社会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组织了乡村服务协进会,联合校内各个团体,为附近乡村进行有计划的服务。该协进会连续数年在旧凤凰村努力工作,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丰富日常生活,成绩颇为可观。以1929至1930年的工作为例:第一,教育。在旧凤凰村,设立凤岭日夜学校,籍以帮助村中失学者得有机会求学,来就学者仍接踵而至。该校课程注重应用科目,并曾举行两次千字课毕业,已毕业者约二十人。设立阅书报室于村内,以便乡人及学生阅读。第二,经济改善。干事林世廉……曾帮助该村建筑一伟大池塘,在春夏天贮蓄泉水,以备秋冬天水涸时,免受水荒之虞。并指导该村多种植果木,而本大学农科学院廉价出售,或酌量赠送各种树秧。数年后,树木长大,该村之收入,必大为增加也。第三,卫生。村民多不注重卫生,拟举行卫生演讲,灌输卫生常识。并曾施种洋痘,蒙嘉惠霖陈元觉医生帮助甚多。第四,娱乐。曾帮助凤岭学校及该村村人安置收音机,接收广州中央公园播音台之音乐及演讲。又帮助该村建筑球场及指导举行各种游戏。⑧在钟荣光的精心培养下,岭南大学逐渐形成了汇合基督教的服务(Service)和友爱(Brotherhood)精神、民主主义的自由(Freedom)精神和平等(E-quality)精神、革命的爱国(Patriotism)精神及健身强国的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四种优良传统的“岭南精神”。这种精神深受岭大同学和校友的认同。1939年1月4日,岭大校友简又文在岭南大学周会称:“几年前,我替上海岭南分校撰了一首歌,名曰《岭南牛》。歌云:他们叫岭南人做岭南牛———粗黑、大隻、不靓;我听了,微微笑,不否认。让人们似狮虎般凶猛,似猪好命,妖孽似狐精。服务人群却以牛胜———服务人群以牛胜。做工,耕田,全身贡献,功劳谁与竞?修天爵,作祭品,允享大光荣。这正是岭南赤子的精神!为人群谋幸福,何惜乎身负重轭供牺牲:好岭南,大岭南。为中国,育英才,举世仰声明!红灰之子,齐努力,建功立业,毋忝而所生!⑨歌词体现了以身践行服务精神的岭南学子的风貌。 4.注重国内外交流 一流的教育,应当具有国际视野。钟荣光深谙此道,所以他在建设农学院时,不仅积极引进外国人才,自身也注重考查外国农业技术。1925年,钟荣光到秘鲁筹款,由岭大毕业生、在当地经营古氏农庄的古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了利马郊区农业和古氏农庄,参观了古印加帝国时遗留下的传统农业地带与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他依据自己对广东农业的了解,得出“秘鲁农业条件和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的结论。并对古桂芬说,“既然古生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汇集起来,抒其优者创办农场,经过这样探索寻求的实践,将会有助于日后回祖国从事农业建设。”钟荣光别出心裁地提出的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设的方法,展现了他对农业技术的全球化视野。各类学术刊物也是农学院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方式。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时,为方便发表农学研究著作,于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LingnanAgriculturalReview),每年出版二期。《岭南农事半年刊》初成立时,稿件有限,多为岭大农学院和文理学校的教员所作。从第三卷起,稿件渐有来自中国各部,第四卷以后,稿件大增,除纯粹关于农学著作外,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也增多。1928年,该刊改名为《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ScienceJournal)。随着岭南大学日益发展壮大,《岭南科学杂志》名气也越来越大,外来投稿者日益增多。自创刊至1935年的第二期,论著已发表者共有484篇,为17国、239位作家所著。《岭南科学杂志》“属国内历史最长久的英文版刊物之一”,发行面对世界所有国家,有售卖也有交换。除国内著名大学、博物馆、研究所等刊物,有41个国家索取全套,75个国家450个机构寄来1000多种科学杂志用来交换。这些杂志为推动生物研究、农业研究、医科研究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岭南农科大学和岭大农学院先后出版了《农事月刊》、《农社年刊》、《岭南农学季刊》、《岭南农刊》等刊物,都为提高和推广农业技术、增长农民知识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一直以来,钟荣光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救国事业,首要教育”⑩。他曾比喻建国如建屋,基础坚固后才能完成上面的结构,教育乃是基础。他说:“鄙人深信自今以后,打倒军阀与官僚,建立真正之民国,必有赖于青年之学生,此教育之所以急急也。”所以他自1899年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席到1938年宣布退休的39年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正实践了他自挽联中所说“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而死”。也正是在钟荣光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农学院关注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有牺牲精神、动手能力的多层次人才,注重农业技术革新和农村社会改良,对华南社会乃至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刘宝真 单位:铁道警察学院 农业教育论文:清末农业教育论文 一、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表现 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较,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农业教育机构,近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学制,课程设置近代化和师资队伍专业化。 (一)多元化的教育格局 近代农业教育机构呈现多元化格局,既有官办各级农务学堂、农业留学教育、大学堂农科教育,也有教会学校中的农业教育和民间农业教育机构。 1.各级农务学堂 各级农务学堂是清末农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早在维新变法之前各省就出现了农务学堂,创立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蚕桑学堂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期间,时人认为中国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5](上册P135)张之洞上奏光绪:“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6](外篇《农工商学第九》P156)改变之法只有开办新式农业教育学堂,“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7](第一章P41)光绪颁布上谕,要求各省“以农为体,以工为用……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新法者,必特立予优奖……所有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并且要求各省仿效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的做法设立农务学堂。在政府推动下,各地出现了设立农务学堂的高潮。1898年杭州蚕学馆、湖北农务学堂先后成立,1901年江西蚕桑学堂设立,1902年山西农林学堂、直隶农务学堂先后设立,1903年湖南农务工艺学堂设立。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范地方农业教育办学,冀鄂两省先后把当地农务学堂改为高等农务学堂,鲁晋苏浙省份也纷纷开办高等农务学堂。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大量的初、中等农务学堂和专门性讲习所。至1908年全国共开设高等农务学堂4所,中等农务学堂25所,初等农务学堂22所,1909年时又新增加高等农务学堂1所,中等农务学堂6所,初等农务学堂37所。兴办新式农业教育成效比较显著的有鄂湘冀鲁桂晋等省份,学堂数量最多当属湖北省,到1910时,湖北各级新式农业教育机构共48所,其中高等农务学堂1所,中等农务学堂6所,初等农务学堂40所,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 2.农业留学教育 清政府在兴办新式农务学堂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派遣农科留学生,学习农业技术教育和农业管理以缩短与西方差距。早在1889年,浙江就向法国派出留学生专门学习养蚕技术。甲午之后,留学西方习农科受到政府的重视。对于留学生的派遣目的地,朝中大多数官员倾向于日本,张之洞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6](外篇《游学第二》P96)因此,甲午之后,中国以日本为学习对象,不仅开设新式农务学堂,而且从学堂中选拔优秀学员派往日本官款留学。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留学生13人,其中1人学习农科,学成归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1897年浙江先后官派3人赴日留学农科;1903年31名留日学生中有2人学习农科;1905年更是派出40人去日本专门学习农科。据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前清政府共向日本派出200多名农科留学生。庚款留学施行后,清政府又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农业教育,到民国成立前,清政府先后派出28人留美学习农科,13人赴欧洲习农科。[8]他们留学归来后,为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就有竺可桢、邹秉文等人。尽管清政府被推翻之前派出的农科留学生数量不多,但这些留学生在外开阔了视野,归国后大都成为近代中国农业科技的中流砥柱。 3.大学堂农科教育 大学堂农科教育和农科大学是清末农业教育的最高形式。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实现国强民富。光绪帝诏令开农工总商局、设农会、刊印农报、译西方农学书籍,并开设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遵循“中体西用”原则,强调“中西并重”,二者“会通”,缺一不可。课程设置分普通学科(类似必修课)和专门学科(类似选修课),普通学科为经学、理学、诸子、格致、初等算学等10科,专门学科包括农矿、工程、商学、卫生学、高等算学、地理等科目。1902年张百熙制定《钦定大学堂章程》对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章程强调大学堂师生必须遵圣谕广训,“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章程把大学堂分为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分政、艺两科,其中艺科设有农学,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农科举人出身资格。专门分科开设农业学科,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农科进士出身。[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235-252)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对钦定大学堂章程作出修订,制定出新的奏定学堂章程,新章程继续遵圣谕广训,命各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设农工商实业学堂,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新章程把大学堂分为经学、政法、农科等八科,其中农科又分为农学门、林学门、农艺化学门、兽医学门。[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328-339)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开始筹建,1910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正式成立,这是清末农业教育规格最高,课程设置最全,教学方法、教材选用和师资队伍最专业的农业教育机构,是为中国现代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的发源。 4.教会学校农业教育和民间教育机构 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唐朝时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此后一千多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多受到官方打压和民众冷遇,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直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基督教才在中国获得历史机遇,欧洲传教士纷纷派遣前往中国传播“福音”。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往往开办慈善机构传教,如行医、开设孤儿院等。在传教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中国大约80%,而且农民多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因此,要想基督化中国,必须先基督化占中国人口80%比例的农民,占领农村这个根据地。所以对农民进行近代农业教育、传播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了西方传教士的首选。1904年,美国传教士琼斯在上海开办文纪女塾,教授园艺技术。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教育,它开启了西方近代农学通过教育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先河。清末时期,教会学校农业教育成绩最突出的当属后来的岭南学堂。1908年美国农业硕士高鲁甫任职于岭南学堂,他召集一些对农业感兴趣的学生到学校农场劳动,给每人平分一块田地种植蔬菜,并亲自教授他们如何播种、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他带领学生反复在农田进行化肥实验,研究适合土壤的化肥。1912年高鲁甫在岭南学堂开设初级农业课程,并引进西方农作物品种在校进行选育和改良,为后来的岭南大学的高等农业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除了政府开办农务学堂,西方教会开设农业教育外,民间也举办农业培训机构。1904年张謇在上海兴办水产学堂,1907年山东渔业公司在烟台举办初等水产小学堂,宣统元年广东农林试验场开设农林讲习所,次年天津直隶水产讲习所开设。这些民间农业教育机构层次不一,是为政府农务学堂外的农业教育形式。 (二)近代化的教育方式 1.教育理念和学制规范化 与传统的农业教育不同的是,清末农业教育有了明确清晰的办学层次和学习年限规定。1898年,浙江蚕学馆成立,年招生30人,学制三年,专门传授蚕桑养殖技术。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举办直隶农务学堂,分速成科、预备科,速成科学习一年,预备科学习五年。是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分为预科、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其中预科、专门的农科教育学习期限各为三年,大学堂学习期限不限。次年清政府修订章程,明确规定农业学堂分为初、中、高等与大学四级。其中初等农业学堂学制三年,学生在校学习最基本的农业知识技能,卒业后能从事简单农事;中等农业学堂学制预科两年,本科三年,学生在校学习农业生产中必备的知识技能,卒业后能胜任农业生产;高等农业学堂学习期限为预科一年,森林、兽医各为三年,本科农学四年,以培养近代农业管理人才和各学堂师资人才为目标。农科大学三年卒业。[7]((乙编《清末学堂》P24)此外,新章程还对讲习所、补习所学习年限和理念进行了统一规定,讲习所学制两年,以培养普通补习所师资力量为宗旨,补习所学制学制三年,以学习简易农业知识技能和小学普通教育知识为目标。不难看出,清末农业教育理念和学制规定逐渐由地方性参差不齐走向全国的统一化、规范化。 2.学科和课程设置系统化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大兴农学。1902年,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详细规定。章程中设农科,下设农艺学、兽医学、森林学、农业化学等,后又完善。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全面合理且实践性强。全部课程设置可以划分为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以专业为例,高等农业学堂农艺学基础文化课有国文、修身、算学、格致等;专业课程有农学、园艺学、昆虫学、土壤学、气象学、地质学、岩石学、肥料学、水产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工程学、农艺化学等,实践课主要有农具使用法、耕牛使役法、干草法、家畜饲养法、农具构造、排水及开垦法、农用手工、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法等各种实用技术。[10]以学校为例,山东高等农务学堂中除设置国文、伦理、外语体操外,农艺学设置专业课20门,实习课20门,森林学专业课25门,实习课4门,兽医学23门,实习课8门。[11]总体上看,清末农业教育专业科目设置详细,实习技术科目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示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清末农业教育既有专业学理,又有实践技能操作,融理论性、实践性、社会性于一体。 3.师资队伍专业化业生、农科归国留学生、传统教育出身者、外教。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任用教员章程。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农务学堂教员须有本国大学堂毕业文凭,中等农务学堂由实业教育优秀毕业生暂时充任,初等农务学堂教员由农务讲习所和中等农务学堂毕业生担任。其中新式农务学堂毕业生是清末农业教育师资力量的主力军,且在师资队伍比例上逐年增加。以湖北高等农务学堂为例,该校先后有11人在此教育体制下毕业后留校担任农林桑等副教员。农科归国留学毕业生也是清末农务学堂师资主要来源,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是官派留学归国者须做专门教员五年,且期内不得调为其他差役。因此,官派农科留学者归国后多从事农业科研教学任务,为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由于清末农业近代教育处于发轫期,因此,师资力量不足成为了制约农务学堂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为缓解这一难题,多数农务学堂只得招聘接受传统教育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业技师担负教学任务,如张之洞多次从浙江招聘经验丰富的技师到湖北高等农务学堂传授蚕桑技艺。福建蚕桑公学也“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园,并教授接桑等事。”聘请外国教习也是清政府为缓解师资力量不足采取的主要措施。1903年,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434)1904年之前,多延请欧美教习人员,之后多为日本教习。外来教习在学堂一般担任外语人才和农业专门技术传授,在清末农业教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中国近代农业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清末农业教育的影响 清末农业近代化教育使中国农业逐步走向了近代化,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清末农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近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推广。多元化的农业教育机构培养出了不同层次的农业生产技术人才,直接满足了近代农业生产。据1909元年清学部总务司统计,是年全国各级农务学堂在校生人数达到6028人。民国成立前各级农务学堂在校生增加到了15379人。这些在校生直接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毕业后大多从事近代农业生产,把近代农业生产技术直接带到了农村和农民中间。与此同时,各级农业学堂还发行农业报刊传播农业生产技术,如直隶农务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和《农务官报》。《北直农话报》在创办时就以“振兴农业,开通民智”为宣传宗旨,话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推广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使当地农民的农业技术得到了提高。第二,清末近代农业教育促进了农作物品种改良化。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注重从西方直接引进先进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改良试种,然后全国推广。1902年,武汉地区由于天气恶劣导致蚕桑业大受影响,但采用了近代先进技术的农务学堂却产量颇丰,引得不少蚕农纷纷采用新技术。光绪1906年,工商部从国外引进玉米新品种,并采用先进农业技术试种,亩产玉米产量比传统玉米品种多出43公斤,新式优良品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快在全国推广种植。直隶农务学堂直接从日本学习近代蚕桑养殖技术,引进先进品种进行试种改良并加以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蚕桑生产的升级。不仅如此,农务学堂还教习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近代农具和化肥材料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为现代农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末兴办农业教育虽然时间短促,但是它毕竟标志着中国农业近代农业教育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其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今天各地农业大学大多从清末农务学堂演变而来,如河北农业大学从直隶农务学堂演变而来,北京林业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农林科演变而来,四川农业大学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而来。其他各地的很多农业大学,追根溯源从清末农务学堂发展而来。 作者:刘孝阳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农业教育论文:农业发展下的农业教育论文 一、以色列教育立国的政策 第一,创办高水平大学,落实教育立国理念。为了落实教育政策,以色列建立了20多所高等院校,其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始创于1918年,落成于1925年)、特拉维夫大学(建于1956年)、巴依兰大学(1955年建于拉马特甘)、本·古里安大学(1969年建立于贝尔谢巴)、海法大学(建于1963年)、以色列理工学院(1912年奠基于海法市,1924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是以色列最著名的6所大学,它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以色列高等学府在校生已达14.9万人,大学入学率(包括综合性大学、地区性大学、开放大学在内)约为80.17%。高等学校已成为以色列实施教育立国的主要阵地。第二,教育经费足额投入。以色列重视教育的理念不是停留在政策文件上,而且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突出体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依法对教育经费的足额投入。以色列的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按照学制,中等以下教育包括3级:初等教育(1~6年级)、初中教育(7~9年级)、高中教育(10~12年级)。1~11年级为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其中教育部负责教育经费和教师的聘用、培养与培训等费用,地方政府则承担学校的修建和维护,并协助教育部管理地方学校。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中央政府免除学生的学费,地方政府负责兴建学校、聘用教师并提供工资。仅在1962~1963学年,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就达4.25亿里拉,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1961年教育部的教育经费占同年国家财政预算的12%,仅次于国防投入,而同年英国的教育经费为4.25%,美国也只占5%[3]。以色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1995年以色列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5%,2000年教育投资高达到10.4%,持续居世界各国之最[4]。以色列的识字率为97.1%,是中东地区识字率最高的国家。第四,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在以色列政府长期重视教育的政策指导和立法保证以及教育经费有效落实的支持下,以色列国民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15%的人受过16年以上学校教育,17.5%的人受过13~15年学校教育,33.5%的人受过11~12年学校教育,13.5%的人受过9~10年学校教育,15.9%的人受过5~8年学校教育,受正规教育程度在4年以下的只占4.3%。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限从1961年的8年(犹太人为8.4年)上升到1987年的11.4年(犹太人为11.7年)[5],1996年则达到12.1年(犹太人为12.3年)[6]。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相应增加9%。以色列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素质的提高,必然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增长力和技术创造力,进而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7]。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府不仅重视教育,而且特别重视实用学科。以色列每万名劳动力中就有7人拥有理工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而英国为5.3名,美国为4.8名,加拿大为3.3名,日本为2.6名,德国为1.9名。第五,学习型社会业已形成。以色列政府长期重视教育,国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不断学习充实完善自己成为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统计数据表明,1962年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量居世界第一,1968年每千名居民拥有76本书。1988年再次统计,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和每年人均读书的比例,以色列为世界之最[8]。以色列已经逐渐形成为一个崇尚知识的学习型社会。 二、以色列的农业教育 “农业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可以说没有高科技农业就没有以色列!”[9]。发展高科技农业必须拥有高科技尖端科研人才和推广使用的高素质农民。只有具备科学素养的尖端科研人才才能创造出优秀的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运用和推广则需依靠高素质的农民。因此,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教育以及农业科研体系的建立[10]。以色列现已建有45所农学院和农业科研机构,为以色列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提供了高端科研成果,同时承担着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农民的培训工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和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全称是罗伯特·史密斯农业、食品和环境质量学院(简称农学院),1942年由21位硕士研究生创立,在世界农业院校排名位居前30,在具有全球科学影响力的农业院校排名中位于前5名。该院招收农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营养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兽医学博士研究生,是以色列唯一能够授予农学大学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以色列唯一的拥有营养科学和兽医学的学院,现在已经拥有学生2300名。农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推进农业,巩固以色列经济,同时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农业学家;保护并恢复环境,同时增加粮食产量,减少全球饥饿;推动农业以满足人类健康需求,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纯度;同其他各国分享以色列的创新研究成果。其毕业生活跃于基布兹、莫沙夫或私人农场等农业组织,利用其专业知识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进入21世纪,以色列掀起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在此背景下,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十分重视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推进农业科技素质与农业创新能力教育,强调产学研一体化,为以色列的农业生产与发展培养更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民。为此,农学院举办多层次的校内教育课程,让以色列科学家、教师、农民了解农业的最新技术。同时,组织“周五在大学”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不同领域的进修课程,每年开设十几次专门针对农民的短期培训班,由农学院的专家把最新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同时了解农民在生产及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研制相应的农业新技术,既降低生产成本,又提高劳动生产率[11]。位于拜特·达干的沃尔坎尼研究中心(简称ARO),隶属于以色列农业部的农业研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多学科研究机构,相当于以色列的农业科学院。沃尔坎尼研究中心下设多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所,以及设在不同地区的地区试验站。中心拥有数百名著名农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多具有博士学位,有些科学家还是农业部和农场主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或在该国不同地区主持大规模的地区性研究和开发项目,或与来自其他国家科研机构的专家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以色列政府部门和农场主及企业提供的农业研究经费也是相当充裕的,可以说以色列的农业研究是人力、物力、财力充分,“硬件”、“软件”都很优越,并拥有一个国家与地方级农场、市场相互配合协调的完整体系,保证了以色列农业的世界先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沃尔坎尼研究中心下设7个直属研究所和1个直属系(观赏园艺系),这7个研究所又有若干个系,涵盖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反映了以色列农业研究的国际水平[12]。除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和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外,以色列教育部所属的本·古里安大学沙漠研究所、特拉维夫大学高产作物研究所等农业科研机构,在以色列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以色列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达到大专水平,能够较快掌握农业新技术[13]。以色列的农业教育政策不仅使农民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了解到农业科学的最新成就,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民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特别是培养了农民的现代意识[14],为以色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色列农业现代化对陕西启示 (一)陕西教育资源与农业资源概况 陕西省是教育大省,其突出特点是全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多,人均受教育程度高。陕西省常住人口3753万人,而受过高等教育者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超过1万人。据2012年《陕西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陕西现有普通高校79所,成人高校18所,独立学院12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42所,高职(专科)院校37所。陕西省有研究生培养单位52个,其中高等院校26个,科研机构26个。2012年陕西省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441881人(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自考助学班及网络本专科学生)。仅2012年,陕西省招收研究生31378人,在校研究生94294人,毕业研究生25561人。普通高校本专科共招生327087人,在校生1026254人,毕业生265279人;成人高校本专科共招生65015人,在校学生198854人,毕业学生64249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61500人,成人高校专任教师1735人。此外,2012年全省正在接受各种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34553人次,当年结业111197人次;接受各种非学历中等教育的学生达115278人次,当年结业170566人次。2012年,全省职业技术培训机构9824所,专任教师12725人。根据2012年末陕西省政府统计资料,陕西省总面积为20.58万平方千米,土地资源主要特点为山地多而川原少,海拔800米以下河川、台原、山前洪积扇等仅占总面积的10%,土地类型主要有山地、丘陵、原、川地、沙地、沼泽等六大类。此外,陕西生态条件多样,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上述数据表明,陕西教育资源丰富,农业资源相对不足,陕西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强化教育,走高科技农业的道路。 (二)陕西农业教育资源与农业发展现状 陕西省现有79所普通高校中,有5所院校设有与农业相关的专业,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学,是全国农林水学科最为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也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从1934年建校以来,该校为社会累计培养输送本科以上专业人才13万名,为西北乃至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始终瞄准高新科技前沿,坚持围绕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面向农业生产实际的应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在动植物育种、植物保护、农业生物技术、旱区农业与节水技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研究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累计获得各类科技成果5000余项,培育出目前世界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1号”优良小麦品种,长期主导中国小麦品种换代的远缘杂交小麦良种“小偃6号”,中国自主培育的第一个优良苹果品种“秦冠”等重要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超过2000亿元。此外,还有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设有与农业相关的学科专业,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专业人才培养与培训,为陕西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服务。在中央政府农业政策和陕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陕西农业科研和人才优势的支持下,陕西农业连续多年丰收,201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95×1010千克,是历史上第三个高产年,每亩单产达253千克,再创新高。水果种植总面积112平方千米,总产量1.333×1010千克,成为全国水果生产第一大省。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建设全面启动,现代农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五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三)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启示 第一,重视农业科学研究与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紧密结合。以色列的农业科研项目,不是来源于农业主管部门的办公室,也不是单纯来源于科研人员的实验室,而是来源于农业生产第一线,来源于田间地头,来源于农民的农业生产需求。以色列农业科研人员有相当多的时间在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民进行生产耕作,亲自传播农业科技新知识,推广农业科技新成果的应用,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向农民学习咨询,收集农民对新品种、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实际效果。科研人员在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过程中,发现问题或得到启发,进而使科研人员逐渐形成需要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如提高产量、防虫防病、抗旱植物育种等等问题,正是农业科学研究项目的来源,而解决农民生产中的问题也正是推动农业科研不断发展的动力。只有这样,农业科研成果也就不存在不能转化为农业新技术、最快应用到农业生产及管理中的问题了。以色列农业发展中农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生产及管理紧密结合,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民积极互动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二,重视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农业现代化不仅包含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包括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生产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生产成果的商品化),而且包含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现代化。农民是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拥有现代农业素质,特别是现代农业意识。因为农业不仅要依靠现代的工业装备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依靠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农业上的应用。而这些都要通过居于农业主体地位的农民来实现。反过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要求农民素质的提高,使之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即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素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实际上,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主体与客体的现代化[15]。以色列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和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在农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承担着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此外,各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首先是培训农民提高和更新农业知识,掌握新技术,运用新技术。同时,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以色列农民渴望及时学习不断更新的农业知识,掌握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大的农业效益。实际上,在以色列政府长期重视和政策导向下,以色列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组织(基布兹和莫沙夫等)与农民之间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相互促进,而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多因素共同促进了以色列现代农业的发展。陕西农业教育和科技基础好,但农业科技知识普及不够,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业科技知识缺乏,学习农业新知识、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我们应当学习以色列的经验,重视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通过农民素质的提高,加速陕西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第三,重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基础上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以色列领土狭小,土地贫瘠,可耕地更少,但很好地处理了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对于陕西乃至整个中国,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协调人口、土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用现代手段管理农业,通过技术系统、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构建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农业经济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16]。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陕西在教育资源和农业资源方面均比以色列拥有明显优势,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特别是农业教育,把对教育的重视落在实处,把陕西教育大省逐渐转变为教育强省,积极学习以色列重视教育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重视产学研的紧密结合,重视提高农民的农业素质,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加速陕西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陕西的农业发展目标。 作者:何志龙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农业教育论文:法国农业教育论文 一、法国农业教育培训现状 法国在教育治理上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制,且教育水平很高,国家尤其重视农业教育,二战后得以快速发展。目前,全国有817家机构从事农业技术教育,其中公立高中216家,私立机构601家,形成了由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农民在职培训三部分衔接配套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在这些农业教育单位中,42%负责粮食、蔬菜、葡萄、畜牧等方面的教育和在职培训,6%负责农产品加工方面的教育和在职培训,34%负责培养和培训农村企业所需的管理和流通人才,18%负责国土整治、绿化美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和在职培训。每年培养学员45.4万名,其中技术教育培养17万名,高等教育培养学生1.6万名,高等短期及国家二级水平教育培养学徒3.7万名,成人职业培训23.1万名。法国农业教育的主要特点有: 一是农民整体素质较优,组织化程度高。 在法国想当农民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事农业必须经过专业教育和培训,获取相应文凭。目前,法国农民一般都具有农业技术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不但会耕作,而且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而且知识全面,现代技术运用娴熟。目前全国80%~90%的农民参加了各类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管理民主,利益联结紧密,经营模式基本相同,对农民有很强的向心力,能够抱团参与国内国际经济活动。 二是农业教育培训由农业部门主管,教育和产业紧密结合。 法国的农业教育,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徒培训到在职继续教育均由农业部教育总司主管,包括教育经费的划拨、专业和课程设置及人员管理等。农业部的教育职责主要涉及农艺学、食品及食品加工、环境保护、兽医学、农村土地整合(包括林业和景观)以及花卉培植。全套农业教育体制提供从初中四年级到博士学位培养,面向年轻人和成年人且相互贯通。文凭种类从国家一级到五级水平。部际之间有交流机制,法国教育部门负责农业教育文凭与国家基本教育文凭的对等协调及宏观管理工作,强化了农业教育与农业发展的密切联系,满足了农业发展对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的有效需求。 三是农业教育培训的制度体系和组织构架完善。 法国的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单位,公立、私立教育机构相互补充,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农商会、合作社分工明确,具有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服务对象,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教育培训体系,较好满足了从农业工人、农业技师、农业高级技师到工程师及科研人员不同层次的培养需求。很多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完善,建有一个职业高中,一个农场,一个学徒培训中心和一个成人培训中心,这也是法国公立教育机构的普遍构成模式,全国有216个。贯穿其中的学制安排是:中专、高中、高中+2年、高中+3年、高中+5年。此外,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最紧密的组织,他们要帮农民制定规划书,接受政府资助审查,免费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并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对农民开展培训。农商会也承担着某种教育职责,要为新农民做预算和规划,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法规和技术培训,并联合或承担农业科研机构、职业学校开展农业生产试验。 四是农业教育培训始终围绕农业生产和农民需求。 法国能以国际化视野对待农业教育,主动适应农业发展需要,从农业生产到食品加工和环境保护,从应用研究到在职培训,随时调整和完善培训方案。课程设计植根于职业需求之中,由相关机构专业人员甚至是跨区域培训机构之间协商设置,努力为青年农民量身定制,实现个性化教育。培训上是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而且根据培训内容确定培训时间,少则两三天,多则数十天、几个月,可间断进行;一些课程可以在学校上,也可以在企业进行。授课内容与培训形式十分灵活,建有全国性的网络远程教育,可以针对不同地区和人群提供个性化教育。五是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法国中、高等学校与培训机构的合理配置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农业职业教育需求。文凭实现渠道是多途径的,除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取文凭外,还有政府认可的学历水平评估机构,鼓励人们平时钻研,如果达到相应的水平,就授予相应的学历文凭,得到普遍承认。教学上普遍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无论是高校,还是中等技校都有自己的实验基地、实验室和操作车间,实践课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这使学生能及时接触农业、食品生产和经济领域,以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学生就业,成为高素质人才。 二、启示 虽然中法两国国情农情、教育培训制度、农业目标有所不同,但是法国农业教育培训的诸多做法仍给我国农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很大启示。 一是年轻人选择农业的自愿性,是法国农业教育高效率的重要动因。法国基本消除行业歧视,职业观念平等,农民已做到职业化,“农民”也是一个不少人向往的职业。很多农业推广及职业培训中心里男女比例大致相当,选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完全基于学生自愿。在此基础上,学校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培育方案。这样的培养,对比我国农业学校的学生一定程度存在的“盲目上、不愿上”的情况,确实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在全社会培育重农爱农的氛围,尽快消除行业差别和身份差别,提高农业吸引力至关重要,唯此才能实现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人才均衡流动。 二是法国农业教育宽进严出的制度,是确保学习质量,促成学历与能力相匹配的有效措施。在法国,农业学校选择学生,着重看学生是否愿意务农,成绩考核是次要的。入学后根据学历不同的等级进行严格训练,获取相应文凭。以“经验评估,颁发对等文凭”为例,农业以外领域有经验者如想获取农业文凭,要由企业、老师和所在学校组成的五人评委会进行评审,如有部分指标未完全达标,评委会会提出建议,给予申请者一定时间培训后再答辩,而再培训有的还需收费,直到培训合格才会颁发文凭。文凭的唯一有效(即1~5级文凭)是法国农业职业教育成功的一个标志,更是法国农业职业教育的优点。而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文凭五花八门,水平不一,职业学校的学生通常忙着考证,而不是真正学习技术,文凭与证书形成本末倒置,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和社会资源浪费。 三是法国的农业就业准入制,有效保证了农业教育质量。法国政府规定,只有获得农业技师及其以上证书者,或通过农业职业和技术会考的学生,才有资格独立经营农场;获得农业技师以下证书者只能当工人。职业准入规定及日趋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有效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农民对接受农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视,进而促进了农业教育的发展,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也造就了法国农业的强大竞争力。反观我国多以无证者和弱势群体从事农业,形成强烈的反差。在我国目前准入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如何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发展现代农业,可能需要从培育职业农民队伍入手,实施政策、项目杠杆,对认定的职业农民给予税费、信贷、保险、项目等方面扶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吸引青年人务农。 四是法国环境保护教育的自觉性,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法国十分重视农业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各个阶段均设有环境保护课程,重视生产绿色食品和发展生态农业,这也是法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原因之一。而我国在农业生产中环境保护做得还很不够,农药、化肥等大量盲目使用,这与我国农业教育培训中缺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思想和内容有关。我们应借鉴法国的做法,把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落实在农业生产上,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培训,控制和减少农业污染,走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法国高度重视对农业后继者的培育,不吝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法国也面临农业从业人员减少的挑战。以农业发达的下诺曼底大区为例,每年新增农民和退休农民比例为1︰3,进少退多,对此,法国政府官员和农场主也常流露出对“将来谁来务农”的担忧。为此他们在制度和举措上采取了很多办法吸引年青人从事农业,尽力帮助和指导他们从事生产。在财政投入上,法国政府为各类公立农业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全额国家财力保障,国家出资建设相关场地和设施,配备教师和工作人员。农民在职培训费用除向农民少量收取或由大型农业企业及科研单位给予部分支持外,绝大部分费用由国家承担。而我国目前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还处于“呼唤”阶段,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尚未形成大规模、有计划的长期培养机制,更多是依靠短期培训、工程项目的方式,培训质量效果不理想。 三、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基本制度。农业、发改、财政、人力资源、教育等部门多方参与,根据我国实际共同研究制定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普通高等教育的目标任务,重点建立技术技能培训与农业职业教育相衔接的送教下乡、农学结合、弹性学制的教育培训制度,搭建短期培训、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形成多层次有机衔接、相互贯通的农业教育培训立交桥。全面推行全国统一的农业职业教育培训资格证书制度,实行分类分级考核认定,做好与农业系列职称的衔接。 二是健全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当前我国农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主体比较脆弱、社会资源分散,迫切需要打破行政隶属关系,整合培训资源,加快建立专业化、标准化、模式化的国家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由国家总体规划布点,各省统筹,按区域或市县构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一般不另设机构,可在市县农广校、农技中心或职教中心加挂牌子),同级农业行政部门牵头抓总、统筹资源,培训中心负责培训规划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培训体系包括:1个培训中心;若干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为实训基地,若干乡镇或村级农民田间学校为授课点,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农技员、涉农院校专家等为受聘教师,按照规范化教学培训模式,在培训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各方力量有序参与。建议国家设立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加强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的基础设施和培训条件建设,构建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三是突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重点。农业教育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当前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和突破口,以专业大户和后继者为重点培训对象,按照新的培训体系、培训规范,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着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加快阳光工程全面转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国家负责制定总的培训政策、培训指南和分岗位(工种)培训规范,中央财政重点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予以补助;各省制定本省实施方案、地方特色岗位(工种)培训规范,并根据培训规范科学设定培训课程,地方财政负责补助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普及性培训,并安排资金与中央资金捆绑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创业培训。 作者:冯剑 陈红杰 单位: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农业教育论文:现代农业与高等农业教育论文 一、荷兰现代农业发展与特点 1.农业生产高度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荷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主要体现在国家有着成片的农场,如经营温室蔬菜的农场多达4400个,经营花卉的农场大约有1100个[5]。荷兰现代农业的集约化主要表现在高生产力水平、高效益的农业结构和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加工上。荷兰现代农业的市场化主要表现在市场与每个农户相关联,围绕农产品加工增值来进出口,建立了高效完善的农产品营销体系,使得荷兰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更具有的竞争力。 2.高度发达的农业知识创新体系 荷兰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即荷兰著名的“OVO三位一体”体系,指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系统三者协同发展,这三者已经成为荷兰现代农业发展的3个支柱。荷兰政府对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都十分的重视,与其相关事项均由农业部统一负责。“OVO三位一体”体系以农民为优秀、以实际为依据,通过研究获得知识,通过教育传播知识,再通过推广将所得知识转变成实际应用的技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需要,荷兰政府从1996年开始对农业知识创新体系进行了改革,将传统农业知识创新体系中科技创新的费用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转变为公共和私人资金结合共同承担,以此分散创新带来的风险。 3.互利互惠的农业组织合作模式 在荷兰,农民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自发地组织起一种最为适合的、经济的农户组织———农业合作社。这个组织具备完善的立法,不受政府的干预,其主要形式有:①采购合作社。农民通过采购合作社订购种子、肥料等,这些合作社占有肥料供应的61%。②信用合作社。荷兰共有935个信用合作社,3000余家分支架构,90%的农民贷款都由这些信用社提供。③销售合作社。其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拍卖市场,荷兰大约有41个水果蔬菜拍卖市场、12个鲜花拍卖市场,分别拍卖荷兰85%的蔬菜、水果和95%的鲜花。④服务合作社。其由不同的机构提供保险、仓储、救济、管理和辅导等服务[6]。这些农业组织合作模式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4.完善的农业人才科技培训与教育体系 依据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人才的需求,荷兰的农业人才科技培训与教育体系已经十分完善,该体系是由初等农业职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和高等农业职业教育3个教育层次构成。除此之外,还有农业成人教育以及技术培训等。荷兰特别重视对农业人才的培训与教育,因此拥有世界一流的农民,他们普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一部分还有硕士和博士学历,所以对农业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十分强大。 二、荷兰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特点 荷兰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农业大国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荷兰政府对农业教育,特别是对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视。荷兰的农业教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形成一个有效的、层次清晰、门类齐全的涉及从初级到大学程度的完整体系。其中,高等农业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荷兰的高等教育因其优质的教学质量和国际化的学习环境而闻名世界,它实行的是双轨制教育,学生可以选择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型大学。另外,还有一种是国际教育学院,主要针对留学生就读。目前,荷兰共有18所政府资助的研究型大学、42所政府资助的应用科技型大学。荷兰的高等农业教育模式是“二元结构”模式,由12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与5所地方农学院构成[7]。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内唯一的一所由单纯设置农科专业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农业大学———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主要由瓦赫宁根大学、9个研究所组成,它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且科研能力极强的高级农业人才队伍,主要有5个学科团队,可以说是国内乃至整个欧洲的一流农业院校。瓦赫宁根大学共开设20个本科专业、33个硕士专业和7类博士研究生院所,本科学制是3年、硕士学制是2年、博士学制是4年[8]。学校的专业课程的设置立足实际,以社会需求为准,所设专业覆盖面广,可以满足农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同时,学校还强调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不仅为学生提供校内的实习平台,也提供校外的实习机会。目前,荷兰大多数农业科研机构都聚集在瓦赫宁根大学周围,这一区域已成为荷兰农业科技研究和教育中心。同时,瓦赫宁根大学还承担着为世界各地设计不同的温室系统任务,为世界各地现代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对瓦赫宁根大学的教育教学模式的考察、总结与分析,可以看出荷兰的高等农业教育突显以下特色与特点。 1.高校专业设置面宽,课程设置合理荷兰高 校的专业设置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宽广的知识面,因此高校对本科生的第一学年进行基础的通才教育,第二学年再开始专业教育和大量的选修课程。专业设置可以说涉及了方方面面,如农业机械化、系统与控制工程、园艺经济与创新以及基因与育种等,由于专业覆盖面比较广,荷兰高校设置的课程不能面面俱到,只能是有所侧重。至于哪门课程有所偏重,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各个高校可以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发展需要而随时调整课程和专业,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就使得所设的课程紧跟社会形势,在优化知识结构的同时,也使学生掌握了多种技术,十分合理。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突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荷兰的高等农业教育教学方式很灵活,但是为了使学生具备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更重视实践性教学。荷兰的高校基本上所有的专业课程的学生实践环节都占有很大比例,甚至占到课程的40%。学校为学生设置一年的实习期,学生都要在校内及校外的实习基地实习,有的还要去国外实习。同时,要求学生在实习最后阶段必须到农村或公司参加生产实践,参与完成某一课题才算完成学校实践要求,这样才能获得专业证书和毕业文凭。这种实践性教学方式,促进了学生具备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并掌握国内外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应用。 3.教学与科研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依据,勇于开拓创新 由于荷兰高校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因此高等农业院校设置的专业、课程以及科研课题等都以实际需求为调整依据,积极调整与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同时,为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不同需求,荷兰高等农业院校还主动为农民提供各项短期的教育培训,并根据农民的特殊需求进行特色教育培训。另外,荷兰的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其选题也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为推动荷兰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荷兰除了拥有完善健全的农业知识网络外,还勇于开拓创新,如创立了独具一格的农业教育培训基金会、创新与实践培训中心等机构,十分注意整合农业资源,充分发挥荷兰高等农业教育在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 4.强调国际交流与合作,重视高等农业教育各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 由于荷兰高等农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各高校非常重视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是安排学生去国外实习,参加其农业相关项目。二是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全方位开放,设置联合培养项目,使其他国家的学生通过参加这些项目来荷兰留学。三是还与其他国家之间互派专家、学者或教师进行农业技术方面的交流。近几年,荷兰更加注重高等农业教育的国际化,扩大对外交流,如成立了国际农业教育交流协会,学习和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同时,在国内不断加强高等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2000年以来,荷兰各科研机构均汇集在了瓦赫宁根大学周围,他们的实验室、实验农场等都是共享的,在节约投资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农业科研方向的交流和合作。 作者:王丹丹 李国杰 薛金锋 王娟 秦佳蕾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老年医学论文:美国老年医学教育认识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需求快速增长,一种针对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老年医学已成为现代医学中必不可少的前沿学科。目前,中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预测到2O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l7.17%,达到2.48亿Ⅲ。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发展现代老年医学和教育在我国势在必行。为此,迫切需要各级老年医学会、综合医院、医学院校及研究机构努力借鉴国外经验,创造出适合我国特色的老年医学教育模式。本文扼要介绍了美国老年医学的发展现况、医疗模式和教育模式,旨在探讨对于我国老年医学和教育发展的启示,从而促进我国老年医学和教育的发展。 1美国老年医学现况 自1909年美国IgnatzLeoNascher医生提出老年医学(Geriatrics)的概念,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老年医学专家的医疗和教育工作使老年医学得以不断完善,迄今已经形成了一门完整的学科。1942年成立全美老年医学会,1945年成立全美老年学会,1965年设立老年人医疗保险,1966年开始老年医学专科培训,1974作者简介:杜文津,硕士,主治医师,第四军医大学兼职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神经病学。丰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创建老年研究所。20世纪0年代,设立老年医学研究基金开始资助本科医学院校的临床和科研人员探索改进医学生课程中的老年医学内容,职业卫生局资助建立老年医学教育中心如南德洲老年病教育中心(SouthTexasGeriatricEducationCenter,STGEC),退伍军人医疗系统成立老年医学科研、教育、临床中心(GeriatricResearch、EducationandClinicalCenters,GRECC)。 2美国新型老年医疗模式 美国除了传统的护理院(nursinghome)外,还有各种现代综合服务的老年医学诊疗、保健方法不断涌现。这些新型医疗模式旨在全面提高医疗质量、便利老年患者和降低医疗消费。设置老年病房(acutecaref-0rⅡ1eelderly,ACE)。美国的老年病房一般设立在大型三级医院,由老年医学专科医生负责,专门收治老年患者,并会同其他专科医生对老年患者的会诊与治疗。该医疗模式能有效诊治老年患者疾病,及时发现和防治老年病综合征,缩短住院曰。开设老年髋部骨折专诊(hipfractureservice)。老年人体质虚弱,容易摔倒,且老年人骨质疏松,从而导致髋部骨折发生率高。老年髋部骨折专科诊疗流程简捷,由老年科医生负责患者的术前评估、围手术期处理和术后亚急性期诊疗与康复,可使老年患者尽快手术、减少并能及时处理术后并发症,缩短病程和住院日,加速患者康复,降低治疗费用。实施亚急性和过渡性医疗(subacuteandtransi.tionalcare)。在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缓解或控制后,老年患者往往不能很快恢复,但其住院过久可能会引起活动能力下降、院内感染等问题,造成其疾病的恶性循环。在亚急性和过渡性医疗模式下,老年医学团队负责老年患者的康复理疗、压疮治疗、抗生素治疗、肠内外营养、精神行为病症等诊疗服务,并负责安排老年患者的出院后连续诊疗、保健以及指导相关机构改善社会和家庭环境,为老年患者在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控制后提供合理而安全的连续性诊疗服务,有利于患者恢复。开展全面的老年人服务项目(programofall—in-clusivecarefor血eelderly,PACE)。老年人服务项目是一种为衰弱老人提供基础诊疗、预防、日问锻炼与娱乐活动、急性病诊治及慢病长期管理等全套医疗保健服务模式。老年科医生定期对患者进行评估,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对难以解决的病案邀请专科医生会诊。同时,为保证老年患者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其能够继续居住在社区,减少住院次数和入住护理院的几率,提高和维持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商议护理、诊疗方案。建立退休养老社区连续医疗(continuingcarereti.rementcommunities,CCRC)。美国将退休老人聚居,对其提供连续性医疗、保健及日常生活服务与支持。大部分老人加入CCRC时属低龄,比较健壮,生活能够自理,CCRC为其提供基础医疗保健和预防、及各种生活服务支持。随着老年人年岁增长及急、慢性病患病率升高,需求逐渐增多,老年医学团队根据每个老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长期慢性病管理,除急性病需要住院外,老年患者在CCRC社区可享受连续性的医疗保健服务。 3美国老年医学教育现况 美国于1988年在全美内科资格认证中加入老年医学专科资格认证考核,1995年设立老年医学教育和培训国家论坛,发表老年医学和健康保护白皮书,包括老年医学训练、分布、应用的建议和获政府健康体系资格认证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详细列举了医学生、住院医师、研究生、老年病专科医生训练、继续医学教育和资格认证的内容等。1998年美国老年病协会发表老年病专科研究生训练指南,明确了老年医学基本教育目标、优秀教育内容及专业目标嘲。目前全美125所医学院校都设置了老年医学必修课程,旨在医学生中普及老年医学基础知识,不少医学院校还建立老年医学临床和研究中心。以及122个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基地。老年科医生需要经过系统性专业培训和资格认证考核,包括取得医学博士学位、3年住院医生培训后取得行医执照,以及1.3年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并通过资格认证考核。 3.1老年医学课程相关内容 美国老年医学课程设置合理而全面,主要包括:①衰老的生物学:基因、生物化学、细胞、衰老进程的理论。②衰老的心理社会问题:正常行为、人口统计学和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和政策问题、医学伦理学和法律、社会资源和规划、对老年人的态度、生物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③老年病及老年相关临床问题:衰老过程中的器官组织解剖和生理学、疾病和衰老相关障碍的病理及病理生理学、疾病和衰老相关障碍的流行病学和自然转归、评估和管理。常见问题有外科手术的评估、麻醉的选择、事故和跌倒、住院相关损害、医源性问题、营养问题、行为问题、社会问题。④老年人的评估和管理:面谈和功能记录、交流和相处技能、老年人体格检查、特殊临床试验、临床诊治的做出、病历的保存、预防医学、循证医学、临床药理学、康复、医护团队/科间合作、治疗的连续和机构间交接、人道主义关怀。⑤老年病教育、管理和研究:规划的制定和评估、基本原则和教学方法、教学的技能、研究设计和方法、研究技术、文献回顾和解读、规划的管理。 3.2老年医学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包括6类内容脚。第1类用于达到BHPr要求的老年病初级和高级咨询专业人员的质量准入标准。第2类培养教员,保证老年病服务领域具有合格和优秀的师资。第3类培养研究生成为老年医学教育的领导、骨干及学术专家。第4类培养研究生成为熟练的老年科医师,胜任老年人健康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5类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包括综述、制定科研计划、科研实践及撰写科研论文等必需技能。第6类培养是为研究生获得成为医学管理者及从事临床计划、目标、评估等方案制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其课程设置覆盖了老年医学所必需的所有元素。临床训练包括初级医疗、综合老年病评估、院内院外患者的咨询、护理院的医疗、家庭医疗、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康复、衰老的心理精神问题、医学伦理、住院患者的救治、老年病的私人门诊以及牙科和精神病治疗。科研训练包括理论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与导师和实验室成员讨论预实验问题、复习文献、确定实验内容、完成实验内容、撰写论文。管理训练包括健康管理和美国医学管理者协会课程、一些高级导师课程。 3.3老年病医师资质证明 老年医学是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AmericanBo.ardofMedicalSpecialties,ABMS)认证的2级专业组织。ABMS是美国医师资格监督的初级实体。主修ABMS认证的老年病训练课程的研究生必须完成内科学、家庭医学、或心理/神经病学住院医师的课程。经过1—2年的课程后,通过参加美国内科学和家庭医学或心理学和神经病学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可以获得老年医学资质证书。 4对我国老年医学医疗和教育的启示 4.1发挥现代老年医学的特点与作用 当今临床医学过度的专业化,不利于身患多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导致他们辗转于各个专科,得不到及时、正确、有效的治疗,增加了患者、家属和社会的负担。因此,老年科医生首先在掌握全科知识基础上应有侧重的发展技术专长。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以老年患者整体健康需要为中心,综合考虑患者生理功能和多种急、慢性病的相互影响,权衡各种诊疗措施的预期效果和不良反应,协调各专科的会诊意见,多学科协作。还要系统考虑患者心理、精神和行为等方面的病症,以及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对患者健康和功能状态的影响。 4.2骑立连续性健康保障服务的理念 老年医学在教学中应将医学实践从疾病治疗延冲割健康管理,使学生深刻理解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时,注重传授健康管理知识、加强学生健康管理技能的训练。另外,在健康管理中提供连续性的健康保障服务至关重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不可治愈的慢性病,对其医疗服务需要一个连续的过程,即老年人在疾病慢性期、康复期可以在社区或家中接受继续治疗或功能康复训练,如病情反复再回到医院就诊。美国的PACE项目即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我国应注重老年人养老保健工作,也需要大力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健康管理及健康保障体制埘。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基层健康促进事业。 4.3制定合理的老年医学教育计划 老年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嘲。虽然,老年医学已纳入医学生的学习课程,但教育资源明显不足,没有系统完整的教学组织,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南不够完善。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必须在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多方面力量,制定出一套可行、有效的培养老年医学人才的教育计划并大力实施。如在医学院校本科设置老年医学必修课程,老年医学研究要重点突出老年医学整体特色,在医学生每年度新生招录时设置针对社区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的定向生;在青年医生中开展老年医学继续教育工作,建立完善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加强系统规范的专科训练,完善老年医学资质认证制度等。另外,医学院校还应重视老年医学课程的设置,其课程的设置要符合老年医学发展的需要,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如借鉴美国的老年医学课程相关内容。 4.4教育、临床、科研并重及协调发展 美国的老年医学机构重视教育、临床、科研共同发展。例如,STGEC和GRECC紧密结合开展了各个层次的老年医学教育、临床培训和科学研究,以教育促进临床及科研的进步、以临床及科研促进教育的发展;霍普金斯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在这3个方面也都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并且与我国协和医院开展了国际合作“。这种集教育、临床、科研于一体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在老年医学教育、临床、科研任意一项工作中,循证是必需的要求。传统医学模式的临床试验中老年人比例往往比较小,许多指南来自临床经验及专家意见,临床试验结果只是间接应用于老年患者。美国老年医学教育设有专门的循证医学课程,在医疗工作方面每个治疗措施的选择都以循证医学为指导,在科研中也非常重视循证医学。以此为借鉴,医学院校在老年医学教学中也应重视循证医学的指导,培养学生严谨的作风。 老年医学论文:PBL教学法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BL)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2013年2月~2015年2月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相关科室进修的医师60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PBL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LBL教学法,以结业时的成绩为主要评价指标,以进修医生对教学法的满意度及自我评估为次要评价指标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 试验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间自我评价结果比较,试验组在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显著提升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在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PBL教学法较LBL教学法更利于提高成绩,易于被进修医生所接受,值得在老年医学临床教学中推广。 [关键词]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老年医学;应用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及教育界发现,随着医学和医学相关知识不断发展,医学生负担大大加重,很容易在死记硬背中忽视实践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导致医学教育中偏向和危机逐渐显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为了把基础科学和临床问题合并,并在教学中给学生提供提问和参与讨论的机会,在医学生中开设了能灵活反映卫生保健需求变化所涉及问题的课程。该课程在1969年首先由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报道,并将该授课方法命名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成为医学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据WHO报告,目前PBL教学法已成为世界流行的教学方法,全世界大约有1700所医学院采用了PBL教学法,这个数字目前还在增加[2]。它是一种以激发学员积极性、提高其主动学习能力为特征的教学法,主要流程为先提出问题,学员在课前收集相关学习资料,并就问题组织小组讨论,最后达成一致结论[1]。 PBL教学法更注重培养学员自我学习的能力,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来提高知识及技能[3]。国外众多实践证实PBL教学法是克服传统医学教育弊端,促进学生积极、自主参与学习的有效方法,对于医学教育改革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引入PBL教学法已近30年,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都开始应用此方法,但大多局限于以本科在校学生为对象。笔者认为相对于医学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在校学生,参加继续教育的进修医生群体已经有了相对充实的知识储备,更欠缺的是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能力,因此这一群体可能更适合接受PBL教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的北京市老年医学研究中心,由疼痛科和神经内科作为主要组成科室,除进行老年病研究之外,还承担北京及周边地区老年病的临床诊疗及教学工作。老年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多个学科存在交叉,且涉及诸多临床专业知识,需要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结合。由于学科发展需要,中心每年会招收两期进修医生,以往针对进修医生进行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为期半年至一年的学习很难使进修医生掌握老年医学科要求的所有内容,医生的满意度较低。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大容量、多层次、更新快的新学科知识体系,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保证掌握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应着重培养进修医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使他们进修结束后仍能对自己老年医学领域的知识进行持续改进。为此,本研究采用PBL教学法,研究其能否通过调动进修医生的积极性,在短暂进修期内提高成绩,并使进修医生掌握自主学习的技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平行分组对照研究,选择2013年2月~2015年2月在我院进修老年医学专业的医生为研究对象,共60名。所有进修医生均为半年期,且进修开始前即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每组30名,其中,男48名,女12名,年龄(37.5±7.5)岁。两组进修医生在年龄、性别比例、学历、从业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1.2 方法 1.2.1 试验组 采用PBL教学法,将进修医生分为5个小组,每组6人,将其中一个选定为组长,主要负责小组的学习及讨论工作[4]。在每天的查房过程中由带教老师提出问题,进修医生借助医学书籍、搜索引擎、医学数据库等途径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查询,由带教老师对文献检索技巧进行指导及培训。带教老师应保证所讨论的问题或提供的教学资料能够涵盖教学大纲所有重点内容。次日由组长组织全组成员进行讨论,并形成讨论结果,在此期间进修医生可根据讨论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提出新的问题,留待下次讨论时解决,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讨论总结[5-6]。 1.2.2 对照组 采用传统LBL教学法(Learn-based learning),即老师带教讲授的方法。进修医生主要通过预习、听讲、课后复习的方式学习知识,带教老师或进修医生的提问只做现场解答,不要求医生就问题查找资料或组织讨论。 1.3 教学效果评价 1.3.1 客观成绩 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评价,考试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包括基础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专业相关知识,共100分,试验组及对照组采用相同的考试内容、考试地点及考试方式。 1.3.2 问卷调查 采用自填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进修医生对课程的总体满意度(0~10分,其中0分代表非常不满意,10分代表非常满意)[7-8];②医生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分别为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9]。问卷中每个维度包含4个选项,分别是:提升很大、提升一般、提升较小和没有提升,医生根据自身自进修前后的实际变化进行选择。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客观考试成绩比较 两组结业考试客观成绩对比,试验组进修医生的综合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见表2。 2.2 两组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对教学的总体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两组自我评价情况 试验组进修医生在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显著提升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在沟通表达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方面两组评价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3 讨论 PBL教学法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习与问题相结合,让学习者通过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从而养成自学的习惯及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10]。PBL模式的关键要素包括:作为导向的问题、团队合作与自主学习、教师指导、自我评价与小组评价。PBL教学法强调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多种学习途径相整合,同时它强调学习小组之间的合作,并强调对新知识的探索等[11]。PBL教学法的精髓在于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比较而言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①教学偏理论,书本知识陈旧,传统的教学方式以讲授为主;②与实践结合不紧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弱;③学生积极性被抑制[12],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在PBL教学模式中,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因具体问题不同而产生变异,通过此种方式提高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时也是自主学习的过程[13],其特点主要为:①学生思维不受限制,主动性增强;②团队合作能力、互动交流能力得以培养;③学会了掌握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4]。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两种教学方法在老年医学的实施来了解PBL教学法的优劣,结果提示采用PBL教学方法的进修医生其结业考试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方法组,说明PBL教学方法能够保证进修医生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并未因为在查阅资料、组织讨论等环节耗费时间精力而影响对于概念性内容的记忆[15]。反而,由于将临床问题的引入,使医生能够将理论与问题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更有利于对知识的记忆。但是由于对进修生的继续教育遵循着既定的教学大纲,受到教学时间的限制,有时带教老师为了完成计划,即便在施行PBL教学法时,也不得不辅以LBL教学,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PBL教学的效果。这同时也暴露出PBL教学法虽然理念广为人知,其优点也被广为接受,但缺乏为其量身定制的教学大纲,以致某些情况下流于形式的教育现状。目前国际上普遍提倡让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拟定,让学生控制教学进度,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在教学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弱化了教师这一角色,但实际上是对教师引导、启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对教学的总体满意度方面,本研究显示PBL教学法优于传统LBL教学法。但本研究中两组进修医生都只接受了一种教学法,无法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直接比较,而且这两种方法满意度评分均较高,平均相差1分,在教学评价中实际意义不大。王迎松等[10]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势,所适用的群体有所差异。与PBL教学法相比,LBL教学法可减少学生对不相关问题的聚焦,还可缩短学生在课外所花的时间,为学生提供了大量运用临床技能的机会,比较受讲求效率的学生欢迎。那些不满意PBL教学法的进修医生大多并非反对这种方法,而是因该方法减少了他们学习的有效时间,尤其在检索效率不高或讨论没有明确终点时。因此,PBL教学法更适用于长学制,而并不适用于短期“填鸭”式教育。 在针对教学效果的自我评估中,大部分进修医生反映在发现问题能力、资料检索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方面有较大的提高。PBL教学法对比LBL教学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以问题为基础来组织学生学习,问题成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培养综合思考能力的材料[16]。在教学初期发现进修医生在教学查房过程中很少基于患者病情提出临床问题,主要依靠带教老师进行引导。但是随着PBL教学的进行,进修医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逐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课程结束后,接受PBL教学法的进修医生有70%认为资料检索能力获得极大提高。在当代以循证医学为主体思想的医疗体系中,获取临床证据是每个医生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优秀思路的PBL教学法能够极大增强学生的检索意识,训练学生的检索技能,更加符合循证医学的要求[17-18]。 本研究也发现在教学过程中,现阶段施行PBL教学方法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缺乏经验丰富教师团队、缺乏统一的PBL教学配套教材、部分进修医生无法完全融入该教学模式等。虽然PBL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教与学的主体,但是教师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指导学生资料检索方法、训练学生团结协作能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经验提出了很高要求[19]。在笔者的教学团队中,只有3名年轻教师接受过PBL教学法的训练,带教经验不足,这必然会影响PBL教学的施行效果。PBL教学耗时较多,则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各专业教材,能更好地控制教学进度及教学范围[20]。或许针对教学内容灵活制订LBL或PBL教学模式,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更加适应老年医学内容广泛、复杂多样的学科特点。本次教学试验的对象是进修医生群体,他们大多经过长期传统医学教学模式的训练,很难在短期转变思想[21-23],融入进主动学习的氛围中,因此部分医生临床讨论的积极性不高。但即使存在上述相关问题,本研究中仍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证实PBL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经过继续完善相信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值得在老年医学或其他学科的继续教育中进一步推广。 老年医学论文:提高老年医学科护士应急能力的探索 【摘 要】我院老年医学科病房是以收治在职或离、退休的省级、市级干部或享受同等待遇病人的综合性临床科室。病人特点高龄、高职,大多身患多种疾病,经常在凌晨等值班人员少的时间出现病情突变,作为护士是最先到场进行处置的医务人员,其处置应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抢救成功与否,决定了病人、家属、上级领导的满意程度。我科拥有专业护士10人,其主管护师5名,其余5名中有2名临床工作护龄1~3年的合同护士。面对这种状况,要保障科室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必须要加强护士应急处置能力培训,规范病情突变的处置流程,为病人提供安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关键词】护士;应急能力;培训 1 护士应急处置能力 1.1 何谓护士的应急能力:是指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能敏锐的观察到患者的病情变化,并进行分析判断,用熟练的技能技巧,沉着果断地配合抢救和护理的能力。护士应急能力包括护士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分析判断的能力、熟练的技能技巧和沉着果断的救护。护士应急能力的高低与其工作时间和经历有一定关系。 1.2 护士应急能力差的原因有:环境不熟悉,制度和工作流程不熟悉,技术不过硬,理论不能与实践有效相结合,临床经验不足,病情观察不到位造成记录不准确、不全面。而急救技术是护士应急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工作中,护士若不能及时提供患者病情变化的准确信息、急救技术操作不熟练、不能有效建立静脉通道、医嘱不能有效及时执行,将使患者失去抢救机会。针对护士应急能力欠缺的原因,制订培训计划,重点是加强急救技能与专科急救操作的培训,有利于提高护士操作的成功率。 2 护士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 2.1 思想素质培训 尊敬老人的崇高美德,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 2.2 业务训练 老年病房护士要熟练掌握各项急救护理技术,动作迅速,思维敏捷,操作准确,并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范,在医生到来前及时给予吸氧、建立静脉通路、吸痰、心电监护等处置,为挽救病人生命争取时间,让病人家属、上级机关、医生满意。定期强化三基训练,专科培训,急救技术,如呼吸机、输液泵、心电监护仪的使用等[1],平时有计划进行各种技术培训和技能培训。通过停电、火灾、地震等的应急演练,熟练掌握流程每一个步骤,对科内布局和各种抢救用物了如指掌,心中有底上班才会临危不乱。 老年病房护士的临床专业知识应博专兼备,老年患者身患多种疾病,这就需要护士临床知识全面,不仅要掌握本科范围的老年病,也要熟悉老年病所涉及到的其他科疾病。通过三甲评审以后,科里都有完整系统的资料,护理常规、护理技术操作规范、护理应急预案、不良事件的处理上报流程,各种护理技术操作并发症的处理流程,各种急救器材的使用流程等,要求护士能够坚持系统自学,并通过参加科主任查房、病例讨论、听讲座、参加学术活动和专题学习班等形式,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 2.3 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及正确的判断力 老年患者的疾病症状具有不典型性、多变性、复杂性和难治性。护士在治疗过程中,对疾病的变化、转归要心中有数,一旦发生紧急变化需立即进行有序、有效地抢救,把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程度,使本可避免的病情变化不致发展为不可逆。成功的护理在于把握个体差异,对老年病人尤应注意此点。学习每一类疾病的观察要点、方法,学会有计划、有重点、有顺序地观察病情,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准确判断出问题的性质。交接班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一定要在接班的时候仔细评估一下病人,心中有底上班才不会惊慌失措。 2.4 心理素质的培训 作为一名老年病房的护士,应当掌握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善于将患者疾病、生理和心理联系在一起,制定全面而具个性的护理方案。由于患者既是高级干部,又是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护士尤其要有乐观自信的心理素质,不要自认为地位低微而对住院领导产生敬畏的心理,从而影响救治工作。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做到不卑不亢。当患者病情危重或突变时,部分病人或其家人、身边人员,由于焦急、担心的心情和对医护要求过高的心理,护士在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他们的不满,甚至批评、投诉。护士在做好抢救工作的同时,要体谅他们的心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与病人家属发生正面冲突。要求护士要有“宽容、理解和忍让”的心理素质。在护理工作中,要学会搞好人际关系,专心致志地工作,经得住考验,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加强自我意识的调控,正确运用心理防卫机制,适时疏导自己的愤怒情绪。 2.5应急模拟演练 定期对老年人常见的危急症候进行模拟病例抢救,制定详尽的处置流程,针对护士各班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单人、两人、三人及多人模拟抢救。另外加强科室停电、火灾、地震等的应急演练,使护士熟练掌握流程每一个步骤,对科内布局和各种突发状况处置流程了如指掌。不定期抽考,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纳入每月的综合质量检查中,成绩纳入年终考评,用以检测培训效果,是提高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关键。[2] 2.6护理文书的书写培训 定期参加护理部组织的护理文书书写规范培训 ,学会把所处理的情况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清晰的做好各项护理记录。 2.7 建立二线备班制度 病人高龄,常在凌晨等时间出现病情突变。尤其在低年资护士、情绪不稳定的护士值班时和白天观察病人病情有可能突变时安排一名休息护士值二线班,以确保危重病人抢救处置及时,保证其他住院病人的正常治疗护理,避免处置不及时,引发护理纠纷,并且有利于新护士的尽快成长。 3 病人病情突变的应急处置 对患者的病情时刻保持警惕性,要认识到突发病情变化对患者生命造成的危险,在抢救急危重症患者时首先是急,其次是程序规范化,就是先救命再治病,在医生到达之前,不能消极地等待执行医嘱,应根据病情采取有效急救措施,做好有预见性的主动护理配合。 3.1 简易流程 (1)立即将病人平卧,通知医生,测生命体征,并观察神志。(2)开放气道,松开衣领、裤带,给氧3-5升/分,必要时吸痰。(3)选择粗大血管建立有效的静脉通路,必要时建立双通道。在紧急情况下可先输上0. 9%氯化钠注射液,如无糖尿病,可输入5%葡萄糖注射液。(4)准确记录生命体征,发病时症状、体征以及处置内容,安装心电监护仪。 3.2 注意事项 (1)在确定有心肺复苏指征时行心脏按压,按压的力度、深度要适度,避免肋骨骨折。(2)动作敏捷,冷静、认真不惊慌失措,准确迅速执行医嘱。正确留取标本,及时送检。(3)急救物品平日严格“四定”制度,各类仪器保证性能良好。(4)尽量让家属、陪伴离开抢救现场。针对家属的提问谨慎回答,最好让科室领导、医生回答有关病情及治疗方面的问题。护理记录本应及时记录,妥善管理。(5)不在其他病人、家属前议论该病人,尤其是家属对治疗有疑问时。(6)抢救中执行口头医嘱应慎之又慎,需反复核对,必要时让第三人查对。待医生稍有闲暇时立即补医嘱,时间记录。(7)各种安瓿、输液、输血空瓶等集中堆放,以便事后统计、查对。(8)保温、降温措施的实施:冰袋放置位置准确,避免同一部位长时间接触,冰袋用毛巾包裹,以防冻伤;休克病人适当保暖,不需在体表加温,不用热水袋。 我科通过持续反复系统的学习和对护士进行多途径的应急能力培训,规范初步处置程序,护理人员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也提高了护士的“危机意识”。避免了护士在病人病情突变时手足无措,护士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提高,各种突发事件处理快速、到位,较完善的对病人进行初步处置,同时加强病人的安全防护,减少意外的发生,得到病人、家属、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 老年医学论文:聚焦老年医学 关注老年健康 【摘 要】中国正步入老龄化时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及挑战越来越严峻,老年人的诊疗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分析了中国老年医学的现状,了解我国这方面的不足,同时介绍了美国老年医学的新理念及新型医疗模式,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从老年医学研究、老年医学教育、医疗模式及诊治规范等方面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老年医学,提高诊疗水平及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医学;医疗模式 0 引言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9%,多达1.19亿,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预测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超过少儿人口数,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高达4.5亿人。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人民生活方式、健康和疾病、卫生服务提供均产生了很大影响,给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福利、社会服务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家庭社会压力的增大,若处理不当,社会不稳定因素、矛盾等激化,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与中国医疗服务现状的矛盾成了当务之急。本文结合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我国专家前辈经验和自身临床实习的实践及体会浅谈中国老年医学的现状及改善的相关建议。 1 中国老年医学的现状 1.1 我国老年医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为了让自己的国民安度晚年,我国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改善老年医学及其医疗服务。自20世纪50年代起,北京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出振兴我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事业开始,有关老年医学的委员会及杂志陆续成立或创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等都将老年医学项目列入其中,更多的学者投入到长寿和衰老的研究中,老年医学的医疗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老年疾病的诊治规范不断完善,积极地推动了我国老年医学的发展[1]。近几年,新的医疗政策、医疗保险和医疗相关法律不断改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治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城镇、城乡、农村等医疗保险的推广,普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缓解了社会矛盾。媒体和广播等都出台了一系列饮食、健康和预防疾病的节目,让全民参与,注重生活方式,关注自身健康,减轻和缓解社会经济、医疗卫生和服务系统的压力,逐步建立良性循环。 1.2 我国老年医学的不足之处 尽管我国一直致力于完善老年医学,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2-3]: 1.2.1 医疗资源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中绝大部分老年医学科来自干部病房,主要承担干部的保健诊疗任务,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医疗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资源利用不充分。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老年病科,前身是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干部保健科,自1998年起,才面向全体老年人。另外,国内养老机构很是多,但只具备养老功能,而不能提供医疗服务。我在华西医院老年科实习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年人机体退行性病变,有很多慢性的基础疾病,这是每个老年人都会遇到的,不加干预可能恶化,干预则需要有专业医学知识的监控其病情变化及用药情况,维持目前衰退的机体的稳定,因为老年人病情多复杂,多变化。这部分病人是无需住院的,一方面本身医院的环境,各种耐药菌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是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医疗空间和资源的限制很多危重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救治,增加了医疗服务系统和患者求医治病的压力,还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随着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必将导致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更加迫切,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1.2.2 医疗理念-个体化医疗保健服务 符合中国特色的老年医学医疗模式尚未确立,一般医院的老年科仍沿袭着单病诊疗的传统医疗模式,仅关注的疾病本身,而忽略了老年人心理、生理出现或潜在的其他问题,未能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习期间,发现老师们经常会耐心的给患者们讲解他们的病情,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及时发现和纠正他们的负面情绪。但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会如此,如一些基层医院。在和老年患者的交谈中发现,老年人的医从性很好,配合度很高,但他们往往很焦虑、很担心、很恐慌,这些负面情绪很不利于病情的康复。如老年人多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很多时候这类患者情绪的变化是致命的。 1.2.3 规范化和重视度 我国尚未建立老年医学专科医师的资格认证和专科职称考评标准,不利于规范现代老年医学的内容和提高老年医学执业人员的水平,也不利于吸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投身到老年医学事业中。其次,老年医学的交流平台匮乏,缺少全国、两岸及世界性的老年医学交流大会,政府相关部门对老年医学的投入力量不够,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的关注度及重视度不够[1]。 2 美国老年医学的新理念与医疗模式 美国老年医学打破了传统以单个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单病诊疗的传统亚专科片段医疗服务模式,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医疗保健服务,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多学科协作,以及功能评估与康复。目前的医疗模式有[3]:1)老年病房。由老年科专科医生组成的团队专门收治老年病人,更有效地诊治疾病并及时发现和防治老年病综合征。2)老年髋部骨折专诊。老年人骨质疏松且容易摔倒,髋部骨折发生率高,该医疗模式下医生负责老年患者的术前评估、围术期处理和术后亚急性期诊疗和康复,让患者更早恢复健康。3)全面的老年人服务项目(PACE)。为老年人提供基础诊疗、预防、日间锻炼、娱乐活动、急性病诊治及慢性病长期管理等的全套医疗保健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3 如何发展我国现代老年医学 综合考虑我国的医疗现状和美国老年医学的理念与医疗模式,结合自身的实习,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我国老年医学[1-3]: 3.1 医学理念 个体化医疗保健服务,以人为本,注重患者个人病情特点的同时,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多学科协作,患者心理健康、功能评估与康复。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3.2 医疗模式 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模式。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三方联合,提供给更多的老年人更优质的诊疗保健服务。 3.3 诊治规范 尽快制定老年病诊治规范,如《老年周围动脉硬化疾病诊治》、《老年心房纤颤诊治》等。 3.4 老年医学研究和教育 老年医学研究应涵盖基础、临床及预防研究。它们紧密相关,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展老年医学和服务大众。同时,编写适合国情、适合相应层次的老年医学教材,吸进更多优秀的专科人才从教,于各地建立培训基地以提高医疗人员水平来满足社会需求。 4 小结 面对全社会的老龄化,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有生力量将以老年人的医疗保健为前提,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将成为潜在的社会部稳定因素。因此,我们亟需打破现状,通过完善教育方式、加强老年医学研究、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模式等各种方法发展现代老年医学,改善医疗现状,有效地预防并诊治老年患者,提高改善其生活质量,减轻社会、经济和卫生服务系统的压力。 老年医学论文:我国老年医学健康管理和服务亟需加强 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了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人口内部变动将进一步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继续增长,从2012年的0.22亿人上升到2013年的0.23亿人,年均增长100万人的态势将持续到2025年;失能老年人口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慢性病老年人持续增多,2012年为0.97亿人,2013年突破1亿人。而且,与其他年龄组的人群相比,老年人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健康服务需求明显高于全体人口平均水平。 在此背景下,本刊全国“两会”特派记者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我国老年人口的医学健康管理和服务问题,分别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将军,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国家卫生计生委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病理科主任孙建方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曹洪欣教授。 “我国社会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趋势。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报告中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预计2021年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3亿。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并没有带来健康期寿命的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给老年医学的健康管理领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在本届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应对老龄化强化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的建议’。” 采访一开始,快言快语的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将军首先介绍了关于“强化我国老年医学健康管理”的现实背景和社会背景。 老龄人口的“五化”病患现状 在采访中,范利委员首先归纳说,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她认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病患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五化”现状—— 首先是“高龄化”。据范利委员掌握的资料资显示:2013年我国有2.02亿老年患者,其中80岁以上高龄人口达2300万,高龄老人每年增长100万人。 其次是“慢病化”。范利委员认为,高血压等的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是危害我国老年人健康的最常见的慢性疾病。2011年,中国死亡人口中,缘于慢性疾病的占有85%之高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4到5倍。至2013年,中国确诊慢病患者的总数已达1亿,60岁以上老年人群患病率,是一般人群的2.5倍到3倍,约50%的老年人患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 第三是“失能化”。据范利委员介绍,在2013年,全国失能人口约为3700万人,预计到2015年,我国失能老人将达到4000万人。“失能不但使老年生活质量下降,还将导致跌倒风险、住院天数和费用及死亡率增加。”范利委员满怀忧虑地说。 第四是“失智化”。范利委员坦陈,在2010年,我国的老年痴呆患者约有569万人;而老年的认知和心理问题,将严重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最后是“空巢化”。范利委员认为,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空巢家庭已分别达到49.7%和48.9%;而空巢家庭的增加,也令老年健康的照护问题更为严峻。 我国老年健康管理医疗和 社会支持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范利委员认为,面对目前这些“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局面,我国的老年健康管理医疗体系和社会支持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在老年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体系方面,我们尚缺乏规范化老年病诊治基地;缺少老年医学和管理专业机构准入、考核标准;缺乏老年科医务人员系统规范的培训。老年人面临多系统疾病共存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大多地区的医学体系仍停留在以单一疾病诊治为主的亚专科模式,缺乏对老年共病、多器官功能下降问题的综合评估干预和一站式医疗服务的现代老年医学理念;缺少全科医生老年慢病综合诊治和失能防治专业知识及全面照护理念。 范利委员还认为,在老年医学研究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老年医护、健康管理人员交流平台,比如跨学科的、跨国界的、两岸三地的合作和交流等等;同时,老年医学专家与政府及产业的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老年社会支持服务体系方面,对老年人开展居家照护的扶持政策和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医院-养老机构连续转诊机制运行欠佳。比如,北京市政协2011年对400家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地区,有70%以上的养老机构无医疗服务机构;而入住的老人却有96%以上罹患多种疾病; 近七成养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接纳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院往往和亲属签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亲属必须接走。但近年来逐渐增多的“421”式家庭结构使年轻人照顾父母力所不能及,人力成本急剧攀升使保姆(护工)的陪护模式也很难推广。与此同时,集中养老的模式在我国目前现状还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全国目前有4.5万家养老机构,320万张养老床位, 平均每千名老人18.3张,与50至70张的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软硬件条件设施也有很大差距。 此外,孙建方委员经过长期的调研也认识到,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成为政府、家庭共同面对的难题。老年人的疾病护理保障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少子老龄化”问题势态日趋严峻,“421”的家庭结构,将成为今后的主要家庭结构模式,往往一对夫妇要照料四位甚至更多老年人,“少子老龄化”势态日趋严峻,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难更大,一对夫妇奔波在多个老年人家庭与医院之间的现象与矛盾将会日渐突出。二是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老年人护理需求增加。孙建方教授举例说,南京市患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达5万人以上,长期卧床不起的老年人达4万人以上,且呈逐年上升势态。针对此类老年性疾病,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措施。患病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就是长期的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由此导致老年人护理需求急剧增加,老年人护理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赡养压力,甚至还常发生因“家庭护理疲劳”而导致老年人受虐的现象。三是老年人疾病护理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仍以南京市为例,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尚未将老年人疾病护理费用包含在内,民政补助也与现有的老年福利机构护理费用相距甚远,物价部门对机构和居家老年人疾病护理相关项目尚未制定价格政策等。政策的不健全,使老年人护理费用主要依靠养老金、多年积蓄和子女的收入解决,抗风险能力低,导致大多数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无奈选择卧床在家。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将医院当作护理场所,长期住院不肯出院,其医疗费用加剧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也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四是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建设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在南京市,目前具有医疗资质的老年福利机构不到总数的10%,数量严重不足。现具有医疗资质的老年福利机构大多由厂矿医院改制,缺乏老年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护理员,现有护理员多为农村闲置人员,未接受过老年人护理专业的基本培训,以提供生活照料为主。另一方面,目前存在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质量标准和有效的监督管理缺失,因此社会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质量不高的现状。 在采访中,尚红委员也认为,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疾病恢复期或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是长期护理的主要需求者。他们亟需简单、基础的护理、用药指导、康复训练等。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慢性疾病发病率和患病率的迅速上升,以及我国的家庭结构逐步小型化,出现越来越多双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护理费用也急速增长,给老年护理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只能覆盖医院治疗和住院护理等费用,并无专门的长期护理保险,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借鉴国际经验, 构建优良养老环境体系 谈到应对之策,尚红委员首先介绍说,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继1963年颁布老年人福祉法以后,又于2000年建立了专门用于老年人生活的介护保险制度。在该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形成了社区式和机构式老年护理服务模式,被保险人依身心状况评定有长期照护需求者,可以享受社区式及机构式的照护服务;若评定为只需要支持者,则只能利用社区式的照护服务(失智老人之家照护服务除外)。介护保险制度独立于全民医疗保险之外,资金筹措和费用支付有特定的体系和办法,由政府管理、强制执行。 尚红委员还介绍说,美国的老年养老保障系统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合作,主要通过医疗照顾制度、医疗补助制度以及补充医疗保险制度为美国65岁以上老人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保健服务。随着社会需求迅速上升,约在20世纪80年代,长期保险护理应运而生。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由投保人通过购买护理保险合同方式自愿参加,承保被保险人接受个人护理服务而发生的护理费用。 对此,尚红委员认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老年护理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当前实际,首先建议由发改、人社、卫生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长期护理服务成本核算专项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护理收费定价标准,并将收费项目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其次设立长期护理保险,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模式、运营管理机制和监管体制,并将其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形成长期护理服务制度,与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一起构成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同时还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基础上,开发各种商业护理保险作为补充,为特定老年人群长期护理提供资金保障,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建立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在具体操作层面,范利委员则更详尽地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她认为,为迎接老龄化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的挑战,需要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首先建议国家继续加强老年医学健康管理发展的有关政策支持和养老体系的投入。建立广覆盖医疗保险和药品供应制度,完善三级医疗机构与老年康复机构转诊制度,推广全国优秀大型三甲医院老年科和保健基地的健康管理经验。建立老年管理机构、全科医学人才和护理康复人员轮转、培训体系和考评标准。 其次,我们还应该大力推广老年健康管理的新模式。以老年综合评估为优秀思想,以早期筛查、信息管理、康复辅具开发为技术平台,丰富老年健康管理内容,从疾病、体能、认知、心理、社会支持多层面全面关注老年健康问题。管理目标注重疾病的早期预防和功能康复,以及提供终生、持续的健康服务。开发老年健康状态监测网络与管理大数据平台体系,建立老年、尤其是高龄老年重要器官功能和健康状态增龄变化动态数据的分析管理体系。形成老年健康相关状态与重要器官功能增龄变化标准与检测基线。建立增龄变化队列研究基地,老年健康状态监测网络工作示范基地。建立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社区老年健康服务信息管理体系和多学科团队合作工作模式。 同时,在学术层面,范利委员认为,我们还应拓展老年医学研究领域,加强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临床老年医学研究、老年预防医学研究、老年医学教育研究、老年医学机构与体系建设研究、学术与产业交流模式研究。在老年医学研究内容方面,注重基层慢病管理与高层保健管理模式相结合的研究、多中心国家研究数据库与我国专病、单中心数据库相结合的研究,以及老年共病、老年综合征与老年单病早期预防相结合的研究。 在健全老年康复社会保障机制问题上,孙建方委员建议:首先要加快老年人疾病护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化建设。由劳动保障部门界定保障对象和基本医疗疾病护理项目范围及支付比例,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监管其发生的相关费用;同时,同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现有家庭病床政策待遇的支付标准,注意机构与居家疾病护理保障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平衡,使机构与居家两种老年人疾病护理模式互为补充。其次要完善老年人疾病护理物价收费政策。尽快组成由物价部门牵头,卫生、民政、劳动保障部门配合的调研小组,测算和制定老年人疾病护理相关物价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调高现有家庭病床出诊费用标准,明确收费内涵等。通过一系列老年人疾病护理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合理认可相关从业人员的劳务价值,有效提高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老年人疾病护理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要加强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和医护人员的资质认定和管理。卫生主管部门应制定适合老年人疾病护理特色的专科康复医院、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的准入资质,制定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和培训。同时,还要加快老年人疾病护理社区建设,提高服务能力。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应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进行建设,逐步并轨由卫生部门负责的社区护理和由民政部门负责的社区老年福利机构的建设,由“两张皮”变为“统一体”。加快建设以社区医院和老年人疾病护理机构为中心,以全科医生和护士为骨干,促进老年人疾病护理的护理站、家庭病床的发展,组成覆盖广、投入少、产出高的居家老年人护理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类型的老年人疾病护理服务事业,提升服务能力。 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 谈及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曹洪欣教授则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从健康养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曹洪欣委员认为,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中医药健康服务包括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养老、健康旅游、服务贸易等,涉及中药、中医诊疗设备、保健产品等相关支撑产业。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促进民众健康,无论从理论、实践到产业,中医药都具有独特优势,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健康服务业的战略选择。 曹洪欣委员解析说,“十一五”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需求日益增加,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为重点的保健服务业迅猛发展。社会上各类中医健康养生服务机构快速增长,中医健康养生保健产品和设备不断涌现,中医健康养生已发展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领域。据统计,我国不同规模的保健服务企业达140万余家,相关链条产业300余万家,从业人员约3000万人,年产值约2000亿元。然而,当前非医疗机构中医保健养生服务存在着管理不顺畅、缺乏规划发展、监管不到位,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影响着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科学发展,影响着满足民众健康的迫切需求。 基于上述因素,曹洪欣委员建议,首先我们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体制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统筹管理中医健康服务医疗与非医疗服务领域。完善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行业自律”的中医健康养生市场监管制度与行业监管机制,逐步实现中医健康养生全行业管理,不断提高中医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其次,我们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中医健康养生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鼓励形成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品牌;支持企业建立管理规范、技术成熟、信誉良好的中医健康养生集团或连锁机构;鼓励地方依托本地中医药资源优势,建设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集聚区,形成区域品牌。同时,在推进中医医疗机构提供满足基本中医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多种形式与中医健康养生机构合作,拓展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产业外延,形成新兴产业,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支撑。研究制订中医健康养生机构标准,完善健康养生服务规范和标准,制定中医健康养生技术目录及操作规范;鼓励中医健康养生企业建立服务标准和规范。另外,我们还要构建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服务人员持证上岗与注册制度;引导中医院校培养面向基层服务的职业技术人员;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促进服务规范化和多样化,提高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升民众对行业专业性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在关于如何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健康保健需求这一话题的采访中,范利委员最后归结说:“总之,我们要以党的十八大的养老产业规划为优秀依据,动员政府、社会、企业和民间的各方资源,共同对我国的养老环境建设与产业模式进行科学、务实的分析与谋划,为政府、养老机构组织、医疗卫生保健行业、养老服务企业搭建一个沟通、交流、指引、促合的互动平台,呼吁政府与老年健康医学管理部门健全老年健康管理规范。如宣传教育管理规范、常见慢性疾病危险因素管理规范、意外损伤预防干预技术规范、老年健康相关信息管理规范。为全体国民创造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构建共享优良的养老环境体系……”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及方向的探索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疾病防治成为我国现阶段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之一。为适应社会老龄化的需要,培养优秀的老年医学临床医师显得尤为紧迫。如何通过教学调动学生对老年疾病的重视及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优秀的医疗骨干,进而使老年医学教学进程稳定发展,是我们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此,老年医学教学有必要推进教学改革,实施“教育国际化”。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对于教学水平的提高及学生对老年病学相关知识的掌握尤为重要。 [关键词] PBL;老年医学;教学实践 目前,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2011年底)已超过1.85亿,占总人口的13.7%,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保健、积极防治老年疾病成为每一名医务工作者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提高老年医学教学水平,对于医学生了解及掌握老年病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从培养临床医生的角度对医学生进行实用性知识教育,教育方式也由“填鸭式”的传统教学向“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即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方式转变[1]。 1 老年医学及老年医学的临床教学现状 1.1 老年医学 1909年,美国Nascher医生首先提出老年病学的概念,1942年美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医学学会,宣告现代老年医学的诞生。自此,老年病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成为现代医学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老年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寿命和人类衰老的原因、规律、特征、机制,探讨延缓衰老的对策及老年疾病的预防、治疗,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综合性学科。我国于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界全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术会议”,为我国现代老年医学的研究和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1.2 老年医学教学的重要性 机体的老化及退行性变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加之复杂多变的疾病状态就是老年病科医生需要面对的问题[3]。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由于老年患者疾病种类多、治疗特殊且困难,其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同其他人群有很大的区别,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问题,势必耗费巨大的医疗卫生资源,老年疾病防治成为我国现阶段卫生保健事业的焦点之一。因此,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培养合格的老年医学临床医师也成为各个医学院校需要面临的问题。 1.3 老年医学教学的特点与现状 老年医学综合性强,涉及基础、临床及技能等多方面,其内容复杂,在教学中对教师的要求更加严格。目前,老年病学的临床教学大体上还是遵循学校的课程安排程序,先是基础医学,然后进入临床医学的学习[4]。教学模式多数为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在教学进程中教师的问题一般鲜有同学正面回答,没有问答则没有沟通,没有沟通则缺少思考,没有思考则难有提高,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者之间则缺乏必要的联系,因此,普遍存在理论的学习与技能实践脱节、学生缺乏临床实践的主动性、难以深入理解讲授的内容等问题。在实践性非常强的医科院校,这种教学模式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在我国绝大部分医学院校,老年医学课程的开设多以考查课或选修课的形式进行,而且课时设置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重视程度不够,此外,老年病科实习或轮转时间过短等实际情况则导致学生无法全面掌握疾病管理的整个过程,这些因素都束缚了老年医学教学进程的稳定发展。 2 老年医学的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2.1 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性 老年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理论知识及技能水平扎实、全面的优秀临床医师,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熟悉老年疾病的特点,掌握老年患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原则。目前,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医学发展迅速,优秀的老年医学临床医师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老年疾病种类繁多,老年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及特殊性,对医师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及临床素质要求亦越来越高,“填鸭式”的传统教学已很难适应现代老年医学教育发展的要求,因此提高老年医学教学水平尤为重要。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医学生对老年病学的重视及教师的教学水平,老年病教学有必要推进教学改革,实施“教育国际化”。 2.2 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方向——PBL PBL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是首次由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先驱Ban′ows教授在1969年提出的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它是指在临床前期课或临床课中,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其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5] 。PBL教学法与我国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不同,目前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2.3 PBL教学模式在临床教学中的优势 PBL教学不是强调传统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而是强调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现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6]。PBL教学模式是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一种方式,通过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集资料、论证假设等环节使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理解得更透彻,运用更灵活[7]。PBL教学通过教师课前将基础课程、临床课程及实践技能课程进行整合,在由8~10名同学组成的小组讨论中,提出一系列问题,同学在课后通过阅读参考书、查找文献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在下一次课堂中展开讨论,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缓解了学习压力;在讨论问题的同时还能锻炼与人沟通的技巧,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而达到学习的目的。此种教学法大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也对教师的理论及实践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学生的学习、实践能力,还是教师的基本素质、教学水平,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因此,PBL教学法是一种更适合当前医学教育的新型教学模式。 3 PBL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3.1 PBL教学框架的设计 医学生最终的学习目标是认识疾病的本质,再运用本质性理论解决临床问题。PBL教学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有限次“迭代”的过程[8]。教师在PBL教学进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设计情景问题、呈现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问题设计与PBL教学是密不可分的有机体。教学进程是PBL教学的宏观层面,而问题设计则是PBL教学的微观层面。PBL教学过程首先是设计教学问题,其次选择合适的媒体,采用恰当的方式呈现问题,然后组织学生分组分析讨论问题,协作设计和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9]。 3.2 PBL教学步骤的实施 下面提供典型的情景案例:一位78岁的男性患者就诊,诉“自测血压增高1个月”,作为老年病科医师,您的诊疗思维及方案是什么? 在教学进程中,针对上述案例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就学生提出的不同见解,教师列出共同的问题,确定需要讨论的范畴,例如可以提出如下问题: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高血压有何并发症?老年高血压有什么特点?患者有何基础疾病?血压最高是多少?患者需要进一步作什么检查?治疗方案如何?怎样提高治疗的依从性?上述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很多,讨论后教师罗列出新的医学术语,同时将未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学生课后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再次回到课堂上一起讨论,分享各自的学习及研究成果,从而掌握相关内容。最后,教学督查组针对整个教学进程得出结论并评价讨论小组的工作成绩。 3.3 PBL教学效果的评价 教学质量监控是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0],如果没有与PBL教学模式相匹配的评价手段,不仅学生的积极性受挫,学习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11]。任何评估方法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考察是否达到课程设计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整个教学进程中,应全面、客观地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技能水平,实行考教分离,按照教学内容及教学大纲建立并完善主、客观题库。同时,由教师准备典型案例,学生进行病例分析、诊断及鉴别诊断,并提出诊疗计划,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提问,最后针对病例展开讨论,进行点评。对学生能力的考核要进行全面测评,其中包含理论知识、临床思维、实践技能以及沟通能力等,从各方面为学生评分,制订评分细则,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到合理辅导,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医学相关知识的全面了解及掌握对于医学生而言极为重要。在当前形势下,老年医学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PBL教学是以学习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教学[12],此种教学模式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适合在老年医学教学中推行,其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然而,PBL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存在自身问题,因此,老年医学PBL教学模式尚有待于在教学进程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该“跑步前进”了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老年疾病与一般人群患病特点不同,而老年人看病究竟该到老年医学科还是其他专科?不少业内专家直言,以单个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单病种诊疗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老年患者群体的巨大医疗需求。 2011年年底,81岁的张教授由于患胃癌进行了手术,随后因为肺部感染反复住院。他还有青光眼、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在呼吸内科住院期间,虽然肺部感染治好了,但吃不下饭、丧失了行动能力,呈现重度营养不良和严重肌肉萎缩。 2012年4月,张教授再次发生肺部感染。由于呼吸内科床位紧张,他住进了老年医学科。“这次不仅治好了肺炎,缓解了前列腺增生,每天还有营养配餐、康复训练、心理疏导,我的体重增加了20公斤,终于能下地走路了。”张教授说。 据统计,我国老年人近半数患有慢性疾病,老年患者中患3种或3种以上疾病的约占50%。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年轻人的差异非常大,就像一部用了很久的机器,把这个零件拧好了,可能其他零件又松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董碧蓉说,以专科为主的医疗体系更关注单个疾病;而老年医学是通过综合评估了解老年人的躯体健康、功能状态、心理健康和社会环境状况,并制订和启动以保护老年人健康和功能状态为目的的治疗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她建议:“患有一两种疾病的老年人适合看专科,而像张教授一样患有3种以上疾病,伴有老年综合征、多器官衰竭的高龄老人,应该到老年科就诊。” 董碧蓉强调说,当老年人患有多种疾病时,该怎么治疗,老年医学科与专科的治疗思路有很大差异。比如,一位90岁的髋部骨折患者,入院时有巨大血肿、肺部感染、坠积性肺炎、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等。在进行了贫血、低蛋白血症干预后,血色素蛋白很快提高了。骨科医生一般认为可以手术了,但老年科医生则认为不适宜手术。这是因为老人身体“脆弱”,若术后卧床时间长,很容易发生心衰、急性心梗甚至手术感染,这些都可能导致死亡。经老年科医生评估后,决定使用康复办法维持功能,没有手术,1个月后老人就可以手扶站立了。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说,老年医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预见和避免一些老年人常见的医源性伤害,比如多重用药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对谵妄的认识不足和处理技能的缺乏造成的损害,造影剂使用带来的相关肾功能损伤,出院前评估不足与出院后意外风险增加等。 卫生部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于普林教授介绍,我国的老年医学起步时间与国际上差不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目前在医疗机构中一般叫老年医学科、干部病房或综合科,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基本都有设置,服务对象主要是精英人群,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服务范围已由精英人群向普通老年人群延伸。 据介绍,许多发达国家的综合医疗机构都设有老年医学科,与家庭医生转诊对接。经家庭医生建议从社区转诊到大医院老年科的患者,大多是多种慢性病共存、多器官功能不全、患有老年综合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与巨大的潜在需求相比,目前我国合格的老年医护工作者严重缺乏,多数医生未接受过正规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各地医生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丁群芳牵头,对四川省3所大型医疗机构96位老年科医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老年科医生的来源“五花八门”。其中,从事老年病专业5年以下的比例最高,占38%;对老年综合征很熟悉的医师比例仅为11%;对老年综合评估不了解的占20%;接受过培训的仅为8%。在日常工作中,将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作为常规工作的占12%,完全没有做过的占20%;40.82%的老年科医生认为知识专业程度需要提高。 董碧蓉认为,老年科医生应至少满足3个要求:既是老年医学领域的全科医师,又应该具备对老年病某方面处理的深厚知识技能,即“T”型知识结构;在复杂的多病共存的背景下,有综合分析与处理问题的能力;熟悉老年综合评估并据之对老年综合征作出判断及处理。 老年医学论文:逆向法教学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逆向法教学模式在老年医学课程教学中的效果。方法:通过对我校选修老年医学课程的大学本科4年级学生实施逆向法教学,并对实验组成绩与对照组成绩对比分析评价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学生对学习效果满意度问卷调查给予肯定答案的百分比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选修老年医学课程的同学对逆向法教学认同,教改取得了较好效果。 关键词:逆向法;教学;老年医学 传统教学模式是遵循由“概念-病理生理-诊断-治疗”的传统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思路,即先告知疾病名称,再根据疾病讲解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体征、辅助检查、诊断和鉴别诊断,再讲解治疗方法。此方法与临床实践相比,较为被动,且约束学生思维能力,此外,选修老年医学课的学生已有一定的临床基础理论知识,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为病人诊治的能力,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上述能力,是临床教学面临的一个课题。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将逆向法教学模式应用于部分老年病学课程的授课中,通过与传统教学法比较,了解其存在的优势。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及分组。选取我校2010年9月~2011年1月、2011年9月~2012年1月选修老年医学课程的大学本科4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0~25岁,教学时间为20学时。将2010年9月~2011年1月期间选修此课程的42名学生设为对照组,采用传统医学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将2011年9月~2012年1月选修此课程的47名学生设为实验组,采用以视频、多媒体展示老年患者病例特点为基础的逆向法进行教学。 2.方法。①传统医学教学模式:选择疾病种类带教老师主讲(概念、病因、病理生理、临床表现)提出临床问题(诊断、计划、措施)提问和讨论教师总结结课考核。②逆向法教学模式:不同患者典型临床病例的完整主诉以视频的方式在课堂上播放学生聆听并记录视频中所涉及的有价值的临床信息分组讨论,进而向老师提出问题,要求获得支持假设的补充信息,找寻分析及整理资料(临床病历信息补充由老师给予,同时指导教师根据学生讨论后反馈回的信息及时给与必要的指导)提出假设性诊断相关知识由学生在图书馆或上网查找资料下次上课时由每个学习小组学生轮流发言提出临床问题答案(诊断、计划措施),小组成员补充教师归纳总结结课考核。带教教师应在授课前充分准备病例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患者典型病例视频,查阅病历详细了解患者情况以满足学生关于病史的提问。 3.评估方法。教学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统一命题的出科理论考试,并对学习效果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理论考试设总分为100分,统计两组得分情况;问卷调查以不记名答卷形式调查两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法教学效果的认同情况,调查问卷按肯定、否定作答,问卷统一发放,当场收回,有效回收率100%。 4.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实施情况及结果 1.课程结束后考核,实验组的理论成绩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1。 2.对两组学生进行学习效果满意度问卷调查,分别记录对每个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人数,对每项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三、讨论 老年疾病的特点是:疾病复杂多变,症状不典型,并发症及合并症多,而当今临床医学过度专业化,不利于身患多系统疾病的老年患者,导致其辗转于各个不同科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增加了患者家属和社会的负担的同时也使接受以传统课堂讲授教学模式学习老年医学课程的学生产生对于大量不关联知识不知如何接受的茫然感,学生感到课堂授课内容与实际临床明显脱节并逐渐丧失学习的主动性。我们采用将典型病人的临床表现及症状以视频短片形式展示给学生的逆向法教学模式,此方法让学生直接进入临床状态,增强了学生对真实病人的整体感性认识,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式,为授课过程中学生与教师之间良好的互动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老年病学课程开设的时间通常是继内科学等课程之后,此时学生已有一定内科学等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教师以典型病例视频短片为先导,从临床表现入手,逆向地启发性引导学生学习疾病的诊断、病因、发病机理等,由面到点,有助于学生对于细节知识点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教材内容和外延知识、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对基础学科与专业课程相互衔接的认识更加清晰,知道了怎么学和学什么,学生学习起来不再盲目和迷茫,积极性亦提高了。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积极思考问题。使用视频、多媒体等的逆向法教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多样性。问卷调查显示:在老年医学部分章节中采用以视频为先导的逆向法教学,实验组学生对于“是否比传统课堂讲授教学灵活有趣”给予肯定回答的占95.7%,说明逆向思维教学模式有利于学习兴趣的产生,鼓励学生做主体,做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转变;不仅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处于发现问题——产生疑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的循环中,同时也可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使教学活动充满活力和兴趣,学生的学习处于积极主动的兴奋状态。当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时大脑会形成优势的最佳兴奋中心,对事物的反应、思维活动积极有效,对教学效果大有益处,对学生团队精神和交流能力的培养亦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临床工作中与患者交流是正确诊断及治疗的必要前提,而部分大学生性格较内向,羞于和人交谈及当众发言,我们采用逆向法教学,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每个问题由小组成员协商后轮流发言,鼓励学生的合作及交流。姚群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逆向法教学在老年医学见习教学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能使学生更有效地接触患者,与患者交流,增强学生自学和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学生同老师的交往相对于传统模式教学更为融洽。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合理的交流和对话,交互作用,发生思维的碰撞,以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启迪学生心智发展的过程才能称之为有效的教学过程,因此,作为教师,应该是“引导学生走向知识”,而不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此外,高综合素质的带教老师是开展老年医学课程逆向思维教学的必要前提,这要求带教老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教师首先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安排准备视频、幻灯,设计问题,使学生从教师的提问中学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其次,要对自己讲授过的课进行回顾与评价,分析教学内容是否适合学生的实际接受水平,是否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哪些方面有待改进,再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优化教学方法,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使以后的教学能达到最佳效果。教育的变革势必会引起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逆向法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从顺向思路的相反面去思考问题,对于学生的发散思维的培养有一定的意义,学生能够从现有的信息中尽可能地扩展开来从不同的方向和层次去着手思考,进而结合具体病案学习相关知识分析综合,最终达到获得临床思维及终生学习的能力。本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55.3%学生认为逆向教学法应用于老年医学课程能够提高独立分析临床问题的能力。 综上,我们此次尝试将逆向法的教学模式应用于老年医学教学,收到了可喜的效果,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授课教学方法的僵硬,但却不及后者对于知识概括的全面性,因此逆向教学法在临床教学中的运用还需不断完善。临床教学中应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提高医学生的成绩。 老年医学论文: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 对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索。以路易体痴呆教学活动为例,探讨了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特点、在老年医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及注意事项等应用体会。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为教学实践改革提供经验。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老年医学痴呆痴呆是老年医学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及难点。鉴于疾病的特殊性(确诊相对困难、患者不能配合、家属不愿暴露隐私等),在以往对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医师的教学中,教员多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从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及预后等方面对疾病进行系统阐述,学生对疾病的认识仅停留在被动接受阶段,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我们在教学实践改革中,将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 Based Learning,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应用于老年痴呆临床教学,较好解决了目前临床教学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我们在此以对老年病科住院医师的继续教育为主,结合路易体痴呆教学活动实例,说明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 一、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特点 CBL,是教师采用病例为学生提供模拟临床环境,通过小组讨论式教学,帮助学生尽早形成临床思维。任务驱动,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将所要学习的知识设计于若干任务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分析、完成任务的过程,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同时学习新知识。两者都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发展形成的全新教学模式,完全可以根据教学需要有机结合。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优秀是“以病例为基础,以任务为驱动,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典型病例讨论为内容,通过任务来诱导、加强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比传统灌输式的临床教学模式具有优势,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二、举例说明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在老年医学痴呆教学中的应用 1.选择病例 选择痴呆典型病例是本教学模式实施的关键,可以选择现有病房、门诊患者,也可采用标准化病人等多种方式。鉴于老年痴呆疾病的特殊性,我们多选择资料相对完善的住院临床确诊病例,制作成多媒体形式。 例如,男性,84岁,离休前为报社主编,主诉“进行性认知障碍5年、行动迟缓9个月”。患者于2007年(79岁)开始出现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常用物品不易找到、购物时常忘记付钱。之后经常“犯糊涂”,如数钱时把100元当作10元、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不会和小孙子一起算算数,熟练的游戏也不会玩了。2010年(82岁)起时有幻觉,经常说“家里来了两个穿花衣服的女人看望我,之后就出门了”“病房里来了很多人,带来鲜花和水果”。夜间躁动不安,睡眠差,重复做一些无目的的动作,曾服用氯硝西泮2mg后嗜睡近1天。2011年5月(83岁)起逐渐出现行动迟缓、表情呆板、步伐小、行走不稳、肢体肌张力增高、书写时手抖,且逐渐加重。目前记忆力、定向力、计算力均差,时常发呆,兴趣减少,与外界接触减少,多次出现跌倒和晕厥。认知症状时好时坏,好时每天在走廊散步、可简单回答问题、能分辨白天黑夜、知道住在哪个医院、待人礼貌,坏时很少活动、少有主动言语、衣服穿反了或尿裤子了也无所谓。初步诊断:路易体痴呆(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DLB)。 2.设计任务 教师首先明确本次教学的主要任务为对DLB的学习。提前确定这个临床比较典型的在院病例作为一个大的教学任务布置给学生,教师可以先对病例进行精简分析,为深入学习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这个任务为活动中心,将大任务进行逐层分解,本着实用和激发兴趣的原则,细化出若干问题形成一些具体的小任务,将所要学习的知识点巧妙隐含于小任务中。学生要完成大任务必须从每个小任务入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本案例提出如下小任务:(1)DLB认知障碍的特点;(2)诊断标准;(3)该患者具有哪些典型临床表现支持诊断;(4)可以帮助诊断的辅助检查;(5)哪些疾病可以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与DLB的鉴别诊断;(6)治疗方案。以上几项小任务把DLB的教学要点都概括了。通过设计任务,使学生带着明确的任务目标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探索学习。每个学生重点负责一个小任务,由病例的主管医生负责汇总。 3.分析任务 任务提出后,先让学生进行讨论,分析任务所覆盖的新、旧知识点。教师针对重点、难点进行引导,提示解决问题的思路,指引完成任务的途径。在教师的适当启发和帮助下,由学生为主体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针对本案例各项小任务分析如下:(1)认知包括五大领域,各自具有解剖和生理基础,结合DBL病理生理机制分析其认知障碍的特点;(2)DLB诊断标准的提出经历了三个阶段,由Nottingham、Newcastle到最终的DLB协会制定的临床诊断标准,其优秀是什么,有何进步;(3)该患者临床表现具体在神经系统的定位诊断,与诊断标准支持与不支持的情况,还需要补充那些资料;(4)神经影像和神经电生理对诊断可能具有参考价值,那么头颅MRI、PET、睡眠脑电图等具有哪些特征性表现;(5)认知障碍的病因分类,其中变性病性痴呆包括哪些疾病,各自损害的认知领域有何异同,DLB的认知损害是怎样的;(6)结合DLB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了解治疗原则,在具体病例的治疗中遇到哪些问题。以上分析任务的过程,即为解决、完成任务理清了一条清晰的思路和途径。培养了学生在明确的任务引导下研究问题的能力。 4.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是本教学模式实施的优秀。要求教师创造充分的条件,提供必要、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在看中学习、做中学习、讨论中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完成任务获取知识、习得技能。例如在本案例完成任务过程中:(1)鼓励学生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去查看病人,增加对疾病的感性认识,补充完善病史和临床资料,即所谓“向病人请教”以获得对于完成任务有帮助的信息;(2)需要对认知损害领域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时,可以请教师协助完成专项神经心理测试;(3)对于“标准”“原则”性的内容,可以独立通过医学方面的教材书籍、期刊杂志、网络论坛等多种途径查找资料,尤其要重视对新理论、新进展的解读;(4)对于较复杂的问题如DLB治疗中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等,可以向其他临床医生或专家教授请教,还可以自发组成小组讨论,即通过“协作”的方式完成;(5)需要获取有参考价值的辅助检查结果,如通过PET观察脑内葡萄糖代谢异常及多巴胺功能障碍、通过睡眠脑电图评价快动眼睡眠行为异常等,由教师出面与相关辅诊科室协商完成,尽量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获取知识的平台。完成任务阶段使学生自我培养了良好的学习和思维方法,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完成任务后撰写书面报告。 5.总结评价 教师组织学生集体讨论,学生汇报各自对任务的分析、见解。通过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把学习活动引向深入。由病例的主管医生尝试组织、归纳众多观点和解释,形成初步结论。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综合任务的各方面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和补充完善。最终完成对DLB这个大任务目标的学习。最后还要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评价,可通过自评、学生间互评、教师点评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创新精神、信息能力、协作意识等进行打分。例如,在本案例中,一位学生完成小任务“(1)DLB认知障碍的特点”时,全面地将DLB与其他各类型老年常见痴呆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痴呆、血管性痴呆、进行性核上性麻痹、额颞叶痴呆、皮质基底节变性等疾病,分别从学习和记忆、语言、视空间、判断和执行功能、人格等五大认知领域给予总结和比较分析,并制作成表格,既内容全面、又条理清晰,在比较中突出了DLB认知障碍的特点。另一位学生完成小任务“(6)治疗方案”时,恰好参加了院外一个关于痴呆精神和行为症状的研讨会,将DLB精神行为症状的治疗从非药物性神经心理干预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尤其带来了其他医院精神病专家对抗精神病药物的独特见解和宝贵经验。这些任务的完成得到教师和其他学生的极高评价。 三、CBL联合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应用体会 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临床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面对具体病例时,如何收集、了解病情,如何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准确地分析、归纳、鉴别、判断,从而抓住主要问题,做出正确的诊断和处理,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临床思维能力。强调学习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索过程,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增强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使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提高。鼓励学生互相学习、讨论与交流,培养学生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合作意识。这些对于提高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非常有利。 我们的教学活动,采取初次讨论提出病例、设计任务和分析任务,中间有5~6天时间由学生去完成任务,再次讨论时总结评价任务。一个完整的CBL联合任务驱动模式教学活动需要1周时间完成,有效保证了教学的深入细致和实际效果,另外也使学生能够充分享受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 应用中的注意事项:病例的选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思考,难易适中。围绕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设计任务,以临床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原则为主,适当涉及病理生理、解剖和病理等基础知识,用于引导学生学习。任务设计应是难度递进式的,注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注重任务的形式多样性和生动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老年医学论文:从“老年病学”到“老年医学” 自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已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组织器官老化,抵抗力、免疫力等下降,容易发生各种疾病,而且年龄越大,同期患各种疾病的概率越高;老年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其特殊性。对医学生而言,如何了解老年医学的基础知识,掌握老年疾病的特点,对今后的工作大有帮助,《老年医学》一书作为医学本科生的教材,全面系统的介绍老年医学相关知识,为临床医生掌握老年疾病的诊治提供支持。 老年医学作为临床医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它不只研究老年病,而且涉及人类衰老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老年医学教育的研究。这就要求教材要从单一的“疾病”向整体的“学科”转化。这本书的编者大多参与了前两版《老年病学》的编写,前两版在介绍时更注重疾病的治疗,编写方式上简单明了,深受院校老师的欢迎,发行量也不错。在本教材编写的初期,书名还是考虑《老年病学》,主编希望能延续前两版的品牌优势。但在参考了国内同类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临床工作的特点,主编认为,从学科的发展来看,如果只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补充疾病的治疗,不能更好地体现老年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因此书稿最后更名为《老年医学》。在编写时,编者结合多年来进行“老年病学”教学的实践和经验编写具体内容。内容编排上注重系统性,从老年病人的评估、老年人合理用药、老年人常见疾病的特点、诊治与预防等常见问题进行了阐述,同时增加了老年营养、老年护理与康复的内容。力求在充分展现教材的系统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又具有新颖性。 作为医学教材,重要的是如何把理论与临床结合好,本书的作者均是多年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的一线人员,在编写过程中,作者不仅仅考虑如何教会学生掌握老年疾病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学会疾病的基本诊疗方法。在编写初期,主编参考了目前已出版的老年医学图书,取长补短,除了理论知识的阐述,作者增加了具有临床指导价值的大量循证医学证据。例如在讲述糖尿病的治疗,作者会介绍相关的药物临床实验数据,为临床医生选用药物提供参考。 在拿到书稿初审后,编辑起初觉得全书不像传统的教材,书中介绍国内外最新的诊治指南、新的诊疗方法、临床药物使用的最新研究结果,在某种角度来看有些小专著的意思。就这一点还和主编专门沟通,是否这样编写出的书稿内容过深。主编就这个问题和各位编者作专题讨论。来自临床一线的专家在参考了国外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的教学实践,最终达成了共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治疗的方法也不断变化,而临床疾病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传统的编写模式知识介绍了最基本的知识,对临床工作的指导性不强。为了使教材与临床工作更加贴合,最好加入了大量最新的科研结果;同时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也不仅仅给出一种方案,而是会介绍目前能收集到的、被确认的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材编写滞后于临床工作的弊端,对临床工作人员有很强的指导性。例如在讲解老年人高血压的治疗时,书中不再是简单介绍国际推荐的降压标准,而是会补充一些降压治疗的最新观点,全书的内容读起来更贴近临床。 对于刚刚接触医学的人而言,最初都会按照课本机械的看待疾病,而忘记了疾病不是一成不变,它会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疾病的表现也不一样。教材是学生接触疾病的第一步,如果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让学生理解疾病的变化与最新的研究进展,学会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疾病,对学生的成长大有裨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作者会根据疾病的发展添加国内外最新的老年医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技术、新理论和新观念,介绍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使内容能够充分反映老年医学的最新进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本学科最新发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今后的发展也奠定基础。 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时在部分章节增加英文专题阅读资料,培养学生的对英文文献理解能力,为后期进一步提高奠定基础。 《老年医学》是一本知识体系完整、科学性强、内容新颖的本科教材,是医学生学海中的航标。 老年医学论文:龚廷贤老年医学学术思想探析 【摘要】从《寿世保元》一书中探析龚廷贤在老年医学方面的学术思想特点:元精亏乏,脾胃虚损是引起衰老的主要机制,保精节欲,摄生养性,调理脾胃为延缓衰老的主要措施;对老年病的治疗多以补益立论,尤重脾肾。 【关键词】龚廷贤;老年医学;摄生养性;补益脾肾 明代著名医家龚廷贤,有医林状元之称。所著《寿世保元》一书是他继《万病回春》、《种杏仙方》、《鲁府禁方》等书之后的又一部综合性医学名著,被后世医家广为推崇流传。“保得人身之元神元气,从而达到仁寿之域”是该书的优秀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为人们提出了防病治病,养生保健,颐养天年的方法。龚氏治疗老年疾病多以补益立论,独专脾肾,尤重肾阳。书中有专论老年摄养的“老人论”,探讨衰老机制的“衰老论”,对老年病的防治有理有方,集防、治、养于一体,简明实用,可谓开创了老年医学之先河。 1 元阳元精内乏,脾胃气弱是衰老的主要机制 虽然人体衰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脾肾两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本,历代医家对肾与天年的关系均十分重视。《内经・上古天真论》在关于各年龄阶段表现的论述中就有七个地方提到肾的作用:“女子七岁肾气盛,三七肾气平均,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肾气盛,三八肾气平均,五八肾气衰,八八肾脏衰”。虞抟在《医学正传》中总结为“肾气盛则寿延,肾气衰则寿夭。”龚氏在此基础上提出衰老与肾的关系:“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两肾之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箸头,鼓舞变化,开阖周身,薰蒸三焦,消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虑,昼夜不停”。这就是其后被张景岳、赵献可反复强调的肾阳,命门火的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昼夜不停的运行、消耗,便渐致“八面受攻,由是神随物化,气逐神消,营卫告衰”。人体便由壮而衰出现一系列老化症状:“七窍反常,啼号无泪,笑如雨流,鼻不嚏而涕,耳无声蝉鸣,吃食口干,寐则流涎,溲不利而自遗,便不通而或泄”。这样元阳一亏,阳损及阴,随之出现“真阴妄行,脉络疏涩”。所谓真阴妄行,因老年人阴精易亏,相火易动,煎熬阴液,阴虚则病,即《景岳全书》所说:“阴虚即精虚,精虚则气无所依,生化之机息矣”。之所出现脉络疏涩者,乃真阴妄行,虚火内生,气虚血瘀,脉络瘀阻,血中瘀浊,如此则可发生中风、心痛、胸痹等心血管类疾病。龚氏认为这些都是由于肾之阴阳不足而构成对老人的严重威胁。因此在“保生杂忌”一节中进一步强调“年高之人气血即弱,阳事辄盛,必慎而抑之”。阐明了节欲保精是长寿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研究也证明中医的“肾与性激素环境密切相关,若施泄无度,必然造成性激素代谢紊乱,认为性腺激素与老年人的许多疾病的发生均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补肾治疗不但可以改善疾病症状,而且能调解性激素代谢,可见肾气虚损确是某些老年病及衰老的一个主要机制。 龚廷贤在论述衰老时还特别注意脾胃的作用,以及饮食与脾胃功能的关系,主张“人以胃气为本,凡善调脾胃者当惜其胃气,气健则升降不失其度,气弱则稽滞矣”。他很崇尚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书中多处引用李东垣的学术观点,归纳脾胃内伤的原因为三点:一曰饮食劳倦即伤脾;二曰嗜欲而伤脾;三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阐述肾与脾胃的关系认为“若肾气壮,丹田之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则中焦自治,则能进饮食也”,“补脾胃不如补肾”,“运食者,元气也,生血者,饮食也”。在此基础上故提出:“凡老年之人,当以养元气,健脾胃为主”,“人知饮食所以养生,不知饮食失调亦以害生”。基于此,他总结出完整的饮食卫生,保养脾胃功能的方法:“饮食无论四时,常令温暖,夏月伏阴,暖食尤宜,不欲苦饱,大饮则气乃暴逆,不欲食后便卧及终日稳坐,食后以手摩腹数百遍,缓行数百步,食饱不得速步,不欲夜食。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不注意调摄脾胃,规律饮食,不讲究饮食卫生,便可造成“筋脉横解,气乃暴逆,荣卫不行,气血凝滞”,“气血失常,卒然不救而不能以臻遐龄”。现代医学对衰老机制的认识虽有多种说法,但肾虚渐亏,脾胃气虚仍为其优秀和根本。总之从《寿世保元》中可见龚廷贤阐述老年病因病机的许多独到之处,承前启后,对后世研究老年疾病及老年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保精节欲,摄生养性是延缓衰老的基本措施 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龚氏认为那种单纯依靠补药来延年益寿是“如灯添油”。因此特别强调平时保精节欲,摄生养性,保持身心健康对延缓衰老的重要性。由于他重视肾精对衰老的影响,故而对早婚、早育、弱婚、纵欲等的危害性有精辟地见解。“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故精盛则思室,血盛则怀胎;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女子破阴太早则伤其血,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脏有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年老之人不可恣情纵欲,要节制房事,指出饱食、大醉、愤怒、恐惧、疲劳后及疾病未瘥、月经未断等均不可入房,否则伤其元精元气。如此“一度一泄,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制而纵欲,火将灭,更去其油”。明确指出早婚及纵欲可造成“五体不满及难状之疾”,结果是“油尽灯灭”。因此主张弱男羸女必须“待壮而婚,及时而嫁”。 龚廷贤同时提出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须注意六戒并把复杂的养生方法总结为延年良箴:“四时顺摄,晨昏护持,可以延年;三光知敬,雷雨知畏,可以延年;孝友无间,礼义自闲,可以延年;谦和辞让,损己利人,可以延年;物来顺应,事过心宁,可以延年;口勿妄言,意勿妄想,可以延年;勿为无益,常慎有损,可以延年;行往量力,勿为形劳,可以延年;坐卧顺时,勿令身怠,可以延年;悲哀喜乐,勿令过情,可以延年;寒温适体,勿侈华艳,可以延年;动止有常,言谈有节,可以延年;诗书悦心,山林逸兴,可以延年;儿孙孝养,僮仆顺承,可经延年……”。这此良箴,是他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和在《内经》养生观的指导下总结出的具体运作方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完全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也是人们长期以来践行着的养生之道。它不但有深刻的医学道理,而且也贯穿着中华民族古朴的道德观和养生观。指导老年人应当外适六气,避六淫,内调七情平和心态,保持身心健康,保持与社会、环境、自然界的高度和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诗云:“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食唯半饱无兼味,酒止三分莫过频;每把戏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炎凉变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春”。这是龚氏作太医院吏目时阅读了大量皇宫医籍后结合自己实践归纳的修身养性真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从现代医学来看这些都是强调身心医学的特点,突出了调节情志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养生的特点。“酒止三分莫过频”是他对饮酒的主张,他并不是一般的反对饮酒,在“饮酒丧身”论中指出酒能“行气和血,乃陶情性,壮精神,辟疫疠”,“过则耗伤血气也……,伤于形,乱于性,颠倒是非,皆此物也”。他认为饮酒过量可引起心痞痛、臌胀、黄疸等疾病,这与现代医学对嗜酒致病的认识是一致的。 3 温补脾肾是治疗老年病的重要法则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以补益立论,喜用温补长于虚损的治疗。“人之正气不足曰虚,复纵嗜欲曰损,致病之因有六:一曰气,二曰血,三曰精,四曰神,五曰胃气,六曰七情忧郁。六气委和,则各司其职,曰无病,失养违和,阴阳偏胜克剥,则诸病生焉”。“应事太烦,则伤神,喋谈朗诵,饥而言多则伤气,纵欲思想则伤精,久视郁怒则伤肝,饮食劳倦则伤脾”。这就是他以补益立论的理论基础。对老年病证论,从脾肾辨证居多,所立的常用方如:八仙长寿丸、八味丸、补中益气汤、八仙斑龙胶、五子益肾养心丸、归茸丸、长春不老仙丹、补精膏、千金封脐膏、万病无忧酒、长春酒等一系列方剂,都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谴方用药独具匠心,加减变化,灵活多样,所附验案,理法方药浑然一体。全书涉及老年病证治三十多种。病证虽然纷繁,撰著提要钩玄,学后一目了然。龚氏善用阳春白雪糕,认为:“凡年老之人,当以养元气,健脾胃为主,每日三餐不可缺此糕也,王道之品,最益老人”。并详细地介绍了此糕的制作方法:“白茯苓去皮,怀山药,芡实仁,莲肉去心皮,各四两,共为细末,陈仓米半升,糯米半斤,白砂糖一斤半,将药米二末用麻布袋盛,放甑内蒸极熟取出,放簸箕内却入白砂糖同搅极匀,揉作一块,用小木印印作饼子,晒干存贮,男妇小儿,任意取食,妙不可言”。龚氏将该方的主治功用、制作方法,疗效尽皆列出,巧妙的将药疗和食疗结合在一起,实属首创。龚氏在应用八仙长寿丸治疗老人筋痿无力,食少痰多,喘咳时指出:“腰痛加木瓜、续断、鹿茸、当归;消渴加五味子、麦冬各二两,下元虚冷,转胞不得小便,膨急切痛用泽泻,去益智;诸淋沥,数起不通倍茯苓,去益智,夜多小便者加益智一两,减茯苓一半”。在补中益气汤条下加减变化达二十多种。这种临证化裁,通权达变的用药方法和脉案撰写方法仍为当今临床医生效仿。这些都体现了龚氏以补益立论,对老年病的证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如治疗老年人“皮风疥癣瘙痒”(类似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以藜芦根为末,脂油调搽即愈。治疗“年老耳聩”用蜈蚣粉等专方治专病,简明扼要,均反应了他对老年病的辨治精神。此外,龚氏还介绍了呼吸静功及六字诀方法,论述详尽,有原理,有具体操作方法和对应病证,有方法上层次清晰,一读便可照做,这些都体现了龚廷贤在老年医学方面的学术特点,对后世研究老年医学奠定了基础。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面临十大挑战 西班牙《趣味》杂志刊登的文章认为,医学不是寻求平庸的长寿,而是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医学面临十大挑战,这十大挑战是: 1、认知能力减退。阻止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减退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问题是老年医学的优先目标。目前,对阿耳茨海默氏症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通过检查患者组织中淀粉状朊的情况,可以早期诊断这一疾病。另一方面,查明早期症状的技术也提高了。例如,人们已经知道,许多征兆在疾病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对这种征兆的关注大大提高了诊断能力。在治疗方面,在阻化剂的应用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另外,人们还发现银杏树的成分对这种疾病的患者有某些潜在的好处。 2、抑郁症。老年医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便是抑郁症,它是系统地影响老年人的病症之一。这种不适首先表现在认知能力上,特别是注意力上,它不仅会造成极大的痛苦,而且还会引起其他疾病,如血管梗塞。 3、行动。老年医学已开始把观察行动的灵活性作为诊断时应考虑的一个因素。行动和反应速度的下降是体能全面下降的信号。另一方面,如果坚持长时间的散步,就能大大改善其他方面的功能。 4、营养。人步入老年后,营养模式发生了改变,这往往会造成身体状况的恶化。饭量的减少,特别是吃零食习惯的消失,会导致摄入营养的大量减少。一些老年人最终出现了厌食症。因此,有人建议,把有“食欲激素”之称的多肽激素Ghrelin作为西方老年医学常用的治疗药物。 5、激素。关于时间的流失对人体特别是女性造成的后果,人们最熟悉的是激素的变化。从理论上说,从外部提供激素是防止衰老的一种极好策略。但众所周知,某些治疗方法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某些激素如黄体酮、睾丸激素的服用效果仍受到争议,其在老年医学中的作用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研究项目之一。 6、虚弱。近年来,老年医学已开始把虚弱作为关注的重点,因为虚弱是丧失官能的重要前兆。问题是导致虚弱的原因是极多的,如认知能力衰退、糖尿病以及血管疾病等。其治疗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通过体育锻炼加以预防以及发现早期症状(如摔倒次数的增多)。 7、心脏。这是老年医学的优秀课题。几乎50%的老年人出现了某种心脏功能的减退,因此监测心脏和血压已成为老年医学的日常项目。但在某些情况下,对老年人进行特殊的监护是非常必要的。老年人的高血压同年轻人的高血压有所区别,老年人的血压需要精确的计算和复杂的监护。在这些病人中,经常会出现血压不稳定的现象。 8、免疫系统。免疫系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退化是众所周知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摄入的蛋白质减少。因此,增加营养是防止这种现象的有效方法。但另一方面,老年人也最容易受新出现的传染病的影响,如非典。因此,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规划中,设立老年人的专用医疗点是必要的。 9、生活质量。幸运的是,“不是要延长寿命,而是要使每年都活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话题。也就是说,老年医学的一句名言已扎根于大众心中:医学不是寻求平庸的长寿,而是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0、医疗体系。老年医学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拥有满足所有该科医生愿望的基础设施:成为医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定长期跟踪病人的计划;像儿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一样,在老年患者生命的许多年内对其进行监护。 西班牙老年医学研究会的报告显示,现行医疗模式不能满足就医最多的65岁以上老人的需求。人口结构的变化要求医疗模式的变革,但这种变革的速度好像不够快。马德里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医院的医生洛佩斯说:“30年来,医疗体系一直是为治疗成年人的某一种具体疾病而设计的,不会产生整体疗效。”但现在,到医院同时看多种复杂疾病的老年人的比例增加了。老年医学专家认为,30%的老年患者在离开医院时病情加重了,也就是说,医疗体系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 老年医学论文:老年医学科临床带教体会与思考 【摘要】 老年医学科是一新兴学科,临床一线教师做好该学科的临床教学工作,对提高老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老年医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延长人类寿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在实习生带教工作中,采取教学查房、病例讨论、读书报告与专业讲座、出科考核等举措,对培养老年医学实习生临床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老年医学;临床带教;医学教育 老年医学科临床实习是老年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培养高等老年医学人才的关键环节,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医科大学教育的基础与主体,基础课程部分学习在大学中多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完成,必须再经过一到两年的临床实习,才能使基础课程灵活地应用于临床诊疗过程中[1-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医学模式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出现了许多心理医学和社会医学方面的知识。老年医学科是一新兴学科,服务对象主要是高龄甚至超高龄的老年人,故老年医学科临床一线教师做好该学科的临床教学工作,对提高老年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老年医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延长人类寿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我院老年医学科收治的患者常为心血管疾病合并肺部感染、恶性肿瘤、痴呆、神志不清等多种疾病,年龄在80岁以上的达到50%以上,70岁以上的达到92%左右,其中 75%的老年患者完全不能自理,能部分自理仅占20%。结合老年医学科的自身特点,我们制定了一套老年医学科的临床带教方案。 1 教学查房 随着检查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在促进医学的进步的同时,却削弱了实习医生的临床思维及动手能力,他们往往重视各种化验检查,忽视了最基本的询问病史、体格检查,造成病史采集简单粗糙,对发病过程、症状的具体性质等描述得过于简单无序,不注重发散思维,不重视鉴别诊断的问诊。对患者进行体检时因检查手法和顺序不规范,常常不能及时发现阳性体征。因此,教学查房规范化对于提高实习生、低年资住院医生的临床实践技能,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老年医学科制定了每周三或周四进行一次教学查房的制度。在每次教学查房前,首先挑选比较典型的病例,如高血压、心脏瓣膜病、冠心病等,查房主任床边询问病史、对患者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全面掌握患者的疾病情况。发现阳性体征,则让实习医生亲自体会,加深印象,并让实习医生结合该患者的病情提出自己的诊断、鉴别诊断及后续治疗思路等。 2 病例讨论[3] 病例讨论是在临床实践中训练医学生及住院医师的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之一。病例讨论在临床教学中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加强实习同学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及运用,帮助实习医生建立和完善正确的诊断思维。例如,一个因“胸痛”入院的患者,就需要详细询问胸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发作的持续时间、程度、缓解及加重因素,是否伴有发热、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血压升高,有无外伤史等。这就要求医学生掌握能引起胸痛的相关疾病的基础知识,如心绞痛、心肌梗死、反流性食管炎、气胸、主动脉夹层等疾病发作特点,提出鉴别诊断方案,为做出正确诊断,需做心肌酶学、心电图、胸部CTA等辅助检查。(2)培养提高医学生的创新能力。老年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教授实习生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导同学如何围绕病情展开思考,如何层层推进逐渐得出正确的结果。在引导同学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同时激发同学的创造性思维,对提高学生的想象空间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上述胸痛患者,大家一般都会考虑到胸部疾病,还要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是不是还可能有腹部疾病引起胸痛呢?如胆心综合征?(3)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加强医学生的医风医德教育。由于老年医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临床教育在医德教育中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临床病例讨论中,集体查房时带教老师应作出榜样,以患者为中心,注意尊重、爱护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与患者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真正做到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3 读书报告与专业讲座 在临床实习期间,除了在临床见习真实病例外,还应鼓励实习同学们积极学习各专业理论新进展,以每周一次读书报告的形式促进他们学习。如我院老年医学科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内容有:华法林的应用进展,可达龙的应用共识,他汀类药物的研究进展等等与临床实践息息相关。另外,还组织带教老师们的专业讲座,如室性心律失常诊治指南,心衰防治指南,老年高血压的特点等等,通过精心制作课件,运用多媒体技术平台,生动表现本学科的新观点、新进展,使实习医生学会辨证分析,学到许多与临床实践相关的新知识,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4 出科考核 老年医学科分为老年心脏科、老年肾科、老年呼吸科、老年内分泌科、老年消化科、老年ICU科,老年神经科等七个三级学科,实习生在每个科室轮转时间3个月左右,为了检查在各科轮转学习中是否真正掌握了该专业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原则,由科室统一安排,进行出科考核。这种出科考核以床边询问病史、体格检查、书写病历为主,以动手操作为辅,最后由带教老师提问出相关理论问题。通过出科考核这一环节,使实习同学对每个学科都有所了解,不会出现重此薄彼的偏科现象,理论知识更加全面。 总之,通过上述举措,老年医学科实习生、住院医生培训更加规范,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更加坚实,为培养下一代年轻医学人才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的采光设计 美術馆的任务就是把美術作品真实、正确地供给观众欣赏。观众常常要在一件杰出的作品前面停留徘徊、细细玩味,研究它的造型、色彩和技法。如果光线不好,就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因此,无论从尊重艺術品或是关怀参观者来看,都必须保证馆内有良好的光线。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消除展览室内光线不足或过强、反射、炫光等缺点,我们在着手进行美術馆的初步设计时,就对采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求结合建筑设计及展览方式的特点,提出合理的断面形式,采取有效的光线调节措施。 就大家熟悉的国内外设计经验来看,顶窗采光是美術馆最常用的一种采光方式。它的优点是采光效率高,整个展览室内都能有充分而均匀的光线,因而展品的布置可以不受光照的限制,但只有单层的或顶层的展览室才能利用顶光,多层展览馆除顶层外,只能用侧窗采光。至于究竟采用单层还是多层建筑,这主要从建筑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普通的低侧窗是在小型展览室(50~120平米)用的,这种采光方式的照度变化很大,如果房间进深大,则房间深处光线一定不足;在面对窗子的墙面上虽然能得到比较高的照度,但是窗子位置低、亮度大,窗子造成的反射炫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为使房间内照度分布均匀,避免反射炫光现象,可以把窗子的位置适当地提高,这就是高侧窗采光。不过高侧窗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只有一侧采光时,窗下布置展品的墙面处于暗影之中,和明亮的窗子形成强烈对比,容易产生炫光;观众站在离墙面较远的亮处,二次反射就十分显著。北京帅府园美術馆采用这种采光形式,直接观察和客观测定的结果都证明,采用这种采光方式如果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缺点。当然,如果展览室两面都开高窗,两边墙面都能受到从对面窗子射入的光线的照射,情形可以好些,但是,如果房间跨度大而高度不够,也难免产生一些缺陷。 中国美術馆建筑设计的要求给采光带来了许多困难:一层和二层展览厅的跨度达20米,而层高却只有7米,展品又是用三线陈列的布置方式,这样的条件在侧面采光的展览厅里是少见的,因此,能不能保证展览厅内有必要的照度?如果层高确实受到限制,怎样才能避免反射和炫光?怎样才能得到合理的照度分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要求我们做新的探索和尝试。 美術馆的光照要求首要的是适宜的照度,照度低了画面就会显得暗淡,细致的部分看不清楚;光线过强又会增加观众视力的负担,同时会把绘画的布纹、裂痕等过分暴露出来。据调查,适于观赏的照度至少在80勒克司以上,平均为100-200勒克司;根据当地的光气候条件,可以很容易得出应有的天然采光系数标准。在设计中,我们主要是根据对北京已有的几个展览馆的调查,并参照苏联标准,预先确定了如下的指标: e3——在观众眼睛的高度(距地面1.5米)垂直面上的天然照度系数;观众到展品的距离为画高的1.5-2.0倍。 达到这两个指标,一般地就可以避免和减弱二次反射现象,这样一来,墙面显得明亮,观众的注意力会自然地被吸引到墙壁上的绘画作品上去。这也是一种利用光学效果的建筑设计手法。 消除对观众视力最有害的直接炫光和反射炫光的主要措施是:把窗子布置在必要的高度,有大于14。的保护角,并严格防止阳光进入室内。室内有阳光,不仅炫目,增加眼睛的负担,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更严重的是会损坏美術品。 为满足上述光照要求,我们主要采取遮蔽窗子以减低亮度,并用调光装置调节光线分布的办法,来克服一般常见的光学缺陷,因为展览室跨度很大,靠加大层高来避免反射炫光是不现实的。根据计算,如果考虑画面倾斜10°,窗底所需的标高也要在8m以上,这不仅不经济,而且也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光照质量。 在各种调光装置中,遮光片能起遮光、散光和改变光方向三种作用,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我们首先设想在窗下加一排向墙面倾斜的遮光片(图3甲),可以在视线范围内遮蔽窗子,也能把一部分光线反射到墙上去。但是这种简单的处理就好像火车车厢里的行李架,看起来令人厌烦。于是,我们就想用第二方案(图3乙),在展览厅的中央部分做成毛玻璃的吊顶,这对室内的建筑形式虽然有了改善,但是空调设备的体积庞大的管道却不好布置,而且玻璃吊顶的面积很大,在维修、清扫和构造上也诸多不便。最后,由于结构的原因要在室内增设两排列柱,我们就结合柱子把室内室间分成三部分,中间一跨的高度比两边提高一些,利用这个高差开一排小窗,使中间部分取得间接光线,两边靠窗子的地方在折光片以上形成了三角形的采光井,斜置的反射面可以向墙面反射光线,空调管道也有了比较妥当的位置。(图3丙)。 这个方案的意图得到建筑师、结构和设备工程师以及美術家们的共同赞许,但是光照质量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同时,开多大的窗子合适也没有现成的计算方法,要用实验的方法决定。为此做了一个1:4比尺的模型,模型内按照使用要求布置了绘画和雕塑,经过主观评价和光照测量,证实了这个方案的许多预期的优点:照度达到基本要求,光质良好(表4)。 这个方案在施工过程中,采光设备所选用的材料、作法和实验条件有一些出入(图4、图5),主要参数是:开窗面积率为1/4,镶单层5毫米厚透明玻璃;透光片是方形的,长、宽、高各80毫米,保护角45°,用白色塑料涂面层的三夹板做成;三角天井内的反射面水平倾角23°,涂白色油漆。 建成后,实际光照效果的测量结果和实验数据大体相近(表4)。主观评价认为展览室的光照条件合乎理想,布置展品的墙面上很明亮,由于折光片的多次反射,光线也柔和、均匀,消除了常见的反光现象,形成了适于美術欣赏的雅静气氛。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间接高侧窗采光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基本成功。它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斜置的反光面和大面积折光格片把光线有效地反射到挂画的墙壁上,从而使光线分布合理。实际证明,由于反光面的反射,墙面上的照度增加1/3左右;在加了折光片以后,照度分布系数K由0,53提高到0.78,而k3则由2.0降低到0.91。避免了发射炫光现象。 2.技術设备层布置在和窗子相同的高度,节约了层高。 3.室内的空间富有变化,有利于建筑处理。 4.人工照明可以装在采光天井内,夜间可使展室内明亮而看不见灯具,而且获得和白天相似的照明效果。在建筑上也显得洁净。 大面积使用折光格片是一次新的尝试,目前还有一些缺陷,对于存在的问题,还应当做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现场实验和模型试验以后发现,正方形的折光片虽然能够扩散和反射光线,但对于美術馆还不是最理想的形式。从图6的实验数据来看,60°的折光片(向墙面倾斜所成的水平倾角)能得到最好的照度分布;墙面上的平均照度则以75°时最高。这是由于当折光片的倾斜角度改变时,投在受光面上的直接光和反射光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直接光的比例愈大,照度也就愈高,所以,为了得到均匀的光照,把几种角度不同的折光片组合使用是有利的。方形折光片多了横向格板,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光线在反射过程中的损失,因而即便在横隔墙上的照度,也低于用90°和75°的单向折光片。 为了使折光片表面的亮度均匀,避免在太阳高度角大于折光片保护角时,阳光射入室内,应该在窗子内侧设置反射能力好的遮阳板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在美術馆四翼的角厅和主体部分的三层用顶窗采光。因为顶窗所造成的水平照度高于垂直照度,所以也用折光片散射光线,以取得合理的照度分布,室内空间处理上也可以和高侧窗采光的展览厅取得协调。 顶窗采光的展览厅光线非常充足,由于开窗面积比高侧窗还大(1:2.9),所以实际照度水平大大超过高侧窗的展览厅’以至有些过亮了(表5)。看来开窗面积率可以减少一些。 顶窗呈三角形,采用5毫米厚的磨砂玻璃。窗子沿墙连续布置成带,以便在墙面上有均匀的照度,中央部分的顶窗按相等间隔布置,在展览雕塑时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美術馆的采光设计中,我们感到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1.采光口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对采光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初步设计时就应当充分考虑采光要求,慎重决定平面和断面形式。看来,美術馆最好用顶窗采光,在侧面采光的情况下,建筑跨度在10米左右比较适宜,否则就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技術措施。 2.折光片可以有效地改变室内照度分布,根据美術馆要求,应该选用60°~75°的单向折光片,其宽度及合适的分布位置最好通过实验来决定。折光片倾斜了,积尘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对面层材料的要求要更高些。大面积的方形折光片只适于在要求均匀扩散的水平照明时应用。如果把折光片按倾斜率的不同分成几条带,它的光照效果比较理想,但是建筑艺術效果如何,可能还须进一步研究。 3.在朝南、东、西开窗或开水平天窗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遮阳措施,或是采用指向性玻璃砖,使光线在投入建筑物之前先经过调整,这无论从完全防止直射阳光、降低或控制室内温度,还是从使透光天棚的亮度均匀来看,都是必要的,不过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处理就复杂了。 4.各展览室之间的照度不能相差太大,应该考虑到人眼的视觉特点,一般不应使观众由展览室内直接看到室外,以免由于亮度的强烈对照而引起炫光。特别对于外门的安排,在建筑布局上应该加以注意。 5.展览室内除天棚以外,墙壁和地面应该选择中性的、明度不大的颜色作为美術品的背景,在视野内有舒适的亮度比利用反射光更重要。 中国美术论文:走近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 在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中国美术之南通现象 一向桀骜不驯的陈丹青在演讲中这样评价南通:“一座城市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杰出画家,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南通出了两位著名画家,一位是李方膺,一位是丁有煜。 李方膺是当时极负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兰、竹、菊,与其同时代的郑板桥曾以“束云归砚匣,裁梦入花心”的诗句赞其绘画的神奇和高妙。 和李方膺处于一个时代的丁有煜同样名噪大江南北,郑板桥曾数次来南通拜访这位与他一样以画竹子闻名的大师——之所以愿意屈驾,是因为在他看来,丁有煜笔下的竹子比他的飘逸、洒脱得多。丁有煜晚年号“个道人”,在他去世之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在南京惋叹:“个老亡,江北无名士矣。” 然而,在此后的近200年时间内,除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之外,南通人在中国画坛竟整体归于寂寞。但是,到了当代,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一大批成就卓然的画家,并且呈现出井喷的态势。 说到当代画坛的南通人,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无疑是范曾。 1938年出生于南通的范曾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7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分配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1978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4年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系主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范曾先生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开创了被称为“范曾的艺术”的“新古典主义”艺术。200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范曾》——那一年,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同时开拍的还有纪录片《梅兰芳》。 “胡润艺术榜”始于2008年,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前一年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胡润艺术榜”的推出旨在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艺术品收藏的标杆。几年来南通籍当代书画家频频亮相该榜。2012年,74岁的范曾以9.38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艺术榜榜首,再次成为 “国画之王”。 在同一个艺术榜上,油画家中排名第一的是91岁的画家赵无极,他以6.1亿元的年度总成交额蝉联“油画之王”。 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油画之王”同样是从南通走出的艺术家。 1921年出生的赵无极在14岁时从南通中学考入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师从林风眠学西洋画,1948年赴巴黎继续深造。他早期研习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古典绘画,并深受毕加索、马蒂斯和克利等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影响,创作以人物和风景为主的具象油画。自1954年起,他的绘画转入抽象,类似于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以后,符号逐渐解散、消失,画面为自由的笔触和大片的颜色所代替。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赵无极将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虚静忘我的精神意境作了西方式的诠释,从而使作品始终洋溢着生动的气韵和东方气息。 赵无极曾获法国荣誉勋位团第三级勋章、国家勋位团第三级勋章、艺术文学勋位团一级勋章、巴黎市荣誉奖章等。2002年12月,赵无极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无极是当今欧洲画坛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几乎与范曾同时走出南通的著名画家还有袁运甫、袁运生兄弟。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后转入中央美院,1954年毕业后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任教。 在温和、儒雅的外表下,袁运甫有着特立独行的性格。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在中国画和公共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堂、邓小平陈列馆、中华世纪坛,到城市地铁、公园、大型建筑等公共空间,袁运甫近30年来的作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他在艺术道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袁运甫的艺术以乡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熟练地运用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主义表现手法,从现实社会中发现生活的美和美的规律,形成了中西合璧艺术风格的现代中国画艺术语境。 袁运甫的弟弟袁运生是南通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是1955年的7月,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被中央美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录取。毕业后,袁运生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任教。 1979年10月,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完成,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甚至将对作品的评价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史称“机场壁画事件”。然而,多年以后,袁运生的机场壁画与他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建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 在中国当代中青年国画家中,范曾的侄子范扬无疑又是执牛耳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的范扬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综观他的作品,不乏吴镇、王蒙的茂密深邃,更具赵孟頫、董其昌的沉稳雍容。他的山水画取法传统,却又不同于一家一派,有着鲜明的自身风貌:潇洒而能出尘,傲放而得沉着,淋漓而又劲挺,华滋而致清健。 评论界认为,范扬的画在形而上的精神气象上着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因此,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的精神。 著名美术评论家、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起范扬的绘画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就笔墨的意态而言,他浓笔酣墨,落在画幅上皆成“文章”,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就描绘的内容而言,他打通了山水、人物、花鸟原有的门类界限,只要面对自然,便能“临事制宜,从意适便”,信手拈来皆得理法,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 袁运甫、范扬等也在胡润艺术榜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前人推到了极致,因此,这些年来,国际画坛一直期待着中国的当代艺术能够对接自己的传统,并在传统之路上有所推进和再造——这样一个迟迟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因为有了南通人徐累和徐累作品的出现而得以实现。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优秀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优秀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优秀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二重关联问题 摘要:中国美术史研究将美术史的性质归列到历史学的范畴,其目的在于重构美术历史。美术史研究应以图像为主干,尽力摈弃以文献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但在实践中,对图像的解读仍需依凭文献的记载,形成了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既相互契合又相互悖离的二重格局。在“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中,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这一文献系统直接诱发了其图像系统的产生与形成,同时图像系统又极力超越文献系统形成的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图像系统格局。在中国美术研究视域中,这种文献系统与图像系统的二重关联是一种普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历史研究;文献系统;图像系统;昭君出塞 对于几乎每一个美术史家而言,他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潜在的“已有观念”。这种“已有观念”是一种知识体系的先验存在。这种已有观念虽然可以通过某些图像系统获得,但是,毫无疑问,其绝大部分是通过文献系统获得的。对于美术史研究而言,图像系统是其研究的主干,图像的色彩、绘画技法等因素是其研究的根本对象,美术史学的研究回归到图像本体上来,才是美术史学研究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图像复制的困难及图像独立审美功能的缺失,图像在真正的美术史研究中所处的地位相对尴尬。因此,还原美术史研究视域中图像系统应有的地位,结合文献系统与文图关系的实际,方是美术史研究应有的立场。有鉴于此,本文以“昭君出塞”这一典型个案为中心,探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图关系,以期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系统:“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与故事传承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而今在茫茫大漠上只留下矗立的青冢,她的哀婉、悲怨以及为国为民的大义成为两千年来文人题咏与画家刻绘的重要题材。在此过程中,围绕王昭君的出塞,衍生出各类不同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与文学创作,呈现出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延展,形式不断变换的状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文献系统。 一是历史文献。昭君出塞和亲,是正史载记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历史文献的依据。根据班固《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的记载,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部秭归人。王昭君本是“良家子”,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将“待诏掖庭”未被皇帝御见的宫女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作为阏氏。建始二年呼韩邪单于死,前阏氏子代父立为单于。王昭君依照当时匈奴的习俗,嫁给后单于。这就是昭君故事的简单史实。 其后,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王昭君的事迹。他在史书中明说:“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也就是说,王昭君因入宫多年未得皇帝恩幸,而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并非《汉书》所言被动地被汉元帝赐给呼韩邪单于。《后汉书》不仅写明王昭君的态度和心理,而且对她的仪表也有生动的描绘:“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在这里不但有对王昭君容貌衣饰、风采仪态的描绘,同时也描述了汉元帝欲赐不忍,欲留不能,既爱怜昭君国色天姿,又不肯失信于匈奴的矛盾心理。此外,《后汉书》还交代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不愿嫁给继任单于的继子,曾“上书求归”,但“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的情形。 由上可见,《后汉书》所记载的昭君故事,已经不像《汉书》那样简略,可能吸收了部分民间传说,而且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描写,王昭君已初具悲剧人物的雏形。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也记录了王昭君的事迹。与《后汉书》相比,《西京杂记》的杂史记载更具传奇色彩。在此书中记述了王昭君之所以多年未被元帝宠幸的原因:“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于是,王昭君故事中又增添画工索贿的情节。及至“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被斩画工共有毛延寿、陈散、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六人。 二是音乐文献。与《西京杂记》几乎同时的音乐文献《琴操》一书中也记载了王昭君的故事,与《后汉书》、《西京杂记》相比,《琴操》虚构成分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该书记述王昭君不肯依“胡礼”再嫁,“乃吞药死”。这是从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出发,对《汉书》所载王昭君史实做出的重大改动。此外,《琴操》还写王昭君死后葬于匈奴境内,“胡中多白草,而此冢青”,交待了“青冢”这一说法的文献由来。 王昭君出塞事迹与音乐文献关涉的,还有创作于《西京杂记》与《琴操》之前的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在该辞序文中,石崇曾说:“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王昭君从西晋始又被称为明君或明妃。石崇还写道:“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从此,王昭君又与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此,在历史文献与音乐文献系统中,后世昭君出塞故事的所有元素均已基本具备,如入宫、不见御、画工毛延寿索贿、昭君心存怨恨、和亲、再嫁、思乡、琵琶、青冢等,一个比较成熟的故事开始形成。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国势颓败,北方边疆又饱受异族侵扰,许多家庭离散,不少人被掳而离开家园,在动荡中惨死他乡。所以,王昭君的命运便得到民众的深切同情,他们纷纷在昭君故事中倾注他们自己的爱憎,从而使昭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三是文学史文献。到了唐宋乃至元明清时期,昭君出塞的主题元素又屡屡被文人利用,并以诗歌、小说、戏剧的形式敷衍传承。唐宋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内,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歌咏王昭君的诗作。与此同时,《王昭君变文》为后世昭君故事小说化开了先河。元明清时期戏剧的隆兴,使昭君出塞的故事又被大规模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据《录鬼簿》载录,元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杂剧,皆已亡佚。现存剧作只有马致远的《破幽梦孤燕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作品,也是昭君出塞故事系列中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昭君戏。这部杂剧集中了前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根据时代的需要,使昭君出塞故事有了重大的发展。明代以昭君出塞故事作为题材的剧本有陈与郊的杂剧《昭君出塞》(现存《盛明杂剧》本)、无名氏的传奇《和戎记》(现存明万历年间金陵富春堂本),以及《青冢记》三种。清代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戏剧有尤侗的《吊琵琶》杂剧、薛旦的《昭君梦》杂剧等。不过,明清时代,昭君戏曲虽广为流行,但多歌颂昭君与元帝爱情,昭君自杀,既为朝廷殉身,又为元帝尽节,这些戏曲主题统一于爱国、忠君观念中,皆与史实背离。独《昭君梦》,以梦境结构全剧,并遵照史实令其和番,下嫁呼韩邪单于,与众剧迥异。 谈美术批评与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 在有关中国美术主体精神建构的讨论中,美术批评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宏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在美术史的“形状”的塑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看,美术批评是某些艺术家、艺术流派在特定艺术风格、美学思想甚至技术手法的探索和形成上的重要幕后推手。如在西方美术史中,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对夏尔丹和格瑞兹的积极评介,19世纪英国的罗斯金对拉菲尔前派的热情支持,20世纪荷兰哲学家苏恩梅克尔(M.H.J. Schoenmaekers)对“风格派”的影响,都是“批评”深度参与“创作”的实例。 从根本上讲,美术批评的作用不在于片面地表达支持或反对,也不在于就作品的题材、内容或图式、色彩、技法等视觉要素进行文学式描述或哲学式阐释,而是在于“发现”作品具有的审美气质、追求的文化品格、传递的价值观念等,从而帮助作者理清思路,使其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表达、如何更好地表达等问题。在国外艺术资本翻云覆雨,艺术创作以迎合市场为时尚,批评话语严重西化的当代中国,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立场、坚持民族审美观念的美术批评的在场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换言之,批评家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跟风,清晰地表达,而不是暧昧地声援,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应的,这对美术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美术批评家应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它一方面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怀有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体现在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美术批评家而言,学习传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对中国古典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史实,以及其基本发展脉络、审美判断标准、优秀价值观念等知识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学习与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临渴掘井式的功利主义使用。除此之外,对中国古典文学、诗歌、音乐、戏剧、陶瓷、园林等方面的知识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精神并非单纯地在蕴含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而是渗透于中国文化浸润下的所有实体器物和精神产品中。归根结底,学习传统的目的在于涵养和陶冶一种中国的格调与气质,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自信,从而在美术批评活动自觉做到两点:一是用中国的艺术审美标准与文化价值观念评价和衡量中国的美术作品,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二是能够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对西方的美术做出独立自主的阐释,即“以中国解释西方”。 其次,美术批评家应对西方美术史、重要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其中要特别重视对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只有完整地了解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面貌多样、良莠不齐的西方现当代艺术。至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观念,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消化”和“吸收”,而不是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向西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美术批评活动中习惯于把西方美术置于西方特有的文化情境与历史语境中予以认识和考察,而不为其表面的主题、形式、材料、技术的创新所遮蔽;二是能够从西方的视角观察和反思中国的美术及其在“世界美术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更加坚定对其未来的信心。另外,美术批评家还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西方的文化输入策略,以及国际艺术资本背后看不见的政治经济利益之手,保持清醒的认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西方各类艺术机构在展览、收藏、拍卖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的考量,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赞助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艺术成果。在这方面,英国记者弗兰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值得阅读。该书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揭示了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大力赞助艺术以助力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目的,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艺术资本的本来面目不无帮助。 第三,美术批评家应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崇高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术批评家在研究和写作中不仅要对作品负责,对艺术家负责,更要对中国文化负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批评家要顺应时代要求,立足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和无私的情怀,扎扎实实地研究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气度的优秀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设计师、工艺美术师和民间艺人,把他们推介出来,使之成为建构中国美术主体精神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生力军。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固然需要美术批评家的努力,但国家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回顾新中国美术史,国家在美术创作领域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始自1949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以部级的标准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培养和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美术创作风向标的作用。继2005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投入亿元巨资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2011年底,中国文联、财政部和文化部又启动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与国家对美术创作活动持续和强劲的赞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还未曾主办过一次部级的美术批评或美术理论方面的奖项评比活动,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视觉艺术的历史需要作品实体,更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参与、支撑和引导。当国家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之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呼吁建立类似“国家美术批评基金(奖)”之类的奖励和赞助机制,从国家层面对美术批评家和美术理论家的研究和写作提供支持,从而兼顾创作和理论,推动新形势下美术事业更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主体精神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其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美术价值判断的尺度,使中国的美术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就美术批评而言,其优秀内涵在于,不再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审视和衡量中国的美术,拒绝成为他文化的点缀和附庸。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论文: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部级优秀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部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慢慢的提高,更多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作为艺术创作也慢慢进入了思想的潮流当中来了。把人们从理想化的想象带入到了视觉上的审美当中来了,更具民族精神状态。国内许多艺术家现在都着力去探索与研究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体现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如吴冠中先生,他的作品体现特具民族气息,用当代西方油画语言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并推崇了中国文化,具有夸时代的意义,再如,徐冰的烟草计划,展望的假山。又如,周春芽的桃花系列,都体现了中国颇具特色的文化,从艺术创作方面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并受到世界大众的关注与认可,它使中国当代绘画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从这一点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发展。 在当代画坛里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绘画上的体现也做的非常的好,强有力的展现出作品的极大魅力。正如“吴冠中先生运用当代艺术的综合性创见解构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从而独树一帜。从吴冠中先生作品丰富的意象表现中,既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内涵,又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态的文化内蕴,在他的后期绘画作品当中并以意象的符号重构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意识和当代性,阐发出时代的强音 。说到蔡国强的火药,使他在当今世界艺坛无非也享有盛名,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艺术追求者应关注并了解的对象,他的艺术语言,很明显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气息,作为四大发明的火药,他以它来作为绘画表象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整个创作作品的场面气势压人,颇具东方气息,一见其作品就让人震撼与兴奋,他让火药再一次让世界所认识。再一次说明了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与所做出的贡献。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就应该为民族文化做一份自己的努力。 看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传统文化何去何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遇到过多少次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那是因为我们有一股韧力,很强的抵抗力量,——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它却在渐渐流失。这不能不让人深深忧虑,如果当我们再一次面临武力或是文化入侵时,我们是否还具备极强的抵抗力? 现象实在严重。现在发出此呼声意识到此现象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只是都停留在喊叫声当中,能意识到问题的却往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来看看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就在努力的付出他实际的行动,以他个人微薄的力量通过绘画的形式去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绘画在后期有人说呈现出来的是绘画功底薄弱,而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其真正的意义价值,这是当今所谓一些美学评论家的一种悲哀,我只能在此对他说说的说上两个字“无知”。个人觉得他后期的绘画,越来越倾向于人文价值、审美熏陶等方面,它却可以让一个人受益一生。 他的提倡也许仅仅只是表现在美学方面的传统文化,但这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指得是其中适合人性、社会的理性部分,我们应该做到下一代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注、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认识、对人性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应该具有为人处世恻隐之心,应该具有对民族忧患意识,应该具有赤子之心,应是一个立足与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石的具有改造社会,改造自我改造世界的有能之人,以正直、宽容、大度、睿智、善良、仁和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吴冠中先生传统文化的倡导在绘画当中对于我也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它让我从思想上自身本质的本族民族文化能通过绘画艺术的体现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在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与状态下,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已经进入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的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中国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审美界应着重探索和研究中国开放式的文化心态中对民族文化的坚持与开拓。 我觉得中国美术要在国际拥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传统文化民族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没有其民族特色,那将失去地位,剩下的只是躯壳,留下的只是笑话,有人说在艺术的国度中,越是具有民族的,才是越世界的,我也觉得越是自己的,才是越生动越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比如说当代中国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蔡国强,等等知名艺术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具有民族的自我的真实的感受的体现,当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民族化是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民族化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化,更不是固守成规自己局限与自己的圈子当中成为井底之蛙,而是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的一种创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油画创作受到西方的影响过分模仿西方,轻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漠视并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审美习惯,完呈现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完全陌生的语言,对民族文化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基本忘却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更不知道在艺术创作方面应该如何下手,更没有勇气去下手,创作。因此,我们在油画艺术的传入的同时,首先因加强民族文化的广泛性,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重视,去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面对外来的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体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在通过熟练的绘画语言的表现方面为基础外,更需要的是再作品做表达的精神内涵方面要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因为精神语言才是绘画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它才更具意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幅艺术作品,不管你的技艺有多高,你的画面呈现的形式感有多么的独特,你的画面在色彩方面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都是浮云,很表象的。这样的画面在上个世纪都已经被人家用烂了,难道我们的审美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确实在面对很多国内所展的很多画展,使我感受到的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造性思维去面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我只能说他们大多数只是一种抄袭,而且是表面的抄袭,基本没有任何使我产生共鸣,看起来就觉得恶心。其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一幅艺术创作,有没有其思想,其内涵,从中说明一个很深刻的含义。油画在绘画艺术的民族化过程,也是一样。注重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观,要体现中华民族美学思想,因此,当代中国美术创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美术论文:从“四个认同”的高度谈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摘 要】在新疆,高等教育的使命更重,它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关系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对新疆的未来而言,培养什么人、传承什么文化才是新疆教育的重中之重。当前,我们要紧紧围绕“四个认同”教育主线,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渗透到艺术教育中去,引领广大青年学生胸怀祖国、建设边疆,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谐进步,为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大美新疆的到来努力奋斗! 【关键词】四个认同 新疆高校 艺术教育 教学改革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难解难分,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同时,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共处、相互学习,成为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一个多民族共居共建的家园。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来说,近些年国际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对新疆不断渗透破坏,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此时,“四个认同”理论的提出及如何贯彻学习“四个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四个认同”即是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而 “认同”又称“归属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凝聚力。 我们认为,“四个认同”是爱国主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保持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治本之策。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分裂,都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道路认同出现危机,进而造成国家民族的危亡。 新疆处于反分裂前沿,青少年由于受地域、宗教、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就显得更为重要,这就等同于与敌对势力争夺未来。当前,新疆各高校在青年学生中都开展了“四个认同”教育以及新疆地方史、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等理论课程的学习,这对青年学生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意义非常深远。针对“四个认同”教育,新疆各高校也建立了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多所院校的教师及理论研究人员对“四个认同”教育的落实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如新疆师范大学吴常柏教授的《新疆高校坚持“四个认同”教育的经验》一文,新疆农业大学的寇新华、何建忠教授的课题《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该课题先后在新疆多地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调研,掌握了有关“四个认同”教育的第一手翔实资料。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的李瑞君、贺金瑞教授也撰写了对《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一文,对新疆高校“四个认同”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新疆各高校抓住重要纪念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但是,落实“四个认同”教育,仅仅通过理论教育这一途径,对于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对其行为倾向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此,如何在学习“四个认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例、历史资料、考古发现来引导教育学生加深对“四个认同”的更深入理解,切实增强新疆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新疆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不可分割的考古发现、现存历史遗迹、文化遗存数不胜数,但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在利用此类视觉历史资料完善“四个认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尚属空白。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新疆特殊的区情、政情,如何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引入此类教育就具有既迫切又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美术史课程的学习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增强各学科学生对古今社会的认识,提高修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高尚的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新疆高校的学生来说,在中国美术史课程中充实、完善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目的就是强化“文化认同”, 明晰“归属感”。而这种“认同”的学习是直观的、可视的、有翔实史料可查的。这种学习就是对“三股势力”分裂新疆图谋的正面回击。从而使学生从艺术史学习的角度观照新疆的历史文化以及与祖国几千年的脉络关系。这是“四个认同”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未来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需要。再者,新疆高校中的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疆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价值观认同,直接关系到新疆未来人才的培养、塑造,关系到孩子们正确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因此,在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中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导入新疆与祖国关系内容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沛翔实的视觉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在西域就已经开始传播,这种传播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从各个侧面影响了西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形成。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还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俗等,从而奠定了西域与祖国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关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权建制 众所周知,从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开始,整个西域地区就处于中央王朝统辖之下, 新疆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量的考古挖掘史料也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和祖国内地的关系,这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 中原绘画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盛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都有传播,它主要体现在新疆现存的大量佛教壁画中,这些壁画作品如在美术史教学中加以利用、学习,势必大大增强新疆大学生对祖国文化与新疆关系的认同。 (三)中原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的体现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与西域人民不断加强往来,中原内地的生活方式、习俗在西域也得到传播。这种传播从日常生活到丧葬习俗都有体现。不仅如此,中原彩陶、丝织工艺品以及中原书法、建筑艺术在西域也大大得到普及。这也足以证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已由物质领域深入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总之,丰富的现存及考古艺术资源为新疆高校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为“四个认同”学习的实践性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客观依据,为新疆的长治久安、青少年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美术论文: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优秀,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论文:论中国美术元素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摘 要:在当今流行复古的时代,中国元素不仅是中国设计师及前卫艺术家的宠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时尚界和艺术界的青睐。中国美术元素之所以有这样的魅力,与其神圣的意义、美观的造型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关。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术元素中的图腾纹样和雕塑图案作代表,论述美术瑰宝在远古和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传统纹样;雕塑艺术;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无论是在科技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的起步都早于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艺术是体现文化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就有所发展,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艺术成就最为杰出。”当时流行的装饰纹样除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外,还有相当发达的动物图案,如鱼纹、鸟纹、蛙纹等。这些纹样造型活泼美观,色彩和谐热烈,格调格外华丽优美。然而在远古时期,这些纹样的装饰作用是次要的,其主要作用是表达远古居民的原始信仰,就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现代人审视古代艺术品,往往是以其审美程度来评价,不探寻这种美丽背后的历史溯源,往往忘记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原始纹样正有着庄严而神圣的意义:这是先民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解读,是对劳动生活的提炼,象征着一种思想的意识和精神的力量。 历史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经验,还提供着借鉴。在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些纹样不仅可以在博物馆的艺术品中观赏到,它们还被艺术家运用到了后现代的一些作品里。这些图腾纹样在现在看来仍是前卫时尚的,它们以高度的抽象和符号化、平面化风格博得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青睐。原始图腾纹样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当代艺术带来新的冲击和闪光点。“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重视。”因而几千年前地古老艺术被现代社会重新发掘,显示出不可多得的伟大与深邃。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雕塑艺术出现。远古的雕塑艺术虽不成熟,但也不乏优秀作品。这些艺术品手法稚拙而纯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图案一样,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往往大于审美意义。例如在河北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刻女神像的造型,就与当时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宗教观念相关;在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的大量礼玉,是良渚部落尊崇的神圣旗帜,代表军事或宗教首领的权威……总之,雕塑艺术的演变发展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是为种族信仰和观念服务的。 在现代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人们将很多雕塑技术和作品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既表现了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又使作品达到了别具一格,耳目一新的效果。拿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碧玉龙来说,这件玉雕作品“龙首似猪,斜目方鼻,鬃鬣向后贴身弯曲上翘,龙神蜷曲,尖尾,无四肢及鳞甲”,造型非常独特。现代人虽然可能并不了解这件作品,但一定记得华夏银行的图案标志。没错,这个图案标志正是取材于远古时期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些设计让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元素在现代重新演绎,古典找到了新的价值。 总之,透过原始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旧的元素受到新的技术与意识观念的冲击而不断创新发展,然而其精神内涵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把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及物质元素融入到现代的艺术创作中,不仅提高了现代艺术品的价值,同样提升了古老文明产物的作用。古老与现代,二者虽表面矛盾,其内涵却是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明,二者相得益彰,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具有文化性和统一性。 中国美术论文:“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美术 摘 要: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那么,作为油画创作者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当代”?“当代”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被谁所创造,为谁所接受呢?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术;当代的人;艺术形式 一、关于“当代”的思考 在中国艺术领域,当我们面对与“当代”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时,无论对其概念、内涵还是外延,我们其实难以给出准确的界定。究其原因,既有源自时间进程中已有的相关讨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所遗留下的争论,也有当下的相关思考和探讨本身就处于一种“理性”的进程之中,更有源自于“当代”自身属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复杂性、多元性及辩证性。 曾几何时,几乎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其所有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围绕着“当代不当代”的非此即彼的认知判断。而这种认知判断的实质则是对“前卫、反思、批判等”价值判断的几乎极端的理解。相应的为了追求“当代”这一殊荣、呈现这一理解,我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几乎病态的作品来予以表达。 对于各种现象我们不必一一描述或讨论,因为相关的探讨实在太多。而又正是这些探讨引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当下——在一定意义上——反应为一种“理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既表现为对其辞源意义的考证、相关权威论述的梳理及其一般表现形式的总结、探讨和更新,也表现在当下的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当然这所有的表现,本身也还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理性”之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理性”本身的感性因素,只是这种“感性”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因此暂不多论)。 只是,这种“理性”的进程,即摆脱不了前期因素的延续,又无法从根本上对“当代”进行绝对的界定。因为,无论是历史的看待还是理性的分梳,对“当代”的理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的、辩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则是多元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对“当代的人”的界定,因为当代的人才是当代的经历者和当代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 正如鲁明军在其《“移动的桃花源”——不合时宜的“绘事”与“画意”》的引言中论述以“视觉考古与心态史的交界”进入“当代”一样: ……阿甘本援引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时的一则笔记中所说的,当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实际上,“不合时宜”一词最初源自尼采1974年的著述《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告诉我们,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合时宜的(inattuale)。但正是因为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anachronism),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阿甘本指出,所谓当代,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当代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当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反之,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当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虽然阿甘本对当代进行了界定,但是这种界定的内涵本身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因为那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那种“联系”才是关键,而思考这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付诸于艺术实践的无疑是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当代的人”,同时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是真正接受这一艺术的主体。 二、“当代的人”的艺术 基于对这个时代的一般认识,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般性的人,我们或许可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或伪当代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艺术底线。只是这个底线我们既不能以传统的艺术标准为标准,也不能简单的以舶来的观念为基础。清代学者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序》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评判标准或许还是要基于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基于我们自身对该时代的认知、理解。这样,无疑的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因此,或许我们站在“当代的中国”以一个“当代的人”的身份介入该一问题的讨论,或许更能保持一种超然或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我们中的个体对这个时代的关注,更多的“保持在(这个)时代之上”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既非来自于主流意识,也非偏激的个人感官;既非出自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争论,也非是对个体差异、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同时,它又既是对现有相关艺术讨论的可发展的理性延续,也是自身对未来的认识的一种肯定。而根据这种共识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许才更具有一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这个民族的,无疑也是属于世界的,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它属于“当代的人”。 那么,根据这一论述,基于对尼采的“……真正当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可以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有限,通过我们(在这一时代之上)对这一时代的凝视而得来的认知和理解,并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我们真正的内心感情。 三、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 那么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符合“当代的人”的“当代”中国呢?或者说怎样的艺术形式才是恰当的“当代艺术形式”呢?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工程竣工 (本刊讯)我国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最具有文献价值的“中国美术全书”《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至2011年年底圆满完成出版工作。这项倾全国之力,耗时25年、多达302卷的世纪工程展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艺术风采;凝聚了34家出版社和数千位学者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为深入总结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表彰为此项工程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由、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出版座谈会3月20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作重要讲话,副部长蔡名照宣读贺信。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向在编纂出版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5家集体和520位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会上特别向已故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领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许力以颁发唯一一份特殊荣誉证书及奖牌,以表彰他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纂出版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许老的两位儿子上台代领。 刘云山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积累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参与这一美术遗产抢救整理工程的专家学者和编纂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出版工作者认真总结实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成功经验,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倾力打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化精品,谱写出当代中华文化新的绚丽篇章。 柳斌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生动实践,不仅取得了累累硕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实施精品战略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辑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程大利介绍了编纂出版情况,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苏士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新、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分别代表出版单位和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出版局局长陶骅、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 按 语:巫鸿(Wu Hung)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早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1972-1978年间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任职,1978年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学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职,后受聘芝加哥大学“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教授,并于2000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会研究员,是美国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学者。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他还致力于推动对中国当代美术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巫鸿教授著述甚丰,目前我们国内的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迄今已翻译出版了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等学术专著十余种,对中国美术界、美学界和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博士于2011年5月5日下午一点在美国芝加哥现场采访了巫鸿教授,并就美术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请巫鸿教授作了深入阐述。本刊欣闻此举,特地全文刊发本次访谈的相关内容,以期望学界在有关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与巫鸿教授进行更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与对话,以使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探讨更加细致、透彻。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学术为公,文以载道,站在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塑造国家艺术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上全力促进学术研讨的深入展开,既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同时也是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中华艺术精神,尽到《艺术百家》应有的责任和力量。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把武梁祠中所有的画像连在一起考虑,希望知道这些画像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叙事结构,其背后显示的又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这也就像是研究《史记》,其中的每篇都可以单独来读,但是也可以作为整部书的组成部分来看。后面这种读法所发掘的不但是司马迁对全书的想法,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某种观念。这种研究方法是首先重构一个基本的建筑体,然后通过这个建筑内的整体图像程序重构当时的审美和思想,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君臣关系、政治观念等。 “重构”有不同的层次。首先,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实际的东西,因此还是得从具体的图像、建筑、器物入手。然而,我们继承下来的往往是一些离开了原来原境(context)的历史碎片。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些很具体的碎片出发来重构原来的实体。特别是我称为“礼仪艺术”的碎片,它们原来都是为了某种宗教、政治目的服务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建筑体。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些碎片能不能重新拼起来?它们背后的建筑体是怎样的?如果这种重构能够做成,就可以接着去想,接着去重构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比如像武梁祠,我们就可以进而考虑武梁祠和武氏墓地中别的祠堂的关系,考虑武梁祠石刻的大环境,甚至整个东汉时期墓葬的理念。这都可以算作是“重构”。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原境——实际上都需要重构。但是在美术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这些领域分得比较清楚。有的时候学生会操之过急,还没把第一步做好,没把完整的、具体的东西做好,就一下子跳到很高的层次去谈政治、历史的问题,显得缺少中间环节。 中国美术论文: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再现民间玩具历史面貌 遗产日”,由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的“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于2012年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约370组八百多件民间玩具精品,将于9月3日结束。此次展览的作品均是从中国美术馆六千余件(套)藏品中精心遴选而出,一件件异彩纷呈、稚拙可爱的玩具精品将为观众带来一次视觉盛宴。据中国美术馆介绍,该展既是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的大型民间玩具专题陈列展,也是中国美术馆多年征集、收藏民间玩具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展览按照儿童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顺序,以“成长”和“成才”主线分为“希冀”、“启智”、“尚德”3个部分。从婴幼儿的生命呵护、祝福祈愿,到低龄儿童的智慧开启、创造力、观察力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知识学习、树德立志,3部分内容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将“寓教于乐、玩中启智”的展览主旨不断深化。我国民间玩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6000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陶响球、陶连环等玩具出现。千百年来,民间玩具以其造型的稚拙可爱、色彩的鲜明亮丽和内涵的丰富多彩,成为我国民间美术资源中最独特和最有趣的类别之一。 中国美术馆是部级造型艺术博物馆,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其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工作,有计划、大规模的收藏民间玩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历经30年的积淀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美术馆宏大而丰富的民间玩具收藏体系已具规模。中国美术馆的民间玩具收藏内容十分丰富,既涵盖泥、陶瓷、竹木类的民间玩具,也包括风筝、花灯、小脸谱、面人和彩塑;既有名家名作,如部级“非遗”传承人陕西凤翔胡深的泥塑作品,也有偏远山区佚名艺人的天才创作,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云南建水与贵州牙舟的陶瓷玩具。因而,中国美术馆的收藏既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民间玩具的发展历程,也系统的保存与再现了民间玩具的历史面貌。 此前,结合“从延安走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推出“从延安走来”专场少儿赛”颁奖仪式的少儿代表、指导老师及家长,在“从延安走来”展厅现场参与了一次艺术体验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少儿,是来自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思奇培训学校、艺格文化艺术工作室等20余家北京校内、校外教育机构的“绘画大赛”获奖少儿代表。(杨子) 中国美术论文: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论文:浅谈艺术创作的方法与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摘要]我的艺术创作方法,我的思维,我的人生正在迎接历史性的转变。随着顺利考上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我的艺术生涯即将展开里程碑式的转变。随着更高的艺术殿堂的洗礼,把我本科阶段的单纯无知和稚嫩洗涤荡尽。反思总结我在之前的艺术创作,更多是纯粹的课堂习作、对前人的临摹和基础技法的练习。 [关键词]艺术创作 中国美术史 创作上少之又少,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尚未进行探索,就连毕业创作也是偶发的一念冲动和被动地进行加工,之后就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以形成艺术创作的持续。历经一年的社会工作经历,再次回到艺术的怀抱,仿佛阔别已久,初次执笔,犹如年幼时咿呀画图,思绪万千。既然再次走上这条道路,我就要毅然地走下去,并且要有实质性的收获。 咋一谈到艺术的创作,感觉无从下手。再不能返回本科时期的盲目绘画中去,要想有实质性的突破,必须要结合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自己现有的作画手段,探讨新的艺术创作方法。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之前的我,太多重视绘画基础,轻视了创造思维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只有绘画的技法,这和画匠、木匠、石匠等技师没有什么区别。那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能对旧有的艺术从方法论上进行改造,并用“艺术的方式”提示出来,才能真正地创造出艺术的价值。就像上世纪80年代罗中立的《父亲》,90年代张小刚的《大家庭》等等。细细揣摩他们这些成功艺术家的创作方法,无一不是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上结合当时艺术的发展对旧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改造,最后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进行阐释。这其中就介入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中国艺术史上下文的关系。 作为一个“80后”,我应当怎么去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来说,经历了“伤痕美术”“无名画会”和“星星画会”“85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艳俗艺术”等等艺术观念,我应该走像罗中立、何多苓等等他们的乡土艺术?像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搞抽象?还是去疯疯癫癫玩行为艺术?亦或是跟风中国当代艺术领军的诸如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等当代艺术F4的艺术道路模板? 我想,这些都不属于我应该去走的道路。我没有生活在乡土艺术家们所处的年代,没有插过队,去乡村体验那种艰苦的岁月,不可能创作出《父亲》《春风已经苏醒》《西藏组画》那样的作品;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体验不到“”结束后带来的那种欢欣鼓舞,还有失意落寞和精神缺失的情绪,不可能创作出《1968年×月×日雪》《春》《大家庭》那样的作品;也没有亲身接触过“85新潮”,怎么会勇敢、真诚地用相应的视觉图式来唤起社会的感奋。 作为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到重庆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我是否应该转向“图式化”的创作方法,“卡通式”的画面表征,“肤浅性”的无聊心理这种新风格呢。身边的人都说,中国社会的创作风格正在发生转变,“卡通一代”势必雄起,你也走这条路子吧。 我观察了一些和我相同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同龄人,他们正在进行的艺术创作不完全像书面上对“80后”描述那样,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性格,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差异,他们所持的艺术观是多元化的,进行创作的形式和方法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如沈桦、黄淋是两位出生在70年代的艺术家,但他们不同于朱其等人对70年代人以青春残酷、卡通等的定位,而是将自己的视角转向社会,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都关注社会矛盾;有些人走向抽象与观念,何桂彦在2006年策划了“无中生有,超越抽象”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绘画正在不断扩大自己在川美的影响力,为我们展示了“70、80后”一些艺术家的另一种创作状态;有些人则跟风“卡通一族”,“卡通”一时间成为“过街之鼠”。 我要怎样进行我的艺术创作呢?要有一个怎样的方法呢? 首先,我要尽可能地忠实自己,做能够真实表达自己感觉的作品。我会避免让自己产生8:“我要做一件让世人惊讶的作品”。之前我做作品,脑子里总想着一鸣惊人、惊世骇俗,或者是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动机肯定是值得质疑的。“忠实自己”是忠实自己加以反思过的某种真实,是从独立意识中出来的某种需要去试探的真实,这时候的自己也许成为了需要去判断的对象。“忠实自己”意味着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作品与“问题中的自己”的关系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作品背后做如此长期的思考,就是要在常见的忠实中去寻访出“问题中的自己”来。这个寻访的过程,有时我把它视为自我批判的过程。我要贴近自身,表达自我的生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颓废的,且不计较,这应该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 其次,艺术是件独立的事,能够得到的只是内心的共鸣,因此我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艺术家的独立是艺术独立的前提。现实中,也许有许许多多能够引起内心共鸣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为何会让我最感动,我要用一个独立的思维去记忆并转化。然而,共鸣断然不是“瞎碰”碰出来的,“瞎碰”出来的共鸣断不能长久。都说与我们相关的,可以说更多的是物质而非精神,而这些又要依靠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支援,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是无法独立的。但是在此又有必要指出,这并不能说明我们“80后”就是堕落的。现在人生对于我们而言仅仅是开始,而在现代的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关乎时代深刻的命题,找活命的东西,难道这是不能理解的吗?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更应该独立。我要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具有某种担当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规范也有着别样的要求,看待现实的眼光也是独特的、锐利的。 再次,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就要敏感地触摸其所处的时代,发现并提出“问题”,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许多人都评论我们这一代承担不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命题,不会指望我们会像8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燃烧起理想的火焰,去预示、发现、再现着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更现实,更现实地流露出了在这个即将属于我们时代的社会“自我”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发现“问题”。我要勇敢地阐述社会极端腐败的现象,或是人心的丑恶,或是社会的各种风气,或是其他的方方面面,用自己的作品去说明问题,给现代人一个启示。 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说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总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毕竟“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毋庸置疑,年轻人总为未来代言。我就要以我们这种年轻人的态度、年轻人的思维、年轻人的活力去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这个时代。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论文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特点 (一)盈利返还合作社成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经济组织,是区别于普通企业的经济组织。在盈余分配的决策和处理上,遵循的法律法规也不相同。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最优化为财务管理目标,立足本社社员、服务本社社员,通过合作社将拥有共同目标的农民组织起来,完成单个农户“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合算”的事情。盈余分配是处理成员与组织之间以及成员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优秀,盈余分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合作社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量化给每个社员,计入社员个人账户。 (2)可分配盈余按社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其余部分按照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的比例分配给社员。 (3)每年的分配方案要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 (二)财务会计制度的特殊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务活动与普通企业一样,就是经济组织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其实质就是合作社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财务关系。与普通企业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资金筹集、组织机构、盈余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其财务会计制度区别于普通企业的会计准则。例如:合作社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对成员提供服务,对外开拓市场提高业务量。因此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价优惠于合作社对外的交易价格,这就要求合作社在会计账务处理上要分开进行核算,不能混为一谈,这样会导致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合作社法披露的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反映对内对外的销售情况,也会影响成员账户的记录。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内容 (一)筹资引起的财务活动 筹集资金活动是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的起点,是合作社的基础财务活动。合作社的主要筹资渠道是对外筹资和对内筹资。这些都表现为合作社资金的流入。在各种资金的筹集过程中,需要偿还到期贷款,支付借款利息和其他一些筹资费用,是筹资引起的资金流出。 (二)投资引起的财务活动 合作社进行了资金筹集活动,资金一旦到位,即可开始进行投资活动。合作社首先将资金投资于内部建设,用来建造生产场地,购买生产设备和原料等,这些都是合作社的对内投资。待合作社资金充裕拓展外部业务的时候,可以考虑进行对外投资。这些投资活动引起的资金活动是合作社重要的财务管理环节。目前,海南合作社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局限,大部分还没有对外的投资活动。不管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都会引起合作社资金流出,而投资获得的收益同样会引起资金流入。 (三)利润分配引起的财务活动 合作社与企业一样,期末要进行会计利润的核算。利润分配是合作社与社员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财务活动。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合作社产生利润要向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并且提取公积金,提取一定的比例向社员分配利润。提取公积金分配到社员各个账户,增加社员账户积累,提高社员投资的信心。这些是合作社产生利润后发生的资金流出。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 国家和各个地区的政府高度重视合作社财务管理,为了让合作社规范的发展,2007年国家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对合作社会计业务核算、财务会计制度等都做了明文规定。同年,国家专门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目前,全国已有16个省区市颁布并实施了与合作社相关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有法可依,合作社正朝着健康和规范的方向发展起来。2013年8月,为了响应和执行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序发展,提升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水平和国际旅游岛的影响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条例,海南省农业厅出台了《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试行)》,说明海南省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合作社的管理和发展,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现状分析 (一)屯昌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来源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来源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自有资金,主要包括社员缴纳的股金和留存盈余;另外一部分是外部资金,主要有各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民间借贷以及政府扶持资金。内部筹资可以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在我国信贷紧缩的大环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如果能够从内部获得资金的话,将缓解其所面临的外部融资压力。 (二)屯昌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决策机构设置情况 合作社社务公开是最基本的民主管理制度。按照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应当设有社员大会,作为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作为合作社的执行机构;监事会,作为合作社的监督机构。根据调查问卷情况整理出以下(表1)合作社财务决策机构的设置情况。 (三)屯昌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情况 根据《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方法有三种:一是按社员交易量(额)返还利润;二是按股金分红;三是成员享受股息。第一和第二种分红方式容易理解,第三种分红方式是指合作社在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对内投资新项目时,如果社员投资该项建设,那么这些建设资金就形成投资股。这些投资股不承担经营风险,不参与股金分红,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按高于银行利率支付利息给社员。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区别于公司制企业的收益分配。通过对屯昌县100家合作社的调查发现,有小部分合作社没有建立收入分配制度,分与不分由理事长说了算。提取公积金的只占35%,大部分社员只是享受到购买生产原料、出售农产品等方面的优惠价格,合作社与社员实行内部优惠交易,社员很少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就算有分配,也只是象征性地拿出小部分收益按交易额进行分配。有些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方案不经过社员大会批准,存在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收益分配现象。 (四)屯昌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海南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的来讲是“起步较晚、发展较快、问题也较多”。目前,屯昌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合作社成员整体素质偏低,松散的财务运行模式导致合作社管理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以下(表2)为屯昌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调查表,该表体现了合作社日常基本的财务管理工作执行是否到位。合作社各项管理制度尤其是财务管理制度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适应合作社快速发展的需要。而合作社的相关培训、监管和扶持等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做到足的重视。 五、建议 从以上现状分析可以得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融资难、财务决策民主缺失、财务运行不规范、收益分配不合理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抓住当前特区经济的机遇,利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有利政策和优惠措施,努力对外发展交易业务,对内完善内部管理才能解决财务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构建适宜当前合作社特点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实用的财务管理制度,可以促进各种财务活动有序进行,合理筹集资金,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利润;处理好各种财务关系,真实反映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成果,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稳健的发展。 作者:黄倩雪 黄景贵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论文 一、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目标设置不够清晰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将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具有全方面专业技能和知识,能够在政府、金融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财务管理以及科研、教学工作的高级工商管理人员。可以说,这一目标定位过于笼统,内容宽泛,无法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无法帮助老师明确教学内容,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案,不利于学生与教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二)课程体系搭建混乱 目前我国财务管理学科建设主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因此,我国财务管理体系沿用了西方管理学的成熟理论和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国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本土性,在我国情景下可能会“水土不服”,而且,借鉴的理论和方法之间也可能存在重复或遗漏,使课程设置缺乏整体性及系统性,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摄取和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教师课程内容的合理设计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改进。 (三)教学方式陈旧单一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许多高校已经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仪器,使教师的教学手段更加生动与形象。但是,一些老师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认为投影仪和黑板相结合就是现代化教学手段,并没有真正理解教学方法、方式改革的真谛。此外,由于财务分析与决策软件的缺乏,许多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只能选择照本宣科,无法使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如果现行的教学方式不能改革,那么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也只能是摆设,无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应变能力。 (四)教学与实践脱节 现在我国高校很少设置财务管理实践教学环节,仅有少数的学校在探索财务管理与沙盘模拟实践课程相互结合,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是,在国外的财务管理课程设置中有专门的实践课程设置,包含课内实践教学、实验室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三种形式。这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主观上,大多数高校并未将实践环节看作重要的教学环节,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实践环节对于学生学习和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二是客观上,实践环节的开展需要企业的配合,而财务管理部门掌握企业的商业机密,因此校外的实践环境很难满足,而校内设立专门的实验室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人力,许多高校因此只能放弃实践课程设置。 二、重构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的对策 (一)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构 选择合理的教学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建立合理的教育制度,选择科学的教育方法和设计合理的课程体系的重要依据。高校的财务管理教学人才培养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专业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教育教学,培养“高素质、宽基础、针对性、拓展性”的知识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和适当的实践引导,帮助学生掌握全面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使学生迈出校门即已具备从事初级和中级财务管理工作的能力。 2.专业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现代商业银行、农村金融行业等企事业单位,培养品德合格,专业素质扎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一线岗位适应能力,且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能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出纳、会计、银行柜员、审计、税务员、存货管理员、统计员及客户信用管理等工作。 (二)搭建合理的财务管理课程体系 财务管理课程体系建设应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要兼顾与相邻学科间的关系。应在设置的必修专业课程包括管理学、税法和经济法、初级、中级和高级会计学、成本与财务管理学、管理会计学、内部控制以及初级财务管理等课程,专业主干课包括中、高级财务管理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和财务报表分析等课程。为培养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在保证专业方向的课程特色的同时,适当开设专业限选课以满足同学们的兴趣和爱好,包括金融市场学、个人理财、数理统计与计量分析、税务会计、审计学和保险学等。解决好各门课程之间的边界交叉和内容重复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另外,应积极向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学习,引进和建立教学案例库,通过教学案例的学习和讲解,更生动和有趣的将的财务理论与实务学习结合在一起,将大量的新兴学科知识和网络技能融入到财务管理课程体系之中,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 (三)加强财务管理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的保证。教师首先要转变思想,积极接受新的教学思维,主动探索更有效的和更合适的教学模式。为保证财务管理教师队伍能够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来,学校应采取责任追究和效果奖励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岗位责任,完善考核制度,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同时,学校也可以通过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引进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教师,打造一支科研与教学齐头并进,具备创新和改革精神、教学方法和专业水平高的师资队伍。 (四)构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体系 改变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重塑教学方法体系: 1.ERP沙盘模拟实验课 ERP沙盘作为企业模拟工具,通过使学生组成任务小组的方式,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决策,可以作为实验室教学内容,弥补学生的实践经验不足。通过这个实验,使学生明确企业运作流程,熟悉资金运作形态,更清楚地认识到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促使学生的全局观,将静态教学转变为动态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 2.广泛开展合作性教学活动 积极扩展各种社会资源,通过与政府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基地等方式,帮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财务管理业务,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定期向实习基地的企事业单位输送优秀的实习生,帮助学生提早适应工作需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鼓励财务管理专业任课教师参与教学实践活动,使其理解和掌握财务分析和决策过程。 3.实施双语教学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大量跨国公司陆续进驻我国,而这些企业在日常运作过程全部使用英语。因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应对国际人才需求的必然选择。学校可通过聘任和培养两种方式建立双语教学团队,给予双语课教师一定的课时补偿,调动教师双语教学的积极性。同时,选择合适的双语教材,难易度适中又贴合中国实际。 作者:孙烨 吴昊洋 单位:吉林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模式培养研究论文 摘要:案例教学法在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本文从案例教学法的起源与发展出发,引出案例教学法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系,强调案例教学法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可操作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的建议。 关键词: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法应用型人才 0引言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财经类高等院校培养出适应能力较强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而目前高校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案例教学法正具有实践性,它在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应用,正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贯彻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思路的新型而有效的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的起源与发展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s),是指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目的,通过对含有问题的具体教育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一教育情境进行分析、讨论,甚至去实地调查,使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最早的案例教学法雏形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其中最著名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所采用的“问答式”教学法。后来西方国家将案例教学法应用在法律和医学方面的教学上,且时间较长。到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才应用在管理类学科的教学上,最初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这种案例教学法到了1980年,才受到师资培养的重视,并将其视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而我国教育界开始探讨案例教学法,则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 2案例教学法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上面分析反映,案例教学法在我国的运用比较晚,而传统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日益凸现,推向社会的毕业学生动手能力弱,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差现象较严重。为此,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改革教学模式、推行素质教育的呼声愈发强烈。很多高校在重新对人才培养方向定位过程中,已经开始逐渐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正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方法,对它运用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3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可操作性 3.1涉入领域的综合性财务管理专业涉及经济管理、金融、会计、税收、经济法、数学、计算机、统计等学科知识,是综合性较强的管理类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采用案例教学法正是将各类学科知识综合到案例教学中去,在案例分析与探讨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对人才的要求。 3.2较强的社会实践性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企业协调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而财务管理专业正是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一门学科体系,它的专业特色是从大量财务实践中概括出财务活动的规律性,在理论上做出概括与总结,再通过理论指导和发展实践,使实践活动取得更好的效果。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实务性很强的专业,案例教学法的运用在提高学生实践技能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3.3政策理解的准确性财务管理专业是一门政策性很强的专业,如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及股利分配决策与公司法、证券法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够根据财经法规、政策、制度,按照企业管理的目标,组织企业财务活动,正确处理企业财务关系,最终能够圆满完成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案例教学法能够在课堂中将实际企业财务活动状况反映出来,在教师的引导下,使学生以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身份去分析和讨论如何运用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使企业经济活动满足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财务管理专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教学实践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案例教学法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当前我国高等院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所使用的案例教学法却不尽如人意。 4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4.1不能正确运用案例教学法在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中,很多高校教师对案例教学法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误以为案例教学主要是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案例正是调解剂,是对讲授知识的举证。这种认识是将案例教学法的本质当作简单归纳法或证明方法,不可能实现案例教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掌握与综合能力相结合、知识传授与思维激发相结合的教育目标。 4.2案例缺乏真实的企业环境背景没有很好的案例来源,案例教学便无从谈起。在我国高等院校财务管理教学中,案例教学法尚属起步阶段,案例多来源于国外实务,而由于国外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不同,其案例多不适用于我国国情。这就给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带来弊端。而我国高校教师在收集、调查和整理编写有关案例过程中,多受自身社会实践经验的限制,所编写的案例质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都对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4.3教师缺乏社会实践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一直是以知识灌输为主,教师接触企业实践较少。所以教学过程主要还是从书本到书本,偏重于财务管理理论内容的课堂讲授与习题练习。在针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过程中,虽然青年教师也接受了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学习与训练,有的也可能参与了一些本学科专业的科研项目,搞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但大多数都没有承担过具体的财务工作。没有接触过财务管理实际工作,对案例教学的效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务员之家 4.4学生群体过于庞大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能够轻松的驾驭课堂。而在当前的高等院校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中,教师面对的学生数量较多,要做到将大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且,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使所有的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观点,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因此,有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打消,使得运用案例教学法教学失去意义。 5完善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的建议 5.1提升教师的实践技能水平财务管理专业教师的社会实践技能培养是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关键所在。为此,高校可以采取有计划、分阶段的派送教师到企业去实习实践,了解企业的财务运作的真实情况。在实地分析和解决财务问题的同时,扩充管理实践知识,以此带动财务案例的开发与研究,为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提供丰富的实践素材。这样才能做到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为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打下良好基础。学校还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科学研究基地和实验基地,开展财务管理实践与调研、业务交流与研究、技术咨询与服务,以此来支撑学科建设的发展和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 5.2甄选案例材料高质量的案例是搞好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前提条件。近年来,我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与世界不断接轨,每年都有许多新准则出台,这就引起会计理论和制度的不断变化,从而也引起一些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改变,这些改变也使某些过去经典案例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选择和编制财务管理案例是紧扣时代的重要举措。首先,选择或编制案例要适应教学目的的要求。在介绍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时,要做到让学生透过纷繁复杂的情况,抓住主要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其次,选择或编制的案例具有实用性。好的案例必蕴涵一定的问题,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越深入,越能给学生留下较多的思维空间,教学效果越好。从这方面讲,又体现了案例教学的实践性。 5.3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的“一言堂”授课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财务管理案例讨论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要求教师在案例讨论前不仅要详细了解案例的相关材料,还要精心准备一系列的问题来引导小组讨论。分小组讨论可以解决学生数量较大,教师难以驾驭的问题。在小组讨论中,要求教师具有极强的控制课堂的能力,要做到使学生的讨论激烈、尖锐而又真诚,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来,并使讨论范围不偏离主题。 案例教学法已成为我国许多管理院校所接受和采用的教学方法,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是能够贴近实际、培养和锻炼学生管理技巧、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财务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方法,提高案例教学法的良好效果,对高等院校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一、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及其毕业论文的难点 自从1998年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以来,财务管理专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财务与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趋势,掌握财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熟悉有关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方面的法律、方针和政策,成为具有较深的财务学理论素养和现代金融意识并能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业务操作的财务与金融方面的通用人才。财务管理属于软科学,财务管理研究的对象是主观世界,研究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财务管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过程,包括到实习单位跟岗(或顶岗)、调研、选题、收集资料、确定研究思路、撰写论文。对学生来说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外,还要具备文字、语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这实际是学生综合知识、综合技能、综合素质运用和发挥的过程,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和检验。财务管理的毕业论文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毕业论文资料、素材获得难 毕业论文通常应利用毕业实习来获取相关的实践素材,毕业实习一般应在实际工作岗位进行。相对而言会计专业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对口的实习岗位,学生可以到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岗位实习会计业务,或者去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审计业务,而财务管理属于企业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岗位,财务管理专业实习内容常常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如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如投资、成本、利润、税金、价格等),学生实习帮企业干活不多,却要给企业增加很多麻烦,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接纳,更不愿意提供有关资料数据。 (二)毕业论文写作主观性强,无一定之规 财务管理的毕业实习论文环节的特点是主观性强,论文写作无一定之规。由于有的实习单位实习内容不能事先确定,因此论文题目、论文素材、写作方法及内容的选择都需要通过学生在实习中了解企业情况后自行确定。整个毕业论文环节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针对企业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学生精通有关专业知识并对实习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涉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市场因素、技术经济因素等,需要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写作能力。这常常使得学生在毕业实习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以及论文写作初期均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若要写好很不容易,但若写成假大空,则花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可完成。 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实习安排方面的原因 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与院校可以有同一系统的归属关系,对于学生的毕业实习企业比较愿意接纳。学生实习前,先由教师去企业了解情况确定题目,再由教师带学生去企业实习,能作到实习内容与论文题目内容相结合,有了问题也可及时解决。在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院校与企业无隶属关系,由于财务管理毕业论文环节具有实习调研等上述特点,企业一般不愿接纳学生实习。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毕业实习单位只得由学生通过亲朋好友自行联系解决。实习时间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开学后的前几周,多数学生由于事前对实习单位情况不了解,所以论文题目事前不能确定,只有通过实习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后才能确定。实习结束后回学校进行论文写作时间大约十周,答辩时间一般为六月底。 上述实习安排在客观上会造成以下弊端: 1.毕业实习不能针对论文题目内容作到有的放矢。 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会产生以下弊端:一是学生无经验,联系的实习单位不一定合适。有的实习了二、三周才发现实习单位不正规,原始资料、数据不足,再换单位已浪费了很多时间。由于实习收集不到论文所需的资料数据,写论文如同无米下锅,这是论文假大空的重要原因。二是老师没有跟班带队,有的学生在外地实习与教师相距遥远,不便于教师监督指导。 2.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分配不再由学校分配而是要自主择业,供需双向选择。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有以下原因: 1.受考研的冲击:考研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前期,学生无暇顾及实习单位的安排;此外个别院校为了便于学生考研,允许学生缓考,缓考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期。 2.受就业的冲击:毕业实践论文写作时间正值学生就业找工作、面试时间。 3.受最后补考的冲击:给予大学四年中课程不合格学生的最后一次补考机会的时间也与毕业论文实习期重合。 4.其他原因:有的学生还要打工挣钱,或是为了偿还上学贷款、或是为了旅游。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毕业时期的学生诸事缠身,难以将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到毕业实践、论文写作中去。上述市场经济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造成高校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重要客观原因。 (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有些院校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认识和安排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形式下的毕业实践论文教学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仍然沿袭原来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在遇到困难和阻碍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的院校对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检查和评价标准,或者有标准不能认真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管理部门人员短缺,管理经验不足,有的学校无相应的管理和指导机构(如不设校系两极答辩委员会等)。 2.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要求不规范、不完整、不具体,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结果无质和量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合格的下限不明确,采取能放就放的态度。 3.对青年指导教师缺乏业务培训工作,指导教师的指导资格认证和指导质量控制不严。一些青年教师未经培训就参加指导工作,由于缺乏指导经验和相关的知识,无法对学生实习调研、论文写作进行有效指导。 (三)教师方面的原因1.有的教师对论文指导不重视,责任心不强,精力没有放到指导上。对学生实习调研不过问,放任自流。还有的教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字不批,一字不改,有的论文题目存在明显问题。 2.指导教师数量短缺,有的一人指导多名学生。 3.指导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学生在论文中反映出的问题,有的追根寻源实际是教师的水平问题。 (四)学生存在的问题 1.投入到毕业实习论文写作上的时间与精力不够。其主观原因在于学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认为论文写的好坏都可以过关,其客观原因在于毕业实习论文写作在时间上受到就业、考研、补考等冲击。 2.写作能力欠缺。有的学生不懂什么是论文体裁,错字漫天飞、词不达义、语言表达能力差,综合分析能力不强。究其原因在于平时学校较重视对学生进行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写作训练。如平时的作业、考试客观题多,主观题少,更缺乏论文写作训练。有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论文,到毕业时,一下要写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并且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难度确实不小。 三、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从近几年实际情况来看,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确实受到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和制约,但关键在于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能否跟上,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进措施: (一)实习安排上的改进 借鉴国外院校经验,平时应增强调研写作实践环节,为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提早做一些铺垫。 1.学生从进入大三专业课的学习后,可利用假期布置一周左右的小调查或小实习,开学提交调查报告或实习报告,以培养学生社会调研实践能力,为毕业实习调研提早做一些铺垫。 2.平时的作业、考试应有一定比例的主观题,在有的课程中应增加小论文的写作训练。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及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二)教学管理上的改进 院校各级领导应提高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重要性的认识,做好转轨变型工作,即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在深入细致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特点基础上,制定相应对策。建立一套完整的毕业实习论文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价标准,并始终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标准,实行校、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的措施,严把质量关。 (三)教师方面的改进 建立一支学术水平高、有责任感、敬业精神强、整体素质高的指导教师队伍是提高毕业实践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1.要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严把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关。 2.对每位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应有合理的限制,以讲师为准一般以不多于3人为宜,助教一般不得独立任指导教师,以保证指导质量。 3.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感,建立健全考核制度、严把论文质量关,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应贯穿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全过程: (1)实习前教师要向学生布置实习、调研和写论文的大体步骤、方法、内容。使学生对实习、调研、论文有个大体了解。要使学生作到三个明确: 第一:明确毕业论文的目的与任务; 第二:明确毕业论文的总体思路和方式方法以及应该达到的要求; 第三:明确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及各项规范性要求。待学生实习一段时间确定论文题目后,再下达具体任务书。 (2)实习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及时指导。 (3)学生论文写作阶段每周至少与学生见一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应保留修改学生论文的初稿,以便检查。 (4)建立竞争机制,毕业论文应有一定比例的不及格率。 (四)不拘形式,让学生真正从此环节收益 毕业实习的形式应多种多样,一是建立校外毕业实习基地,以保证学生毕业实习质量及有关资料、数据的获取。二是通过在校期间的模拟实践,以弥补学生难以接触实际工作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具体可以采取案例实践或ERP沙盘仿真实验。通过模拟实践,让学生扮演财务经理角色,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一、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及其毕业论文的难点 自从1998年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以来,财务管理专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财务与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趋势,掌握财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熟悉有关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方面的法律、方针和政策,成为具有较深的财务学理论素养和现代金融意识并能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业务操作的财务与金融方面的通用人才。财务管理属于软科学,财务管理研究的对象是主观世界,研究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财务管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过程,包括到实习单位跟岗(或顶岗)、调研、选题、收集资料、确定研究思路、撰写论文。对学生来说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外,还要具备文字、语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这实际是学生综合知识、综合技能、综合素质运用和发挥的过程,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和检验。财务管理的毕业论文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毕业论文资料、素材获得难 毕业论文通常应利用毕业实习来获取相关的实践素材,毕业实习一般应在实际工作岗位进行。相对而言会计专业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对口的实习岗位,学生可以到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岗位实习会计业务,或者去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审计业务,而财务管理属于企业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岗位,财务管理专业实习内容常常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如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如投资、成本、利润、税金、价格等),学生实习帮企业干活不多,却要给企业增加很多麻烦,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接纳,更不愿意提供有关资料数据。 (二)毕业论文写作主观性强,无一定之规 财务管理的毕业实习论文环节的特点是主观性强,论文写作无一定之规。由于有的实习单位实习内容不能事先确定,因此论文题目、论文素材、写作方法及内容的选择都需要通过学生在实习中了解企业情况后自行确定。整个毕业论文环节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针对企业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学生精通有关专业知识并对实习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涉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市场因素、技术经济因素等,需要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写作能力。这常常使得学生在毕业实习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以及论文写作初期均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若要写好很不容易,但若写成假大空,则花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可完成。 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实习安排方面的原因 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与院校可以有同一系统的归属关系,对于学生的毕业实习企业比较愿意接纳。学生实习前,先由教师去企业了解情况确定题目,再由教师带学生去企业实习,能作到实习内容与论文题目内容相结合,有了问题也可及时解决。在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院校与企业无隶属关系,由于财务管理毕业论文环节具有实习调研等上述特点,企业一般不愿接纳学生实习。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毕业实习单位只得由学生通过亲朋好友自行联系解决。实习时间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开学后的前几周,多数学生由于事前对实习单位情况不了解,所以论文题目事前不能确定,只有通过实习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后才能确定。实习结束后回学校进行论文写作时间大约十周,答辩时间一般为六月底。 上述实习安排在客观上会造成以下弊端: 1.毕业实习不能针对论文题目内容作到有的放矢。 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会产生以下弊端:一是学生无经验,联系的实习单位不一定合适。有的实习了二、三周才发现实习单位不正规,原始资料、数据不足,再换单位已浪费了很多时间。由于实习收集不到论文所需的资料数据,写论文如同无米下锅,这是论文假大空的重要原因。二是老师没有跟班带队,有的学生在外地实习与教师相距遥远,不便于教师监督指导。 2.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分配不再由学校分配而是要自主择业,供需双向选择。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有以下原因: 1.受考研的冲击:考研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前期,学生无暇顾及实习单位的安排;此外个别院校为了便于学生考研,允许学生缓考,缓考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期。 2.受就业的冲击:毕业实践论文写作时间正值学生就业找工作、面试时间。 3.受最后补考的冲击:给予大学四年中课程不合格学生的最后一次补考机会的时间也与毕业论文实习期重合。 4.其他原因:有的学生还要打工挣钱,或是为了偿还上学贷款、或是为了旅游。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毕业时期的学生诸事缠身,难以将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到毕业实践、论文写作中去。上述市场经济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造成高校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重要客观原因。 (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有些院校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认识和安排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形式下的毕业实践论文教学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仍然沿袭原来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在遇到困难和阻碍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的院校对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检查和评价标准,或者有标准不能认真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管理部门人员短缺,管理经验不足,有的学校无相应的管理和指导机构(如不设校系两极答辩委员会等)。 2.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要求不规范、不完整、不具体,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结果无质和量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合格的下限不明确,采取能放就放的态度。 3.对青年指导教师缺乏业务培训工作,指导教师的指导资格认证和指导质量控制不严。一些青年教师未经培训就参加指导工作,由于缺乏指导经验和相关的知识,无法对学生实习调研、论文写作进行有效指导。 (三)教师方面的原因1.有的教师对论文指导不重视,责任心不强,精力没有放到指导上。对学生实习调研不过问,放任自流。还有的教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字不批,一字不改,有的论文题目存在明显问题。 2.指导教师数量短缺,有的一人指导多名学生。 3.指导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学生在论文中反映出的问题,有的追根寻源实际是教师的水平问题。 (四)学生存在的问题 1.投入到毕业实习论文写作上的时间与精力不够。其主观原因在于学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认为论文写的好坏都可以过关,其客观原因在于毕业实习论文写作在时间上受到就业、考研、补考等冲击。 2.写作能力欠缺。有的学生不懂什么是论文体裁,错字漫天飞、词不达义、语言表达能力差,综合分析能力不强。究其原因在于平时学校较重视对学生进行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写作训练。如平时的作业、考试客观题多,主观题少,更缺乏论文写作训练。有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论文,到毕业时,一下要写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并且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难度确实不小。 三、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从近几年实际情况来看,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确实受到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和制约,但关键在于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能否跟上,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进措施: (一)实习安排上的改进 借鉴国外院校经验,平时应增强调研写作实践环节,为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提早做一些铺垫。 1.学生从进入大三专业课的学习后,可利用假期布置一周左右的小调查或小实习,开学提交调查报告或实习报告,以培养学生社会调研实践能力,为毕业实习调研提早做一些铺垫。 2.平时的作业、考试应有一定比例的主观题,在有的课程中应增加小论文的写作训练。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及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二)教学管理上的改进 院校各级领导应提高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重要性的认识,做好转轨变型工作,即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在深入细致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特点基础上,制定相应对策。建立一套完整的毕业实习论文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价标准,并始终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标准,实行校、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的措施,严把质量关。 (三)教师方面的改进 建立一支学术水平高、有责任感、敬业精神强、整体素质高的指导教师队伍是提高毕业实践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1.要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严把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关。 2.对每位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应有合理的限制,以讲师为准一般以不多于3人为宜,助教一般不得独立任指导教师,以保证指导质量。 3.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感,建立健全考核制度、严把论文质量关,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应贯穿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全过程: (1)实习前教师要向学生布置实习、调研和写论文的大体步骤、方法、内容。使学生对实习、调研、论文有个大体了解。要使学生作到三个明确: 第一:明确毕业论文的目的与任务; 第二:明确毕业论文的总体思路和方式方法以及应该达到的要求; 第三:明确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及各项规范性要求。待学生实习一段时间确定论文题目后,再下达具体任务书。 (2)实习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及时指导。 (3)学生论文写作阶段每周至少与学生见一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应保留修改学生论文的初稿,以便检查。 (4)建立竞争机制,毕业论文应有一定比例的不及格率。 (四)不拘形式,让学生真正从此环节收益 毕业实习的形式应多种多样,一是建立校外毕业实习基地,以保证学生毕业实习质量及有关资料、数据的获取。二是通过在校期间的模拟实践,以弥补学生难以接触实际工作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具体可以采取案例实践或ERP沙盘仿真实验。通过模拟实践,让学生扮演财务经理角色,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制度,加强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3.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优秀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3.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2.培养创造力要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创造力的实现途径多种多样,科研作为教学过程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提高学生创造力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在财务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一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广泛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新观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创造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学生也可以在创造性的学习中领略实现自我的乐趣。 3.培养创造力要注重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人的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点滴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培养其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判断和推理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加强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与灵活性训练,要求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想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清思路,使学生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提升。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论文 摘要: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制度,加强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3.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优秀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3.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2.培养创造力要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创造力的实现途径多种多样,科研作为教学过程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提高学生创造力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在财务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一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广泛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新观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创造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学生也可以在创造性的学习中领略实现自我的乐趣。 3.培养创造力要注重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人的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点滴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培养其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判断和推理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加强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与灵活性训练,要求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想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清思路,使学生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提升。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改进 【摘要】 毕业设计与论文环节的质量是反映高校学生培养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近些年来高校毕业实践论文质量呈下降趋势,假大空、抄袭现象时有存在。如何改进才能制止这种现象,以保证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质量,目前已成为高校管理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本文围绕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及毕业论文的难点,分析了当前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主客观原因,并提出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财务管理专业;毕业实践;毕业论文 引言 毕业设计与论文环节是高校大学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该环节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开放性,以及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它是学生在系统掌握了基本理论及专业技术知识基础上进行的科研活动,是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全面总结,也是学习深化与升华的重要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学环节,更重要的是它使学生开始进入设计、研究、管理等领域。通过该环节可以进一步训练学生的业务工作基本技能、调查研究、论证、计算、查阅文献资料、综合分析与写作能力,以达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去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能力的目的。可以说没有哪一门课程或环节能够达到如此全面训练学生各种能力的目的。然而,近些年来高校毕业实践论文质量呈下降趋势,假大空、抄袭现象时有存在。如何改进才能制止这种现象,以保证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质量,目前已成为高校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一、财务管理专业的特点及其毕业论文的难点 自从1998年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以来,财务管理专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财务与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趋势,掌握财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熟悉有关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方面的法律、方针和政策,成为具有较深的财务学理论素养和现代金融意识并能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业务操作的财务与金融方面的通用人才。 财务管理属于软科学,财务管理研究的对象是主观世界,研究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财务管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过程,包括到实习单位跟岗(或顶岗)、调研、选题、收集资料、确定研究思路、撰写论文。对学生来说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外,还要具备文字、语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这实际是学生综合知识、综合技能、综合素质运用和发挥的过程,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和检验。财务管理的毕业论文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毕业论文资料、素材获得难 毕业论文通常应利用毕业实习来获取相关的实践素材,毕业实习一般应在实际工作岗位进行。相对而言会计专业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对口的实习岗位,学生可以到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岗位实习会计业务,或者去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审计业务,而财务管理属于企业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岗位,财务管理专业实习内容常常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如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如投资、成本、利润、税金、价格等),学生实习帮企业干活不多,却要给企业增加很多麻烦,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接纳,更不愿意提供有关资料数据。 (二)毕业论文写作主观性强,无一定之规 财务管理的毕业实习论文环节的特点是主观性强,论文写作无一定之规。由于有的实习单位实习内容不能事先确定,因此论文题目、论文素材、写作方法及内容的选择都需要通过学生在实习中了解企业情况后自行确定。整个毕业论文环节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针对企业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学生精通有关专业知识并对实习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涉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市场因素、技术经济因素等,需要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写作能力。这常常使得学生在毕业实习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以及论文写作初期均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若要写好很不容易,但若写成假大空,则花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可完成。 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实习安排方面的原因 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与院校可以有同一系统的归属关系,对于学生的毕业实习企业比较愿意接纳。学生实习前,先由教师去企业了解情况确定题目,再由教师带学生去企业实习,能作到实习内容与论文题目内容相结合,有了问题也可及时解决。在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院校与企业无隶属关系,由于财务管理毕业论文环节具有实习调研等上述特点,企业一般不愿接纳学生实习。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毕业实习单位只得由学生通过亲朋好友自行联系解决。实习时间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开学后的前几周,多数学生由于事前对实习单位情况不了解,所以论文题目事前不能确定,只有通过实习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后才能确定。实习结束后回学校进行论文写作时间大约十周,答辩时间一般为六月底。 上述实习安排在客观上会造成以下弊端: 1. 毕业实习不能针对论文题目内容作到有的放矢。 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会产生以下弊端:一是学生无经验,联系的实习单位不一定合适。有的实习了二、三周才发现实习单位不正规,原始资料、数据不足,再换单位已浪费了很多时间。由于实习收集不到论文所需的资料数据,写论文如同无米下锅,这是论文假大空的重要原因。二是老师没有跟班带队,有的学生在外地实习与教师相距遥远,不便于教师监督指导。 2. 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分配不再由学校分配而是要自主择业,供需双向选择。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有以下原因: 1. 受考研的冲击:考研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前期,学生无暇顾及实习单位的安排;此外个别院校为了便于学生考研,允许学生缓考,缓考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期。 2. 受就业的冲击:毕业实践论文写作时间正值学生就业找工作、面试时间。 3. 受最后补考的冲击:给予大学四年中课程不合格学生的最后一次补考机会的时间也与毕业论文实习期重合。 4. 其他原因:有的学生还要打工挣钱,或是为了偿还上学贷款、或是为了旅游。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毕业时期的学生诸事缠身,难以将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到毕业实践、论文写作中去。上述市场经济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造成高校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重要客观原因。 (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 有些院校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认识和安排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形式下的毕业实践论文教学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仍然沿袭原来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在遇到困难和阻碍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的院校对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检查和评价标准,或者有标准不能认真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管理部门人员短缺,管理经验不足,有的学校无相应的管理和指导机构(如不设校系两极答辩委员会等)。 2. 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要求不规范、不完整、不具体,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结果无质和量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合格的下限不明确,采取能放就放的态度。 3. 对青年指导教师缺乏业务培训工作,指导教师的指导资格认证和指导质量控制不严。一些青年教师未经培训就参加指导工作,由于缺乏指导经验和相关的知识,无法对学生实习调研、论文写作进行有效指导。 (三)教师方面的原因 1. 有的教师对论文指导不重视,责任心不强,精力没有放到指导上。对学生实习调研不过问,放任自流。还有的教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字不批,一字不改,有的论文题目存在明显问题。 2. 指导教师数量短缺,有的一人指导多名学生。 3. 指导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学生在论文中反映出的问题,有的追根寻源实际是教师的水平问题。 (四)学生存在的问题 1. 投入到毕业实习论文写作上的时间与精力不够。其主观原因在于学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认为论文写的好坏都可以过关,其客观原因在于毕业实习论文写作在时间上受到就业、考研、补考等冲击。 2. 写作能力欠缺。有的学生不懂什么是论文体裁,错字漫天飞、词不达义、语言表达能力差,综合分析能力不强。究其原因在于平时学校较重视对学生进行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写作训练。如平时的作业、考试客观题多,主观题少,更缺乏论文写作训练。有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论文,到毕业时,一下要写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并且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难度确实不小。 三、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从近几年实际情况来看,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确实受到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和制约,但关键在于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能否跟上,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进措施: (一)实习安排上的改进 借鉴国外院校经验,平时应增强调研写作实践环节,为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提早做一些铺垫。 1. 学生从进入大三专业课的学习后,可利用假期布置一周左右的小调查或小实习,开学提交调查报告或实习报告,以培养学生社会调研实践能力,为毕业实习调研提早做一些铺垫。 2. 平时的作业、考试应有一定比例的主观题,在有的课程中应增加小论文的写作训练。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及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二)教学管理上的改进 院校各级领导应提高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重要性的认识,做好转轨变型工作,即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在深入细致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特点基础上,制定相应对策。建立一套完整的毕业实习论文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价标准,并始终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标准,实行校、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的措施,严把质量关。 (三)教师方面的改进 建立一支学术水平高、有责任感、敬业精神强、整体素质高的指导教师队伍是提高毕业实践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1. 要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严把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关。 2. 对每位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应有合理的限制,以讲师为准一般以不多于3人为宜,助教一般不得独立任指导教师,以保证指导质量。 3. 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感,建立健全考核制度、严把论文质量关,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应贯穿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全过程: (1)实习前教师要向学生布置实习、调研和写论文的大体步骤、方法、内容。使学生对实习、调研、论文有个大体了解。要使学生作到三个明确: 第一:明确毕业论文的目的与任务; 第二:明确毕业论文的总体思路和方式方法以及应该达到的要求; 第三:明确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及各项规范性要求。待学生实习一段时间确定论文题目后,再下达具体任务书。 (2)实习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及时指导。 (3)学生论文写作阶段每周至少与学生见一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应保留修改学生论文的初稿,以便检查。 (4)建立竞争机制,毕业论文应有一定比例的不及格率。 (四)不拘形式,让学生真正从此环节收益 毕业实习的形式应多种多样,一是建立校外毕业实习基地,以保证学生毕业实习质量及有关资料、数据的获取。二是通过在校期间的模拟实践,以弥补学生难以接触实际工作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具体可以采取案例实践或ERP沙盘仿真实验。通过模拟实践,让学生扮演财务经理角色,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管理探讨 [摘 要]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培养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既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也是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综合检查,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着选题不当、论文写作能力差和抄袭严重等诸多问题。笔者结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实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104-02 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是实现本科培养目标要求的重要阶段,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高低反映了学生通过四年学习后,对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综合运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是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是对教师质量全面的、综合的检验,是衡量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评价内容。 1 毕业设计(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选题失误 选题失误主要表现在:一是论文题目不能紧密结合本专业培养目标,偏离专业方向。如有的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为“论企业文化”、“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思考”、“论产品责任”等。二是所拟论文题目过大。例如“并购企业资产价值评估”、“盈余管理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作为本科生掌握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有限,是难于驾驭的。三是选题重复性高。有很多学生选择相同的题目,且由于没有调研,资料来源有限,导致大量论文雷同。例如2008年我学院毕业论文写有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占到10.2%,写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占3%,写企业成本管理的占2%。四是论文题目太小。例如“对徐工集团偿债能力分析”,涉及的专业知识太窄,论文内容没有深度,同时也缺乏普遍意义。 1.2 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1)基本写作能力弱。论文的语言应讲求学术性、严密的逻辑性。但学生在论述中缺乏专业的学术性语言,许多学生普遍使用描述性语言,用语不够科学、规范,且前后逻辑也不甚清晰。摘要和英文翻译也不规范,将摘要的内容写成论文的意义和目的,英文翻译大多是利用网上的免费翻译而成,语法错误严重且缺乏准确性。 (2)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弱。许多学生对论文中论述的问题只能进行简单的描述,不会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和提升。 (3)实用性差。许多学生在论证中多采用主观推理,缺少实证支撑。有的学生为了尽快完成论文,并没有进行实地调研,而是闭门造车,完全脱离客观实际。因而在论文中提出的建议、意见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是不切实际,缺乏实用价值的。 2 影响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因素 2.1 教师方面 (1)教师的数量不足。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进入大众化教育的培养模式,高等学校招收人数迅速增加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速度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校扩招后,有些专业师生比例失调,教师教学任务加大,一个教师需要带的学生太多,精力投入不足,指导上难免顾此失彼。 (2)教师的业务水平差。有些教师对理论课程十分精通,但对相关的实践课程却不很熟悉,甚至连最基本的规范条文尚未搞清楚。有些教师平时很少写论文,实践经验也较少,缺乏指导毕业论文的素质和能力,这样就无法胜任指导学生撰写高质量毕业论文的工作。 (3)教师的责任心不强。有些指导教师不重视毕业论文写作,没有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论文指导上,平时疏于对学生的严格管理,从选题到学生交稿流于形式,学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就得不到细致指导。 2.2 学生方面 (1)思想认识不正确。学生们普遍认为毕业论文的好坏与是否能毕业和就业关系不大,只要及格能毕业就行,对毕业论文只是敷衍了事,这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 (2)就业压力大。学生撰写论文过程正是人才招聘会开始的时候,学生迫于就业压力,因此,它们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毕业分配中。同时,也有不少学生在第七学期忙于考研究生,还有的学生需利用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时间补修其他课程来完成学分要求,这样造成了学生投入毕业设计(论文)的时间与精力严重不足。 (3)写作能力差。不少学生缺乏基本的论文写作技能和技巧。撰写提纲的层次不清,结构混乱、不完整;在撰写论文时,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组织能力都较差;因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缺乏造成论文没有深度;平时缺乏论文的写作训练,论文格式也不够规范。 2.3 其他方面 (1)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高校扩招、师资力量紧缺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使得专业论文训练环节,如课程小论文、学年论文、课程实习报告、认识实习报告、生产实习报告和社会实践报告等被忽视,没有从管理制度、师资力量和评价方式上予以保证,导致学生缺少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锻炼机会。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学生大都在开始毕业设计(论文)时才了解其任务和内容,而在毕业之前必须完成论文答辩,学生实际完成论文的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学生接受系统的科学训练,撰写质量较高的毕业设计(论文),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2)教学硬件资源存在问题。高校扩招后,不得不举债进行校园区扩建和校舍建设,学校的内涵建设相对趋缓。因此,导致了毕业设计(论文)所需实验研究仪器设备不完备,毕业设计(论文)所需经费投入不足,毕业设计教学实践基地不能很好落实。 (3)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存在问题。有些学校存在着从选择毕业设计题目到最终的答辩全过程中教学管理文件不健全现象,而有些学校尽管文件健全,但在管理过程中监督检查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对责任心差和强的教师无法判别,对高质量的毕业设计(论文)与低质量的毕业设计(论文)良莠难分。 3 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对策 3.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配备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较强、业务素质较高的教师群体,是保证毕业设计质量的关键因素。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有效改善指导教师结构。一是整合和提升校内资源。聘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实验师和富有指导经验和熟悉专业的退休老教师,参与指导毕业设计工作。制定师资培养计划,加强青年教师实践性环节的锻炼。二是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充分利用多种社会关系,从科研院所和企业聘请相同专业领域的高级专业人员担任导师,建立起合作指导机制。 3.2 规范毕业设计(论文)各教学环节 (1)科学选题。科学选题是毕业设计的关键,因为选题水平直接影响毕业论文设计质量。选题的特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要体现专业培养方向和专业特点。②要联系实际,结合实际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科研项目。③要体现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④要尽可能反映当代科技发展水平。 采用公布题目,双向选择,院系调整的做法,这样可以尽量满足学生个人选题意愿,并有效利用现有的教师资源。为了解决毕业设计与就业的矛盾,题目适宜于第七学期张榜公布并完成选题。 (2)加强开题监管。学生通过对开题报告的撰写,可以看到论文的脉络和基本观点,完成开题报告就等于完成了论文的总体构思、设计。开题的目的就是要学生查阅国内外对论文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资料,从而掌握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前沿文献资料,通过社会实践和调查,掌握实际的数据,为将要撰写的论文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打下基础。因此,通过开题过程的监管,可以对论文的完成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 (3)在各教学环节中培养学生的写作创新能力。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和学术研究,将平时对一些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写成论文,并将其对外投稿,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兴趣,还提高了撰写论文的能力。 3.3 强化全过程管理 一是要完善毕业设计环节的组织管理。学校、院、教研室应协调分工,明确职责。学校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监督,并不断修订和完善毕业设计文件和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保证毕业设计的顺利进行。毕业设计具体工作由各院系组织领导,由专业教研室教师承担指导任务。二是建立科学的毕业设计(论文)考核方法。制定毕业设计、成绩评定标准。对论文的质量、写作过程平时表现、答辩成绩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三是建立奖惩制度。对学生已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学术论文,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或答辩委员会审定同意并报教务处批准后代替毕业设计(论文),并给予学生和指导教师奖励,使得毕业生的毕业设计(论文)不流于形式,而具有真正的内容和价值。而对于毕业设计(论文)不及格的学生将不能按期毕业,对指导教师将被扣减当年的教学分。这样可以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 性。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论财务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财务管理越来越受到企业界所重视。财务经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随时了解企业处于什么状况并向何处发展,对企业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这将对我国财务管理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必将对财务管理专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许多人仍然认为财务管理是会计的一个分支,其所承担的任务主要以会计为主。诚然,财务管理是在会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会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务管理包含会计,或者会计包含财务管理。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掌握其知识,从而加强对财务管理专业的建设,培养出能满足于市场需要的合格的理财能手。 一、财务管理与会计学比较分析 许多学者对财务与会计的概念不能正确界定,认为会计包含财务管理或者财务管理包含会计,因而在课程设置上许多都与会计学专业一致,忽视了财务管理专业的特色。虽然在对象方面,从总体上看,两者是一致的,都是企业的资金运动的方向和规模,但是财务管理的对象涉及到筹资、投资和盈利分配三个领域;而会计的对象则侧重于资金运动所产生的原始信息,涉及到整个资金运动的全过程。从定义上来看,美国会计学会在《基本会计理论公告》中将会计定义为“为信息利用者进行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而进行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的过程”;我国的葛家澍、余绪缨等也将会计定义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对财务管理,荆新将其定义为“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哈佛商务院MBA教程《财务管理》将之定义为:是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活动进行预测、组织、协调、分析和控制的管理活动。公司经营过程中财务活动的优秀是资金运动,表现为资金筹集和运用“。我们从会计和财务的英语含义也可判明两者之间的区别,会计(Accountant)在英语中暗含计算、数的含义(Count)和账、账户、算账、叙述的含义(Account),也即会计就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对经济活动进行记录、分类、汇总、报告的信息系统;而财务(Financial affairs)含有理财、金融、筹资等含义,因而它是对企业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理财活动进行控制的综合性管理工作。在职能方面,会计的职能主要是对资金运动反映和控制;而财务管理的职能则主要是对资金运动的计划、控制和对财务关系的协调。在目标方面,财务管理的直接目标是在考虑风险和报酬两个重要因素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会计直接目标是”为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在原则方面,财务管理的指导原则是《企业财务通则》;而会计的指导原则是《企业会计准则》。所有这些都表明,财务管理与会计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相互独立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1997年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工商管理学科下设有会计学与企业管理等二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下设有财务管理方向与此相一致,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在工商管理类设有《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可见财务管理和会计学在学科方面均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独立学科,应分别加以建设。 二、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我们对国内的几所重点院校进行了调研,从各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来看,其课程体系按层次构成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别: (1)公共基础课。是高校各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主要包括政治、体育、外语、计算机基础、数学、军事训练、自然科学、人文素质等课,这些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2)专业基础课。主要有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管理学、经济法、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财务分析,设置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求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专业课。是集中体现本专业特点的中心课程。通常又分为两种,一是专业必修课,有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成本管理学、投资学、计算机财务管理;二是专业选修课,有专业英语、资产评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工程学、资本运营、税法。 (4)跨学科课。为扩展学生知识面而设的跨专业的课程。主要包括审计学、计算机会计、会计理论专题、国际金融、财会职业道德专题、环境会计专题、会计制度设计、租赁会计、管理会计、人力资源会计专题等课程。 从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各校都非常重视财务管理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各校英语、计算机课程四年不断线;为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各校都不同程度地安排有实践性环节,如社会实践、课程设计、学年论文。按此种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毫无疑问其专业基础理论扎实,有较强的适应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变化的能力。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深深刻着会计学专业的烙印,跨学科课程几乎都是会计学专业所应开设的,这不利于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个性发展。再则,同一领域的课程占到总学时的80%左右,课程设置如此单一,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必然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财务管理专业建设的建议 为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适应!%世纪需要的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具备经济管理、法律、理财和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拥有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能够在财务管理领域胜任专业工作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专门管理人才,财务管理专业应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原则进行设置。 1.正确认识财务管理学科 财务管理是20世纪初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会计学基础上的,因而与会计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财务管理的科学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也赋予了财务专家以新的责任。财务管理的活动几乎涉及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从资金的筹集到资金的合法使用及资金的分配,此外还包括企业设立、合并、改组、解散、破产的财务处理。如果继续坚持会计包含财务管理的观点,必然会阻碍会计学与财务管理的发展与完善,这在会计与财务管理的教学和财会工作中已体现出来了,正确认识财务管理与会计有助于加强财务管理专业的建设。 2.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严格按教育部关于“两课”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要求执行,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积极推进“两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以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公共基础课程设置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保证学生在必修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选修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课程。计算机、英语课程四年坚持不断线。 3.拓宽专业,整体优化,增强毕业生的适应性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在时间安排上,前两年半的主要课程及实践环节都统一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专业有共同的专业基础课,按管理学科宽口径培养,以打好专业基础,同时又根据人才培养的方向不同设置一定数量的选修课程,后一年半分专业方向培养。专业基础课既包括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内容的课程,也包括相邻专业的基本知识内容的课程,专业课程则依据专业自身的特点及时加以调整,改变因人设课和因无人而不设课现象,增设较为前沿的课程,调整课程设置,构建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 4.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创新能力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应加大实践性环节,设置财务管理大作业、专业认识实习、撰写学年论文、会计模拟实验等,将课题性实验、综合性课程设计和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实践在教学计划中予以落实,改革、充实实践环节的内容,加强实践教学,注重科学研究。 5.推进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 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删除陈旧过时和重复的内容,增加现代内容,使课程达到整体优化,对实务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应采用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灵活多样的方法。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开设一些专题讲座,使学生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新成就、新观点、新问题、新动向,激发起学生学习、研究本学科的热情。大力进行教学手段的改革,采用多媒体教学,改变传统的讲得过多、过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课内精讲,课外加强指导,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的个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关于财务管理专业建设的若干问题 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以下简称《专业介绍》,已将"财务管理"列为工商管理学科下的一个本科专业。据笔者了解,不少高校已在积极筹划该专业的设置和建设事宜,尽管有些高校曾举办或试办过"理财学"专业,但毕竟还只是星星之火,积累的成熟经验较为有限。况且,新设的"财务管理"专业与旧有的"理财学"专业在内涵上改尽一致。因此,如何建设财务管理专业,就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就教于学界学辈和同仁。 一、 正确认识财务管理专业的业务培养目 一个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如果不能反映出该专业的自身特点,那么,这个专业的持久生命力就值得怀疑了。《专业介绍》将会计学和金融学这两个专业列为财务管理专业的相近专业,并分别规定了它们的业务培养目标:财务管理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理财、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工商、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金融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会计学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会计学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金融学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是"培养金融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银行、证券、投资、保险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从《专业介绍》的上述规定来看,财务管理专业及其两个相近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该专业的自身特点。首先,就财务管理专业与会计学专业的比较而言,彼此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1)知识和能力结构差异。两者虽同样须具备管理、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但前者的重点是"理财和金融",后者的重点则是"会计学"。(2)学生就业方向差异。两个专业的学生虽均可服务于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但前者具体的服务方向是"财务与金融管理",而后者的具体服务方向是"会计实务"。其次,就财务管理专业与金融学专业的比较而言,彼此的差异主要也体现为两个方面:(1)知识和能力结构差异。前者要求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相对较为复杂和零散,后者要求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则相对比较集中于金融方面。亦即,相对来说,前者更要求知识能力的"广度",而后者更要求知识和能力的"深度"。(2)学生就业方向差异。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具体服务方向是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的"财务与金融管理",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具体服务方向则主要是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与金融管理"。 第一,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学科的发展都有其特定有历史渊源,而人才培养又必须面向未来。就我国过去和西方国家早些时候的情况看,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者,其教育背景多为会计学,其工作背景也多为会计实务。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财务管理工作者是会计工作的延伸和发展,财务管理学是会计学的分支之一。但从企业等单位内部管理的角度来看,会计是加强财务管理的基础,会计服务于财务管理。正因两者存在着这样的复杂关系,在我国会计与财务学界中才长期"大会计(会计包含财务)"和"大财务 (财务包含会计)"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一旦某种管理职能得以独立而成为诸多管理职能之一,那么,无论其脱胎于何种管理职能,它都具有了独立的的地位而与其"母体"并列。退一步讲,即便逻辑上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依然存在,但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种概念与属概念之间的共性,而是它们各自的个性特征。因此,正如生物学将人归于动物但人又显著地区别于其他动物那样,管理学将财务管理归于工商管理并不妨碍财务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职能(包括会计)。纵观西方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务管理实务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务管理实务随着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加剧而日益丰富,财务管理理论也随着财务管理实务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在我国,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企业竞争也还不尽规范,因此,目前不少企业的财务管理仍比较传统。但是,这些不足和缺陷正是今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须予以逐步解决和完善的地方。只要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不变,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实务内容的进一步丰富和财务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就势所必然。 第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上存在不少差异。究其原因,除了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与社会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教育体制有显著差异。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其教育体制既体现了对市场需求的高度适应又不乏规范。他们明确把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列为MBA(工商管理硕士)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高等学业校在本科教学的专业设置上或是独立设置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曰公司财务(CORPORATE FINANCE)与会计学(ACCOUNTANCY)或金融学(FINANCE)有机结合,设置复合式专业。而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安排有十分浓重的计划色彩,条块分割,各行其是,专业设置多按"条"(部分)或"块"(地方)的特定需要进行,这样的高等教育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存在着缺乏一规范等诸多问题,正因如此,这次高等学校专业目录调整才大手笔地进行专业数量的压缩和归并。同时又新设了财务管理专业,这既是对西方教育经验的借鉴,更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第三,通才与专才的关系。"通"与"专"或曰"博"与"精",是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一对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密,隔行如隔山,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能够为各"行"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相关"行"之间的协作又十分必要的普遍,这又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的专门人才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不能过分单一,具体就工商管理而言,一方面是管理职能的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要求各项职能管理工作互相协同。那么,作为现代工商管理专门人才,既要精能某一职能管理活动,又要能够很好地读懂工商管理的完整含义。同样,在专业的建设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虽有一定差异,但并不能够因此而忽视它们的共通之处。 二、合理设计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 广义而言,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除专业课程外,还包括一般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如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及经济法等。本文所指的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专业系统仅指狭义的专业课程。 任何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设计,本质上取决于该专业学科内容及其构成的特征。现代财务学科内容及构成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公司财务的基本研究对象。虽然财务管理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一切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但其中以企业财务活动最为典型。在各种形式的企业组织中,又以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活动最为丰富多彩。所以,尽管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覆盖各类组织财务活动,但公司财务是其重点。(2)公司财务管理的优秀内容是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利润分派管理及营运资金管理。现代财务管理学通常将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及利润分派决策列为三大财务决策,而营运资金管理亦称日常财务管理则是任何企业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的一项经济性的财务管理活动。(3)日益增多的派生内容,比较典型的就有:企业购并财务、破产与重整财务、通货膨胀财务、跨国企业财务、中小企业财务及集团企业财务等。 根据上述特征,财务管理课程体系设计可以有两种基本思路,其一是,主要依据财务管理优秀内容进行设计,专业主干课程可考虑作如下划分:财务管理原理(通论)、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利润分配管理、营运资金管理,以及财务管理专题(专论)。其二是,既依据财务管理优秀内容又结合考虑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抽象与具体程序等进行设计,专业主干课程则可考虑作如下划分:财务管理(原理)、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跨国公司财务、(证券投资管理),以及项目评估(项目投资管理)。笔者赞同后一种思路即(专业介绍)建议的课程设计,其理由是:(1)单纯地依据财务管理优秀内容设计课程体系,会使各门课程的内容含量多少不均,筹资管理、投资管理的内容极为丰富,而利润分配管理、营运资金管理的内容相对比较单薄。按此设计课程体系,必然导致课程容量结构的畸形化,难于有效组织教学。(2)目前按此思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普通高等学校,为了解决"利润分配管理"和"营运资金管理"这两门课程内容过分单薄的问题,大多将前者改造成"利润及利润分配管理",同时让后者"兼并"管理会计学中的短期经营决策等内容。经过这样大调整,这两门课程确实丰满了不少,但是,这样的课程体系及课程内容设计与计划经济时代"财务管理学"的情形有着某种类似,显得过于"传统",不能很好地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业已形成的财务管理理论的全部内容,更上能有效的体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本教学规律要求。(3)按第二种思路设计课程体系,能够较好地克服按第一种思路设计可能带来的上述问题。先后开设财务管理、中级财务管理和高级财务管理,能够使财务管理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有效地体现"由一般到具体,由基本到特殊"的原则要求;分别开设(证券)投资管理和项目评估,能够使学生获得有关现代企业两类不同形式的投资决策的系统知识和技能;跨国公司财务课程的单纯开设,是现代企业普遍地进行跨国经营和跨国投资,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生活产生着日益深刻影响的背景下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所以,按此思路设计课程体系,既能基本涵盖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各个方面,又能使各门课程都有丰富的内容,且其分工方式符合基本教学规律要求。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关于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讨 【摘 要】实践教学在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在分析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保证、三个结合、四个层次”的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方案,并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现状 首先,校内财务管理实践基础薄弱。大多数高校将专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教材建设等方面,而对实践教学的建设投入不够,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校内实践是在实验室中模拟财务管理工作程序和方法,使学生对工作环境具有直观的认识,并掌握部分理财实际操作技能。目前,全国开设会计专业的高校大多数都建立了会计实验室并开设了会计实验课,而建立专供财务管理专业使用的财务管理实验室并开设财务管理实验课的高校却很少。 其次,校外财务管理实践基地建设薄弱。建设财务管理实践基地,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环境,并掌握财务管理理论和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但是,一些单位常以工作忙为借口不接收实习生,而且即使学生找到了实习单位,有的也不积极配合,使学生拿不到相关资料,达不到预期的实习目的。再加上近几年高校扩招,学生数量增加,这也给高校安排实习单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有的几人甚至十多人在一个单位实习,影响了实习效果。因此,建立和巩固校外财务管理实践基地应引起高校足够的重视。 再次,教师的实践能力欠缺。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师既应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应具有较强的财务管理实践能力。而目前各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师绝大部分是过去从事会计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主要是因工作需要转为财务管理教学和研究。而且,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没有参加企业的财务管理实践,对企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财务问题认识不足,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想 构建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是应用型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规范财务管理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行为,保证实践教学时间,使实践教学内容更加全面,组织更加合理,教学效率更高,必须构建财务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四点:即一个目标,两个保证,三个结合,四个层次。 (一)一个目标 应用型本科教育既不是基于技能的职业型教育,也不是基于理论的研究型教育,而是培养介于技能应用型和研究型之间的应用型人才,即培养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实务操作(应用)型为主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在培养规格中突出强实践、善实务、知工艺、能创新的要求。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必须是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专业技术理论有机结合的教学体系,它必须有利于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财务管理意识、分析技能和反求能力,所以培养财务管理应用能力应作为整个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 (二)两个保证 首先,实践计划。这是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时间保证。实践计划是进行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纲领”,也是在规定时间内对实践性教学作出的总体规划和程序安排。在具体制定时,应规定学生必须具有的实践技能与能力,明确规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目标、任务,应按实践项目分层次地规定出实践教学内容、形式、操作程序、要求及考核办法等,并将其落实到各实践教学环节中;同时,在处理其与理论教学的关系时,应采用理论先行、实践验证、重点提高能力的策略,使理论教学中注重实践性,实践教学中融会理论性,使实践教学融于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全过程。 其次,实践教材。这是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物质保证。在制定实践计划的基础上,要编写与之相匹配的实践教材。在编写实践性教材时,要把其技术指导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放在首位,详细阐述学生该掌握的本专业的知识要点、实习目的、方法和作业。在实践环节设计上,要注重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完整性,实现投资、筹资、营运资金、股利分配等资金运动过程的一体化;在实践内容的设置上,注重反映教学重点及资金运动过程的实际要求。总之,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材应该涵盖本专业优秀课程的基本内容,实现层次性、整体性和有效性的和谐统一。 (三)三个结合 1.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要利用实践教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环境更接近于生产实践,更接近于社会的特点。在传授专业知识,加强实践能力训练的同时,将能力和思想作风的培养融为一体,教书与育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实践教学体系必须快速适应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变化的需求,反映现代企业生产和管理的实际,使学生通过在校内外的实践,不仅得到技能训练,更重要的是受到职业道德、职业素质的教育,感受现代企业文化,这比纯理论的说教、灌输收到的效果要更为明显。 2.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随着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发展,课内教学时数的缩减已成趋势。与此同时,必须更充分地利用课外时间,加大课外实践教学的分量,拓展个性化教育的空间,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包括以下几方面:(1)利用开放实验室,实行“开放式综合实践训练”吸引学生在课外时间到实验室选做实验或自行设计实验。“开放式综合实践训练”克服了过去实验设计中存在的照搬书本知识,教师设定实验内容、学生照着做等弊端,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设计实验;实验内容由学生自己来选择。老师可开出多个实验项目,由教师定出目标和要求,让学生从中自由选择,要求的程度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渐做到由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和步骤。这样就真正使实验室成为知识运用、知识融合、知识创新的基地,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地。(2)对于一些因学时所限而未能设置课程设计环节的课程,可以根据课堂教学内容安排一定量的具有课程设计性质的大型作业,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完成。这样做可以加强学用结合,也有利于实行个性化教育。(3)组织学生开展课外科技实践活动,选派有经验、有能力的教师加以指导和管理;或安排学生参与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培养其科研能力。 3.产学研相结合。要注重强化实践教学过程的应用目的,尤其是对于专业课实践、模拟训练和毕业设计,应提倡选用来自于生产实践第一线的实用性课题或与教师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的课题。实习中的资料应尽可能采用真实案例,由学生在案例准备材料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方法,通过独立思考,站在一个财务分析师的超然角度,独立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对策,撰写分析报告,从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四)四个层次 遵循知识的系统性与认识的循序渐进相结合的原则,对整个实践教学过程进行优化,将其分为逐步递进的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与公共基础课教学相对应,包括计算机基础操作技能训练、英语强化训练等,以培养学生获得基本的应用素质; 第二层次:与专业基础课教学相对应,设置了针对财务管理的每一个重要知识点的单项实验,使学生获得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建设现状及动态多元化设置构想 摘要:财务管理专业在我国高校开办时间尚短,积累的成熟经验较为有限,目前经济新形势对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财务管理专业建设的许多方面,如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很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所倡导的全面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财务管理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确立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计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调整学科内容消除重复交叉现象、构建立体多元化专业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构想。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多元化;设置;改革 一、我国财务管理专业建设宏观环境中的不适应问题 理财人员素质的提高有赖于财务教育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高校财务管理教育中仍然存在种种与现实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从宏观上看,一是人才需求的市场化与高校教育中专业设置的非市场化之间的不适应。我国高校专业的设置权限一直控制很严格,就拿财务管理专业来说,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教育部1998年新颁布的高等学校专业目录,才在工商管理学科下新设立了财务管理专业。这样做虽然降低了高校专业设置中的风险,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高校专业建设明显落后与社会需求,也落后于国外大学的事实。二是社会人才需求“实用化”与高校专业教育教条化倾向之间的不适应。当今社会,企业所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实用化”,希望企业是人才“用武”之地,不希望本企业成为人才的“练武”之地。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高校虽不应该也不可能所有专业都完全适应企业的这种需求,但与企业实际结合紧密的专业应该与其需求相适应,否则教育服务与社会的说法也就成为单纯的口号了。而目前我们重视知识的传授,对于注意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构建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新型培养模式,说得多,做得有实际效果的少。 二、我国财务管理专业体系建设中问题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财务管理专业的产生是与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相联系的。与此相适应,财务管理有关的内容加入到金融的微观分析中,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与效益、资金流量、信息及其影响等问题,并逐步形成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即以金融市场为基础,注重财务分析、定量分析的新型金融学。这在美国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的培养定位上可见一斑。他们要求所培养的本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应该掌握:(1)企业如何进行财务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影响单个企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2)企业如何筹集、分配和使用资金;(3)金融市场的运作及其工具的使用;(4)金融组织或机构如何运营,并加以具体应用,从而能够在大型企业的财务部门或者财务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政府或非营利机构从事金融与财务工作。由此可见西方财务管理教学表现为两个重点:一是公司财务管理,二是金融市场。公司财务管理部分包括公司财务决策、公司财务分析与诊断、国际财务管理、企业税务等;金融市场部分包括投资学、证券分析、期权与期货、外汇实务、金融法规等,不论作为公司理财人员,还是作为金融界从业人员,都需要同时掌握这两方面的知识。 我国高校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前身是理财学专业,它是从会计学科中独立并加以发展形成的一门年轻学科。根据我们对其他设置财务管理专业的高校进行考察的结果进行分析,目前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目标不明确,人才模式定位不准确。由于财务管理专业是从会计学、财政学和金融学等专业分离出来的,在培养目标上仍带有相关专业的特点,与这些相关专业相比较,自身特点不明显,不突出。 (2)课程体系陈旧,跟不上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步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务管理,是一项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综合性管理活动。企业财务管理具有多层次性。课程体系也要具有多层次性。 (3)专业课程之间内容交叉重复问题突出。由于定位不明,课程体系陈旧,各相关课程或各相关课程群之间在内容上互不兼顾和承应,未能围绕专业方向要求进行统一协调和轻重相宜的合理安排,同一内容往往在不同课程中反复讲授。 (4)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落后。目前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在教学管理上过于呆板划一,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过于落后。在教学管理上,没有将规定性与选择性有机地结合,学分制只是学时制的翻版;在教学方法上,教学内容与现时经济生活脱节,文理知识互不兼容;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传统教学方法仍占主导地位,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极少采用;在教学手段上,教学设备简陋,主要教学手段仍是“黑板加粉笔”,计算机辅助教学、电化教学、信息化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十分有限。可以说这方面改革和发展差距还很大,任务也很艰巨。 此外,目前财务管理专业还存在对实践教学环节重视不够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校内财务管理实践缺乏,校外财务管理实践环节薄弱,新的财务管理环节尚待开发,教师的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 三、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人才知识结构定位 高等学校既然以育人为基本职能,那么对受教育者的素质及规格做出规定的培养目标,就应该成为高等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必须在培养目标上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需要。对于财务管理这样一个专业性相对较强而又与工商管理领域的其他多个环节存在广泛联系的学科专业来说,确定其培养目标应突出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专业操作技能与综合管理能力的关系。财务管理是工商管理中一门综合性很强且关系企业经营全局的管理业务。一个合格的财务管理人才,既应通晓财务核算的技术、方法和财务管理程序,具有娴熟的业务操作技能,更应从战略上精通企业理财之道,具有全面的谋划运筹能力。 二是“通才”与“专才”的关系。“通”与“专”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对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密,隔行如隔山,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能够为各“行”培养专门人才;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相关“行”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又十分密切和普遍,这又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的专门人才在知识结构上不能过分单一。正确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是将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培养成“通才”基础上的具有突出专业特长的“专才”,这也是符合高等教育“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要求。 与上述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高校培养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专业知识结构应有三大支柱,即扎实的会计知识、广博的金融学知识以及精深的财务管理知识。 下面我们从两个角度财务管理学科与其它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是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科的关系,它们都以企业资金运动为研究对象,只是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罢了。二是财务管理与其它各学科之间的关系。 三、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构想 任何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设计,本质上取决于该专业学科内容及构成的特征。现代财务管理学科内容及其构成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公司财务为基本研究对象。虽然财务管理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一切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但其中一切企业财务活动最为典型。在各种形式的企业组织中,又以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活动最为丰富多彩。所以,尽管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覆盖各类组织的财务活动,但公司财务是其重点。(2)公司财务管理的优秀内容是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利润分配管理及营运资金管理。现代财务管理学通常将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及利润分配决策列为三大财务决策,而营运资金管理亦称日常财务管理则是任何企业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的一项经常性的财务管理活动。(3)日益增多的派生内容,比较典型的有:企业购并财务、破产与重整财务、通货膨胀财务、跨国公司财务、中小企业财务及集团企业财务等。 根据上述特征,从实践上看,目前大致有四种设置方式:(1)按管理主体设置;(2)按管理对象设置;(3)按管理环节设置;(4)按多元标准设置。 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全日制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来讲,则因开设这种综合课程而使某些新内容难以充分展开;另外,逐个部门去讲授容易重复,实际上往往只能突出某一行业而难以使学生系统把握各部门财务管理的共性知识。 对于专题教学比较有利。 课程的整体性较差,对有关问题难以作相互联系的分析,如预测中的筹资就离不开投资。另外,如此设课,财务管理原理部分的内容也较难安排。 以财务管理循环过程为基础,课程体系层次清楚,系统有序,程序性较强,可以避免课程内容设置上的分离或交叉问题,各分支课程与原理部分不容易重复,便于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进程。以管理环节为框架,也便于分别吸收和容纳现代财务管理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 其缺点主要是,各种业务内容逐一罗列,未顾及管理对象是一个整体,没有从管理对象这一整体出发做到各环节知识的有机整合,给人以散乱的印象,不利于从整体上研究解决问题。 如财务管理学原理按环节设置授课内容,中级财务管理按管理对象设置教学内容,高级财务管理按行业或特殊业务设置内容。这样不仅学科体系相对完整,内容上也较丰满。 但是按环节和按对象如何结合,也是一个难题,这主要体现在财务学原理与中级财务管理课程设置上。从西方(主要是美国)财务学专业课程设置看,他们按管理层次分设财务学原理、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三级课程,遇到的问题是第一种和第三种课程的教科书易于解决,而第二种课程无现成理想的教科书可供使用。 适应对象 在职干部培训。 大专和本科在校生 中高级在职干部培训,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本科或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各种设置方式各有利弊,不能要求以一种方式适应所有的需求,因此我们认为高校财务管理专业设置原则应该是多层次立体模式,即,低端教育以管理内容为设置主线,高端教育以问题导向方式设置。具体安排可以考虑大专及本科以管理内容设置,分投资管理、筹资管理、运营资金管理、利润分配管理等;硕士研究生以管理环节分预测、决策、预算、控制等,或按管理层次设置,分财务学原理、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等。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之我见 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制度,加强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3.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优秀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 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3.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2.培养创造力要注重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人的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点滴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培养其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判断和推理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加强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与灵活性训练,要求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想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清思路,使学生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提升。 3.培养创造力要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创造力的实现途径多种多样,科研作为教学过程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提高学生创造力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在财务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一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广泛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新观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创造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学生也可以在创造性的学习中领略实现自我的乐趣。 财务管理专业论文:论财务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财务管理越来越受到企业界所重视。财务经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要随时了解企业处于什么状况并向何处发展,对企业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这将对我国财务管理人才要求越来越高,必将对财务管理专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许多人仍然认为财务管理是会计的一个分支,其所承担的任务主要以会计为主。诚然,财务管理是在会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会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务管理包含会计,或者会计包含财务管理。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掌握其知识,从而加强对财务管理专业的建设,培养出能满足于市场需要的合格的理财能手。 一、财务管理与会计学比较分析 许多学者对财务与会计的概念不能正确界定,认为会计包含财务管理或者财务管理包含会计,因而在课程设置上许多都与会计学专业一致,忽视了财务管理专业的特色。虽然在对象方面,从总体上看,两者是一致的,都是企业的资金运动的方向和规模,但是财务管理的对象涉及到筹资、投资和盈利分配三个领域;而会计的对象则侧重于资金运动所产生的原始信息,涉及到整个资金运动的全过程。从定义上来看,美国会计学会在《基本会计理论公告》中将会计定义为“为信息利用者进行有根据的判断和决策而进行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的过程”;我国的葛家澍、余绪缨等也将会计定义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对财务管理,荆新将其定义为“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哈佛商务院MBA教程《财务管理》将之定义为:是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活动进行预测、组织、协调、分析和控制的管理活动。公司经营过程中财务活动的优秀是资金运动,表现为资金筹集和运用“。我们从会计和财务的英语含义也可判明两者之间的区别,会计(Accountant)在英语中暗含计算、数的含义(Count)和账、账户、算账、叙述的含义(Account),也即会计就是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对经济活动进行记录、分类、汇总、报告的信息系统;而财务(Financial affairs)含有理财、金融、筹资等含义,因而它是对企业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理财活动进行控制的综合性管理工作。在职能方面,会计的职能主要是对资金运动反映和控制;而财务管理的职能则主要是对资金运动的计划、控制和对财务关系的协调。在目标方面,财务管理的直接目标是在考虑风险和报酬两个重要因素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会计直接目标是”为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在原则方面,财务管理的指导原则是《企业财务通则》;而会计的指导原则是《企业会计准则》。所有这些都表明,财务管理与会计有着本质的区别,是相互独立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1997年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工商管理学科下设有会计学与企业管理等二级学科,企业管理二级学科下设有财务管理方向与此相一致,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在工商管理类设有《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可见财务管理和会计学在学科方面均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独立学科,应分别加以建设。 二、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现状 我们对国内的几所重点院校进行了调研,从各校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来看,其课程体系按层次构成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别: (1)公共基础课。是高校各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主要包括政治、体育、外语、计算机基础、数学、军事训练、自然科学、人文素质等课,这些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2)专业基础课。主要有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管理学、经济法、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财务分析,设置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求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专业课。是集中体现本专业特点的中心课程。通常又分为两种,一是专业必修课,有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成本管理学、投资学、计算机财务管理;二是专业选修课,有专业英语、资产评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工程学、资本运营、税法。 (4)跨学科课。为扩展学生知识面而设的跨专业的课程。主要包括审计学、计算机会计、会计理论专题、国际金融、财会职业道德专题、环境会计专题、会计制度设计、租赁会计、管理会计、人力资源会计专题等课程。 从这些课程的设置可以看出,各校都非常重视财务管理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各校英语、计算机课程四年不断线;为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各校都不同程度地安排有实践性环节,如社会实践、课程设计、学年论文。按此种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毫无疑问其专业基础理论扎实,有较强的适应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变化的能力。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深深刻着会计学专业的烙印,跨学科课程几乎都是会计学专业所应开设的,这不利于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个性发展。再则,同一领域的课程占到总学时的80%左右,课程设置如此单一,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必然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财务管理专业建设的建议 为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适应!%世纪需要的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具备经济管理、法律、理财和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拥有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能够在财务管理领域胜任专业工作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专门管理人才,财务管理专业应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原则进行设置。 1.正确认识财务管理学科 财务管理是20世纪初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会计学基础上的,因而与会计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使财务管理的科学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财务管理学科的发展也赋予了财务专家以新的责任。财务管理的活动几乎涉及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从资金的筹集到资金的合法使用及资金的分配,此外还包括企业设立、合并、改组、解散、破产的财务处理。如果继续坚持会计包含财务管理的观点,必然会阻碍会计学与财务管理的发展与完善,这在会计与财务管理的教学和财会工作中已体现出来了,正确认识财务管理与会计有助于加强财务管理专业的建设。 2.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严格按教育部关于“两课”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要求执行,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积极推进“两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以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公共基础课程设置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保证学生在必修专业知识的同时,还需选修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课程。计算机、英语课程四年坚持不断线。 3.拓宽专业,整体优化,增强毕业生的适应性 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在时间安排上,前两年半的主要课程及实践环节都统一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专业有共同的专业基础课,按管理学科宽口径培养,以打好专业基础,同时又根据人才培养的方向不同设置一定数量的选修课程,后一年半分专业方向培养。专业基础课既包括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内容的课程,也包括相邻专业的基本知识内容的课程,专业课程则依据专业自身的特点及时加以调整,改变因人设课和因无人而不设课现象,增设较为前沿的课程,调整课程设置,构建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 4.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创新能力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应加大实践性环节,设置财务管理大作业、专业认识实习、撰写学年论文、会计模拟实验等,将课题性实验、综合性课程设计和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实践在教学计划中予以落实,改革、充实实践环节的内容,加强实践教学,注重科学研究。 5.推进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 通过优化课程结构,删除陈旧过时和重复的内容,增加现代内容,使课程达到整体优化,对实务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应采用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灵活多样的方法。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开设一些专题讲座,使学生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新成就、新观点、新问题、新动向,激发起学生学习、研究本学科的热情。大力进行教学手段的改革,采用多媒体教学,改变传统的讲得过多、过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课内精讲,课外加强指导,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的个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论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 摘要:毕业论文写作是成人在继续教育期间全部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论文选题的正确与否、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论文的质量水平和完成的程度。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确定,应遵循优中取精、立足现实、求真务实、难易适度等原则。 关键词: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求真务实 毕业论文写作是成人在继续教育期间全部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次总复习、总检验,也是一次最重要的综合训练。每个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应该具备毕业论文撰写的能力。整个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就是回答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和写的水平等问题的过程。而选题就是回答和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就是决定对什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毕业论文虽然是成人完成继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不同于其他课程的学习。其他课程内容的学习和考核命题是由教学计划和教师决定的,有较大的限制。而毕业论文的命题是由成人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选择决定的。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论题,主动权在自己手中。我们在论文的选题上不可能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进行整体的分析和描述,只能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分析论证其中的一个问题,甚至某一学科中的一小部分,因此,选题的正确与否、合适与否,就直接关系毕业论文的质量水平和完成的程度。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在确定论文选题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中取精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每年、每月、每天均有大量的文献出现,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必须有所取舍。同样,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解决。我们不可能在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在一次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将这些问题都涉猎到,都有所创新。选题只能是遵循科学认识世界的规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研究,只能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就像走路爬山一样,一步一步地前行。粗中取细,优中取精,选自己在既定条件下,最能完成好的事情去做。 二、立足现实 学术论文当中有一些是学术性强的,通过学术研究,解决理论上某个重要问题;有一些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发明与突破。而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在学术上有所创造一般较难,多为综合前人旧说,在某一二点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还有一些是现实性强的,用理论来看待、分析、解决社会的问题,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如果有针对性地选择好这方面的题目,一定能写出有水平、有特色的论文来。选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在以下三个方面应予以注意。 1 要选择与国家发展进步或与民生社会有关联的重要问题。这样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大方向,社会的稳定切实,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培育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宏观调控,以及科学管理、社会保险、“三农”问题、税费改革、地方保护、市场经济中的诚信等等。 2 民生冷暖的细致问题。此类问题虽具有全局性、方向性,但却实实在在是人们所关心的,所热切期待解决的或心有疑虑的,需要展开理论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详细解答。比如,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工资改革、物价调整、收入差距拉大、住房改革、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失业、政府购买、教育消费、反腐倡廉等。还有各行各业的经验总结、改革预测、决策研究等。另外,有些看似具体的小事,却关系着千家万户,也可作为选题,如小商品地域消费、住宅采光权、上自习占座位、乱罚款、乱摊派等。 3 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具体,问题本身也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然而颇具一定代表性。一种是问题的现实意义尚未被社会所认识、了解,但作者及时用理论深入分析,进而预见到它存在的旺盛生命力,如农民富裕进行智力投资、农民消费水平对工业品生产的影响、由汽车牌照所反映的特权等。或预测到可能发生的危害与恶果,如盖房、烧砖、修坟以及乱划开发区挤占、破坏耕地,小城市搞家属小院,竞相压价出口与重复引进,过度竞争等。另一种是发生在社会群众身边,大家议论不断,影响很大的问题,要及时作出到位的理论分析,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看待问题,如居民劳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或在理论上分析错误倾向的危害、根源,提出解决办法,如官僚主义、执法犯法、超前消费及行业不正之风等。 当然,现实性不可理解得过于狭隘,更不可以脱离现实,为追求新、奇、偏、怪而过度钻故纸堆、钻冷门。同时还要防止追洋时髦,当西方“过时新论”的小贩。 三、求真务实 要脚踏实地,不要动辄建立一个理论体系。选自己所擅长、学得深入、具有足够的条件高质量完成的题目。但是,要明白,选择好的论文题目,并不代表一定会写出好的、精彩的、有深度的文章。一样的题目,某个人可以写好,其他人就未必一定写得好,因为要想写好文章需要许多外在的条件,尤其是写作者个人所具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如理论基础、知识体系、思维深度等,客观条件如写作者的工作类型,搜集整理写作材料时所了解、挖掘的有关信息是否全面、文件材料是否得到及时更新等。在这些方面,写作者一定要客观地估量一下自我,量体裁衣。量力而行,是不选太难而无力完成的题目,同时也不选过于简单、不能发挥理论水平和才能的题目,而是要选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题目,这既有利于发挥特长,又有利于提高能力。量体裁衣,就是要选自己所学专业中,自己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并且跟自己从事的工作接近或关注的方面,这些易于搜集材料和信息的题目。譬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写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题目,写有关现代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分配不公、价格体系与竞争、对外贸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写财务管理体制的国际接轨问题、诚信与财务管理、资产评估在企业设立与投资中的作用与意义、财务管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内容。结合所学专业选题目,也容易写到点子上,如果硬是要选择与所学专业无关的题目,既费时间,又不易成功,并且还严重偏离了本专业的研究方向,使毕业论文与申请的学位不符。 四、难易适度 选题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主观能力,而且要考虑自己所处的环境氛围,如材料搜集的难易程度,资金的多少,写作时间的多寡和实验设备的情况等,选大小适宜的题目。选现实性强的重大问题,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好题目,但题目大了不容易写好。原因在于,成人学生一般只是初步掌握基本理论,初次从理论高度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写成文章,题目太大把握不住,考虑难以深入细密。从个人来说,难以掌握全局情况,材料不足或片面,容易写得空疏肤浅;材料搜集过多,问题复杂,千头万绪,缺乏处理经验,往往驾驭不了,容易写得散乱,不得要领;而且时间较短滩以研究深透,容易写得一般化。这样,要想在一篇文章中囊括大学期间学到的所有知识、解决全面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题目应避免太大、太宽泛、太空泛。 题目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每个人情况不同,难以一概而论。有的理论素养好,情况了解多,过去又常写文章,也可以写大一点的题目,甚至可以在大问题上作出突破。但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好。小题目容易驾驭,写得丰满深入,较有价值;小题目也能发挥理论水平,施展才能,特别是能发挥学生在某一方面问题素有积累和富有见地的特长。因而,如果自己确定题目就可以限定范围,即使在导师开列的题目中也可以选小一点的,或与导师商量,自己加以限定。如“论改革”、“会计准则新论”这样的题目都可以写出好文章,但是显然大了一些,写得完整、充实、有深度较为困难。不妨将它限定到自己熟悉的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就容易操作了。把“论改革”限定为“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机关公务员任期目标改革”、“关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试论企业改革与工会工作的关系”、“从合作化、公社化、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进程看深化农村改革”、“住宅制度改革新探”等。“会计准则新论”可以进一步限定为“试论新会计准则对股份公司盈利计算的影响”、“新会计准则转轨衔接的若干问题探讨”、“论新会计准则对企业利润转移的得失”、“实行新会计准则对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作用”等。 题目具体些小些,必须有意义和有价值,对某一方面某一问题的认识有帮助、有提高,而不是抓元足轻重的小事。所以,也不能把范围限得太小太具体,以至于失去典型意义或使理论水平发挥不出来。论述工资制度的改革,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机关后勤工作等,可以不从全国各行各业的总体角度上选大题,而从自己熟悉的系统、行业限定题目进行论述,容易写得深入些,这叫“大题小做”。但如果限定到“对班级推进班务经费管理民主化进程的思考”,“××车间工资制度改革刍议”,“×局x股后勤社会化工作改革的设想”等,范围就过小了,缺乏典型性,即使从理论高度分析,意义也不大,只可写个意见书,或是经验总结报告。写一篇文章专论指甲刀的价格,显得小了点,但从刀剪市场供求变化、供求弹性看小商品价格定位问题,就可能写出有价值的好文章,因为从日用小商品看到市场调节、价格放开等改革、搞活问题,这就是“小题大做”。总之,要选择或限定大小适宜的题目。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写作问题分析 一、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不重视毕业论文 由于在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态度。笔者发现学生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认识不足和主观态度不认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投入的时间极其有限,花费的精力少之又少。在部分学生看来,论文成绩不会影响其毕业,在这种功利之心的支配下,产生一种应付的心态;另外,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已是成年人,指导老师不会太严格,老师一定会让过关的,只要应付一下就行了,这就导致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出现消极的情绪,毕业论文问题较多。 2.学生盲目选题 选题缺乏科学性,缺乏现实指导意义。学生在选题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一时兴趣来定题,而且学生选题时对课题的了解不够充分,也没有一定的资料积累,只是很表面地根据题目来判断是否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因此这样盲目选题,导致论文写到一半后发现写不下去了,想要更改课题,或者只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往下写。还有个别学生选题时特别被动,没有自己感兴趣的课题,选题时举棋不定,最后甚至要求指导教师直接给他命题。 3.学生缺乏撰写论文的相关知识和能力 由于不少学生对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知之甚少,平时又不注重对相关专业课题的思考、钻研,直到要毕业时才匆匆上阵。既不了解毕业论文写作的意义,也不知晓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和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更谈不上查找资料、运用资料,盲目地选题、定题,这必然会影响论文的质量。 4.学生论文的书写格式不规范 学生对论文写作环节了解不到位,导致论文的格式不够规范。不少学生把论文的大写、缩写、斜体、字体、标题、序号、列举、著录等都当作枝节小事,无关紧要,完全忽略了这些方面的要求。因此,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论文的标题空泛,旨意不明,拟写的提纲、摘要、关键词不具备应有的功能;列出的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其结果是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很难达到教学要求。 5.学生语言基本功差 较突出的问题是言语的表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生缺乏一定的理论修养与思辨能力,不会借助相应的理论知识对其论点予以逻辑分析,也不善于以清晰的思路、严密的论述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使得论文思路不清晰,论证层次欠分明。(2)英语语言功底差,用词、语法错误百出,有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表达,只好借助电子工具,结果机器翻译的东西,内容可想而知。可见,语言基本功成了影响论文质量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6.与指导教师配合不力 大多数学生根本不清楚如何撰写毕业论文,对写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不清楚,甚至是毫无计划。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学生能够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并请教老师,很大部分因素是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就是随便写写,于是我行我素,东拼西凑将就了事。结果是指导老师经常抱怨老是联系不到他们的学生,因为学生总是以工作太忙为借口。 二、导致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1.学生的学习动机 很多学生表明自己读书就是为了增加就业砝码,说白了就是“混文凭”。这样不纯的入学动机导致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缺乏研究意识。安心学习、静心做学问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不在学习和科研上,而在于其结果;其努力的目标不在于如何去完成任务,而在于完成任务的回报。为了文凭而学习成了部分学生的真实写照。因此,此类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寻求用最少的时间完成学业,以最小的努力获得足够的学分和完成粗制滥造的毕业论文。 2.学校的课程设置 目前我校成人教育课程设置上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专业课相对较多,综合实践课少;课程设置随意性较大,“因人设课”现象较普遍。这就导致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够宽厚,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缺少问题意识,不会发现问题。另外,学生学习的很多知识要通过实践才更有意义和价值,而理论课多,实践课少会影响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仅停留在课本上,不能通过相应的科研实践使其变成自己的知识,同时阻碍了学生进一步开展创新活动。同时,我国大部分成人教育培养缺少论文写作课程,因此学生在学习阶段很少参与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论文写作的经验。进入写作阶段也是从模仿论文写作起步的,由于缺少论文写作方法和技巧,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三、解决对策 为了加强本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教学管理,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实现培养目标,针对本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强化学生对论文写作重要性的认识 无论是学校还是指导教师,都应向学生强调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要求学生把毕业论文写作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认识到毕业论文写作是完成本科教学内容的重要步骤,是全面检验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主要手段,是学生毕业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强化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内在需求。从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看,即便将来毕业生不是主要从事研究工作,专业写作能力的强弱同样会影响到其择业和未来的职业生涯。 2.完善课程设置,改革教学方式 建议在成教学生培养计划中,适当增加关于科研方法的课程内容,提高学生应用综合研究方法的能力。开设一些关于从选题到开题再到写作,从理论知识到写作等全方位的论文写作方面的选修或必修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应该包括论文写作的目的、意义、特点、写作原则、方法和论文写作需要遵循的各种规范、标准和语言习惯等。强调该课程是本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论文写作课,要端正学生的写作态度,构建学术道德,使其掌握写作规范,提高写作能力,最终培养创新能力。此外,学生进行课程学习不仅要学习知识,更应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学习动机,发挥其潜力,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在本专业课程教学方式上应灵活多样。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渗透研究意识,以自己的教学为示范,让学生从教师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中受到启迪,从而培养学生自学的主动性和探索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沈文 单位: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成人教育土木毕业设计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成人教育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设计质量总体来说较差,仅仅能达到或者勉强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理论水平低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成人教育学生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深度差距较大,理论分析能力不足[1]。一些学生选好设计题目后,不知如何开始设计;结构方案提出后,不知建模计算;建模计算后不知如何判断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在建模后将PKPM或GSCAD导出的施工图直接作为施工图,不知如何修改;该手算的地方不懂手算,致使计算书东拼西凑,毫无章法。 2.重视程度不够 成人教育的学生大概有两类:一类是跟全日制本科生类似的学生,另一类是已经工作的学生。前一类学生在做毕业设计的同时,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考研的压力等,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提高毕业设计质量上。后一类已经工作的学生可能面临着工作、家庭的压力,更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毕业设计上。 3.教师精力不够,不够重视 毕业设计的质量与指导教师有很大的关系,毕业设计在确定选题、熟悉建筑图、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指导教师都应当发挥指导监督、点拨启发、促进提高等作用,但在现实中,指导教师却指导不到位,导致设计质量不高。对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设计的指导不利,主要原因有(1)随着扩大招生规模使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失调,教师完成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已经不易,而对于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毕业设计指导工作,只能是应付而已;(2)由于毕业生人数的剧增,一些不具备指导毕业设计资格的年轻教师也被迫担当起指导教师的重任,其指导的质量和有效性就打了折扣;(3)部分教师对成人教育学生的毕业设计不够重视,认为只是其工作的一个附带品而已。 4.题目混乱 成人教育毕业设计课题的选取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与商榷的问题,设计课题的选取各个学校不很统一,部分院校照搬全日制本科的毕业设计,在完成建筑施工图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设计。但随着高校的扩招,生源的素质受到较大影响,而且开设的混凝土结构和结构抗震设计等课程课时相对本科课时偏少,理论授课时讲解深度不够,许多学生在做结构设计时出现做不下去的现象,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感觉非常吃力。 5.管理混乱 成人教育毕业设计检查标准与监督机制不健全或执行力度不够,学校在毕业设计管理方面尽管有相应的检查制度和评分标准,但仍然缺乏一种强有力的质量管理保障机制。主要表现在:对指导教师的约束力度不足,缺乏对毕业设计全过程的有效监控;缺乏对参加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的业务培训,导致指导教师专业水平不高,知识结构老化,无法准确把握毕业设计题目的广度和深度;对学生毕业设计无具体的质量要求和合理的成绩评定办法,或者为了让学生毕业和就业有意对毕业设计敷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 二、建立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 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我院针对成人教育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就建立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讨。 1.毕业设计与就业一体化模式 在进行毕业实习及相关课程实习时,提醒学生留意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准备选择毕业设计课题,尽可能将毕业设计与学生的兴趣及工作联系起来,因材施教。对于学生找到工作或者需学生去实习的,尽可能将学生放到生产、设计单位去做毕业设计,直接参加实际工程施工、设计的毕业设计,但必须注意毕业设计的指导和管理,采取生产设计部门配备指导教师和学院教师指导的双导师制,负责学生在该单位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及时和学校的指导教师联系。 2.多专业联合毕业设计 由学院的建筑学、土木工程、给排水和建筑设备专业选派教师和学生,组成设计小组,由建筑学专业提出建筑设计方案,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进行结构设计,给排水专业和建筑设备专业进行配套设计[2]。这一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使学生完成本科阶段毕业设计的同时,学会与其他专业的配合,这与设计院的工作模式是一致的,设计过程使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专业协调能力得到有效锻炼,达到较好的设计效果。但是各个专业的设计时间安排便成了较大的难题,现在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3.结合实际选择题目 毕业设计题目应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能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综合应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3]。要求指导教师多渠道采集课题,题目要做到与生产、科研、技术开发紧密结合,尽可能地反映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前沿动态,并不断更新题目。设计题目应全部来源于设计院、生产项目,结构类型包括现代常用的结构形式。为激发学生的设计兴趣和就业前景,我们采取了公布题目、双向选择、综合调控的做法,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工作意向或兴趣自由选题,最后由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宏观调控,尽可能使每个教师指导学生数相对平均。在学生人数增多,生师比扩大的情况下,预先给定设计方案图难以保证毕业设计做到一人一题。为此将给定设计方案图方法改为由学生根据设计题目要求自己完成方案设计,学生必须从方案比较的前期工作到施工可行性分析、实际经济指标考核都进行独立思考,还要了解相关工种的配合问题,这样在不同立意、构思下的方案真正做到了一人一题,通过毕业设计教学实践过程培养了学生运用已学的理论知识处理实际工程的能力,同时可以避免同学间相互抄袭现象。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工程设计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队伍,这些教师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是优秀的工程师,形成“双师”型教师[4]。可采取的措施有:(1)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加建设部等相关部委组织的执业资格考试,如注册结构师、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师、注册造价师等,我院有半数以上教师具有上述证件;(2)要求教师积极参与工程实践,并把工程实践的成果纳入到教师考核体系;(3)聘请高水平的校外工程师或学院老教师与青年教师一起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以老带新;(4)要求教师及时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经常查阅现行规范,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视野。 5.“三阶段”质量监控体系 毕业设计前期阶段,要求选题具有真实性,严格审查指导教师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和学生的开题报告,明确任务和要求。中期指导阶段,强调及时到位,提倡校内外联合指导方式、优势互补,不仅要进行业务指导,更要教书育人,重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工程能力。除指导教师对学生定期进行检查督促外,系里在毕业设计中期还将组织有关教师进行交叉检查,对学生毕业设计中出现的问题迅速反馈给指导教师,及时调整解决。后期总结答辩阶段,坚持能力要求与毕业设计答辩标准的统一,采取聘任教师评阅制度,严格毕业答辩资格审查和毕业答辩考核。 6.坚持答辩与成绩评定 坚持二级答辩形式:系级答辩和院级答辩,根据学生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设计质量等方面综合评分。系级答辩采取小组答辩形式,实行预审制度,即参加小组答辩的学生毕业设计须经过指导教师和评阅人双重同意。院级答辩、学院答辩采取公开答辩形式,组成学院学术委员会,参加的是小组答辩成绩前15%者和对小组答辩成绩有异议的学生。毕业设计成绩由指导教师、评阅人和答辩成绩三部分组成,比例分别为30%、30%和40%。对于小组答辩前15%的学生参加学院答辩,成绩再为优秀,才能获得优秀毕业设计。对于小组答辩成绩不及格者,坚持推迟再答辩甚至推迟毕业。在毕业设计答辩结束后,组织学院学术委员会组对毕业设计进行检查,给出质量评估意见,全体教师开会总结,指出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使毕业设计教学质量逐年提高。 三、毕业设计效果 通过对毕业设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毕业设计总体有了很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学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视程度有较大提高;(2)毕业设计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合理化;(3)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创新意识得到加强。以上是我院土木工程专业建立成人教育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些实践探索。毕业设计是一个时间较长的实践教学环节,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应加强监管,建立规范、科学的管理及评价体系,确保毕业设计质量。而且随着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全面提高成人教育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的质量既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任务,加强毕业设计过程质量监控,建立和完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才能提高毕业设计质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成人教育土木专业毕业设计 一、存在的问题 成人教育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设计质量总体来说较差,仅仅能达到或者勉强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理论水平低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成人教育学生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深度差距较大,理论分析能力不足[1]。一些学生选好设计题目后,不知如何开始设计;结构方案提出后,不知建模计算;建模计算后不知如何判断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在建模后将PKPM或GSCAD导出的施工图直接作为施工图,不知如何修改;该手算的地方不懂手算,致使计算书东拼西凑,毫无章法。 2.重视程度不够 成人教育的学生大概有两类:一类是跟全日制本科生类似的学生,另一类是已经工作的学生。前一类学生在做毕业设计的同时,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考研的压力等,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提高毕业设计质量上。后一类已经工作的学生可能面临着工作、家庭的压力,更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毕业设计上。 3.教师精力不够,不够重视 毕业设计的质量与指导教师有很大的关系,毕业设计在确定选题、熟悉建筑图、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指导教师都应当发挥指导监督、点拨启发、促进提高等作用,但在现实中,指导教师却指导不到位,导致设计质量不高。对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设计的指导不利,主要原因有(1)随着扩大招生规模使学生与教师的比例失调,教师完成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已经不易,而对于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毕业设计指导工作,只能是应付而已;(2)由于毕业生人数的剧增,一些不具备指导毕业设计资格的年轻教师也被迫担当起指导教师的重任,其指导的质量和有效性就打了折扣;(3)部分教师对成人教育学生的毕业设计不够重视,认为只是其工作的一个附带品而已。 4.题目混乱 成人教育毕业设计课题的选取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与商榷的问题,设计课题的选取各个学校不很统一,部分院校照搬全日制本科的毕业设计,在完成建筑施工图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设计。但随着高校的扩招,生源的素质受到较大影响,而且开设的混凝土结构和结构抗震设计等课程课时相对本科课时偏少,理论授课时讲解深度不够,许多学生在做结构设计时出现做不下去的现象,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感觉非常吃力。 5.管理混乱 成人教育毕业设计检查标准与监督机制不健全或执行力度不够,学校在毕业设计管理方面尽管有相应的检查制度和评分标准,但仍然缺乏一种强有力的质量管理保障机制。主要表现在:对指导教师的约束力度不足,缺乏对毕业设计全过程的有效监控;缺乏对参加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的业务培训,导致指导教师专业水平不高,知识结构老化,无法准确把握毕业设计题目的广度和深度;对学生毕业设计无具体的质量要求和合理的成绩评定办法,或者为了让学生毕业和就业有意对毕业设计敷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 二、建立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 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我院针对成人教育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就建立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讨。 1.毕业设计与就业一体化模式 在进行毕业实习及相关课程实习时,提醒学生留意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准备选择毕业设计课题,尽可能将毕业设计与学生的兴趣及工作联系起来,因材施教。对于学生找到工作或者需学生去实习的,尽可能将学生放到生产、设计单位去做毕业设计,直接参加实际工程施工、设计的毕业设计,但必须注意毕业设计的指导和管理,采取生产设计部门配备指导教师和学院教师指导的双导师制,负责学生在该单位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及时和学校的指导教师联系。 2.多专业联合毕业设计 由学院的建筑学、土木工程、给排水和建筑设备专业选派教师和学生,组成设计小组,由建筑学专业提出建筑设计方案,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进行结构设计,给排水专业和建筑设备专业进行配套设计[2]。这一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使学生完成本科阶段毕业设计的同时,学会与其他专业的配合,这与设计院的工作模式是一致的,设计过程使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专业协调能力得到有效锻炼,达到较好的设计效果。但是各个专业的设计时间安排便成了较大的难题,现在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3.结合实际选择题目 毕业设计题目应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能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综合应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3]。要求指导教师多渠道采集课题,题目要做到与生产、科研、技术开发紧密结合,尽可能地反映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前沿动态,并不断更新题目。设计题目应全部来源于设计院、生产项目,结构类型包括现代常用的结构形式。为激发学生的设计兴趣和就业前景,我们采取了公布题目、双向选择、综合调控的做法,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工作意向或兴趣自由选题,最后由毕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宏观调控,尽可能使每个教师指导学生数相对平均。在学生人数增多,生师比扩大的情况下,预先给定设计方案图难以保证毕业设计做到一人一题。为此将给定设计方案图方法改为由学生根据设计题目要求自己完成方案设计,学生必须从方案比较的前期工作到施工可行性分析、实际经济指标考核都进行独立思考,还要了解相关工种的配合问题,这样在不同立意、构思下的方案真正做到了一人一题,通过毕业设计教学实践过程培养了学生运用已学的理论知识处理实际工程的能力,同时可以避免同学间相互抄袭现象。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工程设计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队伍,这些教师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是优秀的工程师,形成“双师”型教师[4]。可采取的措施有:(1)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加建设部等相关部委组织的执业资格考试,如注册结构师、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师、注册造价师等,我院有半数以上教师具有上述证件;(2)要求教师积极参与工程实践,并把工程实践的成果纳入到教师考核体系;(3)聘请高水平的校外工程师或学院老教师与青年教师一起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以老带新;(4)要求教师及时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经常查阅现行规范,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视野。 5.“三阶段”质量监控体系 毕业设计前期阶段,要求选题具有真实性,严格审查指导教师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和学生的开题报告,明确任务和要求。中期指导阶段,强调及时到位,提倡校内外联合指导方式、优势互补,不仅要进行业务指导,更要教书育人,重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工程能力。除指导教师对学生定期进行检查督促外,系里在毕业设计中期还将组织有关教师进行交叉检查,对学生毕业设计中出现的问题迅速反馈给指导教师,及时调整解决。后期总结答辩阶段,坚持能力要求与毕业设计答辩标准的统一,采取聘任教师评阅制度,严格毕业答辩资格审查和毕业答辩考核。 6.坚持答辩与成绩评定 坚持二级答辩形式:系级答辩和院级答辩,根据学生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设计质量等方面综合评分。系级答辩采取小组答辩形式,实行预审制度,即参加小组答辩的学生毕业设计须经过指导教师和评阅人双重同意。院级答辩、学院答辩采取公开答辩形式,组成学院学术委员会,参加的是小组答辩成绩前15%者和对小组答辩成绩有异议的学生。毕业设计成绩由指导教师、评阅人和答辩成绩三部分组成,比例分别为30%、30%和40%。对于小组答辩前15%的学生参加学院答辩,成绩再为优秀,才能获得优秀毕业设计。对于小组答辩成绩不及格者,坚持推迟再答辩甚至推迟毕业。在毕业设计答辩结束后,组织学院学术委员会组对毕业设计进行检查,给出质量评估意见,全体教师开会总结,指出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使毕业设计教学质量逐年提高。 三、毕业设计效果 通过对毕业设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毕业设计总体有了很好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学生对毕业设计的重视程度有较大提高;(2)毕业设计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合理化;(3)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创新意识得到加强。以上是我院土木工程专业建立成人教育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些实践探索。毕业设计是一个时间较长的实践教学环节,整个毕业设计过程中应加强监管,建立规范、科学的管理及评价体系,确保毕业设计质量。而且随着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全面提高成人教育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的质量既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任务,加强毕业设计过程质量监控,建立和完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体系,才能提高毕业设计质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成人教育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一、当前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成人特色无法体现,论文内容与学生工作脱节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从选题、实施、答辩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按照或是参考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论文流程进行的,无法突出成人教育的特色。选题的内容偏重基础学科研究。普通高等教育是高等学校教学体系的基础和重点,长期以来影响着高校中其他教育形式。成人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宏观教学内涵均是由高校普通高等教育衍生而来的,授课方式、考核形式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似。毕业论文作为整个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前期教学的影响,论文的选题多集中在基础研究学科上,成人教育学生的专业基础薄弱,完成论文的条件有限,导致论文整体上选题差别很大,质量不能保证。毕业论文内容与学生实际工作脱节。成人教育学生多为在职从业人员,多数人有着长期的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成人教育来补偿自己的学历和提升职业技能水平,毕业论文是所学理论知识和具体工作最好的结合方式。但是,成人教育毕业生的论文受所谓的论文质量的约束,很少能与自己的具体工作相结合,将自己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毕业论文缺少成人教育特色。成人教育学生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参加成人教育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学历和工作中的能力,毕业论文作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环节,应该是能够反映出每个学生的工作内容和特点以及几年来理论知识在学生工作中如何体现出来。但是,目前成人教育学生为了应付毕业论文环节,内容很多与学生实际工作无关,成人教育中服务行业的特色无法体现。 2、缺乏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 很多高校的成人教育管理部门为了方便,照搬普高教育毕业论文的考核体系,导致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的考核标准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基本相近,对论文的科学研究层次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并以涉及学术层次水平高低评定论文的质量;这种考核标准脱离了成人学生的工作实际,导致一些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出现了网上文献拼凑、他人、挪用别人数据等现象发生,完全背离了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的宗旨。 3、保障机制不完善,论文的完成缺少有力支撑 缺少论文指导课。论文指导是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非常重要的一节课,指导学生如何去开展相关工作,如何在网络上查找相关文献,如何按照要求格式去撰写论文。很多教学单位都忽略了论文指导课的重要性,或是缩短学时,或是直接取消面授,改为网上自学,出现了学生的论文格式不规范,选题不准确,论文内容与题目偏差等严重问题。指导教师的选择问题。指导教师是学生论文完成的关键环节,为学生配备合适的指导教师可以让学生的论文工作事半功倍。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多为挂名,没有真正地去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操作论文的完成,同时,指导教师多为高校教师,在帮助学生选题上多以自己研究的课题为基础,脱离学生的工作实际。 二、成人教育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目标 建立成人教育中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成人教育学生的毕业论文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满足工作单位对员工工作能力提升的需求,是保障体系研究的主要目的。 1、在成人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下,论文实施的每个环节都具备相关操作制度和质量标准,各主体在整个过程中分工明确,各执其责,保证论文高效、高质的完成,确保论文的真实性和学生的诚信度。毕业论文是学生完成某一专项研究的总结性材料,成人本科生毕业论文研究多数是在本人单位实施,与其具体工作联系非常紧密,内容相对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更加多样、复杂,论文质量不宜控制。建立科学可行、适用于成人教育需求的操作制度,在大的框架上对论文的方向进行把握,对具体细节内容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对论文的每一部分设置质量标准,完全按照此标准衡量相关的操作,达到成人本科论文的实施的制度化、标准化。 2、成人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充分体现成人教育的特色,将学生工作单位引入到体系之中,为学生的毕业论文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撑。把高校、用人单位、学生三个主体有效结合,充分发挥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指导作用、质量保证作用和全程监管作用,保证学生论文的顺利完成。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实际应用能力,将课堂中所学理论知识与本职工作有效结合,最终为工作效力服务。学生的工作单位是学生学业完成的最大支柱,特别是在学生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中,工作单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学生提供完成论文的场所、仪器等硬件设施,还要学生配备具有一定资质的实习指导教师。因而,结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的学习特点,在毕业论文中引进工作单位,有效地将学生的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 3、通过成人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论文质量,最终达到高校顺利、高质地完成论文整体工作;用人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培训员工、利于单位发展的目的;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成人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毕业论文是学生理论学习与本职工作结合的最好体现。学生在完成学业,提升学历的同时能够增强自身工作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单位。 三、成人教育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形成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制定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标准,建立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保障体系,对于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主要研究成人高等教育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各组成因素,包括前期规范、过程控制和后期评估,通过对过程中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找到适宜的切入点,寻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论文质量保障体系。 1、前期规范体系 前期规范是成教学生在实施毕业论文之前,学校对论文具体的完成形式和结果做的统一要求和部署,是学生完成整个论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整个论文工作的主线,学生按照此要求进行论文实际操作的每一个步骤。主要根据各专业和学生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毕业论文完成的整体过程,研究建立一系列符合成人教育的毕业论文制度:(1)教育制度,包括制定完备的管理制度、毕业论文准备工作的教育、写作方法的教育、违反纪律的教育等。教育制度的建立,让学生明确论文工作如何开展和进行,对学生的论文过程做以框架式要求,约束学生在论文的完成中务必坚守诚信原则,以自己的真实数据编写论文。(2)开题报告制度,成教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论文设想、文献查阅情况、指导教师综合意见,形成具有可实际操作的论文构思,并以文字的形式向高校汇报,经高校专家审核通过施行。(3)中期考核制度,依据开题的思路和步骤设计,对论文中期取得成果进行审评,根据前期情况规划下一步论文的具体实施。(4)论文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论文完成工作进行考核,学校组织论文答辩,由学校老师和学生工作单位与论文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同时,成人教育主管部门对学生论文工作的基础数据进行检查和归档。 2、过程控制体系 过程控制体系就是对学生毕业论文进行质量跟踪,是论文写作中的把关环节,对论文的开题、期中考核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保证论文高质量地完成。依据学校制定的开题报告制度和中期考核制度,学生以书面汇报的形式向学校汇报论文思路及阶段性工作成果,学校对学生论文思路是否符合要求及进展情况做评价,学生工作单位作为实习单位对学生论文整个过程进行质量跟踪,及时与高校沟通,依据学生论文完成期间的表现给予评价。 3、后期评估体系 通过对学生论文质量、基础数据真实性、论文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审查,对高校成人教育管理部门的工作、前期规范体系和过程控制体系进行有效评估,根据具体工作情况建立评估制度,同时验证上述两体系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性。依据成人教育的特点,三个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由高校、学生工作单位按照各自的需求和要求共同完成,达到既能规范论文质量又能满足用人单位对员工继续教育的目的,使成人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各行业在职人员学历和能力提升的有效平台。 作者:朱国荣 王志刚 单位:中国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农村乡镇协作区成人教育论文 一、营造氛围,转变观念,是协作区的重要思想基础 着力提高对建立成教协作区的认识,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工具,宣传协作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全社会大力营造有利于协作区的浓重氛围,让构建协作区工作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观念本身不能改变人,但观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而心态决定一个人的工作状态。成教协作区成立以来,邓州市成教一班人着眼于改革,立足科学发展观。首先,确定了以“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和谐”作为成教协作区的根本目的;其次,在每月的成教专干例会上,向他们宣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坚持“科技兴村”“成教兴农”,这也是成教协作区成功的重要思想基础;再次,在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形成“重农、爱民、惠农、支农”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成教协作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加强领导,规范管理,是协作区的重要组织保证 在成教协作区的运行过程中,出现各种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如何化解矛盾,理顺协作区各种关系,是协作区有效工作的关键。为此,邓州市已成立了以主管教育市长为组长,教育、劳动、人社、财政、发改委、农业、农机等部门参与的教育资源整合小组,市教体局委任一名副局级干部,主抓成教协作区的协调和监督工作。主管领导在局党组会上立下军令状,保证6个成教协作区和谐有效工作。6个成教协作区办公地点设在交通便利,基础条件较好,位置适中的乡镇。投票选拔正副主任各一名,秘书长一名,分别由富有管理、培训和市场营销经验的成教专干兼任。为了促进协作区活动的高效优质发展,邓州市教体局党组研究制定了邓州市成教协作区主任职责、邓州市成教协作区协作活动计划和领导组织实施活动计划等,总结反馈活动信息,定期出工作简报,推广先进经验等。每个乡镇由中心校一把手兼成教协作区协助员,做到经费落实、人员落实、组织落实。建立健全了评估制度,纳入各乡镇成人教育目标管理量化考评重要指标。由于各乡镇能够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从而各协作区成员乡镇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步伐,保证了协作区的工作有序顺利进行。 三、通力协作,共同受益,是协作区的内在动力因素 邓州市教体局坚持把成教协作区工作作为局党组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求各中心校党组织把建立协作区纳入党组工作内容,把协作区工作纳入构造邓州市大教育的整体计划,把落实协作区效果纳入各中心校领导任期目标,把协作区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共同建设成教协作区,共同培育“四有”新型农民,共同落实协作区制度,共同享受协作区的成果。通过多方面的齐心协力,狠抓协作区工作制度的落实,从而保证协作区工作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在制度建设方面,邓州市建立并完善了协作区协调、目标管理、协作区规范、协作区经费、协作区活动、协作区考评等各项制度。从制度上对协作区任务、目标、职责、方法、保障等进行具体明确,并跟踪督促落实。各协作区还定期组织开展经验交流、学习培训、研讨等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示范项目是协作区各方共同利益所在,它是各乡镇协作的重要动力因素。近年来,依据科教兴村、成教兴农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要求,根据各乡镇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的需要,选择一些兼顾各乡镇利益的项目,还注意发挥各乡镇的特色和优势,从而使各方面利益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邓州市第二成教协作区穰东在服装加工销售方面,具有引领功能,其他协作成员元庄、白牛、夏集、张楼联办示范项目“服装加工”,使4个成员乡镇受益农民近20万,形成了“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挣钱”的新农村生产生活新格局。在协作区的工作过程中,各方人员“求真务实、真诚协作”赢得了相互的信赖,从而保证了工作的园满完成,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四、资源共享,多少互补,是协作区的基本组织形式 成教协作区的建立,克服了原来乡镇成人学校教师少、图书少、仪器少、经费少、项目少等困难,实现了弱强联合,优势互补的目标和“建好一块基地,引进一个项目,培育一批人才,带动一批产业,致富一方群众”的需要。市教体局采取乡镇联合、城乡结合、区域辐射的方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协作功能。 ①书刊协作,增强教育吸引力 各协作区把图书登记造册,进行分类整理,余缺部分在区与区之间调剂,最大限度地扩大储存量,压缩开支。在此基础上,针对广大农民求新、求知、求富、求乐的心理特点,各协作区新买了一批科技图书报刊,有针对性地开展的时事政策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利用《河南教育》(职成教版)、《中国农村教育》等报刊开展有奖知识竞赛活动,使成人教育形式活泼生动; ②电教协作,增强教育感染力 各协作区把各校有的仪器,特别是电教设备进行登记造册,调整有无,依托邓州仪电站和远程教育网,搞好电化教学协作,同时与市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局等部门联合开辟农业科技专栏,开设农民音像制品租借点,形成快捷的农民教育覆盖网,使广大农民在看电视、看电影、听广播时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③示范项目的协作,增强教育说服力 各协作区充分发挥专任教师的群体智力优势,选两三个短平快项目,把各个专职教师示范基地的零散资金充分利用起来。示范项目不仅是一部活教材,在成人教育中更是有力的榜样。教体局先后组织了10个成教协作示范项目的典型,将他们的先进事迹编成材料,并组织他们到各协作区进行巡回演讲,让爱技术的人讲技术,让推广的人讲推广,让致富的人讲小康,让善协调的人讲协调,使各协作区有标兵、有榜样。此外,各协作区还开展了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科技双下乡活动,使农村成人教育寓教于乐,促进了协作效果的落实,邓州市先后在第三成教协作区,第六成教协作区进行双下乡活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普遍好评,收到双赢的效果。截至目前,邓州市6个成教协作区已调剂图书、仪器、桌凳28000本(件套),筛选示范项目29个,有3个专题研究会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各协作区对周边群众进行辐射带动,形成“龙头在区,龙身在校,龙尾在千家万户”的农村成人教育培训营销新机制。 作者:石长来 单位:邓州市穰东镇柳庄村成人学校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医学院校成人教育论文 一、资料与方法 ①加强同学考勤的记载:参与学习是学习的基本要求,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探索新知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有缺失,基本的知识建构会缺陷很大,所以对考勤的力度也严格要求,考勤占考试总成绩10%,以两学时为一个单位,旷课一次扣1分,请假1次扣0.5分,累积超过总比例,则考勤成绩为0; ②课堂提问、讨论、作业约占总成绩的20%,这部分内容借助于典型病例或者实际临床问题,由于我校成人教育的课程安排多为大课时,在课堂足够的时间内进行了特定话题或临床病例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形成了终结性的讨论报告; ③以特定的论题和临床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让每位同学再结合自己临床实践以及从事科室的临床特点以形成了自我的观点和认识,以小报告形式体现和提交,抄袭和雷同没有给分,占总成绩20%; ④考试分为开卷和闭卷,开卷占考试总成绩20%,以课程内容为基本切入点,主要包括学科前沿及新知识,开课时候就布置,课程结束时就交回,闭卷考试以深入浅出的理论知识为主要考查内容,知识点小而且分散,试卷以百分制记录,但是占到总成绩20%。总成绩的80%都是在平时完成成绩的记录,20%在最后完成,最终形成终结性的结论。 二、结果 通过对考试评价手段的探索,考核评价依据多样化,加大形成性评价比重。重视与强化形成性评价,加大对学生上课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实践教学,加强过程测试,才能清晰地考查综合素质情况。另外通过加强试卷设计,提高评价效度。使试卷的设计与研究涉及到知识内容的深度、广度,知识与能力的考核比例,增强试题的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和时效性。课程结束,通过学生以及相关班主任及任课老师座谈以及调查问卷形式了解到大多数学生及班主任对于考试改革是比较认可的,特别对于一些能真正参与到学习中得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他们付出能够得到一定回报的比较满意的考核方式。 三、讨论 医学院校成人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背景和要求不同,学生来自于临床一线,有自己学科的丰富临床知识的积累和沉淀,如果我们还是一味把成人医学教育等同于医学高校的教育并且采用一种考核方式去要求,那就违背了医学成人继续教育的意义。目前的考核模式单调、主要以期末考试成绩按比例构成,理论考试多,素质能力考查少;闭卷考试多,开卷考试少;终结性考核多,过程性、诊断性考核少;传统的考试手段多,现代化的考试尝试少。这种单调的模式方法,无法准确考核出成人真实的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影响了成人在学习方面创造能力的培养,既不能全面反映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又背离了成人教育的特点,不利于人才培养特色的凝练。另外考核内容多以理论知识为主,只注重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检测,加之闭卷笔试形式的局限,一张试卷很难覆盖课程的全部内容,这既会造成知识性、记忆性考核成分过大,又极易形成考核中导向性知识内容比重加大和学生机械地单纯应对乃至作弊现象滋生。这种缺乏全面考量的僵化考核,加大了学生的心理压力,限制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成人经历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再次接受成人教育对教育的期待与大学教育不同,他们对于实际问题分析能力不同,如果单纯只注重对于概念以及原理的简单机械即已肯定不能达到成人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见,忽视过程评价,缺乏诊断性评价限制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成人创新精神的培养,不能正视成人教育的特殊性以及偏执的让成人教育变成考察记忆力的竞技场,违背了成人教育的真实目标。医学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学科,成人接受再教育的教学组织应该是具有鲜明特点的,成人不需要照本宣科,不需要循规蹈矩,他们在临床一线的丰富实践活动室教学活动生动化的最好案例,所以,他们渴望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渴望能够摆脱枯燥理论记忆的束缚,这也是成人教育对于教学活动组织的要求,所以,实施如此的考试改革模式,顺应成人医学教育的要求。这次改革,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的考核机制以及考核模式的细化以及进一步的改革,以后会再教学工作中逐渐摸索。 作者: 杨艳 王仁嫒 单位:青海大学医学院中医系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社区发展与社区成人教育论文 一、社区成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互动 1.社区成人教育能改善社区人文环境 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升。人们不但对富有营养的食品有要求,还对空气、水等生活环境有了要求,人们更需要舒适的生存环境。因此,社区群众需要更为生动化的文化生活,需要更为优秀的精神指引,需要更为高尚的社会情操。社区成人教育通过社区集体的组织,将社区多种资源进行充分调配与整合,为社区成人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培训,满足社区群众的各类需求。社区个体人员要依据社区提供的成人教育培训,为自己的个性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培训方法,保证自身个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与提高,从而提高社区的整体人文环境,推动社会人文环境的建设。 2.社区成人教育强化社区的优化整合 社区的优化整合对于构建温馨和谐与友爱和睦的社区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各类社会利益在快速调整,人们的价值观也在日益改变,新型社会的建立一时难以被认同,从而衍生出各种矛盾与问题。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社区必须发挥其基层组织能力、结构能力、教育能力等。一个社区的各类资源与能力的整合程度对社区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社区成人教育利用独特的社区整合职能,能够促进社区功能的优化整合、认同优化整合、制度优化整合,促进社会进入统一的优质管理,让社区群众随着社会发展达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保证社会整体协调的健康发展。 二、社区成人教育与社区发展良性互动的实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社区成人教育与社区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要想较好实现社区成人教育和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掌握二者之间互为利用的关系,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1.培养社区成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社区成人是社区成人教育与社区发展互动的主体,社区成人教育要依据社区成人与社区发展的需求,科学合理地使用一定的外部刺激方式,激发社区成人的学习积极性,以便实现自己期望的目标。对成人学习积极性的培养不能依靠外部条件的盲目灌输,必须要经过科学合理的心理过程。首先,必须充分掌握成人的学习需要,探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社区成人在不同条件下的学习需要,掌握成人学习需要的内容与变化规律。其次,还需要将成人学习制度化,创建一系列成人学习制度,转变传统的学习理念,形成全社区终身学习的氛围。 2.开设适合成人的特色教育课程 开设适合成人的特色教育课程能为社区群众提供多方位的教育机会,能够更贴近社区的实情与需求,是实现社区成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适应社区发展需求的成人教育课程不仅要传输理论知识,还应培养成人的实践能力,既要有社区特色,又要满足成人学习需要。在社区成人教育中,社区发展与个体发展在课程的建设上应当是统一的。对于社区个人来说,使自身修养与发展能够适应社会生产活动;对于社区发展来说,使其满足社会生产、经济、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需要。 3.创建高素质的社区成人教育工作团队 将具备一定专业技能与素养的教育工作者收入社区成人教育工作团队中,建立以管理者、志愿者、理论工作者、专职教师的“四维”工作团队来合理运作,实现社区成人教育和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首先,必须提高成人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强对社区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其次,还要提高自身的开拓创新能力、教育创新实践与思维能力。综上所述,社区成人教育能为社区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全面提升社区人员的素质,整体提高其综合能力。通过培养社区成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开设特色教育课程,创建高素质的教育工作团队,以此实现社区成人教育和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有力地促进社区的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卞加建 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九龙口镇社区教育中心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统筹城乡成人教育论文 一、上下统筹,优化资金资源 一方面,上级政府应提高对农村成人教育的重视度,加大农村成人教育投入,将农村成人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分配成人教育经费时,多向农村地区倾斜,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财政支付渠道,经费的投入还应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下级政府应积极争取,通过“阳光工程”“教育富民工程”等项目,积极争取教育培训的专项经费。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建立并创新投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如设立科教兴农基金,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予以资助,争取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弥补农村成人教育资金资源的不足,为农村成人教育事业提供资金保障。此外,还应科学管理和支配农村成人教育经费,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经费管理制度,加强对资金经费的监督审计,防止和杜绝腐败行为,在使用过程中合理分配资金,优化资金配置,以实现资金投入效益的最大化。 二、内外统筹,优化师资力量 教育工作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成效,成人教育与基础教育相比,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教育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由于教育资金、农村基础教育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师资队伍存在着数量少、业务水平不高、学历达标率较低、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要做好农村成人教育工作,就需要内外统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师资队伍,优化农村成人教育的师资资源。从内部来讲,应当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组织教育工作者到成人教育较发达、水平比较高的学校去参与短期培训,促使教育者较为系统地掌握成人教育理论和技能;鼓励教育者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学习锻炼,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理论知识和综合素质,并鼓励其深入到农村生活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实践技能;同时,还应加强城乡之间的教师交流,定期组织开展学术交流会、教改实验等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不断提高教育者素质。从外部来讲,应积极引进人才,优化农村成人教育教师队伍结构。积极从学校、机关引进优秀的毕业生或基层干部,增加教师活力;鼓励高校学生到农村教育机构进行实践,优化农村成人教育教师队伍结构;根据农村成人教育的需求,公开招聘人才,不断壮大教师队伍;邀请优秀的退休教师、相关专家及本地致富能手兼职,还可建立“流动讲师团”制度,组织本地及周边的大专、职业院校的讲师、教授定期到农村成人教育点开办讲座,及时把新观点、新技术、新信息送到农村地区。此外,还可开展远程教育,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集中师资力量,通过内外统筹,拓宽农村成人教育队伍建设渠道,建立一支数量适当、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为农村成人教育工作提供保障。 三、点面统筹,优化基地资源 当前农村成人教育培训基地普遍存在规模小、布局散的问题,不利于成人教育工作的开展,要改变这一局面,应当坚持点面统筹,既要建设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典型引路,又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构建“大基地”,形成“大体系”,实施“大管理”,使管理部门与培训机构形成合力,优化基地资源。首先,应加强示范基地的建设。在农村成人教育中,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不愿冒风险,说教的效果远不如成功的实践。因此,应建立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培训基地,整合县(市、区)劳动、科技、农林等部门的成人资源,使之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基地”,作为成人教育的课堂,如讲养殖,有养殖基地;讲种植,有农业高产基地,将科技文化理论知识融入实践操作中,通过组织农民现场观摩学习,充分发挥基地直观示范作用,引导农民按照基地的模式进行农业生产,使农民真正掌握实际操作的技术。其次,依托“大基地”,形成科技示范基地—乡镇成人教育中心—农村文化技术学校的三级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农林、科技等部门的特色优势,形成各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培训的平台。此外,还应当积极树立典型,农民身边的“典型”更具感召力和说服力,可选择当地种植大户、养殖专业户、专业合作组织等个人或集体为典型,并组织其与农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增强农民致富的信心。 四、表里统筹,优化教学手段 “教育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基础教育如此,成人教育更是如此,由于农村成人教育对象多,每个人的知识水平、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水平各不相同,从事的生产活动、职业也有所不同,在教学中更应当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表里统筹,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在教学内容中,应当紧贴农村的实际,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科学的论证并设置教学计划,选择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教材,组织编写具有有特色的教材和指导书,并及时将新的技术、成果等补充到教材和教学内容中,使成人教育能够适应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如对于规模化生产,应加强市场营销和产业经营管理的教育和培训,引导农民根据市场供需情况的变化合理调整生产和销售计划;在教学方法中,应确定农民的主体地位,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等,采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并积极运用多媒体、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具象化教学内容,以便于农民的理解,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素质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手段,在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下,应积极统筹城乡成人教育资源,优化农村成人教育资金、师资、基地资源及教学手段,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作者:丁国华 单位:宜兴市高塍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创新发展成人教育论文 一、成人教育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仍有许多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使得成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人们对于成人教育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的人是根本不了解,有的人是片面性了解,进而导致与常规教育相比,成人教育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管理,大众对它的认识不足,成人教育学校龙蛇混杂,标准不一,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效益一直很不理想,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缺乏自我调节自主权,与市场脱节,对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不适应,呈现形式化和片面性的特点,严重制约了成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二、推动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措施 随着经济对于人才的需要,成人教育面临发展契机,但就业市场的尴尬局面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是就业难,一方面是人才短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成人教育要不断打破旧的、固有的教育模式,寻求新的、更加适应市场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1.转变发展观念,树立创新意识 当前,我国已进入教育大众化时期,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改变原有的教育观念,充分调动社会的一切力量发展成人教育。成人教育要从自我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不再局限于陈旧的教学方式和过时的教育模式,树立创新发展观念,以培养实用型和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推动成人教育的自身转型和发展,加强教师以及相关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接受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创新教育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改变传统一成不变的教风学风,广泛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成人教育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推动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 2.注重教师培训,促进专业发展 成人教育教师是办好成人教育的关键,其素质水平的提高直接促进成人教育的发展,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让每位教师都具备创新的眼光,提高专业化水平,注重教师对最新的市场动态、高新产业的技能以及相应的专业知识的及时、有效的掌握,注重教师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能力的结合与提高,从而促进成人教育的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不断培养教师的专业素养,不仅在专业知识方面,在个人素质方面也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调动教师的责任感荣誉感,不仅提高了教学水平,更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 3.创新监管机制,提高教学质量 成人监督管理机制的创新是成人教育发展的重点,一个好的监管体制为一个好的教育机构提供良好的运行框架。在课堂上,要创新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必须考虑到成人教育自身的特点,坚持建立高质高量的课程体系,且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加以不断调整创新,与时俱进,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建立多方参与的监督评估体系,建立健全内部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机制和相关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的教学督导制度,加强日常教学监督的力度,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全面评估教学质量,制定并严格执行教学事故处罚责任制度,严肃教风和考风,保证成人教育水平的稳步提高。 4.建立激励机制,提供资金支持 建立教学激励制度,采取奖励措施,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热情,使教师热爱成人教育教学工作,加强师资力量,从而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以及教学效率和质量。鼓励成人教育办学,加大投入力度,调动社会各相关机构企业的力量,提供技术、理论、资金、资本、设施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学习外国成人教育的先进知识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就业市场的最新信息,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预测成人教育的发展趋向,引进最新的理论成果,注入新思维,为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新信息、新方向、新视野,促进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 三、结语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学习理念的背景下,我国成人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但也存在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诸多问题。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成人教育观念,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大力培养专业性和创新型人才,支持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 作者:陈霞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高等特色成人教育论文 成人高等教育是指整个有组织的教育过程,不论其内容、水平、方法如何,是正规的或是非正规的,不论是延续或是取代学校和大学进行的初步教育以及在企业的学徒训练。成人高等教育对提高国人的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特色专业的建设是成人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应该具有的特性 特色专业不仅仅有本专业一般的共,还必须具有其自身独有的鲜明个性。成人高等教育在进行专业建设的时候必须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为它的相关专业的建设提供示范作用,同时还必须到社会广泛认可,有较高声誉的专业。笔者认为成人高等教育的特色专业必须具备以下的特性。 (一)具有先进性 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首先应该是优秀的、规范的专业。一个优秀的成人高等教育专业是以质量和需求为支撑的,在学校里特色专业必须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学科。它必须有雄厚的教学资源,有市场需求的背景,有充足的社会生源,有一支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成教师资队伍,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其所配置的技术设备和实验基地不仅仅只需要完善,还必须足够的先进。在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结构设计上必须能够满足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是为社会用人单位所接纳的、具有发展能力的产业者、创业者。当有了社会需求的背景与充足的生源后,这个专业才能够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也表明其在专业设计上是合理的。 (二)有足够的发展性 特色专业必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广阔的前景、前瞻性等特点。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专业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对人才类别、数量和质量上的具体要求进行密切的关注。成人高等教育的特色专业要么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要么含有比较高的技术含量,要么符合竞争性经济特征,要么就是能够在比较长或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的特成人高等教育专业,只有具有这些特点的专业才有可能具备较长的收效时间,也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专业与“骨干”专业。因此,在建设特色专业的时候必须从要有准确的发展定位,并能够明确自己所拥有的发展优势,重点建设具有行业特色、区域优势和市场需求前景看好的专业;重点建设与本地区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专业。 (三)具有差异性 与普通的高等教育相比,成人高等教育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他们的学习方式、方法以及文化基础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成人高等教育本身也会因为其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专业、教师等诸多因素所致而形成差异,这也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成人高等教育可以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依托,但是却不能够相互替代,而且同一成人高等教育专业也必须根据其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与不同的生源、不同的人才培养要求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现出其本身的个性。与此同时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与其他学校的相同专业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彰显其自身的优势。 二、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建议 在进行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 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的过程中药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现在都是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成人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必须能够得到用人单位的承认。在建设成人高等教育的特色专业的时候必须以市场为导向重视职业性教育,培养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 坚持创新性原则。创新性原则是每一个专业都必须遵循的。若只能够守成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特色专业。现在特色专业建设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新内容,其本身就应该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的特点。同时很多时候在进行特色专业建设的时候都没有先例可以作为参考,所以特色专业建设要坚持创新性原则,在教育观念、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不能因循守旧。 坚持前瞻性原则。特色专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还必须要为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频繁的进行变动不利于专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特色专业建设的时候要以当前的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还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要能够体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变化,制定出合理的长远发展规划,防止频繁的变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特色专业在建设的过程中药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将学员培养成为符合企业需要,有一定特长的专门人才。同时特色专业建设需要特色人才或特色人才结构来支撑教学和管理。在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必须把师资的充实和提高作为特色专业条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来抓。 (二)更新思想,从思想上进行重视 特色专业建设的时候必须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专业建设观念作为指导思想。办学理念和专业建设观念对特色专业建设的方向、进程和绩效都能够进行深远的影响。特色专业的建设必然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变革,这其中思想观念的变革十分的重要。因此在进行特色专业建设的时候应该首先在专业建设和教学理念上实现变革,更新传统的教学观念以适应特色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随着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高等教育已经在逐步的实现大众化,并且还在向普及化转变。成教与普教应该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各个高校应该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一点。成教对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所起的作用也在逐渐的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接近。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成教特色专业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对老百姓负责,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学校负责。 (三)树立明确的目标 成教特色专业的建设应该树立起明确的的建设规划和发展目标。在制定规划和目标的时候必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它不仅仅要能够促进专业的积极发展,还要能够对特色专业进行规范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特色专业的建设既要依托普教专业建设,更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成教是以在职从业人员为受教育主体,这就需要学校必须以办学能力建设为重点,以优质的教学支持服务为优秀竞争力,通过特色专业建设,实现成人高等教育由教师“教”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为中心、由传统教育手段向现代远程教育手段、由规模速度型办学向内涵质量型办学的根本目标转变。因此在在确立成教特色专业理念时,不能过于守成,也不可以照抄照搬或盲目借鉴其他学校相同专业的经验,必须与学校的专业优势进行结合,注重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进行积极的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敢为人先,在成教专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现特色,形成特色,建设特色,强化特色。 (四)完善制度,切实落实措施 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要更加的进一步加强成教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力度,对成教特色专业的建设提出明确的建设要求和资助办法,出相关的指导文件,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建设标准与评价标准,对评估体系进行完善。实行分类评议与差别竞争体制,让不同的成人高等教育形式都能够体现出其专业特点。要建设一个特色专业,离不开各方的支持,因此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措施来规范特色专业的建设,让特色专业能够根据本校学科优势和办学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公民终身学习的需要,落实本校特色专业建设措施。 (五)加强特色课程的建设 特色专业需要有相应的特殊课程来进行支持。在进行特色专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特色课程的建设,并深化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课程建设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要建设特色专业,就必须自主开发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符合培养目标、贴近成教特点的特色课程体系、精品课程群,同时还必须保障具有一定数量的能够体现出专业特点的主干课程,这些课程至上要能够达到省级优秀课程标准,部分课程还应能够成为省级成教精品课程。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具有明确的课程目标;(2)具有准确的课程性质定位;(3)拥有先进的教学理念;(4)引用或自主编写出与课程建设相适应的教材,教材必须能够体现出专业的特色;(5)着力建设适合成教学生学习的课件。 三、结语 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汇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成教工作者,要勇于直面这些问题,并找出合理的适合其自身的特色专业建设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的成教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拉近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距离。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信息化管理成人教育论文 1目前我国成人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现状 1.1起步晚,管理信息化制度不完善成人教育的管理工作涉及到学校教学活动中的方方面面,其涉及范围广,管理比较分散琐碎,所以在起步晚的我国成人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并没有把涉及到学生工作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具体落实。另外,其管理方法虽然使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但是总的来说,很多高校对信息化管理的相关配套设施建立不完善,能够真正具体落实到信息化管理中的学生工作有很多局限性。 1.2管理人员素质低,有待提高传统意义上,成人教育管理中的各个方面都仅仅是依靠人力管理,所以导致很多管理工作人员不能适应完全信息化的管理环境,此外,由于信息化管理需要管理人员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所以,在具体操作中,很多年龄较大的管理人员不能熟练掌握管理操作,导致成人教育信息化管理不能真正落实。 1.3对信息化管理不够重视一方面,部分管理人员在思想上没有将信息化管理真正认同,只是将成人教育管理信息化当做是教育中的附赝品,对信息化管理缺少正确的认识,所以在管理中仍旧是沿用传统的管理思想进行指导,采用传统的管理手段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认识缺陷,就导致在信息化管理中不能做到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特别是当教学任务量大、教学模块多、学生信息档案管理的基础业务差、案卷质量差的时候,往往在向信息化管理过渡时就会导致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出现。往往导致信息化管理工作不能按照统一标准开展。 2对改善成人教育管理信息化现状的具体对策分析 2.1建立完善的成人教育信息化管理制度首先是要对成人教育管理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任务,其中包括学生档案、教务系统、学生工作以及教学安排等信息的资料统计,确保在进行信息化管理过渡时不漏掉任何方面内容。其次就是学校要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做统一的管理,其中要做好对管理人员的选拔、管理工作的分工以及管理工作的监督。然后要制定统一的信息化管理执行标准,确保成人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各个方面都按照统一的严格标准来落实。最后要做好对信息化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法律效力是确保规章制度真正落实的保障,也是促进成人教育管理信息化、制度化发展的依据。 2.2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信息化管理水平目前我国成人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存在比较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人员水平较低导致的管理局面混乱,没有统一性。出现这种原因的主要原因是高校忽略对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培训以及对管理人员的任用选拔标准不高。所以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提高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管理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对新知识、新的管理理念的学习认识;其次要加强对他们进行信息化管理操作技术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够正确操作管理程序,做到规范有序管理;然后要合理安排管理分工,将成人教育管理中涉及到的每个模块都落实到个人,并安排相关上级领导对其工作进行监督,确保其管理工作的真正落实;最后,为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要在管理中实行奖惩制度,对管理工作出色的人员实行奖励。 2.3提高对成人教育信息化管理的认识,进一步加强管理为真正通过信息化管理来提高成人教育的教学水平和做到对整个高校工作的科学管理,就需要学校各级部门真正认识到信息化管理的作用。所以,在具体的信息化管理中,要加强对信息化管理设施的建设,要不断加强对管理部门的思想教育,强化其管理服务意识,激发管理人员在自身学习中不断创新出新的管理方法。除此之外,为加强对成人教育的信息化管理,还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管理途径和完善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这就需要在不断的管理积累中以及做好对管理工作的总结,不断增添新的管理内容,来不断提高成人教育信息化的管理水平。成人教育信息化管理工作还需要注重对风险的规避,由于信息化管理将学校各种信息都放在互联网系统中,所以为保证其安全性,还需要做好对系统的保护工作。 3结语 综上所述,成人教育的管理工作是一项涉及方面多、管理任务重、管理程序复杂的工程。虽然对成人教育的信息化管理能够促使管理工作更加便捷、规范统一,但是在目前来讲,要想真正落实成人教育管理的完全信息化还比较困难。所以就需要各高校在具体的信息化管理的前进道路上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做好对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以及积极寻找新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和方法,来为提高成人教育的科学管理水平出谋划策,共同促进提高我国高校成人教育中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 作者:许晓冰 单位:长春工程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高校教师成人教育论文 一、成人教育教师的专业性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进入大学来获取知识。成人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目前成人教育的生源人数略有下降,但在未来还将发挥作用。就北京市而言,每年的成人教育生源稳定在九万多,如何为这些学生开展符合其要求的学习,成为每一所开办成人教育的院校必须思考的问题。成人教育学生来源于中等职业学校,而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很多是没有考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相关调研表明,中专学生个体素质一般,文化基础较差,人文知识较缺乏,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得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不扎实,专业知识基本掌握,操作技能较熟练。他们只知道应该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只知道干活,不注意思考,也不会思考。这些学生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后,成人教育教师对其原有知识水平应有一定的认可。造成这样的情况并非学生单方面的原因,其中也有社会、学校对中专教育办学方向的问题。成人教育的教师是办好成人教育的重要环节。成人教育教师绝大多数来自高校,他们承担着各类课程的教学任务,如研究生、本专科生、成人教育学生,还有部分网络教育学生。这就对教师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即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的教育。 在高校,要单独建立一支成人教育教师队伍是很困难的。第一,由于高校教师编制有限,除了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教师还要承担各层次教学任务。第二,由于对成人教育的偏见,教师将研究生和本专科生课程列为重点,成人教育课程则最后才考虑。即便是作为教学任务或单付酬金,教师仍不情愿。第三,由于成人教育课程多在休息日,要占用教师的业余时间,这使得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双重压力下,不愿再承担成人教育教学。没有专职的教师队伍,使得成人教育的教学面临困难。成人教育的教师可以不专职,但应当“专业”。成人教育是各类教育中比较难的部分,对于教师的要求比较高。成人教育学生不同于本专科生,成人教育教师要针对其特点,因材施教,而不能照搬照抄其他教育形式的内容或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日制学生的素质基本在一个小范围内浮动,相关教学宜采用引导和启发式的方式,对拓展性思维要求较高。而成人教育学生,其素质千差万别,不同地域、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在一起学习,使得单一、教条的灌输式教育很难起到作用。教师授课难度较大。为说明成人教育学生的需求,这里以高等数学课程为例。此门课程为基础课、必修课,是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的课程。A班教师采取多媒体教学法,使用PPT和口述对学生进行教学;B班教师采取板书方式,一步步推导演算过程。期末考试的结果是,A班学生有近一半不及格,B班学生90%都及格。同样的教材,同样的内容,仅仅是教法的不同就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在于,成人教育学生的基础较差,对于初等数学尚且一知半解,学习高等数学难上加难。A班采用的教学法,学生反映跟不上、听不懂,越跟不上,后面就越听不懂,整体效果不好。B班采用板书法,符合学生已有的学习水平,在推导过程中,学生逐步理解内容,从而效果很好。由此可见,在成人教育教学中,教师的作用非常关键。只有因材施教,才能达到教学目标。成人教育教师并不是简单地完成教学任务就万事大吉了。认识成人教育的独特性,真正掌握成人教育的规律,十分必要。 二、成人教育教师的道德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人教育处于“补学历”时期。很多在“”时期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通过成人教育的形式提高了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此阶段学生整体年龄偏大,学习目的较为单纯,学习态度比较端正。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成人教育的生源绝大多数来自中等职业学校,应届生年龄在十八岁上下,往届学生二十岁出头,年轻化趋势明显。这部分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既接触到社会生活,又带有学生的质朴。成人教育教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成人教育教师要有很好的道德修养。一方面,成人教育教师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助于自身的成长;另一方面,对成人教育学生可起到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成人教育学生均为在职学习,他们将社会上的风气带入校园。特别是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成人教育学生的维权意识要远高于全日制学生。由于成人学生大多采取业余或者夜大形式上课,其各类组织关系并不转入高校,因此,除了来校上课,基本不参与学校的任何活动。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管理十分困难。 成人教育教师是与学生接触最广泛、最密集的人,其整体修养对班级整体风尚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个人性格和个性的形成远早于认知的形成,因此,在基础教育即学龄前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应加强德育教育工作,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随着个人年岁的不断增大,即便遇到复杂的社会环境或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挫折问题,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符合社会主流意识的道德意识形态。成人教育学生所要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相对要多一些,社会环境对其影响较大。在尚未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他们就得面对来自社会的种种冲击,有好的,也有不好。例如,有的学生纯粹为了拿学历而学习,而掌握多少知识、掌握得是否扎实并不重要。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既有内容的问题,也有方法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浮躁,功利性目的太浓。社会压力使得成人教育学生就业和学习之间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今却变成了互相制约。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各类关系间的矛盾。而教师只有本身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才能通过感化使学生主动掌握方法论的内容。教师道德修养之影响所及的范围是巨大的。很多学生认为,对其影响最大的教师都是在人格魅力上有独到之处的教师。当教师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到达一定的瓶颈,需要寻找下一个学术增长点时,其道德修养的高低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启发教师逐渐从琐碎的事物中跳出来,开始从哲学的视角审视人生。如此升华,使教师的所见所知大有不同,不但带动工作的进步,也使学生从中受益。 三、成人教育教师的先进性 教师本身知识的积累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积累不能脱离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来自工作一线,他们对知识的要求与全日制学生有很大不同。全日制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教师需要在夯实理论基础上,引入实践,使他们学以致用。当然,更多的经验和方法需要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实践中积累。而来自工作一线的成人教育学生已经有一定的经验和处世方法,因此,他们希望能将学到的内容很快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从而产生价值。尽管社会对成人教育评价不高,却无法否认成人教育是将知识转换为价值的最快途径。成人教育教师应该注意所教授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但这一点实际上做得并不好。这一结合不但需要成人教育教师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而且其中也有很多问题。第一,教师会考虑这样一件事是否值得做。教师面临教学、科研的双重压力,一篇SCI论文远可能比一学期讲几十课时效用更大。因为在职称评审时,授课学时的量不是一个硬性标准。因此,给予足够的激励政策会有助于调动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成人教育教师要想做到授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身必须对实践有深刻的认识,具备一定的经验。但目前,高校教师脱离实践环境,渐渐跟不上时展的步伐。一方面,学校要创造机会,使教师能够到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另一方面,教师要自觉地开展实践活动。二者缺一不可。 下面的具体实例令人深思。承担某专业一门医疗器械维修课程的教学任务的学院,派遣了一位海归博士给成人教育专升本的学生上课。在课堂上,该教师大谈特谈发展史、国内外的状况等,却对某位学生提出的具体的医疗器械维修问题回答不上来,尴尬地结束了讲课。后来,班上另外一位学生回答了这一问题,并站上讲台,就医疗器械维修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讲授,并引导学生讨论,效果非常好。原来,这位学生已经在医疗器械维修岗位上工作了十五年。他或许不知道医疗器械发展的历史过程,却对解决学生所关注的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教师除了要有高深的理论知识,还应当具备实践的经验,将理论和经验同时传给学生,使学生学以致用。这样的研究方向不仅会提高教师对成人教育学生的授课水平,也会对其承担会其他层次的教学任务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成人教育教师的先进性必须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缺一不可。 四、结语 总之,成人教育教师对成人教育有很大的作用,他应当具备专业性、道德性和先进性。成人教育教师的这些特点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所体现,关键在于成人教育教师如何认识其中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认识,正是抓住了其本质的特点。成人教育中存在的哲学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可以由抽象的理论付诸具体的实践,又可以由具有的实践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抽象的理论可以变化出多种多样的实践,变化莫测的实践终究离不开根本的理论。它们是表象与内在的关系,也是成人教育教师运用哲学观点提高自身的关键。成人教育的哲学研究虽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对其他形式教育的哲学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在结合成人教育特点的基础上,成人教育的哲学研究必将有美好的未来。 作者:贺静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促进经济发展的成人教育论文 一、经济发展与成人教育的辩证关系分析 (一)经济发展对成人教育的决定作用 成人教育从本质上说既是培养成人、发展成人的理念与实践活动,也是一类重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同理:经济发展决定成人教育的变迁与发展。 1.为成人教育提供对象与时间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提出“庶、富、教”的思想,认为国家要繁荣昌盛,一要人口兴旺,二要百姓富足,三要赋予教养,从中可以看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前提。人类迄今经历的四个经济时代———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前两个时代生产力极度落后,学习、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暇学习。工业经济时代技术被引进生产领域,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市民具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随着生产环节日益复杂化,生产手段不断革新,知识、技术更新换代加速,迫切需要成人持续接受教育。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成人教育学校———英国诺丁汉成人教育学校就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 2.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决定区域成人教育的结构与层次成人教育体系从纵向维度依次划分为五部分:成人扫盲教育、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成人教育的类型结构和层次级别。国际范围内按经济发展程度可将全部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不发达国家,如非洲国家,居民温饱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基础教育发展薄弱导致社会文盲普遍,所以成人教育着眼于较低层次的扫盲教育和成人基础教育。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国家教育经费充足,高等教育几乎得到普及,其成人教育聚焦于高层次的继续教育和闲暇教育。按经济发展水平可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东部地区享受到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30多年的积累使其经济实力远超西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三、二、一”的合理格局,其成人教育注重高层次的技术型、服务型人才培养,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仍然过高、第三产业滞后,其成人教育仍将大力推进扫盲教育和成人初等教育。 3.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成人教育的速度与规模教育领域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盛行。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投入相对充足,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优良的前提条件,基础教育根基稳固,社会成员素质相对较好,同时学习热情高涨、学习动机较强烈,我国区域间的对比更加强烈,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经济落后致使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文盲率偏高,居民的学习需求与动机不强,导致成人教育事业发展迟缓。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发达的经济水平为教育事业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市民原有受教育程度高,且终身学习意识强烈,成人教育事业类型丰富、发展超前。 4.经济发展制约成人教育的教学工具与方式中国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东部地区和城镇的教学工具已经从“粉笔、黑板、教材”三件套过渡到“多媒体”等信息化教育手段,而广大西部地区和绝大多数农村依旧停留于三件套组合阶段。我国的成人远程教育方式也从最初的信件函授教育发展到后来的广播电视教育,直至现在的互联网在线学习,这种转变过程皆伴随着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 5.经济发展影响成人教育办学形式从历史上看,建国前期经济落后,当时成人教育的办学虽形式多样———识字班、劳动补习学校、巡回施教车、民众问字处,但办学条件简陋、场所流动性强、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教学目标层次低、缺失健全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我国成人教育办学类型日益丰富———广播电视大学、普通高校的继续教育、函授教育、开放大学、高等院校自学考试、老年大学、社区学校,场所固定、师资稳定、教学内容体系化、办学目的多元兼顾,逐渐确立了完善的制度,改变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6.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要求成人教育开阔视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就要深化对外开放格局融入世界,去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带动着各国间文化、政治、科技等领域广泛的深层次合作与交流,成人教育应当主动适应这种动态变迁,去迎接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这就需要成人教育在政策实践方面强化国际交流意识,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保持兼容并包的心态,积极参与并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会议;在借鉴推广方面要放眼世界,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取长补短,引进国外成人教育发展的先进技术、师资、成果、经验,弥补国内发展空白与不足,同时也要发扬本土成人教育发展的独特优势,积极推广传播。 (二)成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经济发展对成人教育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成人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同时具备能动性,影响着经济的动态变迁与发展方向。 1.反向阻碍作用 成人教育对经济的作用,并不永远维持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当成人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可承受范围即过度教育时,造成人力资源供过于求,浪费人力物力资源;当成人教育的类型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协调时,导致结构性失业,各产业发展失衡;当成人教育被忽视而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时,人力资源供不应求,束缚社会发展的步伐。成人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失调时必然会对个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进步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正向促进作用 (1)进行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成人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直接发生在两个客体间,而是通过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投入到社会事业而发生效力的。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是通过成人教育的转化功能实现的,即数量转化、素质转化、结构转化,成人教育可以将潜在劳动力转化为现实劳动力,将体力劳动者转化为脑力劳动者,将低级工人改造成高级工人,将素质单一的工作者培训成综合型工作者。成人教育能够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优化劳动力的结构,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2)普及科技知识,更新生产方式 美国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综合、分析了大量统计资料,以科学文献量为纵轴,以历史年代为横轴,把各不同年代的科学文献量在坐标系中逐点描绘出来得到普赖斯曲线,它近似地表征了科学文献数量的增长与时间成指数函数关系,如图1。而且据预测,在目前的知识经济时代,个人在整个学龄期获得的知识只是人生所获知识总数的5%~10%,其余90%~95%的知识需要在生活工作中学习。发展成人教育便是培养知识型劳动者,丰富劳动者的知识,改善劳动者的行为方式,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引导其创造新科技,发明新工艺,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逐步更新生产方式。任何技术改进与创新都凝结着各领域劳动者的智慧,知识从何而来?知识更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在现今知识爆炸式增长、技术换代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更加凸显成人教育的地位与功能。 (3)加速管理的现代化 随着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生存越来越依靠现代管理人才,依靠经验、猜想、计划、指令的传统管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接受系统的管理知识学习或培训前,个体进行决策、管理大都处于盲目状态,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成人教育通过组织系统的理论学习、案列分析、情景模拟,给管理者带去先进的知识,可以更新其观念、发展其能力、提高其管理水平,并促进管理者实现管理方式的现代化,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维持企业长远发展。 (4)挖掘资源潜能,发挥社会经济效益 节约,是另一类型的创造。发展成人教育可挖掘潜在资源,聚合现有资源,充分提高资源的潜能。成人教育拥有丰富的办学形式,既有规模化机构,又有灵活教学点,点多面广,能整合利用分布在社会的零散资源。社会上分散着众多具有教育意义的物力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活动中心、广场、纪念馆、军营等,都可以将其置于成人教育的覆盖范围下。社区、企业、学校拥有众多能人异士、退休职工、退休教师,可将他们聘请到成人学校、教学点、机构,发挥余热,服务他人,实现人生价值,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5)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未来区域经济结构将形成“三、二、一”的合理模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培养适合各种产业需要的各级各类技术型、智能型、管理型人才。成人教育既有培养市场需要的知识型人才的学历教育,又有通过岗位培训、技能培训培养满足市场迫切需要的现代技术人才。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是国家取得飞速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制约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对此成人教育必须发挥其应有的特色与优势,培养数量稳定、素质良好、结构优异的劳动者队伍。为满足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成人教育应通过培养高新技术型人才、培训服务型人才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以促使经济发展方式平稳过渡。 二、结语 经济发展与成人教育存在融合共生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决定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成人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成人教育只有不断更新自身观念、优化结构、调整目标,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才能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作者:贾红彬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高职院校成人教育论文 1当前高职院校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现状 1.1学生文化基础知识薄弱,文化学习上存在畏难情绪 报考高职院校成人教育的学生,大多是不具备大专学历的社会在职人员,他们或是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面临跳槽、评定职称、工资晋级等问题需要大专文凭时,再报考高职的大专,这些学生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没有高中学习的经历,文化基础知识非常薄弱,尤其是数学、英语学科。入学以后,学生在学习文化基础课程时,常常觉得学习困难,于是请假、旷课、逃课等现象时有发生。 1.2学生工学矛盾突出,到课率不高 从2008年起,教育部出台文件,规定普通高校停止招收成人脱产班学生,至此以后,高职院校的成人教育招生对象只能是社会在职人员,其中以企事业单位一线在职职工为主。目前高职院校成人教育教学一般采用集中教学模式,要求学生集中到学校参加面授辅导,而作为企事业单位一线的职工,由于工作的时间长,劳动密度大,很难定期按时到校参加学习,这就导致学生缺课现象严重,工作与学习之间矛盾突出,最终部分学生因缺课而无法顺利毕业。 1.3学生求知心理多元化,混文凭现象严重 为了解当前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目的,笔者对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内的六所高校的成人教育学生进行了调查,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教师、电话采访和当面访谈等形式了解到,在参加成人教育的学生中,学习动机大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以优化知识结果,提高自身素质为追求,称为“主动学习型”;第二种以获得文凭为最终目标,称为“文凭动力型”;第三种属于“被动学习型”,他们大多受单位委派,自身没有明确的目标,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参加学习。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近75%的学生表示属于混文凭,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行为自由散漫,缺课逃课现象严重,期末考试前期,他们相互借鉴复习试题,只求顺利通过考试,正常毕业。 1.4学生管理模式滞后,学生管理队伍知识结构、政治修养、工作能力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要求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高职院校的成人教育学生管理大都采用刚性管理的模式,何为刚性管理?刚性管理是指以规章制度为中心,利用组织结构、责权分配来实现由支配到服从的管理,这种管理优点十分显著,首先采用刚性管理可以促使秩序井然,行为规范,其次采用刚性管理可以保证公平公正,再次可以保证执行快速,实施效果明显等。但刚性管理以规章制度为准绳,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因此说刚性管理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需求。目前,高职院校成人教育学生管理队伍多是由兼职人员组成,院系的学生辅导员整体上十分年轻,很多人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缺乏学生管理经验,尤其是对成人教育的学生如何管理、教育,更是缺乏经验,工作中一味的进行上传下达,只要将上级管理部门的通知要求传达到班主任手中即可。班主任接到通知后,也是简单的通过QQ、短信通知学生,缺乏对学生的跟进管理,久而久之,学生管理出现混乱的局面,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和学生管理的要求。 2加强高职院校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思路与探索 高职院校成人教育面对的主体的是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成年人,他们有自己较为成熟的想法和特立独行的行为习惯,会自己进行判断是非,不满足于被动接受别人的指令,对于这样的成人学生,如何尽心有效管理是值得广大成人教育工作者深思的问题。高职院校的成人教育要实现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目标,必须打破原有的学生管理观念,面向在职人员,树立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工作新理念,即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指引下,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强调发挥学生的自我作用,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从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从而实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 3新形势下加强高职院校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对策 3.1大力推行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新理念 成人教育的学生管理是高职院校成人教育办学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维护学校正常办学秩序、保障学生成人成才的基础,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理念是适应科学管理尤其是新形势需求的科学理念,是高职院校建设和谐校园的前提。高职院校的成人教育办学要实现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学生管理上必须与时俱进,摒弃传统的刚性管理,积极推行以人为本的新理念,不断探讨、研究以人为本的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新途径、新机制、新方法,建立健全以人为本的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规章,从而实现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新飞跃。 3.2加强管理人员、班主任、班干部三支队伍建设 从事具体学生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员、成人教育班主任、班级的学生干部是开展成人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三支队伍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成人教育学生管理水平,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大力加强三支队伍的建设。在管理人员选聘方面,要注重选聘责任心强、热心成人教育工作的教职员工从事日常的成人教育学生管理,切实做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热心服务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做好服务工作。同时学校应出台相应的进修、培训政策,鼓励管理人员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理论修养,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与管理人员不同,成人教育的班主任直接从事第一线的学生管理工作,负责具体的学生考勤、评奖评优、学风建设、档案管理等工作,他们是学生最亲密和最信任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政治素养直接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因此,更加要重视班主任的选聘工作,特别要注重选聘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年轻教师担任班主任,从而方便和学生开展交流。新生入学后,班主任选聘政治过硬、具有公益心的同学担任班干部,充分发挥班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参加社会活动等载体,引导班级其他同学自觉参加班级的日常管理,从而实现成人教育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3.3运用新媒体加强成人教育学生管理 随着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微博、博客、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和认可,正逐步成为年轻人表达情感、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这些新媒体同样受到成人教育学生的欢迎,日前,笔者对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14级成人教育新生进行新媒体使用的专项调查,调查显示,90%的学生平时使用QQ,75%的学生使用微博和微信,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没有学生反映从未使用过新媒体。新媒体具有信息量大、传输快、资源丰富等特点,为我们开展成人教育的学生管理提供了便捷。从事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管理人员、班主任、班级干部可以建立自己的微博平台,及时各类信息,方便学生学习;建立QQ群,加强师生联系,增进师生之间的情谊,并且可以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各类问题;利用手机飞信、QQ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利用论坛开展班级主题班会等教育活动。成人教育的学生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的教学部门、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部门配合,因此,高职院校从事成人教育学生管理的教师员工应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认真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以精细化的服务理念贯穿整个学生管理过程,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把对成人教育学生的严格管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从而形成以学生为本全员服务学生成才的良好局面,积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成长,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全面提高成人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 作者:韩连权 单位: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论文 一、治理理论与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目标的一致性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确定一致的目标。“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治理的各参与主体都有自身的目标追求,这些目标的指向是多元的。治理就是要在多参与主体间通过协商、互动,构建起各参与主体都认同和支持的一致目标。因为,“目标的一致性,可以减少成员之间冲突的数量和强度,进而改善组织的总体协同”[2]。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成人教育班主任、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生、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这些参与主体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追求,但在增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和工作能力,提升成人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这种目标的一致性,构成了成人教育各参与主体共同建设班主任队伍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二)过程的互动性 过程的互动性是治理的基本特征。“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过程,不是权力的单向运动,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认同和达成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组织既定的目标。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必然要求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班主任队伍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行管理经验分享、工作体验分享等;成人教育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互动,学生把学习体验反馈给学生,班主任把管理心得传递给学生;成人教育学院与班主任之间的互动,学院把成人教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传递给班主任,班主任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学院;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之间的互动,任课教师把课堂情况反馈给班主任,班主任把学生的具体情况传递给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和成人教育学院之间的互动等。这种成人教育管理过程不断的互动,是推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基本条件。 (三)方式的协调性 方式的协调性是治理的必要条件。治理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参与治理的各主体树立协调的观念,保持有效的沟通,根据治理进程,进行不断的协调,从而为治理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使治理目标的实现。协调能促使治理各参与主体在治理进程中步调一致、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同样需要采用协调的方式进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以退休返聘为主,学历不高,管理能力和水平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成人教育学院要多和班主任沟通协调,以让班主任真正理解和支持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既定目标。同时,在成人教育进程中,各方参与主体要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协调,统一想法,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达到成人教育的目标。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需要治理理论的原因分析 (一)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参与主体性需要治理理论 班主任队伍成员、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他们要彼此帮助、互相依赖、互为依托,呈现出明显的多主体性特征。成人教育班主任是队伍建设的主体和对象,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需要每一名成人教育班主任主动适应成人教育现代化的趋势,认真学习现代成人教育理论,注重提升自身各方面素质和工作能力。成人教育学院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指导者和管理者,承担了明确队伍建设方向、规范队伍建设内容等工作。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外部参与者,是成人教育班主任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领域性需要治理理论 1.队伍内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内部建设包括班主任素质建设、班主任设置建设等。在队伍内部建设过程中,既需要班主任队伍上级部门的指导,也需要班主任成员之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分析、互动,达成队伍建设的一致目标。 2.队伍外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外部建设包括密切联系成人教育学生、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在队伍外部建设中,需要班主任和相关主体保持密切联系,通过沟通协调,为培养优秀的成人教育学生贡献力量。 3.队伍文化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在队伍文化建设中,需要队伍内外密切合作,把为学生服务、实现国家成人教育目标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治理理论 从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现状看,队伍老龄化严重、管理观念陈旧,队伍整体学历不高,专业知识欠缺,服务意识不强;考核与激励措施不足,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复杂性特征,要求以治理的思维和视角考虑问题,通过持续的沟通协调,不断吸纳班主任的想法,通过搭建交流平台,激发班主任的工作热情,让班主任在队伍建设活动中获得自我成长。 三、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思路 (一)培育各参与主体的治理观念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优秀目标是增强队伍凝聚力,培育出优秀班主任。这一目标既是班主任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如果各参与主体没有对这一目标达成共识,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就无法实施,可以说,目标一致观念是治理观念的首要因素。要达成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目标,互动协调是关键。具体包括:一是建立互动机制,在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具体问题上,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互动,为达成一致目标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协调机制,对班主任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各参与主体要积极协商,通过不断沟通、协商,修正错误观念,达成一致目标。这种互动协调观念是建立在目标一致观念基础之上的,是治理理念指导下的互动协调,这与以往独立推进的互动协调有根本的区别。 (二)构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治理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治理机制建设。“机制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使组织发挥更大的整体性作用。 1.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机制 一个优质的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活力机制,应该是队伍富有活力和极强的工作能力;上级管理部门的指导富有前瞻性;其他参与主体的意见富有启发性。 2.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育人机制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育人模式发挥作用不能单独依靠班主任自身,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要发挥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的作用,构建一套以成人教育班主任为主、借助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育人机制。 (三)搭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网络治理平台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网络治理平台建设要坚持技术性、实用性原则,以促进提升班主任素质,增强班主任队伍工作能力为目标,搭建网络治理平台。技术性原则体现如下:网络治理平台要采用最新、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成果,诸如微信、微博、大数据等网络技术新成果都可以用来搭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网络治理平台。实用性原则体现如下:网络治理平台要考虑到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顾及各参与主体的诉求,以方便各参与主体参与建设为思路,搭建网络治理平台。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网络治理平台建设要注重资源整合和参与主体积极性发挥。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网络治理平台建设既要注重资源整合,也要注重参与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可通过建立相关制度保障、颁发荣誉等方式,调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推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网络治理平台建设。 作者:宋英 陈俊傲 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中医药高校成人教育论文 一、普通中医药高校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历史的回顾 普通高校开展成人中医药教育离不开成人教育这块广阔的土壤,同整个教育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应该看到成人教育也有许多还不能满足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状,甚至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①成人教育同普通教育相比,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的研究和改革力度较小。②成人教育的地位作用还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继续教育、终生教育的理念还没被社会特别是行业完全认可。③法规政策不完善,不配套。如关于卫生系统医技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由于卫生行政部门缺少强有力的约束,地方保护及基层体制等因素,而使高校的继续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又如,据毕业生反映,成人学历教育的文凭在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药师考试时受到歧视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中医药成人教育在新形势下持续发展的因素,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成人教育观念,真正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二、从科学发展观看普通中医药高校成人教育的定位和作用 坚持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而坚持协调发展则是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推进政治、教育、文化的协调发展,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据此,我们对当前我国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人教育的定位应是: (一)是我国中医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教育职能和培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应该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而又不可互相替代的作用,其原因是成人教育“能够直接有效地提高劳动者和工作人员的素质,从而可以直接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同时,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形成好学上进的社会风气有着直接作用。 (二)搞好普通高校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生教育发展的一种教育方式,对不断提高医药卫生人员素质,提高全民健康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对中医药成人教育发展的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首先要认识到当今社会成人教育活动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鲜明的社会性,教育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必须使成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适应教育对象需要,才能正确地对成人教育进行定位,才能回答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的问题。其次,要加强成人教育管理科学的研究,构建成人教育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纵观国内中医药高校成人教育管理的实践,基本上有三种管理模式,即经验管理模式、行政管理模式、科学管理模式。经验管理模式是最早的模式,成人教育办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管理者集体成员的实际经验。到行政管理模式阶段,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行政职能的发挥为中心。这种管理模式树立了管理者的权威中心,有严格的层次区分及明确的职责、权利,统一的指令、细化的组织,规整了教育行为,杜绝了混乱的发生,有利于工作的进行,但也应看到成人教育管理者个人意见和组织意见的混淆,成为管理政出多门的根源。进入新世纪后,国内有关院校成人教育管理出现了新的模式即科学管理模式,强调把测量、统计的方法与人本管理的观点自然的融合到一起,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这种管理模式代表了未来的方向。但成人教育管理科学体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讨,我们今年学习科学发展观,对构建中医药成人教育管理学科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再从发展模式审视,过去从质量效益角度上强调规模型及效益性发展模式,从结构优化角度强调多序列并举、多样化并举、以学校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性模式,这些模式还能否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很值得深入思考。我们可以借鉴其它类别院校先进的经验,注重内涵式发展模式和外延式发展模式相结合,规模质量效益相结合,全方位推进与联动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也可学习国外发展成人教育的经验。如以人力资源为目的,以社区发展为目标,以构建终身教育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注重产业化、社区化、个性化、网络化发展模式等等。 四、结语 科学发展观还告评我们,坚持全面发展,一定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开拓创新,丰富发展内涵,破解发展难题,才能得到发展,应该说中医药高校举办成人教育二十多年的实践,取的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或困惑,如教育的投入、教育的质量、就业的比率、社会的回报。又如提升成人教育的品位,关注长远发展,注重内涵建设,构建动态实效的培训目标体系,关注教育的民主与公平,注意层面的发展,都是新形势下对成人教育提出的要求。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开辟成人教育美好的明天,也只有贯彻科学发展观才是新时期中医药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曲光明 单位:陕西中医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军队成人教育论文 一、以研代讲,用研讨式教学法引导学员学习 学历教育中,写作课属于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一部分,一般包括了写作基础理论、方法,以及公务文书写作、新闻写作、学术论文撰写等内容。写作课主要是使学员了解基本写作知识,培养基本的文章写作能力,学会常用文章种类的写作方法,为日后工作需要打下初步的基础。教员可以系统安排教学时间,从写作基础知识教学开始,教员教一个,学员学一个,稳扎稳打,边讲边练,教员多采取知识灌输的方法,力求把理论讲透,把文种讲全。在任职教育中,参加培训人员已经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和实践经验,不需要也不想泛泛进行写作学习,他们希望教员能贴部队实际,解决问题,使培训有实实在在的效果。这时,可以摒弃传统的以教员为主体的理论讲授教学方式,让学员成为课堂的主角,让学员自己思考。一般的文种,可以通过范文阅读,启发学员根据自己平时写作的实际,引导他们归纳写作方法,总结写作技巧,进行模拟写作练习,检验学习效果。也可以让学员当教员,自己上一课,鼓励他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亮出来,谈谈自己的写作心得。通过让学员自己讲课,能促使其把平时模糊的思考上升至理性分析,总结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验,也能让大家互相交流写作经验和工作体会,了解不同岗位的同类文书的写法,丰富写作经验。 二、以辨促思,用比较式教学法启发学员思考 学历教育中,公文写作课着重于写作基础知识与方法的学习训练,教学内容安排比较繁杂。任职教育中,公文写作课的教学目的是提高学员胜任岗位任职需要的写作能力,教学要求相对提高,但教学时间却相对有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实际,改变原有教学思路,优化教学内容,采取新的教学模式。在文体知识和应用写作中,侧重应用写作;在应用写作教学中,侧重学员在工作岗位中最基础最常见的几类文种(如通知、请示、计划、总结),使教学重点突出,有针对性,增强教学效果。讲授时,也可以改变原有各文种“基础知识———写作方法———例文分析———作业练习”的授课模式,而是以专题辨析的形式来分类指导,以辨促思,让学员自己联系实际进行思考,使之准确把握相关公文的联系与区别,掌握好文种的写法。公文包含的文种很多,有些文种的意义和性质很相似,如计划与总结、请示与报告、请示与函等。在文书写作课教学中,可将类似的文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辨其异同,研究、探讨它们的写作规律和方法,以便触类旁通,从而达到深入认识的目的。如“请示”与“报告”的“八不同”、“请示”与“函”的“五不同”等。通过文种分类比较,引导学员自己思考辨析的方式对文种进行探讨,有利于其正确地使用公文文种,把握知识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切实学会写好公文。 三、运用“案例”分析,用案例式教学法来提高学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能充分发挥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优点,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案例”分析,能加深学员对公文写作专业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其他相关知识内容的融会贯通,并能增强他们严密的思维能力,形成严谨的写作作风。通过“案例”分析,能让学生明白直观地了解公文质量的优劣,明确公文中有代表性的主要问题。对于重点文种和写法复杂、学员写作普遍感到有问题的文种,应该从部队行文实践中,选择一些针对性强、有代表性、甚至可以是一些病文,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课堂讨论、集体会诊的方式,纠正错误,总结出文种写作的基本方法。公文是传达贯彻上级领导机关方针、政策,行政法规和规章及指导工作、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所以在写作公文时,要重点考虑应达到什么目的、解决什么事、需要基层做什么。通过具体例文分析,让学员自己认识到少说空话、套话,要把公文写短、写精、写实;同时还要注意公文的效用,应在实事求是上下工夫,做到实事详写、虚事略写、新措施详写、旧方法略写,特色要说足,一般的情况可一带而过。在教学中可通过引入大量的“案例”,使书本中的写作理论与工作实际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以增强学员对各种公文文体的感性认识,同时使学员对照自身在工作中的写作实践,启发和帮助其更好地把握文种写作中的关键,切实提高学员写作能力。 四、设置情景模拟,用模拟式教学法指导具体实践活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须躬行”。所谓模拟教学法,是通过情景模拟,要求学员扮演指定行为角色,并对其行为表现进行评定和反馈的一种培训方法,通过这种体验某种行为的具体实践,可以帮助发展和提高其写作技能。在公文写作教学中,我们通常进行的想定作业,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情景模拟。在想定作业时,通常会设置一些尽量接近真实的条件,如某单位举办某活动,请学员以某干事身份下发一则通知。这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在教学中若创设的教学情境科学、适度、恰当,能在课堂上激发学员求知欲和好奇心,增强学员学习的兴趣,使学员沉浸在探索、思维和发现的境况中,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挖掘学员的内在潜力,开发学员的智力、能力和想象力,培养学员的创造意识和自主探究、合作探究的能力。模拟式教学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事先应充分准备,要有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在公文写作教学中,除了简单的想定作业外,运用情景教学法,可以和参谋业务技能其他课程(如军事地形学、参谋业务基础)结合起来。如模拟一次演习,让学员扮演战时参谋角色,利用参谋作业系统,培养学员作战要图标绘、文书拟制等能力。 五、总结 总而言之,在公文写作教学中,可运用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关键是在使用这些方法时,一定要明确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任职教育目标是培养学员岗位任职能力,课堂教学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学员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要想提高学员的实践能力,在公文写作课堂教学中就要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丰富写作训练的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放手让其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多思、多听、多写、多练,促使他们都能成为探索者和创造者,从而也能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刘晓曦 单位:武警沈阳指挥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锻炼状况成人教育论文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用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生(北京市属12所医院)380人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查找有关医护人员体育锻炼内容、方法;使用问卷调查法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385份,收回问卷380份,回收率98.7%;用数据统计法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成人教育医护人员体育锻炼动机 体育健身动机与其对体育健身的认识程度和层次不只局限于健身功能,而有了较大的拓展和加深,能更广泛地从多角度认识到体育健身的积极作用。调查结果显示:“减轻压力、调节情绪”排序第一,“防病治病”排名第二,提高运动能力排名第三,分别占67.8%、61.5%、55.0%。这说明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较大,在工作之余需要进行心理调节,体育锻炼能够起到减轻压力、预防疾病的功能。 2.2成人教育医护人员体育锻炼方式 成人教育医护人员采取锻炼方式进行体育锻炼,步行锻炼者占85.0%,排名第一;采取跑步者占47.2%,排名第二;采取骑自行车者占23.9%。其他体育锻炼方式是登山、球类、健身操。 2.3平均每周体育锻炼的次数、时间 参加体育活动的频度每周不锻炼占18.9%,1次以下占18.9%,2~3次占32.3%,4~5次占0.44%。每次活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下的占50.5%,30~60分钟占46.5%,60分钟以上占0.28%。 2.4影响医护人员体育锻炼因素 影响医护人员体育锻炼因素有多方面的,调查显示:“工作忙、缺乏时间”原因为第一位,占80.5%;“缺乏指导和组织”为第二位,占42.8%;“惰性”为第三位,占32.6%;缺乏场地设施为第四位,占28.4%;而经济条件限制仅占0.94%,位居第五位。这说明医护人员在锻炼时间上未得到充分保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医护人员期盼对所参加的体育锻炼进行科学指导。 3结论 3.1成人教育的医护人员在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和认知上较为积极,时间上还未得到充分保障;在体育锻炼的选择上偏向于徒步、跑步及对器材要求不高的大众项目。 3.2在参与体育锻炼次数上,不参加锻炼,且不能长期坚持的还有较大比重;在锻炼时间上30分钟以下(50.5%),每周3次以上(32.3%),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认定的“体育人口”(每周参加体育活动频率在3次以上,每次活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上)衡量城市居民体育健身较有效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3.3影响成人教育医护人员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实时间和组织领导,但还要克服惰性,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4建议 4.1良好的体质是机体具备身心健康的必要身体生理基础。良好的体质可使我们拥有更多的生命激情,积极地享受生命,感受生活,而利于心理健康。 4.2医院应每年为医护人员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检测,为医务人员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4.3各级政府及医院要增加经费投入,修建方便、适用、廉价的体育设施,满足医护人员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作者:张红 刘娟娟 戴京燕 翟冀云 赵东生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毕业论文:国外招生模式成人教育论文 一、西方国家及日本成人教育招生考试模式概况 1.美国。美国继续教育与专业学院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也没有明确的入学资格要求,有读书愿望者只要提交申请表、中学成绩和个人声明等材料,交纳一定的学费和申请费就可以入学。美国社区学院的一部分功能也是向社会提供继续教育,但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该入学考试通常使用标准化测试来考察学生学习能力,一般是基本语言和计算能力,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判断学生有没有做好学习的准备,决定录取结果。美国成人学生可以在各类学校间自由转学和升学,但学生参加课程考试非常严格,不及格无补考机会,只有再次注册重学。美国成人高等教育的淘汰率很高,美国社区学院能坚持到毕业并获得副学士学位的人数只占最初注册的15%左右。 2.英国。英国的开放大学是有权授予学位的独立自治大学。主要课程类型有学士学位课程、业余进修生单门课程、开放商业学校课程、职业性提高班、合约培训、高级学位或全日制(或业余、或函授)或以研究为主的学习及社区教育。开放大学是实行“宽进严出”的典型代表,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凡年满18周岁者均可申请入学,但有非常完善的质量保障措施,学生注册时即被安排指导教师对其进行学业等的指导,每20名本科学生指派1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并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负责。学生注册入学后只是获得了试读的机会,3个月后学校通过写论文、分析第一手材料的摘要、文章评论、工作日志、口头发言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约有1/4的学生被淘汰,其余学生进行第二次注册转为正式学生。学校实行严格的学分制考核,课程成绩由平时作业和考试两部分组成,只有完成了作业并通过了考试才能获得课程的学分。据统计,英国开放大学毕业的学生只占第二次注册人数的50%左右。 3.法国。法国的成人高等教育主要在大学级技术学院,入学极其简单,不需要考试,普通高中毕业生或技术高中毕业生递交相关材料,经审查合格即可登记注册入学,同时大学级技术学院也招收少数在职工人,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学历、年龄和资历限制,学生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3年。学校还组织夜校班、短训班等向中级以上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提供进修性质的培训。如巴黎国立技艺学院是法国一所重要的承担工程继续教育的学校,专门以在职的没有相应正式文凭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培养对象。另外,根据企业的需求,学院每年还举办多个为工程师和高级技术员开设的各类短训班。 4.日本。日本高校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荒”后,才逐步开始将视野转向成人。目前日本大学招收的新生中仍以全日制学生为主,但成人教育规模正在稳步增长。招收成人学生主要是短期大学和专修学校,这些学校学制灵活,学习内容偏重于应用性,课程设计紧凑精炼,颇受成人欢迎。短期大学入学形式宽松,主要采用推荐制入学,无需入学考试,只要出示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书、学校在校的成绩单及高中学校的推荐信息,经审查合格即可免试入学。专修学校也提供很多高等教育课程,成人可根据需要自由修读。另外,日本还有一种新型教育机构放送大学,通过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形式提供教育,不受年龄限制,只选一门课程无需入学考试,如选全部课程攻读硕士学位则必须有本科文凭,并参加面试和口试的入学考试。 二、国外成人教育招生考试模式的启示 从成人教育招生考试情况看,国外一般实行“开放入学”、“宽进严出”的政策。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及本科以下的学历教育,没有严格的入学资格要求,多数也不需要入学考试,考生只要提出书面申请,交纳相关费用即可入学。而入学后的课程考核极为严格,强调学习过程的严格管理,包括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等,对不合格的学生实行淘汰制,对学生学习动力激发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1.注册入学和自主招生 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开放大学、法国的大学级技术学院都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任何年龄层次的公民,只要有读书的愿望,成人教育的大门就向他们敞开,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学习条件,让他们接受实用性教育。由于成人教育招生的对象是社会各行各业的成年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对学习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国外成人教育没有全国统一成人高考这一做法,即使有些学校采取入学考试方式进行招生,也都是由学校自行组织入学考试,考试的内容不是数理化基础,而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的测试。国外成人教育招生考试的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应当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地启用注册入学的招生模式,这一做法不仅可以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克服传统考试入学制度弊端,而且还能够有效解决成人高考生源不足的现实问题。同时,政府要放权给成人教育学校,让他们根据区域产业特点、各校专业特点自行组织面试等形式的考核,既可以考察考生的兴趣与特长,又能让更多有求学欲望的学生圆了大学梦。当然,在实行注册入学和自主招生的同时,成人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教学督导制度等加强教育质量控制的手段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从而保证成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2.宽进严出与质量保证 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例,对于申请本科学历的学生,没有入学要求,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很高。学校虽采用远程教育教学手段,但其保证质量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对教学系统进行详细设计与测试,确保远程管理和远程教学的顺利运行;二是对所有课程进行精心设计,由教学管理部门进行验收与检查;三是课程的准确发送,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接收到学习的内容;四是关注学生的发展,并给予全力支持;五是注重与学生的交流,让学生充分表达思想;六是加强学生的评价。而我国成人教育的情况正好相反,20多年来一直沿用“严进宽出”的模式,这种模式容易使人陷入急功近利、混张文凭的怪圈,不利于学生学习与成长、不利于成人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国成人教育应当逐步向“宽进严出”转变。这需要制定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将培养方案中每一门课程的焦点应放在提高质量上,即学生究竟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多少。同时成人教育也要关注课程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评价的改革,不能与普通高校的学科体系趋同,而要向职业学校的应用性教学改革方向学习,大胆地改革成人教育课程与教学,培养更多、更具实用性的高素质技术应用、工程型人才是成人高等教育的最佳选择。 3.职后培训与学制灵活 从法国和日本的成人教育经验看,学制灵活的短期培训学校是开展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的主要基地。这类短期培训学校入学形式宽松,一般不需要入学考试,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或者在一个时间段内进行集中式学习。学习的内容可以是专业技术进修,也可以是学历进修,学制可以是短时间的,如十天、三个月等,也可能是二年或三年等,完全由学生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国外职后培训与学制灵活的模式对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启示: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就需要对成人教育本身做顶层设计,建设丰富的成人教育资源。我国成人教育资源需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根据专业类别、学历层次、通用技能、专题研究等建立课程体系,学制可长可短,在职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工作需要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选择短期培训或长期的学历培训。 4.关注能力与水平测试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学校也有设置入学考试的,但这些学校的入学考试内容和方式与我国的成人教育考试差距很大,国外成人教育入学考试主要测试学生的关键能力。所谓“关键能力”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每个人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至关重要的能力。职业优秀能力是成功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地区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热点。德国教育界将“关键能力”划分为四个方面,即自我或个人能力、社会能力、方法能力以及专业能力。关键能力类似于我国的职业优秀能力,是指人们职业生涯中除岗位专业能力之外的基本能力,它适用于各种职业,适应岗位的不断变换,是伴随人终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称之为“关键能力”,美国称之为“基本能力”,在全美测评协会的技能测评体系中被称为“软技能”,香港称之为“基础技能”、“共同能力”等等。具备关键能力的人不仅可适应就业需要,很好地与他人相处;而且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使人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重新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和知识,更好地发展自己,适应更高层次职业和岗位的要求。我国的成人教育可以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在入学考试时仅设置一些关键能力的测评,只接收具备学习能力的学生入学,对于那些还不具备学习能力的人可以开设关键能力提升班,为后期的升学、顺利完成学业做准备。 三、结语 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调节教育供需矛盾,而且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人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的需求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必然。但是,目前的成人教育及招生考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例如生源不足、信誉下降、与社会需求脱钩、缺乏成人特点等,因此,改革成人教育招生考试模式是一项重要举措。国外成人教育招生考试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将朝着政府放权,学校自主招生;不设理论基础门槛,启用注册入学模式;严格教育教学管理,实施宽进严出政策;完善质量监控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结合,设置灵活的学制;参照关键能力测评,推动成人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这些具体工作一旦得以落实,将会很大程度地改变成人教育的现状,使我国成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奚伟国 单位: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论析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公共新闻”实践 【论文关键词】公共新闻;文化和制度语境;实践 【论文摘要】“公共新闻”自上世纪末在美国发端以来,引发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考和实践。“公共新闻”植根于公民社会,其诞生地的社会环境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全面了解“公共新闻”内涵,紧密结合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深切关照当下国情和公共事务,恰当定位其在我国新闻实践中的角色,将是我国“公共新闻”实践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公共新闻”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并逐渐从理论探讨进人新闻实践层面。2004年江苏卫视举行《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定位在“公共新闻”,即“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推出了“公共新闻”栏目,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场电视革命。 较之起源于美国的“公共新闻”,我国的“公共新闻”在实践环境、传播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全面理解“公共新闻”内涵,恰当定位“公共新闻”,是我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键。 一、“公共新闻”的缘起 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界,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众利益的诉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面临崩溃的局面。在此境况下,美国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新闻报道业务方面的革新运动,即“公共新闻”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与新闻媒介对“公共新闻”的关注、争议和实践探索,主观上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思考,实质上也呈现出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来达到调动社会公众情绪与力量,减缓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闻”中国实践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国,“公共新闻”缘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量,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由于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讲,这场运动植根于美国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当中,是对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是在美国较成型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改革成果。 较之“公共新闻”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公共新闻”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个舶来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美两国在媒体制度、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怎样将“公共新闻”的先进理念和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充实“公共新闻”的中国式内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新闻”实践道路,将是“公共新闻”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公共新闻”致力于以公共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引导公众意见,影响公共决策,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崛起历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显现,这种环境一方面为“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需要使“公共新闻”实践既能自觉调和进而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语境,又能阐扬独特理念,有效影响公众,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就我国的“公共新闻”实践而言,以下几点有必要贯穿和遵循。 (一)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发展人为主要着眼点。当下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大增,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诚信代价、分配格局差异等等问题集中显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由特定的人组成的族群之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的公共问题,微观层面实质上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管理层面已经达成共识,旨在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主导思想,并在公共管理当中有切实体现。 就“公共新闻”而言,在新闻报道中应该自觉培育“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这样既做到了植根传统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门思想,下应公民切身需求,达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调和,进而促进问题解决。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公共新闻”报道在横向上可以致力于关注和纠正当下以gdp为本,以经济收益为本等短视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财富收益权;纵向上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发展既能满足当前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用资源的权利。 (二)典论引导,促进和谐 舆论引导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是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新闻报道既影响舆论的生成,又关系其走向,公共事件报道尤其如此。鉴于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导中的轻重缓急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社会转型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频发,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关注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闻”的应有之义,也为“公共新闻”发挥传递信息,提高公民获取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对报道的基调、分寸、时机的把握会直接影响到作用发挥的性质和程度,把握不当将影响作用的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务必要全面看待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渊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视角反思个中诱发因素;新闻工作者务必秉持理性、客观,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气行事。在具体的报道中,要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动向,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把握恰当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体价值判断和公共管理部门职责三重利益的调适者角色,促进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三)培育公民意识 “公共新闻”脱胎于公民社会,致力于公共利益的诉求表达和有效解决,这基于全体公民都具有关注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基于公民具有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意愿和素养。反观当下的中国社会,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和能力都有欠缺,在面对维护自身权益、关照群体利益的依法维权意识、实际操作水平等方面亚待加强。 公民意识缺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公共事务的解决离不开健全的公民意识,良好的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国情下“公共新闻”报道亚待关注和努力的重要方面。因此,依托“公共新闻”实践,注重培育社会成员的法制观念、维权意识、责任意识,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培养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方法等,显得尤为重要。. 新闻实践论文:在新闻实践中探索记者的新闻导向 【摘要】文章论述了新闻媒体为了达到人力资源的最大优化,实现特定专题新闻的采集、制作、传播和策划的最佳效果,吸引更多的受众和提升 经济 指标,而特设的一种以记者、编辑为主体的快速反应平台。这个平台是以创造性的智慧和灵感去燃烧激情,强调突出两个字:策划。作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须在掌握好新闻特点的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新闻的宏观驾驭能力,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主观意识上把好新闻导向。 【关键词】新闻记者 实事求是 新闻导向 1 前言 新闻记者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我们心底的责任就显得格外的庄严而又神圣。记者的职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媒体乃人类文化与文明传播、传承的枢纽,是因为媒体乃社会机体健康与否的良医,是因为媒体关联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心灵世界,是因为媒体直接影响着社会进步与进化的进程。新闻,是媒体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的反映。要搞好新闻报道,就要让受众获知比消息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生动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新闻报道存在着的死板浅薄的沉闷局面,把新闻盘活、写好。因此,我们要求的新闻,在对事实的反映过程中,不仅要有感性的,更要有理性的;不仅要反映程序性的,更要反映 规律 性的。要有血有肉,有筋有骨。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必须在掌握好新闻特点的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新闻的宏观驾驭能力,实事求是的努力把好新闻报道关。 2 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念 新闻报道有没有全局意识,将成为记者决定一则新闻报不报道、如何报道的重要前提。社会上的大众活动五花八门,只有把所报道的事实放到全地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背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去研究,才能避免新闻报道中就事论事、不得要领、浅尝辄止等问题。在采编新闻的过程中,树立全局意识,就必须先确定新闻的采编选题背景是什么,即报道的针对性是什么。这个针对性首先是指当前运行的热点话题是什么,然后是媒体对事实可能披露的程度,这些都需要新闻记者在掌握微观事例的同时,熟悉宏观情况:胸有全局才能一览众山小。如果没有对全局的把握,仅靠微观事例,就很难采编到一则真正有价值的好新闻。立足全局看局部,一定要有全局新问题、新思考、新观点与局部新情况、新事例的对应和整合,否则,报道就会出现不足,让人读来深奥枯燥,感到头重脚轻,就是让人觉得像看多棱镜,事实庞杂,眼花缭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新闻记者的采访不仅要有全局观念,还要深入地感知眼前存在的事物,还要掌握许多背景,了解和预测那些隐蔽的、过去的和未知的情况。如此,仅凭观察显然不够,这时候所要推重的便是记者的思考能力。新闻记者应集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及运动思维的全部优势,形成一种卓然不群的独特思维品质,敏捷性、紧张性、广阔性、深刻性、独立性便是这种心理素质的浓缩。可以说,新闻记者从准备采访到稿件的完成,其整个活动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迅速做出反映和判定,并能随时修正和改变原有计划,顺藤摸瓜,寻找新问题,发掘新线索,就是对记者思维敏感性的检验。所谓“机遇采访”和“突发新闻”的捕捉尤其需要这样的心理素质,这就是常说的新闻敏感。采访时要边听、边记、边观察、边思维,迅速判断,抉择写什么、怎样写;写作的过程更要追求快捷,争分夺秒,倚马可得。这种心理素质对于现场采访和现场主持节目的电视记者尤为必要。思维的广阔性要求记者要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抓住事物多方面的联络,举一反三。而思维的独立性则要求记者善于透过问题的现象,深入问题内核,揭示事物的本质,从简单的、普遍的现象中发掘深刻的主题。记者的许多有影响的“深度报道”、“追踪报道”和“连续报道”等正是有赖于记者这样的心理素质与全局观念。 3 新闻报道要强调真实性 新闻记者对事实真实地反映,是新闻的根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新闻记者对事实的报道,却又难免会带有主观性因素。所以,任何见诸媒体的新闻,都是认识事实和披露事实的一种意识化了的活动结果。新闻应当用事实说话,应当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但纯客观的报道又是不存在的。报与不报、多报与少报、报到什么程度,在报道中反映怎样的价值判断等等,都明显地受着主观因素的制约。 然而,真实地报道事实,这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不违反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强化存真意识,就必须处理好客观报道与主观选择的关系。所以,如何准确地选择新闻事实,就要根据新闻价值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在客观报道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倾向。但倾向不是偏见。在报道中要求新闻工作者严格按照事实展开准确的叙述,说合乎事实和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话,不在报道中夹带个人偏见,不夸大成绩和掩饰缺点。倾向在一般情况下只是潜藏在文字的背后。有些报道,受众认为不真实,并不是报道的事实不存在,而是因为以偏概全。所以,要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从主观上讲,就必须要考察分析它所处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切忌不恰当地下结论。 总之,媒体的报道,一定要与时俱进,要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指导价值,最能引起注意和重视的事实,呈现给受众,以服务和引导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4 新闻报道要有社会责任感 新闻记者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我们心底的责任就显得格外的庄严而又神圣。记者的职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媒体乃人类文化与文明传播、传承的枢纽,是因为媒体乃社会机体健康与否的“良医”,是因为媒体关联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心灵世界,是因为媒体直接影响着社会进步与进化的进程。一个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不适合做记者;一个没有为人类文明献身精神的人,也不合适当记者。而记者职业要求的底线是职业精神和道德,我们不能不清楚底线,也不能忘记高标。既然做了记者,既然从事了新闻职业,那么,除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我们没有什么放弃不了的利益。除了人类所追求的真理和正义,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患得患失。如果我们忠诚地履行了记者的职业操守,那也不过是尽了记者的本分和义务。 社会是由不同的职业组成,我们从事新闻职业,就是向社会签署了一份契约,忠于职守是这个契约的优秀,履行记者职责和义务是契约的要求,遵守记者职业道德和纪律是契约的规定。我们既然是新闻职业人,同时也就是契约人,于是,我们活得并不轻松,也不省力,却活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因为记者职业对社会的运转来说应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位新闻职业人都应具备服务于社会的责任。 5 结论 新闻媒体的自身价值往往表现在社会效益和 经济 效益两个方面。一般来说,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媒体的公信力;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媒体的收视率。新闻记者的价值则是通过新闻作品反映出来,新闻记者的职业素质和新闻导向正是在不断的新闻实践和新闻创新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并显现出来。 新闻实践论文: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创新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摘要:本文通过对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学风特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运行机制等。 关键词:学风建设 人才培养 创新精神 素质教育 当前,无论是新闻教育还是体育新闻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而新闻教育资源又相对有限,整体教学质量将受到质疑。因此,各高校应把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摆在首位。而人才的培养质量关键是学风建设。所以,在现阶段中,高校学风建设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关于学风建设,教育部《关于扎实推进高校学风建设的要求》中指出,一是建立学风建设专门机构,促进学风建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二是要将学风建设与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结合教育部精神,成都体育新闻系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积极创新学风建设机制,并使之常态化、长效化。 成都体育学院自1995年成都体育学院开始在研究生层面进行了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的尝试,开始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理念、目标、途径的探索,2000年,成都体育学院开始招收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的本科生。在15年的人才培养中,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重视对体育新闻工作规律的探索,并紧密结合人才市场的变化,以“面向传媒、体新结合、能力至上、素质第一”为培养理念,以“一专多能”为培养目标,形成了“特色突出、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在建系之初就推出“模拟演播厅系列活动”,为使“模拟演播厅系列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2009年推出了“首届新闻艺术节”。通过“首届新闻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第一课堂的不足,形成了具有我系特色的学风建设机制。 一、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新模式内容 体育新闻专业学风建设新模式内容见下图: 1.理论支撑 在新闻界有这样的共识:新闻专业实践性强,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媒体不需要,媒体需要的毕业生新闻院校培养不了。0针对这一现状,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重视对体育新闻工作规律的探索,依托成都体育学院开设有新闻学专业的独特优势,以学校“以体为主、体文结合、体医渗透,培养‘一专多能’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特色为指导思想并紧密结合人才市场的变化,以“面向传媒、体新结合、能力至上、素质第一”为培养理念,其中,“面向传媒”是我们对人才走向的定位;“体新结合”强调的是在人才培养上的专业性;“能力至上”和“素质第一”是在人才培养上的目标,形成了“特色突出、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形成了“体新结合”为优秀的教育方式,培养为体育媒体服务和具有体育精神的大学生。 2.教育目标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自建系以来,确立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及教育目标,即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熟悉体育运动理论知识,能在新闻媒介、出版和宣传部门从事记者、编辑、营销、公关、广告及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2010年,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走过了十年,通过十年摸索。新闻系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学风。“素质第一,能力至上”成为新闻系培养人才的首要目标,也成为了其学风建设的风向标。目前,新闻系立足实际,以专业为特色,开展了各类“促学风、展风貌”的特色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创新途径 我系建系以来,积极探索教学模式,创新学风建设机制,深入各级媒体进行调研,并请各级媒体负责人与我系共同商讨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方案。经过多次论证后认为:仅依靠第一课堂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新闻人才的需要,只有结合第一教学同期开展富有创新性的系列活动,这样既能弥补第一课堂的疏漏,又能创新学风建设机制,对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社会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在2009年推出了“新闻艺术节”。 (1)以“新闻艺术节”各项目推进学风建设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推出的“新闻艺术节”由“5+1”个项目组成,其中的“5”是紧密结合我系在国内率先创新和开设了体育新闻传播特色课程体系(《体育新闻概论》、《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体育新闻采编与制作》、《电视体育专题》、《体育传播实务》、《体育新闻评论》、《体育传播概论》、《优秀体育广告评析》)同期开展的。“1”是学生自主设计项目后经学生公开投票产生的。“5+1”个项目组成在很大程度上既满足了我系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设想,又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取向和兴趣点。 ①配合《电视体育采编与制作》、《电视体育专题》课程举办的dv大赛 结合第一课堂《电视体育采编与制作》、《电视体育专题》同期举行dv创作大赛。dv创作不仅仅能使学生提高思想境界,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们加强交流与台作,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dv拍摄的各种元素如撰稿、摄像、后期编辑及配音等,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每个剧组成员都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人员互动,而且彼此建立起联系。 开展主题鲜明的dv创作大赛,对学风建设起积极促进作用。 ②配合《播音与主持》课程举办的体育主持人大赛 体育节目主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且体育节目中经常采用直播形式、直播新闻、直播赛事、直播谈话节目,如果没有丰富的体育知识沉淀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是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的,因此,围绕这些要求来开展诸如主持人大赛、体育知识竞赛、普通话朗诵比赛、体育赛事解说、诗歌朗诵比赛等的训练项目,以此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③配合《体育广告评析》、《体育传播概论》举办的体育广告策划、体育赛事策划大赛 配合第一课堂《体育广告评析》和《体育传播概论》教学同期举行体育广告策划、体育赛事策划等,如在2010年我系已和成都市体育局签订了《体育赛事实践与传播基地》,对在2010年在成都举行的“运动成都”、“idsf世界杯标准舞大赛”、“成都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等活动中,我系师生以此为主题进行策划比赛,最后推荐出最优秀作品上交给成都市体育局,以此来提高学生体育广告策划和赛事策划水平,提升社会竞争力。 ④配合《体育新闻摄影》课程教学举办教学摄影成果展 配合《体育新闻摄影》课程教学同期举办教学摄影成果展。通过体育新闻摄影的实践,培养学生基本的艺术修养、欣赏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⑤配合《平面设计》举办的平面设计及网页设计大赛 为使《平面设计》课程务实化,在“新闻艺术节“中平面设计大赛是广大学生热衷的项目,在艺术节中以杂志封面和个性个人博客主页为主题进行营造良好的学风氛围。 ⑥配合《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体育新闻评论》举行的新闻作品大赛 紧密结合《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体育新闻评论》课程,以“发现新闻,培养记者”为目的,通过实战和评奖集中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新闻报道意识和新闻采写能力,促进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热情、兴趣。 (2)“新闻艺术节”活动特点 ①参与的广泛性 从我系成功举办的两届“新闻艺术节”来看,是针对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在校学生展开,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性参与其中。据统计,每届“新闻艺术节”参与人数达到了 第二届新闻艺术节报名参与人数累计人数达到327人,占在校生人数(毕业年级在外实习)总人数的79.4%。 ②活动的层次递进性 所谓“层次递进”,即在学风建设中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的共性,结合学生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地推进学风建设。如低年级可以参与“新闻作品大赛”、“体育主持人大赛”、“诗歌朗诵比赛”等;高年级可以参与“dv”大赛、“体育赛事策划大赛和广告作品设计”、“平面设计及网页设计大赛”、“体育摄影大赛”等。 ③正确的导向性 坚持正确积极的引导,充分营造良好学风引导帮助每一个学生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全面发展。 新闻艺术节是新闻系课堂教学的延伸,通过实践,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也会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在以后的课堂学习中目标就更明确。各项目从初赛、复赛到决赛均有指导教师参与,指导教师均由请媒体相关专业人士和我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和聘任业界人士担当。认初赛、复赛到决赛无论在比赛中可以走到哪一阶段,广大同学得到了很好指导。 ④严密的系统性 “新闻艺术节”每年一届,每年年底召开“新闻艺术节新闻会”,宣布下一届新闻艺术节比赛项目,次年5月中上旬停课两天进行作品展示和决赛。并且已经纳入学分考评体系,形成了院系学工系统、教务系统齐抓共管的工作,实现了“教与学”紧密结合,带动了院系学风建设的新局面。 5.评价体系 “新闻艺术节”学风建设模式注重评价和反馈的应用,从评价目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三个方面出发,构建动态的、多元的学风建设评价体系。 (1)评价目的:通过评价环节,不仅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情况得到最真实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以评价为手段,使反馈回来的信息得以有效地促进下一个学习周期学习质量的提高。 (2)评价内容:评价以各特色课程的同期举行的活动为主要对象,包括活动项目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准备及操作,最终得出学生关于新闻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的整体评价情况。同时,为全方位检查教学效果,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经过教务部门特批在正常教学过程中停课展示和比赛,在比赛和展示均请业界人士作为评委和进行点评,这样既保证了成果的专业性和比赛的公平性。学生通过媒体相关专家现场点评,更明确了自身努力方向。 (3)评价方法。本学风建设评价方法坚持评价力‘法的多样化,采用现场点评和网上投票相结合、学生自评和专家、教师评价相结合、阶段性评价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评价的过程客观、标准、全面与准确。 二、创新新闻传播学专业学风建设运行机制 1.营造新氛围,不断提高“新闻艺术节”的聚合力 “新闻艺术节”是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学风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扬素质教育的主旋律,为了不断演绎新的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我们每年更新活动形式,创新开辟校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活动项月,鼓励和支持学生自主设计、策划和组织富有创意的活动,不断丰富学校文化教育的百花园。力争形成院系教工系统、学生系统齐抓共管,共同推进体育新闻专业方向学风建设的良好局面。 2.面向人才市场,开展“精品工程”活动 为形成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品牌效应,扩大系、院的知名度,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通过“新闻艺术节”实践平台,选拔几十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利周末和用假期对其进行专业知识等重点培训,力争使使其成为该专业学生的“精品”,为该专业就业广开门路奠定一定的条件。 3.挖掘新渠道,不断扩大“新闻艺术节”的渗透力 注重培养体育新闻报道业务技能与能力,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培养过程中强调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不断挖掘新的媒体教育资源,扩大“新闻艺术节”渗透力是大势所趋。 4.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管理协调作用 学风建设创新机制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因此,学校必须设立一个专门对学风建设机制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科学管理和评价部门,这项工作应纳入到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中去。 学校各级行政组织不仅要担负起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而且要把学生的德、智、体、美、情的教育作为一项大事来抓,要积极配合学生管理部门搞好学风建设活动,并为之尽可能的创造一切便利条件。 5.充分依靠社会力量 充分利用学院的周边环境资源,把校内资源、校际问资源整合起来,把社区教育、企业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真正共享,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办法,让学生接触社会,受到教育。 新闻实践论文: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研究 摘要 本文 总结 了 台湾 地区新闻 教育 各阶段的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认为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实习管理制度;各校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并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 关键词 台湾地区 新闻教育 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 参考 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 发展 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 经济 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 政治 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 台湾 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 教育 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 发展 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 网络 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 现代 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高纲在谈到 新闻实践论文:郭步陶新闻实践及其思想初探 关键词: 郭步陶 新闻实践 [摘要]:郭步陶在20世纪二、三十年即蜚声于 郭步陶(1879—1962),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少有的集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新闻理论研究三者于一身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家。他先后在《申报》、《新闻报》、《星岛日报》等报刊任职;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等处担任教授;他的《编辑与评论》、《时事评论作法》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编辑学、评论学的开创性著作。但他在中国新闻领域的贡献却一直没有受到新闻史学界应有的评价,除了单波先生对其新闻评论思想稍事梳理外,其他有关新闻史学研究 文献 仅仅只言片语地提及而已。有鉴于此,本文在考稽、?集、排比郭步陶新闻实践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新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郭步陶出身虽为清王朝世家宦室,其家庭却积蓄无多。少时祖父为之延师课读四书、五经,常于深夜督其学,“自束发受书,即喜读史记文章。”(郭步陶,1926)15岁时随父宦游旅居河南颍川,师从潘冠曹先生习文章写作。潘以诵读古文词相勉:“谆谆讲授,并课以精读。稍有懈惰,则严词诘责,不稍假借。”(郭步陶,1926)1901年郭步陶回乡参加小考,中秀才。后参加叙府科考和成都省试,均未录。1903年“入隆昌知耻中学,接触 科学 知识,方悟过去所习八股策略文章与时代相悖”(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翌年,毅然向亲友告贷路费,只身去沪,入南洋中学。父病逝后,靠典卖衣物维持学业。 在南洋求学之际,其间两件小事使郭步陶独对《新闻报》心生好感:一是当时他的同学朱鸳福,边求学,边在《新闻报》兼职:“夜营报务,而昼攻书业。颇似近日之持工读主义者。余思本报之主持馆事者,能体念寒士而曲成学人之志愿如此。余苟读书有成,定当从事报业。此为余动念新闻事业之起点。”(郭步陶,1922)二是1909年秋,中国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郭步陶的同班同学杨锡仁在 考试 中获得冠军。“上海各报之得此消息最先者,厥为本报之北京专电。余于此时,乃知本报消息最为灵通。于是向往之心又加一倍。”(郭步陶,1922)1909年郭步陶从南洋中学毕业,经王培孙推荐,于1910年入上海《通信晚报》作助理 上海《通信晚报》于1910年11月由沪宁车站附近的进行社创办,宗旨为“捷便确实,补各日报所不及,亦并以集各日报之精萃。可省时节力,可作茶前酒后之谈笑资。”(方汉奇,2000,558)郭步陶在《通信晚报》上常评论时局文章,引起新闻界注意。1912年,经陈冷先生介绍,郭步陶被《申报》聘为在《申报》工作期间,与主笔张蕴和同桌对面而坐。在工作中郭步陶很快表现出了高超的新闻处理能力:“对于新闻之选择判断,则又动中綮要,人情世态,洞若观火,绝不为环境所蒙囿。至其解决疑难,尤如老吏断狱。余即心异之,识其将来必成新闻界之伟器。”(张蕴和,1938)郭步陶注意从工作中归纳和研究新闻学理:“其时余之志愿,仍以学习办报为唯一目的。”(郭步陶,1922)时时留意有关新闻学的研究动态,与自己的工作实践参稽互证。1916年前后,郭步陶一度萌发了“想要联合十几个同志,起来作改革报纸的运动”(郭步陶,1931)的念头,并曾与曾慕韩、张梦九、周太玄三人具体规划:“那时曾、张二人,方从事于救国日报,周君则从张一苇君游,亦正有事于新闻事业,都颇不以我言为大谬。其后三君以次西渡,因所学各有不同,回国后,所事也就不尽涉于新闻;而我一人能力薄弱,物色同志又十分为难;所以弄到如今,还不能把所谈的,见诸事实,这是我半生来一大恨事。”(郭步陶,1931)虽然这一计划后来胎死腹中,但也可以想见郭步陶的新闻抱负。 在《申报》工作期间,郭步陶有一天偶然见到《新闻报》副刊中有弹词小说刊登,心甚好之。旋亦自学为一二。经过同学李柳溪的介绍,获登于该报副刊《快活林》中。“余于是闭目自思:中国报纸,除党报外,组织较善,销数较多者,本报与《申报》殆可首屈一指矣。《申报》余既获学习六年,本报余亦必觅一机会以入学习。此念一动,事实随之。”(郭步陶,1922)1917年郭步陶患病,他顺势从《申报》辞职,不久进入《新闻报》,“于是十年来心向往之本报,乃得躬入而从事研究焉。”(郭步陶,1922)在《新闻报》内,他司编辑主任、主笔之职,侧重评论时局。 在这期间郭步陶加入了“南社”,曾与宋教仁、于右任、柳亚子、姚羽平、苏曼殊、周瘦鹃等常聚集沟通见解,讨论国事。当时军阀混战初平,而外侮相继发生,郭步陶写出《三韩亡国演义》、《苦女儿》弹词等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发表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凡反帝内容的稿件,均竭力见报。“五卅”惨案后,郭沫若抨击倭寇罪行的稿件,语言锐利,上海各报畏之,郭步陶毅然发刊于《新闻报》,引起各界人士强烈反响。他还与郭沫若、漆南薰、何鲁等发起成立“旅沪四川同乡会”,沟通声气,撰写爱国文章。“九•一八”事变后,郭步陶每天为《新闻报》撰写一篇“伸张民意,急呼御侮”的社论,后整理收入《不受侵略论》、《不受侵略 论文 集续编》、《不为奴隶论》、《不为奴隶歌》等四部评论文集之中。 1928年夏,秦中酷旱,酿成大灾。1929年9月,“政府赈灾委员会约业新闻者同往视察,为播布之资。”(李浩然,1932)《新闻报》馆推举郭步陶参与其役,同行的新闻界人士还有王安之、马半痴、田杰生等。9月20日,他们由上海动身,经南京、徐州、开封、洛阳、潼关、西安、咸阳、兴平、扶风、晋祠、大同,然后折返北京,于11月7日返回上海。在途49日,往返途程近万里,郭步陶除了给报社发回很多旅途通讯外,1932年又以编次纪年的方式连缀旅行途中的见闻、诗歌,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西北旅行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30年起,郭步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担任《评论练习》教授。1937年12月“淞沪之战”后,上海沦陷,租界当局通知各华文报纸一律接受日军新闻检查,《新闻报》屈从日人继续出版,郭步陶愤而辞职,后在同事掩护下,离沪去香港,到港后被《申报》香港版和《星岛日报》聘为主笔,兼任岭南大学新闻系教授。胡文虎1938年8月13日创刊了《星岛晚报》,又聘郭步陶担任主编。1939年4月,在香港爱国人士支持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创办了中国新闻学院,郭步陶任院长,金仲华任副院长,由当时从沪、粤、桂来港的进步新闻记者如刘思慕、恽逸群、乔冠华、郑森禹、楼适夷、许君远、吴景菘等任讲师。这是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培养新型记者的专业新闻学校,学员们除了一边学习新闻理论、业务并分别在《星岛日报》、《大公报》等实习之外,每个学习小组还规定每周编印一两期以新四军的《拂晓报》为蓝本的油印报。该校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方才停办。1942年香港沦陷,郭步陶被香港当局限期离境,遂偕妻子回江西永兴县投奔岳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局通知他回上海恢复《新闻报》,同时任教于复旦大学、新中国学院。数年之间,他感愤于 政治 腐败,1949年断然辞职回隆昌寄居云顶寨亲友家中,深居简出。隆昌解放,郭步陶1950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隆昌各界人民代表会一至四届会议,被推举为政协隆昌县委员会委员,后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馆员。因爱人贺珍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遂迁居鞍山,复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聘为文史馆员。1962年10月5日,郭步陶病逝于鞍山,享年83岁。 二 郭步陶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深感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1935年11月27日,赵超构在南京《朝报》发表了《请从速开放新闻》的评论,主张改善现行之统制新闻方法,“我们不希望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我们也承认应该保守自己的秘密,但我们有理由可以要求对于对方的活动情形,阴谋,步骤,应该尽可能的容许报纸登载。”(赵超构,1935)郭步陶就此发表了《统制新闻方法有改善之必要》一文予以配合。他认为现行新闻政策,不惟于新闻事业有至大影响,且于国家前途,亦甚多不利。报纸之天职,为记载真确新闻,作人民的耳目与喉舌。报纸是民意的代表,可作政府施政的坚强后盾。郭步陶指出:当下国人对于报纸之信任,一年不如一年,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中国报纸,全在重重封锁之中。“以新闻学原理言,以国家实在利益言,五全大会所议决之‘改善宣传案’,在现在中国生死关头中,实有立即实行之必要。”(郭步陶,1936,117)在他看来,扩大新闻自由已经成为斯时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不二选择。 但国民党并没有俯顺舆论开放新闻自由,这引起了全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极大愤慨。1936年1月11日,郭步陶与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陆诒、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认为报纸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邹韬奋,1995,582)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随着市场 经济 的持续发展,新闻领域出现了新闻托拉斯的端倪。《申报》老板史量才1927年购买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后,又于1929年初斥资收购当时惟一能与《申报》相抗衡的《新闻报》。有的报纸赫然以“史量才欲垄断报业,并吞新闻报统一望平街”(方汉奇,1996,447)做新闻标题报道,由此引发了新闻理论界对报纸“营业化”发展方向开展了讨论。戈公振、谢六逸、陶良鹤等人肯定报纸的 企业 化经营是新闻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报纸之商业化,我们可以不必怀疑,也只有商业化是中国报纸的出路。”(戈公振,1932)虽然当时胡政之已经指出“报纸过于商业化,从销数上讲,一味企图多卖,不免要迎合群众心理,求所以引人注意之法,对社会忽视了忠实的责任,等于欺诈,取财一样。”(胡政之,1932)但他还是承认报纸“营业化”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郭步陶则力排众议,对报纸“营业化”的发展方向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郭步陶直指“营业化”是造成中国报业暮气沉沉、奄奄待毙现状的罪魁祸首:“我们所说的中国报界制命伤,究竟是甚么?我敢抖胆一句:就是风靡一时,现在还没有人起来否认的‘报纸营业化’五个字。”(郭步陶,1931,84)他的意思是说报纸若抛掉了它的天职,凡事都听命于营业,那便失却灵魂,不能成其为报纸了。他也承认,“营业”二字,本来并未含有甚么不好意思,要是办得好,还可以经济独立。办报而能经济独立,报馆可以不致被人收买。但是“办报而归化于营业,就是于商人地位自居,就是以报纸为商标,有馆中电报新闻,以及纸张印具等等,都是店中的货物,馆中任何部分的职员,都是店中的伙计。我们想想,负绝大的使命,要给全国人民的新闻记者,仅仅像店铺的一个小伙计。凡在报纸上说一句话,登一件新闻,都要听店里老板或掌柜的命令,这宗木头人戏,和留声机器似的空名记者,怎样能尽办报的天职?”(郭步陶,1931,85)郭步陶对报纸“营业化”的发展方向深恶痛绝,是他亲身经历、痛苦经验的总结。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申报》、《新闻报》闹出的“诚言”风波,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事例。报纸负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使命,“营业化”的方向并不是报纸健康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闻与评论分开是西方客观报道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现代新闻理论诞生伊始,徐宝璜即高举这面大旗:“新闻栏中,专登新闻,社论栏中,始发意见,彼此毫不相混。”(徐宝璜,1994,56)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史记》、《聊斋志异》和一些笔记文叙述传统的影响,从事新闻写作往往习惯性地在叙述事情时加上作者的直接评议,这与现代新闻报道尤其是客观报道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形态距离。因此,徐宝璜所倡导的新闻与评论分开的客观报道理念,虽然甚为先进,却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普及,聊斋式的新闻消息仍大量出现在媒体上。郭步陶受徐宝璜的新闻思想影响很深,这在他的《编辑与评论》中有很充分、清晰的表现。郭步陶强调:“必有事实,才能算做新闻,这是人人所知道的,故凡空论,或虚拟的事件,都不能算作新闻。”(郭步陶,1938,11)将来稿中非事实成分从稿件中剔除出去,郭步陶将之归结为编辑者应尽的职责。他曾举一件来稿示例: 某甲素行不端,常喜议论人长短,一向和某乙同住,不时常有争论。昨天某乙家忽被法警查抄,并把某乙拿去。道路相传,将治某乙以反革命嫌疑罪,又据人说:这事是某甲诬告的,将来保不定要反坐的。 郭步陶借此解析道:“这访稿中‘将治’,‘将来’,‘保不定’等字,都是猜想的话。‘道路相传’,‘据人说’等字,也是笼统含糊的话。究竟何人所说?访员自己还不能指实,如何可作为根据?所以这稿中,一定有多少不实不尽的情节。编辑者绝对不能将他当作正确新闻看待。”(郭步陶,1938,12)这样的具体分析,简洁明了,对后学者把握新闻报道的特性与写作技巧,确有金针度人的功效。 郭步陶主张走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他分析当时中国新闻媒体的评论锋芒钝化、媒介精神萎缩的原因:“看去似甚繁难,说来却也简单。千错万错,都是枝叶,第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把报馆当作终南捷径,没有真正了解报馆的使命应当怎么。”(郭步陶,1933,208)虽然以新闻作为从政阶梯而成功的人并不很多,但这些人的行为对新闻工作者队伍的腐蚀性很大。“大多数人的事业,往往因少数人的误解,或偶入歧途,而竟得意外奇获,于是大多数人为之意夺,不免亦入于彷徨莫主的途径。”他认为报纸的天职是要代表舆论,“甚么是舆论?就是群众所要讲的话和国家政治,社会事业的改进,都有绝大的关系。群众已觉到的,报纸要作他们的代表,群众应说而还没有觉得的,报纸领导他们,使他们晓得。”(郭步陶,1933,210)新闻工作非常容易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种种诱惑,郭步陶甚至已经意识到诱使新闻工作者从政,是社会势力对新闻传播进行控制的一种隐蔽方式。因此,如何培养新闻工作者抵抗社会诱惑,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郭步陶对新闻教育极为重视,他认为当时 三 郭步陶1933年9月出版的《编辑与评论》是对我国数十年来报纸编辑工作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理论 总结 ,有学者认为“是我国报纸编辑与评论方面的第一本专著”( 丁淦林,2002,299)。在此之前,新闻学著作虽然也出了不少,但编辑部分大多未能独立成篇。20世纪20年代初, 中国 本土的新闻编辑学开始走向理论自觉。1922年6月4日,北京《晨报》“新闻纸问题号”专版发表了《编辑新闻之我见》,是我国较早的新闻编辑学专论。徐宝璜的《新闻学》影响很大,不过其中仅设有“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两章内容。邵飘萍曾有撰写《新闻编辑法》的计划,可惜尚未完成即惨遭军阀杀害,壮志未酬。1926年,周孝庵出版了《如何编辑新闻》,1928年张九如、周翥青出版了《新闻编辑法》,但都比较简略。郭步陶的《编辑与评论》以其内容的系统性和体系的完备性而后来居上。 郭步陶撰写该书时已具备了二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冶学理与经验于一炉”(张蕴和,1933),使得该书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谢六逸盛赞这部书非寻常空泛的理论可比,“全书一字一句都是著者服务报馆的体现,就是我国新闻记者用自己的经验学识写出来的第一部杰作”(谢六逸,1933)。这部书的出版,使我国的新闻编辑理论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标志着我国的报纸编辑工作由自发阶段迈入了自觉阶段。 郭步陶在《编辑与评论》中首先探讨了编辑的品格、知能等素质结构问题。他认为编辑新闻是一种特别工作,决非仅有天才,便能济事,必须有种种繁复的准备,才能养成他的资格和技能。“编辑者处在这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地位,所以人世上,种种利欲的引诱,奸伪的暗伺,以及一切为害于人群的恶魔,都环绕于编辑者的身旁。一个不当心,便造成无形的罪恶。”(郭步陶,1938,2)在新闻编辑的素质结构中,道德修养和品格培育是编辑养成的第一要素。“只能有大公无我的陈述,这才是编辑新闻的唯一态度。”(郭步陶,1938,3)倾心利禄,趋炎附势,沽名钓誉,都与编辑的职业操守格格不入。在编辑的知能方面,郭步陶要求编辑必须具有时、人、事、地四大观念,要能据此对新闻价值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衡估。编辑还要有较高的文字表现能力,能够把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分析得使人一目了然。他建议编辑时常多多浏览、揣摩一些名记者如黄远生的新闻通讯,“并随时自作日记,每日把各报细细对看,同是一件重要案件,究竟那一报叙得较为清楚?那一报编得较为好看?”(郭步陶,1938,12)时间长了,编辑的写作能力 自然 会有所提高。 郭步陶特别强调编辑要有“驾驭访员应有的能力”。郭步陶从编辑工作实践中深切地体察到编辑与记者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萌生了与西方“编辑中心制”相类似的观念。他认为编辑不能仅对来稿负责,还要有指导、调度记者进行采访的能力,要能够根据形势的 发展 和新闻采访的需要,对记者随时指导、随时督促。“凡有临时发生的特别事件,编辑者都应该立时派遣访员,从各方面搜求详尽的访稿,不能够随便说一句没有稿子,便算卸去编辑者的责任。因为要紧时候的访稿,全靠编辑者指挥的得法,和特派专员访问的努力。且此类专员,须要编辑者平时预备,并随时加以训练,到临用时,才能指挥如意。”(郭步陶,1938,6)编辑在报馆中处于中枢位置,就是新闻采访的总指挥,要随时发出采访的各种指令。新闻编辑、记者互相配合,这样,报馆方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高效运转的新闻生产机构。 在“编辑的方法”一章中,郭步陶除了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种通行的编辑方法外,还对“综合的新闻”的编辑方法给予了专门性探讨。作者将之分为“一事而有数稿的合编法”、“同类新闻的合编法”和“打破旧编制度合全报材料而汇编的方法”三种类型,对每种类型的新闻如何具体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它与简单的繁琐的编辑方法作比较,“著者的理论已经促进上海各报的改善,影响甚大。”(谢六逸,1933)此后,所谓“综合编辑”或“精编”的方法得到提倡,如凡属同一类新闻,不管是外地的或本市的,都集中在一起发表,或者干脆改编成一条综合新闻发表;对于其他来稿,也开始善为支配,如重要新闻,刊布不厌其详,一般无关宏旨者,则尽量压缩无用字句,只保留它的精华;有的性质相同的新闻,汇列一处,冠以总题。这样,编辑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和体现。 1937年5月郭步陶又出版了《时事评论作法》一书。该书在《编辑与评论》的基础上,将新闻评论独立加以论述,使我国新闻评论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 科学 。谢六逸为该书作序说:“指导评论写作,以前没有专著,有之,从郭步陶先生的《编辑与评论》(商务印书馆)始。”(谢六逸,1937)著名新闻评论家潘公弼评价道:“是书于评论作分类之说明,赅备之剖析,于作法尤多启示。步陶先生将以此作为习作评论者入门之工具,是犹以舆图授之他乡来客,指针在握而身历其境,裨益习作,盖可胜言哉。”(潘公弼,1937)虽然此前张友渔也发表过《何谓社论》、《新闻评论之起源》等文章,对新闻评论多有研究和论述,郭步陶在对新闻评论的有些论述上,并未超出张友渔的基本看法,但他的《时事评论作法》一书从规模和体例上看,确实是“大大推进了新闻评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单波,2001,96),尤其是他将新闻评论的论说建立在对中国新闻评论的 历史 考察基础之上,“成为总结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的第一人。”(单波,2001,97) 郭步陶对新闻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报纸之所以被称为社会舆论的代表,社会的导师,全是因为有报纸评论的存在。“报纸的精神,报纸的灵魂,完全寄托在评论中了。反过来说,就是没有评论,便不成为其报了。”(郭步陶,1938,83)《时事评论作法》对评论的本质、种类、作法、撰评者的修养分别进行了专题性论述。他非常注意在文体的比较中展开对评论的认识和剖析,以此来把握和阐释新闻评论的特殊性:“散文的论说,只要理由说得对,证据拿得出,文辞不至有不能达意的地方,便就算及格的文字了。报纸的评论,那就不是这样简单。除上述散文必具的条件以外,还要顾到命题的时宜,和词意不背于一般社会的正当心理,才能算是相当。”(郭步陶,1937,1)郭步陶在社会舆论形成的过程和宏观背景中考察评论的功用,对由于报纸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发展而造成社会 经济 势力对媒介的控制,导致舆论天平的倾覆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和批判。 郭步陶归纳新闻评论有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解释新闻、提供问题四种功能,这在前人的著作中已经有所阐发,他的贡献是将这些原本分散的论述汇集一体,使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例如,他对评论“创造舆论”功能的阐释,就使人们对媒介如何“创造舆论”的线路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本来,徐宝璜此前在《新闻学》中就已经提出媒介具有“创造舆论”功能的观点:“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徐宝璜,1994,6)徐宝璜解释媒介“创造舆论”的具体方法之一是发表社论以唤起正常之舆论:“编辑本自己之学识与热忱,细心研究各种应兴革之事,常著切实之论说,说明其理由与办法,以提倡之。初或无甚反应,然历时稍久,必能使社会觉悟,因发生正当之舆论,使应兴之事果兴,应革之事果革。”(徐宝璜,1994,7)徐宝璜的解说有把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混为一谈的倾向。而郭步陶对评论“创造舆论”功能的阐释相对地就更为显豁:“报纸是民众的导师,在这种地方,应该有深一层的观察。民众还没有见到是利的,替他们把利之所在,指点出来;民众还没有见到是害的,替他们把害的实情,明白揭出。民众看了,觉得你说的真正是为他们造福免祸的,自然从而跟了上来,久之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权。这就是创造舆论的意义,也就是报纸上评论一栏原有的‘指导社会’的专责”。(郭步陶,1937,10)这样的解释思维线路清晰明白,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领会和把握评论该种功能的精髓。 《时事评论作法》的底本源于作者为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讲义,郭步陶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讲授新闻评论时,又在此基础上多有删削、增益。作为中国新闻评论史上的第一本著作,郭步陶写作该书没有一个可供仿效的蓝本,设计该书框架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学术创新性。特别令人称道的是他在写作该书时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教材意识,将自己写作评论的经验以及当时各家著名报纸所刊布的评论置放一处,相互参证,既增强理论观点的说服力量,又使读者得以对评论写作快速地窥其堂奥。大量的评论实例和精当的专家点评,互相支撑,互为说明。特别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消化书中的观点,作者在每一章节之后设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题,启发读者对有关内容进行回顾性的再思考,学、思结合,从而促使学生真正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 现代 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郭步陶的新闻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甚至是糟粕的内容,如他在论述编辑知能的时候,将“对付手民应有的能力”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虽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将捡字排版工人与编辑人员置放在对立的关系之中,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一种鄙视工人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优越感;他建议编辑在“驾驭访员”时要采取“赏罚严明,恩威并用”八个大字,也多少透露出庸俗市侩的气息,难免给人一种缺少厚道、精于算计的感觉或印象。这些是我们在总结郭步陶有关新闻理论贡献的时候需要加以剔除的。 新闻实践论文: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一 现状梳理 最近几年,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迅速膨胀,以安徽省为例,从2005年起,黄山学院、合肥学院、宿州学院等11家地方本科院校都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为了突出新专业的技术性和应用型特征,这些院校新办的新闻学专业大多选择了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作为专业发展方向,同质化现象严重,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以下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传统院系及专业的转型。以上述地方本科院校为例,新办新闻学专业大都隶属于中文系,由于专业拓展、招生及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中文系的传统专业进行全面转型并进行了一些重大拓展,重大举措就是上马了新闻学等一批应用性突出的新专业;同时,许多院校的中文系也改名为文化与传媒系、文学与传播系等,以示转型。 其次,由于申办院校自身的在专业开设上软、硬件上的提升所致,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6月底,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创纪录的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在全国有267个新闻学点的高校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大多数都是近六、七年时间内申办成功的。 第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最近几年在吸纳人才上普遍的高要求:211高校甚至985院校,有的甚至需要硕士研究生学历。这对新办新闻专业地方院校的本科学生就业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近几年,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媒体却异军突起,对技术型、应用型、乃至全能型的新媒体人才需求与日俱增。据专家估计,2010年新媒体产业链人才需求超过200万,并势必以每年高达82%的幅度递增。新媒体产业链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岗位,其中网络、动漫等专业的新媒体人才和技术人才需求量较大。媒介的融合趋势使得复合型或全能型人才脱颖而出,因此,大多数新办新闻学专业发展方向都选择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方向; 最后,招生便利性及就业优势。新办新闻学专业,由于和社会人才需求上的紧密相连,受到学生和社会的双重欢迎,所以各校目前的新闻学专业生源都比较好。 然而,各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上却遇到了两大共同难题: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专业,因其独特专业性质及新兴的专业发展方向,各校非常重视其实验教学,实验学时设置也是较高,平均都超过了30%以上,却遇到两大难题。 一方面是软件问题,即师资力量的薄弱,尤其是具有新闻从业背景、懂技术、能进行实验教学的复合型教师尤其缺乏;3-5个具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支撑一个新专业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本科院校严酷的现实; 另一方面是硬件问题,即实验设备的严重匮乏,学生人均使用试验器材数、试验室占地过低、设备老套等诸多问题。以合肥学院中文系新闻传播多功能实验室为例,目前总投资达100余万元,基本建成了新闻摄影摄像实验室、报纸与电视编辑实验室和模拟演播厅,也只能保证每届50位学生的实验需求。 二 创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 课程设置创新:模块化设置 面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人才需求特征,专家认为现行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因此必须进行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课程重构。模块化教学是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教改经验结晶,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和其有着许多相同的定位,比如地方性、应用型。 课程设置模块化是模块化教学的依据和体现,结合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模块化教学课程设置经验及新办新闻学专业实际,拟定下述九大模块组,并设置对应的课程群组和能力培养目标组,目的是实现模块组下辖的课程组培养出对应的学生技能(能力组),具体设置及其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模块设置和能力培养目标成正比,其函数关系为y=kx。 2 实践教学过程实施创新 (1)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选用 黄旦等在总结1956年复旦新闻系教材建设的意义时指出与其说为编几本教材,不如说是放眼世界,兼收并包,总结经验,从教材入手,以创建、推进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因此,教材建设是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新闻学教材建设相对于高速发展的新闻事业及传媒产业明显滞后,现实大量鲜活案例没有及时融入到教材中去。因此,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教材不应盲从权威,而应实现教材选取的开放,注重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 (2)“应用型”课堂教学 “应用型”课堂教学注重的是在新办专业实验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培养学生应用技能为目标,因此,这是一种“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应用为上”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甚至是合作完成项目式,通过此种实验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3)“全媒体型”专业技能实训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传媒业的发展将越来越依靠技术规律、行业规律、市场规律和资本规律等内生力量。这同时,也将推动媒体用人标准的“技术化”、“市场化”、“专业化”及“复合型”。在此背景下,新办新闻学专业应围绕全媒体时代所需,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播、传等综合能力,强化学生审美、采写、设计、摄录播传、经营管理、策划创意及调查分析等专业技能实训,使其成为能适应全媒体所需的新型人才。 (4)开放课程考核 以合肥学院采用“n+2”课程考核模式为例,其目的增加课程应用性含量,提高课程实验学时所占的比重,并进而细化出课程论文、读书报告、实验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所占的比重。例如,《新闻采访学》的“n+2”考核设计: n,即平时成绩(50%),主要包括:期中考试(10%)+实验成绩(20%)+课程论文(10%)+出勤、提问、讨论等(10%):2包括:期末考试(40%)+课堂笔记(10%) 这一模式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平时积累,有效地改变了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由于这种模式执行过程中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因此,该校便将n+2模式的n中的课程论文以及课程实验完成的次数、质量等计入教师的工作量,设立专门部门进行统计和监管,既调动了教师实验教学的积极性,又保障了工作的有序和规范。 3 多类型、多层次实习体系建设 (1)建立多类型媒体实践教学基地 正如前述,实践硬件设施不足是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共性问题,最近几年许多地方本科院校摸索出来的 一个有效解决途径就是建立校外媒体实习基地,和地方媒体合作办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部分解决了院校自身软、硬件的短板;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此途径也选拔和培养了其后备人才,实现了学校与媒体合作办学的共赢。同时,在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应覆盖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等多类型媒体,并有配有专门人员进行相互规范化的管理。 (2)多层次专业实习设置 各大高校对新闻学专业实习都是非常重视,且模式多样,以“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为例,其模式是从二年级本科生与一年级研究生中挑选进行专门的新闻实践训练。从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系列讲座;第二阶段是暑期实习。 因此,学校在实习时间安排应注重认识上的层次性,“初期实习”——“认知实习”——“毕业实习”三个阶段,分期分批进行专业实习。大一为“初期实习”,主要在校园媒体锻炼,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站、模拟电视台等校内媒体资源,了解新闻的基本流程;“认知实习”由第4学期后的暑期构成。学生进入正式媒体,锻炼独立采、写、编、评、播等业务能力,真实体验媒体,加深专业认知;大四设置为期半年的毕业专业实习,通过最后的综合强化训练,实现实习与就业的挂钩。 4 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必须有高素质教师才能得以保证实施。实践教学队伍方面,许多地方本科学校按照学院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构建自我“双师型”师资队伍。 首先,聘请传媒资深人士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导师,定期为学生做学术报告。由于这些业界人士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素材及经验感受,在课堂上可以新闻现场情景再现,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新闻感觉,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新闻敏感; 其次,在学生的专业实习中,实行校内教师和媒体记者的双重指导。实习期间,校内教师负责学生的理论指导,校外媒体记者则最主要负责学生的新闻采写实训; 最后,选派新闻专业的青年教师轮流到合作媒体挂职锻炼或者技术部门进行系统的技术学习,以提升教师自身新闻业务能力和技术素养。 三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测度指标是对实践教学资源、潜力和结果的综合定量衡量,由于各个院校之间差异较大,因而相关测度指标的设立成为业界的难点。 下述指标体系是在结合了前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并结合实践教学整体流程进行提炼,重点关注了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过程、实习体系、师资队伍等四大块。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本研究注意整个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关注到单个指标的独立性、动态性和代表性,力求能真实、全面、客观地衡量和评价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本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体系,详见表2。 2 评价方法 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用借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进行因子分析法比较研究,其方法原理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这是因为各指标量纲不同,在对这些指标综合集成前,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x1为标准化后的数值;x1为原始数据;x为原始数据均值;б为标准差。 其次,确定因子变量。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根据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 第三,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的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一般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 第四,计算因子值。将因子变量表示为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据此计算因子值。有了因子值,后期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不再针对原有变量,而以各因子值作为研究的基础,从而简化为对各因子变量的研究,起到降维的目的。 第五,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新办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得分。 使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因子得分,既可以进行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总体实力的比较,又可以在通过二、三级指标体系的得分发现实践教学体系中一些和问题和规律,从而有助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四 结语 新闻学专业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新办专业,其软硬件的问题一定时期内仍较难克服。一方面,我们尝试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在这一体系之上建立一套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实现二者相互配套和校正,并最终推动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新闻实践论文: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理念与实践 摘要 新闻传播专业在财经类院校中,总体处于劣势地位,但如果能抓住财经类院校的特点,设立经济新闻方向,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同时面向社会需要培养特色人才,就能走出瓶颈,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 关键词 财经类院校 新闻传播专业 教学理念 实践 在财经类院校如何办好新闻传播专业,业内虽然有不同观点的探讨,但笔者认为,突出学校特色,变劣势为优势,适应市场需求,培养特色人才,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一、新闻传播专业在财经类院校中的地位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未能进入学校的优势学科,在学校处于“边缘化”或“陪衬”的地位。众所周知,财经类院校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要优势学科的院校,经济学、管理学也是其支柱学科,这些学科发展历史早,一般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师资队伍完备,教学科研积淀深厚。省级、校级重点学科也大多集中在这些专业门类中。而新闻传播专业大多是在“合校”、扩招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短,教学科研积淀不够,整体实力较弱,在整个学校处于一种劣势地位,短期内难于与财经类优势学科相抗衡。 2 师资科研水平、实践能力低于财经类优势学科。财经类专业的绝大多数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研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规模,实践教学也具备了较为成熟、完善和稳定的模式。相比之下,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在这两个方面都显得不足。从师资上看,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学中文的教师转过来的,二是在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到高校任教。三是近些年毕业的学新闻传播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第一类师资虽然积累了一些中文的研究成果,但派不上用场,需要重新开始。第二类师资,由于长期在媒体工作,工作要求与高校差距很大,进入高校后,高校所要求的“高级别”、“高层次”的科研成果较少。第三类师资由于毕业时间尚短,学术积累有待时日。这样一个师资队伍,在财经院校就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劣势。在实践教学方面,与财经类的传统专业相比,各个环节还不够完善。许多还处在探索、修改过程中。 3 实验室经费投入不足,难于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新闻传播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需要足够的实验设备供教师进行模拟媒体教学、科研和学生操作、训练。如演播室、报纸、期刊排版系统、激光照排机、印刷机、一定数量的照相机、录像机及非线性编辑系统等。由于在财经院校中的弱势地位,一般学校都不肯花大本钱投入在非重点学科上,致使实验室经费严重投入不足。有的学校设备陈旧老化,多为重点学科淘汰下来的设备,不能与社会同步,使毕业生到媒体工作后上手慢。有的学校虽然设备能与社会同步,但种类不齐全,有些设备总量又不够,这也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4 难于获得重点项目的支持。一则,新闻传播专业确还不具备与学校优势学科相抗衡的总体实力。二则,即使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学校也担心报上去竞争不过其他的综合性大学,因而不如推荐经济类、管理类的学科更稳妥。这样,大额的经费往往都集中于优势学科,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奖励教学、科研、支持学科建设。而新闻传播专业,除了正常的办公经费以外,几乎得不到任何大额项目经费的支持,仅靠精神鼓励,缺少教学、科研的物质激励机制与手段。一方面,管理者面对捉襟见肘的有限经费黔驴技穷,另一方面,教师缺乏教学、科研创新的积极性。虽然总体也在不断发展,但与优势学科相比,则相对落后。 5 毕业生就业质量低于优势学科。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就业率并不低,但就业的总体质量却不及财经类的专业。用人单位在个体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接受综合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财经类毕业生由于“师出正门”,因而许多人能够找到对口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受到用人单位的不重视,只有少数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份到对口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总体协议就业率低于前者。 二、突出学校特色,变劣势为优势,适应社会需要,培养特色人才 1 设立经济新闻方向,变劣势为优势。财经类院校的强势在于经济学、管理学,若能利用这一优势,在新闻学专业设立经济新闻方向,这样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培养出特色人才。根据我们对毕业生的回访和用人单位提供的信息,许多用人单位更愿意接受经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这首先是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类的报刊、杂志大量涌现,即使是综合类的报刊也有较大版面的经济栏目。各级电台、电视台都分别设有经济台、经济频道、经济栏目。网络媒体更是充斥着大量的经济内容。以前经济节目、栏目的编辑、记者大多是学经济的。虽然经济学的功底较好,但他们到媒体以后。需要一段时间熟悉编辑、记者的职业特点、工作流程及操作技能。而经济新阐专业的毕业生就省却了这个“见习期”,上手快,能够直接进入角色。在媒体,这两种人还可以取长补短,产生互补效应。从目前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只有少数毕业生能进入省级大媒体,多数毕业生只能在市级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或网站等媒体从事编辑、记者工作。这些单位机构小,人手少,需要毕业生来了就能上岗,独当一面,经济新闻的毕业生正是适应了这一特点。再从就业市场来看,经济新闻的毕业生有一定的经济学功底,又懂得新闻业务,在与综合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竞争时,更有特色,更有专长,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这样,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专业,就变劣势为优势,走出了制约自己的瓶颈。事实上,各个专业类大学都在尝试这种办法,如青岛农业大学设立了农业新闻方向、有些体育大学设立了体育新闻方向,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工商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都设立了经济新闻方向或经济新闻专业,已初步尝到了“甜头”。但由于是新生事物。关于课程设置、实践环节等重要内容还处在探索、发展过程中,这种尝试在专业类院校中还是少数,多数还在徘徊观望状态。 如何保障经济新闻方向的培养质量,关键在于课程设置,经济学的基础课必须由专业课教师“原汁原味”开足,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打好经济学基础。在高年级的选修课中,还可以增加一些经济学的延伸课程,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对经济学的时代感和前沿问题的把握。新闻学的专业课也要作适当调整,如新闻评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可改成经济新闻评论、经济新闻采访、经济新闻写作,这样就把经济学和新闻学结合起来,避免了“两张皮”。在实践教学方面,尽量带学生到经济类的专业报刊或电台、电视台的经济台、经济栏目、经济节目实习,使学生在实习中感受到自己的专业所长及学业上的不足,从而回到学校以后更加努力地有针对性地学习,“缺什么补什么”,增加学习的针对性和效果。 2 聘请业界人士做与课程有关的专题学术讲座。新闻传播专业,除了请这类专家做“一般性”的学术报告以外,还要请与各门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业内专家做专题学术讲座,这是由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性决定的。如新闻评论课程,河北经贸大学就聘请了河北省著名新闻评论专家、河北省唯一韬奋奖的获得者、河北日报的高级编辑储瑞耕先生做了关于新闻评论的专题讲座,由于是课程讲座,有的放矢,学生听了“解渴”,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纸编辑等都要请名记者、名编辑做与课程联系紧密的专题学术讲座,其他专业课也是如此。甚至有些专业课的时段(实践性、操作性强的时段)还可以让媒体的从业人员去讲,这样,培养的学生才能与社会同步,消除“滞后效应”。 3 强化师资的专业技能。上文谈到。新闻传播专业的师资分为三类,除从媒体调入高校的以外,其他两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缺少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致使许多教师在讲到“操作性”的问题时“心里没底”,这也影响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出台了:50岁以下新闻传播类专业课教师,凡没有专业对口实际部门工作经历的。都要到对口实际部门脱产工作锻炼半年以上。并把此项内容纳入职称评审体系分值。对教师的实践锻炼也要有具体要求,实践完毕要提交实践报告,并出具用人单位对本人工作的鉴定。学院也要对教师的实践进行不定期检查,起到督促、监督的作用。经过锻炼的教师,普遍反映收获很大,感性认识增多了,讲课更有底更自如了,同时也为科研提供了一手资料。 4 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本科二批培养的学生既不同于本科一批重点大学注重理论基础,又不同于职业技术学院上手快的应用型人才。其目标应该是:“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复合型人才。笔者曾了解过河北日报对人才的需求状况,据报社的某领导称,过去我们是要学中文的,后来发现学新闻的上手快,就改为要学新闻的,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学新闻的后劲不足,现在又改为要学中文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是,既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要上手快,尽快独当一面。作为毕业生来说,也是先就业,再择业。鉴于此。我们培养的学生既要理论基础扎实,又要动手能力强,不能只是坐而论道。 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需要建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校内,必须配备与社会媒体同步的甚至是足够设备的实验室,供师生进行实验教学。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特点制定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在校外,尽量带学生到省内外主流、权威媒体实习,使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新闻媒体。这对他们今后求职就业也是非常有益的。作为学校,应该加大实验室和实习经费的投入力度。财经类院校,应用性学科较多,新闻传播专业,要想与财经类专业平起平坐,主要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产生“典型效应”,取得校方支持的资本。 在财经类院校办好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仅设一个经济新闻方向就能一蹴而就的,只要抓住财经类院校的特点,变劣势为优势,同时围绕着社会需要,培养试销对路的特色人才,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摄影学》学习网站建设实践 摘要 本文简述了学习网站理论,探讨了学习网站的设计、开发、应用的一般规律与特点,以及学习网站在网络学习环境中的优势和特色。 关键词 新闻摄影 网站 设计 教学应用 一、学习网站概述 网络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个别化自学、面授辅导、音像课堂、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协作式学习。这几种学习方式在网络学习中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条件选择一种或几种方式,为自己的学习需求服务。 目前,学习网站和网络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缺乏对高效率的学习平台、资源库的建设;(2)缺乏运用信息工具及网络功能的能力;(3)缺乏主动获取与善于处理信息的能力;(4)缺乏与他人交流、协作学习的能力。 学习网站的本质是一个基于网络资源的专题研究、协作式学习系统,它通过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向学习者提供大量的专题学习资源和协作学习的交流工具,让学习者自己选择和确定将研究的课题或项目的设计。自己收集、分析并选择信息资料,应用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它强调通过学习者主体性的探索、研究、协作来取得问题解决,从而让学习者了解、体验科学探索过程,提高学习者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信息的实践能力和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与信息素养。 学习网站应具有以下特点: 1 专题性:在网络环境下,围绕某一特定的内容向学习者提供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源,它强调的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个知识系列的资源呈现和问题的解决,而不能将涉及面无限的扩大。 2 综合性:向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但这些资料并不是孤立的,而需要相互支撑,共同为某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即具有综合性的,同时还要给学习者适当提供协作学习的交流工具。 3 开放性:学习者在自己选择和确定研究的对象或项目的设计时,让学习者自己收集、分析和选择信息资源。应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的结果呈现给大家,供大家来讨论、评价这一最终结论的正确性。 4 实践性:学习者可以在网站中尝试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以及搜集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素质。 二、新闻摄影学习网站的设计 (一)新闻摄影学习网站的设计 我们尽量避免一般中小型学习网站中的网络资源较分散、关联性不强。网站的技术实力不够导致了网站资源和设计的功能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艺术设计粗糙;大型学习网站虽技术实力强劲。但他们为了追求网站的流量而只注重资源的横向延展,对资源的纵向延展却不够细致等弊端。这些都降低了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学习网站的吸引力。 1 网站内容的选定 根据课程的内容与特点,网站应有理论、实践、技术、艺术方面的内容。 2 网站的整体设计 学习网站应该具备:首先是专业,学习网站不能是各种学习资源的简单堆砌,而是追求资源的有效融合以最大的发挥其功效;二是优秀的教学设计:不能是简单的网页展示,网页间要有良好的关联和逻辑性;三是交互性好:即当我们的学习中遇到问题时能及时找到有途径供我们与专家、其他学习者进行讨论、请教的途径,迅速的获得对问题的解决;四是丰富的学习资源,防止因为资源的匮乏而挫伤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五是网站艺术性强:即要始终保持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因此我们在本网站中设计了八个主要的功能模块: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在线测试、作品欣赏、站内资源、在线答疑、摄影论坛和摄影博客,以实现相关学习资源的展示和合理地教学设计,并就本站的建站技术方案和美工设计请教了相关专业人士。 3 网站模块的功能设计 本网站中的各功能模块能有机地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全程的信息和资源支持。一开始。学习者可以参照“学习目标”,选择章节或专题开展摄影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作品欣赏”。展开实例模拟的学习;对于学习的阶段性成果。学习者可以选择进行在线的“自我测试”,并能及时获得测试的反馈结果;而网站中的“在线答疑”、“摄影论坛”和“摄影博客”三大模块与“在线预约”模块的有机结合能很好的实现师生、学习者与学习者间的交流、互动。网页头的flash导航设计能很好的实现网站的导航,使浏览者不至于迷失在网站中。能随时回到网站的主界面和在主界面时快速的进入学习模块。进入学习页面开展学习。 网站设计中尽可能的实现为不同学习者提供多样的互动交流方式:有疑惑,但不能明确界定问题时,可以考虑通过“在线预约”栏目预约专家(教师)到“在线答疑”栏目;在有明确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进入“摄影论坛”栏目,通过这里的主题帖和大家的跟帖讨论。从而对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当我们有了学习经验和心得时,就可以考虑进入“摄影博客”栏目,在这里记下我们的学习心得、体会和学习笔记。这样就能方便的供我们学习工作之余随时随地的查阅,也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学习成果,并可以交流和讨论我们的学习成果等。 为了能将本网站应用到校园网和因特网,我们采用了可扩展的数据库。以方便我们根据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扩充、升级。在校园网和因特网内主要是提供大家一个协作学习的平台。师生、生生交流平台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库。在校园网内主要是教师讲解疑问;而在因特网中除了教师外,还将招募职业摄影师和一些学习者来共同主持各学习模块的交流和内容、资源的更新。在网络环境中为实现全方位、适时、多边互动的教学新模式,借助网络环境,专家与学习者、专家与专家、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除了可以进行有限的情景交流外。还可以实现全方位、适时的、多边互动的教学,形成一种全新的学习组织形式。 (二)《新闻摄影学》学习网站的开发 1 数据库技术介绍 本网站采用了access+asp的技术方案,win2000+i-is5.0或以上平台。网站的技术特色是access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和cookies对读者信息的控制。access应用程序不需要数据库设计者具有高深的专业程序设计水平。任何非专业的用户都可以用它来创建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管理系统。access数据库使用标准的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化查询语言)作为它的数据库语言。从而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通用性。使其成为一个功能强大而且易于使用的桌面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2 资料收集 在开始本网站的具体设计开发工作前,应收集了大量的与摄影知识、技巧有关的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总结和实践作品。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归类和整理,使之符合我们网站设计中对资料的需求需要。按照学习型网站设计的具体要求搜集网站所需素材和资料,包括文字、图片、动画和优秀课件。 3 系统设计 主要包括界面风格设计、导航设计、数据库设计、程序设计等,这些设计是网站开发的基础。界面风格设计需确定网站的整体色调、网站的logo设计方案等,在这部分设计中要能给学习者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吸引学习者乐学其中。导航设计明确、简单、栏目完整清晰,这样学习者在浏览网站时,可以轻松地在网站内寻找、浏览自己需要的资源,也可以方便地应用网站的相关平台进行研究性学习和协作交流。在摄影技术学习网站的导航设计中采用了动画导航方式,将网站各栏目呈现在动画中,使整个网站导航简单、明了、易用。在数据库设计时主要考虑网页的动态生成效率。在摄影技术学习网站中采用了access数据库系统,该数据库系统能非常方便的扩充为sql数据库,且访问数据、查找数据的速度快。在编码实现上,前台运用dreamweaver+asp开发静、动态网页和程序,以保证本专题学习网站的开发效率。 (三)《新闻摄影学》学习网站实际运行 1 技术测试 网站制作完成后,首先进行技术测试,以证明bbs、blog、测试、实践活动等栏目是否能正常读取数据库,按照预先设计显示网页。各个链接是否能正常链接。以及更加细微的工作。如网页上的标点、文字的错误等。 2 教学应用 由有丰富经验的一线教师在教学试用过程中,提出不当之处和修改意见,由学习者在网站的试运行学习活动后,提出学习感受和意见。综合考虑各种意见之后,做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然后再次进行相应的测试和修改,以尽可能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 这里讲的意见包括技术性意见和对教学设计、教学内容的安排的意见。教学设计和交互功能两方面的意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这两方面的设计是当前学习网站中的弱点,也是我们本次探索的重点、难点。 三、网站的改进、完善工作 学习网站需要不断充实、逐步完善。如对网站的在线测试栏目的改进:理想的在线测试应能根据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阶段。由学习者在相应的学习内容和难度的题库内自主选择适量题目进行测试。目前的测试题库不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进度动态调整题目难度。 对网站的站内搜索功能的完善。由于缺乏网站搜索引擎技术。使得网站资源的搜索功能没能实现。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学习者对站内学习资源的查找速度。我们将逐步改善在多个数据库间信息搜索的速度慢的现状,以便我们将搜索引擎嵌入到网站,改变网站无站内信息搜索的现状。 对优秀的摄影教学课件的收集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摄影作品的案例、实验、实践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有待具体化、多样化和丰富化,使这些实践理论的指导功能更加实用。这样,网站的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充实。最后须加强对网站中小错误的排除,确保网站内容不会误导学习者。 新闻实践论文: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的网络化实践 摘要 在高校新闻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利用网络进行教学、与学生沟通、指导学生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而学生也应在网络实践中,努力学习新闻采编,创办个人网媒,扩大社交范围,展示个人形象,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合格的新闻人才。 关键词 新闻教育 网络媒体 专业实践 高校新闻系的许多课程,离开了专业实践不行。但大学生的专业实践,各高校一般安排在大四进行。他们在前三年的学习中,很少有机会到媒体参与新闻采编活动,这对于新闻教育极为不利。缺少专业实践活动的新闻教学,无异于纸上谈兵。所以,有必要在他们大四之前,努力培养和强化他们的专业实践意识。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借助网络的现有条件。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网络媒体与大学生实践的关系 1、通过网络转变学习方式。中国的中小学一直是应试教育,在这种背景成长起来的学生,读书的行为动机,就是老师的要求和课本的内容,很少涉及社会与专业实践,大部分学生无法检验自己的动手能力。即使考进了大学,他们也会依照惯性保持中学的学习状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对于新闻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专业品质。记者的职业,需要深入生活与媒体,进行新闻采编活动;记者的个性必须有活跃的特点,哪里有新闻,就奔向哪里,及时将采访到的信息传播给受众。用白岩松的话来说,“不传播,毋宁死,”否则,记者就会在大众和困难面前怯步。而新闻专业大学生通过网络了解社会、参与新闻实践,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这种潜质,使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2、通过网络认识社会。网络是虚拟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社会的折射,现实生活中的信息,在网上基本上都能读到;社会上的各种复杂矛盾,网上也能反映。所以,我们通过电脑屏幕,能触摸历史与现实。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结识社会的机会不多,时间也有限,但又必须对社会有一些了解。通过网络“和世界有个约会”,在最近的距离和最短的时间内,用鼠标键盘拉近自己与社会的距离,增长见识,扩大视野,就能为将来的新闻职业打一点基础。《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网络,就是洞明世事的一个有效窗口。 3、通过网络结识媒体。如今大学教材上讲解的媒体,绝大多数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网络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使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理论,也都从传统媒体上取证,涉及网络等新媒介的内容并不多,这就容易使新闻教育在内容和理念上有所偏废。众所周知,每一种传统媒体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报纸只能依赖文字传播信息,广播通过声音报道新闻,电视虽然综合了文字与声画,却不能双向互动,仍属于“一面倒”的单向传播媒体。网络则不然,它能涵盖其他媒体的功能,在网上既能读报,听广播,看电视,也能进行双向互动传播,及时反馈来自受众的信息。所以网络的内容非常丰富,网络的传播手段也较先进。对大学的新闻教育来说,网络既是一种媒体,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的内容用不尽,它的形态学不完。网络的现代传播理念与规律,又是新闻教育的最好内容。大学生通过它了解现代新闻传媒的运作规则,可以深化新闻学习的内涵。 4、通过网络进行新闻采编活动。网络传播的双向互动特点,能让每一个网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便于成为大学生新闻实践活动的一个平台。学生们可以在网上做一回记者与编辑;把网上的电子信箱、qq、博客等,当作沟通世界的桥梁与纽带;学会在网上采访新闻、编辑版面、信息、制作网媒。用这样的平台锻炼新闻采编的专业技能,将课堂学来的新闻理论,通过网络转化成实践的成果,可以使新闻教育事半功倍。新闻大学生的这种实践过程,既是对课堂知识学习的检验与补充,也等于通过网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而这正是我们新闻教育的预期效果。 二、老师要成为是网络实践的先行者 1、课堂教学中的网络示范。新闻去学生是否了解网络,是否喜爱网络,怎样使用网络,如何利用网络为自己的专业学习服务,从某种角度说,与老师的影响和引导有关。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基本实现了网络化,老师可以在多媒体教室上课,利用网络为学生讲解知识,用网上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网络的有效使用,既是一种示范,也能无形中产生一种影响,使大学生有兴趣接近和了解它,并学会利用它为学习和实践服务。老师用网络展示自己的成果与形象,也能以提升学生对网络的认知与兴趣。老师对学生在网上开展的专业与社会活动的及时表扬和支持,同样会激发学生的网络实践的积极性。 2、课后交流中的网络沟通。大学和其他层次的学校不同。师生之间极少沟通。因为大学教师不坐班,教学时间也没有中小学老师多,所以在学校待的时间相当有限,基本上与学生不接触。这是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双重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师生不能缺少双向互动沟通,否则缺少信息反馈,教师便无法“因材施教”。而网络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网络的互动性是大学师生沟通的有效媒介。网络上的电子信箱、qq、个人空间、博客等,都可以成为师生之间沟通的纽带。一旦这种沟通能够实现,课堂教学的一部分内容,便可在网上进行。比如提交和批改作业、课外辅导、教学问题的探时,基本不用再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了。这样可以带动学生的网络实践兴趣。 3、实践活动中的网络指导。新闻专业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都要在业余时间参加新闻采编活动。因为课程多时间紧,他们只能借助网络与媒体发生联系,以此参与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便可在网上对他们进行业务指导。此外,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辅导,而不必拘泥传统的师生面对面的方式。课题的确定、资料的选择、任务的分解与实施、文稿的结构与写作、方案的落实与结题,乃至课题总结或向刊物投稿,老师均可利用网络,对学生进行遥控指挥。网上指导的最大好处,就是便利,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老师在网上进行教学指导,单独看可能与教学无异,长期坚持下去会影响学生对网络的认识,让新闻大学生自觉地把网络当成学习实践的工具。 三、学生参与网络实践的途径与手段 1、利用网络学习新闻采编。网络对新闻专业学习的作用,一般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学习优秀的新闻作品。我们打开网络读到最多的作品,就是记者们采写的新闻,新闻大学生通过它,学习文字、音频、视频、图片等各种形式的报道,可谓得心应手。与传统的学习方式不同的是,在网上学习新闻作品,可以留言的方式与作者直接对话,这种学习更为生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二是锻炼写作和投稿。报刊杂志在网上都有自己的窗口,各种新闻网站也是琳琅满目,我们可以试着为它们做一些新闻采编工作,并将写出的稿子投寄给报刊,这或许就是大学生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开始。 2、利用网络创办个人媒体。许多新闻大学生在网上都有一个空间。有的还有自己的博客。博客是私人化的网络日记,但博客的内容一旦突出了社会化,并以传播公众信息为主,那么你的博客也就成了一种大众媒体。从这个角度说,在大学新闻教育中,应鼓励学生建一个能够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博客,这其实就是在鼓励他们经营自己的媒体。“媒体经营”是大学新闻教育的薄弱环节,即使大学生真正到媒体实习,也不会有管理的岗位让大学生去体验。而博客一旦成为媒体,采编什么内容、怎样编辑网页、使用什么图片和文字、怎样明确受众定位、怎样与受众进行互动等等,这一切都由我说了算,等于在行使一个媒体主编的职责了,说大一点等于在培养自己经营媒体的能力。在新闻大学生的专业实践中,这是网络得天独厚的地方,其他传统媒体均无这样便利的条件。 3、利用网上信息扩大社交范围。每一个记者都知道,新闻采编的资源非常重要。有的记者信息不断,采访起来左右逢源,有的记者却信息渠道不通,要采访的时候往往两眼一抹黑。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各人获取新闻资源的途径(即人际网络)有差异。新闻记者只有结识各种人,广交社会朋友,才能解决信息来源问题。这种能力,在大学埋头读书学不到。只有通过网络沟通世界,这个难题才能迎刃而解。许多媒体在网上都有窗口,媒体的记者编辑在网上也有个人信息。这就给有志采写新闻并积极投稿的大学生带来了便利,也为同学们锻炼社交才能提供了方便。多认识几个记者编辑,就等于多交了几个良师益友,新闻大学生欲进行专业实践,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4、利用网络平台展示个人形象。大学生的进步需要激励,而经常利用网络展示他们的学习和实践成果,有利于鼓励和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到专业实践中来。学生的成果可以自己展示,大家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包括博客)里,将拍摄的图片、采写的新闻或文章粘贴出来,可以在同学中形成相互促进和竞争的氛围;学生的成果也可以在系里的网站上展示,如能将学生们在媒体发表的新闻作品及文章、科研成果及时公示出来,理应会激励更多大学生参与专业实践活动。这其实也是新闻大学生在网上展示的整体形象,这种形象能够成为大学生投身专业实践的目标。 四、效果与问题 事实证明,大学生利用网络能锻炼专业技能,增强专业实践的理念,即走出课堂,深入生活,训练技能,提高专业水平。在这些环节中,网络作为一个媒介,是新闻大学生最便利、最经济实用的实践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锻炼大学生的专业技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时代,传媒的运作理念早已进入网络阶段,人们理当认识到网络的价值,它既是催生思想、激情甚至新闻信息的能源,也是新闻大学生展示自己形象的有效舞台。在大学读书阶段,学生们如能很好地利用网络,深入新闻实践,就会为将来的职业奠定基础。 认识到网络对新闻大学生专业实践的重要性之后,最后有必要强调几点:一是网上活动不能取代新闻大学生的全部实践。要知道,网络只是传媒的一种,更多成熟而优秀的传统媒体,同样也是我们学习新闻采编技能的平台。大学生除了上网,有条件还要深入生活,多了解民情和社会,这样才能使新闻采编有方向。二是网络实践能力不能取代新闻大学生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新闻业务本来就是一项社会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只有在人文社科领域广泛涉猎,才可做一个思想成熟、思维敏捷的优秀记者,才能写出优秀而深刻的新闻作品,才能使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对社会进步产生作用。三要辩证地看待网络。网络既是大学生新闻实践的助手,也可能是事业的杀手。严格地说,网络的功能始终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辨别网络信息的良莠,思想素养较差或心理脆弱的学生,还会因此沉溺于网络的不良信息或网络游戏中,影响自己的学习与进步。所以,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在网络这个充满诱惑的平台,成就一番事业,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新闻实践论文:浅析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借鉴 论文 摘要: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19世纪欧洲言论自由理论的经典阐述。由于 历史 原因,很多人对密尔的自由观存在一定的误读和忽略。当下,结合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 政治 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 发展 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 教育 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 论坛 ,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 这样的讨论态度正是目前我们新闻媒体所缺乏的。如果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别人的意见,也可能带着激情争辩、攻击、拒绝与责难,但我们不能压制或者倾轧异己意见:因为压制和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性自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不乏饱含强烈爱憎、吸引眼球的语句,但大部分却是狂欢式的喧嚣以及对于“对立人物”(社会公认的)群情激愤的口诛笔伐。而难以见到的是对于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平等理性的讨论,难以见到的是对于思想信念的发自内心的辩护和思想碰撞的鲜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记者,其激情应该来自于对于信仰理想的忠实追随,来自对于国家社会的“匹夫有责”,来自对于底层社会的“铁肩道义”。这样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尔说对于无节制的讨论,“人们只是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他们的使用,至于使用他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纠㈣须知,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歧视就获得了可怕的正当性,比如对马家爵“杀人魔头”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媒体所必须警惕的假借公众舆论实行的“媒介审判”。美国近年来闭庭诉讼案数量的上升也无不出于这一顾虑。 三、结语 “人性不是一架机器,……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的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回㈣密尔提出的理想的自由状态是值得整个人类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他对自由的那种热情而执着的呼唤是伴随着人类追求自由精神的步伐一路走来的。 新闻实践论文:公共新闻视阈下的社区新闻实践 摘要:从2004年公共新闻的概念引入国内以来,学界和业界对公共新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到目前为止,国内大多数人都把公共新闻当成民生新闻的发展来对待。近两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尤其是地市报纸都把社区当成民生新闻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地来对待。社区新闻是民生新闻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公共新闻的理念,同时也是地市报纸在同上一级媒体竞争时的法宝。 关键词:公共新闻 地市报 社区新闻 公共新闻的优秀内涵及中国化实践 公共新闻理论的提出者纽约大学jay rosen教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①伴随着公共新闻理论提出的是美国新闻界的积极行动。我国学者蔡雯认为公共新闻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报道对象是公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为主。② 从公共新闻的实践上看,中国的公共新闻更多的是与民生新闻挂钩。最早打出公共新闻旗号的是江苏卫视的新闻栏目“1860新闻眼”。它曾宣称:“我们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我们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我们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我们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③该栏目曾以直播的方式报道厅级干部的“公推公选”,推出诸如节水、节电的公共话题并广泛发动市民参与,掀起了一股“中国公共新闻”的热潮。此后,报纸媒体也在有意无意地践行公共新闻的内涵。一方面,民生新闻在国内的发展为公共新闻的出现提供了环境和基础,公共新闻本身也包含了民生话题。另一方面,在民生新闻的基础上发展公共新闻也是新闻媒体发挥公共领域功能、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由于资源受限,导致像《洛阳晚报》这样的地市报很难在公共新闻报道方面有其他大报那样的大幅度动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市报就不能朝着公共新闻报道方面努力。相反,地市晚报却通过社区新闻报道践行了公共新闻理念。 地市晚报的社区新闻实践 地市晚报是相对于中央级、省级报刊而言的地市级报刊。在报业纵向结构中,地市晚报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它面向的受众主要是本市读者。相对于面向全国经营和全省经营的大报而言,地市晚报无论是新闻资源还是受众资源都比较少。劣势有时候就是优势。地市晚报虽然资源少,但是和其他大城市动辄n报同时、同城、同质竞争的局面相比,很多地市只有一家晚报,这反而造成了该报在本市一家独大的局面。和其他大报动不动就搞向外扩张政策不同,地市晚报就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来耕耘,反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显著的成绩就是社区新闻的发展。 社区新闻的出现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社区取代单位、组织和企业,开始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居住形式。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工作。社区新闻也就成了各级报刊关注的重点,甚至还成为了一些地市晚报的富矿。从概念上来看,社区新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从地域范围来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小区;从报道对象上来看,它报道的对象是社区居民;从报道内容上来看,它主要反映的是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社区新闻理解为是民生新闻的一种。 社区新闻是地市晚报得天独厚的新闻资源优势。一方面,社区新闻关注的内容和报道的对象符合地市晚报的主要读者和服务对象的要求。另一方面,地市晚报对社区新闻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更能够满足本市读者对新闻的需求。因此,社区新闻成为地市晚报和其他级别报纸竞争的重要法宝,也是在本市市民中铸就新闻品牌和新闻影响力的重要武器。 《洛阳晚报》于2009年6月1日起推出《洛阳·社区》版,开始社区新闻报道。社区新闻的主要栏目有“社区·话题”、“社区·面孔”、“社区·故事”、“区区小事”等。 新闻来源。该报社区新闻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主要是驻社区记者,该报在洛阳市主要的五个区派了五名驻社区记者并在报纸上公布每位记者的联系电话,定期到社区与社区居民见面访谈,了解民情。另外就是社区“新闻官”。这些社区“新闻官”有些是热心的读者,有些是社区干部。像《洛阳晚报》曾经报道过的刘本善(《热心的小区“新闻官”》2009年6月23日)就是一个经常向报社提供新闻线索的读者。还有就是社区网络。洛阳信息港、洛阳新闻网论坛也是了解社区居民生活的好地方,尤其是年轻的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网上采访。 报道内容。该报社区新闻报道的内容有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纠纷和社区建设等,也就是说只要是“社区里有意思的人和事”,“人不必高大完美,事不求惊天动地,只要能感动你我,启迪你我,有助你我”都可进行报道。正是这些你我身边的“新鲜事、感人事、突发事、有趣事、烦心事”构成了《洛阳·社区》流动的风景。读者们在这里既参与了《广告进小区 收益应归谁》(2009年6月2日)的话题讨论,还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寻常的社区人物。在一些关于邻里关系、楼上楼下纠纷、小区环境建设等方面,又让读者看到了大家建言献策、开诚布公讨论社区事务的参与精神,以及在建设和谐社区中的行动力量。 报道方式。该报社区新闻的报道方式也有别于以往的硬新闻报道。在报道角度上,更加平民化,小人物、平凡故事都是社区记者关注的对象,但该报又没有流于肤浅化。许多新闻处理得很有深度,经常以小人物、小事情为切口来反映大社会、大时代。像《一场百家宴 浓浓邻里情》(2009年9月28日)《和睦相处十一载 老人难舍邻里情》(2009年9月30日)等之类的文章都从小处折射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社区新闻就是要写夫妻爱情、家庭亲情、邻里感情、社会爱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关系之美好和谐的生活图景”。④因此,社区新闻报道的语言都是带有情感的语言,更加亲切、更加温暖。另外一点就是,该报社区新闻报道的语言还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例如“老娘舅”等词语的使用,会使洛阳读者读起来更加亲切。在大的广泛性问题的报道上,报社经常扮演引导者或者主持人的角色,引导大家参与到事务的讨论中。比如,在关于个别人在小区空地里种菜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不同的社区,连续发表了四篇报道(2009年10月12日至25日),从社区居民到社区管理者到法律专家再到园林局等各方人士,纷纷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发帖子等方式参与该问题的讨论,并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另外就是后续报道,像邻里纠纷、居民困难等方面的报道都不是只报道了就完事,而是一直进行追踪报道,直到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报道目标。社区新闻实践一方面为地市晚报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就是促进了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社区文化建设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文明洛阳的重要工作之一。该报通过社区新闻报道,弘扬社区精神,讴歌社区先进人物,反映社区文明事迹,解决社区矛盾纠纷,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报纸反映社区问题,提供交流平台还提高了社区居民对自身周围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媒介素养和公民素养。 用社区新闻报道来照亮公共新闻理论 虽然地市晚报在社区新闻报道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报道题材过于琐碎,报道内容过分雷同,选题不够公共等,但是社区新闻报道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担负了公共新闻报道的责任。公共新闻是美国学界和业界根据美国国情提出的新闻报道理念和运动,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公共新闻。社区新闻是我国媒体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的一条新闻报道之路,地市晚报的社区新闻报道既符合报纸发展的实情又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弥补了报纸由于自身资源有限而不能进行大规模公共新闻报道的缺陷。地市晚报用社区新闻报道照亮了地市晚报践行公共新闻理论的道路。 新闻实践论文:杭报集团推进新闻创新的探索和实践 面对社会思潮、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传播技术和受众需求不断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坚持“引导力就是传播力、就是竞争力”理念,坚持以新闻创新促进舆论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经过不懈地探索实践,形成了“重大主题报道时代化、经济新闻报道大众化、社会新闻报道主流化、民生新闻报道平台化和文娱新闻报道人文化”的 “五化” 新闻创新操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集团所属各媒体的新闻创新实践,推进了集团“主流媒体引导主流舆论,主流舆论引导社会舆论”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建设。 ——与时俱进,推进重大主题报道时代化操作。所谓“时代化”操作,就是要赋予重大主题报道以时代特色,体现与时俱进理念,着力解决好重大主题报道长期存在的模式化、程式化,读者不爱看、报道效果不佳等问题。在传达党委、政府声音的同时,尊重新闻传播方式变化规律,积极探索符合民众视角、民众表达、民众情感的新闻呈现方式,丰富传播载体,创新传播形式,激发人民群众对于宣传内容的兴趣,真正做到喜闻乐见,入耳入心。 如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亲自点题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宣传,对于这样一个抽象的体系,用什么样的传播手段和宣传方式才能让群众自觉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杭报集团策划了“我们的价值观——大型报网互动思辨论坛”。通过报纸报道、网络视频、嘉宾访谈等组合形式,就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进行访谈讨论,以事论理,让专家、市民共商共议,求索、普及、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由于论坛深入浅出,互动参与,手段多样,突出时代感、大众化和地方特色,有效推进了群众性社会主义价值观讨论。在此基础上,杭报集团又推出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优秀词公开征集活动,进一步引导读者的参与热情和对价值观的深入思考。 我们还抓住新闻事件带动价值观讨论,使之具象生动。杭城“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了从高空坠下的女孩妞妞,杭报集团各媒体第一时间将其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宣传结合起来,把“最美妈妈”吴菊萍作为一个典型、一种象征,通过生动而深刻的报道,推动了关于价值观的对话与讨论,加深了人们对杭州这座城市价值观的认识。 此外,杭报集团坚持媒体的精神导向追求和社会责任,不断推出各类公益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努力宣传、普及、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时代化。杭州日报发起“拯救民勤·绿色传递”活动,组织市民到千里之外的甘肃荒漠植树,倡导“一座城市的集体爱心”;都市快报秉持以“生活因温暖而美好”理念,积极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强势推出“公益中国”、“浙江慈善榜”等品牌栏目,成立“广济之舟”志愿者联盟,开展为贵州贫困山区孩子提供“免费午餐”等公益活动。 ——以民为本,推进经济新闻大众化操作。经济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关系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但经济报道往往容易做得艰涩生硬,导致百姓看不懂、不愿看。“经济新闻大众化”操作就是切实加强对经济现象、经济政策的解读,让经济新闻通俗易懂,贴近百姓,有用且实用,积极发挥媒体传递主流资讯、粘合社会力量、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实践中,杭州日报的 “财经三人吧”、每日商报的“商报大学堂”和“深读”等专栏专版坚持从市民百姓视角,强化宏观经济的微观解读;都市快报推出的“‘农超对接’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系列报道帮助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超市、农贸市场建立直线对接,充分发挥媒体牵线搭桥资源整合作用;每日商报“浙江中小企业一线行”系列报道和都市快报“为成长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活动”等,携手各方力量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搭建融资服务平台;“浙江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信心”、“价格突围背后的需求博弈”等系列报道积极回应社会关注,体现媒体理性和专业性,见微知著,使经济报道更贴近民生、浅显易懂。 ——正面向上,坚持社会新闻主流化操作。社会新闻因其富有趣味性、可读性,一直为读者所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媒体社会新闻过于碎片化、格调不高,甚至为了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庸俗趣味,出现过度渲染色情和凶杀、揭人隐私的情况。“社会新闻主流化”操作就是牢固树立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多报道社会生活的好人好事;以建设性和理性的思维,遵循新闻操作规律,对待负面新闻和舆论监督;改进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在抢占报道第一时机、第一落点的同时,牢记媒体心系大局、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 去年以来,集团各媒体强势推出了“最美妈妈”吴菊萍、姜家镇浮林村救火英雄群体、法官陈辽敏等典型报道,营造了正面和谐的舆论氛围。在淳安姜家镇浮林村山林火灾报道、“7·23”动车事故、建德苯酚泄露污染水体、日本强震引发“抢盐风波”、钱塘江流域抗洪等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发挥了主流媒体析事明理、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正面引导作用;在文明创建活动中开设 “文明出行·杭州先行”、“文明随手拍”、“曝光台”、“小辣椒”等舆论监督栏目,做到帮忙不添乱、尽责不越位。 ——民主民生,推进民生新闻平台化操作。民生新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是媒体服务百姓的重要领域。民生新闻平台化操作就是尊重百姓对于城市生活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以活动和栏目为抓手,通过打造平台,深化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加强对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宣传和引导,为政府分忧,替群众解难。 比如杭州网开设的“杭网议事厅”,就是“用网络构建民主促民生机制”的一种全新尝试。“杭网议事厅”是国内首个由党委政府与媒体联办的网络议事平台,各级领导与部门负责人通过与网民面对面的在线交流,听民声、察民情,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互动中达成共识。此外,围绕百姓强烈关注的错峰限行缓解交通“两难”、房地产调控、控烟禁烟、食品安全、教育、卫生、抗洪抢险等热点难点问题,杭州日报“新闻1+1+1”、每日商报“维权”、都市快报“我要问快报”等品牌栏目发挥一头联系市民,一头联系党委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正面引导服务民生,强化百姓参与互动,推动问题妥善解决。 ——抵制三俗,推进文娱新闻人文化操作。部分媒体错误地认为文娱新闻无非是明星绯闻,主动放弃自身责任,片面迎合受众低级趣味的倾向、情绪和要求等,对受众低浅层次审美情趣乃至感官刺激的迁就,造成了文娱新闻较为严重的庸俗、媚俗、低俗之风。“文娱新闻人文化” 操作就是要坚决抵制“三俗”之风,深度挖掘当地人文内涵和人文精神,高度关注本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发现和培育本土的文化名人、演艺明星,倡导文娱新闻的人文情怀,培养受众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操。 为此,集团各媒体一方面注重提供积极正面、具有深度的原创文娱新闻产品,如杭州日报开设了 “名家谈艺录”专栏,记录文艺家们与这座城市的对话,“文艺红人榜”栏目则将目光投向最草根的民间,用朴素的文字记录展示来自民间的传奇绝活;另一方面积极打造健康主流、面向大众的文娱活动载体,如杭州日报的“发现最美·杭州女孩”、 “西湖文创大赛”和都市快报的“激情篮球赛”、“民间世界杯”、“快报读书会·漂流书架”等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品牌活动,不断挤压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生存空间,全力营造重品位、重文化、重内涵的文娱新闻生产与传播环境。 新闻实践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数量激增与就业困境矛盾日益严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专业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思考,以专业优秀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和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实践教学;优秀课程;人才培养职称论文网/ 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成本低敛钱快范长江认作潘长江中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文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类专业不仅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普遍设立,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到了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每年的毕业生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万余人。”[1]李良荣教授在2010中国教育传播高峰论坛上也提到,30年前,全国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只有3家,现在已发展为850余家,与每年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相比,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且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 据笔者的了解和研究,专业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专业人才的适销对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很多高校出现了照搬名校经验、缺乏明确专业定位的尴尬局面。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很多高校都是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一本权威的教材,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如同空中楼阁般的知识框架,最终以闭卷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结束,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特殊性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特殊性。 以下,本文将以专业优秀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一)专业优秀课程的清华模式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我国部级精品课程,他认为该课程是解决“故事在哪里?”这个优秀问题的。他认为,记者不仅会报道突发事件,更会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见木,更能见林;不是简单地报道表面的事实,而是报道更能接近真相的事实;不仅能写作5个w,更能回答报道的意义;不仅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更能让读者看清事件的本质。 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告诉学生,培养一个好记者的标准要具备以下要素:1.对新闻报道充满了激情;2.对新闻理解充满了理性;3.有社会责任感;4.有新闻道德;5.有强烈的好奇心;6.有怀疑精神;7.有一个批评态度;8.有敏锐的观察力;9.高超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李希光教授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结合当前在广播电视新闻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习的开端,作为教师务必要给学生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学新闻?我要学什么样的新闻?我要怎样学新闻?我学了新闻之后可以做什么?据笔者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一般是开设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作为优秀课程,历时一学年,主要向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往往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目标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喜爱等方面。在课程学习中也会以课本知识为主,所以,如果教师在这个阶段只是机械的灌输给他们课本上的概念定义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接受所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纲举目张的学习理念,不能帮助他们尽早的树立职业目标。所以,在学习技巧和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关于培养学生自主树立专业学习的整体观念,笔者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的方法:在课程的开始,首先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特点。其次,在课堂上请学生思考上述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再次,请他们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并借此引发思考与讨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影响,我们要做怎样的电视人?最后,教师在课堂上把他们的意见和讨论发言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传媒人要遵守专业理念与职业规则,在课程中我们会具体学到很多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技巧;另外一方面,媒体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责,促动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平等与和谐,而不是成为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反作用力。这是我们在掌握了方法和技巧之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最后,一名合格的记者要对社会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和别人平等真诚的交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教学方法限于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等限制,很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都是以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课堂讲授为主,该课程的实践特殊性得不到体现。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一)课堂实践教学 1.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低,对社会信息变动缺乏专业敏感,在采访交流中存在语言表述拖沓,意思表达含混等问题。为此,笔者特意在课堂上设置了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强化学生关注新闻、把自己当成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意识和动力。 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为此,笔者在开课初始的一段时间,先让学生尝试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中找到他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然后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新闻说出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学生“念”新闻,而是要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关注新闻、寻找新闻价值要素、自己组织语言并现场表达的能力。 在课程进入到中后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现场出镜记者,在课堂上根据媒体已有报道进行再次报道,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是在运用电视语言,电视画面和现场主持的相互作用、现场出镜主持的语速、仪态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由于紧张不敢尝试,笔者还建议这样的学生在课下用dv等数码设备把自己的现场报道拍摄下来,带到课堂上进行播放。 此外,学生在逐渐熟悉了电视现场报道方式之后,还可以自主选择、设计报道新闻的形式或评论新闻的内容,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事哪种方式,每次课至少有5位同学要进行5分钟现场报道,报道结束后教师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评价总结。 2.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1)案例教学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授课过程中,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实例,特别是在讲授新闻采访部分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鲁豫有约》、《康熙来了》、《60分钟》等节目以及奥运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如何与同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笔者也会提供一些存在问题的采访实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采访方法。 此外,笔者在教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除了上述电子媒体案例之外,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这个环节也是跟前面提到的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联系在一起的。 (2)情景模拟教学 在采访部分的教学中,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让学生尝试进入角色。比如在讲到采访形式中的新闻会时,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观看一些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会录像,例如“70码飙车案”发生后的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会等,然后让学生总结新闻会的流程,记者提问的要素等。其次,笔者还发动学生模拟新闻会现场,根据某一新闻事件由他们自己担任新闻发言人和记者,进行实际问答。在此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会结束后,由学生点评以及教师点评。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邀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或其他相关教师作为嘉宾、发言人,走进我们的课堂,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现场访问,这样的练习比起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在课下更加积极认真的准备。 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一定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面对面》、《鲁豫有约》等,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笔者还尝试在课程接近尾声的部分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来上一节采访与写作课。他们可以自己选定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老师来担当学生听他们讲课。尽管有的学生会紧张甚至是在提问同学时笑场,但是这种情景也是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方法之一,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这种体验的。 (二)课外实践教学 1.校园采访报道实践以新闻采访部分的教学为例,按照课程进度的安排,教师向学生介绍了采访准备、采访方式和采访技巧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逐渐引导学生在校园之内寻找选题,并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在课时安排上也是尽量把学生实践操作和课堂展示作品排在首位。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尽管在课堂上增加了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教学,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在人为设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初级实践,学生只在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的话,还缺乏进行采访写作的亲身经历,无法准确的知道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以学生的第一次分组采访作品汇报为例。首先学生以6人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校园话题采访报道的策划,进行背景资料搜索,确定采访主题,拟定采访计划,实施采访活动。其中有一组同学的汇报对他们来说是收获很大的。这组同学选择的主题是“校园食堂的安全与监督”。因为在当时关于校园后勤方面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他们这组同学就选择了从学校食堂的角度,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学校的后勤保障。他们呈现回来的是自己用dv拍摄的10分钟采访。在采访中,他们找到了用餐的学生、食堂的服务员还有食堂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进入到了操作间里进行了拍摄和采访,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食堂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食品保鲜和卫生消毒措施的运作。他们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打交道。刚开始他们很担心怎么找食堂的负责人,人家不理他们怎么办,不让他们拍摄怎么办,为此也想好了一些对策。可是后来他们小组中有两个女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们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们注意观察过,除了有服务员收拾餐具之外,在食堂里还有一个阿姨经常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学生饭菜怎么样。她们就猜测这位阿姨可能是食堂管理人员。后来,她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这个阿姨,跟她说明了采访意图,这个阿姨果然是管理人员,而且答应了他们的采访要求,还专门找人带他们去了食堂的操作间进行实地拍摄。 这样的采访虽然只是初次尝试,但是对他们来说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实际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如何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与别人有效地交流。而这只有在实际采访练习中才能得到。 当然,也有部分同学的采访练习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他们自己发觉的还是没有发觉的,在课堂展示和讨论过程中,都可以得到集思广益的交流与学习。 2.校外采访报道实践 限于时间与客观条件的限制,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校园内报道一些活动或采访不同对象。但是,笔者也尝试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出校门,可以先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方面开始,用他们的dv和相机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笔者在课堂上询问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是否有人去做兼职?笔者也建议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下兼职。同时,笔者也提醒学生,兼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锻炼我们与别人交往交流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勇气,获得一定的报酬;其次,大家去做兼职的同时别忘了要和你的兼职伙伴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兼职的目的,大学生普遍从事的兼职有哪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等。还有,笔者了解到在大学城附近有网吧专门做学生上网的生意,有专车负责接送学生,笔者所教的班级中也有部分学生在网吧中上网。因此,笔者就建议学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我们详细了解大学城网吧产业链的形成与现状。总之,笔者一直以来都是启发学生不管是走在路上,在地铁中,在商场里,在旅游时等等,都要做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做探究真相的有心人,做记录事件的有心人。 3.野外实践与暑期实践 本专业的学生到了大三阶段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等也屡次获得部级和省级的重要奖项。 近几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能否把新闻采访与写写作的专项野外实践单列出来,就像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那样,老师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但是,考虑到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笔者提出可以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野外实践与学生大三阶段的摄影摄像野外实践结合起来,学生除了担负拍摄任务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我们还可以把野外实践的阵线扩展到暑期实践。暑期,学校团委会安排一定的暑期实践活动内容,鼓励学生参与。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发动学生成立专业暑期实践小组,去走进媒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记录生活。 4.学生自办媒体实践 笔者所教的学生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平时,笔者一直不忘提醒他们要结合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积极尝试媒体实践,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实践。学生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地就是学生自办的校园媒体,如我院的《十分快报》、《奔逸》杂志,电子杂志和校园网络电视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媒体的报道策划、采访和拍摄制作等,课堂知识的积累,还有课内模拟训练和校园报道的实战经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为学生能够在校内媒体中完整的制作出新闻作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向校外媒体投稿,积极参与各级竞赛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专业优秀课程,是实践性操作性课程。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学习清华模式,但是至少在我们讲授此类型课程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我们应该变“老师讲学生学”的死板教学模式为老师学生共同学习研讨,在实践尝试中不断调整修正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权威的灌输者。 除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外,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也应该逐渐调整。比如,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期末成绩以独立完成的一份报道为依据,逐渐减少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为考核标准的比例等。 新闻实践论文: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影响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审美心理;审美文化;新闻实践;新闻报道;意境美 论文摘要: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是人的天性。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无不积淀着人类的审美心理。新闻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审美创造活动,新闻作品也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审美描述成果。作为研究人类审美实践的美学,也理应将新闻纳入自己的视野,研究新闻美,建构新闻美学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具体影响和应用予以解释。 罗丹曾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就告诉我们,生活中到处充满了美。 “美”是—个诱人的字眼,它以其无法抗拒的美丽迫使们不懈地追求它,甚至不惜献身。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凡与美组成的词都能给人以愉悦的遐想和高品位的感受;凡以美作定语的事物。都是^们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纵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古往今来,人不分美丑、性不分善恶,都—致有对美的追求。 当代社会的学术研究,由于方法的多样性和视野的多维性,人们对同一学科性质的认识总会有多种不同的答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人社会学视野中的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播”。而运用美学的方法,进入美学视野中的新闻,则无疑是“新闻作者审美意识的物化”,或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信息”。 作为新的学科研究方向,本文力从国人固有的审美心理探讨“美”在新闻实践中的影响和应用,所以我们首先探讨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形成问题。 1 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形成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具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社会文化产品。中国文化从史前直到今天从未发生“断裂”,由此我们才能够对其整体(包括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发展过程做宏观的把握和查源知流式的审视。 启蒙哲学有一句箴言: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这对于中国这种“连续性文明”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作为—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个由若干民族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杨,它起着凝聚和联系的作用,从而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成为—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特色的形成,是与中国人的进化及中华民族的逐渐形成相伴随、相始终的,我们这里要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心理的形成或发生自然也不能脱离这一过程。 按照心理学的理解,任何一种心理的形成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形成,直接和大脑功能、体质特征、血统、气质争理发生的物质基础有关,而这些物质基础最初是由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来决定的。 民族审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民族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演化与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点越是在^类文化的早期越是表现得明显。 2 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影响 2.1美学视野中的新闻实践 运用美学的方法,进入美学视野中的新闻是“新闻作者审美意识的物化”,或“具有审美价值的信息”,“从美学的角度说,它又是一种审美对象”,“新闻作品也是新闻作者审美意识的载体”,新闻作者总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经历自觉不自觉地融进新闻作品中。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积淀成_种文化理指导并制约着新闻作者写作,使新闻作品写作遵循着“美的规律’’,有着美的内容、美的特征、美的性质。 2.2中国传统美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从道德修养、审美倾向、文章之用等方面影响着新闻创作的形成。同时中国传统美学关于意境美、语言美,作品的情感真实与语言真实,作品的情与理的思想也对新闻作品构成有着深远影响。 首先,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如“忠恕”、“内省”的自我修身原则。新闻记者是为社会立言、为公众立言、为社会道德立言的社会观望镜,他首先要具备高尚的人格修养,其次要具备在工作和生活中以他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人、影响人的道德修养。 其次,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性善论、仁爱论、扬善避恶论等美学倾向对当代新闻作品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第三,儒家美学思想主张文章为政治道德服务,“兴、观、群、怨”,新闻作品要具有社会喉舌和时代鼓手的作用等等,这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及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的新闻理念至今仍然是新闻工作者必须薄循的职业道德。 3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新闻实践构成上的应用 3.1新闻意境美 意境是我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锤炼出来的审美范畴,并对书法、绘画艺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上,那些优秀的诗词曲赋,无疑不是以其优美的意境赢得读者的喜爱。意境不仅是用来品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优劣高下的标准,也是文学家、书画家艺术创作追求的终极目标。 新闻报道能否借用意境的创造,以提高新闻作品的品位,赢得读者的喜爱呢?回答是肯定的。新闻作品,若能在真实地反映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出优美的意境来,无疑会增强新闻作品的感染力,给读者以更多的审美愉悦和启迪。因此,研究意境在新闻作品中的运用,对于总结我国新闻创作的规律,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闻理论,具有重要的意史。 3.2新闻语言美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人的交往离不开语言,写文章同样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有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有文学语言、行业语言;有普通语言、地方语言。新闻语言和上述的语言类型都有所不同。它既有自己的个陛,又兼有各类语言的特点。因为新闻涉足各个地方、各个领域,接触各种人物,所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规律;新闻报道在使用通用语言的同时,也兼用文学语言、地方语言和口头语言,有时在同一新闻作品中还往往运用多种语言形式,实际上这正是语言的综合运用。如果说要给新闻语言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应该是:新闻语言是用于表述、传播新闻事实的规范化语言。 新闻报道是用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的,这就有了—个美与不美的问题,不少新闻界的前辈都强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要练好语言的基本功。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教育后人写文章要注意文采,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十分讲究对汉语言文字的推敲、琢磨。新闻语言不同文学语言要讲究辞藻华丽,但是同样不能忽视语言表达的要求。 3.3新闻结构美 新闻结构,就是新闻写作中表达内容、体现主题的谋篇布局,或者说是一篇新闻报道组织材料、安排层次段落的构思设计,也可以说是新闻报道中事实材料的排列方式。它一般包括突出中心、处理详略、确定表述秩序、划分层次段落、设计开头结尾和考虑呼应、过渡等。世界上的任何—种事物,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形式,结构形式不同,就构成不同的事物;新闻结构!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联系,才能准确反映今天的现实;新闻事实材料的排列方式不同,也由此构成不同的新闻文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闻事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倾向于新闻实践,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具体影响和应用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教学方法实践与创新 【摘要】随着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在大学生中,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新的技术环境之下,新闻传播教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当然也给新闻传播教学的实践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无线局域网和智能移动终端条件下新闻传播教学方法的实践与创新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无线局域网和智能移动终端;新闻传播;教学方法 一当前新闻传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理论教学缺乏案例支撑。案例教学是新闻传播理论课程中的最为重要的教学方法。新闻传播教学案例通常篇幅比较大,如新闻稿件、策划文案等,案例形式多样,如文字、图片、视频等。如果没有互联网海量资源的支撑,普通教师对这些案例的搜集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互联网版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使得教师已经无法在课下下载所需案例,只能寄希望于有网络的教室上课时,带领学生进行实时观看。由于案例性质的不同,有的案例不适合全体同学统一阅览,如篇幅较长的新闻稿件或策划文案,每个学生的阅读水平、理解能力不同,长篇幅文字同时阅览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第二,组织课堂分组讨论阻力较大。课堂讨论是激发学生动脑能力、创新能力的教学方式,符合国际高等教育理念。但是在新闻传播教学过程中却难以有效地进行,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深度的问题的探讨。其原因主要是在封闭的课堂环境中,学生难以获取支持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相关辅助资料、数据和案例。讨论问题的过程常常沦为毫无理性指导、毫无学术支撑、毫无数据支持的闲聊。面对以上问题,急需对课堂教学方法进行改善,无线局域网技术与移动智能终端的成熟与普及或许能为这些困难找到解决的出口。 二WiFi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条件下新闻传播教学方法的创新 无线局域网(WLAN)是不使用任何导线或传输电缆,而使用无线电波作为数据传送的媒介的局域网。无线局域网现在已经广泛应用在商务区、机场、大学等公共区域,同时在家庭中也具有一定的普及度。个人移动智能终端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PDA、平板电脑等。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移动智能终端设备技术不断成熟,价格更加亲民。特别是智能手机,在大学生群体中普及度非常高。目前,只要在有无线局域网的空间中,就可以快速地将个人移动智能终端设备进行网络连接,免费获取海量互联网信息。如果课堂中有无线局域网,那么,学生们的移动智能终端就能演变成为课堂上的第二块屏幕,同时也是一个高效的搜索工具和巨大的资料库。课堂中遇到的案例展示困难和分组讨论困难就有了解决的可能,同时,也为学生实践平台建设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就目前来看,许多学生在课堂上已经开始自费使用手机流量查询资料,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这一现象说明了这种创新教学方式的可行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观察,利用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新闻传播教学可以有以下新尝试:第一,基于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进行教学案例的分发和推送。教师可以加入授课班级的QQ群或微信群,将文字性案例推送到班级群中,让学生自行打开浏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进行案例浏览,阅读速度快的同学可以率先进入思考环节,而速度慢的同学也可以确保浏览完毕。这样的尝试非常适于新闻采写课程的教学。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中,即使没有免费的Wifi网络,学生也愿意用自费流量进行文字案例浏览。日后,如果教室能够普及无线局域网络,解决费用的问题,那么推送的案例形式还可以进一步多样化。如推送摄影图片,让学生在高分辨率的手机上去体会色彩和光影。组织小组讨论时,教师也可以根据不同小组的议题分发不同的案例,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第二,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作为资料库引入课堂讨论。在当前智能手机普及的环境下,学生已经自发地把手机当作课堂小组讨论的重要工具。相信无线局域网的建设可以使学生这一自发行为更加便利和成熟。教师只需要适当的引导,要求学生在分享环节中客观真实、有理有据。相信学生会更加高效地利用互联网上的资料数据,有助于学生严谨态度的养成和理性思维的训练。第三,利用智能手机建设自媒体实践平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手机原有的录音、拍照、摄像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手机还推出了大光圈拍摄效果。各种手机文字、图片、视频编辑软件的出现,使得手机处理更加复杂的信息成为可能。智能手机已经成为集采、编、播为一体的移动设备。在无线局域网的环境下,还能具备实时发送和直播的能力。如此普及的实践平台如果可以和相关课程结合起来,一定能达到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 三关于无线局域网和智能手机应用于教学过程中的控制问题 教学过程中让智能手机登堂入室,又如何抵御手机带来的负面效果呢?笔者认为,教师在需要学生使用手机时要以问题为导向。也就是说,用手机查阅资料是为了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教师要用提问的形式来考查学生思考的成果,以此督促手机能真正发挥其资料库的作用,防止其沦为“游戏机”。学生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课程实践不同于个人自媒体,教师也应该参与其中,予以适当的控制和监管,杜绝博眼球的虚假信息,尽量过滤过于主观的、情绪化的信息,审查可能造成不良社会舆论的信息。教师可以进行播前审查和播后总结,结合课程成绩对学生的自媒体实践行为进行控制。无线局域网和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大学教学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吸收新技术,同时不断反思和应对新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调动学生的学习实践积极性,拓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作者单位:伊丰,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大学。 作者:伊丰 单位: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论文 摘要:新闻传播学是应用型学科,实践性强。在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设置中,实践环节严重不足,缺乏“双师型”师资力量,学生评价体系单一,这些现实问题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完善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体系,输出“体”“用”兼备的人才的意义越来越凸显。本文旨在剖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探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学;必要性 2017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会上,傅莹回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的提问,提出了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在美国,包括在你们的报刊上、在美国的电视上,你要得到关于中国一手的资讯是比较有限的。在美国要想看到中国人写的文章、中国人写的书恐怕也不多。”针对这一现象,傅莹简要归因为:“从我们的角度要多努力,尽量让自己的信息更多地通达国际社会、通达美国社会。我们也希望这么多国际媒体这次来报道我们的‘两会’,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的新故事。”[1]解决我们的信息难以通达国际社会这一问题,高校义不容辞。高校必须扛起改革的大旗,构建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体系,为国家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新闻传播人才。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 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主编12家报刊,指导报刊20多家,经常发表的刊物60余家,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不仅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组织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撰写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章程,还是卓越的报刊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马克思曾多次因在报刊上发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的文章而导致报社关闭或被迫辞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具有实践性。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时代的产物,是实践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长期新闻工作实践中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出来的,始终来源于新闻实践,同时为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积极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完善。2.在“部校共建”的契机下,积极推进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部校共建”缘起于中共上海市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在2001年12月24日签订的共建新闻学院的协议。十三年的办学成果收效明显,得到了包括全社会的肯定。“所谓共建,主要内容包括四块,一是引进业界导师到学院来上课,安排学生到媒体实习;二是学院老师到媒体挂职;三是学界与业界进行媒体项目融合,相互提供指导和帮助;四是通过共建为社会和媒体提供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培训教育”。2014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建立“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成为中央媒体与高校共建新闻传播学院的首例[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当前,以“部校共建”为契机,我区党委宣传部与高校共建新闻传播学院,搭建学生实践教学平台,分别是广西电视台与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广西日报与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合作。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实践教学的进一步推进。3.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现状。首先,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轻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教学中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对理论知识相关联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涉足比较少。在课程设置上,专业理论课门类全,课时多,而实践课时少。另外,实践课时大多集中在大三或大四上学期,导致大一大二所学理论利用率低。方法类课程较少,方法类课程的教育能帮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自主学习和处理信息,提高学生适应社会能力。学生毕业后,一时难以适应新闻传播人才市场对实践型人才的需要,一些学生放弃本专业,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其次,“双师型”师资力量薄弱。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双师型”师资缺乏的情况。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在教学中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但是,现实中实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存在比较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实践实习基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数量和质量都不能让师生满意,有些高校甚至没有实践基地;实践教学体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的实践教学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的薄弱反映在学生实习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甚至有学生不熟悉新闻报道的整体流程。学生具有强烈的危机感,感觉学校专业教学与业界存在“两张皮”现象。根据教学实践经验发现,专业任课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存在案例更新不及时、所讲理论与现实实践脱节的现象。最后,学生培养评价体系不完善。现行高等教育大多仍采用传统的评价方式,即以学生分数的高低作为衡量学生质量的主要标准,在评价导向上比较注重对知识系统的掌握,缺少对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评价。部分新闻传播院校仍釆用单一的书面考核方式作为学生的评价标准,缺少形成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服务经济社会的需要。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为区域经济服务是高等学校最根本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高校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必须积极培养符合地方需要的高素质适应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要切实提高新闻传播人才的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至关重要。因此,构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传媒产业发展相衔接的实践教学体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又是实现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2.培养“体”“用”兼容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新闻教育的基本职责正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穿新闻教育教学全过程,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夯实思想政治基础。正确新闻观的培育必须结合充分的实践,“体”“用”是一,不是二。新闻传媒学是应用性学科,实践性很强。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3]。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些毕业于传媒专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频频碰壁,进入工作岗位伊始,难以迅速进入角色,仅靠书本上的知识,无法满足当代传媒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增加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权重,增强实践教学的时效性在当下尤为迫切。在广西,设有新闻传播类专业的高校绝大多数是地方教学型或应用型高校,偏重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才。通过调查发现,广西各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其毕业出口主要面向要求新闻传播人才是“一专多能”的、以“专”为基础、以“多能”为优秀,要求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地市级政府部门、市县级及以下传媒单位和中小型企业的新闻宣传或策划部门。因此,广西各高校在培养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时,必须根据这样的人才需求特征,培养应用型新闻传播“通才”。这样才能既体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又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3.在实践中培养学生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责感与使命感。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3]。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更要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确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责任,承担历史使命。应当“胸中有沟壑”,“下笔如有神”,既能撰写学术文章,又能写出百姓疾苦;既能弘扬社会正气,又能揭露不公与黑暗;既能传承中华文化,又能架起国际友谊的桥梁。这些本领都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在实践中磨砺。4.有利于完善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学科的发展需要反思,反思是学科发展的希望。目前,各学科都在寻求学科建设的新发展,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研究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问题,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构建与发展,可以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我国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历经了一百余年的历史,这一历程既展现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取得的成就,又反映出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实践教学反思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的各种问题,有利于构建和完善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 作者:王功名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新闻实践论文: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研究 【摘要】针对完全学分制环境下,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全媒体新闻传播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本文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改革进行浅析和探索,进而提出了适应完全学分制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关键词】完全学分制;新闻传播;云计算 新闻传播专业的高等教育,要求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参与媒体工作的实际操作技能。完全学分制的实施,对新闻传播实践教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本文探究了在新的学分制度下,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要求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完全学分制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一、完全学分制概述 当前,国内部分学校已经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完全学分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取得总学分作为毕业要求,以人为本,较好的实现学生丰富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合理分配学生和教师资源。对教师而言,教育教学应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活动,它不仅是科学,更是一门艺术[1]。完全学分制改革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为教师带来较大的发展契机和发展空间。对学生而言,完全学分制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学生还可以修读双学位、二专业,扩充自己的知识领域,给未来的职业道路多一个选择;完全学分制的弹性学制,在2-6年内毕业,学生能够灵活安排课程,多参加实践锻炼,为提高实践能力打下基础。因此,实施完全学分制符合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下的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条件。 二、全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网络媒体、手机媒体、自媒体等新媒体技术,在传媒理念和计算机应用上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成为人们探索的热点问题。在教育领域中,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为教学的形式手段与资源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2]。因此,新闻传播领域必须进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以适应未来传媒业的发展[3]。在媒介融合时代,由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多种平台都有一定的受众面,而且,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不一。为了达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新闻从业者要同时在多种媒体平台以最合适的形态新闻产品。新闻媒介单一的传播形式将被改变,新闻从业者必须灵活应用不同媒介形态以适应不同的事件,针对不同新闻事件的特点,采用恰当的报道方式在合适的媒体上。“通晓新闻、善用技术、晓得管理”的全面型新闻工作者将更容易适应各种媒介并存的时代。就新闻教育而言,新的媒介生态必然要求新闻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无论是理论教学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唯有通过必要的改革,新闻传播教学才能契合现实传媒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4]。对传统的各细分专业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突破传统专业人才割裂培养的人才模式,培养全媒体所需要的复合型专业人才[5]。 三、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有巨大需求,新闻传播需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熟悉新兴媒体技术,掌握新的新闻传播手段,灵活应用新的新闻传播技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认为:“在传统媒体融合的趋向下,社会将需要两种全新人才,一是能在工作中整合各种新闻传播形式的高效率管理人才,二是能拥有多种全媒体技术的编辑、记者。”在融媒时代、大数据时代下,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必须对各种传播媒介进行综合运用,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长处和优势。因此,新闻业界更需要掌握多种技术、拥有宽广专业背景的人力资源,需要掌握整合技巧的实践型新闻传播人才,需要懂得高效率的管理和整合信息的新闻从业者。学习者需要具备的素质也越来越全面,不仅需要具备用多种新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新闻,同时,还要有很强的信息管理及编辑能力,能够把大量繁杂的信息根据传播需要进行整理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准确地选择不同的传播渠道。马云指出,“人类正在从IT时代逐步走向DT(DataTechnology)时代,IT时代以自我管理、控制为基础的技术,而DT时代则是以为大众服务、推动劳动者生产力为主的技术。”从表面看,IT和DT似乎只是一种技术的差异,但是,DT时代更强调对使用者需求的关注,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差异。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要从思想上具有大数据的观念。 四、完全学分制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 国内高校新闻传播传统教学形式主要以“老师+学生”、“讲义+课本”,以及单一的“粗放式实习”相结合的形式。新时代下,这样的教学模式难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因此,实践教学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和平台建设。新闻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了常规的理论教学,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掌握必备的技能,因此,为适应高校完全学分制的弹性教学需要,建立基于云计算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平台包括三个模块:实验教学模块、虚拟仿真教学模块和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如图1所示。实验教学模块:学习者通过该模块的使用,较好的掌握新闻传播的基本实验内容和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实验,具备全面的知识结构;虚拟仿真教学模块:将实验教学中心的演播厅、播音主持实验室、非线性编辑实验室、灯光实验室、校园广播台等进行虚拟化,并托管至“云”端,采用仿真模块进行综合实验教学;创新创业实践模块:整合学校新闻传播类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新闻类”竞赛作品等数据资源,建立新闻传播教学资源库,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及创作平台,在培养创新能力的同时,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和成果的创作质量。实践教学平台特点为:一、实践教学内容的多元化,不仅要有相关传播媒介技术手段方面的教学,也要有管理方面的相关教学;二、实践应用平台的多样化,立足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实践、创新、创业一体化,充分利用社会各方的资源,搭建一个融通校内外的全媒体创新创业实习平台。高校在新闻传播实践环节里,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优势,打通学校与业界的界限,为学生提供了理论结合实践的机会,使新闻从业者得到更多的媒体技术。此外,新闻传播实验中心应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通过在信息和功能上,将各实验模块相互联通,把书籍、报刊、广播、电视、数字产品、计算机及网络等各种媒介融于一体,实验平台作为学生校内实践的基地,几乎还原了社会媒体中的实况,为学生步入社会媒体做好铺垫。 五、结语 完全学分制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平台的研发,为适应发展而做出变革,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优势。弹性的教学计划和宽松的选课制度,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学生可以充分培养自己的相关兴趣,加强实践训练并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或者通过修读双学位、第二专业培养自己跨学科领域的综合能力。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学生培养形式也需要进行不断探索,为未来教学的指引方向。 作者:黄伟波 杨增辉 林茵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的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科学研究论文:概论科学研究论文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情色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问题论文 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理财企业科学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当今管理学、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日益受到企业管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关注。本文论述了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和主要论点。 引言:优秀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 企业优秀能力理论起源于传统的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亚当·斯密的企业分工理论,而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论可以说是该理论的雏形,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其后门人艾迪斯·潘罗斯(EdithPenrose)于1959年发表了《企业成长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内部存在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从而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马歇尔的另一位传人乔治·理查德森(GeorgeB.Richardson)则在20世纪机60-70年代从企业与市场间的协调制度入手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成长论。1957年社会学家塞斯内?耍≒hilipSelznick)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先用独特竞争能力来表示企业同其竞争者相比在某方面做得更好的情况。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拥有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的结论。另外,飞利浦·萨尔尼科在对领导行为的分析中指出过企业特殊能力的概念。这些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发展为企业优秀能力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石。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Nelson)和西蒂尼·温特(SidneyWinter)合作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该书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同样在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Stephen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模仿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南群印?984年随着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Wernerfelt)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一文,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利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对对整个8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其中一派是资源学派,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懂得《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经过里普曼、罗曼尔特温特、巴尼(JayB.Barney)、申德尔(DanE.Schendal)、库尔(KarelCool)、迪瑞克斯(IngemarDierickx)、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库勒(KathleenR.Conner)、皮特瑞夫(MargaretA.Peteraf)、柯利斯(DavidJ.Collies)、蒙哥马利(CynthiaA.Montgomery)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派继续称为能力学派,这一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Hamel)在1990年5-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划时代文章“企业的优秀能力”一文为标志,经过斯多克(GeorgeStalk)、伊万斯(PhilipEvans)、舒尔曼(LawrenceE.Shulman)、蒂斯(DavidJ.Teece)、匹萨若(G.Pisano)、苏安(A.Shuen)、福斯(N.J.Fosse)、兰柯路易斯(R.N.Langlois)、贺尼(A.Heene)等人的发展,也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Intel、Microsoft、Cisco、DELL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技术型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GE、IBM、SONY等一大批老牌企业不断更新,颇具发展后劲的现实,也愈加清晰地使管理学家捕捉到了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一部分)。在理论上,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风靡一时。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的基础上,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因此波特提出的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1)产业结构分析——“五力竞争模型,即产业环境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力量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结构及其赢利能力。(2)识别、评价和选择适合的竞争战略: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3)实施选定的战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业绩。但是,波特的理论仍然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侧重点是产业的特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产业内外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对企业内部重视不够,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这对企业短期战略是适用,对中长期战略则明显存在缺陷。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这已是当今各国战略管理专家学者的共识。 同时经济学对企业理论的探讨也不但在发展,以科斯为代表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等为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将最小分析单元扩展到企业中的个人,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及个人在经济中的相互作用。因此企业优秀能力理论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其理论来源的交叉性和多样性,各学者研究的角度也千差万别。因此这一理论还不成体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会对企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青少年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论文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是这么说的。选题是青少年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 青少年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问题或目标。问题的内容可以涉及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顾及自己研究的结果,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及其居住者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做研究的最基本的目标。如果目标定位正确,选题选得好,可以说研究工作已成功了一半。 科学研究的选题应遵循如下几条原则: 一、创新性 科学总是把目光投向新的问题、新的领域,总是追求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新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科学。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选题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要有新的目标,我们在确定目标以前必须要了解:问题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中,现在已经有哪些成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中哪些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需要从哪些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科学的创新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①有重大的新现象和新规律的发现;②有重大影响的新工具的使用;③有重大影响的新方法的采用;④有关键性的新概念提出;⑤新理论的建立;③新领域的开拓。对于青少年的科学研究的创新,归结起来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对有关领域中的旧观点提出新见解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提出了物质及其运动的时间、空间相关联的相对时空观,包括“运动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运动物体在运动方向上长度变短”等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中学生的科学与工程研究虽然不能与那些世界级的科技英才相提并论,但是中学生中仍然有一些敢于对现有的思想和观点,经过自己的研究与探索,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的勇士。 上海复旦附中姚周率同学对“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源于施坦因豪斯的《又一百个数学问题》中的题40:“用27个单位立方体组成一个3×3×3的大立方体,一条直线至多可以戳穿几个单位立方体?”得出的结论是7个单位立方体。 姚周率同学采用了新的计数方法:“直线戳穿的单位立方体与直线被分割面截成的线段—一对应。”不仅将其推广到一般情形,证明了:“有N三次方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N×N×N大立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3N-2个单位立方体”,并且推广到更一般的命题:“MNP个单位立方体组成的M×N×P长方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M+N+P-2个单位长方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一般正多面体的戳穿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一个N-分割后的正四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N个单位正四面体;一个 N-分割后的正八面体,一条直线最多可以戳穿2N-l个单位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无法进行N-分割”。 上述研究是一项组合数学中有关几何计数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前人已有的结论有本质的突破,可以说这是一项有理论价值的研究。 (二)、把分散的材料系统化.用新的方法整理成新的观点、见解 在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中,中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宽广,许多中学生在阅读浏览中,在各种媒体的信息中,找到能激起自己兴趣的研究题目,用自己创造设计的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归纳整理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见解。 上海位育中学李艳艳和余蕾同学查阅了1873年至1999年有关太阳黑子的气象资料,通过对太阳黑子月平均值与降水、气温、气压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计算,发现太阳黑子数与上海地区的气温、气压数据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54和负0.44,而气温、气压变化都滞后于太阳黑子活动约11个月。太阳黑子与降水之间的关系不如气温和气压。他们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影响降水的因素有更多,因而也更具复杂性。但是通过对降水资料作分析,发现有一个清晰的大约11个月零27天的周期变化,这说明太阳黑子活动对降水也同样有影响。 这项研究有独到的工作贡献,数据充足,过程完整,结论合理。但由于太阳黑子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大尺度”的,如何将其影响应用于局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三)、经过自己的观察实践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所谓新的发现和发明(包括产品和方法),应该是在这之前别人还没有提出过的发现与发明,其鉴定的标准是:在书刊杂志中、市场产品中、专利公报上以及各种公开的场合中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现和发明。 复旦大学附中沈渊、袁家辉、张诚同学针对教室内的照明状况,在分析了各种不足之处后,提出了一套优化照明的解决方案,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和考虑了实际可操作性。这套方案分为三个部分: 1、黑板照明优化: 根据教室黑板上的照明存在光利用不足,分布不均的缺点,即:离光源较近的地方有一条高光带强反射,使同学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内容;离光源较远处,光强又太弱。他们根据透镜发散与会聚原理,设计一个透射和反射装置。透射部分采用紧贴灯管的平凹透镜和凸透镜,发散中间光和会聚周边光,把原来向下损失的光充分利用起来,使光线柔和均匀;反射部分采用抛物面镜和双曲面镜的结合,使光线平行且强度均匀。 2、自然采光照明优化: 针对教室内靠窗口光线过于集中而太亮,而靠走廊的座位又不得不开灯,他们设想对玻璃窗作一些改进:将玻璃窗的上半部分的外表面做成锲形,以改变光线行进方向;在锲形玻璃之间做成阶梯状,可有效节约材料;锲形玻璃内表面略微磨砂,使光线柔和均匀。改进窗帘的材料和颜色,增加冷光以保护视力;改进窗帘的构造,改成窗帘由下往上拉。通过这些改进,教室能更合理地利用自然光。 3、灯具布局的优化: 灯具布局的设计上他们大胆地类比原子核内电子轨道的排布,将光源比作轨道中的电子,使它的间距以几何级数递减,并参照稳定的氖元素核外电子和甲烷电子的排布结构设计出一个灯具布局的优化方案,并通过模拟的对比实验加以论证。该方案的设计思想是把空间照明投影到平面,使光照分布均匀。 作者能利用学过的光学原理设计光源分布的优化组合,并有简单的模型进行实验验证,构思新颖,具有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实用价值。但限于应用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推广实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探索更简易可行的方案。 创新包括观点的创新和实施手段的创新,也就是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和用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2000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有一个项目《人的视觉导向》,这是一个行为与社会科学类的选题。它要研究的是“人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的效率”。一般来说人眼在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时,其效率是很难通过标准的视觉模型解释清楚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是:①认定进行视觉研究过程的切人点是要对物体的方位进行分类从而使这种分类能更有效地指导针对目标的注意力;②完善这一分类机制。为达到上述目的,作者创造了一套测试实验的方法:由一台电脑电视屏幕显示几个定向的物体在一个背景下重叠起来。问题是要被测试者寻找一个特定的目标,被测试者无论是发现了目标,还是认为目标不存在,按下两个键中的一个进行选择。通过对遮盖或妨碍目标发现的背景定向的变换进行测试。这项研究要测量的是在每一种背景方位下,能用多少时间找到目标。研究结果显示:当与目标在同一分类的方向下,有导向的背景影响更大,使得对方向进行分类作为有效发现目标的方位的使用得到了认可。这一研究成果充实了“预先指导”的理论,而且又为领先于“预先指导理论”的“早期视觉机械化”理论作了扩充。 怎样确定自己的选题有没有创新呢?通过对专利公报和情报资料的查询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会从本质上加以分析,因为类似的甚至相同的题目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过程方法和不同的结果,也能体现自己的创新成分。 二、前瞻性和时代感 自然现象繁复庞杂,瞬息万变。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于前人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基础,由此才能从肤浅的、零散的,发展为比较深刻的、系统的;从片面的、局部的,发展成为比较全面的、普遍的。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非常艰巨、曲折而漫长。只有以前人已到达的地方为起点,继续前进,才能使短暂的一生为科学创造作出贡献。正如牛顿所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指的就是科学的前辈。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世界重大的科学发现、科技创造和发明,涉及数学、生命科学、农业。医学、机械工程、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军事技术、激光技术、纳米技术、航天科学技术和环境科学技术等各个专业领域,正在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和经济持续进步的决定因素。青少年为科学与工程项目选题时,必须高瞻远瞩,了解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在科学与工程研究中有所作为。 哪些问题具前瞻性和时代感的选题呢?从如下的一些事例中我们会得到某些启示。 (一)、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有关城市垃圾的治理及对策问题,包括: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人类对保健品的需求问题;青少年中间的肥胖问题等等。 上海向明中学柳思南等同学研究的是树叶应用于环保中的一种新用途,即:以树叶为原料来制造内包装材料,同时采用添加废纸作为辅助料的方法解决了树叶纤维物理性能差的问题。他们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为目标,着重研究怎样最低限度使用防腐剂和防潮剂,以避免成品材料引起的污染。该产品经过实验验证,可以在短期内降解,并且可以回收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饮食与健康”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曾经宣布,所有的食盐都须加碘。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人体缺少它时,对生长与健康都有严重影响,会造成地方性甲状腺肿大。但是,当摄人碘过多时,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为此引起专家们对碘盐的各种不同的看法。 大同中学朱嘉英同学对上海人是否都需要使用加碘盐进行了分析。她研究设计了一个测定食物中碘含量的方法,发现上海人即使是在最普通的日常膳食中,也已经能提供足够量的碘。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和实验研究,她认为:市政府在花大力气生产加碘盐的同时,还应当多向市民宣传食用海产品的好处,鼓励市民还是从食物中补碘,回归自然为好。 肥胖是当今文明世界的流行病,对于肥胖的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肥胖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是与能量代谢失衡有关。 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王璐同学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间接测热术,检测体重正常者与超重者的葡萄糖、脂肪氧化和静息能量代谢情况,以分析这三个量在两组人群中的异同,探讨肥胖的发生机制。 (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人类已经进人了信息时代,信息的较量在国际竞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上海向明中学徐晨斐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李愿达同学分析了目前我国关于网络购物发展的状况,发现目前网络购物的方式缺乏人性化设计,因此网络购物发展很艰难。他们设计的目标是怎样让网络购物来迎合人们的日常购物习惯。为此,他们访问了电子商务领域的技术人员,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具体了解目前基于网页的网络购物的一些不足之处,然后针对网络购物人性化设计不足的缺点,设计了一个虚拟的银行——总服务器——商店系统,制作了一个多功能的通用客户端网络购物软件——一MyShopping(我的购物),在中间添加了很多人们在日常购物中习以为常,而目前网络购物中却没有实现的功能,使网上购物更加方便。 在世界上每天都有许许多多事情发生,只要注意观察,会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1999年上海东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降落时,起落架的轮子发生了故障,幸好最后安全降落,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伤亡事故,但这足以引起了大家的警惕。有一位中学生看到有关的新闻报道后,立即想到:要是飞机场有一种用于抢险的活动跑道,它类似大型的没有发动机的平板卡车,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故,可以将其拖到相应的位置,飞机可以降落在活动跑道上,由它带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然后停下。虽然这个想法离开现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白色污染给人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看,一次性餐具确实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东西。所以有许多人在研究“可分解的塑料”。 1999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有一项《制造可分解塑料——“BIOPLASⅡ”》的研究。“BIOPLASI”是指可以被分解的塑料,而“BIOPLASⅡ”就是作者要研究的那种由天然成分组成的,在耐用性和防水性方面类似于商品化的塑料。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种能在短时期内分解的塑料;这种能分解的塑料是由一些有机材料混合制成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种最佳的有机材料。 作者使用的主要原料是冻粉。冻粉是一种不定形的半透明的材料,加热十来分钟后即能熔解。将冻粉、用作为粘合剂的天然树脂和用作为填充料的Comsoreh以15:3:l的比例混合,可以使制成的“BIOPLASⅡ”达到最佳状态。作者对“BIOPLASⅡ”的抗水性、可分解性、抗张强度、密度、熔点和弹性等进行了测试,他们对所有的性能数据都经过了统计学方法的严格测试,并被逐个证明。他们确信“BIOPLAⅡ”的确是可以降解的,它比聚乙烯有更强的抗张强度,但是它的抗水性不如聚乙烯。 (三)、影响人类文明未来走势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 城市与自然共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谋求城市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 比如: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对园林绿地的量化研究主要是对其功能的量化研究。在不同的绿地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测试方法取得量化值,其中包括: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叶面积指数、叶于重、叶面积、绿视率、垂直绿化覆盖面积、年游人量等指标。其中大多采用的是二维面积为绿地的评价指标。在技术上国内外还普遍将航空遥感技术、立体摄影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应用于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的测算研究。三维量绿色遥感调查是我国学者周坚华等提出的一种估算城市绿化环境效益的新方法,该方法中的绿量概念,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绿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其测算方法的研究符合当前国际上精确地定量化研究城市绿化的新方向。其研究内容已经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华东师大二附中周一凡等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关于“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评价系统”。该系统是一个以绿量的理论与测算方法为基础,以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的定量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一个实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他的创新点主要有:在信息获取方面实现了遥感、人工调查、绿化规划、环境监测等多元数据的输人和实现了遥感数字图象的直接屏幕量化,实现了绿量和绿化环境效益的自动测算,实现了动态化的环境预测和决策支持等全视窗化的模块和帮助子模块,实现了直观化、易交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目标,为绿化和环境数据的管理,为预测绿化规划实现后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决策绿地建设方案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可靠和易于操作的工具。 现代文明,使家用电脑,家用电器逐步进人每家每户。如果不会操纵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在未来的生活中,会有许多不便。在1999年和2000年青少年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中,都出现有关于便于残障人群操作的控制电脑的方法的研究项目。如:“脚踩鼠标”和“给残疾人的耳朵”——用词语命令来开关连接到电脑主机上的家用电器等,为各种人群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的生活带来方便。 三、实用性 青少年科学与工程项目的选题,要考虑的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怎样通过它创造有关自己,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知识;如何改善这个世界。科学与工程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应用和认知两个方面,一个研究项目价值的侧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但必须要体现它的价值。 比如姚周率同学的“被戳穿的正多面体”的计数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认知方面体现了它的价值。上海第三女子中学金如君的“用人发合成L——胱氨酸锌的研究”,她了解到:锌是一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胱氨酸具有很多药理功能,它们两者的配合物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与传统的补锌剂相比,胱氨酸锌具有较高的吸收率,而且没有副作用。金如君研究了用人发合成胱氨酸锌的方法:将酸加入发进行水解,调节pH值至氨基酸分子所带正负电荷相等,使其析出沉淀,经过结晶与重结晶制得纯度较高的胱氨酸;然后在胱氨酸中加人氢氧化钙、硫酸锌,控制温度和pH值,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之后,得到配位率很好的胱氨酸锌,究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上海复旦附中黄晸同学的“旋转圆盘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和装置的结晶均匀性研究——与搅拌结晶法的比较研究”包含了认知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结晶是医药、生化、精细化工领域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中广泛采用的纯化和精制方法。晶体的晶型、尺寸、以及均匀程度对化合物或产品的纯度、性质和用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晶体过于细小,会导致晶体表面积增加,容易造成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降低产品的纯度;晶体尺寸不均匀,也会影响使用。目前通常使用的是搅拌式结晶的方法,由于其设备结构的特点,母液在冷却器和搅拌器间反复冷却、搅拌、混合、结晶生长。部分母液过冷冷却以及搅拌产生的机械碰撞造成了两次成核,从而导致了结晶颗粒分布不均匀。过冷造成的共结晶,以及颗粒大小不均匀造成的母液和洗涤液抽滤可透性的不均匀使细小晶体表面积更容易吸附和包裹母液中的杂质。上述两条是结晶纯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保证晶体的纯度,就必须通过提高母液放料温度和增加洗涤液量,使收率下降。目前所使用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方法是用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它虽然可以控制结晶冷却曲线,增加晶体颗粒尺寸,但仍然无法解决颗粒均匀性问题。黄晸同学研究的“可控梯度场微分结晶方法”将旋转圆盘上的流动、温度、浓度理论解析运用于溶液结晶。她设计和研制了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设计过程中,她解决了用实验室磁力搅拌器驱动圆盘旋转和调速,设计了一个能有效冷却旋转圆盘的冷却槽,用特殊的密封材料和结构,以及密度大于母液的乙二醇冷却液得到的稳定的液封解决了密封问题。她还在自己设计的试验装置上完成了原理性的基础实验,并与实验室搅拌结晶实验结果和带W底导流筒式的搅拌结晶器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旋转圆盘式结晶装置在提高结晶颗粒均匀性和操作稳定性(重复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她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次成核晶核数、转速、温度、降温速率是提高结晶颗粒的均匀性和得到大颗粒尺寸结晶的主要因素;而圆盘温度过冷、转速过快造成的流速过大是形成二次成核的主要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生产水平和科学进步是评价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客观标准。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是本质的主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当它被滥用时又会对人类造成危害。科学对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就是社会的日益科学化。社会的科学化,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迅速提高。虽然由于生产的盲目发展也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使一度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人类受到了自然的无情惩罚。但这不能归咎于科学,恰恰相反,这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不足,由于人们对人类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规律的无知,一旦认识了这种规律,并采取有效的自我控制的措施,人和自然也就有可能逐渐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由于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向海边大量倾倒垃圾所造成的污染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一般人的重视。1999年美国有一个中学生的研究项目叫“病原体的天堂”。他研究的目的是:测试由于在佛罗里达海湾的沿海居民因为对处理污水的不良习惯,而引起的海水污染。他用转录酶转换——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海水中的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细菌。他研究的结果发现人类丢弃的废弃物的渗出,污染了海水,有100多种致病细菌从人类垃圾中释放,最终形成了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防止反复污染,他研究出了一种快速而灵敏的方法去测定水中是否有这些病菌存在。 青少年在学习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过程中,特别要学习怎样用正确的科学价值观来评价自己的选题,使自己的研究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 80年代以来,上海及江浙两省的临近城市发展非常快,人口急剧增加,一些河道污染特别严重。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常年黑臭,严重影响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已经成为市政府和广大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苏州河及其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为了防止产生反复,对苏州河的治理和保护仍然需要得到长期的重视。 四、分阶段目标 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活动,是为了在相对纯粹的条件下更好地揭示自然规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贯穿着极为艰苦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其产品则为知识。只有在知识成果的基础上,科学才能进人生产过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现代科学的不断拓展和深化还告诉我们,科学事实也是发展变化的。由于自然界的事物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且认识事物的手段、方法在日趋完善,科学揭示的事实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精度,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崇尚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研究项目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 1999国家科学于工程大赛有一个选题,研究“转炉接触反应的新催化剂”以减少环境污染。课题的来源是:因为汽车发动机会产生含有CO、NO及碳氢化合物,排出的气体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如果不经过转炉接触反应会严重污染环境,美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空气污染是由此而产生的。目前应用于转炉接触反应的催化剂是一些贵重金属,价格非常昂贵。该课题要研究的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低成本的新催化剂。 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是:研究一种新的催化剂,它的表面积要比其他催化剂大好几倍,在氧化反应中的活性也是它们的好几倍,与贵重金属相仿。 第二阶段的计划是用一种新方法合成新的催化剂。这种新的催化剂有很高的氧吸附能力,在还原一氧化氮的反应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这项化实验中发现新催化剂的还原能力要高于目前最常用的催化剂,而这些发现都可以证明新的催化剂在将来很可能取代现在所使用的贵重金属。 以后的目标还要研究新的催化剂对不同的硅酸盐与介质的混合物如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的混合反应,及在硫化反应中的催化活性的比较。 学生研究的项目,应该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项研究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有的同学选题过大:或者提出了问题以后,不知道从何着手去解决问颗。比如关于“电池的利用、回收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废电池是一种含铅的危险废弃物,如果随意丢弃的话.不但回造成铅资源的浪费,而日还会污染大气、水质和士壤环境,被污染的土壤需要几百年时间才能得到自然净化。我们许多中学生也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组成志愿者队伍,积极宣传和回收废电池。但是回收了以后该怎么处理?对随意丢弃有毒的废弃物的问题该怎么进行管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还不仅仅是家用的干电池,还包括大量的随着汽车工业、电子通讯设备、电脑、电力助动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所生产的大量的被丢弃的铅酸蓄电池。这一切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这里既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社会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志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有关信息。据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8月,为了保护我国的有限铅资 源和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改变我国再生铅回收技术的落后面貌,上海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无污染再生铅生产技术和关键设备;引进了破碎和分选设备,经过对这些引进的工艺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调整、提高,使它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废铅酸蓄电池中的板栅、铅膏、硫酸、PVC隔板、塑料外壳等进行分类回收和冶炼,形成了从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再生熔炼、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一条龙”生产线,建成了每年能回收铅3万吨、锑8000吨,硫酸1万吨、塑料5000吨;消除3万吨二氧化硫排人大气;再生铅品位达到99.99%的现代化生产企业。 但是,由于对含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回收渠道,造成具有先进处理设备的企业因为缺乏原料,因而生产能力不能发挥;而不具备处理能力和技术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大量收购废铅酸蓄电池,将废旧电池随意拆卸、倒酸,并利用原始的土炉、土罐熔炼废铅。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造成浪费,而且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了解了有关的信息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把研究的问题定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是回收的措施和管理的问题,也可以是处理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等。 我们在确定科学与工程研究目标的时可在不同的层次上定位:一个主目标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子目标,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把一个问题分成若干个小问题逐个加以解决,这样做就能更具体、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如果在主目标的上面找到更大的目标,就可以使我们看问题的视野更开阔,目标更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更周全、更合理。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标准问题思考论文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与----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教育、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的是与相结合的科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的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运动的,对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家进行科学,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优秀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科学、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教科书的抄袭,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制度经济学政治科学研究论文 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制度主义的兴起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优秀,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优秀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优秀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科学研究论文:现代管理科学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制度建设择优机制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优秀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科学研究论文:物态变化科学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关于初中物理中物态变化的科学探究的尝试。 关键词:物态变化、科学探究。 科学的优秀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科学课程应当体现这两者的结合,突出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美国1996年初了第一个国家科学课程标准,其优秀是科学探究。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科学探究也都成为科学课程的优秀。我国教育部制定的《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总目标”中,提出了“增进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初步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分目标”中更是将“科学探究”列在首位。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初中如何开展探究式学习?我认为,初中阶段可以从学科内较为简单的探究式学习入门,以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学习为主,为后续学科或高中高层次的探究式学习做好准备和衔接。教师应筛选出那些适宜开展探究式学习的内容。 初中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维能力还较浅薄时就接触到“物态变化”这一章,他们概念多,过程复杂,特别是吸热、放热过程难以区分,用于解决生活实际时较困难。如果这一章学不好,也许学生就对物理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教师不能只应用常规方式教学,这样学生多是课上明白,课下死记硬背,又回到“雾里”,不能达到从“雾里----悟理----物理”的学习真谛。因而我教学中,在常规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又应用了探究式教学,下面是探究的过程: 一、准备工作: 教师教学知识上的准备: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探究物态变化的吸热、放热过程,教师应把什么是物态、什么是物态变化、物体存在都有什么状态等基本概念介绍给学生。 知识准备:学生预习什么是溶解、凝固、汽化、液化、升华、凝华、六个基本概念。 实验仪器准备:每两个学生为一组自备材料和工具,准备演示其中的一种物态变化,必要时学生可向教师借实验室的工具和仪器装置。此项工作教师必须进行统筹规划,以免实验的内容雷同太多。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在活动中设立“最新奇、最能说明道理、最佳协作奖”等奖项。因为此项工作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效果,所以教师要做好到位的指导。如做好安全教育,做好协作教育等。教育学生“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幺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大文豪肖伯纳的这些话道出了协作的真谛.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协作学习都优于个别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思维能力、学习业绩等的提高,还有利于学生以乐观态度对待学习内容,在与他人交往中相互尊重。 二、课上探究: 每两组之间相互演示,并分析是什么物态变化过程及是吸热、放热。我深刻的体会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思考能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感到疲倦、厌倦。正如牛顿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这是和他的奋发好学、勤于思考分不开的。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3)(Bythinkingonitcontinually)。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创意的问题要“靠不停地思考”不是单单靠课堂上45分钟就能完成的,“素质教育”并不排除勤奋刻苦,刻苦学习也不等同于大量做题,关键是要乐于思考,肯钻研、有创新。最后,评出较好、并可重复做的一组,给全班演示并讲解。 从实践的角度看,协作学习不仅指不同学生研究问题,还包括不同科目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启发,特别是“3+x”的高考模式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在教学中除了夯实本学科的基础,还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包括思考创新、动手操作、论述总结等。 三、评奖: 为了这一节课,有很多学生都动了脑筋。为了使学生的付出得以承认,老师的许诺得以实现,全班进行了严肃的评奖。 本次课上学生共准备了各种实验二十个,其中有3组是重复的,有8个是书上的事例,如冰融化为水的溶解过程、把水加热汽化为水蒸汽的过程、水蒸气遇到较凉的玻璃片液化为水的过程、把水涂在身上水汽化为气体的过程、灯泡内钨丝的升华和凝华过程等,在实验的基础上学生很容易分析出物态变化到底是吸热还是放热。 有个学生的实验很有创意。他要探究凝固过程是吸热还是放热。看到书上水凝固成冰的实验,他认为虽然把一杯水放到冰箱内就可以了,但在课堂上不好实施。于是他就点燃蜡烛,然后让蜡油滴到放在手上的薄纸上,由于手感觉到有些热,所以他得出结论:手吸热所以觉得热,即在此同时,油滴在放热。结论就是:液体凝固成固体,需要放出热量。 有个学生的设想非常的合理,推理非常正确。不但用实验讲解了液体汽化要吸热,还想说明为什么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他在化学老师那里借来沸点很低只有20几℃的化学药品,用酒精灯对其加热,我们能观察出汽化需要吸热。然后他让同学去试是同温度的液体和气体那个对人的伤害更大。然后他还进行了推理,得出100℃的水蒸汽比100℃的水对人的伤害性更强。(当然,在每个学生实验之前,教师都要进行审查,以保证学生的安全。) 四、成果的展示: 在我的指导下,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进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动手动脑”大赛,并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虽然只是校级的比赛,但学生获了奖也非常高兴。更令人兴奋的是由于这次课的成功,很多学生从此喜欢上了物理,而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教学感想: 物理学习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动手(实验)动脑(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就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在实施“探究式学习”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以学科知识为主导、逐步推进的原则。探究式学习分为课内和课外两个方面,“探究式学习”教改实践还刚刚开始,所以要先从学科内的课堂知识为突破口,逐步向课外知识延伸、拓宽。 以学生为主题、师生互动的原则。教师还缺乏“探究式学习”的案例积累,学生也缺乏“探究式学习”的经验,教师必须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情景,提供探究途径,引导学生思维,但不要代替学生的自主探究。 全面关注的原则。教师既要关心学生学会了哪些课本知识,也要关心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得到哪些课外知识和收获,既注意学生智力因素的提高,也注意其意志品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既重视知识达成的显形成果,也重视科学态度、问题意识、探究能力等隐性成果。 感受与问题:在探究性学习的教学中,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和观点现陈述如下: 探究性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学习环境,学生的想法即使与标准答案不一致也应得到理解和尊重。没有一个有利于教学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环境,在那种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的压力下,很难想象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会真正聚焦于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教室里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质与量。 我们要提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学术观念,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学生产生内动力,推动学生进步,体验成功。所以,探索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就要随时把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作为构建创新教学模式来探索、研究,并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并始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宽松的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机会,在课堂上不能有“你的回答不对”、“你的答案是错误的”之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下”、“你能再换个角度分析一下?”等等。因为表扬是人的高级需要,学生需要表扬,要根据他的分析找出那些是正确的,先给予肯定,以鼓励他积极参与和敢于回答问题的精神,再请同学们帮助他补充和完善。这一点对于那些学习差的学生更为重要,使他们也能感受到“胜利的快乐”,从而树立起了自信心。给学生创造出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立创新的优化环境。 科学研究论文:非线性科学研究论文 摘要:在对线性科学和非线性科学关系的辩证分析基础上,对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科学——第二种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但对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右脑革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第二种科学;右脑革命 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短短的30年时间为科学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愈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正确认识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会不会引出另一种全新的科学——第二种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会引起哪些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非线性科学的正确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哲学的进步。 一、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 “线性”与“非线性”是一对数学名词。“线性”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比例的关系,它在笛卡儿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非线性”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像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其实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就是非线性的。但经典科学从其研究方法讲则是线性科学,这是因为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应该承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继续在人类知识扩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当今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宣讲非线性科学时总要展示线性科学在某些领域的无能,却很少提及线性科学及线性化方法的巨大成功方面,这不是全面的辩证认识。 不可否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发现,非线性系统往往存在间断点、奇异点,在这些点附近的系统行为完全不允许作线性处理。“非线性因素是系统出现分叉、突变、自组织等非平庸行为的内在根据,用线性化处理所‘化’掉的恰好是这类奇异行为”[1]。非线性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保留非线性特性,揭示非线性规律。所以,在生命运动、生态演化、气象变化等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处理上,线性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不能代替非线性科学而一霸天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清晰事物、线性关系、周期运动、整形等简单现象,也有模糊事物、非线性关系、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简单现象,非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复杂现象。线性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简便、有效,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深入人心。而非线性科学则因其“复杂性”,在短期内还只能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研究,很难为大众普遍理解、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科学观念与文化意识。所以,非线性科学不可能取代线性科学而一枝独秀。 非线性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而线性是非线性的特例。正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的特例一样,我们可以把线性科学看作是非线性科学向线性条件的逼近。也正如牛顿力学的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足以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保留,线性科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被否定。“整形几何与分形几何,精确性科学与模糊性科学,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2]。 二、非线性科学与“第二种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这就是整体论或称机体论,或称“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逾”者,贯通;“凌”者,侵犯。逾层,求得层次沟通;凌域,鼓励主动进入其它学科门类。刘华杰先生认为,“与新的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新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科学”[2],“我们有理由期望几百年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引起另一种科学,即第二种科学”[2]。“第二种科学”按字面理解,无非是不同于“第一种科学”的科学。我们可以抽象地假定“第二种科学”的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却颇费思量。我们面对着同一世界,竟还能构想出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若真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我们大概也只能择其一,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种科学图景里。 非线性科学是从线性科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沿袭了线性科学的几乎所有规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旧科学是“可通约的”,可还原的。刘华杰先生认为:“强调新旧科学之间的可通约性、连续性,并不等于否认科学的革命性”[2]。我们承认科学的革命性,但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科学的成立。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物理学革命,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从未引发第二种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承认非线性科学的意义深远,可以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媲美,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没有引出第二种科学,若说非线性科学将引出第二种科学,则有过誉之嫌。即使是非线性科学对线性科学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变革,但会不会引出第二种科学仍难以断言,因为科学史上没有先例。 刘华杰先生虽然使用“第二种科学”一词,但同时承认第二种科学与第一种科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在并存阶段具有相似的科学规范,第二种科学照样大量使用还原论方法,只是不限于此。如此看来,“第二种科学”空有其名。我们不赞同“第二种科学”的概念,是因为它有与第一种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暗示,也有否定经典科学之嫌。非线性科学就是它自身,无须第二种科学来扬名。 三、非线性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断言非线性科学将引发“第二种科学”未必可信,但非线性科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却不容置疑,它也必将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1)科学研究中的简单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对复杂现象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处理,往往能够简化问题。简单性研究方法是经典科学的传统方法,它由来已久。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中世纪学者奥卡姆的剃刀,近代的还原分析及线性化方法其实都是简单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表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从简单性问题逐渐转向复杂性问题。现代科学发现了大量复杂现象,而线性科学的简单性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复杂现象研究,若我们仍抱着简单性研究方法不放,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的复杂性,用简单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往往显得繁难而无效,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反而简单有效”[1]。 (2)深刻理解事物的内在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按照牛顿力学观点,在一确定性系统,从两个相邻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会从始至终相互接近,初值的细微差别只会引起轨道的细微偏离。而非线性系统的方程虽然是确定的,但由于其内在随机性,系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表现为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像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夸张地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便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说明某些复杂系统是不可准确预测的,人们要想控制一切的愿望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现实。 (3)对事物不单可以有因果解释,也可以有“目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目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是非线性科学中各式各样的“吸引子”。以洛仑兹动力学方程为例,这个系统的运动轨迹在图上表示就像一只展开了双翼的蝴蝶。在这个蝴蝶上,确定性和随机性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系统运动的轨迹以A、B两点为中心缠绕着,决不远离它们而去,这是确定性的,表明系统未来的运动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之内,系统运动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另一方面,系统运动轨迹缠绕的规则是随机的,轨迹绕A若干圈后被甩到B附近,绕B若干圈后再回到A附近。如此反复无穷,关键在于每次绕A或绕B的圈数和圈的大小都是随机的,无法判定在某一时刻系统究竟是运动到A或B附近。由此可见,不论系统的初值如何,吸引域中任一轨道总要缠绕在吸引子附近,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对于非线性复杂事物,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细节的明确原因解释、确定的因果分析,但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作为它自身行为的某种解释。 (4)非线性相互作用才会造成混沌,才是创造的真正根源。逻辑思维囿于线性的推理规则,注重因果分析,它适用于科学常规时期的“解题”活动;而非逻辑思维则是信仰、审美、心理、文化、知识等各方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它常常会引发想象、直觉、灵感,成为科学创造的前提,引发科学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5)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类“右脑革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教授揭开了人的左右脑功能之谜,指出人的左脑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细节分析和逻辑思维活动的控制中枢,体现着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的特征;而人的右脑则是处理表象,进行非言语、形象和直觉思维的控制中枢,体现着不连续性、发散性、整体性的特征。伴随人类语言的产生,人类抽象的、概括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便日趋发达和完善,左脑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人类文明因而也呈现出“线性科学”的特征。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左脑,线性的思维方式被推向极端,就会使人类思维走上歧路,造成人类文明危机。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愈益膨胀,而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却越来越少,自身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暗淡了。当我们面对着一盆色彩艳丽的鲜花,它在怎样的情形下更真实呢?是它在感性直观的意义上被知觉,还是在它被取作一定的频率和波长被认识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学的计算,也需要诗的沉思。我们只有放弃左脑思维的彻底统治,“不仅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而且人也才得到他的人性”[3]。当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推动右脑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非线性方法的日益普及、广泛使用,无疑会促进右脑功能的开发;右脑功能的开发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促进非线性科学的进步。“挣脱‘逻辑’的枷锁,打破左脑思维的一霸天下,彻底改变教育以及现代生活‘重左轻右’的状况,把右脑的创造性功能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4],确保人类文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 非线性科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非线性科学本身真正体现出了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这就是:“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5]。 科学研究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文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优秀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优秀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生阶段深化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为了使研究更客观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实证研究手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及规范性。同时还应注重,理论分析框架——“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学问题,解释和理解管理学的行为和现象。 摘要:管理科学研究是以最佳的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使系统良性运行,并使相关利益主体需求获得相对满足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学科。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当代管理发展有一定的必要性,是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象与方法;结果;讨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象:整群抽样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 随着21世纪社会快速变革,医学模式也面临重大改变,医护人员为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身竞争力,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为了解其工作状态及健康状况,本研究采用职业倦怠指数量表(Maslachburnoutinventory,MBI)对银川市10家医院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为增进其身心健康、改善倦怠程度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银川市10家大中型医院医护人员52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1岁;其中男性172人,年龄19~66岁,平均347岁,平均工龄为134年;女性350人,年龄19~66岁,平均338岁,平均工龄为134年。 12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Maslach职业倦怠指数量表〔1〕(MBI)进行职业倦怠程度测定。MBI量表包括3个子量表共22个项目:(1)情绪耗竭(EE)9个项目,主要评定工作压力引起的情绪反应;(2)人格解体(DE)5个项目,主要指刻意在自身和工作对象间保持距离,对工作对象和环境采用冷漠、忽视的态度;(3)个人成就感(PA)8个项目,主要指对工作能力体验和成就体验的评价。量表由受试者依据自己的感受对量表的描述进行自我评估,评估全部采用5点记分法,各分量表的得分为本维度所有项目的得分之和。其中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得分越高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重,个体成就感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越轻。根据得分又将职业倦怠3个维度的评分范围分为轻、中及重度3个等级〔2〕,当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及因子得分在2分以下,表明职业倦怠问题较轻(轻度);2~4分之间表示已存在职业倦怠的问题(中度),4分以上表明问题比较严重(重度)。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600份,收回合格问卷522份,合格率为870%(排除不合格及填写内容少于80%的问卷)。 13统计分析用Foxpro60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15软件统计进行分析。采用成组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因素的职业倦怠状况;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因素。 2结果 21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MBI评分结果显示,银川市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状况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有近1/4(234%)的医护人员属于高度情绪耗竭,而低水平的人格解体所占比例不足1/10(61%),低水平的成就感所占比例近1/3(308%)。结果提示,银川市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不容乐观。 22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人格解体得分医生(1338±265)分,护士(1259±2310)分;成就感得分医生(3063±412)分,护士(2978±447)分;成组t检验结果显示,医生与护士2组间在人格解体和成就感方面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医生与护士间在情绪耗竭方面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显示,在医护人员中,医生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人格解体方面的程度较高;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其职业成就感较低。 23不同级别医院医生与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情况比较(表1)通过职业分层,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得分情况。结果提示,在情绪耗竭与人格解体方面,不同医院的医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私立医院医生的成就感较高(P<005)。不同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省级医院护士情绪耗竭显著高于市级和私立医院的护士,但其成就感却低于私立医院的护士。而人格解体方面得分不同医院的护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与私立医院相比,其职业倦怠程度较高。经成组t检验显示,不同医院中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表现在不同方面。省级医院表现为成就感得分的差别(P<005);市级医院表现为情感耗竭及人格解体得分的差别;而在私立医院医生和护士之间职业倦怠在3方面表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注:医生组成就感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aP<001;护士组情绪耗竭省级医院与市级医院比较,bP<001;市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cP<005;护士组成就感省级医院与私立医院比较,dP<001 24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表2)以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及个人习惯和爱好因素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的3个维度评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定期体检、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因素进入情绪耗竭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成为影响情绪耗竭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人格解体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职业种类、职业变动、定期检查和睡眠状况是影响人格解体程度的主要因素(P<005;以成就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定期体检、放松技巧、睡眠状况及不同医院为影响个人成就感的主要因素(P<005)。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个体特征、个人习惯和爱好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 3讨论 职业倦怠(jobburnout)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之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征〔1〕。倦怠现象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工作效度。银川市医护人员在职业倦怠程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说明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护士群体的成就感显著低于医生的成就感〔3〕,与本文结果一致,可能与目前医院的管理和福利制度有关。护士在福利待遇、晋升及继续教育方面与医生相比均较低,但工作强度和轮班制度导致其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精力,感觉自身工作价值和职业期望得不到实现,导致护士成就感低落。本次调查显示,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显著高于私立医院,说明医院的性质差别也是造成职业倦怠的一项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省级和市级医院医生和护士的个人成就感程度要低于私立医院,也提示省级和市级医院的医生在工作负荷方面较大,对自身工作的期望值较高。本研究表明,定期体检、睡眠状况、文化程度、爱好和饮食状况、放松技巧等因素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个体因素。而不同医院、职业种类、职业变动等因素为影响职业倦怠程度的环境因素。结果进一步提示,不同的个体特征及环境因素均会影响职业倦怠程度,与文献结果一致〔4〕。因此,在不同医院中,明确和稳定医护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角色,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调整个体特征因素,特别是注重个体身体健康和睡眠状况,增进自信心和成就感,可提高其工作效率,降低职业倦怠程度。 科学研究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 1、先秦哲学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科学研究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价值问题探讨论文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科学研究论文:把握公共管理学发展拓宽政策科学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学的缘起;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科学研究论文:科学研究性学习论文 一、研究性学习的特点 第一,教学内容是开放的。学生可以研究天文也可以研究地理,只要研究的对象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就一定能激发学生研究的积极性,使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第二,教学空间是开放的。研究性学习注重学生联系生活实践,因此,学习的地点不一定在教室,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的对象选择合适的研究地点,可以是操场也可以是图书室,甚至学生可以走出校门,去收集信息、调查、研究。第三,学习方法、思维方式是开放的。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通过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以及调查,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思维能力,变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第四,信息的收集是开放的。学生不单单可以从教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上获得信息,而是也可以从知识讲座、互联网、多种媒体、交流互动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第五,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主体地位,是教学的主要因素,而教师改变传统的以教为主的主导身份,变成了教学的指导者和学生的服务者。研究性学习将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和关系平等看待,鼓励学生和教师合作交流,互动学习。2.探究性在数学课的教学过程中,探究性是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特点,其主要指学生学习的内容不是教师指定的,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主动确定数学课题。学生学习的方式也一改传统的被动识记教师教的内容,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进而去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探究自主学习的目的。所以,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不会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只是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去归纳问题,并适当地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学习的有效方法。3.实践性数学课程不单纯是简单的数字课程,而是和其他学科有着紧密联系的实践课程。研究性学习非常重视数学课程和其他学科及生活实际的关系,不仅关注数学的专业问题,还关注数学课程和科技、文化、自然等学科的密切联系。所以,教师要让学生在平时就应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积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的实施去深入领会数学课程的内涵,反过来,研究性学习也会指导社会实践的开展。 二、如何实施研究性学习 (一)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往往是通过一个课题的实际展开来引导和帮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的。学生在自己研究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合作探究、分析交流等方法得出结论,既树立了研究问题的信心,又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二)通过收集、提炼信息培养学生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学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数学主题去主动收集、分析加工、重点提炼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通过种种渠道去获取有效信息,在此基础上去归纳和整理,提炼出问题的有效价值,进而培养能力。 (三)通过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问题 数学课程是一门非常精密的课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也是非常严谨而科学的。学生要从一开始就树立一种科学严谨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在尊重他人的想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大胆积极地创新,要有一种学无止境、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只要有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生在任何研究学习上都会有所突破和进展。当前,研究性学习在新课程改革中仍处开展的初始阶段,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们要让研究性学习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助推剂,引导学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作者:白建萍单位:江西省宜丰县职业高中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