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设计研究论文:全球化现代艺术设计研究论文 全球化是我们当前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不论你是否情愿,它都将对你,对你的生活,或者你所从事的工作和专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曾经很热烈地讨论过全球化对科学与技术,对文化与艺术的种种影响。作为科学与技术、文化与艺术载体的现代设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全球化对现代设计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于我们怎样应对这种来自全球化阴影。 对全球化的再认识 今天竭力鼓吹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人,因为亨利·基辛格说得明白:“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它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美国人鼓吹的全球化,即美国化,不但遭到了世界众多国家的坚决反对,也同样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那么,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鼓吹全球化呢? 美国人竭力鼓吹全球化,恐怕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文化层面上的。美国是一个立国仅仅二百年多一点的国家,没有中国人常常说起的“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有的只是移民文化。也正是因为这种移民文化的种种特征,才使得美国能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容易接受、吸收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文化。仅从这一点上说,把美国的文化称为“杂交文化”,或者“融汇文化”也是十分贴切的。大家知道,在生物学上,“杂交”是生物优生的最好途径,因此,生物学家对“杂交优势”情有独钟,常常以此来培育生命力更强的优生品种。美国二百年的发展历史证明,其成功的绝大因素是得益于这种“杂交文化”。所以,出于移民文化的印痕,美国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吸收一切外来文化。不问精华,亦不论糟粕,只要你不反对它的统治者,什么都可以容纳。这就是移民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也是美国所独有的,是其它国家和民族难以学得来的。美国是由早期的欧洲殖民和后来的移民建立而成,移民给美国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正是因为人口构成的多种族性、多民族性,才有了独特的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又常常带有殖民色彩。全球化正是适应移民文化这种杂交性文化需要的最佳方式,所以美国人竭力鼓吹全球化,是有它极深刻的文化背景因素。 第二个原因是实利层面上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美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一个可以预见得到的未来,谁都无法取代它。美国的总统,不论他自己是否真的情愿,还是假的情愿,或者根本就不情愿,只要一上台,就是七分管世界,二分抓竞选,一分应付国内。这是美国“世界警察”身份始然,不能简单看成是个人性格原因。正是因为这种“世界警察”的特殊身份,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始终面对全世界,而很少面对国内。譬如美国的军事机构,从来就没有象其它国家那样,以自己的国土划分战区,而是以全球划分战区,什么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等。美国在联邦政府内不设教育部、文化部、宣传部,联邦政府也从来不统一管理国民的教育、文化和宣传,但它却向全世界推销它的教育,灌输它的文化,鼓吹它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实利出发的。政治上,美国需要统治这个永远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上,美国需要世界这个再大不过的市场;文化上,美国需要自己的文化走遍全世界,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现在人们常常把美国人讲的英语,称为美语,美国讲授英语的教材也称为“走遍世界”或“走遍美国”,也是这种移民文化用意。因为它的祖先之一,大英帝国就曾经有过“日不落”的辉煌;军事上,美国需要控制全世界,以保证它上述目标的实现。因此,从实际利益出发,美国人也必须鼓吹全球化。回到文章开头,亨利·基辛格的说法,也正是上述两层意思的集中体现。 但是,全球化的概念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其滥觞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许多国家基本上是一种隔绝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代表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如果你还有什么疑惑,以为“全球化”这样时髦的理论,怎么可能会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想得出来的呢?那么,就请去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经济全球化,即“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同时,还发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趋势,他们才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说,将有一个世界性的人权,他们相信人类将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所以他们大胆地说出:工人阶级无国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至于他们自己,马克思说,他是世界公民,他是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而战斗。仅从这一点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与美国鼓吹的全球化,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土崩,东欧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西方世界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一个叫福山的人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他说人类的历史已经发展完了,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世界已经形成文化大一统的格局,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已经取得全球性的胜利。于是就借此楔机鼓吹全球化。那么,美国鼓吹的“全球化”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呢?亨利·基辛格的话说得再明白无误了。亨利·基辛格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不可能不维护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它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还对今天的美国式全球化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认识,不是自我陶醉,就是别有它图。当我们惊叹世界经济神奇般发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六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当我们赞美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不要忘记,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给人类留下的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当我们欢呼互联网便捷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在美国买一台电脑只需花一个月的薪水,而在孟加拉国就要花掉八年的积蓄……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少数人无限膨胀的占有欲,不可能使人类都成为华尔街老板。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全球化的价值体系。美国一位叫威廉·普法夫的作者,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说:“全球化的价值观完全是实利主义的。它的倡导者完全以积累财富为衡量进步的依据。经济行为和人类工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定义,都被归结为回报投资者。也就是说,由此才能谈到其它方面的利益。这种自私的思想已经上升为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曾经担任过数位美国总统顾问的杰里米·里夫金也对记者说:“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都可能成为金钱和商业的来源。这是一种挑战,是注定的。能这样生活下去吗?这是我们的美好梦想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格拉斯说:“随着21世纪的来临,资本主义世界感兴趣的,只是以最快速度赚取大量金钱。”这就是美国鼓吹的全球化的今天和明天。 邵大箴先生在谈到全球化与民族化的问题时,也有着一种清醒的分析,他说: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有很多问题,有许多共同面临的困境。全球化实际上是个普遍化原则。一方面,除了科技界外,文艺领域也将面对这个大趋势。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又要寻根,又要去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他又说:现在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好像全球化了全世界就要走一样的路,都要作一样的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是西方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美国的选择。美国除了强调经济的全球化之外,还强调文化艺术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推销美国的文化艺术,推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欧洲已对此进行了抵制。要承认普遍化原则,更要承认差异性原则。文学艺术假如没有了民族的差异性,就谈不上全球化,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是各个民族的特色,而全球化就是要强调对各个民族差异性、个别性的涵盖与包容。从人类文艺发展的阶段来看,20世纪是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对立融合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 诚然,全球化的经济,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带来的,是由“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带来的,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其实也用不着回避,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构筑的资本主义联盟,同时也在促成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还能说它过时了呢?!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年由中国人创造的、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鞍钢宪法》,就不会成为日本许多著名大企业的学习典范,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向社会主义学习什么工人参与管理、员工持股、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方法了。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全世界的美国化。如果是那样的话,欧洲社会就不会对美国人的全球化加以抵制,也就没有世界各地的民族求解放、国家要独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点,全球化不是一种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政治集团、某一个国家的人为的强制,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既然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单边主义的、一元性的,而应该是多色调的、多边主义的、多元性的。在这种意义下的全球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是统分结合的。以文化艺术为例,那些被人类绝大多数所接受的文化艺术,即代表了整个世界文明前进方向的东西,自然就可以变成一体化。这就是“统”的概念;而那些仍然成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域文化艺术特征的,而且被当地种族与民族所接受和继承的东西,自然是会保留下去。这就是“分”的概念。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人类的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总是会存在下去的。这一点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为例,中国是一个有几十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融合、演化,最终形成了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中华民族文化。但是,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从而排斥或否定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相反,这个自古就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不但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相互学习、借鉴、融合,而且长期共存。著名藏族画家尼玛泽仁,是十世班禅命名的班禅画师,在新藏画的创新和研究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曾经获得过许多殊荣,被认为是对世界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英国剑桥和美国国际人物传记中心把他选入《世界最著名五百名人录》和《二十世纪最杰出贡献人物传》,并授予金质奖章;1994年,英国利物浦市政府授予他“国际杰出艺术家”奖牌;1999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特鲁治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长”证书,并请他亲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在市政府门前。我们在尼玛泽仁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神韵,也有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子,他的代表作《元番瑞和图》、《雪域》、《牧马图》等,就体现了藏、汉民族文化和西方现代艺术相融合的整体风格,充满了玄思妙想,涌动着庄严肃穆的宗教情怀,深刻地描绘出藏民族对世界的神秘感知。但是,一看他的画,你就会立即感知到,这是藏民族艺术。在藏民族艺术的个性中,寓含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关于这个哲学命题,同志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正是这种客观规律的反映。 我们可以作某种假设,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人,只有美国文化与艺术,那么,美国人还能存在吗?美国的文化与艺术,还能称其为美国文化艺术吗?事实上,美国人所鼓吹的全球化,即美国化,其实质就是在宣扬一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在内的一元化,这是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所以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应该是全球一体化包含于世界多元化之中。有了这个多元化,才能有你那个一体化,舍此,便不会有你那个一体化。 综上所述,全球化的定义,应该是多元化中的全球一体化,它是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与艺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不断文明的过程。我们对全球化的再认识,特别要认清这一点。 全球化应该使民族文化与艺术得到极至发展 与全球化相对应,国内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民族化、地域化,以此与全球化抗衡,或者并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变幻无穷的信息社会,在科学与技术、文化与艺术急剧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民族化、地域化,也要重新定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是符合同志实事求是原则的。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同志说过,中国人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应该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国内各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发展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做着应有的贡献。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艰辛探索,努力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同时,也丰富和促进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上面提到的十世班禅画师尼玛泽仁,就是这千百万少数民族艺术家中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尼玛泽仁认为,他的绘画是从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上生长出来,其中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符号都浸染着历史感。他说:在藏民族看来,自然是神圣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无论多么伟大的创造,大自然瞬息间就能将之毁灭,人类只有依靠精神的力量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顽强生命力,就是藏民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了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全过程。有人将尼玛泽仁新时期的画称为“新”唐卡。尼玛泽仁却认为唐卡是作为宗教附庸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艺术品,作为宗教供奉品的唐卡在今天被注入了更多商品化的内容。尼玛泽仁认为,唐卡大都以佛为内容,无法传达新时代鲜活的文化信息。所以,他在自己的绘画中保留了藏画设色鲜明、造型夸张和超时空的特征,融汇了中国画的线条和西方艺术的立体造型手段,拉开了与传统唐卡画之间的距离。十世班禅大师曾经给他以鼓励,对他说:“你既懂佛教文化,又懂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将三者结合起来,发扬光大藏族文化。”并准许他用“十世班禅画师”的称号。 尼玛泽仁1993年分别在美国波士顿、洛杉矾、华盛顿三大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94年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康沃、乌斯特五大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95年在印度新德里现代美术馆、奥地利维也纳霍恩弗尔森宫、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和瑞士苏黎世、西班牙马德里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分别在香港中华文化城展览厅、美国亚特兰大洛斯维尔市市政府、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7年在法国巴黎皮尔卡丹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9年分别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还在日本、新加坡、台湾、阿尔及利亚参加美术作品联展。尼玛泽仁的成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西藏题材绘画艺术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与艺术民族化、地域性探索的伟大胜利。瑞士藏学家、美术史论家霍伊斯对尼玛泽仁的艺术探索,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尼玛泽仁的作品“赋予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以生命形体和自然风格”。 尼玛泽仁的探索,应该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示,即在全球化的阴影下,艺术家应该怎样根据新形势来探索民族化和地域性;怎样使民族文化与艺术成为融汇世界文化与艺术的重要力量。许多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鼓吹过“化”世界,“化”别人,但是在疆域强盛的秦汉;在文化发达的唐宋;在经济发展的明清,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远播欧亚,甚至影响美洲大陆。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魅力。这魅力来源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创造。在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是汉民族,藏民族,其它民族也都是一样。南北朝时的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拔氏建立的政权,前后148年,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北魏学汉学,祭孔子,提倡胡汉联姻。北魏中期,冯太后和孝文帝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民族融合改革政策,孝文帝又把首都由大同迁到洛阳,改拓拔氏为元姓,讲汉语,习汉俗,着汉装。这些改革使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与艺术被中原汉民族文化与艺术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在北方汉民族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度上,都显示了汉民族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在南朝和北朝都作过官的颜之推,比较南北方语,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北魏改革取得的文化与艺术成果,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的石窟艺术中看得到,它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某种积极的启示。 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说是长期兼收并蓄的结果。这种兼收并蓄,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内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一体化过程,他不仅表现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上,也表现在对外来文化与艺术的吸收和融合上。沟通中国与欧亚的古代丝绸之路,使中华民族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与西域各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这种交往不仅是经济上,也是包含有文化与艺术的内容。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仅仅是向太平洋、印度洋和亚非远播中华民族文化,同时也是把世界的文化与艺术吸收到中国的过程。 著名艺术家兼设计师韩美林的艺术作品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认为,艺术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还讲过一段令人为之动容的肺腑之言:“我酷爱民族和民间艺术,我一生也不能离开这个‘根’,它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等我们长大成人了就得自己站、自己走、自己养自己。在困难面前或是在胜利面前,不要忘记回一回头,看一看这个赋予你的母亲。不要一辈子不断奶,但也不要跟着别人去姓人家的姓。”靳埭强是香港很有成就的设计师,他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应该掌握现代的设计语言,还应具备市场分析能力,对市场有敏锐的触觉,为产品进行市场定位,这样才能创造出出类拔萃的品牌形象。同时他还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强调这种融入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 所以举上面一些例子,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加快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从古人那里取得一些有可借鉴的东西,以应对全球化阴影下复杂多变的局面。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和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那就是我们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仅是我们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可能成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败类。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你可以移民到美国,你可以美国化,甚至你可以成为华裔美国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审视自己的祖国。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它不可能移民到美国,它也不可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世界,它必须,也只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为世界和人类的文明贡献着自己应该贡献的力量。 中国现代设计要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讨论中国的现代设计,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个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文化背景是积淀了五千年底蕴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脱离了这两点,中国的现代设计将一事无成。 吃过洋面包的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可以拿着西方种种“主义”,种种“流派”,去把玩,去神侃,但是一旦要用于实践,就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可。我们的一些大师,如韩美林,如靳埭强,都是近些年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他们也把玩西方的“主义”,也神侃西方的“流派”,但是一经深入到创造之中,却都扎扎实实地研究起如何把现代科学与技术,传统文化与艺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韩美林强调“根”,靳埭强强化民族文化意识,总括起来就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在全球化中的最佳切入点。正是因为他们孜孜不倦地追寻,才使得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国内外赢得极大的声望,在社会上深受不同阶层的喜欢。 一些有民族自强感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对全球化给中国艺术与设计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了深深的忧虑,他们对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中的盲目西方化,很是担心。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多年的外国人,也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在中国学习京剧表演的美国留学生罗红梅(中文名字)就曾经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说:我很后悔没有更早一点来中国,那时会见到更多真正的中国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恐怕再过几年就很难见到了。在这些外国朋友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城市在被“曼哈顿”化,是我们的广告在被“可口可乐”化,是我们的时装在被“巴黎”化,是我们的快餐在被“麦当劳”化,是我们的视觉在被“花花公子”化,是我们的艺术在被“纽约”化……等等,不一而足。这只是表象,但是就在这些无数的表象中,也的确使人看到了在全球化阴影下,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浮躁、肤浅和盲目。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案例看一看所谓很“前卫”艺术的浮躁、肤浅和盲目。 记得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一则报道:《三裸女做画笔,艺术何为?》说的是2002年4月10日,在南方某城市的一次博览会上,一位行为艺术家与三名袒胸露乳、着T型三角内裤的模特,激情现场表演了一场“裸体做画笔”的行为艺术。记者写道:三模特相视着缓缓脱下花袍,仅着白色三角小内裤,露出性感健美的胴体。她们每人拿起一个红色木鱼,依次登上了T型台。这时,坐在台子前端,披着满头长发、穿一身深色中山装的艺术家,左手拿汉堡包,右手抓大瓶可口可乐,狼吞虎咽吃喝起来。钢琴叮叮铛铛演奏着不知名的曲子,三模特扭动腰肢,敲着清脆的木鱼,梆、梆、梆……围着台子转。突然,艺术家抛掉汉堡包、可乐瓶,站起身,抓起旁边一只装满红颜料的可乐瓶,仰头灌进一大口,猛力喷在模特雪白的胸脯上,霎时,血红的颜料以她的乳房为圆心,放射状布满小腹、手臂、脖颈,象一簇熠熠绽放的鲜花,随后又变成散落的雨滴,交汇成弯弯曲曲的细流散布在下体。继而,三模特以不同姿势躺倒台上。艺术家拖起她们在白布上四处滚动,白布印上了斑驳缤纷的人体图案。观众愤愤,反映十分强烈。但艺术家说:“我在尝试新载体绘画,你看到的汉堡包、可口可乐、钢琴、裸体,还有人体彩绘,都代表西方文化;脸谱、木鱼、这些汉字笔画,等一会我还要喷洒茶水,它们都象征东方文化。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就是表达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意念。”观众大惑。艺术家抹着嘴巴上的颜料继续道:“这幅白布布满了许多艺术符号,就是一件艺术品了。经过简单的修饰开版,它将被制成床上用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许多行为艺术只注重过程而非结果,表演完了也就完了。”许多人发出质疑。艺术家回答:“西方女子把裸体模特看作很自豪很荣耀的职业,女性人体的美感能让更多的人接受。比如维纳斯、蒙娜丽莎就被广泛喜爱,大卫有多少人喜欢?” 这就是所谓新生代艺术的“前卫行为”。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东施效颦”的舶来品。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把注意力从画布上转移到人体行为本身,这一运动被称作“行动绘画”(ActionPainting)。艺术家通过绘画过程而使自己在作品中“出现”,导致艺术家的躯体成为运用颜料的工具,类似画笔。身体的痕迹直接留存在作品中。把身体直接当成“画布”,供绘画之需。行为艺术家的鼻祖杜尚在1946年搞了一个名曰《任性的风景》,赠给自己的情人、巴西艺术家MariaMartins。Martins的身体曾为杜尚的作品《Given》(1946-1966)和《PleaseTouch》(1947)用作模特。《任性的风景》是一幅材料不明的神秘抽象绘画。1989年,化学分析显示,它是由精液做成的。杜尚将另一作品——由取自头部、腋窝和阴部的毛发压成的树脂玻璃,献给了艺术家RobertMatta。1956年10月第2届日本东京具体艺术展上,ShozoShimamoto通过投掷颜料瓶作画。他将颜料罐猛掷到放在地板上的画布,画布并未固定起来。画布上形成了玻璃状的表面,鲜艳的红色、橙色和黑色,使人联想到火和毁灭。据说这是强调绘画的随机性和自然性。1960年YvesKlein(伊夫·克莱因)和巴黎国际当代艺术画廊的老板MauricedArquian一起,在100多位艺术界人士面前策划了一次壮观的表演,演示了人体绘画的过程。身穿燕尾服,打着雪白的领结,克莱因指挥两个裸体模特在画布上移动。模特身上涂有蓝色颜料,从而在画布上用身体留下蓝色的痕迹。被称为“蓝色时期的人体绘画”。于是,就有中国“精英”艺术家把“展死尸”、“吃死婴”、“割人肉”、“杀生灵”等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罩上“艺术”、“文化”的光环,请上了审“美”的殿堂。 上面只是纯粹艺术的个案,反映到现代设计上也是大同小异。虽然因为产品设计(包括建筑设计)所具有的科技与艺术的双重性,使这种追随西方艺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在平面设计、包装设计、装潢设计等等方面也不甘示弱。中国现今的所谓“前卫”、“先锋”很大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把自己纳入西方的颓废派一族,或者干脆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鼓吹手。《文艺报》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汉伟的评论,题目是《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举证了现代国内外案例,对标榜为远离政治的“前卫”艺术,表示了批评。 当然,要想使中国的现代设计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也并不容易。有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家和设计师层面上,也存在于决策的层面上。譬如,《美术,意识形态较量与争夺的热点》文章的作者,对突破残缺的红墙和象征马克思(头像)坠落的《我的梦》和血淋淋地撕剥生灵为快事的《欣慰中的年轻人》,分别被授予全国油画展优秀奖、银奖;号称“大胆地以黑色的背景来衬托”,“突破了红底金星的“禁区”的“破碎残缺”的《五角星》,荣获九届全国美展金奖;“揭示了中国历史严峻的一面”的《综合景观》(原名《红墙叙事》),也要问鼎金奖,在遭坚决抵制后,有人粗暴地取消了当年所有金银铜奖的设置等等的批评,就说明有些问题的更加严重性。 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现代设计,应该有清醒认识。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现代设计必然要出现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种局面可能呈三种态势:一部分将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大潮中完全被西方化。这部分有两种前途,一是成为西方艺术的附庸;二是成为西方艺术“化”中国的马前卒。但是,这部分最终将成为极少数。另外一部分仍然沉醉于传统文化艺术中,不知糟粕,无论精华,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这部分也是极少数,他们的前途也有两种,一是抱残守缺,从一而终;二是从围城里走出来,追上时代步伐,求得新生。最后,也是中国艺术与设计的绝大多数,遵循同志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坚持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正确前进方向,积极探索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继承、发展和走向世界。这也许是一个十分艰辛和痛苦的过程,但是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脊梁的力量,只有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从炼狱中飞出凤凰,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求得大存在,求得大发展。这就是中国现代设计应该,也是必然要走的道路,要前进的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设计的前进方向,必然是立于世界文化与艺术之林的,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与艺术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精华的、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代表这种中国特色现代设计的力量,不是自诩为“精英”的少数“前卫”艺术家和设计师,而是为数众多的,生长在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殷实土地上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旧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东北推行了十四年的奴化教育,在台湾推行了近五十年的奴化统治,虽然曾经产生过少数殖民主义文化现象,但它从来就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流;上海等一些曾经被殖民主义占领过的城市,也没有被彻底殖民化,相反,许多殖民者被他的对立面——被殖民者“中国化”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诚然,历史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我们今天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可以放任自流,我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为探索中国现代设计之路,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做好对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改革对于实现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先对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现状进行分析,之后着重探讨了市场环境下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的对策,希望能够为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进步提供支持。 关键词:市场环境;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环境设计行业在高校教育模式当中的直接体现,其对于培养环境设计专业人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环境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背景下,其对于环境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变化,这为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紧紧围绕市场环境对环境设计人才的需求开展教学活动,以实现对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一、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现状分析 从当前的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水平来看,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教学方法与市场需求不相符的情况,这使得环境艺术设计教学遇到了发展问题,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1、学生积极性不高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很多学生对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兴趣不高,笔者认为导致学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内容较为复杂,所涉及的知识面广泛,该学科的复杂性使学生提不起对这门课程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始终采用单一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习中极易产生疲劳感,最终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二是,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模式以传统教学中的教师教授为主,学生始终被动的接受知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没有被充分发挥。 2、过于注重理论教学 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对实践性要求较高,这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要随时掌握市场环境的需求,在传授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培养出综合能力较强的设计人才。高校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由于受到外部因素、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市场环境下艺术设计教学改革分析 1、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最终目,是使学生能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也是环境艺术教学的主要方向。传统封闭的办学模式要彻底改变,要满足市场环境的需求,要与社会接轨,就要转变为开放式的办学模式。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所面向的是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可持续发展观与了彩色设计、环保节能理念等方面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探索研究。环境艺术设计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传统教学中单一的学科发展观要转变,要朝着学科群方向转变,将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发展为交叉学科。对于学生的培养方面,也要做出改变,由传统教学中只重视设计技能和表现技巧的教育,转变为向综合型艺术设计教育、环境艺术设计等社会职能方向,进而使得环境艺术设计人才能够满足市场多方面的需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的设计人才。 2、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综合性专业科学。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学生只在课上学习扎实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合实践,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使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锻炼和提升,这样才能够达到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目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传统教学模式,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做出调整和改进,以满足市场环境下社会对环境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笔者认为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要将重点放在实践教学环节,加强环境艺术设计与市场环境的对接,使学生在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后,能够更多的参与实践活动,将课上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培养出具有创造能力、设计能力的设计师,否则环境艺术设计教学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中要建立以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及,将校内教学与市场需求进行完美对接,加强与企业间的联系,与企业签订协议,建立学生实践的实习基地。使学生在实践中能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逐渐的接触到社会,并了解市场环境和需求,学会与各种客户如何交流,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增强实践能力。在基地实践过程中,学生在学习中会更加的积极主动,通过实践,环境艺术设计的课堂教学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另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建立专业的实训室,如建筑材料工作室、设计车间、灯光效果实验室等,将其作为补充学生课堂不论不足的实践场所,帮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对学习的内容有更真实的认识。 3、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设计就是寻找创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设计理念、新的造型符号。校方可以定期开设相关内容的讲座,使学生通过听讲座使自身的视野更丰富,聘请高级讲师、该领域专家学者,讲授最新的设计理论和实践中的真实案例,提高学生的设计语言能力和设计表达能力。现代设计语言包括现代设计思维方法、现代设计观念、现代设计表现手法、现代设计理念。简单来说,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过程中注重技术和理论原理内容的教授,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充分发挥出计算机的辅助设计作用。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充分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使学生具备计算机熟练运用的能力,从而更满足市场环境对新型设计人才的需求。另外,还要对学生进行拓展教育,提高学生的借鉴、吸纳异域文化的能力,在理论教学中以艺术原理发展为基础,建立可以科学表述出产业发展与艺术设计属性关系的体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想要发挥出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环境设计人才培养目标作用,就必须要保证其教学目标与环境行业市场对专业人才需求标准的一致性,为此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必须要发挥出自己的教学引导者作用,通过超前的教学观念、先进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对环境艺术设计教学课程的改革,在保证教学目标与环境行业市场人才需求目标一致性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为他们的环境设计专业技能提升创造条件,也为他们未来的环境设计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姚辉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高校教育的变革研究论文 摘要: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给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影响着教育环境、教育方式、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等方方面面,如何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顺应变革的潮流,是各个院校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变革;数字化;计算机;网络;教育;艺术;教学 当下,数字、信息、网络正在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渗透到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样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从教育环境、教育模式到教育理念、教育目标,都在这场冲击中发生着变革。 国内大学相继投入到了这既是严峻挑战,同时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中。然而,尽管有些学校已经采用了一些先进的设备和工具,但是还在沿用数十年来的传统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电化教学设施设备变成了利用率很低的简单摆设,真正起决定性变化的管理和教学的方法和模式却没有随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进行相应变革。面对知识全球化和民族素质提高的教育要求,以及一系列的教育市场化竞争的挑战,如何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顺应变革的潮流,是各个院校的当务之急。 1、教育环境的变革 信息时代是一个快捷的时代,效率之高、信息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教学环境的变革是信息有效共享与集成,它建立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其优秀是指用全数字化的信息获取、存储、传输及处理技术,来控制和操纵整个专业系统的教学和管理事务,对教育教学过程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有利于艺术设计高校教育的信息交流、教学互动、资源共享,计算机实现了设计数据的储存及再利用,各种设计素材、设计草图、效果图、制图、图形艺术、模型等资料都可以用数据来储存,并且可以随时方便地进行检索。专业考试与成绩管理系统中可以做到课程设置,试题编辑,自动出卷,试题库整理,成绩录入与查询等多项功能。数字化工作室可以使学生自主培养自己的协同工作能力,以及探索知识,获得知识的能力。 此外,多媒体课件的开发、网络技术和远程教育给学生以更多的信息知识,通过局域网或Internet网,可实现院、校之间的网上教学,一些知名的专家教授可以足不出校而面向全国艺术设计教育机构。网络也拓展了艺术设计存在的空间,使艺术设计走向了更广泛的数字化,让受教育者轻易地接触大量艺术设计资讯,有利于学生形成开阔的、前瞻性的视野。 2、教学方式的变革 目前在我国的教育领域已经广泛采用现代数字技术辅助教学,提高教学效益,并由此引发的教育观念、教育手段、教学模式和教育结构的改革已成为共识。 这样一来,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课堂教学不再局限在有形的教室中,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得到了无形的扩展,使随时随地学习成为可能。学生可以按照自身的条件,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途径,使因材施教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课堂教学可以达到更加多元化及协作化的学习模式,进一步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在丰富的教育资源面前,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源,学生的个性得以觉醒,创新精神得以彰显。所有这一切,都将最终导致教育理念的转变甚至教育理论的创新。 在数字化教育平台上,可以提供多方位的教学服务。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把教学、试验、科研有效结合起来。如网络教学平台中可将教师的课堂教学、反馈练习,课后辅导,乃至个别化学习,在线学习、电子邮件、远程教学等各个部分包容进来,形成大容量,开放式,交互式的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新的教学形式。更有价值的是,因为每个教学内容的数据都储存在服务器上,数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调用,教学信息更容易分享,教学环节更容易整合。 3、教学管理的丰富 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还原本真课堂,通过数字监控进行公开课的课堂教学观摩,给予课堂上的教师、学生尽可能少的影响。 我们可以实现教师自我教学水平的提升。很多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教师的个人发展,不仅是听专家报告、参加教研活动,更在于自身的针对性的实践和思考。数字化设备可以为每一位愿意提高自己的教师自动记录着真实的课堂,无需外人帮助,需要的只是上课后在网络上静心点击和自我对课堂的感悟。 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欣喜地积累着优秀的教学资源。很多好的教学课案如果不及时地记录下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丢失。借助数字化设备,一些优秀的课堂实录、设计过程等将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不仅使宝贵的教学资源数字化后便于知识管理,为学校积累具有本校特色的优秀教学资源,也为每一位成长中的教师保留着一份宝贵的财富,一段成长的足迹。 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还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将教学实况直接变为网络上可以实时播放的视频流和音频流。这种技术手段的改进,为远程专家实时点评、课后专家远程诊断、教师互评、学生学习、自我反思、网络教研、行政考核等提供了真实感性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实现更多的人性化教学管理,提供更贴心的教学服务,建立起更好的保障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长效机制,深化改革,持续创新,使学校向一流高校的美好前景稳步迈进。 4、设计专业的新增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艺术在与计算机技术、工业、建筑、管理等学科的不断交叉中,衍生出许多新专业,如广告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目前,在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下,动漫制作、游戏策划、游戏设计等数字化专业亦成为了热门。 不过,就其归属而言,数字化艺术设计还是艺术学的分支。它虽然以计算机为依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技术问题,但始终以艺术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在题材、技巧、观念等方面深受传统艺术的影响。当数字化艺术设计的作品数量还不是很多,影响还不是很大时,数字化设计只是艺术设计学科的课程之一,随着数字化艺术设计的日益普及,创意经济、文化产业、数字影像、体验时代,成为当下使用最为频繁的关键词。DV、Flash、电子杂志、动画、网络游戏日益成为新生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设计艺术作为新的艺术门类,正在以新产业主体的形象迅速涌入我们的视野,数字化艺术设计已成为艺术设计领域的专业之一。 5、辅助设计的帮助 数字化时代为艺术设计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创作手段,新的载体,新的工具,新的传播手段,新的创作角度,许多计算机软件具有绘图、三维动画、数据统计、资料检索等功能,一些特殊软件甚至能够进行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技术。数字科技与设计艺术的交叉融合,主要涉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概念设计、面向艺术与设计的虚拟人技术研究、数字艺术与新媒体研究、面向艺术与设计的软计算研究、交互式艺术、计算机辅助艺术绘制、非语言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与风格研究、商业媒体研究、计算机辅助卡通动画、虚拟设计技术、CAD/CAM等。其理论成果广泛应用于产品创新、CAD、数字会展研究、虚拟服装展示等 。同时在计算机美术、计算机书法、计算机动画等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数字技术已经成为部分艺术家离不开的创作帮手和伙伴。 艺术设计高校专业建设变革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在调整中发展,在建设中提高。当前艺术设计教育的同质化现象严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个发展的机遇,院校应该在数字化时代的众多变化中,懂得取舍,舍得放弃,专注于几个自己的特色专业与数字化时代的接轨,做精、做专、做强,寻求艺术设计教育的个性化发展方向构,建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新的高等教育模式。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中的民族文化风格研究论文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设计受国际化趋势的影响和现代新媒介新技术的挑战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在中国年青一代设计者中存在一种轻浮的“时尚”之风,认为在设计创作中追求“新、奇、怪”即为“时尚”。盲目的“拿来主义”借用西方形式之风盛行。如何在艺术设计中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提升设计中的民族文化内涵,如何继续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是艺术设计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设计;民族文化;风格 当今世界的艺术设计伴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信息技术把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地球村”。艺术设计因图形语言的交流便捷和获取信息的优势,及大地推动了艺术设计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发展。 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起步较晚,现代设计教育的年青化和不成熟,使设计教育体系中引用借鉴西方教学内容与方法较多,因而受西方现代设计观念与设计思维的影响较为严重。特别是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的不够重视与忽略,导致了大多青年设计者民族文化底蕴的匮乏,缺乏自己的思想与创新能力。因而在设计创作中盲目模仿借鉴西方的设计形式风格导致了设计创作只流于表面形式,而缺少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没有自己的文化风格和艺术个性,更谈不上既有民族文化内涵又具中国特色风格的设计。 如何使中国的设计走向世界,创造出中国风格的艺术设计,把握和坚持设计中的民族性,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内涵与现代的艺术风格有机的结合尤为重要。 我们提倡艺术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化内涵。民族文化是指该民族成员历代相传的共有价值观、思想意识,它是思想情感、风格习惯、审美情趣、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的综合。而设计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反映着文化,就它本身而言,也是一种文化和文化的传播形式。 在世界的发展日益呈现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的艺术设计应在国际化艺术设计中将民族化的元素进行有益的补充,使本民族的设计文化得到发展,并创立出具有民族化特色的艺术设计风格,在国际艺术设计领域中,提升中国艺术设计地位。 国际主义趋势的同一性,必然形成一种单一、僵化的艺术语言,设计师的个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形成单一性,它必然导致视觉传达效果的削弱,不利于艺术设计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在民族风格溶入现代设计中取得了很大成功,日本的设计起步阶段也是西方化盛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创造了极具民族文化风格又是现代设计观念的艺术设计成为了民族特色与现代时尚观念相结合的优秀典范,使日本的艺术设计颇具世界影响力,在日本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是其最重要特征之一。 从艺术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任何主流艺术或文化的发展都曾受到民族传统艺术的影响和滋养。传统文化艺术能够流传至今,也证实了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坚持现代设计的民族性很大程度上要求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学习与借鉴。尊重传统,发扬传统,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去吸取精华丰富素养,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设计者的必修课。 民族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有共性,又有历史阶段性;同时也具有社会阶层性,民族的多样性。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个性鲜明、千姿百态,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传统民间艺术的亲切感,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的直接接触与碰撞的结果。它即朴实又生动感人。因此,在每一件民间艺术作品中都融入了创作者们对世界、对生命、对社会的理解。它再现了每一代人的生活、观念与情感,成为最直接的艺术之源,所以说传统的民间艺术是最具原创力的艺术。设计归根到底是为人类服务的,个性化是它的重要特征。设计不仅要有民族性,也要具有世界性,而且世界性某种意义上是民族性的归纳和概括。只有个性的,民族性的东西才能被世界人士所发现并在相互交流中得到认同。同样设计作品的民族性是其具有世界性的前提,这也是我们的中国画、书法、京剧等艺术能在世界艺术领域大放光彩的重要原因。 以我国传统民间彩色剪纸为例,它不仅是融绘、刻、染于一体的工艺美术品,也是极具装饰魅力的设计作品。在造型上,它追求自我完美的中国民族装饰形式美;在构图上,强调对称、均衡、有稳定感;在形式上,通过点线面的对比,色彩的映衬,效果上虚实动静,产生节奏和韵律感;方法上,重归纳和概括,将自然形态规律化,更符合装饰美的要求,手法上,多采用夸张变形,并赋予象征和寓意。用色上,色彩鲜艳,感情色彩浓郁,这些对我们现代艺术设计都起到典范和启示作用。 设计艺术的是在空间中的设计活动,其涉及的内容包括字体设计和插图、摄影的采用,把图形、字体、插图、色彩、标志等以符合传达目的的方式组合起来,用于传达信息及指导、劝说等目的,达到准确的视觉传达功能,同时给观众以视觉心理满足。由于民间美术与现代设计的某种巧合,以及传统艺术本身的艺术魅力,传统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特别是那些优秀经典的作品,往往以很高的审美价值引起现代人们的赞叹与兴趣,并对艺术设计起着一定的影响,以致在一些现代设计大师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艺术的踪迹和设计应用的经典范例。 有很多设计师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设计出了成功的作品。例:我国著名艺术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设计的标志就取材于传统的凤纹,该标志简洁有力,三条主线粗重,垂直稳健圆满,每一笔的开端和收尾都处理成尖头,使视感粗中有细、刚中与柔,飘逸的凤纹婉曲秀丽、妩媚生动,头部水平,胸部处理为垂直的线条,整体显得器宇轩昂,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个姿势动人的凤纹,表明该公司能够像神鸟凤一样给人们提供舒适的飞行服务和安全保障,该标志属于现代设计中民族化风格的典范之作。再如中国银行的标志,整体简洁流畅,极富时代感,标志内又包含了中国古钱,暗合天圆地方之意。它巧妙地把中国的“中”字和中国传统的圆形方孔币作为金钱象征,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运用传统寓意,这是民族、地域所拥有的“集体表象”,使设计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与造型上的合理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就能从中一目了然地解读其标志的内在涵意,这个标志可谓是香港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融贯东西方理念的经典之作,他在对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感情的理解和研究基础上,把民族的内核与国际化的语言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统文化素养的深厚积累,对一个中国艺术设计师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要创造出中国艺术设计的特色与风格,提升中国艺术设计在世界设计界的地位和影响离开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行不通的。正如我国老一辈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说的一样:“我始终坚信,我的路在中国。”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新时期人们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变化,论文为此,我们的现代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也应该逐步有所改变,所以本文就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学;看法 一、以前的高等教育中艺术教学的模式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科技和信息都还很落后的时期制定的,如今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科技和信息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现在依然用以前的教学模式去教学,可能就有些不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了,所以应该在遵循以前大的教学原则的情况下适当作些改变,使之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改革为重点,以强化艺术设计、施工、管理为支柱、以加强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验室建设为保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和专业教育规律。 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必须从艺术设计的实际出发,对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体系、教学内容和教材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突出综合素质培养,强化岗位技术教育,建立以艺术设计、施工和管理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育模式。针对艺术设计教学我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1.教学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职称论文应该体现专业教育特色,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构建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强化岗位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完善、充实教学内容;加强操作技能、工艺实习等为主的实践环节;加大实践教学环节所占比例;加强产学合作,逐步建立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毕业生上岗后,进入状态快、动手能力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可成为工程设计、投标报价、材料选择、施工技术、施工机具操作、施工项目管理、项目验收、工程预算等技术人才。我觉得教学中应该目标很明确,艺术设计专业是应用型人才,实践性强的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就应该强调其针对性,强调基础课教学的适应性,强调专业课教学的实用性,强调实践教学的连续性,和渐进性等,具体表现如下: 2.课程设置强调的针对性 艺术设计专业起步晚,发展快,所以我们要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实际,实用,实践,必需,够用”的原则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实际需要,对课程设置作一些调整,突出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在新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 (1)在设计模块中,注重理论教学,突出动手能力培养,加强计算机辅助设计教学,强化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建立专门的计算机实验室,使得学生有充分的操作机会,能够熟练地掌握,以便适应社会的需要。 (2)在施工技术模块中,以施工操作技能培养为基础,强化施工技术指导。留学生论文在教学过程中,以校内操作实验室为依托,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通过实践,提高动手能力,初步掌握施工操作规程,施工操作方法和施工机具的操作、使用、维护和保养;掌握工程质量的控制方法及检查、验收标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施工技术指导能力。 (3)基础课教学强调适应性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应该纠正以往基础课与专业课工作总结“各自为政”的脱节现象,打破原有狭隘的基础课教学格局,超越单纯技巧和经验的传授。为纠正基础课教学与专业课脱节的现象,改调子素描为设计素描;改绘画色彩为装饰色彩,并加大室外写生训练。 (4)专业课教学强调实用性 一种理论只有用于实践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能指导实践,那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在制订改革方案时,经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专业教育特点、强调专业课教学、理论教学的实用性、实践性、着眼于培养技术应用型设计人才,总结过去的教学经验,结合具体的情况和实际需要,对专业课教学、理论教学内容加以调整,强调实用性。 (5)实践教学强调连续性和渐进性 艺术设计是需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不断的交替,互相渗透的。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知识的综合集结和运用。在具体的设计中,难以确认固定的秩序和搭配关系。在今天这样的开放的社会中,对外设计服务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以教师带领学生走向社会,使专业必修课在社会实际设计中完成,为保证实践教学的落实,学校应该与用人单位合作,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当代艺术设计研究论文 【摘要】艺术设计植入我国之后,一直以来借鉴、模仿、学习西方设计形式,造成了缺乏自身思想与文化内涵的创作方式,抑制了创造力的生成,形成了对借鉴的依赖心理,设计出来的作品往往貌似而神离。艺术设计应该保持本民族的独特个性。对于设计者而言,立足于本土文化根基上,透过形式把握实质,将其精髓转化为自身修养,并达到遗貌取神的境界,就能源源不断地为设计注入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是艺术设计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艺术设计;民族性;传统文化;国际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大量西方设计观念和设计作品涌入我们的视野,相当一部分人一味的推崇西方现代设计流派,漠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本土文化资源,做一些肤浅的形式上的挪用、拼凑甚至抄袭,使我们的设计丧失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个性。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艺术设计国际化不等于美国化,也不等于欧洲化。它不以某一国、某一地区的艺术样式为标本,它同样处于发展之中。任何一种所谓的“国际化”的艺术设计,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土壤和根基。所谓“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设计者应有意识地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应将民族文化放在全球的背景上,以全球的视角来俯视民族文化,这样才能设计出为全球所认同的精品来。“民族性”是艺术设计的灵魂,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超越。没有民族灵魂的设计作品最终是无法矗立于世界设计之林的,大民族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对于中国设计的发展方向也要注意如何正确理解“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民族风格”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个创新的问题。这种创新必须依赖全球性的视野,对其他民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现代的思维方式反思传统,以提取传统中的神韵。“全球化”也不等于盲目引进西方潮流,而应认识到本民族是全球所有民族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树立自己的信心,避免在学习和借鉴中迷失自我。面对先人留下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在此基础上,将如何努力发掘传统文化,合理运用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进行提升、利用和重构,创造性的理解民族文化精神,创造出既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又具有国际性的中国当代设计,是摆在当下艺术设计及艺术设计教育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先辈在漫长的岁月中向往美好、追求光明而上下求索的精神沉淀,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传统的文化价值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不仅体现为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怀旧情节,对传统的历史记忆,一种可以安慰、表现和确认自身历史性的东西,而且也体现为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及展示某种能够体现自我、民族和国家身份的文化形象。其范围广而丰富,如中国的哲学思想、古典文学、艺术精神、审美境界、书画篆刻艺术、民间艺术、汉字、园林、建筑、陶瓷、雕塑、木刻以及音乐、诗词、戏剧、典故、传说、民间故事,另有中药、针灸、武术、围棋、饮食、茶道……这些都是我们当代设计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纵观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设计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英国、芬兰、美国以及中国香港的设计风格和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设计大师作品,在他们所谓的“国际化”设计语言中都不难窥探出其所透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根基。 德国是现代设计诞生的国家,对世界各国的现代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现代设计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其设计风格受其严谨的哲学思维方式影响,赋予理性设计的传统特征,这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情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设计大师冈特.兰堡的设计风格被设计史家称为“视觉诗人”,他那极具震撼力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正是他热爱德国古典诗歌、戏剧以及作风的严谨所致。 意大利视艺术设计为一种文化和哲学。在现代设计和“国际化”风格时代,他们坚定自己鲜明的文化立场和民族传统,不盲目抄袭,强调设计与传统的关联,强调设计中人文主义的重要性,专心地发展自己的设计体系,被称为“意大利路线”。因此,意大利现代设计具有异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国际现代设计中独树一帜。意大利的这种设计精神和经验是值得那些一昧追求所谓“国际风格”而丧失自己民族特色、民族传统的设计者好好学习和研究的。 日本的艺术设计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设计融汇了大量的日本传统视觉文化因素,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独特的“日本风格”。他们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如强调平面性,注重留存空间,追求平淡内敛的阴柔美的意境等。因此,日本设计既有强烈的国际语言和时代感,又蕴含着深邃的东方文化精神。我们从日本设计大师龟仓雄策、福田繁雄、田中一光、五十岚威畅、一川屯仓、荒田矶崎那里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其深厚的日本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人文精神的火花。他们在国际上设计地位的奠定一方面依赖于自身的天赋及对新材料、新工艺、新科技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们注重设计中发掘日本民族最具深远意义的传统文化。 法国的艺术设计呈现着一种融设计与艺术精神于一体的鲜明特色。我们从法国设计大师的作品中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法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幽默、风趣、自由、浪漫的传统文化气息。从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的设计作品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其社会、历史、人文思想、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等在作品背后振荡的涟漪。 中国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非常注重延续中华人文精神的文脉,他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韵致并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使用中国传统水墨与现代几何纹形产生独特的韵律,创造出了极具中国精神和现代感的优秀作品。 分析以上各国以及设计大师的成功案例,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定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现代主义观念的崩溃,设计更强调人情味和幽默感,设计也由标准化转向追求个性化、多样化,传统又被重视,民族风格再次得以强调。中国当代惟有放眼世界,把握自身的民族特色,将传统文化注入现代设计中,才可能创造出富有中国民风的又具时代精神的好的设计作品。中国的设计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吸收了东方乃至非洲原始艺术的精华,但西方艺术没有被东方艺术淹没。我们今天吸收、借鉴他民族的艺术精华,必须具有明确目的,即为了促进本民族艺术的发展。艺术世界的缤纷多彩由无数不同民族、不同艺术个性的艺术家组成。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个性鲜明、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不正是构成设计丰富内涵的独特资源吗?因此,对传统文化认识越深,设计才越有深度和魅力。 同志曾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中国文化应该发展。……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给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艺术设计并不反对有益于设计的借鉴和模仿,但也仅限于在学习阶段,长期倚靠必将抑制创造能力的生成。因而,“借”要借的适时,对设计初级阶段而言,要学会创造首先要学会借鉴和模仿,它是人类一种重要的自学能力,是一种认识规律的有效途径;“借”要借的适当,并非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否则就如“东施效颦”;“借”要借的适度,这里所指借鉴和模仿不是抄袭或克隆,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模仿,借鉴过程中的再创造。 艺术设计要做强做大,光靠虚心学习和甘为绿叶的谦虚态度是不够的;光凭一腔热情高呼口号,只说不做也是不行的;安于现状、不谋发展,在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垄断攻势下,我们只有坐以待毙。现代艺术设计的母体原型是文化,富有生命力的设计作品必须是建立在文脉的基础上的,否则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感染力和竞争力。随着艺术设计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艺术设计民族性认识的深入,只有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族艺术,才能使艺术设计作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 设计具有民族性,更具社会性,它是人类活动的精神延续。设计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特征与价值诉求。当代艺术设计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标准化、人性化,而是在此基础上对设计本身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所以设计所创造的物品,不但体现了生活方式的全部,更体现了这个时代赋予它的特殊的人文主义民族风韵。在全球走向一体化之前,设计语言来自民族内部,因而民族风格非常鲜明,比如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大都是木架结构宫殿式的风格,供君王居住;其他民族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主要用石质材料,供养神灵。这种民族风格的形成,都是由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精神决定的。 面对这个现代化、数字化的时代,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造性的设计人才,中国当代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应充分重视和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以便创造出更具中国元素的国际性设计作品。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新时期人们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变化,论文为此,我们的现代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也应该逐步有所改变,所以本文就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学;看法 一、以前的高等教育中艺术教学的模式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科技和信息都还很落后的时期制定的,如今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科技和信息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现在依然用以前的教学模式去教学,可能就有些不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了,所以应该在遵循以前大的教学原则的情况下适当作些改变,使之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改革为重点,以强化艺术设计、施工、管理为支柱、以加强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验室建设为保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和专业教育规律。 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必须从艺术设计的实际出发,对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体系、教学内容和教材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突出综合素质培养,强化岗位技术教育,建立以艺术设计、施工和管理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育模式。针对艺术设计教学我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1.教学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职称论文应该体现专业教育特色,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构建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强化岗位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完善、充实教学内容;加强操作技能、工艺实习等为主的实践环节;加大实践教学环节所占比例;加强产学合作,逐步建立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的机制。毕业生上岗后,进入状态快、动手能力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可成为工程设计、投标报价、材料选择、施工技术、施工机具操作、施工项目管理、项目验收、工程预算等技术人才。我觉得教学中应该目标很明确,艺术设计专业是应用型人才,实践性强的专业,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就应该强调其针对性,强调基础课教学的适应性,强调专业课教学的实用性,强调实践教学的连续性,和渐进性等,具体表现如下: 2.课程设置强调的针对性 艺术设计专业起步晚,发展快,所以我们要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实际,实用,实践,必需,够用”的原则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实际需要,对课程设置作一些调整,突出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在新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 (1)在设计模块中,注重理论教学,突出动手能力培养,加强计算机辅助设计教学,强化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建立专门的计算机实验室,使得学生有充分的操作机会,能够熟练地掌握,以便适应社会的需要。 (2)在施工技术模块中,以施工操作技能培养为基础,强化施工技术指导。留学生论文在教学过程中,以校内操作实验室为依托,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通过实践,提高动手能力,初步掌握施工操作规程,施工操作方法和施工机具的操作、使用、维护和保养;掌握工程质量的控制方法及检查、验收标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施工技术指导能力。 (3)基础课教学强调适应性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应该纠正以往基础课与专业课工作总结“各自为政”的脱节现象,打破原有狭隘的基础课教学格局,超越单纯技巧和经验的传授。为纠正基础课教学与专业课脱节的现象,改调子素描为设计素描;改绘画色彩为装饰色彩,并加大室外写生训练。 (4)专业课教学强调实用性 一种理论只有用于实践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能指导实践,那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在制订改革方案时,经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专业教育特点、强调专业课教学、理论教学的实用性、实践性、着眼于培养技术应用型设计人才,总结过去的教学经验,结合具体的情况和实际需要,对专业课教学、理论教学内容加以调整,强调实用性。 (5)实践教学强调连续性和渐进性 艺术设计是需要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不断的交替,互相渗透的。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知识的综合集结和运用。在具体的设计中,难以确认固定的秩序和搭配关系。在今天这样的开放的社会中,对外设计服务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以教师带领学生走向社会,使专业必修课在社会实际设计中完成,为保证实践教学的落实,学校应该与用人单位合作,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环境艺术设计思维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人类的不断进步带来了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更高要求,因此环境艺术设计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设计门类。效果图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表达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手绘效果图和电脑绘制效果图都有自身的优缺点,把两者合理地结合,就能使环境艺术设计思维得到最优秀的表达。 关键词:环境艺术手绘效果图计算机绘制效果图 环境艺术是人与周围的人类居住环境相互作用的艺术。 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说:“环境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艺术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比工程更富有感情。这是一种重实效的艺术,早已被大众所瞩目的艺术。环境艺术的实践与人影响其周围环境功能的能力,赋予环境视觉次序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居住环境质量和装饰水平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环境艺术设计是设计师对环境的设想与规划,如何把设计师对于环境的设想与规划呈现出来,作为客观的具体方案展现在受众面前,这就涉及到了环境艺术设计思维的表达方式。 环境设计的表达是通过效果图这样一种载体呈现的,效果图是借助设计师的设计思维,用徒手绘制或计算机软件勾画出建成后的效果而生成的静态表现图。效果图能较准确表达设计方案,使设计师和非专业人士都能提前清楚地看到项目建成后的效果、概貌。在方案的形成、修改与确定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效果图所特有的直观视觉效果,很便于与业主进行沟通与交流。效果图也是在工程投标中不可缺少的设计图纸,它也是投标过程中业务竞争必不可少的步骤。 早在十几年前,计算机的运用远不及现在广泛的年代,手绘曾是设计人员的必备功夫。自从有了电脑模拟真实环境的能力,很多搞规划、设计的人就开始向这方面努力了,当今,环境艺术设计的表现方式就出现了这样两大类:手绘效果图和计算机绘制效果图。这两种绘图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作一下论述。 一、手绘效果图的特点 1.从思维方式上 设计徒手绘制效果图实际上是一种图示思维的设计方式。在一个设计的前期尤其是方案设计的开始阶段,最初的设计意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设计的过程是对设计条件的不断“协调”,图示思维的方式即把设计过程中有机的、偶发的灵感及对设计条件的“协调”过程,通过可视的图形将设计思考和思维意象记录下来。这样一些绘画式的再现,是抽象思维活动的适宜的工具,因而能把它们代表的那些思维活动的某些方面展示出来。 徒手设计草图这种形象化的思考方式,是对视觉思维能力、想象创造能力、绘画表达能力三者的综合。这个过程的目的,不在于画面效果,而在于观察、发现、思索,强调脑、眼、手、图形的互动。徒手设计草图的训练,无疑是培养形象化思考、设计分析及方案评价能力,以及培养开拓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2.从图面效果上 手绘的效果图生动、含蓄,富有活力和表现力。 手绘效果图有着多种多样的绘画方法,有用铅笔、钢笔绘制的速写效果图;有色彩淡雅、明快的水彩效果图;有空间感、光感、质感都比较强的水粉效果图;有快捷、方便、表现力强的马克笔绘制的效果图;还有与喷绘技法结合的模仿真实效果的喷绘效果图。 由于手绘的技法种类很多,所受的限制较少,因此这种效果图所表现出的人文性和风格性较强,就像绘画一样,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直到最终表现出设计师想要的空间意境和风格。因此,手绘效果图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艺术效果和文化空间,这种表现不是单一的,它可以有板有眼,生动逼真,也可以罗曼蒂克,带有浪漫情调,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设计和表现的灵活性。 3.从设计程序上 手绘表现是设计前期的根本阶段,整体布局、室内空间的基本形态、外立面的造型、大致的明暗对比关系,都可以通过手绘表达。 用铅笔或钢笔的快速手绘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将自己的设计观念展现给客户,在与客户进行初次交流时,快速手绘是很重要的。因为设计师可以根据客户的口述画出装修后室内的大体效果,也让客户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图的基础上再对客户提出的要求进行改进,对促进设计师与客户的交流很有帮助。 在设计的中、后期,手绘的表现也是值得提倡的。由于徒手绘制的效果图与设计师的设计思维联系紧密,是设计师驰骋的设计理念最真实的表达。因此所表现的人文特质与文化内涵都比较深厚,画面轻松奔放,洋溢着一种画的情趣,尤其是环境的处理,并非十分逼真的效果,而是渲染出一种气氛,很有观赏性和艺术性。这种艺术性较强的绘画作品,在设计的竞标中,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计算机绘制效果图是把“双刃剑” 计算机技术在设计学科中的广泛运用,带来了设计方法和观念的变革,成为设计和创作的新趋势和新动向。计算机绘制效果图是利用三维软件精确地按照设计图比例,将准确勾画出的模型经过平面软件处理成逼真的效果,它具有直观、真实、准确的特点。电脑绘制效果图,具有手工绘图不可替代的优点。 1.能准确无误地真实反映空间及用材的质感。“以假乱真”,让人看到工程装饰完毕的真实效果。 2.画面整洁、清爽,让人耳目一新。 3.修改方便,可以在短时间同时推出多种方案。 4.雅俗共赏,水平、素质不同的客户均可以满足。 然而,如同一切高新技术一样,电脑技术在设计学科中的运用亦存在着众多的负面效应。如电脑技术带来了设计的“异化”,反映在具体的设计中即为重“表现”轻“设计”,设计方案招投标变成了电脑效果图竞赛;学生设计时在电脑效果表现上所花的时间大大超过设计方案构思的时间,重“结果”轻“过程”的情形十分严重。同时,电脑技术其本身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设计思考过程“幻想”的翅膀,电脑技术及其软件本身的局限和操作者的水平影响了设计构思,扼杀了方案构思过程中的转瞬即逝的设计灵感,让使用者不得不放弃方案初始阶段的模糊性和随机性,而向电脑“投降”,使设计艺术创作变成简单的工业化“生产”。再如在设计教学中,学生过分依赖电脑和沉湎于电脑,忽视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对设计徒手草图的训练和运用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和追求,最终导致设计分析、思考、创作能力的丧失,也使学生设计素养降低。 计算机辅助设计作为设计手段,为设计空间注入了活力,为设计过程与优化最终效果提供了可能,我们应在手绘创意表现的基础上,通过电脑美术辅助设计,使设计意图发挥到最佳效果。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专业色彩教学模式研究论文 、色彩教学的目的与意义 色彩是一种感情符号,是一种旋律,是设计者表达创意和传达审美意识的重要手段。 色彩是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必修课,对培养学生的色彩观察能力和色彩表现能力起着主导作用。色彩作为艺术设计类专业基础课,对其提高艺术审美修养与审美判断能力,激发学生色彩的创造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色彩教学现状及问题 1.传统绘画写生色彩教学 传统绘画写生色彩教学是先学习色彩基础理论知识,再以色彩写生实践为主进行传统的静物写生训练,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引导学生进入纯绘画的领地,而对引导学生色彩形象表现的多样性和对色彩应用功能的训练不够,导致教学目的实现形式单一,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对色彩表现的主观能动性,对学生今后的设计起不到指导性作用。 2.现代设计色彩教学 设计色彩不同于绘画色彩,它需要强化学生的色彩构思和创意性思维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色彩训练,融入设计意识,打破狭隘的色彩观念,这样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色彩表现能力。由于近几年艺术教育的大众化,部分学生美术基本功不强,如果盲目要求学生进行设计色彩的训练,将使学生不知所措,相反会更加茫然,达不到预想的目的。 三、色彩教学模式的探讨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艺术设计专业的色彩基础教学,应在重视色彩基础理论知识与写实色彩一般表现形式的基础上,针对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能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结合人的主体色彩意识传达,并吸收各种表现形式,着重研究设计色彩的认识表现及应用,帮助和引导学生逐步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色彩体系,并给予宽泛而自由的色彩语言选择,来表达自身的审美情感和富于个性的创造性的色彩设计思维空间,着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色彩素养与设计色彩的原创性审美能力。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色彩课程教学可按以下三个模块来进行训练。 1.写生色彩训练 写生色彩是指通过写生来研究色彩的规律与方法,了解物体在光的作用下产生的变化规律,从物体的形、色、光等因素中探寻色彩的本质规律。色彩是绘画中十分重要且富有魅力的艺术语言;色彩写生是再现自然、再现生活的非常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段。通过色彩写生,能提高色彩的分辨能力和使用色彩造型的能力。 写生色彩教学中强调色彩三要素的原则,强调色彩的冷暖对比和物体在特定光源下受光与背光不同的色彩变化,强调在相互比较中建立色彩的整体关系。注重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冷暖的差别,注重在色彩弱补色对比下的微妙变化,强调画面的色彩意识和整体的色彩气氛,培养学生正确的、整体的表现方法。整体的观察表现方法永远是写生色彩训练的重点与优秀,训练中应时刻提醒学生坚持并遵循这一方法,不断改正与整体观察方法相对的习惯认识,巩固整体观察的概念,规范整体观察下的作画程序。整体观察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紧密联系的相互比较的方法,写生色彩的整体观察方法仍然要遵循色彩三要素的原则,在比较中确定它们的色相、明度与纯度,在比较中产生冷暖关系。 写生色彩训练,一般以静物为主,静物在造型、色彩、质地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变化。写生中画某个具体物体时不要只盯着这个物体看,还应该着眼于它周围的东西上,用眼睛的余光去感受要画物体的色彩关系,眼睛始终在整个色彩环境中巡视。写生色彩除了训练学生整体的观察方法,还要训练学生整体的表现方法及表现技巧,更好地为下阶段的训练打好基础。 2.归纳色彩训练 归纳色彩是通过写生的方式,在写实色彩的基础上,面对同一组静物,以归纳为表现手段,进行概括、提炼的实践过程。归纳色彩训练侧重表现客观色彩的主观感受,通过对形与色的提炼、概括,使画面形成丰富而现代感的装饰效果。概括与提炼并不是以减少色彩为目的,原则上尽可能保留各种色彩的一席之地,保全色彩的丰富性,只减弱一些极其微弱不起什么说明性作用的小部分色彩的种类和数量。 归纳色彩将复杂的色彩关系通过概括、提炼、归类等方法进行删繁就简的处理和组织,传统写生色彩要充分表现客观物象的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属“加法”练习,色彩归纳写生是在做“减法”,但并不是简化,而是一种艺术语言上的以少胜多。 归纳色彩的表现特征是化繁琐为简约、化杂乱为条理、化写实为夸张、化立体为平面,它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对色彩进行深层次的认识,同时培养和启发学生对色彩装饰性的领悟与兴趣,从中也可看到画面已向二维方向转化,向设计表现方式转化,为日后走向设计奠定基础。常见的归纳方法有写实性归纳、平面性归纳、意向性归纳等。 3.装饰色彩训练 装饰色彩是在自然色彩的基础上运用概括、提炼、想象、夸张后形成的色彩,在视觉中它是最活跃、最具冲击力的。它不以模仿、再现真实事物为满足,它不依附于规律,而是对自然界色彩的一种整理、归纳和概括,并按照美的法则和主题需要,对色彩进行变色、变调的加工,强化主观感受,力求创造出某种特定的艺术氛围和效果,使色彩成为反映设计者审美观点和设计意图的强有力手段。装饰色彩往往带有理想化倾向,以象征的手法,明确、清晰地概括和表现自然,画面所营造的装饰性色彩改变了客观物象所显示的颜色,给人以启示性的感受。 写生色彩重模仿,重视视觉在感官上的外在形式和特征,关注光、色、体在视觉上的真实性,具有客观表现的特征;装饰色彩则重直觉、重表现、重味觉触觉在心灵感知上的内在形式与诗意表达,它十分注重形与神、色与意的多重关系,具有主观性的特征。 装饰色彩着重于发现和研究自然景物色彩的形式美,研究自然色调中各种色相、明度、纯度、冷暖之间的对比、谐调规律,它不受光源色、环境色和固有色的束缚,完全根据画者的主观意识和需要来表现色彩的色调、冷暖及色彩之间的相互配置与变化,使画面达到和谐、优美、统一的效果,从而揭示色彩艺术的普遍规律。装饰色彩常用的表现方法有概括与提炼手法、夸张与变形手法、分割与勾线手法等,教师在教学中可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和专业特点来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创造。 总之,色彩训练对艺术设计专业的每个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教育中色彩教学的研究也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师应根据学生不同的专业特点来具体研究色彩教学的方法,寻求理想的教学模式。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产品艺术设计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人是设计的前提,是设计的对象和主体。人的需求是产品设计的主要依据,了解用户的行动结构和行为心理所得出的设计思路是优秀产品艺术设计产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产品艺术设计行为心理学人性化设计原理 产品艺术设计从萌芽到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种多样的设计风格的变革。从以纹样装饰为主的装饰风格和古典艺术风格的复兴,到注视功能和有机形体的现代主义,艺术设计似乎都停留在造型的范畴上。对艺术设计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探讨,却都反映了一个经济现象,那便是以产品为主导的经济现象。以往的产品艺术设计过多地重视了产品的制造,产品销售的利润,却忽略了产品的使用者——人的因素。 北欧的产品艺术设计,因其一贯坚持的人性化,在不牺牲功能的“软性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下,产生了许多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的产品。它们便是重视了人的因素,才使得北欧设计代表了优秀设计的高品质,成为世界优秀设计的代名词。 一、人的需求是产品设计的主要依据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最高效率地掌握和操作产品,是当今设计的关键和优秀。现代生活的人们工作节奏加快,面临的是竞争激烈的世界,当然不希望在使用日常生活用品的过程中也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产品的功能设计要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生理需要,力求达到产品的方便性、使用的科学性和相应的价值观。如果一件新产品,人们需要事先阅读说明书才能明白操作的要领,那么它绝对不是好的设计,因为没有一个使用者会愿意去看说明书里枯燥而烦琐的内容。 简单和功能单一的产品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人们曾经陷入科技发展而导致的产品设计的误区。多功能的、过于饱和与功能的重复堆砌不仅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操作。而多功能必然导致设计的复杂性,要设计师们合理安排各种设计界面的穿插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功能饱和的设计仅仅是对科技发展的炫耀,而不是人的实际需要。事实上,有一些产品的功能,用户使用的频率极小。 比如,对有关微波烤箱的消费者调查显示:烤箱的功能很多,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只是将食物放入烤箱,设定所需时间,然后开机。至于其他复杂的附加功能从未使用过。因此,根据消费者的动态的心理变化和需求,产品的功能设计有几个趋势: 1.自动化程度提高; 2.向“轻、薄、短、小”方向发展; 3.从提高生活质量出发,注重整体设计效应; 4.一看就懂,易于操作,功能适度。 二、行为心理与产品设计 人是设计的前提,是设计的对象,是设计的主体。如何设计使用方便、结构合理的产品,需要人们研究工程心理学和工效学方面的知识,了解产品的功能设计与人的生理和行为特点的匹配关系。因此,在产品设计中,要考虑消费者的行为规律,力求做到人——机——环境的和谐。怎样设计才能更简洁明了?怎样才能迅速引起操作者的注意?怎样传达正确的信息才能使得使用者有正确的理解?因此,想要有合理的、科学的设计,必须对使用者行为心理有一定的研究,才会有效地设计产品。 首先,要了解人在做一件事时所经历的步骤,即行动的结构问题。要做一件事时,人首先要明白做这件事的目的——行动目标;然后,要采取行动,自己动手或利用其他的人和物;最后是看自己的目标是否已达到。所以简单地说要考虑目标,对外部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外部世界本身以及查看行动在外部世界中所形成的后果。行为本身又包括两个方面,去做什么和检查做的结果,又称为“执行”和“评估”。 实际生活中,这个过程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最初的目标也许并不十分明确,目标并不会准确表明行动的具体内容——在哪做,怎么做等等,所以要想采取行动,还需要将目标转化为明确的行动步骤,即“意图”。 假设坐在沙发上看书,天色已晚,需要光线亮一些。目标:要得到更多的光线。目标转化成意图是:开台灯。但还需要明确如何移动身体,如何伸手触摸开关,如何用手指去操作开关,还可以有其他意图,请一个人帮忙开灯。这样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可意图和具体的动作却有不同。 然而,人们在实际的行动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和随机性,有的时候很多活动不是靠单一行动所能完成的,或者一次行动无须经过所有的阶段,所以活动的复杂性使得行动中产生执行和评估阶段的断续。 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人们常弄不明白自己心理意图及解释,与实际操作及外界状态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断续的产生都是人内心对外界的解释与外界实际状态这两者的差异造成的。某种产品的操作系统是否与用户设想的一致?执行阶段的断续即指用户意图与可允许操作之间的差距。在评估阶段,容易得到并可轻松地解释系统提供的有关信息一致,则所产生的差异很小。 这两个断续,正是一些日用品设计的瓶颈,一些看似简单的日用品,结构并不复杂,却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两个断续的解决方法,就难倒了用户,让用户自己来承担操作困难的责任。于是,根据这些基础的行为心理知识,为设计师提供一些基本依据,以便检查设计有没有出现执行和评估的断续或将它们处理好。 如何使用户轻松地确定某一操作?有哪些可能的操作?具体如何操作?如何建立操作意图与操作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如何建立系统状态与用户解释之间的匹配关系?用户如何知道系统现在的状态?这些都需要设计者有所考虑。当然,行动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自身独特的设计策略,根据每个阶段的情况来确定设计方案,这就得到一个重要的设计原理: 1.可视性,用户一看就知道的物品状态和可能的操作方法。 2.正确的概念模型,使操作键的设计与操作结果一致。 3.正确的匹配,建立可判定的操作与结果,控制器和功能,系统状态与可视提示之间的匹配关系。 4.反馈,用户可以接收到有关操作结果的完整,持续地反馈(转第103页)(接第109页)信息。 三、设计原理中的心理学思维 设计优秀的物品容易被人理解,直接给用户提供了操作方法上的线索;而设计拙劣的物品使用起来很困难。它们不具备任何操作上的线索或给用户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使用户陷入困惑,破坏了正常的解释和理解过程。可以利用以上原理对现有设计做个评估,从而可以知道,有问题的设计问题出在哪,向哪个方向改进会避免问题的出现;也可以用这些原理指导我们的设计,在创新的过程中创造出有效、易于操作的使用方式。 可视性,要表现操作意图与自己和产品之间是否实现了互动,即操作意图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匹配,并且要让用户看出物品之间的关键差异。基于可视性,才可以把事物区分开来。操作结果的可视性能够让用户知道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 可视性只是原理的一点,更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概念模型。这里需要提到预设用途的概念,指物品被人们认为具有的性能及其实际上的性能。预设用途为用户提供了操作的明显线索。比如手板是用来推的,旋钮是用来转的,狭长的方孔是用来插东西的等等。如果预设用途在设计中得到合理的利用,用户则无须借助任何图解、说明就知道如何操作了。在概念模型中,物品的表面结构,限制条件和匹配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物品的使用方法。以剪刀为例。剪刀柄上的圆环显然是让人放东西进去,而唯一合乎逻辑的就是把手指放进去。圆环的大小决定了使用上的限制,限制了放的手指的数目;同时剪刀的功能不会受到手指位置的影响,放错了手指,照样可以使用剪刀。所以就算是第一次使用剪刀,用户也可以弄明白它的使用方法。因为剪刀的各部分显而易见,功能清楚。剪刀的设计突出了概念模型,并有效利用了预设用途和限制条件。 匹配原则,以汽车为例,想要把车往右转就需顺时针转动方向盘,这里有两种匹配关系,方向盘是唯一负责汽车方向的,方向盘不是向左转就是向右转。匹配性使得用户的操作动作与操作结果之间表现出紧密可见的关系,信息反馈很迅速,也非常好记。 反馈原则在原来经典的电话概念模型中有很好的体现,按下按键用户会听到确定的声音来帮助辨别工作状态。功能设计上要注意到对人的视觉有及时的反映,以判断操作的正误。 了解用户的行动结构和行为心理所得出的设计原理是产生优秀设计的重要依据。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产品艺术设计中的关键。研究人的行为心理可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研究消费者心理已成为生产者和设计师的出发点。如果没有对消费者心理深入的了解,设计出来的产品再好,也只能是放在柜台里,不能产生市场效益,所以重视对消费者的需要、动机、个性、情感的调查和了解,做到产品设计理念上新颖,视觉上好看,使用上方便,品位上满意,价格上合理,就一定能推出受市场欢迎的优秀设计,实现生产者、设计师和消费者共赢,达到市场经济不断繁荣的目的。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研究论文 引言 如同所有的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一样,艺术设计教育也总是落后于现代设计的实践。这一点在中国现在的艺术设计教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方面,迅速崛起的经济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信息时代的产业更替几乎冲击着一切领域。在中国植根的现代艺术设计,不得不仓促上阵,以非常不成熟的理论与实践,迎接着信息时代快节奏产业革命的挑战,为中国的产业化提供着力不从心的服务。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对现代设计人才需求的高起点,批量化,又逼迫着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尽快为社会提供着必须的现代设计人才。这一点可以从现阶段中国高等院校遍地开花式地开设艺术与设计学科看得真真切切。 再一方面,中国现实的艺术设计教育状况,又十分令人难以满意,社会,或者说市场不能满意,业内不能满意。社会不满意,主要是人才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业内不满意,最优秀的就是没有一个基本可以成为指导思想的设计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向还无法清晰透彻,教学方法还不能适应设计教学实践的需要。甚至可以说,仅仅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还拿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社会满意,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反映到教育实践中,就是艺术设计教学的无序,师资队伍的不整,教材取用的随意,教学方法的陈旧,招生制度的落后。反映到社会上,就是学生因受教学校的不同,专业水平、职业素质、工作能力等等,有着极大的差异。 高等教育,历来就是出人(培养社会需要人才)、出理论(总结和建立专业理论体系)的地方,高等艺术设计教育也不例外。现代设计的实践,要求艺术与设计教育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要求,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第一章转变思维方式 仅从教育着眼,我们的教育革命已经进行了上百年,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有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的教育革命运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方式,走向了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同志发动的教育革命,提出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又恢复到从前的轨道上,近些年,我们又开始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们暂且不论过去进行的教育革命的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果如何,至少说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从未停止过对教育的革命。 教育革命最重要的是思维革命 这是葛鹏仁先生积极提倡的教育革命观点。葛鹏仁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被称为:当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渐渐脱胎换骨进入当代后,唯有葛先生还执著地留在现代。 葛鹏仁自欧洲游历数年之后,一直在中央美院倡导艺术教育应引入后现代艺术内容,而且竭力鼓吹后现代主义。为此,葛鹏仁放弃了第四工作室,办起了“当代艺术研修班”。葛鹏仁认为,因为我们的教育和传统文人封闭的心理模式,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种大文化观。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专业的、局部的、个人的、地域的角度,这是非常狭隘的。比如很多画家现在所关注的还是“语言”本身,其实现在的“第四画室”也局限在“语言”里,什么语言的“张扬”了,视觉的“满足”了,根本没有涉及到文化观念和文化信仰问题。 葛鹏仁认为,教育革命主要是思维革命。不论是教授者还是被教授者,其思维都要进入信息时代,以全球化的眼光去选择知识。革命是先进的代替落后的,教育革命不但要有新的知识内容,还要有新的知识传授形式;具体地说,就是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对于美术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他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明白了一个问题——艺术变成思想者的新思想,也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中国当前的教育和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本质是体制问题,本质的症结所在就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教学观。从目前美术界一些现象来看,那种靠小技巧投机、小技巧卖画的行为泛滥就是一种很强的农民意识的反映——只顾眼前利益,现买现卖。这与我们目前的教育和美术教育滞后有直接关系。从美术教育的水平来看,还停留在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之间。因此,我们总是用过去的眼光和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这种教育对于我们民族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尤其是现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了,其危害性我们不能小看,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创造思维,削弱人的自信和参与竞争的实力,甚至会泯灭人格和人性。这不是危言耸听。为了挽救我们的民族,我们必须实行“超前教育”。 在如何培养未来的艺术家的问题上,葛鹏仁认为,在纯艺术教育领域,应侧重对旧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和思维观念转换上。艺术教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形资产是可以拿来的,在教学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有形的同时也是有限的。另一个是无形的资产,即人类的、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它是无限的。它包括性格品格、性格品质、观念产生和实现过程的勇气和能力。有形和无形看起来比较虚,但在具体教学中如果不改变以前的模式,加入这种无形的东西,我们就只能在形式上改变,而不能从思维观念上改变,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改变。有形资产只能让你重复,而无形的资产却能让你有新的开拓和建树。其实,不只是在艺术界,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种无形的资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前卫精神在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它有着一种警示和启迪人类智慧潜能的作用;虽然它反映的形式有各种各样,虽然它有可能有些极端,但很可能是未来的走向。这种前卫精神即源于这种无形资产的教育。 葛鹏仁认为,文化人如果没有一个终极信仰、终极目标,那么他只是一具躯壳。海德格尔说过:“艺术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把真理植入你的作品中,带回到人间,别人才能从中得到感悟”。哥白尼为真理而牺牲,他有改变信仰的机会,也有生的希望,但他选择了真理。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缺乏这种东西。有了它,真我才能存在。 葛鹏仁按着自己的教育思想,执著地进行着教育改革,实施着被称为“自新教育方式(开办讲座)”的教学。他遵循开放性教学原则,要求学生创作要面向社会。使学生有目标、有驱动力,把文化参与落实到社会中来。创作面向社会,就会产生意义,产生参与感、责任感,在文化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把个人和现实文化联系起来。他要求学生不要把自己圈在小文化背景里,要多交艺术专业以外的朋友,建立起一个大文化背景。他认为当代艺术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方式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出现什么样的作品。 为了共同创造一个共同研究的氛围,他甚至允许学生可以不画素描,不做雕塑,而是每星期请学院内外的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做后现代艺术讲座。他甚至把通县的流浪艺术家都请去美院上课。他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多交谈,谈艺术、谈社会、谈人生、谈一切感兴趣的内容。包括请文学批评家谈社会问题。他认为,现代艺术产生在沙龙、咖啡馆。从印象派开始,每次革命都是在咖啡馆,包括俄罗斯的强力集团、巡回展览画派。只有不同的文化观在一起碰撞,才能产生大社会文化。他认为教思想,教会学生一种思考艺术的能力,比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更重要。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从不教学生思想,中国的许多艺术家就像中国的足球运动员,除了搬用西方艺术形式套用中国题材外,基本上毫无创意可言。 他提倡直接进入创作,通过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直接进入创作的优势在于激活其内因对生活、对社会反映的敏感力、认知力、艺术表现力和责任感。他通过一次次的展览,推动不是载体,而是思想上的变化。 葛鹏仁探索的道路也许还十分艰辛,但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包豪斯艺术教育改革的影子,也似乎看到了教育思想的某些影子。葛鹏仁教育革命即思维革命的观点;教思想、教思考艺术能力比教技法和传统历史更重要的观点;自新教育方式、开放性教学原则、直接进入创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都会给未来艺术与设计教育以极大的启发。 新思维成就了包豪斯的教育伟业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就包豪斯的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许多讨论,下面我们再从艺术设计教育的角度,探讨一下包豪斯的影响。20世纪以来,包豪斯几乎成了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成功的代名词。包豪斯的实际影响,以及它所具有的广泛积极指导意义,早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工作效果和教育成就。那么是什么使包豪斯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简而言之,就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弗兰克·惠特福德(FRANKWHITFORD)在《包豪斯》一书前言中写道:“在眼下的这个时代里,还是会有人不断地问起那些包豪斯当年曾经提出过的问题——进行艺术与工艺的教育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优秀设计的本质是什么;建筑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同时,这些问题象以往一样,迫切地需要得到解答。设计我们的生活的那些人,还是继续从包豪斯的作品当中汲取着灵感。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院校里,包豪斯的艺术教育方法依然普遍地影响着它们现在的教学。” 包豪斯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20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德绍时期。包豪斯在德国德绍重建,并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内斯·梅耶(HANNSMEYER)继任。这位共产党人出身的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最后梅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密斯·凡·德·罗(MIESVANDEROHE)继任。接任的密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德绍后,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密斯·凡·德·罗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上台的纳粹政府,密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 包豪斯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的两大特点至今不能被人忘记:一是决心改革艺术教育,想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二是为了这个理想,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包豪斯的创办者兼校长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亲自制定了《包豪斯宣言》和《魏玛包豪斯教学大纲》,明确了学校目标:一要挽救所有那些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艺术门类,训练未来的工匠、画家和雕塑家,让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创造,他们的一切技艺将会在新作品的创造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二要提高工艺的地位,让它能与“美术”平起平坐。包豪斯声称,“艺术家与工匠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艺术家就是高级工匠……因此,让我们来创办一个新型的手工艺人行会,取消工匠与艺术家之间的等级差异,再也不要用它树起妄自尊大的藩篱”;三要把包豪斯与社会生产、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产品与设计直接出售给大众和工业界。包豪斯声言,他们将“与工匠的带头人以及全国工业界建立起持久的联系”。 按照《宣言》和《大纲》,包豪斯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包豪斯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一、设计中强调自由创造,反对模仿因袭,墨守陈规;二、将手工艺同机器生产结合起来;三、强调各类艺术之间的交流融合;四、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五、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 从以上介绍看,在包豪斯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维代表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包豪斯这艘驶向远方航船的舵手。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政治原因,包豪斯至今仍然会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技术与艺术相对立”的状况,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这一理论逐渐成为包豪斯教育思想的优秀。 包豪斯以前的设计学校,偏重于艺术技能的传授,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前身——设计学校,设有形态、色彩和装饰三类课程,培养出的大多数是艺术家而极少数是艺术型的设计师。包豪斯则十分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与设计素质的培育,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他们建立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开创类似三大构成的基础课、工艺技术课、专业设计课、理论课及与建筑相关的工程课等现代设计教育课程,培养出大批既有艺术修养、又有应用技术知识的现代设计师。实用的技艺训练、灵活的构图能力、与工业生产的联系,三者的紧密结合,使包豪斯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技术”的设计风格,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包豪斯艺术方向和艺术风格使它成了二十世纪欧洲最激进的艺术流派的据点之一。 格罗皮乌斯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美术与工艺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而是同一个对象的两种不同分类。艺术家比较注重艺术理论,容易接受新思维,他们教育学生,一定能胜过旧式工匠。这类艺术家可以向学生强调并解释一切艺术活动的共通要素,让学生了解到美学的基础。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经验,帮助学生创造出新的设计语言。基于这一点,格罗皮乌斯聘任了画家约翰·伊顿、里昂耐尔·费宁格(LYONELFEININGER)、雕塑家格哈特·马克斯(GREHARDMARCKS)、穆希(MUCHE)、施莱默(SCHLEMMER)、克利(KLEE)、施赖尔(SCHREYER)、康定斯基(KANDINSKY)和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他们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陆续来到了魏玛,这些人极富原创性、同时也极擅长自我表达。他们全都有兴趣研究基本问题的理论。除开这些艺术家,格罗皮乌斯还聘请了许多作坊大师,他们在各自的工艺类别上,都是技艺精湛的人。艺术家激励学生开动思想,开发创造力,作坊大师教会学生手工技巧和技术知识。 包豪斯的新思维还体现在包豪斯的宣言中:“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们,我们都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其矗立在云霄高处,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 包豪斯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到了难以避免的关闭命运,但是它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停止,逃避纳粹压迫、寻求新发展的包豪斯教育家格罗皮乌斯在英国居留三年后,又于1937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密斯·凡·德·罗1937年赴美国,任教于伊利诺工业技术学院,希尔伯西摩和彼得汉斯等也前往该校任教。1937年包豪斯的教师莫霍利--纳吉,在芝加哥筹建了“新包豪斯”(THENEWBAUHAUS),继续弘扬德国时期的包豪斯精神。后来更名为“芝加哥设计学院”(SCHOOLOFDESIGNINCHICAGO)。以后又与伊利诺工学院合并,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设计学院(INSTITUTEOFDESIGN)。芝加哥设计学院一象被认为是包豪斯设计与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前沿阵地。 1953年被称为战后包豪斯的德国乌尔姆(ULM)艺术学院建立,地点就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诞生的小城市乌尔姆,平面设计的重要人物马克斯·比尔(MAXBILL)担任第一任校长。在他和教员的努力下,这个学院逐步成为德国功能主义、新理性主义和构成主义设计哲学的中心,虽然学院已经关闭多年,但是它所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思想、设计观念直到现在,依然是德国设计理论、教学和设计哲学的优秀组成部分。乌尔姆致力于设计理性主义研究,几乎全盘采用包豪斯的办学模式,它的最大贡献是完全把现代设计——包括工业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等,从以前似是而非的艺术、技术之间的摆动立场坚决地、完全地移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来,坚定地从科学技术方向来培养设计人员。 包豪斯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他们既能认清20世纪工业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又能充分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新环境。正如格罗皮乌斯所说:“设计师的第一责任是他的业主。”又如纳吉所说:“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所以,它在艺术设计教育的诸多方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一,打破了将“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截然分割的陈腐落后的教育观念,进而提出“集体创作”的新教育理想;二,完成了在“艺术”与“工业”的鸿沟之间的架桥工作,使艺术与技术获得新的统一;三,接受了机械作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造工具,并研究出大量生产的方法;四,认清了“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事实,为现代设计教育建立了良好的规范;五,发展了现代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示出正确方向;六,包豪斯坚决反对把风格变成僵死的教条,只承认设计必须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包豪斯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1942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开始就引进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摇篮,开创了中国全面推行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先河。它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上,也反映在一系列建筑作品,包括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1951年,圣约翰大学解散,各系并入有关院校,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和设计理论在同济大学得到延续。后来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和设计理论被当成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包豪斯的设计与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被淡化。 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则反映在田自秉的《工艺美术概论》一书中,田自秉在书中写道:“20世纪初的包豪斯工艺思想体系……主张艺术与工业结合。认为在工业十分发达的时代,应当利用科学成果,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合乎功能的新的工艺美。机器产品虽然单调枯燥,但是机器只是工具,我们应当解决机器生产与艺术表现的矛盾,使设计、生产、经济得到有机的统一。包豪斯的工艺思想,重视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现代结构的应用,并由现代工业直接创造美学价值,这对工艺美术创造,适应时展,结合生活需要,工艺美术新领域的开拓,工艺思维的启迪,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包豪斯工艺思想强调工艺美是体现功能和运用结构的必然结果,并认为传统是阻碍机器产品设计的因素,因而认为功能就是美,并忽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 从上面两个例子看,中国的现代设计虽然起步很晚,但是也曾经受到包豪斯的影响。不过,中国在接受包豪斯的设计与教育理论的时候,比较注意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结合,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事实上,中国艺术设计很容易接受包豪斯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即易学文化、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和孔孟儒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譬如,格罗皮乌斯“把人作为尺度”,“平衡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约翰·伊顿把老庄的道家哲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直接用于教学实践当中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为贵”、“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包豪斯的出现,是现代工业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建筑史、工业设计史和艺术史、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包豪斯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紧随社会进步,不断更新观念,积极创立新思维。 创立新思维比艺术设计教育本身更重要 任何改革,当然也包括教育改革在内,都是对不适应新形势的旧体制的改造,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体制。改造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首先就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这个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建立起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体制。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刚刚从传统的美术中分离出来,一切都还不健全,所以更需要我们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尽快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现代艺术设计的要求。 首先,冷静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我们现在有一种怪现象,一谈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抽象时,满口的大话、空话,又是博大精深,又是五千年文明,可是一到具体时,就连篇的丑陋中国人,老祖宗的劣根性,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都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这种历史文化的沙文主义和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同样都是要不得的。 近二十多年,由于在学术上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在对待传统民族文化与艺术问题上,提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过去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客观态度。譬如对易学文化,对孔孟的儒学、老庄的道学、中国化的佛学的研究,对巫术、风水术,或者叫卜筮文化的研究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民主的学术讨论空气。这正是同志一贯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的观点。对此做过详细的解释,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我们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态度。关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研究,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多有讨论,这里仅从学术角度上举艺术的个案,对思维方式的转变加以简略的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洋插队”的热回国,国内马上做出了积极影响,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当中有谋求商机的商人;有暴富后的收藏家;有怀旧的有闲阶层;有为学术探索的学者,等等,不一而足。新加坡的收藏家、心理医生杨新发在新加坡HOUSEOFMAO(毛家餐厅)搞了一个最具轰动效应的展览。他将这次展出的二百件收藏品,归纳为十三个主题。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主题下,展出的塑像和瓷板画;在“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主题下,展出以猫为主题的作品。其他主题还包括: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英雄人物、、革命样板戏、救死扶伤等。 艺术界对艺术的研究,则是出于艺术家对历史的责任感。艺术家郑腾天与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L)贝尔金美术馆馆长史华生教授(SCOTTWATSON)、深圳画院美术史学家严善淳三人,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艺术展,目的是为了“追寻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被遗漏的篇章”。郑腾天在后来的文章中说:“在中国、学在国外,这是许多中国学者不无感慨的政治现实。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批评家和历史学者也在运用新的方法探讨时期的文学艺术。” 研究美术史,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艺术史学家王明贤和严善淳耗时近十年,完成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在‘史无前例’的中产生的美术作品,也是非常奇特的艺术”,“美术家关注‘’美术史”,“在于其中蕴含着的史学价值及它与整个20世纪美术史的联系”。 批评家认为,该书是一本具有很强学术意义的著作。重新审视历史,从学术上、艺术上、史学上对美术史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画家高名潞,也在研究美术史,高在《论的大众艺术模式》中,对大众艺术进行了探讨,文章说:“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高把大众艺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42年至1949年延安时期的稚拙时期;1949年至1966年“苏化”时期;1966至1976年的成熟期。高认为,自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大众艺术就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中国艺术的标准。大众艺术无疑拥有最大的优势。中,《去安源》一次发行9亿张,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全民请宝画的热潮,这种现象可堪称世界流行艺术之最。 从以上这些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艺术家正在用比较客观的思维方式,对待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与艺术。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理论是否成熟,研究是否成功,这只能留给实践证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他们还没有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艺术,虚无到零的程度,还能够在急剧变化的信息时代,及时调整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我们的艺术。仅此一点,就是非常可取的。 其次,要正确对待国外的艺术与设计。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非常有害的,但又是根深蒂固的坏东西,这就是“上有好之,下必兴焉”。表现在社会上,就是大众的“起哄”心理,一种潮流来了,大家都跟着起哄,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是推波助澜造成的后果却是十分恶劣的。表现在学术上,就是专家的“盲从”心理,一种潮流来了,大家都跟着追逐,实践上紧跟照办,理论上狗尾续貂。20世纪50年代,我们提倡向苏联学习,于是,“苏化体制模式”、“苏化经济模式”、“苏化文化模式”、“苏化艺术模式”、“苏化教育模式”……苏化模式遍地开花,甚至那个时代出生的孩子,也要起一个苏化模式的名字。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唇枪舌战,互相攻击,我们又全盘否定苏化模式,把苏化模式批得体无完肤。人人“谈苏色变”,沾上点“苏”字边的统统被斥为“修正主义”,连学俄罗斯语言的也自愧形陋。如今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苏联的光辉已经成了“昨日黄花”,苏联人都成了“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我们对苏联的东西,从“讳莫如深”,转到“不屑一顾”,或者干脆“嗤之以鼻”。假使我们冷静一下,用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苏联的那块“他山之石”,也还是有许多“可以攻玉”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倡向发达国家学习,有些人又走极端,一切都是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都以西方为美,以美国为美,到处都重复着当年狂热追逐“苏化模式”的故事。西化之风,比之当年的苏化之风,更甚,更烈。假使我们仍然冷静一下,再用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仔细分析一下,西方的那块“他山之玉”,也并不都是白碧无暇。至少,叫人一味欣赏性器官的“花花公子”、充斥肉欲的败德“新视觉”……就未必是我们必须要去攻的文化艺术之“玉”;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罗丹笔下的资本主义的种种丑恶,也决不是我们今天必须效仿的文学与艺术。 在对待外来文化与艺术,也包括教育,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种积极分析的、批判吸收的、扬弃选择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看齐也不是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维方式。同理,如果追求上述的极端态度,也不是一个学者,或者专家、艺术家、教育家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文化、科学和艺术,也将无从谈起。鲁迅先生曾经提倡“拿来主义”,那是指对我有用的“拿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扬弃选择。事实上,西方人在对待东方文化与艺术,从来不是“刘姥姥大观园,捡到筐里都是菜”。西方有先进的科学,也有落后的文化;有美的艺术,也有丑的设计……一句话,西方有真善美,东方也不净是假丑恶。 第三,对艺术与设计教育而言,转变思维方式,更是刻不容缓。这是上面讲到的艺术设计的实践需要,或者说是市场的需要,也就是说,客观形势逼迫艺术设计教育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当然,这里有一个怎样转变的问题。 我们的艺术设计,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说,在中国,艺术设计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市场经济发生了割不断的联系。我们搞市场经济,原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艺术设计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滞后于艺术设计的艺术设计教育来说,就更是盲人摸象,难以掌握要领。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摸索,即使没有经验,也会有许多教训。所以,现在是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的时候,认真回顾一下这二十几年的实践,找出一些经验教训,总结一些可以作为指导思想的东西,这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对已经搞了上百年的西方艺术设计教育,要加以分析,一个是分析他们的成功经验,一个是分析他们的失败教训,从中找寻一些适合我们的东西,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方法,大胆引进,大胆消化,使它变成中国化的东西。历史上,舶来品的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存的中国佛教。大家知道,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是中国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 在建立新思维上,我们可以借鉴包豪斯。如果包豪斯没有一批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就不会有后来成为世界艺术设计教育楷模的包豪斯。包豪斯的教育改革,是建立在国家和人民,乃至整个社会的要求基础之上的。从19世纪末叶开始,德国人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想要用它来取代原有的学院体系,并且把工艺与美术紧密结合起来。德国人认为,艺术教育的改革问题,是关系到德国经济生死存亡的大事。德国比不得美国和英国,它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它必须依靠熟练工人和工业,生产出复杂细致的优秀产品用于出口。社会对设计师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想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在艺术教育中采用全新的方法。教授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认为进行教育改革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把美术学院与工艺学校合并起来的教育改革,不是政府官僚提出的,而是教授提出的。他们认为,不应该由自己的人,即美术家来掌管新创办的学校,而应该把它交到一位建筑师的手里。于是,格罗皮乌斯就成了包豪斯的掌舵人。 如果说包豪斯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教育改革,首先是,而且应该是教育家的责任,教育家应该主动挑起这副重担。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将无法设想。当今的世界,是正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与世界同步也好,与国际接轨也好,如果没有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将面临重大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应该有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重新定位艺术设计教育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各种工科院校,如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开设的不同的课程上明显看出来。这两种教育模式本来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但因为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如综合性大学隶属教育部门;专业美术院校隶属文化部门;工科院校隶属各产业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常常“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不相往来”,是天生就决定了的。我们知道,中国的高校招生,历来分文理两大类,演变到今天,这种体制已经波及到基础教育的中学分科问题。而艺术设计学科,也因为这个招生体制,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所以,以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以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又有近二十几年的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各地各校,不分是否具备条件,一窝蜂地上艺术设计专业,更使艺术设计学科的教育模糊不清。不仅学科教育本身模糊不清,也使艺术设计专业在社会上产生许多混淆不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打破文理科界限,把艺术设计教育统一起来,不论其设在什么学校,工科也好,文科也好,都用一个标准确定教育对象和教学方法。这样既能避免学生接受知识上的偏差,也能衡定各类学校的师资和教学水平,同时,也使学生来源得到合理配置。譬如,工科院校招生,强调理工科成绩,所以使一些不具备艺术素质的学生进入建筑设计、产品设计等专业。而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又对文化课程,特别是数理化课程望而却步。现在,由于实行“三加X”考试,这一点在招生上基本上没有障碍,主要是思想再解放一点,把这种选择学生的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也应该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也要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专业之间要有更多的融通性,不要把落在不同学校的相通专业,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师资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或者仿效包豪斯的作法,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不要搞孤芳自傲,专业上的“沙文主义”。有一点需要指出,自从我们开始把艺术设计独立出美术(THEBEAUTIFULARTS)以来,由于艺术设计自身的诸多原因,美术师对设计师总是不屑一顾;工程师对设计师也多有讥讽。这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要不得的。我们不能把“大师”与“工匠”对立起来,大师与工匠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 加强基础教育,为专业艺术教育提供人才保证 本书虽然讨论的是艺术设计的高等教育问题,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又不能不联系到艺术的基础教育。所以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艺术的基础教育问题。 在中国,对艺术和艺术教育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更不要说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这一点从我们的初级教育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从幼教到高中,几乎是把艺术教育置于从属的、可有可无的地步。近些年虽然有所改变,但也只是理论上的变化,实践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为了尽快实现艺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以尽可能短的时间走完这段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比较成熟的经验。 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艺术教育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强化艺术教育。从许多国家的标准和实践看,能够为我们所借鉴的,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艺术教育对象的普及化。把艺术教育作为义务教育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纳入教育计划;二是艺术教育目标的整体化。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高度,提出艺术教育“真正重要的是要唤起创造的热忱,帮助人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三是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实施艺术教育多渠道、多层次,主要有艺术学科教学、渗透性艺术教育,即在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中渗透艺术教育、课外艺术教育活动等;四是艺术教育的个性化。所谓个性化,就是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因材施教,充分开发学生艺术创造潜能;五是艺术师资的专业化。艺术师资都要经过专门培养,取得高等艺术教育资格。 美国在1994年制订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就是一部非常完善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法规,不仅为美国的艺术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为高等艺术教育夯实了预备人才基础。《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对每个学生提出了四门艺术学科(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教育标准。 《标准》提出:艺术教育是为全体学生的,不论其背景、天赋或残疾,都有权享受艺术教育。艺术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辨别充满形象与符号世界。《标准》要求每个学生了解什么是艺术?艺术家如何工作,他们运用什么工具?传统的、通俗的和古典的艺术形式是怎样互相影响?艺术对自己、对社会的重要性何在?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过程中,学生要逐步理解每门艺术学科的本质,以及赋予每门艺术学科生命力的知识和技能。《标准》还对我们当前讨论热烈的艺术与科学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认为,艺术的心智方法与科学发现、技术开发的思维过程相仿;科技不仅是改造经济的力量,还是推动艺术的动力;艺术能够启发学生认识和运用科技手段与达到理想目之间的关系。 《标准》对视觉艺术的规定,涵盖了素描、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电影、电视和民间艺术。视觉艺术可以作为创造活动、历史和文化的探究或分析的基础。学生必须学习视觉艺术中与各类作品相联系的语汇和概念,必须能够运用视觉、口头和书写形式展示自己的能力。帮助学生通过广泛的材料、符号、形象和视觉表现,学习视觉艺术的各种特性,反映他们的观念、感受和情绪,评价他们的艺术学习成果。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标准》又提出了步步深化的具体要求。 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是根据《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要求制定的,其根本宗旨:一,建立全面、透彻、坚实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二,明确艺术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和建设文明社会的作用;三,强调学科的合理联系,力求实现整体教育;四,把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民族背景作为艺术课程的基础,强调艺术教育的文化多样性;五,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效运用,准确理解技术手段、艺术技法和艺术追求之间关系;六,为艺术教育的实施及评估提供严肃的学术准绳和成就衡量尺度。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把艺术确定为基础教育的优秀学科,享有与其他七门优秀学科同等地位的作法,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在基础教育中强化艺术教育的作法,提高了全体中小学生的艺术修养,不但保证了高等艺术教育的学生质量,而且减轻了高等艺术教育中的基础知识教育压力,对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十分有力。这种早期抓普及的教育方法,实质上就是同志曾经倡导的普及与提高的教育方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详尽地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说:“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就艺术设计而言,普及教育不是高等艺术院校的工作,而是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工作。但是,提高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则有赖于基础艺术教育的普及。 第二章走中国化现代设计教育道路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历史,而这二十几年,恰恰又是中国各个领域大分化、大改组最为激烈的时期,商品化以从来未有的攻势,在中国各个领域占着上风。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结下不解之缘的现代艺术设计,从来就无暇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自己的教育。二十几年一贯制,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急匆匆追赶着商品经济的末班车,即使不叫人疲劳,也会令人枯燥、厌倦。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和教育。 教育思想是建立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包豪斯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很容易发现许多教育思想的影子。教育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人民教育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志就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早在1934年在论述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后在中央批转的高等教育六十条、中等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等条例中,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旧式分工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弊端,基于现代大工业生产对人的要求,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其方法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化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未来的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列宁也曾经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教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 对教育思想有过非常准确的解释,他说:“德育、智育、体育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而不是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关的”,“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均衡发展,不均衡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他要求学生“好好学习,加强劳动观点,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为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而努力”。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的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时代要求。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地解释了这个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个思想。包豪斯是工业革命初期的产物,从它成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正确。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不可以把教育思想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实践中来,用以指导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改革,建立新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呢?回答是肯定的。教育思想讲“实事求是”;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要求。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著作选读》,上册,第100页。)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要和实际联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增长才干,而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他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选集》第4卷,第1515页。)1964年8月,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在教学方法上,早在1929年同志提出的红军大学十大教授法,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出,教师教育学生要充分注意学生的情况,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同志提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扬同志这一光辉思想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在如何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上,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对外国文化,认为,“采取排斥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一切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但是“盲目搬运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邓小平对在新形势下发扬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对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到“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体系;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着力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思想的精髓。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的“三个面向”和培养“四有新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精髓,既继承了教育思想的精华,又抓住了时代特征,体现了现代教育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教育思想,是指导我们建立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正确思想,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这一点不但从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得出结论,从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也完全可以得到证明。我们在建立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作法,不同的形式,但最本质的一条不能动摇,那就是必须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果说教育思想(这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么,从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出对我们今天有启发性的东西。这就是教学、研究、创造(生产)三位一体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教学为研究和创造服务;研究为教学和创造提供理论指导;创造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实验基地,同时也为现代设计教育提供可能的经济支持。这种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自包豪斯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西方国家的现代设计教育所采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一直采取这样的教学方式,只是到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整个国家教育走上了停顿状态,这种教育体系也被破坏了,后来学校虽然逐渐恢复教学,但是,极左思潮却把“生产劳动”推上了极至。以至于在推翻极左思潮统治之后,我们对这种曾经取得很大成绩,积累很多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讳莫如深。近些年,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提倡素质教育,才开始回顾这种教育体系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今天的学生来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从家门走进学校门(有小学经中学而大学校门),从未接触过社会,与包豪斯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包豪斯的学生,有点象我们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弗兰克·惠特福德(FURANKWHITFORD)在《包豪斯》一书里这样描绘当时的学生:“最早到魏玛包豪斯来上学的那些学生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是条成熟的大汉,早就被兵役打磨得粗砺起来了,有些人有炮弹震荡后遗症,有些人已经成为残疾。另外一些人还是孩子,已经开始在美术学院里学着绘画或者雕塑,或者已经在工艺美术学校里学着一门工艺技术,他们只是在两校合并的时候,箭简单单地随着老师转到了这里;有一些学生是跟着伊顿从维也纳来的;有些人在此之前已经是合格的艺术家和教师,因为包豪斯前所未有的教育方向而兴奋不已。” 面对我们今天的学生群体,实行三位一体的模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更能培养出社会和市场上急需的合格人才。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但可以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素养,还可以掌握比较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样,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事实上,今天的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不是书呆子型的学生,而是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在社会上,或者市场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些知名的大企业,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对刚刚毕业的学生,甚至清华、北大这样一流学校的毕业生,也表现得相当冷漠,而对在中小企业取得二至三年工作经验的学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说明,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达到社会,或者市场需求的标准,后一部分理应学校完成的教育,事实上是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代替学校完成了。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中小企业叫苦不迭,认为自己成了大企业的员工培训基地和人才储备库。但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又使这些中小企业无可奈何。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而且在持续升温,折射出我们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 诚然,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与包豪斯不可同日而语,譬如,包豪斯由学校作坊进行的教学活动,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与相应企业的联合进行。大量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可以使我们直接采取高新技术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前面提到的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虽然是针对初级和中级教育而言,但也十分明确地提出学生必须掌握新媒体技术的要求。仅就这一点,也足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有些人认为,现代主义已经走向死亡,作为现代主义据点的包豪斯的理论和经验也已经过时,不能再老抱着旧东西不放。这种观点有些片面,当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当中那些科学的东西,却被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接受过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现代主义虽然在逐渐被更新的理论所代替,但它所具有的科学合理的部分,却也以另外的形式,被取代它的新理论所吸纳。所以,就个别意义上说,也许包豪斯的理论与实践有过时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包豪斯的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出一般的、可以借鉴的规律性东西,那么,包豪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教育思想,以及上溯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那样。 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潮时提出来的,它正是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社会对劳动大军的需求,才产生了那样的思想理论。今天,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以适应时代需要为方向,逐步建立起教学、研究、创造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这既符合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 建立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点结合教育体系 当前,在我们的教育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必须强化本科教育,后来又开始强化研究生教育。事实上,这是一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顾客观需要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全国不顾条件具备与否,不顾教学质量,一律办大而全的高等院校的风潮;导致了学校不顾条件具备与否,一律搞大而全的学科教育。这种风潮产生的恶果,是使我们的高等教育有数量而没有质量。 通过社会调查,我们会发现,第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在梯次结构上进行,从来就没有单一需求的状况,社会或者市场,需要“阳春白雪”,同时也需要“下里巴人”;第二,本科毕业生素质个体差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受欢迎的局面;第三,在近几年的人才交流会上,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广东等一些经济发达,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地方,许多知名度很高的行业和企业,专门聘用专科学生,甚至连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也不屑一顾。他们说,我们第一线急需要高级、熟练的技师,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都眼高手低,难以适应生产需要。这说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总是高、中、底按梯次结构进行的;第四,就我们国家当前,或者今后一个相当时期的实际情况看,不可能,也办不到普及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如果勉强的人为普及,那也是以牺牲中国长远教育利益,甚或是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如果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甚或博士、博士后,连国外的技术学院毕业生都不如,那么,我们还谈什么与国际接轨,有什么能力与国际竞争! 有鉴于此,我们在现代设计教育上,应该按着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按专科、本科、研究生梯次分开。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在课程设置上,也要有所区别。譬如,专科教育,以实际操作能力为主;本科教育,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且要有较强的实践指导能力;研究生教育则可以完全理论研究化。此种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同时,因为目标明确,线条清晰,也可以避免现实中的学生素质事实上的参差不齐,滥竽充数。 从实际情况看,社会或者市场需要更多的是能够在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专业技术人才,并不总是需要硕士、博士、博士后,特别是那些图有虚名的研究生。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教育产业化,就把学校搞成以追求最大经济利润的企业,抓住社会上人人都想上大学的从众心里,盲目扩大招生,人为拔高教育身价。事实上,我们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常常不都总是有着博士头衔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美国艺术设计界,它的众多从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并没有象他们欧洲的同行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哲学理论,但是,他们却成为领导当今世界艺术设计新潮流的群体。中国香港的靳埭强,是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但他并没有十分耀眼的博士头衔。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是由小学生培养出来的。美国工业设计的重要奠基人雷蒙·罗维(RAYMONDLOEWAY),创建了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公司,他宣扬现代设计最重要的不是设计哲学、设计概念,而是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他说:“对我来说,最美丽的曲线是销售上升的曲线。”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但是从中也可以感觉到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目的性。 为了使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站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对专科、本科、研究生三点结合的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尽快使它成为我们艺术设计教育的主导体系。 第三章整合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体系 就艺术设计学科当前的教育情况看,整合艺术设计教学体系,是艺术设计教育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涉及到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评定、教师配置等等诸多问题,需要统筹解决。在中国,虽然搞了几十年的工艺美术教育,又搞了二十几年的现代设计教育,但是,到目前为止,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譬如,我们目前的现代设计教学,还没有统一规范的教学内容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和相应的教学评定标准,教师资源配置也不尽合理。尤其是新兴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些学科,如电子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必须得更为突出。这些问题直接造成现代设计教育的混乱和学生获取知识的不平衡,同时也是导致学生能力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充实教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 充实教学内容,整合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教材的改革上。我们目前尚无统一的艺术设计教材,各个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采取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下面以一些学校的本科教育课程设置为例,具体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 第一,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必修科目:素描基础、书法基础、油画基础、國画基础、見微知著──艺术导论、中國艺术传统、西方艺术传统、毕业创作、毕业论文。 术科专业科目:人体素描、实验素描、创意水彩画、设计、摄影基础、凹凸版画制作、立体设计基础、混合媒介、陶艺基本技法、行草、楷隶、篆书与篆刻、山水初阶、花鸟初阶、人物初阶、現代水墨初阶、书法专修、丝网与平版版画制作、西画进阶、空間与裝置艺术、陶塑艺术、雕塑─造型与物料、摄影进阶、山水进阶、花鸟进阶、人物进阶、現代水墨进阶、绘画创作室、当代绘画创作室、国画创作室、书法创作室。 学科专业科目:中国宮廷绘画、传统与变化──中国文人画、考古与入门、港澳考古、東亚宗教艺术──印度、南亚、中国、韓国、日本、中国古典书法传統、士人的艺术──宋至清书法、西方現代艺术──現代主义与理想世界的追求、新时代的挑战──二十世紀中国绘画、当代西方艺术──后現代时期的艺术取向、艺术游观、后启蒙运动、革命时代到現代世界──1750至1860的欧洲艺术、三城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斯、威尼斯与罗马的艺术、东西相遇──香港的艺术、中国佩玉和葬玉、中国陶瓷──历代名窯擷英、吉金──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国艺术史专题研究、瓷都景德镇──晚期中国陶瓷史。 第二,台湾大叶大学造型艺术系 课程设计 造形艺术的三大领域为: (一)绘画组:包括油画、水彩画、水墨画、膠彩画、粉彩画以及插画、版画等课程。以此基础,可向“应用绘画”发展; (二)雕塑组:包括雕刻(含石雕、木雕)、塑造二类立体造形以及裝置艺术等课程內容;將來除了当雕塑艺术家之外,并可向各类工艺及产品造形方面发展; (三)工艺组:包括有陶艺、金工、编织、漆艺等工房。在应用上,可向相关产品创作上发展。 课程安排 校定必修:国文及应用文、英文、英语听力、生活英语、本国历史、立国精神与宪法与立国精神、通识、法学素养、心理学、計算机概论I、军训、体育。 院定必修:英语文能力检定、計算机概论Ⅱ、工厂实习I、Ⅱ、艺术概论、素描I、色彩学I、造形原理、造形基础I、摄影学、艺术史I、设计概论。 系定必修:素描Ⅱ、Ⅲ、Ⅳ、造形基础Ⅱ、综合素材I、Ⅱ、西洋艺术史、本国艺术史、当代艺术史、美学概论、艺术哲学概论、专题研究I、Ⅱ、毕业制作I、Ⅱ 专长分攻(任选一组):绘画組:绘画I、Ⅱ、绘画材料学I、Ⅱ。雕塑組:雕塑I、Ⅱ、雕塑材料学I、Ⅱ。工艺组:工艺I、Ⅱ、工艺材料学I、Ⅱ。 共同学修:图学、艺用解剖学、进阶艺用解剖学、工艺概论、金工工藝I、Ⅱ、纤维艺术I、Ⅱ、染色、陶瓷工艺I、Ⅱ、漆工艺I、Ⅱ、水墨画I、Ⅱ、版画I、Ⅱ、油画I、Ⅱ、水彩画、粉彩画、膠彩画、书法、插画、石材艺术I、Ⅱ、木属艺术I、Ⅱ、塑造I、Ⅱ、裝置艺术I、Ⅱ、民俗学、裝饰图案、光影艺术I、Ⅱ、玻璃工艺I、Ⅱ、台湾艺术史、艺术心理学、素描研究I、Ⅱ、雕塑結构研究I、Ⅱ、西洋雕塑史、中国雕塑史、传统漆工艺研究、漆画创作、油画研究、绘画创作研究I、Ⅱ、浮雕創作、环境艺术、喷砂艺术、铸造、雕塑与环境研究I、Ⅱ、艺术评论、艺术管理、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学、特別讲座I、Ⅱ、电脑艺术I、Ⅱ、、音乐鉴赏。 第三,东华大学美术学院 装璜艺术设计主要课程:一、平面设计:设计概论、构成设计、图形设计、色彩设计、字体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标志设计、插图设计、摄影技法、计算机辅助设计、企业和机构视觉形象设计、销售环境设计;二、广告设计:综合造型基础、综合设计基础、广告概论、广告文案与创意、市场营销、媒体研究、广告摄影、计算机图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立体广告设计、平面设计等。三、摄影专业:摄影史、摄影机械、感光材料、摄影技术技法、暗房工艺、构成原理、平面设计、人像摄影、广告摄影、产品摄影、摄影艺术创作、计算机图形设计;动画专业:综合造型基础、综合设计基础、透视学、影像表现编排设计、字体设计、图形设计、动画美术设计、原动画技法、影视广告、漫画、计算机辅助设计、电影、动画赏析等。 工业设计主要课程:美术史论、设计史论、设计美学与设计文化、设计思维、综合设计表达、综合造型基础、设计概论、材料及成型原理、计算机辅助设计、人机工程学应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创新性产品设计、改良性产品设计、网络设计、虚拟现实设计、多媒体艺术设计、三维动画设计、展示概论设计、展示环境与空间设计、博览策划与设计、汽车设计程序、空气动力学、汽车造型设计、非机动交通工具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主要课程:环境艺术设计概论、环境行为心理学、中外建筑史、建筑设计基础、人体工程学、设计方法与程序、设计标准与预算、室内设计、装修构造设计、陈设艺术设计、家具设计、景观设计、广场设计、园林设计、专业调研与实习、工程项目实践。 第四,清华大学 工业造型设计主要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法律基础、经济管理基础、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计算机组成及网络、3D-STUDIO、素描、色彩画、基础图案、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摄影、中国工艺美术史、设计基础、雕塑、画法几何、模型技法、设计制图、设计与消费心理、人体工程学、材料与加工、设计概论、设计思维与方法、专业史论、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中外建筑及室内设计史、专业课程、材料表面与装饰工艺、视觉设计、三维电脑设计、环境设施设计、日用器具设计、工作机具设计、改良性产品设计、开发性产品设计、展示设计、装饰造型、实习课程、毕业展览、毕业设计(论文) 第五,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主要课程:马克思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法学基础理论、体育Ⅰ、体育Ⅱ、体育Ⅲ、素描Ⅰ、素描Ⅱ、计算机应用、色彩Ⅰ、色彩Ⅱ、绘画透视、艺术概论、英语Ⅰ、英语Ⅱ、平面构成、美学原理、装饰绘画、中国画(人物、花鸟、山水)、设计概论、文字设计、立体构成、摄影Ⅰ、摄影Ⅱ、色彩构成、黑白画、实用工艺美术设计与民间艺术、图形符号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室内外装饰与装修、包装设计、丝网印刷工艺、广告设计、摄影、色彩写生、电脑美术平面设计、容器造型与纸结构设计说明、书籍装帧、平面广告设计、销售心理学、电脑创意、印刷工艺、学年论文Ⅰ、学年论文Ⅱ、毕业设计、毕业论文 上述五个学校,横跨两岸三地,虽然不能代表所有艺术设计学科,但是也很说明问题。第一,艺术设计学科交叉广泛,加大了各地各校在课程设置上的随意性。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严格划分专业界限外,全体学校都是以某一专业为主,向其它专业延伸,延伸的深度和广度则视自己的情况而定,这一点在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和上海东华大学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对专业实行三级细划,严格界定专业,各自形成独立的教学系统,互不介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长期的工艺美术教学,使它们形成了这种模式,所以,在它们身上就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三,极为重视政治理论教育,除香港中文大学外,都在这方面显示了非常突出的特征。清华大学没有列出这方面的课程,但也决不会少,虽然这种教学常常流于形式,但是学校却从来没有放松。第四,忽视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点在内地的学校中表现最为明显。譬如对艺术设计都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易学文化、儒、道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辞歌赋。第五,对艺术设计的媒体,或者说使用的技术手段,表现了十分明显的传统观念,对影响艺术设计的科学技术,几乎被所有学校忽视。而这一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艺术基础教育中,都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通过上面的概略分析,我们是否可以整理出下面这样的思路: 第一,承认艺术设计学科的相通性,加大共同性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产品设计(包括建筑、工业等等)、平面设计、环境设计、装置设计等等,在艺术设计这个大概念下,大范畴里,它们之间的总体共同性,远远大于个体差异性,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更多的体现在它们各自的不同工艺上,而这又是它们各自学科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加大共同性课程的设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培养高素质艺术设计人才必须的。这种加大,不但要有广度,而必须要有相当的深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叶大学基本上是按着这个思路进行教学内容设计,从他们的课程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共同性专业课程的比例,远远大于个体性专业课程。这种模式,可以使学生在学校受到更加完整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同时也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专业素质。表现了明显的市场取向意识。 第二,在共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各自深化的专业。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叶大学在这方面显示了更多的灵活性。在接受比较全面、完整的艺术设计学科教育基础上,由学生自己根据各自的喜好选择不同的专业课程,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不必事先划定更细的专业界限,譬如清华美术学院对专业的三次划分。此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全面掌握艺术设计专业总体知识,也有利于学生走向社会后的就业选择。这里所说的就业选择,并不是指学生对工作岗位的选择,也包括社会岗位对学生的选择。这里有一个现实的个案,某内地重点大学的一位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去某用人单位应聘,在试讲课时,这位学生讲CI设计,这是当前很受社会重视的一门课程,讲的很好,在现场听讲的用人单位的领导、教授、学生,都非常赞赏,表示了几乎一致的满意和接受。但是,后来有领导说,这位学生的确比几个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讲的都好,但我们这次招聘的岗位是工业设计教师,而他是艺术设计毕业生,于是就出现了用人上的以细划专业画地为牢的局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一次、二次、三次细划专业,并不一定很科学,这种思路既不符合综合素质教育的思想,也不利于人才市场上的双向选择。从根本上讲,就是于有意无意之间,制约了人才的最佳配置。所以要改变一下目前专业划分上的误区,使整个艺术设计专业的学习更具有融通性。 第三,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教学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保证设计师创造力的必不可少的功底,我们应该在现代设计教育上有所充分的体现,增设这方面的课程,加大这方面的教学力度。具体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专题讲座、沙龙式研论和传统授课等不同形式。这方面,不但要讲技法,如中国书画的技法。更要把重点放在研究它们的思想上,它们所体现和展示的深邃意境上。譬如晋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可以从曹植的《洛神赋》、张华的《女史箴》等文章中激发出流传千古的名画;唐代的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写出了美妙的辋川诗歌,创造了著名的辋川园林艺术,作出了绝伦的辋川山水画,这是为什么?所以,要使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和艺术时,在“博大精深”、“融会贯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第四,在学习和掌握传统艺术设计知识的同时,应该提高对新媒体这个艺术设计载体的认识。这就是说,要积极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能够使学生熟练运用高新技术工具和表现手法。比如我们现在还把爬图板的手工绘图,当成产品设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岂不是太滑稽了吗?现在我们到处都在宣传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问题,科学家讲,艺术家也讲,设计师更讲,但体现在现代设计教育上,却还是各走各的老路,这就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我们的艺术设计与市场结合的那么紧,与工业化结合的那么紧,这本身就要求我们的现代设计教育,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来。这方面,一要提高认识,二要加大投入,三要全面推广。 第五,加大材料科学的教学力度。对于现代设计来说,材料的掌握和熟练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产品设计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譬如建筑设计,没有对新材料的认识和熟练运用,就不可能设计出集艺术与科学一体的优秀作品来。信息时代,材料科学发展很快,一个面向未来的设计师,必须及时的掌握他的变化,熟练运用它的优越性能。当前材料科学正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高科技含量的新材料,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材料,必须让学生掌握这些材料科学的发展趋势,在设计中熟练的运用它们。 第六,加大实践课程的内容、方式和课时。现在我们过于强调“学院化”教学,在教学实际中,常常把实践,或者叫实习,当成儿戏,流于形式化。教的不认真,学的很马虎,根本起不到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增强理论教学知识的效果,这几乎成了中国内地学校的通病。事实上,这种必要的实践课程,对艺术设计这门具有较强应用性质的学科,是非常必要的。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种实践课程,今后可以走与企业和社会联合的路子,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做,而且做出的东西就叫它成为产品,进而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这是一种主动的实践教学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被动实践教学带来的不良因果。 如果把上面的思路整理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教学内容的整合,一,思想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更包括东西方艺术与科学、设计与技术思想理论等;二,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艺术教育,包括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易学文化、老庄学说、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含有诗辞曲赋)等;三,专业技能教育,包括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创造能力、操作水平、科技运用等。三者之间,前两者是学生的软件,后者是学生的硬件,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如同一台计算机,软件、硬件缺一不可。按着这个思路设置课程,不是在旧基础上的课程表的简单增删,而是在新思维下的总体整合。 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应该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艺术设计,归根到底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在这全新生活里,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所以,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化与艺术,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一无所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不可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因为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取得今天的可圈可点的艺术设计成果;靳埭强、韩美林等人,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也决不可在申奥会徽的竟标中,一举夺魁。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比较详尽地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设计的巨大影响,这是传统文化与艺术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体现。那么,作为为社会培养设计人才的教育,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与艺术,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浩如烟海,从何而教?从何而学?诚然,我们不是历史专业,也不是哲学专业,更不是文学专业,我们不可能叫学生作为专业学者去研究它们,我们只能学思想,学方法。特别是易学文化思想、老庄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中包含的意境美、语言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打下坚实的创造基础。我们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甚至科学家,都曾经从我们民族文化与艺术中,引发出创造的灵感,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不朽之作,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前面已经多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接受完整的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同时,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熏陶呢?这里提出三种可资借鉴的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专题讲座;二是学术报告;三是沙龙式讨论。 第一种方法,可以在每学期,规定出若干的专题讲座,系统地、概论式地对易学文化、老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曲、赋等,进行专题讲座。这种专题讲座,要有知识性、趣味性、针对性。所谓知识性,就是使学生获得比之以往的泛泛学习,掌握更多的有关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信息;所谓趣味性,就是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外,有更浓厚兴趣、更自觉的意识去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相关问题;所谓针对性,就是使学生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与艺术,与自己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介入,使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综合性的创造能力。 第二种方法,可以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就某一课题,或者某一方面内容,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有专人讲演,也可以大家都发表自己的学术报告。这种学术报告会,必须具有较强的实际针对性,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紧密性。前者要求把传统文化,或者古典文学与艺术,有针对性地运用于自己的专业;后者则要求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 第三种方法,可以由任课教师,在学习的不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召集学生进行讨论,使学生在接受一种新知识后,有机会反刍消化,并且有机会通过讨论,产生一些新奇的艺术或设计灵感。大文学家苏东坡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常读常新,这是大家都能在学习中经常体验得到的。 当然,上述三种学习方法,也不是绝对的,也可以有更多样化的形式,譬如专题讲座与沙龙讨论的结合,与学术报告的结合,与学生作品展示的结合,甚至可以多种方法交替进行,穿插进行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不间断地、持续地教与学的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而提高教与学的质量。 科技成果应该反映和促进艺术设计教育水平的提高 现代艺术设计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这种理论和实践成果,仍然伴随着人类的不断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更新着,变化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随时把科技成果反映、或者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上来。现代设计艺术是一种实用艺术(THEUSEFULARTS),或者是应用艺术(APPLIEDARTS),它与“纯粹艺术”或者美的艺术(THEBEAUTIFULARTS)不同,设计,原本就是美的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和两者的载体。所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理所当然应该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紧紧追踪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及时把高新技术成果引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总是用旧的知识、旧的方法,教育未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使他们背负着旧的知识走向新时代。信息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已经由过去的上百年、几十年,发展到三至五年,所以,必须用不断更新的知识武装未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信息社会,高新技术在层出不穷的涌现,譬如电子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正在冲击着传统艺术的载体;材料科学的进步,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促使产品的加速更新换代;建筑科技的发展,也正在使智能建筑、生态建筑走人们的生活,等等这些,逼得我们应顾不暇。站在时代前沿的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去传授手工艺时代的技法。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许多有关艺术与科学的互相介入、互相结合,即艺术与科学的互动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只是强调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没有理由不加快观念的更新,把艺术与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高新技术直接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至于那些已经变成历史知识科技成果,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到艺术史,或者设计史里面去讲,也可以作为常识性知识讲授,但不必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重点。信息时代的交通工具正在飞速发展,我们再去讲授马车的美学原理、马车的造型艺术,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可能把学生引向高新技术时新日异的信息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引起了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及科技与教育地位的深刻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使教育面临大幅度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调整。办学体制、招生制度、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将根据社会需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比例大幅度减少,而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社会对人们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建立终身学习制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的优秀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教育不再仅仅是服务的、从属的,科技与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并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 21世纪,我们面临的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环境。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及,已将世界连接成为整体,各领域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全球性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其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知识,能力和素质。2l世纪的教育观必然是国际化的教育观,必须把我们的教育放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和定位,没有这样的理念就难以搞好未来的艺术设计教育。 综上所述,现代设计教育可以成为艺术设计的制约因素,也可以成为艺术设计的促进力量。这一点,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教育模式、教育体系是否适应时代的要求,取决于我们的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是否能够及时更新观念,建立新思维。如果把这一章节讨论的问题加以归纳概述,只有三句话:树立全新思维,整合教育资源,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体系。 本文关键词:艺术设计教育体系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社会发展与艺术设计研究论文 摘要:现代社会一方面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带来科技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却展现给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介于艺术与科技之间的新学科和职业,不仅要实现各种以肉体为对象的实用功能,而且,在这种压力和陌生地生活环境面前还应该尽量体现对人类精神进行抚慰的功能。 关键词:现代社会艺术设计慰藉功能 就艺术设计这一创造性的活动而非名称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器物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就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⑴所以,虽然艺术设计在20世纪以前没有能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没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出现,但是其上述的一些特点却能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被体现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以往的社会发展来看,人们拥有关于衣、食、住、行、乐的各种造物所包含的形式及功能基本能达到相互统一。然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地到来,随着科技进步引发的又一次工业革命地出现,艺术设计所应囊括的各种价值及功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些偏差和遗漏。至少就现阶段而言,艺术设计所要体现的慰藉功能没有完全得以实现。这是始料未及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各类产品都得到极大地丰富,而作为弱小个体的“人”由于被分布在一个节奏飞快、人造物充斥周围的环境中,其心理及生理则难免会出现种种不适。这时,属于上层建筑文化领域的艺术设计应该分担起缓减这一压力的重责。而本文试图将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艺术设计相联系,谈点有关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 一 丹纳很早就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阐述过艺术作品须臾不可与环境分离这一观点。同样的道理,在谈及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之前,我们应该先分析艺术设计正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以及这种环境对艺术设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毕竟,艺术设计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它应该对社会生活作出反映,同时还要反作用于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学技术跳跃发展的时期。所谓“跳跃发展”是因为当今人类进步呈现出连锁式的阶段性飞跃。由于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不可能始终获取直接经验,只能借助于纷繁复杂的各类知识、信息及技术等间接经验,才能进行再加工再创造。所以,当一件新的造物出现以后,以该造物为基础的其他产品会应运而生,从而使这个世界以比以往快几十甚至几百倍的速度迅猛发展。人们最熟悉的例子便是建立在大科学和大科技基础之上的计算机的发明及应用。它标志了又一轮科技革命地到来,并始终以其独特地生产方式不断地为现代社会注入发展的活力。而设计的本质是“为人造物的艺术”⑵,它在这种“跳跃发展”中更能体现自己的优越性,不仅可以借助科技成果丰富自己的素材及制作手段,而且还反作用于科技,为其提供具有艺术特征的产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和技术对生产方式的改变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日益与艺术设计相联系,与其共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同时,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制开发及应用为艺术在形式及内容的多样性上提供了可能因素。“仅以现代家具为例,就有单元系统家具、塑胶吹气家具、纸板家具、聚脂家具和超高堆积家具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⑶此外,科学技术对思维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新的设计理念及思维,使艺术设计呈现多元趋势。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波普艺术、欧普艺术、幻觉艺术、偶发艺术等等都对现代生活观念及设计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艺术设计在这个时代更能体现风格化创作倾向,同时其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也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更为加深。 二 但是,科学技术一直被誉为一把“双刃剑”,它既造福了人类,变革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全球性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布热津斯基说过:“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技术电子’的社会:一个在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多方面都按照技术和电子学,特别是计算机和通讯来塑造的社会。”⑷所以,如果科技的负面影响波及到整个社会的时候,其产生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一直困扰人类的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膨胀、粮食匮乏等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 艺术设计在这种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就现状而言,很多艺术设计作品给人的印象多是局促、不安、焦躁、机器味过重、多种类设计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沟通。尤其是电脑艺术兴起以来,人们更加依赖计算机这种工具,想方设法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手工工艺的设计,制作。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计算机与网络艺术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开拓了多种新的设计领域,但是机器痕迹过于明显的问题一直是电脑与网络艺术挥之不去的阴影。 与艺术设计领域一样,其他艺术创造领域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这个尖锐的问题困扰着。就拿音乐创作来说,计算机技术赋予其自身主题和风格以过分的焦灼和狂乱。使人与人之间好像产生了机器零件相互摩擦碰撞的特殊感受。例如,西方社会在80~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种电子舞曲--Techno,它的诞生使一种动作狂乱、奔放不羁的新舞蹈“锐舞”(Rave)变成人们发泄焦虑不安的渠道。“Techno音乐、昼夜狂舞的Rave舞蹈以及舞场上广泛使用的,给人带来的,是被一些英国作家称为‘集体脑休克’和‘借助化学手段对黑夜无感知’。”⑸但是,无论在哪种形式下的艺术创造领域,这种发泄终归不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它那种特有的畸形的性格可能会最终没落社会文化艺术。人类自身已在这个社会下承受了太多的压力,社会进步的步伐迈得越大,走得越快,人们内心的局促、不安、恐慌及压抑的感觉就越强烈。如果再对其精神世界给予缺乏人情味的冲击和刺激的话,人类心理和生理状态必然会相应地产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变化。 虽然,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科技的影响下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变革,但是文化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却表现为时不时地利用可能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甚至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着经济基础的长远发展。因此,缩小到艺术设计领域中看,人们正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寻求一种解放自己心灵使身心压力得以缓减的有效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将健康的思维方式投入到正常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去。这时,设计艺术慰藉功能就应该被立即提上议事日程。 三 就字面理解,慰藉有抚慰,安慰的含义。功能则是指事物应发挥的作用。但是,要想在较深层面上去了解其含义,先从艺术设计的目的性方面着手分析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艺术设计发展到今天,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否认其明确的目的性。“不过,这种目的有双重本质:既是具体功利的,又是社会的”。⑹根据设计的本质可以推导出艺术设计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活动,是一种具有艺术质的造物行为。因此,它所具有的社会目的性是通过作为“人类与世界调解的工具”⑺这一面貌展现的,它具有多种的复合价值。既然是调解工具,艺术设计在满足功利目的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如何实现社会价值。换句话说,艺术设计不仅是通过造物和实现物品的实用性来服务于人类群体,还必须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一类人的情感,并非只就是设计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则是体现社会价值的一种载体,肩负起就设计领域来说应该具有的抚慰、安慰作用。一方面,人们在享受艺术设计成果时净化解放了心灵;减轻了身心压力;抚慰了焦躁的情绪;舒缓了疲惫的感、知觉。另一方面,艺术设计为达到这一目的(内容)而采用了适应人类心理及生理的功能外在手段(形式)。因此,慰藉功能实际上是内容与形式在为达到统一过程中而努力具备的一种合目的性的理性因素,它的任务是在快节奏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中调节人际关系,引导竖立较为正确的生活消费观念,舒展和升华人类灵魂,使人们在体验物质生产发展成果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文化领域的同步发展,逐渐达到人类全面发展,从而既体现人的自我价值,又服务于社会,改善社会发展所具备的综合素质。 艺术设计的目的性决定着其功能性,但这些目的归根结底还源于人类的需求。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所以功能的概念也应该是多层次的。设计者的职责便是将人们朦胧的需求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功能目标。在当今时展中,人类物质需求虽然复杂并且繁多,但对这种要求的功能性满足相对容易实现,且较直观,甚至具有可视性,易于衡量。然而那种在局促焦躁环境中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却不是很直观的,可具体操作的。满足这种需求就要以一种包含在设计作品中的气质或魅力为载体的慰藉功能来实现。诚如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吃、穿、用等物质需要都有一定限度,比较起来容易满足。但精神的追求却不是这样,它常常是无限的,不好解决,难以满足。”⑻所以,艺术设计才必须在造物的同时考虑到其产品的精神含量。当艺术设计所体现的精神气质或魅力在目标市场的精神追求中寻求到共鸣时,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就得到了实现。这其实遵循了格式塔心理学派所提出的“异质同构”原则。也就是说,当艺术设计作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中所定位的目标群体的心理感受能在该或该类艺术设计作品中得到肯定的释放的时候,或者说,艺术设计作品使目标群体在心理和情感上获得一种最简单,最规范和最对称结构的时候,艺术设计才慰藉了目标市场,从而使其在精神上感到满足。说到底,这是一种心理平衡。人类由于前述的各种原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或多或少失去了一种内心的平衡机制,而艺术设计则可借助多种手段来平衡人们的内心机制,使其在精神上感到舒适。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艺术设计慰藉功能还是从属于功能实用性的,是其实用功能在精神方面的体现,即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所以应该是有用的。 不过,艺术设计的这种慰藉功能最终还必须通过物质手段表现出来。这里就涉及到表现方式的多元化。正如李泽厚先生认为的那样:“真理是一个由许多方面构成的整体。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要求去接近它……”⑼从这层意义上说,慰藉功能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这也进一步丰满了艺术设计作品,从多种角度改善其质量提高数量,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的需求。此外,马斯洛曾经把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种:生理的,安全的,爱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设计的慰藉功能则可通过各种物质手段,根据这五种需求由浅入深地逐一实现,体现不同阶段功能目标。而在这层意义上,慰藉的对象不同,被要求的内容不同,最终导致其表现方式的不同,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规定了慰藉功能的多样形式。 然而,强调多样性不等于孤立统一性。在保证表达方式由多种语汇构成的同时,还应该将设计作品的品格统一到对目标人群进行心灵安慰及教化这一主旨上来。任何设计都不能以牺牲这一原则为代价来获得谄媚于多样性的途径。如果舍本逐末,脱离其慰藉功能宗旨抽象地谈论多样性,那么结果只能使设计作品得不到共鸣,实现不了其社会价值,而仅仅成为设计者孤芳自赏的个性表现品。 综上所述,艺术设计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找到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矛盾的方法,实现自己多种价值结构,服务社会。然而,目前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还未能得以充分体现,这不能不说是艺术设计要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因为,为了实现慰藉功能就必须先了解社会问题,研究造型心理、色彩心理、人体工学等等各类复杂学科。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才有可能在一般意义上体现艺术设计对目标市场的抚慰效用。如果要更深地把握慰藉功能的实质的话,还应该研究历史、哲学、民族民俗学等等。这些学科从某种意义上更能让人们在作品中得到共鸣,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性研究活动,而是几代人共同努力,不断摸索的长期过程。所以,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所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它不是单靠一两句话就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但是有一条原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艺术设计的慰藉功能应该注重“以人为本”,而此处说的“人”并非指单个的人,而是整个人类群体。只有坚持这一理念,艺术设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就能起到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更大的价值,从真正意义上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是艺术设计在计划与实施阶段主要的思维方式,二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而它们在艺术设计中的有机结合则会提供一种处理理性与感性之间关系的较为正确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理性感性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当谈到理性与感性时,人们很自然就会联系到“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必然发展”:“感性认识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等等这一系列的哲学论题。的确,就认识事物的过程来看,认识必须经历多次反复最终形成无限发展。同样的道理,作为20世纪新兴学科的艺术设计,其被认识的过程也是必然要经历这种阶段的。虽然今天它所涵盖的内容及形式应该说已基本完善。但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所谓的纯艺术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纠葛一直是如何较为正确认识艺术设计所面临的课题之一。人们通常孤立地看待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认为前者过于理性,是哲学家的思考方式,而后者比较感性,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思考方式。一些从事设计艺术实践创造的工作者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纯感性的经验思考中去,并且始终把持着这种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津津乐道。甚至连某些相关教育工作者也只是流于表面地利用一些思路不甚清晰的经验或教条来传道授业,而很少能在较深层次去探讨设计艺术在思考与制作过程中的科学因素。毋庸置疑,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的。因此,本文试图就艺术设计在创造及实践过程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区别与联系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旨在引起对设计思维如何以更科学面貌出现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艺术设计中的逻辑思维 “逻辑”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方面,在传统逻辑影响下,“逻辑”被认为是研究思维的科学。而在现代逻辑中,它却被普遍定义为研究推理的科学。事实上,由于传统逻辑把逻辑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混淆了,带有严重的心理主义色彩,因此“逻辑研究推理并且主要是研究推理形式”⑴这一解释则更显得合理一些。逻辑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本质),即“必然地得出”。逻辑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这样写到:“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地由它们发生。”⑵亚里士多德通过其创立地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具体阐述了这种“必然地得出”乃是可以依据一种能行的方法一步一步进行的。现代逻辑在传统逻辑观念上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得出了逻辑的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构造形式语言,另一个是建立演算系统。在今天,通过这两种特征的实施及运用,“必然的得出”有了更明确的有效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逻辑是一种有规律的,严谨的科学方法。 另一方面,“思维”相对来说则主要在于心理范畴,它是“感觉、知觉、记忆、思想、情绪、意志这一系列心理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⑶。它的类型也是非常繁多的,“譬如从表述的角度说,有形象思维、技术思维、逻辑思维;从认识的角度说,有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知觉思维、灵感思维;从哲学的角度讲,有具体思维、抽象思维,此外还有单一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顺向性思维和反馈性思维,等等”⑷。 逻辑因素在思维领域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是以推理为表征的,极不同于想象、联想,也不同于音乐、美术所体现的形象表达(虽然音乐、美术中也有某些逻辑因素的存在,但主要还是以形象因素为构件的)。推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不能由经验直接得到的知识,而且还能获得不能由感觉和知觉直接得到的知识,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较纯粹理性思维活动,更多地以必然的前提推导出必然的结果,尽管其推理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最终“必然地得出”却是唯一的。 逻辑思维对于艺术设计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逻辑思维的进行是通过一系列的推理而寻求“必然地得出”。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获得“必然地得出”——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中满足目标市场,体现多种功能,实现复合价值。因此,当逻辑思维被引入设计领域时,它便可以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性方法或工具,从而指导艺术设计的思考及实践过程。 艺术设计在实施制作之前肯定受到某种需要、目的或精神趋向的限制和驱使,这就需要运用一定的逻辑思维对各类相关因素进行充分理性的分析和理解,从而力求在造物过程和造物产品中体现这种需要、目的或精神趋向。在这一阶段,艺术设计首先获得的是一些必然的前提(在此可被称为“命题”),逻辑思维的作用就是以这些命题为基础,通过多样性的推论形式最终获得“必然地得出”这一结果。我们以对一个椅子的设计为例来进一步说明逻辑思维的运用。在设计椅子之前,设计者获得了如下信息:A.人们正需要一种造物,可以满足“坐”(有时可能是“躺”)的需求;B.这种造物必须让人在生理上感到舒适;C.此造物应符合一类人的文化心理;D.这一造物须被安置在恰当功能空间中。首先,根据第一条命题的规定,设计者通过逻辑思维得出这样的推论:应该设计出一种有一承重面一支撑体或有多承受面多支撑体的造物;其次,通过第二条命题,设计者推导出了需要一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承重面一支撑体或多承重面多支撑体的造物;第三条命题则进一步使推论走向对造型和色彩以及心理因素的思考中去;而在最后一条命题中不难发现,这种逻辑推论最终结果必然会要求一种实用的、体现功能的、在一定条件下体现文化内涵的、多联系的造物。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例子只能体现一个简单的逻辑思考过程,实际设计思维中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成分,推理顺序可能并不像此例一步一步进行,推理的形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并且还可能伴随着形象思维的参与。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这种理性思考过程中,设计须掌握较为清晰、明确的设计目的,以便通过随后相关思维活动将其转化为设计方案或实际造物。 前面我们已提到过现代逻辑的两个特征: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演算系统。当建立演算系统这一特征体现在思维活动中时就能转化成一种科学的方法对艺术设计过程予以指导,尽可能摆脱盲目的经验化技术表现。 众所周知,物质世界存在着三种规则基本形:圆形、矩形和三角形。艺术设计总是以这三种基本形为基础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复杂形态的。但是,如果缺乏演算系统推论的话,设计者所创造的复杂形很可能存在着过于感性的因素。换句话说,当没有逻辑演算参与形的创造时,感性直接创造的复杂形很难以规律的形式体现,符合功能和审美造型原则的几率是很小的。这就会导致浪费大量资源、资金和时间用于经验的探索,得不偿失。所以,建立了演算系统的艺术设计就有了产生造型推理规则的可能性。同理,艺术设计如果在色彩领域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演算推理一样可以掌握适当的色彩规律,尽量避免了视觉或感觉带来的误差。以色彩调和为例,孟谢尔从均衡的角度提出了互为补色的一对色彩调和关系上的分量方法。他用公式表示了色面积的均衡,这可以通过色彩明度数字与纯度数字的乘积比例来完成,即 (A色的明度×纯度):(B色的明度×纯度)=B面积:A面积。 综上所述,在艺术设计中引入逻辑思维是大有裨益的。至少,逻辑思维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被用来减少可能由感性材料和认识局限所产生的偏差,拓展了形象思维的作用发挥范围,并与之共同发展构成较科学的方法论。 二、艺术设计中的形象思维 在谈及逻辑思维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和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和意义。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状态,形象思维是一种较感性的思维活动,具有与其他思维方式极为不同的特征。 首先,“形象”要素是其优秀。 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进行的,这些事物的信息以各种形式的形象作为载体,通过感觉器官传达给人类大脑,从而形成诸如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形象类型。艺术设计“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一个部门”⑸,其成果既是艺术品又是一种产品。从艺术的角度说,形象是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从产品角度说,形象是设计产品的视觉叙述。没有了形象,设计艺术就没有了思维载体和表达语言。它与文学、音乐等其他文艺形式有所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不能凭感官直接把握的,需要通过语言的中介,经过读者的联想与想象才能得以实现;音乐虽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听觉,但其创造的形象却是不够明晰、不够确定的,仍然需要通过声音的中介,引起听众的联想与想象。”⑹艺术设计中的形象则不同,它是一种视觉形象,在时空中有明确的形式,感官可直接把握。 第二,“想象”是形象思维的基础。 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把想象力看作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黑格尔曾说过:“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⑺。心理学通常认为:“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⑻。因此,想象是形象思维的较高级阶段,也是艺术设计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思考方式。一般情况下,它要通过两个阶段才能体现创造性。第一个阶段是掌握现实形象阶段。此时,想象通过各类感觉器官获取大量具体详实的形象资料。这就为进入下个阶段做了一个现实预备,从而使形象思维的运转拥有了切实的原材料。第二个阶段是选择加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理性因素已开始启动,即通过蕴涵在设计作品中的目的性和设计者自律的目的性对感性形象进行规定,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筛选出合目的性的形象素材。 第三,“联想”是形象思维重要手段。 休谟曾认为:“当心灵由一个对象的观念或印象推到另一个对象的观念或信息的时候,它并不是被理性所决定的,而是被联结这些对象的观念并在想象中加以结合的某些原则所决定的”⑼。在想象的基础上将各类因素观念进行有机结合,艺术设计的创造性便可以得到发挥。因为设计者经历过想象过程后,在思维中已有了一个感性到理性上升的阶段,而联想则将理性阶段再次溶于一种感性范围中去,并通过感性形式表现,从而取得合乎设计要求的形象。 由此可见,形象思维是一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发挥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借助想象、联想甚至幻想、虚构来达到创造新形象的思维过程,它具有浪漫色彩,并也因此极不同于以理性判断、推理为基础的逻辑思维。 那么形象思维在进行过程中有哪些方式呢?从一般意义上说,设计者在运用形象思维创造时通常采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深化法”,即通过对来自生活但比生活更典型更集中的形象进行加工和深化,在思维中创造较为生动的新形象。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加强和深化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在客观基础上进行分析。第二种是“分化法”,它类似于图案中的写生变化,即由一种形象拓展出多种形象,并保持原形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符号。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上被称作再创造,它主要是以再想象为基础的。第三种是“变异法”。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思维活动中往往带有某种虚构和幻想成分,同时也最具创造性。设计者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已有的形象资料基础上分解、组合、打散、构成为不同新的形象。这种思维方法在毕加索的绘画中比较常见。他的《亚维农少女》就曾将处在右下方的一位少女形象通过打散构成创造出一种耳目一新的造型。 形象思维通过上述的特征及方法在设计过程中体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作为设计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设计者提供三种具体表现形式:首先是原形模仿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建立在深化法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表现形式。设计者在设计实践中以各种原始的生活形象为原型,通过深化法,以一种模拟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使目标消费市场产生共鸣,达到最终审美目的和实用目的,完成多种价值的实现。其次是象征表现形式。它可被视为分化法形象思维的具体表现。设计者主要从原始形象中提炼出一般性共同特征,并以自己创造的抽象、形象语汇和符号以象征的手法分化出一般性质的形象。这种形式多用于标志设计中。最后一种是规定性表现方式。这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在变异法形象思维之上的。一般来说它又可分为两种规定性:其一为原始规定,即设计者以约定俗成的形分接、组合成其他约定俗成的形,或以抽象、再造形象创造出约定俗成的形;其二为现场规定,即设计者以约定俗成的形象打散、构成为另一种新的抽象、再造形并在与目标市场交流过程中现场传达新形象的特性,或以新的抽象、再造形组合构成另一种新的抽象、再造形并在与目标市场交流过程中现场传达新形象的特性。总之,无论哪一种表现方法都是形象思维在设计活动中的具体应用,它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联系 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它们在艺术设计中总是互不可分的,既有本质不同又是相互统一紧密联系的。一方面,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以抽象思维活动为主,而后者则是一种具像的思维活动方式,其各自特点前面已有阐述,而二者的联系则表现为: 一、逻辑思维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形象思维的发生。以刚才那个椅子的设计为例,在涉及每个命题步骤时,设计者不可能抛开一切形象只单纯抽象地进行推理或只是以抽象概念为理解基础进行抽象推理,而肯定会在大脑中浮现与各个命题步骤相关的形象。比如,第一个命题规定的是一种造物,可以满足“坐”(有时可能是“躺”)的需要,这时设计者至少可以通过想象和联想得出这种“坐”或“躺”的情景以及用于“坐”或“躺”的承受物一般意义上的形象。另外,在建立演算系统进行推理而获得符合规律的形式及色彩关系活动中,基本形和色彩形象是肯定会伴随推理发生。 二、在设计中,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性思考指导着形象思维的具体运用。前述形象思维的“深化法”、“分化法”、“变异法”等多是在推导或建立演算系统的方式下进行的。以一个或多个命题为基础,建立多项演算系统,得出符合设想或构想的最终形象,体现审美规律的同时,满足市场需求。 三、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发生的先后次序不以二者各自特点而孤立地、明确地体现出来。更多情况下,二者可能同时发生或间歇式发生,并无先后顺序。在逻辑推理和逻辑运算的过程中包括了各种对形象的运用和理解;在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发散和创造时,也有逻辑规律的运用和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共同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理性与感性互溶,第二个阶段是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接受计划酝酿方案时期),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性思考及创作思维需要和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感性思考及创作思维结合,但设计者偏重于理性的指导,寻求规律,抽象地或概念性地描述设计对象;在第二个阶段(表现方案逐步实施时期),理性和感性的思考及创作思维成果需要通过感性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设计者需要以形象、想象、联想为主要思考方式,抓住逻辑规律,运用形象语言。总而言之,虽然我们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互界定,但是二者的统一性却不能被湮没在纯的对立性中的,设计者需要把握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特性灵活运用。 对于感性与理性在艺术相关问题上的探讨由来已久,并且形成了多种不同的但都相对完善的理论和观点。然而,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对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进一步认识只能会更趋成熟。设计艺术作为一种较为年轻的艺术科学,也是应该努力寻求其感性与理性最佳契合方式。而在通过对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分析中,这种契合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已初现端倪。艺术设计既具有严谨、理性的一面,又有轻松、活泼、感情丰富的一面,只有将理性和感性共同融会于其中,科学与艺术那种紧密的结合才会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在艺术设计中体现出来。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艺术设计教育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艺术设计教育相对落后于现代设计的实践,学生因受教学校的不同,专业水平、职业素质、工作能力等有着较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应重视设计管理的作用和影响。企业层面的设计管理,包括设计目标管理、设计流程管理、设计作品的品质管理以及知识产权的管理,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设计管理其内涵、外延将不断丰富,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育设计管理设计设计师 一、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 20世纪以来,人们在探讨艺术设计教育时,不能跳过和忽略的就是“包豪斯”,它几乎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代名词。人们不断研究其带给艺术设计教育的广泛指导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工作效果和教育成就,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等,而后者才是包豪斯能够取得如此大成就的优秀和根本。 包豪斯体系强调的是: 1.设计应自由创造,反对模仿抄袭,墨守成规; 2.将手工艺同机器生产结合起来; 3.强调各类艺术之间的交流融合; 4.学生既有动手能力,又有理论素养; 5.将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挂钩。 如果说,现在的艺术设计教育和从业人员都达到了以上几点的要求,或许今天也就不需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说,艺术设计教育相对落后于现代设计的实践。纵观国内的艺术设计行业,社会不满意,主要表现在艺术设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和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业内不满意,最优秀的表现就是没有基本可以成为指导思想的设计教育理论,教育的方向无法清晰透彻,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设计教学实践的需要。仅有二十几年历史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还没有建立一套自己满意、社会满意、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正因如此,各个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都存在着较大水平上的差异。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艺术设计教育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都是我们艺术教育过程中宝贵的指导思想。 二、设计和设计师 何谓设计?它指的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设计还同时肩负着把制造产业与尖端的软件产业一同吸纳进创造磁场的重任。”①而设计师,则是从事设计这一职业的人的一个统称。 设计师,是特殊的族群,与设计师们的对话有时可显示出更宽广的胸怀,改善环境的渴望,打造更美好的世界,提高大众对艺术、设计的品位,去帮助或改变这个社会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有些设计师们的世界是很“窄”的。 笔者认为这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弱点是一样的。有些知识分子大多缺乏一种大文化观,他们看问题多只是从专业的、局部的、个人的、地域的角度出发,这对于整件事情和整个层面来说,是相对狭隘的。而有些艺术设计师,将自己圈在一定的小文化背景里,其认识和境界或许就停留在较窄的层面。 设计师以及设计师的创作,应面向社会。对于社会,设计师应积极参与并有责任感,在文化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把个人和现实文化联系起来。相应来说,艺术设计教育教会学生一种思考艺术的能力,教他们对生活、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力、认知力、艺术表现力和责任感。推动的不是某一层面的技术载体,而是思想上的变化,这比教技法更重要。 三、设计和设计管理 管理需要设计,设计必须加以管理,设计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是因为他们在设计的应用和行销上经常进行创新,其重要因素就是掌握“设计管理”,强调在设计部门中所进行的管理,以提高设计部门活动的效率化,将设计部门的业务体系化进行整理,以组织化、制度化进行管理。 设计管理,很多人对于这个词还是比较陌生的。1965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TheRoyalSocietyofArts,简称RSA)颁发“设计管理最高荣誉奖”。此奖目的在于借以“鼓励企业设计活动,经由广泛性、合理性、计划的步骤,使顾客、公司员工及相关人员对公司有整体品质的认同”②。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设计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使顾客、公司员工及相关人员对公司有整体品质的认同。设计管理的第一个定义,是由英国设计师MichaelFarry于1966年提出的,他认为:“设计管理是在界定设计问题、寻找合适的设计师,并且尽可能地使设计师在既定的预算内及时解决设计问题。”③他把设计管理视为解决设计问题的一项功能,侧重于设计管理的导向,而非管理的导向。不难看出,MichaelFarry是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提出定义的。 设计管理,从企业层面的理解指的是企业领导从企业经营角度,以企业理念和经营方针为依据,对设计活动进行组织与管理,是借鉴和利用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设计本身进行管理,使设计更好地为企业的战略目标服务。设计管理,企业的设计管理,在目前看来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企业品牌形象CIS战略的运用,是最典型的设计管理的实例,也是目前企业运用的设计管理。 四、如何进行设计管理 在现代的企业行为中,不管是以设计为背景,还是以管理为背景去理解设计管理,其基本的内涵已渐渐走向统一。那么,设计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设计管理呢?相信这是很多人目前真正关心的,下面,笔者以多年的教学和从业经验谈一些理解。 第一,设计战略和策略管理。 设计战略和策略,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企业情况、市场情况、产品情况等)作出的针对设计工作的长期规划和方法策略,是对设计部门发展的规划,是设计的准则和方向性要求。它是提高产品开发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形象的总体性规划。企业必须要制定自己的设计战略,并加以良好、有效地管理。 第二,是设计目标的管理。 设计必须也应该有明确的目标。除战略性的目标要求外,企业的设计部门应根据企业的近期经营目标制定近期的设计目标,这一点很重要。前面在说到设计师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一般较为感性,在目标的设定、执行等方面最好能有强有力的管理,使之切实有效地完成既定目标。 第三,设计程序管理。 设计,是一个讲究创意、思想的工作,但并不表示设计就不需要流程。设计的流程管理,是为了对设计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确保设计的进度,以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目标和任务。 第四,设计作品的品质管理。 设计作品的品质管理,是使设计师的设计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并在生产阶段达到设计所要求的质量。在设计的过程中发挥集思广益的作用,有利于设计质量的保证与提高。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集思广益”,即发挥集体的智慧,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这在设计管理过程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一个环节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即设计成果转入生产以后的管理对确保设计的实现至关重要。在生产过程中,设计部门应当与生产部门密切合作,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生产过程及最终产品实施监督,才能使设计的效果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第五,知识产权的管理。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的价值对企业经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设计工作者来说,首先要保证设计的创造性,避免出现模仿、类似甚至侵犯他人专利的现象。应有专人负责信息资料的收集工作,并在设计的某一阶段进行审查。设计完成后应及时申请专利,对设计专利权进行保护。 结语 设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软件、技术和管理”这一大背景下不断发生变化,设计管理的定义和影响也在发展过程中。作为一门新的研究领域、一种应对激烈竞争的最具潜力的工具,设计管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在目前以及将来,对设计管理的探讨和发展应当被我们关注和重视。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的根本是培养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的“人”,与此相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应该得到很大的改变。 关键词: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目标;模式;方法 动漫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据经济专家预测:中国动漫产业拥有200亿元的大市场,并将拥有超千亿元产值的巨大发展空间!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文件与政策,鼓励与扶持中国原创动漫产业发展。 动漫产业红火带动了动漫人才的需求。也必然带动了动漫教育的发展。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刚刚起步的我国的动漫教育短短几年问发展到2005年正式面向社会招生、有学历文凭的动画专业学生的院校已达到200多所,在校学生7000多人。据调查,仅仅是湖南动漫设计艺术教育行业,到2005年。共有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师范、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等9所院校相继开设动画专业,专职教职人员110人,在校动画学生总计约700余人,另外还有相关的动画培训机构9家,合计年招收动漫学生总人数达到l千余人。 与此同时,我国的动漫设计艺术教育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办学历史短,师资短缺,系统全面的教材严重缺乏,教学环节不规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得以呈现。一方面,学习动漫艺术设计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就业形式逐渐严峻:另一方面,动漫界的人士却在抱怨动漫设计专业人才缺乏!中国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日益突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的研究却严重滞后。当今学术界对中国动漫(动画)产业研究相对较多,对动漫教育研究却较少,相当多的文章都是在谈论动漫产业时稍稍涉及动漫教育问题,而且谈论多为从动漫设计艺术所需人才角度来切入。如王永利《迎接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只是蜻蜓点水地谈到动漫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范黎明《中国动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指出了中国动画事业繁荣的基础在于依靠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多规格人才的培养:国内从事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发展战略的有关研究(包括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或系列报告等)目前还非常缺乏,《2004国际动漫、游戏教育与产业发展论坛论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涉及到动漫教育及其发展战略的论文只有少数几篇。尤其是对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整个流程缺乏必要的分析,从而使得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缺乏可借鉴的理论成果。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我们当前的动漫艺术设计教育进行全面的反思。 一、关于动漫设计教育目标 我们的动漫设计艺术教育脱胎于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最初从事动漫设计和动漫产业的工作者都是从事工艺美术教育领域的学人。“人是历史生成的高级动物。”往昔人才教育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使得这种人才成为“精”和“深”,专注于动漫本身的技能培养,着重于动漫本身的艺术形象的设计技能和方法,使之成为一种技术性专门人才。时展到2l世纪,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对传统的媒艺动漫设计人才教育观念和教育目标提出了挑战。媒艺动漫设计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由以往的专家技能型转向博学面广的复合型人才。即:不仅仅要求这种人才只注重技能训练与培养,还要求他们能够成为“熟技能、懂策划、会管理、能经营”的复合型高级人才。这样,教育目标也由以往的技能教育为主转变为以设计艺术素质教育为主。 这种以设计艺术素质教育为主的动漫设计艺术教育中应该是以突出创造性思维培养为主的素质教育。但由于当今中国的内部环境种种局限,伴随着政治、经济、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要真正达到素质教育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发达国家的设计艺术教育概念中,就自始贯穿着独立与创新的思想,同时。在中小学教育阶段艺术与设计的基础教育是十分普及和重视的,它同样是素质培养的关键环节,大多学生在还未进入高等艺术院校之前,其审美能力、判断标准已达到一定高的层次,虽然艺术表达能力没有跟上,但艺术设计的构思创造能力却远比中国通过强化训练或临时改变职业目标考入艺术院校的学生强。其实,从某个角度看,高等艺术院校教育成败的衡量标准也并非是培养出多少单纯的“绘画机器”和“设计工具”,而是让其掌握艺术技能,会创造贯通的“通才”创作者,无论他们将来在哪一个领域作出贡献,都有动漫艺术设计教育中所受到的创新思维素质培养的功劳,这应该就是素质教育与职业定位在动漫艺术设计教育概念上的根本区别和意义。在设计中,自由的创造及想象才是对时代心灵应当有的回应。真正的设计自由可以象直觉绘画般的畅快淋漓。法国艺术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分析设计作品质量下滑的原因总结为:“思想感情的薄弱,伟大原创的淡薄,只凭回忆和传统才保持那个观念,但手艺却更熟练了。” 这种动漫人才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教育教学课程的建设上,所以动漫设计人才的素质教育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课程的增删和归并,而是使学生在自身设计能力方面得到持续提高的同时,全面加强其综合素质的培养。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应当在学科建立、专业设置和课程、教材建设等方面增强其互融性、交叉性、应用性等功能。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的互融性,是指设计学科与其它人文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任何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成果,都可以融合到设计学科中,对其发展起到重要的整合作用。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的交叉性,是指设计学科内部各门类的相互交融和贯通。学科专业方向划分要相对合理,打破专业方向之间的屏障,加强其共同点和交叉性,拓宽专业面。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的应用性,是指艺术设计教育要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教学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撰和筛选,都要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需求,及时不断地作出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媒艺动漫设计人才全面健康快速地成长。 二、关于教学模式 媒艺动漫人才的成才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和学校教育的模式密不可分。纵观媒艺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种教育模式:技能型、观念型和素质型。所谓“技能型”,即传统的培养模式,其特征是以具体的设计手法和技巧为训练内容和培养目标。这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忽视现代设计的发展性、多样性以及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使人才的培养走向技能束缚的匠人型,跳不出旧观念的窠臼,这种模式最终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就是培养的没有思想的没有创造性能力的“设计工具”。所谓“观念型”,即追随现代西方各种设计思潮的发展,这种模式使其设计有过多的追求,一味强调自我主观意识,而忘记设计的本质乃是一种造物活动,使得设计离开现实的丰厚土壤,显得飘忽不定。当然,结合到我国的媒艺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现实,这种教学模式对传统技能型教育模式的冲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现代媒艺动漫艺术设计主张的教学模式是“素质型”,是以增强设计综合能力为培养目标的崭新模式,着眼点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些综合能力包括设计逻辑分析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社会文化的洞察力、设计表达的驾驭能力等等。它具有现代建构多元化发展的深刻内涵,体现了民族、地域、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特色。 总体来说,媒艺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专业性教育,它培养的不仅仅是熟练掌握和应用技艺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健全文化修养,人文品格精神的设计“人”才。这是21世纪对中国媒艺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一方面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各种媒体手段已深刻而直接的牵制了设计者的思维判断方向。媒体手段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开拓出了视觉模拟新形式语言,为艺术设计提供了大量的设计空间;另一方面,这种设计空间的力量最终产生出一种令人难以摆脱的制约和心理寄托,使得媒艺动漫艺术设计的原创性、真实自然性、人文思想情感性得以全面消解。媒介时代对当下媒艺动漫艺术设计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挪用、照搬、拼制成了设计者创作的有效快捷手段;随机、重构、拼接代替了创新、真实、情感。没有情感的驱动力,没有基本的逻辑线索,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媒艺动漫艺术设计作品承载的只能是欣赏当下视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过眼云烟! 从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的角度分析,动漫设计艺术它重技能,重画面功夫,但更重“画外功”和“画后功”,这“画外功”指的便是多方向的诸如文学、哲学、道德等修养,这也是中国当下动漫设计艺术竞争不过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外动漫设计艺术的根本原因。如何让受我们的媒艺动漫学生在有限的时限内掌握知识要领(技艺),既能够获得造型基础能力,又能够在艺术追求多元发展的结构中选择自己深入的方向及可能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创新精神,是每一个媒艺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在媒艺动漫艺术设计教育中,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当梳理学科和专业,改革学科发展结构和教育机制乃至教学计划,在保持传统基础学科发展的前提下,综合各相关各种学科的特色优势,创造出既有利于基础互通,多元发展,又有利于学生自我整合能力提高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和系统的形式来。三、关于教学方法 在知识经济时代,媒艺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学方法必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从事设计教学的教师的职责将不仅是向学生的头脑填塞过去的文化和灌输现成的知识,而且是着力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创造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知识广博、思维敏捷、富有创新精神的具有国际文化视野、中国文化特色的动漫艺术设计师,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会科学的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在于把人的思想提升到较高的境界。这有赖于教育者自身素质的提升。从事动漫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师如果没有哲学家对认识世界的思索,没有艺术家对审美意识的敏感,没有自然科学家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就很难做好教育工作。只有采取切入学生心智,唤起学生探究欲的教学方法,才能给学生以足够的发展空间。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纪,更是一个信息传播速度异常迅疾的世纪,这也意味着传统教育教学方法将教师当作知识“仓库”观点的终结和将教师教学只是当作可以复制粘贴的“拷贝式”方法的休止。这种背景更要求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应该彰显“创新精神”,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应视学生为教学主体,最大限度地“钻探”每一个学生的潜质和潜能,采用更为开放的授课方式,探索研究型课程,尝试运用“适当讲课+公开讨论+研究探索”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作用重在引导,让学生学得主动,重在掌握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在教会学生学习方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充分开发具有不同禀赋的学生的潜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发展和提升的机会。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应注重发现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教学中注重设计过程的体验和实践,建立新的设计作品评价体系。支持学生新颖独特的想法、做法,创造宽松的气氛,以利于学生的成长。 四、关于教学手段 今天,艺术设计教学手段已经全面抛开了一支粉笔、一支画笔打天下的年代,图像处理、印前技术、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等已经为每一个从事动漫设计艺术教育的工作者熟悉,感受到他们带来的便利及快捷。我们相信艺术设计教育在不远的将来将全面融入全新的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充分利用,使得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有非常大的提高。一方面,要加强“硬件”的建设。即学校加大信息技术的投入和建设,提供满足教学需要的精品软件与数字化教学信息,因为这是数字教育的物质基础与技术保障。另一方面,还要强调“软件”建设,即教育者应强化自己开发精品艺术设计教育软件的意识,全面融入全新的计算机软件硬件技术,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提高自我修养,融合现代设计的最新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探索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计算机存储信息的便捷、快速、大容量的特点,进行直观全景式教育,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互动式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应用改变了以往单向线性的教学模式。使教学在充满乐趣的传播与反馈中获得成效,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设计课题,学生可以随时通过网络与设计师、工程师、生产者保持联系。互动式教学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并最大限度地支持个性的发展。虚拟现实教学手段,再造了一个艺术设计教育的空间。 总之,我们始终不应忘记的是,动漫艺术设计是将自然界或人类繁杂的现象本质抽象出来成为人类社会精神、意识的载体——设计艺术作品,并使之服务于人类。为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动漫艺术设计,不仅要睁着眼睛观察世界的表象,更要学会闭上眼睛体验世界之本质。只有通过这种观察理解方式,才能将客体重新分解——提炼——表现——再组合,那么其作品给人提供的全新审美形象,便更能感悟和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境界。当今中国动漫艺术设计教育是从工艺美术过渡而来的,还笼罩在技能培养以及职业化教育的阴影之中。作为从事艺术设计教育的我们,更应认真实际地处理好美术与设计的关系,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功用,调整技能培养和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源自心灵和思考的艺术创作必然会浮出水面,只有这样,动漫艺术设计教育才能够迎来灿烂的阳光。 艺术设计研究论文:易学现代艺术设计研究管理论文 以《易经》为代表的易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自易学文化诞生之日起,他就对之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种种文化艺术现象等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讨论易学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不能不先了解易学文化。所谓易学文化,是应该包括以《易经》为中心的一切文化现象。《易传》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哲学著作,它以独特的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观园里筑起一座神秘的宫殿。在以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里,开辟了广阔的哲学天地。《易经》的哲学思想涉及诸多问题,但是倘若简化一下,无非就是研究“天人关系”,所谓“天、地、人”;所谓“天人合一”,都是这个意思。应当说,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易经》成了众经之首,易学文化也就成了能够为所有文化艺术提供指导和借鉴的东西。 伏羲氏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纪元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就是三皇(三皇有多种说法,这里取伏羲、神农、女娲说,传说我们的先民就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亚于盘古开天地的伟业,对后世产生影响之深远和巨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这就是《尚书·序》开篇的第一句话:“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产生了文字,这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但“造书契”是第二位的事,第一位的是“画八卦”。八卦的诞生,一是说明:伏羲时代先民们不但有了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的理论,而且有了太极图、阴阳爻这样的图形符号,以及由这些图形符号千变万化而成的阴阳卦象(仍然是线条图形符号);二是说明:易经的诞生,在伏羲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八卦衍生出来的六十四卦,就有了围绕易经的文化现象,人们把它统称为易学。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河图、洛书。 太极图是研究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象,它包含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有人说它是宇宙的模式。太,有至的意思;极,是极限之意,即至于极限,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老庄哲学的“道”的至极之理,也包含了老庄哲学的“天”的时空极限。《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太极。“太极元气,含三为一”,从太极图可以得出结论,太极图的圆圈,就是代表一,代表宇宙,代表无极。图象的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黑白两方的界限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部。白中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方白点表示阴中有阳。道生一,就是无极生太极;一生二,就是太极生两仪;二生三,就是阴阳交感化合;三生万物,就是太极含三为一。宇宙有无限大,所以称为太极,但是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实质的内容。然而,有形又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即宇宙在运动,动则产生阳气,动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相对静止,静则产生阴气。如此一动一静,阴阳之气互为其根,无穷运转。自然界也是如此,阴阳寒暑,四时的生长收藏,就是万物的生长规律,这种规律无不包含在阴阳五行之中。阴阳交合,则化生万物,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息,故变化无穷。这些内容提出了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河图以十数合五方、五行、阴阳、天地之象。图式以白圈为阳、为天、为奇数;黑点为阴、为地、为偶数。并以天地合五方,以阴阳合五行,所以图式结构分布为:一与六共宗居北方,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二与七为朋居南方,因地二生炎,天七成之;三与八为友居东方,因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与九同道居西方,因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五与十相守,居中央,因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图是根据五星出没的时节绘成,故称五星为五纬,是天上五颗行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五行运行,以二十八宿为区划,由于它的轨道距日道不远,古人用以纪日。五星一般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相继出现于北极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合周天360度。由此可见,河图就是五星出没的天象,也是五行的来源。 洛书古称龟书,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此图象,结构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洛书数字本太一下九宫而来,以四十五数演星斗之象。古人观测天象,认为北极星(太乙)之位恒居北方,可以作为中心以定位的标准。九宫是据北斗斗柄所指,从天体中找出九个方位上最明亮的星为标志,便于配合斗柄以辨方定位,发现九星的方位及数目,即洛书的方位和数目。洛书九宫数,以一、三、七、九为奇数,亦称阳数;二、四、六、八为偶数,亦称阴数。阳数为主,位居四正,代表天气;阴数为辅,位居四隅,代表地气;五居中,属土气,为五行生数之祖,位居中宫,寄旺四隅。由此可见,洛书九宫是观测太一之车,即北斗斗柄从中央临御四正四隅而形成的,洛书九宫与八卦的阴阳变化存在着密切关系。 易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从伏羲时代造作的卦画开始,到周文王,被囚禁羑里的七年时间,于大忧患中,作大开创,成就了周易彖(卦)辞。后来周公姬旦又为每卦六爻作了爻辞,开创了兴周八百年基业的哲学思想。到了孔子,又赞周易十翼之传,一脉相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包含《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在内的《易经》。这四位作者,从伏羲到孔子,相距上千年,但他们对易学的见解却是惊人的一致,反衬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口号很响亮,就是“打倒孔家店”。但却没有人提出“扫除易学”、“挖掉老庄店”,太极八卦图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招摇过市,道教建筑仍然占有着中国最美的山水。这足以说明易学文化和老庄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力,即易学文化,以及尔后受它影响最深的老庄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普遍的方法论。它们不但是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宝贵经典,也是大众精神的一种寄托和生存的教科书。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这句话其实也是包含了易学文化在内的。道教缘于道家,用了老庄的哲学思想,还把老庄认成是祖师爷,道家也因此扩大了自己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然而,不论是在广大民众中有着巨大影响的道教,还是作为道教理论基础的道家哲学,都与易学文化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而道家与易学的缘分,又是儒家和佛教所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西方人并不细分道家与道教的区别,而是统而言之:TAOISM。 易学文化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多有启发。它十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割据,保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山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纷争不已的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分裂时期,但是在文化继承关系上,却没有一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但是却一直弘扬着中华民族文化,这一点从现存的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中,都能见到,孝文帝甚至把姓氏拓拔改为元);它提倡“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它主张发展农业,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要节约开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它主张发展手工业,使物产丰富,方便人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它主张发展商业,促成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学文化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时时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离散,心无居安,社会就不会稳定。它教导历代仁人志士“与民同患”,把人民的忧患放在心头。易学也重法治,主张“明罚清而民服”,一切法令制度都贯彻“抑恶扬善”的原则。中华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历史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奋起进行革新运动,这正是易学文化持久熏陶的结果。《易经》最早提出“革命”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有本质区别,但它主张,“革命”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适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易学文化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引起变化,变化了就会畅通,畅通才能持久,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易学文化又始终贯穿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所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学文化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易经》最有名的哲学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就是变,它是一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变化的书,是古代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指出这种变化,不是来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其固有的一阴一阳的矛盾性,这就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易经》认为,整个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相适应,它劝诫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它认为人在自然、社会的变化面前,不是无所作为,应当发挥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它讲“物极必反”,“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势必要垮台的。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思想,在最能代表哲学思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能见到易学文化的深刻体现。 易学文化为中国古代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取象比类。思维借助“卦象”,极富形象思维特点;取象为了“比类”,又是逻辑思维的特性。因此,取象比类是两种思维相互作用的思维方法,更具有强烈的辩证法特征。黑格尔自己就公开宣称,他所创立的辩证法,就是来源于中国的易学文化。 易学文化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无时不刻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时赤胳上阵,指导着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易学讲阴阳对称。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反相成,对称互补,构成统一和谐的大千世界。这一对称协调原理,在传统的中国医学、医药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中国的书画艺术中更有精妙的表现;在中国古典建筑和古典园林布局中,又是运用得淋漓尽致。易学讲整体思维。人体小宇宙,自然大宇宙,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外及内,包含了现代系统论思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调理阴阳,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经络理论等等,都是这种系统论思想的具体体现。易学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易学特别注意宇宙运动的周期性,主张“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从太极图到384爻的渐变演化,从河图洛书到五行九宫的相生相克,虽然千变万化,却都遵循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计算机的鼻祖莱布尼兹,说他所创立的二进制原理与易学的术数演变完全一致。又比如中国古典建筑,从不强调个体的美,而是强调总体布局的强烈韵律感。看北京的皇城、天坛等,无比恢弘的气势,正是这种强调序列,注重节律的结果。 易学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数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易经》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参加其中,经久不衰。清朝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对此种文化现象有过这样评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今天易学文化的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它为中国美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方法。美术家多认为“太极图乃书画秘诀”;舞蹈家更把八卦的无穷变化看成是审美标准的符号,对民间和宗教舞蹈影响最甚。易学关于阴阳协调的原理,又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风水学,数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环境科学、生态建筑学、环境艺术和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易学文化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易学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文化 易学的伟大自不待言,如今满世界的“易经热”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例子说,美国的大学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设有“算命”学科,不但西方的学子去学,而且中国港澳台的学子和世界上许多华人子弟也跑去选修。台湾学者南怀谨说他的一些学生,就跑到美国去选修“算命”学。为此,这位先生还发了一通感慨:年轻的国家(指美国),文化草昧的民族(指美国人),正以大胆的创见,挖掘、开发自己文化的新际运,不管是有道理或无道理,研究以后再作结论。但有祖先留下来五千年庞大文化遗产的我们,却自加鄙弃而不顾,一定要等到外人来开采时才又自吹自擂的宣扬。我们姑且先不去管南先生所说的美国“算命”学科,是否在教授中国的易学文化,或者中国古代巫师术士的一套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至少可以说明易学影响的广泛。 在哲学方面。易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即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创始人、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受了中国易学和老庄哲学的深刻影响,创造了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我们说黑格尔是创造也行,说他是在贩卖中国的易学文化也可以,因为易学比他的那套理论起码早了不知几千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他的手中被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列宁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提出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实现了辩证法的系统化。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黑格尔研习和运用中国易学的结果,《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黑格尔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称赞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黑格尔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从上述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通过黑格尔哲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易学中的某些伟大思想,特别是辩证法。 在科学方面。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发明者,他曾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课题,这个课题起源于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拉普拉斯曾经幻想:“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时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组成它的实体各自的位置,如果它还伟大到足以分析所有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个单独的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原子,都毫无例外,而且对于未来,就象对于过去那样,能一目了然。”(《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拉普拉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人,他产生了比他早五千多年的中国先哲的想法,而又引起了比他晚了近一个世纪的爱因斯坦的苦苦探索,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不奇怪,比拉普拉斯早了整整一个世纪,比爱因斯坦早了近两个世纪的物理学家牛顿,对于自己发明的力学规律,始终解释不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于是就陷入唯心主义的怪圈,把它说成是上帝给的力。据说拉普拉斯提出的问题已经由中国科学家解决了。中国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现者是在破解伏羲古太极图的过程中,完成了拉普拉斯一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 据说爱因斯坦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力于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和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这两大法宝,中国古代科学家都不具备,然而值得惊奇的是,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中,有许多早已被中国古代科学家完成。后来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从小就受到易学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很客观地看待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很辩证地研究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以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流誉全球。李约瑟也对中国的易学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在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详细论述。他在研究了莱布尼兹的二位进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说:“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这一点莱布尼兹本人也从来不否认。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曾经选择要求政府把授予他的爵士徽章设计成太极图形式,这不是因为太极图美丽,而是因为量子力学有一条定律,叫“测不准定律”,这个定律正是深受了易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对此,物理学家李政道是这样解释的:“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可见,玻尔的量子力学是受了中国易学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然他就不会在自己的爵士勋章设计上,想到中国的太极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学习《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和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在艺术方面。易学文化对西方艺术与现代设计方面的深刻影响,将在以后专门论述,这里暂不赘述。 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本身就是伟大的设计 易学把深奥的逻辑思维,图解成易于研究的形象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设计。据说如今的日本很时兴漫画书籍,就连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台湾论》,作者小林善纪也是用了文字与图象的手法,企图争取更多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借了中国易学文化的表现方法,来侮辱和挑衅中华民族。 历代说《易》者,不外乎义理、象数两途,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先民们有了太极的概念,然后产生了太极图;有了阴阳的概念,然后产生了两仪;有了四时的概念,然后产生四象;上观天象,下看地理,又观察大地万物,近取法于人体的解剖图形,远取法于万物的各种形象,然后造作了八卦,又交叉重迭衍生六十四卦;又造作河图、洛书。《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所以说,以六十四卦为内容的卦象系统,以五行九宫为基础的河图洛书,都是易学文化的图象形式。卦画的最小单位是爻:“—”为阳爻,“--”为阴爻,阴阳爻、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线条符号)。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交合,正是阴阳对立统一、消长流行、互根互动的最佳图示(图形符号)。混沌之气——太极,于旋转中生出阴阳——两仪,阴阳于互动中生出四时——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五行于相生相克之中,演化出十分逼真的河图;九宫于循环往复之中衍生出洛书。正是这种无穷变化,才启发了后人,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造。我们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是从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太极图、无穷变化的阴阳爻、相生相克的河图、循环往复的洛书中,激发了灵感,产生了奇思妙想,于是就有了寓意深刻的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有了美不胜收的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有了精妙绝伦的中国民间艺术。看了汉代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有谁不认为这两件科学仪器是两件堪称世界之绝的艺术设计作品,又有谁不认为其中蕴涵了中国易学文化的精髓。所以古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说:太极图本身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秘籍。 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从孔庙到道观的标识物;从道教的服饰到游方术士的招摇旗;从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古典书籍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到韩国国旗图案、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的爵士勋章等,太极图无不跃然其上。太极图除了阴阳鱼图形外,还有五层图形(即“周敦颐太极图”)、空心圆图形、黑白半圆图形等等。阴阳鱼太极图,早期称作先天图、河图、先天自然河图、先天自然之图、古太极图等;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太极顺逆图、太极顺生图、丹道逆生图等。 关于太极图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原始时代说,有太古洪荒说,有生殖器崇拜说,不一而足。宋朝的朱震认为,太极图是由五代末宋初的道教鼻祖之一陈抟传下,他在《汉上易传·进易说表》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但是陈抟的太极图是谁传的,他没说,但恐怕也不会是陈抟自己创造的,因为有无数的出土文物证明。台湾的陈立夫在《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中认为:“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较《周易》及《乾凿度》之成书,尚早三、四千年。诸如陕西永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时代)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陈立夫所称“双龙太极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陈立夫的说法比较科学,远古先民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手段,借助图象来推演天文地理、宇宙万物,那是十分自然的。至于陈抟,也许只是把太极图当成道教的标识物而已。 还有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道教徒之手,是道教内丹学的产物。据说有人利用EF扫描技术,给进入气功功能态下的气功师作脑电图,并结合中医学和气功学有关记载,对气功师的脑电图进行了测试研究,发现大脑存在一个太极结构,以此证明太极图最早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内景感受(或内视)记录的丹象,也就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的脑电图。因此提出狭义与广义太极图之说,狭义的“太极图”(从它的原始起源的意义上说)是一张脑电图,广义的“太极图”(从它发现并描述了某种普遍的物质运动原理与结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宇宙物质运动模型。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这种丹象——太极图,只有气功修炼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但是用什么来修炼呢,还得求助古人,丹家的经典《周易参同契》就说,修炼的理法依据仍然是《易经》的原理和《易经》的太极模式。也就是说,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是在易理易法的指导下修炼出来的。无论是汉代的魏伯阳,还是以后的陈抟等道教徒,他们都得研习《易经》,不研究《易经》,就不能发现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与伏羲八卦原理及图形相一致。 太极图产生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或配以八卦,或配以六十四卦,于是便陆续出现了“先天太极图”、“天地自然之图”、“河图太极图”、“洛书太极图”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太极图。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属于意义世界的太极图是以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为原形,以伏羲八卦方位为参照系,在《易经》原理的指导下画出来的。太极图产生以后,由于它具有与伏羲八卦方位图相同的宇宙意义,而其描述的简易性和生动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人们便用它来解说宇宙现象,从而使之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适用性。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留待专家去研究而后得出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图的创造者,或者叫设计者,一定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和研究,在大脑里产生了某种图形,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也许这种完善,不是一个人、一个时间内完成的。 河图和洛书的创造,更带有一种神话的色彩。传说,在伏羲的时代,有龙马出于黄河,身上的花纹恰如八卦,于是,伏羲就取法于此,创造了八卦。又传说,在夏禹的时代,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大禹取法于此,创造了洛书。这当然都是神话故事,不足为凭,但是,也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任何创造——包括一个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都离不开客观实践。无论从哪一个学科、哪一个角度,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研究易学象数的起源,这些象数自身都是一件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它们给我们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发,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离不开逻辑思维的指导;而理论创立的逻辑思维,在形象思维的表现下,将更加深刻。二者的结合,将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易学文化把艺术创造和现代设计推向颠峰 深受易学文化熏陶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其作品都在自觉与不自觉、有意与无意之间,打上易学文化的烙印,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不但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这样的设计作品为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就是中国书画艺术,也不是外人很容易就揣摩和掌握的。还有我们现在出土的许许多多青铜器,其文饰,清一色都是易学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民间艺术,更是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剪纸、年画、蜡染、刺绣、雕刻、陶瓷、彩绘,还有最为称道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无一例外。 我们今天许多的设计作品,也都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和国内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他们都是世界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在他们的诸多作品中,几乎每一件都带有易学文化的影子。甚至青铜器的文饰符号、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了他们的设计符号。还有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他在20世纪80年代为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虽然如今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但那却是一件深受易学文化影响的现代设计作品,从总体布局到细部处理,设计者几乎是在不断地、反复地运用易学的象数与符号,以此来强化建筑本身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举两个前面初步提到的案例,来说明易学文化是怎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和设计师。 200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讨论会》,据说这个《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是为了以实践创造和理论探索的方式,回答两位世界著名学者关于“艺术与科学殊途同归”的思想。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著名艺术家吴冠中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两位学者虽然身居不同的创造领域,但是他们的思想表述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主题:人类生存和存在的终极境界——艺术与科学的融合。这种“融合说”本身就带有易学文化的烙印。 在作品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学者自己的作品。一件是身在大洋彼岸的物理学家李政道的雕塑——《物之道》,表现了物质结构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另一件是久居国内的艺术家吴冠中的雕塑——《生之欲》,表现了生命结构微观世界的存在形式。这两件雕塑作品反映了科学领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揭示的物质运动的情景;一个是蛋白基因结构揭示的生命存在的途径,这两个领域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探索未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物之道》体现了李政道在自己研究的科学领域里,所具有的睿智与浪漫,以及他对物质存在的哲学悟性。李政道为自己的雕塑题写了这样的说明:“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并进一步阐述道:世界是由带电的粒子构成的。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形成原子、分子、气体、固体、地球和星球。这种负电荷与正电荷的对偶结构,或称“阴”和“阳”,可以通过太极图恰当地表现出来。《物之道》用雕塑语言,将科学探索的物质结构的最高境界放到易学文化当中,根据太极图的基本构成形式,演化出富有哲学意境的艺术形式结构和语言,通过艺术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使物质雕塑要表达的科学内涵的最高审美境界和哲学境界得以形象再现。《物之道》在雕塑形态上,参照远古时代彩陶艺术的语言形式和表现物体内涵的方式,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点、线、面运动变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力,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典型形式——线的单纯、简洁、绵延不断的性质,以及螺旋线生生不息的运动视觉效果,表达了正负电子对撞机优秀普仪螺线管线圈的科学技术特征。一根变化丰富的螺旋线,以哲学的理念反复生成,推至象数概念中最大极数的九根螺旋线,九根螺旋线排列组合成旋转运动。九根线的一端收敛极心,意味着指向太极;另一端发散太空,意味着指向无极。在黑与白之间,那恰似九条升腾的龙,在太极与无极的世界里,“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李政道凭借自己对易学文化,以及老庄哲学的深刻理解,穷尽了点、线、面构图,使足了色彩、材料和技术,使易学文化在《物之道》中得到了极至的张扬。 《生之欲》则体现了吴冠中在自己探索的艺术领域里,所具有的深厚人文修养和充沛的艺术激情,以及对真善美抽象概括的敏锐性。吴冠中在科学家发现的蛋白基因里,找寻着尽善尽美的艺术语言,来表达我们不曾看到过的生命形态。生命除开它的物质形式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形式,吴冠中紧紧抓住生命主题的本质和蛋白基因的形态结构特征,按照中国哲学思想对生命认识的境界,把中华民族艺术表达哲学思想的形式——寂静之中的激动,激动之中的寂静,全部倾泻在《生之欲》上,这就是“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的易学文化意境。 易学文化是以生命来感悟道的深境,而中华民族艺术则是以道来诠释生命。那狂草般飞舞、转折、起伏的线条,展示着生命的韵律、节奏、秩序。线的表现力既有狂草的“舞”,又有音律的“美”,使生命在天地之间充满无限生机。为了加强生命的张力和音乐性的色彩表现,使线的空间变化表现得更具浪漫性,吴冠中以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色彩:粉绿、桃红、淡黄、银灰依次作为主色调的色标,并用红、黑线贯穿这生命之春的明快色彩。使人产生心理暗示和审美联想:生命源自于太极,又将回归于太极,没有个体的死亡,便没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于是,人类发生、成长、回归的终极状态,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吴冠中以充沛的情感和诗人的浪漫,为《生之欲》划上了最后的一笔:“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这又是对易学文化的理解。 这是两位有着不同人生阅历,又是在不同的领域——科学与艺术的无限而又有限的时空里,奋力拼搏的学者,用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的哲学思想,一种共同的科学与艺术笔法,创造着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风水术导引着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易学文化中,风水术对于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上到皇家的宫殿和园林,下至民间百姓的茅舍庭院,都十分讲究风水,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产生了无数的风水术士,同时也流传下来一部又一部的风水著作。不但对阳宅——活人的住房讲究,对阴宅——死人的陵墓也讲究。流传了上千年的《葬经》,几乎就成了“阴阳仙”(风水术士的民间称呼)手中的法宝。晋代的郭璞被后世风水家推为鼻祖,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解释道:“《易》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家认为,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孙后代的祸福。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风水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来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这就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与相墓之法。先不论这种风水定吉凶的观点的非科学性,在风水术中,选择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还是能够为科学所接受的。 风水术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流传的十分久远。传说,“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那时,在国家的管理中,就有了专门官吏来管理风水。考证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士中,就已经萌生了风水的雏形。《水经注·易水》记载燕国宫殿兆遗址说:“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也矣。”可见,择地筑宫,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在战国的燕国等地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 帝王们是最重视风水的,据说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风水,有方士对他说,金陵有天子气,将来必出王者。于是,秦始皇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就派遣“朱衣三千人凿方山,疏淮水,以断地脉”。按照风水家的说法,地脉一断,风水自然就遭破坏,天子气就没有了,王者也就不会出现了。当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就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间展开了一场风水战。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动摇到明王朝江山的时候,崇祯就派出专人,跑到陕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坟,想借助风水的法宝,斩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蒸蒸日上的生气。李自成也有着与崇祯一样的风水观,当他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时,李自成命令将士,一把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结果,出于历史的巧合,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兵败身亡。然而,断了金陵地脉的秦始皇,也没有使秦王朝逃脱二世而亡的命运;挖了李自成祖坟的崇祯,也没有挡住农民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城;烧了崇祯祖坟的李自成,也没有使大顺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代霸主。 也很迷信风水,当年为了尽快消灭日益强大起来的红军,就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去的老家韶山,挖的祖坟。和共产党,却没有学李自成,解放后还把的祖坟整修一番。据说败退台湾的,有一次从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拍回的图片上,看到蒋家宗祠保护得如此之好,感慨万千,唏嘘不止。但是,挖了祖坟的,终于被领导的人民大众打败,而整修了蒋家宗祠的,却依然成为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领袖。当然,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风水术当作有关建筑学、规划学上选址、布局的生态环境学,于现代设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一直受到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周易八卦,即易学文化的支配。《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得更具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风水术里面的阴阳说,也是来源于群经之首《易经》中的太极图。运用易学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正确掌握物极则反的规律,准确把握阴阳转化的条件,对于建筑规划和园林布局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事物,当它发展到尽头的时候,都会走向反面。所谓“子时爬到晌午,再走月淡星稀”,正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生生死死,变变化化,宇宙的阴阳变幻转化,就是这样的不可抗拒。《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 五行是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易学文化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把触角伸向了物质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并把它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称为五行。五行均有自己的性质,《尚书·洪范》归纳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宇宙不断运动,永无休止,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生化,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消亡,生生灭灭,变变化化,可以归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和阴阳的交互作用。五行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环往复,永世不竭;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然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五行之中都有我生、生我,我克、克我的双边关系。五行既然是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就必然和宇宙万物发生无法分开的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为易学文化的一部分,风水术也必然和五行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代传说,天干地支是远古时代的大挠发明的。天干有十个,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顺序相对结合,便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这种结合轮转一周,恰好是六十年,谓之六十花甲子。在风水术中,除了用干支纪日外,最主要的是结合干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阐述风水术上的一些问题。天干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五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地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戌、丑、未属土。在方位上,由于十二地支彼此瓜分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其方位可以列成图象,即: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卯是正东方,酉是正西方,丑是正北偏东,寅是正东偏北,辰是正东偏南,巳是正南偏东,位是正南偏西,申是正西偏南,戌是正西偏北,亥是正北偏西。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说法,再加上世人的诸多禁忌,风水术才在风水术士的手里变得异常复杂和神秘。但那复杂和神秘,于科学并无什么用处,大体是风水术士骗人的把戏。 风水术虽然宗派很多,但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讲究龙、穴、砂、水。《管氏地理指蒙·乾流过脉》上说:“黄帝葬于乔山,在大河之南,脉自积石逾河,衍者丰饶而广被也。舜葬于苍梧,在大江之南,脉自荆汉逾江。”是说黄帝和舜都葬在龙脉之上,福泽江河。历代帝王对于陵墓择基的龙、穴、砂、水,都讲究得叫人叹为观止。当年那个在康乾盛世时承前启后的雍正就是一个,他曾把选好的东陵九凤朝阳山作为寿宫,后来忽然变卦,最终选在距离东陵一百多里远的河北易县泰宁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是为泰陵。清宫档案《起居注册下》记载了当时雍正的手谕:“此地(指九凤朝阳山)近依孝陵(顺治陵墓)、景陵(康熙陵墓),与朕初意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治亲王、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永宁山太平峪万年之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询为上吉之壤,但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这位为大清江山殚精竭虑的雍正,也和所有帝王一样,为自己的死后费尽心机。 何谓龙、穴、砂、水?就是说,选择生气积聚的风水宝地要按照“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推定。所谓“龙真”,是指生气流动的山脉。风水术以山脉为龙,把山势起伏绵亘,逶迤曲折的脉络称为龙脉,气脉所结之处为龙穴。“龙真穴便真,龙假穴便假”,寻龙是为了点穴,点穴必须寻龙。所谓“穴的”,是指生气凝聚着的吉穴的位置所在。地脉停顿之处为龙穴。俗话说:“寻龙容易点穴难”《葬经》也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的说法。所谓“砂环”,是指穴地背侧和左右山势重叠环抱的大好自然环境。所谓“水抱”,是指穴地面前有水抱流。《葬经》上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总之,相宅(阴阳宅)之术,“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依次而进行。龙、穴、砂、水的排列组合得当,才能使气聚而不散。所以,相风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好气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学。 如今全世界兴起“风水热”,在中国大陆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风水术,也从海外归来,但是我们要有冷静的科学分析头脑,不要以为国外风靡,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精华。由于有巫师术士的妖言惑众,加之人们对未知世界迷惘与渴求,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的风水术,一直是科学与迷信搅合在一起,使人真假难辨。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技术,那么,风水的优秀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建筑的选址问题,也就是为了找寻最佳的人居环境。至于为了寻找死后的风水宝地,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千百年来,哪个帝王没找一块“风水宝地”,可是又有哪个帝王的江山永固、万代长存了?!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易学文化有关天、地、人理论的延伸,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在风水术中把它推向了唯心主义的绝地,是不可取的。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中国古代风水术是“准科学”。所谓“准科学”,就不是完整的科学,其中也有不是科学的东西。李约瑟对风水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说:“在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恩物,如劝人种树和竹以防风物,强调流水靠近屋址之价值都是。”“就整体而言,我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籍此得到说明。”很显然,李约瑟取的是中国风水术中的科学内容,而摈弃了那些不科学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风水术中的伪科学都做过极为严厉的批判,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衡》里,对风水术的迷信惑众,扰乱社会,给予了口诛笔伐;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经写下《葬论》、《论山陵择地札子》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风水吉凶说,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明朝的张居正是当时反“风水吉凶说”的猛士,他在《书经》上说:“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其实《易经》上早就说得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连被后人神化了的刘伯温,虽然因为写过《堪舆漫兴》,被风水术士奉为祖宗,但他也并不相信“风水吉凶说”,他在《司马季主论卜》上说: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有过去就有现在,今天的碎瓦颓垣,昨天也是歌楼舞馆;今天的荒榛断梗,昨天也是琼蕤玉树;今天的露蚕风蝉,昨天也是凤笙龙笛;今天的鬼磷萤火,昨天也是金缸华烛;今天的秋荼春荠,昨天也是象白驼峰;今天的丹枫白荻,昨天也是蜀锦齐纨。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春一秋,物故者新。 如今我们正在把风水术应用到现代设计中去,理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尊重科学,反对伪科学。 综上所述,我们从什么意义上说,易学文化都为我们的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辩方式,它可以指导我们在现代艺术设计的探索之路上,跨越历史,跨越时空,创造出自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颠峰。
商品经济论文: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禁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作者:宋娟单位: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商品经济论文:律学发展的商品经济论文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优秀,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优秀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作者:谭正李超单位:河北大学 商品经济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渊源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指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益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借鉴。 作者:王梅王佳贤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山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历史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参考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经济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 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 《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 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里,充分窥见出他这种内心活动:“朋来惟有月,山见不须钱。”⑥“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⑦“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 ①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迄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馀财羡泽,至今蒙利。”参阅《宋会要辑稿》一四六、一四八所载张汝贤、翟思两人的说法。 ②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载苏轼奏。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八载苏轼论买田募役。 ④ 苏辙:《栾城集》卷三五《自齐州回论时事书》附《画一状》。 ⑤ 苏辙:《栾城集》卷二0《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和王安之题独乐园》。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自题写真》。 不移易,劳心徒弃捐。”①“穷达有常分,得丧难予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②如果说他的诗,表达思想感情比较含蓄,那么他的某些议论,反映其思想观点就比较明朗: 自置保甲以来,盗贼倍多,所以然者,乡村无赖子弟,乍涉城市,闻见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索本家供给,饮博游荡,习以成性。……逸欲既深,资用不足,……是以数年以来,年不甚饥,而府界三路,盗贼纵横,入县镇,杀官吏。③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左者右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④ 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易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⑤ 司马光力图维持现存秩序,维护自然经济,墨守成规,不允许有丝毫微小的改革。他企图不让货币流通和城市生活来改变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袭故守常”、“安于所习”;他认为不是这样,就会使人们“莫安其居”,甚至酿成大祸,招致大乱。 司马光对于保丁“乍涉城市”、“闻见纷华”,感到十分忧虑。而他要鼓励的,乃是那些坚持维护古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士大夫,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治田畴,……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⑥“专以稼穑畜牧致饶给,不事奇邪末业。”⑦归根到底,司马光轻视工商,轻视商品交换,把货币和城市看作是罪恶之源。如果把他的《自题写真》改易为“偷生虽可市朝住,怀古依然林野人”,正是其灵魂深处的一种写照。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四《逍遥四童章呈钦之、尧夫》。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③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四《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与王介甫书》。 ⑤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二《谨习疏》。 ⑥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赠都官郎中司马君墓志铭》。 四、青苗法借贷以钱,突破常平法物物交换的范畴 王安石以青苗法代替常平,其主要不同之点有三:第一是以货币借贷代替物物借贷;其二是以官府低息借贷代替豪强高利贷;第三是以生产借贷代替救荒借贷。 王安石的着眼点,在于生产季节,官府以钱出贷,解决生产中急需用钱的问题。这样政府得以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老百姓又可免于豪强高利贷的盘剥。至于货币借贷,那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生产观点出发,否定了旧法无补实际的消极做法,这在王安石思想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某尝闻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伏自庆历以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常平、敛富民,为?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所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已被野矣。”①“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②王安石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常平法的消极作用,就无异于把青苗法的积极意义,约略作了说明。后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说:“今新法(指青苗法)之中兼有旧法(指常平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犹为未备。”③新法执行者从“广储蓄”等三个方面说明青苗法比常平法更好。可是司马光这些守旧派,满足于古老的简单再生产,满足于备荒的点滴储存,故步自封,安于现状。单就“广储蓄”一点来讲,王安石指望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家家户户都有积储,有备无患④,那是司马光所无法理解的。 青苗法的借贷,为封建国家采取的一种剥削方式,而在当时同常平法与富人高利贷比较而言,它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青苗法又包含有“抑兼并”的因素在内,这就限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对于宋代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只有韩琦涉及这个问题,并利用这个问题反过来攻击青苗法,此中奥妙,倒不妨略为申述一下: 韩琦言:“……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请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安石曰:“……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⑤ 王安石从其地主阶级私有观念出发来理解“兼并”,他并不认为有田地、物业的都是兼并之家,这也是他理解当时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有一首诗,对此表达得极为明确:“婚丧孰不供,贷钱勉尔营。耕收敦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⑥准确解释这首诗,才能理解王安石关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才能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三《上运使孙司谏书》。 ③ 《宋会要辑稿》一二二。 ④ 《王文公文集》卷二《再上龚舍人书》:“五帝、三王之世,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五谷常登,而水旱不至。然无冻馁这官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储蓄故也。” ⑤ 《宋会要辑稿》一二三。 ⑥ 《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 理解青苗法的用意和作用。王安石是维护私有制和封建占有制的,不把富有和兼并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人们有婚丧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当农民耕获季节有困难的时候,应当给予借贷。物资有蠃余的时候,可以收回借款;物资匮乏的时候,就得加以扶助,如果不这样做,就谈不上挫抑兼并。有人理解诗矿区区抑兼并”一句,以为王安石不要抑兼并,这是望文生义,不是诗人本旨。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①。由此进一步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还可以看到,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反之,在一定条件下,他还承认其存在的必要,而尽量予以利用②,“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范畴来看待,加以鼓励,并进一步作为官府的一种职责来要求,青苗法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他曾说:“今朝廷治农中未有法,又非古备建农官,大防圩之类。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妆并有力之人而后全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③由此可知,青苗法包含抑兼并的因素在内。从根本上讲,王安石并不要断然取缔兼并,至于一般发家致富以及一般借贷,他是完全承认其合法存在的。作为封建统治上层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其思想实质必然是这样,无可推移。 以青苗法代替常平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物物借贷进入货币借贷的范畴。常平法出入一律用物,而青苗法出入一律用钱,常平法实施千多年以后转变为青苗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青苗法在宋代早已零星出现过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可是这个变化,毕竟不太寻常,守旧派司马光给予猛烈抨击,恰好是在钱币这一要害上大肆叫嚷,司马光说: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谷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不得而私为也。 自未行新法之时,民间之钱,固已少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及唐末兵兴,始有税钱者,故白居易讥之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言责民以所无也。今有司为法则不然,无问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钱是求。今货益重,物益轻,年虽饥,谷不甚贵,而民倍困。④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二三二;《王文公文集》卷三五《信州兴造记》、卷八七《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② 《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垂虹亭》:“中家不虑始,助我皆豪殖。”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关于赋役问题,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专就借贷以钱而不以物来看待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本来交换以钱,借贷以钱,税收以钱,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唐末开始。司马光谈论一个经济问题,不追溯经济本身的源流和变化,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打转,他无法理解问题的本质,只好回到问题的原始状态中去,否定钱币流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而争论的中心,无形中已转移到借贷以钱或是以物上边去了。 司马光要保持古老的常平法,反对新出现和青苗法,其关键在于保持实物借贷以反对新施行的货币借贷,这个问题早被南宋的朱熹道破了,他说:“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钱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天下。”①朱熹同属于守旧派人物,他建立社仓,基本上因袭隋唐社仓办法,而与常平仓相为表里的。他分析社仓与青苗法的不同,大体上即常平法与青苗法的不同,其中主要区别,在于用谷或用钱,确是道出了关键所在。朱熹以后的封建士大夫,也有完全同意他这种分析的②。这种分析,看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用上引司马光应诏言事那段文字予以印证,两者确乎是互相契合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封建国家倡导和举行货币借贷,意图防止货币流通的增加,遏制商品交换和发展,并利用政治权力,让经济生活墨守成规,来保持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同时在自然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来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好让人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不致“闻见纷华”,从而各安其“常分”。这当然也只是司马光的一种幻想。自然经济不断在发展变化,最终要遭到破坏。具有“林野人”浓厚情趣的司马光,毕竟还是长期过着“市朝住”的生活,“山见不须钱”,而市居是要用钱的。守旧派的逻辑,它自身终会证明此路不通。 五、免役法以钱募役,反映出地租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免役法比于青苗法,争论更激烈。它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极深,涉及面又广,无论革新派或守旧派,都认为役法的更张,是政策上最棘手的一件事。当司光上台准备废止新法的时候,有着下面一种说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日:‘切不可动着役法,动着即三五年不定定叠去。’未几变之,果纷纷不能定。”③这个说法,无论是否可靠,在司马光上台后较长时间内,差役、募役举棋不定,总是争论不休的。这说明役法用差用募,涉及许多方面利害关系,是带有关键性的重要变化,因而许多士大夫都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其实王安石自始就察觉这种严重的情况,对于改变役法比改变常平仓法更为审慎,更为耐心细致,有两件事可以窥出他的这种心情: ① 《朱子大全》卷七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 ② 参阅《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六引《穆堂李氏青苗社仓记》。 ③ 《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引《二程遗书》。 上曰:“修水土诚不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议,然后著为令。则为民事,可不轻矣。”① 上初疑官户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助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且,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破坏,造为议论。……如陛下诚能熟计利害,……豪猾吏民,自当帖息。如此虽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又何所伤也。”② 王安石对于制定免役法令的宁缓勿急和对于征官户助役钱的宁少勿多,是深知这个问题利害关系太大,非小心翼翼不可,可是小心从事,仍然引起极大的麻烦,以致王安石一度辞职。那么,青苗、免役、市易法算是新法争论的焦点,免役法又可以算是焦点中的焦点,其深刻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免役法不易行得通,要官户出钱,触犯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这种利害关系,是不是像王安石所想像的少收助役钱或者宋神宗痛下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呢?绝不是那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⑦。他根本鄙视生产,鄙视劳动,又何况市易是商贾“末业”呢!他既不重视生产,又不讲究商品交换,其理财之道,除了墨守成规无所变通的老一套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是不是司马光全然不要商贾呢?那也不然。他主张“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 ① 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一六《请建储贰或进用宗室第二状》。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 ③ 《陆游文集》卷二九《书通鉴后》。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三二《风俗》。 ⑤ 《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⑥ 《王文公文集》卷九《诫励诸道转运使经画财利宽恤民力》。 ⑦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卷六《与王介甫书》。 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一般商品交换的发展,“公家之利”只停在物物交换范围之内,只容许极小极小部分让商人去承办。至于豪商兼并的一切弊端,官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①,却又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了。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这也是他的理财的出发点。 王安石的市易等法,触犯了司马光这班人“财不在官则在民”的利害关系,因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在这场斗争中,出现过几次大的交锋。第三者件事是收买梳朴问题。梳朴小贩遭到兼并行户的敲诈压制,久留京城,无法销售,市易司只好收买,转卖梳朴,以供应市场需要。守旧派便攻击市易司转手取利,致使梳朴涨价。王安石对市易司收买梳朴一事作了十二字评论,即“通利商贾,抑制兼并,榷酤市井”。事实确是这样,收买梳朴可以限制行户的兼并,有利于商品交换,官府应该干预其事。第二件事是监卖果实问题。卖果实的小商人,“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行投状,愿借官钱出息,供纳宫中所需果实。结果小商贩有本钱做生意,果实行亦免于官府科买之苦。守旧派指责“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王安石则认为“官私便利”。这件事本身是件小事情,对于整个商品交换来说,却是具有原则性的,两派争论也很激烈。第三件事是西边古渭城设置市易司问题。古渭城设市易司,涉及边地商品交换,主要还是为了筹集边费。反对人撇开边防问题不谈,只说是“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并指责市易司人员有僧人在内,好像是有损于官司的声誉。王安石着眼于边防,理直气壮,守旧派对此只好哑口无言。至于个别僧人为市易司奔走,王安石认为商贾不必都是“笃行君子”,对于“官中不能更为贩卖事”,他反驳说:“且不论古事,止以今公私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②意思是说,当今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人都不说不便,这其中是很有道理的。这一反驳,可谓淋漓尽致,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商品经济论文:建立健全全程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一 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是支撑体系,是保证农村商品生产赖以进行的系统和网络。它是由分属于不同部门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如:财金、社会保险、生产资料供应、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等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目前常常把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机构、实体或组织叫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事实上任何一个功能齐全的组织也无法集整个农村商品生产的服务于一身,因而称为社会化服务组织更恰当些。有的服务组织和机构过去就有,但那是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下产生的,其宗旨、功能、服务手段和范围与当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改革和完善。面对整个农村的服务体系来说还需要重新构筑、健全、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系统,下面包括许多小的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或科技支撑体系即是它的小系统或子系统。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即是以科技为手段支持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机构和组织所形成的系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支柱之一。把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集,科技服务体系就是集中的子集。把农业科技站或科技先导型企业说成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也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仅是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后,个体民在自愿互利条件下重新联合的经济组织。它与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服务有一定渊源,多数这类组织是在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基础上,既进行自我服务(以科技服务为优秀)又集资人股兴办经济实体,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因此以科技为支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种形式。 二 我国农村处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化服务落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是社会化生产,需要商品市场来导向;商品生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取得尽可能高的效益应有适度的经营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前产后需要各种服务。因此在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发育健全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和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刚起步,商品、技术及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更迫切需要社会化全程服务。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大,劳动力的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低;由于交通、通信不发达,农村人口素质低,农村信息闭塞;农村生产小规模分散进行,对采用先进技术既无力又无很高的积极性,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社会化服务则是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需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最终还是要科学技术解决问题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也必须以科技为支柱。 农村需要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的适川先进技术,需要良种、饲料、化肥、农林水利机具、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等物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但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选农民无力无积极性采用先进技术,难于接受技术服务。科学技术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亿万农民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接力,这种传递便可以较顺利地得到实现。社会化服务中科学技术的服务贯穿于个过程和全方位,除上述产中服务外,市场信息分析提供,生产的筹划,产品品种产量的预测;加工后产品的贮、运、销,甚至资金使用,物资供应无一不需科学技术的指导和论证全程服务体系的形成也是科技长人农村的过程。科技的支柱作用使服务体系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服务体系的发展;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科技长人农村,农村采用先进技术与技术服务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许许多多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四 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仟制,家庭仍是农村生产独立细胞的情况下,通过服务组织的粘结和联合将分散的经营和生产变为联合群体;社会化服务做为农民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自主性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性的结合部,使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和生产群体的功能(大于个体功能之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农户与服务组织联结或农民自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叮使资金、技术、劳动下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技术、物资配套和技术系列化;实现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及利用率,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质量,提高整体效益。 2.通过组织技术引进、开发、交流、培训示范和推广,使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3.通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接受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技术和技能。 4.技术服务充分地发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提高技术和技术人员的价值,既可稳定农村的科技队伍,又可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为科技人员流动到农村创造条件。 5.克服因部门分离而造成的产供销层次、环节多,节奏、效率低,流通不畅、摩擦损失等问题,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减少损失。 6.各种有效的服务(也包括信息、保险等),使农民改变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的状况,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有助于生产水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7.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外还可维护其成员单位或个人的合法权益;对内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对生产者采取保护价等办法保护农民的利益。 8.通过组织商品化生产,技术培训,传递信息,开发技术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意识,以及科学致富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与封建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 现阶段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建立和健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不宜过旱的用行政手段推行和限制某些形式模式的发展。应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检验,逐步求得“统”到几种形式下来。现在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1.龙头企业服务型。以产业的关键企业为龙头,联合相关企业组成公司或集团,联合专业户,组成生产技术联合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区域性支柱产业。技术部门参加联合体作为技术后盾。联合体或集团对专业户农民提供技术、资金和物资服务,收购农民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还有的龙头企业组成集团,为集团各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市场信息、产品销售服务;对原料产地的农民通过合同进行资金、物资、良种以及某些初加工等技术服务,再由企业加工销售产品。这样做使企业有原料基地;农业生产有稳定销路,对支柱或骨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2.科技服务型。属于这种形式的有原农村科技机构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行政技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兴办实体,扩大服务范围,实行有偿技术服务。民办科技机构,以农村乡土能人,退休科技人员为主体组成,通过有偿技术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科技机构为主的联合体,利用其成果和科技手段为农村服务。这类的服务组织以有偿科技服务为主也进行物化技术和一些与技术相联系的配套物资服务。他们需要加强与农民的结合。 3.自我服务型。种养业的专业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通过交流经验、引进技术、一沟通信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的还通过人股集资办起实体,这实际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寻找可靠的技术依托单位,吸引招聘技术人才和培训自己的技术力量,强化技术服务功能。 4.技术经济承包集团服务型由科技主管部门和供销部门牵头,联合其他行政部门科研单位组成的技物结合全程服务的承包集团对种养业进行大面积,大规模技术承包。通过合同明确责任义务,收取承包费用。为稳定承包的集团,有些地方成立了稳定的承包公司。 六 建立健全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各级党政和业务部门的支持。农村的供销部门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支柱:科技、物资、财金和销售,而物资与销售的主渠道在供销部门。科技与供销部门结合,可以实现技物配套服务,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使科技服务和产供销服务以最佳效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需要善经营、会管理、懂科技开发的实业家来组织领导,还要完善和健全内部的管理体制,保证会员的民主权力的有效行使,实现民主化与规范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都应逐步积累一定资金,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在发展农村区域性支柱产业中致力于向自己的组织成员和农民提供适用先进技术和技术服务;提供配套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物资,提供发展生产的部分资金,帮助解决产品的销售渠道或直接收购会员的农副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这样服务组织便会产生凝聚力和活力,自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壮大。 参加服务组织的各方,在成立伊始就应专心致志发展产业,开发技术,不应以赢利为目的,生产发展,产业振兴之后各方都有其微观与宏观效益。服务组织内部,还要贯彻公平分配原则,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再分配,这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商品经济论文: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商品经济论文: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 摘 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 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 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 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 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于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俪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经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 ,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学说是全汉?N为代表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 。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 。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布兰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 中古自然经济……。他指出,“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优秀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中国、尤其是宋—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 。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 。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相对自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K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兴产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由此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场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正有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1]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货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1949—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何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已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惩ǎ坏诙??谷狈ν骋坏氖谐〖壑担?挥屑鄹裥纬苫?疲坏谌??泄?郧匾岳此淙皇敌辛送骋坏幕醣遥??抑迫匀换炻也⒊37⑸??摹T谡庵智榭鱿拢?岩耘嘤?∪?耐骋皇谐 ?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结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面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部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决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 近年,他引入边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以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要研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耒耕—小农”和“?栏??笈?闭庋?礁霾愦魏拖嘤Φ牧街稚??婺#缓笳咭蛐枰??鲆陨系睦投?Γ?蠖嗍?褂门?ァP∨┚?糜胧谐×?低??潜欢?摹⒑苌俚模?局适且恢肿愿?宰阄?鞯姆獗招途?谩E?ブ粕??ノ挥胧谐〉牧?凳侵鞫?模?瞧渖??诵械哪谠谝?螅?依投???式细撸?梢晕?谐√峁罅可唐贰E?ブ粕??姆⒄贡厝淮?瓷唐坊醣夜叵档姆⒄埂C挥邢嘤Φ纳唐坊醣夜叵档姆⒄梗??ブ粕??悴荒茉诵小U馐俏骱菏逼谏唐坊醣夜叵捣⒋锏脑?蛩?凇N骱褐衅谝院螅?孀判竽烈岛鸵碧?档姆⒄梗?B砑疤?兰鄹裣陆担?8?睬飨蛐⌒突??饩褪沟眯∨锌赡苁褂盟?恰5迸┟褚彩褂门8?氖焙颍??ブ粕??挠攀坪途赫??拖陆盗恕S胫?嗍视Φ氖歉鎏寮彝ゾ?玫姆⒄梗?獾柚浦鸩饺〈??ブ疲?吁喽?吹氖巧??ノ恍⌒突?氪笮蜕唐飞??ノ患跎伲???ノ蛔越o色彩的加重。[13] 姜守?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虽相似而实不相同。[14]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济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额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实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付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自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面放开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相互转化,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他还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从来就是奢华型的、腐败型的、掠夺型的;资本主义萌芽迟缓,应从这里找信息。 商品经济论文: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甑摹杜┦椤芳窃兀?笔焙?莅布?硕陨2戏闹?家铡敖阅苤?保?拔ń璨习焐?隆J?谥?遥??鲜???坎?眉胍皇??铮?恳唤锶∷恳涣饺?郑幻课辶剿浚??【钜黄ィ幻恳黄ゾ睿?酌滓皇?亩贰>钣朊准郏?O噘耙玻?源怂昙埔率持????凶嫉摹R砸辉轮?汀O陀谥账昵诙??椅藓蹈伤?缰?啵?癫挥旁R苍?”。《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晁?坡约疲?庑ㄒ祷?考摇耙辉轮?汀钡纳??芰Γ?筇逦?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暝凇杜┦椤分懈娼搿坝?现?ǎ?胱哉?帧H袈蛑郑?视械谜摺薄?杉?笔惫郝虿现钟?弦延幸欢ǖ钠毡樾裕??杂?舨现治?嫡撸?嗖环ζ淙恕7牌??止ば颍?苯哟邮谐∩瞎郝蛳殖傻牟现郑?馐歉?幼?呕?摹八炕А保??ㄓ?现终撸?虺晌?匣АK未??莶纤恳涤胫?饕档姆止ひ惨殉鱿郑?康纳唐坊?潭群芨撸?康氖谐∫斐7比伲?纤炕б源宋??祷蝗∑渌????钭柿希?行┮延胫?饕捣掷搿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现代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 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发展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交通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农村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按照经君健同志所论述的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必要条件来衡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当然得不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结论。但问题是,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来,能不能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经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经济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时,是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为考察对象的。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不多,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更不可能具备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的五个条件。这就是说,如果用经君健同志所说的“自然经济平衡律”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不仅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就连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①b]。应该说,自给性生产才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 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历史文献谈到小农的生计时,经常耕织并提。《淮南子·主术训》:“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如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而平时锄草一类的劳动则由吕后承担。[①d]东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②d]。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还有的农民家庭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如父家长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学),妇女不得不单独承担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所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场上出售,用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乐羊子外出游学,思家返归,其妻引刀以裂织相劝,“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③d]乐羊子之妻所以能够独力奉养婆母,还“远馈羊子”,显然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维持一家生计。但这个例子对于广大小农家庭来说,毕竟没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④d],倒是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男耕女织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国家维护和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着眼点往往也是加强和巩固小农的耕织结合。商鞅变法奖励“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统一的秦帝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国的崩溃,恰恰是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被拖入绝境的结果。西汉一些政论家在谈到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大都要指出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d]汉代皇帝屡次下诏劝课农桑,甚至亲耕籍田以供宗庙粢盛,皇后则亲自蚕织以奉祭服,作为编户齐民男耕女织的表率。当时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劝课农桑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⑨d]。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木畦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⑩d]。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①①d]。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①②d]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常见有男子扶犁和妇女采桑的图像。山东、江苏、四川等地的画像石,还有普通的织机的图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这些材料,都说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说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所有农民家庭的衣着都由家庭纺绩业得到替换和补充。《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计算魏国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着费用是以货币计算的。可见早在战国时代有些农民家庭已从市场购置衣服。秦汉时代当亦如此。农民衣着不可能全靠家庭生产自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纺绩技术的推广则与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前引《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说明在此之前,桂阳地区尚不知桑麻种植和纺织技术。同书《崔实列传》载:“〔实〕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实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见五原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大体说来,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绩业比较普遍,因而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汉书·廉范列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说明成都家庭纺绩业覆盖面很广。但即使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农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东汉初年禁民二业,刘般上疏说:“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②e]可见家庭纺绩业不能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上述这些情况,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织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一岁之中,“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东封泰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③e]这样大量的丝织品,都是广大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东汉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④e]。如果说这还只是限于曹魏统治地区的话,那么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⑤e],就足以说明从东汉后期到三国,家庭纺织业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也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三、小农的经济状况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说小农经济具有自给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劳动生产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全家生活消费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农的生产条件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消费的水平也会有差别。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少农民家庭不但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积蓄。《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结和》也说,汉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或及其泽”。但是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改变他们自给性生产的性质。汉武帝即位以前,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贤良所谓“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实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贫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加重,出现了大批农民破产外出流亡。有的学者从农民的“背本趋末”,得出了自然经济已经解体的结论。我们很难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所谓农民“背本趋末”,并不能理解为农民都去从事商业活动,更不能认为他们已经从自给性生产转为商品性生产。昭帝始元四年诏曰:“比岁不登,民匮於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①f]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从事暂时性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②f]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一般说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所载“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③f],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寇恩原是颍川昆阳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简文称他为“客民”。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当为鄣候粟君载鱼去?得出售,他们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与粟君的妻子同去,约定“载鱼五千头”,“卖鱼沽出时行钱*[原字廿加廿]万”。但是到了?得之后,卖鱼所得不足四十万。寇恩把原来谈好给他作为僦值的一头黑公牛卖了,凑成*[原字廿加廿]二万给了粟君妻子,尚欠八万。回来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儿子捕鱼应得的庸值相抵,认为粟君还应给他儿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给,反而向居延县廷告寇恩负债。寇恩为粟君去?得卖鱼,带有包销的性质。但他并没有能够获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儿子的工钱都赔了进去。这个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那些所谓“背本趋末”的农民的实际情况。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这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战国秦汉时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加之当时亩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别,史书记载出入较大,要得出精确的估算有一定困难。以汉代而言,大致说来,平均一小亩可产粟2石,一大亩可产粟3石。[②g]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个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是否还有剩余呢?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消费水平会有差别,但各个时代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消费,大体上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③g]从文献记载和汉简的有关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盐铁论·散不足》说:“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汜胜之书》说:丁男丁女“岁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论衡·祀义》说:“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f斗羹,乃能饱足,多者三四斗。”崔实《政论》说,长吏及其奴从二人每月“食粟六斛”。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成年劳力每月口粮大致需要谷三石。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廪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劳力的口粮略高,这大概是因为边塞吏卒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汉简还载有吏卒家庭成员每月的廪食标准,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边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农民,封建国家供给戍卒家庭的食粮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粮消费量。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算出汉代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农民家庭为维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月消费量和年消费量。一个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2.48石,年消费量为149.76石;如果有三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为13.32石,年消费量为159.84石。一个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两个大男,两个大女,其粮食月消费量为10.32石,年消费量为123.84石;如果有一个大男,两个大女,一个使男,其粮食月消费量为9.48石,年消费量为113.76石。汉代农民家庭的饮食非常简单,通常是“饼饵麦饭甘豆羹”,“园菜果?助米粮”。在估算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饮食消费时,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菜蔬,但食盐的费用则是不可缺少的。汉简所载官府供应边塞吏卒及其家属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据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盐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盐15升,全年180升。农家食盐要从市场购买。汉简有关于粟价和盐价的记载,假定盐价每斗30钱,粟价每石100钱,四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盐折粮5.4石。至于衣服费用,这是一个比较难于估算的项目,因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装不同,各种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手工业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衣服的替换,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从市场上购买。如果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估算战国时代农民家庭全年衣食费用约为1∶1.8的比例来测算,汉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费用相当于82石粮食,四口之家相当于68石粮食。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估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需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这样一些参照数字,我们对于汉代小农家庭的生产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就可以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估计。每年收获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计算口粮和食盐消费,应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这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可以想像,农民怎么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呢?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自称“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褐不完。”元帝征召他为谏大夫,他不得不“卖田百亩以供车马”。[①h]像贡禹这样有130亩土地的农家,尚且不能保证全家温饱,土地不满百亩的农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汉代农民占有土地不足百亩的很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②h]以他家的情况来看,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也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就租佃农民来说,他们交纳的地租虽然是自己的剩余产品(有时也包括一部分必要产品),但他们生产这些产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租种土地这一必要的生产资料,因而这些产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租佃制的农民经济,应该说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也属于自然经济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小亩)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这个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费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地主经济显然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②i]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指出,“豪人货殖,馆舍布於于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这样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放市场换取巨额的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宁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几年之间“致产数千金”[①j]。马援在陇汉间役属宾客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②j]。《昌言·理乱》篇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马。……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们投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有许多本来就是从租佃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产品。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正是地租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诱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断扩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经营。土地越多,意味着可以用来交换的地租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汉代一些权家豪民热衷于从封建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贫民的原因。《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秦汉时代完全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大多生产地区性的土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③;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属于土特产,但也必须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产才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到谈到上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放市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数量时,列举了“千石”、“千钟”、“千钧”、“千足”、“千皮”等等。论者或据此认为当时商品的营业额很大,说明市场广阔。其实,《货殖列传》的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汉代市场的历史实际,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态各种各样,司马迁一概以“千”计算其销售量,这不过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们相信司马迁的话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体分析。就以《货殖列传》所说的“贩谷粜千钟”而论,一钟六斛(石)四斗,千钟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岁之中可出售如此数量的谷物,这个营业额可以说不小。但按照当时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粮3石计算,6400石只相当于供应178人全年的口粮。这样的供应量对于大都市的商人来说,就不见得很大。又《货殖列传》说,拥有“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如此看来,大都市商人全年销售的千钟谷物,相当于一个素封之家千亩良田一年的粮食收入。有了上述这两个参照数字,我们对于“贩谷粜千钟”所反映的商品销售规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其他一些商品的销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一岁之中出售“鲐?千斤”,乍一看来数量也不少。但如对照前引居延汉简所载寇恩一次长途贩运卖鱼5000头,则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卖鱼千斤,这个营业额也就不足称道了。总之,对《货殖列传》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场规模,不能望文生义而作过高的估计。 五、民间手工业与官府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主要是酿造、纺织、煮盐、冶铁、铸钱、制陶等业。其中,盐铁关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之前,盐铁生产主要掌握在豪强大家手中。有些豪强的手工工场“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k],生产规模相当可观。这些盐铁工场主大都兼营商品生产和销售,亦即成为盐铁商。他们“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盐铁商“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③k],却反映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盐铁论·水旱》说:“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限。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转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贾,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在田间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则显然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 西汉中叶以后,“公卿大夫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l]。消费观念的变化,刺激了某些手工业商品生产的繁荣。以衣着而言,过去高级丝织品民间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时期,“富者缛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烟之饰”[②l]。由于消费需求扩大,锦绣冰纨这类高级丝织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发展。齐地、蜀郡和陈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级丝织品的生产而驰名。《论衡·程材》篇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汉书·地理志》说,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赋》描写成都织锦生产的情况说:“圜?H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他供统治阶级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产也很发达。但这类奢侈品生产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广大农民所能享用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抨击“女极纤微,工极技巧”的侈靡风气时,就指出“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③l]。民间需要量最大的纺织品是缣布,而缣布的主要来源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官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这类产品基本上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这类产品也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陶器等。这类产品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由于封建国家实行垄断,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盐铁官营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许多弊病。《盐铁论·水旱》载贤良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原字石加坚],善恶无所择”。“盐铁贾贵,百姓不便。”“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贤良所说的这些弊病,在官营手工业中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商品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图,根本不考虑维护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官手工业的劳动者主要是征发来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被征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负责管理的官吏又不负责任,只求产品数量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不考虑质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质量很差。产品卖不出去,官吏就强行配卖。凡此种种,都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虽然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主张未被当政者采纳,但王莽末年终于被迫废除包括盐铁官营的六管之禁。东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实行私营而由国家征税了。盐铁官营这种商品生产之所以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价值规律。也可以说,它其实还带有很深的自然经济的烙印。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秦汉时代商人资本活跃,这是人们容易得出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的结论的重要根据。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确实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如“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们从这些材料诚然可以看到当时商人资本的活跃,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张之词。试设想一下,如果真是“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社会生产还有可能维持下去吗?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已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云:“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④m]也反映了农副产品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汉武帝通西南夷,“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①n]。实行均输法之前,各地所输赋物运至京师时,“或不偿其僦费”[②n]。为了供应京师官员和官奴婢的口粮,“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③n]。上述事实说明当时许多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甚至连封建国家需要的物资供应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到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呢?至于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④n],能不能说是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和欺诈性买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价值规律的正常利润率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市场机制不健全,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有限,前文已经有所论及。有的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恰恰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⑤n] 商品生产不发达,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归根到底是由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所决定的。这种情况与商人资本的活跃并不矛盾,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却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商人资本得到独立而优先发展的条件下,“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⑦n]他还说:“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⑧n]秦汉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汉小农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经济本来都属于自给性质,但是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换取货币。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这些产品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数量却是相当可观的。于是我们看到,尽管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数量并不多,但是活跃的商人资本却源源不断地把众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众多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这种特点,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现象就不难作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自给性生产的单位又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品交换就比较发达,不像欧洲早期中世纪那样,产品很少进入流通过程。但是,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商人资本就非常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是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因为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广阔基础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可以通过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弥补生计不足,从而使男耕女织的自给性生产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的需求有限,又无从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扩大和提高。这样,封建经济结构就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人们治生的信条。商人的货币财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产,而是用于扩大土地占有。农民因为对市场有所依赖,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和剥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维持再生产的能力特别脆弱,与他们受三层剥削有关。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有天然的联系,这就为封建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封建国家征收的赋税既有实物,又有货币。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与市场的联系,保证了货币的征收得以实现。封建国家把征收的实物投入市场,又可以换取大量货币。不仅如此,封建国家通过垄断盐、铁、酒等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又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庞大的官僚队伍的俸禄、士兵的给养等等)以及它内外职能的发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这些现象,都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论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主权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商品经济论文:论早熟封建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分析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具有十分强劲的角逐力;商人对于一切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生甚早,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盘旋着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小农经济一直把持着社会经济盟主地位,商品经济只能充当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婢仆。原因何在?在于封建商品经济在中国刚迈进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就显得过于早熟,并为人深刻认识,以致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受到压抑,使其被迫走着一条崎岖而修远的征程。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自觉、适时的采取扶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能力,强行压抑商品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把它纳入修补封建经济、加强封建政治的轨道政策的结果。封建统治者这一政策的不断实践成功,不能不归诸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和阐发。溯其源,则可追踪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异所引起的思考。 (一) 因"工商食官"体制裂变获得解放 剩余物交换,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人类在向大自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日益得到发展,从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原始部落执掌交换权到社会私有制产生,使用和掠夺奴隶剩余劳动从事交换活动的,主要就是那些控制民族和国家事务的人。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使生产物商品化,更是他们牟利发财致富的手段。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为他们所把持,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钱穆说的"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营业",〔1 〕所指即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把社会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工商食官"。〔2〕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奴隶主国家占有土地,占有生产资料,使用奴隶开发山泽之利,制造手工业品,剥削农副牧产品,除供贵族们享用外,有剩余则让"商贾以通其货"是天经地义的。"在官之工"统称百工。"工攻器,贾攻货",工商并列连称,定点聚居,既便于就近为贵族们服役,又利于集中治理。从事工商业者,在"官"的监督下"执技以事上",无条件的服从劳役,"不贰事",父子相传袭。他们大都是一些被征服者及其后人,土地被剥夺,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身份十分卑贱: "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敦: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原字臼下加吉右加犬],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右唯小子,余命女死我家,骏司我东偏西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东栽内外,毋敢否善"。〔3〕 "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皆百人"。〔4〕其地位实与臣仆同,还能当作礼物,或进贡献送,或馈赠他人。商业奴隶性质,亦可以由发掘商代之饕餮纹鼎纹刻见:奴隶管事荷贝立于舟中,率众奴隶划船去远方作买卖。《周易•坤》有曰:"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者,贝串之谓也。"贝出印度洋,由云、桂登陆来中原。从中原看云、桂为西南,相对的从云、桂看中原为东北。商人们从远道交换的海贝,到中原分配给贵族们换粮食,由商人说来,对朋贝也可谓之丧"。〔5〕王国维说:"玉与贝皆货币也。"〔6〕《周易•旅》又有"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贞"的记载,亦就是挟资宿店,购买奴隶的意思。 交换是社会经济保持平衡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行为。交换范围的扩大和交换媒介的使用,必定使这一手段趋向商业化。商业发展的力度使生产物商品化的程度扩大,《尚书•禹贡》中列举各地的贡物,不仅是区域间特殊物品交流的反映,而且揭示出那时各地物资通过商业贸易渠道以通有无的情况。《荀子•王制》如是说,北海的犬马在中国畜养;南海的鸟羽象牙犀革、铜矿与颜料;东海的精粗纺织品、海盐和海鱼;西海的熊罴狐狸织皮、染上色的牦牛尾,中国也能享用。在水边居住者有了木材,于山林居住者食到水产。农夫不必砍削陶冶就有器械使用,工商人等不用耕田作也有粮食吃,整个社会不仰仗商业流通物资之力,不是难以想象? 在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古代宗法制封建社会里,无论公室、家室及其统治区域之内,无不进行着生产和消费,同时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贸易活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易关市,来商旅"、"近悦远来"、"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现代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的花纹斜纹绮、5号墓出土的刺绣平纹绸,以及希腊女神雕象身上细薄透明柔软的绸绢罗纱,都是中国产品。〔7〕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内因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势不可免地产生了综合国力的差异,有的富强,也有的衰弱。不少诸侯为富国强兵目的进行了革新,其中放宽商业限制,扩大内外贸易,把征收商税和接受商人贿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无疑是一项便捷而牟利的措施。就商业而言,尽管各路诸侯对封疆内还管制甚严,而对域外商旅却显得十分优遇,造成了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社会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诸侯势力膨胀,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导致中央王权衰落。在这虎视鹰瞵、弱肉强食的混乱环境中,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离折,"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便是一例。 (1 )"工商食官"体制曾经是统治阶级获取生活消费必需品和奢侈物质享受的重要途径和主要保证,无论是原材料的采集还是加工造作,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把剩余产品物物交换或进行货卖。诸侯争雄使列国忙于掠夺和守御,本来就不可能包揽全社会需求的官手工业生产更失偏颇,侧重于兵器制作与军用品的大量生产,当然除一些代表贵族特权的礼器、舆服、仪饰等物品和技艺精致的奢侈品制作之外,一般日用的普通物品则逐渐让位给民间个体手工业者去造作,在市肆中自由交易。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力遂获真正解放,从"农有余粟,女有余布","以羡补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捆屦织席以为食"之类的专业小手工业者,乃至"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盐铁大型工商企业,均有幸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在扩大销路、开发品种、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上作出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勃兴。于此同时,贵族们也感到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也十分方便。 (2)诸侯们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 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工商业发展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实施战时经济政治体制,锁关塞道、封闭经济,甚至出动军队抢夺他国地里粮食,劫掠商旅。可是他们不久又发现这么做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给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危机。譬如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得不到调剂引起恐慌,因内部土特产和剩余物资无法运销境外造成失衡,因征收不到数额巨大的商税使财政匮乏等等。于是一些诸侯又不得不加以矫枉,取有利通商政策,尽可能扩大国际物资交流。一是通过十分频繁的聘问会盟活动交换礼物,一是以签署盟约方式把"毋忘宾旅"、"道路无壅"、"毋蕴年"、"毋遏籴"、"毋壅利"等内容塞进条款。当然,不可否认,政治利益仍是第一位的,不说列国并不都是解禁,即使是签约国之间,也有随时毁约进入战争状态的可能,楚将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的话颇中肯綮,动乱的战争年代么! 不过,上述情况提示,"工商食官"的存在,局限性很大,并受着政治的制约,不如私营工商那样灵活。在关卡林立中经营,关税、贿赂费用极高,商旅货物常有遭掠亡失。这样,尾大不掉的官营事业势必衰退,把风险让给私营,鼓励本国商人出去,欢迎外国商人进来,发展自由贸易,同样可以达到通有无,获取自己所需物品之目的,有关征之税,一样可以进行商业利润的分配,又避免了直接使用奴隶在经营中存在的如消极怠工、席卷财物亡佚;以及途中遭遇军队、盗贼掳掠等弊端。"工商食官"体制的裂变,统治者政策出现有利于私人经营的倾斜,个体生产力获得解放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私营经济迅速抬起头来, 只要"市价倍蓰",就有人敢于去冒险经营。一些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私营经济,在时变和机谋中日渐发展壮大,有的实力派还得到了煮盐、冶铁之类的经营权。由于在"工商食官"体制约束下专业定居世袭不准迁业,不断增殖的人口给就业安排、穿衣食宿供给带来相当困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高,小则怠工,大则"皆执利兵,无者执斤"举行暴动,反成官府不胜负担之包狱。政策变化后,一些原来食官之粟的工商者及其负责人,还有一些衰国、丧国而失职的或败亡逃遁的官工贾人员,一些获军功解除奴隶身份者、暴动中获自由者,甚至还有一些具贵族身份者,纷纷向自由工商业经营者转化。 (4)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斗争中, 在列国称雄争霸的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由于得到过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和资助,夺取政权或强国地位的,作为回报,或与结盟,或擢拔任用,政治上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减低税率,开放山泽之利。这样,在这些国家,私营工商业获得的发展余地就更大。 (二) 在争霸与兼并的时空中获得空前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没有象被蛮族扫荡之后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8〕繁荣的经济被摧毁了。 而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周王朝奴隶制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复苏、直接延续、转化而来,又遭遇了一次自由解放的机运。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得以突破性的迅猛发展,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面貌大为改观。 商业的发展,促使各区域多种天然的和人工的生产物向商品转化。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年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田野之辟,仓廪之实"成为当时农业前景的两大奋斗目标。其时将铁制工具导入农业生产领域,引发的农业社会一场革命,不亚于蒸汽机促进的工业革命。犁、铫、镰、?、锥、?的应用,畜耕,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运河开凿水利兴修,都无疑会使农业产量较前大幅度扩增。文献中"通流财物粟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之类的记载,说明粮食在当时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商品之一。《管子》中所说的"以园圃为食者几何家?"则反映了该时已有专门从事瓜瓠荤菜百果商品生产的园艺业存在。至于畜牧、狩猎产品等进入市场领域则更不待言: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9〕司马迁说,从事这些生产的人,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用,而是把这些生产物作为"富给之资",因此他们之富"皆与千户侯等"。太史公的举例,所指之地仅是著名者,所指之数仅言其多且规模之大。这些物产就靠商业发展为商品,运销各处。太史公又举例指出,在城市中也有一些可与千乘之家相埒的人,他们大规模生产积聚如: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酱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千,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曲盐豉千答,鲐?千斤,?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10〕自然也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明显的作为商品生产投向市场牟利的。 当时的齐国是较为典型的个例。《史记》作者认为,齐之所以富强能执霸主牛耳,得力于其数代的开发和商品生产的发达。比如丝织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都有相当进步,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一种彩绣工艺。这是齐国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意识采取措施善加引导的结果: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镪至而辐凑。"〔11〕他们一方面开发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拳头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另一方面利用地利生产内陆封国所缺少而又必需的物品,在政策上又实施优惠,"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样既造成了"人物归之,镪至辐凑"的兴旺局面,还赢得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桓公时又任用大政治家管仲,着实在发展商贸方面下了工夫,终使齐地商贾云集,国富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第二,商业藉交通之便捷,买贱鬻贵,周流四方。 《管子•小匡》有云: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讦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是说商业经营者虽然集中于城里,却是需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不仅密切注视各地经济情况,精明计算物资的盈缺、价格低昂、购销信息,而且还要经常往返于各个不同区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既如此,则交通运输问题就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称雄争霸行为,为当时交通干线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诸侯之间频繁的摆排场的聘问会盟,交换礼物;合纵连横,军马兵车云集的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从前那种小国寡民的沉闷格局。为了政治、军事上的利益,各国君主把开辟道路、架建桥梁作为国之大事来抓,设置专官管理。《左传》襄公31年记载,子产因晋国道路失修,盗寇充斥现象对文公不满;《国语》周语中记载,单子把陈之"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的景象作为其必亡之依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张仪对魏王的赞语是:"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交通干道在各国重视开发下逐渐组成网络,就主观言这是其军事上进攻与防御、政治上聘问会盟所必需,然客观看,对于沟通分裂时期各地区间的联系,加强商人频繁的经济活动也确实起到相当必要的作用。可以并行数辆兵车的国道宽畅而平坦,两旁列树成行。沿途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饮食、车马交通工具悉备,行进止宿十分方便。并且已有"传"的邮驿制度可使信息及时传送。陆路以外,又有邗沟、鸿沟等大小运河之开凿和天然河道之利用,加上沿海航行之进步,水上交通网络也日臻完备。吴之舟可达河南省中部的黄池。夫子说"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范蠡则装了珠宝与侍从们乘舟浮海以行,去海岛生活了。这给"贾郡国无所不至",甚至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织品远销希腊,促进东西南北物产商品化带来深刻影响。 第三、商品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货币经济相应的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商品交换发展,必然引发交换媒介的革命。司马迁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此时的铸币业发展迅速,种类多,流通量大,铜铸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黄金从贵重商品中游离出来,在金融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成了政治家们与富商大贾们青睐、利用、珍藏的对象,标志了该分裂时期各国都有一种能使各方认可的畅行无阻的法偿币的愿望。黄金币材的质量均一,耐久不变,利于携带、贮藏,可随意分割而又不损其价值的特征,终为社会普遍接受: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溢,以迎孟尝君"。〔12〕 "梁王虚上位……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13〕 "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金于赵反间……"。〔14〕 "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15〕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16〕楚国是产金之地,流通较早,所铸金币有金饼、金钣。金钣一斤一块,有16小格,每格一两,整合分开均可使用。另一计量单位是"镒",合二十两,都是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如南后郑袖对张仪贿赂说,"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范蠡以一牛车"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楚行贿想换回犯杀人之罪的儿子。 管仲说,"使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17〕可见其时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国蓄篇》中,管仲说明了国家积累货币的重要: "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于此正反映出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及其社会作用。《史记》记载了一则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皆去其业"的金融混乱造成市场萧条,人心恐慌的事件。〔18〕货币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产品向商品形态转化,从而使商业快速发展。另外,当货币成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时,它便会以狐媚的姿态,霸王的神通,在社会上显露其不可抗拒的进取性与腐蚀性,无论在政治上、宗族间,抑或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会因其诱惑而出现变异。 第四,城市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集中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由"帝王的军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中心、军事据点、工商都会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古代城市。这一成长过程,必依商品经济发展为首要前提。而该时商业出现突破性进展,给早期城市的演变输送了充足的营养,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繁荣。在其时的交通枢纽、河川渡口、物产富饶处的原野上,突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旧制,耸立着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9〕已不是少数。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韩之荥阳,秦之咸阳,郑之阳翟,楚之宛、陈,魏之温、轵,皆天下之名都,富冠海内。苏秦对齐临淄城之估计,说有7万户,可征之卒计21万。 城市"富而实",人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市民们生活优闲:"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什么都有。〔20 〕市内作坊分类排列,从"粥金者之所"到"卖骏马者"、"贩屦者",以及"悬帜甚高"或"狗恶酒酸"的酒店和"市脯",热闹非常。既有某家"不龟手药"、某家"鞔"、某家"屦缟"之祖传特色,又有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等各地贩运来的名牌产品,不一而足。因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终不愿徙居。〔21〕又据临淄故城发掘考古证实,早期那种"面朝后市"、规模狭小、人口稀疏的城市形态正在变化。大城南北近9里,东西7里,其中西南隅是贵族聚居处,筑有南北4里余东西近3 里的小城。临淄城内水渠、道路布局有致,居民点、手工作坊遗迹依稀可辨。〔22〕高城深池是战国进攻守御所必需,同时也给了商业资本以有效的安全保障。商业资本的汇聚,"商群萃而州处",又使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繁荣。 第五,社会风俗因商品经济繁荣发生变异。 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嬗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私营工商的崛起,逐步改变了从前唯有贵族特权才能生成经济效益,"其富者必其贵者"的社会格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俗尚已经形成。《吕氏春秋》有云,耕田之利几倍?十倍。珠玉之利几倍?百倍。利弊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3〕"鲁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4〕"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25〕"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士宦"。〔26〕其时除有不少多钱善贾如白圭、猗顿、范蠡、郭纵、弦高、乌氏倮、端木赐之外,普通商贾工匠流庸数量的剧增,货币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比重的日益显著,对社会风尚的改变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容忽视。太史公《货殖列传》论曰: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寡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要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其殚精竭虑,尽已所能力,最终都是为一个钱财,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已。那么,整个社会不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所称已"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吗?且看《韩非子》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的故事,一则反映了当时以叫卖(市声广告)作商业宣传的原始习俗,一则又暴露出当时自相矛盾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商业竞争的激烈场景。墨子指出,只要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亦必有人为之。管子说,只要利在前,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吕氏春秋》云:只要有利可图,那怕"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皆不畏惧"。韩非子举了个例子:"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那真是刑法也禁不得了,虽然因窃金被处死者"壅离其水","而人窃金不止"。 针对"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又兴起一股"克己复礼"、"何必曰利",颂扬安贫乐道精神的思潮。然而,物质生活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生活方式是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及其欲望的。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奋进好胜精神状态蔚然成风。只要有钱,其奢华习尚已远非"食于官"的前辈们所能引望项背的。他们"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连车骑,游诸侯"。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还拿出一部分商业利润来资助孔老师周游列国,跻身政治舞台。齐桓公有关"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正说明上层统治者也对商界力量加以关注。商人在郑、卫还获得一定的参政、议政之权。原因何在?司马迁如是解释:"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抚万乘,名显天下,岂非其富邪"!〔27〕上下同好,是金钱的魔力!它能"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28〕《战国策•秦策》载一饶有趣味的苏秦故事,讲述其落难归家, "妻不下rèn@⑿,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狼狈相可想而知,什么亲爱之情?温情脉脉面纱荡然不存。可是不久却发生喜剧性转变:苏秦"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炫?煊诘?,说诸候列国莫不"从风而服",此时,再过自己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询其故,嫂子也答得相当乾脆:"以季子位尊而多金"!故事倒是揭示出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 压抑"发生变革的起点"思想的萌芽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混乱动荡分裂的时代。在这漫漫的5 个半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着一个新生命的分娩的阵痛,同时亦怀着新生儿降临的惊喜。因此,这无疑又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新结构逐步替代旧结构,最活跃的经济因素也因生产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解放,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商品经济,不仅没有遭到破坏中断或停顿,反而在奴隶制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并因获得桎梏下解放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在初生的封建社会里,它并不以冲决旧社会制度编织的罗网为满足,继续以变革的姿态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侵扰啮食,进一步成为不安定因素的酵母剂。当商品经济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活跃程度超越其补充功能的轨道时,就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并被断然干预。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重农抑商"政策。古代农本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为不使其地位发生动摇,统治者普遍实行"劝农"政策,"劝农"即"重农","重农"必"抑商"。抑商往往扩张至对农本以外的"綦组锦绣刻画"之类的"技艺之士",以及"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之流的"游食之民"的制裁,如何施行则因时而异,倚重倚轻则因需以定。总之,重农与抑商,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力求实现的理想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确切地说,这一政策应称作"重本抑末"。《吕氏春秋•上农》这样说: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是说,古代农本社会里的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决定性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部门,是国家财源和兵源的发生地。只有"厚农宝谷"才是"王业之根本",是天下致太平的基础。因而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使之"愚也直",不闻天下之事,则"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倘若弃农经商游食,国家就难以控制,法令不能贯彻;财产简约来去方便,万一有战事发生就避走他处,国家就缺少可用之兵。另外,走南闯北接触面广见识多了,对统治者的盲从程度就大打折扣,难以治理。据此,就很有"重本抑末"之必要。 从春秋战国年间发展突出的商品经济影响来看,来势特别凶猛。这对千余年来处于奴隶等级社会简朴环境的人们,不免很有惊天地变局之感:诸侯刻槲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对此, 齐景公已有很深感触,所以与孔子对话时心有灵犀:"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食诸"?〔29〕 恩格斯在谈到商人时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0〕请看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的分解。 (1)"野与市争民"。 从事工商之业,劳动强度较低,劳动成果周转快,一般的容易谋生,资金多有机谋者则获利丰厚,"而致尊过耕农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31〕显然,脱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于是农村社会受到冲击,不断有人游离出来,即班固所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32〕商人们观凶饥,审国变,相美恶,辨贵贱,求利不避风险,资贷行贾遍郡国。他们利用货币与实物之间的比差与供求之间的矛盾,灾荒时变丰歉关系,囤积居奇盘剥民众,放高利贷搜刮"十倍其本"的暴利,使个体农民丧失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能力。他们把兼并土地作为商业利润的投资取向,把失地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吞食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还有一些破产流民转化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有的充当第三产业"市佣",有的沦为奴婢、乞丐,甚至"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这种情况发生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富国强兵,牵动国家命脉。 (2)"商与君争民"。 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不正当手段充分运用,给国家和社会制造出许多不安定因素。商人资本向农村社会渗透带来的危机,不仅从小农手中夺走土地,而且招徕"逃徭赋"农民,使"上不得者万数"。〔33〕不少有实力的富商大贾是从宗室大臣封君贵戚转化而来,通过"行小惠"争取民众"以塞其主"。〔34〕有的"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5〕这是一股统治者的离心势力。另外,当"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6〕的风气形成时,权力可在贿赂下出租,不少交通官吏的人发了战争财,不少"不论志行"者捐金得官显位,破坏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秩序,"诸侯失礼于天子,""公庙之设于私家"的现象比比皆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与鲁"四分公室"之乱局,不能不令统治者感到教训之深刻。 (3)"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更甚者"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37〕 商品经济洪流决壅出闸,很快浸润整个社会意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乐其事若水之趋下,诚如司马迁所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金钱成了社会最高权威,以小僭大,以贱逾贵,上下相冒,礼谊大坏。富有者权倾郡县乡里,拟比王公贵胄,贫困者奴事富人,服役终身不得温饱。商品经济突飞猛进带来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拜金主义思潮就难以避免。长期传承的常规,遭受破坏性打击,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在无形中激化了。 在混乱中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时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有着各自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所产生的思想,在解放和变革的波涛中充分展现自我,从而使当时的思想领域呈现出对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反映。直面变化的世界,固有的天道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而变异,理性的、维护生命、抑制私欲、稳定社会秩序的命题被列入思考范畴。在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消费超越生产力负荷,简单再生产失调,家庭关系、君臣民关系次序整合,对利欲贫贱富贵的观念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矛盾都必须由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批游离出来的"士",奔走于列国,十分活跃,"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38〕具有相当的能量。而在去欲、尚俭、抑奢、重农这些方面,古代思想家们几乎殊途同归。先哲们认为,人之情欲是天生的,而且无止境,是贪婪的根源。既然"人不能自止于足",那就必须用强制性手段,"修节止欲可以为圣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同样可以快乐。荀子说:"义胜利者为治世"。〔39〕梁惠王开口说"利"就受到孟子指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颜回在"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中仍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居,"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受到孔子称赞。儒学要求在富贵贫贱问题上要坚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与"不去"的道德原则。在高消费方面,普遍主张抑奢,认为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关系社会安危。对君主而言应"令百工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40〕对下来说应"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41〕并定下法律保证,若有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42〕使智巧者无途以自奋。实践中如季康子母死"般请以机封","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能飞三日不下,都被当作"奇技淫巧"扼杀于摇篮之中。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43〕把科学技艺术士列入游食之民,禁则必农,富国强兵有望。受了墨、道、名、法各家的熏陶,进入另一集大成阶段的荀子,对墨子讲的"一人耕而九人处"、"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现状很有同感,提出"省工贾,众农夫"〔44〕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45〕的主张。追随者韩非则把商工之民称为"五蠹",要压抑"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 〔46〕这实际上是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和"农战"思想的承继。 商鞅的观点是: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47〕商鞅思想在秦付诸政治实践,一场"壹农战"改革运动把僻在雍州的秦国推上军国民一体化道路。其中打击商人力量、堵塞避农轻居之道无疑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家"无得取庸",人口注册,加重赋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限制商利和限制农副牧产品商品化倾向,以收"农恶商""不思迁业"之功;实行粮食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提高收购价,"食贵,籴食不利"则游食者之心不舒,"而又加重征",则商贩于此畏缩不前;私营旅舍取缔,"舍人无验者坐之",轻居之人就没了行动自由;"壹山泽",置盐铁官,国家垄断了大型工商企业。这种以政治手段制造农逸商劳,虽劳无功的轻商贱商印象终于在秦国作俑。这一方面说明商品经济起步虽迟但势头猛劲的西方秦国,急需寻找一条适应参与兼并战争的强国之强,另一方面反映出东方列国商品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商人势力非常强大,且存在相当的潜力,堡垒难以一下攻破。日后秦以铁腕统一中国,并将其社会经济结构移植全国,政治上"强本抑末"的幽灵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结构而对外适应,作为理论体系内在和谐的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认识和独尊之后,中国社会就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立国,任用信奉"忠君爱民"的儒生进入国家机器实行管理,使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重本抑末"政策得以代代传承,尽管历朝各有具体内容,时昂时低,稍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每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冲击甚烈时,当局者即及时祭起这个法宝,中断资本原始积累,使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商品经济高涨的势头镇压下去,最大限度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因此,我们说,"重本抑末"法定的滥觞,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最熟的商品经济的反动所产生的"农战"、"困末作"思想的绵延。 商品经济论文: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禁榷商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供给容易形成垄断。通过对宋代榷盐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市场化还十分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国家对全部盐产品进行收购,并利用行政力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官营营销网络。从而降低了盐产品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销售量的扩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另一方面,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行的经营机制,既排斥了商人及其自由竞争,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存在着效率低,抑制市场发育的弊端,其结果抑制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禁榷制度;榷盐;商品化;经济效率 长期以来,人们对禁榷制度多加批评,认为国家对重要商品的垄断专营排斥竞争,限制商人活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实施禁榷制度最广泛的宋代社会,恰恰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时期,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由于榷盐制度是禁榷制度的优秀内容,而且宋代榷盐制度在不断变革,可以说宋代榷盐制度集中了中国古代禁榷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拟以宋代榷盐制度为视觉,透视禁榷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一、盐成为主要禁榷商品的原因 为什么盐长期以来成为政府垄断专营的商品?这是由盐的商品特性所决定的: 1.消费需求大,需求弹性小。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①,对盐的消费需求量大且稳定,缺乏适宜的替代品,所以盐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商品缺乏弹性意味着商品需求变动受商品价格影响较小,较高的垄断价格对商品的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负影响,有显而易见的预期经营利润。 2.供给容易形成垄断。盐是一种矿产品,蕴藏在地下、内陆盐湖和海洋里,其供给受到资源储藏的地域限制,具有自然垄断性,并需要一定的开采加工技术条件,国家容易对其供给地区和生产活动进行控制,对其进行垄断经营的成本小,收益大。 3.产品差异化小。盐主要用于日常饮食调味品和工业原料,无论是生活性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人们对盐产品的要求是纯正无杂质,几乎没有产品差异化方面的要求,因而人们对盐的选择无偏好,有利于对盐实行垄断经营。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由于盐在产品供给方面本身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和产品无差异特性,使政府对盐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成本低;同时.由于盐的消费需求弹性小和消费无偏好的特性,保证了政府实行垄断经营的预期收益的可获得性。因而,长期以来,盐成为重要的禁榷商品。 二、禁榷的环节与盐的商品化过程 宋朝盐的生产销售曾经实行过四种运营方式:“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在前三种运营方式中,生产、运输、销售主体都可能发生变化,但唯有收购主体不变,一直是由政府收购;第四种运营方式表面上看政府已不介入任何产销环节,实则不然,商人要获得盐的运销权必需到指定地点买钞引,凭钞引到盐产地支盐,生产者也不能随意将盐出售给无钞引的商人。这就是禁榷的优秀所在:“榷”是架设在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要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需要通过这座桥,商人要经营这类商品,也需要经过这座桥,才能得到商品。建造这座桥的是政府,政府作为这座桥的专有权持有人,要求生产者将所有的商品销售给政府,同时,政府又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利用商人的力量,将这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中获取专卖带来的高额利润。 对重要商品在流通环节进行垄断专营的榷盐制度,规定所有手工业者生产的盐产品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不得擅自私存销售,国家法律也有对贩卖私盐者有严厉的惩罚。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出来的盐产品,都由国家全部收购,生产者不必关心和承担产品的市场风险,也不必支付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支出,对于生产者来说,免除了寻找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支出,节约了交易费用。可见,正是因为政府全部收购所生产出来的盐.使盐完成了从产品向商品的第一步转化,客观上对盐的商品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官营营销网络与盐的商品化 在宋朝实行官运官销的时期,政府组建了相应的盐营销机构,负责盐的运输销售。具体情况如下: 宋代主管财政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为三司,三司有专门管理盐茶等禁榷商品的部门,负责全国盐茶等商品的计划管理,各路食盐的支取额和销售课额由三司审核确定。三司下面在不同的产盐区,设置不同名称的掌管销售的管理机构,直接负责所辖地区的食盐销售。如成立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提举卖解盐司”,也称“提举出卖解盐司”,负责解盐的销售;又如广东、广西两路合并的“提举广南路盐事司”,“就梧州置司,专管两路卖盐”①。所谓卖盐,主要是负责各下销盐机构请盐的批发和转支。 各路销盐机构由漕司负责,各路漕司获得支盐凭证后,到指定地点支取食盐转运到自己所属盐仓,并将其销售给所属各州军县,“漕司悉贮于海仓,令剑、建、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岁用”②。 路级以下的州郡,通常不设专职卖盐机构,由通判厅兼理。州下之县,则多由县丞或主薄负责其事③。也就是说,各州县行政官员自行置场设局,进行销售。 从中央到地方,从盐产地到销售地,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食盐营销网络,其中漕司以上的销盐机构是独立设置的专营部门,州县以下的销售机构是地方行政机构兼职。各州县的官员一般在州、县城内和人口密集的镇上置铺出售。乾道年间,南剑、邵武州军,“只于州县市井置都盐坊卖盐,不许于乡村创置。每州军通不得过二坊,现不得过一场坊。”①湖州归安县“卖茶盐场,在施诸镇”②。地方官吏为了节约经营成本,一般不是天天售盐,而是规定一个售卖食盐的日期。“建安县泄卖盐货,每月以九日鬻大上供盐,二十一日鬻小上供盐”③。 州县行政机构承担食盐的最终销售环节,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做到了运用较低的经营成本就将食盐的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各地官员售盐课额和与此相结合的赏罚制度的配合下,食盐源源不断地由产盐区运到各销售地,分销到广大百姓手中。虽然宋代民营商业资本有较大的增长,商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但是如此庞大,遍及每一角落的营销网络的建立,民营商业资本是难以达到的。因此,禁榷制度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运销环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官府垄断商品批发环节并延伸到运输、销售环节的流通形式,虽然利用了具有网络化的行政系统来运销商品,节约经营成本,但是也存在相当的弊病。对于官府从事食盐运销的各环节的人员来说,他们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非在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官员都普遍存在着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现象,由此出现运营效率低下,积压损耗严重等问题。 为了解决榷盐中存在的问题,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严格控制,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其中钞盐法就是利用商人销售食盐的一种运作方式。钞盐法是官府控制禁榷商品批发环节,以保证国家垄断利润不流失的一种经营方式,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以买钞引的形式特许商人经营,规范商人的经营以符合国家垄断利润的运营制度。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④ 尽管政府限定了支盐地点、支盐数量以及销售地区,但是,食盐的运输、销售等环节已经允许商人经营,在运输、零售环节上打破了垄断,商人之间的竞争和最终销售环节的自主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府完全垄断经营所带来种种弊端。商人在获利动机驱使下,相互竞争,想方设法在规定销售区域内推销其商品,扩大了禁榷产品转化为商品韵能力。这种政府在保持其市场垄断特权的前提下部分引人竞争机制和民间资本,对扩大盐的销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榷盐制度对经济效率的抑制 在宋代社会,由于交易费用高、民间商业资本规模不大等因素的限制,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自主能力有限,政府对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收购和利用行政网络营销盐的榷盐制度客观上对盐产品商品化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榷盐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垄断的贸易制度,是以行政配置资源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杠杆对盐业经营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产生不同程度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 1.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营,使禁榷产品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抑制。 这种效率抑制表现为:(1)官府对从事禁榷产品生产的生产者规定每年的生产定额,虽然能够保证禁榷商品的既定供给目标,但与在利润刺激下主动形成的供给能力相比,则会少得多。因为生产者增加产量的经济收益并不明显,所以生产者往往就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愿意更多地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因此,禁榷制度下的实际供给低于潜在的供给能力。 (2)政府作为经营主体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致使经营人员权责软约束,经营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榷盐制度从产权关系上来看,是对盐产品的国营垄断经营,资产全部属于国家,其资产收益和经营风险也由国家承担。而国家的经营活动是由专职和兼职的行政官员来完成.这些行政官员为国家效劳获得俸禄,但不能在经营中取得剩余索取权,因而经营中是否获利和亏损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也只能从政绩表彰、职位提拔或相应的行政处分来实施(而这种激励和惩罚方式又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内化的利润增长动机激励和风险压力。因此,各级行政官员在盐的经营中,或为完成或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定额,不顾实际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强制生产和销售,或寻求各种无法完成任务的理由,推脱逃避责任。如在收购环节上,产盐区的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指标,不断向“亭户”、“畦户”、“井户”增加盐“课额”,收购更多的盐,以致于很多产盐区有大量积盐。“解州盐池见管盐货万数浩瀚,可得十年支遣”①,太平兴国四、五年间,知利丰监刘式奏称:“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②雍熙四年,“潮州上言,有盐64余万石……徒劳仓盖复,仅同无用之物,又纳三万三千石,所支不过数百石。”③ 可见食盐积贮不是偶尔之现象,而是普遍于各大盐产区的现象。据郭正忠先生的考证,宋各大盐产区的积盐占总产量的15%~67%④。又如,在运输环节中,纲运人员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而非以将货物运到销售地出售获利,只要在运输中出现道路阻碍,便有充足的理由停止运输或延迟运输时间,往往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明道二年(1033年),“比岁运河浅涸。漕?不行”,以致于“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同一时期产盐区“淮南所积一千五百方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⑤。 2.损害消费者福利。 在盐的销售中,政府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润,对经营机构和地方官员规定了指令性销售指标,并且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在物质和精神激励下,一些地方官员不顾广大民众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经济利益,强迫百姓购买,对食盐进行销售抑配:“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⑥在广南,则按主客户每月配盐:“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不以日月为限,岁终买足。”⑦ 禁榷的盐价高于商人经销的价格,其原因在于通商条件下,商人之间在食盐销售中有一定的竞争,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与当地购买力相适应,而垄断价格则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往往高出消费者的购买力。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任意侵蚀国家利益。如在食盐运输中,从事运输的官吏往往将部分优质食盐私自扣留,进行私贩,而将泥土杂质掺人其它食盐中,以充填原来数额,以致食盐苦恶,质量严重低劣。明道二年(1033年),参知政事王随指出:“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①可见,榷盐制度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价购买质量低劣的食盐。 3.排斥商人和自由竞争。 由于盐是广大百姓必需的日用消费品,也是丝织品生产中的辅助原料,称为“蚕盐”,其消费市场很大。盐的流通环节完全由政府垄断经营,排斥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佐市场消费需求有限的宋代社会,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人力量的壮大,更限制了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形成。即便是引入商人参与运输和销售,政府也通过控制特许经营权来获取盐的批发利润和限制商人的活动,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作用。 总之,我们可以从榷盐制度的运作过程看到,在禁榷制度下,国家垄断禁榷商品的收购环节,所有生产出来的禁榷产品都被国家收购,推动了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政府通过专设的销售机构或各级行政管理系统,分销产品,并通过强制抑配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将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对促进产品商品化、推动商品交易活跃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这一切经营活动,都不是市场机制自动配置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操作的结果。是以资源配置扭曲,损害商品生产者、商品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表面看,商品购销两旺,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而实际上,市场发育十分迟缓,价格机制、利润机制并未在禁榷商品的经营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客观上禁榷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产品商品化和交易发展的作用,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