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宏观管理论文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 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影响发展管理论文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反思研究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优秀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视角研究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产权;环境产权;自然资源 论文摘要: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通过对环境产权的性质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环境产权也就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产权制度安排或制度缺失有关。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的弊端,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经济分析道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的角度出发也已经成为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新方法。环境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 一、环境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优秀概念。它反映了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并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社会工具。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从法律的角度,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1]也就是说,产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自由。产权界定的实质是财产权利的配置,不同的产权界定方式不仅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影响财产分配的公平。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意义在于,至少使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认可和回报,使损害他人利益的人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因此,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强调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即便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只有在对产权有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产权不明确,外部性侵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产权理论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权交易。人们进行产权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物品的经济价值会有不同的评价,即它可以给不同的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科斯认为,在零交易成本的环境中,产权交易在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当然,现实中的交易不可能没有成本。因此,不同的产权的结构设计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率,而作为权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二、环境产权的性质 人们一般倾向于环境产权是典型的公有产权,所以环境产权应该表现出非排他性。但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产权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产权。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乡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竞争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个人的享用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拥挤的城市,随处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费享受得到的,特别是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态环境较好、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因此,清新空气在大规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竞争性。简言之,环境作为一种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必须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一旦超过环境容量,环境的排他性则明显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产权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条件成为稀缺,环境资源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环境产权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也由此产生。 三、产权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范围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产权的研究就是从环境问题入手的。文章通过对许多环境问题的案例展开经济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学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产权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外部效应问题制度根源的一条重要思路,而环境问题正是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性的具体体现,因此,环境问题是产权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的应用领域,而产权理论又为分析导致环境破坏的权利安排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对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导致了理论界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许多不同观点。市场理性学者对科斯定理的实用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所有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都可以通过产权途径去解决,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尔、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尔合著的《从相克到相生——经济与环保的共生策略》一书是市场理性学者的代表作。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环境是一种资产,围绕环境资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来确保经济与环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场机制是替代环境管理中“专家战略”与“政府控制战略”的有效途径。 有的学者对产权制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表示怀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是难以界定的。环境产权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产权界定。环境产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财产权利,其与一般财产权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财产权利强调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的所有、使用、处分及收益权,集中反映财产主体的权利;而环境产权则既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权利,同时还必须强调权利主体对环境资源的管理责任。其原因是: 1.环境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一般财产不存在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一旦形成,公众就会遭受损害。因此,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可以放弃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环境资源的责任。 2.环境资源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自然财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种的灭绝,人类无法使其再生,每一种物种的灭绝都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笔宝贵财富。 3.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或保护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健康及其生活质量的保障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失去发展机会,但却不能失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四、我国环境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以自然资源产权为例 1.自然资源产权主体虚置 现行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除外并进一步对基础性自然资源—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但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逐渐为国家所有吸收。国家所有看似产权清晰,实则不然。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委托—,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发生了分离。但是,这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委托—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确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资源及其收益从理论上讲属于全体人民或有关集体,但它们却没有支配、转让等产权所有者所应有的任何权利。产权界定即产权关系的不明晰。 2.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缺失 宪法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资格的规定与限制,使其他主体无法进入,没有多元所有权主体的参与,自然资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为现实。所有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自然资源不可能进入市场,即使有可能进入也是残缺和不完全的,这也正是中国自然资源市场无法发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价值,使用的不经济性也就成为必然。 3.产权结构的设计不尽合理,使用权和经营权安排亟待改进 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阶段主要是国有产权形式。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逻辑。这种“公有公用”在实践中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森林大面积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哪些正负外部性很大、紧缺和对一个国家经济有重要影响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资源,如稀缺的矿产资源,生态湿地等,都需要以强制性的公共产权的形式来安排其所有权,而那些排他性、竞争性较强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矿产资源等,可以通过私人所有的产权安排增加市场的竞争力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从单一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权体系,逐步完善产权交易体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对于具有重要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产权界限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矿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据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将其所有权拍卖给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产权边界模糊、界定成本过高、外部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如海洋水产资源,地下淡水资源、石油等,应当继续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由统一的机构组织单独管理,改变过去的政出多门的所有权结构。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思想教育管理论文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经济学管理论文:穷人经济学管理论文 去年以来,国内多数知名景点门票纷纷以“保护稀缺资源”、“缺乏维修费用”等理由,在举行门票价格上调听证会后,纷纷将票价上调50%左右,个别景点票价甚至成倍上涨。对一些地方景区的轮番涨价,媒体上质疑、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普通老百姓更是“触景生情”,很不舒服。有人甚至认为,不顾百姓承受力的乱涨价,是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景点涨价是不是真的像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缺乏维修费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价格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计算环保车收费,武陵源优秀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08元。在10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护的费用只有8元!相比资源保护费,武陵源优秀景区门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经建成多年的张清公路、索张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飞机来张家界的游客,购买的优秀景区门票中,要支付10元钱的“机场建设费”;而门票收入中47元的“景区管理成本”,意味着维持管理机构运作的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费的近6倍!武陵源景区有这种情况,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区都心中有数。 同样,景点涨价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景点涨价就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那么人们会问:除了涨价,就没有别的办法保护稀缺资源了吗?涨价是不是保护稀缺资源的唯一办法呢?涨价就一定能保护稀缺资源吗?这么多年来,风景区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但是保护水平和效果又怎样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中,“保护稀缺资源”之说,不过是涨价的一个借口而已。 景区门票价格大幅上涨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国民,都是实行免费或象征性的低价格参观,借以鼓励本国人多参观古迹,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艾尔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门票均为100卢布(近4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均可享受大幅度的优惠,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可免费参观;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埃及对残障人和老年人实行免票制度,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票价只收取2埃镑,金字塔的票价,只交1埃镑,仅是两张大饼的钱;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不到职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费公园,小到街心公园,大到纽约市著名的中央公园,都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在首都华盛顿,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竞相涨价,怎能让公众没有怨言? 那么,涨价之后的情况如何?本次黄金周之前,媒体上曾披露说:今年黄金周的旅游市场并没有出现以往的火爆场面,各个旅游景点的酒店预订率不高,机票价格更是不断走低,甚至突破了50%的下限;调查表明,有近七成人将选择在家休息。虽然五一黄金周各大景点旅游情况如何还不清楚,但是,涨价对各大景点旅游有负面影响是肯定无疑的。 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过“穷人的经济学”。他在向记者解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总理心忧黎民、情系百姓的情怀,让人感动。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老百姓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他们还在为孩子上学、治疗疾病、住房等问题发愁的时候,旅游景区的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多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多替那些中低收入的普通群众出游考虑,多向杭州学习——学习他们24小时全部免费开放西湖环湖公园的成功经验。相反,如果动辄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用高票价将普通群众排斥在旅游景点的大门之外,最终受损害的恐怕还是景点所在地的经济。当然,如果对旅游门票收入与旅游经济这笔账该怎么算还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不妨请教一下杭州人,他们是有“真经”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学管理论文 “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解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丰富的,涉及经济常识的知识点较多,如市场调节、宏观调控、价值规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结构调整、财政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知识,这些都是可能的命题切入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结合经济常识复习需要注意和运用以下知识: 1.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 2.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文本,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 3.价值规律。水电的供求变化影响价格,反过来,水电的价格变动也会影响供求。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水电供应,实行差别水电价格,就是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适当提高水电价格,增加水电供应,减少需求,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 4.资源配置方式。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如水资源的合理调配、水电价格的制定等,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证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全国开展了以清理整顿开发区为重点地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国土资源部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地体现了国家加大宏观调控。 5.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性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一,社会经济运行需要有健全的法制基础,健全的法制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正平等的依据和准则。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必须有严肃、健全的法制作保证。否则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体现了法制性。 6.农业。农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农之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也要节约土地资源,保护耕地面积;大力推广节水、节电技术;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 7.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节水、节能、节材、节地与环保、降耗、增效结合起来,发展农业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高对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8.现代科学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水平,节约能源,有效地发挥各种资源的效能,提高经济效益。 9.财政的巨大作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西气东输工程等都需要财政提供支持。 10.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1.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2.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增强开发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4.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实惠。各级政府和领导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正确对待GDP的增长。 三、关于循环经济 1、发展循环经济有哪些经济意义? (1)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保产业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3)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4)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国家:①应及时立法,建立相应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之有法可依。②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应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规范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 (2)企业:①应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②应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环保投人比例,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 (3)公众;推动公众参与。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广泛宣传普及生态知识、循环经济知识和环保法规,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现代生态价值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积极开展循环回收利用活动,建立循环型社会。 3.为什么要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循环经济?) (1)资源具有稀缺性,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2)有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5)反映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4、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怎样正确认识“五个统筹”?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关系着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从统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和有力保障,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的状况,必须加快推进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积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加人WTO,为我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协调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总之,“五个统筹”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管理论文: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政变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性交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经济学管理论文:为什么经济学家都庸俗? 说到“庸俗经济学家”这个名词,一般我们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那么,无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答案是肯定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话,经济学家都是为政治、为政府服务的。在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家不为政府的政治服务是不现实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目前虽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也仅仅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作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辨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现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加西方经济学;尚没有完整、系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国家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不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上的新会计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西方会计准则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指导目前中国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还构不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是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么,有没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呢?我认为会有的,而且正在酝酿之中,理由是: 1、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比小的国家大,一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供求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2、私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两个极,两极共存,缺一不可,客观存在,经济学离开这两极就不全面,不成系统。 3、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快要灭亡的时候,用发展公有(国有)制,弥补了私有制的不足,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快要崩溃的时候,用发展私有制,弥补了公有制的不足,挽救了社会主义。两极都是运用调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调控经济运行,实现社会经济的供求平衡。 4、中国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发展私有制,这个社会的经济将会高速发展,甚至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极也肯定会成气候的,包括俄罗斯甚至朝鲜。另一极的停滞,也许要靠这一极的繁荣才能继续发展,历史将会证明. 经济学管理论文:现代经济学分析管理论文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é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优秀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在国际范围内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都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做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分析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优秀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媒体变革管理论文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葛鲁夫最喜欢的用语是“战略转折点”,最近他把这个词用于报业。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年会上,葛鲁夫指出,互联网正使传统报业面临着80年代中期英特尔公司曾面临的那种剧变。 葛鲁夫说,印刷媒介的前景是黯淡的。这一行业必须全力重塑自我。“你们要想一想,什么是你们能够做到而网络出版做不到的?” 但新媒体的面貌究竟怎样,葛鲁夫并未向与会的编辑和出版业人士阐释清楚。他的漫无头绪也许是由其阅读习惯所决定的。葛鲁夫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查阅新闻的大致情形:上班时在网上看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摘要,以及CBS的市场动态,看业界消息则去CNET。下班后他会在家中看两份报纸,即《圣何塞信使报》和《华尔街日报》。从中你可以发现,葛鲁夫所浏览的本质上都是旧媒体,尽管这些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披上了新媒体的外衣。显然,葛鲁夫并不知道,有一种崭新的新闻形式正在他所熟悉的IT领域内发展起来。这种形式的首创者不是出自那些报刊、电视媒体云集的著名的大都市,而是出自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叫荷兰的小城。 这座小城里有一份名为Slashdot的网上技术出版物,它由年轻的Linux爱好者罗勃·马尔达创办,原是有关Linux的一个信息仓库,逐渐演变成为网络技术人员的“快乐大本营”,其中集结了大量的技术内容和技术讨论。Slashdot与葛鲁夫所欣赏的新闻媒体截然不同。它把多个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消费者互相连接起来,完全摒弃了信息中介人,也就是那些专业新闻记者。这家出版物的读者每天向编辑部提供多达400个超链接、新闻线索、创意和完整的新闻报道,但并不从该出版物领取一分钱。经过仔细筛选,编辑部挑出5到10个可能引起读者最大兴趣的题目,然后加上一段很短的提要,并附带一个指向信息源的链接。如果是原创性的文章,编辑部也会在文章前面加上内容提要,再用一个链接指向单独的页面。这样刊出之后,会有成百上千或长或短的评论、指责、咒骂、更正、插科打诨和旁批蜂拥而至。Slashdot的创办者坚信人们有权利匿名发表他们的看法,因而所有不想在网刊上暴露他们身份的读者都可以使用一个笔名投稿,这个笔名叫做“无名的懦夫”。 我们这些专业新闻工作者会在此时瞪大了眼睛说:“这些东西都是垃圾。这样做并不是在观察报道网络的混乱,而是在复制混乱。读者是无法处理这些芜杂的信息的,所以公众才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的是过滤噪音。” 马尔达及其精干的编辑人员坚信,公众依赖媒体“守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马尔达也清楚地知道,完全缺少过滤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一个网站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名声越大,它也越有可能被其高知名度所摧毁。亚马逊网上书店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它允许读者自由上传书评,最后发现书评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呈现强烈的反差。在Slashdot网站上,由“无名的懦夫”们所发出的聒噪足以淹没任何理性的声音。马尔达承认,读者人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脑力的增加。Slashdot现拥有70万读者,这对于一个新媒体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如果说Slashdot处于被垃圾邮件、火焰战和离题万里的奇谈怪论所埋葬的危险之中,那么摆脱困境的办法也不是删除这些东西。Slashdot的读者们极其厌恶由一个舆论中心对多样化的声音加以甄别的想法。假如马尔达以新闻检察官的身份出现,就会毁掉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网上社区。作为一个技术天才,马尔达很自然地设想,是否能用某种程序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发展了一种允许25位最受信任的用户对刊发稿加以系统评估的制度,授予那些持续受到好评的用户“主持人”身份。每过半小时,计算机会检查所有的帖子,并给当时在线的读者打分。在任一时间内,都会有300到500名读者积攒到足够的分数,并经随机筛选成为主持人。主持人本身也可以获取一定的分数分配,这使得他们有权力对一定数量的帖子加以评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用完他们的所有得分,过期则作废。 马尔达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在传统的新闻采集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试图摸清外界发生的事实,平衡专家的意见,再用一些简略的引语把事实表述出来。Slashdot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专家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引语完整无缺,整个新闻机构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保持运行。将来也许新媒体的灵魂人物不再是总编,而是总编码师。 像Slashdot这样的媒体虽小,其吸引眼球的能力却堪与雅虎这样的巨型公司相媲美。广告公司趋之若鹜,Slashdot已被一家公司收购上市。Slashdot造就了一种叫做“Slashdot效应”的现象:当它在网站上刊出一个新的指向另一家网站上某篇文章的链接的时候,那家网站的服务器会立刻遭到Slashdot狂热读者的暴风骤雨般的袭击。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在我看来,有点意思的是一家号称“IT写作社区”的网站,允许大量的人就范围广泛的IT话题发表意见。目前它只有评论而没有新闻报道,因而更像一个论坛而不是新闻媒体。如果它人气攀升过猛,必然也会遇到系统如何自我运行的问题。 何谓新媒体 Slashdot可以归入所谓的“新媒体”,《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很简单: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forall,byall)。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 这样的新媒体所威胁的是什么呢?它威胁的是传统的印刷和电视媒体,并由此威胁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谈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引证传统媒体的上网率,比如说上网报纸又增加了多少家等等,但这样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数据是阅听人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的程度如何。 [page_break] 在美国,这样的转移十分明显。1977年,2/3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经常阅读报纸;1997年,成人报纸阅读率下降到只有50%多一点。1993年,60%的美国成年人“定期”观看电视新闻;到1998年,这一比例降为38%。与此相对照,1995年,只有4%的美国成年人一周上网阅读新闻一次;现在,网络新闻的阅读者达到20%。 AOL的史蒂夫·凯斯曾对记者说:“如果你们观察一下美国在线,你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记者,我们也没有新闻来源,因此,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新闻同行。但是,每天从美国在线获得感兴趣新闻的人,比全美国11家顶尖报纸的读者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在黄金时间,我们的读者和CNN或者MTV的观众一样多。”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美国各种媒体(互联网、有线电视、广播及出版物)的受众分化也越来越大。 我手头没有有关中国媒体在这方面的详细数据,但报刊发行量的普遍下降在我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电视今天仍然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据www.consult公司1999年5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内地2/3的网民表示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 大众媒体基于两个理由而存在。其一是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需要阅读和观看这些媒体;其二是广告商要借助这些媒体广告。如果读者和观众从大众媒体不断流失的话,广告商也会弃大众媒体而去。 当然,传统媒体不会很快死亡,迄今也没有一个较新媒体完全取代较老媒体的先例。而且,习惯于阅读印刷媒体的人会指出这些媒体与电子屏幕相比的种种好处,比如报刊读起来更舒服,可以随意折叠、剪贴,便于携带,不怕丢失,等等。然而,如果习惯改变了又会怎样呢?今天,人们可以用更多的办法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多信息,并且年轻的一代完全是在电子屏幕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这些都会影响人们习惯性的信息获取行为。代与代之间对“新闻”和“信息”的理解并不相同。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3/4的人说他们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但只有1/3的人想要“及时了解新闻”。而在超过65岁的人当中,只有一半喜欢拥有更多的信息源,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怎样“跟上新闻”。 所以习惯是会改变的。假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攫取新闻,这会对传统媒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人们能够对新闻进行电子化的个人定制,真正出现了尼葛洛庞帝预言的所谓“我的日报”,那么我们还能够称这样的东西为报纸吗? 我们不知道新技术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知道电话、电视和计算机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相融合。我们也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在经济繁荣期,不管是新媒介还是旧媒介都有很好的生存空间,网络甚至为旧媒介带来了大量的广告收入,但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许将会呈现残酷的局面。即使是现在,受众的大批量转移已呈现出明显的态势。不错,传统媒体仍然在增长,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杂志问世。但是,杂志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面向细分化的读者市场的新品种,而不是来源于综合性期刊扩大了的读者群。综合性期刊的发行量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比如《新闻周刊》1978年的发行量为300万,1998年不过320万份。《生活》杂志已经宣布停刊,转而致力于网络。 现在,整个新闻行业面临的竞争比其他行业要严峻得多,而且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也越来越少了。在1994年,有53%的人表示经常关注新闻,而今只有45%的人表示关注新闻行业。但信息过度对多数人不成问题。在最新的调查中,将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喜欢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只有30%的人觉得信息过度泛滥。 新媒体的逻辑 新媒体依照什么逻辑运行?这方面有一个绝好的事例。1998年9月11日,全球网民在同一时刻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调查报告全文。此事表现了Internet作为一种新媒体的巨大优势:广泛的链接造就了大容量的信息储存;空前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令传统媒体望尘莫及;同步通达全球观众;不受有关中间环节的干扰,直接展示信息本身,等等。 新媒体当然拥有一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海量的存储信息、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等,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前面所说的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换言之,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 传统新闻业是自上而下的:编辑决定报道内容,记者去收集事实,然后包装成一篇论文,散发给广大受众。与之相反,网络上的新闻是自下而上的:它从新闻组中开头,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报道任何事情。很多报道可能是虚假的、过时的,或干脆就是错误的,但当这些"民间记者"们涉及他们专长的领域时,其提供的信息常常比报纸更贴近事实。 在这种“上下颠倒”中埋藏着革命性变化的种。Internet是一种双向媒介。虽然它的内容也出现在闪烁的屏幕上,但它与电视根本不同。它要求你不仅仅是被动观看,还要主动参与。实际上,Internet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改变电视。 突然地,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及读者和观众发现自己置身于崭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媒介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詹妮弗·沃尔夫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把媒介与公众的新的交流环境看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共生”。在这种共生状态下,“读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接近媒体的机会,记者也可以以光速了解大众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互联网会创造一种媒介,其入口障碍较其他媒介更低。互联网是至今为止最大的互动出版工具。随着复制和传输数据的成本日益降低,信息传送的力量分配得更为平均。当手写的经卷被印刷品代替后,教会和其他大人物不再那么至高无上,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发生。同样地,现在造就名声的权力正由杂志、电视台等大众媒介转移到每个人的手中。 如果新闻可以不再由少数人加工后传输给大众,大众传媒的“守门人”(gatekeeper)角色将毫无意义。法学专家乔纳森·华莱士和马克·曼根在《性,法律和电脑空间》一书中说,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是坏,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或是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守门人”。 而Internet是一个没有守门人的论坛。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听起来很理想,因而值得为之去奋斗。乐观主义者尼葛洛庞帝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push)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电脑)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这一变化的意义长久而深远。媒介不再是讯息(Themediumisnolongerthemessage)。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本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来,还没有什么能比这一激动人心的变化引发出公众对媒介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媒介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会发生交叉。过去,人们从仅有的几个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源又为少数几个经理人、总编、主持人、记者和专栏作家所把持。由此才出现了“媒体精英”的概念。随着媒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精英的话语权也会日益削减。不断细分的受众群体将令他们的影响力大为逊色。 今天,媒介行业的“明星制”并没有发生突出的变化,但是,新媒介的逻辑早晚会被加于传统媒介之上。我们这些传统的新闻工作者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个人价值(不论是经济收益还是精神收成)都会在这个逻辑的作用之下大大降低。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领袖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ofCaliforniaatSan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andCrisis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Inc;TheCcorpem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Inequality:TheDeepeningSocialCrisisin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andFolly:TheUSand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page_break]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经济学管理论文:电视剧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分四个部分: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生产流通的“准市场化”;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现象。对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中国电视剧”作了全景式的描述、阐释与分析。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大众文化;意义;生产;消费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最喜爱的一种虚构性叙事形态,它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生活、情感和社会演化的“见证”,同时它的发展过程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有中国特色市场与行政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特殊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才能真正探讨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处境及其在中国媒介变革、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移位 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第9年。这以后,中国经历了多次影响甚巨的政治运动,继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和隔绝之后,60年代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裂,随后则经历了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的的动荡。处在实验阶段的电视剧始终是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电视媒介的发展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文化,对当时社会现实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广播、电影等媒体的重要性相比。 197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途径、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电视剧在中国电视成为大众媒介的同时,也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相互冲突、互相妥协、相互融合,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中国电视剧也因此经历了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电视剧本身的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正是“历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流通和意义。 在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电视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则1.5分钟《参桂补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的第一条广告,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力量开始进入一直被看作“党和政府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电视节目制作在政府资金以外获得了新的资金渠道,电视也开始受到政府以外的市场力量的制约和影响。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广告作为一种力量,在推动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电视观众对电视剧节目需求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电视融资方式从过去的单一财政拨款发展到可以广告融资,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这是中国电视剧的第一次飞跃点,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提高100%。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由于政府投资、广告经费支持和企业的赞助,电视剧的生产规模开始加速扩大,电视剧的数量明显增加。从1978年到1987年的10年,中国电视剧总产量已经达到5875集,是从1958年到1978年前20年的近30倍。在电视剧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与中国电影观众从1979年开始逐渐下降的趋势成反比,电视剧的观众则在不断增加,电视剧取代电影成为了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受众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行电视剧了。当时,中国多数人都刚刚体验了历史的政治动荡和家庭、个人的苦难经历,而且正在经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过渡的转折阶段,所以一批叙述人们在政治动荡中的曲折命运的所谓“伤痕电视剧”以及后来叙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电视剧”如《新星》等最早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80年代初,中国开始制作采用情节剧模式的通俗电视剧,电视剧从最初所理解的“纯艺术”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一种流行文化娱乐。1980年2月5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与其他重视政治批判、艺术风格的电视剧不同,不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开掘,也不强调对政治思想的演义,而是突出了情节性、戏剧性、惊险性、离奇性,具备了娱乐性作品的基本特征。中国制作通俗电视连续剧显然受到了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影响。70年代末,长期被排斥的国外境外文化、包括美国、日本、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通俗电视剧的引进,为电视剧从一种单纯表达政治诉求的政治文化向提供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尽管这些娱乐性电视节目在当时受到了正统立场的批评,《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政治舆论的压力而中途停播⑴,但是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仍然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 此后,1984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武打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这带动了后来中国一大批武打动作电视剧的出现。1984年,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题材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诽谤》等在中国相继播放,也对后来中国的家庭情节电视剧带来了明显影响。80年代是中国电视剧从舆论宣传工具向大众传媒形式转化的开始,许多观众和部分电视制作生产者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意识到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寄托现实梦想和宣泄心理欲望的娱乐叙事形式。这种观念的转变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当时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电视剧突破原来单一政治教育功能的束缚创造了思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也为电视剧题材、主题、风格、样式、效果的多样化作出了有限的政治保障,而城市电视文化消费的需要则成为通俗电视剧发展的土壤。 如果说,在欧洲国家,电视从70年代开始从公共电视向商业电视转变,⑵那么,在中国,这种转变是80年代以后开始的。从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的所有电视台仍然是政府管理,电视的定位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电视剧也基本上还是由电视台或者直属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机构用国家的计划拨款制作。但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尽管在中国大陆,电视的商业化趋向远远不像当时在韩国、日本、台湾那样彻底,但是,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电视业发展,电视已经不仅是宣传的“传声筒”,同时它也是为大众提供资讯服务、娱乐服务的公共媒介,是人们交流和共享文化信息的公共平台。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力量 1987年,中共中央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市场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被确立了重要位置。虽然这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传播业,但是从这一年开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电视的影响明显强化。1987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已达2700万元,高出1300万元的国家拨款2倍以上,而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获得的广告收入则已经达到了12亿元;1998年,全国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133.6亿元。正是由于广告收入的急剧增加,电视媒介在经济上主要并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市场来推动发展⑶。因而,从80年代末期开始,电视台的经济运作体制开始出现多样化趋势,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一起构成了电视剧发展的双重驱动力量。 尽管由于政治风波的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电视的控制,一度电视剧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回潮。但是,1990年中国“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却标志了通俗电视剧进入了中国电视剧主流。《渴望》显然“受到港、台、日本、巴西电视连续剧和电视小说的启示”,⑷它利用社会赞助资金,采用基地制作、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剪辑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用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二元对立的情节剧模式和扬善惩恶的道德化手段来叙述普通家庭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当时中国最长的电视剧在中国各地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多家电视台轮流播放,正处在文化消费匮乏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收看了这部电视剧。此后,《渴望》的制作模式成为了一种范本,随后出现了大量的表现普通家庭传奇故事的电视情节剧,如《爱你没商量》、《东边日出西边雨》、《皇城根》、《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等等。 1991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也采用企业赞助的融资方式,并首次将广告随电视剧捆绑播出,同时还在电视剧中利用剧情为赞助企业做隐性广告(后来被人们称为“软广告”),这种生产方式为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开辟了一种途径。《编辑部的故事》用指桑骂槐的喜剧方式,宣泄了当时中国大众对于当时社会情态的某种不满和对于社会思潮的复辟倾向的嘲弄,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鸣。这种系列喜剧的形式带动了后来中国电视喜剧创作,也对后来《我爱我家》等情景喜剧的出现带来了推动。事实上,情节剧样式的连续剧和喜剧样式的系列剧从此以后就成为中国通俗电视剧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 正是因为市场因素的增加,电视剧的制作体制也出现了变化。过去,中国的电视剧制作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电视台制作,后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部门开始陆续成为独立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如从北京电视台分离出来的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北京电视制片厂(即后来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于1982年9月17日成立;1983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电视剧制作部、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部合并成立由中央电视台隶属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批准,一些社会企业也可以制作和发行电视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电视剧拍摄权的机构合作生产电视剧。电视剧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投入电视剧制作的资金已超过10亿元人民币,社会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的电视剧占全年生产电视剧总量的比例已由1998年的19.6%上升到1999年的24.9%,而各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的比例正在下降。电视剧制作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电视剧制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 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是一种非市场性与市场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相当数量的脱离市场体制的电视剧,有的是由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投资拍摄,有的则是由企业赞助拍摄,而且两种制作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除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以外,《围城》、《情满珠江》、《上海一家人》、《英雄无悔》、《人间正道》、《和平年代》、《儿女情长》、《宰相刘罗锅》、《三国演义》、《水浒》(1997)、《雍正王朝》(1998)、《还珠格格》(1998)、《牵手》(1999)、《康熙微服私访记》(2000)等都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而这些电视剧的“流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折射和记录。 生产与流通的“准市场化” 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是一种自由产业。事实上,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政府官员的话来说,“中国电视剧,有着覆盖面广、反映迅速、接受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繁荣和发展电视剧的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出艺术、出精品、出效益、不出问题,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电视剧创作。”⑸而政府对电视剧“加强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方面:首先,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拍摄电视剧必须得到广播电影电视政府部门颁发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许可证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长期许可证,乙种是临时许可证。一般获得许可证的机构应该是能够在政府和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国营机构。中国大约有150家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单位和约400家获得临时许可证的单位。其次,进行电视剧规划审批。在中国,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而规划审查部门则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上报电视剧的题材倾向来决定哪些电视剧可以投入拍摄。第三,实行发行播出审查制。中国的电视台都是政府主办的官方电视台,中国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电视台,也不允许建立商业电视台,所以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审查才能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当然,政府的电视剧管理与电影那种集合式的管理相比,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保证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的前提下,电视剧管理也在不断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允许非电视台制作电视剧,允许社会资金参与电视剧拍摄,允许外国或海外企业、资金合作拍摄电视剧,允许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自行审查电视剧而不采用中央集中审查等等,这些相对宽松的行政管理,使电视剧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比较良性的生产机制。现在,中国的电视剧生产机构既包括主流的中央和地方电视剧制作机构,如电视台、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也包括各种国营的文化公司,如北方文化音像出版社、中北电视艺术公司等等,还包括各电影制片厂的电视剧部,此外,现在还有许多各种电视剧制作企业。 中国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拨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往往会选择一些特殊题材电视剧提供无偿投资,如所谓的“行业剧”(即表现某个由政府部门管理的行业业绩的电视剧)和“主旋律”政治宣传剧⑹;这类主旋律电视剧大多是作为宣传品制作,一般都缺少市场回报。90年代后期,这种单纯的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逐渐减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混合的投资模式。第二种是赞助资金。企业为了通过电视剧的播出提高知名度和生产间接的广告效应,赞助全部或者部分电视剧拍摄资金。电视剧用署名、鸣谢以及各种软性广告来回报赞助,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多数通俗电视剧采用都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对收视率的预期是获得赞助的必要前提,但是在投资和回报之间并没有确定的商业利益的保证。这在90年代前期是主要的电视剧资金来源。随着电视广告本身的成熟,电视竞争的加剧,“赞助”的方式对企业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种资金方式也越来越少。第三种是商业投资。电视剧制作方从银行或者企业获得商业投资生产电视剧,电视剧发行以后再提供经济回报,这在90年代后期以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电视剧的生产经历了从计划生产(政府拨款)到转型(赞助资金)再到市场化(商业投资)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正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中国电视剧的大众化转型。 与电视剧生产方式的变化相一致,中国电视剧从发行方式来看,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最早,各电视台都是自己制作电视剧供自己播出,后来各电视台则用自己生产的电视剧去交换其他电视台的电视节目。电视剧在各种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或者只是得到象征性的补偿,电视台并不采用市场购买的方式获得电视剧播映权,也就是说,电视台利用自己垄断的频道资源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但是,90年代初期,由于《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广告效益,电视剧的经济价值开始被重视,随着各电视台对具有流行可能的电视剧需求的增加和具有收视潜力的电视剧的缺乏,电视台被迫通过竞价方式来争取具有广告赞助潜力的电视剧播映权。于是,电视剧的生产和流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投资200万元制作41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1992年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购买《爱你没商量》的播映权,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这意味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随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1000万购买30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国内版权,随剧征集广告,用电视台的广告时间来交换电视播映权,这种贴片广告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⑺。于是,一些电视制作单位和广告公司开始将广告和电视剧捆绑销售给多家电视台,在90年代中期形成了最主要的电视剧发行方式,如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百集电视剧《京都纪事》以每集都附带90秒广告的方式提供给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⑻。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拍摄300多部剧从1996年开始以《长青藤剧场》为名带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电视剧随片广告成为电视剧市场化的重要途径。但是,90年代后期,随着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加、随着广告竞争的加剧,电视台需要优质节目来获得广告效益,这种出售广告时间的方法逐渐减少,许多电视台都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来直接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电视剧交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从1986年开始,举办上海电视节、四川电视节,后来举办北京电视周,在这些电视节上,真正具有电视交易市场性质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6年9月,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北京广播电视局首次主办“全国国产电视节目展示交易会”。在这些电视交易市场上,电视剧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随着一些电视台广告经营业务的成熟,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多数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能够做到制作播出分离,一般来说多数电视节目都是各电视台自产自销,很少形成市场交换,但是电视剧在所有节目形态中是最早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体制的节目,也是中国电视节目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输入与输出的文化接近性现象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集以上。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统计,1998年,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制作数量为682部9780集,约7335小时,1999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汇编的该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中,共收入118家持有电视剧生产甲种(长期)许可证和195家有电视剧生产乙种(临时)许可证的制作单位上报的规划剧目共989部15812集,当年全国共实际通过审查、投入发行(包括播出)的电视剧数量为371部6227集,约4670小时。到2000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则超过了20000部集,而2001年的电视剧规划数量年初就达到了22000部集。但是,中国电视剧的需要量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中国有3000余座电视台,中央、省、地、县四级电视台播出,而且四级往往分为有线电视台、无线电视台,许多电视台还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频道。中国是世界上电视剧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按目前每台每天平均播出7小时计(这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频道资源),全国每天就要播出2万多小时的电视节目。一年全中国的节目需求量就是730多万小时。节目重播减去一半的时间,也仍然还有360多万小时。多数频道都播出电视剧,每天播出总量在6000部集以上,但是电视剧全年产量却只有6000集左右,共计不到6000小时⑼。有时一部电视剧竟能同时出现在若干家省级台的“卫视”上。在同样的城市和区域的多家电视台,观众将看到同样的电视剧。这说明电视剧资源仍然相当匮乏。 由于电视节目制作能力的普遍不足,各台外购节目倾向加剧。据国外人士估计,中国每年进口节目1万到2万小时⑽。所以,在中国的电视剧播出中,境外电视剧占有相当比例。从1984年开始,个别地方电视台开始引进电视节目,如《神雕侠侣》、《侠女十三妹》等,而大规模引进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年引进量最初大约在1千部集。后来,中国政府规定,电视台播出的黄金时间(18点—22点)境外电视节目不能超过15%,境外节目在无线电视台的播出总量中不能超过3分之一。此外,政府还规定,每年全国只有60个电视剧进口指标,每个指标为1部电视剧,每部电视剧的总时数为30小时(后缩减为20小时),因而全年境外电视剧进口总量为1200小时至1800小时⑾。1999年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查批准引进剧216部1543集。按照有关规定,引进电视剧的总量必须控制在国产电视剧总量的25%之内,所以一些境外电视剧还采取与内地合拍的方式进入中国,1999年政府核发合拍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共41部763集。总数2300集的量,意味着中国大陆平均每天都有6集以上的引进或者合拍电视剧首次播出。从播出率上看,境外节目大约占播出节目总量的一半以上。 所以,在90年代,国外境外电视剧的引进仍然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在外来电视剧引进中,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接近性”现象⑿,中国减少了欧美、拉美等与中国和东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的电视剧的引进,而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而且得到了中国观众的普遍欢迎。据统计,从1990到1995年,中国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就达90部左右⒀,其中《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等都陆续对内地观众形成了冲击:以香港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在内地播出之后,出现了较高收视率。共同的文化渊源、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遗产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的文化亲和力。 随着电视剧市场的国际化,中国大陆电视剧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向国外和港台地区输出。《红楼梦》、《西游记》、《包公》、《武松》、《诸葛亮》、《努尔哈赤》等电视剧都相继在香港、东南亚,包括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播出。据有关人士介绍,香港亚视以每集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红楼梦》的播映权,后来台湾和日本则以每集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三国演义》的播映权,到1997年《水浒》播映权在台湾每集价格则达到了16000美元,接近了国际电视台市场标准⒁。此外,《北京人在纽约》、《唐明皇》、《末代皇帝》、《水浒传》、《雍正王朝》等电视剧都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播出⒂,中国电视剧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在继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除了面向广阔的本土电视剧市场以外,还将面向国际电视剧市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电视剧市场以及全球华语电视剧市场。在亚洲地区,华语电视剧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尽管美国节目在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但是在那些有着丰富选择的地区,最流行的电视剧往往不是美国电视剧,而是那种与本土文化有着渊源和现实联系的电视剧。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为中国电视剧的输出提供了文化基础,多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亚太地区的成功发行表明中国电视剧可能在全球的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仍然有潜力,毕竟不仅中国大陆有12亿人口,台湾还有2100多万华人、香港有1400多万华人,另外还有2000万华人在东南亚各国,400多万华人分散在世界其他地区⒃,而受到华语文化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人口数量就更是难计其数,虽然人们处在已经改变过的物理空间中,但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像有学者在讨论这种电视文化的亲同现象时所指出的那样,“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⒄。应该说,这样一个巨大的已有或者潜在的消费群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化程度与这样的发展前景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运作的电视剧产业集团,甚至也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电视剧生产基地,当然更缺乏现代文化产业的管理经验,所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如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经过相当一段过程才能真正参与全球的文化产业竞争。 中国电视剧消费量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电视频道众多,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电视剧在观众电视消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实际收视率也仅次于新闻类节目。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述故事”和“消费故事”的渠道。电视连续剧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地位与东方人的家庭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公共服务条件都有密切关系,加上人们文化消费的选择空间比较小,电影市场萎缩,社会生活水平不高,都决定了电视剧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应该被我们看作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经济学管理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asaSocial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著《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intoDigital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A.Innis)、贝伯(BobertE.Babe)、莫斯考(Vincent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AGEPublic,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著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1995,pp.91~94) [page_break]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1995,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Veblen)和康门斯(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of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of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1995,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5)这种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资本家需要工人能够长期进行劳动,而且不断有新的年轻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点是存在问题的。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预付了货币,准备了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把工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协作,使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一个工人“独立地”劳动,怎么会有这些条件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而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4)。如果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价值是6个价值单位,那么,一个人即使耗费了12个小时才能生产出一件这种商品,他的产品的价值仍然只有6个价值单位,而不是12个价值单位。 由于一个工人独立劳动时没有和工厂相同的“其它条件”,所以,他生产同样的产品劳动时间要长得多,但是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创造出6个价值单位的产品,劳动时间将不止6小时,而是几倍甚至几十、几百倍于他在工厂里的劳动时间。保守一点,我们假设需要两倍于他在工厂劳动的时间,即12个小时。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必要劳动时间”等于生产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对于一个工人来说,他原来为自己劳动时,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需要工作12小时。现在他在工厂里,也是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一天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了。 如果我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独立劳动需要的时间是在工厂劳动时间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现负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工厂劳动比独立劳动更合算(见表1)。 也就是说,马克思仅仅注意到“必要劳动”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是随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厂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劳动时间比他独自劳动时要短得多。因此马克思遗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时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实际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由于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劳动更多的时间,不仅可能超过6小时,而且可能超过12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他在工厂里劳动可能比自己独立劳动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厂里劳动,不仅可能不受到剥削,反而因为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融为一体,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尽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实际报酬仍然比自己独立劳动时高得多。” 对于工人来说,在工厂劳动无所谓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他准备了机器、组织工人相互协作,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劳动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利润的确来自这些剩余劳动时间。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出现,来自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效率的提高,来自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协作,而这一切均是资本的贡献。 把劳动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果强行归给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借助汽车,人们可以缩短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时间,但是谁也不会把时间的节约归功于乘客的两条腿。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制造汽车了。 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工作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是不准确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维持投资者继续投资兴趣的“必要劳动时间”。利用资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获得独立劳动时不可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为资本工作,为维持投资者投资兴趣而工作,也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换时一样(15,16,17),在分析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也要考虑“劳动时间”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劳动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差别。工业生产方式中这种差别非常显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和地主一样,资本家也只能通过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价值才能获得利润。在工业生产方式中,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来证明资本的利润完全来自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错误的原因 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博学家马克思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把一个影响波及全人类的重要理论,建立在一个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设上。笔者认为,问题在于 (一)马克思没有正确理解人类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本质动机。 马克思说“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18)。也就是说人们相互交换商品是为了互通有无。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亚当·斯密有一个经典的关于商品交换的例子:“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19)也就是说,捕杀海狸的渔夫和捕杀鹿的猎人,为了互通有无,按照“等量劳动相互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假设一个渔夫可以用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一个猎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捕杀一头鹿,他们两人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 斯密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猎人去捕杀一头海狸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猎人也能够用两天或不到两天的时间捕杀一头海狸,他就会自己去捕海狸,而不是花两天时间先去捕两头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来和渔夫交换一头海狸。因为这至少将额外增加交换产品的麻烦。就好像我们不会用5元钱买一本我们不需要的书,然后去旁边的柜台费一番口舌换一枝价格为5元的钢笔。我们肯定是直接去买那枝钢笔。 猎人不直接去捕海狸,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两只鹿换一只海狸,充分说明对于他来说,间接地得到海狸比直接捕杀海狸对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费较少的劳动。因此,猎人捕杀一头海狸肯定需要两天以上的劳动时间。我们不妨假设是三天时间(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但是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当海狸和鹿的交换比例时1:2时,猎人用两天的劳动产品:两头鹿,可以换得他本来需要三天时间才能获得的一头海狸,因此他可以节约一天的劳动时间。 猎人需要一头海狸,这是他参加商品交换的出发点(他为什么需要海狸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他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那头海狸。仅仅因为先捕杀鹿,然后去交换海狸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海狸捕杀者──渔夫──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 猎人捕杀海狸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合适的工具、居住地离开海边较远等等因素。 同样道理,渔夫需要鹿,不能成为他参加商品交换的理由。因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杀所需要的鹿。仅仅因为先捕杀海狸,再去交换鹿可以节约劳动,他才选择了和专业的鹿捕杀者──猎人──交换劳动产品。 渔夫捕杀鹿之所以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可能同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捕鹿经验、合适的工具、需要额外的时间进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是节约劳动,而互通有无仅仅是商品交换的表面动机。 由于我们(包括马克思)身处一个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当我们需要某种物品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购买,而极少考虑自己制造的可能性。当孩子要吃巧克力时,我们总是花几块钱去商店买一包,而不是花费整个星期天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制造,尽管这样可以彻底杜绝孩子吃到伪劣产品的可能性。人类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头,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错误地理解商品交换的本质动机仅仅是互通有无。当代经济学把“偏好”作为商品交换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 由于马克思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质区别,而没有注意到交换双方获得同样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劳动时间(这种差别正是商品生产者利润的来源(15,16,17))。因此在讨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时,他没有注意到同样的劳动时间对交换双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发现:从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劳动时间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厂的总劳动时间(分别对应表1中独立劳动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自己的劳动换得货币,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货币要多于自己独立劳动、然后出售产品所能获得的货币。劳动和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利益增值,是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可以长期和平共处、雇佣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二)马克思没有把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应用到对劳动和资本交换过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农业时代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讨论了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对商品生产的影响,说明他对工业时代已经有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框架、确定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之后,才引入这些范畴的。这充分说明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考虑工业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因此,在研究工人劳动报酬问题时,他只注意了“劳动时间”一个因素,却忽视了在不同的劳动条件下,同样时间的劳动会创造不同量的价值。 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说:“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20)这是和他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完全自相矛盾的。协作可以缩短生产商品的时间。因此,在同样的时间里,1200个工人相互协作,生产的商品数量肯定多于1200个单独劳动的工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同样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1200个工人协作劳动创造的价值肯定多于他们分散劳动的结果。 (三)马克思的论述方式存在问题,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加以仔细的推敲,因此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很多至关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数语,几笔带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观点,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却非常简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4)那么,具体如何确定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只给了一个简单例子:“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织布机刚刚开始被使用,产量远远低于手工产品时,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等于手工织布的一半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恒等于最短必要劳动时间(这和马克思的定义相冲突)。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和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长短有关,还和它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产量有关。只有用蒸汽织布机生产的布大大超过了手工织布的产量,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等于(严格地说是“接近”)用蒸汽织布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有关,还与不同生产者的产量有关。即使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只要企业主调整各自的产量,就可以改变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常常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不惜笔墨,反复论述。例如,他花费了二十多页的篇幅,讨论“20码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叶,所以10磅茶叶值20码麻布”之类的问题(21)。尽管如此,这一长篇论述中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 例如在讨论一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其相对价值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时,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情况是:“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页)羊毛歉收为什么会引起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根据常识,只要羊毛的质量没有变化,工人生产上衣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因为羊毛歉收而发生任何变化。马克思这样说,其出发点显然是:羊毛歉收,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上衣厂的资本家必须花费更多的货币去购买羊毛。多支付的货币属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可以折算成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羊毛歉收后,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构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说明地换算成“劳动时间”一个因素,然后再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 结论 (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劳动价值论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论述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所以,即使劳动价值论成立,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成立。因此,《资本论》没有证明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是资本利润的唯一来源。 结束语 《资本论》中简短有力、象现代广告的口号一样简洁明了的结论(例如,“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的共鸣,得到他们的认同;而它壮观的厚度和拗口晦涩的论述,给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结合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深入观察和理解,坚持独立和客观的立场,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马克思的文字丛林中理出一点头绪来。 经济学管理论文:卫生经济学公共管理论文 1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1.1卫生经济学集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目前已形成了业内公认且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卫生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卫生经济学的运用是不同的,国外的卫生经济学教材分析的实例可能解决不了我国的问题。在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更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可以说,卫生经济学是与我国医改工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本门学科能够帮助回答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目标。从卫生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特点来看,本门课程的教学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讲解整套理论体系,而是应该在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教给他们用理论去发现表面现象下的实际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1.2卫生经济学是融多学科特点于一身的交叉学科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其理论体系中,借鉴引用了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保险、管理学、财务管理、社会医学、甚至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卫生经济学融合多学科的这一特点使卫生经济学课程的部分章节与相关课程的章节有重复讲授的问题,比如卫生事业管理、社会医学等,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迷惑:为什么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体系中重复出现?这个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需要对卫生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有全面的把握和认知,了解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都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同时需要帮助学生进行鉴别性的学习,也就是在不同的课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同一个知识点。 1.3卫生经济学课程的各章节既能独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又相互联系 卫生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几乎任何一个章节都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比如卫生总费用一章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有专门的一支研究团队,几十来年一直进行相关研究。而从卫生经济学整个学科来看,各章节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卫生筹资的实践需要卫生总费用核算作为支撑,与医疗机构与卫生服务补偿息息相关,影响到了卫生服务市场的运行,而医疗领域的补偿问题又受卫生服务价格的影响,整个体系形成了网状的联系。卫生经济学的这一特点对教师自身的知识体系有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卫生经济学以外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对卫生经济学内部的知识体系也要有非常系统的了解。 2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2.1教师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科研互相促进 由于卫生经济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均较突出,所以为了能将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系统全面的传授给学生,任课教师须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尽可能多地参与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或者了解相关研究的内容。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已掌握的卫生经济学知识解决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教学案例,并充实到课堂教学内容中,真正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充分做到科研教学互相促进。教学实践表明,在卫生经济学课堂中加入一些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甚至研究过程中的趣事,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极大兴趣,强化学生学习的效果。 2.2重视课程组成员的集体备课 虽然教师加强自身的研究能力非常重要,但由于卫生经济学的各章节都可作为深入研究的领域,而课程组成员的研究方向往往集中在不同的领域,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求每位任课教师精通本门课程各章节,并对所有内容都有深入研究也不现实。若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采用课程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的方式。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课程组成员间集体备课时可相互交流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心得和成果,获得的本学科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体系以外的内容,比如课堂安排,教学技巧等,也可以进行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2.3注意与相关课程组的沟通,处理好交叉章节的讲授 对于卫生经济学与其他课程内容交叉的问题,需要课程组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组进行统一沟通协调,在本专业同一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安排各章节的讲授,或进行一定的取舍,或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知识点进行讲授,尽量做到不重复讲授。如医疗保障一章的内容,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偏重于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而卫生经济学则更偏重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支付角度进行讲解,若卫生事业管理为先设课程,那么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中可以从复习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议入手,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医疗保障模式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都为哪些人支付了。 2.4引导学生发现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 卫生经济学各章节间相互联系,但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可能不会及时主动地发现卫生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而引导的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说教,还可以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开展,如“提高卫生服务的价格,会引起卫生服务需求怎样的变化?”引导学生从卫生服务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诱导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卫生人力资源特殊性的角度回答,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如在卫生资源配置一章中讲到医疗病床使用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值,此时可以引导学生分别从卫生筹资角度、卫生总费用角度、医疗保障制度角度寻找原因,都能得出我国2000年的卫生筹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同时还能将各章的内容联系起来。 2.5每章课程的讲授开始于一个特定案例,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卫生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已被业内认可[2],通过案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常规做法是在讲解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引入案例,以加深学生的理解,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开始每章知识体系的讲授之前,先引入一个特定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社会民众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最好能够贯穿整个章节,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本章的各个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整章内容。如对于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学习,让学生从普通感冒带来的各种负担开始思考,进而思考每种负担的大小、数据的来源及可得性、感冒最终的负担如果很大或很小对卫生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提示等问题,从而将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知识点全部涵盖在内。 2.6引导学生学会客观分析我国医改工作的实际问题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问题之一,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将我国医改工作的成绩和不足作为案例向学生进行展示。在分析医改工作不足的时候,要把握住的基调是:党和政府为了人民群众的就医和健康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医改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出现波折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们应该客观看待问题,并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武装自己,将来走出校园时,能为国家的医改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消极的抱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时,还可以列举不同国家的医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说明医改工作是个积累经验,逐步改进的过程,并非我国独有的问题,并且我国政府对政策强有力的执行力也是我们医改工作逐步推进的重要保障。除以上几条改进教学方法的建议之外,还有一些常规的教学方法,如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取多种考核形式等[3-4]。卫生经济学课程要充分考虑其学科特点进行讲解,以提高教学效果。 作者:满晓玮房耘耘洪宝林何敏媚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腐败行为经济学管理论文 摘要: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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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拓展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使教育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以大数据为依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丰富多彩的教学软件,便捷的手机APP,为学习提供便利,提升了教学质量。这对大学英语教学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生存的危机。随着新生入学英语水平的提高,大学英语学分比例开始下降,由原来的16分压缩到9分或6分;越来越多的大学新生只需要学习一年的大学英语,甚至有些学生英语成绩优秀者可以免修。复旦大学蔡基刚[1]认为,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历史现象,随着高中英语教学水平的迅速发展,大学新生英语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大学英语的衰落和消亡是必然的趋势。而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批评声从未停歇,取消大学英语课程的声音时有发生,大学英语课程在十年甚至五年后能否存在引发大学英语教学工作者的困惑和担忧。笔者认为,科学改革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社会发展和学生职业规划需求,大学英语教学就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社会需要的人才需求方面,以及语言的自身素性,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发展。 1国家规划,社会需求与大学生英语水平之间的差距需要加强大学英语教学 1.1国家走出去战略发展和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需求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人才培养要求提出明确要求:高等教育应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表明,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地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21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必然突出人才培养的优秀地位,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性复合型优秀人才。束定芳[2]认为实现我国走出去战略,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实现国际交流和发展,就要建设国际一流高校和一流专业,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课程国际化成为发展趋势,师生国际间学术交流成为常态,英语授课将成为必然。这就要求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大大提高,大学英语课程要培养学生基本的英语交际能力,而且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拓展国际视野,学习相关的国际规则和风俗文化,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英语学习相关专业知识,能够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高校开设大学英语课程,一方面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另一个方面,是满足学生专业学习,国际交流,继续深造,工作就业等方面的需要。实践证明,我国大学毕业的大多数学生无法做到用英语自由交流的水平,拥有四、六级证的毕业生无法胜任涉外工作要求。大学英语课程对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学习英语有助于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培养国家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同时为知识创新、潜能发挥和全面发展提供一个基本工具,为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准备。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科学化改革,完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丰富教学内容,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创业能力才能实现国家发展战略。 1.2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掌握语言工具。人文精神提倡人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同时承担对他人、社会、自然的责任。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在国际政治沟通、经济贸易、科技交流、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作用。大学生由于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通过大学英语学习,能在更深的层次理解、吸收、创新人类文明成果,既能了解世界文明,也能将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正如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倡13亿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向世界任命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掌握世界通用语。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担任和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兴则国家兴,大学生是杰出青年的代表,是国家的未来,承担着国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肩负祖国屹立世界的艰巨任务。全面培养新时代复合型人才,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大学英语教学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变迁中,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变革中,大数据时代要求科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使其担当历史使命,顺利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2科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重视其独立而独特的教学地位,建立动态的课程体系 2.1大学英语教学地位 在现行的大学课程设置中,大学英语作为分支从属于外语学院。表面看来,大学英语教学和外语类专业教学同属外语教学,教学理论和教学管理相通。但事实上,这样的设置使大学英语教学地位弱化,如同“副课”,严重影响大学英语的发展。因为外语类专业如英语专业、日语专业、法语专业等是学科,是外语学院的重点,无论在政策制定、师资配备项目分配,职称晋升等拥有优先选择权,而大学英语老师科研项目少,职称较低,在教学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没有决定权,只能按照教学计划按部就班上课。大学英语教学任务重,教师自我发展滞后,职称晋升难,出现教学倦怠,影响教学质量。蔡基刚[3]认为只有脱离外语系,大学英语才有可能真正的发展,建立独立的学科地位,充分发挥作为一线大学英语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才能真正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2.2动态的课程设置 科学的课程设置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现有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单一,有综合英语、听力和口语。综合英语每周一次,听力和口语隔周一次,全由一个老师负责。学生的学习受老师影响很大。学生逃课或上课不认真听讲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本文以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课程成功的教学案例为例,对建立动态的大学从英语课程设置进行探索。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于2004年,2013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构QAA对其质量评定,认为学生水平与学生质量与诺丁汉大学一致。束定芳等[4]通过跟踪调查2005年到2008年大学英语的教学情况,认为其成功的要素有六点:1.学校定位清楚,英语教学明确;2.需求分析到位;3.课程设计合理;4.学习资料丰富教材选用科学;5.课堂教学有效;6.教师专业敬业具有良好的自主意识。其中,建立在准确需求分析下的课程设置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课程设置的特色为语言技能与优秀课程和基础课程相结合,体现强化训练,突出学习策略。建立动态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体系,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详细了解大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和个体需求。借助英语能力量表的衡量标准,对学生英语能力科学、合理、详尽的分类,结合学生学习英语的目标和方向,按照能力相近,需求相同的学生进行分班。这样避免英语水平低的学生学习压力大,产生焦虑感和厌学逃学现象发生;而学习优秀者却“吃不饱”而放松学习,沉溺在手机等虚拟世界里。第二,学校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学校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设立相应的课程并根据学生的水平相应变化,最大可能满足学生需求。基础英语教学和学术英语教学协调发展,专门用途的英语课程和职业英语课程相补充,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得益彰,学生完全根据个人需求自愿选择,使大学英语教学真正服务学生和社会发展需求。第三,利用大数据提供的教学便利条件,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主导自己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老师及时引导,有力补充相关知识,教学相得益彰。 3结束语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等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独立的学科地位和科学的教学改革是实现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要求,满足社会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的有力保障。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每个大学生充分利用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属性,在了解、吸收、传播世界文明成果同时,创造性利用世界文明成果改造世界,造福人类。大数据时代,科学的课程设置、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浩瀚的资源能更好地发挥学生潜力,培养国际化优秀人才,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战略。 参考文献: [1]蔡基刚.我国大学英语消亡的理据与趋势分析[J].外语研究,2012(3):46-52. [2]束定芳.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培养国际化人才[J].外语学刊,2013(6):90-96. [3]蔡基刚.中国高校英语教育40年反思:失败与教训[J].东北师大学报,2017(2):1-6. [4]束定芳,陈素燕.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教学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启发[J].外语界,2009(9):23-29. 作者:段慧芳 宋岳礼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提要]预算绩效管理在中国已经进入“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新时代,这对政府会计信息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也将促进政府会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本文首先介绍本领域内学者对于政府会计研究的不同角度,然后梳理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最后介绍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进展,对总体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政府会计;政府会计改革;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一、政府会计的研究角度经过对文献的梳理,近几年对政府会计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角度: (一)会计学本身的角度,即狭义的政府会计。在准则执行方面,李建发、张津津和张国清等(2017)基于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初步建立起准则执行的框架,该框架包括六个方面,具体包括强制型同形制度压力机制、规范性同形制度压力机制、模仿性同形制度压力机制、管理组织机制、配套措施和机制以及其他机制。刘子怡(2017)从我国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层级性特征和多属性特征出发,分别提出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的协同策略和合作策略。周曙光和陈志斌(2018)从我国政府会计人员的执行能力的角度,提出改进会计职称评价机制,推进政府会计领军人才建设,完善继续教育机制的政府会计人才培养路径。路军伟、王舒慧和刘瑶瑶(2020)通过实验发现,宣传培训可以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准则执行效果,但并不能提高其执行意愿,而增加抽查监督并实施一定程度的惩罚时可以提高政府会计人员的准则执行意愿。周曙光和陈志斌(2021)遵循“理论解析-现实环境-框架构建”的逻辑思路,进一步构建起制度保障机制、执行控制机制、认知驱动机制、执行反馈机制、审计协同机制、人员技术支持机制组成的政府会计执行框架。在政府财务报告方面,潘琰和蔡高锐(2016)对政府财务报告和GFS(政府财政统计框架)、SNA(国民账户体系)在数据信息生成流程、概念框架、推行状况、报表体系、编制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提出政府财务报告应该与GFS、SNA相衔接和协调,使得政府财务报告的微观信息可以转化成GFS、SNA的宏观信息。姜宏青和李科辰(2017)基于不同的信息需求将使用者分为核心需求者、中间需求者、松散需求者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财务报告分析体系。王茉(2018)比较了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差别,并借鉴其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对策和建议。宋达飞和丛树海(2019)从信息需求的角度,结合使用者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将其划分为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两类群体,并从其核心信息需求出发,设计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分析指标。赵军营(2021)采用相似系数公式定量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国际公共部门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相似度较低,这会影响中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性,提出中国合并报表准则既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又要逐步提高国际协调性。在政府会计信息方面,王芳、谭艳艳和严丽娜(2017)对比了不同监管机构对政府负债的界定,提出对政府负债的界定不一致,政府负债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完整,未经过规范的会计程序等问题,提出了政府负债信息披露的具体架构,并提出披露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刘晓红(2018)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发现公众网络的关注度和城市发展水平会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会计信息网络公开的质量。周咏梅和信玉(2018)从七个维度构建政府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评价指标并对我国省级政府的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不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与透明度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省级政府会计的透明度整体较低且各省存在很大差距。王卓君和郭雪萌(2018)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发现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社会资本和和政府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PPP合作。陈志斌和吴敏(2018)从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内部使用者、准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的政府会计信息使用在行政权力运行的不同环节是如何发挥规范和保障作用的。王芳、沈彦杰和高女杰(2020)对省级政府债券发行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债券间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主要跟政府债券的市场化机制不健全、财政管理失衡、财政实力不均和披露管制缺位有关。 (二)跨学科的角度,即广义的政府会计。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戚艳霞和荆新(2016)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4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和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可以显著提升财政管理透明度。并且在控制国家制度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提炼了政府会计影响财政透明度的跨国共性因素,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供了国际借鉴。王雍君(2016)认为政府会计是财政管理的基础技术。预算授权是财政控制的基础,支出周期是对预算授权的刻画、追踪和监控,两者是政府预算会计理论基础的两大支柱。戚艳霞(2016)提出应当进一步研究政府会计和政府财政统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明确两者的差异并推动两者的衔接,实现从微观政府会计到宏观财政管理的转化,从而促进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李宗彦和郝书辰(2017)研究讨论了英国政府整体报告与财政可持续报告、公共部门财政报告之间的协同,分析其整体报告参与财政治理的路径,结合英国经验并基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的编制提出了建议。章贵桥和李增泉(2018)认为有效利用政府会计信息可以增强政府预算投资效益、健全政府财政预算绩治机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张军、刘波和陈文川等(2020)认为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工具的政府会计未能覆盖财政资金运行过程,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政府会计改革,并且结合现代财政的构建过程,构建了政府会计作用机制,即会计信息提供和会计控制作用机制。从政府审计的角度来看,尹启华(2017)研究认为政府财务报告必须通过政府审计才具有公信力,而完善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不仅可以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状况,还可以增强各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牛艳芳、孙瑜和周传皓(2018)指出政府会计核算数据是政府预算审计中碎片化最严重的数据,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计数据的集中分析效果和政府审计的质量,因此应该对会计核算数据开展质量评价,建立会计核算数据质量评价体系,这也将为全面推行政府财务报告建立良好的数据基础。 二、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 国际政府财务管理协会(2018)提出,审计报告和年度财务报表提供的必要的基本财务数据是实现绩效问责的基础。徐经长和何乐伟(2018)提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动因,我国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并行的制度设计就是以全面预算管理为导向的,政府会计为全面预算管理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保证和科学的管理理念。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提出近几年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改革出现了自组织的现象;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管在理论、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方面都呈现出弱协同性,即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促进政府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会计改革助力绩效管理改革的推进。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会计都属于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核心进行协同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三、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 (一)核算基础角度。马蔡琛和苗珊(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对会计信息的披露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一方面为预算中服务和产出成本的衡量提供标准;另一方面为部门之间的比较创造条件,同时也允许部门根据成本对项目的优先性进行排序。马蔡琛和桂梓椋(2020)认为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更加注重高层次的绩效目标,此时收付实现制的局限性凸显出来,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则大大提高财政数据的质量,是更为合适的核算基础。因此,提出要逐步推进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的改革。在权责发生制的具体转化路径上要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改革步调上要与政府财务报告保持一致;在执行机制上要采取可灵活调整的柔性执行机制。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指出我国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虽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政府部门和单位的项目和分类不科学导致成本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政府财务报告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指出应根据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建立全面的绩效分析指标,并根据行业的职能和特点分别设置绩效指标,同时提出指标分析体系可以从政府运行成本、信息透明度、生态环境质量、资产负债率、公共风险防范能力、人均GDP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虑。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应该着力解决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难点问题,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准则的协同修订以统一政府部门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会计核算口径,进一步提高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可利用程度。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财务信息支撑。Brusc(2019)提出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公共部门和政府的资源使用情况和目标实现情况,所以应该将绩效报告当作政府财务报告的一部分。 (三)成本会计角度。靳新(2017)认为成本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的分支,应该包含在政府财务会计的范围内,成为连接收入费用和资产负债的桥梁。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组合构成政府会计的基本体系。袁月和孙光国(2019)提出推行政府成本会计核算应该灵活借鉴分步法、分批法、作业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等企业成本核算方法,为政府,部门和单位预算支出和预算评价提供信息支持。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政府成本会计的推行会极大地提高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深化,并从各种费用的区分,部门和单位的项目分类、设置,成本核算主体和成本核算方法等维度论述政府成本会计,并提出修正的完全成本法、估计成本法、市场采购或购买价法可适应我国政府领域的特殊性。此外,王泽彩还提出,在政府成本会计实施中应该充分考虑基层政府和各个小部门、单位的困难,同时结合不同行业、领域和层次的特点有选择地推行成本的核算。姜宏青和王翔(2020)从“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出发,从信息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论述了建立政府成本会计的必要性。并综合考虑政府组织绩效和成本的特殊关系、绩效管理的信息需求提出建立分层交叉的政府成本会计信息体系,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成本会计信息的融合。 (四)管理会计角度。林丽妍(2016)从政府绩效性受托责任的角度出发论述构建政府管理会计的必要性,并从政府管理会计的目标、主体和对象、会计方法、政府管理会计报告四个角度初步构建起政府管理会计框架。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各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围绕“五年规划”制定并实施长期规划,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当政府管理会计达到较高水平时,内部控制报告、成本会计报告、绩效评价报告都可以通过管理会计报告整合完成,管理会计报告将极大缓解政府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周卫华、杨周南和赵金光(2021)提出在当今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政府会计应该从反映职能向管理职能拓展,政府管理会计可以将业务和财务活动结合以实现“业财融合”,在规划决策控制评价方面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政府管理会计是未来政府会计的发展方向。 (五)统一框架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政府绩效的评价分为“人、财、物”三部分,而政府会计和预算绩效管理是实现“财”的绩效评价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绩效管理都要在政府绩效这个大框架下进行考虑和设计。 (六)立法保障角度。王泽彩和胡志勇(2019)认为各部门和单位不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导致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流于形式,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立法保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各部门单位领导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公共部门需提供的信息类型和范围,明确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的区别等。 (七)信息技术角度。UrbanAsk(2016)提出,我们应该对大数据技术对政府会计和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做出充分肯定,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大数据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出体量大、种类多、速度快等特点,这也可能导致绩效评价中相关性的复杂化。马蔡琛和桂梓椋(2020)提出建立财政大数据处理平台,建立财政数据共享信息平台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常态化数据管理机制和数据管理标准,并且将政府会计核算系统与国库结算系统、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等子系统全面衔接。姜宏青和王翔(2020)提出运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打破会计核算的时空界限,关联起不同时空的成本信息,将预算资金流动与会计分期和会计主题的拓展结合。 四、总结及评述 首先,从政府会计的研究角度来看,政府会计从只关注自身的狭义的政府会计的角度逐渐向跨学科的角度发展,广义的政府会计在多学科融合的条件下将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有利于形成更丰富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从政府会计改革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来看,两者都是国家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供财务数据基础;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两者呈现出协同性。最后,从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实践与研究来看,本领域内学者主要从核算基础、政府财务报告、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统一研究框架、立法保障和信息技术等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和评述,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对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1)在统一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政府会计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关系以及协同问题; (2)进一步分析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对政府会计信息提出的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建发,张津津,张国清,赵军营.基于制度理论的政府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研究[J].会计研究,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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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在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下的大学生就业指导研究 一、建立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 创新创业教育在美国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目前,美国是全球创新创业教育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迈尔斯・梅斯教授于1947 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为 MBA 学生开设“新企业管理”课程,彼得・德鲁克于 1953 年在纽约大学开设“创业与革新”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创业能力为目的的创业教育在美国兴起。 开始的时候创业教育仅仅作为商学院的边缘课程而存在,随后创业学作为商学院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专业诞生,再到后来创业学科突破商学院的边界而成为所有学生的学习内容,创业教育逐渐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个人创业所需要的观念和技能,使他们能够辨认出别人可能忽视的机会;培养他们的洞察力,使他们采取可能的行动。至此,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了从就业教育向创业教育的转移,美国教育培养目标的多样化使各个高校普遍都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形成了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和浓厚的创业氛围。在当今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背景下,高等教育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树立一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理念。这种全新理念的优秀应当是将创新、创业与就业三者融为一体,体现内涵的兼容性、对象的广泛性、模式的多样性、过程的渗透性,做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贯穿大学学习始终,贯穿所有教学、科研等活动。 二、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现状和特点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为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非常严峻。在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周济要求,2008年所有高校都要把就业指导课作为必修课或必选课,要专门制订课程计划。高校要全面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落实就业指导人员、机构、经费“三到位”,提高就业指导服务的“全程化、全员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目前,全国的本科以及高职高专等院校都已经开设了就业指导课,把就业指导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去。 1. 成立就业指导教研室,就业指导主要通过就业指导课体现 为了提高就业指导的水平,加强就业指导的力度,教育部对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就业指导课有了更进一步的规定:必须成立就业指导的教研室,名称由各个学校自行确定。例如:就业指导教研室、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教研室等。不同名称的教研室主要工作还是围绕着就业指导这个主题。教研室存在的依据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的水平,通过教研室活动、集体备课、教学活动研究等提高整体就业指导课的水平。 2. 就业指导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 目前高校的就业指导主要是通过开设就业指导课、入学职业生涯教育讲座、社会实践实习、模拟招聘会等形式开展起来的。在就业指导中的几大模块:职业生涯规划、求职实际技巧、职业素质培养等主要是通过课堂讲授,学生被动地听以及接受知识。当前的就业指导普遍停留在促进毕业生就业的层面上,“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开座谈会、搞几场校园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利用网络宣传当年的就业政策,就完成了当年的就业指导任务。高校就业指导之所以让学生感觉到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最主要原因是在就业指导中缺乏长期地有意识地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在课程设置、教学实践等环节必须要进一步对创新创业能力进行深层解读,将实际工作做得到位、做得更细。 3. 就业指导目标就是为了追求高的“就业率” 每年各高校都召开就业工作会议,除了布置各个院系的就业工作目标外,第一把手还要和各个院系就业工作负责人签订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书。就业率是否达标是衡量就业工作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盲目地追求“高就业率”会导致就业指导最终目的就是统计就业人数,一切以数据说话。对毕业生的求职心理、对陌生环境的适应性、发挥自身潜能、创造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就业指导工作并没有予以非常的关注,这是不符合就业指导的宗旨的。就业指导应该以人为本,服务为辅。就业指导工作作为大学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应当突显其服务性,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就业率。就业指导如果缺乏服务意识,那么就业指导工作到最后也就无法真正体现就业指导的真正内涵和目标,也无法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就业形势。 三、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与就业指导相结合 就业指导应以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作为着力点。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要“以学生为主体,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优秀,以道德修养为重点,以社会实践为保障”,健全就业指导的工作体系,培养全方位发展的毕业生。 1. 在就业指导中渗透创新创业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知识框架、就业方向、岗位特质、特殊能力和一般能力要求,引导大学生明确就业方向和自我发展方向,并从中贯穿职业精神的教育,进行企业文化的渗透。学生要通过多种活动,培养职业兴趣,挖掘潜力,培育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 在就业指导课堂中渗透创新创业教育要力求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要在就业指导课堂中,针对大学生所关注的就业问题,注重对学生开展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成功观教育,突出吃苦耐劳精神、社会责任感、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团队精神的培养,通过观点讨论、案例分析、优秀校友回访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帮助学生确立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相互尊重的职业道德观。 3. 通过鼓励、支持和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就业实践,让学生切身感受当前的就业形势、市场行情、专业前景等,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实践情况,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在就业实践中渗透创新创业教育,其中,职业综合能力训练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实施环节。职业综合能力包括专业技能和岗位基本任职能力等,如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对事情的处理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人际交往沟通能力以及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修养的培养等内容。创新创业教育以涉及学生利益的就业指导作为新的工作重点,是创新创业教育突出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是构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无论是学校的就业指导老师还是系部的书记、辅导员等都要紧紧把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新动态、新特点、新需求,将创新创业教育做深、做细,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教育的引导作用。 要将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教育放在人才培养方案内,以战略高度加以全盘考虑,包括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实践环节、配套措施等等,将创业教育办成集课堂教学、实习实践、创业专题与指导、政策解读、就业个体咨询服务、名校友案例展示的综合教育机制。形成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体系、就业指导课程教学体系、实践实习体系和反馈评估体系。逐渐形成以大学生职业素养、创业指导、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为优秀课程,在不同的年纪有针对性开展各类实习、实训、实践、相关课程及竞赛活动,其他专业及基础课程为延伸的科学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体系。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便利性,设计网络版教学模块,创建虚拟实践模块,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创业创新活动,加强对学生毕业实习的指导。 除此以外,还要通过反馈体系随时掌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情况。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中介教育评估机构和高校内部评估机构的方式,分别组织实施社会和院校两级创新创业与就业教育发展性评估。也可通过纳入本科教学评估体系及学校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进行统一评估。此外,要建立一套跟踪调查体系,把调查结果反馈作为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要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就业指导就要将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要把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放到贯穿整个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指导的优秀位置。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高校在大学生就业指导过程中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 [摘要]大学生就业难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学生自主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文章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导过程中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从构建“以人为本”的就业指导模式,提高创业教育地位,改变创业教育根本诉求三方面,阐述了高校应如何有效地开展创业教育,推动毕业生充分就业。 [关键词]创业教育 指导模式 地位 诉求 [作者简介]谷伟(1978- ),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江苏 盐城 224051)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大学生数量不断增长,而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和国内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在当前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大学生创业不失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有效途径。而高校创业教育是近些年才在我国陆续开展起来的一项活动,其宗旨是通过学校、政府、社会和学生本人的力量,帮助大学生增强创业意识,端正创业态度,提高创业能力,努力把大学生培养成开创性人才。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就业指导模式 就业指导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应契合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突显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这里探讨的大学生发展式就业指导模式,是一种基于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面向全体大学生进行的,以“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为基础的,贯穿于大学教育全过程的就业指导模式。 1.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职业性格特点。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帕森斯教授和职业指导专家霍兰德指出“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独特的个性,包括能力倾向、兴趣、价值观和人格等”,同时指出“不同的职业需要配备不同特性的人员”,人的个性特征与工作要求之间配合得越紧密,职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基于这种理论的研究成果,创业就业指导的着眼点应该是使学生发展的导向满足社会职业需求,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与社会职业需求相协调。开展创业就业指导工作时,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分析自己的能力倾向、兴趣爱好、气质和性格特征;另一方面还要为毕业生提供相关的职业信息,帮助他们分析社会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学会寻找与自身特性相一致的职业,从而实现个人与职业相匹配的理想就业。 2.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现代经济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一方面社会迫切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和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以适应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人才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个体知识和能力结构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需要具备创新的热情和思维习惯。因此,用人单位对于毕业生的能力,特别是专业素养和创业创新能力给予更高的期望,这使得高校的教育理念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将就业指导工作的目标简单定位于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学生找到谋生的手段和途径,就势必过于功利化,不利于高校、社会和学生的发展。创业就业指导模式要将工作目标定位于促进学生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相互协调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培养学生在专业发展基础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3.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志和能力。自主创业作为一种就业途径,并非对每一个大学生都适用,它不仅受很多客观因素和条件制约,还取决于大学生的创业意志和能力。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个人的性格特点和能力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教育。况且,也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创业成功,其过程必定会充满各种挫折和困难,所以要让每一个有志于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对未来面临的挫折和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可能的失败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二、重新认识创业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的地位 我国当前的就业指导工作,还存在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突出刚性要求和硬性指标等根本问题,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学生作为就业主体的发展价值。高校的创业教育还隶属于就业指导工作,基本的概念内涵、价值取向、具体内容、教学模式和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发展等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1.创业教育的价值取向趋于“个体本位”。从开展创业教育的目的来看,创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大学生创造就业岗位,将学生培养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使他们养成创新的思维习惯,学会如何主动获取新知识、创造新知识,将已有知识转化为个人的综合能力,继而作用于社会实践,实现个体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也就是说,相对于“解决就业、积累财富、提升社会地位”而言,“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是大多数学生创业的首要目的”。因而,在观念上,创业教育的价值取向逐渐摆脱单一的“社会本位”,实现以“个体本位”为主,“社会本位”“知识本位”和“个体本位”的统一。 2.重构创业教育的指导体系。现在已有很多高校在就业指导教育中引入创业教育的内容,甚至有些高校开设专门的创业课程。然而存在的问题是,创业教育的实践教学过程过于简单,侧重于“实务技能的训练”。为了使创业教育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我们不仅要加强创业教育在就业指导工作中的地位,更要将其纳入就业教育的全过程。这就要求高校将专业技能培训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在专业实践教学中渗透创业意识和创新思维。对于创新教育实践效果,不能仅注重形式和短期成效,应将“追求表面效果”的大量精力投入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建设,加强与社会企业的沟通渠道,建立长效、可靠的创业联盟基地。 3.优化创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当前,高校的就业指导教育还存在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的根本问题,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学科建设还难以融合渗透,创业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纸上谈兵”的非专业性问题还未根本解决。因此,如何增强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科学性、系统性,建立创业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间的逻辑关系势必成为当前创业教育研究的新领域。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初探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普遍存在结构性矛盾,即一方面用人单位难觅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难找工作。这种现象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大学生本身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和提高。可见,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 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要使毕业生不仅成为现有机会的拥有者,而且要成为机会的创造者。”在新形势下,我们应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大学生创业问题。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创业,绝不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和支持创业,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提高综合素质与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激发大学生积极创造、不断进取的志向与激情,增强他们敢于面对挑战的信心和勇气,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国家社会进步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艺术类大学生以其鲜明的专业特色和个性、自我表现欲较强等特点,拥有自主创业的先天优势。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多选择留在发达的大中城市,专业的灵活性决定了他们选择工作方式的多样性,或设立个人工作室、走穴、办考前培训班、出售书画作品等。但往往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缺乏与创业密切关联的营销、管理等知识,让艺术类大学生的创业举步维艰。因此,加强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更显得尤为必要。而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进行持续性改进与完善,就是要使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趋于丰富化、系统化,引导学生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与创造能力,最终达到增强学生个人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的目的。构建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的初步探索如下: 一 锻造一支队伍 加大培训力度,深化理论研究,锻造就业创业服务的师资队伍。教育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作用,缺乏相应素质的教师队伍,创业教育也将无从谈起。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创新,关键在于构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素质高的就业指导工作队伍。目前在开展创业教育的各高校里,从事创业教育教学的教师大多缺乏创业经历,难以对学生进行指导,因此,学校应重视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学校培养与校外聘请相结合的方式,聘请创业成功人士或亲身体验创业过程的教师或企业人员担任创业教育的教师,成立专门的创业教育教研组,或者为教师创造挂职锻炼的机会,以不断满足创业教育师资的需求。为满足毕业生不断增长的创业教育需求,广西艺术学院成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由富有创新创业经验的教师牵头,外聘企业家协同指导,系统地开展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校也每年定期选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就业创业培训,聘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担任我院创业教育客座教授和创业指导师,指导我院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 二 活化一门课程 强化创业教育,重视实践教育,活化就业指导课的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优秀,学生的全面素质包括创新能力的培养,归根结底要落实到课程设置中去。要实施创业教育,具体表现在就业指导课程设置中融入创业教育内容,开设创业教育讲座,增加市场营销和行政管理等相关课程,以必修课、选修课或实施学分制的形式来改变当前创业教育方式单一、内容陈旧的现象,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管理等相关能力。在活化就业指导课的课程设置方面,广西艺术学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将创业的有关知识作为授课的重点之一,依托教学实践基地开展案例教学、实践教育,结合艺术类的不同专业“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就业创业指导。同时,我院深入实施广西教育厅提出的“高校三对创新行动计划”,积极开展以艺术服务地方、企业、行业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科学研究与艺术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积极探索如何进行教学教务体系改革,充分发挥专业教学团队的独特优势,大力提高艺术类大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另外,结合市场需求发展方向,积极开展实践性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推广活动,不断加强对大学生应用艺术教育的培养能力,从而提升艺术类人才的市场竞争力。 三 构筑三个平台 构筑三个平台:咨询服务平台、校园活动平台、社会实践平台。 1.整合信息资源,构筑就业创业信息的咨询服务平台 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进一步打造就业创业服务的校园网络平台,多重并举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如,利用互联网络等现代信息传媒,开展市场、资金、人才、项目等信息查询、信息、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等服务;开展人才中介服务,引导青年学生正确择业,帮助青年学生就业创业;开展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咨询活动等,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设立创业咨询室和建立创业孵化基地或创业实践基地,开展创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模拟等,提高学生的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广西艺术学院充分利用学院就业网、精诚网、广艺社区等网络平台开设创业信息服务栏目,打造功能日渐完善的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创业信息,包括创业项目、资金扶持、政策优惠等方面信息,及时为学生提供信息服务,对有创业要求的学生,开展“一对一”的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创业指导服务。 2.整合校园活动,凸显创业特色,构筑就业创业服务的校园活动平台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构筑就业创业服务的校园活动平台,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意识与能力。举办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的校园招聘会、创业大赛、就业创业作品展、艺术类大学生自主创业主题栏目和专题网站等多种途径,特别是引导青年学生组建营销实践创业模拟公司参加创业大赛,以市场为导向,开展职业技能、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的创业素质,引导青年学生自主创业。继2009年广西艺术学院成功举办首届“非常你+1”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以来,学院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两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邀请企业家担任大赛评委,进行现场点评与总结。赛后,多位企业家还表示将对部分优秀的创业参赛项目进行投资,积极支持广西艺术学院大学生的创业与成长。此外,我院的大赛活动还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南国早报》《当代生活报》、广西电视台等媒体对我院大赛的相关活动进行了多次的报道,充分体现出活动的丰富性和社会影响力。同时我院也举办大赛系列活动如“暑期实习招聘会”、“暑期创业实习项目推荐会”、企业项目考察活动、开设“创业大讲堂”。此外,我院还邀请南宁市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南宁市总工会到校开展SIYB大学生创业的培训,对毕业生进行创业意识、创业计划等相关理论知识培训,400多名毕业生踊跃报名,进一步提升了我院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意识和能力。 3.创建实践基地,构筑就业创业服务的社会实践平台 创业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创业实践基地则是大学生创业不可缺少的物质载体。学校应积极整合资源,与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合作,创建青年学生见习、勤工俭学、创业体验等服务的实践基地,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不断增强就业创业本领;为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教育培训,配备创业导师,并在场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为他们成功创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智力保障。为了给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创业实践平台,广西艺术学院与南宁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共建了创业实践基地,聘请女企业家作为我院的创业指导师,为毕业生创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实践平台。 随着国家与社会对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的日益重视,高校在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也成为建立长效机制的目标之一。而艺术类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教学和实践的检验中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新时期开展创新型社会是开展艺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有力助推器,只有建立长效的培养机制,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艺术类创新创业人才,高校与社会应为之而不懈努力。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大学生就业指导 摘要: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导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做到长期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求职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结合起来,特别要重视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创新创业能力;大学生;就业指导 一、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就业指导意义 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进的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以创业带动就业”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以创新创业教育为重心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既迎合了全球化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趋势,也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是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推进自主创新的时代需要。同时,对于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水平具有着重要意义。 就业指导作为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的主要方式,在帮助学生就业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目前的就业指导没有做到长期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没有把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放到贯穿整个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指导的优秀位置。 大学生就业指导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人”的价值关怀,把人的优秀能力培养作为中心内容。而目前大学生就业指导不仅没有达到这一功能,而且在操作上也被当作追求“高就业率”的手段和工具,这与以人为本的要求有着一定的差距。现实中,许多高校的就业指导就是简单的就职指导,功利性强,往往是上几节就业指导课,开几场座谈会、供需见面会,宣传宣传政策,就算完成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了。 高校就业指导之所以会表现出较强的急功近利性,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就业指导中缺乏优秀目标——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即便是意识到了创新与创业能力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进一步对创新创业能力进行深层解读,导致实际工作的粗糙化与简单化。要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就业指导就要将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 二、就业指导中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关键因素 1.一种人格:独立人格 独立人格是创新创业能力形成的心理基础,它是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综合体现。独立人格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能保持对事物的持久性兴趣,能把追求兴趣与自我价值实现进行统一;保持思想上的较强的独立意识,善于独立思考,往往能具有独特的见解;有较强的自主性,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实践、证明,追求客观;具有批判精神,敢于怀疑(这是创新能力得以存在的关键因素);在行动上不墨守成规,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的品质。不难看出,独立人格的以上特征正是创新创业能力形成所必须具有的心理品质特征,是人的创新意识得到激发的重要内在条件,是其他各种能力与素质的思想与心理支撑。 就业指导的根本在于促进学生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的统一,优秀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它强调了高校就业指导价值与人的价值的统一。要实现对大学生的良性就业指导,在初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教育时要注重培养和塑造学生的独立人格。要帮助学生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培养学生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严谨、勤奋、踏实的作风。教育学生勤于观察,善于分析,勇于实践,充分做到自主性与独立性的统一。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对学生的独立人格培养重视不够,措施不够得力,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学生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强,进而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最终造成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水平相对滞后。 2.两种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归纳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堪称是孪生姊妹。批判性思维具有批判性、逻辑性以及创造性,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是其主要方面。批判性精神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敢于怀疑的精神和习惯。这种精神与习惯来自于长期的积累与养成。批判性思维技能则是指怀疑的思维程序。在批判性思维技能培养方面,主要是要让学生在思考时养成一种寻找“例外”的习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结论,在进入思维的瞬间都能怀疑其真实性,并努力寻找“例外”情况。许多创新的成果都是来自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课堂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表现这一思维过程,久而久之,使其内化为学生的思维方式。 归纳性思维。目前,我国教育更多倡导的是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演绎能力。而创新创业能力的获得必须在演绎基础上能进行归纳思维活动。 演绎推理基本上是通过给定的定理或原理等加上一些条件进行推理、推导的模式,这一模式对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创新能力来说却是不够的。创新不能光靠演绎推理做到,它往往是在众多现象中归纳出新东西、新想法、新发现等。 3.两种意识:问题意识与创业的非商业价值评判意识 问题意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己,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具有问题意识的人往往可以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发现书本上不曾有的新观点、新方法、新途径以及新东西。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当前的许多学生都养成了等老师指出问题,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提出问题的关键是找到疑难点,这和跟着教师去验证、推断既有的结论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学生在这样的思维方式训练下,会逐渐形成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 创业的非商业价值评判意识。在高等教育的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往往形成了以成败论英雄的认识。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成败喜欢进行直接的商业价值评判。这种评判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方面,许多学生在实践中的失败就导致其对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信心的丧失;另一方面,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判断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导致他们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能立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商业活动的错误认识,把视线焦点放在经济效益上了,从而忽略了对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探讨 【摘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加强高校教育品质以及扩大招生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就业问题。在现代社会就业形式环境下,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且受到部分社会私人融资机构鼓动,有不明真相即开始投入资金进行创业的也不在少数,这就导致了社会发展情景多变的环境出现。为应对这一事件的发展变化,在应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适当添加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进度,就成为了当下的重要目标任务。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 就业服务 伴随着我国现代教育的不断推进,人力资源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饱和情况。在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开始进入社会事业服务的期间,就出现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利用不协调情况出现。从20世纪的毕业即就业到现在就业市场的毕业不等于就业的情况来看,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而即便在学校获得了较好的推荐,在社会上仍不能受到较好的经验。现代社会不仅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储备型人才,还需要吃得了苦的有经验有胆识的人才。下面从现代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的基本发展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一、我国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伴随着我国的教育扩招计划推进,高等教育的规模逐渐的大众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介入社会就业,而社会的生产需求也逐渐饱和,这就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最重要根源。为分析这其中的就业形式,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就业歧视 大学生在就业时,经常受到冷漠,且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对行业的认知不足。虽然这个属于自身的不足,但是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学校与社会之间原本就存在较大的脱节,这一情况也就导致了大学生在工作经验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对于不同的用人单位,其对985、211类院校的学生都十分的热衷,因此对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存在歧视就能够理解。 (二)就业能力较差 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能力较差,于是跟着市场进行创业,对市场一无所知,就导致了在市场调研中出现了较大的漏洞,最终导致其创业失败。从社会的供应需求情况来看,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根本愿意就是大学毕业生的个人创业能力较差。对于事业单位对学生的要求过高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毕业生供大于求导致的。而这一影响也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三)就业观念不明 从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来看,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偏见,这就主要集中在对自己的就业区域不够明确。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学生来看,大多数愿意留在经济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往往看不上眼,这导致了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员聚集密集,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业人数则无人问津。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一大问题。 二、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管理上的具体策略 根据现代高校大学生的流量正面信息分析,并促进其积极乐观的市场经济思想,从根本上促进现代多元化的社会观念进展,并通过人生观念冲击上完成对消极思想上的替换。而为满足以上要求,就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战略上的教育改革。 (一)推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教学进度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高校普遍进行了在职教育教学能留培训。这种形式,能够让大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实际能力,并根据自身的个人能力发掘所要发展的方向,通过自我肯定,从而走上正确的途径上去。在正确的引导大学生如何去就业创业规划的同时,也做到了对学生个人信心上的肯定。在深化自我认识的改革上,结合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及兴趣爱好,就能够通过能力以及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上确定自己所要努力的方向,从而确保自身知识结构体系的素质能力培养。 (二)调整对就业观念以及就业心态 针对现代大学生的就业目标,以及发展定向上,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思想反斜杠,让其能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进行经济发展贡献,同时也能够预估到自身能力与就业行情上的调整,从而转变其自身的观念,并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在现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上,树立一个正确的认知观点,就能够更好地确保就业工作目标上的就业性质转变,同时通过福利上的自我习惯,从而真正地实现妒忌就业创业心态上的正确改变。 (三)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意识 为推广现代大学生的创业行为培养,应该在学校时期就培养大学生对商业市场的自我认知调研,在毕业时能够正确的根据市场情况选择合适的创业方向进行组合创业。 (四)创建完备的创业培训基地 以上所有的策略,都是建立在高校自身完备的创业培训能力上的,因此通过自我的生产实习社会调研,从而认识到市场的实际生产现状,并根据这一就业行情进行自我评定,最终实现对自身能力上的有效提升,同时通过能力上的个人培养,从而实现在毕业后的创业是符合常规社会发展需求的。 作者:邱向英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的思政教育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指导中的作用 (一)可以帮助大学生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前期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的正确树立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大学生处于择业和就业的初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而崇高的的择业理想和追求,帮助他们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选择自己的职业,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认识自我、真正地了解社会,使大学生们根据行业、职业对于从业者的要求不断地改变和完善自我,帮助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在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的前提下更好地服务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一员。 (二)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和相关政策 了解就业形势以及就业政策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大学毕业生正确理解就业政策、准确把握就业形势、理性面对就业现实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我,才能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就业目标、正确地对自己进行定位。在这样的意识和前提之下,当代大学生才能够自觉地将个人的就业理想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相结合,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才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就业形势和相关政策方面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与此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地引导大学生了解国家就业制度改革的相关事项、关注我国就业制度改革方面的过程和进展、理解和支持国家当前所采取的就业方针。总之,这样可以帮助大学生根据国家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将本人的理想和当前的现实相结合,不断调整自己的就业方向或者不切实际的期望,自觉地遵守国家的相关就业法规和政策,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和支持的前提下合法、合理地就业。事实上,这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清晰有效地了解和认识就业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解决大学生在就业、择业和创业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疑问和困惑,帮助他们正确地处理和分析问题,认识就业中出现的全部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正确地就业、择业和创业。 (三)可以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 人是社会化的生物,而职业道德素质是人的基本素质的重要促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在指导大学生就业的过程中,法律规范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严肃的法律观和正确的道德观,而且能够促进他们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对于他们将来正式走向工作岗位、顺利就业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现今激烈的竞争形势和严峻的就业考验,使得很多大学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帮助大学生缓解心理压力不仅关系着他们毕业之后能否顺利地择业和就业,而且对我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帮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帮助他们准确地定位自己和完善自身,克服因为可能的就业困难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能够促使大学生们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力、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促进个人的健康发展。这样,将来走向工作岗位,他们也能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为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的主要内容 (一)职业生涯规划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自身素质,制定将来的职业规划。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的重要内容,通过这种职业规划,大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帮助毕业大学生在真正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以前就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便更好地择业和生活。 (二)就业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对于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正确的就业观念能够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能力,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就业观念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择业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就此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可谓意义重大。 (三)职业道德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社会实践、典型案例分析、课堂教学、就业实习等多种方法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增加他们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职业道德关系着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后能否认真对待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这部分内容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想精辟、见解独特,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就业指导的重要内容。这样,大学生将来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做出正确而理智的判断。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顺应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新的理论规范,对加强我国思想文明建设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 (五)心理健康教育 在对大学生的就业进行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作为重要的指导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当前社会就业形势严峻,适当的将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正确认知自我、理性处理复杂的问题和人际关系,减少就业压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大学生就业的方法和途径 (一)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 目前,我国的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这对于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是非常不便的。实际上,根据国外的相关经验,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可以更好地帮助大学生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前期准备。在这方面,我国高校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案例,把促进大学生的择业和就业也当作主要工作重点来抓。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在吸收和引进外国的成功经验和方法的时候,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照搬国外高校的成功模式,犯教条主义错误。 (二)组建专业的就业指导团队 组建专业的就业指导团队应该被列为高校工作的重点项目中,对于专业队伍的构成人员、相关的培养目标、措施和计划这些工作内容,学校在制定学期总体工作规划的时候都应该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进行。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过程相当复杂和艰难。因此,高校在就业指导的人员构成上应该严格把关,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选拔人员,力争组建一个综合素质较强的专业就业指导团队。 (三)创造更多的实习机会 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工作的时候,还应该号召大学生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为大学生实习创造更多的机会。丰富的实习经历能够锻炼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择业和就业,从而缩短将来的社会适应期。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的时候,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应该积极联系就业企业,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实习机会,以此更好地指导大学生就业。 四、结语 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指导大学生将来的就业和择业,对学生的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高校应该加强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行,培养有理想、有能力、有道德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真正做到将实现自我价值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作者:李蓉 粟臻 刘智聪 单位:燕京理工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探讨 摘要: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代社会,如何让大学生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是高校就业创业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现状,并论述了高校进行就业创业教育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相对的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高校;就业创业教育;指导;服务 一、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现状分析 二十一世纪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标志,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国家对综合型创新人才的不断需求,很多高校都为培养创新人才、加强大学生的创新意识而不断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很多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并不如人意,为此,高校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为提升大学生的就业与创业夯实基础,从而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就业与创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当前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对自己的就业缺乏客观的认识。很多大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对自己的能力认识不足,无法客观地评价自己的价值,比如,一些大学生对就业单位的地理位置、薪酬福利、带薪假期以及工作的发展空间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是往往脱离自身的实际,一味盲目地追求高薪职业和经济发达的地区,造成很多学生涌向同一种单位过独木桥,导致一些单位之间人才的分布不均,就业压力增大。第二,一些大学生缺乏创业的意识。面临毕业的有些大学生对自身的专业技能与工作能力缺乏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了解市场对该专业的需求状态,使得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就考了找工作,而很少思考如何根据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创业。通过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率非常低,而创业成功的几率更低,这一方面反映出当前的大学生缺乏创业的意识,另一方面体现出高校对大学生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指导方面的效果不尽人意。 二、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的必要性 首先,通过就业与创业教育可以转变大学生的就业态度。由于很多大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存在眼高手低的状况,不切实际的就业思想无法在就业过程中获得适合自己的职位,因此,通过就业与创业指导服务就可以缓解这一状况,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比如,很多大学生非常向往去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环境优美、待遇高的地方就业,而忽视了去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现状,从而造成人才的分布不均衡,形成恶性循环。各个高校应该意识到这种就业意识给大学生的就业以及给国家人才需求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与创业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新的就业观,在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同时还可以为中西部引进更多的高级人才,使全国人才分布能够得到均衡的发展。其次,通过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识。目前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淡薄,高校应该通过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教育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及举行创业方面的比赛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并且为准备创业和正在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帮助与服务,在全校毕业班级发动创业教育,唤起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使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业技能得到良好的培养与锻炼。最后,通过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科学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一部分大学生在即将毕业找工作的过程中对感到迷茫,找不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更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明确的规划。然而对职业生涯的规划对大学生的择业与创业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高校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方面的指导与服务工作,可以帮助迷茫的大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得到及时专业的指导和相应的服务,从而能够顺利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且制定出合理的职业发展计划。 三、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的主要措施 第一,加强和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教育与指导工作,帮助大学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这地,应该将职业发展规划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而科学和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必须是建立在学生能够对自我能力的充分、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高校应该引导学生充分客观地评价自我,分析自己的优势及不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等,帮助大学生制定出符合自己特点的职业发展策略。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或者举行模拟现场招聘等第二课堂的形式来为学生的发展构建平台,增强大学生创业的实践性,培养大学生的创业实践意识及能力,提高学生的择业竞争力。第二,高校应该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创业的观念、方向与心态。很多大学生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将就业的方向投向了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致使东南地区人才济济,造成就业竞争大,而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就业岗位却无人问津,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在就业是存在观念上的误区,高校首先应该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的观念,调整就业的心态,鼓励大学生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地区,深入到基层工作岗位和农村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中,这样既可以弥补中西部地区职位的空缺,还可以降低就业的竞争压力,为推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做出干贡献,只有经过一线岗位的实践锻炼,青年大学生才有可能在今后的职业发展中有更多的机会。针对很多大学生过于看重单位的福利待遇和单位的性质等问题,这与当前的就业形势是相脱离的,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先就业再择业才是最佳的选择。再者,针对一些拔高就业条件的大学生,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指导,让学生从自身、就业单位等从整体上把握是否可以实现自己的就业理想,高校应该将就业创业教育与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相结合,让学生时刻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形势,让学生可以在就业与创业道路上少走弯路。第三,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教育的实训基地。为了加快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步伐、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效果,高校应该为大学生建立有关就业创业的实训基地,建设和完善创业基地,或者是借助企业的帮助实现良好的校企合作,为大学生的创业提供实训与指导。可以通过与高校专业结合度高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甚至挂牌大学生创业实训基地,可以让大学生在毕业之前熟悉就业环境,了解创业的环节,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高校应该切实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模拟训练与指导,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技能与社会应变能力,以此来达到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最终目的。第四,积极探索和开发有助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教育模式。一个高校的就业率代表着这个高校的教育质量,在当前的就业创业教育背景下,只有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健全就业创业教育体系,探索出一条适合高校自身发展的道路,才对高校、学生和社会三者都有意义。比如,转变传统的就业教育为创新型的就业教育,主要体现在高校要以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和培养符合型的人才为主,尤其是培养出具有综合型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再者,对就业创业课程的建设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实训经验的师资队伍,可以将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除此之外,高校应该重视对学生进行情商教育而非智商教育,高校在加强大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等智商教育的同时,更加应该重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与人文素质等情商教育的培养,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价值观与就业观等,这也是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现代社会不仅要求大学生要具备高于普通人的智商,能够掌握现代科技,很多单位更加看重大学生是否具备高于普通人的情商,可以轻松适应当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各种压力,情商的高低已经成为很多单位招聘人才的主要标准之一。 作者:韩戴骏 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创业教育融入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意义 一、应用型大学工科大学生就业现状 随着高校连年扩招,每年毕业生人数也连年增长,据统计,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49万人,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应用型大学工科大学生在就职时主要为技术性工作或是以技术辅助的销售类型工作。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会遇到一些问题,主要在以下方面:大学生更看重与专业技术相关的工作,但基层车间技术岗位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并不大,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部分工科大学生的能力、素质能够达到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在面试时因为人际交往能力的欠缺而导致面试失败,失去很好的就业机会;应用型大学的工科大学生,企业会更看重其专业技术的实践应用能力,但实际上很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依旧有所欠缺,使得用人单位不得不对其进行二次培养,这无疑加大了用人单位的成本,也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综上所述,对于应用型大学的工科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而作为应用型大学的大学生就业工作也应针对多种多样的问题,进行综合的考虑和引导。 二、大学生就业指导现状 现如今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但目前国内的就业指导主要表现为把大学生就业指导视为谋取职业的指导。指导方式在程序化的模式下也就自然而然地采取个别咨询和团体咨询的方式。从工科大学生的求职能力要求上可以看出,重点培养大学生的专业技术和综合能力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把利刃。单纯地指导大学生如何写好履历表和求职信,教给大学生如何自荐、面试等求职技巧只能暂时解决大学生的工作,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生在硬件上的就业竞争力。目前,对大学生进行的就业指导也已经贯穿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如对每一级的大学生开设大学生涯规划课程,帮助他们在各个阶段总结自己的成绩、提出新的目标。但对于未面临毕业的大学生而言,理论上的引导收效甚微,并不能引起大学生的共鸣,真正达到就业指导的目的。 三、将创业教育融入就业指导活动的意义 (1)创业教育活动对就业能力的提升。现今,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活动正展现出发展的势头,但依旧存在自发组织、管理涣散、资金紧缺、保障不力、成果形式化等问题,将创业教育活动融入就业指导中,不但能够鼓励大学生创业,也能够切实地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1)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大多数大学生会选择与自身专业技术相关的创业活动,以便最大化地利用自身资源,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利益。而专业技术能力也是大学生进入工作岗位谋生的“一技之长”。对于工科大学生而言,无论是技术岗还是与专业相关的销售岗等,都需要大学生在大学四年所学习的专业技能。参与相关创业活动,能够有针对性地督促大学生进行专业技能的强化。 2)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实践创新能力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将自身的价值通过劳动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通过创新运用到实践中,是一种跳出长期形成的思维框架和思维路径的能力。多角度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是成功开展创业活动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应用型大学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重要砝码。 3)提升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对毕业生求职和参与工作都有巨大的影响。在应聘、求职这样的社交活动中,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印象,是一种暂时的“第一印象”,此时展示给面试官一种极好的形象,能够为以后的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切实关系着是否可以获得工作机会。此外,在职场上注重与人相处时的尊重、真诚、宽容、理解、平等、信用等原则,会帮助毕业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4)提升组织协作能力。组织协作是一种为达到既定目标所显现出来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合作的精神,它可以调动团队成员的所有资源与才智,使团队协作产生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大部分大学生在校学习的状态是独立完成学习任务,从而缺乏互助协作的能力;通过创业指导、参与创业活动,大学生能够得到一定的协作、分配、组织能力的锻炼,在面对工作任务时能够较从容地面对。 5)提升心理承受能力。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如今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大部分同学能够平稳地适应大学生活、慢慢过渡步入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学毕业时是大学生的心理变化最大的阶段,他们必须要完成阶段转换,会逐渐意识到要担负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在这段时间,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紧张的职场节奏和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所要面对的挑战,都是对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巨大考验。所以,在求职过程中,心理承受能力、心理素质也是企业所考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合理的创业教育引导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创业,可以让大学生更早与社会接触。同时,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经济压力、突发事件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磨炼了创业大学生的意志。 (2)创业教育活动与就业指导相辅相成。诚然,鼓励大学生创业也就是鼓励毕业生自主就业,确实也在形式上解决了应届生的就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业教育活动在本源上是与就业指导相辅相成的:创业教育是对大学生生涯规划的延续。创业教育引导大学生从社会的角度看待自我,找准社会需求,从而进行准确的自我评价,完成自我启发和成长等。同时,从社会的角度让大学生思考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学习经营理念和组织发展战略等,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大学生涯做出合理的规划。创业教育是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培养。参与创业活动不是单纯的一门专业的学习,而是要整合产品设计技术、质量管理、销售、资金筹措、人际关系、等方面资源,更要熟读商业法规事业管理及政府的有关法律章程等政策条文。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让大学生参与创业实践,就是将这一切理论体系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创业教育是指导大学生将知识产业化的前提。大学生进行创业实践活动,要利用自己大学所学专业,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产业化。一方面要运用各种方法永远追求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当然,这也是创业教育最倡导的创业形式。 四、就业指导下的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 以就业指导为宗旨进行的创业教育模式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竞赛引导。“竞赛引导”是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各种组织所构建的竞赛平台,解决创业实践的指向性问题。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创业大赛,如“女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等。一方面,能激起大学生的创业热情,规范大学生的创业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水平;另一方面,竞赛要走出校门,加强优秀成果转化力度,吸引投资,创业竞赛的项目经费、奖金等收入作为社会融资流入社团的运行过程。 (2)团体运作。“团体运作”是指以大学生自主形成的团体模式运作,解决创业实践的可持续发展和受益面问题。在学院内组织成立创业小组,为同学们指引创业方向、制订计划、举办培训活动。同时,以参加创业竞赛为动力,以创新中心为指导,以实践基地为平台。 (3)学院支持。“学院支持”是指依托学院提供指导,由学院对创业小组进行有序的组织及科学的管理;协调、整合校内和社会资源,统一筹划、资源共享。同时,要充分发挥其对外职能,为大学生争取创业机会与资金,成为在校大学生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4)社会融资。“社会融资”是指在项目运行期间,可吸收社会资金和各种竞赛奖金作为补充,提供资金支持。由学校、学院争取企业奖学金作为大学生创业的保障基金。 五、结束语 就业指导下的创业教育应是引导大学生充分地认识自我,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创业的过程中和获取职业以后能够充分展示自我,形成健全的自我概念。大学生在校时主动培养自己的创业素质,掌握一定的创业技能,在享受创业和创新所带来的无穷乐趣时还能够锻炼自身的能力,为步入社会求职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生创业更是就业的另一种模式,所不同的是创业者不是被动地等待他人给自己就业机会,而是主动地为自己或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开展创业,不仅能使大学生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而且能鼓励大学生在创业实践中实现自我、回报社会。 作者:韩冷 陈健 单位:金陵科技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翻转课堂用于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思考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产生的一门应用学科。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将翻转课堂应用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可以有效提升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学效果:可以有效改善目前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注重理论讲解,缺乏实践指导的现状;拓展教学资源,创新教学设计,提升教学质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关键词: 翻转课堂;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大学生 一、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伴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大学生就业压力逐年增加。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为212万人,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为749万人,每年高校毕业生增长率远高于城镇就业岗位增长率。2007年,教育部把就业状况作为高校本科教学评估的一级指标,并印发《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提倡从2008年起所有普通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建议课程安排不少于38学时。通知明确提出五点要求:切实加强领导、明确列入教学计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落实经费保障。201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务院常务会也多次专题研究“双创”工作,对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做出全面部署。国内各高校也紧跟时代潮流,纷纷在就业指导课程中增加大学生创业内容。然而,目前看来,绝大多数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一)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未紧跟时代脚步 就业创业指导课是一门实践课程,通过实践锻炼,提升学生的求职任职能力,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的形式,90%以上的课时用于讲解理论知识,而在实践指导的环节中,大多也是通过课堂模拟的形式来完成。各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就业环境认知,包括就业背景、国家就业相关政策、专业发展前景等;二是职业生涯规划决策,包括求职过程中的决策方法、职业目标矛盾引起的心理冲突等内容;三是求职行动详解,包括求职技巧、面试礼仪、简历撰写,以及档案、户口、党团组织关系等材料转接说明等;四是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知识讲解和大学生创业模拟演练,也有个别高校设置了创业实操平台,以期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内容普遍比较陈旧,没有做到实时更新信息,授课内容与社会现实有所差异。此外,调研发现,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实行的是合班授课,任课教师难以根据授课学生专业不同而针对性地准备授课内容,造成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大多讲授基础理论知识,课程的专业针对性不强。 (二)专职教师数量较少,教学资源有限,课程缺乏吸引力 通过调研发现,国内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整体缺乏专职教师,大多数高校由思想政治教育课、形势与政策课的授课教师,以及学生工作者(辅导员、班主任)等承担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如上图所示,目前我国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教师中学生工作者(辅导员、班主任)是主体部分,占到总人数的62.33%,其他课程教师占到19.11%,其他人员(院系领导、高校职能部门人员)占教师总人数的11.24%,而专职的就业指导课程教师仅占到7.32%。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中,关于创业指导方面内容的任课教师结构更不理想,几乎没有专职教师,绝大多数代课教师缺乏创业经验和相关知识,目前大多数高校都是通过岗前培训来培养兼职的创业课程教师。由于缺乏专业教师队伍,导致课程设计单调,课程资源匮乏,最终造成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质量不高。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97%以上的大学生表示“需要学习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但是78%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对自己求职几乎没有帮助”,仅有大约3%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对自己的求职帮助非常大”,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希望“学校能够结合不同专业的职业生涯发展开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不难看出,目前高校开设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很难对大学生就业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大都仅仅停留在课堂教学这一环节之中,课程的实践性不强。 (三)授课形式单一,课程缺乏吸引力 授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与大多数课程一样,国内高校目前普遍采用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课,而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这种方式恰恰是大学生最不喜欢的授课形式。大学生乐于接受的授课形式分布如下图所示。在大学生所选择的“最希望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授课形式”中,“互动学习”所占比例最高,达到71.7%,其次是“案例教学”,所占比例为28.1%,而目前高校普遍采用的“课堂讲授”这一授课形式仅仅受到0.2%的大学生欢迎。此外,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普遍缺乏吸引力,69%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过在就业创业指导课学习其它课程内容的行为”,14%的大学生出现过“就业创业指导课逃课行为”。 二、“翻转课堂”的优势 “翻转课堂”起源于2007年前后,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2011年,随着“MOOCs”(幕课)的出现和迅速发展,“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逐渐被广泛使用,其本身具有众多的教学优势。 (一)“翻转课堂”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翻转课堂”是一种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给了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学生可以采取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式吸收知识,并在课堂上通过讨论交流将知识内化。学习是获得知识和经验的过程,但是知识和经验并不能够单纯地通过教师传授而获得,需要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和自身体验的方式而获得。强化学生的学习过程体验,更好地领悟和理解知识,有效地提升学习效果。 (二)“翻转课堂”可以改善传统的“教”“学”双方关系 以往的课堂讲授教学模式中,教师是教学活动中信息的发送端,而信息的接收端往往是多个,这种“一对多”的模式难以实现信息相互交流,影响教学效果。尽管在传统课程上存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情形,但这仍然摆脱不了信息单向传递的本质。不同于传统的教师讲授、单向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学生能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习方法、兴趣爱好进行组合,形成同质的学习小组,在共同学习和交流探讨的过程中提升学习效果。此外,在“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形成了教师和学生双主体,教师由传统的“传授者”转变为“指导者”,学生则由以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 (三)“翻转课堂”可以丰富教学资源 “翻转课堂”既是促进教学资源充分利用的平台,又是推动教学资源进一步研究与发展的强大动力。“翻转课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需要大量的教学资源支持,而这种教学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又会衍生出更多的教学资源,在这样的良性循环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丰富的教学资源库。伴随着“MOOCs”的兴起,“翻转课堂”进一步吸收了网络课程学习的资源优势,使得与教学相关的各种资源的获得更加便利。另外,由于“翻转课堂”具有双向互动教学模式以及教师、学生双主体的特点,使其搜集整理和创造教学资源的教学主体数量相比传统教学模式大大增加,学生在课前学习过程中搜集的视频、PPT、电子书、博客等相关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资源。 三、“翻转课堂”引入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探索 将“翻转课堂”引入到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中,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进而在大学生求职创业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实践发现,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其壁垒并不高,通过进行课程资源建设、教学组织设计可以很好地将“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运用到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之中。随着“MOOCs”的发展,网络学习资源极其丰富,教师获取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素材较为容易,极大地减轻了课前准备的压力。在教学组织设计环节中,任课教师可以通过“问题提出-问题归类-问题解决-深化提高”的教学思路来开展课程,经过几轮的实际操作,任课教师大都可以较好地掌握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重点,实现以学定教。不仅如此,将“翻转课堂”引入到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教学优势。 (一)通过“翻转课堂”优化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 “翻转课堂”的引入可以很好地改善目前国内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的现状。传统的封闭式理论教学难以结合大学生的个人情况、专业发展前景和社会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严重影响其教学质量。通过引入“翻转课堂”,大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需要来提出学习问题,不仅解决了以往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内容陈旧的问题,而且通过调整教学程序,使得大学生在课前就主动完成理论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学习时间,也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此外,“翻转课堂”的引入可以改善传统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重理论讲解、轻实践锻炼的状况。由于理论学习在课前由大学生自主完成,在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设计中,可以更加侧重于实践技能锻炼,比如开展现场模拟招聘、个人礼仪示范、面试现场心理调适等体验环节,真正使大学生在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中受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课教师可以邀请社会上的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专员来课堂指导求职模拟,或者将课堂带入企事业单位进行真实的体验教学,甚至创建大学生创业基地,让大学生的求职和创业能力得到锻炼。 (二)通过“翻转课堂”丰富教学资源,创新教学设计 将“翻转课堂”引入到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可以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目前在网络上有大量的关于就业创业指导课的视频、PPT、音频、文章等教学素材,仅仅在百度网站输入“就业指导素材”,就可以搜索到约2640000个相关结果。此外,各大高校之间还可以将制作的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共享,让更多的大学生在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中受益。将“翻转课堂”引入到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可以有效解决专职教师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低的问题。目前国内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任课教师仅有7.32%的专职教师,90%以上的任课教师并没有或者很少接受过就业指导方面的专业培训,普遍欠缺专业知识,难以很好地完成授课任务。通过“翻转课堂”,大学生可以自主学习理论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授课老师理论水平不高的缺陷,任课教师也会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教学设计,提高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质量。 (三)通过“翻转课堂”激发学习兴趣,提升课程吸引力 国内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大多教学内容陈旧枯燥、教学模式单一,缺乏课程吸引力,教学效果不理想。实践证明,学生参与性强的实验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比纯理论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更强,良好的学习体验势必会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提升教学质量。通过实施“翻转课堂”,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组织设计中可以增加更多模拟训练、讨论交流、现场观摩学习等体验性环节,大学生可以更多地参与到课程的互动学习之中,从而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论 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就业和创新创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受限于师资力量、教学资源、教学模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课程采用,将其运用到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效果也十分明显,相信通过“翻转课堂”的不断推广,高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也将会给广大学生带来更多的帮助。 作者:高金超 韩瑞娟 单位: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兵团教育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探微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及服务 1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 1.1就业力较差,创业失败居多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最突出问题是就业市场出现了供需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到社会上无用武之地;而不少用人单位却招不到令他们满意的人才,大学生所具备的能力素质与他们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大学生在校期间缺乏系统的创业教育,自身没有很好的创业能力作为基础,所以对于充满风险、缺乏保障的自主创业很少有学生敢于涉足。即便是选择了自主创业,也多以失败告终。 1.2就业观念陷入误区 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差,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将来就业区域的限定、就业单位的限制以及就业岗位的要求等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是大多数大学生的首选,而西部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根本不予考虑,这就直接导致东部地区就业竞争和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而西部边远地区的大量空缺的就业岗位却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 2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举措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主流是正面、健康、积极的,但市场经济的过度物质化发展对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冲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并存也直接削弱了青年的道德修养和情商的提高和发展。大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的功利化思想、急于求成、盲目跟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大学生就业创业路上思想和行动的绊脚石。这是因为高校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过程中思想道德和情商教育弱化的表现。 2.1进一步推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能快速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质量。科学而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建立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的,要正确引导大学生深化自我认识,结合自身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等制定出职业生涯规划策略,采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挑战杯、招聘模拟等第二课堂的形式构建学生发展平台,提高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学生择业竞争力。 2.2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和心态 针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业岗位人才济济的现象以及西部偏远地区的就业岗位“无人问津”的局面,高校首先要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和就业心态,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西部和第一线去就业创业,既能有效填补西部地区的职位空缺,又能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青年大学生实现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对过分看重工作地点、单位性质、福利待遇等脱离实际,拔高就业条件的大学生,老师要针对他们进行个别的就业创业教育与指导,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实际,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当今的就业大环境,促使其自身知识和技能与职业岗位需要的对接。高校要努力把就业创业工作与市场需求、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与服务社会、服务学生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增强毕业生的优秀竞争力,在就业创业工作中走出一条特色之路。 2.3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 国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对老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加强创业教育,使大学生变被动就业为主动就业,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必然趋势。开展创业教育,一方面可以培养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技能,激发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具备和增长一定的社会就业能力,从而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不仅为其自身的全面发展搭建了平台,还可以通过创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创造更大更多的社会财富。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推进各项事业的积极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4创建和完善就业创业基地 高校在建立教学实习基地的同时加快就业创业基地建设步伐,结合实习基地建设,实现良好的校企合作氛围,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指导和实训。与联系密切、专业结合度高的企业挂牌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毕业前的就业实习,开拓新的就业市场。通过形式多样的生产实习、社会调研和社会实践,增强大学生认识自我、了解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要切实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的力度和模拟演练,提高大学生在就职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和方式方法,以此来达到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能力的最终目的。 2.5积极探索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新模式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是学校的质量工程、生命工程,在现有的就业创业教育模式下,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教育体系,实践和探索出一套促进高校自身发展的就业创业教育新模式。高校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重新整合和有效利用有利的社会资源,创新发展思路,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创业竞争力,对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高校、社会三者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5.1变分散式教育为系统性教育 我国的就业创业教育基本上处于无序零散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没有形成相对科学、系统、权威的教程体系,整体上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澳大利亚对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起点比较早,体系也相对完整。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已经将职业教育纳入到学生的必修课中,而到大学阶段,就业创业教育已经被列为学生教育培训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可以参加由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学校内部的教育机构与社会培训机构提供的丰富的预备教育课程和多种服务。大学毕业生通过参加技术和继续教育部门的课程培训,可以掌握具备进入职场的基本能力,为学生将来的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这种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就业创业教育为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和成功保障。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把最初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储备及政府的创业政策、心理承受力调适、招聘面试策略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加以教育和指导,达到最大限度发挥整体教育功能的目的。在实践和完善就业创业教育的教学体系时,要特别注重整体的结构是否合理,重视教育的阶段性和渐进性,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科学化的就业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使之更具科学性、长期性和系统性。 2.5.2变传统型教育为创新型教育 就具体的改革措施而言,高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改:①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变传统的单一人才观为现代复合通用人才观,培养具备交叉专业基础、应对激烈竞争环境、勇于独立创新等高素质的综合应用型人才;②高校不单要设置就业创业理论课程,还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人才流通渠道,建立和培养一支具有丰富创业实践经验的专职教师人才队伍;③高校可以充分发挥学校发展特色和学科突出优势,推动和促进产学研紧密合作,有效实现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全面互动发展,从根源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④高校要全方位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平台,完善相关方面的配套服务体系,通过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吸收和利用社会资金,创造政策上鼓励和资金上支持大学生在校期间进行自主创业的氛围,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物质上的保障。 2.5.3变智商教育为情商教育 我们倡导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要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同步甚至是领先,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在强调大学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智商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的情商教育,积极引导大学生在校期间就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就业观和创业观。现代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是不仅要具备高于普通人的智商,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创新技能,而且应具备高于普通人的情商,能轻松适应现代经济社会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和社会压力,这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用人单位选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3结语 做好指导与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关系到改革发展的稳定大局。因此高校要积极探索和实践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为大学生的学习、实践、就业和创业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并不断完善和创新发展机制,切实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成功率,为大学生就业创业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提供广阔的空间。 作者:于海丽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工作研究 摘要:对当前国内的高职院校而言,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率。基于此,文章在分析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举措,即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增加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完善就业指导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综合能力。 关键词:高职院校;就业;创业;毕业生 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分重视毕业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在这种新环境下,我国高职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它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相继为国内各行业输出了大批优秀人才。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教师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学生的个性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很多高职毕业生选择个性就业,其中以自主创业者居多。然而,很多学生由于信息闭塞,常会遇到各种麻烦。因此,高职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有必要加强个性就业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1]。 一、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现状 (一)缺少信息咨询服务平台 国内很多高职院校把重心放在了专业课程教学上,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忽视了信息咨询服务平台的建设,以至于学生难以找到咨询途径。也有部分高职院校有信息咨询服务平台,但不够完善,不能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二)缺乏就业创业指导课程 多数高职院校以专业课教学为主,很少涉及与就业创业有关的课程。就目前激烈的竞争形势而言,高职院校必须从学生入学开始就重视学生的就业创业培训,将就业创业知识融入到课堂中。 (三)缺乏完善的就业指导体系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体系都不完善,没有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就业工作管理制度,也没有为就业工作管理人员明确、细化工作指标。在就业指导服务方面,忽视了对学生就业观念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给学生提供的实践实训形式和内容单一,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此外,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和企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一些高职院校并未从市场角度出发,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培养出的学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就业时困难重重。(四)缺乏优秀的师资团队高职就业创业教育体系中,实施团队由就业指导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等共同组成。但是,从目前我国的高职院校师资力量来说,在开展具体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还没有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也存在经验缺乏、工作规范性差等问题,导致实际教育效果很差。 二、做好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举措 (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 近些年来,大学生创业成功的例子不少,他们大都没有走传统的就业路子,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当前时代,信息对于创业者极为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掌握有效的信息,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因此,高职院校在支持学生个性就业创业的同时,还应加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帮助学生解决个性就业中的问题。首先,高职院校应建立官方网站。首页显示国家政策、当前就业局势、各行业动态等信息。既然是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就要面临全体学生而设,增加创业栏目,为学生提供信息查询等服务。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信息,网页界面既要保持美观简洁,又要操作查询方便,体现出易用性,使学生无需通过培训就能使用[2]。学生根据学生证号登录网站,首页分为若干模块,如政策新闻、信息查询、系统管理、创业项目、交流区等。其中信息查询模块是重点,又可细分为学生基本信息、校园招聘活动、学生就业创业情况等。政策新闻模块则主要是国家的就业政策,以及社会和校园就业创业新闻。学生通过操作查询,可以获得所需信息,了解就业现状,并根据分析结果合理地规划职业生涯。其次,充分利用移动平台。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上网已成为高职生生活的一部分。当前应用较多的微信、微博,都可以作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学校可以申请官方微博,学生只需加关注,便能及时了解学校动态。院系或班级可建立微信群,既能随时信息,又能方便学生交流,而且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二)增加就业创业指导课程 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并不是讲几堂课,听几场讲座就可以的。如果开展多形式的、多内容的就业创业活动,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帮助毕业生在校期间就打好创业的基础,减少创业的风险。例如,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向学生讲解自我评价和职业方向、求职和面试技巧、创业者的基本素质、创业的基本知识等内容,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有学校为学生保驾护航,学生的创业大船才会开的稳。不管是开展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还是开展就业创业教育,目的都是帮助学生成功的就业。做好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不应该只限于课堂教学,应该有实际的行动,如建立会计实训的实验室、开展模拟创业活动等。只有真正建立起专业知识理论和实际工作连接的桥梁,才能解决学生实际操作不足的短板。 (三)完善就业指导体系建设 首先,高职院校要加强就业工作管理制度建设,尽量实现工作指标的量化。例如,“校—系—班”三级管理机制,明确各层次的目标和任务。为激发全体学生的积极性,建议实施考核制,同时学校需加大此方面的经费投入,可以设立奖项,或者评出榜样,起到激励的作用。其次,转变就业生观念,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师要引导学生客观分析当前的就业形势,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建设。高职生应消灭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就业并非只有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学生选择西部支教,同样能实现自我价值。就业指导应当是全程有针对性的指导,如一年级时着重进行入学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二年级则重在专业行业发展,三年级则要放眼整个就业局势,并着重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同时做好就业指导工作。最后,还需构建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作用。例如,吸纳更多的企业单位来学校招聘,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职位选择。或者广开就业渠道,可以自主创业,可以考公务员,可以参加西部建设。此外,还要将就业和实习相结合,在实习期间,积极与行业机构合作,使得学生尽快适应岗位,毕业后便能很快适应岗位。 (四)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 高职生就业信息咨询工作涉及诸多方面,业务颇多,校方需从整体考虑,全方位地开展指导工作。不论是成立信息咨询办公室,还是增设相关课程,都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教师的能力和眼界,对信息咨询服务水平影响重大,高职院校应当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咨询指导教师应当对当前的就业形势有敏感的观察力和精准的判断能力,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市场需求,搜集有用的就业创业信息,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3]。在开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后,安排专门的教师负责,对这一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在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中,教师不是简单地为学生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将结果告知,还应教会学生掌握搜集处理信息的方法,未来的就业创业道路才能走的更远。此外,教师还应经常与其他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分享经验,改正不足之处。学校也可以邀请一些创业人士或创业大学生,来校举办讲座和演讲,甚至直接将其聘为教师,负责学生就业创业教育。 三、结语 近些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迅速,整体教育水平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在某些方面还需改进。例如,高职生个性就业信息咨询,高职院校做的还不够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高职院校应当认识到信息在就业中的重大意义,并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建立咨询平台、提高教师能力和学生的信息水平等方式,为学生提供高效优质的就业信息咨询服务。 作者:蒲娜 单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思路 一、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的原则 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其一,整体性,也就是说高校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所涉及的内容应该是全面的,涉及到职业规划,就业心理咨询,就业信息服务,还应该开展就业创业指导组织构建,课程设置,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由此实现通力合作;其二,层次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就业创业的组织结构应该是有层次的,保证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开展;另外一方面,就业创业的指导时间和内容是有层次的,应该结合不同学生开展不同的引导策略;其三,联系性,体系中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课程设置是相互关联的;其四,开放性,应该注重高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配合,使得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工作顺利开展。 二、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在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的基础上,我们针对于与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构建进行了调查,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很多大学生对于职业就业和创业形势理解程度不够 通过相关调查显示有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于职业状况,职业特点,职业长未发展,职业岗位职责都不是很清楚,这种难以将职业估珍子准确定位的学生往往在就业和创业过程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2.2就业创业指导内容单一化难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在面对就业和创业问题上,学生需要给予的指导是多样化的。不仅仅涉及到就业政策和形势,就业技巧,职业规划,还涉及到就业创业需求信息,职业适应能力,就业创业心态调整等等内容。但是从现阶段河北省高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内容结构来看,这显然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2.3就业创业指导队但专业性不强难以胜任指导教学工作 在河北省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的任职教师往往都是学生辅导员或者兼职教师,难以保证指导课程的有效性。一方面,教师身兼数职,使得其难以对于就业创业形势有着清晰的把握,开展的再就业指导课程只是在过形式而已;另外一方面,教师自身缺乏健全的理论知识,在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人力资源学方面的知识存在欠缺,使得课程开展缺乏依据,难以有效的开展下去。 三、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构建策略 3.1坚持以职业发展J酬仑为依据,树立正确的教育和服务现念 河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建立,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就业指导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从学生的职业需求出发,以生涯发展理论为基础,树立教育和服务并重的观念。其次,强化就业创业服务意识,结合学生的需求,开展就业信息,心理咨询服务,政策分析服务,保证给予学生就业和创业正确的指导。 3.2积极构建就业创业指导组织体系,保证就业创业服务效能实现 对于高校来说,首先,应该设立专门的就业创业指导机构,以专职教师的聘请,教育配套的设置,其他部门的配合来保证其组织机构的专业性。其次,积极转变指导机构的职能,进一步优化其服务内容,实现其服务意识和责任的强化,从而将其引人到高效教育结构中去。最后,积极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纳人必修课,引导学生开展就业创业课程的学习。 3.3不断建立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体系,实现课程与职场职责的融合 对此,要求就业创业指导教师积极开展课程研发,结合现实职业动态需求,实现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以更加人性化的教学方式来开展,从而建立其有效的课程指导体系。其一,高度重视课程的设计和开发,在相关课程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学生需求,设计教学方案,反馈教学效果;其二,不断丰富教学内容,从政策分析,应聘技巧等方面向学生传输就业创业的知识。 3.4积极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保证就业创业环境的优化 强化就业创业指导机构和队伍建设力度,保证在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其行为主体的有效性。一方面创建有经济领域的专业单位和专业人员参与的的指导机构,科学的判断和把握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创业机遇,为当前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理想的服务。同时调整指导机构中各部门各自为战的服务模式,整合分散力量,提高整体服务效能。另外一方面,高校应按照学生比例,加强建设全员化、专兼职结合的就业创业工作队伍和高水平、专业化、相对稳定的就业创业指导教师队但。同时,建立社会成功人士、企业家、知名校友等优秀社会人才担任校外就业创业指导员的制度。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目前河北省高校炭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还不健全,我们应该从以全局观念,发展观点去审视这样的问题。充分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构建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模式,为有效的解决炭学生就业问题做出贡献。 作者:司趁云赵月芳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北省高速公路石黄管理处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学中模拟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摘 要: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有所提高,因此,现如今高校中合理应用模拟教学法在大学生实现成功创业、就业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以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学中模拟教学法的应用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结合当下模拟教学法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为依据,从就业的方法与技巧、创业准备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与分析,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教师将模拟教学法广泛应用于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教学工作中。 关键词:模拟教学法;教学;应用 一、模拟教学法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1)就业的方法与技巧。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就业技巧与就业方法时,可以适当地先讲解面试技巧。如可以在班级课堂上构建一个简单的面试场地,营造较为严肃的气氛,这样使学生有一个重视的心态。面试分为三个环节:简历、面试以及评分。面试先从PPT进行比拼,之后是写作、语言表述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等。当然最为主要的还是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面试氛围,以提高大学生对就I压力以及就业形式的认识,使学生将自己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做好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为大学生毕业后在找工作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达到模拟教学的目的。 (2)创业准备。在高校课堂上讲述创业内容时,让学生先对自身的优点与不足之处进行阐述,以培养学生“我能,我行”的思想,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有创业想法但未必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走到创业那一步,也不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因此教师可以适当提醒学生,这样他们就会逆流而上;教师适当加压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就业,学生若想成功创业,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成功。向学生施加压力不单单只为了激发学生的潜能,更多的是为学生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因为大学生初入社会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经验,都是运用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打拼,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心,创业者才能成功。 (3)创业者应统筹预算。在创业预算这门课程中应用模拟教学,学生的任务就是针对公司下发的工作模拟式完成任务。因为一个公司的业务是多种多样的,每一项业务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公司核算这一块,其业务能力十分重要。模拟企业对其建设资金以及开销等收支情况进行核算,学生若是在核算中出现失误,其中存在一项不标准、不明确的数据,对核算结果会具有极大影响,严重的话,会导致一个企业遭受极大损失。模拟公司这一教学方式为学生学习知识带来了兴趣,应用此种教学模式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具有深远影响,不仅将场景真实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最为重要的是可让学生将未来所要面临的风险一一加以体验,从而促使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提高社会责任意识。 二、在采用模拟教学法教学时要注意的事项 (1)为了将模拟教学方法的优势发挥到最大,要促使学生在上课之前就做好准备。比如查询相关资料以及近些年来的创业实例,分析理论知识,阅览最新社会招聘信息及了解其具体要求等,这样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才会针对学生感兴趣的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基于广纳谏言、集思广益的教学理念来开展模拟教学,在创业以及就业指导中应用模拟教学法,进而将该方法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2)模拟教学法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学生的生存环境以及贴合学生实际生活,这样才会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使学生自主积极投身到学习中,有效实现教学目的。 三、结语 模拟教学法不仅生动、有趣,而且还与实际生活相贴合,具有实际意义,对大学生的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渗透廉洁教育探讨 【摘 要】 全人教育视野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渗透廉洁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廉洁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具体措施一是将全人教育视角融入第一课堂,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力度与水平,促进廉洁教育的质量提升与普及程度;二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人教育的就业创业、廉洁教育工作氛围;促进就业创业、廉洁教育与高校教学、管理、服务部门的有机联动。 【关键词】 全人教育;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廉洁教育;渗透;措施 高校开展了针对大学生的廉洁教育,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覆盖面不够广泛,教育形式不适合大学生特点。《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是培养人才、传承文明、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在大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是面向全社会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以全人教育视野观照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中廉洁教育的开展与深入,有利于高校廉洁教育、就业创业指导与人才培养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以全人教育视野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渗透廉洁教育的意义 1、就业创业教育已经初步实现覆盖全体大学生、大学四年全过程的教育模式,廉洁教育在就业、创业过程中本就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就业创业指导中有机渗透廉洁教育,有利于廉洁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的深入有效实施。 2、全人教育把培养正确价值观作为重要内容,与廉洁教育有着相同的教育重点,全人教育重视人的建构层面,能够以丰富的形式、有效的载体,进一步引导大学生自觉树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将廉洁精神作为自律要求。 3、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优秀,廉洁教育是培养学生优秀品格的有机构成,不仅应该在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中进一步加强,而且需要在大学期间实现全程、全员、全人教育,全面促进大学生形成廉洁自律的良好品格。 二、目前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廉洁教育较多以课堂教授形式出现,形式较为单一 目前大学生廉洁教育主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授课开展,多以传统形式授课,体验式教学缺失,学生主体作用发挥不够,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 2、针对大学生党员的廉洁教育加入了⒐邸⑻致鄣刃问剑但覆盖面较小 高校党课中的廉洁教育采用了观摩、警示、参观、讨论等授课形式,教学效果较好,但仅限于面向大学生党员和部分入党积极分子,受益人数不多。 3、廉政教育没有形成高校全员育人、全程育人的氛围,自觉参与较少 廉洁教育参与教师多为思想品德修养授课教师,其他教师、员工参与廉洁教育的自觉意识不足,未能做到有机渗透在日常教学、管理、服务中。 三、以全人教育视野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渗透廉洁教育的措施 大学阶段廉洁教育的目标和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引领和主导,加强法制和诚信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组织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引导大学生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不断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 为了更好地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适应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对大学生廉政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有必要将全人教育视角引入廉洁教育当中,以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为平台开展工作。 全人教育旨在培养完整的人,提倡人的精神、智能、情感、身体、社会、审美的整合成长,关注人的内在体验与全面发展,重视培养人文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和谐发展。全人教育与廉洁教育在诚信正直、自律自省、爱国敬业等方面有着相同的培养目标,全人教育的观念和形式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廉洁教育的开展与实施。 1、进一步发挥课堂教学在廉洁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将全人教育视角融入就业创业相关课程第一课堂 第一,在就业指导课程中提高廉洁教育的比重,通过实地参观、培训体验等方式强化廉洁教育效果;第二,在思想道德修养理论与实践课程中提高廉洁教育的教学质量,在课堂教育中运用全人教育的观念、内容;第三,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机渗透廉洁教育,在学习专业知识、增强实践能力中融入学术研究、工程实践、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廉洁教育,润物无声;第四,重视廉洁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在课堂中纳入体验式教学等适宜于全人教学的教学形式。 2、重视大学生在就业职业创业指导、廉洁教育中的主体性 以学生的需求为工作重心,广泛、有效地开展高品质、接地气的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教育等,使学生在过程中更易于也更乐于参与廉洁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树立廉洁意识,坚定廉洁行为。以全人教育的方式将就业创业、廉洁教育的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打通,改善教学模式,提升教育水平,积极鼓励、有效引导大学生做课堂、活动的主人,通过在科技活动、评奖评优、社会实践、求职就业等中引导大学生更加自觉地践行学术诚信、为人真诚、待人诚恳等一些与人的发展成长密切相关的廉洁观念,让廉洁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加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人教育观念,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力度与水平,弘扬公正廉洁作风 在高校管理服务部门中加强作风建设,让师生浸润于廉洁教育、全人教育的氛围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积极倡导广大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在廉洁方面为学生树立榜样,并在课内外有意识的加强对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通过高校全员参与就业创业指导、廉洁教育,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体验到高校全体员工正确的劳动观、财富观、职业观,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以廉洁勤勉为荣,以自律自省为荣,以公道正派为荣,做到严格自律、办事公道。 4、以全人教育视角促进就业创业指导、廉洁教育与高校各教学、管理、服务部门的有机联动 注重与资助育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艺术展演、科技竞赛、社区工作的结合,通过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将正直、善良、公正、感恩等品格涵养有机融入就业创业等各项活动中,突出廉洁教育的全人成长方式,指向大学生的全人发展,营造廉洁教育的整体氛围。 【作者简介】 刘志丽(1979-)女,桂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提升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教学实效的思考 【摘要】就业与创业指导课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成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但是,由于水平的限制和认识的不同,现今我国的大学就业与创业指导课教学质量并不高。本文主要针对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促进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的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关键词】提升 大学生 就业与创业指导 教学实效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包括了对就业和创业的指导。大学生在毕业后大多会走向工作岗位,在大学对他们进行就业指导,可以帮助他们更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能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工作岗位,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选择自主创业。在大学进行创业指导,可以引领他们科学创业,帮助他们明确创业方向,在自主创业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一、提高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指导课教学实效的意义 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后都会走上就业的道路,但是,长期处在学校这个大环境下,大学生对于社会了解并不深。在选择工作岗位时,很多人只看重薪水和福利,忽视了自己的能力。高不成低不就,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且,进入工作岗位后,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就业观,大学生很容易觉得工作繁琐枯燥无意义,与自己理想的相距甚远,脾气暴躁的还会跟老板发生冲突等。没有一个良好的就业观,大学生不仅在择业时容易选择不适合的岗位,更会在工作中出现不适应等负面情绪。这样现象会导致人才的浪费,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瓶颈。所以,在大学里开设就业指导课,让学生培养正确的就业观,让他们理智择业,并在工作中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帮助他们找到舒心合适的好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各司其职,社会就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更快更好进步。 2.为学生创业指明方向 创业是一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新概念,是很多大学生的梦想。但是,创业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创业的过程伴随着艰辛和失败,普通人很难坚持下来。而且,很多大学生对创业的方向并不明确,怀着当老板的想法,盲目创业,没有明确的方向,对创业不熟悉,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失败的结果。有些毕业生,有很好的技术或者想法,但是对创业一无所知,在自主创业的初期遭遇很多困境,他们的好点子也不能真正实现,不能为改变生活做出贡献。创业过程阻力重重,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放弃或者将技术低价卖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的浪费。所以。在大学开展创业指导课也是必要的,让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明确创业方向,也学会创业过程的几种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让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可以走的更远,将自己的梦想真正变成现实。 二、目前高校在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指导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就业和创业指导课的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就业和创业指导对大学生的发展极其重要,但是很多高校对于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很多高校的就业、创业指导只是停留在理论知识阶段,学生很难从理论中学到需要的知识。再者,很多高校都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就业和创业指导体系,创业和就业教学就具有了随机性和不可控制性,教学效果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改善。尤其对于毕业生就业和创业指导这段,很多学校做的很不到位。缺乏必要的指导,创业和就业指导质量低下、粗糙的现象时有发生。高校重视科研大于教学,在就业和创业指导课教学没有投入足够的重视,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就业和创业指导课教学质量难以有很大的突破。 2.教师的专业素质不高 由于高校对于创业和就业指导课的重视程度不高,在给其分配师资力量时,也没有慎重考虑,这就导致了创业和就业指导课的教师质量良莠不齐。有的高校为了节省资金,选择一些代课老师来讲解这门课,代课老师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专业素质不高,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对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没有帮助甚至起到了阻碍作用。就业指导课的讲师,要有包括心理学、求职技巧、就业观、创业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要对就业政策有一个及时、准确的把握,并能够对用人单位的内部机制有一个基本了解。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的讲师并不能完全具备这些专业素质,这也是造成创业和就业指导课教学实效性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教学模式单一,停留于理论教学 现今的就业和创业指导课,还是沿袭传统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这种纯理论教学模式,不仅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还会让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创业和就业指导课是一门结合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学科,必须在“理论运用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模式下才能有效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所以,就业和创业指导课必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让课堂生动有趣,重视理论和实践,让教学实效性更好提高。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停留在理论阶段,学生对就业和创业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深刻的理解,无法学以致用,导致创业和就业课设立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 三、提升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教学实效的几点建议 目前高校在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的教学中存在过多或少的问题,导致了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的教学实效性不高。对此,高校要深入调查阻碍本校就业与创业指导课教学质量的因素,并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化劣势为优势,帮助高校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的教学实效性进一步提高。下面针对高校存在的一般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重视就业和创业指导课,量身打造教学体系 要想真正提高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的教学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对就业和创业指导课的重视程度。对其投入了足够的重视,学校就会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为其配备优秀的师资力量,制定相关规定确保其快速发展、定期开展研讨会对教学方阵进行调整等等。高校只有真正重视了就业和创业指导课,才会将其列入发展计划,为其的发展投入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确保创业和就业指导课的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学校对创业与就业指导课投入了足够的重视,要想让其的教学实效性进一步提高,就要制定相应的教学体系。建立一个“教学―反馈―监督”一体的教学体系。教学方面,根据本校情况和学生特点制定教学目标、教学计划。选择优秀教师,对就业和创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部分进行教学。反馈方面,学生要及时向教师反馈学生情况,让教师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更好调整自己的教学进步。学校也可鼓励毕业生工作后反馈工作经验等,让他们反馈的经验造福更多学弟学妹。监督方面,学校要定期对教学质量进行检查,如果有所提高要给予表扬,如果教学质量停滞不前,相关人员要组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一个一体化的教学体系下,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教学可以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教学质量也就能进一步提高。 2.丰富教学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 教学方法对教学实效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要想真正提升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指导课的实效性,教师就必须在教学方法中不断创新,选择适合学生的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保证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具体而言,创业和就业指导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教学在教学中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并重,让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都得到很好的提高。 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教学,要分年级进行。大一进行一些基础的就业和创业指导,让学生明确这些的真正含义。大二进行就业观和创业观的培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大三开始一些实践项目,提高他们的能力,大四对他们的就业做总结性的指导,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将所学运用于实际工作。另外,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理论和实践并重,让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下面介绍几种良好的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可以将理论和实践完美融合。教师在采取这种教学方式时,要选取一些真实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例,与学生一起讨论、研究。在对案例进行分析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正面的、反面的例子进行对比,发掘成功案例的共性,探讨失败案例的原因,让学生在对比加强理解,从而提高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教学质量。为了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教师可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模式,组织学生观看一些相关案例的视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对视频中的案例进行分析,然后大家一起探讨,帮助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2)情景体验法 情景体验法是一种很好的实践体验法。采用情景体验法可以测试学生的创业和就业思想、动态,便于教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同时,学生可以在情景体验法中使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并很好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让学生可以针对薄弱环节进行查漏补缺,更好进步。有条件的学校可带领学生进行一次就业模拟,让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切身体验,在实践中更好提高。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教师可采取模拟的方法,让学生对就业中不同情况进行表演,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也让学生在表演中提高自己处理就业问题的能力。 (3)制定创业计划书 对于创业的指导,高校可能无法让学生都进行一次创业实验,对此,教师可让学生制定创业计划书,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好理解创业。在学生掌握了一些基础创业知识后,教师可鼓励学生自由组成,制定一份创业计划书。创业计划书包括创业计划、创业思路、部门组成、资金运转、管理等等很多内容,在制定创业计划书时,学生可以对这些概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并在计划书的帮助下了解创业的流程,明白的创新的风险性,对创业建立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自由组队制定创业计划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合作能力,让他们在讨论中不断进步。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了创业计划书的重要性,对一些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来说。创业计划书给了他们明确的思路,让他们的创业之路更加明确、更有条理。 3.建立专业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的教学水平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要想提高大学生创业和就业指导课的教学实效性,学校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专业教学队伍,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优秀的教师在教学创业和就业指导时,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对就业形势、相关政策有一个明确、及时的了解,并对创业和就业的实践有一定的经验。同时作为一个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把握课堂进度、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一般情况下,教师不可能是每个方面的专家,但是每个方面教师都必须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承担教授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任务。教师在招募教师时,要对应聘者的这些能力进行考核,选择一些能力强的人来充实师资队伍,让他们成为促进教学质量的强大后盾。在壮大队伍时,综合性人才和专业性人才都必须招纳,让他们行成互补,让本校的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当然,事物处于不断发展中,教师也要随机应变,在变化的形式下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让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对此,学校可定期组织研讨会,对教学的难点、疑点进行集中讨论,集思广益,通过大家的智慧合理解决问题。研讨会可以让教师积累更多的经验,专业知识得到很好补充,使得教学能力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地区内的高校可在这方面行成联盟,相互间不断学习,借鉴其他学校的优秀经验,共同进步。学校可组织专人进行学术交流,在学习中深入了解不同的教学理念,并将其正确运用于自己的教学中,促进更好的进步。而且,高校间要进行资源共享,对于一些典型案例要乐于分享并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讨论,这样,地区没行成强有力的联盟,师资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教学实效性就能更快提高。 四、小结 创业和就业是对大学生意义重大的两部分,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高校要致力于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创业观,让学生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依赖于很多条件:学校重视这门课程的教育,为其制定相应的教学体系;教师具备专业素质,采取多种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让学生的综合能力有一个显著的提高hh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策略,提高创业与就业指导课的教学实效性,让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有一个明媚的未来。 作者简介:张钰平,女,1982年6月,籍贯:辽宁鞍山;民族:汉;学历:本科;职称:讲师;研究方向:创业与就业指导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现有弊端分析 摘 要 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自身的教育功能,决定了其内容上应形成一个规范、科学、系统的科学体系。而目前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规范性、系统性都有待提高,同时在进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过程中缺乏统筹考虑。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 高等学校 就业创业指导 1 学科研究不深 一些高等学校没有把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纳入到整个教学体系中。大多高等学校也没有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内容及开展形式进行深入研究,仅仅针对大学毕业生展开突击性质的培训,忽视了对低年级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的展开,无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形成有效的宏观指导。 一些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教育课程,往往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这便无形中给大学毕业生发出了“就业创业指导教育不如专业教育重要”的信号。而且我们知道,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水平,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高就业率。而大多数高等学校存在忽视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全程化要求、单纯盲目追求高就业率问题的直观体现,就业创业指导观念功利化现象严重。 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开设有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但很少有高等学校像国外那样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看作是一门学科来研究。不少高等学校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他们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开设的意义认识不清,也因此对其难以给予太多的重视。这自然不利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发挥出其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明灯般的指导作用。 部分高等学校就业创业指导观念落后,在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单单重视管理功能,却忽视就业创业指导教育的根本指导意义,即教育和服务功能。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还做得不够细致到满足个性化要求。 就业创业指导教育要想对大学毕业生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就必须要有系统、科学的就业创业指导教材作基础。高等学校在开展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过程中,大都没有相对规范的统一教材,所采用的教材普遍是自编、参编以及翻译教材,在内容上过分强调就业技巧和就业政策。上课教师常常拿一些从网上下载的文章、统计数据等材料便去授课,致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方面的材料种类繁多,良莠不齐。 2 课程时间较短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学习,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的确有一定的区别。教师在授课时只需要对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引导和启发,大多数内容大学毕业生可以课后自学,但现有授课时间很难在完成指定的教学任务。课堂上对大学毕业生的引导和启发只能浅尝辄止,无法进行深入的引导和启蒙,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由于受到开设时间和课时的限制,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学内容往往被压缩、删减,至关重要的实践环节也被取消,教师在授课时也只能给大学毕业生讲授就业政策、就业技巧,常以“考研辅导”、“专家讲座”、“职业生涯大赛”等形式来作为补充。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授课对象不应仅局限于大四学生,这样会忽视进行全程化就业教育指导的要求,更没有建立起全程化、规范性、系统性的就业创业指导体系。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临近毕业时才开课,开课的时间太晚,应该在大一时就开始,一直贯穿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就业创业指导的全程化不仅仅是教育管理者对课程的反思,也是大学毕业生乃至全体大学生的诉求。就业创业指导的教育应从新生开始,实现教学的全程化、全员化,贯穿整个大学的学习生涯。 3 教学内容单薄 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就业创业指导形式单一乏味,缺乏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就业观、职业价值观、成功创业等方面的教育。关于择业技巧指导、理论性指导的理论较少。有些高等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俨然成为了应试性的指导和对付面试的针对性指导。这样过度强调就业的技巧,忽视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培育,过度重视面试和包装的针对性,直接导致部分大学毕业生采取欺骗性的手段攫取机会实现就业。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教授的重点,停留在针对毕业班大学毕业生讲解就业政策、分析就业形势、收集需求信息等表层工作,这些仅能帮助解决大学毕业生在初次就业中暂时碰到的问题,无法达到持久有效的教育效果。讲课的过程采取传统“填鸭式”的老师讲、大学毕业生听的形式,忽视多种形式相结合的途径,如个别咨询、专题讲座、社会实践、就业指导课等。 高等学校就业创业指导课程质量不高,教学目的不明确,这些现实存在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对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轻视,失去了对职业教育的学习兴趣,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学习重点仍然是放在专业课、外语和计算机等课程上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始终把就业创业指导课程认为是思想政治课、形式教育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课堂也变成了“自习课”,成为大学毕业生逃课的首选目标。 4 师资力量不足 就业创业指导涉及教育学、人才学、心理学、人际关系等多门学科,需要一只高水平专业化的就业创业指导队伍作为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基础支撑。就业创业指导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再加上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教育体制政策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大多数高等学校在就业创业指导师资队伍的建设上仍存在诸多不足。 从事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人员由于人事制度改革的问题,流动性很大,积累一定经验和有理论思考的工作人员可能由于轮岗调离原先的工作岗位,这便造成了资深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人员流失,便直接影响到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的教育效果。就业创业指导不仅需要相应的理论研究,更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初次从事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老师,在进行就业创业指导教育时的教学效果,明显不如长期进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老师的教学效果好。 虽然大多数高等学校成立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并将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纳入正常的教学管理范畴,但就业创业指导队伍专业化水平较低,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进行大多是由各学院的部书记或辅导员担任,他们大多缺乏必须的专业化知识理论背景,以及正规的就业创业指导培训经验,虽然相对的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专家化、职业化。在指导工作开展时的内容和方式上也相对比较单一,同时随意性较大,无法满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多样化个性需求。因而导致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开展缺乏针对性,实际指导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程度。 5 信息化水平不高 高等学校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缺乏足够的认识,许多高等学校把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当作就业信息、就业政策法规的实时传递和以及相对应的网上招聘和手续办理的阶段。这种认知就使得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人员,在进行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时,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不仅是介绍社会职业的发展现状,还包括大学毕业生就业所需求的职业测评、网上咨询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等方面。 而部分高等学校所提供的就业信息化服务依然相对缺乏,使得国内大学毕业生得到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服务层次和水平都相对较低。许多高等学校在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上缺乏明确的建设目的,在建设中往往只是简单地把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与信息化物理建设的硬件投入相联系,忽视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信息化建设的软件投入,在这种错误认知指导下的信息化建设效果自然不明显。 部分高等学校把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看成简单的形式化过程,因此在信息化建设工程中单纯地建设表面工程,并没有依据高等学校的自身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行信息化建设,从而导致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造成了高等学校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极大的浪费。有些高等学校在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一味追求硬件设备上的高配置,但与这些硬件设备在购入时的高投入相对的却是再投入实践后极低的使用率。高等学校在进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时并没有发挥出这些高配置硬件设备的功效,从而造成了投入与产出间的失衡,即资源上的浪费。高等学校在信息化物理建设上的高投入还会造成其在信息化建设中系统和软件的开发与更新的资金匮乏,更加阻碍了高等学校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的完善。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关于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方法探讨 【摘要】大学生的就业与创业问题不仅关系学生自身的发展,还会对社会造成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急需学校和社会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方面的指导。本文主要分析了加强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的紧迫性,而且针对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方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指导;探讨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而这一现象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大学生数目的逐渐增多。近几年,各大高校都在扩招,这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却也导致大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大,就业难、难就业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1.加强高校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教育的紧迫性分析 近些年,随着人们素质的不断提升,对教育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受教育情况都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另外,教育改革也在推动着高校向更大规模发展,从而增加了学生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所以大学生数目在逐年增长,但是学生质量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升。经过研究发现,现在学生上学的门槛在不断下降,很多孩子在两三岁就开始接受教育,所以就导致大学生毕业时年龄普遍较低,心智发展还不太成熟,而且对于未来也没有明确的规划,这就使其在择业时没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就需要学校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方面的指导,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2.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的方法分析 2.1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相关机构,配备专门负责就业创业的教师 学校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根本,所以要想加强大学生的就业与创业意识,就必须充分发挥学校的引导作用。学校需要建立专门的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程,在学生入学第一天开始就培养他们正确择业的观念,而且要设立专门的就业指导课程,并将其纳入学生必学知识。另外,学校要建立专门的就业机构,配备专业的老师进行相关方面的教学,积极收集已就业人员的就业经验和教训,组织开展就业讲座,邀请优秀社会人士向学生教授就业经验,提高他们的就业意识。最后,学校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和创业培训,组织学生进入招聘会现场,了解招聘流程及要求,从而为他们正式择业积累经验。 2.2将就业与创业教育贯穿于基本的教学过程中,全面提升就业与创业指导 由于现在学生上学的年龄较早,而且家长对孩子的就业意识较弱,导致学生在毕业时并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的难题。为了提高学生成功就业的能力,学校需要将就业与创业指导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加强他们就业与创业的意识,而且为了使学生接受起来更加容易,学校教授的内容要能够与实际相结合,尽可能多的让他们了解真实的就业情况。另外,学校可以将就业指导融入到专业课的学习中,有针对性的为学生讲解工作以后需要应用的知识,并及时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并为以后的就业储备更多的实战经验。 2.3在对大学生进行就业与创业教育中应注意理论与就业创业实践的有效结合 学校不仅要教授学生理论方面的就业与创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果只应用传统的讲课方式,很难使学生对就业及创业进行全面的了解,而且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会很高,从而导致就业与创业教育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所以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就业与创业指导时,要增加授课的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不同的专业要采取不同的指导方式,而且课堂要由室内延伸到室外,积极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树立正确就业的观念。另外,在实际教学中,老师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模拟就业活动,增强学生就业与创业方面的经验,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2.4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综合素质,更新就业和创业的观念 虽然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是学生的质量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升,许多毕业的大学生所具备的素质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从而出现有的岗位招不到人,而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所以大学生在校期间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以后的就业与创业积累足够多的储备,而且学生要有意识的增强对工作所需知识的学习,从而在工作时能满足企业的要求。除此之外,学生自身要不断更新就业与创业观念,认清现实,全面提升自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5为更好的社会竞争,高校应适当做出改革以更好的培养出社会所需人才 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学校应适当转变教育模式,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人才,从而提高学校学生的就业率,促进学校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所需的是适应性强、能够独立思考、具有较强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全面人才,所以学校应加强教育改革,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学生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从而使学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3.结语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问题不仅能够影响学生的未来,还能反映现代教育的质量,而且对于社会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学校及社会应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指导,提高他们就业与创业的意识,从而使学生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竞争的压力,肩负起振兴中华的神圣职责。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论文: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探讨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总结了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所面临的问题,并积极探索优化策略,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这一社会问题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指导体系 创业 高校 高校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前进动力,随着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因此,各高校必须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进一步完善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指导,切实有效地帮助和引导高校大学生实现就业和创业。 一、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原则 作为一项复杂且庞大的工程,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是整体性,要求整个体系涉及内容的必须全面,不仅包括职业规划,还应该有就业心理咨询和就业信息服务,展开课程设置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实现整体合作。第二是层次性,一方面要保证组织结构的层次性,促进指导工作的展开,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情况展开不同的引导。第三是联系性,整个体系中的人员管理,组织结构和课程设置应当是相互联系的。第四是开放性,高校、企业和政府之间相互协作,顺利开展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工作。 二、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构建面临的问题 1.研究零散,系统性不足。在理论研究方面,大部分的研究都不成体系,零散的存在于一些专题研究中,在实践研究方面,学生、学校和企业都在实践上做过相关的探索,可是由于实践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所以大多数的活动仍然处于自发状态,没有自觉地对实践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从而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因此,我们不应再讨论他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和他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应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找到针对性更强的系统化解决方法。 2.研究浅显,实效指导不足。虽然对各个专题都有研究和分析,但是大部分只在表面做浅显的研究,所以不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解决方案的提出,针对性和实效性较弱,研究成果也只是提出问题,没有涉及问题的解决,所以无法为就业和创业提供有效的指导。 3.理论化太强,没有和工作实践紧密联系。现存的研究大多数都停留在理论层,更多侧重对资料的研究和分析,“纸上谈兵”得出的方法,让很多高校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的实践中经常碰到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理论化太强的研究在实际的操作中并不好把握,缺乏工作实践经验的指导,仅仅将指导停留在理念层面,不利于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4.集中研究问题探究,较少涉猎服务体系。纵观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从全局的角度来研究相适应的服务体系还是较少的。实际上,体系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高校大学生具备了正确的就业观念以及就业素质后,能否和适应的就业环境相连接的问题。重点探究能够服务各类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创业的指导体系,使得服务体系更加科学高效,为构建出更加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依据。 三、完善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的策略与措施 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必须有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以学校为依托,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社会进行适当的补充,形成一个各自分工、相互联系又彼此制约的服务体系。 首先,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调整教育布局,如专业的分布以及招生的数量,让高等教育同社会需求协调发展,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同时,避免同类型人才过多,有利于缓解创业和就业的压力和矛盾,促进整个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在市场无法实现供求平衡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介入,创造新的岗位,并且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市场为创业大学生提供机会和环境。其次,企业应加强和高校的合作,参与校园的教学管理,提前指导就业创业,不仅选拔企业精英来校演讲,同时让大学生到企业中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育人才,避免在招聘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经验而错失大量可塑性极高的人才。各大高校应建立相应的咨询室,在老师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提升就业能力。学校应通过广大的信息网和人脉圈,为大学生提供全面丰富的就业信息,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促进就业的实现。创业不仅是一种就业,同时还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学校应引导学生积极创业,并不是让学生放弃学业去创业,而是知道怎样去创业,如何创造适合自己的事业。 综上所述,目前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还不够健全,我们必须将本校自身的情况同社会需求相结合,不断完善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有效地解决学生的就业和创业问题,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
现在的社会属于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对于每个公民都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最近还举行了两会等会议,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做着许多不同的政治决定和政治政策,都是值得人推敲和思考的。并且思政不只是政治的左右,还有感染别人的作用,树立比较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除此在科技冉冉升起的同时,还有一个专业是需要十分重视的,就是计算机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关联着现在的时代,现在的教育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传授和背诵,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这两个学科拥有的特性自然大数据技术也是要融入其中的,不然怎么将其应用起来。 1大数据技术的特性是否能够全面的融入高校思政与计算机技术当中 大数据技术大概很多人不是非常的了解,简单通俗的说明就是类同于一个计算机,但是不同于计算机,它不是一个实体,更多的是一个云计算、云数据的一个产物,技术两字就是最好的修饰。首先想要将其应用到别处就要发现出这个技术它本身的特点。首先就是与计算机技术的练习,因为大数据技术就是以计算机为一个框架,从而进而补充,它具有强大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另外符合现代时代的发展就是速度很快,这就是教育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说传统教育当中教师要在黑板上抄板书,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浪费时间,并且粉笔吸入过多还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处理的时候,会将所需要的只是进行归总、存储,以后的时候想要使用还可以找到,并不像粉笔说擦掉就没有自身的价值。并且思政具有很多枯燥的记忆点,许多学生不喜欢思政,是因为其中冗杂的论点,并且很难抓住关键词,梳理数据。但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现在是可以进行梳理的,运用现在的处理技术,就会让知识全面并且逻辑清晰。比如说在讲述爱国主义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让学生死记硬背,可以给学生整理一个思维导图,出来十分的清楚,学生会感觉到原来思政也是具有逻辑性的。所以说大数据技术在计算机技术和思政之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改革就要从科技开始进行改变。 2计算机与大数据技术密不可分 高校当中必要学习的两大学科就是计算机和思政。但是计算机面前还是体现出的思政道理,计算机又是大数据技术的完美体现,但是要合理使用计算机,完美的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大数据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计算机现在也是日益发展,每个人都不会离开这个技术,因为带来的是非常的快速,但是所有事情都不是十全十美,有利则就有弊。比如说现在很多黑客的诞生之前就是在学生时期对网络地址方面比较的感兴趣,网址方面需要有很多的数据,在以前的时代是很难做到将其整理起来,现在的大数据技术已经壮大的可以实现了。计算机的课程也会因为现在大数据技术逐渐的发展壮大,不断的增加计算机课程的种类,比如说循环结构等等,但是不能对大数据技术进行大肆的利用,如果利用不好,将会走上歪路,所以说要注意自己在虚拟生活当中的频率,尽量不要将自己深陷在其中。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大数据技术,就不会有计算机技术,自然就不会在实践当中发现思政的道理。 3结合大数据技术,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 大数据技术还有一种应用就是可以将正常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现在的课堂是比较的重要,也是在一点点的进行创新,更多是要加入很多新的元素,比如说加入多媒体等等。也比如现在很多比较流行的点名方式,发明一种小型的小程序,将大家的名字都录入进去,从此大家都会通过滚动的方式进行点名,将数据进行筛选和归类,再也不是那种点名的重复工作,这样的方式既比较的新鲜而且还会显的比较的先进,看来是很少人敢旷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被数据筛选出来的幸运儿。除此之外现在流行一种网课教学,也是一种大数据技术的另一种应用,将数据变成视频呈现给大家,将一种课程扩散到课下,可以看见老师比较新鲜的政治动画和视频,这样的教学模式更加符合现在这个时代。并且还会在这过程当中增进师生的感情,大数据技术不仅是将数据多元化,效果呈现方式多样化,更多还是一种联系大家进行学习的一个桥梁。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大数据技术的背景下,是可以将计算机和思政结合在一起的,大概就是技能的融合或者是说文理的融合,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进步,大家会在其中得到益处,就算是科技上的一种进步,教育的一种改革,将来会看到更加明显的效果呈现,让教育更加的创新和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周海成.红色微信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作用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01):47-48. [2]李玉强.新媒体时代红色微信在高校育人中的作用分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03):97-99. 作者简介于雪晶(1979-),女,吉林省大安人。长春工业大学信息传播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转变政府公共管理技能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能力转变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共管理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各级政府要尽快强化宏观意识,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强化为民意识,由“官本政府”向“民本政府”转变;强化服务意识,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强化效率意识,由“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转变;强化责任意识,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强化法律意识,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强化公开意识,由“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强化信用意识,由“缺信政府”向“诚信政府”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共管理职能成为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管理能力的强弱成为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承担着整个社会公共管理任务的各级政府,如何有效地行使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不断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是需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笔者认为,从目前来说,要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应从转变政府职能人手。 一、强化宏观意识,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政府是否有为,不在于管得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是否合理,管理的行为和结果是否有效。长期以来,我国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通过“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福利”的方式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包揽一切,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造成了政府公共权力高度集中,机构膨胀,管理方式单一,行政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财政补贴负担沉重等弊端。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的管理对象、体制环境、法制环境及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环境的变化要求政府职能发生相应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有限权力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公共管理职能上应由“划桨”变为“掌舵”,由微观管理为主变为宏观管理为主,由直接管理为主变为监督管理为主。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凡是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政府没有必要越姐代危。政府要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不断给企业、居民或生产者、消费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公共问题,如公共安全、发展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公共项目的投人、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等。要尽可能退出不适应直接介人的领域,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还给企业或市场。要将决策与执行分开,政府的主要职能限于决策,确定社会公共目标、程序和标准,具体执行职能可交由社会非营利组织承担,政府只需要制定“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环境。 二、强化为民意识,实现由“官本政府”向“民本政府”转变 “官”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定产物,本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应该不再是官,而是社会的公仆。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思想的禁锢与灌输,“官本位”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古时候读书人把做官当做惟一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就是一种真实写照。直到现在,这种“官本位”意识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扩展之势。在人们的观念中,公民的一切好像都是官员给的,把官员奉为“衣食父母”和“青天大老爷”。人们只能感谢政府、感谢官员,不能向政府及官员要求什么。“官本位”思想的泛滥,助长了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了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与交流,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最终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的。随着行政改革的深人,这一宪法精神应该充分体现在政府的治理理念中。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一定要从高位走下来,真正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扮演一个“服务者”的角色。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就要求我们务必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倾听群众的呼声,汇集群众的智慧,关心群众的疾苦,赢得群众的感情,塑造一个民主、参与、亲和的政府新形象。 三、强化服务意识,实现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传统上我们一直把政府仅仅视为社会的管理者,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管理社会事务和经济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政府变成了服务的提供者,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由于受源远流长的“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长时期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一些政府部门养成了强烈的“朝南坐”心理,认为政府就是管人的,就是做发号施令、审批许可的事情的,习惯用权力、压力而不是用道理、法律来推行管理。这种行政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机关形象,助长了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导致了干群关系紧张,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因此,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必须由“行政—控制型管理”转变为“规则—服务型管理”。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人,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政府服务的渴望越来越迫切,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提供系统性、制度性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临时性、非规范性的公共服务;要求政府提供权利性、公平性或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恩赐性、不平等的或歧视性的公共服务;要求政府提供可持续性、可发展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暂时性、不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因此,在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抛弃“衙门”思想,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必须坚持“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观,及时准确地掌握公众的服务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简化行政办事条件和程序,不断扩大服务领域;必须严格规范行政实施中的强制性手段,更多地提供人性化服务;必须建立健全公示、听证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必须不断完善便民、利民措施,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四、强化效率意识,实现由“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转变 效率间题是政府公共行政的关键间题,效率不高是目前政府部门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造成效率不高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的因素是职能转变不到位。现实中,一些人对机构、权力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即通过机构运用权力来严格“管理”社会、控制社会,不信任社会自身的作用,不断通过扩充机构、增强权力来管理社会,让社会一味按照政府机构的意图、行政权力的指向发展,忘记了权力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本性。一个政府机关一旦设立就逐渐形成了部门文化。部门历史越久,其不良惯性就越大。错误或错位的职能与部门不良文化结合在一起,逐渐把行政权力部门化、行政权力利益化、部门权力合法化,进而导致部门利益至上,官僚主义滋生,效率观念淡薄。结果是机构越来越臃肿,人员越来越多,运转越来越不灵,负担越来越沉重,效率越来越低下。要革除这些弊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不断转变观念,科学合理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减少和削弱旧职能的载体,促使和催生新职能的到位。要加大机构改革的力度,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尽可能缩短职能转变的时间和周期。职能的转变,行政的运行,都要靠各级公务员的身体力行,公务员的素质是影响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强化公务员选拔与培训工作,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竞争激励机制,加强公务员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国家公务员队伍在思想作风上、工作方式上都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成为各级政府持续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证。 五、强化责任意识,实现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各级政府部门都掌握着相应的行政权力,运用权力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无可厚非。但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对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比较熟悉,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习惯于依靠行政权力,采取强制性的直接行政手段来处理。加之长期以来权力缺乏制约,导致行政权力滥用现象屡见不鲜。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有禁不止;不顾人民利益,强行拆迁、滥占土地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枉法时有发生。现代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要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明白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不能忽视政府的行政责任。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力之源;政府责任是行政权力的优秀,是政府属性的本质。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力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不可能真正得以推进。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明确,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政府应当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实现者、维护者,应当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在责任制度上,不仅强调公民责任,而且要强调政府责任;立法不仅要重视设定公民责任,而且要重视设定政府责任;行政执法不仅要重视行使行政权力,而且要重视承担行政责任;监督制度不仅要重视设置监督行为、方式,而且要重视落实行政责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各类责任主体的政府责任体系,做到政府责任法定化。当前,特别需要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工作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政治责任制度。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公务员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行为而受到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的制度,以及建立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因轻微违法失职或官僚主义等而向公民、法人赔礼道歉的道义责任制度等。 六、强化法律意识,实现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受旧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的影响,我国行政管理基本实行的是以人治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依靠政策办事,依靠领导人的指示、命令办事,人们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变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行政命令已难以在经济运行中起决定性作用,人治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市场经济通行的是主体多元化、自主竞争、自主决策与自主签订契约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多元化利益和自主性,需要国家提供法律保障,保障他们对其拥有的财产的无差别权利,以及在市场体系中的无差别地位,保障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政府部门干预的权利,保障市场竞争主体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保障交易信用和契约的履行,保障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所以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再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管理,而只能依靠法律,通过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管理市场主体,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以至管理整个社会。法治是通过政府来落实的,或者说,法律主要是依靠政府来执行的。政府转变职能,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至关重要,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更是新形势下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完备,行政执法程序不规范,行政审批过多过滥,行政执法中违法行为较多,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等问题比较突出。要真正建立法治政府,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法律意识,一切行政权力的取得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坚决不行使;一切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违背法律的权力坚决不行使;一切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要深刻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心和实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机关在观念、组织、人员、职能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从人治行政到法治行政的全面转变,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真正的深刻革命。公务员之家 七、强化公开意识,实现由“封闭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 我国旧政治文化向来讲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与公众缺乏沟通交流,政务信息公开程度很低。由于政府是信息的垄断者,造成了公众与政府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往往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而无民间的不同声音,公众的参与度十分有限。加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时期保密制度不完善,保密范围过于宽泛,遂使封闭行政、暗箱操作成为政府管理的一种常态。政府制定政策往往从便于自己管理的角度出发,很少考虑企业和公众的呼声。由于暗箱操作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增大,使得许多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今天做,也可以明天做。造成许多事情要凭人际关系才能办成,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行政腐败。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接受和承认,公共行政是一种根植于社会之中并从整个社会获得自己必然性的社会活动。政府要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转变观念,更多地考虑公众的感受、公众的参与、公众的反馈等因素。要强化公开意识,增强透明意识,把政府政务活动中涉及到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事项向社会公布。目前我国政务公开工作已在较为广泛的领域展开,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务公开栏或网站所公开的只是些无关群众痛痒的内容,对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以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愿公开,使政务公开流于形式。政务公开的本意是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便于群众进行监督,所以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政务信息都应向社会公开。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加快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创新服务方式,使网络真正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桥梁。例如推出“一站式服务”、"24小时自助式服务”,使得公民不需走进政府部门,仅通过计算机就可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公民在一个站点办事,就可以得到全程服务。政府还可以设立信息反馈中心,随时进行处理,使互动沟通渠道更为快捷。建立透明政府还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建立新闻制度,通过媒体向公众及时有效信息,借助媒体了解群众的意见或建议。此外,政府还可以开展全方位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采取听证会、座谈会、征询意见会、民意测验、问卷调查、意见反馈等形式,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群众的智慧,收集信息,分析民意,为决策提供依据,树立开放、民主、透明的政府新形象。 八、强化信用意识,实现由“缺信政府”向“诚信政府”转变 信用是一个人、一家企业、一个民族开展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诚实守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信用制度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誉对企业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信誉的企业,自然就没有市场,企业本身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其实政府的信誉也一样,政府要有效地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离不开全社会的认可与拥护。没有信誉或信誉不佳的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自身的能量就会受到限制。由于受过去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模式的影响,人们对政府信用重视不够,导致政府缺信、失信现象比较突出。一些政府部门只重视承诺,不重视落实,年初承诺要办的实事,年底兑现率很低,承诺限期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甚至为了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假数字、假报告盛行。政府出台的一些行政法规和命令虽三令五申,但停留在形式上,令不行禁不止,有的甚至朝令夕改。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权威和信用能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了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由于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中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政府失信、缺信带来的后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诚信政府的塑造与建设。各级政府要像企业珍惜信誉一样,倍加珍惜政府机关的信誉。要把诚实守信的理念融会到政府每一名公务员的脑海中,贯穿于政府行政的全过程。要不断提高承诺的实现能力,不该由政府办的事,或一时不具备条件办的事,不要随意向社会承诺。对承诺的事,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扎扎实实、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去办,树立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取信于民的良好形象。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既要树立政府权威,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又要注意避免朝令夕改,随意操作,失信于民。要通过诚信政府的塑造,带动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不断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新公共管理和服务比较分析研究论文 摘要: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1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论基础与以往的行政理论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2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一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规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3公共服务理论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卢梭、霍不斯至马克思,他们对于政府的产生与性质的论述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政府为人而产生和存在这点是共同的。柏拉图将政府的产生和存在当作一种正义或者一种“善的实现”,是人类自觉地通过政府这种组织实践达至幸福的途径,人们“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就叫它做城邦。”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城邦是一个至高而广阔的社会团体,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发展到卢梭时,他提出政府是一种公意。有人们各自让渡一部分权利所订立的契约,本质也是为人民所拥有,为人的目的服务的。霍布斯把政府的本质定义为:“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他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而与上述不同的是,马克思对政府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历史的划分,发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私有制度下的政府和公有制度下的政府,后者是政府和人民的价值高度同一的政府,实现人与人的本质的完全同一。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①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②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③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公务员之家 4启示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人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新公共管理税务行政特征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实践;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税务行政管理的启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新公共管理理论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本文从研究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特征入手,分析借鉴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税务管理中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实践,从而提出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税务行政管理的具体举措。 关键词:公共管理;税务行政管理;借鉴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七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而应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 虽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把政府与公共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税收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实践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传统的西方国家和新型的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国外税务管理部门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运行就可见一般。 美国国内收入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在组织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即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收入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内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对收入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把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为纳税人一站式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减少了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同时,采取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论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二是把纳税人视为顾客,将政府的职责定位在根据纳税人(顾客)的需求向纳税人(顾客)提供服务,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三是重视税收管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关心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税务行政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近年来,我国也积极借鉴公共管理理念,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参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按照“调动人力,减少成本,优化服务”的基本方针,逐步推进我国的税务行政管理改革。 3.1完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税收组织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的组织保证,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就会影响税收职能的实现。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实现扁平化,就要对目前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重组,建立横向的信息交流机构,便于信息的沟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税收管理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压缩管理层级,按照实际需要,收缩没有必要存在的税收机构,前移各项税收业务,简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摸清税收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结转的方式归集税收业务,从而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约的最佳平衡点。 3.2改进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机构高效运转运行机制包括各种岗责体系、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证,是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实现税收职能的关键。没有机制的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就会受阻,甚至难以实现。因此,必须按照整个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设定岗位,因事设岗,以岗定责,将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指标、完成时限和基本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的需要,及时调整岗责,确保每一项工作特别是新增工作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构建专业化的岗责体系。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流程,对工作运行的原则、具体工作的程序、手续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层级结构和依法、简约、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具体制度,搞好部门配合,加强部门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接,避免错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档”和“真空地带”,建立起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运转顺畅、文明高效的政务管理体系。同时,牢固树立税收成本观念,将税收成本观念引入税收政策制定和实际征管工作中。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对税收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测算,向社会公开,接收舆论监督,构建科学的衡量税收成本的指标体系。 3.3优化税收服务,提高工作实绩首先,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就是管理”的观念,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更好地体现在为纳税人服务上,实现由传统执法意义上的“执法队”、“审判长”、“检察员”向体现全方位纳税服务的“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转变,从而通过优质的纳税服务引导纳税人的自觉纳税遵从,创建良好的征纳关系和税收环境。其次,创新服务载体。对现有服务资源和服务手段进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纳税人质量认证、开业登记、注销、税种划分及税款入库的纳税服务外部平台和热线咨询、税收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转及税务稽查统一的纳税服务内部平台,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创新服务内容。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以纳税人的需求为总目标,进行具体细化,达到“六化”的标准,即纳税服务环境最优化、服务内容的标准化、纳税人办税成本最少化、纳税人待遇的公化平、办税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务过程的全面化。 3.4实施人本管理,充分调动人力资源一方面,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在公务员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要素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指标,完善推荐、测评、评议制度,逐步建立上级考核、同级评比、下级评议、自我评价相结合的税收专业人才绩效考核体系,完善资格考试考核、业内同行评议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待遇与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采取诸如以岗定级、竞争上岗、岗绩结合等多种方法确定报酬,逐步完善职务与能级相结合的工资、奖励制度,综合考虑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增强能级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环境的培育,加强税收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来培育人。有意识地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奋发、健康向上的税务行政文化,创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环境,在税务人员中形成一种共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标准,使这种文化意识渗透到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税务人员的行政行为。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围,推动行政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体机关人员的群体性和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行政管理现代化建设。 3.5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入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要以目标管理考核为总抓手,充分发挥考核的评价和导向作用,突出抓好对月季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亮点完成情况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难度系数、工作数量和质量及目标管理考核为依据,以定岗定责,按劳定绩,绩效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把握公共管理学发展拓宽政策科学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学的缘起;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公民社会公共治理合作管理 [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优秀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优秀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公共管理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中的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最终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向自治自主的网络化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放弃的是部分经济自主权,对于政府而言放弃的是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的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减少机会主义,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是追求一致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利益。 第五,公共管理主体中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新公共管理研究论文 提要:20世纪七十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政府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同时又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中,“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趋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改革;效率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涵义“新公共管理”最早是由胡德于1991年在一篇名为《一种普适论文性的公共管理》的文章中提出的。胡德将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纷纷掀起的政府改革运动称作“新公共管理”运动。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胡德所归纳的新公共管理的七大理论原则都可以为完善公共服务提供思想指导和价值归属。这七大理论原则包括:1、政府部门内的职业化管理。2、明确的绩效评估标准。3、更加强调对结果的控制。4、政府部门内单位的分散化。5、在政府部门内引进竞争。6、强调在政府部门内运用私有工商管理的方法。7、强调成本概念。新公共管理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后官僚制典范”、“新公共管理”等,这反映了人们对正在发生的行政改革的不同看法。尽管如此,他们确实存在着某些共识:“从传统公共行政关注管理过程中的效率转变到极大地关注管理结果以及管理者的个人责任”。按照波立特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说的,“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是由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强调的是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新公共管理”也被称为“新泰勒主义”。瓦尔特·基克特在《荷兰的行政改革与公共部门管理》一文中的观众比例为36%,同时辐射各个群体,女性观众的比例在频道节目中位居第一,达60%。推出了全新的知识娱乐栏目———《开心辞典》,它是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经过精心设计的电视知识问答栏目。它面向广泛的普通观众,通过预赛、复赛多重选拔,让普通人在节目现场展示心理素质、知识储备和智力才华。首次实现的电视网络联动(既有节目现场观众的按键答题,又有场外观众通过网络或短信答题)使电视娱乐节目和观众之间结束了以往单纯的播出和收视关系,形成了真正互动的全面参与,而且“实现全家的家庭梦想”的主题,剔除了国外及港台地区同类节目赤裸裸的金钱刺激,更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 (二)从电视媒体自身建设的角度出发1、努力提高节目质量。从电视媒体自身方面来说,提高编制质量,丰富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增强传播效果,这是提高节目收视率的根本途径。以《快乐大本营》为例,栏目开办以来以新鲜的题材、多样的形式、清新的风格、新奇的内容及注重参与性、知识性、趣味性,带着观众一步步走进一个崭新的娱乐视听空间。它的每个小栏目都是参与性极强的,充分调动节目与嘉宾、观众之间的互动性。2004年以来,《快乐大本营》栏目又开始确立以阶段性活动为亮点,以普通的广大观众为主角的改版方向,这就更加积极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淡化了以前那种“打综艺”和明星套路,逐步尝试“海选”、“现场PK”等泛娱乐化的新概念,如《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的娱乐选秀节目,新改版的节目同样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飓风。观众们不仅可以看到台上帅男靓女载歌载舞的表演,同时也可以积极地参与选秀活动,因为选手的票数是观众所投的,观众们拿起手中的手机,便可参与到节目活动中去,因而节目成功的三个基本保障就是把选手和观众紧密联系,把观众意见和专业意见有机结合,将台上和台下的情感紧紧交融。2、加强主持人的建设和管理。电视主持人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仅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较电视事业的发展来说,主持人队伍的管理与建设显得相对薄弱和滞后,还远远不能满足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的需要和广大受众日益增长的欣赏水平,实践也证明在广大电视节目主持人当中,优秀的主持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主持人有时甚至相当于电视节目的代言人,是电视节目与观众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他们一方面代表电视台,将有关信息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又要站在观众的立场,将观众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电视台。因此,在加强电视节目与观众的互动性中,主持人无可厚非地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依然拿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为例,《快乐大本营》的栏目主持人一开始是两个人的组合,后发展成为现在的五人组合,被称为“快乐家族”,号称“湖南第一主持天团”,他们轻松幽默的主持风格,搭配上各种参与性极强的互动节目,加之以活泼搞笑的作风,立刻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快乐旋风”。主持人十分注重嘉宾与观众之间的互动,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操纵观众的喜怒哀乐。如在《超女》、《快男》的节目现场,主持人既要顾及观众的想法,同时也要兼顾选手和评委的心态,因而主持人在增强和保证节目的互动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电视节目加强互动性需要注意的问题。有许多电视节目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同时也为了增强收视率,设置了所谓的“大奖”,如晚会节目让观众发短信,便会有幸运大奖等着您;还有的电视栏目设立竞猜项目,让观众发短信竞猜。如,竞猜电视剧情节的发展,或是选秀节目中投票给某位选手。这些有观众发短信所获得的资费着实让某些投资方和电视台大捞一笔,这让我们不禁怀疑:电视节目这样做是在追求什么?是想扩大收视率?是想制造轰动效应?还是在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如何做好“参与与互动”应该是有关人员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参与与互动”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的传播方式,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意义,但目前市场运作利益为先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这一传播方式。这也许是我国电视媒介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学费”,而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真正完善还有待于市场竞争法则的规范化和电视媒介素质的本质提高。将“新公共管理”界定为一种强调商业管理风格、顾客至上和市场竞争的改革取向。“新公共管理”的优秀价值观是“3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公共管理应当像企业管理那样,将效率放在首要位置。 二、“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区别第一,权力中心不同。前者政府是权力中心,但适度分权给社会;而后者政府是唯一人权力中心。第二,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不同。前者的公共服务全部由政府提供;后者的公共服务一部分由政府承担,而另外一部分由政府外包给第三方提供。第三,导致的结果不同。传统管理由于种种缺陷,会导致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行政体制外部关系环境恶化、政府运作缺乏效率和竞争,导致公共服务危机重重。而“新公共管理”会有效弥补这些不足,使政府运作高效,职权明确,从而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组合。三、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存在的问题第一,机构臃肿、重叠,人员繁多,层次设置多。政府职能不清,机构繁多。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由社会和企业承担的责任,从而导致政府规模、职能、预算的扩大,而且弱化了政府本该承担的宏观调控、监督、保障等重要职能。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却滥用职权。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能不清,相互掣肘,政府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第二,表现在公务处理上,有的行政机关官僚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讲、事难。公事不公办,走后门,拉关系。这些情况在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都存在,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第三,行政执行过程中的职、权、责不清。出现多头管理,下属在一件任务上同时听命于多个上级。若多个上级在这一事情上的看法一致还好处理,若不一致,下属便会权衡各种关系,把重点放在关系处理上,而不会管怎么做才能最好地办好这件事,从而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办事不为民的情况。有利可图时,大家都争着去做;无利可图时,就会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第四,表现在经费上,预算超支。许多行政机关拿着政府的资金,不计后果,结果钱花了一大把,却没看到效果。花钱大手大脚,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第五,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竞争力不足。公共服务是国家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具体指对社会提供公共产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国际上一般按照一国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来衡量该国公共服务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1997年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为5.4%,欧盟国家这一比重为5.3%,而我国同期比重只有2.3%。1990~1998年高收入国家的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为6.0%,欧盟国家这一比重为6.7%,而我国同期比重也只有2.0%。可以看出,与国际上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还处在较低的水平。政府的财政压力大,政府资源配置难以优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社会多元化投资主体很难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而社会需要是无限的,政府的财力又有限,许多需要政府投资的紧迫事情因缺乏资源不能办理,资源配置难以合理。第六,法规制度不健全。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一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至今还没有一套系统的行政法典去规范行政管理各个环节以及公务人员的行为;二是虽有一些单一的法规制度,但都过于笼统、分散、抽象,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操作性不强;三是要完善行政管理的法规监督制约机制。第七,行政机关外部监督不力。一是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管理的监督,目前还停留在事后汇报、一般性巡视、开会期间质询等方式上,对正常的行政执行活动并无多大的约束力。二是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政协委员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监督也只是通过工作观察和提提建议而已,实际上流于形式。三是人民群众由于不能有效地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实施对行政管理的监督,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制发展完善研究论文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前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优秀。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谐直接影响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人和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都体现在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政府的公共管理政策及其他制度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一、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我们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严峻挑战,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新势下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要求。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为公共管理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加人WTO后,同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改革、发展和稳定都面临着新的任务,社会经济生活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才能使政府工作和政府职能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真正履行好政府担负的各项职责,更好地完成新形势下的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任务。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是公共管理建设的优秀问题。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管理建设的优秀问题就是保持党和政府与各个发展领域的密切关系,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实现,人民群众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否得到解决,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公共管理建设是否取得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一,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完善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从公共设施管理制度、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公共财产管理制度、公共物品管理制度、我国环境管理制度、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我国公司管理制度、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我国传染病管理制度、中国集体管理制度等方面完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 第二,一个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政府实现和谐治理的保证。这中间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现代社会基本由三类组织构成的:一类是公共部门、一类是企业,一类是非营利组织,这三者能否各司其职,对社会的和谐有直接的影响。譬如,由企业作为主体的市场,在社会发展中,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有效、快速地配制各类社会资源,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市场注重的是效率,但解决不了公平,重视效率就可能制造很多社会的不和谐,引发冲突;但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则正好是要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通过公正性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同样,作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系统,它既可以弥补市场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弥补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对政府、企业以及市场功能的重要补充。二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社会有没有正常的表达机制、表达的途径,公民有没有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和谐的,这是现代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社会公平以及政府管理所必须体现出的正义。如果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公共管理制度治理的和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政府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分不开的。经过30年发展,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朝着多元社会方向在发展,经济多元化,观念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如果继续追求单一的GDP增长,忽视社会全面发展,那么,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将进一步激增。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应当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全面落实的基础上,这样定位政府的战略,更符合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可持续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城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真正体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政府诞生以来,必须坚持的属性,如果政府背离了公正、公平与正义,就是公共政策失败的表现。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应该成为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抓手,以此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 第五,从政府职能的实现形式来讲,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有效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规范。过去我们更多的关注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从2003年"非典"以后我们开始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放在重要地位。从发展的视觉看,我们的政府整体上确实面临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这两年提出的应该由一个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或者说由一个单一型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我认为政府职能实现形式上转变,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第六,从政府体制、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讲,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缺失的问题。目前最为迫切的是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制度不合理,将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羁绊,甚至可以继续制造某些不和谐。所以,制度安排是公共管理制度治理和谐的优秀。 第七、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总理曾经指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这不仅给“公共服务”下了一个权威性定义,而且深刻地阐述了公共服务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确,在新形势下,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比重大幅上升,公共需求结构正逐步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该说仅仅处在第一阶段(即“必须全面完善公共服务制度”的阶段)向第二阶段(即“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平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过渡时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换言之,只有建立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稳定、快速、健康、持续性的发展。 三、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建立良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必须使政府的实际表现与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相一致,为此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所主张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仅靠GDP的增长,无法支撑起一个人民所向往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政府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始终做到“活而不乱”。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既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二次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 第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个人的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目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用着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要求,坚决克服一切恩赐思想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在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效能的同时,善于通过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各类群众代表会议实施管理,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 总之,公共管理制度只有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很好地实现与人的和谐,最终才能取得社会的和谐。基于此,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才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强有力的推动力。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研究论文 虽然一个社会的外部局限性在于它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的正当性已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理念,成为现代各国的共同追求,并成为现代多元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及时地调整公共权力的结构与运行机制,从而满足经济增长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这应当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优秀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优秀,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通过政府制度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这可能是需要达成共识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从历史类型来看可以说首先是一种否定性民主,它否定了旧的专制政治而建立了新的人民的统治,实际上这一民主的功能仅仅在于明确由谁统治。而建设性的民主是以公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以公民福利和安全最大化为目的的,关注民主的宪政化即自由民主,这也是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的依据,因为从治理理论来看,政治制度只是公民福利和安全的一个变量。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奠基是以暴力政治为途径,政府制度是作为统治工具而存在的话,那么通过满足善治目标的政府制度的重构推动政治制度二次正当性创新,才能使这一创新有较准确的方向感和现实感。 最后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是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发展以公民文化为优秀的政治文化。与治理型政治相一致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它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其主题是关怀基于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的善,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自由、平等、宽容、互惠互利,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是在公共理性指导下公民文化的一般内容。离开这一公共政治文化,治理的政治仍无根基,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治秩序建立的充要条件,也是治理模式转变的伦理支持。要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走向善治,可能要付出许更多的艰辛。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西方新公共管理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感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传统公共行政 【正文】 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主导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近一个世纪之久,并被誉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传统或称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层体制愈来愈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社会和经济生活,其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科层管理论均无法回答和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日趋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的话,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意味着利润,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之,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联,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第四,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1、此项服务活动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属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如国防,应由政府承担。 2、虽属宪法规定的政府职责,但同时有其他竞争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门也在从事此项活动,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并非一定要亲自提供此项服务,而大可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形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要对其绩效目标进行测定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便不失为一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3、宪法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而又存在着市场竞争者,如影视业,这时政府就完全可以不从事此项活动,而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 4、宪法既没有规定是政府的职责,同时又没有或缺乏从事此项活动的竞争者,如高等院校,这时政府就应积极培育市场,鼓励人们参与此项活动,以提高此项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有效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种公共服务类型,在现实中,更多是介于这四种之间的混合型服务领域,因此,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围、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包括高级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则;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渗透关系,特别是对部分高级文官应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应将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开。事实上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因为国会、总统等政治机构及政务官对于政策问题往往只是提出原则性目标,而具体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机构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决策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文官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当文官对政务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虑甚至不满时,他们甚至会蓄意阻挠执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拥有的五大优势决定了文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政务官的决策,一是任期优势,事务有的任期长,而政务官随政府更换任期短(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二是专业知识优势,这是事务官长期在一个部门任职而政务官调动频繁的必然结果。三是信息优势。送达政务官的信息由事务官筛选加工,而筛选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时间优势。事务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内工作上,而政务官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议会质询、内阁会议、联系选民等事务上。五是人数现模优势,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例严重失调,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而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这使得“两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务官基本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门。如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七位政务官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他们的96850名文官。在这种情况下,若硬性规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会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对公众要求的响应力,只有正视行政机构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即除了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善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第六,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三、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是不适当的,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因为相对于政府来说,公众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税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5、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6、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和滥用职权。 7、新公共管理强调的所谓“顾客导向”、长期计划和预算总量控制很难付诸实施。 尽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开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从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到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市场导向和顾客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体现出新公共管理的诸般特征。 四、几点启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些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新公共管理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如实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长期存在着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础瓶颈”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产业管制”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非国有产权进入这些领域与国有产权合作或单独投资和经营,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和压力结构,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方向发展。这应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然,在我国现阶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规和人事法规(如制订《国家公务员法》),并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实现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应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始终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公众需求。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在各自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种种差异,完全采用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的管理方法来实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业管理特别是私营企业管理重视效率,重视产出,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这些方面则可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鉴。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美各国,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其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进程、速度、重点及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均各有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时,更应立足国情,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简单地照抄照搬,无益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如何衡量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谐绩效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自然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优秀是人不要过份地向自然索取甚至是掠夺。2004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是量的20%,铁矿石的30%,铝的40%、水泥的45%,GDP却只有世界的5%左右。极不协调的投入产出关系凸显的是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有违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一旦自然资源枯竭,人类的生存条件也将荡然无存。所以,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应当是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以在保持生态和环境不受破坏的条件下提高物质财富的质量和数量。只有官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和谐了,整个公共管理制度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二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政治与人的和谐。公共管理制度的本意应不具有政治性。但是,由于任何国家的公共管理制度都是具有政治倾向的人所制定的,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公共管理制度很可能被少数政治集团或人物利用而变成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在我国,由于公共管理制度的建立严重地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政府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使政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公共管理制度之中。为了不至于使政治影响公共制度的公正性,我们有必要强调政治与人的和谐,使渗融于公共制度中的政治能更好地体现人的意志和权利,真正使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制度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经济与人的和谐。这主要指涉及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各种经济制度要有利于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公正和公平的追求,经济制度不能成为广大人民追求经济福利的障碍。过去的社会,许多国家制度总是少数人进行经济垄断的工具,大多数人与经济之间是不和谐的。经济与人的和谐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体现,主要是自由竞争的环境和符合人性的公正的经济规则。四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文化与人的和谐。一个社会的公共管理制度都是文化的沉淀物。文化与人的和谐就是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适应人所处的社会文化形态,不能照搬某些国家或社会的现有制度。用本土文化改造外来制度可以看着是文化与人的和谐的到达途径,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从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的移植碰撞中得到诸多启示。现在,我国又进入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的多方位的交织激荡时代,如何在公共管理制度中恰如其分地体现文化与人的和谐应当是建立中国式的永久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之,公共管理制度只有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很好地实现与人的和谐,最终才能取得和谐的社会绩效。基于此,公共管理制度也才能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有效推动力。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思想演变研究论文 摘要:从表面上看,公共管理思想的演变似乎没有规律可言,但从哲学的视角审视却不难发现,表面上复杂和混乱的演变过程实际上隐藏了微妙而清晰可见的轨迹:或者是古老理论的复兴,或者在涉及某对矛盾中左右摇摆,或者是关于某些对立面的融合。今天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正是其过去思想互动、协调、演变的结果,因此探讨公共管理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使我们可能进一步地预测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哲学;思想演变 政府管理在发展早期被称为“行政管理”,强调政府应作为惟一或者优秀的行为主体,主要研究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等行政现象,关注如何制定正确的政府目标和有效达成这些目标。“公共行政”则是对政府管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的特点总结。尼格鲁夫妇(F.A.Nigro和L.G.Nigro)没有对“公共行政”作具体定义但却描述了公共行政的特征:(1)在公共环境中共同合作的群体努力;(2)包括执行、立法、司法三部门的相互作用。[1]15(3)在制定政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4)明显不同于私营机构的行政;(5)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与许多私人团体、个人关系密切。简言之,“公共行政”关注公私合营、合作,并开始注意社会其他行动团体的重要性有所增加。所以,“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学科演变的不同阶段的概括。为反映该学科最新的演变趋势的需要,并鉴于对学术界在各阶段的具体划分界限上还存在较大分歧的考虑,笔者这里只使用“公共管理”一词。 综观公共管理发展,其演变始终是在对立的矛盾体中螺旋式前进的。每当公共管理的主题向一方倾斜时,它必然有向另一方平衡的趋势。从长远上看,公共管理的演变总能够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并且随着其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也许某些时刻,公共管理演变的结果似曾相识,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作为公共管理发展最新趋势之一的无缝隙组织就是这一结论的例证。正如拉塞尔·林登在《无缝隙政府》中指出的:“无缝隙组织与那些在200年前由商人、工匠、技师以及农场主主导的最初的社会非常类似。实际上无缝隙组织是19世纪中期以前在美国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个性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方式的再生。不过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2]具体说来,公共管理的演变有以下几条轨迹: 一、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融合 在西方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工商、金融界出现了大量对国民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垄断组织,对国家地位形成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社会发展产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些都要求通过国家进行干预来解决。因此,狭义的国家即政府必须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地位的加强、权力的加大、职能的扩展都成为历史的诉求,于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公众则自愿成为管理客体,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职能的扩张反过来又加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依赖。从此,政府作为管理主体与公众作为管理客体便泾渭分明。政府理所当然地管理公众,公众也不会主动、直接地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 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过度干预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一背景之下,布坎南(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等人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以当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所有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依据自由市场交换能使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推导出由政治家、官僚组成的政府也不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而已的结论,打破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最大化的神话。在公共选择理论倡导者看来,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可能同样无法解决。由于这一理论的影响,政府作为惟一的管理主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同一时期,以“黑堡宣言”(BlacksburgManifesto)作为兴起标志,“政府的本质是什么”、“政府应履行什么样的职能”等许多行政优秀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促成了治道(Govemance)变革。 在治道变革的推动下,公共管理进入了社会本位,形成了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三类管理主体平等互动的格局。“‘只有政府、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只有政府、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好’的政府本位理念,并不能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提供一个切实的保障,也无法真正促成高效的管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民与政府在良好的关系中合作与协商。凡是管理客体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必干预;管理客体可以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在一些社区,作为社区居民的管理客体甚至成为自身的管理主体。而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也由早期的命令、控制、指导关系变为一种对话协商关系,即以“人本、责任、服务”精神为优秀的“参与、合作、互动”方式。[3] 虽然通过给予管理客体更大的独立性,管理主体能够在避免扩大规模的同时管理更多的公共事务,但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共享权力、分享责任机制带来的各自界限模糊、责任认定的困难,为管理主体互相推诿、转嫁责任提供了可能,并引发出行政伦理等问题。有鉴于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界限有可能会重新清晰起来。 二、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与融合 从1887年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发表《行政学之研究》开始,行政与政治逐渐分离,公共管理的研究重点转向“行政”。威尔逊在该文中指出,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执行一部宪法正变得日趋困难,强调应对行政管理进行专门研究。他还认为国家权力掌握在决定政治的议会和执行部门的手中,这就从结构上否定了三权分立,确立了行政与政治两分法。古德诺(Frank.J.Goodnow)则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行政与政治两分法,认为行政将成为现代政府的中心问题。[注:在时期划分上,本文参考了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2版绪论部分,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现在已经有学者试图通过这方面研究来打破这样一种局限,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当人们抱怨官僚组织的问题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其归咎于官僚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事实上,问题出在官僚组织的治理上。”[4]持类似立场的学者们进一步地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原因归结为传统议会——政府治理结构的失效,从而将目光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与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B·丹哈特和珍妮特·V·丹哈特认为,新公共服务是指“关于治理体系中公共行政官员角色的一系列思想,而且这种治理体系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5]。换言之,新公共服务的锋芒直指新公共管理的“掌舵而非划桨”原则。在对这一流行语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家试图重新确定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改革虽然改变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但是政府仍旧拥有极大的权力来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要改变“政府独自掌舵”的局面,强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为“国家”这条船掌舵之时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因此,政府的首要作用乃是帮助公民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去驾驭社会。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的时代,行政与政治再次融合到一起。当然,这种融合与早期公共管理研究并不相同。因为学者们对于独立出来的“行政”因素已经能够顺利处理,所以再次将“政治”因素嵌入进“行政”对于公共管理而言是可行和必须的。 三、“效率”与“价值伦理”的对立与转化 以美国人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1911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为标志,公共管理进入到科学管理主义时代。以“精密性”、“规范性”途径为优秀的“效率导向”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泰勒认为加强专业性计划工作可以促成组织的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作流程,从而增进组织的稳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摆脱了传统依靠个性进行组织管理的模式。“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则建立了官僚模型(BureaucracyModel),认为官僚集权组织是适用于一切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怀特等人作为公共管理的代表,认为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建立相关的原理、法则和知识体系。 科学管理主义时期公共管理的特点是:管理是科学而不是单凭经验行事的方法;认定对于每个组织而言,必定有一种成本最小、产出最大的最优方法。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科学管理主义认为人就是以追求私利为惟一行动动机的。这一认识的优点非常明显:科学管理的工时研究、动作研究、计件工作制、成本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的理论,满足了经济人的物质需求,并且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科学管理主义由于将除追求私利以外人的其他特性全部剥离,所以也存在理论缺陷。 于是公共管理以“行为科学——一种倡导关心人的价值伦理流派”作为方向演变。研究者发现,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情相互依存的需要,可能放弃经济利益而屈从于人际关系、道德和感情,并且有通过公共生活实现社会目标的愿望。特别是梅奥(Mayo)、罗特斯利博格(EritzJ.Roethlisberger)和怀特赫德(T.N.Whitehead)1927—1932在西方电气公司完成的霍桑实验(HawthorneExperiments)发现:社会、心理因素是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非正式组织有自然形成而其成员必须服从的规范;在职工需要中,金钱仅仅是一部分,更多的需要则来自于感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这样,他们就彻底颠覆了科学管理的“经济人假设”而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人假设”。 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行为科学逐渐被接纳为研究公共管理的新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西蒙的决策理论。西蒙批评传统的组织理论把组织中的人看成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既定因素而不是可变因素,因而忽略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成员的心理、行为与决策关系密切,只有对成员的决策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一个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被种族歧视、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所困扰;70年代开始的滞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反映在公共管理上就是人们对于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所有这些,促进了公共管理的变革——“新公共行政”运动兴起。其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GeorgeH.Frederickson)主张以政府及其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作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优秀概念。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社会正义与公平;认为传统的公共管理过于专注于高层管理与职能部门的管理,以至于效率、经济目的总以公平与正义为代价,而后者正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要通过范式革命对传统公共管理的框架进行彻底的革新;强调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质”,指出公共目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行为等正是其与以产权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管理的根本区别;主张“民主行政”,要求尊重人民主权与意愿。 这样,公共管理的“公共”特点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表现出来,这使得公共管理不再仅仅是私营管理的借鉴者了。但是,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实用性不强,正如理查德·J·斯蒂儿曼所质疑的,问题是“在既定的宪政体制内如何才能把公共行政推送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6]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为中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因其较好的实用性取代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主流地位。新公共管理的主张主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替代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决策程序简化;节约公共开支;实行私有化政策;开展以竞争和顾客为导向的公共政策选择。从实践上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导向的各国政府改革,确实有效地遏止了政府的过度扩张,减少了行政成本与开支。 四、官僚制的发达与衰微 1890—1920年韦伯建立了官僚制模型理论。按照他的描述,官僚制的特点有:(1)公职的等级排列。每一个公职都有其自己的权威或法定的权力。(2)系统分工。每一个公职或职位都有其自己的表示为职位和权力的能力范围。(3)非人格化。各种官员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命令和正式建立的行为规范,在与组织内外的人员接触时,他们仅仅按照这些规定行动。(4)取得一致运用的行为和程序方面的正式的书面规定。 韦伯认为,官僚制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任何形式。它最终在集约效率和业务范围方面占有优势,并且可以正式运用于所有各种行政任务。[1]102-104官僚制适合于常规任务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却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欧文·E.修斯(OwenE.Hughes)认为官僚制的理论遇到两个特殊问题:其一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其二则在于人们不再视正规的官僚制为一种特别有效的组织形态。由于官僚制过分强调“规则本身取代了组织效率变成了力图达到的目标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7]50。凯登(Caiden)则指出,为了达到官僚制的“效率”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狭隘的求同现象;对个人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限制;难以忍受的一致服从;称职但并不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同样的自鸣得意……当官僚制走到极端时它的缺陷将会取代其优点”[7]51。 在众多学者的批判下,公共管理的演变便开始了摒弃官僚制的进程。不过在如何“摒弃”的问题上,学者之间产生出一些分歧:有的主张从组织文化上建立学习型组织,认为政府运作的首要目标不是单一的效率,而是识别和解决新的问题;有的主张从组织结构上整合各机构行动。比如林登的无缝隙政府理论指出,自亚当·斯密详细论证了专业分工的优点以来,专业化分工所受到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导致的条块分割与部门主义已经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因此应通过一些组织技术,以社会问题和公众需求为中心,将四分五裂的政府职能整合起来以提高政府工作效能。与传统的官僚制相比,无缝隙政府没有推诿扯皮,没有严格的内部分工,更加贴近顾客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时间敏感度。对官僚制进行颠覆的其他公共管理代表理论有:从伦理道德角度批判它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技术层面上批判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从政治层面上批判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 虽然对于“后官僚制时代”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理论的兴起使官僚制所代表的传统公共管理走到了尽头。 五、公共管理各流派的分散与整合 以孔茨(HaroldKoontz)发表于1961年的《管理理论丛林论》为开端,整合公共管理时期开始兴起。在该文中,孔茨用“丛林混乱”一词来描述管理理论名词、术语、定义等林立的现象,这就产生了整合各个理论的需求。另外由于行为科学过分强调人性激励、心理满足、自我实现对组织管理中的有效性,在实践中显露出相当的局限性,进一步增加了理论整合的需求。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相互关联的、能够观察和分析组织现象的管理思想——系统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强调组织内部分与部分的影响和组织对外部环境及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即把组织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系统论与公共管理结合便成为生态行政学,以政府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基点,强调政府与其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平衡。 系统论在体现出普适性较好的同时,实用性却较差,因而人们开始研究更为具体、更为特殊的组织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模式,寻求一般系统论在具体组织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方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权变观应运而生。其在承认组织与环境间、各个分系统间存在相互联系作用的基础上,寻求特定条件下的最有效管理方式。 在权变观的影响下,生态行政学的集大成者——弗雷德·雷格斯(FredW.Riggs)在1957年所著的《农业型与工业型行政模式》一文提供了在比较中确定各行政类型的特质研究框架。他将人类的行政模式分为融合式模型(FusedModel)、菱柱式模型(PrismaticModel)、发散式模型(DiffractedMode)三种类型。这三种模式反映出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水平,因而既可解释现代工业社会的行政现象,也能解释传统社会的行政现象。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思潮大量吸收了工商管理的理念,主张灵活地处理各个公共部门内部机构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同时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的实践结果也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权变观对于公共管理演变的影响和促进。 这种演变的特殊性在于,系统论和权变观并不是某个特定公共管理时期的代名词,它们只是从70年代后成为公共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虽然系统论和权变观兴起于对公共管理的研究,但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公共管理领域本身,成为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尽管笔者尝试归纳了公共管理演变的几条轨迹,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轨迹一定是人们有意形成的结果。无论如何应当注意到的是,每当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遇到困难时,人们习惯于沿着某种逻辑回溯历史,并往往会从那些过去管理的基本概念、框架或者体系中发现前进的萌芽。此时,人们常常会惊讶于古老公共管理理论的复苏。公共管理的每次再生,尽管似曾相识,但都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新的生命力。探求公共管理的演变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并且可能为其未来的突破奠定基础。丹尼尔·雷恩(DanielA.Wren)曾写道:“在管理思想演变的概念分析中涌现出了相当明确的各种趋势、力量与哲学。管理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其过程。从内部来说管理思想经过了一些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在指引目标前进的系统解决所碰到的问题时,有的侧重于人的方面,有的侧重于组织和方法方面。从外部来说,管理思想一直受到技术进步、人性假设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动力的影响。今日不同于明日而明日又不同于今日,但今天是我们所有的昨天协力作用的结果,明天也将如此。对于管理学者而言,历史中存在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把过去作为序幕加以研究。”[8]虽然雷恩的评述只是涉及一种普遍的管理思想,没有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它是对公共管理演变轨迹的最好归纳。当我们观察到“公共管理”在诸多杆天平上摆动时,我们实际上学习和掌握了其演变的规律,而这些规律足以能揭示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秘密。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研究论文 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哈贝马斯也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性一词,可以译成公共性,也可以译为公共领域,二者没有实质差异。但倾向于用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而用公共领域指称社会层面。——笔者注),由此导致公共性丧失。“两种相关的辩证趋势表明公共性已经瓦解:它越来越深入社会领域,同时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政治功能。”在这里,哈贝马斯把公共性的丧失归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来,关于“公共性”本源及演变,其实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背景,这一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义上产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种朴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腊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在政治领域,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吞没了“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国家权力。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才截然分离,各有自己的独有领域,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盛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采取国家放任主义,公共行政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影响下,热衷于对纯粹管理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从而形成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冲击,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学强调公平与参与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论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现代社会“公”与“私”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并存,而在政治领域,以第三部门为优秀的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社群主义盛行,引发大规模的公民参与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问题再一次被重视起来,此时,突出“公共性”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涵 在对国内外关于“公共性”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相关论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发现,对公共性问题的阐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学科也有不同的认可。仅从公共行政与哲学等角度对“公共性”的内涵进行阐述的观点,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具体表现为:从基本理念上讲,“公共性”指政府组织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由此,衡量政府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在舆论中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公民的意志,政策与执行的出发点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倾向,而考虑更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等。在道德层面上,“公共性”应是每一个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职人员以此信念竭诚为民服务,明确政府组织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防止部门和个人偏私的利益驱动。在政治过程层面上,“公共性”意味着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体行动上,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选择机制。在这里,“公共性”的获取及其保证,具体化为政府政策利益导向的选择过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是否具有开发性,以使公民能够充分了解有关政策的信息,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表达与整合;公民依靠怎样一组规则来决定政治决策的选择,决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评价“公共性”价值是否满足的优秀要素,应是政府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物品行为和与此相关的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标,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和规则的安排(注:孙柏瑛:《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为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这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注: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强调了为公众服务的出发点;它明确了管理的范围是那些公共事务,揭示了管理所依据的权力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以公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违背公民的意志;它体现着行政过程中的责任,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对其后果无条件承担责任;它强调了行政过程中必须有公民参与,强调注意听取公民的意见,这就要求行政过程中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它强调公共行政的结果必须取得公民的认可,这就要求有向公民报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应按程序向公民报告,以接受公民审查并予以通过,等等(注:刘熙瑞:《理念·职能·方式——我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三个转变》,《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 4.作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政府把自我表达存在的公共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方式、运行机制、政策规范等,都无条件地体现出其公共性。政府组织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实体,但这个实体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集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价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而且这种公正性是一种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为机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注:张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5.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理性与效率的倾向,新公共行政主张:(1)社会公平。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2)代表性。尽管大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他价值观的积极参与。(3)响应性。主张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4)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5)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注:参见[美]张梦中等《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这里指哈贝马斯重点探讨的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本质。他认为,“公共性应当贯彻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立法”,从而“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他进一步提出,在资产阶级哲学那里(霍布斯、卢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舆论表达出来。而在法哲学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撑,所以“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而“默格尔根据18世纪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为统治的合理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为市民社会独立领域的批判力量和促进资产阶级统治合法化的献身精神(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综合起来,有关“公共性”内涵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达上,“公共性”是一种理性与道德,它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哈贝马斯)。总之,倾向于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活动的最终价值观,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 尽管在公共性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种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部门管理活动,我们把这种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内涵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性。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构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这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都是从狭义的意义上说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这些组织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组织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组织的代表性、行为的公务性、宗旨的公益性、权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把如何经济地和富有效率地实现管理目标不同,公共管理的价值观更主要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和自利性本质之上,把追求个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取向。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实现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权力是政治社会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基础。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约,没有刀剑,就是一纸空文”。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利实现管理目标的社会活动,因此,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后盾和基础,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无疑它们均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首先从公共问题入手,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同时,由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宗旨是实现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四、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异同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认为,就总体而言,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公共性与社会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阶级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共性与社会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是一致的或领域是重合的;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渐从社会领域中凸显并独立出来;而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性与社会性又再次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是指处于从阶级与国家产生到消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概念。另外,从上述公共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社会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础,公共性则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性将不断扩张与壮大,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性。 1.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首先,从概念的定义上看,社会是具有多重性含义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既可以指最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以指狭义的社会性事务,如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务。因此,理论上对社会这个概念作界定并不简单,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实践创造了社会,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注: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政治科学常用的社会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与国家等同的,例如卢梭就把国家、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契约混用起来。直到19世纪以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才开始把社会当作与国家对立的社会领域,即市民社会或公共社会。摩尔根较早指出,“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马克思主义把社会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并认为社会的产生先于国家,因而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等同或浑然一体。 其次,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与社会各有所指。平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是我们区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实际体现,表明在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情况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相互关系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种权力或权威,而社会性则代表[来开性、参与性和非国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联系 其主要表现在于:公共性来源于社会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阶级社会里,公共性实际上和群体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从根本上抽象并升华了社会性(群体性),比如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公意”,体现出公共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本质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性。二者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首先,从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对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分不清的或认为等同的,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国家与社会根本混淆。如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生活的自然需要。国家就是达到正义或公道的手段。在这里,他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混淆了两者界限。因此他的国家充其量是群体的结合,因为还没有出现与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权力(注: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直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区分了国家与社会,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恩格斯肯定国家源于社会说,同时指出,“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因此,我们认为,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性与整个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是具有产生的异时性的。 其次,从哲学意义上讲,社会性与公共性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公与私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并没有截然分开,二者有交叉之处,即所谓“公中有私(局部和个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务和利益)”(注:夏书章:《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正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构成了广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公共性作为共性是对社会群体中的个性的一种提炼和升华,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契约等)基础上的群体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识表达,因此,公共性脱离了社会个体的杂乱无章和无序,成为一定团体的集中意志。还应看到,在发展趋势上,随着社会自治的完善和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与社会性将再次趋同,达到终级目标的社会性,实现古人所称颂的社会大同。如《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公共性与社会性由混沌统一到分离对立,再到在新的社会领域内的统一,体现了公共性与社会性及其相互关系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演进过程。 再次,在具体实践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会性为参考坐标。表现为公共部门的活动越是接近社会,其公共性越明显;越远离社会,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转变,如此等等,其结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动更趋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尽可能给公众带来效益。 五、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各有其特定内涵的复杂概念,同时二者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用它们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或现象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公共管理既是一项主观见诸客观的管理过程,又是一种现实状态,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就必须既看到它自然发展的演变过程,又要注意这一过程的社会属性。针对这种社会属性,人们的态度、方法不是企图超越或跨过它,而应该是在承认它的前提下,不断根据时展和环境变化的需要,探索公共管理不同的运行模式。 其次,仅就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来说,它包含“公”与“私”两个不同领域,前者是公共权利的活动范围,后者是指狭义的社会领域,包括各种盈利组织、第二部门及公民个体的活动范围。尽管在理论上,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废除公、私界限,逐步走向大同。然而,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同一社会内部的公与私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即在一定时期里,公共权力活动范围远大于社会力量的活动范围,甚至取代后者;而在另一特定时期,社会力量可以很强大,能够取代公共权力的管理(治理)作用。所以,公共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关系,有其客观的发展过程,取决于客观环境而非主观的意念。 再次,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曾是困扰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优秀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从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中获得启示。改革开放前,我国曾长期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根端的情形是公共权力无所不在,政府行为无所不包。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了从“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型,这一过程使得国家、政府活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社会力量获得发展机会,并随着改革进程不断增长。在公共管理(行政)领域,表现为政府职能社会化、管理主体多元化及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等。然而,尽管社会化是遏制公共权力或权威泛滥的有效途径,却不代表可以在现阶段过分夸大社会化的作用,原因是从上面对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明确了二者关系演变过程的客观性。或许结论应当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行政)改革与发展必须做到,在努力体现公共性的同时,积极走政府职能社会化的道路。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幅度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管理幅度;政策执行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四)合理调整乡一级管理幅度 从多年来的经验看,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风险较小、成本较低,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试点可从这个层次着手,如撤并乡镇、撤销街道办事处等。但从长远的发展要求出发,对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以下的行政建制,不能只停留在调整规模大小、数量多少上,而是要探索根本性的体制创新思路。比如建立乡镇自治体制,虽然这是若干年后的目标,但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研究探索向这个目标过渡的具体办法和途径。目前有舆论认为,可以把乡镇建制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取消农业税后,乡镇的硬性工作任务大大减少,乡镇由一级政权组织变成派出机构,既可以减少机构,减少开支,减轻农民负担,又有利于最终实现乡镇自治、简化政策执行。但推行这种体制时要吸取过去乡镇体制反复调整的教训,首先必须搞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推开,不能一哄而起。而且对乡镇还要分类指导,一些规模较大、有发展潜力的区域性中心镇、重点镇应向小城市的体制过渡,否则不利于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在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的同时,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创新,而且城市基层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比农村更为迫切可行。总的来说,交通通讯条件越发达,政府管理工作越宏观,行政管理的层次就可以减少,管理的幅度则可以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交通通讯条件和管理手段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很多省区形成了以省城为中心的数小时省域公路交通圈、以县城为中心的数小时县域公路交通圈。就政府职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不断加强,而微观管理职能则不断减弱,诸如行政审批之类的工作越来越少,这就为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扩大行政管理幅度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变更对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利益关系影响极大,牵涉面很广,大的调整影响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利益,小的调整影响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利益,加之公共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各省区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特别是在减少管理层次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从本省区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推进二级制或三级制。各省区都应该积极研究探索具体的行政区划问题、市县规模调整问题、设市数量和布局问题、乡镇如何向自治目标过渡问题等等。为防止出现反复调整,每一项区划改革都要瞻前顾后、总体考虑、慎之又慎,重大问题更应该进行专题科学论证和合理有序地推进。 公共管理研究论文:公共管理制度完善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当前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优秀。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谐直接影响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人和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都体现在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政府的公共管理政策及其他制度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一、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我们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严峻挑战,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新势下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要求。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为公共管理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加人WTO后,同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改革、发展和稳定都面临着新的任务,社会经济生活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才能使政府工作和政府职能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真正履行好政府担负的各项职责,更好地完成新形势下的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任务。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是公共管理建设的优秀问题。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管理建设的优秀问题就是保持党和政府与各个发展领域的密切关系,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实现,人民群众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否得到解决,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是否满意,作为检验公共管理建设是否取得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一,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完善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从公共设施管理制度、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公共财产管理制度、公共物品管理制度、我国环境管理制度、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我国公司管理制度、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我国传染病管理制度、中国集体管理制度等方面完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 第二,一个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政府实现和谐治理的保证。这中间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现代社会基本由三类组织构成的:一类是公共部门、一类是企业,一类是非营利组织,这三者能否各司其职,对社会的和谐有直接的影响。譬如,由企业作为主体的市场,在社会发展中,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有效、快速地配制各类社会资源,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市场注重的是效率,但解决不了公平,重视效率就可能制造很多社会的不和谐,引发冲突;但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则正好是要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通过公正性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同样,作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系统,它既可以弥补市场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弥补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对政府、企业以及市场功能的重要补充。二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社会有没有正常的表达机制、表达的途径,公民有没有参与公共治理的机会,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和谐的,这是现代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社会公平以及政府管理所必须体现出的正义。如果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公共管理制度治理的和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政府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分不开的。经过30年发展,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朝着多元社会方向在发展,经济多元化,观念多元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如果继续追求单一的GDP增长,忽视社会全面发展,那么,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发的各种社[ 会矛盾将进一步激增。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应当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全面落实的基础上,这样定位政府的战略,更符合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可持续发展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城乡、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真正体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政府诞生以来,必须坚持的属性,如果政府背离了公正、公平与正义,就是公共政策失败的表现。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应该成为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抓手,以此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 第五,从政府职能的实现形式来讲,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是有效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规范。过去我们更多的关注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从2003年"非典"以后我们开始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放在重要地位。从发展的视觉看,我们的政府整体上确实面临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我们这两年提出的应该由一个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或者说由一个单一型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我认为政府职能实现形式上转变,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第六,从政府体制、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讲,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缺失的问题。目前最为迫切的是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制度不合理,将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羁绊,甚至可以继续制造某些不和谐。所以,制度安排是公共管理制度治理和谐的优秀。 第七、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总理曾经指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这不仅给“公共服务”下了一个权威性定义,而且深刻地阐述了公共服务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确,在新形势下,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比重大幅上升,公共需求结构正逐步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该说仅仅处在第一阶段(即“必须全面完善公共服务制度”的阶段)向第二阶段(即“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平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过渡时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换言之,只有建立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稳定、快速、健康、持续性的发展。 三、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建立良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必须使政府的实际表现与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相一致,为此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所主张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仅靠GDP的增长,无法支撑起一个人民所向往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政府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始终做到“活而不乱”。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既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二次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 第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个人的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目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沿用着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要求,坚决克服一切恩赐思想和包办代替的做法,在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效能的同时,善于通过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各类群众代表会议实施管理,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 总之,公共管理制度只有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很好地实现与人的和谐,最终才能取得社会的和谐。基于此,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才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强有力的推动力。[
生活经济学论文:杜威的生活教育观在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摘 要 文章简要阐述了杜威的生活教育观:“教育即生活”,“做中学”是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具体体现,杜威生活教育观与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关系。以买卖苹果这一经济事件为例,采用杜威的“五步思维法”对经济学课程教学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到评价指标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 关键词 生活教育观 经济学 五步思维法 做中学 近年来,高职院校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大多课程实行了项目化教学,然而作为经济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经济学,仍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没有进入到改革的层面。根据笔者担任多轮经济学课程的经验,发现学生普遍害怕这门课程,他们听课像听天书一样,太过抽象的教学内容,学生很难接受。教师上课很累,学生即使很努力,教学效果依然不好。且不能适应高职教学中要求“理论够用,注重实践”的原则。因此有必要根据高职学生特点、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及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引进杜威的生活教育观对该门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1 杜威的生活教育观与高职改革之关系 1.1 杜威的生活教育观简述 杜威(Dewey.J.)是20世纪进步教育的代表人物、伟大的教育家和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始终坚持“教育即生活(Education is life)”的教育哲学观。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关于生活的定义,杜威这样解释:“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这就是生活”。杜威生活教育观主张学生亲历探究过程,建立与真实生活的关系,实现学生从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到一个积极的实践者的转化,学生通过自己的活动,逐步形成了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充分体现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做中学”是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具体体现。以此为理论依据,他设计了一种教学法即“思维五步法”来实现教学目的。第一步,构建真实的情境;第二步,在情境中设计有刺激思维的问题;第三步,有可以利用的资料,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第四步,在活动中验证假设;第五步,根据验证的结果得出结论。 1.2 杜威生活教育观与高职教学改革之关系 近几年各职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从做中学”这一教学理念与杜威的生活教育观一脉相承,强调“做中学”,注重实践,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然而杜威的生活教育观与高职院校的项目化课程教学又有很大的区别,更加突出实践性和生活性。我国职业教育中力推“从做中学”,以项目为依托,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做即实践,可是对于从哪些地方实践没有明确界定,各职院普遍理解为从工作岗位上。既然是工作岗位就必须深入企业实际,到具体工作岗位上进行实习实践。而实际上当学生以实习生的身份到企业实习的时候,具体的工作岗位是很难界定的,对于文科的学生多是以文员、办公室打杂或业务员的身份进行实践。而在课堂教学中,“做”只能是设定工作任务,模拟工作情景,由于相当多的教师没有企业工作经验,对于工作任务的设定不完全合理,对于工作情景的创设可能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杜威的生活教育观更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到学生的现实生活及所追求的未来理想生活,更加突出人性化及学生个体的感受、体验。将学生从抽象、虚拟的项目任务中解脱出来,给学生感受自然、社会、事实、事件、人物、过程的机会,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获取认识。让知识的获得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成长连接起来,强调教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重视学生生活经验在教学中的运用、拓展与提升,走进生活的大课堂,关注社会实践。关注生活体验,关注自主学习和持续发展,促进学生自主、生动、和谐地发展。 2 经济学课程教学引进杜威生活教育观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翻天覆地的基本工作过程的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产生影响,教材仍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构架,多数学校该课程的教学仍以传统理论教学为主。由于高职学生普遍数学基础不好,学习这门课程感到吃力。对于从职业高中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更加艰难,在复习时很多学生认为相当于预习。笔者在担任多轮该门课程的教学后深刻体会到,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方法,都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脱节。必须对该门课程教学进行全方面的改革,以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旨在培养生产、服务与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 3 杜威的生活教育观对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启示 教育的生活教育观在实施方面主要是采用“五步思维法”。“五步思维法”不只是教学方法,还包括教育内容的设计,明确 “从哪儿开始做”、 “怎么做”、“做得怎样”,“做”不只是从企业的工作岗位入手,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出发寻找素材。其次,做的过程突出学生的探究、理解、合作、体验,以学生体验感受为优秀。 3.1 教学内容接近生活化 杜威生活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来源于生活,体验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如前所述,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以生活化。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知识,挖掘经济知识的生活内涵,在教学活动中联系生活中的问题,适当做些处理,达到教学生活化。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将抽象的形式化的教学建立在学生生动丰富的生活背景上。引导学生随时观察身边的经济现象、体验经济生活、关注经济事件、搜集经济生活案例。学生通过自身的观察、体验激发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他们意识到经济学课堂不是泛泛而谈、高深莫测的理论,不是遥不可及,而就在身边,在身边可随时发现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内容,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可随时学习经济学,并将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教师更要关注经济现象和事件,搜集经济信息和案例,并将自己和学生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类、总结、提炼形成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 3.2 采用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实施教学 在经济学教学中,仍然是教师讲授学生听,填鸭式、满堂灌的模式,仅有的改革只是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案例和经济时事分析。杜威的“思维五步法”对于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是个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教师可直接将学生带到校外如超市、商场形成真实的情景,或将现实中的典型经济事件在教室里进行情景再现,如买卖苹果,让部分同学扮演成买方,另一些同学扮演成卖方。第二步,在由经济事件(买卖苹果这一事件)构成的情景中提出与经济学相关的问题,如资源配置、需求、价格、供给等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些原本抽象的问题,通过具体经济事件提出,就变得形象生动,容易理解了。第三步,通过教师和学生搜集到的资料,对前述的问题提出种种假设,假设买苹果的人很多,价格会怎么?假如卖苹果的人很多,价格又会怎样?假如又有人同时在卖香蕉呢,对苹果的需求和价格又会有什么影响?等等。第四步,让学生在“买卖苹果”这件事中体验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根据不同的假设进行不同的体验。最后,由学生根据验证的结果得出结论,验证这些是否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进而将理论又进一步运用到实践中,如苹果价格高了,就会有更多同学参与到卖苹果的行列。 在经济学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中,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任务驱动等方法在杜威的“思维五步法”中都能得到运用和体现。通过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生学习积极性会大大提升,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理论也就与吃饭睡觉购物等等密切相关了,从而提升了学习的兴趣,且有利于学生学会观察经济现象和将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事件中去。 3.3 改变师生关系 尽管在教学中,反复强调“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但是目前经济学课堂教学中仍以讲授为主,教师是主角,学生仍是消极被动接受者。杜威强调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同等重要,地位平等,教师不是引导者,而是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不是以地位领导,而是以丰富的知识、成熟的经验组织教学。教师不能利用自己作为领导者的权威来强迫学生学习,而应该通过了解学生具有的经验来更好地发展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经济学课程,教师应改变传统的观念,构建民主的师生关系,教师通过自身的智慧让学生感受平等、快乐、信任和理解,从而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关系,改变教师的权威性和一言堂,语学生共同建立平等协商对话关系,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从而将学生的兴趣引导到教学中去。 3.4 改变评价体系 经济学的课程由于一直当成一门理论课程进行教学,所以仍然沿袭传统的卷面考核。正如前面所说,该门课程完全可采取杜威的“五步思维法”进行教学,相应的考核评体指标体系应该改变。在杜威的生活教育观理念下,着重学生自评,学生通过对经济生活的发现、探索、理解、体验、总结和运用,从而对自身的进步进行评价、反思。因此应建立一套适合于“五步思维法”的评价体系,教师作为领导,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评价体系和指标,内容应包括:学生对经济事件的观察、对经济生活的体验、对经济生活的验证、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总结、对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等。突出考查学生的对经济生活的态度、对经济生活的情感体验及动手能力,注重学生的自尊和个性发展。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中的经济学 江苏省居民的口粮直接消费正不断下降,农村年人均口粮消费,由1978年的568斤,下降到去年的506斤,降幅为11%;城镇居民由443斤/人,下降到213斤/人,降幅为52%。 目前,城镇居民由于收入增加,副食品消费相对较多,更讲究营养结构,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饭量明显变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已从追求细粮,发展到注重粮食消费的粗细搭配,粗粮越来越受欢迎。 点评: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其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又称为恩格尔系数。德国经济学家恩格尔发现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恩格尔系数被用作判断居民消费水平的一项指标。国际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提出划分不同贫富程度的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居民饭量变小表明现象 从口粮直接消费正不断下降,表明主食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日趋下降。这一方面得益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副食品消费相对较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更,增加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支出,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已从追求细粮,发展到注重粮食消费的粗细搭配,粗粮越来越受欢迎。居民生活消费需求逐渐从低水平的温饱向高层次的小康、富裕型、健康型转变。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观念逐步更新,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二、居民饭量变小原因分析 1、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为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幅度,商品市场的商品质量和商品结构有所改善,为消费品市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副食品的种类、花样繁多,副食品的消费增加。 2、收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消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解决,农产品价格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使农民收入有所增长;国家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同时,企业效益有所好转,另外,国家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也对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供了保障。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为副食品消费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基础。 3、消费环境的改善,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讲究营养结构,注重粮食消费的粗细搭配,使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三、建议 消费与收入是紧密相关的,只有不断致力发展,广开就业门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才能确保市场消费稳定发展。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典例2】“多此一举”中有商机 在山东诸城刘家村镇,有一对加工水饺的年轻夫妇。他们的生意不温不火。 有一次加工水饺,他们偶然发现水饺底部有一些美观的花纹。原来,这是盛放饺子的器皿无意中印上的。他们专门请人设计制作了一套模具,以福、禄、寿、喜分成四大系列,顾客可以根据需要挑选。 这对颇有经营头脑的年轻夫妇,还为“吉祥”水饺注册了商标。这种“吉祥”水饺一经推出,大受客户的欢迎,不仅在当地畅销,还吸引了青岛等地的一些客商。一时间,这家水饺加工店的生意火爆异常,产品供不应求。 由于“离婚大军”日益壮大,德国诞生了第一份离婚杂志――《玫瑰战争》,每期集中讨论一个话题。《玫瑰战争》关注和离婚有关的一切事情。杂志的创办者迈克・纽玛恩和玛瑞恩表示,之所以出版这样的杂志,是因为德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 点评:看似“多此一举”,却蕴涵了无限商机,作为个人和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应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吉祥水饺”和离婚杂志这两样产品都顺应了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顾客的心理需要,从而打开销路,获得了商机。 【典例3】“停电半小时 ”的反思 一家房地产公司向社会公开招聘3名电工技师,月薪3000元,还有不错的福利,吸引了很多人前去应聘。 这次招聘没有笔试,只有面试,要求所有应聘者到公司大会议室集中。参加竟聘的有28个人,符合条件的最后只剩下了8个人。在等待公司副总做出最后决定时,突然停电了,8个人坐等了半小时后,主管告知他们别来了,这8个人不明所以,主管叹了一口气,说:“停电是最后一道考题,作为电工技师,你们竟然坐着等了半个小时。” 点评:符合应聘条件的8个人都失去了机会,主管的哀叹不得不让我们反思:21世纪的劳动者应该成为受教育程度更高,适应能力更强的全面人才,人才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成才,应德才兼备。遵守职业道德是每个劳动者基本的道德准则。它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对本职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鼓励人们积极钻研本职业务和技术;约束人们服从本职业的规范和秩序;鼓舞人们团结协作,争取集体的荣誉。特定的职业不但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必须具备特定的道德品质。作为电工技师,停电就是任务、就是命令、就是工作,刻不容缓,多停一分钟就意味着损失和意外,容不得半点懈怠和马虎,而8个人竟然坐着等了半个小时,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哪里? (陕西省洋县中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邮轮经济学:从交通手段到生活方式 4月16日韩国客轮岁月号失事沉没后,一些国内媒体把这艘船称为“游轮”,还有些媒体称之为“邮轮”。实际上这几个词虽然经常被互相混淆,但其意义并不相同。 邮轮(或邮船)侧重于船的“交通工具”性质,通常航线固定,航速较快;因搭载越洋邮件而被称为“邮船”。而游轮更侧重于船的“娱乐工具”、“度假工具”性质,搭乘游轮的乘客并不以从甲港至乙港的交通为目的,而是主要为了享受沿途港口以及船上的娱乐和休闲,通常还会返回原来的出发港口。从邮轮到游轮,是交通手段到生活方式的革命。 “泰坦尼克”的前世今生 邮轮的前身是早期的定期远洋客船,特别是往来于北大西洋航线的移民船。从1815年到1860年,由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和农业歉收,大约496万人移民到美国。当时的远洋船只兼载乘客与货物,通常等到货舱装满、客舱满员后才起航,船期不固定。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横跨大陆铁路的出现、美国中西部“谷物地带”的开发,以及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快速增长,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越来越多,客票成为船运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船运公司开始推出专门的定期客船。 在1837年以前,从英国发往海外的邮件基本上都由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搭运。1837年成立的英国半岛汽船航运公司是第一家承运邮件的民营船社。它在成立后不久就与英国海军部签订合同,向伊比利亚半岛运送邮件,1840年又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将邮件业务扩展至埃及和印度,并改名为半岛及东方汽船航运公司(P O)。此后,库纳德汽船公司(即今天的冠达邮轮)、利物浦的白星公司等都加入邮件运送业务。 从1860年到1914年的50年里,欧洲至北美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客运量最大的航线。除了英国和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陆续组建了跨大西洋海运总公司(法国)、荷兰-美洲轮船公司、瑞典-美洲公司等经营横渡大西洋业务的邮船公司。 这一时期搭乘邮船的乘客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在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上最为明显。头等舱单独铺位的票价是30英镑(合今日的2515英镑),带私人阳台的套房票价高达870英镑(合今天的7.2万英镑),其乘客可以享用头等舱专用的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壁球场、土耳其浴室、日光浴甲板等豪华设施,甚至连宠物狗也有专门的狗舍。这些设施都位于轮船的最上面几层甲板。头等舱乘客大多是经常往来于欧美之间的富豪贵族和社会名流,比如亿万富翁约翰・阿斯特和本杰明・古根海姆,以及纽约梅西百货公司老板斯特劳斯夫妇、费城电车业巨头韦德纳父子、宾州铁路公司副总裁约翰・泰耶等人。而三等舱的票价在7英镑到9英镑之间,相当于今天的587英镑到754英镑,儿童票价是3英镑。这里通常是上下铺,六到八人一个房间,有自己的盥洗室、餐厅和公共会堂,都位于轮船的下层。 “一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许多八万吨级的巨型豪华邮轮在北大西洋航线上争奇斗艳。然而远洋邮轮短暂的黄金时代被二战打断,许多豪华邮轮被海军征用,并改装为运兵船。在二战当中,英国使用两艘8万吨级邮船运送了大量兵力。由于航速高达30节,远远超过德国潜艇的航速,因此它们不需编入护航队,而是利用本身的高航速来保障安全。每艘船都可以搭载1.5万名士兵,相当于一个半师的兵力。 海上旅游业复苏邮轮公司 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半岛-东方公司就推出了搭乘汽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希腊和埃及等地观光的业务,但是当时能够出洋游玩的人大多属于上层阶级,数量有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船业始终不如邮船业发达。1891年,德国的汉堡-美洲船社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用于旅游的豪华游船维多利亚・露易丝公主号,这艘4400吨的钢制汽船也被视为现代豪华游轮的鼻祖。 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弗恩内斯-百慕大航运公司的两艘2.2万吨级游船百慕大君主号和百慕大王后号专门经营从纽约到百慕大群岛的度假航线,单程票价为62美元,14天往返航程,包括在百慕大的旅馆费用,只需112美元。30年代规模最大的游船队属于纳粹德国的劳工福利组织“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dF)。从1934年起,它从德国的三家大航运公司包租了11条航速较慢的旧客轮,将其改为游船,每年搭载10多万名德国工人前往西班牙和挪威等地旅游。 1937年KdF又先后订购了2.5万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船。它的航速只有15.5节,这也是游船与邮船的一个主要区别。除了为希特勒和劳工领袖莱伊保留的包舱外,全船的舱房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没有等级的差别。参加旅游的德国平民家庭只要付40马克的船票,外加10马克前往汉堡港的火车票,就可以参加为期5天的海上巡游。但是为了给第三帝国节省外汇,游客们在挪威等地不准上岸购物消费。 随着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爱之船》等浪漫电视剧的影响,海上旅游业从70年代起开始勃兴。半岛东方、库纳德、荷兰-美洲等百余年历史的老字号邮轮公司纷纷转以游轮为主要经营业务。除了每年一半时间投入游船业务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外,半岛东方公司最后的两条邮轮奥莉安娜号和堪培拉号也都在70年代前期改成了专门的旅游船。闲置数年的法国邮船法兰西号也在1979年出售给挪威船东,改建为游船挪威号。西德、意大利等国的航运公司也纷纷建造了一批新游轮,比如西德的汉堡号,意大利的拉斐尔号、米开朗琪罗号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因恐怖分子劫持事件而闻名的阿基莱・劳罗号等。 1964年,苏联海运部向东德订购了4艘两万吨级的新式的客轮,试图打入国际游轮市场,为国家赚取外汇。为了招徕西方旅客,因此这四条船都以非政治性的诗人和文学家命名,分别是伊万・弗兰科号、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塔拉斯・舍甫琴科号和舒尔塔・鲁什塔维利号。由于国际海上客运和旅游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苏联人对于这四艘船的设计、装潢和管理运营非常用心,船上的服务效率很高。船上的各种服务都带有西方人感到新鲜的异国风情,比如鱼子酱、伏特加酒、西伯利亚鲑鱼、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巴拉拉卡琴演奏,以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招贴画等等。其公共舱室和住舱的装潢并不奢华,适合美国人简洁明快的口味。由于这四条船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后来苏联又向东德订购了第五艘同型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苏联解体后,船况最好的普希金号改名为马可波罗号,从事非洲和南极的旅游业务。 方兴未艾的“游轮时代” 1974年,苏联国营黑海船运公司还从西德购买了汉堡号游船,改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停泊于冰岛的高尔基号上举行了美苏元首峰会。1979年,中国也把从法国购买的旧客轮明华号改为游船,定期从事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菲律宾群岛的旅游航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明华轮在1983年就结束了营运,改装为深圳蛇口海上世界。 80年代脍炙人口的美国电视连续剧《爱之船》大部分场景是在公主游船公司的太平洋公主号上拍摄的。经过一系列并购,这家成立于1965年的美国公司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公司―嘉年华公司(Carnival Co plc)的一部分。这家跨国公司旗下还有库纳德公司(官方中文译名为冠达邮轮)、荷兰-美洲公司(荷美邮轮)、半岛-东方、歌诗达邮轮等10家子公司,总共有102条游轮。其2013年的营业收入高达154.6亿美元,垄断了全世界49%的游轮业务。冠达邮轮麾下的玛丽王后2号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往来于南安普敦至纽约航线,并搭载邮件。经英国皇家邮政特许,这艘14.8万吨的巨型客船获准冠以“皇家邮轮”(RMS)前缀,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条真正的“邮船”了。 游轮业的另一个巨无霸是1968年在挪威成立的皇家加勒比公司,它拥有37艘巨型豪华游轮,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游轮―22.3万总吨的海洋绿洲号和海洋诱惑号。这两条游轮上面有一条名为“中央公园”的中庭商业街,种植了很多花草树木,还有露天剧场、泳池、冲浪池、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健身房、夜总会、各国风味餐厅、免税店、赌场等各类娱乐设施。1993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丽星邮轮公司居于世界第三的位置,它主要经营亚太地区的游轮业务,旗下拥有6艘大型游轮,其子公司挪威邮轮(NCL)则拥有13条游轮,主要经营加勒比海和欧洲航线。 除了在游轮业占据垄断地位的三巨头之外,国际游轮市场还有一些独立的小品牌,例如1988年日本邮船会社成立的“水晶游轮”,它旗下有两条豪华游轮,专走高端旅游路线。再比如1995年成立的迪士尼邮轮,则以“神奇梦幻”为主题,它的四艘游轮分别命名为“迪士尼魔法”、“迪士尼奇妙”、“迪士尼梦想”和“迪士尼幻想”,此外迪士尼邮轮公司还在巴哈马群岛购买了一个专属岛屿“漂流岛”,只允许搭乘其游轮的乘客上岛游览。无独有偶,皇家加勒比公司也在海地共和国的北海岸租借了风景优美的拉巴迪海滩,并由私人保安部队看守,只供本公司的游轮停靠游览。 在多年的激烈竞争下,国际游轮市场出现了细化的趋势。除了加勒比、地中海和亚太地区这三大热门航线之外,还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比如波罗的海、中美洲、南非、印度和中东巡游,阿拉斯加冰川游,以及南极旅游等等。此外维京游轮和寰宇游轮(Uniworld)等公司还在欧洲、埃及、中国等地开辟了多条内河精品旅游航线。邮轮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游轮的黄金时代正方兴未艾。 (文据《时代周报》) 生活经济学论文:居民生活用电实施阶梯定价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 本文根据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就电价阶梯定价的实施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的举措,从经济学视角对阶梯定价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首先运用了需求弹性、成本分析、边际效用等理论从居民、电力企业、社会的三个层面展开探讨;其次,通过经济学分析认为:阶梯电价通过分档计费,这样既保证了电力企业合理的利润,有利于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也照顾到低收入群体,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第三,对公平和效率的经济学分析认为,降低了电力企业的成本,使之可以用于清洁能源发电的投入,有利于绿色环保,增加社会效益。同时,也矫正了富裕阶层用电越多补贴越多的不公平现象。 【关键词】 居民用电;阶梯电价;经济学视角;经济效应 一、引言 我国现行目录电价类别有居民电价、非居民照明电价、非工业和普通工业电价、大工业电价、商业电价、农业电价等八类。同时对各类用户根据电压等级不同,又分别制定了电压等级差价,各类用户的电压等级差价水平不等。单一制电价和两部制电价是我国现行销售电价的基本电价制度。其中工业用电主要采用两部制电价,居民用电主要采用单一制电价。目前世界各国的销售电价基本采用的是两部制,我国对大工业用电也是实施两部制电价。它是把负荷需求对应的基本电价和与用电量对应的电度电价结合起来决定电价的制度。它基本上包括了全部的供电成本并反映了供电成本的构成,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然而对于居民用电的电价制度各国所采用的电价制度差别较大。其中采用较多的是阶梯式差别定价,我国采用的是单一制定价。 单一制定价分为定额电价和电度定价两种。前者用户用电量的多少跟电费无关,容易造成用户用电的浪费;后者虽然体现了用电量和所付电费直接挂钩,没有将电力成本划分为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来回收。单一制电价把所有用户放在一起按用电量平均分摊所有的供电费用,不能满足用户间公平负担的原则,使得用户间出现较为明显的“价格倒置”、“交叉补贴”现象。为了实现成本定价、公平原则、又照顾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用电,同时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实施阶梯定价就很有必要。 阶梯电价是指将居民生活用电量分为若干档,对基本用电需求部分实行较低电价,对于超过基本需求的电量实行较高电价。这次发改委是将电价档次分为3档,第一阶梯为基本电量,此阶梯内电量较少电价也较低,目的是保证低收入居民能获得基本用电的需要;第二阶梯电量适当电价比第一阶段高,要求它能够补偿成本有一个合理利润;第三阶梯,电价更高一些,考虑到外部成本、资源稀缺性等。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阶梯定价也是有所差异的,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阶梯定价策略。 关于阶梯定价研究的文献也比较多,大致分为下述三类。第一类,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出发。第二类,从调整我国电力事业结构出发,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三类,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解决“交叉补贴”的问题。虽然在一些文献里对阶梯电价的分析也有用到经济学相关知识的,但是经济学的分析只是其论点的一个论据。本文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一个纯经济学学术分析,而且从居民、电力企业、社会效益三个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展开,分析实施阶梯定价的必要性及其带来的影响。 二、阶梯定价与居民用电的经济学分析 1、消费均衡分析 (1)效用分析。 效用通常表示满足。经济学家用它来解释:理性的消费者如何将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各种商品上。边际效用是指多消费1单位商品时所带来的新增的或额外的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指当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增加时,该物品的边际效用趋于递减。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名理性的消费者,其通常会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满足等边际法则。即在消费者的收入固定和他所面临的各种物品的市场价格也既定的条件下,当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得到的边际效用正好等于花费在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得到的边际效用的时候,该消费者会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效用。消费均衡的这一基本条件,可以用不同物品的边际效用(MU)和价格(P)表示如下: 电力资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对人们是具有效用的。在过去电力资源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它对人们的效用很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电力事业的不断扩大,电力资源已经基本能满足当代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但是对电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大,尤其是居民用电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而且仍然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以上海为例如表1。随着单个居民平均用电量的增加,且单位电价不变,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用电量越多,每多一度电对用户的效用呈现递减趋势,所以用户对电力不珍惜存在浪费。另一方面用户对于电价心里有一个期望数值,跟现有的较低单一电价有个差值,即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的存在使得消费者更倾向于增加对电的使用,结果就是浪费用电的现象层出不穷,造成资源浪费。 如果实行阶梯定价的方式,将会对居民的用电量产生一个大的影响。根据理性消费者的假设,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就是等边际法则,即花费在任何一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都能产生相同的效应。如果花费在某种物品上的最后一元钱产生的效用低于其他物品,他就会减少这种物品的开支,消费在其他物品上。当实行阶梯定价后,在第一阶梯,电价较低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第二或者三阶梯,由于电价较高,产生向第一阶梯同样的效用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样后面消费在电力资源上的每一元钱带来的效用就大大降低。理性的消费者就会减少在用电上更多的投入,尽量使自己的用电量停留在一个少的水平,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整体居民用电量会减少。这样将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达到政府节能的目标。 (2)消费均衡的几何分析。无差异曲线是指在曲线上的每一个点的组合你都有同等的意愿去得到。无差异曲线如图1中的曲线。由于替代规律指出,当你得到更多的物品时,该物品的替代率或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递减,所以曲线向原点突出。当同时增加两种物品的数量时,无差异曲线就会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向右上方移动,如图1中平行的几条曲线。我们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那么当他购买A产品多时,B产品就会少,这样就形成了一条预算线,如图1中斜线。将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放在同一个坐标轴,构成图1。消费者的均衡在预算线与最高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处实现,如图1中B点。在该点,消费者的替代率正好等于预算线的斜率。, 电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其被替代性不强。在这里我们认为天然气对其有一定的替代性,那么两者通过适当的组合就会构成居民有同等意愿得到的若干个组合,用图表示就是一条无差异曲线。当同时增加两者的数量时,无差异曲线向右移动。那么我们假定一段时期内消费者的收入是一定的,用这些收入来购买这两种商品,就会出现一条预算线。在切点B处实现消费者最偏好的可行的消费组合。即在这一点的天然气所用的量和用电量达到了最优组合。 当实施阶梯定价后,价格上升,天然气的价格和收入保持不变,则之前的均衡点无法实现,新的均衡点在C点,如图2。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用电量明显的减少,天然气的使用量不确定。所以通过消费均衡的几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阶梯电价的实施会使居民用电量减少。 2、恩格尔系数分析 通过消费均衡的分析,我们知道随着阶梯电价的实施,居民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居民用电总量减少。但是由于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所以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其对效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因此阶梯电价的实施既要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又要使它能实现全社会减少用电量的目标。下面通过对恩格尔定理的应用,分析阶梯电价实施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定律表明,食物开支占总消费的数量比重越大,恩格尔系数就越高,生活水平越低;反之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 居民用电量虽然不同于购买食物,但是其也是一个家庭日常消费必需品的一部分。延伸一下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等日常必需品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所占比例就会减少,如表2所示。即低收入家庭对于高的电价敏感程度要高于高收入家庭的敏感程度。 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启示:首先阶梯电价应该立足于根据不同收入群体实施档次的差距;其次第一阶段的电价及电量设计合理;最后由于各地区生活水平差距的存在,阶梯电价的实施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不宜一刀切。 三、阶梯定价与电力企业的经济学分析 1、需求弹性和收益分析 需求的价格弹性衡量的是当一种物品的价格发生变动时,该物品需求量相应变动的大小。需求价格弹性等于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如果价格变动1个百分点引起需求量的变动超过1个百分点,则该物品的需求富有弹性。如果价格变动1个百分点,需求量变动不足1个百分点,则该物品需求缺乏弹性。两者变化相等时为单位需求价格弹性。当需求缺乏弹性时,价格和总收益同方向变动;当需求富有弹性时,价格和总收益反方向变动;当需求是单位弹性时,价格变动总收益不变。而电力需求属于缺乏弹性的。 既然价格变动对总收益的影响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而电力需求属于缺乏弹性的,那么当电价由较低的单一电价变为相对较高的阶梯电价后,收益经历了从图3到图4的变化。通过对图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电价升高,总收益增加。所以实施阶梯电价可以增加电力企业的总收益。电力企业的总收益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改进生产设备,更大力度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积极投入太阳能、风力发电等。 2、成本分析 根据经济学成本理论,总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供电企业的固定成本是指不随供电量变化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随供电量变化的成本。下面就供电企业向居民提供用电和向大工业提供用电所需成本进行分析。从固定成本分析,居民用电相比工业用电要求有更强的可靠性供电,用户服务成本更高,负荷峰谷差大,更长的输电线路。从变动成本分析,居民用电相比工业供电,低压和输电线路长导致线损率高。可见,居民用户的供电成本高于工业用户的供电成本。 然而,目前的单一制定价使得从居民用电取得的收益远远低于其成本,通过对工业用电多收费来补贴居民用电,所以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交叉补贴。这样长期以往,会对电力企业带来两大危害。首先对居民用电的补贴是以降低电力企业的收益为代价的,有的时候企业是微利甚至是亏损的。如果电力企业没有合理的利润,就不能保证电力企业的不断发展。其次,不利于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价格不能合理反映成本。 阶梯电价通过分档计费,不仅是从供电成本出发,而且考虑到照顾低收入群体。低阶段的电价满足基本需求,高阶段的电价基本上包括了全部的供电成本并反映了供电成本的构成,是一套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这样的制度既保证了电力企业合理的利润,可以不断扩大发展,而且有利于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四、阶梯电价与社会效益的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外部性表现为多种形式,有正的也有负的。外部性造成市场无效率。通常都是通过政府的管理来实现对环境的改善,当然科斯定律也为由于生产产品造成的这种外部性提出了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 目前,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世界各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积极采取环保措施。我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碳排放量大的国家之一,也在积极的加强环保工作。在碳排放的众多行业中,燃煤发电是最主要的碳排放行业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发电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燃煤发电,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物。这种外部性是一种负的外部性,严重的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发电带来的这种外部性,降低了我们的社会效益。 如何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提高社会效益?那就是减少发电带来的外部性,将燃煤发电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增加太阳能等新型清洁能源发电。这样就需要电力企业加大对清洁能源发电的投入,同时改进现有设备,例如安装脱硫装置等。这样企业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我国电价普遍偏低,且存在着严重的交叉补贴,同时发电成本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我们的发电企业的经营日渐困难。如果长期以往,由于燃煤发电不断的延续,不能大力的投入清洁能源发电,我们的环境将会变得更加恶劣,社会效益不断降低。 采用阶梯定价制度对发电带来的外部性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阶梯定价让用电多的用户承担更多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用于我们的发电企业不断提高发电技术,增加对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发电的投入,将发电带来的外部性――环境的破坏,降到适当的程度,增加社会效益。 2、公平和效率分析 (1)公平角度分析。目前,我国的电价制度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同类用户之间存在不公平,大工业用户给居民用户分担一部分成本。因为电压等级越低的用户供电成本越高,电压等级高的用户供电成本越低。工业用电的电压等级高,居民用户的电压等级低,但是工业用电的价格高于居民用电。结果就是供电成本高的价格反而低,供电成本低的价格反而高,这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是同类用户(居民用户)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由于居民用户属于被补贴的用户,对于一些收入多的家庭用电量通常较多,这样就导致了收入越多的家庭被补贴的也就越多,这也是不公平的。 阶梯电价可以解决上述的不公平现象。首先是因为阶梯定价的出发点是本着成本分摊的原则,它的实施可以推动高收入家庭相对承担更多的供电成本。其次,阶梯定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供电系统交叉补贴的问题。 (2)效率角度分析。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现在的电价制度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由于交叉补贴的存在,让大工业企业为居民用户承担了一部分电力成本。这样使得企业自身成本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降低了企业效益,没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较低的单一定价使得居民生活用能向电力倾斜,例如做饭等本来可以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由于电价较低,使用电能。这样使得资源浪费,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由此可见,实施阶梯电价很有必要,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本文将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现行单一电价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存在的很多弊端和问题。单一电价容易造成浪费,不利于电力企业的发展扩大,不利于环境的改善。如果实施阶梯电价,将会给居民、电力企业、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应。从居民角度而言,将有利于居民节约电力能源。从企业的角度而言,阶梯电价更能体现成本的构成,消除交叉补贴,给电力企业带来了盈利的空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社会角度讲,实施阶梯电价可以间接的减少由于发电带来的外部性,同时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当然阶梯电价也有一些不足,但是它可以解决我国目前居民用电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适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的电价制度。 【作者简介】 肖 莎,女,陕西西安人,西安邮电大学管理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决策与系统分析. 温小郑,男,江西宁都人,西安邮电大学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邮轮经济学:从交通手段到生活方式 “泰坦尼克”的前世今生 邮轮的前身是早期的定期远洋客船,特别是往来于北大西洋航线的移民船。从1815年到1860年,由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和农业歉收,大约496万人移民到美国。当时的远洋船只兼载乘客与货物,通常等到货舱装满、客舱满员后才起航,船期不固定。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横跨大陆铁路的出现、美国中西部“谷物地带”的开发,以及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快速增长,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越来越多,客票成为船运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船运公司开始推出专门的定期客船。 在1837年以前,从英国发往海外的邮件基本上都由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搭运。1837年成立的英国半岛汽船航运公司是第一家承运邮件的民营船社。它在成立后不久就与英国海军部签订合同,向伊比利亚半岛运送邮件,1840年又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将邮件业务扩展至埃及和印度,并改名为半岛及东方汽船航运公司(P O)。此后,库纳德汽船公司(即今天的冠达邮轮)、利物浦的白星公司等都加入邮件运送业务。 从1860年到1914年的50年里,欧洲至北美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客运量最大的航线。除了英国和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陆续组建了跨大西洋海运总公司(法国)、荷兰-美洲轮船公司、瑞典-美洲公司等经营横渡大西洋业务的邮船公司。 这一时期搭乘邮船的乘客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在著名的泰坦尼克号上最为明显。头等舱单独铺位的票价是30英镑(合今日的2515英镑),带私人阳台的套房票价高达870英镑(合今天的7.2万英镑),其乘客可以享用头等舱专用的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壁球场、土耳其浴室、日光浴甲板等豪华设施,甚至连宠物狗也有专门的狗舍。这些设施都位于轮船的最上面几层甲板。头等舱乘客大多是经常往来于欧美之间的富豪贵族和社会名流,比如亿万富翁约翰・阿斯特和本杰明・古根海姆,以及纽约梅西百货公司老板斯特劳斯夫妇、费城电车业巨头韦德纳父子、宾州铁路公司副总裁约翰・泰耶等人。而三等舱的票价在7英镑到9英镑之间,相当于今天的587英镑到754英镑,儿童票价是3英镑。这里通常是上下铺,六到八人一个房间,有自己的盥洗室、餐厅和公共会堂,都位于轮船的下层。 “一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工业技术的进步,许多八万吨级的巨型豪华邮轮在北大西洋航线上争奇斗艳。然而远洋邮轮短暂的黄金时代被二战打断,许多豪华邮轮被海军征用,并改装为运兵船。在二战当中,英国使用两艘8万吨级邮船运送了大量兵力。由于航速高达30节,远远超过德国潜艇的航速,因此它们不需编入护航队,而是利用本身的高航速来保障安全。每艘船都可以搭载1.5万名士兵,相当于一个半师的兵力。 海上旅游业复苏邮轮公司 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半岛-东方公司就推出了搭乘汽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希腊和埃及等地观光的业务,但是当时能够出洋游玩的人大多属于上层阶级,数量有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船业始终不如邮船业发达。1891年,德国的汉堡-美洲船社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用于旅游的豪华游船维多利亚・露易丝公主号,这艘4400吨的钢制汽船也被视为现代豪华游轮的鼻祖。 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弗恩内斯-百慕大航运公司的两艘2.2万吨级游船百慕大君主号和百慕大王后号专门经营从纽约到百慕大群岛的度假航线,单程票价为62美元,14天往返航程,包括在百慕大的旅馆费用,只需112美元。30年代规模最大的游船队属于纳粹德国的劳工福利组织“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dF)。从1934年起,它从德国的三家大航运公司包租了11条航速较慢的旧客轮,将其改为游船,每年搭载10多万名德国工人前往西班牙和挪威等地旅游。 1937年KdF又先后订购了2.5万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游船。它的航速只有15.5节,这也是游船与邮船的一个主要区别。除了为希特勒和劳工领袖莱伊保留的包舱外,全船的舱房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没有等级的差别。参加旅游的德国平民家庭只要付40马克的船票,外加10马克前往汉堡港的火车票,就可以参加为期5天的海上巡游。但是为了给第三帝国节省外汇,游客们在挪威等地不准上岸购物消费。 随着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爱之船》等浪漫电视剧的影响,海上旅游业从70年代起开始勃兴。半岛东方、库纳德、荷兰-美洲等百余年历史的老字号邮轮公司纷纷转以游轮为主要经营业务。除了每年一半时间投入游船业务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外,半岛东方公司最后的两条邮轮奥莉安娜号和堪培拉号也都在70年代前期改成了专门的旅游船。闲置数年的法国邮船法兰西号也在1979年出售给挪威船东,改建为游船挪威号。西德、意大利等国的航运公司也纷纷建造了一批新游轮,比如西德的汉堡号,意大利的拉斐尔号、米开朗琪罗号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因恐怖分子劫持事件而闻名的阿基莱・劳罗号等。 1964年,苏联海运部向东德订购了4艘两万吨级的新式的客轮,试图打入国际游轮市场,为国家赚取外汇。为了招徕西方旅客,因此这四条船都以非政治性的诗人和文学家命名,分别是伊万・弗兰科号、亚历山大・普希金号、塔拉斯・舍甫琴科号和舒尔塔・鲁什塔维利号。由于国际海上客运和旅游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苏联人对于这四艘船的设计、装潢和管理运营非常用心,船上的服务效率很高。船上的各种服务都带有西方人感到新鲜的异国风情,比如鱼子酱、伏特加酒、西伯利亚鲑鱼、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巴拉拉卡琴演奏,以及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招贴画等等。其公共舱室和住舱的装潢并不奢华,适合美国人简洁明快的口味。由于这四条船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后来苏联又向东德订购了第五艘同型船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号。苏联解体后,船况最好的普希金号改名为马可波罗号,从事非洲和南极的旅游业务。 方兴未艾的“游轮时代” 1974年,苏联国营黑海船运公司还从西德购买了汉堡号游船,改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停泊于冰岛的高尔基号上举行了美苏元首峰会。1979年,中国也把从法国购买的旧客轮明华号改为游船,定期从事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菲律宾群岛的旅游航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明华轮在1983年就结束了营运,改装为深圳蛇口海上世界。 80年代脍炙人口的美国电视连续剧《爱之船》大部分场景是在公主游船公司的太平洋公主号上拍摄的。经过一系列并购,这家成立于1965年的美国公司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公司―嘉年华公司(Carnival Co plc)的一部分。这家跨国公司旗下还有库纳德公司(官方中文译名为冠达邮轮)、荷兰-美洲公司(荷美邮轮)、半岛-东方、歌诗达邮轮等10家子公司,总共有102条游轮。其2013年的营业收入高达154.6亿美元,垄断了全世界49%的游轮业务。冠达邮轮麾下的玛丽王后2号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往来于南安普敦至纽约航线,并搭载邮件。经英国皇家邮政特许,这艘14.8万吨的巨型客船获准冠以“皇家邮轮”(RMS)前缀,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一条真正的“邮船”了。 游轮业的另一个巨无霸是1968年在挪威成立的皇家加勒比公司,它拥有37艘巨型豪华游轮,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游轮―22.3万总吨的海洋绿洲号和海洋诱惑号。这两条游轮上面有一条名为“中央公园”的中庭商业街,种植了很多花草树木,还有露天剧场、泳池、冲浪池、高尔夫球场、溜冰场、健身房、夜总会、各国风味餐厅、免税店、赌场等各类娱乐设施。1993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丽星邮轮公司居于世界第三的位置,它主要经营亚太地区的游轮业务,旗下拥有6艘大型游轮,其子公司挪威邮轮(NCL)则拥有13条游轮,主要经营加勒比海和欧洲航线。 除了在游轮业占据垄断地位的三巨头之外,国际游轮市场还有一些独立的小品牌,例如1988年日本邮船会社成立的“水晶游轮”,它旗下有两条豪华游轮,专走高端旅游路线。再比如1995年成立的迪士尼邮轮,则以“神奇梦幻”为主题,它的四艘游轮分别命名为“迪士尼魔法”、“迪士尼奇妙”、“迪士尼梦想”和“迪士尼幻想”,此外迪士尼邮轮公司还在巴哈马群岛购买了一个专属岛屿“漂流岛”,只允许搭乘其游轮的乘客上岛游览。无独有偶,皇家加勒比公司也在海地共和国的北海岸租借了风景优美的拉巴迪海滩,并由私人保安部队看守,只供本公司的游轮停靠游览。 在多年的激烈竞争下,国际游轮市场出现了细化的趋势。除了加勒比、地中海和亚太地区这三大热门航线之外,还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比如波罗的海、中美洲、南非、印度和中东巡游,阿拉斯加冰川游,以及南极旅游等等。此外维京游轮和寰宇游轮(Uniworld)等公司还在欧洲、埃及、中国等地开辟了多条内河精品旅游航线。邮轮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游轮的黄金时代正方兴未艾。 生活经济学论文:浅谈经济学效应在生活中的运用 经济学效应除了指导正常的经济活动以外,它对我们的生活实践也有着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有时候,一个细微的改变可能触发巨大的变化,一个寻常的选择中或许蕴藏考究的经济权衡。而在紧张繁忙的中学生活当中,我们的迷茫或许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通过分析一些经济学效应给我们高中学习、生活带来的启发,提出自己的观点。 经济学效应中学生活效益南美洲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拓扑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表达的是很多重大的变化,都来自于一些细枝末节改变的连环效应,防微杜渐才是一种深远的智慧。如同蝴蝶效应的广为人知,并且深刻地运用在心理学与社会学当中,许多经济学的效应同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对我们的生活决策和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一、马太效应:优秀的习惯让人变得更加优秀 在经济学领域中,马太效应讲诉的是一个“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社会规律。它的名字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通俗地说,“马太效应”,就是一种积累优势后的赢家通吃现象,它会让财富和资源向原来占有它的人获得更多,同样也会让失去财富和资源的人失去的更多。这样一个“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故事,给我们中学生活带来的启示是:一个人只要因为自信、努力而取得了好成绩,那么他就会更加自信和努力地学习,产生累积优势,而这样,他取得更好成绩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一个人因为没有付出无法取得好成绩,同样会通过累积增加他无法取得好成就的机会。这也是造成一些学生之间成绩差距愈来愈大的原因。 一个人如果态度积极主动,那么他就赢得了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而获得这些财富后,会更加强化了他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得到更多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如此循环,就能把马太效应的正效果发挥到极致。因此,我们对待学习的态度,才是未来我们取得怎样成绩的决定因素。我们身上的每个优秀习惯,都是最原始的财富,而保持这些习惯,让它们像生活的正能量一样,通过累积优势不断地影响和提升我们自身价值,才会让我们的成绩、品质处在不断扩大的良性循环圈里。 二、羊群效应:了解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在经济学上,羊群效应是用来指由于信息不充分,投资者很难对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趋于相同并且彼此强化,影响需求和偏爱之间的互动,人们便会更加偏爱购买人数多的产品,产生从众行为。在这种羊群效应里,也许个体采取的是理性行为,然而,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行为。显而易见,羊群效应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弊端就是“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特别是在投资领域,更是如此。 而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例如,某同学在选择如何提高学习效率,安排作息时间的问题上,会因为其他同学学到凌晨2点而不顾疲惫地模仿,会因为成绩优异的同学报名了课外学科提升班而跟随报名。但是,根据羊群效应来说,我们对于这些决策所掌握的信息,仅仅是从其他同学那里传递过来的,而缺乏对自身做出理智选择的必要信息,最终后果可能会因为个体差异得到不理想的结果。因此,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应该充分从自身挖掘信息把握规律,清楚自己的高效作息时间,知道自己的薄弱点在哪,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表而非盲目模仿其他人的学习习惯,这样才能够达到自身总体效率最优。 三、边际效应:分散分配时间,效率更高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应也叫“边际效益率递减规律”。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这个经济规律,对于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的高中学习来说,指导意义在于,每个时间点的分配都关乎到最终的结果。我们把每一个学科的学习,看作是一次对时间的消费,当该学科的学习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边际效率会特别低。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时间消费者来说,自然会选择放弃对该学科的时间分配,转而投入到另外一个学科,如此一来,才能取得最终总时间效益的最大化。 虽然我们很多同学都有偏科现象,我们总愿意把大量的时间分配偏向优势学科,但是边际效应告诉我们,过多的时间分配并不能取得总效益的最大化。合理分配,放弃对每一学科的投入时间,权衡各个学科、甚至娱乐时间的分配,都有利于最终成绩和最终效率的提高。 四、木桶效应:解决薄弱环节,提升总体水平 木桶效应有称为短板效应,是说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短板加长才可以使此木桶总体盛水量增加。经济活动中,整体的效应受薄弱的环节所影响限制,在资源配置中应当多加注重薄弱环节,才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对于我们力求总体成绩水平提高的中学生来说,把总体成绩看成是木桶的盛水量,每一块木板看成每一门学科,那么只有当每一门学科的水平基本均等且共同上升时,短板效应受到抑制,才能促成总水量也就是总成绩的大幅提升。如果仅仅注重某一学科的提高发展,却忽略了对薄弱学科的关注和完善,那么总体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还会随着薄弱学科这块短板的继续变短造成整体水平的下降。如果不对薄弱学科加以改善和提高,优势学科就算突出也不会对总成绩由太大影响。 偏科对于许多中学生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根据木桶效应,如果因此让薄弱学科放任自流,就会导致连优势学科也无法弥补的总体水平的下降。解决薄弱的环节,才是促使总成绩提升最有效的措施。 五、鲶鱼效应:竞争让弱者变强 鲶鱼效应由来于挪威,在当地鲜活的沙丁鱼比速冻的贵好几倍。据说长期以来,只有一艘渔船能做到将鲜活的沙丁鱼带上岸,后来渔民发现鲶鱼是使沙丁鱼活下来的原因。沙丁鱼为闪避鲶鱼改变其一贯的惰性,不停游动,以求保命,终得以存活下来。鲶鱼效应是指通过引入强者,激发弱者,使弱者变强的一种效应。我国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激活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改革步伐,加速了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就是鲶鱼效应在经济领域的应用。鲶鱼效应对于我们中学生增强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水平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鲶鱼效应启示我们,在我学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学习群,把学习比自己优秀的同学作为竞争目标,在竞争中不断调整提高自己。调整竞争目标是一个不间断过程,当自己在目标群中处于优势地位时,需要把更优秀的同学引入群中,作为新的竞争目标。新的竞争目标可以是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可以是同班同学、同一学校同学、其他学校同学,或是其他省、其他国家的人。这样,通过不断地调整学习群,引入更强的竞争者,在竞争的环节中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当然,引入竞争者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否则就可能成为劳累过度而死亡的“沙丁鱼”,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无法使自己变得强大。 经济学效应还有很多,它们无时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而这些规律,也常常指导着我们做出理性的选择。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在学习自然科学的同时,了解并熟悉一些经济学规律,对于提高学习效率,开阔视野,有着积极的作用。当面对选择,面对挑战,我们都应该站在最终效益最优化的角度来看,让身心能在紧张的中学生活中得到锻炼,并取得高考以及以后人生的更多胜利。 生活经济学论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探析 摘要: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以拉动内需的措施为主,保障了我国经济健康的发展。通过这场经济危机,政府的政策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阐述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探讨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关键词:基于生活而教 教学理念 中职教育 政治经济学 1 中职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第一,要想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深入这个话题,就必须了解什么是中职?中职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学生毕业属中专学历。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和具有与初中同等学历的人员,基本学制为三年。 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十九世纪,“Economics”(经济学)一词代替了“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在1890年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前,一个倡导用数学模型解决经济问题的学者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建议将这门学科独立,并成为一门科学。 2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重要性 第一,提高中职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能力。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是紧贴生活的经济政治学课,将会通过简单明了的生活实例来为学生们展现政治经济学,提升学生们的理解能力。 第二,促进中职教育的改革。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许多中职学校的教学模式显得很死板,使得学生学习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显得很困难,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方式可以改变这一现象,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更能促进中职教育教学的改革。 第三,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政治经济人才。随着经济不断的深入发展,国家对政治经济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中职的政治经济学课实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通过贴近生活的经济实例,培养学生从生活,从基层、从社会中学习政治经济学,拓宽学生们的视野,打破学生们仅从书本中得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的局限,从而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经济人才,这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实施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第一,学生底子差,学习兴趣低下。中职学校的中职学生与高职、本科学生不同,中职学生毕业属中专学历,就是说中职学生的基本水平就等于是初中生的水平,不管是知识掌握方面还是理解能力方面都比高职生和本科生要差。从而使得中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厌学的情绪,对学习的兴趣不高。因此,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在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实施过程中,繁多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更容易使学生们产生抵触和厌学等问题。为了尽量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经济课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兴趣为主,尽可能简单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层次的水平来分班教学。 第二,学校及教师课堂执行力度不够。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顾名思义就是要求学校或者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课时要紧贴生活,贴近实际的政治经济课教学。但是许多中职学校和教师在政治经济课教学中的推行力度还是不够,甚至大部分还是以政治经济学课中的知识死记硬背为主,缺乏灵活性,并没有从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出发,这就导致了新的教学理念比较难以实施。要想能够更好地实行这一教学理念,首先进行求学校和教师大力支持和推行,学校和教师是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是否能够实施的首要因素,所以要加强学校和教师对政治经济学课发展趋势的认识,使其成为推行这一教学理念的主力军。 第三,教师经济学知识和教学经验不足。由于中职学校存在教育水平低下、学生底子差等因素,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对中职教育这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投入不够重视,使得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重重。对此,我们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解决:一是加大对中职教育的投入,聘请有教学丰富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老师;二是学习引进别的地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经验,定期对专业课教师进行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4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发展趋势 第一,愈发普遍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经学会越来越受重视,中职政治经济学课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的备受推广,会出现发展的普遍性、规模性。 第二,教学内容多样性。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家民众的认识的提高,使得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的中职政治经济学课的教学内容出现多样性,包括手段多样性(实践教学,数字化教学等),内容会更加贴近生活和社会。 5 结束语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模式不仅能够紧贴生活教学,提升学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能力。这不仅能够促进中职教育的教学改革,更能够为国家经济建设培育大量的政治经济人才,有利于国家的长久发展。 作者简介:刘若慈(1988-),女,辽宁盘锦人,大学本科,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北方工业学校,辽宁盘锦 124021 生活经济学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作为马克思主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客观的揭露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作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通过认识经济发展规律,可以利用其对世界进行改造,给人类带来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全面的,它强调通过人们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可以更好的利用经济规律认识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在全球的各个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深入的应用,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 农村合作社等的建立都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应用。下面将利用几个例子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一)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应用 在马克思主要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力价值是指提供劳动力的人为了维持劳动力并进行再生产而需要的社会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包含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受教育,娱乐和养育后代等各个方面。劳动者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吃、穿、住、行、娱乐、受教育、繁衍后代等等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价值体现在人们的生活费用中,社会提供的福利保障如医保,住房公积金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生活费用的原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劳动力的价值的体现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都仅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变化。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原理中利润率计算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统计报告或媒体往往会提到相关的经济指标—利润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其剩余价值主要是跟可变资产相关的,而利润则是相对于总资本而言,所以利润率就是利润与总资产的相除所得的值。有关马克思主义利润率的计算是符合现实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现实社会生产规律的。在现实社会的实际应用中,许多其他利润的定义如产值利润率,成本利率,工资利率等都和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的概念息息相关,这些利率的计算也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利润率的计算变化而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已经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各经济领域中,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应用密切相关,例如,有关西方经济学中的各种分析方法,原理等都广泛渗透到社会发展的贸易,金融,经济产业科学等各个方面中,充分反映了经济学理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促进作用,而这也是马克思主要政治经济学倡导的。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逐渐爆发,利用西方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国家贸易和金融,西方经济发展科学等应用的不足也不断增多,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决。在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人们生活日益困难的情况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在稳步向前的发展,这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正面影响,它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障人民经济生活的逐步提高。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格,企业,工资,金融,流通,货币,信用和汇率等的知识理论广泛应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人们的经济生活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如货币和汇率的关系告诉企业应该如何把握市场发展的方向,如何进行投资。工资和价格的关系告诉人们生活中应该如何合理的进行日常生活交易,如何合理的理财过日子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应用于分析世界经济的走向,给企业的经营,投资者贸易等指明了方向。 另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化,还被广泛应用的其他学科,从而更进一步的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如马克思主义额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价值,资本,财富,收益,产权和经济科学发展等原理应用于分析和解决全球经济化问题,为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客观的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发展机制和规律,又因为经济系统和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系统存在的发展上的联系和共性,因此,其经济学原理也影响着文化政治的发展,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同时,马克思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还和经济哲学、经济心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经济人类学等密切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这人们的心理哲学等方面的精神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在日益深入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着人们积极健康的生活。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中的经济学 上个周末(2009年6月13日),我还像往常一样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仍旧是悉心倾听着母亲在耳边关于终身大事的唠叨,倍感亲切。母亲已经62周岁了,两鬓又多了几多白发,儿子心中感到无比的内疚与感动。 下午,哥哥和嫂子来到家里,跟父母商量要收小麦了,才突然意识到麦收的季节已经来临。记得小时候,麦收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情。每到五月份,各个村镇的小学都要放十天左右的麦假,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回家为父母尽一份绵薄之力。虽然很累,但是每位小朋友都盼望的假期的到来,毕竟假期中有太多太多的趣事值得期待。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全体上阵(当然也包括儿时的我,呵呵),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需要两天时间。然后就是打场院(用来晾晒小麦用的),晒小麦,打麦子。。。经过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程序后,黄橙橙的麦粒才会破壳而出。然后就是晾晒麦粒然后封装的过程,至此整个麦收过程方告结束,我们这些小朋友们辛苦但是充实的假期也就此结束,每个人的皮肤都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 听到要收小麦了,才突然想到好多年没有收小麦了。好像又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一股豪情油然而生。“哥,走吧。”“你也去吗?”“那当然!”“那好,走吧。”,经过一系列简单的对话,我们就收拾东西,然后坐着我哥的四轮货车去了麦地。 到了麦地,一辆崭新的庞然大物已经等在那儿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联合收割机是什么样子。这个大家伙只走了四个来回,就把我们家里的四亩八分地的小麦全部吃进去了,回来后就把所有的麦粒都吐在了货车车厢里。虽然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惊讶的半天没缓过神来。从13点40分从家里出发,到15点零5分回到家里,总共用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以前的时候大家劳心劳力,再加上亲戚朋友的帮忙从小麦开割到脱粒机打出麦粒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并且在此期间全家所有的人要倾尽全力,有时候还需要亲戚朋友的帮忙,可以想象当时的劳动强度有多大。而现在一切的劳动都由联合收割机来完成,自己只要静候丰收的喜悦就可以啦。说实话,刚开始满怀豪情的我多少有点失落,麦收季节忙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孩提时代麦假时的一些趣事也只能在记忆中慢慢去体会。 在和爹娘一起吃饭时问到了小麦的价格,父亲说现在的小麦的价格是0.93元一斤,亩产量是八九百斤,就算是850斤吧,这样每亩的收入是790元。2004 年小麦的价格大约0.80元一斤,亩产量大约750斤,每亩的收入是600元。所以五年来每亩的收入多了190元,增长了31.7%。这样应该很不错了吧。 其实不然,虽然现在小麦每亩的收入增加了,但是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小麦的生产成本也无形中增大了,化肥的价格估计要贵上四五十块钱,再加上联合收割机每亩收费60元,这样的话估计每亩的成本要比五年前多上100元,所以每亩的利润也就多上90元而已。如果2004年每亩小麦的生产成本算50元的话,那么2004年每亩利润550元,现在每亩利润640元,麦农收入增长了16.4%。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1.6元,2007年为13785.8元,如果按此增长速度,2009年估计值为17767.9元,比2004年增长88.6%。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4年为2936.4元,2007年为4140.4元,按此增长速度,2009年估计值为5206.3元,比2004年增长77.3%。 经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生产小麦的利润增长了,但是小麦利润的年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更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虽然小麦的利润增长了,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来说,麦农的收入实际是下降了。 作为老百姓的儿子,这种分析的结果无疑使我的心情倍加沉重。很多老百姓勤劳一生,财富相对于那些坐享其成的富人们来说反而减少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在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赖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发言指出,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 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小麦作为生活必需品,我们生活离不开他,按说现在经济好了,粮食的产量也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应该更加富裕了才对。其实不然,要注意农民的收入除了与粮食的产量有关之外,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有关,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民的收入。根据价格理论,在假设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不变的前提下,粮食的产量的增加导致了供给的增加,而需求不变,供给增加势必会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而老百姓的收入TR=价格P*数量Q,所以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是粮食的价格下降,所以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是否会增加还真是难说。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必然有其特性,假设我们每个人的饭量是两个馒头,现在馒头的价格是0.5元一个。那么,如果馒头的价格是5元钱一个,大家应该吃多少呢?一般会少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少很多的,个中原因大家应该清楚。如果馒头的价格是5分钱一个,大家会吃多少个呢?一般会多一点,但也不会多很多。所以对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说,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作为生活必须品就会出现上述的特性,对价格反映极不敏感,经济学上称之为缺乏弹性。对于粮食这种缺乏弹性的物品来说,生产技术的提高,使粮食的供给增加,当然会导致产量的增加,但是价格会下降的更厉害。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必然会减少了。经济学中有种现象叫做“谷贱伤农”,这就是“谷贱伤农”现象的真实写照,描述的是丰收的农户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但是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收入其实是增加了啊,虽然增加不大而已,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要用到恩格尔定律了。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所以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消费者会多拿少量的钱去购买食物,所以对粮食的需求会增加一点。需求增加会导致粮食的价格和数量都会上升,如果需求增加到一定程度,由此导致的价格上升就会抵消掉由于供给的增加导致的价格的下降。所以就会出现价格和数量都上涨的情况,但是由于消费者收入增加后只会多拿一点钱去增加对食品的购买,而将更多的钱用来购买高档品或奢侈品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不会增加得太多。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麦农的收入增加速度小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了。 生活经济学论文:居民低碳生活方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在众多影响低碳生活的因素中,收入是颇具争议的一个因素。本文以部分广州市城镇居民为样本,对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通过要素禀赋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 关键词:低碳生活 高碳生活 时间 收入 一、引言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的争论表明,气候变化已经超出一般的环境或气候领域,是涉及到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性议题。《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1)》指出,中国的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2020年以前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碳排放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实行节能减碳、建设低碳社会更迫切。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更加显著。陈淑娟将影响低碳生活现状的主要因素归纳总结为个人生活习惯、政策扶持和引导、宣传教育、个人学历、个人收入、个人消费观等14个方面。因此,研究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选择机理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部分广州市城镇居民为样本,主要研究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验数据,并且在经济学上对居民低碳生活选择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二、文献综述 在众多影响居民低碳生活的因素中,居民收入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收入是影响公众消费行为的有效变量,但收入是否影响居民的低碳生活方式,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一。刘莉娜等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生活消费也在不断上涨。人均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越大,其生活水平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凤振华研究得出: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方式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大,高收入水平的居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远高于低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二氧化碳排放结构越多样化。朱洪革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对低碳生活方式有一定影响。然而,王凤等指出,收入和低碳生活方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王琴和曲建升研究指出,收入和碳排放量的关系不固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收入与低碳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王建明的研究表明,低收入者更倾向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与践行循环消费行为。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且仅仅是通过单纯的实证方法验证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严谨的论证。 三、理论分析 为了能更好地解释居民收入与低碳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国际经济学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由于居民收入和时间两个要素的差异,居民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出现了差异。因此,收入不同、闲暇不同的居民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收入和闲暇的变化也会影响居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 (一)生活方式仅包含低碳生活方式和高碳生活方式两类,居民在进行各种生活方式的消费时需要投入各种资源;其中时间和金钱是可变要素,并且可以相互替代。 (二)低碳生活方式主要投入时间要素,高碳生活方式主要投入金钱要素,即IX/tX (三)居民工作时间t1随着收入I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少。 当收入I在某一范围内时,工作时间t1随收入I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I超过I0时,工作时间t1随收入I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居民闲暇t随着收入I的增加先减少后增。如图1。 图1 (四)假设所有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影响低碳生活方式的因素类似,比如都是环境友好型的人格等。 在下文中,低碳生活方式为X,高碳生活方式为Y,收入的变化量为I,闲暇变化量为t,投入到生活方式X的收入变化量为IX,投入到生活方式X的闲暇变化量为tX,投入到生活方式Y的收入变化量为IY,投入到生活方式Y的闲暇变化量为tY。依据居民收入与闲暇的变化关系,将居民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当居民收入I 二是当居民收入I I0时,I/t由无穷大逐渐减小为0。 由以上分析可知,居民碳排放量越高,节省的碳排放量越少。在一定收入阶层内,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此收入水平并不是I0),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将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其中节省的碳排放量=基准生活方式碳排放量—该生活方式碳排放量,同时,定义基准生活方式为同类生活方式中碳排放量最高的生活方式,即节省的。碳排放量为碳排放最高的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与该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的差值。于是本文在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 假设2: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此收入水平并不是I0),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四、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 样本与数据 本小组于2012年9月开始进行实地调查,于2012年11月完成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州市天河、白云、海珠、番禺等多个行政区。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对282份有效问卷执行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旅游或其他原因暂居广州的非常住居民,共18名,这些居民数据与本文研究对象不符故剔除。(2) 剔除问卷完成程度低于80%的样本,共11名,这类样本多欠缺研究价值,会导致结果出现误差,故将其剔除。经过上述步骤后,确定最终样本为253名,表1列示了样本的具体分布。 表1 样本分布 数据来源:广州市天河、白云、海珠、番禺等多个行政区253名居民的调查问卷。 可见,样本中男女比例适当,被调查对象覆盖各职业阶层,保证了全面反映不同居民的低碳生活状况。 (二)模型与变量 为了研究本文的假设,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sum=α+βinc 其中,Sum是被解释变量,为各生活方式每年节省的碳排放量总和;Inc是解释变量,为居民收入并将其从低到高量化为1-5五个数量等级。α,β为未知系数。根据假设1,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Sum和Inc在此区域内呈负相关;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Sum和Inc在此区域内呈正相关。分析的结果可解释广州居民低碳生活方式选择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模型中Sum由问卷中各种生活方式节省的碳排放量加总得到。其中,筷子的碳排放量依据使用每双一次性筷子产生二氧化碳0.02千克计算。2007年的《全民节能减排手册》中指出,每台空调在国家提倡的26℃基础上调高1℃,每年可节电22度,相应减排二氧化碳21千克,由此可以计算空调在不同使用温度下的年碳排放量。依据广州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参照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驾车出行100公里,可以节油约9升;坐公交车代替自驾车出行100公里,可省油5/6。按以上方式节能出行200公里,每人可以减少汽油消耗16.7升,相应减排二氧化碳36.8千克,计算居民出行方式的年碳排放量。 五、结论与不足 由于居民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差异,居民为了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会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和高碳生活方式的不同组合。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收入阶层内,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本文的结论为居民碳排放量的研究提供了居民微观个体层面的新证据,并且丰富了相关的理论文献,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 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由于样本中未包含较高收入的居民,但是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增加却发生在居民收入的末端。本文未能对假设2(当收入超过了某个区域,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将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进行检验。此外,居民碳排放量是很难准确刻画的指标,本文在此做了一定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十分准确。由于影响居民低碳生活方式还有其他因素,而本文只研究了收入因素,进一步研究也许可以发现其他因素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影响。 生活经济学论文:生活中的经济学 人生处处都是经济学。不管承认与否,生活本身就是经济学。那种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只要不涉及商品、价格和市场,那么人的行为和选择,就只与亲情、道德和文化相关,而不受任何经济规律约束”的陈旧理念,要随着加里·贝克尔和吉蒂·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的诞生而消亡。那些自认为从未踏入市场的人,其实一直就在市场之中。 对于书中所提到的税收、利益集团、股市、贸易和垄断等明显与经济相关的问题略去不提,单就人力资本和学校教育这两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非经济”问题,也被作者经济化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同社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就是以教育为主的投资。因为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知识广博者应该得到丰厚的报偿。然而许多国家现行的教育政策却是有利于富家子弟。因为他们比穷人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取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种不当的收入再分配方式。一方面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只是面临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高中辍学者应接受完整的职业训练,分流高知人群的数量和合理分布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从业人数。作者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大学生,而这些纳税人的大多数收入都赶不上典型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这种教育制度的缺陷长期存在,导致家长们在择校等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发放教育券来解决人力资本和学校教育的不公平现象。 家庭一直以来都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但是近几十年来家庭的稳定性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富裕国家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未婚生育现象快速增加;离婚率飙升;老年人在社会养老金制度下独立生活等。对于与家庭相关的各种经济问题都与社会制度有关,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其福利制度就越是完善,但是长期依靠社会福利会养成一种“依赖心理”,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政府救济。作者的建议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应该以孩子的幸福为根本。并且对现行制度(协议离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夫妻离婚,进而剥夺了儿童经常和父亲接触的权力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婚后女性参加工作导致孩子和母亲共处时间减少,由此带来的孩子教育问题的过大投入也应该适可而止。老年人的本质问题就是老年劳动力就业困难,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老年员工的价值,其结果造成老年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过度依赖,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负担。 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妇女的歧视由来已久,犯罪和上瘾问题已经成为由此带来的恶果。抢劫等恶性犯罪的迅速增多并不是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趋势,作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制定适当的政策,是可以遏制这种犯罪行为的。比如严惩犯罪者,提高破案率,还有更重要的是给劳动技能不强的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三管齐下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犯罪率问题。我们不能从道德的高度对赌博等行为征收更高的“道德”税。作者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对穷人的无耻盘剥。所以赌博合法化势在必行,作者继而对由此可能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和社会压力进行了探讨。其结果是,虽然这样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所有可行的解决犯罪和上瘾问题的方案里是最好的。这样的观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与政府集权相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监管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结论是:大多数政府机构反倒会被受管辖的企业“俘获”,从而转变成了牺牲公共利益的监管。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加里·贝克尔的很多观点和弗里德曼相似,都主张小政府,这是因为经济有时候比政治更有效。 生活经济学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意义 摘要:本文就行为经济学的定义及适用范畴进行分析,提出了“三个不等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现代经济生活;“三个不等于” 什么是行为经济学呢?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我想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够有力地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也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充实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商品现象扩大到了人类的行为。 一、行为经济学定义 1.从空间定义来看 行为经济学就是透过人们各种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的一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它研究的优秀领域也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等。 2.从时间定位来看 行为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具体地说,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与心理学有机结合,通过可控实验、调查等方式考察人们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各种经济活动时的行为模式,分析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理解并解释经济现象,以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科。 二、“三个不等于”于现代经济生活中解释 如何借助心理学分析方法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和解释了哪些传统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而且理解好这个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行为经济学。具体地说,就是“三个不等于”: 1.想的≠做的 我们去商场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了买哪样物品,但有的时候,遇到商品打折,结果是改变自己最初的想法,买了这些打折商品。实质上这种消费的行为并不是理性的,也就是本应是理性“经济人”变成了非理性“经济人”。就是说人并非完全理性自私,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的观点。 但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大几乎每一个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说行为经济把我们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十足的“经济人”,还原为活生生的容易犯错误的普通的、偏好不一的消费者。因此说,我们多了解一点行为经济学的常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在消费过程中的幸福指数。 2.钱≠钱 钱不等于钱,我们说这个等式成立吗?这个等式在行为经济学中它就成立。比如我们说500元≠500元?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发奖学金,那段时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学附近不少小饭店生意会十分兴隆,比如你得出500元奖学金了,一般的人都经不起同寝室其他人的惦记,最终免不了请他们大吃一顿。同样这500元钱换个环境,假设它是你历时一周辛辛苦苦做家教得来的报酬,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想必再象这样请客就很困难了。我们看同样的500元钱,因为前者它是一笔意外之财,所以你会很轻易地把这钱花出去,那么,这个时候500元还等于500元吗?可能其他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但行为经济学它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这就涉及到了行为经济学中心理账户的概念。为了记录、总结、分析或者报告我们财务上的收入和支出,进而弄清楚我们每一笔钱最终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建立起各种财务账户,象生产成本账户、现金日记账、费用账户等等。而心理账户也和它有同样的目的,只是有时候人们会下意识的把每笔钱都归入某些账户,而由此导致经济行为结果发生变化。这些抽象的、存在于人们心里的账户,就是心理账户。也就是说,我们的奖学金在一个账户,从心理上讲这个账户里我们得到的钱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这个账户的钱我们花的更加容易些;家教收入则在另一个账户中,这一账户中的钱我们主观上评价它们更加来之不易,机会成本比前一账户中的高,所以我们就不会轻易把它花出去。于是就有刚才我们提出的500元不等于500元之说了。也就是同样是500元钱,由于我们建立不同的心理账户,使得它们的预算、成本和支出便成了不同的概念。 那么,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心理账户,那么我们说如何来划分心理账户呢?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一般应当划分为三种形式:最小账户、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和综合账户。最小账户就是需要作出选择时,在两种选择中比较他们的不同点;与当前有关的账户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经济环境建立参照系和考虑经济行为的结果;综合性账户就是一般划分的账户,象每月固定支出、储蓄账户等等。 3.快乐≠幸福 近几年,我们经常讨论幸福指数话题。比如全国幸福指数的城市排名等等。那么我们说快乐为什么不等于幸福呢?比如这个月单位发给你5000元奖金,你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快乐。你一定是高高兴兴把钱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你不慎丢了2000元,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会明显下降一大截;第三天你爱人做美容又办个了年卡2000元,你的幸福指数又降了一大截;然后这个月又有一朋友结婚随礼200元;同事生小孩子200元;你开车不小心违章又罚款200元,一共4600元,尽管这个时候还剩400元,但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已经为0了,没有了。我们说不还剩400吗。 行为经济学认为,“同样是一百块钱,失去一百块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非常的高。而捡到一百块钱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相对比较少。”在行为经济学里,这叫做损失厌恶的一种倾向。人们对于获得和损失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你损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是获得100元所带来快乐的两倍还要多。所以说如何在获得与失去中获得快乐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就要提高控制自己的厌恶失落情绪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要调整好心态,其实即便出现损失也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严重,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快乐≠幸福。也就是在快乐的基础上,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指数就会越高。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说的非常好:知足常乐。 三、小结 总之,行为经济学它是一门什么学问呢?它是一门教我们更加理性的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快乐的选择的学问,是一门教我们管理好自己的心理账户,让消费的行为快乐和幸福起来的学问,是一门幸福的经济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从“粉丝”现象浅窥生活中的经济学 摘要: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各种文化在中国这个熔炉里交织酝酿,造就了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Fans 现象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本文从粉丝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行为对特定商品供求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现象。 关键词:粉丝 ;经济;商业价值 “粉丝”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调出现的新词汇,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它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生气蓬勃的青年还是年逾不惑的老人,或多或少,你总会有一个生活中的偶像,如果你崇拜他,你就成了他“粉丝”中的一员。 粉丝对偶像的狂热追逐,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强烈不解,人们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理性。人们会搬出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来解释球迷接连看一场一场的球赛是多么不理智,歌迷疯跑去歌星一场又一场演唱会是多么没脑子。多次重复一种东西难道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吗?这种行为迟早会使自己的边际效用为负的。但是粉丝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乐此不疲。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效用是一种主观偏好,你不能判定莉莉只吃四个冰激凌得到的满足会比小杰吃两个冰激凌喝两杯可乐小。球迷看一场一场球赛,每一场球赛都使他兴奋难眠,他觉得自己效用得到最大化满足了,而小女生们看一集一集的韩剧泰剧,哭的稀里哗啦,但她仍感到满足,不会觉得厌倦。其他人不能以自己的感受来判别一种物品对别人效用的大小。就像好的市场营销者会在做过充分的市场预测与调研后才会把产品推向市场,他们不敢以自己的念想来妄自评断消费者的喜好。其次,看球赛,每一场都有让人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听演唱会,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嘉宾,每一场都是歌星们的精心准备,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歌者的百变风格;被大众喜欢的娱乐明星会不断摸索自己的风格,不断转型,不断探索,如搞怪天王陈奕迅、百变天后蔡依林等等他们不断尝试新的造型、新的曲风,给粉丝带来不同的感受……所以各种“迷”不会边际效用递减,因为他们喜欢的对象正在想办法改变,满足粉丝们百变需求。 当然,也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当一个艺人不能再拿出吸引眼球的作品来,或者不能再有所创新,那么他的命运也就是悲惨的过气,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在他身上应验了。有无数的明星被无情的淘汰,而粉丝们的偶像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断改变的偶像才能存活。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事物的固有属性,或许人类想要进步下去就要不断改变,不断尝试。这也应是现在世界这么强调创新的本质所在吧,不应固执的守着祖宗的东西,要批判继承加以灵活改造,要善于发现。现在美国把我们的国宝熊猫变成一只会功夫的熊猫,让它披着中国功夫文化的外衣去给好莱坞赚钱,而我们却乐呵呵的去电影院睁着去看那只变异了的,“创新”了的美式panda。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从花木兰动画版第一次被好莱坞搞成电影,再到三国演义被日本收编,那些在我们看来没变的古老文化在国外商人的手里经过包装后有粉亮登场。我们文化源远流长不假,但这些“流长”的经典都是祖宗的赐予,我们能不能也留下点经典赐予后世呢?想到中国的动画市场,不禁感到悲哀,中法文化节,中法交流优秀的动画作品,中国拿出的还是当年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娃》等等,现在的动画作品几乎没有,让人感慨万分,而且差不都每次去国外交流哪出的作品都是这几部,且把政治宣传因素放在一边,不想他的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和谐与坚韧,这种优秀作品的奇缺不禁让人担心,中国文化的边际效应是不是在递减,中国迷的满足程度是不是在下降。 我们在分析粉丝的行为时,不能不考虑网络外部性。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的行为方式比较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感染。笔者以前不喜欢带手链,但因为看到周围好友都喜欢戴,而且她们带上手链也挺好看,自己也就慢慢想戴手链了,一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融入,大家都戴,你也就自然而然的戴了。我们知道当一个歌星或影星越有名,喜欢她们的人也就越多。想象一下,当你发现你周围的十有八九的人都喜欢一个人,那你就不自觉的也会觉得这个人很好了,你就不自觉的被同化为一个“粉丝”。威廉王子与凯特大婚,类似他们结婚戒指款式的钻戒卖疯,山寨版的威廉与凯特也层出不穷,并且当年结婚的英国新人也大增,对婚庆用品的需求也剧增。这都是明星效应带来的,这牵扯到网络外部性的原理。我们可以用攀比效应来分析,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赶潮流的欲望。在这一效应的影响下,个人对一种商品的需求的数量随他人对该商品的购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追星就是一种赶时髦的潮流,在这股看上去不太理性的潮流的推动下,许多人都不由自主的加入这股浪潮中去,这是人的本性的推动,笔者认为这无所谓对错。或许好多人会批判这会掩埋人的绚烂个性,但是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是人类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史保留下来的本能,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从众在很多时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是人类进化中的最优选择。其次,网络外部性也不是仅仅与流行及潮流相联系,他的出现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如果拥有一种商品的人数越多,那么该商品的内在价值对商品拥有者来说也就越大。就如手机的普及,就如电脑的普及,拥有手机与电脑的人数越多,他们的内在价值也就越大,对拥有者的好处也就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想拥有它。(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生活经济学论文: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经济学面面观 摘要:诸多经济学家在给经济学下定义的时候都把它和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初学者可以通过阅读经济学小品文甚至通过相关文章题目的浏览便会对此得到直观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写作经济学小品文的热情,亲身探索经济学对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从而真正产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在此经济学小品文按照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十二类。 关键词:经济学;生活事务;经济学小品文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并且著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及威廉·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也说到:“要学习经济学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是,在你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你都会碰到无情的经济学真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做大事或做小事的人都需要懂得一点儿的一门学问,只有那些准备上荒岛去开荒且不与外界社会往来的人,学习经济学才会成为多余的事。”可见,从各位经济学家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经济学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么,经济学对其研究对象——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研究具体如何体现呢?我在具体的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发现,在这门课程开始阶段,在提及经济学的概念的时候,学生们普遍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将经济学与对日常生活事务的解决联系在一起,认为这门课程极其高深莫测,遥不可及。因而我尝试选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或学者的经济学小品文后又从网络及其他渠道搜集了大量的经济学小品文(对初学经济学的人而言,单单题目的罗列足以达到目的)应用到课堂上来力证经济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要求学生每学期期末必须交一份自己写的经济学小品文作为期末考评的部分成绩。这一做法最终证明,一方面学生对经济学研究解决现实社会中日常事务有了直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对亲身体验经济学小品文的写作也跃跃欲试,努力把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的解决熔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教学目的。 我将收集到的诸多经济学小品文分类如下: 一、政治、民主类 如《倒萨经济学分析》、《美国单边主义的经济学分析》、《美伊困局经济学分析》、《美国海外兵团壮大的经济学分析》、《关于人权的经济学分析》、《民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德”》、《对好官滕子京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买官卖官》、《平新乔:和谐社会与经济学》、《“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财务公开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从经济学角度浅看腐败的成因、危害和对策》等。 二、法学类 如对犯罪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的《犯罪经济论》、《罪犯的选择——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死刑的成本》等;对形形色色犯罪行为进行分析的《对于盗版唱片的经济学分析》、《赌博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与小偷横行的关系》、《人口倒卖之经济学分析》、《扎胎经济学》、《盗版软件的经济学思考》、《惩罚偷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会计造假的经济学分析》、《黑社会的经济分析》、《街头性工作者存在的经济学分析》、《色情经济的经济学思考》、《性骚扰的新经济学分析》及采取相应对策的《反的经济学分析》、《杨国成扫黄经济学》等;与贪污腐败紧密相关的《司法透明的经济学分析》、《腐败和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贿赂犯罪经济学分析》、《跑官要官的经济学透视》、《黑哨之经济学分析》、《职务犯罪的经济学分析》、《贪官物品升值的经济学分析》等;与司法工作者有关的《警察局里的经济学》、《法官地位的经济学分析》等。 三、军事类 如《战争动因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与投降》、《军事行政管理的经济分析》、《军人晋升制度的经济分析》、《我军军事院校合并的经济学分析》、《美国军事战略的经济学分析》、《军事经济法的效益分析》等。 四、教育类 如对教育进行整体分析的《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对中国教育的经济学分析》、《教材的经济学分析》、《“出国留学热”的经济学分析》、《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知识有价”的经济学分析》、《对家教市场的经济学分析》、《私校较官校佳的经济学分析》、《教学失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对读书无用的经济学分析》等;与初高中教育相关的《义务教育实施“一费制”的经济学分析》、《高三复读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高考的经济学分析》等;与高等教育相关的《高等教育市场低效率的经济学分析》、《解决助学贷款供求两难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大学创业教育》、《“双向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对中国当前知识失业问题原因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月薪走低的经济学分析》、《高校贫困生解困的经济学分析》、《大学生家教“高价低质”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高校合并的经济学分析》、《读研收费的经济学分析》、《“旷课”的经济学分析》、《挂科的经济学分析》、《考试作弊的经济学分析》、《寝室的经济学》、《食堂里的经济学故事》、《大学校园洗澡刷卡现象的经济学思考》、《男女生打开水制度不同的经济学分析》、《女生逛街的经济学分析》等。 五、文化、民俗、宗教、伦理方面 如文化类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典故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经济含义》、《“团结就是力量”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原理解释“覆水难收”和“谷贱伤农”》、《“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屡败屡战”的经济学分析》及文学类的《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三国演义〉》、《用经济学的角度看〈白毛女〉》、《从经济学角度为黄世仁平反》等;人情往来类的《彩礼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经济学分析》、《农村邻里吃请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送礼的经济学分析》、《“面子”的经济学》等;节假日的《春节晚会的经济学分析》、《年夜饺子的经济学启示》、《10·1黄金周经济学分析》;宗教类如《宗教的经济学阐释》、《南无阿弥陀佛——膜拜行为的经济分析》、《宗教信仰市场的经济学分析》、《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等;伦理类如《经济学角度看记者道德》等。 六、心理类 如《关于生活幸福度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分析生活幸福》、《幸福的经济学分析》、《人生价值的经济学分析》、《离苦得乐的经济学分析》、《痛苦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角度看你的烦恼》《德怨直相报的经济学分析》、《以德报怨的经济学分析》、《感激:一种经济学分析》、《恻隐之心的经济学》、《从众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等。 七、历史类 如《吴越争霸的经济教训》、《信息经济学分析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关于马刺王朝的经济学分析》、《民族英雄的经济学分析》、《秦桧经济学VS岳飞经济学》、《鸦片战争起因的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经济学解读》等。 八、社会类 如婚恋家庭类的《恋爱市场的经济学分析》、《8分钟约会的经济学分析》、《关于网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异地恋的经济学分析》、《相亲的经济学原理》、《爱情经济学解释(入门)》、《爱情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爱情问题经济化》、《爱情的几个经验性命题的经济学解释》、《追求美女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红颜、蓝颜的经济学分析》、《爱情发生机制的经济学分析》、《贫穷和爱情的经济学分析》、《世界主要国家法定结婚年龄的经济学分析》、《一夫一妻制的经济学分析》、《婚姻制度的经济分析》、《婚姻的经济分析》、《婚姻的经济学趣谈》、《婚姻中的经济学》、《婚姻的经济学解释》、《婚恋的经济学分析》、《家庭的经济学分析》、《“婆媳关系”的经济学分析》、《结婚离婚里的经济学》、《论婚姻的收益问题》、《婚姻失灵的经济学分析》、《男人外遇的经济学分析》、《夫妻财产共有与分割的经济学分析》、《理想婚期经济学分析》、《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经济学分析》、《关注单身女子经济学分析》等;日常生活类如《勤劳的经济学分析》、《忙的经济学思考》、《乘车中的经济学问》、《投稿时的经济学选择》、《用经济学方法减肥》、《关于宠物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自杀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单位评优的经济学分析》、《会议的经济学分析》、《灵活就业的经济分析》、《公厕收费的经济学分析》、《休闲服务的经济学分析》等;社会现象类如《对歧视的经济学审视》、《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的经济学分析》、《医患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让太太回家从经济学角度看妇女阶段性就业》、《从经济学角度看超级女声》、《世博会经济学分析》、《郑州引博从政的经济学分析》、《郭梓林关于跳槽的经济学分析》、《人才外流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分析丐帮和少林》、《国民抵制日货的经济学分析》、《血库告急:一个经济学的沉闷解释》、《对买棋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剖析聊天室》、《对于征兵的经济学分析》、《黄健翔辞职的经济学解读》、《孝的经济学分析》、《“富儿不孝”的经济学解释》、《私力救济的经济学分析》、《募捐的经济学分析》等;行业类的如《职业竞技体育的经济学分析》、《国际体育比赛的经济分析》等。 九、商业类 如《消费者心理预期悲观的经济学分析》、《商品买卖中的经济学问》、《经济学角度看连锁销售》、《商标平行进口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财富的经济学分析》、《招商引资的经济学分析》、《减价拍卖的经济学分析》、《产品责任制度建立的经济学分析》、《日本分包制的经济学分析》、《保险商品价格形成的经济学分析》、《电子商务的经济分析》、《发电市场的经济学分析》、《西瓜摊中的经济学》、《马路小吃摊现象的实际观察和经济分析》、《超市走红中国的经济含义》、《看景点门票涨价的经济学以外》、《广告的经济学分析》、《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分析与实践研究》、《房屋价格的经济学分析》、《地价与房价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规律的经济学分析》、《铁路行业春运涨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春运车票涨价的经济学分析》、《垄断与价格》等。 十、灰色类 《恐怖活动的经济分析》、《“违建”的经济学分析》、《忽悠经济学理论的实战应用》、《医生走穴的经济分析》、《说谎的经济学分析》、《“春劫”的经济学分析》、《吃狗屎与中国抢劫经济学》、《乞丐发财的经济含义》、《对信用道德缺失的经济学分析》、《企业违约的经济学分析》、《“美人计”的经济学分析》、《现行出版体制弊端的经济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披露的经济学分析》、《地方保护的经济学分析》等。 十一、弱势群体类 《拖欠民工工资的经济学分析》、《保护民工权益的经济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分析》、《农民进城动力的经济学分析》、《农民工短缺的经济学分析》、《拆迁致贫的经济学分析》、《对某地区两地三轮车运营的经济学思考》、《矿难与经济学》、《煤饼复辟的经济学分析》、《欠薪的经济学分析》、《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经济学分析》、《城镇职工下岗的人口经济学分析》、《煤矿事故控制的经济学分析》、《目前中国农民收入的经济学分析》、《农民参加社保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以经济学说明一人上大学全家吃糠问题》、《农民增收的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取向研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经济学分析》等。 十二、公共事业及环境保护类 公共事业如《医院和医疗保险的经济学分析》、《老龄经济学分析:退休、消费、储蓄和宏观经济反应》、《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道路拥堵的经济学分析及解决建议》、《经济学观点浅析北京交通问题》、《关于春节期间公路长途客运超载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拆城”运动的经济学分析》、《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环境保护类如《中国发生持久性环境危机的经济学分析》、《沙尘暴的经济学分析》、《污染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水资源经济学的问题》、《不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学分析》、《旅游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专访》、《十三亿人口的能源经济学分析》等。 诸多经济学家及经济学者发表有很多经济学小品文著作,它们或集中成册或散见于众多刊物中,受到经济学爱好者及从业人员的欢迎,尤其深受初学者的喜爱:如梁小民的《寓言中的经济学》、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的《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的《魔鬼经济学》、韩国曹永管的《趣味经济学》等。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科学,其作为边缘学科,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生活中有许多与经济学相关的实例,每个生活实例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因此每个经济学概念都可以用我们的生活实例来列举。可以说,经济学的成分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此外,很多人喜欢调侃经济学,也从侧面论证了经济学的魅力。有一些经济学概念、原理完全可以拿趣味故事、经济学笑话解释,而且效果极佳。成语故事、寓言、童话也可以被用来论证经济学概念、定理。正如刘言甫所说:“生活中处处蕴藏着经济学智慧。”“经济学正生动地编织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破解。”“很多看似荒诞的行为其实能用经济学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体验经济学》一书就是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罗伯特·弗兰克教授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的“博物经济学作业”为蓝本,通过让学生写小短文、提出生活中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做出回答、经过几年的积累收集成册。可以说,学习采用经济学小品文及其他喜闻乐见的形式,排斥枯燥的经济学教条,拒绝刻板的经济学模型,抛开枯燥的数字与图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演算公式及晦涩的专业术语,从日常生活琐事、社会趣闻、社会热点等中发现经济学、学习经济学,进入到一座趣味而神奇的经济学殿堂中,自如把握经济的脉搏、接近经济学的真谛,在轻松幽默中感悟经济学的智慧,在愉悦思考中做一个幸福、理性的经济人,从而用经济学的金钥匙开启精彩的人生之旅。 可以看出,在教授经济学这门很多人看来很枯燥的学科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充分掌握与经济学相关的生活实例、趣味故事、成语、典故等形象的例子并合理穿插在理论讲述中,学生往往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致,注意力集中,还会自发地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教师的教学效果就会易于事半功倍。
一、新经济形势对大学生的影响 (一)新经济形势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经济增长带动高校迅速发展,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供给超过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对大学生的需求。在经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从而引导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但这对大学生自身知识结构,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就业机制发起了挑战,在这个迎接挑战的征程中,伴随着因产业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失业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大学生应该因时而变,这也就要求大学生紧跟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对就业的思想观念做出相应的转变。 (二)新经济形势对大学生学涯规划的影响 新的市场经济对大学生学涯规划产生影响,多数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很单调,无非就是为了毕业以后找到一份相对较好的工作岗位,换而言之,就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把学业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而不是将来把专业进行继续深造,搞科研,为国家做贡献。然而,这早已经偏离了学习初衷。新的经济形势下学生的价值观发生变化,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 二、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导 (一)高校积极配合思想教育工作实践,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全国的高校都是党领导下的高校,因此想让我们的高校得到良好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还要积极转变观念,以培育自己科学、进步、现代化的教育观念为着力点,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社会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生着重大变革的同时,使高校在社会中发挥的职能不断扩大影响、进而深刻地改变着高校的教育思想观念。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就不能把教育过程单纯的认知为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三样”,而是应该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倡议和指导学生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办事能力,和与集体共同生活的能力,进而给学生正确引导认识到世界与中国发展趋势,才能使学生客观认识当代中国,客观的看待外部世界的动态,最后达到激励学生主动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大业密切的关联起来。 (二)高校教育工作者自身建设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作用 当下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环境,大学生的身心都很容易受到外界种种诱惑和影响。如果想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工作,首要任务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应该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较强的业务能力,极为坚定的思想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强有力的抵制社会中各种不良或是低俗思想对自身的影响,才能为尚未形成正确“三观”的大学生树立一个很好的标杆,才能为大学生排解诸多思想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身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一定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去学习,进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深刻学习和理解党和国家有关高校教育方面的新政策,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又快又好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应该加强自身人文素质修养,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加入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开阔一个人的眼界,还能使人更加聪慧,让人有更高品质的审美取向,还对其“三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人文思想教育在应用型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具有很大的作用。 (三)依靠学生党员、团组织和入党积极分子做好提高大学生思想认识的工作 高校不仅是在为党与国家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更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培养人才。所以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中,我们必须要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坚持以学生为本位,有效地将所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尽可能地以学生本身进行,都是以引导学生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为工作目标,按照“廉”、“严”、“实”、“优”的工作要求,在深入班级、深入宿舍、深入活动场所,主动地去接触学生群体,使得在思想工作拥有主动权,更深程度的去了解学生,对于学生的一些身心问题可以及时发现,进而及时处理,这样不仅可以加强思想工作的时效性,还能真正的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做到“润物细无声。”与此同时,在工作中还应该依靠学生,主要是依靠学生党员、共青团组织和入党积极分子更加深入学生群体的去开展工作,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真实需要,和情绪波动,进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通过充分发挥他们在学生群体中的作用,依靠学生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和日常生活和学习的组织、管理工作。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有益身心健康的课外活动,还可以帮助学生开展自我教育,进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自身的创造力和领导能力,达到“授之以渔”的教育目的。就学生自身而言,也会自然而然的在思想上坚持政治正确,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加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知,使自己的精神追求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紧密联系。综上所述,可以说在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着变革,只有了解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学生们才能创新优秀价值观的理念,从而推动优秀价值观的理论创新。而让大学生能以更好地精神面貌正式步入社会,并学以致用的最终成为全社会的中坚力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周静波.应用型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模式改革问题探究[J]时代教育2016,(7) [2]王小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陈俊良.注重人文关怀培养人文精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再思考[C]2010 作者:何晶 单位:辽宁财贸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高速公路社会经济论文 1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1.1高速公路建设带来了道口经济 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加速物资生产的流通以及有效地促进其他运输方式的联运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价值。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道口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为道口经济提供了商业机会与专业人员及设备。道口经济的主要表现为依托高速公路、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等交叉路口的优越交通条件和地理条件。随着交通工具的日趋先进,道口地区便日渐成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快速聚集地,较为典型的就是专业市场和物流企业入驻道口地区,从而引发人们的投资热情,提供更多的商机。这就是“物流+道口”的道口经济。高速公路道口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为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道口经济发展区其实对城市整体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高速公路道口快速发展能够向全国各地引进高素质人才、资金投入以及先进的技术等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并且将其进行整合,促使城市的产业链得到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在严峻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经济需要进行产业转型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原先的城市地区规划制约着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空地的使用,道口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产业升级,从而为城市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影响道口附近地区经济的发展。道口经济作为区域经济新中心,加大了区域经济在社会经济的影响力。道口地区原本荒凉,但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道口地区在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商业机遇的作用下,从原来的荒凉的区域迅速成为了商业口岸,从小城镇发展成了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 1.2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现代物流的发展 一般来看,道口经济可以严格按照国际物流、区域物流、城市物流三个层次上的物流功能要求,有效地发挥好本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同时利用道口地区的特点,切实以物流园建设为载体,从而有效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附近的道口地区,比方说高速公路的出口以及海港的出入口,可以依据物流园区的明确分工和其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充分建设和第二产业发展成熟的城市,从而更好地进行配送和储存,提升城市中心区域的影响力。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减少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运营时间,有效地减少了沿线地区企业物流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营的效率,加强了经济的全面流通。高速公路的建设加速了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优化了运输通道资源利用;促进了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的形成;加快了推进多式联运,促进了交通一体化发展运输信息的资源共享。高速公路在增长运输半径、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促进了运输结果的优化,从而推动现代物流的发展。而现代物流的迅速使得其他企业的所需要的原材料与商业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到位,从而快速推动经济发展。 2高速公路建设缩小了城乡差距 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农业的稳定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减少了农业产品向城市流动的运输时间,保证了农用物资和农村医药物资能够准时进入农村,促进了农业信息的流通,促进城镇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地促进了城镇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农业产品商业化经营。同时,高速公路沿线集中了区域主要的产业布局,使高速公路成为区域经济主要的产业布局,高速公路的建设强化了城市与乡镇的联系,推动了城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使农村的农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出去,而城市的先进文化也可以进入农村,进而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业与矿产资源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为沿线城市的人才与技术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使高速公路的沿线地区整体科技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同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使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加正确,拓展人们的视野,激发人们的开拓精神,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3高速公路的建设增加了就业机会 在当前的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高速公路建设使公路沿岸的商业机遇增加,缩小了城镇差距,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原来原本荒凉、交通不便且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地区有一个可靠的就业机会,让原本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有了生活的保障。这些就业职位也使得该地区的青壮年有了能追求梦想的平台,从根本上减少了犯罪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4结语 高速公路建设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巨大,在其建设前后提供了劳动职位;投入使用后,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合理安排和优化资源利用,加快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契合度,间接地提高生产力,改善沿线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物质资源。高速公路的建设对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缩小了城镇差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运输所需要的费用得以减少,道路交通阻塞的情况得以减少,改善了人们出行的条件,加快了沿线经济发展,使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商机明显增多。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修建高速公路建设为首要,这将会为中西部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也可以将中西部的资源更快地运往东部,而东部的高新技术与人才来到中西部,这些技术与人才将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章志强 单位: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背景下高速公路经济论文 1高速公路经济网典型特征 1.1长期性高速公路网建设和现代化通信系统的结合 使得时空概念大幅度缩短,高速公路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高速公路经济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由点到片,由片到面的发展规律,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网。高速公路的存在导致生产要素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可选择余地,要素在几条高速公路形成经济带,逐渐交错发展,形成网络状空间结构。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缓慢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 1.2和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 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工业社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运输产品逐渐转向轻薄短小,工业农业都向着集约和高效的方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逐渐崛起,这种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产业和运输体系的互动方式,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1.3高速公路经济带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度整合 高速公路实现了“门对门”的运输,有效减少了换装环节,根据各国实践情况,高速公路在交通运输量中占有优势,尤其是在300km-600km中距离运输中。高速公路的这种特性使得内部资源的整合阻力更小,有益于形成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度。 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的影响 2.1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高速公路具有运送便利以及运输快捷的特点,因此,其在地区进行建设,可以有效的加快各地区经济的循环,使得该地区的相关经济产业和经济部门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改善之中,在改善的过程中,高速公路的交通运输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同时高速公路运输的成本也相应的下降,这样就使得区域内的货物运送量得到增加,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值不断的提升,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来说,高速公路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利用沿线的自然资源和地域资源,加大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从而使得高速公路沿线的产业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环境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的道路工程来说,高速公路能够有效的实现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其属于节能环保型的交通运输管道,高速公路处于全封闭的状态,路面较宽,能够容纳多部车辆的运行,使得交通状况比较理想,车辆可以顺利的进行通行,而且高速公路上具有明确的车速标识,这一系列的要求,有效的降低了车辆在百公里内部的耗油量,从而实现了能源和资源的有效节约。而且高速公路路面相对平稳,可以有效保障汽车的平稳运行,这样可以使得车辆发动机的尾气排放量相应的减少,从而减少环境的污染。另外,高速公路的建设能够充分的对土地资源进行利用,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有效的提升,从而保证了土地利用可以实现集约化,这样可以使得道路运输的压力得到有效的缓解,可以说,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对高速公路周围的环境具有明显的良好影响。 2.3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就我国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来说,我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开始不断的对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进行优化,从而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情况以及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方式得以转变,实现了各个运输方式的有效结合,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等级的提升,使得高速公路中各运输方式的优越性最大限度的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交通网络的布局更加的协调。而高速公路在建成之后,也能够有效的改善公路沿线区域的生活水平和企业生产水平,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同时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区域之间的联系性有效的加强,各区域能够全面的吸引外资的投入,区域间形成了有效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对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影响。 2.4高速公路经济网对开发的影响 开发影响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对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土地增值、自然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的破坏等。 2.5波及影响 高速公路经济网导致的交通条件的变化,对地区区位优势、竞争优势的增加和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会显著改善区域内交通条件,减少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提高了区域的可达性,经济优势提高,产生波及效应。 2.6高速公路对传递的影响 一些和高速公路经济网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交通形式改变影响下产生的新需求,而和高速公路经济网之间没有很强的直接联系,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服务业等呈现典型的传递效应。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出现和建设对于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能够有效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得区域之间的经济能够形成互通,从而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注意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逐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对区域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应该得到重视。 作者:张熙娜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铁岭管理处 社会经济论文:民商法变化下的社会经济论文 一、社会经济发展使得民商法一些内涵出现变化 就目前来说,安全和效益是民商法的基础价值,而过去民商法中,安全一直处于派生地位,如过去民商法对安全的定义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信用及交付方式等方面,而就目前来说信息安全对交易安全影响变得更小,并且过去交货方式也发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信息科技发展,使得民商法主体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个行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并通过网络工具和不同地域的任何人进行信息传递,进而完成民商活动。并且市场的高度开放性,使得人们获取的信息的方式更多,并且人们可更加方便的进行信息,这无疑使得民商主体自由度得到了全新的提高。对于民商法价值体系来说,自由仍然是其根基,但是平等、安全等内涵均因为信息时代的特殊性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其原则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 (一)中立平等原则变化当今的民商法的中立平等其是指民商法对交易中的各个主体中要求的相关条件、技术及交易平台等方面应该保持中立平等,不能存在维护或偏爱,而是当今经济高速发展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特点。就电子商务来说,平等中立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 (1)技术平等,其对各类加密方法及密钥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能出现一些歧视。 (2)媒介的平等,对于这一点来说,主要体现在无线、有限通讯及广播通讯等方面的一视同仁。 (3)具体实施平等,其不但应该对国内当事人保护,而且要对国内外消费者等均予以保护。 (二)安全原则变化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安全原则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其主要指所有民商事活动均要以安全作为前提和基础,并且对应的立法也必须体现安全这一基础。就电子商务来看,安全原则不但是其制定的一个本质原则,而且是其实施最重要目的。对于当前经济背景来看,民商事活动集中体现了快捷和高效特点,但是对于这种快捷和高效必须要以安全为基础,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虚拟性这对安全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并且这一安全内涵与过去的安全有了一些变化, (三)效益原则变化对于法律来说,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题,对于法律来说其为公正诞生,但是其又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必须要对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做充分理解,对于如今的经济高速发展大背景下,民商法的效益原则具体表现要求立法及相关活动均应该在经济效益提高,推进效益目标发展,实现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的民商法价值展现和效益提高。 三、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制度及范畴的一些发展变化 (一)民商法应用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对于民商法律体系来说,其构建时在一定是其内的完善,因此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民商事体系范围必然要求不断拓展。而这样的拓展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信息库专用。信息时代的民商事发展中信息作为所有民商事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信息的挖掘是所有民商事活动的重要方向,并且信息利用直接影响着民商事活动是否成功,所以必须要对信息库开发有贡献的人给予一定的民商事权利,以保护其劳动成果。但是当前在信息库专用这一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2)域名专用。对于域名来说,当前的民商法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是作为一个虚拟地址,可以通过它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络,并且还能够使其他计算机访问自己的信息。而随着网络进一步发展,各个行业对域名的应用不断加深,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符号,并几乎与过去企业商标及知识产权等有了一直的作用,因此,当今的域名已经成为了一个集使用功能和商业价值的商业竞争筹码,因此民商法应该要对该方面加强重视,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整合。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得到了拓展互联网一个本质特性就是开放性,这使得信息发放及收集更加丰富,并且其开放的特性为信息交流创建了一个足够广泛的空间,由于信息有着较好经济利益、财产利益及一些隐私方面的人格性利益,因此此时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较为现实的主体。因此民商法应该加强对其的重视。另外,无可置疑,信息的更加广泛交流,必然增加更多的信息交流对象,并且这些信息交流对象和过去民商法调整的对象有着一些区别,因此民商法的发展必须要充分重视这些新增对象的权利及责任强调。 (三)民商法不断发展可能实现一定的全球统一过去各个国家及单个经济市场相对较为独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使得各个国家民商活动有机联系,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及网络融合等趋势,这使得全球网络民商事活动的普遍性及共同性不断被挖掘,并不断得到总结,必然会使得全球范围内价值观、法律观念及一些标准不断趋于统一,最终导致民商法趋于统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习惯、风俗等的不同,虽然民商法的发展有趋于统一的趋向,但是各国的民商法绝不是任意而为的结果,因此在这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方式方法,以实现一定的大同小 总而言之,经济的高速腾飞及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商法,其地位日益突出,并且基于发展需求我国立法部门进行很多民商法立法完善工作,但是应对时代的不断变化,民商法具体应该从哪方面重构完善,依然要求相关学者加强研究,以真正解决一些民商法相关问题。 作者:于婷婷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社会经济论文:交通运输社会经济论文 1交通运输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 交通运输业,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工具对运输对象改变位移的产业。交通运输普遍存在人类各种经济活动中,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联系的环境,是经济空间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如交通运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产业区域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有了可靠并且廉价的运输保证,促进了经济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为运输成本较大的工业的集聚地,如港口,铁路附近等。人口、劳动力都向经济带集聚,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交通运输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不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我国交通运输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亿元直线增加到2013年27282.93亿元;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就业人数从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 2.1运输弹性系数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量增大,运输量也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成正比。因此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运输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程度。设运输量(客/货运周转量)年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则运输弹性系数表示为:E=(注:这里E取其绝对值),以我国1979-2013年运输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数据计算运输弹性系数(取小数点后三位)。数据来源:统计网(1)1980年前E>1,说明我国1980年之前交通运输发展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运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敏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点变动都能引起交通运输较大变动。(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稳定在0<E<1范围,说明1980年到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所引起的运输量变动较小即交通运输发展速度慢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这时期受社会经济影响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期有减小趋势,但2009年客货运弹性系数相对前后几年来说较高,特别是货运弹性系数>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运输业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较高敏感性。随着经济危机缓和,运输发展开始趋于平稳,最终恢复到稳定水平。2013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表明我国运输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制定科学产业发展政策。 2.2运输强度运输强度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客、货运周转量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采集1978年-201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客货运周转量相关数据计算客货运强度,结果如下:客运强度为0.4782、0.5019、0.3007、0.1217、0.1023、0.0951、0.0810、0.0730、0.0661和0.0487;货运强度为2.7236、2.5584、1.4001、0.3990、0.4371、0.3807、0.3589、0.3400和0.2970。(1)1978-1980年运输强度明显较大,说明这一时期运输发展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作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客货运周转量较大,运输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经济发展速,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果。(2)1980-2001年运输强度呈下降趋势,说明运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随着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运输技术不断更新,运价不断降低,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不断降低。(3)从2001年到现在,运输强度呈现慢慢下滑趋势最终处于基本平稳态势,货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5以下,客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1左右。说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发展都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状态,只是运输发展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宋薇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白马藏族社会经济论文 有研究者将白马藏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确切说是民国之前)的白马藏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牧经济时代;此后到80年代初期的集体经济时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但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90年代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商业、旅游业的兴起,白马藏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农牧经济虽然仍在延续,但商业、旅游业得到较大发展[5]。而百褶衣形式的演变,也基本应和着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这三个发展阶段。解放前,白马藏族社会基本维系着具有原始氏族公社特征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魏略•西戎传》记载的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琢、牛、马、驴、骡”以及清代《龙安府志》记载“氐人刀耕火种,畜养牛羊,衣麻布、羊毛毡、衫”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解放前白马藏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这一阶段,白马藏族的经济以农耕为主,兼事牧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原始经济模式。除极少数富裕人家外,绝大多数白马藏人民族服饰的面料基本为土产麻布和羊毛布,也即所谓的“褐”。现代白马藏族妇女平时也穿右开襟棉布长衫,但从白马藏族村寨中保留的传统服饰遗物的类型、数量来考察,长衫可能出现较晚,应与临近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有关,笔者考察中,在传统服饰遗物中并未发现一件妇女的右开襟长衫,可见百褶衣就是此阶段白马藏族妇女最主要的服饰类型。笔者在系列论文以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中,将此阶段的百褶衣暂且称为第一阶段百褶衣。第一阶段百褶衣是现存白马藏族服饰的最古老形态(图2),在各个白马村寨都有不同程度的遗存,出产年代一般在清代晚期到解放初期之间,这时期的百褶衣一般用羊毛布(褐子)或麻布制作,袖口宽大(宽约30厘米),显得厚重保暖。 以羊毛布制作的百褶衣较为精致,不仅布料要进行精细的染色加工,而且装饰手法也较为细腻。主体部分色彩以青蓝色系和红褐色系的搭配为主体色,两种色系的不同色块之间形成平面构成的形式感,整体而富有变化。装饰图案的工艺也很有特色,是白马藏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贴绣工艺,即用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布条拼出图案,白色布条不仅形成了单纯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图案,也巧妙地调和了两种基本色块的关系。这种百褶衣的装饰图案主要以“米”字形、“车轮”形和圆形团花图案为主,前一种主要位于衣领、袖子或背部,后两种则位于后背左右的肩胛部位。据白马藏人讲,“米”字形图案象征太阳,是描绘太阳的光芒四射,“车轮”形不仅描绘了太阳的光芒,而且描绘了太阳的形体。圆形团花图案则代表月亮,是用美丽的团花图案象征月亮的柔美。“米”字纹中又穿插小圆点,据白马藏人说是代表星星。图案的制作工艺古朴,用单纯的语言描绘天体图像符号,如史前岩画一样,虽然造型稚朴,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精神意味,日月星辰星罗棋布,一件百褶衣仿佛就是一幅灿烂生动的天象图。裙褶的装饰也简洁而富有特色,用两种基本色彩的布条穿插拼成,裙褶处又贴白布线条,不仅调和了色块,也突出了裙褶的结构,加强了韵律感、节奏感和立体感。为了保持裙褶的结构和立体感,这种传统型百褶衣在存放时也要将裙褶仔细折叠,并用针线缝合、绑扎固定,以免变形而失去美感。此阶段百褶衣的裙褶数量也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为24折,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了一年的24节气。除此以外,在肩部左右还贴其它颜色的布条,一般左右各六条,共12条,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以麻布制作的百褶衣工艺相对简易,一般不进行染色处理,突出灰白的麻布本色,装饰图案简洁,虽然装饰部位与羊毛布百褶衣基本相同,但图案形式十分简单,较常见的是背部装饰四个用交叉线连接起来的三角形,白马藏人认为这种三角形也代表星星。多数麻布百褶衣则素面无装饰,由此可知麻布百褶衣应为白马妇女日常劳动服饰。第一阶段百褶衣不仅制作材料具有原生态特征,而且装饰工艺古朴简洁,图案纯真自然而富有文化深意。羊毛布和麻布分别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物,也间接反映出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白马藏人崇拜自然神,以天、地、日、月、山、水、树木、火等为崇拜对象,体现了原始崇拜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复合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白马藏人认为他们耕作、畜牧、狩猎以及其它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自然神灵的护佑。他们将天体图像装饰在百褶衣上,传达出鲜明的农牧文化含义,因为日月天象、时令节气对白马藏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牧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阶段百褶衣朴素自然的材质,古朴简洁的工艺,天真烂漫的装饰,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经济时代的图像形式和文化符号。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巨变,白马藏族也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以农牧经济为主,并保持传统模式,但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马村寨也进入了合作社、农业社,村寨变为生产队,共同从事农牧业生产,个体的经商、狩猎活动受到限制,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使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和废除。民族服饰方面,随着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种麻、纺线、织布、绣花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已不适应时展的趋势,因此穿羊毛布、麻布衣服的白马藏人逐渐减少,许多人改穿汉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白马藏人也开始用现代棉布料制作民族服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阶段用棉布制作的百褶衣为第二阶段百褶衣(图3),在基本结构方面虽然仍保留了传统样式,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料方面逐渐用棉布代替了羊毛布和麻布;色彩方面,服装主体色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袖口变窄(约20厘米),腰围变细,裙褶打破了传统百褶衣24折的严格形式,显得随意自由,立体感已不突出;图案变化最大,此阶段百褶衣已没有了传统绣花图案,多数百褶衣减少甚至去掉了太阳花、月亮花,多以红、黄、蓝、绿等各种色彩艳丽的棉布小块进行拼贴而成,基本延续了传统百褶衣图案的装饰部位和结构特征,但拼贴图案的内容趋于简化,突出了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具有现代平面构成的特色。 同时也巧妙运用花棉布本身的花型和肌理,代替了人工刺绣,尤其百褶衣后面的裙褶,以正方形套三角形为基本格式,进行各种色彩布块的拼贴组合,形成一种自然朴素、轻快活泼的装饰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阶段的百褶衣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过去的麻布、羊毛布百褶衣进行翻新处理,即在原来的麻布、羊毛布底子上,用各色现代新棉布块重新拼贴图案,为传统百褶衣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并体现出过渡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和浪潮中,白马藏人也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从事精雕细琢的传统女红活动,所以使百褶衣的制作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彩色棉布块拼贴的图案,既是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讲求节约,对边角料进行巧妙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节省时间,以提高服装制作速度,从而更有利于集体生产和建设事业。第二阶段百褶衣的造型结构和装饰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图案虽然简化了,但依然保持了纯手工制作的工艺特征,所以仍然体现出朴素自然、轻松活泼的审美特色。这也正体现了这一阶段白马村寨的生产关系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依然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融合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白马村寨的推行,白马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化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受白马村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延续了传统农耕经济特征,但随着国家政策、交通、通讯、白马藏人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白马藏族农、牧、猎结合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类型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马藏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政策层面,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白马藏人过去的牧猎经济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他们过去进山放牧、打猎所穿戴的番鞋、配饰的牛皮火药袋以及猎枪等服饰及生活用品,都已成为历史文物,牧猎文化符号已淡出了白马文化范围。尤其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商业、旅游业、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马村寨与外界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广泛,白马藏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年轻一代的白马藏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汉文化。除了传统农耕经济以外,商业、旅游业在白马村寨得到较大发展,外出务工、求学的白马藏人和来白马村寨考察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将更多的现代文化传播到白马村寨。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促进白马村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扶持,白马藏人又重新开始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特意的臆造和包装行为),过去相对自闭的民族文化逐渐变得开放。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图4),在白马藏族社会多元经济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在面料方面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百褶衣的范围,开始利用现代丝绸、麻纱、毛料、呢子等面料进行制作,材质由原来的粗犷、朴素、单纯变得细致、华丽、丰富,款式方面也变得自由多变。 一种新型的百褶衣在白马村寨普遍流行(图4,左),这种百褶衣有意识地注重形式感与时代感,衣领由传统的圆领变为翻折领,袖口更加窄小,下摆加长且不再套衣襟而成为整体,多数百褶衣的裙褶则舍弃了传统的24折形式,采用更为细密的现代“百褶裙”形式,现代面料裙褶的垂感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腰部变得更窄,有利于突出女性的形体节奏。色彩搭配更为自由,上衣底色以红色、蓝色、紫色较为常见,裙褶多为黑色,装饰图案的色彩则更为华丽多变。图案的装饰部位依然延续了传统形式,但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规范,衣领、背部图案不仅有传统的“米”字格式,也出现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拼贴或刺绣图案,形式更加活泼。为了传承和突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阶段还流行另一种以传统样式制作的百褶衣(图4,右),主体面料多为红色毛料或呢子,后摆为传统样式裙褶,前摆仍为衣襟,并基本按传统样式搭配了绣花图案,但装饰图案的线材是购买的成品,腰间系用各色棉线编织的有抽象图案的新式花腰带,体现出华丽、喜庆、活泼的现代特色。现代商业文化对百褶衣的制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那种纯手工的制作程序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率,百褶衣制作已由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白马妇女的个体行为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采用现代化的缝纫机等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装饰材料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传统绣花图案由村寨中的中老年妇女以构件的形式专门绣制,成批转卖给个体户,一部分花边图案则从成都、绵阳等大城市购买,初步具备了流水线型的生产模式,加快了制作速度,也使百褶衣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气息。 按照经济文化理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特点,其中就包括服饰,反过来讲,服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经济从业和生活方式。白马藏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既有其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与其独特的居住环境所决定的经济类型及特征有内在联系,他们在长期的民族压迫和辗转迁徙中,最终在川甘交接的山区居住,这一地区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气候湿润,既具备了较为优越的农耕基础,也有较为良好的牧猎经济条件,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塑造了他们的服饰文化。而白马藏族的服饰文化也正反映了他们农、牧、猎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类型特征,既有以皮革、羽毛为基本材料的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又有以桑麻为主体材料的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特征。传统百褶衣在面料方面以游牧民族的羊毛布和农耕民族的麻布、土棉布为主,在结构方面融合了南方农耕民族裙子和北方游牧民族长袍的特点,在装饰方面将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并且随着白马村寨经济文化的发展,其造型、色彩、结构、装饰又在传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彰显着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色彩。透过白马藏族百褶衣的形式演变,我们也能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白马藏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者:余永红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社会经济论文:丝绸之路支持能力社会经济论文 1研究方法 1.1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耦合度反映区域各子系统或要素协调程度,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演进趋势[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积极和迫切;而由于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超速发展。生态经济协调论指出,一定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区域生态支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作用、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模型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更具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10]。因此,选用熵值法确定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各指标权重。 1.2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根据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区域特色,参考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11],确定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表1)。评判标准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参考。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为代价。高水平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更可以对自然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因此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的划分中,既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和发展水平,以生态支持能力综合指数(F)、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G)和耦合发展度(D)为基础,提出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表2) 2结果分析 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整体呈波动减弱趋势(图1),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13a,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值为0.494,2000年生态指数最大,为0.655,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仅为0.290,极差0.365,进一步表明处于干旱区的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4年生态支持能力缓慢减弱,主要原因为研究区降水量下降和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第2阶段:2005—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快速减弱,生态支持指数平均每年减小0.07,远高于近13a的平均减少速率,且R2=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出现极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该年研究区的废气排放量剧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气候的变暖趋势,影响区域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扩大该段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3阶段:2009—2012年先增强后缓慢减弱。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图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7年社会经济相对低速发展,研究区该时间段人均GDP、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3240元、66亿元和72亿元上升到9077元、304亿元和193亿元;第二阶段:2008—2012年社会经济相对快速发展,年增长速率(0.05)较上阶段的0.01增加了4倍。该时段人均GDP则突破了万元大关,增长至31199元,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也达到了1105万亿元。 2.2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 2.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演变由图2可以看出,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尽管该区域的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不断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仅达到低水平协调发展标准。按表2的评判标准,研究区2000—2012年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阶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属于经济损益型,即经济发展滞后,勉强保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阶段,g(y)/f(x)小于0.8,属于经济滞后型;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同步低水平协调发展型,其他年份仍属于经济滞后型。 2.2.2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空间分布对f(x),g(y)和D,g(y)/f(x)值进行分析,可将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耦合发展类型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图3)。其中,甘肃省兰州、武威和定西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耦合度D分别为0.56,0.56和0.58。这些地区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相对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调和,系统落后,如果长此发展,该地区经济和生态必将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甘肃省酒泉和平凉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虽然整体发展缓慢,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磨合的调整阶段,短时间内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甘肃省张掖和陕西省的咸阳、西安地区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态压力不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而天水市和宝鸡市则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低。经济发展滞后,基本保持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小,社会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且耦合协调类型多数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给该段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区,尤其是承担复兴西部经济发展,解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从丝绸之路东段现实情况出发,当前最紧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调整优化经济区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态功能区确立发展方向、重点;坚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民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丝绸之路东段的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标准来进行刚性划分耦合基本模式评判标准的方法,势必会带来一定误差[12]。另一方面,由于个别数据为插值以及数据标准化的原因,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13],因而在反映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结论 (1)2000—2012年近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以0.02/a的速率减小,多年平均值0.494,极差0.365,表明该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则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4。(2)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呈不断提高趋势,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经济损益型阶段;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阶段;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其他年份仍属经济滞后型。(3)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经济耦合发展总体水平较低,10个地市生态经济耦合发展模式可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4)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耦合协调类型多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因此,该段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优化调整,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梦初延军平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方向玫瑰图社会经济论文 1轨迹语义方向玫瑰图 1.1可视化效果图1中分别给出了利用三种不同的分析工具对相同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分析的结果。其中图1(a)为原始轨迹的显示结果;图1(b)为传统方向玫瑰图方法的可视化结果;图1(c)为本文中的语义方向玫瑰图。语义方向玫瑰图将社会经济重心轨迹各自对应的经济属性作为语义信息与全局轨迹方向玫瑰图的方法相结合,以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每个词的位置代表了该经济属性对应的重心轨迹在该方向区间内移动的距离大小即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同时,词汇的字体大小与该经济重心移动的显著性也成正比。因此,在图中词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代表该经济属性所代表的经济重心轨迹在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对比图1中三种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可知:1)语义方向玫瑰图可从语义的角度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直接以语义信息代表经济重心在图上表达。因此,语义方向玫瑰图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易理解的分析方法。2)语义方向玫瑰图从整体角度上看可反映经济重心轨迹的全局移动特性。同时,图中单个词汇又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单条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从而能更直接更全面的传递出经济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的信息。 1.2形式化定义语义方向玫瑰图是基于带有语义信息的重心轨迹Pj进行统计分析的,语义重心轨迹以式(1)的形式表达。式中n是轨迹上的采样点数,(xi,yi,ti,wj)表示的是在ti时刻移动物体状态;xi,yi为重心轨迹的空间位置信息;wj为语义信息,即轨迹所代表重心的经济属性名,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量”等。 2生成方法 根据带有语义信息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数据,按照上式(3)即可计算出八个方向区间内每个语义词汇的词频,得到每个词在图中显示的极坐标位置。一般情况下,由于轨迹数量较多,为了保证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根据轨迹语义词汇的重要性即其所代表轨迹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大小进行排序和筛选,仅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语义词汇进行分析和表达。此外,由于词汇之间难免会出现许多重叠部分,影响可视化效果。因此,最后还可图中的词汇位置进行微调,以减少词与词的重叠碰撞。由此可知,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统计各个方向区间的词频;根据显著性对词汇排序和筛选;文字位置微调。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述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表1为实现语义方向玫瑰图的伪代码。 2.1统计各个方向区间词频先将[0°,360°]划分成8个等间隔的方向区间。根据式(5)确定轨迹Pj上的矢量kkkj,x,y,w所处的方向区间km。中[]代表取整数。2.2计算tf-idf并排序过滤在信息检索领域中,有研究人员提出了tf-idf的概念来衡量某一个词在整篇文档中的重要性[15]。在本文中,同样可以用tf-idf来词汇在语义方向图中的重要性。其中tf反映词代表轨迹移动模式在全局中的显著性,而idf则反映的是该词是否常见。由于各个方向的重要性实际上相同的,因此只考虑词频的距离值。其中,N和num分别代表所有方向区间的个数与所计算词出现的方向区间的个数。在取对数之后,idf的值能更好的表达一个词出现的区间越少,则这个词越重要的特点。此外,在idf的基础上加1是为了处理idf等于0的情况。从上式(6)中可看出,tf-idf值越大,表示这个词越有意义越重要,其代表的轨迹移动模式显著性越强。计算出各区间内各个词的tf-idf后,即可根据tf-idf值的大小在每个方向区间中选择出tf-idf最大的若干个词汇进行显示。此外,若数据在纵轴上出现小指聚集或有异常值的情况下,可以对纵向的R轴进行了一个如下式(7)的指数变换,以保证语义方向图的效果更好。式中R和R’分别为变换前后的纵轴距离值。下图2(a)即经过指数变换之后的可视化结果。 2.3文字位置微调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以及可视化显示效果,很多研究词云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词汇重叠。例如,FernandaB.Viégas使用了一种随机贪婪算法,即每次给与其他词重叠的词移动一个新位置,直至不再重叠,实现逐步逼近最优解的过程[16]。本文即通过这种类似的贪婪算法解决词与词之间相互重叠的问题。以下为实现文字位置微调的贪婪算法的基本流程:(1)碰撞检测首先依次对一个词与其他所有词进行碰撞检测。若检测得该词与另一个词有重叠时,则进行下一步;若与其他所有词都无重叠,则对下一个词进行判断。检测碰撞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两个词的外接矩形是否相交。(2)位置随机微调若某两个词有碰撞,则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并对这个词的位置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随机的调整,包括角度和距离两个方面。其中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一,在进行调整时,其距离和角度的移动步长应该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随机值,不能太大。此外,对于字体较大即较移动模式较显著的词,其移动幅度应较小,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分布;第二,在微调的过程中,不能移出词汇所在区间范围。(3)循环至无碰撞或终止在完成对一个词的移动后,返回第一步检测碰撞,直至所有的词都不发生重叠的现象。在实际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最优解,即所有词都不重叠,特别是当显示的词数量较多时。因此,此处可以限制一个合理的循环次数。当循环了足够多的次数或者所有词都不重叠时,终止循环。 3应用研究 3.1数据来源与实验工具本文以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客运量、医疗机构数、就业人口等40项经济指标的重心轨迹数据为例,利用语义方向玫瑰图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得到的语义方向玫瑰图,发现隐含于经济重心轨迹数据中的显著移动模式,反映出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研究区域内部各项经济指标重心的整体移动特征以及模式显著的单项经济指标重心移动特征。该实例应用数据来自统计局经济年鉴。本文中实现的分析工具和探索性分析方法都是由Python编程语言实现。其中主要用到python中专门用于绘图的matplotlib库。 3.2实验结果如图2(a)与2(b)为该实例应用进行文字位置微调前后的语义方向玫瑰图。结果表明:1)从整体模式上看,移动角度在[0°,90°]以及[180°,270°]之间的轨迹多,频率高,由此计算所得这两个区间内语义词汇的词频矢量中的r值较大,所以区间内词汇字体较大,颜色较深,即轨迹移动模式较显著。图上大部分语义词汇集中于东北与西南两方向上,即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主要在东北、西南方向上移动。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颁布初期我国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向西南和东部聚集,但之后该趋势明显减弱,开始向东北方向扩散有关[17]。2)从单项经济指标移动模式来看,轨迹在某一方向区间移动的距离越长,即词频矢量中的r值越大,在图中就表现为词汇所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颜色也越深,说明其往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由此可见,图中反映的重心轨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的经济属性为客运量、卫生机构数、集体企业以及油料产量。在1985年至2004年间全国客运量重心显著往北方移动,这是由于北京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交通便利,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紧密,流动人口多,且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天津的旅游业发展迅速[18];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江浙及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19],引起集体企业重心向东聚集;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提升后,人口也随之增多,必然导致东部地区卫生机构数的增加;而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油料产量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与该时间段内西部大开发政策带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的情况一致,且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仍然较低,因此农业在其经济产业中占主导地位[20]。 4结束语 本文详细描述了语义方向玫瑰图的生成过程与方法,并以实例数据为例,通过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工具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移动模式进行挖掘。结果表明语义方向玫瑰图结合了轨迹语义信息与方向玫瑰图,从语义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一种更全面直观的可视化形式,有效的同时反映出显著的单条或多条相关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的移动模式以及各经济重心移动的整体分布格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三点:1)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添加时间维度,反映出重心移动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的历史变化过程,以表达出经济重心轨迹移动的时空模式特征。2)增强用户交互,实现图中的语义词汇与实际地理空间内的原始轨迹的对应和链接。3)合理控制词汇位置微调的程度。在满足研究对词汇位置精度需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词与词之间的重叠碰撞,优化可视化效果。 作者:刘汝倩佘冰朱欣焰呙维单位: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服装设计社会经济论文 一、服装设计的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自有人类文献记载开始,我国祖先就已经有了对服装的认识,在原始社会中,祖先就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服饰的功能性,而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将服饰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古代历朝历代的服装的演变,除了风格的变化、功能的完善,服装的身份表达意味仍然是主导。 社会经济兴盛,则服饰奢华;社会经济衰败,则布衣草履。如《洛神赋》中: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仅看赋中辞藻的奢华,就能想到当时高层社会风气的奢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点在服装上就有很明显的变化,不论是在款式,面料还是色彩方面,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了时尚的推崇者。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急速发展。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诉求,不满足于大众化的服装款式,追求个性化,品牌化,生态化。这就推动着服装行业的设计师们在各种服装材料,色彩,服装工艺,款式设计等方面做到更符合人们需求的创新,并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运用到服装产品中。 目前,服装业已进入了一个以材质取胜的时代,服装的流行变化将以服装材料的创新而发展变化,它是提高服装档次的重要途径,也是追求服装高附加值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服装的消费水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更加崇尚与追求舒适、健康、安全以及自我体现,在这种形势下,服装材料已突破了保暖、遮羞、装饰的原始功能,进而指向了功能化与智能化,追求触觉风格、视觉风格与功能化设计。它们的出现,既可增加纺织服装企业的效益,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二、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服装设计创新的不足 我国服装历史悠远流长,古时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服饰都有着鲜明的国家色彩及风格。但是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设计却没有了更加鲜明的国家色彩。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中国服装被西方同化愈发严重。国内鲜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品牌及服装设计师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传统观念抑制了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淡漠服装品牌意识造成与市场的脱节,落后的科技水平导致了设计潜力的局限等问题。我国的服装设计师在对服装及面辅料产品进行设计时,很少有人去真正地体味生活、熟识历史,而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寻求虚无缥缈的设计灵感。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进行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和调查,设计构思来源只能是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揣摩。现在国内的服装品牌也很多,虽然有一些设计师能把握市场的脉搏,设计出既能体现自己的理念,同时又能符合广大消费者意识需求的产品,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产品缺乏认真思考、缺乏仔细的调查、缺乏自己的个性,更多的是对国内外优秀设计作品的借鉴甚至是照搬照抄,并不具备和国外其他优秀服装设计产品竞争的实力。 我国服装行业的现状仅仅是在满足普通消费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批量的、大众化的产品行业特点。如今我国虽已有不少自主服装品牌。但我国服装产品仍然缺乏品牌文化、缺少设计内涵,设计能力和设计水平整体较低。境外知名品牌服饰专卖店在国内各个城市不断出现,并通过技术合作、管理支持等手段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营,逐步将中国服饰市场的份额进行刮分。人们的消费观念日渐成熟,对国外品牌的推崇已经达到空前的壮大,国内部分自主品牌生存现状堪忧。 三、总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历经了原始设计、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达现在的信息化社会,社会经济持续良好的态势继续发展着。新技术、新能源、新观念等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自身意识形态的进步。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生活产品的创新设计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人们对新事物新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服装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在其功能性,审美性等方面时时刻刻等待着人们更高的要求及期待。作为这个时代的服装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将我国服装设计行业推向更高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我们最平凡的设计工作中,将更新的更符合现代时念的设计带到实践中,不断创新设计,创新材料,创新理念让国内服装设计行业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张彬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青少年身高发展社会经济论文 1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1.5以及Excel2003软件分析数据。身高的描述采用均数与标准差;组间身高的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经济指标与身高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表示相关的密切程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山西省经济变化趋势山西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99亿元到2009年的7358.31亿元,增长幅度为8362.7%;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均持续增长。见表1。 2.2身高及其变化趋势 2.2.1身高水平的变化山西省城乡青少年2010年与1979年身高的差值(增幅)分别为城男(2.9~9.4)cm、乡男(5.2~14.6)cm、城女(1.6~10)cm、乡女(1.7~10.1)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总增幅分别为6.73,8.99,5.32,6.74cm,每10a平均增幅分别达到2.24,3.00,1.77和2.25cm,乡男>乡女>城男>城女。见表2。 2.2.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变化城男、乡男、城女、乡女MIA均表现为1979年>1995年>2010年,逐渐提前。见表3。 2.2.3身高性别差变化山西省城乡男女学生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波动,1985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1~13)cm之间。2.3身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3.1身高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7~18岁城乡男女身高与经济指标均呈正相关,绝大多数年龄组身高受到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影响,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717~1.00之间。 2.3.3成年身高性别差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相关系数在0.702~0.787之间;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66~0.284之间,影响程度低于乡村学生。 3讨论 1979—2010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客观地反映了山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收入和消费等经济指标的变化对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的影响;7~17岁身高增幅分别为男生8.04cm、女生6.2cm。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1960—1990年的30a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7~17岁男生身高平均增长了7.4cm,女生增长6.1cm[8]。山西省青少年身高发展最快的阶段1985—1995年正是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时期,10a增长幅度7~17岁城男4.31cm、城女3.4cm、乡男3.85cm、乡女3.44cm[9],其中1964—1979年15a间7~17岁男、女生分别为4.96cm和3.81cm的增长幅度[3]。表明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障和促进了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山西省18岁城男、城女身高增长值达到0.97cm/10a和0.53cm/10a。欧美国家18岁成年身高每10a增长值男为0.6~1.1cm、女为0.4~0.8cm[10]。结合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消费对于城男18岁身高影响最小化,表明在身高生长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因素的促进作用降低。 在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和消费指标与同一时期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均呈现高度负相关。在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1979—1995年间,乡村男生、城乡女生的提前幅度明显高于1995—2010年间。1979—2010年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提前,尤其城市男生的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接近女生。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条件、营养状况的逐渐改善,促进了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因此,对于城市儿童的青春期方面的教育应该考虑男女一致并且提前。西欧、北美的研究均证实,长期趋势增速越大,持续时间越长,男、女间的身高性别差越大。身高的性别差可作为反映生活环境良好与否的生物学指征。山西省1979—2010年经济指标变化与青少年成年时性别差的变化存在正相关。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逐年呈递增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身高依然具有进一步提高潜力。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较低,影响程度较小,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身高生长潜力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逐渐饱和,直至成年身高停止增长。但是近年来山西省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变化,与成年身高已停止增长的荷兰等国(14cm)[12]依然存在差距。表明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生长长期趋势的潜力。 作者:陈斌单位: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海河流域社会经济论文 1材料与方法(MaterialsandMethods)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体位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 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 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优秀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优秀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 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 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 0.05,总氮p 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 0.01)高于总磷和汞(p 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本文基于海河流域人口规模、经济产值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从废污水排放和水资源利用角度分析了其对水环境影响过程机制。结论如下:1)流域人口规模大幅增长,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聚集区由北京-天津地区扩展到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聊城-德州等地区。人口和经济产值大幅增长直接导致流域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规模迅速上升,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直接驱动力。2)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30年来城市用地面积增加85%,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规模扩大,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3)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可以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等方面,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流域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 作者:王超单保庆秦晶张洪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传媒业与社会经济论文 传媒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例子有很多。就拿已经进行到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来说吧!它已经成为了包含无限商机的一种为化产业了。这是浙江卫视创办“中国蓝”之后首个大红大紫的节目,也让浙江卫视创收不少。暂且不说它捧红了很大一批歌手主持人,光是节目的赞助商就收获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一档节目虽小,由它引发的大众效益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好声音》广告爆棚,15秒就达到20万,单个选手的歌曲,彩铃下载量就达到了1千万,当时发短信与电视台互动也使移动、联通等通讯公司创收不少。发达的经济离不开传媒的推动,光靠传统媒体是难以完成预期目标的,在国内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商业模式,稳定及更高的创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的推动。 如果说《中国好声音》获利最多的是赞助商,那么湖南电视台的《爸爸去哪儿》带动的则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爸爸去哪儿》中五爸萌娃,去了不少名山胜水,也去了一些没有被开发的风景区,只要是他们待过的地方,统统都火了一把,激发了观众强大的旅游欲望。有很多《爸爸去哪儿》的忠实观众和明星萌娃的粉丝会去节目里出现的景点、房子等亲自体验,对当地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期的《花儿与少年》也起到了同样的经济效果,不少旅游团纷纷制定了“爸爸去哪儿亲子团”“花儿与少年自助游”“欧洲穷游”等系列。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不知道这种风靡会持续多久,但是它不仅证明了它们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潮流,还体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经济价值。传媒业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将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在传媒业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传媒业的节节高升。经济的增长使传媒的途径越来越广,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受众也越来越多。经济的丰满,推动了设备的更新,使传播效果更上一层楼。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传媒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传媒业的优秀,有创意才会使这个行业不断提高创收。有句话说,传媒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有了经济的支持,传媒界才能把这只舞跳好,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显示出来。 湖南卫视是传媒行业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领头羊,算是各大卫视的领军企业,收视率每年都有所攀升,有许多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几个品牌栏目,还有湖南卫视的自制大戏,每周都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湖南卫视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为了提高节目质量,花大价钱设计包装舞台、更新设备,高价邀请演员明星,许多创收的节目是从韩国引进,力保为观众提供强大的视觉盛宴。如此,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节目质量,而节目质量的大跨越同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这仅仅是传媒界一个小小的成功案例,就揭示出了调整好传媒业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与回报。 然而,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也会支持传媒行业,并推动传媒业的发展。传媒行业有今天的发展,也多亏我国经济实力在有条不紊的提升。国民生活有了保障就有心情,想去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也希望通过传媒了解更多的讯息来适应这个迅速更新的时代,这也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壮大了传媒的受众。经济的发展仍是传媒业发展不可估量的因素。这是一个循环效应,传媒业在推动经济的同时,经济又是传媒业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传媒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想要让任意一方发展,都要把握好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通过传媒业创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又有能力去支持传媒业,在这个循环中是GDP的不断上涨。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握好经济与传媒的循环,把握好经济与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就会更加适应社会。传媒业熠熠生辉,在未来有更广阔的发展,只要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一定会创造更多的经济奇迹。韩国、美国、包括泰国在内这几年纷纷加速发展传媒业,通过传媒业进行文化渗透,成为一种新型的战略。伴随着各国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传媒行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富有潜力的增长点,所以在我国发展传媒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传媒行业发展的道路很光明,传媒业在我国的发展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和大范围的应用,传媒行业正在面临一次全新的挑战,也在迎接巨大的机遇。只要不断创新,大胆推陈出新,一定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作者:张向华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大同日报社 社会经济论文: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经济论文 一、对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划分标准等级和选取指标时对外部环境具有的影响采取轻视的态度调整和修改评价指标必须满足时展的需要。但是在评价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所选择的指标变化较小,影响着评价指标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因为公路建设需要跨越很长时间,很多指标也具有较大变动,所以选择稳定性差的指标会出现评价结果和实际情况具有差异的现象。在确立项目阶段过分依赖标准会造成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结果低于制定标准的情况。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建设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推动我国公路的建设向着高速度、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公路在发展前期阶段,公路系统的技术方方案是研究的重点,现在我们更加强调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后评体系。后评体系能够促进公路建设和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在项目管理中占据着更加重要地位。本文对公路建设经济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表现进行研究,对评价指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适用、合理、科学的项目后经济社会评价体系,为分析和定性项目后评价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宗小宾单位:河北盛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社会经济论文: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论文 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获取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动态变化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构建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结果准确的关键.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方法处理并根据山东省实情得到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上,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确定权值,不仅能够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影响,也能避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而造成结果可信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2003−2012年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指数发展幅度上,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均快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3﹚2003−2012年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通过GM﹙1,1﹚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且下降趋势明显.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和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形成统一观点,目前仍处在进一步探索中.本文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零替代方案”的研究视角,以山东省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完善. 作者:李赫龙王玉梅苏玉萍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陶希圣之社会经济论文 一、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3]167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12]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迥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14]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嵇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优秀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二、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8]陶序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日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刑法读本》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24]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27]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竟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17]427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认,“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28]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27]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29]自序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一时代或一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32]卷首《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字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33]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作者:苏永明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社会经济论文:灰色关联分析的社会经济论文 1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填海规模是指在一定的年期内,逐年通过审批实施的填海面积的累积总和。填海是一种引致需求,受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1)海岸带人口增长。填海的原因在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人口增长是土地资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海岸带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2005年,包括大连在内的由24个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吸纳了全国约37%的流动人口;2010年末,沿海城市总人口约2.4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1%[15]。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往往带来快速的城市化,有研究表明,1929-1954年的美国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城市用地增加0.105hm2[16]。本文选取年末户籍人口和市区人口比例表征区域人口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2)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活动的增长带来了对工业、商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建筑空间需求。我国填海以建设用为主,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被认为是海上建设用地指标,是陆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重要补充,主要用于港口码头建设、临港工业园区建设、城镇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填海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地区生产总值(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预期这3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3)海洋经济发展。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海洋产业发展本身亦有一定的填海需求,以大连市为例,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开放开发的大形势下,其港口建设、临港工业发展等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填海需求,同时,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随着大连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游艇码头建设、海岸景观建设等也会产生较大的填海需求。因此,以港口货物吞吐量表征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以旅游总收入表征滨海旅游业发展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4)填海获取土地成本低廉。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需要实现土地占补平衡,而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获取建设用地比较宽松,且填海成本和形成的土地价值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Davis指出填海造地工程对工业化后期的日本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陆地产价格昂贵[13]。填海获取土地成本相对低廉,面对填海造地后的巨大收益,填海方必然存在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因此,选取综合地价增长率来表征沿海城市的地价水平,并预期该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 2大连市填海概况 大连市是我国海洋大市之一,横跨黄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全长1371km,拥有广袤的海域资源。截至2009年,大连市20m以浅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达到466059hm2,其中滩涂占31.6%,0~5m海域占31.8%,5~10m海域占20.7%,10~20m海域占15.7%。1990—2009年,大连市累计填海面积达6328hm2,大连市2009年累积填海区域空间分布显示填海区域主要分布在大连市区的小窑湾、大窑湾、大连湾,以及位于渤海的长兴岛。根据大连市通过审批的填海情况来看,大连市填海用途主要为城镇建设、港口及配套设施、船舶工业、核电等临港工业、滨海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渔业基础设施等。其中,港口及工业填海一直占据绝对高的比例,尤其是2008年,几乎全部新增填海活动都是为了港口建设或临港工业的发展;渔业基础设施填海所占比例非常少,仅2006年超过了20%。2005年,辽宁省提出沿海“五点一线”开发战略,“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成为“五点一线”战略中的两点,大连市沿海重点发展区域陆续实施填海工程来缓解工业及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紧张的矛盾。截至2012年6月,大连市两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准,围填海面积合计近5000hm2,同时,5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正在报批过程中,规划类型主要为港口航运、临港工业、城镇建设、工业区等单项或多项复合型用海。 3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分析法由于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之间以及因素与主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够明确,呈现为典型的灰色系统特点,所以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分析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每年新增填海规模统计相关数据有限,样本量较少,加之采用遥感手段提取的数据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使得样本不尽符合一般定量分析所要求的规律条件。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克服一般统计方法追求大样本、典型分布、计算工作量大、有时与定性分析大相径庭的弱点,同时,它还可以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趋势提供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的历程分析。因此,采用基于灰色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分析不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填海规模的影响程度。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用灰色关联度顺序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等的方法,步骤如下:(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狔0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狓犻。(2)对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初值化处理、均值化处理、极差化处理、极值化处理等,本研究对原始数据采用均值化处理。 3.2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参考序列狔0为大连市填海规模,比较序列狓1至狓8为衡量人口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及地价水平的指标。大连市填海规模为每年新增填海造地面积累加结果,从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提取大连市2006—2011年的填海数据,该指标统计的是大连市每年通过审批的填海面积总数。同时,采用大连市1990年、2000年和2005年3个年度的高精遥感影像提取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填海数据,1990—2000年,2000—2005年两个阶段中每年新增填海面积取遥感影像分析数据的平均值。2000年、2005—2011年大连市的年末户籍人口、市区人口比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港口货物吞吐量、旅游总收入、综合地价增长率等8个指标数据可根据历年《大连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地价网直接观察到,各指标值具体见表1。 3.3结果分析采用均值化处理原始数据,按上述步骤求取灰色关联系数及关联度(表2),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8,说明大连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对填海活动有较强的驱动作用。(2)指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9,说明大连市经济增长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填海需求,工业化不仅加速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也膨胀了沿海地区的填海速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大连市围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相对略低,但也达到了0.882,说明大连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对填海造地面积的增加也有较强的带动作用。(3)指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中,旅游总收入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略高于港口货运吞吐量,说明大连市通过大量的填海式的滨海景观或旅游设施建设来发展滨海旅游业,反之,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填海需求。(4)人口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基本相等,约为0.731,说明大连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城乡结构的发展基本一致,人口水平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驱动作用一般。(5)指示地价水平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仅为0.669,说明地价水平并非是大连市填海活动的主导因素。大连市2005—2011年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围填海规模的关联系数在0.335~0.969之间,波动幅度较大,显然和大连市2005—2011年综合地价增长率本身变化幅度大直接相关,同时说明地价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填海活动,但填海行为主体通常并非只是为了获得填海造地的增值收益。 4结论与建议 (1)2000-2011年,大连市填海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10年新增填海面积高达1807hm2,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填海行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管理从总量上控制了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填海造地成为解决建设用地缺口的必然途径;二是某些临港工业(如装备制造业、船舶修造业等)本身有一定的填海需求。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出台后,国家海洋局2012年向大连市下达的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1000hm2,大连市应按照节约集约用海的要求,合理安排每年有限的围填海计划指标,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产业政策鼓励发展项目和民生领域项目的围填海活动,同时规范及严格执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围填海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2)海洋经济是大连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大连物流中心和东北亚航运中心建设、临海临港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海洋文化建设等方面必然带来填海规模的扩张。但海洋产业不能盲目扩张,必须根据产业规划及海洋资源条件合理布局,减少不同产业间的用海矛盾。渔业是最基础的海洋产业,填海活动不可避免地破坏着渔业资源,近年来,大连市填海规模的扩张使得金州湾南岸的养殖区域,普兰店湾南岸的养殖区域,谢屯沿海近海养殖区,登沙河口近海养殖区以及长兴岛沿岸围海养殖区域逐步取消。在遵循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大连市制定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区域用海规划(2008—2020年)”,大连市各海洋产业用海应以此为依据,再结合每年的围填海计划指标做好空间布局。(3)大连市是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城市,2000—2011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填海规模的扩张速度,因此,人口自然增长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人口和生产要素具有趋向沿海地区移动的特征,大连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常住人口为669万人,比同期户籍人口多出83万人,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而言,年均增长率为1.28%,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倍。在人口向海岸带地区集中的形势下,大连市应该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原则控制填海进度,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目标。(4)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价格和填海成本之间的价格差会促使有限理性经济人产生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但追求填海造地形成的级差收益并不是大连市填海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在现有制度下,经济主体趋向填海造地更多是因为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问题,每年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指标会比较宽松,从而大大降低了土地使用成本。因此,从制度方面来说,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海域,政府应该严格执行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同时要考虑填海造地的生态补偿,调整填海造地的收益分配关系,降低填海行为主体比较收益的预期,从而抑制为获取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填海造地。 作者:蔡悦荫王伟伟赵建华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社会经济论文:基于CGE的碳税政策社会经济论文 1CGE模型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碳排放和碳税模块,以及均衡和闭合模块。 1.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中,生产函数描述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中间投入以获得产出的方式。生产函数由5层套嵌常替代弹性函数(CES)构成,如图1。底层为煤炭、石油与焦碳、天然气与燃气的合成,以及火电与清洁电力的合成。第二层为化石能源与电力能源的合成;第三层为能源与资本的合成;第四层为资本-能源与劳动投入的合成;第五层为资本-能源-劳动与中间投入的合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合成采用CES函数形式。 1.2贸易模块贸易模块主要涉及北京地区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来源与北京地区生产供给产品的分配。北京地区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由北京本地生产、外省调入和国外进口三部分构成。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以z最小化其成本。第一层是消费者需求是在北京本地生产供给与外省调入供给之间合成;第二层是国内供给与国外进口产品之间的合成。需求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消费者在不同供给产品之间进行最优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分配有三个流向,即供应北京市场、调出外省、出口国外。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生产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销售比例以最大化其收入。第一层是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出口之间分配,第二层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在北京市场与调出外省之间分配。产品分配采用常转换弹性(CET),假设生产者在一定生产技术约束下在不同需求市场之间分配的最优策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1.3机构模块模型中机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居民模块包含居民收入与支出函数,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居民支付的所得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为居民储蓄,居民消费采用斯通—盖利(Stone-Geary)效用函数形式。企业模块包含企业的收入与支出函数,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资本收入;企业支出包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支付的所得税、企业的储蓄等。政府模块包含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函数、政府收入主要是政府的间接税、关税、所得税等;支出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消费,政府储蓄等。 1.4社会福利模块在CGE模型中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运用比较普遍的是希克斯等价变动(Hichsianequivalentvariation)。本文也通过希克斯等价变动来衡量实施碳税政策冲击后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希克斯等价变动以政策实施前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测算居民在政策实施后的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以支出的函数表示)。希克斯等价变动为正时,说明居民福利在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改善。反之,如果变动为负,则说明政策的实施将损害居民福利。 1.5碳排放与碳税模块-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最终消费,且能源消费技术经济水平不变。不同类型能源排放因子来自IPCC(Th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是由各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乘以它们各自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化石能源需求排放的CO2量征收碳税,并且将每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转化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从价税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额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 1.6均衡与闭合模块模型的均衡模块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1)劳动力市场均衡,本文假设工资为内生变量,受到政策冲击后,经过工资的充分调整,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出清。(2)资本市场均衡,本文假设资本相对价格为内生变量,受经济政策冲击,经过资本价格改变,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充分调整资本存量,最终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3)商品市场均衡,每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存货,中间需求)等于总供给。模型的宏观闭合通过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反映,即储蓄—投资平衡、政府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1)储蓄—投资平衡,本文采用新古典的闭合规则,即投资由储蓄决定,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2)政府收支平衡,在这里政府的收入与其总支出的差额为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内生于政府账户的收支平衡。(3)外省调入调出平衡,外省调入与调出之间的差额为外省净储蓄。(4)国际收支平衡,本文选择汇率为内生变量,国外储蓄为外生变量的闭合规则。政策冲击影响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以至影响整个经济。 2数据来源和部门划分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调整为18个部门。并尽可能地细分能源部门,本文将能源部分细分为5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天然气与燃气、火电生产和供应、清洁电力生产。根据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编制北京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表(SAM)。 3模拟结果 本文设定五种情景下分析征收碳税对北京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10%、15%、20%、30%。 3.1碳税税率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表1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碳税水平、化石能源从价税率、化石能源对减排量的贡献,以及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减排幅度的增加,从量碳税会更显著地增加。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异,由此对不同能源所征收的从价税税率也不一致。在同一情境下,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最高(单位价值量的碳排放量),煤炭的税率最高,石油从价税税率居中,天然气与燃气的从价税税率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在各情景中,煤炭对于减排的额贡献都达到60%以上;石油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严格控制煤炭和是石油的使用时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征收碳税对于高碳能源需求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地,尤其大幅度的降低了煤炭与石油能源的需求量。征收碳税对天然气与燃气、火电能源需求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提高了清能源的使用量。 3.2碳税对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由于不同部门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因此对不同部门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表2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不同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13个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他开采业的产出显著下降,尤其是减排目标提高后(如情境3和4),这些部分的产出大幅度地减少。天然气与燃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部门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高耗能的部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投入在总投入中占的比例高,征收碳税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明显,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高,部门产品需求下降程度也比较大,供给与需求的下降导致产品的产出下降幅度大。农林牧渔业、木材加工与造纸印刷业等行业产出收到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但碳税对5个部分的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部门。因此征收碳税对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3碳税政策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表3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居民来说,居民的总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构成,由于劳动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并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因此居民的劳动收入不变。征收碳税导致产出和资本需求量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资本收入下降。征收碳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加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增加,整体实现了居民的总收入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导致居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碳税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因此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实物量)下降,但由于价格上升,用价值量表示的居民消费略微上升。由于价格水平的上升和消费需求(实物量)的下降,居民的社会福利业也有所下降,但影响有限。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收入,而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企业储蓄也随之下降。对政府来说,征收碳税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降低了间接税和居民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有所增加,碳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加幅度大于其它税收的减少幅度,导致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的增加也逐渐增加。相应的政府的消费(价值量)和政府消费(实物量)逐渐增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随之下降。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下降导致总储蓄下降,总投资(价值量)和总投资(实物量)也均下降。名义GDP等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和,总资本收入降低,劳动收入保持不变,间接税随着产出量降低而减少,因此名义GDP是不断下降的。实际GDP等于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消费上升,但是政府消费占消费的比例比较小,整体消费下降;由于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总储蓄下降,投资也随之下降。征收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相对提高,国外产品价格不变,净出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而整体导致实际GDP下降。总体来说,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较有限。因此碳税政策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3.4结果对比文献[17-23]从国家角度探讨了碳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文献在构建C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选取、基础数据部门划分、模型方程结构的构建、模型参数选择、碳税征收环节与征收方式都有所不同,因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尽管差异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文献指出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减排工具,同时征收碳税会使实际GDP下降,但下降的比率大多在1%以内。文献[22]指出,虽然GDP下降的比率不大,但是由于我国GDP总量大,因此GDP下降的绝对值非常大。在碳税水平为5美元和10美元时,每减少一吨CO2,短期内GDP将损失87.10元和94.91元,远超过当时国际市场碳交易价格。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碳税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基本结论和这些文献基本类似:碳税对北京市减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的下降比例有限,即使在减排30%的情景下,实际GDP将下降0.54%。采用与文献[22]相同的计算方法,北京地区每减少一吨CO2排放,实际GDP损耗达到191.37元至246.15元,远高于文献[22]的结论。同时,对部门的影响也与从全国角度的分析有显著的差异,比如与王灿的研究结果相比,当碳减排目标为30%时,王灿[23]的研究结果指出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7.4%和18.7%,而本文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3.73%和8.94%;石油与电力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5.7%和16.7%,但本文结果说明石油和电力部门产出将分别减少31.03%和30%。这种差异除了来自于前述模型构建、数据、参数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因此,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制定碳税税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域的差异。 4结论 本文在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北京市的社会核算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CGE模型模拟了碳税政策对北京市能源、碳排放,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对化石能源征收碳税,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高碳能源的从价税率很高(比如煤炭和石油),低碳能源从价税税率很低(比如天然气)。同时煤炭和石油能源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效果,因而北京市要严格限制煤炭和石油的使用是减排的重要措施。(2)征收碳税对北京大部分产业部门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它开采业的产出下降程度最为显著。但征收碳税对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5个部门产出具有正面影响。同时,碳税对北京部门产出的影响与全国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实施碳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实施有针对性的碳税政策。(3)碳税政策将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相对量来看,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由于经济总量较大,因此减排的绝对成本相对比较高,因此在碳税税率设计时,应避免较高的碳税税率。 作者:张兴平朱锦晨徐岸柳郭正权刘珊珊单位: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心 社会经济论文:地区中小学教师社会经济论文 1结果与分析 1.1南疆地区中小学教师身体健康状况表4结果显示,在涉及健康状况的18项条目中,被调查教师身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00~6.44之间,汉族教师最低6.00,维吾尔族教师略高6.44,依次为塔吉克族6.42,柯尔克孜族6.27.结果显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均处在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视力减弱、食欲差、睡眠不好、易感疲劳、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身体活动能力下降等方面. 1.2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心理健康状况有16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11~6.84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11,汉族教师最高6.84,依次为维吾尔族6.68,塔吉克族6.35.根据心理健康评估的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心里健康状况均处在向负向情绪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精神紧张、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弱、心情、情绪不高、自信心差、安全感、幸福感不足、思考或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等. 1.3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社会适应状况调查问卷中社会适应状况有13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社会适应状况的平均值在6.31~6.86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31,汉族教师最高6.86,依次为维吾尔族6.83,塔吉克族6.71.根据健康评估社会适应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均有社会适应困难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问题的能力减弱,与亲戚、好友联系减少,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减少,妥善地处理事情的能力下降等. 1.4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总体健康状况有4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48~6.88之间,维吾尔族教师最低6.48,塔吉克族教师最高6.88,依次为汉族6.59,柯尔克孜族6.52.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均处在亚健康状态.四个民族中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民族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学校教师的民族构成及学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1.5南疆四地州中小学男、女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5明显反映出不同民族男、女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存在着差异,各民族男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女教师.男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6.98,最低值是6.71,女教师最高值是6.51,最低值是6.02.说明各民族男教师的健康状都略好于女教师.这与女教师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处的地位、角色和承担的工作(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6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也存在着差异,小学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中学教师.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7.49,最低值是6.53,中学教师最高值是7.06,最低值是6.17.说明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均好于中学教师.这与中、小学对教师的总体工作要求、工作压力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1.7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我们从教师在学校的正常工作时间、周课时量、课外用于备课批改作业等加班时间三个方面调查了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 1.7.1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从表7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除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这与中考、高考和中学工作量大尤其是高中部的教师工作量大有直接的关系. 1.7.2中、小学教师周课时量大教师的周课时量普遍较大,10节课以下的占10.1%,10~15节课的占63%,16节课以上的占26.8%.在统计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学教师10~15节课的比例最高,占77.9%,小学教师16节课的比例最高,占38%.这与我们教师座谈会、访谈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与师生比差较大、学生人数多、教室容量有限、教师严重缺编等因素有直接关系. 1.7.3中、小学教师课外加班时间多中、小学教师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以外,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制作课件、教研组活动、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学生思想工作、家访、在职进修、职称论文、优质课评选、基本功大赛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加班时间在0.5小时的教师比例占5%,0.5~1小时的占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影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的主要原因 2.1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强度高、心理负担重从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期望来看,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基础教育受到各民族家长的高度关注.面对着社会竞争、人才培养需要而赋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教师有渊博的学术知识,精深的专业修养,高超的教学技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教师们承受着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中小学内部管理来看,每年的“中考”、“高考”已成为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学校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的考评挂钩,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及经济收入等切身利益,学生的成绩排名、班级排名、年级排名,都是变相的对教师施压.迫使教师陪着学生起早贪黑,有53.7%的中学教师、38.6%的小学教师每天要工作9~10小时以上,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教师们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学生思想工作以外,业余时间要按时完成批改作业、备课等多项工作,还要应付各种培训、考试.从教师的工作强度来讲,一是南疆四地州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中小学教师严重缺编.二是按教育部对教师工作量(师生比)的规定,普通中学为1:13.5,小学为1:19.我们调查的城市中小学的师生比均在1:20以上,县乡中小学师生比均在1:25以上,这无疑就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从心理学角度说,有的教师抗焦虑程度低,不能忍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的教师人际关系不和谐,适应环境能力不强,不能接受新事物等,使自己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长期积压的心理压力,正吞噬着教师们的健康. 2.2南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特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高速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新疆南、北部的发展差距也开始拉大,区域性的不平衡在新疆境内加速显现.占新疆面积1/3、人口42%以上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其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南疆四地州地处天山以南,呈“C”字型环绕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北部和南部,跨越了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三大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属典型的大陆干旱气候,水份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天然植物稀少,并处在严酷的干早环境中,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风、沙(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工资待遇滞后、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的影响下,使南疆四地州中小学各族教师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 2.3中小学教师的饮食时间、质量得不到保证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南疆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本次调研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占调查教师的77%.民以食为天,营养是确保身体健康的基础和重要因素.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基本相似,多年生活在南疆地区的汉族教师也基本习惯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鸡蛋,饮茯茶(砖茶),蔬菜品种较少,水果(干果)丰富.以上所述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营养素都不缺乏.但是,被调查的中小学教师因工作时间、性质、压力和家务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保证不了一日做三餐的时间,饮食结构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在座谈和访谈中多数教师反映,为了完成学校安排和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没有时间在家做饭,多数情况下是在饭店或学校食堂吃快餐.根据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调查显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出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加班时间在0.5~1小时的占教师比例的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每天加班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4中小学教师的保健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健身运动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们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常常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使教师们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是自身缺乏保健意识和基本的保健措施,膳食不合理,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加班熬夜,过度工作,过度透支,缺乏(睡眠)休息,缺乏运动和体力活动,不善于调节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二是缺乏锻炼意识和有效的健身运动,多因忙于工作、家务没时间运动,由于工作累而不想锻炼,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运动,也不知道如何选择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基本没有锻炼的意识和行为,致使机体免疫力下降,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3提高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3.1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要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政府各有关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目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和教师健康状况的严重性,把关心中小学教师身心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尽可能地为教师创造舒适、宽松、愉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进一步加大素质教育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调整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更有效地引导教师注重提高教学效率.要把教师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师考核项目和继续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校开辟教师心理咨询室,开通教师健康保健咨询热线,为中小学教师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严格按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坚持1~2年定期为教师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联合社会有关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活动,营造有利于确保教师健康的内部、外部环境.要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加强教职工体育、娱乐场地与设施建设.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积极推行人性化“弹性”管理,保证中小学教师自由支配时间,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3.2中小学校领导应以教师为本,进行民主管理中小学校领导应树立“人本主义”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要发扬民主作风,尊重、信任教师,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教师创造展现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条件.要加强与教师的情感交流,建立起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使教师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要科学地制定和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校竞争环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教师.同时,要创设和谐宽松的校园心理氛围,帮助教师将心理压力转化为激励性动力,增强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3重视教师身体健康,强化健身意识,提供健身条件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缩短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尽可能不占用教师的下班时间,切实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师进行身体锻炼和保健类知识的讲座及培训,不断强化教师的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和提供身体锻炼、健身娱乐场所和必要的运动器材,方便教师随时健身,以供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娱乐.要逐步健全教师健身的机制,明确固定的健身时间,开展健身竞赛活动,为教师展示健身成果和特长搭建平台,增加教师健身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逐步形成教师自觉健身的良好习惯.要有计划、经常性地组织教师开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为教师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和条件. 3.4重视教师心理健康,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教师心理健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中小学校领导要高度重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要深入了解教师,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教师在政治、学习、职称、体现自我价值、生活等的需要.学校要以人为本,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直接管理者,各中小学校要努力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内在环境,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学校任何制度的制定、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教师健康”这一问题,考虑到教师也会出现“心理危机”这一现实,并且把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底线. 3.5教师自身应注重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首先,教师自身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注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建立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科学的饮食习惯.其次,教师要学会妥善安排时间,合理分配精力,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身心经常处于疲惫状态.要努力增强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积极参加身体锻炼,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第三,教师要学习心理保健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采取适当手段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保持良好的心境,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师应该主动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广泛接触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与他人交往的机会,提高人际交往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6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身体检查的福利制度建立教师健康体检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也是一项有利于基础教育长远发展的民心工程,必将成为南疆四地州尊师重教的又一大亮点.体检是中小学校领导关注、关心教师身心健康的最好方式.希望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校领导本着对教师负责的态度,对基础教育重视的精神,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尽快研究制定和落实教师一年一次体检制度,把这一民心工程做好做实,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使每位教师都能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爱,更加精力充沛地献身于新疆南疆的基础教育事业。 作者:丁亚军丁晓伟王新陈志强单位:喀什师范学院体育系 社会经济论文:用水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论文 1邢台市各行业用水量变化趋势 1.1农业用水量变化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农业用水量资料和粮食产量对比分析,用水量呈递减趋势,而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01年农业用水量为16.6103×108m3,到2012年减少到13.2860×108m3,平均每年减少用水量0.2662×104m3。粮食产量2001年为300×104t,2012年粮食总产为453.2×104t,平均每年增产13.93×104t。图2为邢台市农业用水量和粮食产量变化过程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根据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结构,从而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过程[3]。农业生产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农业节水等措施,使农业用水成逐年减少的趋势,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灌区灌溉节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推广渠道衬砌、低压管道、喷灌、滴灌、渗灌、沟灌、畦灌等田间灌溉,输水新技术,提高灌区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据2011年资料统计,邢台市农业节水灌溉面积272×104hm2,其中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268×104hm2,喷灌灌溉面积2×104hm2,微灌灌溉面积2×104hm2。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4]。结合邢台市地域特点,以市场调控为主,种植耗水量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加大蔬菜基地设施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1.2工业用水量变化工业用水包括火力发电、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等。火力发电用水占工业用水量的10.29%,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5.49%,规模以下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4.22%。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工业主导地位,采用2001-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用水量以及对应的工业增加值进行对比分析,在用水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成倍增长,由2001年的90.9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600.6亿元,平均年增长46.3亿元。图3为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过程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①减少废水外排,污染环境;②可以节省大量处理费用[5]。邢台市工业节水从淘汰落后用水工艺设备产品,加强重点行业定额管理,积极推广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等措施。加快淘汰落后高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依据《重点工业行业取水指导指标》,对现有企业达不到取水指标要求的落后产能,加大淘汰力度。组织研究工业节水器具、设备认证评价制度和实施方案,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目录,加快推进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认证评价工作,适时推进市场准入制度[6]。切实加强重点行业取水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对钢铁、染整、造纸、啤酒、酒精、合成氨、味精和医药等行业,加大已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实施监查力度,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限期整改。加快完善取水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尽快出台氧化铝、乙烯和棉纺织等其他高用水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强化高用水行业企业生产过程和工序用水管理,制定和实施钢铁行业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主要工序用水定额和节水标准。积极推进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采用高效、安全、可靠的水处理技术工艺,大力提高水循环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取水量。加强废水综合处理,实现废水资源化,减少水循环系统的废水排放量。加快培育节水和废水处理回用专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 1.3林牧渔业用水量变化林牧渔业用水量包括林果灌溉用水、草场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和农村牲畜用水等。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统计资料,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减少幅度不大。而林牧渔业总产值成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幅度较大。图4为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变化过程线。在林牧渔业用水中,林果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7.42%,农村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32.55%,鱼塘补水和草场灌溉两项总和仅占总用水量的0.03%。根据邢台市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近几年发展名特优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森林生态旅游和绿化苗木花卉。农村养殖业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成本低,适应性强,深受农民喜欢。 1.4生活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变化呈两个阶段,2001-2006年,用水量增长;2007-2012年相对稳定,略有增长趋势。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居住人口呈递减趋势,相应用水量减少。城镇生活用水量变化也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2008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大,变化因素较多,如人口变化、用水方式,节水措施普及程度等。2008-2012年呈稳定上升趋势:①城镇居住人口增加;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生活采用先进的节水设施,对节约用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使城镇生活用水呈增加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用水结构的变化,对用水保证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7]。图5为邢台市生活用水量变化过程线。 1.5城市公共用水城市公共用水包括建筑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城市公共用水随着行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筑业用水,变化幅度较大,与房地产开发热度有直接关系。服务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城市公共用水量分析,2002-2004年用水量偏大,主要是建筑业用水量增加所致。其他年份相对比较稳定。图6为邢台市城市公共用水量过程线。 1.6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持生态与环境功能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水量。根据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的区别,可以根据不同覆盖类型,把生态环境用水分为植被生态用水、湖泊水库及重要河道生态用水、城市生态用水。目前,邢台市统计的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用水和农村生态用水量部分。城市生态用水是指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而人为补充的水量。主要包括公园湖泊用水、风景观赏河道用水、城市绿化用水和园林建设用水以及污水稀释用水。邢台市城镇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由统计资料,用水量变化幅度较大,2012年城镇环境用水达0.4946×108m3。农村生态用水从2004年开始有统计资料,用水量逐步增长,变化幅度不大。图7为邢台市生态环境用水量过程线。 2结论 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不同行业用水量分析,邢台市用水总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6.4%,工业用水占10.9%,生活用水占8.0%,林牧渔业用水占3.6%,城市公共用水占0.6%,生态环境用水占0.4%。农业灌溉用水量呈下降趋势,而粮食产量呈递增趋势;工业用水变化幅度平稳,略有递增趋势。由于开展工业节水和采用先进技术,使工业增加值变化幅度较大;林牧渔业用水呈递减趋势,产值呈递增趋势;生活用水受社会环境影响,分阶段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用水量呈递增趋势;城市公共用水在特殊年份用水量较大,其他年份变化平稳;生态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统计,呈递增趋势。随着对环境的重视和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环境用水将大幅度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同行业用水量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农业用水逐渐减少,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会逐渐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王红彦单位:河北省邢台市水务局 社会经济论文:社会经济带动下的物流经济论文 一、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意义 1.自营模式自营模式是我国综合性企业广泛使用的一种物流模式。作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较大型的企业,选择自营模式也是一种必然。自营模式下,企业自备仓库,自备物流车队等。在此基础之上企业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服务流程。一种是企业各个部门可以单独的完成物流中的任务,另一种是在企业中又设置了专门针对物流运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对企业物流部或者物流企业进行统一的物流管理。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还是第一种,因第二种需要较多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比较适合规模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所以第二种的选择比较少。自营模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实现原材料和零配件的采购、生产一体化,有效提高采购效率,库存的管理更加便利,有效减少企业资金的投入。因为可以对供应链进行较强的控制,较容易的将生产和其他环节紧密配合,更好的合理规划物流管理,针对提高物流工作效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2.第三方物流使用第三方物流最广泛的是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将一部分甚至全部物流作业交予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的出现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能够较好的处理数据,为第三方物流提供技术支持。第三方物流不拥有产品,不参与商品的买卖,只是为客户提供以合同为约束、以结盟为基础的,具有专业化、系列化、个性化、信息化特点物流服务。第三方物流的意义在与能够根据条款需要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物流服务,比起单一功能的公司更具有社会发展潜力。第三方物流是十分具有个性化的,一般以合同条款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客户要求提供物流服务,有效将货物装卸运输、仓储、订单处理、保管、配送一体化,提高物流工作效率。 3.电子商务模式随着电子商务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普及,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网络中进行购物。由于支付方式的便捷,许多比较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在网络购物平台中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礼物在网络中买衣服、买家电等等。这种虚拟的支付方式因其具有的便利性使用程度变得越来越广泛。电子商务的普及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其巨大的市场潜能让我国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也逐渐向这方面倾斜,随着越来越多电子网络购物平台的建立,也更加的促进了国民的消费,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增长。电子商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发展,比较具有突出性的是在淘宝网中近两年的“双11”的出现,去年的“双11”在这一天淘宝网中的交易额达到350亿。这个数字的出现表明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加物流行业配送人员的就业机会,对促进我国物流经济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为我国物流行业翻开了一个新篇章,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形成一个信息化的物流行业,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多人看到电子商务模式带来的商机,纷纷投入到这个行业中,但是想要在日益激烈的电子商务行业里抢的市场,提高竞争力,就需要对信息进行一个系统的处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流行业的信息化。 二、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物流行业的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而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物流行业主要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针对物流的服务和水平方面。但是只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做出调整,始终保持服务质量,物流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定。 作者:李璇单位:琼州学院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政策发展中市场经济论文 一、充分发挥商品交换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列宁认识到,当时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巨大差距,认为俄国正处于小农经济大海的包围之中,在过渡时期仍然需要利用商品货币来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指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在这个草案中,列宁十分重视商品交换的作用,并把它上升到巩固工农经济联盟的高度加以论述。随后在1921年秋,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这里提出的“必须再退,再后退”,其实是对商品经济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列宁认为,“商品交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而是必须要通过货币、市场这些媒介,商品交换要以买卖、贸易、货币流通为基础,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办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深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理论上讲,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市场以商品货币为媒介,使复杂的经济信息通过价格信号的变动得以显现,进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作出理性选择,促使生产要素不断优化配置。 二、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和发展 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俄国仍然存在着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形式。列宁还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这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兼容性,即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充分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来看,非公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三、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列宁从俄国农民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实际出发,从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把农民问题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俄国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列宁这种“以农为先”的思想,关心农民切身利益以巩固工农联盟的觉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增加农民收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目前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在新常态下,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就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不断拓展农业多功能和增值增效空间。要积极转变传统农业粗放式的经营发展样态,加快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依靠科技投入,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强化惠农政策,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真正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厚实的物质基础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四、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强调:“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发展经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并表示只有“跟他们(资本家)学会做经济工作……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的公式,主张苏维埃政权要积极吸收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同时,新经济政策还要求实行对外开放,要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为此,列宁一再强调,苏维埃共和国需要发展“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需要和英法等国家“建立十分友好的关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苏维埃通过租让制、租赁制等形式,把当时一些无力经营或经营不好的矿山、森林、油田、土地和一些工厂以合同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以提高生产。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十八大以来,为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以为优秀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大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认真总结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不断深化对外投资领域改革,这些重大举措从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作者:钱路波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 新经济论文: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新经济论文 一、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 1.理论基础。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基础,目前很多的社会学科都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人本主义的回归以及战略人力资源的管理等,本文也主要论述以上三种较为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理论。第一,现代管理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有:首先,从原来重视对企业物质的管理转变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研究;从重视企业内部的运行管理转变为对企业外部顾客与市场的调研。其次,随着企业运行管理的复杂化,与之相适应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传统的档案管理转变为信息化的管理方式。最后,任何一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都必须根据不同的企业进行再创造,没有一套完美的管理模式,企业必须创造性地形成自身的管理特点。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很多企业逐渐认识到“人”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成为目前很多企业在尝试的管理方式。“以人文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首先,人是企业的主体。人的发展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结构,也会影响到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对于企业也同样适用,人可以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发展状况。其次,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第一资源。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人力是四大资源中唯一具有意识、情感、创造力的资源,它比其它任何资源的价值要大。最后,人力是最宝贵的资本。对人力的投资越高,其回报和积累就越大、越丰厚,人力这种资本是唯一可以进行开发并转化为物质与精神合为一体的资本,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第三,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将企业人力资源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它是的优势和优秀在于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具有关键性的特点。在新经济时代,人力已经成为一个企业最关键的竞争因素,企业的管理者应该从企业未来的战略目标出发,研究人力资源在未来的开发和培养。其次,具有开发性的特点。新经济时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将人作为一切管理的优秀,通过对人的投资和开发来挖掘人的潜力,最终发挥团队的力量。最后,具有竞争性的特点。战略人力资源的管理将重点放在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上,通过招聘与企业战略发展像匹配的人才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实践创新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为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方向。近几年国内外的很多企业在尝试着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进行改变和创新,尤其在员工培训、绩效评估等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第一,绩效评估。新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成功的管理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条件,而传统的绩效评估体系在新经济时代显示出了它的弊端,构建一种新的绩效评估系统迫在眉睫。平衡计分的绩效评估系统是从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竞争需要出发,分别对财务测评指标、内部程序、顾客满意度以及企业创新与学习能力四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平衡,从而完善对人力资源绩效的考核与评估体系。第二,员工培训。首先是培训观念的创新,我国很多企业领导对员工的培训不重视,缺乏投资,没有专门的培训人员和培训机构,所以,企业的领导首先要在员工培训的观念上进行创新,将培训当作一项投资。其次,被培训的员工应该从被动变为积极主动。培训就意味着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指示来行事,我国很多员工将培训视作一种被动的“完任务”的过程,要扭转这种被动培训的局面,就要积极地效仿外企在员工培训方面的经验。最后,培训的方式应该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创新。以惠普公司的员工培训为例,他们为了提高培训的效果,在培训前为员工准备好角色扮演的剧本,进行模拟顾客与销售人员之间的互动,用演练的方式将所有的培训知识贯穿于其中,可以说实践是企业最有效的培训方式。 二、新经济时代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策略 首先,坚持人本化的管理理念。新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全新的思维和理念,创新是新时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企业的创新来自于企业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人本化的管理理念就是将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管理资源,以人为中心,充分开发人力资源的创新精神,使企业和员工同时达到创新发展的目标。 其次,构建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发展最终要靠企业文化来推动,而人才观应该是一个企业最为优秀的文化,也是企业管理的中心。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很多青年才俊思想活跃、技术精湛,对工作岗位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一些佼佼者流动性很大,因此,企业必须构建创新型的企业文化——人才观来吸引这些佼佼者。 最后,完善企业管理者的培训机制。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主要是由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进行管理的,可以说,人力资源管理的成败取决于管理者的素养,管理者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其他员工的专业技能水平,其直接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因此,通过对现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培训、设立人力资源的总监或总裁、创建校企联合、委托第三方的人力资源顾问等几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为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李贻琴单位:国电达州发电公司 新经济论文:消防部队新经济论文 一、强化和丰富内部控制手段,进一步提高控制效用 近年来,消防部队经费有了大幅增长,结算环境、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强化和丰富内部控制手段,健全结算制度机制,依法科学理财,进一步提高控制效用,是我们每一位消防部队财务管理人员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进一步提升内部控制的地位和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一方面,各级消防部队领导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听取财务部门所反映的情况,将提升部队的财务管理水平与强化内部控制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要一视同仁,一环扣一环,一层抓一级,逐一落实,大力支持财务、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办事,弘扬正气,抵制不正之风;另一方面,不论是哪一级领导干部,都要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打铁还得本身硬”,凡是财经纪律不允许的,一律不做;凡是内部控制制度有规定的,一律不去违规操作。 2.减少领导行政干预,发挥财务管理部门的优势。由于一些单位领导的财务管理知识相对偏弱,在开展部队设施的基本建设,比如营房修缮、营区美化等涉及到专业知识的经济活动中难免产生偏差。因此财务部门要当好领导的助手,着眼于部队的保障任务,紧紧围绕防火灭火、应急救援等中心工作,在领导干部财权、内控制度以及基本建设投资、重大物资采购方面进行全面覆盖。通过建立健全经费结算制度,加强资金支付、结算报销等环节的管控,明确具体要求,切实保障各项经费的结算与资金的安全运行,防止发生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等问题,坚决堵住搞不正之风的财路。 3.充分调动财务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细化奖惩机制。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以调动财务人员严格执行各项财经制度的积极性和加强内部控制的约束力。一方面要建立检查制度和考核标准,执行力落实得好的,就一定要大力弘扬,积极奖励,有效地提高财务人员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内部控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乏力、消极怠工,对违纪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单位与个人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造成重大失误者要给予组织处分。从而确保内部控制的权威性和威摄力。防火、灭火、应急救援是消防部队的中心任务,因此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着眼部队保障任务的现实需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经费结算制度,使之全面覆盖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对各项经费的结算和资金运行都明确其具体要求。比如,消防装备器材采购、消防专用材料采购、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营房修缮、营区美化等经费结算,货币资金存储制度、货币资金支付制度以及经费、资产领导审批等,都应明确规定其结算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方法,通过健全经费结算管理制度,在确保经费保障顺畅的同时,有效监督制约各项经费财务结算活动,保证经费结算有序运行。 二、在“全、细、严”上下功夫,注重内部控制实效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机制与标志。在新经济常态下,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财经纪律,从思想上明确“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能花,不能用的钱坚决不能用”,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预算管理,在“全、细、严”上下功夫。 1.要杜绝一切“跑冒滴漏”现象,抓好每一笔经费支出环节。要紧密结合消防部队实际建立健全有效的经费结算制度,对领导干部财权、物资采购、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内控制度等各个方面实施全覆盖,不留死角,加大监督力度,用依法、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扼制“任性“的支出;同时对领导干部离任开展严格的审计工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赏罚严明,立木为信。 2.要严格规范各种经济活动,抓好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重点环节。比如,凡是涉及部队营房基本建设投资、重大设备采购、大型会议接待、车辆配置等财经事项,必须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从申请、预算、调研、相关会议研究决定,一直到招标采购、验货、入库、设定专人管理等一系列环节,都要按程序、制度、标准、权限,在有效的控制之内,加大财经管理力度,杜绝“暗箱”操作,把好经费支出的每一道关口。 3.要捂紧“钱袋子”,重点控制现金使用,对结算报销、资金支付、转账等环节要加大监管力度,实行多岗位、多程续,相互牵制的内部控制,凡是没有财经纪律依据且未按内部控制制度越权办理的各种支出一律不批,令行禁止。同时,要利用大数据平台和信息手段密切注意资金流动与部队账户变动情况,进一步做好公务卡的强制结算目录管理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四风”,堵塞一切可能发生的腐败漏洞。 4.要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加强联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定期、不定期地对财务收支、管理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严格按照财经制度进行处罚,必须要落到实处,不得“下不为例”。让每一位干部战士心中有条底线,都能够自觉自愿地做执行财经纪律的模范。 5.要强化依法管理部队的依法管财、勤俭用财内部控制理念,坚持经费使用的计划原则和保障原则,筑好“防火墙”,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在参谋与决策、服务与监督、保障与需求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同时,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机制,对经费开支、结算情况进行严格的考核。在各项经费的支出前、使用中以及支出后都要做到有效地跟踪监控,避免风险的发生。 三、要以“敢担当、有作为、守规矩“的精神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下,每一位消防部队财务管理人员都必须要有全新的理念,运用新的方法,新的思维,以“敢担当、有作为、守规矩”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时刻自重自省,慎独慎微,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当好部队领导的助手,为部队党委在开展经济活动的重大决策中提供正确的、科学的依据,才能切实保障部队各项工作快速、健康发展。“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作为消防部队的财务管理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只有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敢于较真,坚持原则,才能在经济新常态下禁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永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 作者:何泽华单位: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 新经济论文:信息逻辑新经济论文 一、新的经济信息逻辑体系的建立 许多研究与调查已经发现,经济动荡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的途径也应当诉诸经济新理论。“系统分析”理论在二十年前曾被人们寄予厚望,而其发展到现在也依然不能通过它获得一种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经济模式。正如梅利尼科夫•列昂尼德•格奥尔吉耶维奇说的那样:“任何一种体制实现起来都得依靠正、反两种反馈制度。负面制度有助于维持体制的当前稳态,即恒定平衡,以及进行持续的新陈代谢,即体制与外界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3]正如作者所言,没有负面制度,体制不可能存在。对于经济主体而言,金融贸易平衡的特征及结构是衡量体制是否稳定的指标,而新陈代谢的特征则体现在贸易货币的流通量上,借助某种货币,企业或地区才能与其他经济主体进行交易。体制正常运转时,“自由能”在体制内部不断聚集,保障体制升级并提高稳态水平等,渐进转变的先决条件也逐渐成熟。而在“自由能”减少的情况下,体制不得不降低稳态水平同时精简结构。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揭示一定的因果联系,和解释被称为奇谈怪论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包含直接和反馈式联系的体制,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联系,都不能让我们看清事情全貌。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卷入以上的联系当中,从而摆脱因果联系的束缚。目前需要一个以新哲学原理为指导,以新操作办法为基础建立的新经济模式。现代经济学无法解决地区与乃至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它也不能为建立新经济体制提供理论依据。而是需要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这样的需求已经出现:把局部研究转化为一个统一的跨体系过程,把分散的调研对象资料系统地合并为高度概括的知识体系。在对多种实用学科系统化归类时也需要首先创造共同的科学基础。经济学的信息逻辑体系恰好为此奠定了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工艺水平与精神水平严重失衡的情况。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富足,受利益驱动就衍生出一些反常态的模式,如今这些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生态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大自然已不堪重负。 无论科技革命取得了多少伟大的成就,人类在精神进化方面仍是落后的:想解决问题就得来硬的。21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爆发了50多场军事冲突,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而且留下痛苦和创伤。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然严重脱节。贫穷、饥饿、流行性疾病的阴影挥之不去,但即便如此,人类每年用于军事目的的开销仍高达17亿美元。每过一天,人类社会距离崩溃的深渊就又进了一步,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信息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争夺市场而爆发的残酷竞争不断上演,这在过去根本难以想象,除此之外,围绕着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资源,这其中包括能源载体、空气、土壤、水,斗争也在持续。今天的现实不会回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谁胜谁负,但不管是以上哪种,它们把水和土地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又以惊人的速度扑向了近地宇宙空间。最可怕的是,在民主、发达的工业国家,对人类而言,破坏力强、有害无益的“亿万黄金”观念正渐渐浮出水面。德国两位政治评论家汉斯•皮捷尔•马丁和格拉利特•舒曼在其1996年底发表的著作《世界骗局》中公正地评论道:“在目前世界地理条件下,其他国家的公民永远不可能富裕到对自然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的程度。” 而《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的作者把希望寄托在人的理智上。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关的有:“可再生能源、证实大部分生产线已足够老旧的生产方法、可以被称之为‘电力小屋’的社会机构以及被彻底改造的未来学校和工厂。扑面而来的新文明为我们准备了一套新的行为准则,打破程式化、同步化、集中制,摆脱能量、金钱和权力的束缚。新文明包含独特的世界观,诠释时间、空间、逻辑及因果关系的方式,还有掌控未来的准则。作者提到,下一个十年,即使发生重大变故,甚至暴力可能会被应用得更为广泛,但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自己消灭自己。我们现在担心的变化,并不是混乱无序的或者是偶然发生的,而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明确、合理的经济模式之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交往及思考方式,我们所期待的美好的未来完全可能实现,所以才有结论,现在发生的,不是别的,正是全球革命,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另一方面,我们的提案源于一种假说,即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新文明的第一代。因此,我们的许多烦恼、痛苦和迷失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自身内部的矛盾和政治制度内部的矛盾,以及垂死挣扎的第二次浪潮和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欲取而代之的第三次浪潮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最终明白这一点时,曾经我们觉得毫无意义的事情开始变得明了易懂。很多变化的模式也开始变得明显清晰。生存下来也变得可能而且可行。总之,革命的先决条件释放了我们的心灵和意志。与此同时,两极向三级世界的历史性转变可能会把这个世界推向这个星球上最残酷的斗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试图在新兴的三层结构中给自己找到具有影响力的位置。由于分配力的差异,出现了角色、优先权和知识本质的改变。整个经济系统以知识为基础。它在社会中形成,所有的商业联盟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一因素。人类应该借助于信息和智慧开阔预测视野,重新思考发展目标。在世界经济系统传统的发展目标下,人们阻挡了文明力量的不断增长,对这一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市场是盲目的,根据系统的状况进行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该选择会产生怎样的预测结果。源于实践的过程总是会早于用科学的分析手段来理解事物的过程。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发展使人类面临了更多的问题。未来不仅属于那些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国家,同时也属于那些能够在自己与自然之间产生新想法的国家。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这比技术领域代替生物圈的趋势更加明显。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一定要明白,融入生态圈的能力以及把自己的活动与自然综合体的资源进行比较是快速确定人类成功的标准。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将成为各国政府及个人活动的决定性动机。 显然,能为人类发展方针的根本性改革承担责任的人将成为领导者,另一种人最终则必须承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不是去除生态灾难的灵丹妙药,恰恰相反,它是对生物栖息地的不断破坏,这种人也将成为领导者。在选择发展道路时,不仅要融入全球生物体系,还要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相协调。社会战略与自然发展战略的协调程度将成为有关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走这一道路的国家将在“全行星系统”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作为操控对象敢于利用生态经济系统并能对该系统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采取相应措施,这样的人将成为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在投资领域经验丰富的迈克尔•米尔肯做了这样的总结“:人力资本取代了货币资本”。这是因为知识在原材料、劳动力、时间、空间、资金和其他资源中的需求减少,使人力资本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也是现代经济的主要资源,并且该资源的价值还在不断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息和知识主要集中在同一个资本的维护和增加上,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模式的话,该资本只会加速全球性灾难的发生。引起灾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在经济理论的全球危机中找到。只有克服这一危机,我们才会制定出有效的机制来消除其他全球性威胁。 二、结论 虽然20世纪的经济很大可能是由于人类的错误使得自然资源濒临枯竭,但我们仍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我们在不断增加消耗的同时并没有给生态圈自我修复的时间和机会。在现代经济体系框架下人类造成的消极趋势对整个生物圈的存在造成了威胁。而自然灾害只是全球大灾难来临前的征兆,但其同样也达到了毁灭性的规模。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破坏了地球上的文明,导致了全球性的灾难,在其冲突中一种迫切的需求应运而生。这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学信息逻辑体系,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保护我们生存的星球的人类生物地质群体。在研究社会危机、灾难及危险本质时,现代经济系统的剥削特点是其主要原因,该经济系统只侧重物质需求,忽略了人类真正的价值和利益,这一价值和利益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其导致了社会的退化,最终导致灭亡。笔者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既科学又有理据性,其目的是为了让人类避免即将发生的混乱和灾难,这种模式使人类提早了解社会和自然发展的未知规律和进程,帮助人类改变传播经济信息模式所必备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该模式以人类圈为原则建立而成,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周围的自然环境来说它都是合乎道德要求的。 作者:瓦列里·穆基亚单位:乌克兰部长办公室 新经济论文:茶叶行业新经济论文 1行业热度与市场热度 茶产业在如此的热度下,却也难以构建一个消费者认可并青睐的新型消费理念与喝茶体验平台,是我们茶企、茶商们及销售人员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契机。在茶企面临盈利模式改革与产品创新的当下,中国茶区的分布、产量、加工技术的差异、小产茶区与小茶企的自身属性,成为很多业内人士的顾虑。它们就像众多的独立的打车消费者与众多的外卖、快餐的餐馆,只关心自己当下能够容易发展的方向,只看自己短期的利益,才有这样的忧虑。中国茶业未来的大发展,离不开一个个小茶企的共同努力。但是我国目前茶行业过于火爆的同时,茶叶产品趋于同质与商业模式相互借鉴、抄袭[2],各种各样的炒作轮番上阵,套路雷同。这样的现象不是一个好的相互学习的结果,而是一个恶性的循坏。现在的消费者已变得越来越聪明,不会为这些虚无的概念去轻易买单。凡是不能让消费者动心的产品,都将会慢慢退出市场。因此,不改变产品创新方向,不构建正确的喝茶消费平台来提升茶企的盈利回报是行不通的。总之,我们要区分开行业热度与市场热度,不能混为一谈。如何构建市场热度,需要各大茶企人不断地合理调配各自的资源与利益,折中出需要的市场热度,而不是我行我素,心存侥幸,或者过度相信产品为王,而不是价值为王的真理。很多企业,有很多产品,但却没有自身特点,这类产品怎么也不会有产品应有的价值。 2行业门槛的提升与行业价值的增值 当一个行业面临门槛提升时,很多企业将面临一次剧痛的考验。茶行业中,不乏有传统守旧的现象。当前,互联网发展速度不得不让每个企业人感动惊恐,如果行业门槛不提高,那么众多的淘宝商家、个人、熟悉App开发的团体、组织,就会利用低门槛的行业准入建立他们自身的销售渠道,从而对整个行业进行大肆的绞杀。最后,真正的茶企业专注人还不得不求助于他们的销售渠道而丧失自主权。行业门槛提升,需要去掉茶行业相关产业上的过度炒作,如紫砂壶、茶禅、茶文化、传统的加工方式,需要解除终端上的潜规则,过度依赖“产品”(复制品)、山头、古树茶,却缺乏科学思维性创新产品的研发。近来,互联网食品药品管理办法公布消息说,自2015年1月1日起,处方药可以通过互联网数据库认可的电子处方进行销售。这与医药行业的高门槛、高需求不无关系,正是这两者的同时存在,才有了互联网市场需求。茶行业也应该借鉴这样一个模式,提升行业门槛,砍断低门槛准入潜在危险,构建行业新结构与竞争力,提高行业价值的增值,从而突破行业现有瓶颈。 3消费选择倾向 3.1场景消费消费形成离不开场景的模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信息传递远没有现在这么快速。以前人们的消费形成主要来自电视的推广,当时谁的广告消费场景的模拟与消费者发生共鸣,产品的销售额就会暴增,谁就是赢家。有业内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知识普及远没有现在这么广泛。笔者认为,除该原因与信息不够膨胀的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消费水平不高,社会竞争不凸显。而如何在一个信息爆炸、知识普及广泛、社会竞争凸显、人文关怀彰显的时代,构建一个好的消费场景,笔者认为人文关怀很重要,茶业的发展不需要强大的售后服务,但我们应更加注重消费者在消费产品的前、中、后各阶段的口感需求,以及因此带来的情感需求,并最终形成一种消费认同。现实的消费情况是消费者大多被各类电视广告、大街小巷的传单文化、微电影与娱乐宣传穿插、电话与信息推销的现象困扰。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必须的生活环境中穿插各类广告,消费者却会心一笑,甚至会在这种无聊的场景下彰显我们包容与理性的一面,对于一些产品,此时消费者们会更愿意去体验与留意。茶叶场景的消费,应该区分任何其它产品的场景消费,更加注重轻松的消费场景。茶文化的宣传与普及、禅茶与个人修养,也都应建立特有的消费场景。 3.2引导消费革新当前的各类网站广告宣传、天猫新老顾客实时提醒、各类信用卡合作商优惠大酬宾等,这些都只是促使消费者发生消费的行为。当然,这是促使消费发生的前奏。这些活动已经囊括了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消费者无法避免,甚至很多潜在消费者对这些行为很感谢,因为这样的即时提醒,使得消费者有更多时间来准备。对比茶叶的消费发生,却很难做到这样,毕竟茶叶发展定位与茶叶潜在产品相比而言,较难被大众接触、了解和认可。茶叶消费怎样让消费者大面积的接触、了解,最后到认可,除了喝茶体验平台的构建,还需要类比茶叶消费与其它行业产品消费的区别,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实用的喝茶体验平台,才能引领消费革新。 3.3消费认同后的茶叶品牌构建说到品牌构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产品为王。可是,在很多案例中,并非产品就是一切,淘宝、京东、支付宝,它们的产品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根本没有自己的产品,但是他们的品牌却几乎家喻户晓。这是因为只要符合消费者认同这一点,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品牌。互联网思维就是专门颠覆传统思维与营销模式的新工具。曾经的快的打车等,都在试图引导消费行为,从而创建自身品牌,采取阶梯式补贴方式吸引大众。茶行业应该有的放矢,捕捉消费发生、消费认同的消费者心理,改变大众的消费行为,再创建自身品牌。 作者:吴敦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新经济论文: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经济论文 一、理论模型的提出 (一)基本假设FujitaMasahisa和Jacques-FrancoisThisse(2002)综合了中心-外围模型和张伯伦关于中间投入品多样性的方法构建了关于粘性劳动力与区域专业化的两区域、一种生产要素以及三部门模型。本文的模型基本假设与之相似。模型中包含两个区域,即城市地区和城市以外的边缘地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且劳动力是粘性的,其不能在区域间流动;经济系统中有三个部门: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其中服务业部门为制造业部门提供服务产品。这里假定制造业部门和传统部门使用劳动力,且劳动力在空间上是不流动的,所以假定制造业部门产品是同质的,并且假定制造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以及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所有劳动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可以用(1)式所表示的效用函数来代表。其中,表示消费者效用,代表对制造业部门使用低生产率服务产品而生产的同质产品的消费,代表对制造业部门使用高生产率服务产品而生产的同质产品的消费,A代表对传统部门产品的消费。,表示在消费者总支出额中对制造业部门各产品的支出份额,表示对传统部门产品的支出份额。与之前的模型不同,本文借鉴了ToshihiroOkubo(2010)关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思路,将服务业部门划分为生产效率不同的异质企业。假定服务业部门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特征,生产多样化的现代服务业产品,以满足制造业部门的服务需求,其区际之间交易遵循冰山交易成本,区内交易无交易成本,并且依据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表现出企业异质性特征。为了方便研究,假设现代服务业部门有两类生产效率水平不同的企业:一种类型为低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需要较多单位的劳动力及具有较高的边际成本,称其为“”企业;另一种类型为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需要较少单位的劳动力及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称其为“”企业。其中,每个企业都需要使用一单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投入,则现代服务企业类型j生产产量需要单位的劳动力,其生产函数如(2)所示。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引入,本文假设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异质性企业“”和“”的单位投入系数分别为和,且。每个区域在初始均衡条件下拥有相同的“”企业和“”企业分布,和分别表示“”企业和“”企业区域内企业数量的构成,其中,这个企业类型的份额表示生产率分布,在Melitz(2003)的研究中是外生给定的。由于每个区域的每单位资本与个体边际成本有关,因此可用不同企业单位投入系数和来测量。假设决定企业异质性的成本差异要高于“”企业和“”企业的相对分布比率,具体关系见(3)式。 (二)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效用函数由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表示,所有劳动力的偏好是一致的,并消费同质产品。地区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如(1)式所示。如果为消费者收入,是传统部门产品价格,而是制造业部门低端产品的价格,是制造业部门高端产品的价格,则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二、均衡分析 本文中的模型是在制造业部门使用服务部门产品的前提下展开的。当使用服务部门的产品时,制造业部门之所以在某区域集聚,是因为服务产业聚集在该区域,然后吸引制造业部门区位选择至此,而制造业部门集聚此地,又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产品需求,因此又会吸引大量的服务业部门集聚,相互作用,不断循环。命题2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引起聚集的一种力量,更多的异质性企业更可能导致完全聚集的产生并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稳定。相对于低效率服务企业而言,高效率服务企业由于自身单位投入系数较低而集聚在城市地区表现出的稳定性更高。 三、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择通常情况下,经济活动规模越大,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此。因此,经济活动规模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将指标体系共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主要从经济活动规模来描述;另一类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指标,是指影响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腹地的综合实力、贸易比率、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制造业集聚度、服务业集聚度、物流业集聚度以及宏观税率水平等指标。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香港,香港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由的市场制度、发达的金融和物流服务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不但拥有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基础设施,还提供较为完善的如融资、保险、经纪、仲裁与法律服务等中高端服务业。此外,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国际组织总部都选择在香港经营业务。因此,选择香港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代表来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对象具有代表性。 (二)数据说明鉴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时间的连续性,本文采用2001年-2012年香港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香港统计月刊》。本文的计量分析主要使用以下变量,详细划分见表1所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计量软件为Eviews6.0。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基于VAR模型要求系统中各变量的平稳性要求,本文通过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ftop、gdp、hum、infor、jem、zem、tax、trade、traf、yem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这些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具体见表2所示。 (二)协整关系检验下面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来对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演进影响因素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根据LR、FPE、AIC和HQ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阶,那么设定Johansen检验的滞后期为2。选择由ftop和gdp、infor、trade、traf、jem、yem构成的列向量有确定线性趋势且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具体见表4。协整关系方程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以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为代表的城市发展水平与腹地综合实力、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贸易比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而人力资本水平和宏观税率水平对 服务企业机构数量比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此处暂不考虑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腹地综合实力和贸易比率每增长1%分别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09%和1.5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在长期内对中心城市表现出负向作用,即两个因素每增长1%会引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降低1.14%和2.00%;同样,企业异质性对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的贡献也较大且均起到了负向作用,服务企业集聚度和物流企业集聚度的负向效应系数分别为-1.45和-2.18。 (三)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基于协整关系检验可知,变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top)与腹地综合实力(gdp)、人力资本水平(hum)、信息基础设施水平(infor)、贸易比率(trade)、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f)、服务业集聚度(jem)、物流业集聚度(yem)等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根据范晓莉(2012)[15]、郝寿义和范晓莉(2012)[16]的研究方法,在协整关系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心城市的误差修正模型,探寻各演进影响因素与发展水平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如式(37)所示。其中,误差修正项为,误差修正系数为-0.04,说明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率的误差修正项具有负向的修正机制,即发展水平增长率对长期均衡的偏离会对短期的发展水平增长率波动产生一个负向影响,但调整速度稍慢,不具有显著性。从ECM模型来看,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增长率的影响外,还受到滞后一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正向影响和滞后二期的腹地综合实力的负向影响。同时,滞后一期及二期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企业集聚度的增长率对于发展水平增长率具有负向作用。而滞后一期贸易比率的增长对发展水平增长率短期内起到正向影响,短期正向效应系数为0.01。而滞后二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增长率对发展水平的增长影响也为正,短期效应系数为0.04。此外,滞后一期的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则对城市发展起到了正向效应作用。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显示,对于来自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自身的冲击显著为正,冲击响应在第一期为最大值并逐步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后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对于来自于“腹地综合实力”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在前五期内呈现倒U型的负向效应,从第六期呈现稳步上升的正向影响;对于来自“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从第一期至第五期均呈现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而对于来自于“贸易比率”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是显著为正的,在前五期呈现倒U型的波动状态后呈现稳定的正向效应影响;对于来自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显著为负,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负向波动状态,且负向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对于来自于“企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来说,在前二期内服务企业集聚的贡献为负,从第三期开始逐渐上升,直至第七期达到峰值,此后呈现平缓下降的正向影响趋势。而来自于“物流企业集聚”贡献在前三期内影响力度较弱,从第四期开始呈现U字型的负向影响,从第十五期以后转为稳定上升的正向影响趋势。综上所述,在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发展水平的较大影响外,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带来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发展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但长期内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此外,贸易比率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的影响较弱,但在长期中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度;与之类似,腹地综合实力也主要在长期内利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内主要受到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占比为81.36%,同时还受到服务业集聚度、贸易比率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低的影响,占比分别为2.77%。6.46%和8.11%。长期而言,腹地综合实力、贸易比率、服务业集聚度是影响中心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影响占比分别为7.39%、11.7%和9.97%,其中服务业集聚度的影响力度上升较快。此外,长期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仍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影响占比为9.7%,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物流业集聚度的影响力较弱,但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异质企业区位选择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模型。一方面,模型结论较好地解释了单一中心城市经济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机理,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理论的解释;另一方面,在理论模型的主体框架下研究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再选择,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类型企业集聚或扩散的内在机制,描述了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并解释了其内在机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异质主要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而作用于城市的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扩散连锁效应,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类型。本文建立了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演变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协整检验的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来验证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水平和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除了受自身发展水平的较大影响外,服务业集聚度和物流业集聚度的提高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带来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同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也将发挥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则在短期内对中心城市发展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长期而言,腹地经济实力、贸易比率、服务业集聚度是影响中心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且服务业集聚度的影响力度上升较快。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十分明显,首先,产业集聚区的形成有利于新城的形成与发展,并通过快速交通通道与信息通道与中心城市保持紧密联系,特别是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了城市空间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大都市区空间模式演变的显著推动力量,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方向,并且也将成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拓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应重视现代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和竞争是以信息技术与供应链管理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供应链间的竞争,因此出台促进制造业和物流服务业联动发展的政策是中心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同时还应构建金融服务园区,培育高端服务业产业集群,为制造业和物流业发展提供高端服务支撑,从而加快城市空间结构拓展;其次,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一方面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集聚经济,另一方面也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及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交通拥挤成本的上升进而产生集聚不经济,进一步地抑制了城市空间结构拓展。因此,应加快中心城市的集疏运体系建设,做好集疏运体系的规划建设,形成布局合理的集疏运网络系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再次,制定增强适合城市发展的信息服务功能。为增强中心城市信息服务功能,亟需加快建设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协同服务平台,整合政府职能部门、各大企业、金融保险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的优势资源,构建集智能化、网络化、可视化和协同化于一体的服务统一平台,拓展城市的信息服务功能,走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作者:范晓莉王振坡单位: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经济论文:基于学习型企业的新经济论文 一、新经济时代对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诉求 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以“高增长”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经济形态席卷全球。在这场经济风暴中,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对应着这些时代变革,我国现代企业发展的时代诉求也将成为新经济时展的应有之意。 (一)企业责任: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人”的要求在新经济时代,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当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原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企业竞争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企业正处在一个灵活、动态、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并在这种环境中寻求突破。显然,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在剥离了那些静止、耗资、滞后的资本之后,“人”这一最活跃也是最具变革性的因素在企业间的竞争作用便充分发挥。以知识、工作能力、实践经验、创造能力以及个体价值理念所集聚的人力资本则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大放异彩———谁的员工能够在动荡未知的市场环境中识别、解决问题并不断创新,谁就能占据先导。因此,在这种新的经济发展中,所有围绕这种多元型、复合型的“企业人”以及“社会人”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新经济时代对人才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时代要求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转变“赢利至上”的责任理念。欧白恩认为:“员工个人的充分发展,对于我们企业追求卓越的目标至关重要。”[3]那么企业在寻求“卓越目标”的同时,也应该将企业员工的全面发展上升为一种企业责任。一方面,现代企业基于学习型企业的建设将员工的学习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提上日程,而企业无论是在内部结构还是组织功能的建设大多是围绕这一职责展开的。可以说企业未来的发展与企业员工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知识和信息的狂轰乱炸让人无所适从,而旨在加强能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将成为重要的投资,今后人们将格外重视全面文化素养,提高学习能力。[4]因此,企业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将被赋予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无论从企业发展还是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新经济对人的发展要求都需要企业承担起发展“人”的任务。 (二)理念革新: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内涵”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市场大潮中,学习型企业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当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建设进程中,学习型企业大多只是流于“形”的模仿,而缺少其本有的内涵性建设。具体表现为企业“人本”意识弱化、企业文化淡漠、对学习型企业认识模糊以及员工缺乏“学习”意识或单纯的以知识为主的学习等,而这些有关企业意识层面上的建设问题都将成为学习型企业发展的障碍。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将“学习”意识真正落实到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如何将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有效对接?怎样打造企业自身的品牌价值?这些都是当前企业在进一步发展与改革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不可否认,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企业转型的时代,而传统企业向学习型企业发展的必然性就决定了企业思想变革的必要性。针对上述问题,发展学习型企业首先应做到“先破后立”。即传统企业在破除旧的“官本”理念、“物本”理念、局部观念、单一静态观念等阻碍企业转型的思想上下功夫,同时还应该保持思想先行。厘清学习型企业发展内在要求,从整体、多维、动态发展的视角重新定位企业的发展战略,以构筑企业文化氛围基准,转变为开放、系统、联系、合作、参与的发展理念,将企业建设投入到学习型企业的内涵性建设规划上来。 (三)组织变革: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效益”的要求在新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发展,着重突显一个“快”字。然而,在这种快节奏下,新经济要求企业发展应兼顾质量和效益。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在面对市场新资讯、发展新问题、创新新领域以及对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的反馈等方面都要求现代化企业组织应该顺应这种形势的发展,并能够准确、迅速地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反应速度、信息对称程度以及上传下达的速度都将成为新经济竞争模式中的决胜因素。然而,传统的阶级组织中,高阶管理者思考,基层人员行动。[5]原有的企业组织在那种“散、断、慢”的运行状态将无法应对自如。由此,新经济对学习型企业在“效益”上的要求则是对企业在组织建设上提出的新课题。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中指出,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组织将是今后学习型企业发展的主题。[6]然而,随着网络化、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应该会有更多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将在企业的应用与实践中被开发出来。这些组织在应对不同的国际形势、不同的发展领域以及多变的竞争形势下,将会以更加灵活、主动的组织形式来不断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路径 新经济时代对我国企业的全面转型即将意味着要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显然,这些新特征不仅是经济发展要求,同时也为学习型企业建设创设了适宜发展的行进空间,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一)以“企业发展与文化建设同行”为目标导向新经济时代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应尊重市场规律,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这就表明,企业要在新经济时代有所作为,就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线路,通过厘清企业发展和由企业群成员所外化的企业习惯、企业能力和企业行为等企业文化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来开阔企业发展的视野,激活企业文化发展潜力,寻获企业发展的方向。尤其是要通过深入挖掘企业与文化的渊源,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层面上,关注企业内部的正式文化和非正式文化的发展内容和特点,从中析出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关节点,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大河中树立企业的个性文化,从而形成企业新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行为方式。显然,这些要求都是我国学习型企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发展与文化建设同行”应是学习型企业建设的主路向。一是以“企业效益增长与文化传承同步”为基点,彰显学习型企业建设“以战略为目标的学习”特点。从历史角度着力,企业应以“经世济民”为发展使命,以经济的生产性为支撑来发展员工优良的传统文化素养。可以看出,这种生产性深深的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强调企业在谋划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还要兼顾对文化传承。惟有如此,企业的发展才是有源之水,学习型企业建设关于“学习过程融于政策和战略结构”之中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二是以“企业结构调整与文化发展同步”为重点,彰显学习型企业“构建能动性的组织结构”的个性。企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保障企业稳定的前提下,变革企业内部结构,以提升企业的灵活性、互通性、协作性。企业文化则是这个组织整体意识的体现,在企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它不仅是企业结构调整的“软链接”和内在动源,更是企业结构调整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略导向。基于此,在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重视文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三是以“企业品牌建设与文化创造同步”为切点,突出学习型企业“共同参与政策和战略的制定”的特色。品牌即文化,企业品牌打造不仅是企业经营理念、价值观念、技术内涵等凝结在产品或服务中的具体表现,更是企业精神、企业信念、企业文化的再造。在企业品牌建设过程中,将企业文化的发展推陈出新并注入到产品生产,那么企业的品牌便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企业的品牌建设应充分发扬人本精神,通过组织活动或决策的无障碍参与,充分调动企业各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将这种承载着企业文化的智慧和理念意见或建议与企业品牌建设相联系,则是学习型企业建设发展的个性展现。 (二)以“企业改革与教育开放同进”为行为架构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加大企业开放性,提高企业开放的层次,扩大企业开放的领域,注重企业开放的质量和效益,以此来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在此意义上,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应是管理开放、技术开放、人才培养开放三个方面的同步提升,其中人才培养是支撑,特别是企业员工的社会化继续教育在企业改革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在许多成功的企业中,企业改革往往与教育开放同步发展,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支撑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表明,企业改革要以人力资本再生产为轴心,以“企业改革与教育开放同进”作为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行为框架。这个框架要求以“三个重构”为切点。一是以企业改革思路重构企业教育开放理念。现代企业改革思路是以开放为前提、以创新为优秀、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方向,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它强调要在全面提升在职人员自我发展素质的基础上,提升企业组织的开放程度、科研水平及成果转化能力等。这一改革思路对现代教育开放理念有着激活与重构的现实意义。它倡导现代企业教育要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既要面向社会开放,构筑社会性的企业教育培训与学习评估系统;同时也要面向国际开放,引进和吸收国外前沿性的企业培训理念及企业教育方式,如西门子建立的西门子管理学院、美国麦当劳快餐饮食公司开设的麦当劳大学等,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企业发展的“核武器”。二是以企业改革战略重构企业教育开放模式。“以人为本的创新驱动发展”是现代企业改革战略的优秀,它强烈诉求现代企业在注重发展方式创新、经济效益创新、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企业的教育创新、文化创新和人才创新,这不仅奠定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更重要的是增强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能力与活力。为此,企业教育开放模式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自觉把以往应对性、固态性的教育模式转化为动态性、开放性的教育模式。如将企业发展问题作为企业员工所要面对的探究式问题,企业领导以激励的手段并以“教师”、“设计师”的角色辅助团队参与组织研发和管理;组织企业“智囊团”,将企业的多维性人才进行部门间交流与合作。由此,让培养企业急需的开放性人才、外向性人才、多能性人才成为企业教育发展主路线,进而为学习型企业建设的行进提供科学的方法选择。三是以企业改革方式重塑企业教育开放行为。推进产业机构调整,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改造传统产业,创新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产业等,是现代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式。这种改革不仅注重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视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创新在现代企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把传统的“企业硬实力变迁为主线”的改革方式,转向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快科技创新为主体的“企业软实力提升”上来。这种企业改革方式的变迁,必然倒逼现代企业教育重新调整教育行为,以新的教育开放行为融入现代企业改革体系之中,将以往固态化的企业类、课堂类、岗位类教育行为转化为移动式、信息式、订单式、协作式的开放化教育行为。这就为我国学习型企业建设提出了必要的行为规范。 (三)以“技术创新与人才创新同步”为原生内力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我国新经济时代的紧迫任务,其优秀就是要解决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的共生对接的问题。这种共生对接,一方面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应是人才创新的动源与载体,在系列产品创新和工艺方法等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培养与造就出一批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在新型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过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自主创新、自觉创新、自性创新的精神,为企业新一轮技术创新做出应有贡献。显然,这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不仅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因,更是学习型企业建设的原生内力,其中“技术创新与人才创新同步发展”应是主线路所在。一是以技术创新推进人才创新。企业技术创新是包括系列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计、研究、开发、应用等系统化的技术更新过程。在这个技术更新过程中,每一项新产品的设计或新技术的应用,都为相应人才创新或相关人才创新元素的生成提供条件与支撑。换言之,企业技术创新必是企业人才创新的激素与动因。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企业人才创新培养的质量与针对性,将创新技术的理念、视野、要求引入企业人才创新培养的各个环节,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创新人才培养的素质、能力、技巧与技术创新的要求协调一致。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性与多层性决定了企业创新人才培养方式、路径、类型的多样性与多维性,促使企业形成一种多功能、交互式、开放式的培养环境。这两个方面的重合为我国学习型企业提升“以技术创新为人才创新铺路”的内力,作了最具实践意义的注解。二是以人才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技术创新的灵魂,这种“以人为本”诉求以企业全体员工的政治思想的进步、职业道德的修养、岗位技能的提升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石与保证。这也意味着,“以人才创新促进技术创新”是我国学习型企业建设的本质属性。一方面,企业的技术创新应是全体员工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展示,是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凝聚为企业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脊梁,体现的是学习型企业建设的“人本”意识。另一方面,企业的人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回应,要求企业全体员工通过传统或现代的学习、学历或非学历的教育、学校或社会化的培训,将自我的知识资源、能力资源、技术资源融入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去,锐化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张扬的是我国学习型企业建设的活力之源。 作者:张坤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新经济论文:市场营销中的新经济论文 一、新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策略 1.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展网络营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应运而生,网络营销逐渐成为市场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营销中发挥的作用也日渐增大。通过网络营销的方式,企业可以快速的掌握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为企业捕捉有效信息提供了便利,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在随时发生改变,网络营销的策略能够借助互联网扩大信息搜寻的范围和准确性,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能够使商品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营销企业快速准确掌握消费信息,有利于有针对的开展市场营销,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加强服务营销的力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在管理和营销方面的能力也逐渐提高,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的产品生产与管理已经日趋完善,彼此之间的差距也很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企业营销获得成功,就需要从服务方面入手。消费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提高消费者对产品和企业服务的满意程度,对于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市场营销中,应注重服务营销的策略,在保证产品质量、价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服务态度和效果,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出发,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同时做好产品的售前、售中以及售后服务,并做好产品的信息反馈工作,及时与消费者联系,听取他们对企业产品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还应加强企业员工的服务培训,使每位员工都能够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达到吸引消费者的目的,促进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加强创新策略的应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各种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也越来越快,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激烈的竞争,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与同类企业之间生产差距,才能够占领市场,实现良好的发展。首先应营销观念一定要创新,转变传统营销理念的束缚,克服旧思想的约束,为企业的创新营销打下坚实的基础。企业发展的最大竞争是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因此,应不断加强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力度,善于捕捉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的新需求,从而生产出更多新产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从而与其他企业拉开距离,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产品技术以及观念的创新都离不开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因此,企业应积极引进创新性人才,为企业的市场营销提供更多新奇的思路和想法,从而创造出更多新产品。 4.制定完善的市场营销管理制度市场营销的有序开展需要完善的管理制度作为保证,企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市场营销的开展,寻找合适的营销渠道,从而促进产品的销售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因此作为企业管理者,应制定完善的市场营销管理制度,为企业营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和保障,为企业的销售商和销售人员提出严格的奖惩办法,使他们能够努力为企业工作,避免企业与销售商以及销售商之间出现矛盾利益的冲突,为企业发展带来影响。[3]所以制定完善的营销管理制度对于促进市场营销的开展,协调企业与销售商的关系,实现良好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二、结束语 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要发挥市场营销的作用,提高自身竞争力,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就需要不断提升和创新营销策略,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拓宽营销渠道,提高产品的服务质量,完善营销管理制度,更好的为市场营销提供保障,也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作者:魏巍单位: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新经济论文:反价格垄断的新经济论文 一、涉及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中价格与非价格因素并存 随着中国反垄断执法工作的推进,知识产权在反垄断案件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反价格垄断领域,对知识产权因素的考量也使相关案件变得更为复杂,如何有效地平衡维护竞争和激励创新两大目标是处理相关案件需要面对的挑战。尽管从理论上讲,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与保护知识产权在促进竞争、激励创新和保护消费者方面有相当的一致性,但现实中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与使用之间存在一些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二者在知识产权的授权和转让价格以及具体方式上有各自的利益。由于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其所有者在定价方面通常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而要判定价格是否合理非常困难。因为,在革新行业,经营者要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需要承担研发失败以及产品技术升级路径变更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其产品定价通常不依赖于边际成本定价,而是要综合考虑研发成本、风险、市场需求等因素。也就是说,成本因素将不再是定价考虑的唯一因素,这为“不公平高价”的认定制造了困难。尽管《反垄断法》第55条和《反价格垄断规定》第26条均明确提出只有当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才适用反垄断的法律法规。但是,上述条款对于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反价格垄断问题仍显不足。一方面,上述条款较为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在西方国家,尽管对反垄断法应如何处置知识产权问题仍在争论,但已经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或文件。比如,早在1995年美国就了《关于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结合典型案例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作出详细说明。欧盟也于2004年了《关于技术转让协议适用欧共体条约81(3)条的772/2004号条例》,对技术转让中的反垄断和知识产权问题作出了规定。目前,中国尚缺乏这一领域的专门法规,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问题主要是由行政执法部门和法院结合反垄断法的立法意图和目标来进行权衡。另一方面,持不同立场的主体对上述条款的解读可能会有所差异。一是“滥用”的含义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就“滥用”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字面的理解应该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应的各类行为。但考虑到知识产权涉及到复杂的技术问题,人们“滥用”行为的认定可能会有分歧。二是抗辩问题。一方面,经营者是否可以通过证明其定价行为中存在合理成份,来减轻其因“滥用”而应受到的处罚;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要证明其知识产权属正当使用,那么确认“正当”的原则应该是定价覆盖研发成本并实现合理利润,还是应激励行业的创新行为,还是其它。从目前的法律法规和执法情况来看,上述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以帮助经营者形成正确的预期,达到预防经营者“滥用”的目的。 二、双边市场中价格对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下降 双边市场广泛地存在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行业,既包括银行卡、购物中心、房屋中介、媒体等传统产业,也包括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即时通讯软件、电子商务平台、游戏平台、移动数据业务平台等新兴产业。在新经济时代,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是反垄断工作关注的重要对象。近年来,奇虎360诉腾讯垄断案、互动百科诉百度垄断案等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案件中涉及到的经营者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双边市场以及网络外部性的特征。随着互联网逐渐与各个传统产业交融,并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涉及双边市场的反垄断案件也会不断增多。在双边市场中,作为平台的经营者需要面对价格弹性不同且相互之间存在网络外部性的两边,经营者的定价方式、盈利模式,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测算都与传统市场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反垄断执法中,市场份额的计算、市场势力的识别、经营者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竞争的判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从执法的目标而言,与传统市场相比,在双边市场背景下经济学对促进竞争,提升效率,保护消费者福利等这些反价格垄断的目标理解会有所不同。在传统市场中,更低的价格、更高的质量和更多的新产品意味着更高的消费者剩余。但在双边市场中,消费者福利不仅取决于其使用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价格,还取决于平台中的用户数量,以及平台创新带来的效用。在传统市场中,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意味着经营者市场势力的提升和行业中竞争程度的下降。而在双边市场中,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则可能意味着单个平台中使用者的数量更多,一侧的使用者给另一侧的使用者带来的正外部性更强,从而整个平台使用者的福利水平更高。从执法的具体环节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反价格垄断规定》中规定的“不公平的高价”和“不公平的低价”已经不再具有明确的反竞争含义,简单套用相关条款可能难以作出真正有利于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决定。双边市场中价格决策往往会偏离其成本结构,平台经营者对外部性较强的一方制定的价格水平可能低于其边际成本,甚至会出现免费使用的情况,而对另一侧消费者的定价则可能高于其边际成本,平台经营者的利润水平取决于得自平台两边的收益。比如,搜索引擎可以对使用搜索服务的人免费,而通过竞价排名和出售网络广告盈利。甚至有的经营者还会对同一侧的消费者采用免费与收费并行的模式。比如,在一些视频网站既提供免费视频供所有会员观看,又提供一些付费视频仅供收费会员观看。二是《反价格垄断规定》中对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存在很大的难度。在双边市场中,经营者都会面对两方面的平台参与者,不同的平台面对的参与者往往具有不同特征,这给相关市场的识别带来了困难。比如,360诉腾讯案中,广东省高院将QQ与社交网站、微博服务认定为属于同一相关市场的商品集合,而360邀请的专家证人英国学者DavidStallibrass则认为根据对邮件、微博、飞信等的产品属性分析,它们并不能替代即时通讯软件。相关市场的界定及市场份额的计算是该案件争论的焦点,也是影响最终判决的重要认定。即使在相关市场已经界定,计算市场份额又会存在新的障碍。比如,在搜索引擎市场中,按照使用人数、搜索量和广告收入等不同的标准计算得出的市场份额会有显著差异,这会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带来挑战。三是对于存在价格垄断行为的交易平台,很难认定其违法所得和销售额。双边市场中平台经营者的收入往往来自多个方面,并且各个方面的收入可能有较强的关联性,这为违法所得和销售额的计算制造了困难。比如,腾讯QQ的收入就可能来自会员缴纳的付费、广告收入、互联网增值服务等,而广告会影响增值服务的体验,平台又往往给予付费用户不看广告的特权来改善其体验,从而在广告、会员费和增值服务任何一个方面的价格垄断行为都可能影响到其它方面的收入,这为准确计算违法所得带来了挑战。 三、新经济下推进反价格垄断工作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明确反映新经济时代特色和产业特征的反价格垄断执法目标和执法理念。从国内外反垄断的历史和现状看,反垄断的目标往往是多重的,最直接的目标是保护竞争,最优秀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终极目标应该是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经济时代,创新是许多产业共有的特征,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更是提升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体福利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反垄断执法目标中,需要把效率,尤其是创新效率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反价格垄断的相关决定和法院判决要有利于刺激企业创新,激励企业以创新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价格更为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在执法理念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除了对当前的产业形态、相关市场、市场份额有清晰的认识,还需要对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方向作出一定的预判,对可能出现的商业模式作出充分的估计,充分认识新经济时代竞争的动态特征。其次,应加强对新经济时代产业动态以及相关领域经济学和法学前沿的跟踪。在新经济时代,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以及互联网对各传统产业的渗透,一些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经营者的定价策略、盈利模式都会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变化,人们对市场边界的认识、对市场份额的计算也会不同于传统产业。因此,在相关产业如何划定市场边界,如何衡量竞争、效率和福利水平,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经济学家会结合新的产业特征,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进而形成在这些产业应该如何实施反垄断的政策建议,这为新经济时代的反价格垄断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样,法学家会对新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下市场中不同主体的权利责任有新的认识,并从立法意图、法理学、比较法学以及法律解释学等不同的视角予以阐释,加深人们对反垄断最基本理念和执法目标的认识,为反价格垄断提供借鉴。因此,加强对产业动态、经济学和法学前沿的跟踪对于在新经济背景下加强反价格垄断工作意义重大。第三,应加强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新兴产业通常代表着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不仅会受到反垄断部门和竞争政策的关注,更会受到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产业政策的关注,因此,必须加强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一方面,不同的反垄断执法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合作。行政执法中负责反价格垄断和价格之外垄断行为的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工商总局,由于反价格垄断中可能会交织着一些非价格因素,这就需要两家行政执法部门加强配合与协调,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联合执法,或者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由一家执法机构代为行使另一家的部分职权。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部门需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在涉及到知识产权、电信、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等具体问题时,往往存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问题。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二者的协调和兼容,产业政策在扶持相关商业产业时应以不破坏相关行业的公平竞争为前提;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通过事前协商和适用除外等制度避免二者出现矛盾。此外,应加强反垄断行政执法与私人执行上的协调。反垄断政策实施中,除行政执法外还存在反垄断的私人执行,即市场中的私人参与者基于反垄断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个体利益或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随着反垄断的基本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私人执行在反垄断实施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执行与政府的行政执法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二者协调得当可以更好地发挥反垄断政策效果。以IDC专利垄断案为例,在华为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也接相关举报介入调查,法庭诉讼和行政执法的共同推进提升了该案件的透明度和最终判决的合理性。该案件可以作为行政执法与私人执行相协调的一个典型案例,为今后的反价格垄断执法提供一定的借鉴。 作者:刘志成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 新经济论文:基于现代传媒产业的新经济论文 一、传媒业发展概况 由于在传统媒体上广告投放的预期效果不理想,许多企业开始撤回在传统媒体上的广告。例如,年初央视新闻联播前的黄金广告有两档从央视撤下。所以就广告这一个具体的门类而言和新媒体的发展也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广告整个5000亿的盘子在重新洗牌,好多传统意义上的广告正在发生变化,需要我们找到一些新的办法进行突围。2013年阿里巴巴通过收购新浪微博的部分,把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的界限打通,阿里巴巴在2013年的双十一营业额达350亿,而在2008年的双十一仅五千万,五年的时间从五千万到三百五十亿,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天网上销售额的问题,背后隐含着中国人现在消费习惯的一场革命,不是悄然到来,而是已经迅猛地向我们扑来。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当前部分城市还在建大量的商业综合体,那么他们将怎样应对这场革命。未来城市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文化商业综合体,或者叫商业、文化、旅游综合体,一起都是在这场革命当中作为一个端口在进行表现。而这个端口的表现更多的实体是解决人们的观赏体验和感知,而实际上其他大量的销售和购买都是通过网上和物流来解决的。所以我们在布局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在布局一些新的商业综合体和城市文化综合体叠加的时候,这种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可以值得决策者思考的。相关产业的概况也简单说一下。2013年,湖南卫视依旧保持排名第1,为超级卫视,其剧场平均收视达0.95%以上,季播及常规综艺均破2%。随后为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为一线卫视,剧场平均收视在0.85%以上,周末季播综艺有收视超过1.5%的。北京、山东、深圳、安徽和天津卫视位列二线领先卫视,剧场稳定,综艺表现平平。电台在前两年的资源调整后重新实现快速增长,增幅有较大提升,达13.1%。新闻、时事类电台节目的广告吸引力正在增大,花费较去年同期增长21.5%。多数投放电台广告的重点行业增幅优于去年同期,其中房地产、建筑工程行业仍保持37.2%的较快增长。 截至8月3日,中国城市院线2014年电影票房已经达到176.48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产影片占到52%。最低值为2011年,票房在45%、46%左右。国产影片占的比重比较低,所以今年我们希望达到270亿,这对中国十年电影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快速阶段当中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万达在这方面已经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院线,他们还在美国成功收购了第一大院线,还有很多其他做法。这在万达的板块当中是其中一个板块,但这个板块对于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中国近年来电影排行榜中我们能看出来,现在票房在六七亿、十亿左右的电影已经是屡见不鲜,在这些电影当中,国产突破七八亿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虽然破了十亿,但这些电影价值观的体现、美学精神的传达值得商榷,这就是中央为什么强调文化产业产品的社会性一定要排在第一位的原因。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动漫产业现在已经聚集了4600余家企业,22万从业人员,我国动漫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870亿元,实际上的优秀产值就在500亿左右,还有人提供了动漫直接原创产值是370亿左右。这些数字都可以看到这些年传媒产业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同时,动漫出口数量相对于2012年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尽管动漫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当前我国动漫的原创性还是不够。目前我国大多数动漫对于日本动漫的模仿痕迹较重,缺乏中国的民族特色。 平面媒体缩减状态依旧,报纸和杂志同比减幅分别达13.2%和7.6%,2014上半年报广告资源量和刊例花费仍在持续衰减。五大报纸广告支柱行业中仅邮电通讯行业保持着1.1%的微增长,而曾经一枝独秀的房地产行业也由增长转为下降。可见地产业的发展对广告这个行业影响非常明显。花费的减少、广告投入的减少,也必然带来平面媒体的广告收入下降。通过对美国平面媒体近五年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代表性的平面媒体,每年的降幅都在7%~8%,所以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情况。根据相关统计,相比于近两年图书零售市场的成长乏力,2014年上半年,全国实体书店图书零售市场同比增长率达4.22%,结束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现象。所以一方面突出电子出版物的增速;另一方面实体书店的增速也在增加。《2013—2014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继续保持强势增长势头,全年收入规模达2540.35亿元,移动互联网成为数字出版主阵地,所以这是将来的蓝海。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互动新媒体产业一直是我们关注的,2013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达到1059.8亿元,同比增速81.2%,预计到2017年,市场规模将增长约4.5倍,接近6000亿。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的保有量为5.8亿台,5.8亿台的智能手机给大家传达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智能手机带来这个终端前面的产业是什么,而这个产业的内容生产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占据互联网百强榜单前五家位的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搜狐,收入占到100家企业总收入的56%,利润占100家企业总利润的69%,而流量占到了74%。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寡头经济,这种垄断经济已经客观出现了,但我们这方面的法规还没有,这有在美国不允许你这样发展,必须要拆开,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是一个值得引起这五家巨头重新思考的问题。 2014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总体销售平均利润率达到15.82%,80%企业位于京沪粤,100家企业平均研发支出占收入比例超过13%。这个数字比国外来说我们差了一半还多。2013全年,中国在线视频市场规模达128.1亿元,同比增长41.9%。2013年,在移动端快速发展以及优质长视频内容的带动下,在线视频市场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但是在线视频的发展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如很多企业正在向电视行业进行跨界发展的时候,总局要求APP下架,又要有一轮新的调整。所以完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我们的政策环境真的需要进一步净化。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信息消费规模超过2万亿元。按照这样一个发展的规模,我们对信息消费的内容环节要引起高度重视。去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77%。3G和4G用户保持加快替代2G趋势,截至2014年6月底,移动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累计净增8312.9万户,总数达到4.8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达38.5%,平均每月提高1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达到了、设置达到了,但内容远远没有达到。还有一个比内容还关键的,就是监管一整套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今年多次讲到“舆论问题搞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执政党的地位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第四次深改会就提出关于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的问题。前三次都讲人事安排、制度问题,第四次为什么讲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快速的技术发展、设置发展,我们的内容,特别是监管的环节一定要跟上,如何加强监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13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收入规模达46.3亿元。网络文学的读者已达2.74亿人、注册200多万人。这样一个数字后面告诉我们2.74亿人都是30岁以下的,十年后这个数字可能要变成5亿到6亿,那个时候网络文学的市场将有多大呢?今天我们还是以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来鼓舞人们对文学的追捧,很多人现在已经对这种茅奖和其他奖不如对网络文学的关心程度高。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网络文学的发展带来的是又一场阅读革命,这场阅读革命会改变许多的阅读习惯,我们写“有没有”,网上出现“有木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别字也行,网络语言也行,再过二十年可能“有没有”就变成一个错别字。许多标准汉语在清朝、明代的时候都是属于一些俗语,现在都成了日常用语了,所以对于今天草根的网络文学,以及这些注册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既是一个财务的来源,又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条当中最具有优秀价值链的东西。哈利波特带来了全世界2700万美元的产业链,带来了全世界差不多有几十万从业者,而因为哈利波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全世界的青少年。所以不能看所谓的草根文学的写作,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二、新经济、新知识、新思维对现代传媒产业发展的思考 (一)新经济,融合发展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当前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问题,我们不如看一下国务院发的10号文件,就是文化产业、设计业一定要和各行各业融合发展。这次提到了关于媒体新旧融合的问题,其实不是媒体融合的问题,是给我们在这一场文化发展当中,特别是传媒产业发展当中提出了新的命题,这个命题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以及视频化的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动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业态,以新技术引领媒体的融合发展,驱动媒体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程,优化信息服务,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的趋势。博纳影业董事长于东一句“未来电影业都将为BAT打工”的惊人之语,在影视圈引发了不少的震动。马化腾和马云这“两匹马”完全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他们现在都开始进军影视业,打法完全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百度与中信信托、中影集团达成影视文化产业金融众筹平台的战略合作,且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排他性质的合作。平台首批落地项目包括许鞍华导演、汤唯主演的《黄金时代》等。阿里巴巴以62.44亿港币收购文化中国传媒近60%的股份,同月,阿里低调上线“娱乐宝”项目。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和传统的影视产业打法完全不一样。腾讯和华谊兄弟共同宣布打造的“星影联盟”,激活一个巨大的“粉丝经济”市场。在这个粉丝市场当中带来了巨大的效应。所以2014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网上消费群体增长迅速。根据研究机构初步测算,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约为5.66万亿元,同比增长30.1%。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国际共识。房企跨界拍电影也越来越多,而且万达、恒大等都涉足了影视娱乐产业。 (二)新知识,技术驱动的新蓝海一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文化生产。大数据和云计算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新技术,这两种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为创新文化生产开辟了广阔空间。只要进入了数据时代,通过数据将会对一切暴露得一干二净。2013年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IBM)推出数据加速技术,使大数据处理更为简易、快速,在分析数据时更节约成本,在生成报告和分析时能节约25%的时间。美国提出了“打造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创新平台”。在国内,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正在构建新媒体发展的全新商业模式。我们计算1分钟时间新浪可以发送2万条微博,1分钟苹果可以下载4.7万次应用,淘宝可以卖出6万件商品,百度可以产生90万次搜索查询,这个时间就是60秒。“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维克托和肯尼思于20世纪90年代合写的《大数据时代》一书,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大数据时代,但过去的十多年,人们一直都觉得这个时代总是飘在空中。其实现在越来越进入落地的时代。二是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实现弯道超车。弯道超车都是在几秒或者零点几秒当中抢占先机,所以在这一轮文化产业发展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新型业态的发展。现在中国2.1万亿的产值当中大部分是传统业态,其中有1万亿是出版产业的。这块发展将是中国“十三五”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我们在谋划“十三五”规划时,一定要在这些新业态上下大功夫,因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两年,国外很多大型传媒机构都在向移动互联网布局,但总体来说,大家起步的时间、相互的差距并不大,在移动互联网上多下功夫,就很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三是利用微博微信技术拓宽社会化传播渠道。现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影响一点不亚于传统媒体。互联网社交类应用日益普及,社交网站已成为互联网新业务的服务入口和用户来源。信息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例如,4G技术已开始应用和推广,可折叠电子纸、可穿戴设备、5G技术等呼之欲出,将会带来信息传播新的变革。我们必须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不断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三)新思维,对互联网思维新的应用互联网思维是个时髦词。据不完全考证,这个词最早出自于百度公司CEO李彦宏之口,李彦宏表示企业家都应该有互联网思维,哪怕从事的不是互联网行业,思维也要用互联网的方式去想问题。互联网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真正找到用户的兴奋点,找到用户的普遍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精神、价值、技术、方法、规则、机会来指导、处理、创新、工作的思想。世界公仆领袖“联谊会公仆”、“全球大同”的作者彭友指出全球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我思献人人、人人助我思的互联网思维顺势而生。在校的3000万大学生99%都不会看报纸,也不会看电视,因为宿舍里没电视,但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比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的人只快不慢、只多不少,信息的获得已经不是唯一的渠道。所以互联网思维要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思维,你天天得到的信息来源就是你要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三只松鼠”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东西,是由安徽三只松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强力推出的第一个互联网食品品牌,代表着天然、新鲜以及非过度加工。仅仅上线65天,其销售在淘宝天猫坚果行业跃居第一名,花茶行业跃居前十名,发展速度之快创造了中国电子商务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什么能够这么快被大家认可,销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数字,背后其实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互联网极大缩短了厂商和消费者的距离与环节,三只松鼠定位于做“互联网顾客体验的第一品牌”,产品体验是顾客体验的优秀,互联网的速度可以让产品更新鲜、更快到达,这就是“三只松鼠”坚持做“互联网顾客体验的第一品牌”和“只做互联网销售”的原因。所以这样一种互联网的现象在颠覆着许多传统的思维。三只松鼠创始人章燎原认为,线下好一点的企业,在网上评分反而最低,它们不受欢迎是因为根本不了解用户,这是传统企业被颠覆的原因,但不要低估这些对手,2014年会出现传统企业的集体上线,这会对纯粹的互联网品牌会形成真正的挑战。其实在中国的当红的27个好声音节目当中,背后隐含着人们希望能够平等的参与,能够在每一档节目当中有所体验,所以这些需求对我们各个行业的要求提了很多。 作者:范周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新经济论文:基于林业管理的新经济论文 1在林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缺乏先进的技术我国林业管理发展至今,依然有着技术方面的缺陷。林业管理缺乏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由于我国现代化林业管理刚刚起步,很多方面还受到限制,发展十分缓慢,很难有飞跃式的进步和发展。并且在林业管理的制度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管理的形式很单一,没有创新;管理制度的漏洞很多;管理的根基太浅;管理时监管也不到位等。这些问题使得我国现代化林业管理发展缓慢。并且进行林业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也不是很高,有些工作人员责任心很薄弱,使林地大范围被破坏,林地的资源浪费的等问题层出不穷。有时工作人员在进行林业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先进设备,对于数据的测量和林业的管理有些不到位,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林业管理的水平无法提高。 1.2工作中对林业的保护意识薄弱由于对林业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在林业管理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人的思想意识薄弱,进行林业管理服从自己的主观判断,不注重林业的保护,在开发时以经济效益为主,对林业资源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同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些行为阻碍了林业管理技术前进的步伐,也使林业基地的整体收入难以得到提升,不利于产业整体的发展。更有些不法分子私自进行林地开垦,肆意破坏林地,这些行为同样有害于现代化林业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发展林业管理的具体措施 2.1对林业管理的模式进行改革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林业管理。旧的林业管理模式比较单调,已经不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形势,而新的林业管理模式,要符合新经济的发展形势。所以,新的林业管理模式必须要做出改变,具体方案是将旅游产业同林业管理结合起来。由于新经济时代追求绿色与环保,所以我们可以开发森林旅游项目。根据林业的相关特征和林业基地的一些地理环境,统一对林业管理进行调整,对林业实行生态管理,对一些区域进行合理的开发,联系相关产业进行发展,建立一些休闲娱乐项目来接待游客,让游客体验真正的生态旅游。也可以规划一些路线,让游客可以在森林中漫步,近距离接触大自然。通过这些项目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推动林业管理的发展,把林业管理模式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2加强林业的信息化管理现代化的林业管理,需要依靠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才能实现。在进行林业管理时,有时需要对传媒服务进行资源整合,这就要协调各种运行问题,此时就需要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帮忙,这样能很快的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根据相关内容智能分配人员,组成技术专家团队,进行实地考察,建立一些服务站,服务帮助群众。此外,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还能够实施一定的技术考核制度。 2.3加强林业文化的传播林业文化从林业管理建立开始就存在了。林业文化的主旨在于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培养人们的自然文化精神,使人们摒弃破坏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等想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如果林业文化能够深入人心,那么人们就不会选择牺牲自然环境来换取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大力进行林业文化的宣传,开展保护自然环境的活动,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建立起全新的生态文化模式。 2.4加强林业的公私联系近年来,我国在林业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可是这些资金在巨额的林业建设成本面前,依然有些捉襟见肘。因此,大力提倡发展非公有制林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非公有制林业作为我国林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推动我国林业建设的发展,是我国进行林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高非公有制林业的地位,可以使非公有制林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以使其成为我国发展林业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公有制林业和非公有制林业之间的联系,可以提高二者的经济效益。同时对二者实行分管政策,也可以使林业管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3结束语 只有将创新和理论完美的结合到一起,才可以使林业发展达到一个生态平衡的标准,这样才能科学的发展林业企业,深化改革管理体制,使林业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有障碍,完善林业产业结构,为林业的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作者:吴智林杨红旗单位:陕西省宁西林业局 新经济论文: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新经济论文 一、理论模型 (一)假设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两区域、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市场开放度是对称的,但是要素禀赋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况,而相对应地为对称FC模型和非对称FC模型。相关变量上标“*”代表B国的变量,用上标“w”表示世界水平的变量。(2)两种生产要素是资本K和劳动L,并且假定资本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而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设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国和B国的劳动力禀赋占世界总劳动力禀赋的比例,sK和s*K表示两国资本禀赋占比。另外,由于资本的可流动性,用sN和s*N代表两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份额。(3)两个部门为工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其中,假定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每生产一单位农业产品只投入aA单位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使用两种生产要素K和L。企业成本函数写为c=π+aMwx,其中x为产出。另外,假设两个地区的企业个数分别为n和n*,则nW=n+n*。在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只使用一单位资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设工业部门国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即如果从A国运输τ(τ³1)单位工业产品到B国,到达B国并进行销售的产品为1单位,τ-1单位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运输成本。 (二)消费者行为以A国为例,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生产者行为由前面的假设条件,农业部门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两国农产品的价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两国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两国的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两国都会生产农产品,即农业产品的生产是非专业化分工形式。 (四)长期均衡根据假设条件,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资本收益必须在资本所有者原所在地进行消费,那么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因此,将资本流动方程表示为DsN=(π-π*)sN(1-sN)。当π=π*时,两国资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另外,当sN=0或sN=1时,资本都集聚在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资本流动,达到长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导可知,当满足(14)式或者(20)式时,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没有资本流动。这两个式子说明企业(资本)的空间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间分布决定的,也是由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禀赋决定的。另外,如果两国的要素禀赋是对称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时企业的空间分布已经形成,并且不会发生变动,没有资本流动,经济达到长期均衡。即使受到外来的冲击,受到要素禀赋的影响也会恢复到这种均衡状态。 (五)资本流动和参数变动基于本文讨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问题,笔者将重点讨论非均衡模型,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情形。首先,笔者将考察资本流动和企业空间分布、支出分布之间的关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资本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设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间的关系。从(22)式可以看出,其偏导数符号的正负取决于sE的大小,当sE 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增加,当sE 12时,企业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企业(资本)在本国的集聚而减少。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本国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企业在本国的集聚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减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业投资收益增加,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场效应的体现;相反,如果市场规模很大,太多的企业集中在本国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的争夺会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进而使企业向国外转移,即出现市场拥挤效应。同时,式(23)说明,在企业(资本)分布给定的情形下,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两国的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就越大。 (六)结论(1)上述理论模型中,当东道国市场规模没有非常大时,前期分布于该国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企业的资本收益就越大,进而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市场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我国在某东道国的先期投资会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流入。(2)当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当前已经发生资本的集聚,即本国使用的资本比例超过1/2,此时本地劳动力要素禀赋越丰裕、资本要素越丰裕、市场规模越大、贸易自由度越大,则分布于本国的企业(资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业(或资本)集聚于本国市场。 二、实证模型 (一)假说的提出将上面的A国看作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B国看作是我国,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假说。假说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假说2: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3: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倾向于资本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假说4: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分布在双边贸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假说5:对于需求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资本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而在需求结构类似的国家或地区,其丰裕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会吸引更多的我国直接投资。 (二)基准模型的设定众所周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框架,各个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作出解释。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将新经济地理因素作为优秀变量,并且纳入一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直接投资区位的双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关假说,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市场规模、资本丰裕度、劳动丰裕度、贸易自由度、技术水平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商业环境、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包括双边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双边贸易、双边地理距离和双边文化距离。计量经济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应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首先,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通过对各个解释变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经查验该模型解释变量间存在序列自相关。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2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m3给出的是纠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好的,笔者选定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近80%的区位分布变化。在新经济地理因素中,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其中,市场规模的系数为0.00256,说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256个百分点;类似地,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我国在该地投资存量比重上升0.00447个百分点。而劳动力要素禀赋、资本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的特征。市场寻求型ODI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增加了贸易壁垒作为进口替代的一部分,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其他国家或地区便通过对其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市场,进而市场寻求型ODI也就发展起来了。我国作为制造大国,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很多企业转向国外市场。然而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出口商品遭遇的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壁垒的情况越来越多,仅靠出口带动增长的空间又很有限。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我国企业会倾向于进入市场规模大的目标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规避东道国或地区贸易壁垒的同时,拓展和占领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市场。另外,我国的技术水平、技术转化和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优秀技术不多,这也是我国高新技术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多地是寻求技术而不是输出技术。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国家对先进技术保护严格,限制高新技术的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形式可以绕过这些壁垒而拥有先进技术。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贸促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高达81.7%的企业认为东道国比国内市场规模大。同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均认同“在东道国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比国内难度低”的观点。这也从微观角度佐证了估计结果。此外,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丰裕度以及贸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决定因素。以东道国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倒数衡量的劳动力要素丰裕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寻求特征不明显,这似乎和一般的理论预期不符。同时,一些研究和调查也表明东道国获取资金比国内难度低,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估计结果也没有支持这些结论。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多元化,包括目标的多元化和区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以垂直型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将产业链下端或者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和环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因此,他们会较多地将具有廉价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具体到我国,会投资于蒙古、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但毕竟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应地效率寻求特征表现得就不明显。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首先,本文的理论基础起源于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弥补和丰富了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和梳理,发现自由资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问题。因此,笔者对FC模型进行推导,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对模型参数的进一步分析,得出了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在理论模型和相关假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双边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东道国的出口、较近的地理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表明,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 (二)政策建议1.保持和加强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是很多资源的人均拥有量是很低的。同时,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和粗放型增长模式给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的同时,我国能源进口量大大增加,2010年,中国占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7%左右,仅次于美国,并且比例在逐年上升。①我国资源消费急剧增加,资源依存度也在不断扩大,而国际市场上主要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价格又不断攀升,并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因此我国必须寻求一个渠道解决这种困境,对外直接投资恰好是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些资源寻求型的企业通过输出资本、在境外合作开发资源、建立生产基地供应等方式满足国内对资源的需求。因此,我国要继续扩大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区位选择上,仍然选择那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保持在原有东道国投资的同时,通过资源外交等方式扩大境外的资源投资地并增加进口,以避免在资源问题上受制于少数国家。目前,我国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在进行,而且主体多是大型国有企业,我国应该引导和支持中小非国有企业开展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扩大投资主体。2.加快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阶段,先进技术的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捷径。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获取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早期成功案例的中国首钢,它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的股份,②不仅扩展了业务,还学会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在此之后,还有康佳通过在美国硅谷建立的研发中心掌握数字电视机的优秀技术,华为在硅谷等地建立科研所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日本等地建立合资企业将先进技术转移至国内,等等。因此,在以后的对外投资活动中,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重中之重。本文的研究证实,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中,发达国家对技术寻求型企业的吸引力非常大。因此,我国要扩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其境内建立研发所、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合资、雇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等方式学习和引进这些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很多技术寻求型企业虽然实现了获得先进技术的目标,但是在收益方面可能存在损失,因此,政府要为这类企业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确保其有良好的发展空间。3.积极推动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我国的某些行业,特别是制造业陆续出现了产能过剩、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海外转移行为,即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我国效率型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不显著,这说明这种类型的投资份额较少。我国向海外转移的重点行业,一部分是产能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纺织、电器等;另外一部分是具有优秀竞争力、实现标准化生产的行业。开展这些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实现落后产能的转移,又可以化解产能过剩和成本上升的压力,还能够通过利用地区要素价格差异实现全球一体化布局。因此,我国应该加强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加大对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投资。这样,一方面可将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另一方面,还可以转移一部分贸易顺差。 作者:张慧黄建忠单位:上海海关学院海关管理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新经济论文:工农联盟的新经济论文 一、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本质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可见,列宁把改善农民处境,调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争取农民的支持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和目标。列宁还阐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理论意义,在俄国这样的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方法,也就是实现自己的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只有无产阶级向农民阶级妥协,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和处境,与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含义》里讲到:“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的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在《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一书中,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在这方面应当想到农民。”列宁清楚的认识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善农民的境遇,最大限度的团结农民,以更好的联合广大的农民共同抵抗其他小股势力的反动斗争,巩固苏维埃政权。他在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年的基本教训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农民跟党走。 二、工农结合的创造性措施 实施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是国家对农民最大的妥协和让步。农民拥有余粮必然要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而任何一个懂得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一旦有了商品交换,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在那时的布尔什维克看来,当时苏俄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可能会出现自由贸易和市场,甚至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倒退。所以粮食税的实施,是国家向农民妥协了一大步。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列宁在《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里说:“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规定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的数额要低得多:粮食低43.3﹪,油料作物低50﹪,肉类低74.5﹪。这样,农民在缴纳实物税以后,剩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一律归自己支配,可以自由买卖,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工业品和其他农产品。规定在正常中等年景税为2.4亿普特,比余粮收集制时期少征收2亿普特。粮食税额在春耕公布,增产不增税,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更多的粮食和更广阔的市场。粮食税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优秀,它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农民从原来的单方面的粮食提供者,成了城乡商品交换中平等的一方,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密切结合、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所以在农业发展计划中不仅要明确农业应当給予什么,还有明确农业为了給予而应当得到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更好的把农民团结在周围。此外,列宁还用农业合作社的手段对农业进行调节,加强国家与农民经济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对农民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是农业合作社及其专业中心的收购工作和供销工作,它提供了“从外部”即通过组织农户的流转(工商业根据总协定对农产品进行收购、加工和有组织的销售,以及由它们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民,等等)吸引农户的可能性。农业合作社及其专业中心得以在经济上把农民经济同工业联系起来,改善和扩大对农民的经济服务。 到底实施新经济政策,争取农民对俄国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拯救了俄国?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讲:“农民对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的下这个论断。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偶读重要。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以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实物税为开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困境得到缓和,能够紧紧的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这是新经济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列宁关注农民,始终把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伟大胜利,这在我们今天同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新经济政策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作者:谷婷婷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新经济论文:能源统计管理下的新经济论文 一、企业能源统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的能源统计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企业的领导对于能源统计管理的重视不足。 在当前企业发展中,为了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企业的管理人员更多的关注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分析,而相对的忽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一些领导人将统计认定为简单的填表或者计算等,将其简单的作为财务数据分析或者企业管理的一种基础上工作,未能认识到统计工作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企业在职能部门的设计上,统计岗更多的是一种兼任或者其工作人员呈现出较大的流动性,这些都是的统计工作不断的被削弱,从而影响了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使其无法发挥其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在企业中统计的服务主体存在较为常见的错位现象。 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其统计工作的开展是为自身的发展所服务。但是,在当前的企业中,统计工作仍受传统模式的限制,统计的职能仍是一种企业报告的形式,未能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统计等职能。在统计的形式和内容上讲,都没有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企业相关能源数据等进行深入的分析,造成了企业统计分析上主动性的缺失。这种统计在新经济环境下,无法为企业的财务分析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提供应用的数据和分析参考,影响了决策的整体水平。 (三)就统计的方法而言,仍呈现出较为单一性的特点,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在新经济环境下,信息网络的应用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而这也为统计方法的多样化应用提供了可能。但是,在当前的企业中,其统计工作更多的是对内部数据的一种事后的整理和统计,从其工作的内容来看知识简单的数据表格化的过程。这种统计工作中的分析,是对相关数据的简单说明,没有任何关于数据结构以及市场化信息的比较分析,没法实现统计工作应有的动态评价以及市场预测等作用,从而无法满足企业管理对于数据信息的现实需求,影响的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质量。 (四)统计人员的素质也影响了企业统计水平的提升。 在当前的企业中,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整体素质相对较低,其工作更多的是简单重复,并且其专业素质以及职业道德意识等相对较差,极大的降低了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而影响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五)在统计指标的设计上存在许多不合理性。 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内容应该涵盖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多种影响因素,但是在许多企业中,其统计指标更多的是沿用传统的产量、产值、成本等生产性指标,统计工作的开展也更多的是为了完成上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就使得统计指标无法更好的反应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企业的统计工作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 二、提升企业能源统计管理的有效措施 为了更好的发挥企业能源统计管理的作用,针对当前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要不断创新统计管理工作的理念,并对统计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提高统计的整体水平和质量,实现其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一)要不断创新统计的方法和手段。 新经济环境下,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在统计工作中,要将各种影响因素予以考虑,提高统计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并且要注重统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其能够更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对于统计到的方法而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必要条件,提高统计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提高统计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提高统计信息的利用效率。 (二)要正确认识企业统计服务的内涵。 在企业发展中,统计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是对企业能源以及各项劳动成果、资金等进行统计核算,从而更好的反应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新经济环境下,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统计工作能够更好的反应市场需求和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及时的调整生产经营决策,使统计真正的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三)要不断的调整统计的内容,保证信息的有效性。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的发展是依托市场经济,对于统计工作而言,要完成内部相关生产经营因素的统计分析外,还要充分考虑外部因素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统计工作的开展应该是立足企业发展全局并且要以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为基础进行信息网络等的建设,以提供统计工作的有效性,保证各项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这样一种信息网络的建设,能够使企业统计的理念得以创新发展,并且统计的内容和结构能够优化,从而更好的反应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真实环境,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 三、结语 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其统计管理工作的开展对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分析以及经营决策的制定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实践中,为了更好的发挥统计管理工作的积极作用,企业要从管理理念的创新以及统计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统计的有效性,使其更好的反应企业发展的情况,从而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作者:李建红单位: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分公司 新经济论文:职业道德视野下的新经济论文 一、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价值 职业经理人是在一个法人财产权、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分离的企业中,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聘任的以受薪、股票期权为报酬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全面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绝对经营权和管理权,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可以说,职业经理人是企业创新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运转。新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具有一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其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必然会成为企业的战略资源和产权所有者追求的对象。从经济意义上讲,职业经理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职业经理人具有其他人力资本缺少的经营知识和管理才能,企业依靠这一特殊的人力资本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而职业经理人也能顺利实现自身成长。第二,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利润,也就没有发展,而职业经理人则是创新的领导者和先行者,其创新活动对企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第三,现代经济学认为,管理是与土地、资本、劳动并列的一大要素,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上述四种要素得以组合并创造财富的关键所在。第四,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主要职责是以自己的智慧、经验对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条件进行研究,适时作出合理决策,所以说职业经理人是企业资源配置的决策人。可见,在新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是一种稀缺、特殊的人力资本,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体制的不断改革,职业经理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会不断增值。 二、新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的成败关键 (一)个人层面 1、处理好与老板、员工的关系。 职业经理人要客观认识自己,明确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处理好与老板、员工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经常主动与老板沟通,通过有效的沟通给老板一个切合实际的期望值,让老板了解并认可自己的方向,最为重要的是应让老板知道自己领导的团队是一个团结的、完整的、专业的团队,能够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其次,虽然职业经理人管理着一批员工,但是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员工,这个时候职业经理人就应掌握并处理好在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因为自己是由老板聘请,所以必然要为老板做事,维护老板利益,但同时还应坚持原则,最好在保护企业利益的基础上,将为人准则和职业准则透明化,不应一味偏向老板,否则很容易激化矛盾,这样以来,老板不但不会感激,还会埋怨,甚至将自己作为平息民愤的牺牲品。再次,不能主观认为自己与员工没有沟通方面的问题,应加强与员工的交流和沟通,重视员工意见,诚心吸取员工建议,对员工所反馈的信息进行综合评估,采取适当措施避免矛盾激化。另外,每个员工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职业经理人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技术唯先,关心员工,爱护员工,重视对员工的精神激励,重视知识的共享和创新,给予员工更多发挥自身长处的空间,时刻站在团队合作的立场,谋求团队的健康成长,使团队整体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发挥。 2、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企业利益为重,将个人发展、团队利益和企业前途结合起来,掌握好生产成本和服务成本,通过合理手段获取合理利润,力争实现全方位价值最大化;热爱自己的工作,明确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主动捍卫企业所规定的道德规范,不做违法、不道德的行为,强化企业在业界范围内的形象和声誉,以诚信为原则,维持企业的道德责任感;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提高企业综合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确保经营管理的安全性和效率。另外,职业经理人在工作过程中要以身作则,树立优秀的领导风格,并对自己所做的决策负完全责任,大到经营决策,小至员工加薪,都要全权负责。 3、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首先,职业经理人的知识水平与其能力、素养呈正比关系,知识水平越高、越丰富,思路就越宽,思维能力也就越强。新经济时代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人才的竞争,还是知识的竞争,作为企业领导人,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健全的知识结构、高水平的文化素养、高水平的市场驾驭能力和领导能力,这样才能在工作过程中快速捕捉到各种信息,才能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前瞻性和创造性。其次,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高超的沟通能力,能清晰告诉老板和团队自己想做的事情、怎样做、计划是什么以及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只有与团队的沟通协调一致,才能激发团队与自己同甘共苦的热情。再次,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增强自信。作为职业经理人,能让老板和员工心服口服的莫过于自己所发挥出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必须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以更好指导员工工作,告诉他们哪里做的不好、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好,这样员工和老板对自己的能力才会更加信任。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企业时要高瞻远瞩,放宽眼界,不断学习,比如对于静止型、明星型的职业经理人来说,应学习更多除专业管理知识以外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补充知识,多方位完善自己的管理技能,提高自身价值创造力;对于枯木型的职业经理人来说,则应将提高自身素质放在第一位,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善于向有经验的管理者请教学习,改变观念,重新燃起工作热情。 4、保持对组织的忠诚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倡导诚信为本,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和掌托者更应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时刻保持对组织、对职业的忠诚度。从清华紫光总裁张本正对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评论中我们可清楚认识到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是多么重要。他认为职业经理人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管理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职业和企业忠诚,特别是对职业的忠诚度与职业道德是相对应的,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在职业上投入更多精力和责任感,满足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最基本要求。 (二)组织层面 新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的成败不仅在于自身,还在于企业。这就需要企业积极为职业经理人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加大对他们的支持,比如企业文化对员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员工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特别是相较于普通员工,职业经理人在面对职业高原状态的时候更是难以抉择和放弃,他们往往需要来自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为此,企业应积极创建优秀的、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文化,使职业经理人顺利克服职业高原状态。职业经理人还需要一定激励,良好的激励机制的建立能够保证职业经理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促进他们的成长,而在他们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也能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结语 新经济时代,职业经理人是企业管理职业化、专业化的产物,其作为企业的高级员工,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职业经理人必须重视职业道德的修行、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知识的健全、业绩的提高,同时处理好与老板、员工的关系,时刻保持对组织的忠诚度,保持持久的创新思维,这样才能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效益,最终成为企业创新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当然,职业经理人自身的成长也离不开组织的支持,企业要留住人才,就应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建立完善的激励体制,使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价值发挥的更加充分,为企业的发展注入长久生命力。 作者:张昌高单位: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新经济论文:基于成本管理的新经济论文 一、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 (一)企业管理体系过分依赖会计报表 大多数工业企业高层较注重成本核算的应用,他们强调会计人员要详细、精准的记录下企业成本费用表格,之后再根据这些报表数据来管理企业成本。但是财务会计人员的成本核算是属于后期工作,对于已经发生的成本费用就不能够再进行回收利用,使这种成本管理模式形同虚设。因此,工业企业管理体系若过分依赖会计报表,就无法很好的掌控企业成本管理。 (二)企业管理体系过分减少支出 一般情况下,工业企业成本管理会使用节约原材料、减少支出的方式来控制成本,但是企业需要发展就必须牺牲一部分的成本费用来购买原材料,为了提高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加大支出,把握好加大支出的程度,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利润价值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的综合管理得到加强。企业管理若过分的减少支出,强调节约原材料,将会延缓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的运行与发展。因此,工业企业管理必须从实际出发,通过适量的支出来维持工业企业经济的稳定收益。 (三)企业管理体系过分压榨供应方利润空间 影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材料供应方供给的材料价值。材料供应方作为一项企业,它的发展目标也是为了公司盈利,材料供应方所提供的工业材料价值不仅包含了材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还包含了自身的盈利值。如果工业企业一味的追求自身利益、提高自身的利润价值,就会对供应方进行过分压榨,而供应方面临这样的挑战通常会采取变相加价、欺瞒材料成本价格、联合其他供应方的手段来提高材料利润,从而造成企业利润和材料利润的负增长。工业企业与供应方要想实现双方的盈利,就必须通过协调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互相沟通。 (四)企业管理体系过分使用廉价劳动力 在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升高的同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随之提升,工业企业管理若过分降低工人的工资待遇,尽管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但会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工作态度和效率,从而拖延了企业的生产运作,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成本。 (五)企业管理体系被片面理解为对生产过程的成本控制 在新经济发展下,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管理只属于成本管理的其中之一,并不能对生产成本管理与成本管理划等号。成本管理在对工业产品进行制定、设计时就已经产生,产品的生产实施、成品销售、售后服务等方面也属于成本管理的内容。因此,要对工业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改革创新,就要摒弃传统的成本管理理念,采用有效、科学的方法来真正实现企业的成本管理。 二、工业企业成本管理失控的因素 (一)不合理的占用资金 尽管工业企业在对成本进行管理和控制时,一直坚持减少支出的方式,但实际上企业不合理的占用资金对成本管理失控具有巨大的影响。流动资金在企业成本管理中占据重要位置,若无法进行交流沟通,就会造成企业运作出现延缓甚至瘫痪,因此不合理的占用资源会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下降。例如:一些工业企业中出现库存原材料囤积以及没有能够适时进行销售都会直接对企业的流动资金造成影响,从而延缓了企业未来的生产发展,为企业库存管理施加压力。 (二)质量成本过高 质量成本主要分为投入与故障两个方面。投入部分包括为预防故障所支付的成本以及为评定质量是否达标而发生的鉴定成本;故障部分包括因不能满足质量要求而支付的内部故障费用或因此造成的外部故障损失。工业产品的质量一直都离不开产品的生产、加工到销售、售后这些过程,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具有信誉度及可靠性,质量成本是无法避免的。由于我国处在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又需要逐步完善与创新,所以我国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工业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和差异。 (三)企业营销手段单一 以往,工业企业的主要营销手段是通过营销人员来对外进行洽谈与沟通,以达到签订业务的目的,但随着新时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传统的营销手段已经满足不了工业企业的发展趋势。由于传统的营销模式只考虑业务旅费以及营业费等费用支出,因此工业企业的营销范围只能规划于省内与附近的省份。在对外政策的普及下,工业企业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营销范围需要向更大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单独依靠传统的营销方式既会使企业的成本费用得不到有效运用,又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四)企业广告支出铺张浪费 一些企业高层为了实现企业营业额的不断上涨,会不计后果地采取以高价聘请明星为工业产品代言宣传的手段,并投入大量成本费用用于广告支出,这种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进程,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广告效应,就有可能会使企业成本增加沉重负担。 三、新经济时代下的工业企业成本管理政策 (一)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在科学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潮流中,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被全面覆盖,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变得越发频繁普遍。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来构建广阔的电子商务平台,该平台不仅能够成为新的、有效的销售途径,而且还能够为企业争取有利的商业机遇,最终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 (二)加强对企业人员的培训 企业文化象征着整个企业的理论思想与工作方式。大多数企业都具备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优异的盈利效率,而且能培养出良好的企业员工,企业的优秀员工会严格遵循职业操守,能够自觉参与企业的维权工作,从而节约了企业的成本管理。同时企业还要定期对员工进行强化训练,不仅是新员工,老员工也要参与到训练之中,增强自身的企业文化知识与品格素质,使他们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问题,最终保证企业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 企业产品的利润收入能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尽管加大产品的规模化可以为企业赢取更多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为企业的成本费用增加了负担。工业企业应该针对客户的需求开发出多元化的产品类型,在满足客户对产品需求的同时又能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降低企业产生不必要支出的情况发生。所以,在新经济下采用多元化类型的产品能够为市场向多元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四)缩短企业的生产周期 为了收集到有效、准确的生产资料,工业企业要把市场作为任务目标,定期进行销售、生产、采购工作,尽量使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周期缩短,提升企业的资金周转效率。面对国际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资金周转效率虽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表明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资金周转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 (五)为产品质量把关 在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因为工人的能力有限,机器运作操控系统仍不够完善,所以常常会出现质量不合格、废弃的产品,从而造成企业整体生产水平降低的状况发生。为了保障工业企业的产品质量与信誉度,应做好生产机器的维修护理工作,同时开展对工人的产品知识培训活动,把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率控制到最低限度,从而使产品的质量得到提升,为企业的经济效益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者:高丽芳单位:泉顺发木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新经济论文:现代企业文化新经济论文 一、新经济时代对现代企业文化的要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体现出信息化、知识化、人本化、全球化、持续化等特征,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在这样一种以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为显著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下,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还是在具体的企业行为,都需要不断去适应现代经济模式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企业文化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1.高效与柔性现代经济社会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变化快,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客户对服务的高效性越来越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企业的适应变化能力的速度与柔性就成为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手机航母诺基亚的败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没能够适应手机市场的快速变化。由此可见企业只有能够及时地随势而变,不断快速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才能在严酷的竞争中追求生存发展,进而谋取安身立命之地。高效的企业文化以生产的高效优质、员工的快速创新能力为标志。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新产品的开发,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企业领导者都努力地去发展自身的企业文化,以追求上述那些有益的结果。但是,企业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承担着确保企业战略和财务目标取得成功的任务是企业的员工,企业文化只有和员工相融合,才具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2.创新与学习乔布斯有句经典名言: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创新。近年来苹果公司如火如荼的快速发展完全可以归功于其卓越的创新能力。过去的10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相当于戴尔的1.5倍。企业要发展,必须能够根据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在产品、技术和服务上进行不断创新。有效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应该是能够从战略决策、产品与技术、营销方案、商业模式到服务体系等环节的整体全局与每一个细节中都能“全面开花”;而且从上至企业掌舵人、下到一线普通员工的每一层都具备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不能“一枝独秀”。这就要求企业组织建立起一种能够激发、培育和提升成员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和学习体系,首先要塑造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企业文化,提高职工的文化素养,重视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价值;其次要构建一套学习、吸收、转化知识的培训与学习体系,为员工提供有效的学习途径;再次,要制定一套针对知识学习创新与应用的、完善的激励、评估体系,激发员工的学习兴趣,只有通过培养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能力、速度和意愿,不断调整整个企业人才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企业所有成员的创新能力,才能使企业很好地应对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爆炸式增长的知识挑战。 3.多元与包容新经济时代还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开放与多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而来的是企业跨国经营的趋势以及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摩擦、碰撞与融合。作为社会文化子系统的企业文化也必然面临着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首先,企业员工的民族文化背景越来越复杂多样;其次,企业员工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与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再次,现代人越来越追求民主、自由与个性化发展,作为个体的员工个人在价值观上也存在很大个体差异。这就使得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冲突性并存。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兼容并蓄的多元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可以对多种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融合与统一,避免不同文化差异带来的碰撞与摩擦,使企业保持和谐、有序、稳定、持续的发展。 4.注重社会责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与环境的主要责任体。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997年10月,社会责任国际组织联合部分跨国公司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发起并制定了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的社会责任SA8000标准,从而揭开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序幕。2000年,联合国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时,要加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整个企业自上而下全体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要保证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在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正确认识,在企业优秀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培育上狠下功夫,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实质内容的一部分。 二、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自从20世纪90年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被引进我国企业管理中。自此,企业文化管理热潮便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开展开起来,有不少企业获得了成功,但大多数的企业却是没有收到任何成效的。根据对多家企业的走访、调查,我们发现众多企业文化培育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企业文化的内涵理解过于片面和粗浅,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仅仅流于形式虽然企业文化管理在我国已被各类企业所认同并追捧,但是大多数企业对企业文化的内涵认识不够深刻。有的认为现代企业文化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标语口号,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增强员工对企业管理行为的认同感;有些企业则把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等同起来,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标志、环境建设、标语口号、统一服装、举止规范等内容。显然,这种过于浅显或偏颇的认识使得许多企业甚至是一些优秀企业的文化培育工作流于形式,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或制度层面上,而忽视了企业文化内在优秀观念与意识的培育。真正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经营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为全体员工所共同遵循和信奉的重要价值体系,包括经营理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等等。它的使命在于引导企业全体成员工作与行为的一致性、规范性、整体性与向心性,使企业能够上下齐心形成合力,从而确保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更加顺畅,使企业的竞争力更加强大,也使社会对于企业的认同感更加明显。如果只注意表层形式建设而忽略内在价值和理念的培育,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难以持续的,不能形成文化的推动力和凝聚力,对企业的发展也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 2.急功近利,企业文化培育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企业文化是在企业长期的运营过程中逐渐积累和沉淀的,是企业经营者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与传承的结果,它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建设,只能进行长期的引导、培育与传承。但是目前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理论领域,却普遍流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说法与做法,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至少是多数人人对于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没有足够的理解,对企业文化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这使得一些企业认为并期望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大量的投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忽略了对于企业文化培育体系与机制的建立。企业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何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想法与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企业唯有在战略、管理、执行,以及制度等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文化培育组织与体系,并对企业文化进行长期的宣传、调整、改进、完善,才能培养良好的、富有凝聚力与创造力的企业文化。 3.企业员工流动率过高,加大企业文化培育难度调查显示,合理的员工流动率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好处,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随着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对员工素质与专业技能的要求也不断产生变化,这就需要企业不断的调整员工的知识技能结构,以满足战略发展的需要。调整员工的知识结构,最直接、快速的方法似乎就是淘汰落后员工,聘用新员工。于是保持较高的员工流动率,就成为企业不断更新战略技能、提高员工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人力资源蓝皮书》指出,根据怡安翰威特调查结果,中国员工平均流动率为15.9%,在全球处于高位。然而,大多数企业却没有意识到频繁的员工流动却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产生难以预见的障碍。因为,每一位员工对企业文化的适应与趋同都需要经过理解、认识、接受、吸收并进一步传播的过程,这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即便是企业的老员工,对企业的文化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与趋同,更不用说新员工。因此,过高的员工流动率势必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与稳定,甚至成为企业文化培育工程的障碍因素。 4.企业着力于优秀竞争力的培育,对企业文化培育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产品快速的更新换代,企业充分意识到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和爆炸式的知识增长与科技创新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与优秀业务上,才能在目标领域取得突破,形成自己的优秀竞争优势,即优秀竞争力。对于非优秀业务则外包给合作伙伴来完成。但却找不到企业文化培育的良好渠道与承接者。企业不得不集中精力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与知识技术的更新,所以很多企业即便深知企业文化培育的重要性,却也无暇分心顾及,从而影响了本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三、结语 基于上述对于新经济的特点与现代企业文化培育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新形势下企业文化的培育需要转变思路,开辟新途径。 作者:索会敏单位:天津市红桥区职工大学 新经济论文:人力资源管理新经济论文 1新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1.1合作型人才就目前而言,很多项目的完成都是需要合作的。所以,在很多的时候需要利用集体和其他人的力量才能够将自己的能力更好的发挥出来,从而获得成功。在新经济环境中,做好创造、科研以及发明,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必须通过合作,在企业发展中也是如此,这便导致了企业对合作型人才的需求更加的迫切。 1.2个性化人才个性化人才本身便是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创新计划在制定的时候,必然能够将个性化思想体现出来。在工业社会时期,生产是大规模以及标准化的生产,而在新经济时代,生产本身便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单件生产。面对这样的环境,那个企业设计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其便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地位。所以,人才发展一定要和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人才个性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1.3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指的是,将多种专业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复合也包含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符合。在新经济时代,进行经济创造的时候,很多时候,都需要跨领域,所以,创造仅仅依靠一种技能或者知识是不现实的,必须将多种技能和知识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创造的时候也更加的复杂,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 2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手段 2.1进行创新文化的营造在新经济时代,时尚和创新是重要的主题,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便必须将创新理念运用进去,进行企业创新文化的营造。企业在进行人才管理的时候,必须将创新放在首要的位置,只有将提高对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并将人才留住才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现在的人才本身的思想便比较开放,头脑也非常的灵活,这些人才本身比较自信,并且流动性也比较的强,企业想要吸引更加出色的人才,便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营造,在进行企业文化营造的时候,应该保证企业文化的创新氛围以及环境的开放性,这样能够帮助员工更好的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员工的竞争力也会有明显的增加,而那些出色的人才也会更加愿意进入这样的企业。此外,企业还应该进行共同目标的设立,这样能够将人们的奋斗精神更好的激发出来,企业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2.2进行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树立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将人放在首要的位置,重视人才的个性发展和长远发展,这样能够更好的将员工本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这样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企业也会更加的重视自己的员工,真正的信任和依靠自己的员工,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将人力资源管理放在主体位置,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需要来进行管理活动的开展,将人的创新精神和活力真正的激发出来,帮助员工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保证企业目标和管理目标能够真正的实现一致。在进行人才资源管理的时候,应该重视人际关系的营造,只有人际关系真正的和谐,企业的合作氛围才会更加的轻松,这对企业文化意识的培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意识能够帮助员工更好的理解企业目标和价值,从而在工作的过程中真正的实现一致。文化意识达成一致还能够帮助企业在进行人才使用的时候,考虑到员工本身的个性习惯,企业的包容性将会有很大的提升,此外还能够在文化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帮助各部门形成属于自己的特色。 2.3做好柔性化管理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发展,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型员工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那些才华比较出色的人才,其个性特征比较的明显,在驾驭的时候也比较的困难,这也要求,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必须抛弃以往的管理方式,将共同价值观以及经营理念运用进来,通过共同信念来对人才做好柔性管理,这样能够帮助员工进行和谐氛围的营造,并且,对于出色的人才,企业还可以给其更多授权,让其在工作的时候,成为真正的主人,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能,将员工本身的创造欲望发挥出来,帮助员工更好的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才能。 2.4将人才和企业的成长结合在一起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也给企业的外部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也导致了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所以,在新经济时代,人才往往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比较重视,所以,企业也应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思路的转变,将企业和员工的成长真正的结合在一起,不但让员工和企业一起进行风险的承担,还让员工一起分享成果,帮助人才更好的实现个人的价值:①企业应该满足员工个体成长的需要,给员工更多的机会,让其不断的充实自我;②保证工作的自主性,进行工作环境的建立,让员工能够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③对于业绩比较出色的员工,企业应该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奖励,这样能够真正的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结束语 在新经济时代,人才和企业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时候,必须进行创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理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理念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尝试和经验的总结,真正的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作者:周剑琛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衡阳供电分公司
高一政治论文:课堂教学中高一政治论文 一、全方位的备课 1.熟悉教材 高一思想政治必修课中的知识点和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以经济生活为重要教学内容,因此,在备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教材编排的目的、意义、教学方法等基本内容。比如,第一单元的第一节《商品》的备课中要熟知商品的含义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必备的条件是“劳动产品”“用于交换”“就具有使用价值”“离不开流通领域”;两个基本属性等。这些基础知识要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显得很枯燥,因此,在备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才能在课堂教学中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2.熟悉学生对于高一的学生,要充分了解他们的年龄特点。在经历了初中紧张的学习之后,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水平有一定的基础,了解思想政治教材中的知识点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关键是有的学生认为政治学习就是背诵学科,想到背诵就头疼。于是很多学生对政治课从根本上就产生了厌倦的心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消极的,更有甚者根本就不想学。根据这个事实,在备课的过程中要设置很多情景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水平。 二、课堂教学不拘一格 1.小组合作学习法 在课堂教学中,我更愿意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因此,我让学生以前后座四人为一个学习小组进行合作学习。小组成员首先进行自主学习,把枯燥的问题变成灵活的易于掌握的知识点作为学习的目标,然后小组内进行交流。统一思想之后进行小组汇报。教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投入小组的学习中,整体把控课堂。在小组合作学习有了一定的成果之后,我让他们逐个进行学习成果汇报。其他小组认真听,并汇报小组的优缺点。还可以及时提出质疑和分享。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时刻处于主动的状态,随时准备接受对手的发问并解答。这样的课堂教学与其说是政治课,还不如说是辩论课。学生在不断的质疑和解答中不但锻炼了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对知识点的积累也可以做到当堂课完成的效果。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对学生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学效果也相当不错。 2.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要想让课堂教学达到教学目标,开展活动是最重要的。教师要根据教材要求来设置活动。比如,在教学《货币》这一节的时候,对货币的产生、本质、职能等枯燥的知识学生容易混淆。于是我设置了抢答题,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竞赛。结果很多学生在抢答过程中高度集中精力进行记忆,不但顺利地完成了教学目标,还激起了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效果很好。除了知识竞赛外,我们还开展手抄报、演讲比赛等活动。在教学《多彩的消费》这一节的时候,我让学生到网络、图书馆收集资料,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消费与收入”“影响商品价格高低的因素”等话题来写出演讲稿并在班上进行演讲。学生通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弄清楚了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就越大。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消费增长也较快;反之,当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时,消费增幅也下降。总之,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激发了求知欲,不但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要根据课堂教学任务来设计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教学中完成学习任务。 三、设置不拘一格的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因此,在课后作业的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习条件来进行作业的布置。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他们喜欢从网络、媒体等方面吸收新的知识,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安排学生到他们喜欢的地方摘要:学校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课堂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素养的平台。但是,政治这门学科比较枯燥、深奥,去寻求答案。比如,在教学第一单元《生活与消费》之后,我给学生布置的课后作业是让学生到网络、电视、图书馆等地方去查找资料,了解货币的神奇,进而统计出货币的种类。学生通过对货币历史的了解,更加明白了货币的作用和意义。再比如,在学习了《多彩的消费》这一节之后,学生对消费的类型、目的、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便让学生构建一个家庭的消费图。从而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了解消费复杂的心理表现,帮助学生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 四、结合学生成长案例进行教学 在对学生进行“消费观念”的教学时,结合生活实际的教学更能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消费心理。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常常有很复杂的心理反应,而通常具有的消费心理有从众心理、攀比心理和求实心理。在大多的消费观念中,消费心理偏重于求实。比如,人们在买衣服的时候更偏重于买一件实用的衣服,而不是片面追求时尚或者价格。这种消费观念很理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高中生,他们的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观念。很多学生为了追求时尚、名牌,根本不在乎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无形中给家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压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一味否定学生的消费观念,而是要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反思。高中生的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是这个年龄正常的心理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他们需要在别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所以,出现攀比和从众心理本无可厚非,但是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众,更要让学生明白一个人吸引别人的不仅仅是外表,而是内涵和气质。鼓励学生在合理、理智消费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让内心的美好道德素养形成磁场。在对学生进行引导的时候,我举了初中学生的从众和攀比的例子,让学生感受到他们的可笑,从而反观自己的行为。学生通过自我反省,知道了如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的三十二字方针: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消费;保护环境,绿色消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思想政治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摒弃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建立健全的人格,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次报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纪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的确如此,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知识经济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竞争不仅是知识水平的竞争,还是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竞争。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中,教师必须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运用知识解读生活中的现象。这不仅是高中政治教师的使命,也是高中政治学科的意义和目的。 作者:朱林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 高一政治论文:高一政治新教材使用的启示 一、立规矩,定目标,教方法,重评价 “立规矩”既包括课堂学习纪律,也包括学习活动规则,如上课前一两分钟组织学生做好学习准备、上课集中精力、按照老师的指令积极投人学习活动等。第一学期要经常强调规矩,检视课前准备情况,以小组为单位评价学生遵守规则的情况,训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定目标”指学习活动开展前,向学生出示本课时的学习目标,既包括学习内容和学习水平目标,也包括学习纪律和精神状态目标。对于刚进人高一的新生来说,面对理论性强、抽象度高的学习内容时,可将课堂学习目标定得低一点,遵循由浅人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对于学习纪律和精神状态目标,则要严格要求,以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方法”指教学生如何阅读教材,如何观察事物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如何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如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如何做练习等。“教方法”要在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地逐步实施,不可贪多求快,否则,欲速则不达。“教方法”要与教学内容相融合,不要脱离教学内容单纯教学习方法。“重评价”指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和效果适时评价,包括课堂学习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既要评价班集体学风,也要评价学生个体。评价要全面、客观、真实,具有激励、提醒和警示作用。抓好这四个关键词,学生明白了课堂上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学什么和怎么学,构建和谐高效课堂就有了坚实的根基。长期坚持,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觉意识就会强化。 二、依教材,引思辨,品“智趣”,强思维 学生对某门学科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和学习价值的认可程度。高一学生不重视思想政治课,从外因看,受了社会上很多人对政治课所持偏见的影响;从内因看,学生感到思想政治课枯燥无味,学习没有进人主动思辨状态,只是对学习内容的浅层次接触,未触及理性层面,未品味到其中无穷的“趣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引导学生依教材,引思辨,品“智趣”,强思维。 1.导思激趣,培育探究意识 “导思”指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阅读课文,寻找间题的答案;“激趣”指问题要具有激发学生探究兴趣的作用。高一新生人校阶段,激发其学习政治课的兴趣特别重要,而要使这种兴趣得以保持、巩固和发展,形成比较稳定的学习心理,则必须围绕学习内容,设计问题,引导学生在学习课文内容的过程中学会理性思考,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吃透知识的内涵。为此,必须抓好三个环节,第一,要求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课文,归纳概括问题的答案。如,教学“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可以设计这样几个问题:我们用货币买商品,商家则用商品换货币。是先有商品,还是先有货币?商品与货币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商品和货币可以互换?第二,组织学生交流对问题研究的成果,点拨、讲解疑难,将学生的思考引向深人,归纳总结知识要点,理清知识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引导学生反思总结:如果阅读课文前没有这些问题引导,自学这部分内容后,可以从哪几方面提炼知识提纲,归纳知识要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的思考意识就会渐渐增强。 2.认识体例,学会用教材学 高一新生学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在课文中划杠杠,基础越差,杠杠越密。这一现象折射出学生不思考、不解读课文的浮躁心理和寄希望于考前死记的习惯意识,也说明学生不会用教材学。矫正学生这一不良学习心理,教学生学会用教材学,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根本途径。应从三方面人手:①在宏观上指导学生明白教材体例,知道各板块的功能。可分“学前了解”“学中体会”和“学后回顾”三步进行。“学前了解”即在学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前,指导学生认真阅读“致同学们”中“如何阅读这本教材”,从整体上初步认识教材体例及各板块的教学功能。“学中体会”即指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体感受单元序言、课导言、框题、目题对学习的导航作用。引导学生由整体到局部对课文作粗线条的了解,明确从哪几个方面把握本框内容。“学后回顾”即学完一单元后,指导学生对本单元所学内容进行反思、梳理,提炼观点,与单元知识简图对照,回答单元序言所提出的问题。②在中观上,指导学生抓住框课文板块结构及功能。“内容活动化,活动内容化”是框课程资源构建的特点。首先要指导学生认识“活动框”对培养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引领作用,认识“活动框”与课文优秀内容的关系。其次要指导学生认识“名词点击、专家点评、相关链接”对培养探究学习能力的作用。最后指导学生总结出基本的学习步骤。③在微观上,指导学生阅读课文时做到两点:一是从意思表达上对课文分层,归纳、概括要点;二是找标志性词,抓关键句。这样,把学生引人一种主动探究的心理状态,不断强化,训练半学期,自觉学习意识就会形成。 3.学会思考,培养探究能力 高一思想政治教材提供了丰富的问题资源。《经济生活》单元序言、课导言和“活动框”中均设有问题,《政治生活》单元序言、每框第一目情境导人和“活动框”也设有问题。这三种问题对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思维具有重要作用。就《经济生活》而言,单元序言中的问题着重从知识主题角度确定探究对象,提出探究总目标。课导言中的问题着重围绕知识主题确定具体探究目标,对应单元序言中的问题进行具体扩展。“活动框”中的问题对应课导言某方面问题,为学生理解框题阐释知识过程中各个节点、理清知识层次及内在逻辑关系导航。三者呈纵向递伸扩展关系。如第一单元“生活与消费”序言提出的三组问题,提出了思考目标,旨在引领学生学完对应内容,对该主题知识进行综合提炼,形成问题的答案。第二课导言提出的四个问题,旨在引领学生学习探究本课内容。第二课第一框“影响价格的因素”四个“活动框”对应导言提出的前三个问题,依次设置了6个问题,引领学生从不同角度全面、辩证地探究价格问题,理解价格知识。教学中,引导学生整合运用好这些问题资源,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方法,用单元序言和课导言问题引领,着眼整体,从微观着手,引导学生理清各活动框所设问题对理解基础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分析探究这组问题时,学习多角度、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的方法,准确掌握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对各框知识进行梳理、归纳、综合、提炼,构建课知识体系,找到课导言所设问题的正确答案,进而构建单元知识体系。这样引导学生学会思考,自主探究能力就会不断增强。 4.学会质疑,培养问题意识 高一政治课教学,除引导学生运用教材中的问题资源思考探究外,还要结合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善于发现和提出新问题。首先,要结合教材知识创设情境,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如教学“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就可引导学生抓住课文“消费水平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居民收入和物价总体水平”提出问题。学生结合教材材料思考探究,就能推知出新的结论,更加全面地认识影响消费的因素。其次,要引导学生根据框题或目题进行导读性提问。如教学“政府的责任:对人民负责”,阅读课文前,就可先让学生围绕标题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再对问题进行提炼,形成优秀问题:①为什么我国政府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②政府怎样做到对人民负责?再次,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热点,发现问题。如学习“市场配置资源”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就可指导学生观察分析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热点,如食品安全问题,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运用所学知识从原因、社会影响和怎样解决等角度全面地思考探究。这样,通过引导、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就会增强,探究解决问题的兴趣就会增大,学习成绩也会显著提高。 三、调知识,联实际,解问题,激动力 学习成就感可以激发学习动机,增强学习兴趣。尽管新课程“要改变过分注重知识性和单一的纸笔测验的评价方式”,但考试仍然是高中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评价方式。学生能否在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直接影响其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提高学习成绩,必须指导学生作适度的解题训练,巩固知识并转化为解题能力。既要围绕知识点,依据学生的思维潜能,设计出规范、典型、题型多样、有趣味、有梯度、有启发性的适量练习题;又要指导学生在练习中总结掌握解题的正确方法。比如,做选择题,要做到“三读三划一比较”,即:一读题干,划关键词句,提炼出中心意思;二读提问,划限定语,确定命题意图;三读题肢,划错误处或有价值信息,判断是否符合题意,再将拿不准的题肢、题干与提问的意思比较取舍。做主观题,要做到“两读两划一思考”。先读提问,划关键词,明确要求;再读材料,分层次,划关键词句,提炼中心意思,思考它反映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观点(原理),根据提问要求,用相关观点(原理),联系材料组织答案,分清层次,力求逻辑严密,简明扼要。同时,在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或难题,如引导学生用消费心理知识排解自己在消费方面的困惑,用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知识,帮助社区解决一些实际疑难问题。这样,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学好政治课的价值,学习动力自然就激发出来了。 作者:邹成林 赵志强 单位:四川省绵阳市芦溪中学 高一政治论文:高一政治新教材的高校运用 一、高一新教材,在使用中凸显的问题: 新教材存在自身的体系,高一政治教材,主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囊括的知识点和内容相当的丰富,与学校安排的课时肯定是不成正比的。就拿高一政治《神奇的货币》一课来说,教材内容设计为两框,课标把这繁多的内容只安排为两课时。“揭开神秘的面纱”(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基本职能———纸币)占用一课时。每一部分中都演化出很多的问题和内容,如,货币的含义和本质,就需要同学们分析“货币与其他一般等价物的关系”这是很费时间的。如,货币的基本职能中,设计到价值尺度、流通手段,W—W(物物交换)、W—G—W(商品流通),这些都需要花费实践讲解。再如,纸币的内容中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两个名词,需要费力耗时的为学生解释后才能理解。繁多的内容,安排在有限的课时当中,还不能忽视学生的探究活动,并且要达到原理知识的掌握,课时的紧张不利于新课标的贯彻,给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带来了诸多不便。教材体系欠缺,需要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为学生加补很多的知识。不补充就会使各知识点间欠缺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一现象,我们从教材内容与课后的习题就能比较出来。课本只是讲授最最基础的内容,课后题目难度却是从课本上很难直接找到习题的答案的。 二、如何高效利用高一政治新教材 1.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本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生作为知识建构的主体,在知识点获取中,注重学生之间的生生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只是知识建构的引导者。摆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位置,才能有效的利用新教材。 2.观念创新带动行动的创新 新课改的大背景下,要求必须更新教育观念,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化,依靠的就是新的教育观念的支配。做到以学生为本,树立新学生观,为学生自主探究,自主学习创造良好的范围。将政治课的内容与生活实际相结合,通过多种手段,激发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情操,做到知行的统一。在生活的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笔者在课前设计5分钟演讲;在课程中,对于难以掌握的理论,笔者安排简短的辩论的形式,利于学生对理论的掌握;课后,对于重要的原理和思想性很强的知识点,笔者要求学生撰写小的政治论文。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善美镌刻在学生心中。 3.新高一政治基础要在新课标指引下,采取适当的教法 新课标要求高中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多种手段调动学生政治学习积极性,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将政治理论内化为科学的价值观。笔者在课堂教学中,结合高一政治新教材的知识点。抓住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现象,经济事例和文化活动,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时政热点与书本中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生动、形象地相结合起。提高学生对政治课感兴趣,从而掌握住政治理论观点。综上所述,在新课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化高中政治改革。在课程理念的指导下,需要我们高中政治教师的积极参与,并结合自身所在的学校学生的实际,使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出现新的较大的改观,正确使用高一新教材,使政治课学生喜欢上,感兴趣,减轻教师的压力和重任 ,提高了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作者:张书波 单位:江苏省沛县中学 高一政治论文:课改下高一政治教学的困惑与对策 一、高一政治教学的困惑 1.开放的初中教学造成的尴尬后果 (1)学生对政治学科存在认识偏差 由于受开卷考试这个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初中思想政治课的平时教学中,学生对政治课极不重视,总以为学不学没多大关系,到考试时带着课本进考场就可以把试考好。教师和学生对政治课的认识产生偏差。 (2)活动课的负面影响 初中思想政治课新课程亮点主要体现在新教材中的活动课,而缺陷又恰恰是在活动课上。部分初中老师所上的政治活动课已是活动与理论的脱节,极易形成学生的误区:政治课就是热闹,就是玩。让学生从热闹好玩的课堂中回到相对抽象的课堂中来并非易事。 2.高考制度存在的弊端 以高考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致使高中的教学只能围绕高考指挥棒进行,政治课教学必然地形成了“老师教书,学生背书,国家考书”的教学模式。为提高教学质量,不少学校把竞争片面理解为分数的竞争,政治教师只能通过填鸭式、题海战术等办法来培训学生的应试能力。一方面是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一方面是高考的压力,谁能协调完美,而没有偏差呢? 3.师生“逆反性”心理误区的制约 逆反心理普遍存在于教师与学生中。教师的逆反心理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其职业、专业的不顺心;对教材“多变性”的反感等。而学生的逆反心理主要又表现为对一些枯燥教材内容的乏味;对社会存在轻视政治科现象的认同;对为应试而大量背诵的厌倦;对教师教育要求的直接或间接的抵触等等。上述师生逆反心理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思想政治课教学取得成功。 二、高一思想政治教学应做好的几项工作 1.切实转变学生观念,明确高中思想政治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观念是实践的先导。要想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喜欢政治,首先要让学生树立新的政治观念,明确高中思想政治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在最初的教学时,应注重结合高一的教学内容列举贴近生活的事例,让学生明确这些知识对学生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2.引领学生转变学习方式,构建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方式 提高教学效果,学生的学是关键,因此要注意引领学生转变学习方式。高中思想政治虽然确实有些难学,但还是有方法、规律可循的。学生只要掌握了这些方法、规律,还是可以学好的。这些学习的方法和规律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探索,更需要教师予以指导。教师可在高一刚开学时利用专门时间在学会预习、学会听课、学会记忆、学会把知识系统化、学会解题几个方面加强对学生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学法指导。 3.培养创新型教师,落实新课程理念,增强课堂教学活力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是学生知识生成和能力获得的引入者,教师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要实施新课程改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一的政治课教师必须是拥有“全而新”的知识创新型、具备构建“活而实”的和谐课堂能力、准确把握高中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的教师。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新课程课堂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好多,随着课改的深入,出现的问题还会更多。我们必须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既热情倾注,又冷静面对;既大胆前行,又稳妥探求,不断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进行探索和反思,从实践中反复摸索和总结解决的对策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率,保证学生素质的提高及发展。 作者:梁善真 单位:广西玉林实验中学 高一政治论文:对高一政治教材不足的认识 一、在内容设计上,有的地方设计不合理、不严谨,缺乏逻辑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有些地方过于淡化知识的逻辑联系,显得零乱,层次不清,缺乏逻辑性与层次性新教材突出生活逻辑主线,注重学生的感悟、体验和探究。 如“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这一知识点在教材第二课不仅被硬生生地切为两半,还颠来倒去地讲。编者在第一框题“影响价格的因素”中先讲“供求影响价格”,然后在“价值决定价格”中讲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又说明供求对价格的影响,而教师要让学生明白这一道理还必须向学生阐明价格对供求的影响,否则学生就不能明白在供不应求、价格高于价值后为什么还会下跌,在供过于求、价格低于价值后为什么还会上升。在第二个框题“价格变动的影响”中,教材又分别阐述价格对消费和生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阐述价格对需求与供给的影响,结果“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这一知识前后多次出现,显得零乱、哆嗦,层次不清,不利于学生准确把握知识。又如“消费”这一内容,在第二课中教材阐述了“影响消费的因素”,说明消费水平要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居民的收人和物价总体水平,此外还说明商品的性能、质量、外观、包装、广告等也是影响消费活动的因素,然后阐述消费的类型与结构;在第二个框题“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这一框题中讲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受消费心理的影响;在第四课第一个框题“发展生产、满足消费”中,又讲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讲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与水平,为消费创造动力。显然,这使得一个完整的内容被人为地分割为多处,显得零乱,没有形成清晰的层次关系与逻辑关联,不利于体现知识的完整性,不利于学生全面、准确地把握知识。再如第五课“新时代的劳动者”这个框题,教材先在第一个自然段中阐述劳动的含义,然后阐述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再阐述劳动的重要性;接着在第二个自然段中先阐述了劳动分工,再阐述我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这种将“劳动”与“劳动者”相互混杂加以阐述的方式就缺乏明确的层次性与条理性,不利于学生归纳与概括。该框题在阐述“依法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教材在第47页第一段先阐述“实现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为什么),而后话语一转,说明党和国家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怎么样)。然后在第二段又先阐述国家颁布和实施劳动法,用法律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怎么样),接着又说明保护的意义(为什么)。第三段阐述劳动者的权利(是什么),第四、五段则阐述劳动者如何进行自我保护(怎么样)。这种阐述不仅将“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前后颠倒,内容混杂重叠,而且在阐述怎么样保护时插人劳动者权利的表现,将“国家保护”与“劳动者自我保护”这两个紧密联系的内容隔离开来,将一个完整的知识弄得支离破碎。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准确理解知识,形成清晰的思路,还给教师培养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和构建知识框架体系的能力带来了困难与障碍。 2.有的图片设计不规范、不严谨,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新教材注重向学生提供鲜活材料,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如第四课第一框题“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内容,编者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图表,内容是我国主要产品在世界上位居前列,而教材阐述的内容是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因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图表与阐述的内容就显得不协调,应该安排一个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图表才比较合理。又如第五课第一个框题“公司的经营”,编者在教材中设置了一幅多场景漫画图(第39页),画面中的第一个场景是女主人说:“咱们三人合伙办一家服装公司,好吗?”到最后一个场景,女主人则说:“不行,咱们是有限责任公司,不能上市,股份也不能随便转让。”编写者设计这幅漫画的意图是想让学生区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但女主人说的“咱们三人合伙办一家服装公司”就容易误导学生,似乎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合伙企业。在第40页编写者也设计了一幅漫画:画面中,某人买人他人转让的A公司的股票,一年后A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购买者说“没关系,好在不涉及我的其他财产”。编者设计这一场景的本意是想让学生知道公司制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但购买者的表白“没关系”却似乎欠妥。因为公司破产对投资者来说是一大损失,一句轻描淡写的“没关系”就显得不合情理,不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方面的教育。对学生来说,这幅漫画也在警醒他们购买投票是有风险的,怎么能用“没关系”这三个字来说明呢?这样的说法就显得不严谨、不科学。 3.某些框题活动设计过多、过滥,容易导致活动形式化新教材注重设计多样化的探究活动。 如“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这个框题,编写者除了设置多达七处共计12个让学生进行探究的问题外,还设置了两个“相关链接”、一个“专家点评”、一个“名词点击”等四个小栏目。这么多需要学生探究的问题,每个地方教师即使不讲一句话,学生包括看书也只有2至3分钟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让学生将问题都探究清楚,准确透彻地理解知识,消除误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大容量、高密度的探究活动不仅让学生难以实施,也使教师面对众多的探究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或顾此失彼;或蜻蜓点水,装模作样走一下过场;或干脆越姐代危,由自己直接讲解,从而使编写者的意图落空,使探究问题成为摆设,徒有虚名。据笔者统计,现在高一政治教材探究题设置最多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框题,除设有18个探究问题外,还有一个“相关链接”。在本书24个框题中,设置探究问题达12个以上的就有4个框题,10个的有4个框题,最少的也设置了4个问题。设置的“相关链接”“专家点评”“名词点击”等小栏目,一个框题最多设置了5个栏目,设置4个栏目的有5个框题,3个的有6个框题。有的框题不仅设置的问题多,小栏目也多。这么多的问题与小栏目让学生目不暇接,根本无法完成。虽然教材只是一种课程资源,教材的内容教师可以灵活处理,但作为编者在设计时也应该考虑一下实际效果,否则,它就没有多大意义,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而难以产生实效。 4.有的问题设计难度过大,脱离学生实际,缺乏可操作性新教材设置的探究问题不仅数量多,而且难度大。 如第一课“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这一框题,教材在讲“货币的产生与本质”时,向学生出示了一段材料:“人们购买奶、盐、矛头、咖啡、红珍珠,是因为它们有用,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些不同的商品能够进行交换,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产品,生产它们都耗费了人的体力和脑力,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是商品的价值。”然后问:“你能从上述材料中体悟出商品的基本属性吗?”这道探究题就超出了学生的知识能力与思维水平,因为材料中只说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概念的含义,而这两个概念本身又很抽象,学生对“什么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为什么商品交换实质上是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等内容都不懂,更不知道什么是商品的属性,商品有哪些属性,又如何能够回答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是商品的基本属性这样的问题呢?显然,这样的探究问题只能让学生面面相觑,一脸茫然。又如,该框题在阐述“商品流通”这一内容时,编写者也设计了一个探究问题:“在‘商品—货币—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品—货币’阶段的变化既重要又困难,‘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然后问:“为什么说这个跳跃不成功,摔坏的就一定是商品所有者?”这个问题也难度过大。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求学生能准确理解商品的内涵,明确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交换不成功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其次,学生要能准确理解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懂得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如不能实现,他付出的劳动就会白白浪费,新的生产就无法启动。再次,学生要懂得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能与一切商品相交换,在货币产生后,商品生产者先要将商品与货币交换,即通过“商品—货币”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再通过“货币—商品”购买原料重新生产,若在“商品—货币”这一跳跃中不成功,产品不能实现交换,价值不能变现,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就可能破产,因而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由于本框题是学生学习经济常识的第一个框题,教材阐述的重点又是货币的产生与本质,学生对商品的含义和商品两种基本属性的关系并不很明了,就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更无法对该间题作出推导判断。又如该课的第二个框题“信用工具与外汇”,编写者在讲“信用卡”这一内容时也设置了一个探究活动:“现金消费与刷卡消费有什么不同?”对一些地处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大多数都未使用过信用卡,有的甚至不知信用卡为何物,他们又怎么能进行比较呢?这样的探究题就忽视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就没有价值与意义。再如第四课中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框题,教材在阐述“集体经济”这一内容时设置的探究问题是:某一食品厂,实行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企业的重大决策要经过员工股东大会批准,职工收人既与劳动贡献挂钩,又与出资数量挂钩。然后要求学生回答“这家食品厂属于什么性质的企业?”这样的问题也难以让学生作出回答,因为学生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股份合作制是什么性质,教材中对股份合作制也没有进行解释,学生单凭材料中“职工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收人既与劳动贡献挂钩,又与出资数量挂钩”这一陈述,又怎么能判断出它就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呢?而学生根据“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理解,还可能依据材料中职工是投资者,其收人还包括资本收人这一事实,将该企业判定为私营企业。这样的探究问题就不仅不能起到引领学生探究的作用,反而可能将学生引向误区。 二、在知识呈现方式上,大容,、高浓缩的呈现方式,不利于贯彻新课程理念 1.知识内容过多不利于引导教师转变思想观念 新课程要求改变传统课程内容“难、繁、偏、旧”的状况和教师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要片面追求学生获得知识量的多少,而应促使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提高能力,掌握方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从而全面发展。要让教师实现这一转变,首先就需要教材的编写者实现这种转变;就要求编写者在确定一个框题的知识内容时,主要不应以学生获取多少知识为着眼点,而应以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着眼点,来确定一个框题知识内容的多少。而新教材在这一方面显然还存在差距。如《课程标准》对“消费”这一内容的目标要求是:描述几种消费心理;比较消费行为的差异;辨析消费观念的变化,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即要求学生通过不同消费心理、消费行为的比较,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而教材将这一内容不仅单列为一课,分“消费及其类型”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两个框题,阐述了“影响消费的因素”“消费的类型”“消费的结构”“消费心理面面观”“做理智的消费者”等5个知识点,还在第四课第一框题又专门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就使教材阐述的内容大大超过了“课程标准”的要求。又如“就业”这一内容,《课程标准》提出的目标要求是:评析劳动者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案例;列举几种就业途径和创业方式;树立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积极创业的观念,确立正确的就业观。从《课程标准》的内容目标可以看出,它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知道就业与创业的基本方式,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与择业观。而教材在阐述这一内容时,阐述了劳动的含义、意义;劳动者的作用、地位;就业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就业问题对国家和劳动者个人的要求;劳动者要树立什么样的就业观;劳动者享有的权利;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既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也需要劳动者加强自我保护;等等。显然,正是由于编写者片面追求知识的多而全,才导致教材知识内容过多,这不仅会让教师难以完成教学任务,也会影响教师观念的变革与转型。因为它使教师的关注点总停留在知识上,总是在考虑如何才能完成教学任务,在围着“知识”打转转,而无暇考虑思想的引导、能力的培养、方法的启示、情感的激发、心理的疏导等其他方面。这样,就会使教师的思想难以突破传统,实现观念的变革和方式的突围。 2.知识内容过多不利于引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新课程要求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感悟体验、合作交流,自主获取知识,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新教材中大容量、高浓缩的知识呈现方式既不利于教师转变教学方式,也不利于学生转变学习方式。(1)内容过多使陈述的知识高度浓缩,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进行自主学习。由于知识过多,再加上新教材提供的背景材料也多,就会使一个框题的篇幅过长。为了使篇幅能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编写者就将知识内容加以浓缩,尽量减少阐释性语言,多用定论式语言,致使教材概念、原理堆积,许多内容只有判断式结论,而无解释性阐述。这就增加了学生自主学习的难度,不利于学生自己去理解和获取知识,容易让学生思而无果,挫伤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如第四课讲“分配与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与纽带,对生产与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第9页)其中“分配”这一内容要到第七课才学习,教材在此突然出现这一概念,又不对其为什么是“桥梁”与“纽带”进行解释与说明,就必然会让学生摸不着头脑,无法理解。再如第七课第一框题讲“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先说明“是由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然后说明其依据:“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劳动的性质与特点,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但教材对两个要点均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就不利于学生理解,尤其是“人们劳动的性质与特点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更让学生感到茫然,学生根本不知道“人们劳动”是什么性质,有何特点,又怎么能理解它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呢?(2)内容过多不利于教师引导学生多角度地探究问题,促使探究学习深人开展。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能思维发散,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问题,其设置的探究问题也往往具有开放性和思维发散性。如第五课,编写者在“公司的经营与发展”这一内容的前面设置了一道探究题,问学生“如何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是什么?’’这道探究题就具有很大的思维发散性,学生完全可以在回答教材中所说明的“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依靠技术和管理,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三个要点的基础上,再联系前面所学习的知识,回答出“面向市场,调整产品结构”“选择好的组织形式,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举措。又如第二课“影响价格的因素”这一框题,教师在讲完教材所讲的“价值决定”和“供求影响”两大因素外,还可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联系前面所学的“纸币的发行量”等内容来理解这一知识。但这种让学生前联后引的探究问题难度要大一些,需要的时间也就要多一些。在知识过多,学生需要探究的问题也多,现有的教学任务都难以完成的条件下,教师就往往会忍痛割爱,放弃引导学生作进一步的探究,即使进行了探究,也往往因时间不够,导致学生的探究难以深人,使学生的思维浅尝辄止。这样,就使学生的探究总是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其思维难以下沉,向纵横延伸,其探究问题的能力也就难以得到较快的发展和较大的提高,致使探究学习无法深人地开展。(3)内容过多使一些耗时较多的活动无法开展,不利于学生开展合作学习。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需要互动,需要讨论,需要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开展更需要充足的时间。一般而言,那些具有表演性、情境性、操作性、展示性、争辩性的学生活动或师生双边活动不仅很难精确地控制时间,而且时间太短往往无法实施,即使实施了也常常是虎头蛇尾,甚至被拦腰斩断,难以产生成效。一个框题中设置的知识内容过多,时间严重短缺,教师便往往以自己的讲解来挤占学生活动的空间,以牺牲学生的活动为代价来完成教学任务。有的活动即使实施了,也常常成了走过场,流于形式。这样,就不利于形成师与生、生与生的多向互动,就不利于学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合作。 3.知识内容过多不利于达成三维教学目标 传统课堂教学只注重学生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对学生思想的引导、方法的点拨、情感的激发、心理的疏导和个性的涵养。新课程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各种体验、感悟活动,因为只有在活动过程中,才有利于暴露学生的思想、知识、能力与心理等各种问题,让教师对症下药,进行有针对性地点拨与引导;才有利于在体验感悟中,让学生的思想、情感、思维、心理在外界的刺激下产生变化,向教师引导的方向发展;才有利于教师对学生进行观察,并根据学生的表现及时调整对策与活动进程。而学生的感悟体验较之教师的讲授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因而课堂的感悟体验活动越多,知识多与时间少的矛盾就越激化,越严重。再加上在三维目标中,思想、情感等目标是内隐的,难以用指标衡量,而知识与能力目标是外显的,能够通过考试加以检测,在目前高考没有出现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一旦三维目标难以整合,无法有机统一,未来的高考压力就会迫便教师把关注点放在如何完成知识传授这一任务上,就会让教师把讲授法作为解决间题的主要手段,让思想、情感目标让位于知识目标,使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化为泡影。 三、对一些师生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让师生得不到答案与要领 新课程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作为教材,其提供的知识就应关注学生的需要,就应该回答那些学生迫切需要回答、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新教材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如对按劳分配,教材仍照搬以前的说法,说按劳分配只存在于公有制经济。而现实的情况是,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已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那么对国有经济来说,其分配方式就很不明确,若原来的国有企业现在是由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控股,那它的分配方式还是不是按劳分配?若不是按劳分配,那按劳分配是否还能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呢?若仍属于按劳分配,那混合所有制中还存在其他成分又该如何解释,说它只存在于公有制经济中就缺乏充分的理由与依据。这样的间题教材予以回避,不作出说明,就让教师左右为难,让学生心存疑惑,得不到准确答案。又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是要让学生能杯解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虽然教材在理论上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却未能结合现实说明我国当前存在收人差距过于悬殊所带来的后果,这就不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关系,不利于学生理解党和国家当前为什么要重视公平问题,要强调缩小收人差距。而这正是学生所关心、所希望了解的问题。教材对这样的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就容易让学生觉得政治课的学习应用价值不大,想了解的没讲,不想了解的又在讲,从而对本学科的学习缺乏兴趣,产生厌学情绪。 作者:李国华 单位:湖南来阳市二中 高一政治论文:高一政治课堂的优化 一、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 课堂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笔者听了不少同行的课,发现很多时候学生在政治课堂上是“被互动”的,老师抛出了一个个问题,学生一个个回答,看似热闹的课堂气氛却总有着拘谨的意味。可以想象平时的政治课堂气氛该是多么的凝重。怎么改变?首先就要从政治教师自身做起。可能感染了学科特点,政治教师理性居多,给学生的感觉是严肃刻板的,不少老师在办公室里妙语连珠,一走进课堂就不由自主地“端”了起来,再联系到较为抽象的政治课内容,于是学生和老师总是亲近不起来。其实现在活跃在教学一线的政治教师多以中青年为主,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还是能做到的。灿烂的微笑、幽默的语言、年轻活泼的心态,更容易塑造一个可亲的政治教师形象。“亲其师,信其道”,一旦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师生情,就能为学生的政治学习营造一种适宜的心理氛围,师生之间的课堂交流才会更为顺畅。 二、调整目标,梯度分明 面对初高中接轨,九门科的压力,高一学生是沉重的。也就容不得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政治学科上。面对现实,教师如果能主动进行目标调整,把高一政治学科的教学目标定位在“小高考”上,就能获得双赢。毕竟大部分学生在高二面临的是“小高考”,过难过高的要求只会提前使部分学生心生绝望,认为自己不是学政治的这块料“,其实,只要高一起始阶段入了门,政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学”,这是很多过来学生的经验。所以调整高一教学目标,重点突出,难度适宜,是提高政治课堂有效性的最佳选择。在每节政治课上,同样也需要教学目标的调整。一周两课时,教师往往要追赶教学进度,一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很满,基本没有课堂留白时间,老师讲得很累,学生听得也累。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弹性设定三维目标,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三、多情景教学 高一《经济生活》中编排的第一单元,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就是很抽象的,纯经济学理论对于只熟悉开卷考试的高一学生来说难度不小。面对“价值规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与供求双向制约”等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不少同学在第一单元的学习中就败下阵来,得到了一个“政治很难学”的结论。如何带领高一学生树立信心,攻克难关?老师就要有意识地创设熟悉的生活场景,把那些抽象的教学内容结合学生身边的事物、结合社会现象、结合学生的生活,产生新旧知识的对比,将深刻的道理生活化。例如,在讲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时,就设计这样的一个情景:一个小组7名同学都扮演农民角色,种植青菜。各位“菜农”由于各有秘诀,生产一千克青菜的时间为7小时、6小时等,其中有一位菜农采用了机器灌溉,只要1小时。请问:现在生产一千克青菜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不仅“菜农们”在使劲核算,其他同学也在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课堂上学生的兴趣都被调动起来,这时,老师再及时引导,使学生分散的思维集中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理解上,这个难题也就攻克了。 四、结语 在高一政治教学中除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更应该把落脚点放在教会学生用所学知识分析身边的经济现象和观察感兴趣的社会经济问题上。“00后的学生”信息来源广泛,关注的问题也很多,有的从小就树立了理财观念……教师如果让学生觉得政治课的知识是有用的,是可以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的,甚至可以回家帮助父母解答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学生的成就感就不言而喻了,对政治学科的学习兴趣也就随之而来。面对江苏高考模式,如何使大部分学生在高二的“小高考”中顺利过关,如何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选修政治,都和高一政治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优化高一政治课堂,激发学生学科兴趣,是所有起始年级的政治老师都必须关注的问题。 作者:陈亦蕾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第一中学校 高一政治论文:在高一政治课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几点做法 [摘 要]政治学科思维能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辩证思维能力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高一政治课教学中,可借助故事、漫画、辩论等完善教材中的不足,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关键词]政治课 辩证思维能力 故事 漫画 辩论 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反映。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进行长期的训练、培养才能获得。因此,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应把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和习惯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就此,笔者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几点体会。 一、借助故事情节,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穿插一些故事情节,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可有效增强教学效果。高一学生面临着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变,生理和心理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有时简单而枯燥的说教并不能使他们信服。一个故事,一个寓言就能化解一谜团,解开一个困惑,指明一个方向。比如高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出现抓不住重点,手忙脚乱的情形,笔者通过《赌饼输家》的故事,让学生懂得了要学会抓主要矛盾的道理。 针对学生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持之以恒的状况,笔者用《愚人吃饼》的故事引导他们要注意量的积累。 二、赏析漫画,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在政治试题中无论是高二的学业水平测试还是高考,总会有选择题涉及漫画。通过漫画题的测试,考查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洞察时事的敏感度和关心社会的责任感,在无形中培养学生的幽默感。 比如高一学生在接人待物上往往不成熟,评价人和事往往有失偏颇,好走极端。由此笔者展示了一幅漫画:一个人因为树上有几个小虫,他决定将这棵树砍了。学生纷纷议论:怎么能因小失大呢?笔者乘机引导:对啊,同学之间能不能因为一点小矛盾就大打出手呢?看人看事能不能绝对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向学生渗透的是辨证的否定观,防止学生形成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三、设置论题,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真理越辩越明。为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辩论模式,即根据教学内容,设置好论题,然后放手让学生去讨论、去辩论。对抗辩论的形式就是让学生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辩论的过程中竭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批驳对方的观点。这种形式表面是要求学生片面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的意图相悖,而实际上正是在与对手的激烈对抗中意识到双方观点都有合理的因素,又都有不合理的因素,从而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达到辩证地看问题的目的。比如在讲解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为正方,辩题是“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一组是反方,辩题是“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先让学生预习,到图书馆搜集资料,上网搜索相关知识,并整理成点。学生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锻炼了归纳分析的能力,增强了团队合作的意识,以及关注时事热点的兴趣。辩论的结果让学生明白了人民币升值有利也有弊,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要根据国际货币市场行情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确定,通常要在均衡水平上合理变动,以维持其币值的相对稳定。 四、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学习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简单学习,按照“理解、记忆、训练”的过程来学习,这是我们学习单一知识点的基本过程。二是系统学习,通过归纳、总结、整理把众多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在我们的大脑里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图。 每个学科的知识点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它们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有效的组织,我们的学习才有效率,我们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所学的知识进行联想并且运用。将所学知识网络化、系统化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记忆,更有助于他们的理解。 比如,学习了经济生活中《多变的价格》一课后,笔者让学生将本课两框知识即“影响价格的因素”和“价格变动的影响”绘制成知识网络图,并让学生代表到黑板上展示网络图,要求其他学生进行点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意识到各个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要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同时通过让其他学生指出网络图的不足,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让学生树立了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 总之,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作为高中政治教师,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善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使每一个学生都具有智慧的头脑,以便将来能自觉运用辩证思维为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高一政治论文:高一政治教学的四种策略 【摘 要】针对如何调整高一新生从初中轻松的学习状态转变过来,适应高中紧张的学习状态的问题,作者从培养学生良好学习行为习惯,激励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具体的措施。 【关键词】政治学科 高一新生 学习兴趣 学习方法 高一学生由于是刚从初中升入高中,在高一特别是在第一个学期开学之初往往还处于比较迷茫的阶段。要想让他们从初中轻松的学习状态转变过来,适应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学生刚从初中升到高中时学习的必修一《经济常识》内容比较抽象。大部分学生(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经济知识,因而学习经济常识的时候就很难理解。很多学生对政治课可能会有这样的认识误区,认为政治学了没有用,其内容都是老师的说教内容,与实际不相联系。所以在政治课堂上出现学生无精打采、普遍厌学的现象。不破除这些误解学生就没有学习的动力也找不到好的学习方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高一第一个学期开学之初就要想办法引导学生喜欢政治,激起他们学习政治的兴趣,尽快掌握上政治课的学习方法,树立学习的信心。下面笔者主要从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以及教学方法方面谈谈自己几点看法。 一、开学之初就要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要学好政治 无论做什么事情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教学也一样,如果开学之初的第一节政治课能给学生留下好的印象,那么以后学生就会喜欢上政治课至少不讨厌政治课,让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高一开学之初上好第一节政治课很关键。在开学第一节政治课上,笔者会用事例来告诉学生政治课是一门有用的学科,政治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列举一系列与学生生活贴近的经济活动,如以开学的时候学生通过网上银行交学费为例,介绍《经济常识》中有关银行的知识,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学生对政治课充满期待。进而介绍马上要学习的必修一《经济生活》,并把其中的有关货币的内容作简要讲解。掏出准备好的人民币,让学生探讨钱(货币)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进而让学生自己制订一个如何使用压岁钱的理财方案等,这样一下就把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了。 让学生从这些鲜明的事例中,明白学好政治的道理,懂得学好政治课的内容,可以为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许多帮助,知道政治课知识是有用的知识。 二、加强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使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重视课前预习 要想搞好学习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在高一新生开学之初,很多学生在学习上普遍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排学习时间。因此开学之初,介绍学习政治课的学习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要做到课前预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学伊始,要纠正部分学生认为我终于考上高中了,可以放松玩一玩了的心态,帮助他们端正学习的态度,要珍惜高中学习的宝贵时间。教育学生每天都应该做好学习计划,明确要求学生必须抽时间对所要学的内容进行预习。新课预习时不能走马观花,看完课文就完了,要做到“眼到”“手到”和“心到”。看课文时要把重要论点划出来,看不懂的地方要做好笔记,这样在上课时候,当教师讲到这些问题时就能分外注意,更认真地听讲,把不懂的部分听懂了。这样就能在课堂上更好地把握重点,解决难点。 第二,上课要认真做笔记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学生预习时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课堂上,在专心听老师讲解的同时,一定要做好课堂笔记。可以在相关的内容上写一些醒目的文字,例“含义”“意义”“作用”“措施”等,把课堂上教师增加的课本上没有的知识点写在相关知识点的旁边,让笔记一目了然,让自己印象深刻,也方便以后复习。 第三,认真完成每课练习 每上完一个新的内容,就要及时完成配套的练习,千万不能拖。课后及时做作业既是对已学知识的巩固,又是为下一节课所学知识做好铺垫,如果不能及时把作业做完,就有可能影响下一节新课的理解和接受,造成学习困难。再者,练习也是复习的一种方法,通过练习来温习所学的新内容,使自己温故而知新。 第四,重视每次测试和讲评 测试是对我们所学知识掌握程度的检验,能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在学习中的薄弱之处。老师在讲评试卷时一般会讲到一些不同题型的审题和答题的方法与技巧,也会讲易混知识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些都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来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是对这些知识进行的总结和升华,它对学生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讲评试卷时,教师要反复强调学生要在试卷上做好笔记,建立自己的错题集,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的薄弱环节。 第五,重视对所学基础知识的背诵记忆 开学时就要跟学生讲明,高中政治科不管是平时考试、学业水平考试还是高考都是闭卷考试,跟初中政治科开卷考试不同。要强调学生去背诵和记忆一些重要原理和知识点,建立自己的知识库,让自己在遇到问题时能够随时能从大脑中调动出相关的知识来解决。 三、注重时政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激发学生求知欲,提高实践能力 政治课具有德育性、时代性、时效性、知识性等特征。我们发现,学生课下聊天时每提起国庆阅兵,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时兴趣都非常高涨,说明学生对时政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因此上课时,老师就要根据政治课的特点,结合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时事,与课本上的理论联系起来。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实际问题,不仅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要充分利用教材中“议一议”等栏目内容,让学生课后进行社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理论根据,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必要的时候,教师可以安排一节课的时间以辩论赛等形式让学生充分讨论,提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改进措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 政治课想要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他们学习政治的兴趣,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拘泥于粉笔加黑板,在教具和教学方法上要尽量多样化。新课标改革要求我们,老师要学会恰当地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以增加直观性。如,高一必修一的经济生活内容比较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可借助多媒体来展示与这些相关的生动的视频、图片或漫画等材料,就可更加直观地表现这部分内容。另外,在教学导入上,运用多媒体技术以画面或小视频来导入,就能更好地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迅速地引出教学内容。像必修一《价值规律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漫画《赶不上趟》来做课堂导入,学生就很感兴趣,就会带着强烈的欲望期待老师下一步要讲的内容。这样不仅能减小学生理解的坡度,增强政治课的吸引力,而且能够提高政治课教学质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 当然,除了上面谈到的这些,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学会放下老师高高在上的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和学生交流。教师不仅要做学生的良师,而且更要做学生的益友。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信任老师,喜欢老师,进而更加喜欢上课。 高一政治论文:高一新生政治笔答题丢分原因浅析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说:未经反思总结的教学是停滞不前的。几次考试下来,我发现学生笔答题得分普遍不高。以第一次月考为例,一道满分14分的笔答题,得3分、4分的人不少,偶尔出现一个得7分的就算是高分了,绝大多数学生得分在4分和5分之间。期中试卷一道满分12分的题,考查了三个知识点,而接近4/5的学生只回答了其中一个知识点,得分普遍偏低。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笔答题丢分只是教与学呈现出来的结果,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自己平时的教学中欠缺了什么,忽略了什么。结合几次考试的试卷及学生的答题实际分析,高一新生笔答题丢分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会审题,不明确题目要考查的具体知识点,导致错答漏答少答,造成丢分 具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完全不知道题目在问什么,所以完全答非所问;一种是只看到了题目要考的最重要、最明显的知识点,把其他不重要的、不显眼的知识点遗漏掉了,答题自然不完整、不全面,得分自然不高。 以第一次月考笔答题28题第一问为例,材料就简简单单三句话,说了人民币的重要作用,而题目问的是“人民币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成为财富的象征?”此问其实是考查了人民币的身份(是纸币,是由我国政府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现行法定货币,因此才能在生活中流通。)及它作为社会财富的体现(作为法定货币的人民币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能同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起到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因此,它是社会财富的象征。),涉及纸币由谁发行,货币的基本职能,货币的本质,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等知识点。此问赋分为5分,相当多的学生此题得分为1分、2分,得分偏低。看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很多学生直接回答:“因为人民币是货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执行货币的全部职能……”或“人民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而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人民币是货币,也是商品,能用它买来自己需要的商品。”从学生的答案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清楚题目具体要考的知识点是什么,抓不住“为什么人民币是财富的象征”这个关键信息,找不到题眼,不能突破“财富的象征”的体现,即人民币能同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一切商品价值,即人民币起到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若能突破这个题眼,想到人民币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能联系课本内容写出正确答案。这是不会审题的第一种情形。 不会审题的第二种情形,具体我以第一次月考第27题为例来说。材料明确告诉学生“小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经常出差,因携带现金被小偷洗劫一空,公司同事建议他申领银行信用卡。”题目问的是“试分析该建议的合理性。”很多学生看到题目就直接作答,想也不想就只写了使用银行信用卡的优点。而题目考查了关于银行信用卡的三个知识点,信用卡的性质、功能及优点。此题赋分6分,学生得分从2分到6分不等,但得6分的人比较少,绝大多数学生得分为4分到5分。这部分学生基本上都回答了信用卡的优点及功能,三个优点3分、功能2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能判断出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信用卡的三个优点(方便、快捷、安全),其次是信用卡的功能(集存款、取款、借款、消费、结算、查询于一体),但却容易忽略题目还考查了信用卡的性质。因为材料明确说到“同事建议小李申领银行信用卡”,既然要“申领”,说明银行信用卡不是随随便便就发给一个人的,这就涉及信用卡的性质:是商业银行发给资信状况良好的客户的一种信用凭证。学生审题时抓不住“申领”这样的关键字或关键词,往往与正确答案擦身而过,漏答要点,遗憾失分。 二、基础知识不扎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对知识点的记忆似是而非,好像是这个,又好像是那个,对细微的知识点之间的区别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答题也就似是而非,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这个知识点说两句,那个知识点说一句,总是不能完整地把一个知识点表述出来。以第二次月考28题第二问为例,题目问的是“假如有人向你咨询有关投资理财问题,请你根据所学知识帮他分析一下不同投资方式的特点。”此题设问非常明确,学过的投资方式总共就四种――储蓄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各种投资方式的特点都是重点,课本上明明白白有,老师上课也强调了,此题无非就是把它们综合比较了,而这种综合每个老师在小结时都讲了,按理学生得分应该比较高。可是,满分12分的题,重点班的绝大多数学生得分为7分和8分,普通班有部分学生甚至得4分5分。看学生的答卷就知道,要么对知识点记忆不深刻,有相当多的学生只回答比较了储蓄存款、债券和股票,商业保险不涉及;要么对知识点之间的细微差别不明确,如有学生如此回答“债券的投资风险比国债的投资风险大但比股票投资风险小,流动性比国债流动性强比股票流动性弱……”很显然,这个学生没有把债券的三种类型搞清楚,也没有把债券同储蓄存款区分开,这就是典型的似是而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基础不扎实,该记的知识点没记住,或满足于一知半解,眼高手低,不能脚踏实地地学习。 三、答题语言不规范,太生活化,太随意,缺乏条理性 初中政治一直是开卷考,老师也常常鼓励学生多写,而且初中政治更多的是生活化的内容,所以就养成学生平时不看书不做笔记,答题时不使用规范化语言,答笔答题时多写嗦的毛病。我常常说高一新生对政治老师是“地毯式”轰炸,一道题,如果你预留的答题空间足够大,有的人能当作文写!写得非常多,有用没用罗列一堆,而真正有用的,答在点子上的可能就那么一两句,而且这些嗦的文字几乎都是生活化的语言,即使答出了题目要考的知识点,也总让人觉得欠缺点什么,不像一个高中生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以第二次月考27题第二问为例,题目问“劳动者应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题赋分8分,就考查课本44页与45页劳动者维权的四个知识点:履行劳动者义务是依法维权的前提;签订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法律依据;劳动者依法维权的具体途径有投诉、协商、申请调解、申请仲裁以及依法起诉等;劳动者要增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以合法手段按法定程序维权。按理学生得分应该比较理想,提问非常明确,不需要学生再花心思去仔细审题,答案就是课本上的要点,可学生得分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从4分到8分不等。如有学生这样作答“劳动者要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维护自己权益;劳动者应该向法院投诉、申请仲裁,给予赔偿,维护权益;劳动者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权。”这个学生的回答涉及了四个知识点中的三个,按理至少得6分,但他的回答都存在问题。首先,劳动者不是只在工厂工作,应该是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其次,仲裁在政府主持下进行而不是法院,通过法院维权叫做起诉而不叫投诉;再次,维权的途径不是只有仲裁和起诉,还有其他途径,而且是先仲裁后起诉;最后,第三条与第二条意思重合,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如何维权没说清楚。老师考虑到学生应该是想到了他答出的知识点,只是表述欠妥,所以最后给他赋分4分,失掉的2分就是不规范化答题造成的。答题中,学生将“权利”与“权力”混用,将“资本”与“资金”混用,用“劳务合同”取代“劳动合同”,用“以后慢慢结账”取代“分期还贷”,将“制定……策略”表述为“采用……策略”,将“针对收益的投资”表述为“针对钱的投资”,将“签订劳动合同”表述为“签订劳动法”,将“诉讼”写成“诉颂”,将“向法院提起诉讼”表述为“向法律提起控诉”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非常多,学生从初中进入高中学习,理性思维尚未形成或稳定,从初中延续下来的感性思维及答题方法一时还不能完全修正过来,这些都是造成学生答题不规范的原因。 答案缺乏条理性是造成失分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很多学生答题是一答到底,答案要点没有层次,该重点分析的没展开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涉及的知识点平均使力,该得的分拿不到手。以第一次月考28题第二问为例,题目问“人民币是财富的象征,所以有人认为要想增加国家财富,就要多发行人民币,你对此有何看法?”此题考查了人民币的性质(是纸币,是由我国政府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现行法定货币。),纸币的发行量规律(以流通中实际所需货币量为限度。),纸币发行量过多过少的影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影响国家财富增加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是根本性的因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发行量的多少与国家财富的增加无关)。此题的逻辑性强,暗含的知识点多,按考查的重点排序,应该依次是纸币的发行量规律,通货膨胀与紧缩,影响国家财富增加的因素,纸币的性质。按考查知识点的逻辑走,应先判断题中看法的对错,然后回答人民币性质;其次是纸币发行量规律;再次是通货膨胀与紧缩;最后是国家财富增加的决定因素。除过审题不细导致知识点答不全的学生,想到知识点的学生几乎都涉及纸币的发行量规律及通货膨胀与紧缩,要么平均使力,没有着力分析“纸币的发行量规律,通货膨胀与紧缩”这两个分值比较高的点,致使失分;要么没有按知识点之间的内在逻辑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表面上都涉及了,但整体的论证却要打个折扣。很多学生困惑:老师讲卷时说的知识要点我都涉及了,为何我不是满分,原因就在于他真的只是都涉及了,却不能突出重点,没有层次性,缺乏条理性。 四、学生与老师都没有做好从初中进入高中的学习方法改进的衔接 学生沿用旧的答题思路及语言,老师注重了知识的传授却忽略了对学生的学法指导,平时的作业批改中注重了对与错,而忽略了在对的前提下,学生答题质量如何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要着力弥补改正的地方。 以上是我对我校高一新生笔答题失分原因的一个粗浅分析,希望对学生的学法指导有所帮助。 高一政治论文:合作学习在高一政治必修一教学中的应用 高一政治(必修一)分为四个单元,分别是“生活与消费”、“生产、劳动和经营”,“收入与分配”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结合高中生日常接触的经济现象,选取贴近高中生日常的经济问题作为学习内容。 一、合作学习的基本原理与要素 对合作学习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通过对国内外对合作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概括梳理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美国约翰逊大学的莱斯文教授认为:“合作学习是使学生在小组中学习,并依据小组成绩获得认可的课堂教学方法。”此外,嘎斯基教授认为,合作教学是一种教学模式,他要求学生在少量人数组成的小组中一起学习活动,共同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在每个小组中,学生通常需要合作与互补提高任务的完成水平。我国一些专家对合作学习进行了分析与有效指导,王坦研究员认为,合作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小组间的活动,努力实现同一学习目标,并将小组成绩作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著名教育学家网红宇一直注重对学习理论的研究,他认为以小组为教学模式的合作学习方法,让学生在异质小组中共同学习,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在课堂实践活动中,合作学习模式主要通过划分小组完成不同的学习任务,对比传统学习模式,在合作过程中,学生在相互交往中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同时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生智力的开发,并在合作中变得更成熟。而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是合作学习的前提,如果忽略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就会造成学生养成不良的学习习惯,诸如懈怠学习、不善于思考、严重依赖教师等。 合作学习形式,以小组活动为主,合作学习成功要素取决于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在合作学习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使得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加强,这有利于学生提高沟通能力,提高合作效率。不仅如此,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也颇重要。在教师的鼓励下,激发学生的自信心,让小组成员在合作中自行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让学习能力优秀的学生帮助学习能力薄弱的学生,这样教师的压力将适当减轻,此时的教师更像学生的朋友。合作学习是一项对教师和学生都有较大帮助的学习方法。 二、高一政治(必修一)合作学生策略 合作学习的策略,可以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个层面分析,教师要改变角色,由主导者变成合作者和监督者,学生由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的主人。 1.发挥教师作用,激发学生参与合作学习。 为了进行合作学习,教师需要在教学前进行精心的设计和规划活动,还要有极强的应对能力,对课堂进行有效的调控,做到精心预设与精彩生成。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实时动态,比如当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时,教师应该对学生保持足够的耐心,对学生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采取有效的鼓励措施,使每位学生都平等参与合作,从而达到合作学习的预期效果。当课堂上不同意见的时候,教师应该尊重每个学生的意见,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在小组讨论出现偏离主题时,教师应该给学生适当的点拨,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要让学生在思考中得到答案。 2.教师对学习氛围的调控。 学生需要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样他们的思维和思路才能得到更好的激发。但是我们发现,在学生讨论问题时,一些教师更像主导者,控制学生的思维进度,让学生的合作活动缺少主动性。教师应该把自己当做学生中的一员,融入学生中,在学生的讨论中起到协助的作用。以第一章“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为例,教师可以利用生活中应用货币的例子,激发学生对货币的兴趣,使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在讲解文章的内容后,可以进一步引导学习对学习内容的进一步探索,比如“废品是不是商品”、“纸币是不是发行越多越好”等问题,让学生深刻理解货币的本质。 3.做好师生角色的改变。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是主导,学生更像配角。学生的地位只能通过考试体现,学优生和后进生都会受到不同的对待。然而在合作教学中,教师和老师的主体性都会发生变化。在合作教学中,学生的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许多教师原来需要教学的任务可以通过学生的小组合作完成,教师从主导者变为学生学习中的监督者,教师的工作重担得到减轻,有更多的时间对课堂进行合理设计,确保教学质量。 4.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运用正确的教学策略,推进学生积极参与合作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合作学习往往围绕新课开始,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先指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然后由小组活动完成教学任务。在小组活动中,教师应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中,体会到解决问题的乐趣,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更应该积极鼓励他们参与交流活动,让学生在交流中掌握知识,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从而对合作学习充满期待。 5.明确学习任务。 学生在分组之后应该明确本组的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任务应该是把团队的目标作为重点,将团队的要求作为活动的引导。因为学习的任务是属于团体的,若脱离团体,小组的成员反而没办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该对学习目标进行分析,不同的组员负责不同的任务。 在当今的社会中,合作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作学习最大的优势是给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但是合作学习不一定都能达到预期的要求,所以只有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积极努力配合、参与,才能使合作取得最好的效果。 高一政治论文:对高一政治教学的几点感想 有效的课堂教学是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重要的目标,其中课堂教学效率是重中之重,它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有效质量。教师要根据高中政治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的特点,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政治课的教学,来适应和改变现代化教学手段。因此,高中政治课应积极地摒弃空洞而乏味的说教,培养和注重情感的教学,不断地引导学生的兴趣、情感体验参与教学的各个部分,积极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掌握、研究政治,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的效率。 一、高一政治教育的特点 高一政治中主要以邓小平理论建设为主,从经济、社会、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相关常识,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社会,分析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形成社会意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成为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公民。 高一政治的考试方式与初中也有很大的不同,高一的政治采取闭卷考试,学生在考试中需要借助自己对学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来进行,对基础知识和时事政治内容等都要牢记,如果平时的学习不扎实,则难以在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高中的教育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因此学生不仅仅要记忆课程内容,还要对其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高一的政治教学需要学生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思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综合地分析政治问题,提升思想觉悟,使自身的知识、认知和思想觉悟等都得到快速的发展。 二、让学生走进时政,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 提高课堂效率的关键是激发学生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我采用的是布置预习方案,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合理设置问题,巧妙引入时政。 从基础知识出发,小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到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恰到好处的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实践证明,这样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也让他们感知到:多丰富多彩的未知世界在等着他们探索、发掘,而基础知识就是采掘机。 三、在新教材的使用过程中,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每个班级当然又有其各自的特点,每个学生也有其不同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细心观察,认真总结。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班级档案,将每个班、每个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情况、考试成绩等均记录在案,并适时进行总结,针对不同班级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和安排不同的教学进度,针对不同学生出现的不同情况及时做出反应:有进步的要及时表扬;退步的要及时找其了解情况,帮其找到原因;情绪有波动的要找其谈心,使其安心学习;刻苦学习而又学不得法的,要帮其总结方法等。总之,要最大可能的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和特点,做到对症下药,因才施教。 四、要有目的的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 有这样一句古话:“授人以鱼,可解一餐之饥;授之以渔,则可终身享用。”它启示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要尽可能的传授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而重在教给他们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和方法,多教给学生“点金术”!我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开展学法指导,分别单选题、不定选题、解答题、辨析题和论述题的解题方法的专题讲座,现我己召开了解答题、辨析题的学法指导讲座,效果还不错,期中考试这两项得分比较高。除此之外,还必须布置适量的练习,教会学生抓住审题这个关键环节,做到答题有针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新课改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教学评价应坚持“多维度”标准,从不同的视角、层面进行评价。学校应围绕“促进学生发展”这一宗旨,科学设计教学评价标准,切实改变单纯考核学生的知识积累的做法,要全面、客观地记录描述高中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动态过程。可以采取谈话观察、描述性评语、个人成长记录等更为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各个方面,如“学生的沟通、合作、表达能力,搜索与筛选社会信息、辨识社会现象、透视社会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持续学习的能力等”给予适当的合理的评价。 总的来说,教师在教学时要与时俱进,学习新知识,更新旧观念,为课堂创造更好的条件,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学习兴趣,走出当前政治教学面临的困境,提高教学实效,使政治课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高一政治论文:初高中衔接中高一政治教学的定位 一、为什么要对初高中衔接中高一政治教学进行定位 (一)面对现实和学情的必定之策 首先,看现实的学情:某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阶段质量监测总成绩跟踪表图表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成绩分差在逐渐拉大,这说明部分学生在学习态度、方法方面存在不足,对于高中课程的学习存在适应性不良的问题。这样看来每学期开学初,校领导嘱咐要上好第一节课、上好第一周课是有原因的。具体来看,2015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学生,都在2000年左右出生,是人们常说过的千禧宝宝。最开始感觉他们听从指挥,然后感觉是他们不太会表达,有的礼貌上还有所欠缺,学习不主动,有些学生听不明白老师讲话,好像课也听不懂。比如新高一某班,近70%学生来自私立学校,初中习惯了被抱着走“看(kān)”着走,由老师每天带着陪着背题记笔记,甚至有的学校班主任的办公桌就在教室内,学生已经习惯了被“监视”。现在上高中了,老师想领着走,“看(kàn)”着走,结果是,他们自己不会走。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稍弱,理解力、思维力不足。 (二)迎接风险与卓越的必备 之策图表提供的信息是:高一学生的政治课学习成绩无论是最高分还是最低分,均呈下降趋势。问及对待政治学科的看法时,学生的回答基本上分为两种:一是将来学习理科,二是听课了但没有背过知识点,考试时基本上是蒙着作答的。面对这样的学生,作为教师,我们既要完成教学任务,又得帮助学生端正对待本学科的学习态度,还要努力减少学困生,培养学优生,可以说是挑战和风险并存的。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思维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发展。在移动通信技术中有“定位服务”的技术支持,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有“角色定位”一说。如果我们的定位着眼于卓越,那么带给学生的学业规划和未来职业规划也将基于卓越!教育教学呢,可以说没有修补的机会,被人们称为遗憾的艺术。我们的定位准确,才能在完成教学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训练正确化解风险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逐渐实现超越! 二、初高中衔接中高一政治教学的定 位是什么初高中的衔接并不是一节课就能够完成的。我个人对高一政治教学的定位思考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教学设计 贴近生活,让学生听得懂。比如学生日常和军训期间的经济活动———消费(买水),因为有亲身经历,所以记忆犹新,可以用在§1.2价格变动和§1.3.2消费观中。贴近生活实际的事例,又是来自身边同学的亲身体验,会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新的知识。 (二)教学语言 贴近现实,课堂语言口语化,尽量风趣幽默,适当夸张。比如,§1.3.1影响消费水平因素;§3.7.1和§3.7.2的共同富裕,分配制度,都可以通过邻里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比较,明确所学知识。 (三)教学手段 板书简洁,书写规范。比如课件设计中,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信息,避免眼花缭乱,长篇累牍。 (四)教学环节 精讲精练,重要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而应是分配好时间注重效率,这一点在引导学生题型认知、解题讲解方面也很重要。比如价值量公式部分,学生不易理解,但从他们已经学习过的“商品单价X数量=总价”的数学知识进入和过渡。教学活动的设计也应该尽量让学生成为主体。2015年高考考纲对政治学科的考核目标中有明确的规定: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究问题。训练这四种能力的时机是在课堂的教学活动中,在学生口头回答问题时,在阶段性考试的书面作答时,老师应当抓住任何一个时机,有目的地进行引导和强化。 (五)教材使用 指导引领。材,指的是教材更是教学素材。有不少学生在初中阶段是老师手把手带出来的,比如:记笔记和勾画知识点,所以从教材使用上,短时间内还需要我们进行引领,比如§2.4.2公有制、非公有制,页码段落行数精准。说到教学素材,政治学科必须面对的就是时政,学生必须适应高中试题对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查,而教师的工作又不允许我们每天有大块的时间对时政素材进行收集和整理,怎么办呢?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备课组、教研组的每位老师齐心协力,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可用手段,将各自搜集的素材汇总,实现资源共享。 三、初高中衔接中应教会学生自习,引导学生自学 老师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会:新接手的高一年级学生之间、教学班之间,分差和个体差异在两三个月后会出现很严重的两极化:中考分数较高的理解力稍具优势,有些开始觉得有点吃不饱,中考分数偏低的包括体优生,有些已经开始“咽不下”“不消化”了。要教会学生自学。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自学很重要。自主安排学习生活,分配学科学习的时间,研读教材,做各科试题,对学习进行自我设计和调节,进行学习效果的量化检测……这些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自学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重复,在不断强化的基础上自然逐渐内化为学生的学习力。有一句关于自学的话,相信很多老师都铭记于心:会听课的学生偶尔成绩好,会自学的学生永远学习好。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可以通过设计导学案,引导学生自主预习;可以设计随堂跟踪检测试题,帮助学生自我检测;可以设计拓展延伸问题,引领学生关注生活树立学科思维并尝试解决问题。每年的12月至次年5月都是草莓上市的季节,在众多草莓中,因为个头大、品相好、味道甜,丹东99牛奶大草莓成为近年节日市场的焦点,种植面积急剧扩张。2015年2月在南方草莓大量“入侵”等因素作用下,丹东草莓价格较往年周期下跌了30%,甚至50%左右面对高一的学生,一开始的教学主要是“带”,先让全体学生能跟着走———看和听,理解知识和题型,技巧和方法,审题和解题;然后才能带他们快走和慢跑;用些时日,直到放开手脚,让他们自由奔跑。 作者:金鑫 高一政治论文: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摘要:教育叙事研究在高一政治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将以往学生被动式的学习方式转变成主动的学习方式,使政治课堂变得更具开放性,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基于此,文章对教育叙事研究在高一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高一政治;课堂教学;教育叙事研究;策略 引言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对教育叙事中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将客观过程、真实体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教育过程。因此,教师要对自身的做法进行反思,在高一政治课堂教学中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文章以此为基础,对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进行了分析,希望对一线教师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必要性 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课程教学时,要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而学生是一群有个性、有思想、主动发展的人,如果教师仍然沿用之前古板的教学模式,不仅会影响教学效率,也会使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而教育叙事教学方式让学生慢慢地打开内心世界,愿意与教师、同学进行沟通、交流,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这样有利于师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构建属于教师和学生共有的教育世界,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推动教师反思 教育叙事研究能够让教师对自身的教育实践进行充分反思,并不断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知识会得到全面的丰富。高一政治教师一般都会在原有教学经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反思与回顾,从而对之前模糊的概念、假设以及理论等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经过日常教育活动的洗礼之后,教师的教育思想肯定会更进一步,对今后开展相关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加深了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3.加强教师工作责任感 高一政治教师在应用教育叙事方式进行教学时,不管是教学设计,还是教学反思,都会从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的角度出发,并按照自身以往的教学经验,带领学生去观察世界,从而对自己有一个多角度的认识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使教师的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得到很好的提高,并且在教育叙事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身形象,在教育行为中锻炼自己,最终成为一个素质较高、知识容量大的政治专业教师。 二、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1.营造自然情境 对于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而言,主要是教师从班级的实际情况入手,在掌握教学过程的基础上,以自然教育情境营造的方式来展开对教学内容的研究。该种形式的研究比较注重“实”,即实际情况、真实事件以及实际过程等,需要教师将某件事情的经过讲述给学生,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去解决问题,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此,教师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收集与之相关的故事,只有将最原本的事件展示在学生面前,才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一政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教育叙事来展开教学。教师:“我有几个朋友在工作之后都购买了手机,一个朋友选择了实用的,还有的选择了与众不同的。有一个朋友无所谓,随便买了一个,只有一个朋友选择了最贵的。当你们工作之后,会选择什么样的呢?”学生这时会进入非常激烈的讨论中,之后教师就可以引入从众心理、攀比心理、求实心理以及求异心理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更加投入,有利于教学效率的提升。 2.创设故事情节 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科的教育叙事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都是讲述一个有情节、有意义的故事,其情节主要包括与叙述教学事件有关的人物、冲突以及事件发展等。而且,在每个故事中,还会包含一个或多个意外事件、冲突等,它们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比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一政治《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时,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祥子”的故事,受当时旧社会的打压以及不平等的待遇,导致祥子身心疲惫,由此教师可以引入社会公平的体现、收入分配公平含义以及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政治文化和生活。 3.开展教育反思 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属于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所以教师应该注重教育反思。在教育叙事的研究过程,教师要不断积累教学故事,之后再进行反思,从而加深对问题、事件的认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累教学经验,在不断反思中改正教学计划,并对事件、行为后面的含义进行探索,掌握政治教学的相应规律,进而提高政治教学的水平。一旦脱离教育反思,那么教育叙事研究就会变成单纯的叙事,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所以,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时,一定要对教育反思引起重视,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还能加强学生对政治内容的理解,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除此之外,教育叙事研究的开展还能将实践与理论结合在一起,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教育叙事研究反思 在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才是主体,所讲解的故事能够将教学活动中的情境、真实现象反映出来,而且对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格外重视,这也是教育叙事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反思而言,通常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教学实践、理论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针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在实践教育过程中,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进而实现教育叙事研究水平的提升。我们重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确定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目的。对于高一政治教育叙事来说,不会受到一些具体理论的制约,会比较注重教育教学的实践,因此,在日常的教育和生活中,一定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观察,从而得出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其次,充分掌握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方法。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时,通常会采用“由实践到解释理论”的方法,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方法。由于教育叙事对故事的自然情境性比较重视,所以不会将重心放在教学安排和设计上面,最关心的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因此,教师在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时,一定要注重“由实践到解释理论”的方法应用,从而提高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策略的实施效率。最后,全面了解政治教育叙事的文体和结构。实际上,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规范其具体格式,只要能够满某些基本要素即可。高一政治教育叙事比较注重故事性和可读性,对人物、场景、地点以及时间等不是特别关注。由此可见,在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时,对感悟、反思等十分注重。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一政治课堂教学中引进教育叙事研究,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教育方法,它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认知和掌握,还能使高一政治课程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对学生起到更好的教育意义,为学生今后迈入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作者:崔占鸿 单位:浙江省嘉兴市秀水高级中学 高一政治论文:浅谈“经济爱国”思想在高一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有机渗透 作者简介:蒋雨生(1968-),广西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毕业,法学学士,中学一级教师,专长中学思想政治教学与研究。 【摘要】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把经济常识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树立“经济爱国”思想。紧扣教材内容,使爱国主义思想渗透落于实处。结合学生的实际,让学生了解乡情民意,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深层次的爱国情感。联系时政热点,以学科自身的魅力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在经济常识教学中渗透“经济爱国”思想,应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两个课堂,书本和实践两种教材,深入浅出、情意真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才是真实有效的。 【关键词】经济常识教学;经济爱国;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历来是世界各国学校政治与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前,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国有着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把爱国主义教育与经济常识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点燃其爱国激情,让学生爱祖国、爱中华民族,潜移默化地树立“经济爱国”思想。 1 紧扣教材内容,使爱国主义思想渗透落到实处 德育的高明之处在于“润物细无声”,通过课堂教学,悄无声息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讲授“财政的作用”“税收”等内容,让学生懂得国家的富强、财政实力的壮大对每一个公民的重要意义,懂得社会主义中国的税收是用之于民。每个公民应依法积极纳税,为国聚财,只有国强才能民富,从而培养学生从经济角度对国家尽义务的思想意识。 在《纸币的产生和发展》的教学过程中,我请学生观赏“人民币”上的图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它们分别是黄河壶口、珠穆朗玛峰、拉萨布达拉宫、桂林漓江山水和万里长城等,这些图景、纹饰与主景融为一体,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我还引导学生观察并指出:各种票面金额不同的人民币,每一种上除了汉字外都还有壮文、藏文、蒙古文、文维吾尔文四种少数民族文字,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货币的职能》这一框题中,教材中提到“随着货币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纸币如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也具有某种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时教师可向学生提问:人民币为什么还不能?通过引导学生思考后教师可进一步指出,尽管人民币近年来币值坚挺,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地位较高,但在世界范围内还无法跟美元、日元、欧元等抗衡,这是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并非强国,其生产力水平、经济实力、科技发达程度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全国各族人民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国家强大了,人民币也就威风了。通过这些讲述,学生的爱国情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在讲述“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集中表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这一问题时,我们教师会指出,企业问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品质量之间的竞争,并且列举最多的事例就是海尔集团。而发达国家的世界驰名品牌可谓多如牛毛,如美国的“波音”飞机、英国的羊绒制品、德国的“奔驰”汽车、瑞士的钟表、日本的“丰田”轿车、“松下”电器等。中国企业为什么拥有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如此艰难?让学生分析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垄断行业占多数,为什么制造业如此之少?怎样才能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打造世界知名品牌? 通过一系列的提示和发问,让学生体会到民族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们深刻认识到民族复兴要靠科技,靠管理,说到底要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这就从内心激起了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信念。 2 结合学生的实际,让学生了解乡情民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深层次的爱国情感 我所教的学生几乎都来自乡镇农村,他们生长在农村,对农村在感性认识上己相当丰富,但让学生在农业问题上把握教学内容的深层意义,实现知识、能力、思想认识有机统一的教学目标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学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框题内容时,针对学生尽管生长在农村,却少务农事,甚至轻视农业劳动这一情况,为了让学生更透彻地了解农业,了解农村,我把调查“三农”问题作为寒假作业,要求学生利用假期,走访农民、调查农业、了解农村,从而透彻地体会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分析国家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重视发展农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同学们上交的调查报告中,大多数同学都掌握有第一手资料,其中不少同学还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有一位同学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与几位同学利用三天时间在乡村间来回颠簸,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所问,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三农”的一些现状。这次调查我发现的问题颇多:第一、农村土地撂荒严重。在我们所走过的几个村委,见到多处耕地被荒芜,杂草丛生,经询问原来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了,有的甚至举家外出务工,田地自然就撂荒了。国家现在不是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吗?如果在农村出现一些种田大户,大面积承包农田,利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现代化的农机耕作,这不就是国家倡导的现代农业吗?第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老化、毁损严重。听父辈们说,我们那儿的山塘水库、堰坝、灌溉渠道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现在很多已老化了,到了病、险、危的地步,若不加以维修,除险加固,后果不堪设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好在国家正在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以巩固,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保证了。第三、环境闭塞、交通条件差。我们那儿属半山区地带,群山环绕,只有一条县道通往我们乡里,通往各村委的多是石沙路、黄土路,有的村屯甚至连手拖都进不了。可见“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谚语的道理真是深刻。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重任在身。 从这些字里行间,发现同学们的情感发生了许些变化,少了些漠视,多了份理解。他们投身新农村建设,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增强了。 3 联系时政热点,以学科自身的魅力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爱国是学生的兴奋点,通过正确引导和启迪,爱国主义完全能成为他们坚实的思想支柱。我在课堂上曾讲到这样一个时政热点:哒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藏独分子,长期流亡国外从事分离活动。前不久,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巴黎接见了他,这一错误行为危及到了中国的优秀利益,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民族尊严,这是法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学生们听后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课后有几位同学跟我说:我们应该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不与他们发生经贸往来,把法国贸扫出国门。 作为教师,一方面要理解学生的爱国情感,又要让学生懂得怎样思考、我们怎样行动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我引导学生认清,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的重要性,要不要拒绝包括法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科技?要不要排斥全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发展对外贸易就是各国互通有无,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利用这些经济道理,教育学生理国,正确对待中法关系。经过一系列的深入分析和细致讲解,学生们一致表示爱我中华,从我做起。 从2008年10月开始,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许多外向型企业由于订单减少,出口萎缩纷纷裁员、停产甚至倒闭,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针对这一现状,我引导学生思考,沿海地区的许多外向型企业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掌握优秀技术,充其量在为外国的大公司作贴牌生产,是他们的一个加工车间,作为企业要应对并战胜金融危机,没有优秀技术不行,没有创新能力不行。可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代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理所当然要担当起民族振兴的重任。通过这样引导,学生们感到震惊,从内心渴望祖国强大。 当然,在经济常识教学中渗透“经济爱国”思想,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贴近学生的心理和认识规律,贴近现实生活。同时坚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地位相结合,变单纯灌输知识为启发学生运用知识,变传统说教为形象教育;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两个课堂、书本和实践两种教材,深入浅出,情真意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才是真实有效的。
国际金融论文:资本论视阈下国际金融危机论文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新特征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总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破坏性极大,本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银行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的打击,美国的前五大投行中有三家濒临破产,另外两家也面临着转型困境,其他金融机构也是惨不忍睹,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也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中;第二,影响范围特别广,全球的金融市场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多边缘小国都难以幸免;第三,持续时间长,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已有7年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财政危机,以希腊为例,财政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开始向周边国家蔓延。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首先,财政危机与货币危机陷入恶性循环,2010年,就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的前夕,美国经济突然二次探底,欧债危机也愈演愈烈;其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除了存在以往传统的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问题,在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和财政、债务等虚拟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创新产品领域爆发的;再次,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存,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变化也不同,金融衍生品系统又比较复杂,这些问题都使得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2]。 二、基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这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经济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监管不当、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的,甚至对危机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是随着危机的持续,影响范围的扩大,在危机现实面前,这些经济学者却显得极为尴尬;而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对危机的严重程度评估得比较现实,看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完全能够抵御这场危机,但是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后,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随后也受到了各国的质疑。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了一句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此验证了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又一次强有力的证明[3]。事实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其想获得无限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当泡沫膨大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发生破裂,从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无论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其论述的观点只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表层原因,他们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深层次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一本质并未改变,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来看,是由虚拟资本盲目扩张、过度膨胀引发的,政府监管不力、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也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质上,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起到的只是暂时缓解作用,治标不治本。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各国对本国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所代表的正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2009年,世界开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在积极救市后,开始大量发行国债,致使金融危机尚未解决,国债危机又开始震荡世界,美国的财政危机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发起”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从中也看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4]。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启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解读以及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我国的启示是: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涵,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够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向新生产形式的过渡,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危机,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充分借鉴《资本论》的经济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5]。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透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些新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基本矛盾,我们现阶段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作者:田思思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区域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论文 一、长吉图先导区需要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建设分离性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1.尽力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费用。减少资本跨疆界流动的审批手续与费用、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的重要手段。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未来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海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商业机构,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国未来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和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长吉图先导区自建成以来便享有一些国家税收政策,经吉林省地税局对现行的涉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进行归纳,发现长吉图先导区共享有189条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涉及地方税收的12个税种,采取9种税收优惠方式,惠及16大行业。2012~2013年以来,吉林省地税局为长吉图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9531.09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1231.33万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4399.79万元;为金融保险服务业减免营业税6.2亿元。但是要建成国际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税负,使长吉图先导区产生资金吸引力,这点尤为重要。 2.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利率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直接利率管理体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间接利率管理体制过渡的过程。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由国家包揽转变成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的变革,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指导,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一般容易形成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了利率管制放松,资产定价机制灵活,资金价格可以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利率风险较小、金融企业操作灵活、有利于金融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3.积极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入住。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形成,是由众多的微观金融主体的进驻与密集集合构成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经历几年的发展,吉林省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业务覆盖范围、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等都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与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相比差距还很大。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是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根据长吉图先导区未来建设的基本构想,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引导域外重点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省级分支机构,鼓励已入驻吉林省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二级分行,并支持域内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推动社会资本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形成密集的金融机构群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 4.鼓励和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一国的金融结构,也反映一国中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程度。市场主导型是指直接融资比重较高的情况,银行主导型是指间接融资比重较高的情况。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自2002年至今基本呈持续增长态势,2012年底已达15.9%。而G20国家在过去的1990~2012年的23年里,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比重整体均呈上升趋势,目前处在65%~75%的区间内。[5]美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一直相对较高,且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德日等国的直接融资比重近年来也在大幅上升。中等收入国家直接融资近年来呈较快发展的势头。而吉林省近年来在融资方式上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在我省全部融资总额中约占88.6%[1],股票融资大约仅仅是全部融资总额的1.5%。而2012年前后我国国内直接融资在全部融资中已占到14%左右,吉林省显然差距很大,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势在必行。 作者:刘艺欣张鼎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长春光华学院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职专国际金融教改论文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一)课程内容多、理论深、范围广国际金融研究内容较多,涵盖了国际收支、外汇、外汇市场、汇率、汇率制度安排、外汇管制、国际储备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概念、形成原理、控制方法、时滞效应等,具有内容多、理论深、范围广的特点,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二)课程时效性强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新的现象、新的事件、新的问题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层出不穷。近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理论、汇率决定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新的现象进行分析,并时常借鉴国内外在国际金融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三)课程实践操作性强国际金融课程的实务操作部分主要涉及到汇率的折算、进出口报价、外汇风险防范、进出口贸易融资、套利套汇等业务。汇改以来,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不断进行调整,汇率风险怎样防范以及在进出口中如何报价等内容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重要。不少学生反映这个部分的内容很难理解,在具体操作中有难度。实务操作部分的教学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往往受到学生基础薄弱、课程自身复杂等方面的制约。正是由于国际金融课程实务操作部分的“难理解”与“难操作”的特点,教师就必须依据工作内容和流程设计教学内容,选取来自于企业真实工作内容的案例,结合现实的国际金融现象进行讲解。教学方法和手段要适合高职学生的特点,摒弃纯理论式的计算,计算内容要与实际工作相关,计算的难度要循序渐进,同时要加大学生自主练习的力度。 二、教学改革的方法与手段 (一)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在注重多媒体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以下教学方法或手段。 1.课堂讲授教学法课堂讲授作为传统的教学方法,老师可以在讲授中突出重难点,把大量的信息及时传递给学生,是一种常用的教学方法,所以同样适用于本课程。 2.多媒体教学法把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其他信息,通过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表现出来,达到立体教学的效果。运用形象、直观的多媒体技术可以创造出一个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以其独特的形、声、景使学生进入一种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从而使学生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对解决系统的理论问题,理解复杂的逻辑关系和课程结构的展示效果很好。特别是在需要丰富的数据资料、图表来说明和论证时,效果尤其明显。如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中,多媒体的教学具有独特的优势。 3.设问启发式教学法对一些国际金融热点问题,可以采取设问启发式教学法。例如进行“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等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案例分析、政策效果分析等等。可先由教师针对知识点或金融现象提出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最后由教师分析、点评、总结。设问启发式教学法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能将所学知识和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4.课堂互动教学法教师和学生通过经常性的交流沟通,相互促进,使教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课堂45分钟不全由教师进行填鸭式的教学。每一章节授课后学生和教师分别进行总结,学生先提出自己的问题或不清楚的知识点,或者是现实中的热点金融问题,教师可先让其他学生为提问的同学解答,之后再补充总结。教师也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些基本问题,由学生通过思考、收集资料、课下讨论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对学生的解决方案做现场点评。双向互动式教学方法增加了教师的动力和压力,促使教师勤于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讲课技能;同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增进师生之间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实践教学为了强化学生的相关技能,可以借助校企合作单位的平台及校内的实训室、自主实验室等进行模拟股票市场、模拟期货市场、模拟外汇市场以及网上银行业务等仿真实践教学,通过实践,缩短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距离,增强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能顺利进入工作岗位。 (三)网络教学网络学习是学生巩固课堂知识,扩充学习广度的有效方式。课程任课教师可利用课程主页BBS论坛,腾讯QQ,采用网上答疑、讨论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的课外指导。课外指导通过因材施教,因人施教,能扩展学生的视野,充分满足不同学习程度和学习兴趣的学生要求。 三、课程考核方式 国际金融课程以往采用的闭卷形式进行考核,考试的内容仅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形式较为单一,且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可将国际金融课程的考核进行改革,考核内容分为平时成绩、综合实训成绩和期末成绩三部分。平时成绩由学生的课后作业、课堂发言、小组讨论等组成,重点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占总成绩的20%;实训成绩主要借助国际金融实训软件,重点考核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占总成绩的40%;期末考试以开卷为主,试卷内容要实现多样化,既要考核基本内容,又要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考察学生对基本知识的运用能力,占总成绩的40%。 作者:何利娟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制约因素建设国际金融论文 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之一,随着世界性的次贷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影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像伦敦、纽约这样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动摇,原有的国际金融格局已随之发生改变。上海作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怎样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怎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促进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对中国发展的要求。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 1.金融市场初具规模 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衡量金融市场的完备程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正日益强大。到目前为止,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包括股票、外汇、货币、期货、黄金、OTC衍生品、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内的全国性的金融市场体系,不仅是国内金融市场中心,也是国际上少数几个金融市场中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总数不断增长,上交所股票、债券成交额连年攀增,黄金市场交易活跃,保险业健康发展。但就市场结构而言,上海资本市场较单一,股票市场较债券市场发育较快。除此之外,上海的外汇市场、货币市场交易规模也较小,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待进一步发展。 2.金融影响力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据研究,上海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继续提高,不良贷款率不断降低。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初显,市场竞争程度加剧,金融服务功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逐步提高。据CFCI指数排名显示,2013年上海以130.25的总分蝉联第一,在评分与增速上均遥遥领先其他国内金融中心城市。 3.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提升 上海市政府制定了金融机构在本市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加大了支持金融机构发展力度,编制了《上海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子预案,妥善化解了数家券商的金融风险。上海金融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了一定的龙头作用,并且在全国的金融发展进程中,也做出了积极示范效应。上海市政府积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积极发展各种金融市场,形成功能互补、交易市场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二是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提升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三是深入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强化基础制度建设,基本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法律制度;四是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正确把握方向、力度和节奏,较好地处理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 1.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 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深刻的说明了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在次贷危机中上海暴露出了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首先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大而不强。严格金融监管体系可以降低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会影响经济市场对商业机会的追逐,进而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低。严格的金融监管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保证每一个金融机构未来有足够的抵抗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其次是没有自己的金融管理理念。纵观国际性的金融中心都有自己的监管理念。例如纽约的“以规则为基础”体现了美国式的分散监管体系,伦敦的是“以原则为基础”体现了英国式的大一统的监管体系。而上海存在着金融中心与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相分离、各自为政的问题,彼此相互脱节,不能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建立一个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一套金融监管制度是进一步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步骤。 2.金融市场的规模小且层次单一 从市场主体来看,上海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没有形成品种丰富、市场前景广阔的网络,且各机构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位。从交易品种上来看,各大国际金融城市早已开办即期交易、外汇掉期、单纯远期、跨货币掉期和期权、利率掉期和期权、远期利率协议等多种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从金融机构的设置和运作上来看,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有完善的法律作为依据,而我国除去几部基本法以外,尚未建立其他完善的金融法律,因此造成了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和无秩序竞争。由此可见,上海的金融市场规模离国际金融中心的距离还很遥远。 3.国际化金融人才稀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而金融人才战略是实现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目标的关键和保证。虽然最近几年上海金融人才队伍逐步壮大,但是其人才供给状况与上海金融发展的目标相比较,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高级和复合型金融人才稀缺,人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金融人才市场不完善,金融人才流动无序、薪酬标准比较混乱;金融人才高地的基础建设相对滞后,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相比差距较大。 三、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策 1.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首先要制定适度放松的金融监管体系,即不能太严格也不能太放松。其次,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能照搬照抄国外模式,要有适合自己发展理念的金融监管体系,要用新的理论与金融监管实践相结合。要重视在有限理性假设下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采用最新的理论来指导并监管实践,不断做到与时俱进。再次,可以在上海建立一个金融监管改革试验区,把上海变为金融监管的“特区”。从建设金融中心的需求出发,应该把上海现有“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职能整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中心。还有加强金融监管主体及其队伍的建设、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和建立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风险承担机制等其他策施。 2.培养和引进国际化金融人才 在国内方面来看,首先,要大力培育大中型的金融人才培训机构,提高金融人才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培养更多高级金融人才、专业领军人才。其次,在正规院校方面,取缔跟风式的专业设置与应试教育形式,提高培训的专业化水平,培养出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人才。此外,上海市政府要采取优惠和激励政策,吸引海外人才,支持金融人才创业,适当降低新型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开放人才环境,实现人才服务模式与金融人才的多样化。在国外方面来看,美国金融人才市场在金融危机后产生了巨大的人才溢出效应,这些金融人才不再局限于美国,而是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下了牢固的人才基础。 3.大力发展各类金融市场扩大市场规模 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全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各类市场,丰富现有的金融市,实现金融工具多元化、产品多样化、服务个性化的目标。再次,政府要加大对小型信贷机构支持的力度,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金融产品;政府还要协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部门,建立建全协调监管机制方法来降低市场风险,并通过规范操作化解风险。另外,要加快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加快外汇产品的创新,促进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拓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效监测和维护外汇市场的平稳高速运行,并与股票和债券市场齐头并进,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上海市场的加速发展。此外,还应积极建设诚信体系,创造金融发展的基本社会信用环境;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增强资本市场功能等诸多策施。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仅仅是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长远计划,更是全局意义上的国家战略,同时也响应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号召,是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写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国家和广大上海市政府的努力;离不开法律、经济体制、领导体制、信息化建设。所以,个人、企业、社会团体,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争取在2020年实现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使上海尽快能与纽约、伦敦、苏黎世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相媲美。 作者:霍颖刘锋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华北地质勘查局综合普查大队 国际金融论文:兵团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论文 一、兵团高校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 石河子大学是兵团高校的代表,始终坚持“立足兵团、服务新疆、面向全国、辐射中亚”的办学定位,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构建“多样化、高素质、强应用、重创新”的人才培养体系,并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形成“以兵团精神育人,为屯垦戍边服务”的办学特色。兵团高校主要是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因此,培养目标应定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更好地贴近市场需求,服务兵团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一)课程特点。国外和国内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有很大不同,在国外,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根据所述学院的不同讲述的侧重点不同,主要分为“国际财务管理”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两个层次,而国内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则融汇两个层次的内容,并且以后者为主。国际金融课程有三个特点:1.难度高。该课程内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要求学生具备会计学、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及扎实的数学功底;2.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国际金融学概念抽象,理论内容必须在现实问题中得到检验,学生才可以认识深刻、具体;3.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教学内容与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紧密联系。(二)教学要求。学生要对西方国际收支理论及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西方汇率理论及人民币汇率改革、外汇管制目的及意义、外汇风险管理办法、国际资本流动及金融危机的相互关系等有所了解。理解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各自的优缺点、常用外汇交易的特点与用途及保值增值的原理等。重点讲解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主要项目及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外汇交易的各种方式、各种外汇风险的概念、种类、外汇管制的概念及内容;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类型及危害等内容。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利用相关数据库、政府网站和学校图书资料等查找教师布置的课外学习材料,结合国内外及兵团现实情况,应用国际金融的知识和理论,剖析当前重大国际金融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引导学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教学目标。兵团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是以应用性为目的,帮助学生认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运行,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外汇、汇率、国际收支、国际货币制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在实践中运用;了解国际金融宏观理论,学会解决说明和解决当前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把握国际金融与国内经济的相互关系,为国际经济合作奠定理论业务基础。 三、兵团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1.理论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增加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比如热钱流入的途径及盈利模式、资本外逃的方式及危害、货币国际化路径等,同时还应详细介绍学生理解困难的知识点,比如货币升值的定义、汇率变动幅度的计算、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的计算和区别等。2.案例内容。在国家金融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关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引导学生以相关理论为基础,站在国际金融的视角认识国际金融运行的特点,从金融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采用“小知识”模块方式将国际金融的原理与当前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对典型案例的阅读、分析与讨论,提高学生学习国际金融课程的兴趣。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播放视频资料,选取专业的视频资料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同时激发学生在教材中寻找理论依据的热情。比如《货币战争》视频介绍了人民币、英镑、美元、日元等发展历史,内容丰富,学生可以通过观看该视频轻松掌握国际货币的发展史,初步了解国际货币体系。(二)教学方法及手段。1.开展讨论课。学生对国际金融课程具有畏惧感,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消除距离感,快速进入新的情景,是高校教师一直关注的问题。高校教师可以采取关注当前金融热点,在相应章节开始前提前布置辩论主题,一个教学班分成多个小组,每个小组一个观点,学生通过课前查阅资料,课中由教师主持开展辩论或讨论,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充分共享网络资源。学生可以通过查阅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了解国际收支的知识点,通过浏览金融机构的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了解外汇与汇率的知识点等。3.课中采取互动方式。教师可以采用提问式教学方式,先让学生回答,再根据回答情况将知识点逐渐展示出来。提问式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引申出来的知识比讲述出来的知识更能加深学生的理解,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三)拓展学习空间,注重实践环节。教学不应只是课堂上的90分钟,整个教学环节应该包括提前预习、课堂学习和课后实习。课前预习能够调动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主动性,课堂学习主要是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介绍应掌握的理论基础知识,而课后实习是拓展学生学习空间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要高度关注和探索课后学习的有效方式,对一些重点章节可以布置一篇论文,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收集数据、形成观点并书写成文。课外多开展社会实践教学。高校应多建立实习基地,与银行、证券公司、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签订实习协议,还可以积极联系企业,特别是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通过成立课外活动小组利用和利用假日参与社会调查,深入企业单位学习,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学习,同时邀请校外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金融主管开展讲座。(四)考核方式改革。课程考核是课程评价的重要环节之一,进行考核改革是促进教、学、管等过程的全面变革,从而保障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途径。教师不应局限于试卷考试,过程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课堂、论文、实践三方面建立立体化、过程化的考核模式,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控制,实现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四、结语 国际金融课程以其特有的理论性、综合性和时代性,决定了该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必须灵活多样。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兵团高校的办学定位,将课程的知识点和当期热点问题紧密联合,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为兵团培养优秀经济类人才的目的。 作者:唐勇刘康华卢豫单位:石河子大学 国际金融论文:经济转型国际金融论文 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影响 1.是增长和结构调整共同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就是进行结构调整,这也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提高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重要调整目标。我国的经济增长任务需要针对这两种目标进行统一的努力,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极推动结构转型,使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在关系处理等问题上能够保持一致,同时针对不同地方出现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要正确看待,要重点研究保持增长速度的因素,并且对其进行最为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2.降低政府行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带给了世界经济十分剧烈的冲击,这使世界各国的很多政府都针对其进行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并且将国际金融为作为主要问题来抓,同时针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救助。但是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对经济活动影响,包揽了较多的问题。 二、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和推动经济的主体 经济增长需要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要素的消耗还是主要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管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事实已充分证明,这种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和转型,转型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发展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发展,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三、结束语 通过在本文中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我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必然趋势,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转型也是进行的。国际金融危机只是经济转型的一剂“催化剂”,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经济转型问题,要将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同时作为重点项目来抓,要消灭转型过程中的不良倾向,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特色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经济转型。 作者:郭志宝单位:渤海大学经法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高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论文 1当前高职国际金融专业实践课程教学模式的现状 1.1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大部分高职国际金融专业采用的是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只注重对学生专业理论的培养,忽略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老师填鸭式的教学,不但没给学生创造表达的机会,而且制约了师生间的有效互动,阻碍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影响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1.2专业课程构建不合理,实践课教学内容滞后传统的国际金融专业实践课程的体系,大多按本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来进行。一部分高职院校甚至是在专科或本科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减少课时,删除部分专业知识,来简单地进行实践课程的课程设计及内容编排。这样做忽视了对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使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适应不了岗位的职业技能需求。 1.3缺乏学生参与的实践教学环节随着时代的发展,应用型人才越来越被社会和企业所推崇,企业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也随之增高,社会实践是检验学生专业学习新成果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方法,是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高职院校由于师资设备等因素的制约,及其缺少学生参与实践的教学环节,教学中基础课程占据了大部分的教学时间,使得学生缺少到证券公司、期货交易所、银行、投资公司等相关企业参与专业实践活动的机会,影响了学生对工作岗位、业务流程、专业操作的认知,使其难以构建对专业相关岗位的认知。 2高职国际金融专业创新实践课程教学模式的途径 传统教学模式只注重老师的讲授,忽略了学生的参与和实践操作,进而影响了教学的效果。所以,改革创新实践课程教学模式,务必要从改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入手,转变学生在学习中的地位,变被动听为主动参与,基础课程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岗位技能,创新教学模式的具体途径如下: 2.1运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国际金融专业的知识枯燥乏味,老师在上课时不能一味地照本宣科,这样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要善于对学生提问,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思考,鼓励学生进行师生间的教学互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有效培养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如:高职院校可建立综合模拟经济实验室,构建国际结算、外汇交易等模拟的经济交易系统,其中外汇交易的模拟系统可选用宽带实时传输和接收同步全球的外汇交易时讯系统。老师利用综合模拟经济实验室,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经济实践活动中,让学生熟悉并掌握外汇交易的流程,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及操盘能力,掌握付汇、信用证、托收等金融业务的流程,提高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业务的深化认识,进而促进岗位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 2.2构建专业实用性较强的实践课程教学体系高职院校传统的国际金融专业课程体系和人才的培养方案,已不适应当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所以相关高职院校需以岗位教学为立足点,以岗位技能要求为课程内容来对课程体系进行有效的整改。 2.3组织学生进行岗位综合实践老师可安排学生进行各岗位的综合实践,以此来增加学生的实践机会,有效改善学生的岗位意识及专业技能,进而实现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具体实践课程安排如下: 2.3.1专业岗位基础技能的实践先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掌握国际金融专业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再配合计算机和普通话的培训及等级考试、外语课、心理辅导课等基础技能课程,来有效培养学生的基础职业技能,最后,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实地参观,提升其对专业知识的认知。 2.3.2专业课程的分岗实践运用学校的财会、金融等专业实验室来组织学生开展纸上学习及软件模拟的学习,指导学生构建具体的金融专业业务模块如:证券、银行、投资、理财、保险等业务的专项岗位技能训练,强化学生的岗位认知及操作能力,使其能熟练地掌握相关业务操作流程。 2.3.3专业岗位的综合模拟实践运用学校的金融综合实验室组织并指导学生有效开展金融综合业务的ERP沙盘训练,模拟上岗进行实践操作,让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掌握系统、全面的岗位业务技能,提高处理各金融业务的能力。 2.3.4实际岗位的顶岗实践通过校外训练基地及“校企合作”项目,安排大三学生进行毕业的岗位实习。在合作单位的安排下,选择具备相应条件的毕业生进行顶岗工作,或参加金融单位的岗位实习,检验并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及业务水平,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2.4运用双语教学国际金融专业是世界性的,很多专业名词都以英语的使用形式出现如:deposit-reserveratio、openaccount、advancepayment等。可见,双语式教学是该专业的内在要求,双语教学能使学生更有效地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的基础知识和理论,让学生能够用英语对专业知识进行阐述,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获得最详细的国际金融时讯。 3结束语 各高职院校需有效做好国际金融专业的教学工作,积极运用实践教学模式。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来进行有效教学,构建专业实用性较强的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组织学生进行岗位综合实践,运用双语教学,合理开发并完善教学知识体系的结构,在学做结合的教学模式下,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及岗位操作能力,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企业及社会提供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 作者:徐诚单位: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 国际金融论文:组织合作国际金融论文 一、文献综述 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贷款的目的是帮助贷款国的发展。从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财政赤字融资渠道,既有可能给贷款国带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也可能使该国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援助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援助贷款的饱和点(国际援助贷款占GDP比重为15%耀45%),在其范围之外,国际援助贷款的作用是递减的。近期一些提议中要求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全面援助的同时,将援助资金的结构从贷款向赠款倾斜。美国财政部(2000)指出将贷款转为赠款可能会压制捐赠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难以得到司法上的认可,反而限制了贫困国家对于融资资源的整体获得性。奥德多昆(2004)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贷款和赠款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克莱米、笈多等(2004)对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检验赠款和贷款对国内财政收入的不同效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方面,陈兰、朱留财(2008)介绍了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减排领域同我国的合作前景。云南省财政厅涉外(2009)针对云南省1984—2008年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项目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二期项目分析了世行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结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特别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陶风华等(2009)分析了甘肃省利用国外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张悦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债的问题。张景辉(2011)通过对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国际金融贷款与国内金融贷款结合使用,既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还可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谢煊(2012)针对新疆利用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二五”期间稳步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等思路。贷款绩效评价方面,雷刚(2010)对世行贷款山东城建环保二期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建议在项目建设中逐步推行全过程绩效评价。李娟(2010)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监察机制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彭润中、赵敏(2011)通过对我国约50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数据从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项目综合绩效等五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归类整理,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和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针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评价体系指导项目准备期绩效评价的不足,对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提出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唐斯斯(2012)对财政部和我国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农业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践进行了梳理。孙翔(2012)阐述了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框架,指出新框架的优势及其在实务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间接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不仅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还可以将“引资—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状况,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从而为河北省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及其变化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金额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始于1981年。30多年来,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3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48个,签约贷款额21.14亿美元,累计使用20.3亿美元。从表1中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结构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增长率达到39%。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趋于集中化,农业行业位居首位 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基本属于公共财政范围和公益性项目。但是从2004—2014年10多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来看,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城建与环境。其中,农业项目的增长率达到45.45%,城建与环境项目的增长率达到28.57%(见表2)。从行业分布来看,农业、城建与环境项目排在优先位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有白洋淀生态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小城镇开发示范、林业综合发展、张河湾抽水蓄能、河北节能减排促进、节水灌溉二期等六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城建环保、节能减排、能源等领域,项目实施促进了河北省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配套,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社会经济效益并重 河北省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作用,促进了有关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实施世行贷款“小规模肉牛发展项目”,五个项目区农户养殖业纯收入平均由项目前1600元提高到2100元,提高了31%。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3%,对河北省平原的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促进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京深高速公路(石—安段)利用世行贷款5.5亿美元,大大提高了河北省的交通运输能力。三是促进节能减排,对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大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是提高了教育卫生服务质量,促进了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河北省教育厅利用世行贷款“贫三”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贫困地区办学经费不足问题,项目县校舍危房比例大幅度下降,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四)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提升了管理水平,引智引技作用明显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发挥了“引资—引智—引技”作用,提升了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竞争力。一是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经验,推动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改革。我国现在通用的工程监理机制,投资、运营和管理模式,采购公开招标制度等多是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实施与合作中学习借鉴得到的。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林权、水权制度改革实践等,对河北省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世行贷款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引进的供水、污水收费制度,为河北省给、排水价格体制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提高了项目人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了人力资源结构。国际金融组织为了保证投资效益,每个项目都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使河北省相关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有了明显改善,通过项目培训与实施,人们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本领。 (五)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注重信誉以评促效 在财政部的统一部署下,从2008年开始河北省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管理中逐步引进了“以绩效为基础,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聘请专业人员为小组成员。问时,对被评价单位相关人员和评价小组所有成员进行专业培训,详细讲解绩效评价的方法、步骤和工作程序等。评价中,评价小组根据被评价单位上报的有关资料,采取案卷研究、因素分析和综合指数等相结合的办法,对项目立项、申报、实施,项目完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根据各评价因素所占的分值和权重进行评分,评出“优“”良”“中“”差”等级,并写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通过绩效评价,学习和掌握了绩效评价理念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政策明、业务精的评价队伍,建立了准确、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库,确保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的权威性,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 三、当前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量和投向的约束性增大,获得贷款难度增加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于2015年或2016年前后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加上之后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在2020—2021年前后从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到达“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总量呈逐步下降趋势和贷款投向更为严格的限制。世行新的国别伙伴合作战略与中国确定了未来几年双方的三个合作重点: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加强中国同世界互动,世行集团中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将保持年均1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规模,国际金融公司预计每年在华投资5亿美元耀10亿美元。世行贷款将致力于知识及知识合作、能源和环境、贫困和质量问题,主要投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亚行对中国2013—2015年的国别贷款分配额度分别是14.45亿美元、14.35亿美元与13.30亿美元的贷款。亚行《2011—2015年中国国别伙伴合作战略》继续加大在包容性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三大支柱下的合作,强调合作将更加突出创新、附加值及示范效应,合作重点将突出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节能环保、交通、城市发展、私营部门业务等五大领域。在贷款总量下降和贷款投向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相对于获得更多支持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河北省争取硬贷款的难度有所增大。 (二)对于“举债”有认识偏差,错失项目立项机会 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它不仅风险小、收益大,而且可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建立互信互利、良好的伙伴关系,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增进社会福祉。有的相关部门思想解放不够到位,意识不强,对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在“引资—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于合理适度利用外债认识不够深刻,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简单地理解为负担和债务,担心项目失败给当地财政带来还贷风险和负担,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动力不足。有的相关部门认为贷款资金量不大,审批程序漫长又复杂,管理制度严格,资金使用起来受限制较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机会,导致当地利用外资工作进展不大。二是外债风险意识欠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作为国家主权外债,按照贷款协议是必须要偿还的。有的部门缺少外债统筹规划,还没有建立外债风险预警机制,偿债准备金没有完全列入预算。因此,主动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不足现象,责任跟踪不能放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涉及申请、实施到还款、持续发展等环节。一是有的部门重项目引进、轻监督管理,没有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项目实施管理上来,在项目设施与达到预期发展目标方面监管不够,缺乏责任追踪相关管理意识和手段及其相应制度配合实施。二是个别基层单位存在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有些项目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质量,相应主管部门没有完全尽到监管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高质量工作开展。 四、新形势下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空间的拓展 (一)将知识合作打造成新的增长点,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当前,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主要是贷款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和知识合作三种形式,贷款项目这一传统形式已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从客观上讲,传统的贷款合作受到国际金融组织毕业政策的限制无法无限期地做下去,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合作内容和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打造新的增长点。在世行、亚行和国际农发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知识合作将成为工作优秀。知识合作不仅通过所提供的分析咨询工作和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项目这一载体来进行,通过具体投资项目的示范和试点,帮助地方政府为其各自的发展方向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新成立的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及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平台是地方政府深化知识合作的两个具体抓手。2008年开始,河北省先后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实施了结果导向绩效评价,其中河北省石安高速公路项目、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和河北省小城镇发展示范项目等被财政部和评价专家组评为典型案例并收录典型案例汇编。 (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企业走出去 随着主权外债业务的逐步退出,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亚行私营业务部门非主权业务(非主权业务指的是由国际金融组织资助、与地方国有企业、其他公私主体或私营部门主体作为还款方或被投资方而开展的业务)将逐步成为财政工作新的着力点。在与中国合作战略期间,国际金融公司将适度扩大与中方合作规模,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从私营部门角度帮助实现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南南合作方面的目标。亚行《2020战略》将促进私营部门业务发展列为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行开发的非主权业务涉及能源、交通、城市、农业和电讯等领域,还包括为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提供创新和深化金融服务以及在当地拓展一般业务,并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其业务目标。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业务政策指导,做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发展民营经济的总体思路,结合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的特点,探索和完善财政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现有的管理机制和程序,积极探寻加强民营经济管理的工作要点;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的合作潜力,积极引导非主权业务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小微企业融资、节能减排(如能效提高、绿色建筑节能、区域集中供热等)、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发电等)、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如城市垃圾发电、污水和污泥处理等)等领域,引入新的机制和先进技术;需要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促进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民营经济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共同投资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工业园区建设,通过承办国际会议、接待高访团组等机会,组织开展研讨推介活动,为引进外资和智力资源、推动企业“走出去”等牵线搭桥。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开辟新的资金合作渠道,优化环境惠及民生 目前,在我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的合作中,世行是全球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其在动员和配置全球多边发展援助资源、制定国际发展援助规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亚行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业扶贫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资金,促进全球粮食生产和减贫事业发展。全球环境基金通过提供赠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活动。随着“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河北省需要在继续稳固发展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拓展与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其他多边金融组织的合作。紧密结合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根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突出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和民生等领域发展,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新项目申报和规划内项目的前期准备、对外谈判和签约实施工作。 (四)提升与国际金融组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突出战略性及有效性 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组织。对我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地方政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金要结合当地发展规划、改革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摸清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提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搞好地方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地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在技援项目选择方面,要看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资源节约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否有助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否有助于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是否有助于深化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促进结构调整。在技援资金的投向方面,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结合地方政府的特点和需要,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向地方倾斜的力度。在技援项目的管理方面,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介绍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主动查清技援合作的潜在需求,提高技援项目的战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技援项目的结果导向管理,促进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成效。 五、河北省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合作,提升服务水平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有严格的政策要求和投向限制,目前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农业、扶贫开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包括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新政策,结合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本行业的实际需求,根据贷款支持方向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谋划和设计项目,以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在资金投向上,要发挥贷款资金的补位效应,在符合贷款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一般财政性专项资金在用途上相统一,重点用于政府应办而限于财力不足未办的公共性项目;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和一般财政预算项目管理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尤其是学习与借鉴国际金融组织在环境治理与保护、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总结和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示范效应;在合作渠道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领域的合作,包括技术援助资金在内的多种渠道的赠款、贷款资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针对河北省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与外方合作开展防治大气污染研究,引进先进知识和经验、介绍河北省实际做法、实现共同发展。 (二)加强管理,提高项目质量 贷款项目管理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主要载体,是贷款管理的优秀,项目执行质量直接影响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水平。在与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必须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项目全过程管理,建立“重基础、促创新、控过程”的全过程管理模式。通过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打造精品项目,总结典型案例,提炼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平台加以宣传和推广,赢得国际社会对河北省改革发展事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一是加强沟通,提高项目的执行质量。在项目准备和实施各阶段,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各个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充分沟通,深入学习并吃透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制度,提高项目执行质量和效率。二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申报效率。各相关部门和项目单位必须加强与发改部门的协调合作,通过联合申报等方式减少国内审批环节,提高国内项目审批效率;加强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宣传和推广,实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和领域等信息,提高项目单位申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单位,鼓励其积极申报,从多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加强贷款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在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各个阶段建立全过程参与机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贷款“三查”制度,实行全过程监督机制,规范贷款“借、用、还”每一环节,提高项目实施质量,实现从重贷款借用向重贷款管理、从重项目数量向重项目质量、从重前期审批向重中后期监督管理的转变,使贷款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同时,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并掌握项目单位各阶段资金的使用,积极与国际金融组织保持联系和沟通,做好服务、协调和督导工作,保证贷款资金的使用效能。四是加强债务管理、控制好财政风险。有关部门要深刻理解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条件以及主权外债的严肃性,明确债务责任主体,完善各种法律手续,落实好还款责任;加大债务清偿回收力度,采取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和有效措施,使项目单位切实履行还款责任,对不能按时还款的市、县,要采取财政扣款的方式强行扣回并加收滞纳金。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以便在项目单位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垫付;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统计监测信息系统,及时掌握基础数据,搞好政府债务风险监控,督促项目单位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按时还款,提升河北省的形象。 (三)立足实际,创新合作模式 一是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对贷款业务可以通过贷款批准方式、中间金融转贷、提前收回贷款资金滚动使用等方式,从而达到项目准备时间较短、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例如河北省利用亚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能效电厂)项目贷款,由于节能减排项目具有建设周期短、时效性强等特点,为避免出现子项目发生变化,河北省综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贷款转贷流程、贷款资金安全等因素,采取了“财政转贷和中间金融机构服务”项目模式。同时,引入合同能源服务模式,为利用亚行贷款用于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项目模式进行了有益尝试。二是创新资金合作模式。探索贷赠款资金与国内预算资金、专项资金结合使用的新模式,促进内外资金的整合与优势互补。进一步放大国际金融组织资金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可以通过发挥财政部门的平台作用,结合国际金融组织非主权业务的开展,协调国际金融组织与地方政府、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合作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定向支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领域的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及民生改善等项目建设。同时,结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申报,协调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以相对优惠条件提供配套资金融资,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发挥资金倍增效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准公共资金的特点,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资金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的结合使用。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由于自有资金有限,近年来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鼓励通过PPP模式撬动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领域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利用有限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公共投资的杠杆效应。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城镇化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PPP可以有效弥补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不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管理和运营经验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河北省可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和智力资源,为在省内推广和完善PPP模式创造条件。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长期优惠资金,合作开发PPP试点项目,发挥创新示范作用,并借以引入国外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提高河北省公共部门PPP项目管理水平;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资金开展培训,增强PPP项目的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四)与时俱进,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 我国与世行的合作30多年来,不仅引进了大量的世行资金,也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从世行获得优惠传统投资贷款额度越来越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行的合作,世行将在我国推行发展政策贷款和结果规划贷款两种新的贷款品种。世行发展政策贷款产品是指通过向借款国提供非指定用途的一般性预算支持,促进借款国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实现减贫与发展目标。该贷款支持的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公共财政管理、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公共服务等。世行对发展政策贷款的总规模和单个贷款项目贷款的规模没有限制。一国使用该贷款的规模将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来确定,并遵守世行国别贷款上限的规定。世行结果规划贷款产品是介于投资贷款和发展政策贷款之间的一种贷款产品,主要用于支持借款国某一部门的规划项目,可以是新项目,也可以是在建项目。该贷款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导向,每个项目均设有清晰完整的结果指标体系。世行贷款资金支付依据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不是按传统世行项目的提款报账制;世行可提供总额不超过贷款资金30%的预付金。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河北省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搞好与世行的对接,谋划一批既切合当地实际又符合世行要求的项目,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早日在河北落地开花。 (五)提升素质,打造涉外队伍 人才是生产力的优秀要素,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人的因素尤显重要。在现有涉外人才资源比较有限的条件下,一是加强调研督导工作,使各级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到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重要性,督促工作落后地区尽快健全机构,完善制度,加强编制,充实人员,迎头赶上。二是以定期培训、轮训会为平台,提升综合素质。涉外队伍要及时了解并掌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信息,加强学习交流是首要任务,因此,要努力打造一批善于思考、有很强政策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具有英语交流能力的涉外队伍,进一步提升河北省人才和引资竞争力。同时,积极争取并利用有关部门的境外培训项目,选派年轻骨干、业务骨干出境培训。三是以互访和研讨会的形式,加强与国内外、省内外的业务交流,积极参与相关会议,学习先进经验,提升管理能力。 作者:李金霞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国际金融论文:基于案例教学的国际金融论文 1.引言 问题解决产生于数学教学,之后在相关学科的教学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际金融学教学中问题解决意义重大,但由于国际金融学是研究一国金融变化对其他国家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影响,问题解决十分困难,案例引导有助于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迁移能力从而有利于问题解决,因此,应大力提倡以案例引导为基础的问题解决教学。感于是,撰于文。 2.问题解决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问题解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问题解决突破了波利亚的启发法。波利亚问题解决研究的最大贡献在启发法上,这种方法强调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而不应拘泥于某一具体方法和教条。波利亚之后,人们对问题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而使问题解决突破了启发法而深入到对解决问题的全过程的系统研究。2.问题解决研究广泛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广泛吸收了认知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使问题解决研究更加科学,应用日趋广泛。3.问题解决不但在数学教育中受到重视,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和长足发展,目前问题解决正在成为整个教育界的教学方法规范和先进的教学思想理念。尽管如此,在我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中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和应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究其原因,第一,从传统来看,我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尽管有些专家学者反对,但在我国人们习惯上把数学定位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差距较大,这自然造成了发端于数学教育的问题解决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迁移障碍;第二,中国教育界长期以来习惯于高度统一的教学内容计划和高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固然有其好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创新;第三,在学校教学中长期以来所遵照的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理念难以容纳更符合市场和学生实际需要的问题解决教学方法,这实际上是以产定销的生产经营理念在教育界的特殊表现;第四,中国学生从小就接受并且习惯了以应试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因此,对问题解决教学存在本能的反感。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解决教学已成为时代潮流,无论阻碍有多么大,我们都应有勇气去进行挑战。 3.国际金融学教学中问题解决的必要性 国际金融学研究的是国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作用,所以研究的内容很广泛也很宏观。国际金融学的理论内容比较复杂,分析方法也比较抽象,同学们往往感到很困难。相对于国际金融学学习的真正目的来讲,内容和方法本身还不是最困难的,但这一点学生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也正是我国经济学理论教学的弊端之一。学生们往往认为学习国际金融学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去关注真正的学习目的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很多同学都认为学习国际金融学对将来工作没有用,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认为学习国际金融学对将来工作没有用的同学往往都是因为没有信心找到一个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想去当导游,当然觉得国际金融学没用;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想去搞软件开发,当然觉得国际金融学没用;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想去当钳工,当然觉得国际金融学没用……经济学科的学生如果毕业以后搞经济和金融工作,就不会觉得国际金融学没有用了。目前,中国经济学科各专业学生很多,就业岗位有限,造成拥挤现象,所以学生没有信心找到适合自己学科专业的工作,这样就连带地影响到了学生对专业课程有用性的准确判断,进而使真正的学习目的丧失。针对这种状况,必须使学生们认清就业形势、树立专业信心、明确教学目的,在此基础上改革教学方法,实行问题解决教学。国际金融学问题解决教学是与国际金融学的目的紧密关联的,学习国际金融学就是为了理解国际金融现象并能够解决国际金融问题。与其他学科、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的问题解决教学更加必要。 4.国际金融学案例分析与学生问题解决迁移能力 国际金融学问题解决教学必须做好问题情境设计。问题情境设计有很多原则,这些原则之间往往有一定矛盾,在国际金融学问题解决教学中应以坚持时效性、真实性、启发性原则为主。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学应根据当时是实际国际金融状况设计问题情境,这样设计的问题情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也只有这样设计问题情境才真正有意义。问题情境难度很大,学生问题解决迁移能力有限,这个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案例的详细分析。前已述及,案例的选择依据是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与问题情境类似的国际金融事件和调控措施,因此,对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迁移能力。经济学与很多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重复试验。与此相似,国际金融学的问题情境不可能与历史案例完全相同,教师在教学中应向学生们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环境是有差异的,并鼓励学生们运用所学知识主动分析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 5.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1.问题解决在国际金融学教学中十分必要;2.在坚持时效性、真实性和启发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实际国际金融状况设计问题情境;3.选择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与问题情境类似的国际金融事件和调控措施作为案例;4.通过详细的案例分析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迁移能力。 作者:罗丹程薛雅奇张婷单位: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高职高专国际金融论文 1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1.1理论与实践并重 国际金融课理论性强,如内外均衡理论、政策搭配选择、外汇决定理论、金融危机传染理论等,这些知识不仅抽象,而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少。另一方面,国际金融课中的外汇买卖、资金业务、国际结算等内容,实践操作性也很强,金融企业希望学生对这些业务能够操作自如,处理娴熟,从而快速成为业务精英,因此,国际金融课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很高。 1.2知识更新快 与其他理论性很强的课程相比,国际金融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因此,其教学内容也应体现其理论的发展变化。如欧元区的成立,使欧洲十多个国家的货币退出流通市场,十多种曾与欧元区居民的经济金融生活息息相关的货币退出了历史舞台,欧元成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内唯一法定货币;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则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理论的缺陷。可以说,此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金融理论的危机,它对已有的国际储备理论、外汇管制理论、金融监管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有关国际金融的内容都构成了冲击,这必将推动国际金融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1.3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但课程较难 与公司理财等其他专业课相比,学生对国际金融课有较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联系紧密,国内外的财经杂志和媒体都经常报道与国际金融有关的新闻事件;比如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什么会迅速从金融行业蔓延至实体经济,从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又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学生对此都兴趣盎然。另一方面是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出国旅游和留学人数的增加,国际金融与学生的生活产生更多联系,因此学生迫切希望了解与国际金融相关的知识。但是由于该课程较强的理论性和众多拗口的专业术语又往往导致学生对该门课程望而却步,对其后续学习产生畏难心理。例如,大多数学生在学习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政策选择、汇率决定等理论性很强的知识点时都表示难以消化。 2高职高专国际金融课目前存在的问题 2.1教材不适 目前,大多数高职高专院校国际金融教学所使用的教材大都与本科教材雷同,同时有片面追求名牌大学教材的倾向。这类教材强调理论的完备性与知识结构的系统性,但内容过于抽象,对于大专学生来说,缺乏针对性,实践部分内容太少,学习和掌握起来较为困难。 2.2课程设置类似本科院校,缺乏高职特色 与本科教育强调学科性、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不同,高职高专院校遵循“以就业为导向,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培养专业基础扎实、技术应用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原则,应用于实践是其人才培养的使命。这就要求高职高专院校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锻炼。课程设置上应以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的职业功能性和行业适用性。但目前多数高职院校在课程构建上模仿本科院校,侧重理论性较强的综合课程。 2.3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训方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 高职教育是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取职业岗位能力,强调的是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因此,实践教学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目前很多高职高专院校金融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实践教学资源匮乏,学生所学的知识和能力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差甚远,这与高职教育“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违背。因此,在国际金融的教学中,增加实践实训教学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是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总的来说,目前高职高专国际金融课的教学忽视了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特殊情况,教学没有跟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密切结合,没有收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3改进高职高专国际金融教学的措施 针对目前高职高专国际金融课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3.1选用适合高职高专的教材,合理设置课程 目前市场上专门针对高职高专的国际金融教材较少,而且基本上是本科教材的压缩版,缺乏针对性、适用性。笔者所在学校精心挑选了一本标有“21世纪高职高专精品教材”的《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教材,但是教材跟本科教材差别不大,强调理论,而且低级错误和排版错误也不少,如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借贷写法与会计常规相违背,国际结算内容这章则理论太多,而且各类票据的图案跟实际差别较大等,这让很多学生失去了学习的耐性与兴趣,学习积极性大大受挫。因此,笔者希望国家能加大力度编设真正具有高职高专特色、适合高职高专的国际金融教材。在课程设置上,由于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技能应用型人才,强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应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线,强调课程设置的职业功能性,并注重关键职业能力的培养,坚持职业对技能和知识的需求来设置课程。 3.2用通俗的语言讲解 国际金融课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里面涉及的很多理论即使是金融专业的学生也不一定触类旁通,还有很多拗口的专业名词,所以即使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兴趣,但也会被里面复杂的知识体系弄得无所适从。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使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相关概念。由于高职高专教育对学生所学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要求不强,因此只要能让其理解某个知识点就可以了,所以用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讲述理论性很强的专业术语,也是不错的选择。如在讲国际收支时,可以这样形容国际收支,就好比一个人欲在当今社会生活,就必须挣钱,也必须为其购买的东西付钱,发生收入和支出,而国际收支就是一国从外国挣的钱与支付给外国的钱的差额。收大于支,则为顺差;入不敷出,则为逆差。 3.3加强实践教学 高职高专教育强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国际金融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国际金融中一些看似复杂、难以理解的原理,在实践操作中其实比较简单,比如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炒汇等,如果只是单纯的讲述如何编制收支平衡表,什么是汇率,汇率变化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如何判断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由于这些内容非常抽象,学生容易听得一头雾水,而且会认为这些知识跟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然而,通过在金融实验室进行外汇交易模拟实训,学生可以很快地了解到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化带来的影响,这样学习起来不仅直观,而且易于掌握。笔者所在学校在开设《国际金融》课的同时开设了《外汇交易模拟实训》,拥有设备配套齐全的大型金融实验室,通过在实验室进行模拟外汇交易,不仅使学生易于接受相关知识,而且能有效地提高其实践操作能力。 3.4引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作为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教师如果一味采取“满堂灌”的授课方式,不仅教师讲的辛苦,学生听的也累,因此教师不防调整一下教学方式,采取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大专学生对于话题讨论、参与式教学都能积极发言。例如国际融资一章基本全是理论知识,学生学习起来较吃力。教师可以在讲授完基本的概念理论,学生初步接受之后,引入案例讨论。由教师搜集业务经营范围各不相同但都需要对外融资的多个企业,让学生组成讨论组,扮成企业管理者,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并分析各种融资方式的差别和选择理由,最后由教师做客观的点评与总结。采取这种方式,学生能更好的理解和接受。 3.5完善师资队伍 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高职院校能否培养优秀的技能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与教师的素质密切相关。高职院校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完善师资队伍,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教师人才,另一方面可聘请一些具有行业经验的优秀人员担任实践教师,让理论知识与实践实现更好的结合。 3.6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国际金融是时代性和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扩展知识面,拓宽视野,与时俱进。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国际金融领域将会出现更多的新问题,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将得到不断创新,因此,需要教师持续自主地学习,紧密跟进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最新进展,用最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将最新理论与知识传达给学生,不断扩充、更新、完善知识体系。 作者:陈兰江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当今经济发展下的国际金融论文 一、当今国际金融监管的意义分析 整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无疑会存在着差异不同,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这就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多挑战,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针对此问题,必须展开全面普及的金融监管力度,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调好各国经济的来往和利益往来,积极交流新思想和新问题。由于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不受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约束,其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强化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与协调,不然的话,一旦出现金融问题,极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从而造成整个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状况,基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性与威胁性,应对国际金融环境进行严格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积极面对金融问题,不断优化当今国际金融环境,从而促进各国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国际金融监管是提高国际综合实力,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金融监管国际化趋势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的未来发展也逐渐趋向于全球化,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这把双刃剑的存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发展既有着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从积极角度来看,金融监管趋于全球化,能够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确保资金的稳定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对国际投资及贸易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施的好能够快速推动金融产品的大力开发,促使金融产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并且合理的金融监管可以使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为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化平台,从而不断完善与健全各国金融体制,强化各个国家的金融业务交流。从消极角度来看,实施国际金融监管,加大了各国金融政策自主性的难度,从而使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风险。比如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活动中没有认清自身所处的金融经济环境及本国国情,从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且不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政策,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过早,且对金融经济管制较为放松,这样会导致金融经济发展不稳定等状况,增大了泡沫经济的成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当下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也是如此,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和难题,同时这些问题也制约着国际金融监管的效益。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复杂性,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在监管过程中牵涉到各个国家及地区所有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由此可见,需要进行监管的部门、人员及内容较多,从而给国际金融监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次,国际金融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证券市场等都属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范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对象也随之增多,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再者,国际金融监管在工作执行中易受利益制约,比如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涉及到某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遭到该国家的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是无法正常开展的,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工作中要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国际金融监管活动,在金融监管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国际金融环境,带动各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提升各国综合实力。 三、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形式研究 世界是一个大环境,存在着共性和差异性,在实施政策的提前环境、金融的制度、国际金融的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差异性。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规则性协调,另一种则是相机性协调。针对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以及金融的制度和方式的不同,有效的应用规则性协调这一方法可以有效的促进各国之间经济的差异性发展。以此来规范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从而使各国之间在金融经济发展中建立良好互助的合作关系。利用该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目的性十分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而相机性协调形式则是利用一些不明文规定,同时根据国际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而后由国际金融监管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协商的方式针对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灵活性与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向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迈进。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必定存在着金融监管合作的多少问题,既合作频率,从此点出发的话国际金融监管被划分为经常性国际合作与临时性国际合作两个方面。国际金融监管又存在着区域性这一特性,基于此点出发的话国际金融监管被划分出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国际监管的区域性协作,其次是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协作,再次是国际金融的综合协作,最后一个是国际金融的专门性协作。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进行的多边合作,比如说欧盟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利益发起的合作就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监管合作,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贸易组织所发起的多边金融经济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是指各个国家涉及金融经济发展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各个国家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专门化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指金融监管合作主体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内的交流合作,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形式常用于银行及投资方面。 四、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双重作用 纵观当下国际金融监管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的管制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作不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时机,更是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新问题和很多需解决的矛盾。之所以说其带来挑战是因为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易向发达国家倾斜,从而导致合作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这种合作不具备权威性,那么在金融监管合作中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也不易实现。其所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通过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方式,能够有效抑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稳定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防范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改善国际金融经济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国际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五、结语 通过上述的探讨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向和国际金融的协作性并没有达到一个相对成熟的地步,所以必要要求与之相关的组织明确根据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合理的制定适宜各国运行的金融监管机制和策略,同时秉持着一个公平合理的准绳,争取更快的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监管真正的协作。 作者:马佳懿单位: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销分公司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论文 一、本轮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整个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过剩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很快危机演化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实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如此,只是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的形式。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过剩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危机更为明显地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这也是此次危机在一个国家发生之后迅速升级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原因所在。 1.危机发生前,全球供给与需求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1.0679万美元③。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5.7%。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1.6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1.3%,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7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二、中国对策 由于中国已经加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之中,遭遇危机的冲击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应对策略也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视野,也应当从这个现实出发。即从中国在整个全球生产链条中的位置现状和未来发展出发来寻找因应策略。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的策略包括:必须力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国际分工链条中改变被动的处境;应当提高工人工资,提高资源价格,逐渐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我国要发展优秀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再次说明我国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保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运行,还是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内需,不是靠投资,而是要提高普通大众的购买力,这就需要包括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社会福利。另外,要启动内需还必须控制房价。因为房价过高,居民为了买房就不得不减少消费。总之,我国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逐渐改变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被动地位,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廖伟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危机观点认识综述论文 对目前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来不准备发表看法。(1)一些基本观点和形势预测,在过去的几本书中都已谈过。近年的形势发展似在意料中。(2)目前在国内传媒占据舆论主流地位的议论是庸俗经济学。对这场金融危机,多数议论仍只是对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流经济思潮作出应声虫式的回应。不值得对其作认真讨论。但是,考虑到当前这场危机仍日益深化,对我国的经济前途影响日深,如对其走向与本质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因此,写出以下几点意见,仅供领导参考。 一、世界经济在90年代将面临二次大战后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点,笔者在1990年前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曾有预测: ①“去年东欧事件后,有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人其黄金时代。而我个人的看法却正相反。依我看,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10-20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正在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1990·12·11人民日报第一版《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S教授谈话录。) (这个观点发表后,当时曾被香港报刊抨击及国内一些学者嘲笑。) ②“1991年以来,世界资金市场激发炽热的金融投机活动,再度形成股市膨胀的”金融肥皂泡“。但是,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工业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正从深部损害着世界各国的产业经济。从长远趋势看,在世界经济当前的表面活力下,潜伏着极其深刻的危机。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全面态势和近十年来的基本趋势,有根据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可能正在进入历史上第三次经济大衰退的下降低谷。90年代很可能发生全球性结构性的金融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危机。”(人民日报1992年1月24日《内部参阅》增刊第一期。) 二、因此,认识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应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眼光。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远未走到尽头,我估计其在明年将深入到欧美地区,将进一步直接震撼美国。这个危机能够在几年前被预测,说明其爆发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某种客观的必然性。现在可以说,当前这场危机,最初由美国跨国金融投机集团对东亚发动,但其结果,却是美国统治集团始料未及也不能控制的,而且已经引火自焚,严重地危及美国自身。 因此,发动这场危机的始作源者,甚至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抨击: “当代美国主要经济评论家库特纳(RobertKuttner)最近即指出,大家都在指东指西地宣称亚洲的崩溃是结构出了问题,包括太多的国家干涉,太多的亲信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足等。但这些指控其实都是避重就轻地找理由,反而疏漏了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充满了恶意的,完全不受节制的流动资金。它挟带超国家的实力排山倒海而来,再健全的体质,再多的外汇储备,都将无法抵挡它的威力。库特说道:”一旦被全球化的金融投机集团选为打击目标,即突然地暴露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中。热钱涌入,追求超级利润,在一番扰乱而不再有利可图后,它又快速流失,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这种投机资金唱和,以货币紧缩和经济的收敛来因应困境,向金融市场屈膝的结果,乃是造成全面性的紧缩。“(《参考资料》9月16日南方朔文) 三、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点,最近国际经济评论界已有共识。以至一向以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著称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萨缪尔森最近也对西方领导人发出严肃警告: ”这场经济动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历史时期中前所未有的,它使重要政治领导人及其经济学家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几乎已经不知所措。正如所有严重的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后果一样,这场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社会性政治性后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少数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孤立的问题了。日本、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前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在放慢增长速度或陷入衰退。这些地区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除非它们的经济衰退被制止,否则崩溃局面将自行蔓延。“ 一位德国银行家最近也指出:”如果美国倒了,欧洲也会跟着倒下去。现在的情况与20年代末在美国和世界发生的情况的相似之处太多了。有一个共同点是:股市在有时出现引人注目的技术性反弹后又一再下跌。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金融货币投机到了极没有节制的地步。“(《参考资料》9月16日) 更深刻地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危机乃是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将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结构改组和政治变动,将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终倾覆。 四、如果以10~30年发展趋势的观点作中程展望,我认为未来世界极可能陷入多区域的战乱局面。从苏联崩溃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一度成为美国一极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实现”多极化“。但是,这种一极化需要非常强大的能够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资本力量来支撑。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目前却也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这种一极化的局面,是支撑不久的,必将被打破。打破之后的世界局面,只能是各国、各利益集团根据自身利益自行其是的无极化的动荡纷乱世局。 这种前景,在不远的时期即将出现。 五、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当时任参议员(后为首相,现任大藏大臣)的宫泽喜一曾对我说,战后,90年代世界经济中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将形成三大货币区: 1.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区; 2.欧陆以德国为中心的马克区; 3.美元将不再居于世界货币地位,仅作为区域性货币从而形成美元区。宫泽说,这将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局。 宫泽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其国际金融方针的战略指导思想。人们所说的国际政治多极化,其经济基础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多元化,正是以这种天下三分的蓝图为基础的。 六、但是,这种局面的发生,将意味着,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即不再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和储备工具。对美国自身来说,这将意味着其巨大的外部债务和国际收支逆差,不再能以美元作为结算手段而支付。 如果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看,美国作为巨大国际债务国,在国际金融中实际早已处于存在最大坏帐、呆帐(末清偿债务)的不良金融国家的地位,是国际中一个最大泡沫经济的寄生体。 德国一位著名银行家最近指出:”美国经济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投机气泡,这个气泡是在支撑着美国巨额债务的华尔街证券推动下形成的。这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在美国有50%的家庭是投资股票的,这个数字已经破了历史记录。就像美国的负债水平破了历史记录一样!“(《参考资料》9月16日) 一旦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也就是美国不再作为掌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银行国家,其表面庞大而骨子里虚弱的金融地位即将现形。这一前景对是美国是一个恶梦。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所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从打海湾战争到以”对冲基金“为金融突击力量发动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为了阻止这种天下三分的局面发生。在实施这种战略时,美国一直在有效地利用两种国际金融工具和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这两种金融工具就是: (1)表现为对冲基金(hedgefund)的庞大跨国金融游资 (2)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两种金融工具的背后决策者,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国会。而其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萨克森主张放任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化,不受任何政府力量控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七、去年年底我在香港,有一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我讲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危言。他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这场战争的手段不是飞机大炮,而是金融手段——各国货币储备、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金融信息。 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段,某战果是一样的。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掠人之财,屈人之兵,乱人之政。近一年来,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我们在俄罗斯、印尼,在韩国,在东南亚,看到强人倒台,政权易位,无数人倾家荡产。据统计,”除了在金融市场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下跌和有价证券价格下跌以外,人们还看到当地人的资产贬值75%(包括香港)。相当于1997年的100美元贬到今天的25美元,甚至更少。设在香港的一家基金会的人马克·费伯最近指出,亚洲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至少下降50%。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按美元计算)下降了80%。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如今低于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后者人口仅为700万。香港自去年7月以来,房地产价格已下跌40%,人民资产缩水170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金融体系总储蓄已丧失掉一半。“这种惨重损失的后果不亚于经历一场大型战争。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在1997年不露声色地对东亚发动了这场金融战,可以说正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必须指出,为美国策划和发动这场金融战。在前方冲锋陷阵者是索罗斯及老虎基金会等对冲基金,而在后方谋略策划,提供后勤支持的乃是美国联储、财政部以及IMF。 这四者表面不同,实际是一个战略整体,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以及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一体化战略目标和利益的。 八、美国去年发动这场经济战争,在战略上有两大目的。第一通过摧毁东亚区域经济,打击日本金融资本,迫使其收缩,从而使日本在80-90年代试图构筑以日元为中动的东亚货币区的战略努力被遏止。 这一战略目标可以说已基本上得到实现。 台湾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就宏观角度而言,日本自从进入80年代之后,其旺盛的生产力即已直通欧美,并面临欧美强大的保护主义及“修理日本”(Japan-hashing)的冲击。这促使日本采取“再亚洲化”方针,在东南亚扮演投资火车头的角色。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打击目标之一无疑是日本。因此,亚洲金融风暴可以被视为处于强势的美国金融势力重新攻占亚洲,而日本则被迫谈出的一个转折点。“ 九、美国的第二战略目标是自亚洲获取巨利后调集资金力量进取俄罗斯及欧洲市场,通过俄罗斯和欧洲股市的大幅震荡,陷德国马克于虚弱地位,进而阻遏破坏欧元在1999年的实施。1991年以来的7年,是欧盟为实现单一货币艰苦奋斗的7年。明年1月1日起,欧元国家将在非现金交易中引入欧元。三年后,2002年1月1日,欧元将全面进入国际货币流通领域。这是世界金融领域中的一场结构性变革。将导致世界货币体系的两极化局面,意味着美国国际金融霸权的终结。围绕着欧元的兴起,美国与德法为轴心的两大金融力量正在角力。这场战役方兴未艾。正当亚洲各国(包括香港地区)在这场美国发动的摔不及防的金融战中倍尝苦果而纷纷采取保护本国货币措施后,未来国际金融大战的战场将进一步由亚洲转向拉美、欧洲和美国本身的战场。 十、俄罗期经济学家康·索罗金不久前曾在一篇论文中深刻揭露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指出: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在亚洲方面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对小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打击,然后对因周边金融环境不利而被削弱的亚洲主要大国——日本和中国进行打击。然后,计划将”战斗行动“推进到欧洲,以中断金融一体化进程并使欧盟的经济支柱——德国发生动荡。最后,美国准备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将使”接受施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美国及IMF”慈善家“。 ”正是美国人不露声色的行动使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韩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急剧恶化。向上述国家提供贷款的银行也岌岌可危,日本的金融体系动荡不安。日元不断贬值破坏了该地区业已形成的汇率制度,加深了东京与亚太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其原因是:该地区国家的货币贬值使北京的出口能力下降。为了保护本国的生产厂家,中国本应使人民币贬值,但是,无论从国内政治原因,还是从对外政策原因考虑,采取上述步骤对北京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中国不得不花大力气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可能谈亚洲货币统一和亚洲结算机制问题。“ 这位评论家指出: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亚洲国家对石油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减少,使”初级产品“的世界价格大幅下降,低价格重创了俄罗斯,但却加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此外,亚洲危机还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并加强了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单位的地位。 竞争对手的困境使得美国人有机会插手以前难以染指的该地区的事务。韩国不得不全面采取IMF的货款条件,将银行体系”廉价出卖给美国。“日元大幅贬值之后,美联储大量购进日元,使日元汇率趋于稳定,暂时平息了日本金融市场的风波。但这种干预附加了一些强硬的要求,其中主要要求是准许美国金融机构购买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大量股份。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使它的最大债权国德国银行体系深陷坏帐危机。而目前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十分接近泰国、印尼过去与日本的关系。(《参考资料火1998年8月4日文”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种高水准战略分析的出现,表明俄罗斯经济学界终于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理论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十一、1994年2月本文笔者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曾提及当时正在被国内舆论界火热鼓吹的金融体制全面对外开放及自由化问题,双方问答如下: 记者: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包括IMF)建议及理论学说,一 味模仿采取美国式的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解体。 记者: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8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 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美国赢了。 记者: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渍(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支持。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中国时报周刊》1994年3月20日第116期,《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放慢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使上述前景得以避免。然而,爆发危机的阴影并没有彻底消失。 中国并非本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若干金融机构由于负债累累而破产,也表现为近一年来日益深化的产业危机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这种产业危机实际是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因为许多企业就是由于呆帐、坏帐问后得不到银行资金支持而破产的。当前产业危机的严峻性,可以说是建国5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十二、几点建议: (一)以上的分析如果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必须看到,美国华尔街背景的对冲基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是一个战略整体,都是为美国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和美国金融资本统治世界服务的。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应该盲目追踪IMF的建议。而应该以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标的。 (二)人民币汇率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适度灵活浮动,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为履行对IMF的某种政治承诺而固守僵死不变的货币及汇率政策并非明智的政策选择。 (三)1999年欧元的诞生,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欧元将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报道说:中国准备将一部分国际货币储备由美元转为欧元。这种寻求多元化的方针是明智的。 (四)我们将进入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而不是平静缓和的时代。对国际经济形势未来的严峻性以及国际竞争的激烈性,应有足够充分的估计。但是当前有人提出,有鉴于东亚各国外向型经济的失败,今后中国应采取闭关自守的战略而放弃谋取世界市场的战略,这是绝不可取的。这种舆论的突然噪起,正与1988年——1992年前后鼓吹中国加速人关的噪动一样,理论似乎相反,但背后却有某种共同的意在误导国家经济方针的国际战略背景。很显然,正如同美国近年竭力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制以遏制中国的国际竞争,这种新理论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应当看到,不采取开放体制,中国无法解决自身人口过多、资本及资源不足、技术落后的问题。中国应当利用当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的世界市场,吸纳国际资源,更快地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金融上努力保护本国市场,在贸易上不断扩大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制造品的占有份额(以提高本国过剩工业部门的产销出路,提高产业就业率),同时有计划地实施跨国资本输出和劳务输出,以谋取国际利润,扩增外汇积累,纤缓内部人口压力——这才是中国面对跨世纪发展所应采取的有远见的经济战略基本方针。 国际金融论文:高职高专国际金融的教学探讨论文 摘要:国际金融学是财经和管理类专业的重要专业课。针对该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知识更新快等特点,再结合高职高专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本文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利用模拟软件等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优化对学生的考核手段。 关键词:国际金融多媒体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软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主要研究国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和其它经济类课程相比,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由于高职高专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生往往觉得该课程抽象难懂,最后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和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如何探索一套适合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学好国际金融学的必要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全球一体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的服务日趋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场风险,金融危机频发[1]。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掌握一定的国际金融相关知识,不止是从事金融行业所必须,也是日常理财的必要条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研究对象为国际间金融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性,介绍国际范围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实现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门学科。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较系统地了解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融资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外汇与汇率、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的内涵以及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的金融问题;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财能力。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2.1时代性强,内容更新快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活跃、也是最不稳定的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 近年来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从拉美债务危机到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裂,再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等,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也促进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如次贷危机引发加强金融监管的讨论。金融领域的瞬息万变、新观点新问题的日新月异要求本课程教授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2.2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和其他经济类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非常典型。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学生应用相关理论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 比如外汇交易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进出口企业必须利用外汇交易规避外汇风险,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汇交易获得投资收益;而一国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数据的变化直接影响外汇市场的走势和当局的政策意向,这些都和各经济体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财息息相关;国内外金融事件、各国金融政策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因此学生在课堂外对此类信息接触得比较多,对本课程的兴趣也普遍较高。 2.3宏观微观并重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宏微观并重,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在掌握宏观理论的同时提高对微观实务的实践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2.4交叉学科多国际金融学涉及了经济贸易类课程的方方面面,和许多课程的内容存在交叉,如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信贷学、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以及财务会计等学科。这就要求在设置课程时应注意到课程的衔接和延续,各课程之间应加强联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学内容的重复或断层。 3对高职高专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建议 针对国际金融学的课程特点和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应探索出一种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教学方法,改变单纯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3.1教学内容的改革 3.1.1优化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优化课程教学内容,首先应做好教材的选择。目前,市场上国际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仅高职高专类就有几十种。在选择教材时应充分考虑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比较适合的教材应该是理论与实务结合较好,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突出实践性、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业[3]。 由于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迅速,国内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断发生,教师在平时应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动向,及时追踪理论前沿信息,充实知识储备。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时跟上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补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过教辅资料建设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力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3.1.2教学过程增加图示法的使用图示教学法,即通过简要的符号、浓缩的文字、线条(箭头)、框图等构成特有的图文式样,形成板书、电脑课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种图示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展示化、可视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比如在讲解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时,如果教师用枯燥的文字满堂灌输给学生,学生会感觉晦涩难懂,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图示法能很好地解释汇率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教师通过流程图将其作用过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就让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该知识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学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下,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构成了教师的教学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学工具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尤其是国际金融学的时代性特点要求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变化,多媒体课件则可以将大量内容以各种形式在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课堂的信息量,非常适宜向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新动态;而网络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比如在讲解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将课件连接互联网,这样课题内容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3.2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国际金融实践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充分发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比如在讲到汇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好可以利用大家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让学生在课后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课堂讨论掌握我国的汇率政策,并理解其和当前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也可以考虑让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对某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学生普遍对网络比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工具、论坛、博客等多种互联网工具辅助教学,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也可考虑将作业、案例资料等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录学习。同时,鼓励学生登录一些财经网站、查阅财经信息,将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外。 3.3重视实践教学高职高专培养的是实用型人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相对更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更应重视学生能否对所学知识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如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一个好的模拟软件能提供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重要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以及相关资讯。学生可利用所学知识,通过自己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对模拟资金进行运用。尽管是模拟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状况和真实交易无异,系统还可以对学生的投资状况进行比较排序,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段,克服了传统教学纸上谈兵的缺点,也充分发挥了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 同时,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学校应与企业加强合作,通过组织学生到银行、外贸企业、证券公司等机构参观、实习,使学生能亲身体验相关行业和工作,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基础[4]。 3.4优化考核手段传统教学往往在期终使用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这种形式简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单纯的书面考试不能全面反映教学效果。课程的最终成绩应充分考虑平时表现,而考核的方式也应多样化,如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相关网站的访问情况、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情况、模拟软件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等等,都应进入考察范围。这样的成绩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这种考核方式也反过来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应努力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条件;同时,教师也应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优化教学手段。 国际金融论文:高职开设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国际金融学是财经和管理类专业的重要专业课。针对该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知识更新快等特点,再结合高职高专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本文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利用模拟软件等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优化对学生的考核手段。 关键词:国际金融;多媒体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软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主要研究国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和其它经济类课程相比,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由于高职高专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生往往觉得该课程抽象难懂,最后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和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如何探索一套适合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学好国际金融学的必要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全球一体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的服务日趋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场风险,金融危机频发[1]。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掌握一定的国际金融相关知识,不止是从事金融行业所必须,也是日常理财的必要条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研究对象为国际间金融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性,介绍国际范围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实现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门学科。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较系统地了解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融资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外汇与汇率、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的内涵以及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的金融问题;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财能力。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2.1时代性强,内容更新快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活跃、也是最不稳定的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 近年来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从拉美债务危机到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裂,再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等,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也促进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如次贷危机引发加强金融监管的讨论。金融领域的瞬息万变、新观点新问题的日新月异要求本课程教授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2.2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和其他经济类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非常典型。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学生应用相关理论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 比如外汇交易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进出口企业必须利用外汇交易规避外汇风险,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汇交易获得投资收益;而一国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数据的变化直接影响外汇市场的走势和当局的政策意向,这些都和各经济体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财息息相关;国内外金融事件、各国金融政策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因此学生在课堂外对此类信息接触得比较多,对本课程的兴趣也普遍较高。 2.3宏观微观并重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宏微观并重,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在掌握宏观理论的同时提高对微观实务的实践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2.4交叉学科多国际金融学涉及了经济贸易类课程的方方面面,和许多课程的内容存在交叉,如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信贷学、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以及财务会计等学科。这就要求在设置课程时应注意到课程的衔接和延续,各课程之间应加强联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学内容的重复或断层。 3对高职高专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建议 针对国际金融学的课程特点和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应探索出一种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教学方法,改变单纯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3.1教学内容的改革 3.1.1优化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优化课程教学内容,首先应做好教材的选择。目前,市场上国际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仅高职高专类就有几十种。在选择教材时应充分考虑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比较适合的教材应该是理论与实务结合较好,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突出实践性、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业[3]。 由于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迅速,国内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断发生,教师在平时应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动向,及时追踪理论前沿信息,充实知识储备。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时跟上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补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过教辅资料建设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力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3.1.2教学过程增加图示法的使用图示教学法,即通过简要的符号、浓缩的文字、线条(箭头)、框图等构成特有的图文式样,形成板书、电脑课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种图示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展示化、可视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比如在讲解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时,如果教师用枯燥的文字满堂灌输给学生,学生会感觉晦涩难懂,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图示法能很好地解释汇率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教师通过流程图将其作用过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就让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该知识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学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下,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构成了教师的教学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学工具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尤其是国际金融学的时代性特点要求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变化,多媒体课件则可以将大量内容以各种形式在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课堂的信息量,非常适宜向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新动态;而网络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比如在讲解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将课件连接互联网,这样课题内容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3.2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国际金融实践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充分发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比如在讲到汇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好可以利用大家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让学生在课后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课堂讨论掌握我国的汇率政策,并理解其和当前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也可以考虑让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对某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学生普遍对网络比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工具、论坛、博客等多种互联网工具辅助教学,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也可考虑将作业、案例资料等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录学习。同时,鼓励学生登录一些财经网站、查阅财经信息,将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外。 3.3重视实践教学高职高专培养的是实用型人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相对更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更应重视学生能否对所学知识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如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一个好的模拟软件能提供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重要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以及相关资讯。学生可利用所学知识,通过自己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对模拟资金进行运用。尽管是模拟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状况和真实交易无异,系统还可以对学生的投资状况进行比较排序,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段,克服了传统教学纸上谈兵的缺点,也充分发挥了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 同时,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学校应与企业加强合作,通过组织学生到银行、外贸企业、证券公司等机构参观、实习,使学生能亲身体验相关行业和工作,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基础[4]。 3.4优化考核手段传统教学往往在期终使用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这种形式简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单纯的书面考试不能全面反映教学效果。课程的最终成绩应充分考虑平时表现,而考核的方式也应多样化,如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相关网站的访问情况、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情况、模拟软件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等等,都应进入考察范围。这样的成绩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这种考核方式也反过来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应努力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条件;同时,教师也应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优化教学手段。 作者简介:徐彩(女,1976.9-)经济学硕士,镇江高等专科学校管理系讲师。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与国际会计准则研究论文 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浪潮持续高涨和一系列的国际金融危机相继爆发,使得人们感到,国际会计实务方面的重大缺陷既影响了国际金融框架和全球市场体系的规范、效率、安全和稳定,也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了改善国际会计实务,有必要在分析和研究国际金融框架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同时,充分重视、积极研究和尽快解决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框架中的实务权威性和实际约束力问题。 一、国际会计准则对于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意义和作用 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资源基础是国际金融资本,其资本实力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而且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最高决策机构不是联合国,而是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西方七国集团的首脑会议。1997年东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处于国际金融框架的决策高峰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于1998年10月发出了要求证券监管机构国际组织承认国际会计准则的呼吁。 会计直接承担了管理和监督微观经济实体的有关重要职责,因而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全球化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影响。经济和金融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是在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也就是在适应和满足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和金融业务的实际要求的曲折和进步中发展。与其他的国际经济活动相比,国际金融活动更为突出和集中地体现资本运动、资本社会化和资本运动全球化的实质性要求,更加需要准确、真实、可靠、可比的会计信息。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运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金融的发展对于国际会计的发展有更为直接的需求,是国际会计发展的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国际会计可以一方面减少国际经济生活和国际金融活动的风险和曲折,一方面促进国际经济运行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发展和效益,从而保障和促进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全球统一的资本市场,需要资本运动的全球化和跨国性资本所有权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没有国际会计准则,或者是只有准则而没有实务权威性和实际约束力,这样的有机结合就没有基础,更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国际会计信息系统。于是,一个全球统一、高效率、低成本、资金容量和流量空前巨大的资本市场也就难以出现。 跨国性和国际性的微观经济实体集团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国际会计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以及其框架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其业已发生的积极影响在于达成和促进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财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为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投资、贸易和信贷建立信用基础并提供决策信息,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规范、效率、安全和稳定。 但是,由于美元具有的世界货币主导地位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美国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市场举足轻重。而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业务和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则缺乏权威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实际应用中主要依靠各国的跨国公司和企业自愿采纳,实务权威性较为有限。会计信息的编制与披露缺乏国际公认和统一有效的原则和标准,使得会计信息跨越国境的处理成本提高,传递效率与内涵清晰度降低,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二、国际会计准则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分割状态和统合难点 目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实际上不是一种高度有机统一的国际市场,而是由各自为大并吸收外国公司上市的各国资本市场所组成的一种国际拼板市场,存在着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统一的一些重要裂缝。例如,公司要得到和保持在外国资本市场的上市资格,必须向该资本市场呈交根据该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会计报表。这种财务会计信息管理制度,以遵守东道国会计准则作为各国资本市场的跨国准入条件,在实际上分割了国际资本市场,从而也限制了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效率。全球统一准入条件等市场管理基本制度的国际资本市场始终未能出现,以这样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并服务于全球化经济的国际金融框架也尚未形成,除了还有其他的复杂原因之外,国际会计准则的实务权威性不足以统一或取代主要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各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制度和标准不衔接,市场准入条件尚未国际化,也是一个重要障碍。 由于欧洲包括伦敦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得到恢复与发展,加上近二、三十年来美元的地位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市场陆续形成、逐渐成长,国际会计准则应运而生,逐步发展。近一两年来,国际会计准则的实务权威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距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基本要求还有差距。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要真正地上一个台阶,首先要看美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此对应,国际会计准则是否具有全球统一的实务权威性,首先有待美国资本市场的认可与接纳。但是,国际会计准则在美国发生资本市场会计危机之前完成的机构、制度和准则内容的大幅度调整,仍未能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基金会对于会计准则质量的要求。而且,从美国有关方面的角度来看,国际会计准则在质量上明显低于美国会计准则。从表面上看去,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水准似乎才是美国资本市场承认国际会计准则的实务权威,从而进一步统一准入条件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对外开放的前提。 引人注目的是,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两年实行调整并大幅度靠拢美国会计准则的同时,美国有关方面为了巩固和更好地发挥美国会计准则在本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展开了关于“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的公开大讨论。与此同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加强对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督力度的一些建议,却未能说服美国国会。不久之后,从安然公司与安达信会计公司涉嫌串通的假帐事件,到世界通信公司似乎瞒过了安达信会计公司的假帐事件,一系列重大的上市公司财务丑闻使资本市场会计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华尔街股市指数在这一次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的高潮中持续下落,美国经济衰退后的复苏,在经济基本面状态似乎良好的情况下,却面临着再次衰退的直接威胁。在野的为此发难,执政的共和党开始担心由此造成中期选举的失利。为了应对这一场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美国政府和国会不得不采取应急和减灾措施,加快推出对公司会计业务加强监管的公司会计监督法,并抓紧动用刑法严惩造假舞弊有关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发动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美国商业行为改革”。与此同时,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美国会计准则的质量,已经成为维护和稳定美国资本市场的一项迫切议程。 随着国际会计准则对于国际金融框架和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明确,大家在质疑和思考这种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的发生原因和整治措施的同时,一方面越来越看清:国际会计准则继续发展并取得实务权威性,是资本市场全球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一方面又不得不担心:国际会计准则是否比各国的会计准则更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和防范市场会计危机。三、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但是却又相辅相成的专业领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强了国际金融框架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密切联系。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实务权威和普遍遵守,前提是要有国际金融框架的自愿接纳、正式承认,并且需要形成有效的法律保障。在国际金融方面,人们非常重视国际金融框架的变化、调整和进步。在会计学方面,人们的关注焦点之一是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实施和修改。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还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及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走向。 国际会计业务活动的发展,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资本运动的客观需要。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相比较,国际会计业务活动的发展是一种国际经济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本身当然也要反映国际经济、国际金融乃至国际资本运动的自然和客观需要。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必须体现为一种具有国际公认性的专业文献,而这种国际公认性必须依赖于其制定和机构本身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和工作程序等方面公认的国际独立性、国际专业水平和国际透明度,因而必然是一种社会政治因素及国际和各国的人为因素更多的事态发展。总之,国际会计的发展服务于国际金融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则更为明显地受制于国际金融框架的发展,而国际金融框架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也必须要有国际会计信息服务的支持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专业保障。这样一种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国逐步接纳和应用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历史过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四、资本终将确定自己在国际金融框架中的会计信息标准 美国会计原则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力,依赖于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对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的影响力。反过来说,美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实务权威性,同时也维护了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的国际强势地位。合起来看,美元、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会计准则这三个支柱,支撑着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强势地位。这种三柱支撑的强势地位,形式上显然比依靠强势货币的单一支撑更为稳定。但是在实质上,人们已经在这次美国资本市场会计危机中首次看到了美元、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会计准则的同时摇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基金会在国际活动中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从无暇一顾转为积极参与。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得到长足的恢复、进步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资本市场的兴起,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全面瓦解,使跨国投资、国际金融和世界市场的统一潜力得以进一步发挥,各国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既合作又竞争、以求自身发展的基本前景进一步明朗。美元、欧元和日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配合,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制已现雏形,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资本市场日益感受到来自伦敦、东京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压力。然而,综合分析美方处理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的能力和表现,及其对于国际会计准则近年来改革的重大影响,又说明了美元、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国会计准则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分别在国际货币体制、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会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应当看到的是,在加强金融安全合作和加强国际金融框架建设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证券监管机构国际组织、保险监管国际协会和金融稳定论坛等几大国际金融机构通过近几年来积极和密切的协商,已经于2000年3月26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金融稳定论坛第三次会议上,明确地将国际会计准则列为关键的的国际金融准则之一。金融稳定论坛是一个国际论坛,不同于国际合作的决策机构,对于国际金融框架并没有实际约束力。但是,其表态向世人展示了论坛成员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对此,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重新调整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大幅度修改和加强了原有的国际会计准则,并且通过国际会计发展论坛去探讨国际金融框架问题。 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会计组织的这一呼应姿态,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潮流,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同。其中,美国财政部已于2001年6月25日将国际会计准则作为的主要国际金融准则之一、与本国的有关准则对照列入自己的互联网页。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而不是财政部,该部这一动作对于美国资本市场没有实际约束力,因而既不代表、也不预示美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是可以视为美方对于国际会计准则表示的一种肯定态度和积极姿态。与美方的态度相比欧洲方面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更为积极,业已通过欧盟的法律程序,决定从2005年开始在资本市场上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财务报表。 以上情况和分析说明,国际舆论公认国际会计准则属于国际金融准则的范围之内,从而是构成和运行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说明,国际金融框架是国际会计准则发展的重要的经济环境。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能否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框架的要求,从而得到必要的支持,则取决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框架的发展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资本市场会计危机爆发以来的美元走势疲软、美国市场恐慌和美国经济衰退压力增大等情况说明,美方从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战略角度,似有必要重新考虑对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框架和国际会计准则提供新的更大的实际支持。 当然,国际会计准则的前景其实不取决于一两个国家,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国际信息标准。资本具有国际化的特征,资本需要自己解放和发展自己。根据生产力发展决定论,资本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必将不断改造自己运动于其中的国际金融框架,并且有能力确定和发展自己的信息标准。与美元和美国经济的走势相结合,国际市场的资本走向,必将创造和确立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金融框架中的实务权威性和实际约束力。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电子化法律问题探究论文 [摘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金融呈现出新的特点。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与传统的国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也产生了诸多新的问题,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并以一种国际化的思维解决之,应当成为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国际金融电子化,问题,建议 二战以来,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的推动下,加上一电子计算机为优秀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电子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区别于传统的金融业,因而针对传统金融业所设计的法律会不能完全适用。国际金融电子化在其发展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本文将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简单的对此问题予以分析。 一、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简史 各国的金融电子化发展之路是不同的。大体而论,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阶段,金融机构间的电子联网,其标志为1973年美国将以电话、电报手段建立起来的“联储电划系统”改建为电子化的“联储电划系统”。即建立起联邦储备银行间清算服务的电子计算机系统。随着计算机在银行间的应用,银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现钞、票据流动而转化为计算机网络中的信息流动。这种以电磁信息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并能通过计算机网络而使用的资金被称为电子货币。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传统的以有形货币为调整对象所建立起来的金融法律规范受到挑战。 第二阶段,金融机构进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1992年国际互联网协会建立,网上商业活动增多,银行开始进入国际互联网增多,在国际互联网设置网点,进行咨询服务、促销宣传、提供金融市场信息(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投资衍生工具市场价格),为用户进行网上金融证券投资提供便利。 第三阶段,网络虚拟银行的建立。1995年11月在美国亚特兰大设立第一家网络银行,该银行在24小时之内提供银行业服务,包括储蓄、转帐、信用卡、证券交易、保险和公司财务管理等业务。目前,电子化已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务运作的主要方式。 就中国以言,其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的过程。[2]所以我们可以从国际金融电子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得出以下结论:金融电子化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金融业对信息技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进而,著者认为要加快国际金融电子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信息技术。 二、电子化的国际金融与传统国际金融的比较 要认清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的性质,有必要对电子化的国际金融与传统国际金融作一比较分析。 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实现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银行的业务处理和管理的旧体制,建立了以信息为基础的自动化业务处理和科学管理的新模式:[3] 首先,它用电子货币的支付方式逐步代替传统的现金交易和手工凭证的传递与交换,大大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 其次,它使金融业从单一的信用中介发展成为一个全开放的、全天候的和多功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可以说,现代的国际金融业,是集金融业务服务和金融信息服务为一身的金融“超级市场”。 再次,金融业的营业网点已从砖墙式建筑向ATM、POS、网络等系统转移,提高了金融业的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 最后,它使银行业务的重点从存、贷款转向了提供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从而让银行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银行以传统的存、贷款利息作为主要收益来源的局面,将被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和金融信息作为主要收益来源所代替。 三、国际金融电子化所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安全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意味着金融企业的内部网络间接或直接接入因特网。任何开立网上交易帐号的人,都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内部信息,或者供给金融网络,从而造成重大的损失乃至产生交易网络瘫痪的严重后果。随着系统处理能力和网络速度的不断提高,网上交易系统的系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美国每年因网络安全而造成的损失高达75亿美元。中国的因特网服务提供上、证券公司及银行业也多次被黑客攻击。 就目前来看,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上委托的技术系统被攻击、入侵、破坏,导致网上交易无法进行;二是委托指令、客户资料以及资金数据等被盗或被篡改,甚至造成资金的损失。[4]为有效地防范以上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加强技术控制,另外也要加强立法和司法。 (二)管辖权问题 因特网是面向世界,无处不在的网络,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按一定的规则加入进来。电子化下的国际金融业的客户可以根据既定的协议,访问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的站点,而金融机构也因此可以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国际金融的这种跨国界的运作方式,也跨越的各国的法律和金融法规。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管辖权的确定问题。比如,中国客户登陆美国的一家银行,成为美国该家银行的网上客户,那该银行是否要受中国金融法的管制? 目前,各国还未有专门针对网络银行的法律法规,对跨国电子金融交易的司法管辖问题也未见一致。[5] (三)信用问题 国际金融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欺诈。欺诈人以银行客户的名义,向客户的银行发出一箱支付命令,指示从客户的账户中划拨一笔款项到受益人的账户。这个受益人就是欺诈人或其同伙。 如何防范金融欺诈,在票据资金划拨中,核证问题可以简化为核对签字盖章。但在电子资金划拨中却无法使用此方法。另外,在没有找到欺诈人或欺诈人无力赔偿时,那应给有谁来承担这个损失?[6]这也需加以研究。 (四)主体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货币电子化。从而使银行从堆积如山的金融纸票(现金、支票和各种凭证)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关于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的范围界定便是一个。 当下,对此的看法未尽一致。在美国,对于结算服务提供者的范围是以联邦EFT法和各州的法律为基础的。即是在实施一定的条件下,允许广泛地参与者加入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行列。在欧洲大陆各国,以加强金融监管为目的,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原则上限制于金融机构,并将此作为金融监管的对象。在中国,信用卡的发行限定在商业银行,并要受制于央行的监管。因而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国的规定。[7] (五)其它问题 国际金融电子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上述问题外,国际金融电子化的发展还面临以下问题;信息技术本身的改进问题,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各国的立法协调问题以及各国的司法协助等问题。[8] 四、有关的建议 由于笔力所限,著者仅从宏观角度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信用法制建设 信用是一个多视角、多范畴的概念,既然它是一个法学概念,就应该在理论和立法上不断完善它,因此完全有必要加强信用法制的建设。 加强信用法制建设,为国际金融的电子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十分重要。要继续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对关乎市场经济建设的法律法规要制定好、执行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市场法。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要强化电子合同的立法和执法建设。对电子合同的规范是电子商务法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电子商务信用机制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狭义的电子合同法主要包括电子合同的订立、履行、等总则性规定及各类合同的特殊规定,亦涉及少量管辖问题;广义电子合同法除包括狭义电子合同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电子合同涉外管辖(连结点的确立等)问题、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等。此处所说的电子合同法从狭义。由于虚拟化的操作,电子合同关系的主体通过电子手段来设立、变更、终止合同,因此必须在保证电子手段技术本身安全、准确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终端用户的收、发、转行为的标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应当明文规定电子合同要约与承诺的构成要件,对电子错误、电子监控等亦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宜。电子合同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体法中包含了少量程序法条款,主要是合同的管辖问题,建议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电子合同交易中的“场所”等问题。通过电子合同,在源头上保证电子交易行为的信用度是当前的主流思潮。 (二)建立完善电子银行业务法。 各国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电子银行业务法。 首先要制定《电子银行法》。《电子银行法》作为电子银行市场发展的优秀法律规范,应对电子银行的性质、监管、市场准入、业务范畴与标准、金融创新、法律责任、市场退出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 其次是《电子签名法》。电子签名的问题是目前电子银行业务发展最大的盲点,因为关于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一些国家现有法律尚未对其做出明确的规范。对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电子签名立法的成功经验,制定符合各国国情的《电子签名法》。 再次是《电子资金划拨法》。虽然电子资金划拨与票据交换都属资金收付,但是如上所述,由于二者的当事人不尽相同,法律关系也不尽相同,并且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可流通的有价证券,而电子资金划拨中电子化的票据既非无因证券,也不具有流通性,从而根本丧失了票据的特性,所以应当制定独立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在该法中主要规定有关客户与银行、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损失赔偿的范围、禁止欺诈等。[9] (三)完善监督系统 完善监管体系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发现并惩戒不诚实的行为。国家可以对数据交换、电子化交易等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国际金融电子化下,由于很多电子商务企业在Internet上进行交易,国家基于对电信通信信道的监管权而同时可以对Internet上的电子交易进行监管。 国家对电子金融信用的监管主要的方式和途径是规范信用制度、搭建信用公共信息平台。按照“部门协调、联合征信、统一管理、分类使用”和“政府发起、部门联合、相对独立、逐步社会化”的原则,建立企业信用公共信息平台,其目的在于将信用信息公布于众,以此惩戒具有不良信用记录者。 除国家监管外,还应建立交易相对人监管制度和企业内部监管制度。交易相对人的监管不像国家监管那样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一般为个案监管。由于相对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债权关系,相对人一般都不会怠于监管,而恰恰相反,相对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而积极进行监督、催促。企业内部建立信用监管体系一般也较为完整、系统,但是一些企业往往不愿意自揭其短,从而影响了内部监管的效果。未来应当强调在企业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会计信息监管结构,强化责任意识,实现自我监管。 (四)完善电子金融配套法 电子金融法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系列相关的法律规范相联系的,主要有税收征管法、合同法、国际税收法、电子商务立法、刑法、诉讼法、票据法、证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现行法律规范对于传统金融发展起到了较好的规范作用,但面对电子金融新兴业务的发展,则相形见绌,难以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如税收征管法中对于电子商务的规定几近于零,特别是这种网上支付方式对税收问题没有做出较好的规范,因而必须做好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工作;再如洗钱犯罪在电子银行业务中发生频率较高,对此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有效的规制,这样才能保证电子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此外,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标准等现行规定对于电子银行纠纷取证极为困难,不利于其发展,对此我们也必须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国际金融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影响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推动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暴露出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同时,它也开拓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优秀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优秀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优秀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优秀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优秀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第五,金融全球化开辟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例如,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国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对国际经济法律的协调性要求也就相应提高,从而为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新的视角和空间。TRIPs、TRIMs、GATS和FSA等的通过,标志着WTO的管辖范围已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扩大到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国际投资领域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从此,国际金融法的某些问题,既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贸易法问题、国际投资法问题相连通;也在WTO制度框架内得以形成、解决和发展。国际金融法与其他国际经济法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关系在法学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如我国国际金融法学界知名学者刘丰名教授就据此提出独到的国际金融法之三分研究法,即将国际金融法解构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投资金融法三个部分,建立起了既能反映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又能解决当今国际资金融通中的复杂问题的新型国际金融法学体系。又如,金融全球化带来金融风险传导的全球化,进而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快速生成。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公法性质和形成机制上的即时性特点,有学者对传统的国际惯例理论(即惯例一般具有私法性和任意性、在形成上具有长期性等)提出质疑并进行突破。上述类似的学术创新一方面源于学者们对晚近国际经济环境之于国际金融法的实际影响和作用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国际金融法之于晚近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向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此外,金融全球化下丰富的国际金融实践也为国际金融法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不断开拓着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领域,并促进国际金融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对国际金融实践提出的各种金融法问题的诠释、探索和解决,则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理论研究,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研究走向深入,有利于国际金融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例如,晚近不断上演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安全观、经济安全观深入人心,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受到挑战,深层次的国际金融法理论问题浮出水面,诸如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如何决定?全球化下国家金融主权的涵义和发展趋势如何?建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何?其原则、内容和步骤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急待学界论证和作答,以为国际金融法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国家金融开放及法治建设提供方向导引。 国际金融论文: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金融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我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我国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为金融机构的经营提供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作为监管体系主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组织结构设置合理,职责分明。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现存的机构性监管(entityregulation)已不适应,应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 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逐步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其具体内容为:(1)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加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并将其制度化。(3)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4)对业务交叉领域和混业经营集团建立主监管制度,由主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指金融机构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的经常性监控,它是非现场监测信息处理与现场检查稽核方法的统一。我国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独立的稽核监督体制,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控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风险,对风险进行早期预警。三是建立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及传递控制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秩序和氛围。通过建立金融业行业自律组织,督促金融机构认真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金融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防止恶性竞争,确保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提高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4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信息披露制度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对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公示,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信息披露强制公示整体经营状况,弱化内部人控制,构成了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改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对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质量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库和指标体系;三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咨询机构的建设,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力量,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三)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监管 金融监管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监管重点,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实施持续性监管。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对其经营活动实施全方位和规范化的持续性监管。持续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业务特性和风险程度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监管周期以及一个监管周期中各个阶段的监管安排,按照监管计划逐步实施监管。在事前监管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机构的数量、结构、规模和分布符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需要。在经营监管方面,应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稽核,建立并完善一个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稽核相结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确定问题机构重点监管对象的依据,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形成一个高效完备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在事后危机处理方面,要完善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处理手段。建立稳妥透明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包括存款补偿机制、收购兼并机制和资产保全处置机制。 (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我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科技创新;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对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要从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构建长效机制。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农业科研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突出实效性,争取主动性,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为现代农业和“三农”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1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性 新的形势下,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是关系到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的重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和动力,有正确思想才有正确的行为,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为。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必须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科技创新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思想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先进的文化教育人,传授给人们科学的认知方法,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的理性思维,需要先进的哲学思想提供正确的指导,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理性思维工具,才可以更好地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途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际,主动适应科技创新的新形势,主动把科技创新的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以此促进和推动科技创新深入发展。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增强实效性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党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科技人员集聚的科研单位的党员,思想更呈现出复杂性、多样化。面对农业科研单位内外诸多新问题、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内容、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必须改变以往传统的空洞说教和死板灌输的刻板模式,善于寻找载体,通过不同载体和不同形式,使工作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空洞为生动,增强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一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农业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支撑作用。农业科研单位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要自觉融入到科技创新工作之中,服从和服务于科技创新工作的这一中心任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尤其要善于找准与中心任务的结合点,注重改进教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做到围绕科技创新抓思想政治工作,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二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充分利用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不断充实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提高科研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当前要着重抓好科研人员的“信仰、信念、信任、信心”问题,加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科研人员头脑。大力开展科学精神、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教育,围绕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时代主题教育活动。三是强化民主空气。要结合科研人员思想敏锐、观念超前以及敢想敢说的特点,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气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融政策、理想信念、理论知识、团队精神、形势教育于一体,寓教于乐,使科研人员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受到教育,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达到理顺关系、化解矛盾、统一思想、增进友谊、增强向心力的效果。 3创新机制体制,构建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体制创新是新形势下科技创新的需要,也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生机和活力的迫切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创新包括责任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责任机制。要进一步突出党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明确领导职责,同时还应根据科研院所的特点,着力体现行政班子和职代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化工作机制,确保科研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健康、有序、稳步地发展。二是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要紧密结合农业科技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实际,建立和完善多形式、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性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奖惩机制。三是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要建立规范的、有效的保证制度,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软硬件建设,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现代化和信息化。 总之,农业科研单位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需要,立足科技创新新情况,深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探索有效途径,主动适应科技创新,为提高农业科研单位综合竞争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支撑作用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对策研究 福建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七五”期间的21.94%增长到“十五”期间的50.19%,“十一五”期间增长至59.92%-69.94%之间(福建省科技发展报告,2008),以此说明福建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有很大提升。但是,福建省科技进步始终没有成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农业发展还处于依赖物质资料的大量消耗阶段,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发展需求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十二五”时期是福建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机遇期,而农业科技创新则必然成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农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为此,对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技术等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为进一步提升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现代农业和特色效益农业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林毅夫(2008)提出技术变迁是农业增长所依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福建省农业科技进步面临着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与农业科技创新需求较大的矛盾,无法为现代农业发展指明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的现状。为全面推进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必须不断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引导与扶持,努力突破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着力解决农民增收缓慢、农药残留浓度高、优势特色农业整体效益不高、农业标准化建设滞后、农业面源污染较重、农业生产低碳化转型不力等现实问题。同时,切实提升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迫切需要,是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不仅包含硬技术创新和软技术创新,同时还包括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多次应用。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受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创新资金和创新团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虽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创新平台不断趋向完善,企业主体作用日益凸显,但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障碍。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不足。由于农业科技投入带有开放系统的许多明显特征,农业科技投入的内涵和外延差异性较大,导致统计口径具有较大区别。本文采用福建省科技年鉴(2011)统计的统计数据,2010年福建省R D经费内部支出总计为1708982万元,按行业来分,其中农林牧渔业为5357万元,占总数的比例仅为0.3%;在农林牧渔业中基础研究支出为45万元,应用研究支出为807万元,试验发展支出为4505万元。数据表明,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仅总量较低,且存在资金投入结构的问题,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或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比例失调等问题。由此,福建省在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仍需加强和完善,同时在全省范围内也尚未能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研民(民:指农民及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相结合的农业技术创新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和农业技术供需问题凸显。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供需存在较大矛盾,一方面是农业科技成果的质量和结构存在问题。主要是由于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其中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能够显著增产、增收的突破性成果少,一般性成果占主要部分。而品种类成果比技术类成果多、生产类成果比加工类成果多、粮食作物类成果比经济作物类成果多、农作物成果比畜牧业成果多以及农民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等则是结构问题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农业技术提供的质量和结构也存在问题。由此导致农民(企业)无法获得生产中迫切需要的技术与服务,存在着产前愁信息、愁资金、愁种苗;产中愁技术、愁服务;产后愁加工、愁运输、愁销路等问题。农业科技成果中试示范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制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中试示范环节的不足。在当前的科研推广体系中,科研与推广由两个系统来完成,而成果的中试熟化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承担。尽管农业科研部门通过艰苦努力取得了大量成果,但相当部分成果由于缺乏中试熟化的条件,在生产应用中效果不显著,加之农作物品种与栽培技术不配套,且处于不同类型生态区,新品种产量潜力发挥的配套栽培技术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农作物新品种在大面积生产上仅能发挥其产量潜力的60%~70%。 三、提升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改革,创新农业科技体制机制 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新型农业科技体制机制。1、加强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基于充分调研的前提下,合理统筹和配置区域、产业间的技术难题和创新资源,以确保农业科研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目的,建立合理、规范的农业科研项目审批和立项制度,使科研与生产能够顺利对接,从而形成科学、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机制。2、加强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建设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机构是农业科技研发的重要载体,农业领域基础性研究以及相关共性技术的研发都离不开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大量投入。为保障农业领域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实施,弥补农业科技研发机构在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研究方面资金不足等现象,在政府财政支持的同时,以委托企业承担科研任务等形式和方式来拓宽投入渠道。3、充分发挥各级农科教协调领导小组的作用。按照农业科技管理统一规划、地方和部门共同实施的原则,完善由科技、教育、农业、计划、财政、金融、林业、水利、环保、气象等政府主导、市场多元的农业科技协商机制,切实加强农科教、产学研结合。 (二)完善条件,建设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是一个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复杂、连续动态过程,且成果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因此,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呈现创新参与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多元化主体诸如政府、高校、农业科研机构、推广机构、中介组织、农户以及涉农企业等众多创新主体各自承担着特有的创新功能,并相互产生合力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进程和成效。1、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农业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信息资源作为基础,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有利于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以及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建议以省农科院、农林大学、省林科院等省级科研机构为依托,构建具备农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中介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坚持以“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产业导向”为平台的工作导向及原则,重点突破一批具有区域优势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2、建设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农业科技人才是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推手。实践中,福建省可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同时通过农业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结合重大科技项目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造就一批精干的、在科学前沿勇攀高峰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以任务带动人才培养。努力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实用型人才,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普通中专、农民中专、中央农广校和高等农职校资源以及县、乡科技人员,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技术培训和教育,培养农民植保员、防疫员、水利员、信息员、沼气工等农村技能推广服务型人才和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经纪人等农村生产经营型技术人才;以企业为主体,依托高校、院所资源优势,尤其是高等农林院校,培养和打造一批精研发、懂市场、懂生产的企业科研人才。 (三)加大投入,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 王安国等(2003)认为,农业科技投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每年用于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的总支出。吴文元等(2006)认为,应该对农业科研投入机制进行创新,以鼓励和引导企业对农业科研进行投资。在目前农业科技创新产出高效的前提下,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明确以政府引导全社会投入农业科技创新的新方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农企农户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以保障可持续的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1、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福建省各级科技、农业等涉农部门按照“目标统一、渠道不变、有效整合、管理有序”的要求,整合福建省现有的各项建设投资和财政专项资金,重点向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倾斜,加强衔接,形成合力。2、探索完善符合农业科技特点和规律的支持机制。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加大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力争在关键领域和优秀技术上取得突破。同时,更要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中试熟化的投入,建议对农业综合开发、防护林建设、“菜篮子”工程等重大农业建设项目经费,提取5%~8%用于解决重大项目建设中的科技难题和相应的技术进步与开发工作,使科技创新、转化和推广都得到有效支持。3、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贷款扶持。协调好各类性质的银行机构的职能,改革完善农村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信用合作金融的业务种类,合理分工。同时,通过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基金,积极引导和鼓励金融信贷、风险投资等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创业,鼓励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提高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贷款幅度。4、建立及完善创新型农业科技企业的扶持机制。企业是农村科技创新主体与成果应用重要载体,政府可以适当的增加由企业承担科研项目的形式来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如委托农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鼓励农业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申报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等;同时在落实税收减免、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优惠等政策的同时对涉农企业给予较大幅度的优惠额度。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不仅能促进政府引导农业企业对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意义是使科研成果更符合企业实际和市场需求,从而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在全省范围加快培育农业产业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建立企业研究中心或内部科研机构,增加企业在科技创新的投入,并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和层次的科技创新活动。 (四)开展合作,加速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进程 从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运行现状看,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在产学研合作以及省际、国际之间的合作程度均呈现比较滞缓的趋势,既无法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全面共享,也还难以达到与世界接轨的水平。1、强化闽台农业科技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福建与台湾地理、气候、土壤等相近,农作物种类、耕作制度、栽培技术相同,开展农业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合作的基础上,加强闽台农业信息、科技、教育、农产品贸易和农产品运销体系建设的合作,建立一批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出口生产加工基地,加速福建省农业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拓展合作的内涵。福建省应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门对福建省闽台农业合作项目的资金支持,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环境,为闽台农业合作项目提供优质高效服务。2、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与支持农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通过成果转让、委托开发、联合开发等方式,开展技术项目合作,通过提供研发所需部分资金、联合攻关等方式,提前介入高校、科研单位的应用研究,取得知识产权和成果优先转化权,促进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目标的实现;鼓励与支持产学研共建技术研发机构,组建多种形式的技术研发中心,包括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和博士后流动站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机构,以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的深度与广度。3、设立福建省农业技术引进与合作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育种新材料、新品种、先进技术和设备等的引进、创新;鼓励企业、社会力量投资农业技术引进工作,用于引进技术的费用可全额计入生产成本;鼓励省内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科技创新合作、实验与应用开发合作、推广产业化合作。 (五)提供决策参考,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管理 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领域还存在农业技术供需脱节,农业企业创新投入低,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产学研合作程度低等问题;同时,学术界对全球气候变暖、低碳约束背景下,农业企业或农户低碳生产技术、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等应用程度的研究结论不够广泛,无法为政府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提供有效决策参考。因此,为了准确把握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领域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了解农业企业或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应用意愿,需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管理领域的软科学研究,加强对农业企业或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农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机理等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政府把握政策制定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提出有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政策,提升福建省的农业科技能力,也有利于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约束背景对农业生产提出的新挑战。 (六)明确目标,突破重点领域及攻克关键技术 1、重点领域。围绕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将重点领域集中在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范畴中,推进农业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一是粮食作物高产优质育种领域;二是农产品优质高效安全生产领域;三是设施农业工程建设领域;四是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五是节水农业发展领域;六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领域;七是农业高新技术和基础研究。2、关键技术。福建省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效益农业对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需求主要包括:提高保障食品安全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创新能力等,这些能力的提高必将促进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上新台阶,而这些能力的提高必须细化到具体的技术上。一是为提高保障食品安全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攻关的技术。具体包含优质超高产植物(动物)新品种选育(培育),农产安全与质量控制技术研究,重大病虫草和自然灾害防治技术,土壤肥料技术研究。二是为提高发展特色效益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攻关的技术。具体包含食用菌产业化关键技术,茶叶产业化关键技术,农产品加工产业化技术。三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和低碳生产技术。 作者:罗雪英郑庆昌李坚义工作单位:福建省农林大学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对策 编者按:本文从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对策;这三个方面阐述了农业科技创新,包括农业科技创新的意义是农业科技创新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与农业科技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匮乏,农业科技体制不完善,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要求我们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加快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本文对加快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有生要指导意义。 摘要阐明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总结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 1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 1.1农业科技创新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 进入21世纪初,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实力的竞争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优秀,农业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在世界各国全面兴起。在这场新的农业科技浪潮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都在制定实施新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改革农业科技体制与运行机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抢占农业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这既对我国农业科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提供了迎头赶上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实现农业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国内市场国际化,而且使国内农业国际化。在世界农产品和贸易方面,对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的需求比重会提高,对农产品卫生和质量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措施。 1.2农业科技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这些都依赖于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和支撑,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已成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科技创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 2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2.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大多数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近几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了45%,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都在75%以上,德国、法国、英国等甚至达到90%,以色列也达到了90%以上,世界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农业科技的创新。我国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比较低,据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取得科技成果6000多个,但转化率不足5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科研成果与农业需求的脱节,造成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滞后。现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生物技术、基因重组技术和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科研生产领域,但是对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我国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2.2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如全国农业支出/财政支出1991~1995年为9.486,1996~2000年为8.758,2001~2002年为7.71;而农业GDP/总GDP1991~1995年为21.38;1996~2000年为18.42;2001~2002年为15.80,这说明国家在财政上对农业发展重视不够。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有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近几年,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但由于现有科技经费归不同部门掌握,条块分割严重,配置比例不合理,难以集成使用;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档次不高,浪费严重;重点实验室开发度低,难以共享。由于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科技创新基础条件薄弱,至2003年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设备总值仅17.35亿元,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基建投资实际完成额仅为5.55亿元,比2002年减少0.4%。 2.3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匮乏 农业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流失严重。目前,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占农业科技人员总数的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才流失严重,2003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减少人员4806人,是新增人员的1.7倍,除了离退休人员外,人才流失占较大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才有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缺乏农业科技尖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导致高新技术研究乏力;缺乏市场意识强、管理水平高、开拓能力大的开发型人才,导致农业科技产业化发展滞后。 2.4农业科技体制不完善 我国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宏观管理条块分割、组织布局分散、研发层次重叠、管理效率底下、学科设置陈旧、专业单 一、跨专业综合性的项目较少、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脱节,运行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僵化落后,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农业转型的现实需要。农业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科研方向应当反映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科研与经济发展未能紧密结合,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脱节状况比较严重。这反映了在农产品短缺时期建立的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形势和需要。 3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对策 3.1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国家的科技投入要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规模,尽快使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提高到1%,力争到2010年左右达到1.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左右达到2%,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政府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环境,通过体制改革深化和政策引导,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新体系,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流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把政府资金投向技术集成度高、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巨大的重大项目。 3.2加快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当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创新体系,主要任务是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因此,要坚持以人才使用为本,以技术创新为优秀,以科技推广为纽带,以服务“三农”为最终目的。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分为国家和区域两级体系,通过协调两级体系的关系,形成层次分明、结构优化、分工明确、有机衔接的适应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需要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农业科技优秀竞争力的基础,以知识创新为主体,以原始创新为重点,着重解决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国家体系的层次性,以技术创新为主体,重大关键技术系统集成为重点,着重解决区域性、地方性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就是要增强农业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农业重大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能力,强化优势农产品及其产业发展的科技转化应用能力。在创新模式的选择上,应确立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模式。 3.3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需要聚集和培养一批站在国际农业科技前沿、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科学家、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创新骨干力量,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精干高效的科技创新优秀团队;二是实施人才目标管理,建立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竞争协作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单位和团队的整体绩效;三是要实施人才结构管理,建立合理的首席专家和高层次人才梯队结构,稳定农业科技创新队伍;四是实施人才增量管理,建立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开发型的人才流动机制,增加农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总量,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3.4进一步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在农产品由短缺到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从数量型到数量质量型、从面对国内市场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转型时期,应及时调整和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需要逐步完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机制,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建设跨区域、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团队,积极探索以任务分工为基础,权益合理分配和资源信息共享为优秀,项目为纽带的协作攻关机制;要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称能上能下,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能的选人机制;重在社会评价和业内认可的人才评价机制;体现岗位绩效,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以及适应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大胆创新、创业和深入农村第一线的激励机制。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探索对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完善农技推广的社会化服务机制,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服务。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与措施 摘要: 分析在基层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从管理体制、创新机制、推广体系、人才培育等方面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实现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最终达到区域农业经济长效增长以及加速农业发展现代化进程的目的。 关键词: 农业;科技创新;建议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只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才能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走上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走“稳定面积、提高单产”的路子,才能确保粮食安全;只有依靠科技,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附加值和经济效益,才能不断拓宽农民持续增收的渠道;只有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循环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才能不断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笔者根据基层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几条建议。 1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要建立完善农技推广机构,明确农技推广公益性职能和定位,推进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含水产、农机、能源)、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功能“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机构建设,落实工作经费和报酬待遇,加强考核奖惩,加强农技推广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农技人员要立足于农村,建立以科技示范户为纽带连接周边农户的农业技术传播网络,开展农技试验、示范、推广、培训、咨询等服务。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为方向,建设一批服务于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的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村、科技示范户,包装一批科技示范项目,建立一批农业科技示范网络。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健全县有专家组、镇有技术指导员、村有科技示范户、组有辐射带动户的四级农技推广体系,不断提高农技推广水平。 2建立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保障机制 按照“三个持续”加大,确保资金投入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要探索建立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奖励办法,尤其对来丰城市进行农业科技推广的江西农大、江西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要积极实施“暖心”工程,使他们来得了、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探索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的投入保障机制,降低投入风险,调动和提升各类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3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团队 培养大量聚集在农业企业生产、工程开发等环节的创新型人才,帮助树立扎根农业经济主战场,服务“三农”发展的理念。通过优惠的项目资助、成果转化、创业服务等措施引进高端农业科研人才,发挥农业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各类技术推广机构、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基地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主渠道作用,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按照“六个一”计划(即组建一个团队,集成一套技术,建立一片基地,支持一群示范户,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方农民),通过深化股权激励、人力资本出资注册、专利所有人技术入股、高层次人才薪酬个税返还等激励政策,优化农业创新人才创业环境,促进创业兴业计划的完成。 4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农民始终是农业的主体,现代农业呼唤现代农民。把塑造有思想、有文化、懂技术的现代新型农民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工作,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和应用能力。深入实施“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围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要求,以实施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科技入户和科技示范村(场)建设为平台,以“五业”(特色产业、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转移就业、自主创业)培训为重点,大力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5加快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整合示范园资源,完善功能定位,集农业研发与推广、体验与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突出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以农产品生产和开发为主线,熟化优秀技术,组装集成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延伸产业链条,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6强化农业科技自主创新 强化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学科技、用科技、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良好氛围,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积极开展“三品一标”的申报和认证,推进全国著名商标和知名品牌创建工作。加强自有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运用能力,专利技术保密能力、驰名商标开发能力。鼓励科技人员以成果、技术、管理、资金形式投资入股,推行股权激励。对农业科技人员在职称评聘、荣誉评选上给予倾斜,对于做出成绩的农业科技人员和科研单位,进行奖励。通过进修深造、联合培养、人才引进等方式加强人才培养;通过项目支持,把各类人才推向农业科研、推广和管理岗位,立足实践培养人才。 作者:陈解群 吕庆春 单位: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畜牧水产站 丰城市孙渡街办农业综合服务站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探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摘要: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影响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四个共同因子,并在此基础上使用聚类分析法对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与中部六省实际情况大致吻合。最后,得到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排名,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中部六省;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前景[1]。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着区域的经济发展态势、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从2004-2013年,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了10个“一号文件”均把农业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建设领域。2012年中央题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中提出,农业科技是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之路,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中部六省作为中国主要农业产地,近年来农业取得了良好发展,增速较快。但是,中部六省在政策制度、地域、资源禀赋、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六省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水平上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加快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对支撑地区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业整体竞争力,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相关研究有:陈丽佳[2]用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价法对广东省各市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值计算出各市综合排名,进而将广东省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划分为4个层次以及创新层次;以柳卸林等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3]对2000-2004年的中国各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纪邵勤[4]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活动主体、相关要素以及运行机制,提出构建新时期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思路、原则、目标、结构设计、功能定位以及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等;魏康宁等[5]以安徽省为实例,用T0PSIS模型对其创新能力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林伯德[6]提出以科技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型作为评价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依据,并基于该理论分析了其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启示,构建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王林[7]论述了农业科技创新必须重视知识经济的挑战,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马利华等[8]以形成“目标-建设-评价-建设-目标”系统的科技建设指导理论和模式机制为出发点,以县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及其指数定义为基础,研究了县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构成体系;朱玉春等[9]运用多元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分别对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与比较;陈奇榕等[10研究了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评估原则、指标体系以及建立综合评估模型与评估指数的计算方法步骤,同时进行了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评价指标测算实证与分析。近年来,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合的应用较广泛,但就现有文献来看,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在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上鲜见报道。本文将用因子分析法准确客观地找到影响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的共同因素,分析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差异以及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中部六省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做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关键。但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多而复杂。本文在严格遵循设计指标体系科学性、可比性、综合性、易操作性和代表性等原则下,查阅大量文献,借鉴相关评价理论与方法,并结合中部六省实际状况,从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能力、农业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农业科技创新产出能力以及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等4个方面建立了指标体系(表1)。 2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结果分析 2.1样本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2012年的统计年鉴,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如表2。2.2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因子分析法(Factoranalysis)是以回归方程的形式将变量表示成因子变量的线性组合,它根据研究变量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最小的信息缺失,把信息重叠的诸多关联性较强的原始变量归纳为数量略少的几个因子,即运用少数公因子来阐明关联变量之间繁杂结构的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法的目的是寻找变量的基本结构,简化观测系统,削减变量维数,用较少的变量来解释问题。运用这种研究技术,可以方便地找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哪些以及它们的权重。 2.3因子分析的过程以及分析结果 本文的数据分析过程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2.3.1原有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检验由于数据量较大,首先借助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得出相关系数矩阵。从结果可知,相关系数矩阵中大部分相关系数均大于0.3,且通过了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因此用因子分析法对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分析是合适的。2.3.2确定主因子变量通过计算得到相关矩阵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总方差解释表(表3)。根据主成分的选取原则,由于前4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为96.556%,已经超过了85.000%,所以提取前4个主因子对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2.3.3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因子载荷值即成分得分系数,可体现主因子与原始指标体系之间的关联程度。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矩阵进行正交旋转,经过5次迭代后收敛,得到总方差解释表(表3),并且在经过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迭代后实现收敛,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结合表4可以重新定义4个主因子:主因子F1包括:第一产业从业人数(X1)、农业机械总动力(X6)、农村用电量(X7)、第一产业固定投资(X8)、农业机耕面积(X9)、农田有效灌溉面积(X10)、农业总产值(X11)、地方财政科技拨款(X2),这些指标都与农业科技创新物质装备与投入相关,因此F1代表农业科技创新基础因子。主因子F2包括:科技活动人员(X3)、R&D人员(X4)、R&D经费支出(X5)、农业受灾面积(X17),这些指标基本与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科技投入相关,因此F2代表农业科技创新科技因子。主因子F3包括:恩格尔系数(X15)、第一产业贡献率(X12)、人均纯收入(X13),这些指标与社会经济效益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有关,因此F3代表农业科技创新效益因子。主因子F4包括: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X14)、森林覆盖率(X16)、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X18),这些指标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关,因此F4代表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因子。依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写出综合得分以及F1、F2、F3、F4主因子的因子得分:综合得分F=(39.792%F1+25.438%F2+20.929%F3+10.397%F4)/96.556%,F1=0.098X1+0.092X2-0.061X3+…-0.164X17-0.130X18F2=0.042X1+0.022X2+0.230X3+…+0.331X17+0.083X18F3=0.002X1+0.133X2+0.020X3+…+0.010X17-0.184X18F4=0.001X1+0.105X2+0.118X3+…-0.193X17+0.301X18其中,Xi(i=1,2,…,18)为各省各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数值。通过综合评价函数,得出中部六省各因子的综合得分(表5)。 2.4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analysis)是对样本(个体)以某种相似性为度量标准对指标或因子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根据分类对象的不同,聚类分析分为R型和O型两种。R型聚类分析用于指标聚类,Q型聚类分析没有对度量数据之间的亲疏程度给定分类的标准,也没有硬性规定所有数据应该分成几类,而是比较客观地从数据自身出发进行分类。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R型聚类分析方法,即对变量进行分类处理,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数据输入到SPSS19.0统计软件中,选择欧式距离的平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远距离法为聚类方法,最后输出聚类结果列表和聚类树状图(表6和图1)。根据表6聚类后的结果,当分为4个集群时,可以把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分为4类:第1类:河南省。河南省以0.668的综合得分独占鳌头,远远高于其他5个省份,属于领先类层次,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中部六省中具有明显优势,这体现了其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以及新兴的经济大省和工业大省的地位。其中,河南省在农业科技创新基础方面最为突出,位居首位,农业科技创新基础指标的各项数据均名列前茅。但在农业科技创新效益、农业科技创新科技、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分偏低,分别为-0.08,-0.43,-0.26,排名靠后,严重影响到了河南省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第2类:湖南省、安徽省。湖南省和安徽省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在某一个因子方面有绝对优势,同时在某一个因子方面也有绝对弱势。湖南省综合得分0.322,综合排名第二,在农业科技效益方面排第一,原因是湖南省在农业总产值(4904.1亿元)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44.2亿元)位居第二;但在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排名第五,原因是其农业受灾面积排名第二,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投入少,位居倒数第二。安徽省综合得分0.069,综合排名第三,在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方面位居第一,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投入高达212.2亿元,排名第一,但其农业科技产出效益却严重拉低了其排名。第3类:湖北省。湖北省综合得分0.017,综合排名第四。在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投入方面优势显著,位居第一,其中,科技活动人员、R&D人员和R&D经费支出分别为339786人、185703人、3845239万元,这与湖北省是中国的教育大省是分不开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益位居第三,也处于前列水平,但是农业科技基础还很薄弱,农业科技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很落后,与农业大省还有一定的距离。第4类:江西省、山西省。这两个省份均有至少两个严重制约其发展的因子,因而从整体方面拉低了其排名。江西省综合得分-0.12,排名第五,其中农业科技基础薄弱,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排名最后,需要在科技投入方面加大力度,提高其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能力。山西省综合得分-0.96,排名第六,其原本就很薄弱的农业基础、生态环境的制约以及经济落后导致其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处于显著的落后地位,因此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需要统筹规划,不断进行摸索进步。 3结论与建议 3.1主要结论 1)科技创新能力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因子,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一定程度决定着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省的创新能力为中部六省中较强者,综合排名仍是中部六省中较强的。江西省和山西省创新能力为中部六省最弱,综合排名同样如此。这说明创新能力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重视,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种分析是合理的。2)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存在显著差异。综合来看,河南省最强,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居中,山西省最差。其中,河南省自古以来就属于农业大省,其农业基础好,因而其农业科技创新拥有良好的基础以及后盾;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西等省也有较高的得分,四省各有其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项;而山西省排名最后,并且其各项指标都靠后,与其他五省差异显著。 3.2建议 本文基于影响中部六省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4个主因子提出以下建议。河南省作为中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稳固其强大的农业基础优势外,还应注重加大对科技的财政拨款,进行技术革新,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农业效率,实现农业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从而提高其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各省均有其在农业科技发展中的绝对优势,应不断扬长避短。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通枢纽,因此,湖北省政府应充分利用其科技教育优势和区位优势,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向前发展。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作用,不断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投资,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引导社会民间资本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民间公益资金投资农业研发,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和投融资机制。同时,建立新型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机制,使农业科技活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获得持续发展。对于江西省和山西省这两个优势不显著或者缺乏优势的省份来讲,应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体布局做一个统筹规划,找到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完善相关政策以及科技投入体系,使各方面又快又好地发展。在农业科技发展的同时,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逐步提高,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之路。 作者:吕阳 李成标 单位: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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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论文:财务管理市场经济论文 1传统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1)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多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受到国家过度的控制,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的现象,一大部分企业根本没有自己的财务观念,没有任何自主经营的意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企业逐渐建立了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实现了政企分离、自主经营管理的目标,为了适应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企业应当摒弃传统的财务观念,树立全新的财务管理观念,根据国家颁布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发展企业的自主经营。 (2)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当中参与财务管理的意识相对淡薄,大部分企业均认为财务管理应当只是企业会计以及相关财务人员的工作,而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企业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参与到财务管理工作当中去,在高层管理者的合理指导下,依据企业全新的财务管理理念,财务部门的专业人员带领全部的企业成员,利用科学的奖惩机制,进一步深入地挖掘企业全部员工的潜能,对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开辟企业全新的发展途径,让企业的每一位成员均树立为企业创优创新的意识,进而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内部全体成员的责任。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传统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模式根本无法适应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如果企业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及时转变财务管理模式,那么必然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严重的话可能导致企业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务管理模式 (1)企业的管理者应当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理念,根据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树立全新的财务管理理念,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形成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充分考虑企业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并针对今后的健康发展来制定最为适合企业的一种财务管理模式。另外,企业的管理者还应当具备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理念,在投资的过程中开展多元化投资,探索与其他外部资本进行投资而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同时防止因为意外情况的发生,给企业的投资带来巨大的危害,将企业投资的损失最小化处理,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处理风险的实力。最后,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应当了解并掌握时代的发展潮流,及时更新自身知识,接受全新的理念和思想,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在企业当中的作用,将财务管理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到实践当中,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2)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机制进行完善,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财务管理体系,是现如今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据我国现阶段所颁布的会计制度,企业应当将全新的会计准则推广到各个部门,保证会计核算工作的合法合理,规范企业会计核算工作,逐渐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这便要求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开展会计核算工作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全新的规则,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证相符。同时还可以利用会计电算化软件来开展合理的电算化工作,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的财务管理制度,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3)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财务组织机构。部分企业的财务责任和权利过于集中,这样一来很容易产生不良的问题,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消极影响。因此企业应当对财务管理部门的人员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妥善处理责任与权利的关系,改变原本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适当地将财务管理权下放给其他部门的高层管理者,充分实现全企业参与财务管理的理念。为了适应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企业应当明确每一个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财务组织机构,合理地配置人员和工作岗位,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 3财务管理是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部分 财务资本是传统意义上财务的基本要素,而财务管理则是针对财务资本运作所展开的相关管理工作,这当中包含了财务资本的获得、应用以及分配资本收益的相关工作等。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资本概念已经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单是原本的物质形态的财务资本,还包括了非物质形态的相关知识资本。我国现如今依然有一些企业通过会计核算来取代财务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一部分企业的管理者甚至根本不了解时间价值以及资本成本等相关的财务管理基本内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缺少导致企业经营管理出现众多的问题,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会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毁灭的打击。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做好企业的财务基础工作,同时由传统的事后核算逐渐转变为事前控制、事中管理以及事后监督,进而提升至全面预算管理的阶段,极大地发挥财务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现如今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提高企业管理者对于财务管理的意识,让其了解到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部分,提升对于财务管理的重视程度,在企业各个部门都落实财务管理的理念,从而实现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推动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结论 如果企业想要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首先必然要增强企业管理层的观念,加强他们对于财务管理的思想意识,另外要强化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培养并增强财务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通过内部控制机制来严格规范企业的财务管理行为,增强员工有关财务管理方面的法律意识。企业如果想要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就必须从内部入手,改善内部经营管理的情况,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作为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够轻易忽视的,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稳定的发展地位,保持持续而强劲的发展趋势,就必须要建立并完善内部的财务管理系统,进而增加整体的经济效益。 作者:冯自武单位:南阳市南石医院 市场经济论文:法制化市场经济论文 一、新形势下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的意义 1.巩固市场主体合法地位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必然引起市场的复杂性及多样化,由此在市场经济中产生许多方面的不均衡现象,为了保障各经济主体在复杂多样的市场竞争中公正、公平性,就要给他们创建了一个平等的发展平台,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建立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2.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永恒的主题,在这过程中各主体间由于受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和谐、不规范,甚至是一些违法乱纪不良行为,要想让这些行为在一定的标准下合理解决,就要建立科学的相关制度,通过运行相关的制度来共同监督、约束、管理许多市场行为,形成和谐的市场运行规则,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 3.保护市场弱势群体社会市场中群体成员也不会是统一的,有强势也有弱势力,必然在竞争中存有势力因素方面矛盾,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加强法制化能很好的保护弱势。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最基本的权益,控制强势对市场的垄断,建立公平竞争机制,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与保障,促进弱势力与强势力的平衡,通过法制化,更能增强管理的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为市场化规范运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因素。最后法制化建设还促进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世界各国交流的增强有力拓展的市场,促进各个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往来,法制化市场更能促进市场发展的国际化,更好与世界贸易接轨,促进本地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大,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解决。 1.市场经济法制化体系不完善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相关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整体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但社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法制体系与之相比总体上比较固定的,不能随社会变化而及时发生变化,这就出现法律法规不能与新的市场经济形式相配套,严重影响影响市场的发展。 2.市场经济法制化落实程度不够好的制度建立了,关键在于具体落实才能促进市场的更好发展,由于受到当地市场具体情况、部分行政权力干扰等客观及主观因素影响,使市场经济许多制度不能得到好的落实,不能起到规范市场、保障市场运行的作用,形同虚设一纸空文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法制化发展。 3.市场经济法制化意识不强受我国民族传统思想、经济水平及个人自身的影响,社会法制化整体意识虽然处于不断增强的状态,但还有许多公民对法治意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常还会出现为个人私利而知法犯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等社会不和谐问题,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秩序,也阻碍了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三、提升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途径 1.转变观念、增强全民意识思想是行动的前提,首先要营造市场经济法治的良好社会整体氛围,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积极拓展全民参与的途径,在全民中开展法治活动。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积极通过电台、报刊、网络、公众集会、印发学习材料、制作宣传标语、巡回演出、培训学习等系列活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化教育,让法制化观念深入到每位公民的心中,强化他们的市场经济法制化意识,明确自身在其中的权益与责任,积极行动起来,为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运用及发展奠定良好的整体氛围。 2.转换职能、完善制度建设要实行法制化,就要先有相就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立法是执法的基础。政府部门要积极转变观念,紧跟时展步伐,积极转变工作职能,努力将法制化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的日程上来。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发展实际及社会市场关注热点,借鉴其他先进的管理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制度,如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商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等,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系列法规,并在具体市场运用中不断进行补充、完善,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的具有科学性的市场经济法制化管理体系,真正让市场管理有法可依,为以后的市场管理保驾护航。 3.规范管理,强化落实过程人们常说,事情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落实。具体的管理措施要靠具体运用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将制度落实到管理中,才能充分发挥好法治在市场管理中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对弱势进行保护,才能更好的在运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制度的优越性。在执行中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制度不落实以及落实不到位的现象要加大量化管理力度,并且与当地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挂钩,真正让法制化建设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保障及促进作用,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4.与时俱进、建全市场法治长效机制市场是在发展变化的,要随着市场形势的转变,结合实际不断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市场法治长效机制。首先要构建市场法治的新格局,市场法治涉及到的面较宽,关联的部门多,需要形成统一领导,多方协调,共同促进的机制。其次是普法援助与教育并举,社会的发展及结构调整加大,要救助的人群占据一定的比例,法治根本目的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他们紧跟时展步伐,才能更好体现市场法治化的优势性。最后要不断提升行业维权的意识,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要引导公民积极进行维权,只有真正公正执法,才能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让市场有序竞争,让市场法制化顺利开展。 5.增强服务,体现人文关怀我的市场经济发展有长足进步,但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一些保障措施方面还显的很脆弱,如何让绝大多数的经济主体在激烈的市场中竞争中生存下来,就要提供一定的服务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保障制度来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让社会中一些极为弱势群体有一定基本生存权益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让一部分经济主体在在享有自身创造的财富外,还能享有一定的政策方面的支持,促进他们积极创业积极性,实现市场经济群体的和谐发展,真正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 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是促进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与国际化接轨的重要保障,我们要在结合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加大市场经济法制化研究力度,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市场经济法制化更快更好的发展。 作者:梁燕雯单位:广西财经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国企市场经济论文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企改革政企利益冲突的表现 1.1国有企业改革中资产剥离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很多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无论以哪一种形式进行,第一步都要对企业的资产进行剥离,在资产剥离的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固定的,政企利益必定会出现冲突,在一定的状态中也会出现“此消彼论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改革政企利益冲突与协调胡晓颖1,李强2,陆梦姝3(1.中国人民大学;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0;3.云南大学,云南昆明650091)长”的现象。比如,在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和评估时,国有股东与非国有股东相比承受更大的风险,不良资产的评估一般会呈现贬值或下跌的状态,资产的贬值额和损失需要国有股东来分担,给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失。与此同时,具有不良资产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其基础不够稳健,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面临更大破产的风险,当企业真正面临破产时,并购或收购不良资产的企业将会获得巨额的收益,但是国有股东在享受权益时,只能按照股权的比例进行分配,却要承担由出售等经济行为引起的一系列资产流失和经济损失。在国有企业财产剥离评估的过程中,不仅是不良资产的评估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现象,在对一般资产进行评估时也是存在很大的冲突。一般资产的评估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状况,一种是资产出现升值,资产升值对于投资者来说最直观的结果是获得收益和回报,对于国有股东来说也会按照股权的比例获得资产增值的收益。相反,在一般资产的评估出现贬值时,却由国有股东承担所有的损失。这种资产剥离的方式从本质上看,一定会造成国家资产和财产的损失,所以从上述情况分析,对于国有股东来说,在享受权益时要按照比例进行分配,在面临风险和损失时却要全部承担,在某些角度看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成为政企利益的重要冲突点。 1.2国有企业改革资产和债务分配的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一定角度上看,是对企业的资产和债务的重新分配,将生产能力强、具有发展潜力的部门和员工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具有实力和生命力的企业,然后将这个高品质的企业推出上市。将剩余的产能较低的部门、产值较低资产安排在非上市的企业,所以,非上市的企业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基础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的地位。从资产的分配方面来看,这样的分配方式可能使分开来的两个企业分别走向不同的极端。与资产分配相比,债务的分配似乎显得更加的公平、合理,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国企内部的债务处理平均分配给上市的企业和非上市企业,与上市企业相比非上市企业具有更大的发展阻碍,其破产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事实证明,非上市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存在很多的弱点和缺陷,比如没有丰厚的资产和资金链、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比较低下,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债务问题,所以非上市公司的最后结果都是破产清算。非上市企业的破产清算,又给上市公司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上市公司会以超低的价格购买破产企业的有价值的资产,这样的方式,不仅使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会贬值,同时国家和国有股东蒙受由于企业破产和资产贬值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于外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很多债务问题和债务纠纷最终都会因为企业的破产而成为坏账,对银行来说也具有很大的风险,归根结底都是由国家承担最后的经济损失,造成国家资产的流失和减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在资产分配和债务分配的问题和方式上存在很大的政企利益冲突。 1.3国企改革中规范经营者、所有者和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其经营者、所有者与法人治理结构的职责与负责范围十分模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实现扩张权力的现象,这类企业中的经营者累积越来越多的权力,认为经营者的付出和努力造就了现在企业的辉煌,他们在利用自己权力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法律的存在,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些权力并不是法律赋予,当经营者的行为超出法律时,可能会侵害到很多利益相关者,这时,即使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的经济行为也不再受法律的保护。随着对金钱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国有企业当中出现了很多“中饱私囊”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企业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特征越来越不够明显。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中还存在与之相反的状态和现象,“所有者虚置”,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在表达目前国有企业中,不负责任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相互推卸责任,存在传统的“大锅饭”观念,这样的状况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意义并不相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经营者和管理者也需要寻找新的管理经营方式和理念,应对挑战,减少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甚至破产等不良现象,减少国家财产损失。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很大弊端和问题,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政企利益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1.4国有企业改革中减轻社会负担的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市需要为上市企业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减轻更多的负担,保证上市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起来。但是我国的传统国有制经济中,国有企业作为“铁饭碗儿”,是员工甚至一家人的寄托,很多国有企业的建立也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在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周围人口也逐渐增加,对学校、医院等需要也越来越迫切,国有企业在巩固自身发展的和供应企业正常运作之外,还要担负其他关于社会部分的支出,这让国有企业的压力明显增大。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不仅影响国有企业员工家属的正常生活,同时更是关系到就业的问题,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已经承受很大一笔资金的支出,所以想要一次性全部解除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对于政府也是很大的挑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不可能一次性解除所有的社会性包袱,让政府全部承担,这也成为国企改革过程中,政企利益冲突的重要部分。 2.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改革政企利益冲突的协调政策 2.1完善我国在企业破产清算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尤其是在经济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问题法律法规内容需要不断被补充,在破产清算方面,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申请破产的标准,让破产成为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逼不得已的选择,这样就能够避免很多资产的浪费和财产的转移,保护国家利益,减少财产损失。其次在破产后的企业资产处置和分配方面,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尤其是对于银行等债权人来说,需要首先拥有剩余资产的拥有权,这样能够减少银行的坏账损失,提高银行在资金投入过程中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获得帮助,继续更好地发展,使得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长期持续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 2.2国企改革中对经营者、所有者和法人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衡企业的经营者是整个企业的优秀,其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及管理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效益。在完善我国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时,可以采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来推举领导人选,这样既能够保证其他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又能公平合理地选拔出有能力的人才。同时,在建立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方面,对于国有企业内部需要存在一定考核机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的考核监督方式能够带动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赢得企业在整个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在对经营者的治理情况改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激励是最直接、最具有力量的方式方法,将经营者和管理者作为企业剩余利益的拥有者,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不仅能够让管理者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完善自身,创造出更大的竞争力。所以,完善经营者的管理方式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治理结构的政企利益冲突,还能够实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利共赢。 2.3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和效力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当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贪污便成为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国有企业内部存在权力泛滥,将公有制彻底搁置在一旁,为了经济利益触碰法律的底线,而“官商勾结”的不良风气在社会上不断蔓延。社会中的外部监督机构,比如会计机构、审计机构需要对此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察,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需要对国家的资产负责,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外部监督机构更应该提高对国有企业的审核标准,从而做出更客观的评价和报告,供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参考,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减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的风险,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维护国家资产的价值,解决政企利益冲突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 2.4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够完善,而且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缓慢发展让大量的人口缺乏保障。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社会性的负担让他的发展显得更加沉重,政府没有过多的资金去承接所有的相关联的单位,也不能让所有人的工作岗位获得满足,在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解除社会性负担的改革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同时,过重的社会性负担也在不断阻碍国有上市企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发挥自己的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在维护社会稳定团结的同时,促进国有上市企业的不断进步,鼓励和支持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弘扬民族品牌。 3.结论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很长的过程,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拥有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也不断激励着人们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资产剥离、资产和债务分配、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减轻社会负担等方面的政企利益冲突,但是只要一直持有实事求是,不断进取的态度,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走得越来越精彩。 作者:胡晓颖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市场经济论文: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 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动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我们踏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此过程中不断孕育、形成和完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制度属性,且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坚决摒弃离开生产力抽象讨论生产关系先进与否的错误倾向,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全面地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积极面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从过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等错误的思想认识中解放出来。同时,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立足点,在实践的发展中进行理论创新,进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及规律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入穷途末路的前提下,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也已经无法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局面下逐步孕育成熟起来的。当然,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忽视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规律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方式和经营形式单一化等缺陷。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大体上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改良式的改革。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年);“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等认识阶段。可以说,认识上存在的障碍主要在于在人们头脑中尚残存着“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等观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80年代经历了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权分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到90年代初,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表明,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是无法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或者说,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在90年代初浮出水面。不仅如此,在80年代末叶,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分配制度改革、宏观调控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都走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和容纳这些方面的改革内容,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已经成为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实践形态,或者作为一种体制形态,都将呼之欲出。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3邓小平开创性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可谓一锤定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亘古未有的事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还必须在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操作模式,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描绘了到2000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体系开始形成。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拓展了公有制的涵义,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从12个方面论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局面是,一方面,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改革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现,如“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应对这些现实问题中逐步形成。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小康社会已初步经实现。根据90年代初的既定计划,到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显然,21世纪初应该将历史的走向定格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强调指出:目前的总体水平的小康只是总量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是低标准的不均衡的小康,要在2020年代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为此必须巩固已经初步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以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走向完善具有三个典型标志: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初步建成;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问题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从其孕育时期起就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直接应对时代课题的挑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1.关于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是在传统的经历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濒临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轫的。正如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通过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使之焕发活力,进而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其时代局限,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良式改革,来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80年代改革的历史进程说明,一方面,改革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改革虽然是在坚持计划经济前提下进行的,但改革的方向却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行进的,这可以从80年代依次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提法中看出来。因此,从改革的路径上看,其最终结果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从逻辑上看,改革开放之所以经历十几年的探索才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其原因是在理论上受传统观点的局限,即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具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等等。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回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时,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必须寻求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其他经济体制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了350多年,虽然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但其不失为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应该是可供我们选择的路径之一。当然,这需要在理论上突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制度属性的问题。所以,整个80年代的探索,我们有效地解决了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 2.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使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到议事日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给予了初步回答,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系统,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五个“子系统”构成,并且,这五个“子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进入90年代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其一,面对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严重发展的趋势。其二,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的局面。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3]21。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面对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深刻矛盾。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会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提出了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9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3.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根据预期目标,我国在2000年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问题给予回答。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五个“子系统”的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建设各领域的突出矛盾得到进一步缓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废除农业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新农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生机,通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不仅表现在对外贸易额度上,而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形成了“走出去”的战略格局。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新进展,在西部大开发兴起之际,又适时地展开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隆起”战略。可以说,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抓住了机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关节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不是匀速的线性运行过程,而是一个曲折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四个关节点。所谓关节点,是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事物的度的边缘,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临界点。 1.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孕育的前提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并且,这个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更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 2.十四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标志十四大之前虽然我国改革一直朝着扩大市场机制的方向行进,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共十四大首次提出的。为落实十四大精神,1992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表明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如果说中共十四大解决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具备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进行结合等问题,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由上述几个基本判断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建构阶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3.十六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完善的基础经过多方努力,到2000年,我国已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部署,既认真落实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对10年前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呼应。《决定》要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来统领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4.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大创新的里程碑如何定位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大问题。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使市场对资源配置从“基础性作用”跃升为“决定性作用”,这个转变对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共同完成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对于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改变,体现了我党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刻。说明只有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中央决心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因此,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减少政府参与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资源配置遵循市场机制的一般原则,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加速构建有效保护各类财产的公平法治环境、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准入壁垒,平等获得生产要素,保障投资自由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有机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正在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介环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走向科学、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实质也是一门历史科学。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者互动,定能开拓新境界,奏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丽乐章。 作者:庞增安单位:南通大学政治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煤炭企业市场经济论文 一、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现状 1.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到 位煤炭企业作为重要的能源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特点。纵观我国煤炭企业内部人员结构,大多存在着人员数量偏多、整体素质偏低等弊端。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开放,煤炭企业内部各种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使企业职工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改变,部分职工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促进煤炭企业长远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煤炭企业由于受职工人员数量偏多、职工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制约,导致部分职工在实践工作中仍无法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出现消极对待思想政治工作,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或故意疏远思想政治工作者等不良现象,片面的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写写文章、拍拍马屁,从而不能从内心深处去接受和支持思想政治工作。此外,还有一些职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既不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又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在工作中出现不支持、不配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片面的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忽视了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导致职工思想意识不高、理想信念不牢固,从而制约了煤炭企业的长远发展。 2.不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 很多煤炭企业领导虽然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认识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工作实践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却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落实,其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部分领导人员在思想政治工作开展过程中不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往往向职工宣传的是一套理论,自己做的却又是另一套理论,不能和职工一样遵守相同的企业制度,经常搞特殊主义,这不仅会严重削弱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而且会引起企业职工的不满、反感情绪,导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适得其反。其次,企业相关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不能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去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更不注重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与企业职工的实际需求进行有效的结合,而只是照本宣科,讲一些空洞的理论,致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一定的实用性和说服力,从而在抑制企业职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的同时,也致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变成一纸空文,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引导作用。 二、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方向 1.优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坚持“五个相结合”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步增多,煤炭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导致传统说教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煤炭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及时优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采取开放式、讨论式的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应当坚持“五个相结合”,切实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坚持灌输与疏导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在充分考虑企业职工接受能力的基础上,从企业职工的实际需要出发,抓住他们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在以说服教育为主、疏通他们思想的同时,能够及时向他们灌输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的思想理论知识。 第二,坚持模范和警戒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仅应当学会抓典型、树榜样,发挥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鼓舞企业职工精神,而且要能够对反面教材进行深刻剖析,给企业职工以教训,使职工明白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以避免类似错误的重复发生。但在进行批评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批评得当、一视同仁等原则,提高批评的艺术性。 第三,坚持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的结合。对于有思想问题的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但是对于部分屡教不改的职工,应当用严格的制度、条例等规章制度来约束其行为,达到教育的目的。 第四,坚持严格要求和热情关怀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既要要求企业职工严格遵循企业相关的规章制度,又要注重情感教育,主动关心企业职工的生活、工作情况,并尽可能的帮他们排忧解难,真心真意为他们谋利益。 第五,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开展工作中要严于律己、言行一致,从而在企业职工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企业职工的肯定和认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2.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突出其服务功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市场经济永恒不变的主题,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当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逐步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突出其服务功能,从而把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具体而言,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做起:第一,应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向企业职工灌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先进的思想理念,使企业职工在工作实践中能够以先进思想理念为方向,做到有章可循,自觉提高自身思想意识。第二,在工作中应做到少唱高调,多做与企业职工密切相关的实事,让企业职工能够充分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并将自己的才能充分运用到工作中去。比如: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主题教育的方式,帮助企业职工树立终身学习意识,鼓励他们通过自学考试、参加培训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养。第三,应当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通过建立明确的企业职业道德规范等方式,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职工的日常行为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消除企业职工在思想上的顾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做到理论实践相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有效只有依据客观实际才具有说服力,尤其,在新市场经济时代,煤炭企业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双重的竞争压力,因此,煤炭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取一席之地,就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能够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将思想政治共组的影响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做到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的有效结合。一般对于煤炭企业来说,将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运用到人事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是十分必要的。首先,煤炭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相对较为复杂,不仅会涉及到各种类型、不同层面的职工,而且需要处理各个职工在升迁、请假、辞职、退休以及薪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所遇到的问题,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因此,充分利用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人事工作管理中的优势和作用,恰当处理各个职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做到切实保障每一位职工的切身利益,不仅有助于企业职工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而且能够有效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其次,煤炭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是煤炭企业工作的重心,是煤炭企业需要常抓不懈的第一要务,而将思想政治工作运用到煤炭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定期向职工灌输安全生产意识,并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思想教育,强化职工安全生产意识,能够使企业职工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按照生产要求进行生产,自觉规范自己的生产行为,从而能够有效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职工和企业的利益。 三、结束语 煤炭企业的安全、稳健、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而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重大影响,而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煤炭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新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应当客观认识当前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现状,积极探索,不断优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从而使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最终实现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化发展。 作者:付永岗单位:山西省长治市潞安矿业集团社区 市场经济论文:服装模特市场经济论文 一、我国服装模特的发展现状 中国服装模特行业和国外模特行业相比,虽然兴起的时间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时装模特行业在我国的兴起,对当时整个服装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服装的款式从之前单纯的颜色搭配到现在各式各样的服饰创意,需要模特具备更加专业的知识。目前,我国模特职业基本分为三个类型: 1.职业模特。职业模特具备非常强的专业水平,管理规范化,是服装模特中最为规范的一种类型。职业模特在进行表演时,步伐、动作、神态以及韵味,直接关系到设计师的水平和表演的档次。 2.平面广告模特。平面广告模特主要涉及的是对一些商品品牌的广告宣传。专业的设计使模特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和韵味。从目前我国平面广告模特的发展状况来看,模特代替名人做广告将成为一个趋势。 3.成衣模特。成衣模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平民化,成衣模特最多的是橱窗模特,例如,在超市和商场等场所表演,起到一个商品的销售作用。从中国现阶段来看,模特行业已经不是单纯的走秀表演,也成为了很多商品的代言形式,模特促销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当中。 二、我国服装模特的发展趋势 (一)提高模特素质,迈向国际2002年,国家颁布了《服装模特职业技能标准(试行)》的条文。国家切实反映了模特现阶段的水平,对模特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职业标准客观地反映了现阶段模特业发展水平,对模特的知识水平和工作内容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把职业技能作为发展的优秀。模特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国内模特在内心修养和气质上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对我国模特各方面素质进行相应的提高,以适应行业的发展。中国服装模特尚没有真正走上国际舞台,根本原因是我国少有走上国际舞台的服装。但随着东方设计元素不断地多元化,未来模特行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的服饰文化对国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要归功于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推动和我国服饰的多元化。因此,我国服装模特在提高人员专业素质的同时,还要通过东方服饰的设计理念,设计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服装,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二)建立院校培养和公司运作机制,规范化发展学校通过和一些院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模特进行专业的培训,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表演训练和一些知识的相关学习,在培训中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通过进行培训来提升模特自身素质。提升该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使模特行业的发展更加稳健。同时对我国模特经纪公司的运作机制进行有效合理的整顿和规范,对公司的内部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和分配,让模特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快模特行业的发展。通过一些大型的选拔活动,对模特进行广泛的选拔,通过一些知名品牌产品使模特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走到国际的前端。相关部门还需要根据一定的情况对模特行业制定出一套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使经纪人、客户和模特三者之间形成遵守原则、规范市场运作的良好合作关系。 三、结语 服装模特选择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给很多模特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模特在对服装进行展示的同时,还需要提高心理素质和外在的素养。因为,模特很大程度上代表的不完全是模特自身的形象,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民族的形象。 作者:金润姬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建设工程市场经济论文 一、建设工程经济的发展现状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组成。而在最近几年中,建筑行业异军突起,成为了国民经济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建筑行业如果想完成一个工程项目,需要向社会投入巨大的资金消耗,其中包括了工程项目的投资费用、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原材料费用、经营中所使用的设备维护费用以及向国家交付的税金等,一时间,建筑行业已然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在房地产的开发方面,更是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因此,国家开始关注对建设工程经济的研究。建设工程项目的经济分析主要是指对工程的经济效果和投资所获得的效益进行合理的分析,对这些费用的成本进行研究,为建设工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提供一个理论上的依据。新时期的要求是建设工程经济必须要与市场经济相协调。 二、建设工程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1.建设工程经济能够迅速拉动市场的需求。建设工程经济拉动市场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了通过对国民基础设施的兴建,有助于引导大众的消费意向,通过拉动市场内需的方式来加强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同时,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还可以加强城市化的建设,让我们所在的城市更加朝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 2.建设工程经济能够有效带动周边行业的兴起。建设工程也属于服务产业的一种形式,它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由于它的涉及范围非常广,内容也十分复杂,就使得它的发展也和其他的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建材行业、冶金制造行业、水电行业等,因此建设工程经济的发展也能带动周边行业的兴起,如果这些行业的经济都能按照所期待的迅速发展,那么市场经济也会因为这些行业的发展而更加活跃。 3.建设工程经济维护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增长。良性的建设工程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市场经济,使整体的社会经济能够稳定的、良性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在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时,稳定的建设工程市场能够有效的吸引大批量的家庭资金,缓和和抵御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危机,使得被货币行业和金融行业扰乱的市场经济得到稳定,从而平衡了市场经济的动荡,维护了社会生产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 三、建设工程经济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缺乏环保节能的长期性战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故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过程中的环保措施要求也越来越高。建设工程经济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平衡之间有着很高的关联性,所以,建设工程经济开发的环保效力直接关系着整个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壮大。建设工程需要大量的林业资源、土地资源以及相关的能源作为支持,所以低碳建设、环保建设成为了建设工程经济能否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步调一致的关键,但目前我国的建设工程中,低碳建设和环保建设的比例相对较少,导致建设工程经济无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保持步调一致。 2.建设工程的同价值价格不一致造成市场经济的变化。“商品价格围绕实际价值上下波动”是市场经济建设中遵循各种市场规律的重要指导依据。目前,我国的建设工程中,价格逐年持续飙高成为了各地建设的主要发展趋势,也是民生问题中最为重要、最为普遍的问题之一。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的房价出现了价格过高等问题是由于人们的购买欲望普遍较大,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建筑企业的非法占地、炒房团的持续炒作所导致的,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果长此以往这样发展,将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比如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 四、建设工程经济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1.我国政府要对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进行合理控制。想要让建设工程经济能和目前的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的政府就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对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而这种宏观调控并不是降低房地产商品的价格,而是将房价调整得和市场价值相符合,在具体的调控过程中,应该避免房价出现过高或过低的现象,让价格和商品的价值始终保持着正常的波动范围。我国政府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进行合理的控制,并定期对建设工程经济进行评估和指导,保证建设工程经济能和市场协调发展,从而维护了市场的秩序。 2.加强对建设工程经济的金融监管。为了让建设工程经济能和市场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的政府还应该加强对建筑行业市场的金融监管,对整个建设项目,比如建筑工程的开发进程、贷款规模、还贷能力进行有效、科学地监督,推动建筑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严格控制建筑企业的借贷项目,让借贷业务能够正常运转,以此来促使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升级。另外,政府还可以大力发展银行的改革,有效规避建筑行业高风险借贷所带来的影响,降低金融风险。3.国家要采取激励政策,促进建设工程行业的经济转型。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一个道理:建设工程经济应该以市场经济为基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现如今,国家大力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市场经济也响应国家号召,以低碳环保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那么建筑行业也应该以这个目标作为发展的导向。国家可以激励建筑行业朝着低碳经济发展,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比如对环保型住宅建设进行优惠税收,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建筑行业开始经济转型。 五、结语 建设工程经济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健康、平稳发展也决定着市场经济能否合理运行。由此可见建设工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多么的重要。现如今,我国的建筑行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出现了无法和市场经济准则相适应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个情况,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建筑行业都应该积极想出应对的措施,加强对于建设施工工程的调控力度,让建设工程经济能和市场经济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作者:于召龙单位:内蒙古锐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经济论文:群众文化市场经济论文 1抓住机遇在新形势下利用优势发展自己 群文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注重发展自己的,就是在计划经济盛行时,一些有头脑、有魄力的群文工作者,就品尝了“|游泳”的滋味,除了自身的精神得到比喻之外,兜里也确实宽裕了不少。尽管只是少数人,可也在社会上“独领风骚”。当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大地时,这种遮遮掩掩半遮面便由“地下”转为公开,成为城市群文工作者所热衷的一项“副业”因为这顺民意、顺从潮流,群文工作者能从中得到实惠。所以,乐此不疲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这是他们自身优势所决定的。怎样才能使群文工作者在新形势下,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自己呢? 1.1要发挥群文工作者的“每个”优势:群文工作者大多数是专业人员几年十几年来学习、探索、积累工作经驳阵铺就了他们成功之路,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底蕴带动和影响了身边的一些人,形成一种“小文化天地”无形中就开展了群文工作者所承担的普及、辅导、创作的工作任务,为该地区文化繁荣做出了贡献。 如某市群众群众艺术馆文学创作辅导部主任是省内文明的文学工作者,他今几年不仅自己在创作上硕果累累,在他身旁还聚集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用自身的优势影响着周围的人,这些人中有许多在省内外刊物发表作品获得奖,成为该市的文学队伍骨干;还有几位文艺工作者到外搞“副业”,几年来经他们调教出来的学生有的出了国,还有的成了国家、省的名人名角,有的得了大奖。这群文工作者,在造就人才、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的同时,自己的经济收入也不菲。即出了名,有得了利,尤其在偷申上更加充实了,充分显示了自身的优势。如果引导得好,那么无数个“每个”的热量同时释放足以整个社会的群众文化工作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2要发扬群文工作者的整体优势。作为群文工作者,更多地应该为该地区文化繁荣和经济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政治安定、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和促进。也就是说我们每个群文工作这者担负的担子并不轻松。如何才能发挥群文工作者的整体优势为经济建谓切良务呢? 首先应该有个好的带头人。群雁高飞头雁领嘛。所谓的好带头人就是一心朴实地抓好工作,兢兢业业的做事,实实在在地为人,能多方面的调动属下的积极性,才把许多个优势集中起来,形成一种合力,一定会开创出一种崭新的文化氛围。其次是多采取以些有益的群文工作形式。一些非群文部门都能开办舞蹈班、书画班、声乐班、武术班学校等,而做为独特优势的艺术馆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让自己许多台柱子、业务尖子出去打工挣外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即压抑了群文工作者的积极性,有阻碍了群文工作的开展,于国、于民、于己都无益处。三是应该多组织开展有益于群众健康的文化活动。白山是较为闭塞的山城,娱乐场所和能供群众消遣的地方有限,如果文化部门隔三差五地组织开展以下文化活动,大、中、小型结合得力,还是有许都人光顾的,当然这并非是文化传播的唯一渠道。前些年我们搞了书场、茶社,听众看客还是不少的,群众反映也不错,可惜没能坚持下来。如果艺术馆(文化馆)所潜在的能量都发挥出来,群文工作者的优势全部释放到社会,地域性的群文工作一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2转换机制投身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旧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式的需要,过去的老套子、老思路也偏离当今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所以群文工作者的机制急需变革,那种“干不干一样,走和跑都行”的大锅饭形式,那种“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的非牛非马的风气都严重影响了群文工作的发展,机制转变势在必行。国家有产品质量法、企业厂长完不成任务要受处分、辞职,而群文工作国家恐怕还没有什么法要求该地域在一定时间内群文工作达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化是随着当地的政治气候、经济动态而发展变化的,若想全身投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就必须适应形式的需要,必须转犊呻七制,必须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2.1选有新概念、心思维的领导人单位一把手。一个单位的工作成绩如何,首先要看该单位的领导水平如何,没听说哪个单位的领导天天打麻将喝酒泡舞厅,他单位的工作比别的单位搞得好,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感觉颇有嚼头“:一只狼率领的羊群往往比一只羊率领的狼群更可怕”,从中不难看出领导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单位的力量再强,却劲用不到一起,心想不到一块儿,一盘散沙,这个单位的工作怎么会搞好呢? 2.2增强群文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尽管不再坚持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条件下的条条框框,但对人民、对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削弱,虽然一天到晚不干活照样会得到工资,如果有一天自负盈亏自食其力,仅凭点老资历恐怕不行,仅凭点小聪明恐怕不行,仅凭点亲戚关系恐怕不行。要自立自强。在新形势下学会“游泳”,把付人民和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原有基础上加深加强,不仅能使自己心旷神怡,更主要的是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2.3调动群文工作者的积极性。过去由种种原因,群众工作者的积极性一度受到压抑,英雄无用武之地,有的只好偷偷摸摸搞点“计划外经济”来充实自己生活,有的因此受到批评和处分。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政策极为宽松,这给我们群文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有能力尽管使,有特长尽管发挥,不再打棍子戴帽子。领导应该把握契机,充实和完善群文工作队伍,利用广大工作者的个人优势和集体优势,因势利导,把本地域的群众文化工作做得更好,使群文工作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作者:霍红单位:吉林省通化县文化馆 市场经济论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场经济论文 一、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首先,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基本确立。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合寨大队果作村、罗城县冲湾村诞生了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雏形。1982年12月,国家将村民委员会写进了新宪法的第一百一十一条,村民委员会第一次在中国以宪法的形式被规定下来。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通知》中,对建立村委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开始起草于1984年,并在1987年的六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最终于1988年6月1日开始生效,在全国范围内试行。从1989年9月开始,村民自治的法律规范进一步具体化:先后有25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有6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1989—1998年村民自治始终处于试行阶段。直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村民自治试行进入尾声,从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立法修订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是1998年4月。同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日公布了由国家主席签署的第9号国家主席令,并于公布之日起生效。2010年10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其次,纵观全国各省,村民自治组织普遍建立,村级各项规章制度也更健全,并且创造出许多可在全国推广的典型经验。在民主管理方式方面,如山东省莱西市的“莱西经验”,也就是莱西村级组织建设“三配套”经验,即以党组织建设为优秀,搞好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搞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民主监督制度方面,如河北省藁城市实行于1989年的“八公开一参与一监督”制度。 (二)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村民自治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不可否认现实中还存在突出的问题,广东乌坎事件就是一个集中的反映。剖析乌坎事件,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中带有共性的基本矛盾。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民主素质等各方面的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其整体素质仍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既有的民主素质距离实现村民自治还存在差距。村民民主意识淡薄,在缺乏民主监督和有效协商的前提下,村务管理存在专断、专制等违反民主精神的做法。村民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并不仅仅是意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它反映出村民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的发挥。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体现的是农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水平。民主意识与管理社会的能力互为表里,民主精神与社会治理方式内在统一。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民主意识与民主精神淡薄的根源,应深入到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问题之中,研究它的物质根源。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培养村民民主意识过程中的作用 农村经济与村民自治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村民选举的民主程度、村务决策的民主程度以及民主管理和监督的程度都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而村民自治的发展水平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高水平的村民自治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推进的作用。总之,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村民自治运转的健康状况休戚相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村民主体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公民主体精神的培养和形成。在市场经济中,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或销售者都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平等自愿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策略一般不直接干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由企业按照自己的营业目标,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和市场的供求情况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决策有助于培养具有自主性的人格主体,而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人正是民主发展所需要的,正是村民自治得以开展的前提。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才将在村务治理中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以及相互之间法权关系,能积极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的权利,从而对专断和专制形成制约。反观乌坎事件,在乌坎村土地转让或买卖的事情上,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乌坎村村民理应有知情权、谈判权和议价权。但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个体精神和平等原则还没能被大部分村民所熟知,村民对自己的权利不明晰、不坚定,直到村里大量土地被转卖后才“幡然醒悟”,去找村干部理论,以极端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村民形成法权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固有地域的界限,它的开放性使人从狭隘的地域中走出来,使人成为具有开阔视野的人。因为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表明市场并不是封闭的,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世界环境之下,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视野都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在村民自治中,村民对自身、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就有了更加全面的本质的认识,这些都有利于村民政治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村民知政、议政和参政。反观乌坎村,村民之所以一开始没能制止村干部私下转卖村里土地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确集体与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乌坎村的村民一致认为,村干部作为村民代表有权利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务。而且,没能正确认识自己与村干部在土地产权归属中所充当的角色。一旦产权模糊,就很容易出现侵权行为,买卖双方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正常开展。在乌坎事件中,村干部未经村民的许可就私下转卖村里的土地,最终引起了公愤,引发了冲突。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再次对该法进行了修订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当时农村改革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励村民培养民主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能使人告别惰性心理,成为具有奋发进取精神的人,因为一旦懒惰且逡逾不前就会被同一领域的竞争对手乘虚而入,踢出交易市场。具有积极进取和奋发向前精神的人,是任何性质的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人民群众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从而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能够造就村民的管理能力,为他们参与国家和村级事务管理创造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国,农民孱弱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堪一击”。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难题归根到底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充分发挥农民、农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使其成为法权的主体。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稳步前进,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三、合作化经营与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一)传统家庭式经营的弊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家庭式经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传统家庭经营囿于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还未根本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农民商品经济观念淡薄,协作式生产尚未充分发育,市场信息不畅,农民很难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生产处于盲目状态,传统的家庭式经营与市场经济已格格不入。传统家庭式经营存在的弊端,在2009年开始的农产品的接力涨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等网络流行词也在当时“风靡一时”。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表面上看是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实则却是产销严重脱节带来的必然结果。广大农民总是处于农产品供需链条的最底端,由于他们仍实行传统的家庭式经营模式,很难及时获得准确的需求信息和科学的分析指导,只是凭借经验和不完整的信息碎片,决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这种粗放的决策系统很容易导致“行情好时一哄而上,行情差时一哄而下”的局面,由此农产品频现“过山车”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看来,要改变目前农村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首要解决的就是发展规模经济,提高农民的定价、议价地位,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针对此情况,最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就是转变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变传统的家庭式经营为合作经济,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二)综合农协在解决村民自治困境中的作用 纵观全国,已经有诸多地区成立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逐渐显现出它在增强农民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大背景之下,合作经济是经济领域中的主流模式。只有合作经济才更具竞争力。特别是在农村,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很差,只有走合作化经济道路,才能及时了解市场行情,依据市场来决定农产品的生产情况。“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联结土地与市场的纽带;是联结政府与农民的桥梁;是链结和组织松散农户的链条。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民利益越能得到保护,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越强,产业结构调整越能合理化,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越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城乡一体化,能培育壮大工业,促进农业工业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民组织形式创新,能促进农村和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村民自治问题究其根本就是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经济基础问题,调动一切力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为村民自治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我国在这一问题解决方式上的勇敢探索。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山西蒲韩乡村效仿东亚地区,并结合地方特点探索出来的蒲韩乡村的综合农协。 综合农协20世纪诞生于日本,进而迅速推广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其他地区,是集购销、信用、加工商业、农技推广、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等为一体的多类型综合服务的基层农民组织。综合农协的基本成员由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组成,它的地域覆盖到乡镇,最重要的是它具有改善农村经济萧条现状的运行基础———互助合作。虽然东亚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在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较之于欧美大农户组织专业农协私法社团的经验更适合中国。实践出真知,综合农协在山西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为拥有大宗农产品运销、有机农业种植和技术推广、农资购买和消费品购销、手工艺品生产与销售、信用合作,以及老年服务、健康服务、垃圾处理、社区教育、农耕文化等多种功能齐备的综合性的“三农”协会。这个协会做到了农民共富、利益共享、城乡合作、社区稳定有序,而这正是我国破解“三农”难题所期望的主要目标。 综合农协之所以能极大地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由于在综合农协中,农民都处在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关系网络中。这样一种农协治理结构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以相当低的决策成本实现了以自愿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另外,由于农协处于乡镇社区,与村委会不在一个层次,与几十个村的村委打交道,东方不亮西方还亮,在竞争性的农协社区组织工作中,找到了一种能够化解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并得到乡、县两级政府支持的机制。如果将综合农协模式推广到广东乌坎,那么乌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避免。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出现困境,主要就是因为农民民主精神的缺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更好地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而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农协可谓“当仁不让”。 当然,除了通过综合农协大力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外,还要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改革农村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加大对村民进行教育培训的力度。作为国家,应增加资金等投入,大力推进“送书下乡”“宽带下乡”等工程,逐渐使村民认识到争取、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从而为村民自治筑起一道坚固的监督之墙。另一方面,理顺宗族势力、“大姓”家族与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政府,应适时采取法律、行政等手段摆脱宗族势力与“大姓”家族的操纵,并完善相关法律,明确“两委”关系与职责权限。对此,黄海说:“两者的部分内容交错重叠是造成两委职权冲突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才是解决两委紧张关系的治本之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旨在用程序保障村民自治,即实行细致而又公正的民主程序。 四、总结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多数。如果不解决好农民问题,社会不安定的风险就更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会遥遥无期。因而,国家将“三农”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农村工作的良好开展需要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作为保障。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农村工作的顺利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民主精神的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开展可以提高农民的民主精神,而推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实行合作式经营,综合农协便是一剂良药。 作者:阴琼琼刘伟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企业网络营销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中贸易公司的网络营销分析 网络营销主要借助网络的推广方式进行,因此与传统4P营销策略有所区别,其主要集中在网站的建设,推广以及对营销方式的选择上,但也具有共通点,主要体现策略的运用上。 (一)网站的建设和推广方面 首先在需要明确通过网站建设想要达到的贸易目的是什么,根据这点来对网站进行设计和功能归类。其次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分析,消费者通过网站查询最想得到哪些信息或是怎样能吸引消费者,所以需要专业的网站设计团队来操作。再次是设立比较快捷和方便的搜索引擎,以及让消费者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订阅关于本贸易公司最新的信息动态,包括新产品的,价格的调整等信息。最后是网站的技术支撑以及网页内容的编排,这也属于网络营销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一旦网站受到其他人恶意的干扰或是出现其他问题,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公司的印象,而且网站内容一目了然,有重点有突出,也是提高贸易销量的有用措施。对于网站的推广方面,它是网络营销的基础,也是被更多人知晓和了解的方式,一般比较常见的推广方式就是网站之间的互相链接或是在知名网站上打广告,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知道有这么一家经营贸易方面的公司。再就是网站排名和品牌推广的方式,现阶段的消费者都十分认可公司的口碑和品牌形象,因此从事网络营销的贸易公司就需要提高自己公司的网站排名,让消费者在进行寻找相关信息时能发现还有这家公司,从而会有兴趣去了解。同理品牌推广的方式也是一样,主要目的是要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公司形象。最后是网络营销的日常维护,比如定期的更新网页信息和定期对网站进行维护,以保障网络营销的正常开展。 (二)贸易网络营销的方式分析 虽然网络营销属于新型的营销方式,但是在营销的过程中还是需要结合传统的营销方式,且结合贸易公司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盲目的跟风,因此就面临着具体营销方式的选择问题,一般而言采用的是网络推广方式,但经营贸易的公司还是以B2B方式为主。大多数贸易公司都会选择B2B为主要的网络营销方式,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有很多的成功先例,比如阿里巴巴,而且是因为B2B具有网络营销的整一套流程,并发展的越来越完善,因此本文也将具体介绍B2B的网络营销流程。首先是对贸易公司的信息宣传,包括向贸易公司介绍投资商或是客户源等信息,其次在网络营销过程中的发货、收货以及材料的采购等方面都会有电子信息记录,能随时查询到货物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再次是支付方式可以在网上通过金融中介实现付款,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最后是售后服务方面,进行网络营销必然有网络形式的售后,消费者只需要将自己的问题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咨询,也可以得到满意的回复。 (三)贸易网络营销的策略分析 同传统营销方式一样,网络营销也有其产品,价格,宣传以及渠道的策略,比如产品的优化策略,主要体现在比较知名的网站中进行推广的策略,还有在产品策略中也会结合产品层次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价格方面也有低价和捆绑等策略。 二、贸易网络营销需掌握的技巧和注意的问题 虽然网络的发展给网络营销的发展提供了很广阔的前景,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需注意的问题,从而能为贸易网络营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是需掌握的技巧方面,首先是搜索引擎中的关键字,因为人们一般习惯性使用靠关键字来寻找相关产品,因此网页中产品的关键字要尽量贴合大众的选择趋势来定。其次是产品展示的角度和所传达的信息,人们一般都相信自己眼睛能看见的实物,所以网站上的照片要真实和全方位的展示产品。最后是消费者在网站上进行咨询时如何有效地获取消费者的信息和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要依靠沟通技巧,给消费者留下值得信任的印象,才能实现销售。二是需要注重的问题,包括贸易中的法律法规,信息技术水平,因为在网络营销中会存在较大的风险,比如信息和信用风险,所以信息技术水平为信息的传输能供保障性,而熟悉贸易中的法律法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在贸易网络营销中的损失。除此之外需要注重对员工的网络营销意识和人才的培养,以便于从事网络营销的人员不仅具备良好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而且还能具备金融贸易,物流管理以及网络营销的流程和策略,这将有助于贸易网络营销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对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网络营销进行了分析,以外贸公司为对象,从网站的建设和推广方面,贸易网络营销的方式以及策略展开了探讨,并认贸易公司在网络营销中如果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注重一些问题能进一步促进网络营销的顺利进行。 作者:刘子宽单位:周口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图书馆事业市场经济论文 1、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1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要求图书馆进行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已经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重任。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本身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民族素质的高低和经济发展后备力量的强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人才市场的完善,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大量出现,这些为图书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对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作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工作,也必然要走入市场、面对市场,因此必然会面临大量的机遇和挑战。 1.2信息化有利于图书馆自身优势的发挥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含量大,传播速度快,但信息本身的传播渠道、方式、来源也错综复杂。从中选择所需信息,并非每个用户都能够了解和掌握,图书馆却在这一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图书馆拥有海量信息资源、专业的员工、独特的信息处理途径,有利于对信息的筛选、组织、加工。通过数字化,可以有效推进图书馆信息化建设。1992年,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形成热潮。受其影响,数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革命性变化,它“能在网络环境下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信息,使广大读者用户像访问本地图书馆一样去联机访问网上的其他图书馆”,由此“图书馆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借助高科技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数字化、信息化、虚拟化、网络化、全球化已经成为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主方向,图书馆必然将工作重点从馆藏文献的加工管理转变到数字化信息建设上来。 1.3市场经济为图书馆效益化提供了机遇 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图书馆的兴起,推行图书馆效益化,必将改变图书馆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继而引发和带动图书馆结构的变革。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将图书馆列入第三类产业。由此图书馆从单纯的事业单位,过渡为拥有资本、可以实现自我生产、参与市场竞争并独立发展的产业。追求效益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需要,图书馆产业化有困难,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产业化的图书馆应具有社会公益职能和产业经营活动的双重身份,在产业化的初始阶段开始某些领域的“有偿服务”以验证产业化的可行性程度及弥补财政之不足,同时举办图书馆产业化实体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信息服务功能引导至平衡发展,最后发展为“股份集团”的产业化模式。 1.4国家政策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 国家相关的图书馆政策,从内容上包括文献资源、拨款、读者服务、有偿服务、技术与设备现代化、教育、人才管理、科研、国际交流、未来发展等方面,保障了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制定一部图书馆法,这是决定图书馆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一些文件、政策的出台,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1980年,图书馆事业被纳入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图书馆兴起了研究和制定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热潮。“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维度规划公共文化建设,因而图书馆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好这一发展环境。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图书馆开设政府信息查询服务。图书馆将成为获取政府信息最为重要的渠道,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成为公共图书馆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有效切入点。电子政务环境下,图书馆应研究如何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中国图书馆学会“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全方位、系统地提出了总目标,构建服务社会、惠及全民的图书馆体系;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图书馆事业法治化进程,提升图书馆社会价值;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图书馆事业持续协调发展。 2、图书馆发展要融入市场 2.1图书馆融入市场是时代的要求 市场经济下,图书馆面临着“一馆两业”的局面:既是事业型单位,也面临着产业化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对图书馆事业造成巨大冲击。此后,在各种考验面前,图书馆频繁改革。竞争机制迫使图书馆变“藏”为“用”,只有动起来,才有生存、发展的希望。图书馆历来都是依靠财政拨款而生存的公益性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很多固有的矛盾,其服务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种种困境迫使图书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各种问题,以市场供求双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须适应环境,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努力争取经济利益。引进适应市场需求的资源,寻找市场经济下的新型服务领域,如分级服务、举办教育活动等;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应向市场看齐,将薪酬市场化。 2.2追求效益是图书馆融入市场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较为有效的经济方式。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关于“图书馆产业化”的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产业论被现实否定了”。图书馆的公益福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向产业经营性转变,将以市场为导向,将图书馆信息服务产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诸多环节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并计算其投入产出,提高图书馆投资的经济效益的一体化经营过程。[7]过去重建设、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的管理模式,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图书馆追求效益与其他生产部门明显不同,它以社会效益为主,以经济效益为辅。经济效益以各种数量指标衡量,其表现形式较为显著;然而社会效益尚缺乏有效的评估量化体系。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投入产出比”的评估体系,是重要突破口,也是图书馆面临的一项新工程。 3、图书馆的创新之路 3.1转变管理模式,实行战备管理和制度创新 图书馆战备管理,指通过改变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人力资源配置及信息服务手段,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整体战备的宏观布局,需要业务战略的过程实现,而业务战略重点要从读者需要和服务方式方面予以分析。此外,职能战略在图书馆战略管理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好其职能将大大提升图书馆创新的效率、增进图书馆创新的质量。市场经济中的图书馆,不再固守着传统的管理模式,而是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图书馆除在信息知识经济环境下,不断开展馆际合作并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外,还要在资源专业化、特色化上加大建设力度。最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应该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用户为中心的高效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运作体系,唯有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封闭落后的状态。 3.2服务创新是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服务创新是图书馆发展的优秀业务。图书馆应从自身寻求读者需要和从社会寻求图书馆的服务定位。运用系统软件对读者需求进行全面评测、分析,通过软件采集、调查表、读者信箱、微博等手段,第一时间获取需求信息,据此采取相应策略。这一形式较为传统,且时间跨度大,很难形成连续性,因而更有必要坚持。如何从社会获取读者需求是个综合工程,需要大量的横向比较,需要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纵向的前瞻探索。图书馆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始终跟在社会发展的步伐后面,这种状况尚有改进的空间。上述供给什么服务,以及需要什么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落实到实处,从服务内容、方式、手段角度看,就要有针对性。“图书馆的服务重心要从提供一般的纸质文献服务向咨询服务转移,图书馆的重心不是阵地服务,而是要学会打理和优化知识”。无论是纸质资源,抑或是电子资源,要走数字化之路;同时,整合系统的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原有的单一的借阅功能,应向利用网络平台提供各种数据库、知识库及在线或离线信息服务转变。创新型图书馆,可以大胆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新的服务思想理念下,不断扩大、丰富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方式、服务的品种。 3.3将信息化放在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要位置 图书馆信息加工和开发,总是围绕着信息资源的整合,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服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图书馆为解决信息量剧增、为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与图书馆对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作出的选择。通过组织本馆资源、外来资源及网络资源,建立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体系,提供大规模、分布广的知识中心;强化网络中心联合服务功能,弥补单一图书馆信息相对较少的不足。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息,图书馆只有充分开发信息资源,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当前,信息同能源、物资一样,成为三大资源之一。整合适合不同专业、不同领域需要的信息资源,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作者:王建国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高校外事工作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高校外事工作面临新形势 1.管理与教学理念的冲击。 计划经济时期,外事部门往往把本部门的职责简单地理解为安排外国专家工作,并没有真正地对外国专家进行有效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参与了国际化合作与竞争,要在合作与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势必要在充分发扬本国传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思想,使各方面的服务和管理行为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通行惯例。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是我国高校借力转型的时期。高校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利条件改善办学环境,扩大办学规模,吸收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与其他部门协调合作,共同提高引进外国专家的教学效益和科研效益,将会是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 2.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市场化改革中,各个公办高校的经费存在差异,如何分配使用外事经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外事工作的进程。外事工作中的留学生招生、学生跨文化交流、汉语国际推广和选拔师生出国培训都需要经费支持,并且很难短期内见到经济效益,这些工作开展的意义更重在其社会价值。如果高校对此工作投入不足,而高校外事部门又没有另外资金来源,则很难收获长远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也体现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融入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后,优秀教师和学者跨地区甚至跨国流动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发达地区乃至发达国家的高校往往能为外国专家提供更好的福利和发展机遇,因而其所聘外国专家人数和学历层次相对而言更为理想。欠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国家的高校,要成功引进符合自身需要的优秀外国专家就相对有一定难度。 3.涉外需求的新变化。 以往的高校外事工作主要有引进外国专家、公派出国访问进修以及外事接待等三个方面,所引进的外国专家绝大多数是外国语言类专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校学科建设日趋完善,科研方面也积极对接国际主流,高校对非语言类专业外国专家、外国短期访问学者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鼓励我国高校创设优秀学科面向世界开展交流,支持高校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这就要求高校外事部门配合高校教学科研建设,做好与国际学术机构等组织的必要沟通联络工作,乃至组织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吸引并招收留学生、协助孔子学院等开展汉语教育的国际推广都已经成为高校外事部门日趋频繁的工作内容。 二.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外事工作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涉外性。高校外事工作不可避免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敏感的政治性。同时,高校外事工作作为学校总体工作的一个部分,其内容、对象及必须达到的目标又有其特殊性。外事工作不讲原则不行,没有一定的灵活性也不行。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应该兼而有之,不可偏废。外事工作的原则性是由外事工作特殊的政策性和严肃性决定的。当然,坚持原则不是搞封闭政策,不是排斥外国专家、对他们加以限制。要依靠其他部门的共同协作,采取多种形式,主要是通过结合教学、科研活动,进行面对面的宣传。高校外事工作人员在引进外国专家等一系列高校外事工作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外事纪律教育。在我国任教的外国专家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执行所在高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我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外教人员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不允许有任何传教活动;等等。高等院校外事工作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力求灵活、机智,游刃有余。由于高校外事工作的直接对象是外国专家,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中国任教,语言不通,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也很有限,因此往往有一种孤独感、被隔离感。高校外事工作人员要主动为他们搞好协调、做好服务工作,对他们生活给予必要的关怀和照顾,尽量安排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其身心愉快,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2.优越性与不足性共存。 高校的外事工作是由基层的部门来完成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加之高校办学财、物条件有限,很难专为外事工作投入过多的财力和人力,这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高校因为具有人才知识、图书资料的优越性,为外事工作创造了可以加大发展的好条件。只要加强组织领导,扬长避短,高校在外事工作就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高等学校是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集中了一批文化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人才。外语是高等学校必修的一门课程,外语力量相对集中,不仅为本校的外事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高校也能组织力量,为对外宣传提供可靠稳定的人才保证。特别是在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高校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高校外事工作要鼓励高校的外语人才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多翻译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料,通过为社会上的涉外部门提供咨询或办培训班等形式,为社会培训外语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高校的外事工作必须走入市场,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高校外事工作存在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相对缺乏、工作任务相对繁重以及外事工作人员素质亟待提高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各高校对外事工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投入更多的财力用于外事工作的硬件建设。同时,高校外事工作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外事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3.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 高等学校的外事工作必须开阔视野,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工作。高校外事工作牵涉面广、内容繁多、任务相对较重,涉外对象包括外事服务人员、教职员工以及大量的学生等,涉及外办、保卫、教务、聘请单位、总务等部门,是学校的一个配套服务工程。高校外事工作既要根据教学要求,不断调整聘请外教的专业结构,科学合理地使用外教,又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同时,还要选派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人才出国学习,这是高校外事工作全面性的集中体现。高校外事工作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是加强对外教的教学和生活管理,我们称之为单一性。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是当前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既要协助教学部门抓好外国专家的聘请,又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外教人员的生活管理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制定完善的外教人员教学、生活管理制度,规范其教学行为,切实为他们在中国生活排忧解难,使其安心执教。外事工作的全面性与单一性的统一,除了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外教人员的严格管理之外,还必须经常强化效益意识,即聘请外教人员的效益。要用有限的经费聘请我们急需的高水平的外教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我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和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管理,管理出成绩,管理出效益,这就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把握好以上新特点,在对外国专家的管理上要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放手的原则;外事和教学部门要敢管、敢抓、善管、善抓,互相结合,协调一致;在教学科研上要发挥外国专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胆使用,通过一定的途径对他们的教学、科研进行检查评比,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这样,高校的外事工作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程红英崔瑛琼单位:南昌师范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农业科研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科研单位会计工作面临的全新形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起了农业科研经济管理工作的重大变革,经济活动的内容也更为的多样化。农业科研单位为了能够更好的和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谋得更好的自我发展,进行不断的改革是必然的形式,农业科研单位不断加快科技的开发研究力度,借助科技和经济的良好融合,碰撞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自我的发展潜力。因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活动的巨大的革新,对于会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一)会计管理运行模式的转变 会计从业工作人员需要将事后核算的工作形式转变成用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优秀的管理型理念,重点突出效益观点、竞争观点、信息观点、资金时间价值观点以及市场观点等等。现如今会计工作单纯的是围绕着事业费、科研课题做核算,已经不能够和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未来的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核算和管理工作必然会朝着多样化、整体性的发展方向发展,科技开发经营也将成为管理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但是这方面也正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并且现在实行的会计制度之中也没有设立各项相关的科技经营会计研究项目,所以需要尽快的设计订立与科研经营特色相适应的科研会计制度,明确科研会计的各项组成要素和主要的核算内容。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研运行机制的转变而不断的强化资产经营的核算,在资产负债的双向运行模式中,会计核算需要为农业科研经营决定供应各种分析方式,对资金负债形式、损益和各个投资方分析测算资金代价做核算,对资金的运用前景做预测。 (二)会计管理职能的不断延伸 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从之前的单纯重视反映、把控,到如今已经延展到了事前预测、事中把控以及事后的考评这样一个完整的评价过程。简单的说也就是财务管理工作已经加入到经济决策的范畴之内。 (三)对会计人员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会计工作的主体也就是会计工作人员,在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的业务操作能力,在做好核算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入更多的精力到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需要学会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不但的促进各种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 二、市场经济调价下农业科研单位对会计人员的要求 (一)建立和国际要求相适应的开放型会计信息体系 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报表信息,在国际化范围之内,规范化是全球会计工作人员不断努力追寻的方向。农业科研单位和外界科研单位合作力度的不断加强,各项联合生产开发、入股经营以及外资注入程度的加深,国内的资金与国外的资本流进农业科研单位的数量会不断增多,而农业科研单位本身的资金也会向外部市场不断流出、为了能够和外部利益集团以及工作人员的需求想满足。清楚的了解了解农业科研单位财务情况和实际的经营效果,有助于国家和有关单位开展切实有效的管理监督和信贷决定,投资人员同样需要开展各种联营投资计划,因此农业科研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需要依照我国制定的会计准则规范做会计的核算工作,有效提升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同样会计报表也需要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资金情形的变动表当成是主要的报表,组建其与国际会计要求相适应的会计信息体系,更加深入的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程。 (二)会计单位要做好本单位资金决策的帮手 现如今的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的成果、技术转化成实体经济模式,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资金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下,科研的发展速度也被严重滞后,会计单位需要积极的研究和开发科学、有效与合理的内容融资方式,为各个决策单位供应有效、多样的决策参照,充分的为农业科研单位集合各项建设资金、完善资金组成结构、有效提升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的不断发展贡献好的决策意见。除此之外,会计工作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其伟内部激励方式的完善与约束机制的强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在和国家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条件的遵循情况西,需要为本单位找寻利润最大化的分配方案,更加深入的落实分解各项工作,推动内部承担经济责任体制,为友好实现目标利润分配工作出谋划策。 (三)会计工作人员要有更高的素质 会计工作人员不但需要熟练的掌握记账、算账等基本的会计业务操作方式,同样还需要了解各项基础的农业科技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的各项法规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同样需要了解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求的各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等等,简单的说就是会计工作人员需要是一个一专多能的管理人才。 三、结束语 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审计工作制度的建设,确保科技事业稳定有序发展。总而言之,农业科研单位转变运行机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客观要求,会计工作对农业科研单位建设其一个全新的工作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若瑛单位: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环境背景下高职思想教育工作的功能作用 (一)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导向性功能 人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行为价值判断的选择都会依靠自己坚持的思想价值体系来认定和评判,而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是青少年时期,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高职院校教学任务的重点,善于引导学生在追求奋斗目标的同时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具备区分是非曲直以及能够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面对社会各种经济以及权力诱惑的同时,要做到用正规渠道获取,要有良好的自控力,高职院校需要向学生开展社会不良风尚的教育课程,让学生能够从主观意识层面牢记社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种良好的环境铺垫作用,而高职院校的教育方针和内容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发展水平进行不断的创新和更改,要能够从根本上去引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性作用 高职院校为社会所创造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了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其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技能的操练,让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技术需要。在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层面的教学指导任务中,应该向学生推崇职业道德教育以及职业素养要求的教学任务,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观以及劳动观教育。思想决定行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改变会影响其对事物的行为反应。 (三)增强学生自我赏识的主观能动性功能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以及家庭压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心理落差度比较高,与普通大学的学生相比心理问题较多,其原因在于很多的学生走进高职的校门处于一种被动感,其中成绩不理想、厌学应付父母的学生占大多比重,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是处于一种享乐的状态,整体抱着混日子混时间的心态,浑浑噩噩的扎堆玩耍,这种现状也是高职院校整体学生素质教育能力的得不到较大进步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导致自卑感较强,使得在自我赏识层面处于一种低级的状态,这就会对学生进入职业生涯的人际交往活动产生十分不利的因素。对未来生活也缺乏奋斗目标。所以高职院校需要针对其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在思想教育学习中提高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学会提升自我赏识,优化心理素质,在增强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注重人格自我魅力的培养,能够更好的完善学生自我思想观念体系。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行有效的改善十分的重要,要从根本上认知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在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应该如何借鉴和变革,从而谋求到适合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对策,提高高职院校的整体思想文化水平,为创建优质校园文化气息而努力奋斗。 作者:胡平 刘鹏程 单位: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经济论文:商业文化市场经济论文 一、商业文化由商业行业向全社会扩展,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文化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优秀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乳交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优秀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内核。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基本内容里,商业文化的价值成为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商业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商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友善态度”,要求一切商业活动均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敬业是对所有商人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商人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更是我国千百年商业活动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是现代商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当今我国社会最高层面,最有中华民族底蕴的文化成果。商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全社会最优秀的商业道德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商业活动中所培育出来的优秀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有了充分体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商业文化正在一步步生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王作言 吴兴杰
市场经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存在着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一般的规定性来看,所谓国有经济,就是由国家(政府)通过赎买、投资等一定的方式形成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形式。就国有经济的形成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采取赎买甚至没收的方式把私人经济转变为国有经济,而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形成的,这不仅包括国有独资企业,而且也包括国家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部分。国有经济在产权制度上的基本规定是国家拥有决定权。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包括的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总和,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一般可划分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等。国有经济最基本的规定是所有权为国家拥有,在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国有经济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形式,与其他的经济形式并存,进行经济活动并发挥作用。在我国经济中,从社会性质上看,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实体形式是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控股和参股的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微观经济组织。虽然国有经济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地位、效率以及矛盾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 市场经济研究: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优秀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 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 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和谐的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竞争的属性,也应有和谐的属性,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和谐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转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优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优秀,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研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优秀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安·麦迪森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曾经历过三个最成功的时期,它分别为: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黄金时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时期(1973~1998年)。这三个时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则是黄金时期(1950~1973年),而这正是发达各国在实践中主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时期。麦迪森的这个研究分析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至少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从经济增长维度来判断,最能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不仅考察经济增长问题,而且考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情况,那么很明显,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推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说,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结果来看,其带来的问题则更多。有人认为,波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转型国家,但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轻率结论。波兰政府副总理、总统经济顾问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是这样回应这个问题的:“转型国家再也不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路;波兰的成功来自于抛弃了休克疗法,而非相反;毫无疑问,‘休克疗法’这一政策失败了,而且,依据‘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的思维与行动,导致了生产的大幅滑坡,‘休克疗法’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承担责任。”可见,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指望它会自动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而必须有相应的机制、规则来约束它。“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具体地加以评价。对其非科学的内容进行批判,警惕它所设下的意识形态陷阱;对其带科学性的合理成分则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鉴。任何西方现存的理论和模式都不能直接为中国提供现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论和模式都将会对我国的改革有所启发。 市场经济研究: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对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要重新建立劳动者对劳动的支配权利和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利和占有权利,恢复劳动者的自主地位;二是民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历史前提。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要求发展商品经济,那么就内在地决定了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基础,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民有经济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基础的民有经济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并不是笼统意义的民有经济,而是具有资本和劳动相联合为特征的民有经济。最后,本文指出,发展民有经济关键在于对民有经济的产权进行有效保护。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优秀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其次,要科学地明晰产权。产权始终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产权明晰的问题上,不仅要明晰物质资本产权,而且要明晰劳动力产权。在所有权界定问题上要做到科学和公正,并以此对剩余收益权作出相应地划分,如此,产权明晰才是彻底的。 最后,完善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个人财产的保护要依法,要为民有经济产权保护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民有经济的法律平等地位还有待提高,应通过立法明确个人财产与国有财产享有同等的权利,明确民有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享有国民待遇。通过法治,尤其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法律规则、一个高素质和独立的法院系统以及一个高素质和独立的律师队伍,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法过程中遵守法定的程序,防止政府随意地或不公正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防止简单地、没有原则地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牺牲公民的个人权益。 市场经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管理论文 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杜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观当今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一度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环节和优秀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因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模式筹集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前提和财力保证。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优秀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00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 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将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依靠两条渠道:一条是社会保障税收人,它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条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性税收收入。其中,社会保障税将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的主渠道,而财政则构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坚强后盾。上述两条筹资渠道均应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市场经济研究:德育市场经济研究管理论文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新内容 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实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和人生,增强学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辨别能力,大胆清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并严重影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陈腐观念。学校德育工作应着眼于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拓展丰富德育工作内容,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系统安排,精心组织,确立德育工作所包含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基本内容,挖掘德育工作潜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有内容、有形式地开展好德育工作。在开展德育活动中一要摆正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做到教书育人并驾齐驱,克服存在的片面注重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现象;二要在德育中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学好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钻研引导学生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出市场经济的主战场,特别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育、完善,有针对性地分层次,科学地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爱国主义和“两史一情”教育。当前深入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培养教育中学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坚实政治基础。三要选准德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开展德育工作中,要切人主题,摸准不同时期学生的思想实际,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培育一代新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公正、诚实、勇敢、文明礼貌、关心集体和热爱劳动的高尚品德,养成勤奋、刻苦、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坐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社会背景格局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标准等都受到了挑战。因此,深化学校德育改革,开拓德育工作新局面是我们做好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要突破过去“管人”、“防范”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各种实际能力。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知识教育替代不了德育。学校德育工作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存在着包得过多,管得太死,多为指令性运动的活动,这些弊端不利于德育工作括力的发挥,必须加以克服。要敢于破除那些不适应新形势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建立正确的导向,形成多层次的追求,遵循学生心理、思想发展规律,为德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构建生动活泼、形象有效的德育体系。第二是突破片面的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模式。当前就学校内部而言,其工作重点主要抓升学率。学生书包沉重,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胳、智、体发展不平衡,严重违背了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并导致学生在校就读重智轻德的现象。为此,加强德育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抓好学校的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将这项关系到我们民族未来的跨世纪育人工程摆到重要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我们德育工作者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肩负着教育培养青少年成长的重任。在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同时要注意克服心理定势,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德育模式,不断研究市场经济及其对青少年全面影响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开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的新尝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德育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德育工作上做以尝试。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做好德育工作上要坚持一个中心,抓住两个重点,发扬三个特色,形成五种教育合力,最后实现育人目标和办学目标。 (1)要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德育是首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两者的关系要摆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全党的一切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部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这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校德育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根本出发点。只有经济发展了,德育工作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德育工作只有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中作出实绩,育出“四有”新人,才能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也才能更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在德育工作中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观点、道德情操、心理素质、文明行为、人际关系和活动能力等。从纯理论的说教式宣传,转变到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思想教育,树立起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 (2)坚持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德育原理告诉我们,德育的基本内容有道德品质、政治观点、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多方面的统一的综合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认识到中学德育工作要着重抓好两个教育重点,即基本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的行为规范养成训练。 在基本政治观点教育中,切忌“面广、浮浅、空谈、说教”。在道德品质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中,我们认识到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首要的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在德育工作中要重视抓经常、养成、实效,而且要贯穿学期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并采取多项措施,为开展好德育工作创造条件。第一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校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形成文明、整洁、高雅、健康的校内小气候,让学生从中陶冶美好的心灵和道德情操,使德育工作由“虚变实”;第二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第三根据德育大纲和学生年龄特点,制定不同年级学生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要求,实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品德测评。 (3)坚持发扬三个教育特点。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途径的实践性,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本特色。坚持和发扬这一基本特色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的实效性,使得德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具有高效率。 在德育工作中坚持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上的差异,进行分层次教育。大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初一、二年组成立少年团校,进行团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层次在初三以上年级团组织中建立青年党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教育;第三层次在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干部中组织理论学习组,系统学好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改革的方针政策,提高学生政治素质,为走向社会奠定良好思想政治基础。坚持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是指进行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教育时,要针对当前国内形势实际、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的放矢的教育活动。 坚持教育途径的实践性就是学校德育要从社会吸取养料,最终升华在学生身上,服务干社会。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德育工作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坚持实践性十分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有利于学生同社会保持接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坚持形成教育合力,形成教育合力,建立多渠道德育管理网络,这对实现德育工作目标,提高德育实效至关重要。根据德育工作特点主要要形成五种教育合力。这就是政治教师与班主任形成合力;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形成合力;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形成合力;党、团队教育形成合力;学校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形成合力。为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校德育工作努力。 市场经济研究:期货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起期货市场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 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 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足交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五、结论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微观资源配置,同时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也可以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故而期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高级形式,它既因为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功能而处于市场机制的优秀地位,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规模扩张的“稳定器”,而且在期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信息还能为宏观决策和微观经济活动提供重要参考。所以我国应当大力发展我国期货市场,以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市场经济研究:会计法治与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说明我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变和过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新修订的《会计法》颁布为标志,会计将有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迈进。本文首先提出了会计法治的内涵、分析了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由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会计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次从会计法律的普遍性和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分析了我国会计法治现状;最后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会计法治实现的条件。 关键词:会计法治会计法制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社会水平越高,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信息系统,在经济转轨和法制化进程中将呈现全方位的变化。《会计法》的修订和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会计法制化已初具形态,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环境和手段,为逐步实现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利益格局的形成要求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必须提供以法制化作保障的会计信息,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一、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 1.会计法治的内涵 所谓会计法治,就是把会计法规作为会计行为的绝对标准加以确定,实现会计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现代化,最终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会计社会状态。会计法治是社会法治在会计领域的体现,会计法治不能脱离社会法治,阻碍社会法治进程的因素同样阻碍会计法治建设。在社会法治条件尚不具备时,会计法治同样无法真正实现。不能简单的将会计法规视为会计治理的工具以及如何完善和使用这个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会计法律至上,绝不存在会计“法外特权”的法律秩序。会计法治的对立面是“会计人治”,就是在会计治理中否定会计法律至上的原则,企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会计法律之上而达到理想的会计工作秩序和稳定的状态。会计人治也是社会人治在会计领域的反映,当前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坚定不移的反对和消除会计人治色彩,坚持会计法治。 2.会计法制与会计法治的关系 会计法制是指国家的会计法律和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会计法制是指以《会计法》为优秀的会计法规体系,包括会计法律、会计法规、会计规章等。会计法制化意味着:第一,会计要通过法制予以体现和保障,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必须加强会计法制,必须使会计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第二,会计要纳入法制轨道,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接受相应的会计监督。 会计法治是指规范会计的理论、原则、体制和实施方法,属于方法的范畴。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计法制为会计法治提供了基础和手段,使对会计行为的调整上升到法制层次,它改变了会计无法可依和会计法制的不完备及由不完善所形成的有法难依的局面。会计法治标志着我国管理会计工作和进行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及理财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法治 1.会计法制与市场经济体制 会计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由若干利益主体和游戏规则构成的权责系统。会计法制通过对会计行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实现对会计关系的调整,从而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发挥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承担着资产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基于多方利益主体的要求,企业必须规范会计行为,加强内外部的会计监督。会计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从制度约束到法律化,从长官意志到依法理财,会计工作也从无序到有序,逐步实现会计法制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会计从会计法制化到会计法治。 会计法制化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利益高度集中和单一化的体制架构下,是无法构筑会计法制体系的,会计行为是基于会计主体相伴而生的,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所形成的体制实施会计法制化,无异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合一的体制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法制效果。 2.从会计法制到会计法治的变迁 会计作为反映资金运动的过程与结果,是生产经营者管理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是资金所有人对自有资金的运用进行把握和控制的方式。从会计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如何计量、记录经济活动是特定主体自己的事情,只是随着经济复杂程度加深及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才使会计发展成一套行为规则,即制度。长期以来会计规制的目标一直是“会计法制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背景制度的变化,我们认为会计规制的目标状态由“会计法制”转为“会计法治”应属必然。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达标。会计作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纽带,在产权归属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会计法制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规则不能从根本上,具体地解决会计规制中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的其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差、相关性低,严重失真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另一制度安排——“会计法治”。 3.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会计法治 会计法治是希望通过对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维护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以及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经济利益及其统一。改革使利益主体变得模糊,政策倾向不明显,宏观经济体制的转型与会计法制及最终的会计法治之间形成出现瓶颈,导致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混乱,国家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国家宏观调控者的双重身份,在体制的转变中受到极大的损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过大。会计法制向会计法治的制度变迁尚未成功是一个原因,由于会计法制解决的是会计工作无法可依状态,而会计法治更多的是对既定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行为的认可与安排。会计法治状态下,由于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水平,所以就能在总体上控制会计信息被滥用的道德风险。 经济体制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产权数量的清晰。利用会计上的方法对产权界定、变更、维护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及其相关内容进行核算和管理。包括产权数量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确认标准、计量记录方式、核算规则等,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产权在法律上的清晰。即在法律上能否作为一个产权主体出现,拥有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能,包括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产权量的大小,其精确程度如何细化和量化,需要在“会计法治”框架内予以完成的,这牵涉到会计工作的道德状态问题。这些都是会计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 因而,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真实、完整地核算所有者权益,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的情况恰当地反映出来,有赖于会计人员是否在会计法治的理念下,正当的使用会计的技术调整性特征。 三、我国会计法治的现状 如果把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会计法规做一个横向对比就会发现,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并不比西方国家少,立法机关单独制定《会计法》的并不多见,许多国家没有专门的会计法,而将这些内容写入公司法或其它法律中,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会计秩序较之西方差也是事实,会计信息失真,社会上对会计造假行为人人喊打,可是,会计造假行为屡禁不绝的现象令我们值得思考。其中固然有会计法律本身缺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明我国会计法治工作还需要急待完善。 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二是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将会计法治分为两部分分析,其一为会计法治实质内容,即会计法的普遍性和至上性方面的,其二为会计法治形式,即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1.会计法是否具有普遍性 政府权力大于法律,那么“成文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就无从谈起,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可依赖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动摇。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政府只能担负三种角色:①“守夜人”,防止外敌入侵和保障个人安全;②“慈善家”,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③“经济警察”,征税、预算,维护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的这三种角色体现在会计领域的主要表现是: (1)各级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 (2)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会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 (3)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对会计案件进行执行、审判。 但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促使地方政府表现出权力大于法律的倾向,在审批制度下,公司要上市,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审核与批准,而地方政府是审核最细的一环,但地方政府有时为多上市几家公司,经常“照顾”本地的公司,暗示、默许,甚至鼓励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数据,证监会有时对地方特殊情况了解不足,较难发现公司上市申报作假的材料,使得作假者有机可乘。对于企业会计的法律监督,政府财政部门往往纵容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 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一方面给那些愿意遵守会计道德的企业责任人和会计人员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因为畏惧政府权力而不得不违背法律进行会计造假,另一方面这种政府权力又为会计造假的个人提供了抗拒法律制裁的保护伞。因此,日前政府权力对会计活动的过度介入直接挑战了会计法律的权威性和会计法的普遍性。 2.会计法律本身的正义合理性 法治的形式好坏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规范必须清晰、适度、公开、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二是法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分析我国会计法治形式,发现现行会计法规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会计相关法规存在一定差异,规则之间没有做到协调一致 会计法律规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相关法律对公司以及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尽相同,尤其是行政责任方面处罚的金额差别很大。因此,在涉及处罚违规公司或个人时,到底援引哪个法律作为判定法律责任的依据就很成问题。 (2)会计法律责任的分配不明确 对于因会计造假应追究的多个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使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相关法律责任人责任的公平分配。具体表现在: ①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与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共同承担责任,其中单位负责人负首要责任。但是对两者的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分担没有做出相应规定。 ②会计法赋予财政、审计、证券监管等部门对单位会计行使监督检查和进行处罚的权力,但是对这些部门的分工缺乏明确的说明。虽然这些部门各有侧重点,但时常相互交叉,这就形成了会计领域的多头管理。 (3)会计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足,对广大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够 会计造假相关责任人面临的法律惩罚是构成其犯罪成本的重要变量。法律惩罚越严厉,法律的威慑作用就越强,迫使造假者越发不敢进行会计的虚假陈述来牟取暴利,相应地对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就越好。 处罚严厉程度较低,很难起到有效的惩罚和威胁作用。如《证券法》规定的对做出虚假会计陈述的上市公司的行政罚款为30~60万元,对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追究最高为5年的刑事责任,而这些罚款与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所获取的非法收益相比差之甚远。 四、我国会计法治的实现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会计法治应具备以下六个前提条件: 1.建设完备的会计法律体系 会计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调整和处理会计工作与各方而关系而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协调一致且相互连续的有机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法律效力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会计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会计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其它法律中的会计法,例如《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人民银行法》等。 (2)会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它是调整特定方而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在法律效力下仅次于国家性会计法律。 (3)会计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4)会计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从以上的我国会计法律体系来看,应当说,我国会计法律体系还是相当完整和系统的,尤其是作为基本会计法规的《会计法》自1985年以来已连续修订两次,会计法律不断的得到健全和完善,基本上使会计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我国会计法治己初步具备了具有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会计法律体系的条件,为实施会计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使会计法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对变革中的生产关系和对各利益主体的要求在会计法律体系中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些矛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加剧,因此会计法律体系仍需完善和增加新的内容。 2.恪守会计法律的行为规则和办事理念 会计法律颁布并生效后,因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在宏观管理会计事务和企业的会计行为必须服从会计法律法规,以会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依据,即政府必须守法,依法行政。企业应依法理财和依法核算,并依法接受会计监督。这有待于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的提高和成熟。 3.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制度。 执法机关在执行有关会计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会计法》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尤其是在《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决把单位负责人对会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的会计责任,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予以贯彻落实,使《会计法》的精神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之一。 4.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会计法治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企业产权的界定关系到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企业自身产权的不清晰、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外部与政府关系的紧密必然造成会计服务对象和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会计人员虽然是会计造假的实施者,但会计人员的造假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直接授意或强迫,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受到大股东甚至是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产生会计造假冲动。因此,会计人员、上市公司、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可以说与会计造假都有关联,但究竟谁应负主要法律责任的判定会非常困难,而不能判断会计法律责任主体,会计法律就会难以做到有的放矢,会计法治的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5.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 会计法治的实现必须获得会计道德的支持,如果没有会计道德水平的提高,会计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此外,法治一个重要环节是守法。守法之于法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法治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则是指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显然,具有道德义务感的内在守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法。因此,一个社会的会计道德水平越高,会计内在守法的意识就越强,建立会计法治的可能性和实现程度就越高。 6.社会舆论监督的加强 社会舆论监督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影响或监督社会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社会舆论不仅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宣传法治,促使公民知法并且自觉守法、用法的作用,且应在守法、执法、司法等法治运行环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社会舆论监督虽较过去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总体来说舆论的透明度仍不高。 市场经济研究: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研究论文 摘要: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关键词: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嵌合 今天,当我们用经济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情况时,不由得想到了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他认为就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社会是首要性与支配性的。在他看来,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嵌入”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镶嵌于社会体制之中的。博兰尼认为,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不依靠一定的经济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而存在的……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从属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纪,社会成了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不再是“嵌入”社会,而是相反,市场宰制了社会。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日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经济形态处于自给自足或者是处于互惠经济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在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其变迁的实质是如何的,这种变迁与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是值得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学者关注的,因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民族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本文即是应用博兰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基诺族②的经济演变情况,从而来探讨在此过程中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基诺族的传统经济形式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经济生产,实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处于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以狩猎、采集等为辅的经济状态。 1.刀耕火种山地农业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和散居的地区全部是山地,没有成片的坝区。农业生产全部在开垦的山地上进行,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刀耕火种是山地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节后或上一年底开始砍树,待被砍倒的树木晒干后便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布满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达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种。耕地采用轮种制,轮作时间有一定年限,一般为烧一次荒种一年,少数种二年,然后丢荒。 2.狩猎 在基诺族的传统经济中,狩猎是基诺族男子的主要副业,也是基诺族获得肉食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诺山原始森林里动物繁多,基诺族人传统狩猎对象大致可分为兽、鸟、鼠三大类。他们常用的狩猎工具是:外地买来的火药枪,自制的弩,用棕绳搓成的支在鸟类通过的地方的扣子,设在野兽常走的路上的弯弓,打马鹿、麂子、野猪、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枪。基诺族打猎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村社组织的集体打猎。第二种打猎的形式是几户联合起来打,即谁家发现较大的野兽踪迹,便约几户一起去打。第三种形式是个人发现后自己去打。 3.采集 采集是基诺族女子的主要副业。基诺人经常性的副食蔬菜靠采集,于是妇女们在农业劳动中必背一个大背箩,以装随时采集到的各种野菜、竹笋、菌子等。大多数采集物现采现吃,有的需经过加工,存放着以备常年食用。在湿热带森林中植物繁多,可以采集食用的野菜类有:耳朵菜、青树的果与嫩叶、梨板菜、马蹄根、芥菜、薄荷、鱼腥草、野豌豆、刺五加、香椿、大刀豆、麻根、橄榄皮等。竹笋类有:甜竹笋、若竹笋、毛竹笋、麻金竹笋、大泡竹笋、斑竹笋、金竹笋等。竹笋可以鲜吃,也可以经过泡、晾、烫、腌、压、浸等加工后贮存起来,常年备用。菌类有:木耳、鸡枞、牛舌菌、奶浆菌、大红菌、辣菌、白参等。菌类多数随采随食,但如木耳、鸡棕、白参等亦可晒干贮存,常年食用。果类有:芒果、毛荔枝、青果、涩梨等。此外还有人工培植的香蕉、芭蕉、黄果、桔子、泡果、番木瓜等水果。块根类有:青山药、绿山药、硬壳山药、黄山药、四菱、蘑芋、芭蕉根、滕萝卜等。虫类有:蝉、蚂蚁、蝌蚪、蟋蟀、酸蜂、蜂蛹等。 4.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 基诺族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高原山地农业自成体系,其存在的条件主要为:(1)生产的组织形式即氏族长老制。长老集团发挥着维护氏族土地制度、组织实施刀耕火种生产等重要职能;(2)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以氏族所有制为主的土地占有形式;(3)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足够面积的至少被规划为十三大片的林地,以资轮歇耕种;(4)足够多的森林为狩猎和采集各种动植物提供可能;(5)与刀耕火种各阶段和环节相联系的符号体系和农耕礼仪,起到对传统知识的强化和传承作用。 二、基诺族经济形态的变迁 1.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统上,基诺族村民的经济生产是以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生计经济形式。后来受傣族影响,到四十年代开始开挖小块的水田,出现一定的水稻种植。特别是到化时期,农业学大寨,又改造了一些梯田,开挖了一部分水田,水田农业成为人们生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水田改造破坏了大量森林,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生产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形式基本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和1983年基诺山分别实施“林业三定”“林业三定”即划定山林权属、划定社员自留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一地”“两山一地”即责任山、自留山和轮歇地划分到户。政策,基诺族土地集体所有制被打破,山地、林地、水田等逐渐承包到户。同时当地政府提出了“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61页。的发展思路,茶叶、橡胶、砂仁、西番莲等经济作物被大量引进和种植,因而山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传统的轮歇耕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上述作物价格可观时,村民更是大量种植经济作物,部分村民甚至不再耕种山地,改以种植经济作物。这时期,部分经济收入较高的村民有能力购买诸如电视机、摩托车和农用拖拉机等生活、生产用具。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上述经济作物价格的普遍下跌,村民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下滑,放弃山地劳作的村民又开始耕种山地。今天,国际资源市场等因素像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诺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村寨居民往往只能被动去适应。例如,2001年基诺山砂仁价格为70~80元/千克,但仅过1年砂仁每千克的价格仅为28元左右;再来看橡胶,据村民讲,在基诺山橡胶一般要种植7—8年后,才能开割,而在泰国已经出现了栽种4年之后就能开割的橡胶树,并且其出产的胶,价格仅为西双版纳这边的一半;西番莲也一样,刚种植时价格很好,家家户户都种植后,价格马上下跌。很显然,国际市场的变动情况已经与基诺山各个村寨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2.集镇贸易的兴起 目前在基诺山与村民直接发生作用的集镇主要有三个:(1)勐腊县的勐仑镇;(2)基诺山基诺族乡政府驻地;(3)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允景洪。基诺族村民骑摩托车或驾驶拖拉机来往于村寨与上述三个集镇之间,这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举一例为证。在勐仑镇,曾经出现新老两个农贸市场“争客”的现象。老的农贸市场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经常到半路抢购社区基诺族村民的农副产品,然后拿到自己的市场出售,而新的农贸市场的做法是允许附近村寨(包括巴卡社区)的村民进入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卖不完的由市场负责全部收购;另外新的农贸市场管理者请附近寨子(包括基诺山的三个寨子)的村干部吃饭,并且还发给每个村干部200元钱。最后,新的农贸市场赢得了竞争。现在村民出售农副产品、野菜、野果等都在新农贸市场,并且每人每次要交纳2块钱的摊位费。显然,市场的力量已经介入到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不可回避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形成。 3.民间经济往来的变化 而在民间经济往来方面,也即村内交易上,外来的老板经常到基诺村寨收废胶、包谷、扫把花、野菜等,基诺人自己也开起了小商店、碾米房,甚至有的村民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寨炸米花。外来的商客和本民族的坐贾行商,一方面带来了山区之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村寨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基诺山也出现了雇佣关系,村民雇佣傣族、汉族为自己建盖房屋的现象也不再新鲜;基诺族村民到其他寨子或在本寨子承包工程也时有发生。显然民间经济往来形式的变化是基诺族传统文化解体的促动因素之一。传统的村民之间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关系正逐步消失。三、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与其社会文化的关系分析 1.经济变迁与技术文化的关系 进入到1950年以后,基诺山先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直接过渡”;1957年设置的基诺洛克生产文化站;1958年的民主补课,发动群众按既定比例重新划分阶级,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没收其浮财和底财,开展化运动;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和“两山一地”政策;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等政策变动和社会变革,主要参考《景洪县志》编篡委员会:《景洪县志》之《大事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渐渐地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存在的各种条件消失或变迁了。 时期强调以粮为纲,基诺山有水、地面稍平的地方都把树砍光开了水田,而刀耕火种农业则被认为是一种“种一山坡,收一箩筐”的低效的、原始落后的经济形式,而成为国家欲加以改造和消灭的对象。此时的生产也不再由氏族长老根据传习和积累的经验来组织进行,而是由生产队来统一安排,记工分,吃大锅饭,显然刀耕火种的传统组织形式已被取代。而在六十年代中,基诺山的各种鬼门被堵死,各种与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都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而被禁止,也无人敢再搞。接着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人们战天斗地,为开梯田,大面积砍伐森林,加上修公路等活动,以至到80年代,整个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的65%下降到30%以下。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43页。可见基诺族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已遭严重破坏。而到1982年和1983年以后,基诺族的山地、林地都明确了权属责任,基本上承包到了各家各户,因而刀耕火种生产体系中的号地仪式也就变得多余了。并且由于山地不保土,连续种2到3年后,地内的表土变得越来越少,此时为恢复土地肥力,就需对地块进行轮歇,然而土地分配到各家固定使用后各家的地块数量和面积减少,原来连续耕种1到3年的山地,现在至少要连续耕种5到6年后才轮歇,因此以前靠天吃饭,现在就靠化肥、农药吃饭。毫无疑问,刀耕火种的原生形态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异。生产使用的劳动工具如点播棒消失了,生产的刀耕形式被锄耕和犁耕所代替,种植的旱稻品种从几十种上百种减少到了现在仅存的十多种,而且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许多村寨的村民已基本不再种植旱稻,经过基诺人祖祖辈辈培育、种植的旱稻可能随着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彻底消失而消失。 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是基诺族与高原山地森林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37页。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种文化体系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是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刀耕火种的生态基础丧失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与之相联系的基诺族文化体系的整体变异。 2.经济形态变迁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传统上基诺族社会是以长老制为中心的均质化社会,对于这种社会制度文化我们可称其为“卓巴文化”,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卓巴等长老的产生机制即根据年龄自然传承;(2)卓巴等长老的功能发挥,即执行传统法规、调整村社内的各种关系、维护土地所有制等;(3)卓巴权威的象征大鼓;(4)卓巴等长老所主持的仪式活动,如选铁匠、祭鼓、跳大鼓舞、号地祭、砍地祭等。虽然此种文化曾受傣族土司统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在基诺山的人间接发生的,并且是基于基诺族的传统来进行的,因而“卓巴文化”的基本形貌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因战争频繁政府无暇顾及地方建制的实质性运作,因而基诺山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村社政治与文化结构;而从五十年代至今,经过多次建制变革和社会运动,基诺山各个寨子都建立了现代国家下的基层管理、组织形式。村社干部取代了长老成为基诺族村寨管理的中心。村干部在生产组织、仪式活动、调解村民纠纷等事务中取得了传统长老的角色。从前长老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其权威的合法性是由村寨的传统所决定的,其年龄以及与年龄相长的经验是其发挥作用的依据。而今天村干部的权威来自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其要保证的是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在村寨的无违,执行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因而在村民心目中,他们是当官的。在仪式活动方面,以往长老们所主持的多与生产的世俗性相关联,代表着人们的各种祈盼和希望,长老们用神圣的方式实现着世俗的目的。而现在传统仪式的神圣性,随着世俗功能的减退而消解。人们在相信化肥、农药的同时,传统仪式的延续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信仰基础,偶尔的出现也变成了纯粹的表演。 3.经济形态变迁与观念文化的关系 传统的基诺族社会是一个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为一体的社会,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伴随的是基诺人的社会组织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财富观念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异。以往基诺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充满着鬼怪神灵,有的树如大青树是不能随便砍伐的,有的水是不能喝的,而有的地方是不能大小便的,上山打猎时,山林中的一些动物是不能打的,如巴卡小寨的人就不敢打野牛,他们认为犯禁打了不该打的动物家里的牲畜会得病,而且时间、地点不对的行为往往会给行为者带来疾病,甚至夺走他的生命。在村寨的四周,在山地的周围都有各种鬼怪,为防鬼怪侵扰通常的做法是在家里面放置姜巴、在房屋的周围挂上达了,在地棚边栽种几棵姜、芋头、鸡公花、并挂达了,“这样鬼怪就不敢来了。”;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传统来看,基诺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形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寨支援的良好社会风尚;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诺人信奉取之有度、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砍地、烧地时,大树都不连根砍倒,而是留着长长的树桩,烧地时也不把其烧死,等轮歇后不久其即又发新枝,因而传统的轮歇地生态易于恢复平衡。而且人们每次上山采集带回来的野菜、果子和菌子等仅为一次食用,而不囤积贮藏。在他们的观念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合适的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山林中有足够多的野菜、野果供采摘,有大量走兽可猎获,大自然就是天然保鲜库,今天用完,明天要用现去取来;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欲求上,并没有积财的牢固观念,吃饱穿暖人们即可满足。人们的荣誉、名望并不依凭财富来建立,刀耕火种的经验技能、狩猎的技术、歌舞才能、巫师的灵异、仪式程序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人们自我实现的希望所在,都是声威所出的源头。然而上述这些社会情景都渐渐成为了历史,人们对自然、对神的敬畏随着消灭封建迷信思想的运动而丧失,神灵越来越少,山林也越来越稀,人与人之间讲报酬、明算帐,同一村寨的人即使是同一家族的人搭次便车坐一次拖拉机都要出钱,为了生存、积财深夜2、3点钟就起床上集市占摊位卖菜成了人们的日常事务。另外偷盗现象也时有发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正在改变,传统的仪式程序、节日内容、庆典活动正在消失或变异。并且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涌入,人们的审美趣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深受影响。无疑,今日基诺社会同以往相比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诺族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分离。 四、小结 纵观基诺族的经济变迁过程,我们会发现,从其经济形式的实质内容来看,发生了两次较大的转变,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实行公社化后,另一次是在1983年到1990年以来基诺族山开展改革开放之后。在前一次转变中,基诺社会由传统的经济形式转变为计划经济形式,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的是村寨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与基诺族传统的氏族、村寨共有共耕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其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没有被完全破坏;社会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速度差距不大;而在后一次转变中,基诺族被逐步推向了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变迁与经济的变迁的协调关系基本被打破,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文化的内容,而经济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文化的变迁,促使传统文化快速流失。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两次经济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基诺族完成了从互惠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已经不再完全嵌合在社会文化当中了。因而在思考今天基诺族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把基诺族经济形式转变所带来的众多相关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 市场经济研究: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定地贯彻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依法治国,即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主要受国家控制,各经济主体听命于国家的行政命令,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少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大相径庭,经济关系主要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配之以有限的国家宏观调控,各经济主体是独立的,需要靠自己自主经营,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各类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无条件得到担保的,必须坚定地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自主。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 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性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会使不同群体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竞争。毋庸置疑,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只有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参与竞争的主体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各竞争主体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避免遭受淘汰的残酷现实,使出浑身解数,无视公平公正竞争的规则,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道德失范”之事。恶性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恶意价格战、恶意贬损对手、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竞争,不仅会损害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是极度不可取的行为。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和秩序,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依靠法律的权威促进社会的正当竞争,规范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存在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之一就是通过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契约或合同是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契约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存着许多违背契约精神的“霸王条款”,比如说餐厅谢绝自带酒水、营业厅捆绑销售流量套餐等等。因为各经济主体都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一切机会,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弘扬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契约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契约只有在法律确认下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律保障下才能得到履行,只有在法律引导下才能富有活力。 四、市场经济的平等性 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市场主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独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变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各类经济组织、某些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均可依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局面。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国有企业不得依仗其强硬的政府支撑恶意压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有经济主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需要用法律的强制性保证各类经济主体处于同等地位、同一起跑线上。 五、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此,伴随着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开放与发展,各国的市场行为都必须要与国际市场的各种行为接轨。为了确保这些接轨行为的规范性与高效性,各个成员国家必须承认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市场贸易行为规则。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契约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以及市场经济中最终的产权制度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只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作者:张玲花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研究 内容摘要: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现实依据与经济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又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应当对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引起高度重视,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 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分化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多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物质当先,更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原则泛化可能滋生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等。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阻碍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不可否认,公共管理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公共管理的强制性是制度创新的根本,而这一强制性有源于其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可见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并不完全符合效率逻辑,并且制度创新还会受到制定者个人偏好、社会科学知识等的限制。鉴于此,要实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局限与不足,并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和弥补,尽可能地减小其负面效应,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制度的创新也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二者存在的不足与局限,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使二者的积极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驾护航。 作者:陈程 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市场经济研究:球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零售产业也借着东风大幅度扩张,直接体现在消费者购卖力上。之前中国的鞋市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购买大多以满足需要或者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近五年了鞋市却愈发地火爆,表现为某些限量版球鞋的价格飞涨、外来sneaker文化、名人效应、国内仿造也的兴起、营销策略、倒卖市场的繁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这一切正如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膨胀,充斥着当下人们心里内心的浮躁和欲望。 关键词: 消费观;饥饿营销;名人效应;倒卖 Sneaker本意橡胶底帆布鞋,sneaker文化真正的起源于1908年第一款匡威鞋的问世。后来球鞋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sneaker直接与球鞋挂钩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北美为主的sneaker文化流入,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越来越习以为常了,逐渐发酵。其表现和原因大概有以下八点: 一、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溢价 airjordan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2009年以后每年都会复刻一次。2000年的发售价120美金至2015年的发售价220美金,十五年涨了100美金,差不多翻了一倍。结合通货膨胀率,2000年的120美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3美金,也就是说实际这双球鞋15年增长幅度为47美金,增长率为27%。然而现实生活中自从2009年开始,人们实际购买到的价格也一直在攀升,比如aj11大灌篮现在市场均价是432美元,也就是说人们平均要多花高于售价212美金的价格才能买到,溢价率为96%远远高于27%的增长率。 二、球鞋文化的传播 以亚新体育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sneaker领导人把这股潮流引入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很多年轻人接触逐渐深入了解sneaker衍生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neaker圈子,同国外的sneaker圈一样,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球鞋,并以收藏到某些限量款为荣,伴随脸书推特和微信朋友圈传播,总能看到一些人晒刚刚得到的球鞋。 三、名人公关 NBA赛场上球星们的精彩表现往往带动他们脚上穿的球鞋的大卖,诸如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库里为首的球星们的个人签名球鞋倍受球迷追捧。最近几年耐克阿迪达斯也对中国市场愈发重视,毕竟有那么一股强大的购买力存在,每年夏天休赛期都会有一批接一批的球星来访引发巨大轰动。场下很多歌星,演员本身就是潮流的引领者,球鞋自然也是必备品之一,诸如侃爷韦斯特,他的椰子系列签名球鞋以其超前卫的设计和独家营销方式,每次发售总能引起巨大的轰动。透过名人代言,强烈暗示一般人只要消费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和名人一样靓丽的形象,对于不满自身现状的消费者来说,便是一种透过代言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并成就个人梦想的消费行为。 四、仿造行业的兴起 球鞋市场的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地下作坊以及不法小工厂选择铤而走险,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出大量的防止球鞋以满足难以正价买到球鞋的消费者需求。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知名网站X宝以远低于发售价的价格销售数以千计万计的球鞋,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于球鞋的强烈需求。他们简单易得,不需要话费太多成本就可以是消费者本身获得满足感。 五、营销模式 以耐克为首的球鞋品牌,每次发售一款aj正代球鞋的时候总是加上限量抢购,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无论上线上还是线下甚至产生人流过多造成瘫痪的状态,几乎每年年底发售最经典的aj11总能听闻新闻报道美国因为抢购球鞋发生枪击案。耐克的饥饿营销模式不得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功了赢得口碑的同时还赚的了大把钞票,几乎所有球鞋迷以原价抢到乔丹球鞋为荣。后来阿迪以及国内的李宁也纷纷效仿都取到了不错的绩效。 六、球鞋转让 球鞋市场和消费之间滋生的另一个消费方式就是球鞋转让市场。市场之火爆如同当年的房地产一样。有些人为了赚取差价抢购到球鞋就拿来变卖,也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的原因之一。甚至有一些大贩子联手垄断鞋市,积压球鞋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据著名球鞋评测网campless统计2014球鞋倒卖金额已经超过10亿美金在二手球鞋市场依然火爆,某些限定版球鞋在二手市场还能卖出比原价高出数倍的价格。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最昂贵的10款单品,很荣幸能看到中国定制版鞋迷俗称的“天津喷”能够以1694美金高居第一差不多是11000左右的价格,是原价的六倍左右,而侃爷韦斯特的代言设计潮鞋yeezy750boost以1416美金紧追气候同样要是原价的4倍,2015年第一季度北美销售额排名前十的鞋款第一名差不多是2到4名的总和,188w美金之多一个庞大的数字。从2015年3月31日截至目前为止ebay显示的球鞋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 七、年轻人消费观念 法国学者德博里亚说过,sneaker族收藏球鞋已经超过了消费者本身的内涵,更突出消费品本身的内涵,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的符号价值。富贵,浪漫,时髦,前卫,归属等象征衍生的价值散发出符号的魅力球鞋的主要消费人群年龄段在13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以大学生为主,他们叛逆,张扬渴望表现自己,sneaker文化融入街头文化后,鞋更是成为“武装”的必不可少条件之一。欧美时尚大军攻陷中国市场后,日韩风也跟着席卷进来,街头潮牌vivimAape还有香港潮牌i.t..都是年轻人弄潮范本。一些单品诸如著名日本潮鞋设计大师山本耀司设计的y-3黑武士,藤原浩设计的编织鞋。不仅仅是要穿的舒服也要穿的好看,穿出型来。追求颜色绚丽多彩款式设计的新潮,搭配上也要下一番功夫。大学生的攀比心里推动球鞋文化的发展。他们常常因为穿了某位名人代言的鞋子限量和价格而鸣鸣得意,有的同学会通过在没有这类鞋的面前穿了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而之前没有购买经历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省钱买此类限量版球鞋,无形之中算是加快了球鞋文化的传播。 八、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 随着中国鞋业消费市场容量的不断膨胀,中国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制造基地外还是第一大鞋类消费市场,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逼近3000亿。从2007年开始呈不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10.2%。2009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点,消费增长率不断爬升,2011年更是达到顶点,结合之前最初一张表,2011年也是中国球鞋圈价格发生质变的一年。城市化全面加速,物价飞涨,货物膨胀,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在影响零售鞋业的发展。专家预计2017年,市场鞋类消费总额将达到4450亿。 九、长久压抑的欲望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大部分都是很清贫的.现在大妈们开始疯抢降价黄金,上班族青年排队抢购打折香奈儿,还有学生党们省吃俭用购买球鞋。不知不觉生活追求发生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奢侈在如今却变得可以如此“亲民”。穷怕了,所以挥霍起来也就很少顾忌。憋的太久,释放出来也就显得很疯狂,正如这疯狂的球市。欲望不会维持太久,慢慢的人们就会产生厌倦和麻木,继而催生新的对奢侈的欲望,工厂就会加班加点生成更多款式和配色的鞋子来满足鞋市的需求。 作者:刘卓航 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市场经济研究:师生思政教育市场经济研究 一、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 (一)受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皿的深刻形响,学校一些师生信仰缺失、情绪焦蹂、关系复杂化。l、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动摇了师生员工的政治信仰。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出现了一些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以及失职、读职等现象。腐败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部分师生不能正确看待腐败现象,情绪低落、思想消极,甚至改变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党和政府的信任出现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2、社会收人分配差距过大,校园不良风气草生,人际关系复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收人差距日益扩大,校园里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部分校园的奢靡攀比之风流行,拜金主义蔓延。由于少数富有者的收人来自腐败、违法,导致了一定程度“仇富心理”产生。家庭收人、地区收人和行业收人差别较大,引起师生心理失衡,关系复杂化。3、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师生心理焦虑,影响学风教风。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少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同时隐性失业大量存在,加之大学的扩招和我国第三个就业高峰的到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部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便会产生思想困惑和焦躁心理,因而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继而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校的学风、教风建设难度进一步加大。4、网络经济及对外开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新经济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和实践,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面不断扩大,师生接受信息的速度之快、内容之庞杂使人始料不及。网络化既给师生提供获取知识、开拓思维的便利条件,也给师生在面对大量的负面信息的同时,在心理上对思想政治的正面教育产生抵触。特别是西方腐朽思想和西方文化猫权的渗透,使得部分学生浮躁虚荣、逆反情绪强化、责任感淡化、心灵空虚,更谈不上正确的信仰追求。 (二)市场经济下师生员工对思政工作认识的误区。市场经济的价值、竞争规律和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方向,客观上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成矛盾和反差。第一,利润最大化原则与重理想、信念、道德、责任等价值取向之间形成矛盾;第二,自主性原则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第三,等价交换原则与上级决定、领导安排、计划调配之间形成反差;第四是竟争性原则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步之间有不相容之处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产生种种误区:1、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二者不可兼容。2、无用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要靠物质、金钱作调节杠杆,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空口说教,既不解渴,也不当饱,没用。3、替代论:认为教学科研搞好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搞好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就是教学、研究压倒一切、替代一切。4、悲观论:认为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师生的思想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想使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效果太困难。由于思想认识发生偏差,陷人误区,导致了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缺乏积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行为上被动、消极,甚至干脆放弃。在一些学生中存在只重视科技知识学习,忽视思想品质修养的现象;在教师中,存在只顾教书,不注意育人的现象。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质、方式方法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一般来说,学校思想政治队伍中科班出身不多,而由于社会认可度不高,使科研的精英集中在理工领域和非思想政治的人文研究领域,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陈旧,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专业素质与理论素质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1、观念陈旧。思想认识没有摆脱传统体制下思想工作中的“左的”、“权威”、“管教”等观念。2、工作方式方法老化,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习惯于学文件、读报纸、写心得、谈体会等说教灌输,缺乏灵活性、主动性、实效性,容易让师生产生排斥心理。3、思维方式单一,缺乏创新意识。面对师生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化、学生犯罪、违规低龄化、师生民主意识强烈等现实,不能提出最有效、最及时的方法去解决、引导,多向思维、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创新较少,遇到问题显得无所适从。 二、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的产生,既有客观形势变化的原因.也有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原因.新形势下,要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为学校思政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和环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旨在维护社会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堵塞制度漏洞、弥补制度缺陷、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比如,完善、落实《反垄断法》、《个人所得税法》;将分配政策倾向于效率调整为倾向于公平等,解决贫富收人悬殊问题;落实存款实名制和领导干部个人收人申报制、离任审计制等,以遏制腐败。政治上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经济上,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缓解失业、待业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同时对全体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全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人们懂法、守法、用法,并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事的氛围。一旦社会进人了良性循环,出现机遇均等、利益分配合理、竞争公平的和谐社会环境,那么,失衡的社会心理就能得到矫正,师生心态就会恢复正常,其行为就会受到主题建康的心理机制的有效控制,再行思想教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认清市场机制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二者达到统一。1、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思想政治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导向、激励、启发、教育功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创造了新的机遇。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分化、生活地位的改变,社会矛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要解决这些矛盾,除了建立和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外,还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引导师生员工对改革充满信心,以国家大计为重,提高自我调控能力,防止各种负面影响的扩大蔓延,维护学校和谐稳定。2、要认清发展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思想道德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市场经济,人是根本。青年将成为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在于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它还通过作用于师生的思想、心理、意识,发挥调节、疏导、激励、引导补充作用。同志指出:愈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愈要适应新的形势,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3、走出认识误区,在实践中把发展市场经济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任务一起上,两付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两手都要硬”,“防止一手硬、一手软”。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学和管理当中去,做到教学、管理与育人相结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纳人各系部、各部门中层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纳人员工的工作任务中去,确保把工作落在实处。 (三)立足学校自身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强化与新形势相适应的观念。为适应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以邓小平教育理论为指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对象、内容、要求、条件,确立五种观念:1、系统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复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需要从科学管理人手,制定目标、划分层次、把握环节、采取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和零碎性,才能充分提高工作效率。2、前瞻性。前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必然要求,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预见性,即工作目标、内容、方法要走在师生思想发展的前面,并根据目前师生员工思想发展和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其说服、疏导、教育、激励的功能3、民主平等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政工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平等观、民主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充分尊敬师生的人格、师生的权利和师生的尊严,抛弃那种以权势、以资历、以学识压人的猫道作风.4、利益效益观念。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引人利益效益原则,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利益和效益。利益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动员师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也要善于保护师生自身的正当利益,把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利益效益原则最好的落脚点.5、科学观念。树立科学意识是现代社会给人提出的要求之一。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具有科学意识,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上。比如,吸收和运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知识经济、新经济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四)加强政工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各系部都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政工队伍,坚持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特别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挑选那些政治素质好、思想观念新、品德优良、作风正派、有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的青年教师,充实到政工队伍中,提高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五)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探索有效方法,目的是要寻求工作的实效性,达到工作的预期目的。近年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出很多好的工作方法,诸如心理咨询、平等对话、树立典型、目标激励、情理并施、人格感化等。针对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心理状况,思想政治工作要引进科学的管理理念,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科学管理系统。近年来各校基本建立了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队伍为骨干、教职工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的运行机制有: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规范机制、奖惩机制、评估机制等。要按目标预测、结构层次、程序环节进行动态管理,要用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施动态的管理操作,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系统,使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市场经济研究: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发挥不同经济体系的最大化作用,禁止出现经济不协调的情况。房地产经济隶属于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变化对房地产行业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存在干预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则必然会增加管理难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强化市场管理力度,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一、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针对经济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必须及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后续干预形式的要求,进而探究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以下将对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价格和价值出现不协调 根据房地产价格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基于已有控制机制的特殊性,如果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况,则必然会扰乱市场秩序。近些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和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很难保证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减少经济风险。 (二)干预形式不合理 基于已有发展形式的特殊性,要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形式,避免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在后续干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形式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干预机制不健全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发展形式进行了解,进而出现控制形式不健全的情况。 (三)资源应用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处于开放式管理形式,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应用资源,体现出资源应用形式的要求。在具体控制过程中存在土地规划形式不合理、开发形式不合理的情况。由于我国资源比较少,人均占有量少,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处理能源矛盾的问题,使其适应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 二、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及时对经济形式进行调整,使其适应协调发展形式的要求,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以下将对如何保证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 (一)调整房地产商品价格 根究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在后续控制阶段,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控制,则会出现经济泡沫的情况,增加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及时对房地产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强化控制机制。控制控制好房地产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市的价格并不说一定要强制性将房产价格降下去,应该按照房地产商品的价值制定相应的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明确价格变化形式,调整工序矛盾,及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保证房地产市场处于稳步发展的状态。 (二)强化金融监督形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对整体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房地产经济进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形式采用的是大规模发展形式,为了避免出现价格控制不合理的情况,必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要及时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进行了解,提升监控管理力度,及时对贷款机制进行调整,进而保证资源的合理应用。在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对存贷形式进行分析,灵活应用资产形式,降低高风险贷款风险,保证市场经济和房地产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进行经济转型 当前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控制不当必然会出现转型机制不协调的情况。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应用杠杆经济原理,鼓励相关房地产企业应用智能化发展形式,此外对购买的住宅区进行环保设置。如果存在控制不合理或者经济发展机制不明显的情况,则必然会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此外房地产建设形式必须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的步调。如果房地产建设不能以低碳环保为建设目标,则必然会出现控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 (四)合理应用激励政策 基于房地产设计形式的特殊性,在后续干预过程中,则必须从现有发展形式入手,结合后续控制形式的要求,合理应用激励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形式。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调整贷款形式,吸收更多的购房群体对这种住宅的关注。实践证明,政策的激励政策势必会带动房地产经济向着低碳经济的转型,工作人员必须在已有设计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形式和干预机制,使其适应整个发展形式的要求。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经济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为了调整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式和市场经济干预形式,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对控制机制进行分析,控制经济发展形式,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形式,必须发挥房地产经济的最大化作用,带动市场经济发展,重视转型发展机制的要求,及时对其进行总结,对房地产经济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房地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作者:王威 单位:包头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务局
国家经济论文:国外典型国家低碳经济论文 一、英国模式 首先,英国政府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制订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框架,并建立了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制度、标准等,从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等多个角度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以碳基金的形式投资,并以基金公司运作,这就将政府的投资和企业运作相结合,资金主要用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利用,低碳技术知识产权收益、以及提供咨询、技术服务等,为英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资金和技术平台。第三,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依靠低碳技术提高煤炭能源的使用效率,例如推广清洁煤技术建立示范低碳发电站,降低能耗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和地理优势,发展风能、潮汐能、太阳能、海藻能、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低碳能源。第四,成立了新的低碳技术部门,专门负责低碳技术的研发、改造和推广。10年来,英国政府累计投入300多亿英镑来推动传统产业向低碳产业的升级和改造、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强大的资金后盾使产业升级和技术推广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使企业更积极、更主动地与政府合作,共同参与低碳经济发展策略。第五,英国政府还在其专利认证体系中为低碳技术的相关研发提供了优先权,并推进与贸易伙伴关于建立环保专利快速通道体系的协商,为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提供了获得专利权的快捷通道,也为英国先进的低碳技术以知识产权转移的形式获利提供了机会。 二、德国模式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其在保护环境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国了第一个环保法案——《环境规划方案》,该法案较为全面的将环境保护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之内。1996年,德国出台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理法》,力图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国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文件,明确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将生态工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将低碳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质能源、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6各方面全面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汽车工业的低碳化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最大的亮点。汽车工业作为德国最基础的产业,一直都是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推动汽车制造业的低碳化转型,这也将为德国汽车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培养一个新的增长点。2009年,德国颁布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德国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达到100万辆的目标。为了保证该目标的实现,德国政府已经累计投入5亿欧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推广。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都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和研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始形成。能源结构调整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的基础。2000年,德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问题,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对使用者进行价格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传统能源在价格上的优势,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德国发电总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业创造的产值高达250亿欧元,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25万个,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德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方面,德国一直做得较好。环保意识和低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德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放置,分开处理;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复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居民多主动环保出行。 三、丹麦模式 丹麦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堪称典范。上世纪70年代,丹麦的工业化完全依赖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麦面积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陆架蕴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基于国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麦开始尝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能源战略的调整,立足本国实际,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改变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风能发电是丹麦绿色能源模式的重点。丹麦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海这一优势为其带来了大量强劲的风能。在西海岸约14公里的海岸沿线是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可以提供160百万瓦特的电力,占整个国家电力生产量的20%。海上风力发电的产能约为420百万瓦特,占世界风力发电的30%。风能发电也促进了风电设备和风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丹麦的风电设备销售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成为风电设备销售最大的国家。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过了荷兰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王国”。风电技术和服务外溢收益高达57亿欧元,占丹麦出口总额的7.2%。 四、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政府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低碳企业、低碳行业、低碳产业支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运用先进的技术加快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2.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是各个国家低碳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一方面加快对工业的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低碳化改造,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传统技术升级等方式形成结构减排;另一方面将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新能源,摆脱经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3.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通过低碳技术、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术和服务的外溢收益逐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4.低碳意识要深入人心。 通过加强低碳、环保教育和宣传,帮助公民树立低碳意识。意识影响行为,有了深入人心的低碳意识,公民才能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作者:李婷婷 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下的中国经济论文 一、会计制度与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讲,会计产生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相应可靠会计信息,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对企业进行必要监督,而经营者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评价出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和设置相关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经济体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会计报告中获得相关利益,可以直接被认为是经营者进行人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产权收益。可见产权会计制度下主要功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确认和维护,通过相应会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固有道德保障会计制度有效性实施,利益会计制度下财务处理及相关日常操作,约束和维护好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会计制度下经济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产权会计制度规范下,构建出一种更加有效经济体组织形式,并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财权所有权,将个人经济获取不断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保障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减少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不劳而获现象;二是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利益获取范围,使经济体在获得收益同时,能够提供真实可靠收益报告,实现一个复杂多变市场经济活动系统,从宏观到微观逐级分解、界定和明确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责,更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式。可见产权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不断促进不同经济体,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得经济体产业发展能够真实反应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而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影响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和控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关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和产权制度明确,将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经济增长作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有利于促进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于资源分配决定性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会计政策;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和会计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大环境下,产权结构多元的改革将会推动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制度进一步明晰和使用,将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产权分配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体监督支出,实现企业中经济交易费用。本文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 与国际标准会计准则制度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结构和内容还存在不完善性,没有构成多方面需求性主体,对于会计准则制度绩效评价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时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经济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本文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建议如下,一是有序改变现有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从博弈论角度看,只有经济体各方利益者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并进行规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多元化共赢纳什均衡最佳状态,才能使经济体的各方利益达到满足,进而推动各方经济利益合理增长,可见会计准则制度应向公开方向发展,逐步改变政府性主导地位,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达到动态博弈平衡;二是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从最终目标上看,是为更好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过程上主要体现是否经过各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平衡结果,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科学合理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环境,公共利益各群体积极参与及实现更为完善会计准则自我调整,因此建议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积极有序借鉴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制定经验,制定出积极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规,调动其个利益群体和公民代表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平衡博弈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类高收益资源领域,不具备相应准入机制,各方利益群体将会争向加入,以此获得自身的最大收益,资源将会被无限制过渡性应用,直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利益体彼此排除对方,但是有必须相互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类发展过程中博弈行为,会计制度和产权制度之间相互融合及制定,实质上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选择,会计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出发,为谋求自身生存和权益,在一定规则和制度环境下,势必将会发挥经济利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去与企业经济利益体进行博弈,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博弈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创新和信仰,又产生一种新博弈状态,因此会计和产权制度相互影响就是一种不断更新博弈平衡关系。保证和实现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会计法,依据我国具体经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于市场干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二是会计制度制定必然严格体现出主导公平性,确实保证各个经济利益群体公共利益;三是在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选用合适方式,例如政府主导下诱导下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从而更好实现利益各方协调,满足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制度体系,有着重要相互影响和促进关系,一方面科学合理国家会计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协调各方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为国家会计制度变迁提出新需求,为适应经济增长,国家会计制度将会不断优化自身结构和调节构成元素,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之间是一种生态循环发展关系。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相关理论观点,从国家会计制度交易费用和产权两个角度,探究和分析国家会计制度体系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最后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一是在建立会计准则制度制定的过程中,应积极调动各利益群体积极主动参与,从而实现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合理性;二是会计和产权制度之间本身存在动态博弈关系,我国在经济增长和会计制度协同发展过程中,应重视会计产权相关制度完善性、公平性和方式选择合理性。我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研究,是一个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工作,需要更多经济学和相关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深入式探索性研究,本文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国家会计系统之间相关问题,希望能够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理论研究方向和建议。 作者:彭海红 江立武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学院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论文 一、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简称宏调)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高潮后所跟随的衰退却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宏观调控是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至计划经济之目标。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 (二)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源自于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正是在这中授权与限权的平衡过程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宏观调控法具有法的规范性、概括性、国家强制性和权力义务性的一般特征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征。宏观调控法在一个方面对宏观调控受控主体行为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又对宏观调控主体行为进行规制。宏观调整法作为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多样性;(2)调整范围的总体性和总量性;(3)调整方法的间接性和综合性;(4)调控主体和受体经济权利(力)和义务之间具有不对等性;内容具有广泛性、形式具有多样性。 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 (一)宏观调控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政府失败理论。 1.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指的是有关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问题及其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总量失衡问题的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古典经济学中认为政府应对经济的态度应该是自由放任,尽量不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失灵。市场的主要缺陷有以下几点:(1)调节滞后,通常情况下都是市场变化在前,市场信号传递滞后,企业决策在后,企业等市场主体对市场的反应是对过去的市场变化作出的反应;(2)调节具有短期性,在短期资源配置上,市场调节是有效的,但是对于长期资源或者是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则是很难起到作用;(3)调节有可能失效,市场调节不是对所有行业都有用的,例如国家定价的军工产品、基础教育收费、水、电、邮、公共交通等收费;(4)调节具有分化性,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会促进贫富差别加剧;(5)调节具有不经济性,这主要是指的“企业外部不经济”,如企业为追求微观经济效益,不愿治理环境污染,转嫁自己的责任等现象的出现;(6)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这种缺陷会促使主体无效益的生产交易,信息不对称则会破坏自由竞争;(7)市场机制具有唯利性,追逐最大化个体利润是市场机制下市场主体的本质追求,但这却不是一种理性的调节。市场失灵的主要体现有以下几方面:(1)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2)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4)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2.政府失败理论 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为纠正、弥补市场运行机制的局限与缺陷,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由于过去国家长期远离经济生活,在政府调节时缺乏经验,容易发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反而破坏社会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权力的中心,权力与经济结合,容易滋生腐败或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因此,政府调节也存在缺陷,也会发生调节失灵。这就需要我们用法律方式去规范政府调节市场的行为,防止政府失败,宏观调控法律就担当起了这一社会责任。政府失败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2)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 (二)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当今的宏观调控法具有一定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而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正是其社会理论结构基础。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会有一个显著的效果就是使得政府的职能被弱化。政府职能弱化是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它代表着政府将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政府将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一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社会中间层的出现于发展不在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并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变得更加的有效,一直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课题。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也许会一直争论下去。因为社会在发展,经济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国家经济论文:国外典型国家低碳经济论文 一、德国模式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其在保护环境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国了第一个环保法案——《环境规划方案》,该法案较为全面的将环境保护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之内。1996年,德国出台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理法》,力图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国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文件,明确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将生态工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将低碳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质能源、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6各方面全面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汽车工业的低碳化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最大的亮点。汽车工业作为德国最基础的产业,一直都是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推动汽车制造业的低碳化转型,这也将为德国汽车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培养一个新的增长点。2009年,德国颁布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德国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达到100万辆的目标。为了保证该目标的实现,德国政府已经累计投入5亿欧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推广。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都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和研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始形成。能源结构调整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的基础。2000年,德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问题,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对使用者进行价格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传统能源在价格上的优势,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德国发电总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业创造的产值高达250亿欧元,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25万个,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德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方面,德国一直做得较好。环保意识和低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德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放置,分开处理;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复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居民多主动环保出行。 二、丹麦模式 丹麦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堪称典范。上世纪70年代,丹麦的工业化完全依赖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麦面积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陆架蕴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基于国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麦开始尝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能源战略的调整,立足本国实际,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改变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风能发电是丹麦绿色能源模式的重点。丹麦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海这一优势为其带来了大量强劲的风能。在西海岸约14公里的海岸沿线是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可以提供160百万瓦特的电力,占整个国家电力生产量的20%。海上风力发电的产能约为420百万瓦特,占世界风力发电的30%。风能发电也促进了风电设备和风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丹麦的风电设备销售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成为风电设备销售最大的国家。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过了荷兰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王国”。风电技术和服务外溢收益高达57亿欧元,占丹麦出口总额的7.2%。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政府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低碳企业、低碳行业、低碳产业支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运用先进的技术加快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2.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是各个国家低碳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一方面加快对工业的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低碳化改造,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传统技术升级等方式形成结构减排;另一方面将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新能源,摆脱经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3.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通过低碳技术、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术和服务的外溢收益逐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4.低碳意识要深入人心。通过加强低碳、环保教育和宣传,帮助公民树立低碳意识。意识影响行为,有了深入人心的低碳意识,公民才能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作者:李婷婷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国家经济论文: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论文 一、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下面将主要介绍欧盟、美国、日本以及印度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成就。 1、欧盟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区域经济组织之一,其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欧盟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体制。欧盟国家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发展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充沛的水资源以及广阔的平原都为欧盟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农业经济发展因素不仅仅只有自然条件,它还需要充分的社会条件,即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欧盟各国为了发展农业,都制定了完善的农业保护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通过财政资助的方式激励从事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民,使得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收入达到从事其他行业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国在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从事农业的人员应与从事其他行业人员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让从事农业的人贫穷。其次,欧盟各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即农业协会。农业协会作为非官方的组织,能够在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架构沟通和协调的桥梁,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三,欧盟农业经济高效发展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工业发展的历史使得欧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运作。机械化运作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还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最后,欧盟在发展农业经济中注重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进行加工、运输和营销,实现农产品的附加值,这就是农业产业化道路。 2、美国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是世界最大农业出国口,其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惊人的。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始终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美国发展农业经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立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农业发展地位以及保障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利益。农业经济发展涉及到土地、税收、信贷以及市场等各方面因素,农业法律能够保证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从而实现更大经济效益。其次,美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入20世纪后,国会和政府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环境保护与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结合起来,鼓励农场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农业教育,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农业生产者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自从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莫雷尔法案》起,农业教育就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 3、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小,土地资源极度有限,农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由于农业发展资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来发展本国农业经济。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即《粮食、农业与农村基本法》。法律规定和保证了日本农业生产中的粮食供给稳定性,努力提高粮食的自给性。除了立法保障农业发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缺乏竞争力的农业生产,以促进本国农产品的销售进而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政府财政支持也是日本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举措。日本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开发,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扩大经营规模等发放各种补助金。政府财政支持之余还通过金融措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保障农业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个举措之外,日本还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多样性的农业合作经济,建立各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经济的效益化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日本农业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科学合理的政策和先进的技术作为支撑,而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发展。 4、印度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 印度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我国一样面临着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印度发展农业经济首先也是立足顶层设计,在国家发展计划中确立农业经济发展地位。印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就着重强调了农村发展与农业改革的目标。农业经济发展取决于农产品是否能够被市场“实现”。印度政府重视农产品的销售,采取多种政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取消农产品和海产品出口税,促进出口。促进出口就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对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过广泛推广复种技术、使用化肥、开发高产品种、提高和普及灌溉技术,使得印度的粮食生产有了大大增长,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1.319亿吨,基本停止了粮食进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粮食自给。 二、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评价 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以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具有现实比较意义。前文重点介绍了这些国家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们具有较大的共性特征。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过程度地促进了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农业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农业经济发展相关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从而有利于激励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关主体。其次,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主体积极参与的农业经济发展服务组织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一个特色。这种服务组织可以是官方组织,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农业发展服务组织的作用是在社会、政府、市场以及农业生产主体之间架构桥梁,以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用于农业;促进教育资源流向农村以及农业从业者;促进政府政策或资金倾向农业;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并顺利走向各级市场,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农业发展服务组织具有一定自组织性质,灵活方便,能够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产生恶劣自然环境的教训,普遍重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保护农业生产环境,促进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规则下,资本主义国家都想方设法规避WTO规则以最大程度补贴本国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产品竞争力。 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农业经济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优势不明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和学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加强政府宏观调整,制定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政府要将重视转化为实际行动,突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世贸组织规则下,政府要努力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2、建立农业服务组织,促进农业经济高效、规范、可持续发展 农业服务组织包括农业经济合作社、农业科研服务组织以及农业教育等。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都采取农业经济合作社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整合农业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农业经济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要完善农村合作社制度,不断提高农村合作社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会要鼓励和支持农业科研服务组织的建立,建立“高校—企业—农业”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发展模式,提高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加强农业教育也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农业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技术素质,还能促进农村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3、积极倡导和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是现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互利耦合,是农业经济的科学转型。农业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相比较社会条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代农业生产过度使用化肥以及人为对自然的破坏都进一步加深了农业自然环境恶化。自然环境恶化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资料的缺失,那么农业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基础。要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把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坚持资源保护与集约开发、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投入减量与生产清洁并举,加速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促进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农村发展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付岩岩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政策对家电行业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家电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稳定了经济增长,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对家电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政策的推行,使家电企业逐步摆脱出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市场购销两旺,企业盈利状况好转,行业发展回升态势明显。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海尔)近几年的财务数据分析,深入探讨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一、针对家电行业的“三大国家经济政策” 1、家电下乡政策 从2007年12月开始,“家电下乡”政策开始在山东、河南、四川三省进行试点,即对农民购买彩电、冰箱(冷柜)、手机等三类规定产品型号,按销售价格13%给予财政补贴。2008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日益加深,新形势对家电下乡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为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促进生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全国推进家电下乡,又增加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空调四类补贴品种。每个省份的实施时间统一定为4年。 2、以旧换新政策 2009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制定的《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2009年6月28日,财政部会同商务部等七部局印发《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2009年7月1日,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废旧家电拆解处理环境管理的指导意见》,2009年8月21日,财政部印发《家电以旧换新运费补贴办法》。至此,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和长沙9个试点省市全面启动。2010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推广实施期延伸至2011年12月31日,实施省市范围进一步扩大。 3、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2009年5月18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通知》和《高效节能产品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对能效等级1级或2级以上的空调、冰箱、平板电视、洗衣机、电机等十大类高效节能产品进行财政补贴。根据国家《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广实施细则》,在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进行对节能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进行国家补贴。 2012年“以旧换新”政策结束。为期四年的“家电下乡”政策于2013年1月31日正式退出。“节能补贴”于2013年5月31日完结。随着家电政策逐步退出,这几年国家经济政策到底对家电企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究竟给企业带来的多大收益,接下来我们通过对青岛海尔近几年的财务数据进行解读,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综合影响。 二、对青岛海尔的主要财务数据分析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该企业营业收入逐年增长,五年中营业收入实现了翻翻,政策受益明显;货币资金持有量增长尤为突出,由2008年的24亿元增长到162亿元,增长了661%,企业货币资金量非常充足,有益于企业长远的发展;2008年的存货,该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主动调整了存货的管理,倡导“零”库存管理理念,压缩了企业整体库存数量。2009年受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影响, “家电下乡”产品供不应求,“以旧换新”刺激了消费需求,企业产品销售旺盛,市场需求超预期,企业存货进一步下降。2010年企业加大生产力度,增加原材料和补充库存保有量。随后两年存货保有量进一步提升,存货的变化,隐含着说明国家经济政策对其重大影响;该企业总资产更是飞速增长,由2008年的122亿元增长到496亿元,增长明显,企业规模进一步壮大。 三、对青岛海尔财务指标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发展越强劲,其给予投资者的回报也会越高。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的债务越有保障。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该企业的净利润逐年提升并出现了快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销售毛利率略有提升但幅度不大,基本稳定。营业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有小幅的提升,但整体的盈利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家电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利润率偏低密切相关。总资产净利率稳步提升,近两年随略有回落,但该公司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还是很高的。 (二)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到期债务和利息的能力,包括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企业的偿债能力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是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在五年中整体上呈现逐步下滑态势,反映出该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最近三年尤为明显,流动比率略高于1而速动比率接近1。青岛海尔的短期偿债能力令人堪忧;从资产负债率上看,青岛海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该公司长期偿债能力逐渐减弱,随着时间推移财务风险在逐步增大,截止2012年企业资产负债68.95%偏高。青岛海尔偿债能力下降,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这与企业近几年生产销售两旺有关。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加大了往来业务无忧占款的力度,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金额大幅增加,导致企业长短期偿债能力均出现下降。 (三)营运效率分析 营运效率反映了企业资产周转的使用情况,是企业管理资产能力的进一步体现,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企业的营运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资产周转状况良好,说明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高,资产利用效率高。 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在五年中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应收账款和存货均保持了比较高的利用效率,体现出该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水平较高;目前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与2008年相比有所提升,固定资产利用效率提升究其原因是,企业营业收入逐年大幅增长,而企业的固定资产却增长幅度有限 ,这说明该企业这几年加强了固定资产的管理与利用,充分挖掘其现有固定资产,提升了对其利用效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相对来说效率不高,究其原因是近几年企业流动资产大幅增加所致,流动资产中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增长尤为明显;总资产周转率在五年中有小幅度的波动,近两年略有下降,但总体来说企业的总资产周转速度是很快的,企业总资产的利用效能是很高的。 (四)现金状况分析 从表5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从现金净流量看,该企业近几年一直大于零,现金净流量持续增加,说明企业现金比较充裕。细分析该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一直都大于零,并且出现快速增长。说明企业经营良好,“自我造血”功能很强,为企业扩大生产经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近几年一直小于零,说明企业加大了投资力度,有利于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除2011年之外均小于零,企业在这一大期间中发生偿还债务、支付筹资费用或进行利润分配的资金比银行借入的资金多,这说明企业自有资金充裕,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从净利润现金含量和销售现金比率上看,该企业的两个指标都比较高,表明企业销售回款能力较强,成本费用低,财务压力小。 (五)发展状况分析 从表6数据可以看出青岛海尔2008-2012年:该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缓慢,2009年开始受益于国家经济政策,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加快,2010年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营业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增长率达到83.71%;企业净利润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中2009年的净利润增长幅度最大为105.46%;该企业总资产和净资产增长率,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快速,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节能补贴”政策影响下,企业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企业总资产出现快速增长,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净资产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总资产增长速度。侧面发映出企业负债增长速度高于总资产增长速度,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变化是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综合分析与评价 从近几年青岛海尔财务数据来看,该公司受益于“三大国家经济政策”效果明显,无论是从营业收入增长,还是从总资产的增长,还是企业经济效益利润的增长来说,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均受益很大。国家经济政策确实为家电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稳定了家电行业发展,促进了家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家电“三大国家经济政策”从实施情况来看,成效显着。家电下乡产品成为农民购买家电产品的首选,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98亿台,实现销售额7204亿元。在“家电下乡”政策中,国家动用补贴资金将近1000亿元。该政策激活了农民的购买力,扩大了消费市场。“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更加促进了居民消费,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销售5大类以旧换新新家电8130万台,直接拉动消费3004亿元,共收回5大类废旧家电8373万台,国家经济政策带动家电消费作用明显。节能惠民工程给消费者、生产商到零售商都带来了不少益处。减轻了消费者购买压力,促进了家电行业节能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国家节能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家电产品节能惠民政策不仅实现了惠民的政策目标,还取得了稳定家电行业发展、均衡内外贸等多重政策效果。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碰撞论文 关于西方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暂且不谈,仅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来说,我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国家政务,以下就是由精品学习网为您提供的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主权的碰撞。 当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中国恢复时,学者们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活动,凡不属于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便不属于行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把行政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不仅更符合汉语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国宪法对行政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是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一含义表明:行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人们今天所讲的公共管理,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践背景正是各国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运动。 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主权的碰撞,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经济论文: 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失灵与经济法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国家经济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一、 引论:何谓经济法的国家观。 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是它体现了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1〕(P51)有的学者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2〕对于研究经济法来说,认识其国家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经济法的国家观往往体现在其与行政法的界定过程中。以下一些观点值得重视。其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行政法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作为经济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3〕其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发展。〔4〕经济法学者的上述观点,有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西方传统的国家观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据洛克的理论,国家的功能只限于保护其成员的权利不受其他成员的侵犯。如果一个国家力图超越这些限制,那就超越了它的合法职能。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比其进了一步。“本世纪30、4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危机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等等,都促使奉自由竞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了彻底的政策转型,国家或政府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5〕(P150)对此,美国学者认为,“为了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里能够高效地管理公共事务,美国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加强行政控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调整,公共福利也必须加以保护以使其免受反社会的破坏行为的侵损,因此由政府直接采取行动进行管理也就成了势在必行之事了。”〔6〕(P369)这种行政控制往往是以经济法作为依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法理论中的国家观并不是建立在当代公益政治的基础上,因此往往容易夸大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并将政府行为描绘成一种随意性行为。经济法理论中的政府观与当代现实生活的一致其实只是一种形似,而非一种神似。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差距。如果说现代行政法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一些经济法学者则针锋相对地表示,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甚至认为对作为经济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本已说得很清楚了,但作者还唯恐人们不能理解其深义,又作了更为明显的解释:“不是所有的全局性的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都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干预或者不干预,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就干预,不需要就不干预。因为经济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因此,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可能广一些,有时可能窄一些。我们使用了‘需要由国家干预’这一个不确定或者模糊的定语,正好是为了使经济法能够适应可能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8〕(P55-56)政府责任模糊至此,当然没有控制可言。笔者认为,凡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都应当建立在“控权”的基本思路上。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必须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这才正是经济法理论的危害所在。 二、 评论:经济法国家观从哪里来。 分析经济法理论,尤其是其国家观时,我们常常会面临着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在一定阶段的微观环境下看,经济法的理论是极有道理的,也往往能与实践相印证。经济法学者往往强调其理论在微观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将其理论置于一个长时间的宏观条件下整体考察,则能看到它的幼稚。在我国,虽然经济法理论的各种观点基本上都产生于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但折射出的却是我国建国以来的体制变化。大体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统一调整论。“统一调整论”流行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该理论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所谓“一切经济关系”包括经济管理关系、民事经济关系、劳动经济关系等等。实际上是要用一种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去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我国1980年出版的《法学辞典》对“经济法”下的定义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第二个时期主要是纵横关系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纵横统一论”开始代替“统一调整论”而成为我国最为流行的经济法理论。这种理论在摆脱“大经济法”观念后,为经济法部门确立了特定的调整对象,即纵横经济关系,具体包括三类对象。(1)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纵向经济关系;(2)调整社会组织之间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3)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关系。〔8〕(P5-8)“纵横统一论”的调整对象尽管较之“统一调整论”已大为缩小,但所涉及的范围仍很广泛,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横向关系(私法关系)统一于纵向关系(公法关系),将私法关系与内部经济关系均视为国家可以随意进入的领域。这显然仍是与当时尚未彻底改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第三个时期纵向关系为主论。在“纵向关系为主论”中目前我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法理论是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国家需要干预论”。按照这一观点写成的《经济法学》成为我国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7〕第四个时期纵向关系论。也就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年青学者只把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9〕(P110-118)纵观经济法各种学说的发展,总体上说是一个“调整范围”越来越缩小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伴随着我国“公法私法化”进程,国家还权于民,退出一些干涉领域而逐步形成的。可以说经济法学说的每一次缩小范围都是被动的。当一种学说只能被动的对已经变化的体制作一种图解式的表面说明,这种学说是否还是理论就很值得怀疑了。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传统的经济法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鉴于我国过去的经济法定义差不多都是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完全符合新体制的要求,因此,我们现在应当以一种新的观念,对经济法的定义作出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概括,而不应当以种种理由拒绝反思。”〔7〕(P52、54)问题是,经济法理论应当反思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反思我国经济法理论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本位思想。从经济法所依据的理论渊源看,我国经济法理论是来源于前苏联学者。“统一调整论”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前苏联学者。他们曾主张。75.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解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把法所调整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所产生的关系,划分为法和法学的独立部门,即经济法”,“要求制定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一切关系的专门的苏俄经济法典,用以取代民法典。”斯图契卡在《关于民法典适用实践报告》中宣称,“买卖-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不承认买卖的,它只承认直接的供应”,因此“应当把那些直接有关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一切关系,分为一个特别法典,而不应包括在民法中”。〔10〕(P42-43)“纵横统一论”在苏联的代表人物B.B.拉普捷夫指出:“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横向的和纵向的经济关系的统一,就是所有这些关系中的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的结合。”前苏联学者并不回避这种理论与产品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相联系。B K马穆托夫也指出:“不论是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都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方面的有计划的直接社会关系。”〔10〕(P313)。从经济法所依赖的现实基础看,主要是我国曾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在改革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垄断着包括物质财富、人们生存和发展机会(如就业机会)以及信息等所有重要资源,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对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形成的行政集权的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同时又带有由自己历史传统形成的特点。中国历史上长时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有时也实行地方的封建割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优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历来不发达。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的决策权过分集中的管理方法,以及某些“官工”、“官商”、“官农”的经营方式,原则上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但实际上谁都不占有、谁都不负责的所有权虚置状态,使名义上的公有制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所有制。这种涵盖一切的国有制经济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并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正是这种传统体制催化了我国经济法理论的产生。中国的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模式,基本特征就是在于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道路,其合理性在于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能承受。因此,旧体制的硬核部分-政治体制、特别是国家体制虽有一定的调整,却始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重组。我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依赖原有的国家体制来推动。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这一切都使经济法中过份强调国家作用的理论继续流行。从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看,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就经济法学者而言,一般并不否认社会本位的说法,正相反,很多学者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理论特色。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出现,至少在十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其中就有一项重大突破是:“提出了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从未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和责、权、利、效益相统一”的原则。〔11〕然而需要研究的是经济法学者所说的“社会利益”究竞是什么含义?在我国,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社会有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总和构成市民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构成政治国家。公共利益表现为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12〕(P253)这种看法由于只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称之为是利益的“二分法”。按照这种看法,社会利益只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有的学者将社会利益称为“社会公共利益”,并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这里所指的‘广大’,一是指范围上的广大。这种‘广大’既有全国性的广大,又有地区性的广大,其外延取决于特定法律、法规的适用区域。二是指时间上的‘广大’。此种‘广大’既包括生活在地球上的当代人,也包括未来将生活于地球上的人们。”这样的理解虽然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但又认为两者并无明确界限:“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7〕(P827)在经济法学的著作中,如同经济法概念具有“模糊性”一样,“社会公共利益”也同样具有模糊性。仔细研究两个“广大”,可以看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比国家利益更为宏观的内容。在这种空洞的“广大”表述中,社会利益混同于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只能由国家来代表。我国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把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进而认为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的实现,将导致社会局部劳动与社会整体劳动、社会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直接统一,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时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重合的,这种社会本位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本位”。从历史上看,当存在着国家、政府时,政府总是会来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所不同的是,在中世纪,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封建国家往往会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夸大为神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这时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在经济活动中,这时的“国家本位”是将一切经济活动打上政治的烙印,实行管制经济。随着人民的力量逐步强大,虽仍不否认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这时的国家本位已转为一种“控权”、“限权”的思想。我国经济法学理论强调的国家干预,“它所体现的只能是符合经济法要求的能够保证‘社会本位’实现的国家意志。”〔7〕(P55、58)当行政法以“限权”与“控权”为优秀,使得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时,经济法学理论将公共利益理解为极其宽泛内容,就可使国家的一部分职权,以遵循所谓“经济法要求”“社会本位”为名,摆脱行政法的限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次成功的干预,它的最初形式可能是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最终它是以制定体现这种干预的经济法律来完成的。”〔3〕可见经济法理论归根到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里经济法学可以说是另辟捷径,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其实,这不过是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9〕(P128-129)总之,我国经济法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独到之处,因为 在中国这样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大国,会出现众多变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稳定阀”是不可能取得改革成功的。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并仍要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作为“后发国家”,在出现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典型私法的同时,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环境法等社会法也诞生了。国家的退位使某些传统的“公域”一部分成为“私域”,另一部分成为“社会领域”。这是一个“公法私法化”的过程。无视这种现实,而只将目光关注于政府行为,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国家观中极其陈旧的一面。同时,经济法理论存在着另一致命的缺陷是,将中国改革进退全系于政府不受约束的行为之上,会形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深刻矛盾。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本身会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障碍。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个人不仅在经济市场上是自利的“经济人”,而且在政治市场上也是关注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15〕(P50-51)他们倾向于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寻租。政府亦是由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个人所利用的,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16〕这种机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之载体,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并不比其他机构更圣洁、更正确,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的缺陷一样严重。 三、 新论:经济法国家观往哪里去。 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的现代化首先是国家观的更新。目前经济法理论更新常常满足于一种概念更新,在国家职能的讨论上,过去比较热衷“密切联系”还是“管理协作”的表述,现在常常热衷于“规制”、“干涉”、“介入”、“调节”‘、“协调”,、“调控”和“管理”等表述。有些学说与其说是观点上有区别,不如说是一种文字表达的差别。笔者认为,经济法理论只有从理论渊源、现实基础、本位思想方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有可能获得新生。就经济法的国家观而言,三种观念极为重要,即法域观、利益观、权力观。(一)法域观。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的十个方面中,有一项突破是,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将很多不同质的社会关系硬凑在一起,这项突破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经济法不断被迫缩小调整对象的趋势来看,笔者认为答案只能是后者。经济法理论应当建立在当代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克林顿认为,我们已把我们的路线称为“第三条道路”,在这条路线上,政府将更积极、有效、节约,它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布莱尔认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西方政要谈到的“第三条道路”所涉及的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经济法的国家观极有帮助。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虽然存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分析的模式上。哈贝马斯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这里的“经济”并不是指随便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国家相对应的是“公共权力领域”,即政治领域,而与社会相对应的则是“私人领域”。“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17〕(P35)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从属于私人领域,而不同于“公共权力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是“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规等。”“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7〕(P35)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美国哲学家柯享和阿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把’市民社会‘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壮)、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构成的”。他们认为“有必要作以下很有意义的区别,即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党派、政治组织和政治公共体(尤其是议会)构成的政治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同一个由生产和分配的组织(通常是公司、合作社、合营企业等等)构成的经济社会区别开来”。“通过切断市民社会与私域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及切断国家同公域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说明了在市民社会、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相互关系。”〔19〕(P190-191)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领域,其实是一个“社会领域”。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这是一种“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的分析框架。莱斯特。塞拉蒙在《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一书中,把“非营利部门”(NonprofitSector)看作是有别于“政府”和“营利部门”的第三部门(thirdSector)。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非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一概念。如果我们将塞拉蒙的三元分析模式与柯享和阿拉托的三元分析模式相对比,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对应于“国家”,“营利部门”对应于“经济”,“非营利部门”对应于“市民社会”。在塞拉蒙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三元社会。尽管以上三种分析模式各有不同,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因素。我国一些年青的学者将三个领域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并对以上三种模式作了如下的归纳:〔20〕(P27-44)第一,主要活动主体。政治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政府或政府组织。经济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包括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第二,提供主要物品。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主要是垄断性的公共物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政府组织,才有资格为社会提供垄断性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中,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职能是通过市场,为社会成员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向社会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第三,主要资源来源。在政治领域中,政府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税收。在经济领域中 ,营利组织的主要资源来源于销售收入。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用来“生产”公共物品的资源有三个来源:社会捐赠、政府资助、收费。第四,主要组织目标。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组织的目标是公共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可以说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经济领域中,通过市场交换,满足个人需要,可以说其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在社会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在于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可以说其实现的是集体利益。从上述关于“社会领域”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一些有助于我们建立法学分析框架的观点。首先,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则界于两者之间。其次,以上各类三元分析框架中,是以团体社会为特征来理解社会领域的。认为社会领域的主要活动主体是非营利的组织,提供的主要物品是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实现的是集体利益。最后,社会领域被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如柯享和阿拉托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并不是只在私域活动;国家也并不是只在公域活动。国家的有形之手,有时会越过公域的界限,个人的利益有时会超出私域的界限。正是这种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第三法领域的形成。借助当代较为流行的三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法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国家税收、财政、宏观调控的内容,应当是被国外称为“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的内容;而另一部分保护消费者、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则应当是被国外称为“社会领域”的内容。硬将两类不同质的社会关系放在一起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的。(二)利益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P29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2〕(P307)“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3〕(P292)法律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庞德认为,利益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一个出发点,法律必须为这个出发点服务。庞德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24〕(P135—136)个人利益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出发,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的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25〕(P41)社会利益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在庞德的社会法理学中,其对法律体系和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大部分是以私法为基础,这就预先决定了庞德法学的立足点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协调关系。个人利益也是一种私人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基础的单元。因此,个人利益乃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形成私权关系来实现。公共利益往往表现为国家利益。政府常常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共利益实际上也就成了国家利益。马克思指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26〕(P70)国家利益通过形成公权关系来实现。对于我国法学理论来说,认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般是不发生困难的,而一旦涉及社会利益则众说纷纭。依笔者看来,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可以说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整合出来的一种特殊而又独立的利益。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成层次的话,个人利益作为私人利益可以视为一种微观的利益,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利益可以视为一种宏观的利益,那么社会利益其实是一种中观的利益。这也正是这种利益有时容易被视为是个人利益,而有时又容易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原因。社会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一种公共利益,而是一种个人利益。例如,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和雇工的利益,消费关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环保关系中污染者和被污染者的利益。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一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法律地位,维护自身的个体利益。“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1〕(P179)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表现在对于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从而使利益得以重整。社会利益正是通过将微观利益提升为中观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西方的重整过程主要是“私法公法化”;而我国的重整过程则主要是“公法的私法化”。就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仅主体的生活需要,而且主体的生产需要,都是以个人利益的形式来满足,个人利益以利己的私人利益表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了一种极端私利的法律观。20世纪以来,以《魏玛宪法》为代表,西方出现了“法律的社会化”、“私法公法化”。某些弱者的个人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通过国家和社会来保障。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已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就我国而言,我国过去那种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把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国家和社会必然重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社会利益是在“公法私法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利益作为一种既区别于又独立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利益,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表述:第一,“利益冲突”的认识。社会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利益差别是构成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因。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12〕(P250)第二,“利益失衡”的认识。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会中的现有资源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对资源控制的不同导致各种社会关系中实际地位的差别。社会资源占有的份额相对较少的个人或组织可以称之为弱者,例如,雇佣关系中的雇工、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环保关系关系中的受侵害者、垄断关系中的小资本家等等;反之则为“强者”。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形成利益失衡。第三,“利益协调”的认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J.arrow)揭示出“不可能性定理”可以说是以“经济人”设定为价值观前提论证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他说明:在自主而平等的市场体制下,个人利益的被满足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利益也被满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不能由自主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行为自身满足的,因此,应当由一个超越于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和确定社会利益。〔2〕“利益冲突”决定“利益协调”。第四,“利益保护”的认识。“利益协调”反映出法律对利益格局具有重整的功能。法律在对利益格局进行重整的过程中,采取倾斜立法的方式,将保护的重点放在弱势主体这一方面。可以说,“利益失衡”决定“利益保护”。总之 ,社会法所关注的社会利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是—种公共利益,而是一种个人利益。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一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法律地位,维护自身的个体利益。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表现在对于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量,并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和方法,从而使利益得以重整。社会利益正是通过将微观利益提升为中观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尽管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协调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利益。但这一中间地带一经形成,就有既区别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也区别于私人利益(个人利益)的特征。为保护三类不同的利益形成了三类立法。三类立法在不同的本位思想的指导下分工合作。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通过市场调节机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及交易安全;公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通过政府调节机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国家安全;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通过社会调节机制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以及社会安全。从经济法学者表述的范围来看,即便是最狭窄的调整范围(国家管理)其实也涉及了二类利益,一类是国家利益,一类是社会利益。笔者认为,从调整同质的社会关系的思路出发,经济法理论还应作出进一步的取舍。(三)权力观。“赋予治理国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它是如此危险,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28〕(P189)行政权力范围在当代日益扩张,更需要加强控制。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去正视行政控制中所固有的某些危险。”〔6〕“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情况下,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P358)那么,又应该怎样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呢?私法、公法与社会法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公法中的权力制约模式。孟德斯鸠提出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模式,有人将其称为权力制约的权力模式。它试图解决对国家权力进行直接宏观控制的问题,三权分立的倡导者及实践者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权力的相互制衡,在国家权力大厦内部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良性机制。然而,权力的分流使国家权力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对权力的宏观控制可以遏制专制的产生,却不能制止中观、微观领域内权力的扩张趋势,私法中的权利制约模式。这种观点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义务因权利而生,法律义务的存在为权利的实施设定了一种界限,它以权利的实现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分流的过程中,因国家权力而生并受法律义务所保障的公民的法律权利的行使,可以反过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立足于社会法,从维护社会利益,社会法是要将维护社会利益作为迫使掌权者行事的规则,在此基础上限定政府的权力。这种限定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行政主体要受到受益主体的限定。就受益主体而言,传统行政关系中国家往往是最大的受益主体,因为行政管理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强有力的手段,行政管理当然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社会法中的行政以社会利益为本位,是为了社会弱者的利益,其作为利益归属主体,制约着行政方式。受益主体也可称之为利益归属主体,是指通过行政权予以保护的某种社会利益的最终享受者。受益主体是社会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人们普遍忽视的问题。前已述及,社会法中弱势主体的一部分私利益被提升为社会利益,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来加以保护。在社会法的范围内,行政机关保护的是社会法中弱势主体的利益,因此,形成利益归属主体,即行政权力保护的利益的最终享有者。在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个人利益被抽象为国家利益,两者的差别被完全抹杀,根本不可能去研究利益归属主体;以个人为本位,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完全重合,同样不可能去研究利益归属主体,而这恰恰是社会法行政管理系统最具特征的内容。就社会法所涉及的社会利益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纳入个别社会的法律关系予以保障,例如劳动合同、消费关系中的当事人。第二类是纳入团体的法律关系予以保障,如工会组织通过集体合同与用人单位发生的关系,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与商品经营者发生的关系。第三类则需要纳入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系统予以保障,如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的领取。严格说来,后两类关系都是在第一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由于第一类关系中存在着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后两类关系是为了对第一类关系进行保障而产生的,因此,在后两类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第一类关系中的弱势主体往往成为利益归属主体。在第三类关系中,利益主体更呈现出社会化和显性化的特征。可以说,只有存在利益归属主体时,才能产生具有社会法意义的行政关系。判断“利益归属主体”是否存在,也是社会法行政关系与传统行政关系区别的关键。其次,在某些领域将国家的职责限定在制定与执行社会基准法。社会基准法也成为一种行政方式的限定。基准法是社会法中特有的法律现象,如劳动基淮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义务教育法等等。它是根据社会法中各个部门法的特点,从宏观上调控具有强弱特点的社会关系。社会基准法划定了规制对象如雇主与雇工,经营者与消费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等等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必须遵循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据社会法规制对象的特点,即社会弱者的特点制定的,因而是社会弱势群体全体利益的保障线。基准法不是国家为实现其自身利益而设定的,它保护的不是诸如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也不是保护纯粹的私人利益。基准法保护的是全体社会弱者的社会利益。基准法保障的社会利益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反射”到社会弱者所缔结的的法律关系中,因此,社会基准法在社会法中居于基础的地位。基准法在西方国家是对传统私法自治流弊救治产生的,它在传统私法自治的空间里划定了一条最起码、最基本的、能够保障社会弱者生存权的基准线。这条基准线贯穿在社会法的各个子法域,如劳工、消费者、环境保护、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各个方面,从而缩小了意思自治的空间。基准法在我国,则是国家从完全包揽的状态出发,逐渐降为底线约束,还权于民,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空间。然而,无论路径差异多大,正是这条基准线,使得社会团体有了腾挪空间,也使社会法获得与私法、公法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地位,并因此确立了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存在。最后,对于“给付行政”往往采取一种分权式的管理体制。随着当今公益政治的发展,出现了“给付行政”。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受益性活动……来进行的自在积极提高和增进国民福利的公共行政活动。”给付行政主要包括三方面,即供给行政、社会保障行政、资金补助行政。〔29〕(P152—153)对于社会法来说,“给付行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给付行政确实不管是在质的还是量的方面,都使现代国家的行政行为空前地扩大化了。”〔30〕(P57)这种行政关系由于保护的利益极为具体而广泛:国家机关往往会授权一些事业性单位,来承担一些专门的事务性工作,实行“政事分开”,例如,促进就业中的职业介绍机构、社会保险中的一些管理机构,在消费领域中的鉴定机构等等。以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为重。36.论经济法的国家观- 从社会法的视解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要方式。随着给付性行政管理的任务加重,有人甚至将分权化的程度当作衡量社会行政系统管理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所谓“咨询性行政管理”到建立各种“准国家机构”,各国都在探索分权模式。在我国,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国家机关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劳动力。国家机关将其直接管理的重点移向劳动关系的两端,以劳动关系建立前和终止后产生的社会关系为主要范围,即以社会劳动力为管理对象的。随着社会劳动力的管理任务逐步加重,劳动行政机关授权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等等从事一部分社会劳动力的管理服务任务。这些以管理和服务相结合的机构,融入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并成为劳动行政管理的重要特征。总之,经济法理论尤其是其作为优秀的国家观只有全面更新,才能可能跟上时展的步伐。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促进经济较快协调发展宏观调控政策对水利基本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按照__局长在总局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有关要求,水务局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7月26日总理在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的讲话精神,并及时与省发改委、水利厅、水利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探讨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投资走向,结合垦区水利基本建设实际,认真分析了宏观调控政策对垦区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大中型项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垦区水利基本建设进展情况 经过五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目前,垦区水利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64.8亿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库153座,建筑物7.3万座,排灌站173处,机电井54222眼,万亩以上灌区43处,治理涝区99处,拥有喷灌机8943台。实现堤防保护耕地74.7万公顷,水库总库容10.3亿立方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24.3万公顷,涝区除涝面积137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万公顷,喷灌设计面积14.9万公顷。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涝、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体系,提高了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垦区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垦区目前正在建设的国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国境界河防护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复的初步设计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全线达到20年一遇标准。垦区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岭、南阳河、双峰5座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清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实施中。目前正在建设的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新建的绥滨、八五九灌区工程,兴凯湖、查哈阳、江川三座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绥滨、八五九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3163万元和8999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47.7和14.3。兴凯湖、查哈阳两座灌区已分别完成投资15657万元和10503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的12.4和39.9,江川灌区20__年刚刚列入国家计划。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资3044万元,解决8.5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垦区存在饮水安全问题人口的12.6。垦区当前各项水利基本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垦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取有望近期列项实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工程”和以“三江平原‘两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区项目”为主要内容的地表水灌区工程。“三江平原”地区全省规划骨干工程总投资36.17亿元,其中梧桐河、嘟噜河、挠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抚大堤防洪工程投资6.15亿元,垦区约2亿元;续建大中型涝区22处,投资12.19亿元,垦区约8亿元;灌区工程7处和排蓄灌工程56处,投资10.3亿元,垦区约4.48亿元;试验站网投资0.73亿元,垦区约0.25亿元。垦区地表水灌溉项目共拟新建、续建大型灌区17处,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资73.64亿元。其中呼声很高的“两江一湖”灌区9处,骨干工程投资57.63亿元。这些工程完成后,可达成设计灌溉面积1204.2万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562.8万亩,旱田喷灌面积44.3万亩;改善水田面积591.6万亩,旱田喷灌面积5.5万亩。灌区建成后,预计年可增产粮食55亿斤,同时还可在非灌溉期为210万亩湿地及保护区进行生态补水,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均十分显著。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八大洪水以后,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资金的支持,全国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垦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先后建设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也取得了快速进展。20__年,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势,将实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尽管国家对水利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资规模已经减少,水利投资的重点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调等一些国家大型项目上。 这次总理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讲话精神,主要解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仍然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预计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不会因此而大规模削减,因为宏观调控政策第一条就是要继续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抓好秋粮生产,力争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要想做到这些是离不开水利基础设施支撑的。但是,目前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要恢复到“十五”时期前三年的水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水利部矫勇副部长今年来垦区检查工作时提到,这几年国家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入年年在减,“十五”时期后两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减少了83亿元。根据水利“十一五”规划需求和现有的中央投资规模测算,中央水利投资比“十五”期间每年将减少近100亿元。除了人畜饮水项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投入可能还要再减少一点。 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对垦区当前在建和拟建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影响 (一)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垦区水利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垦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重视粮食安全,增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对于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垦区水利建设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减缓了垦区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设投入难以满足垦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垦区当前处在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职工安居乐业,粮食总产已突破了200亿斤大关,正在向300亿斤迈进。按照垦区现有的土地面积和耕作水平,要实现粮食总产300亿斤的目标,增产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实施。大型灌区建设的投入大,必须依靠国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国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垦区大型灌区的建设目标是遥不可及的。 二是自筹资金筹集困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工程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家实行的投资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国家投入1元钱,地方就需要自筹1元钱进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设,配套工程则全部由地方自筹资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规模大、投入高,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仅仅依靠收益农场是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资金筹集任务的。目前的状况是上项目要钱时,硬挺着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时配套资金却难有着落,影响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级验收难以过关。自筹资金困难已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垦区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垦区在上级机关的信誉。 (三)水利投资体制政出多门,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国家现行的投资体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包含在农业综合开发、标准良田、扶贫、土地整理等项目中,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由于各部门对项目立项、设计、施工等环节的要求不一、标准不一,形成有些项目管理粗放及与水利总体规划不符或重复建设的问题,影响了资金效益的正常发挥。 四、针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前期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面对国家当前的投资形势和垦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黑龙江垦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近期实施规划》、《垦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规划》,协调省水利设计院、农垦设计院开展了《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涝可行性研究报告》、《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规划》、等前期工作,为垦区有更多的工程在国家立项做了充分的准备。近期要重点做好三江平原“两江一湖”灌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能够早日立项实施,增加国家对垦区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紧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按照当前的投资模式,三江平原项目和两江一湖项目上马后,按“十五”时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亿元,则农垦每年就需要自筹1亿元匹配资金,1亿元配套资金。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树立垦区在上级机关的良好信誉和形象,便于更多的争取项目和资金,建议总局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继续推广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筹力度,每亩地提取10元钱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经验,研究探讨水利建设分级负担,水利建设基金收取,鼓励民营资本、外资、金融资本和大中型工商业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经营水利项目,有效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早日建立起符合垦区实际且不走形式和摆花架子的水利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三是各部门通力合作,加强协调,统一治水。“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水利建设任务仍十分繁重,不仅需要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垦区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加强内部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形成的散打局面,使国家对垦区有限的水利基本建设投入能够形成合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建议总局各相关部门申请和批复项目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把关,确保所建工程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符合垦区水利总体规划及长远发展目标,并由水利部门按行业规范统一组织实施。 四是加强水利固定资产的科学管理,确保水利投资效益和质量。垦区已建成的100多亿元水利固定资产,由于没有稳定的维修养护资金渠道,导致一些工程老化失修严重,造成抗灾能力减退和使用寿命缩短。因垦区没有财政,使得垦区水利工程管理按上级文件核定的人员经费不能落实,水利工程管理水平全省不能同步开展,影响了垦区今后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为了使垦区已建工程和拟建工程按照国内外的管理标准能有效的科学管理,垦区应该设有一笔专项资金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维修养护渠道。 国家经济论文: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及前景展望 内容提要 当前发展中国家克服了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了加快的趋势,不仅自身的经济环境得到了改善,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当前经济增长表现十分突出。从2004年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各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形势有所不同,各自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200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包括地区形势动荡、安全问题突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以及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出性事件。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增长与挑战 发展与贫困 近年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股市频繁波动、经济严重衰退、世界局部地区动荡和反恐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猖獗等一系列负面因素的打击,持续了多年的低迷。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和2002年全球经济分别仅增长了1.5%和1.7%,虽然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高于全球经济增长,但增长也同样缓慢。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影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复苏和亚洲经济平稳增长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的迹象逐步显现,全球经济增幅达到2.7%。延续2003年的全球经济出现转机,2004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预计年增幅可望达到4%。由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和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平稳,预计2004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达到6.1%(高于2003年的5.2%)。2005年和20%年如果油价依然居高不下,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威胁。如果油价有所回落,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不出现意外情况,预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可达到5.4%和5.1%。 一、亚洲经济强劲增长 目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国际政治、形势严峻的考验,其中在政治上包括地区形势动荡、安全问题突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以及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在经济上,尽管2005年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但强劲复苏的背后潜在的风险也在加剧,如油价的波动、新的通货膨胀压力、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活动减弱正在显现,许多不确定因素使亚洲经济前景不能过于乐观。 (一)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2001~2002年期间,亚洲地区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出口需求下降,并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部分新兴市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当严重,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严重衰退,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 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经历了两年的经济增长下滑后,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经济增长达到6.5%。尽管2004年亚洲国家经济受到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和中东局势动荡,以及各种恐怖事件等不利因素影响,但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为此,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将2004年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4月的6.8%调高到了7%,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出现的最快增长,预计2005年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但有所下降,为6.2%。尽管经济强劲增长,油价上扬,但预计2004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仅为3.7%,比原先预测的低0.5个百分点。目前亚洲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国际社会普遍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增长幅度与2003年相差无几。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亚洲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区域内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减少了因区域外部国家消费不振和经济低迷带来的冲击。再有,亚洲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金融领域相对稳定。2004年以来,亚洲各国货币持续保持稳定,而且股市开始普遍回升,金融市场进一步活跃,这对当前亚洲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强劲复苏,2004年亚洲地区出口增长强劲,消费和投资也进一步复苏。预计2004年亚洲地区出口增长18%,在经济扩展和油价上涨的同时,进口增长更为迅速,预计进口增长21%。 (二)各区域经济强劲发展 从亚洲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看,均有长足的发展。 2004年,东亚地区依旧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预计经济增长达到7.3%,其中中国增长率将超过9%;中国香港达到7.5%;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台北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放缓,增长率为6%;由于出口减缓和国内需求不旺,韩国经济增长率约为5.2%。2004年拉动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强劲的主要因素是,需求持续旺盛、投资增长加快和进出口贸易繁荣。预计2005年东亚经济增长将有所减缓, 2004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仅次于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经济进一步复苏。消费和投资是当前东南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预计2004年东南亚经济增长率可达到6.2%。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新加坡官方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7.8%,第四季度预期上调至6.2%,从而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从7%大幅上调到了8.4%,这将是新加坡四年来最快的增长幅度。一年来,由于马来西亚国内需求出现大幅度反弹,出口增长较快,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动力,经济增长率上调到7%。泰国和越南继续保持着可观的增长势头。印尼和菲律宾经济得到改善,但增长速度仍然相对缓慢。预计2005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将随着亚洲经济的放慢而略有回落,为5.7%。 2004年由于南亚地区主要国家印度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和巴基斯坦经济改革增强了国力,预计该地区经济可望实现6%的增长率。但随着油价的上涨,通货膨胀率高于预期,可达到5.5%。2005年印度经济发展有可能受农业减产的拖累,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而巴基斯坦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受印度经济发展减缓的影响,2005年南亚经济增长也将减缓,预计为5.9%,如果油价继续在高位徘徊,通货膨胀率也将上升,有可能达到6.5%。 2004年中亚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以及棉花价格的上涨,预计经济增长达到8%。其中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于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和出口收入大幅增长,经济出现快速增长。而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矿产品和棉花价格上涨的拉动下,经济增长普遍提升。尽管2005年国际油价和矿产品价格有可能回落,但中亚六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出口量将继续增加,经济增长也将保持在2004年的水平 ,甚至高于现有水平。 (三)亚洲经济仍面临着各种考验 当然,目前亚洲地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也有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地区政治形势上,2004年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恐怖主义盛行,导致这一地区安全与政治环境恶化,在一程度上阻碍丁东南亚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战后伊拉克局势和整个中东局势的动荡,导致亚洲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对亚洲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目前,旅游业占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9%,7%的就業机会也来自旅游业。伊拉克战争后,恐怖袭击以及恐怖威胁的不断增多,严重影响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旅游业的发展。在经济形势上,亚洲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着严重的隐患,特别是金融领域隐患依旧突出,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债务负担沉重,银行业存在着多种潜在危机,来自金融领域的潜在威胁始终存在。再有,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地区,石油的需求量在近1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50%以上,占全球总需求增长量的约80%。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亚洲对石油的需求还在进一步增大。由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严重依赖石油进口,因此目前中东局势的动荡对亚洲经济进一步发展构成的最直接的威胁就是石油供价格的上涨。2004年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目前虽有所回落,但随着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动荡国际油价仍居高不下,甚至还有可能再度攀高。目前油价的居高不下首先加大了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石油进口,一些国家贸易盈余大幅度减少,削弱这些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其次,油价的高企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同时导致通货膨胀有所抬头。 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亚洲将面临来自全球范围内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对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就显得更加必要。其中区域内部的合作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特别是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上的合作,对亚洲地区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受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影响,2005年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将放慢,主要原因是预计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弱,但进出口贸易仍将旺盛,预计出口将增长11%,进口将增长14%。在石油价格继续高位徘徊的情况下,经常性项目盈余将进一步减少,通货膨胀率将继续攀升,可能达到4.4%。同时,高油价也将有可能导致石油进口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放缓。另外,2005年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下滑,再加上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可能会在今后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影响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各种风险,才能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非洲经济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受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2003年非洲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达到3.6%,但受非洲内战的影响非洲经济发展依旧缓慢。2004年在全球经济复苏加快的带动下,非洲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增长,预计全年可达到4.5%。其中东部非洲达到5.6%,中非5.3%,北非4.5%,南部非洲3.4%和西非3.2%。预计2005年非洲经济仍将出现进一步增长,有望达到5.4%。 (一)非洲的经济发展形势 2003-2004年非洲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带动下经济出现了新一轮增长。2004年非洲的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世界各国需求的增加和国际市场石油以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的攀升。受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影响,2004年世界各国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市场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从而对非洲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非洲石油和初级产品出口量的持续增长和价格的上涨,2003-2004年非洲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并带动了外资在非洲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投资进一步加大。目前非洲原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0%以上,预计到2010年有望上升到20%,仅美国原油进口总量中非洲能源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15%提高到2005年的25%。2004年由于海湾局势动荡,石油价格飙升,非洲的石油资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迫使西方国家和石油公司加大了对非洲石油的进口和在非洲地区的开采,从而使非洲产油国从中受益。此外,非洲有色金属、黄金、咖啡、茶叶、棉花等的出口收入2004年也有大幅度提高。 虽然目前非洲经济有所回升,但大多数非洲国家要实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要实现这个目标,非洲国家本世纪起需要年均经济增长保持在7%以上,而目前非洲55个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长期以来,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初级原料产品的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经济援助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目前非洲国家仍然面临着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严重不足等各种困难,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二)非洲的贫困问题 长期以来,贫困始终是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至今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目前,非洲大陆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战乱不断,艾滋病肆虐,债台高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日渐拉大。根据联合国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8亿多人口和55个国家的非洲,目前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贫困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最棘手问题。目前,非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1%,贸易总额仅占全球的2甲e,吸引外资仅占全球的1%,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04年底,非洲贫困人口增加近210万,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增加约80万。另据世界粮农组织报导,目前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非洲有近3000万人严重缺粮,其中东非占60%,约1800万人。特别是近年来肯尼亚由于持续干旱,有400多万人处于饥饿之中。与此同时,赞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遭受洪涝灾害,计以百万人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胁。另外,目前美国的大规模打击恐怖军事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非洲国家的外债、消除贫困化、防治艾滋病,以及地区冲突等问题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看淡,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为此,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多次强烈要求国际社会进一步重视非洲国家的问题,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并消减对非洲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壁垒。此外,他们还呼吁非洲国家应不断发展自身能力,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协调,深化适应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依靠非洲国家的力量解决地区冲突等,以逐步建立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而减轻因恐怖事件和西方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给非洲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三)非洲的债务问题 严重的债务问题是困扰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底,虽然非洲国家的外债状况有所改善,但积欠外债总额超过了3800亿美元,比20世纪90年代初不到3000亿美元增加了近27%,平均每年增加约100亿美元,债务总额约占全球债务总额的13%,占发展中国家的15%。非洲国家每年近25%的 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外债。2002年非洲国家由于还债能力减弱,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债务总额接近3900亿美元,其中年内非洲国家被要求偿还的贷款就高达近210亿美元,约有近130亿美元没能按期偿还。2003年非洲国家债务形势进一步恶化,接近4000亿美元,预计2004年超过4]00亿美元。据有关机构预计,在今后几年中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不仅将大大增加,而且无法按期偿还的贷款也将大幅度增加。由于近年来债务危机的加剧,使许多非洲国家新的贷款大幅度减少。例如2001年和2002年,非洲国家从国际金融机构所获得的新的贷款分别比上年减少了约6.4%和6%,2003年减少了6.2%,预计2004年超过6.5%。尽管2004年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意把减免贫穷国家债务计划再延长两年,并表示将提供更多的免债和援助项目,但这些减免只占非洲债务的一小部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四)非洲的贸易问题 对外贸易在非洲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主要外汇来源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的,其主要的贸易往来是美国和欧洲地区。近年来,非洲国家为了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出口,同时随着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对非洲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非洲的出口增长从1998年的3.1%增加到2000年的3.4%。但近年来,由于西方国家实行反倾销和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的速度缓慢,使非洲国家贸易发展出现缓慢趋势,依旧徘徊在3.4%左右。1999年以来,西方国家每年用于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相当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的农畜产品进口征收关税超过100%。估计,由于西方国家实行的限制进口政策,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的出口收入超过了1500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的损失十分可观。由于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使非洲出口贸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牺牲品。长期以来,非洲经济增长依然严重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对非洲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非洲的其他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处于劣势,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进一步限制了非洲产品的出口。 另外,由于地缘政治不稳和经济本身诸多不确定因素始终笼罩着非洲,受其影响,未来非洲经济形势依旧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在当前非洲内战不断和政局动荡不定的影响下,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依旧步履艰难。非洲部分国家长期政局的动荡,严重影响了国际机构和外资在非洲的经济援助与进一步投资,并影响了非洲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的进一步增加。同时,内乱和冲突带来的疾病、饥荒、环境恶化等问题,给非洲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三、拉美经济摆脱困境 2003-2004年,拉美国家逐步走出经济和金融困境,经济出现恢复性反弹。特别是2004年,拉美经济显示出强劲增长势头,复苏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目前在经济发展中依旧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未来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经济进一步增长 2001-2002年,拉美国家受阿根廷、巴西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的影响,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再加上随着全球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特别是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拉美国家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拉美国家与美国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经济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到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势。因此,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和遭受恐怖袭击带来的重创,为拉美国家经济带来了厄运,甚至比美国的衰退更为剧烈。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全面复苏,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拉美地区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经济增长仅有1.5%,但与2002年负0.6%的增长相比,拉美经济也在逐步回升。2003年以前,导致拉美外国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拉美各国经济普遍衰退,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动荡,部分国家经济政策摇摆不定,以及许多国家货币贬值。 2004年以来,随着拉美国家逐步消除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受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影响,大多数国家经济状况出现进一步好转,许多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预计2004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可达到4.7%。其中,委内瑞拉、乌拉圭和阿根廷三国2004年的增长率预计分别达到12%、9.5%和7.1%。同时,厄瓜多尔、巴拿马、智利、秘鲁、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经济也呈现稳定增长势头。2004年拉美对外贸易连续第三年实现顺差,预计全年顺差额达到385亿美元。2003年拉美资本外流净额由2002年的400亿美元下降至150亿美元,2004年资本外流进一步减少,外部投资也出现回暖迹象,因此拉美2004年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这表明拉美经济状况在不断好转。虽然目前拉美经济仍在困难中徘徊,金融状况难以根本好转,但2004年拉美经济开始复苏,流入该地区的外资也逐步增加。拉美国家经济2004年普遍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和美国增速加快,以及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在美国、日本和亚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快速复苏,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拉美原料和石油出口国的收入因此大大增加。拉美地区多数国家属外向型经济,因此,拉美经济复苏首先得益于外需的增长。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国际需求转旺,从而带动了拉美地区的出口。由于2004年全球贸易预计增长8%,这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对外出口机会。同时,拉美国家加强了区域性经济合作,推动了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此外,初级产品和石油出口占拉美国家出口的30%以上,是拉美经济的重要支柱。2003年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石油价格的大幅度幅上涨,也使许多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进一步增加。另外,在经历了2002年拉美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从困境中摆脱了出来,经济增长势头增强,这为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基础依然薄弱 近年来,拉美经济形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相继接踵而来,总是不能稳定。90年代拉美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3%,但是由于拉美许多国家经济和金融领域十分脆弱,一旦受国内或地区以及国际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和金融形势随时有可能出现新的危机,因此今后拉美的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2004年拉美经济尽管已出现比较强劲的复苏,但依然面临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许多拉美国家经济严重依赖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出口,一旦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滑,其出口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市场上价格的波动将是今后拉美国家对外出口和出口收入不确定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二,外向型经济是拉美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旦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外国投资不振,将严重影响拉美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模式是未来拉美经济发展的潜在隐患。拉美国家要保持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一方面需要各国在国内市场挖掘经济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本地区的区域合作。第三,一些拉美国家金融和政局动荡的风险依然存在,一旦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和政局动荡,将波及整个拉美地区。在金融领域,由于拉美地区各国国内多年来储蓄偏低,抗风险能力脆弱,一有风吹草动金融危机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 (三)前景不容乐观 目前拉美经济出现的强劲增长并不稳定,增长既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有经济陷入低谷后的恢复性回升的程度和可能。如果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或该地区出现严重的突发性事件,拉美经济的增长将很难维持,甚至出现经济或金融形势的动荡。当然,未来拉美经济也有乐观的一面。首 先,拉美经济已经渡过了艰难时期,经济开始全面恢复,正处于增长时期;其次,地区形势趋于稳定,政治环境的逐步稳定有利地区经济的发展;再有,区域性合作不断加强,有利于本地区自身的发展。另外,由于外部环境对拉美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今后几年拉美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和进一步增长。预计,2005年和2006年如果不出现意外,拉美经增长将有所放慢,均在3.7%左右。 四、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 随着西方主要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实施,以及200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预计2004年全球经济总体运行好于2003年,经济复苏步伐将在2003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强劲态势。但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如能源价格较高、股市动荡、汇率频繁波动、消费需求增长不稳,以及局部地区动荡、恐怖活动猖獗、美国反恐战争是否会再次打响,都将会对全球复苏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全球经济波动甚至出现[:请记住我站域名/]反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将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在困境中谋求进一步发展,在动荡中排除干扰保持经济形势的稳定。 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经济前景,有关国际机构也提出了警示,提醒有关国家和地区要警惕当前油价的剧烈变动、西方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全球恐怖活动猖獗以及东亚和拉美金融体系的脆弱,将成为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否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目前西方国家和全球经济能否保持复苏的增长势头,国际金融市场是否能够保持稳定,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是否有效和国际安全环境能否保障,将是影响今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另外,由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种种贸易限制,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这将进一步扩大西方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的贫富差距,这也是严重影响今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最为贫困的地区和国家来说,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实际的改善,最为贫困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前景将依旧令人忧虑。与此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也将必然影响全球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 当然,未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依旧难以摆脱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因素看,仍然会受到地区局部冲突、社会动荡、贫困加剧、债务沉重、技术落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从外部因素看,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是否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将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贫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贸易、贫困和债务问题涉及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在许多国际金融和国际性会议上都把发展中国家最为贫困国家问题纳入重要议程,作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目前有关国际机构就贫困国家债务减免、减少贫困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利于缓解贫困国家的各种危机,增加官方经济援助,避免最为贫困国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但西方发达国家还应从全球经济发展角度出发,从行动上更加重视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不是热衷于西方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应积极地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调整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减少全球化给贫困国家带来的风险,切实实施债务减免计划和经济援助计划,从而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债务危机等问题起到真正的作用。对于贫困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经济上,也需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调整有关经济政策,避免债务进一步加重;在政治上,减少战乱、稳定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贫困国家和地区需要更为关注和国际援助。具体地说,从现阶段看,要逐步有效地解决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难题,缓解债务危机和减少贫困,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不能仅仅依靠一次或几次债务减免计划和经济援助计划来实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贫困和债务危机,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需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在减免部分债务的同时,也要支持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如降低贷款利率,减少进口限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等,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现象和债务危机,才能使贫困国家和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国家经济论文:关于国家AAAA级风景区旅游经济发展之浅见 __湖,又名花凉亭水库,始建于1958年,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发电、养殖、航运、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1)型水库,也是全省第二大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870平方公里,正常蓄水位80米,总库容23.98亿立方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__县委、县政府以花凉亭水库群山环抱,山水相融,古刹遍布,规划建设__湖风景区,景区面积257平方公里,其中,优秀景区面积100多平方公里。 多年来,全县上下在深入挖掘__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上,打“禅宗文化牌”和“朴老牌”,把__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积极实施旅游兴县战略,景区知名度不断扩大,景区建设和旅游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__湖由一个深锁山中无人知的人工湖,一跃而成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为进一步做大、做强__湖旅游产业,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我就打好“禅宗文化”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发展__湖旅游经济,谈几点浅见。 一、 “禅宗文化”是__湖旅游经济发展的灵魂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品位所在。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突出景区独有的文化资源,才能得到游客的青睐,才能推进旅游经济持续发展。我县建县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地方文化底蕴深厚,佛教禅宗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晋代天竺高僧佛图澄率弟子来县境建佛图寺,佛教文化从此传入我县。经南北朝、唐宋、明清至当代,__县这块“人间净土”为我国乃至世界禅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__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为避灭佛之祸,年逾古稀的禅宗二祖慧可(487-593)被迫离开中原,锡杖芒鞋,辗转南移,来到当时隶属于南朝的__县薛义河狮子山,筚路蓝缕,开辟道场,静候时局变化。 开皇十二年(592年),二祖慧可在司空山(原属__县,1936年划归岳西县)传法于三祖僧璨后“往管城匡救寺说法”(《佛祖统记》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__驻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在狮子山期间,慧可在达摩印度禅基础上,吸取中华儒、道文化和__优秀地方文化精华,开创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禅宗文化,并传法于僧璨。僧璨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天柱山),“往来于__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历代佛祖通载》),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终使禅宗大弘于天下。 慧可大师圆寂后,被隋文帝赐正宗普觉大师,被唐德宗赐谥大祖禅师。两朝帝王充分肯定了慧可对创建中国禅宗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朴老说过,“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这不仅影响整个中华文化,而且逐渐影响着世界文化。”因此,__作为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狮子山作为中国禅宗第一道场,其影响必将日益巨大。 2.临济宗在__自成体系 六祖慧能后,中国禅宗开始走上了多头发展的道路。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国力由盛转弱,禅宗却名家辈出,山头林立。先后产生了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沩仰宗、法眼宗,临济宗在宋代又分成黄龙派和杨岐派。禅宗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临济宗开宗于唐代末期,由临济义玄禅师(787-876)创建于河北临济院。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仅30岁的临济宗八代传人、杨岐派二代传人白云守端禅师(1024-1072),应时舒州太守邀请,只身一人来到__,在白云山海会寺开设禅宗道场达17年之久,嗣法弟子有五祖法演、智本,永起等禅师,还有著名词人郭正祥等十二人。其中以法演的门庭最盛,对杨岐派的发展贡献最大。五祖法演(1024-1104)先后住持过__县四面寺、潜山县太平寺和__县海会寺,晚年才离开海会寺住持湖北黄梅五祖寺。以在海会寺生活的时间最长。五祖法演在海会寺期间,“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柏,担沩山牛,耕白云田,七八年来,渐成家活” (五灯会元卷十九),融合禅宗各派特点加以阐扬,使杨岐派宗风更加机锋、峻烈,宗旨更加接近普通大众。门下弟子众多,龙象辈出,最杰出的弟子有“佛鉴慧勤(1059-1117)、佛眼清远(1067-1120)、佛果克勤(1063-1135)”等佛门三杰。 清远学成后,一直住持__县龙门寺,晚年曾入住和州褒禅寺、南京蒋山寺接引大众,清远道行高深,门下弟子达21人。慧勤离开海会寺后,住持潜山太平寺。而克勤离开海会寺后,一生辗转江南弘法,先后住持成都昭觉寺、湖南碧岩寺。南京蒋山寺、江西云居寺等名山大寺,所著《碧岩录》一书,被世人称为禅门第一书,其弟子在传灯录中收入三十一人,未收入的不计其数。且他门下龙象辈出,使杨岐一派成为我国禅宗的主流。十二世纪末,有日本高僧从杨岐派六世传人元职(1136-1209)受杨岐禅法,回国后在泉涌寺弘传;南宋末年,我国禅师渡日本的众多,多传杨岐禅法。到如今,杨岐宗已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禅宗宗派。 禅宗五宗七派中,除法眼宗,其余各宗各派都在__留下了发展的轨迹。曹洞宗六代传人义青投子自庐山参学回来“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历代佛祖通载卷19》),在__县海会寺驻锡期间,将临济宗杨岐派的宗风、中国儒、道文化和皖江优秀的地方文化溶入曹洞宗中,丰富了曹洞宗“君臣偏正”宗旨,使曹洞宗更具禅家的宗风、儒家的风格,从而经过“百年孤独”的曹洞宗在__焕发出勃勃生机。 3、__哺育了一代佛门领袖赵朴初 __县自古文风昌盛,民风淳朴,人才辈出。从元至清,__县就有三人高中状元。当代,__县又哺育了一代佛门领袖赵朴初先生。 朴老生前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毕生从事佛教领导工作。1983年12月,朴老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做为新时期我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朴老说:“我以为在我们所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我们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已,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朴老同时指出 “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交流。朴老不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而且在僧团建设、道风建设、僧才培养、慈善事业、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全世界广大佛教徒的拥护和爱戴。 朴老“人间佛教”是对太虚、印顺等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人间佛教”思想与禅宗文化相比,精髓相同,都是以“般若”做为主线;优秀相同,都是以行大乘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自利利他精神。但内容上有延伸和补充。在对佛教徒的要求方面,禅宗要求个人修持必须勤修“戒、定、慧”三学,而人间佛教思想强调“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把佛教徒个人修持和道德修养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在佛教徒社会道德义务方面,虽然都承担的是“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但人间佛教思想特别强调佛教徒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划时代内容,把国家的命运与佛教事业发展的命运紧密的联结在一起,使佛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为新时期中国佛教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和广阔的前景。 主席认为,佛教寺院“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为我国禅宗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二祖禅堂、海会寺、龙门寺、佛图寺、西风禅寺在__湖畔,朴老灵骨也于20__年迎回故里__湖畔寺前镇树葬,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已初具规模。禅宗文化和人间佛教思想是__县最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打好禅宗文化品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更能彰显__湖的魅力,提升__湖的品位。 近几年来,我省黄山以宏村等古民居为载体,弘扬徽文化;山西省以平遥古城为载体,弘扬晋商文化;浙江奉化以弥勒佛为载体,打造弥勒文化,都有力地推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我想,打造禅宗文化品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也一定能推进__湖旅游经济的发展。 有人说,__湖是“中国第一禅湖”,我不敢苟同。__湖是一个人工湖,是建国后才修建的,慧可来__县时,根本上就没有__湖。也有人说,赵朴初是名人不是佛教徒,这种说法也缺乏常识,大家知道,佛教徒包括僧尼和在家居士,朴老是圆瑛法师的弟子,是在家居士,与明旸法师是师兄弟。__湖如果定位不准,特色不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事业的发展。 二、打好两张牌,可以推动__湖旅游经济持续发展 打好禅宗文化牌和朴老牌,突出了__湖的特色,可以提升__湖的知名度,拓宽__湖的旅游市场,推进__湖旅游经济持续发展。 1、禅宗文化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孙中山认为“佛教是哲学之母”。作为佛教特质的禅宗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能够引导人身心平和。当今社会,由于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生活高度紧张,许多人的心态发生了扭曲,身心不和谐,心理不健康。禅宗文化提倡“灭除贪欲”的理念,可以引导世人对好的环境不起贪心、对不好的环境不起怨心,对不好不坏的环境不起痴心。禅宗强调的“静心修禅”的方法,我们还可以转化为一种修养身心的体育锻炼方式或一种精神治疗方法,对于现代人保持心理健康和身心和谐也是大有益处的。 能够引导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禅宗提倡的各种道德伦理观念,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佛教强调“弃恶扬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要求人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欺骗,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等等,无疑对保持人际关系的稳定,推动家庭和邻里关系的和睦,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是有益的。 能够引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禅宗文化提倡不杀生、放生、素食等观念,对今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森林湖泊、甚至维护生态平衡都是有益的。佛教徒就是因为有了不杀生的信念,所以他们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使佛寺庙宇周围山清水秀、草木丛生、鸟语花香。可以设想,如果今天人人都树立起这种观念,那么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能保护好生态环境。 能够引导人们积极进取。 禅宗文化倡导的“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为佛教界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许多僧徒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田连阡陌、树木参天、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一座座名刹大寺,装点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今天,如果人人都能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不管是从事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以平常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进取,就一定能推进社会的发展。 能够促进大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大德如林,他们译经著作,创立宗派,传经授业,为我们留下了浩翰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医学等宝贵资料,深入研究这些经典,把这些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医学等遗产挖掘出来,对于促进大文化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朴老说过:“禅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亮人的心境;禅是一盏灯,它可以指明人的心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不断发展,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家庭,每个人压力很大、烦恼很多,怎样修心养性,怎样为人,怎样处世,是每个人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而禅宗文化能很好地为他们找到答案,因此,禅宗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繁重工作之余,到佛教圣地去修心养性,去思考人生,去规划未来,越来越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古刹遍布、青山绿水的__湖打好禅宗文化牌,能够吸引一大批素质好、消费能力强、回头率高的游客。 2、禅学研究及禅宗寻根问祖热已基本形成 我国禅宗以传临济宗和曹洞宗为主,拥有一大批信徒。从宋代开始,临济宗杨岐派和曹洞宗已东传日本和韩国,并逐步传入世界各地。“今天,日本曹洞宗以永平、总持为大本山,拥有信徒700万。临济宗已发展成19个教派,拥有信徒100余万。曹洞宗在韩国颇有影响,有寺院1300余所,僧人13000余人,信徒450余万。”(朱明中《禅宗文化与和谐社会》)。 __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是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发展壮大之地。天下禅宗都与__渊源很深。日光如梭,沧海桑田,__湖畔的二祖禅堂尚保存有禅床、仰天锅、葫芦洞、不涸泉等二祖参禅弘法的圣迹;海会寺有1500多年树龄的古罗汉松,近几年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文物;佛图寺有天生塔、禅门等胜景;西风禅寺有五祖弘忍参禅的五祖洞,龙门寺有清远禅师建设的古灵光台遗址等丰富的人文景观。虽然在时间空间上,大师们与我们愈行愈远,但面对这些丰富的人文景观,大师的形象仍栩栩如生。如果我们能够加大宣传力度,把禅宗信徒、禅家专家、学者作为游客市场主体来开拓,吸引他们来__湖寻根问祖,拜谒祖庭,开展禅学研究和禅学交流,__湖潜在的游客市场十分巨大。 3、朴老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望 朴老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70多年的佛教工作漫长岁月中,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祉于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朴老始终热爱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同、、邓小平、等中共中央三代领导人有着亲密的友谊。他长期担任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朴老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民进上海分会副 主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 朴老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他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朴老一生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通过“观音赴日”、“鉴真回国”再到“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把日本、韩国等地区佛教徒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朴老充分发挥了宗教在国际交往中具有联系广泛的积极作用,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了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加深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朴老始终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积极开展同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佛教界的友好交流与联系,同破坏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在他生命垂危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 朴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我国许多名山古刹,都留下朴老的墨迹。朴老豁达大度,识大体,顾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广泛赞誉。 朴老灵骨已于20__年10月回乡树葬,赵朴初文化公园已初具规模,已成为我国纪念朴老、缅怀朴老、研究朴老的一个重要基地。打好朴老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一定能吸引海内外各界人士到__湖来朝圣拜佛。 三、打好两张牌,必须切实做好五件事 1、建设好二祖道场等声名远播的寺院 打好禅宗文化牌和朴老牌的重要载体是寺院。__县现有46座佛教寺院,其中,二祖禅堂是二祖慧可的道场,是中国禅宗第一道场; 海会寺是白云守端祖师的道场,是我国临济宗和曹洞宗发展壮大之地;龙门寺是清远祖师的道场,明太祖之师曾驻锡此寺;佛图寺是我县年代最为久远的寺庙;西风禅寺是唐代古刹,是__湖的门户。这五座寺院声名远播,人文景观丰富,自然风光优美。因此,我县应把这五个寺作为建设重点,作为发展__湖旅游经济的重要载体。受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寺院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交通设施差,影响游客快速进入寺院;二是“一山多主”现象严重,二祖禅堂、龙门寺、佛图寺所在地山场使用权分属不同农户所有,寺院发展空间小,文物保护、生态保护、森林防火等工作存在许多隐患;三是旅游设施差,旅游资源不能充分地发挥,影响游客逗留时间;四是寺院僧尼素质不高,不足以提高__湖的佛教文化形象。因此,我们应按照《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和《__湖旅游发展规划》要求,扎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把这五个寺院建成__湖五个重要的景点。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积极争取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狮子山二祖大桥。将“村村通水泥路”项目全面延伸到重点寺院,切实解决二祖禅堂、龙门寺、佛图寺等寺院交通问题。 切实改变“一山多主”现象。结合林权制度改革,将狮子山优秀景区、佛图寺优秀景区以及龙门寺古灵光台遗址范围内山林所有权通过划拨、征用等方式,划归寺院管理。分散在寺院四周的文物,在县文物部门的指导下,收归寺院保护和管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协助海会寺完成玉带河范围内土地征用工作,搬迁海会寺天王殿,扩大古罗汉松生长空间和海会寺发展空间。 完善旅游设施建设。按照“充分展示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确保游客安全及不走回头路”的原则,县建设、交通、旅游部门应主动指导、帮助寺院规划及建设。规划及建设狮子山二祖禅床--仰天锅-对弈石-藏经洞游客通道,并与现有上下两殿通道形成环线;在狮子山规划及建设禅宗文化游览区,把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扩大狮子山的影响。建设海会寺祖师塔-白云山-响水崖-玉带河环状游客通道;建设佛图寺登山通道,把佛图寺天生塔、禅门等主要景点连成一线。对西风禅寺游客通道进行修复加固,确保游客安全。修复在佛教界有影响的龙门寺灵光台,扩大龙门寺的影响。县水利部门应将“人畜饮水”项目覆盖五个重点寺院,确保寺院用水卫生、安全。县林业部门要加强寺院森林保护和森林防火指导工作,对寺院造林给予经费补助、技术指导。 提高僧人素质。县宗教局和县佛教协会应加强全县僧人的培训,不断提高僧人素质;主动选送年轻僧人到各级佛学院学习深造,培养传灯人才;二祖禅堂等重点寺院应在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主动礼请海内外有影响的高僧驻锡,举办禅宗文化研讨会及禅宗文化夏令营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寺院影响力和知名度。 2、建设好赵朴初文化公园 任何一个景区,都必须有优秀景点,体现风景区的特色,作为对外宣传、招揽游客的名片,如迎客松是黄山的优秀景点,天柱峰是天柱山的优秀景点。赵朴初文化公园自开园以来,游人不断,已成为__湖风景区优秀景点,其中的朴老骨灵树葬地和赵朴初纪念馆,以成为国内纪念朴老、研究朴老、缅怀朴老的重要基地,几年来,一直是__湖游客必去的景点,佛教信徒更是络绎不绝。但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目前尚与规划相差甚远,缺乏典型的、标志性的建筑,与朴老的身份和威望不相称。 建设东方第一佛塔。佛经云:“见塔如见佛,拜塔如拜佛”。__县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代佛门领袖赵朴老的故乡,在__湖优秀景区赵朴初文化公园,兴建东方第一佛塔,纪念历代在__弘扬禅宗文化的二祖慧可等高僧和一代佛门领袖赵朴老,既是合适的,也是必须的。海南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投入资金近5亿元,建成了南海观音,有力地推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去年11月份,我对海南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进行了考察,据该处负责同志介绍, 南山佛教文化苑已成为三亚市优秀景区,南海观音已成为三亚市优秀景点,平均每天入园游客达5000人,仅门票一项,直接收入达75万元。因此,全县上下应从“旅游兴县”战略的高度出发,积极争取支持,拓宽融资渠道,筹建东方第一佛塔。 加快配套工程建设。围绕东方第一佛塔建设,按照赵朴初文化公园建设规划,启动建设赵朴初诗词碑廊、报恩禅寺、拜石湖的建设,使赵朴初文化公园有山有水,山水相映,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互相映衬,成为海内外佛教徒朝圣之处,成为四方游客向往之地。 3.建设好景区基础设施 __湖旅游开发的框架已基本形成,但由于投入不足,部分景点缺乏有机联络,游客“进不来,出不去”、“停留时间短,常走回头路”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__湖景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景区交通主干线。目前游客进入__湖景区,特别是进入赵朴初文化公园优秀景区主要是乘快艇,遇大风、大雨等天气,游客难以安全进入主景区,而从赤百线乘车进入主景区赵朴初文化文化公园路程远,时间长。相关部门应争取蘑菇岛大桥早日动工,缩短游客从景区入口处至寺前文化公园、佛图寺、汤湾温泉等景区的距离。积极争取省、市有关部门及潜山县的支持,按照等级 公路标准,开工建设佛五公路,把天柱山与__湖联结起来,实现两个景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保护景区生态环境。林业、安全等部门要依法行政,坚决阻止在__湖畔成片砍伐森林,开山炸石现象,罗溪河、青石河、寺前河、狮子山薛义河严禁开采铁砂。林业、农业部门和所在乡镇要积极引导农户在__湖畔坡地退耕还林,注入土地流转机制。要在现有桔子洲、枇杷岛经果林基础上,按旅游的潜规则重新规划梅园、杜鹃园、兰草园、玫瑰园、百合园,使__湖四季有花四季长青,西风禅寺山上的枫树要注意保护和发展,“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别有一番情味 搞好旅游环节的相互配套。开通县城至__湖景区公共汽车,为散客快速进入景区提供方便。改变“重旅游,轻配套”观念,加强酒店、购物场所、农家乐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使游客“吃、住、行、游、购、乐”项项满意,形成大旅游行业结构,增强景区吸引力,提高全行业经济效益。景区道路特别是环湖四周要加强绿化,垂柳映着绿水,使人如醉如痴。特别是一些裸露的黄土,要分年分区治理加固。 .把发展禅宗文化与儒家文化、红色旅游结合在一起 __是革命老区,、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块热土上战斗过,特别是__湖畔的刘畈乡,保存了刘、邓高干会议场所和红二十八军柴家山会议旧址。__又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状元县,历代名人辈出,自然景观迷人。如李杜店、狄仁杰墓、汤湾温泉、老城步行街等等。还可在__湖周边建设几座祠堂,和正在建设的五千年文博园相映生辉,相得益彰。特别是__湖的茶文化,本身就是禅宗文化的重要内容,还有黄梅戏、京剧、垂钓,都可以成为__湖的重要旅游项目。湖中星罗棋布的岛屿可以建设诸如“廿四孝图”等传统文化景点。 5.积极开发佛教文化旅游纪念品 一个好的景区,也应有上乘的旅游商品。因此,笔者以为,开发、生产及销售旅游纪念品是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旅游商品的开发要注意掌握哪些规律和特点呢?就__湖景区来说,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旅游推介、导读上用力,这是所有景区不可少的;二是要突出佛教禅宗文化特色,如佛教禅宗方面的书籍及赵朴初研究成果,这是一件大有文章可作的事;三是结合__县域经济特色,使农产品转化为旅游商品,旅游商品又注入禅宗文化的内容,如最近几年开发的“二祖禅茶”、“开翁心香”很受游客们的青睐;还有李杜茶干、大山麻花、弥陀生条、百里豆粑、新仓三九菇、山里郎茶油、__挂面、粉丝、年糕、双果、绿豆糕、瓜蒌籽等素食产品,稍加整合包装冠名,都是佛教界喜爱的素食食品,还有__传统的豆腐乳,就是朴老一生爱吃的东西,再说,__现有二十多万亩板栗,如果走深加工的路子,如板栗糕等,可以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双赢,还有“__湖鱼头”、“徐桥银鱼”被称为水中人参,这些旅游产品逐年开发篇篇都是大文章。怀宁县江镇包子在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享有盛名,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道理。 国家经济论文: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两种经济思想的利弊 【论文关键词】 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 60年代为5.0%。 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 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国家经济论文: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优秀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权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税收。 但是,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国家,任何企业的跨国经营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虽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有时背道而驰,但它在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时,还不时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甚至权力的保护。“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同时也还是国家操纵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东道国政府方面,它们对跨国公司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通过立法、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合适的管理与政策,同样可限制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监督也在广大国家的要求下,有了明显加强。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它的战略计划。如一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和地区战略力量对比调整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仅会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流失,更会使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整个地区生产链环中断。所以,公司的生存命运也都维系在国家手上。公司对国家有了影响权,但最后的决策权力还在国家。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中,除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外,最重要的行为体就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为派生结构重要基础构件的国际组织,通过它在政治过程中与国家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国际体系原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因素,强化了国家平等、合作的意识,最终使新的体系结构成为多种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结晶。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付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较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要高于单个主权国家,后者的完全主权肯定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 当然,冷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使大国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模式和与现行秩序相对应的价值观,集体意志;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国际规则、规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广泛的运用,作为制定、参与规划以及执行的国际组织,在大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组织有时发挥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但这种独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组织上,也有明显的程度差异,像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政治敏感性强,权力资源多的组织,超级大国的控制仍然很严。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专业组织里,它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国际生产分工、人类发展需要的共同性出发,协调各国政策,促进合作与社会进步。尤其在克服贫困、消除灾害、疾病、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困难、控制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制定经济秩序的规则等方面,它的非国家意志的独立影响会有限地显示出来。 与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同,非政府性组织是国际社会里比较新型的非国家行 为体。据统计,目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已达到5000个左右,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生存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专业工作方向。这些组织对国际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专业化问题领域的敏感度与组织的大小,发展历史的长短,成员的社会基础等等。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化领域对国家形成压力,让国家在这方面按照它们的要求改变功能性政策,弥补国家无法充分或不愿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关心这些问题的自愿者所组成,他们对事业的投入、热心程度在相当范围内超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两者都是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复合化在新增生的问题领域、扩大的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权力体。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解决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叉复合领域新产生的一些问题;监督国家行为、政策;促使国际体系变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为政府性组织,虽独立性差,但其授权处理的问题却具有高度影响性、广泛性,其相对的权力作用就更大。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国际权力协调体和国家集体主权的行使者,它证明了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已不能简单地靠双边国家关系来进行,而需要多边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国际秩序维持的直接参与者,它具有国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别是权威。 对于非政府性组织来说,它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影响面也很广,甚至在国际公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行为人行为的实际权力。 结束语 总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随着国际社会公共领域或跨国界的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势必增加更多的行为体。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空间来看,它的位置缩小了,权力分散了,行动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同时,与过去相比,在立足于以军事、政治问题为优秀的基础上,国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领域进行广泛辐射。因此,它的权力覆盖面要远比过去大得多,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的初探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发达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纷纷采取措施疏通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渠道,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向产业化发展。在经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高达60~80,这固然与其社会制度、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但关键是有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环境。其中专门的以及配套的科技立法是否完备,是法律环境完善与否的主要标志。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值得中国借鉴的立法经验主要有: 1 立法先行确保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制定科技政策和颁布科学技术法律,以国家意志干预和促进高新技术的工业应用是一种国际性趋势。美国为提高科技立法的权威性,早在200多年前就在其宪法中规定:“国会有权保障着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时间内之专有权利,以奖励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这是世界最早对科学技术进步以宪法形式作出规定,它对美国后来和世界各国的科技立法起到积极的指导性作用。根据这项规定,美国政府在1790年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有力地促进了发明成果的推广应用。美国还制定了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基本法,如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技术革新法》,该法的主要目的是强调采取多方面的经济立法手段加速技术应用,使美国现有的国内先进技术能够在国内获得充分利用。根据美国原来的法律,联邦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归联邦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机构和企业推广应用联邦实验室科技成果的积极性。为此,美国《1980年政府专利政策法》、《1980年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规定,凡已同联邦政府订立合同的学术部门和小企业均可保留及获得其技术发明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不再归国家所有,但国家得强制技术专利商业化;允许学术部门和企业制定适合本单位情况的专利转让措施。美国《联邦技术转移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参加联邦实验室合作研究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可以享有成果权。从而为科技创新主体积极推广应用联邦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法国在198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法》,规定了法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该法规定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是国家的优先项目,重点课题是推动企业的研究发展以及技术革新向中小企业转让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 2 明确政府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定职责 在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都专门通过立法成立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管理、指导和协调。日本早在1961年5月就颁布了《新技术开发事业团法》,该法规定日本新技术开发事业团的设立目的在于开发推广科技成果,积极推进科技成果流向企业界。英国的国家技术集团、法国的国家科研促进会、澳大利亚的国家技术集团等都是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职能部门。政府职能部门的组成人员,也从原来主要由政府科技官员组成改变为由官、产、学、研的人员组成。 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的《技术创新法》,明确指出联邦政府对国家投入的研究与发展成果的转化负有责任,要求政府部门推动联邦政府支持的高新技术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转移,实质上就是将科技成果转化纳入到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中,从而使政府部门的职责制度化、法律化。在英国、欧盟等国,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职责主要是积极引导和鼓励科研部门与企业的紧密结合,增强企业竞争力。政府的重要职能是组织协调,政府的任务不是告诉科技界要做什么,而是由科技界提出要做什么,以争取政府的支持。对于政府支持的成果转化,由政府职能部门制定转化计划,协调企业界和科技界共同行动,实现成果转化。对于一般项目和领域,政府给予提供帮助,如税收减免。对于重点发展的特殊领域,政府直接给予扶持[1]。 3 建立健全鼓励科技创新主体合作的法律制度 世界科技进步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单纯地增加科技的投入,并不必然能增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关键的是要正确处理好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科技成果的开发、转化和应用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它用较少的科技投入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一方面是得益于日本通产省资助的产业合作,另一方面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起制定的《联合研究制度》、《研究交流促进法》等为科技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而类似的合作在美国却因反托拉斯法的实施而无人胆敢尝试,使人们重新考虑如何应用法律促进和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减少反托拉斯法对科技创新主体进行科技合作的影响,1984年美国国会为放宽反托拉斯法对相互竞争企业建立合作研究与开发风险机构的约束,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2]。1986年美国颁布的“联邦技术转移法案”授权联邦科研机构与州政府及企业的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该法案不仅鼓励国内各层次科研力量的合作,还鼓励高新技术的国际合作。据统计,截止1993财政年度,美国与世界上70个国家及地区签订的包括谅解备忘录在内的科技合作协定共有645个,国际合作领域主要有能源(包括核能)、地球科学、核安全、卫生与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3]。 法国1999年6月正式颁布施行《技术创新和科研法》,其主要宗旨是加强科技界与企业界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和发展公共科研部门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该法还为科技人员自由流动提供保障,科技人员进入企业工作,保留其公务员身份的最长期限为6年,并可以自由选择回公共部门或者继续留在企业工作。 4 依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协调发展。利用产业政策法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在一些国家是行之有效的法律措施。由于政策是引导性的、原则性的,政策的实施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而且政策不如法律稳定,但是法律没有政策灵活。为了使政策能够顺利地实施,将政策加上法律的强制力,法律吸收政策的原则性,两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产业政策性。产业政策法是指以产业政策为内容或者以保证产业政策实施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政策有时候是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法推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日本的产业政策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种产业振兴法和促进法,从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先后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法》、《电子工业振兴法》、《飞机工业振兴法》等产业政策法,这些产业政策法体现了国家对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合理引导、宏观调控和各种优惠政策,使相关领域成熟的科技成果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美国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避免科技与经济、企业实际需要相互脱节。根据《技术创新法》设立了联邦技术利用中心,收集可能应用而且 企业需要的科技情报,提供给各科研机构或者联邦实验室,要求他们在科研项目开始就制定与企业合作的目标,签订与企业合作的计划,以保证研究开发成果能最终应用到产业部门,使科技创新成果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5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法律保障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介于科研阶段和生产阶段之间,科研经费一般不会用于转化阶段,而企业生产阶段的投入也不包括转化阶段的费用。另外,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较大,金融机构一般不敢轻易介入投资,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不足。所以,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求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机制成为各国的共识。 美国1950年制定的《国家科学基金法》保证了R D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美国2000年的研发投入实际达到了2642亿美元。美国1988年制定的《贸易和竞争法》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例如该法鼓励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同实施“先进技术计划”,“先进技术计划”主要是为企业或者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体提供启动资金,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工作。该计划自1990年实施以来,政府累计投入约15亿美元[4]。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贷款,其中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日本新技术开发事业团,对持有先进技术,但风险较大,难于产业化的项目提供5年期的无息贷款,成功者偿还,失败者可以不偿还。 各国的科研投入都有明确的重点领域。德国法律规定,科研费用的65用于资助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欧盟在1997年5月提出的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计划投资150亿~160亿欧元,重点从事生命与生态科学、信息社会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技术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国政府都在大幅增加研究开发经费,但是政府的研究开发经费所占的比例却是逐步下降,相反企业已成为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支出的主体。据对科技投入主体统计,在美国是企业最强,联邦政府最弱,州政府居中;日本、韩国则是企业最强,中央政府居中,地方政府最弱。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利润高等特点,这就决定其资金需求难以从常规的商业渠道获得。所以,许多国家都建立起了高技术风险投资机制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正如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所长W.F.米勒所说:“由于科学研究的早期有风险投资的参与,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由20年缩短为10年以下”。美国有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过风险投资的资助。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是为高科技风险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如美国分别于1978年、1981年颁布《收入法》和《经济恢复税法》,规定风险投资额的60免征税,其余40减半征税,并将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从49调至20,使得1982年风险投资额发展到1970年的12倍。法国1985年颁布的一项法案中规定,风险投资公司免税数额最多可达到收益的1/3。新加坡政府则规定,风险投资在最初的5~10年内完全免税。 6 实行税收优惠法律制度 对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实际上就是增加高科技投入,它是各国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法律手段之一。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直接优惠[5]。直接优惠主要有减免所得税、采用低税率等。如从1962年起,美国对公司投资新设备给予税收减免,但是明确只有在新设备正式交付使用后,才能享受投资直接抵冲其应纳所得税款的优惠,这项规定对公司应用新技术设备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在日本,一方面实行了“个人研究奖金免税制度”、“技术出口所得特别减税制度”,另一方面还规定对中小企业实行实验研究费减税制,在年度实验研究所得税中还允许扣除6~15。 间接优惠通常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如美国对开发研究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实行快速折旧,折旧年限率3年,为所有设备中折旧年限最短的。俄罗斯的《税务法典》对科研机构实行税转贷制度,即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规定允许科研机构将利润税转为贷款,也可根据俄罗斯各联邦主体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将部分地方税收转为贷款。但是科研机构必须在进行科学研究或者试验设计工作,以及进行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和创新活动时才能享受税转贷[6]。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挑战 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主权这一象征或体现各个国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对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直接关系到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当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它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属性,指一个国家在不破坏其它国家权利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定的情况下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出现时期。早期的主权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问题,随着民族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主权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把主权与民族国家密切地联系起来,国家对外主权理论得到了发展。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最早承认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条约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尼亚和约》。 直到二战后,国家主权原则才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石。《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原则。然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它们不断以"维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它国内政。 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之日起就在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表现出如下显著特点:一是敏感性,二是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敏感的历史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被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殖民历史。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还在于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既艰难又曲折,其主权独立来之不易,并且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贫困、落后和依附地位使政治上的独立常常受到威胁,主权完整常常遭到破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老殖民主义者常常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脆弱性来自内部制度的缺陷、体制的弊端、经济的不发达,同时也来自对外部的依附性。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本主义虽然也受到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支配,但与西方正统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相比,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混杂、国家垄断性与官僚性相交织、依附性与民族性共存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土地关系、部落经济关系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杂在一起,社会经济结构极为复杂。它从一开始就实行国家垄断,由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通过国家政权扶植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官僚性。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垄断组织多与本国当权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人民参政水平低下,极易产生贪污腐化、任人唯亲的不良后果。独立后,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又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吸取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把它们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又害怕发展中国家真正强大,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而事实上,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造成了其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国家主权的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繁感性和脆弱性增加了维护国家主权的难度。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科技革命改变着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赋予主权国家一道看不见但又客观存在,同时又难以捍卫的'信息边疆'。随着遥感技术、卫星通讯、网络技术、多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成为'以改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信息将是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对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控制将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则限制了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空间,它们无力控制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其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难免受到限制。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发展中国家发动心理战,挑起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情绪,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甚至促使政府倒台。 (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过去那种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观念,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制约着国家的经济主权。对发展中国,特别是那些处在对发达国家单纯依附关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国家主权受到牵制和制约的程度更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产生了国家间的经济联合,导致区域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区域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需要让渡一些经济主权的行使权,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发展中国来讲,产生了两种区域集团,一是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集团,另一是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区域集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经济政策趋同的发展中国来说,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行使来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于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区域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让渡经济主权的行使权,实现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利益,则是一大难题。 (三)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债务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早已越出国界向各处扩散,并在不断地恶化,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们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的能力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相互协作、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如国家对疆域内的自然界及其资源有着当然的主权,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完全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务,然而,环境污染的扩散性和跨疆域性则侵蚀了他国的环境;又如一些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时,利用资金优势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再如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污染物(工业垃圾、核废料)有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掩埋,破坏这些国家的环境。这些全球性问题突破了主权国家疆界的限制,模糊了内外事务的界限。 (四)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蚀。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 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不得不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这些组织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加了种种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干预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是政治主权。 (五)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制约。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些3.5万家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全球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并主导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对资金和技术的垄断,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甚至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不仅如此,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通过贿选、资助反政府活动和政变、制造经济混乱等手段,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它们还以投资建厂、提供贷款、提供技术为条件,提出种种要求,践踏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发展中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影响着本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三、 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对策 (一) 发展中国家必须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各国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束缚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生产要素的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才能充分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二) 更新观念,研究对策,掌握理论武器,为适应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采取灵活、切实可行的方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行使权难免遭到侵蚀。但是这种挑战、制约和侵蚀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过时了",更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无端地干涉和侵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发展中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什么是全球化带来的客观必然的侵蚀和限制,什么是发达国家人为的干涉和侵犯,以求得合理地解决有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对的种种难题;必须加强对国家主权问题的研究,树立国家主权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观念,采取不同的主权实现形式,从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在参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主权让与对等原则,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就不能有让与。 (三)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的首要任务。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和平等的最大威胁。20世纪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经验昭示人们:只有经过斗争,新秩序的规则才能得以确立并逐步实现。 (四) 加强南南合作,坚持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采取有效形式实现地区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智选择。20世纪西欧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值得借鉴。为了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增加西欧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的能力,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开始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欧共体到欧盟,从关税同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到经济一体化,西欧国家曾经在国家主权行使权的让与问题上作出过痛苦的抉择。然而,它们的联合增强了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自主性,并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发展中国家也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当初东南亚五国不联合起来,它们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今天的东盟10国如果不依托东盟这个载体,它们在亚太地区所起的作用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大。 (五)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南北关系既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有依存与合作的一面。南北关系的发展将在21世纪初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等四大经济板块。每一个板块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的南北关系将变成区域内部或集团内部的南北关系,这标志着南北关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区域性南北关系将继续朝着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逐步改变与发达国家的那种依附或单方面的依赖关系,逐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合作中的主权不平等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切不可不顾国情,盲目冒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稳步发展,保持特色,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平等.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权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税收。 但是,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国家,任何企业的跨国经营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虽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有时背道而驰,但它在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时,还不时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甚至权力的保护。“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同时也还是国家操纵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东道国政府方面,它们对跨国公司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通过立法、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合适的管理与政策,同样可限制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监督也在广大国家的要求下,有了明显加强。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它的战略计划。如一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和地区战略力量对比调整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仅会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流失,更会使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整个地区生产链环中断。所以,公司的生存命运也都维系在国家手上。公司对国家有了影响权,但最后的决策权力还在国家。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中,除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外,最重要的行为体就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为派生结构重要基础构件的国际组织,通过它在政治过程中与国家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国际体系原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因素,强化了国家平等、合作的意识,最终使新的体系结构成为多种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结晶。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付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较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要高于单个主权国家,后者的完全主权肯定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 当然,冷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使大国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模式和与现行秩序相对应的价值观,集体意志;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国际规则、规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广泛的运用,作为制定、参与规划以及执行的国际组织,在大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组织有时发挥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但这种独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组织上,也有明显的程度差异,像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政治敏感性强,权力资源多的组织,超级大国的控制仍然很严。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专业组织里,它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国际生产分工、人类发展需要的共同性出发,协调各国政策,促进合作与社会进步。尤其在克服 贫困、消除灾害、疾病、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困难、控制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制定经济秩序的规则等方面,它的非国家意志的独立影响会有限地显示出来。 与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同,非政府性组织是国际社会里比较新型的非国家行为体。据统计,目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已达到5000个左右,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生存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专业工作方向。这些组织对国际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专业化问题领域的敏感度与组织的大小,发展历史的长短,成员的社会基础等等。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化领域对国家形成压力,让国家在这方面按照它们的要求改变功能性政策,弥补国家无法充分或不愿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关心这些问题的自愿者所组成,他们对事业的投入、热心程度在相当范围内超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两者都是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复合化在新增生的问题领域、扩大的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权力体。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解决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叉复合领域新产生的一些问题;监督国家行为、政策;促使国际体系变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为政府性组织,虽独立性差,但其授权处理的问题却具有高度影响性、广泛性,其相对的权力作用就更大。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国际权力协调体和国家集体主权的行使者,它证明了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已不能简单地靠双边国家关系来进行,而需要多边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国际秩序维持的直接参与者,它具有国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别是权威。 对于非政府性组织来说,它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影响面也很广,甚至在国际公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行为人行为的实际权力。 结束语 总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随着国际社会公共领域或跨国界的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势必增加更多的行为体。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空间来看,它的位置缩小了,权力分散了,行动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同时,与过去相比,在立足于以军事、政治问题为优秀的基础上,国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领域进行广泛辐射。因此,它的权力覆盖面要远比过去大得多,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形式分析 尊敬的党组织: 今年3月,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一、国际环境和条件分析 总的看,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向好趋向和不利趋向交迭,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世界经济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但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20__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应对危机中,各国采取了一系列规模和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政策或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效应正在显现,目前可以说已经避免了像1929—1933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再现。如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不发生重大的意外事件,20__年世界经济增长有望转负为正,实现恢复性增长。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因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主要是依托各国政府超常的强力政策刺激。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回升尚面临较多困难,经济复苏也尚未带来就业的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原有的过度负债消费模式受到巨大冲击,面临深度调整,加之失业率居高难下,致使私人消费依然疲软,这又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因而,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可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存在。 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风险没有完全消除。20__年春、夏,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金融海啸,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但金融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资产损失严重,去杠杆化和清理坏账的过程尚未结束,新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还在积聚,不排除再度出现局部性金融震荡的可能。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一份最新报告表明,20__年,美国的“问题银行”数量由年初的252家增至年底的702家,“问题银行”的数量及其资产总额均创1993年以来的高峰。这一年,美国共有140家银行倒闭或被接管,美国银行业的放贷骤降7.5%,为194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特别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或主权信用危机事件接连发生,如近期发生的迪拜债务危机,特别是欧元区债务危机。欧盟成员国中有2/3以上的国家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标而偿债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主权信用危机将成为20__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包袱,并在金融市场上频频制造余震。 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退出抉择艰难。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出台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政策的退出却遇到了“三难”困境。其一,如果过早退出,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导致复苏夭折,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其二,如果过晚退出,有可能诱发政府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风险。各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市场流动性大量增加,有可能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走高和剧烈波动。其三,如果各国在退出的时机和力度上不一致,又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国际套利,加剧国际投机资本的游动,引发国际资本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使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加大。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但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上有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可能由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逆转,面临停滞局面,甚或崩溃终结。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必然结果,其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迫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等压力,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威胁。 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但产业竞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仍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孕育和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迈向新一轮的繁荣。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兴起,这将使人类社会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孕育着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各国在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过程中,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展开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也将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一些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也会形成新的挑战。 二、国内环境和条件分析 总的看,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环境也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有利条件和突出矛盾同时并存,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的根本好转。 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从20__年下半年起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刺激下,我国经济从20__年第二季度起扭转了下滑趋势并逐季回升,主要指标呈现v字形反转走势,在全球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但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社会投资尚未明显跟进,居民消费后劲亦感不足,进一步扩大内需难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缩和低迷状态又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与此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劳动力供求总量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很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很重;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供不应求的用工短缺情况。今年新春伊始,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问题。由于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特别是沿海 外贸企业用工需求旺盛,需要具有一定经验和技能的熟练工、技术工;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选择、生活待遇、未来前途等有了新要求,这就使得劳动力供求双方出现不匹配。 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但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子计划,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这些政策的效应将会继续显现。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政金融风险。20__年,货币信贷超常增长,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物价上涨产生了很大压力。以银行为主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发展,潜在的财政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场信心增强,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企业的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有了新的提高。在20__年世界500强排名中,中国大陆入选企业的数量已达34家。随着经济回升,市场信心逐步增强。但总体上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目前,我国已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很少。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尚不到10%。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量是贴牌产品,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导致利润大量流失。20__年我国专利申请总数排名世界第五,但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居多,“发明专利”所占比例偏低。我国企业的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仅为3.8%,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比例在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我国总体上也缺乏优秀技术和领军人才。与此同时,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而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又面临就业压力大、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制约。 粮食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提高,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20__年,我国农业农村形势好于年初预期:粮食实现连续6年增产,对保持农产品市场供给、稳定物价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现了连续6年较高速度增长。但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并不稳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很大;农业科技推广等社会化服务的基层体系尚不健全,对农业生产的支撑不足;粮食生产基数不断提高,农业种养的比较效益又偏低,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粮食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都在加大;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还很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保护耕地问题、保障农民权益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等。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民生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将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动力;其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和相应的消费结构升级,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源泉;第四,东、中、西部各地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积极调整、加快崛起,将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地理空间;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第六,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七,党和政府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成为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宝贵财富。但是,今后一段时间也是我国社会的矛盾凸显期,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还很艰巨。最新网络调查显示,医疗卫生、教育公平、调控房价这“三难三贵”问题被选入前十大热点问题,特别是房价过快上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问题备受关注。此外,户籍改革、养老保险、反贪反腐、司法公正、民主监督、网络问政等问题也成为网民高度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 综上,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判断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化解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经过阶段的转折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管理思想,根据历史时期划分,经济管理思想,可以分为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代经济管理思想。通过对管理思想的深入研究,能够发现经济管理思想与思想政治、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管理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在经济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始终以持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但是部分思想虽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也有众多的思想难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需求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步伐,有效的创新经济管理模式。 1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理论概述 企业管理学源自于20世纪初,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企业管理协助部形成了管理思想,为人们开展企业管理提供了信息参考。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经过人们的不断实践与研究,经济管理思想应运而生。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结合了多种思想、概念,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相比,只是融合了社会因素与经济管理内容,并未紧密结合现代经济发展现状。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划分为,社会资源管理与自然资源管理,却缺乏对经济管理的有效细分。经济管理极为重视企业与金融行业、农业。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多角度、多方位发展趋势,所以传统具有强烈侧重点的经济管理思想,难以满足当前的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由于传统思想过于重视金融业与企业、农业的发展却对其他方向经济管理产生一定的阻碍。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应当引起我们不同的对待,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虽然有众多值得我们借鉴与传承的重要内容,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也应当正确改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的弊端。 2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本质与内涵 传统经济思想是受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古代人民对于社会资源管理和自然管理资源的重要方式。儒家与墨家思想对于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与社会体系,对于经济影响的形成也有着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必须有效了解古代政治制度基础,才能够掌握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内容。文化制度与政治制度体现的根本思想在于文化优秀,所以儒家与墨家理论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受到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儒家理论中,有效的改善了政治制度。儒家思想通过劝诫、教化与引导,使人们接受了三从四德与三纲五常,古代社会才有了牢固的家族关系,家族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前提与基础。由于先秦时期中国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部分哲学家对于此种情况进行了深刻思考与探究,儒家与墨家共同认为经济生活是平等的。古语训“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养人之欲,给人知足”千百年来的儒家古训,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也产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在时展过程中,农民的主治思想依旧是经济平均,但是此种思想已经被逐步淘汰,国际频道失败便是鲜活的案例。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农抑商,这种思想源自于春秋时期,也成为了各朝各代的经济政策与重要思想,贯穿于经济生活与古代政治生活。例如瑜伽与法家的价值和思想存在众多的不足之处,甚至有的地方是南辕北辙,但是却共同任何重农抑商这一政策。例如荀子认为国家从事商业的人数过多,会陷入贫困,但是付强仍然是很重要的。孟子认为富则必然不仁,所以认为谋求商业经济发展的人们都是贱民。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的限制,孟子与荀子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儒家思想也使得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着当时的经济政策。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经验,能够看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严重抑制着我国传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促使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这一原因导致商业发展较为密切的手工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工业也并未发展起来。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商人的地位较低,也难以对于古代农业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导致古代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由于传统经济思想中存在着共同倾向封建社会,主要是自给自足。所以能够看出,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便是靠天吃饭,由于封建社会的等级较为明确,社会内部形成了金字塔体系,维持金字塔体系的重要制度,便是家长制与宗族制。在此种制度下,家族逐渐演变,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稳定,从而形成了家国共构体。四种体系延续了2000多年,也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累世而居,几代同堂的现象,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是印在中国人身上的训语。家族内的共有财产以及教育和宗族顺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都有一定的规定,形成独特的政治管理体系。 3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应用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初步的管理理念,能够为人们的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在工业管理过程中,管理思想形成了系统化的相关理论,随着人们的探索与创新学派应运而生。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管理理念也逐步形成,企业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并且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因为企业管理有较强的学科特性,所以,方法进行有效的辅助管理,才能够确保企业管理实践的科学性与高效性。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是沿袭了传统管理思想,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应当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效的应用信息技术,掌握经济竞争局势,必须对自身的管理进行改善,创新才能够适应不断更新的经济变化形势。 4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作用分析 企业管理学,经过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形成的管理思想,在人们的企业管理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和信息借鉴。经济管理思想不断的演化,形成系统化理论,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经过人们不断的探索与实践而产生的。所以能够总结出,传统经济管理学就是企业经济管理学的基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是依赖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断的发展创新,经过一定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管理思想。在企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发扬良好的管理概念,切实制定出符合现代化管理的思想,能够有效应用现代化管理理念,剔除不利于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的思想。能够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有效地促进经济管理活动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管理与现代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运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时代的发展创新,现代管理模式也在不断的创新,经济管理学院具有较强的学科特点,所以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有效管理,才能够确保经济管理活动有效可靠。依靠传统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必须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才能够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水平。 5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于货币金融管理产生的影响 在企业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将货币的使用管理与供给进行有效结合,才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活动。企业金融管理过程中,应当有效研究供求关系以及管理活动,确保两者间是独立,且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企业在货币金融管理过程中,应当将价格当作第一考虑要素。人们对于价格的确定,主要是以官方标准为参考,在发展过程中,商业与农业的重要性也是依据农业产品的价格确定,所以企业在进行经济管理时,必须正确认识货币管理内涵。在春秋时期,中国便对货币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实行货币贬值,导致管理内容缺乏可行性,当货币统一管理后,禁止了私人的铸币行为。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朝代的兴替,私人铸币行为开始往复,后来纸币的形成,对于货币管理进行了总结,人们也能够得出货币金融的理论发展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的存在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利息与借贷,对于经济活动中的高利贷,必须采用国家相关的政策手段与法律法规有效的控制,才能够解决相关问题。 6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产生的影响 企业管理权的发展与提出,人们开展的经济管理活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参考依据,遵循科学完善的管理方法,对企业进行经济有效管理,确保理论在原有的基础程度上进行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对企业管理发展理论进行概括与总结,有古典发展理论转化为现代管理理论。管理的科学性主要是由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经过不断的吸取精华与改革创新才初步形成。世界经济环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为企业的经济管理营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提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要求,所以必须保障经济管理思想,原有内容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够满足社会日新月益的发展需求。 6.1对农业经济管理产生的影响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传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我国极为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所以传统经济思想中较为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必须辩证的分析传统经济思想对于古代经济思想产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以及儒家思想对于经济思想起到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虽然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作用与价值,但是也应当正确认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的不足之处。在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中,人们的生活根据预定的轨道进行,生活节奏较为缓慢,社会流动性较差,这是儒家提倡以和为贵的理想。虽然近几年我国政府极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和谐发展观念和持续进展,人民的思想与社会构建极为稳定,政治文明与经济建设逐步推进,初步形成了和谐社会的发展布局。但是必须正确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由于受到传统经济思想,小农经济的发展倾向较为严重,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缺乏坚定与长远的目标,只是满足于缓慢、稳定且缺乏风险的发展,过于墨守成规,不愿创新与突破,缺乏创新竞争力。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丧失创新意识,导致整个社会的人们不愿意突破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传统经济思想时代的重要本质,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自然经济发展条件下,均贫富,能够促进农民生产活动的积极性,所以在大锅饭时代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集中资源,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大锅饭时代出现的凡事凑合、反对出头领先、懒惰安逸的社会风气与经济发展背景和环境大相径庭。传统保守的经济管理思想,与当前经济社会崇尚的锐意进取精神与崇尚竞争、敢于冒险的精神是相背离的,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阻碍了人类的进步。例如: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极为重视农业发展,且缺乏创新精神,只是从稳定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中获取经验,农业生产也根据相关程序进行,管理人员的管理方式较为单一,传统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由于传统管理思想缺乏灵活性,思想过于中庸,在现代管理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实际发展需求,例如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虽然允许季节与气候等自然规律,但是却并未了解到什么气候、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土壤适合农作物种植。特别是在不同区域特征种植的经济作物,应当充分尊重农作物的自然种植规律。通过相关事件能够看出,必须开展有计划的农业经济活动,才能够确保农业产量可持续增长。只有提高农业整体经济发展,或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才能够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6.2整体社会的供求管理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仅对于农业生产有着一定的阻碍,也严重影响着整体社会的公平问题。社会供求活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供求活动,产生的影响极为明显,要想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就必须对社会环境进行细分。但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过程中,极为重视企业的发展,却忽略了产业结构的可持续平衡,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全方位发展。供求活动是经济活动中极为重要且典型的特征,所以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运用科学合理的供求分配方式,对于当前的消费行为进行密切分析,根据社会的生产活动,有效的掌握需求并加强管理。根据现行的经济政策,有效的落实物品流动需求,确保物品的输出与输入平衡,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多元化需求,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在日常的生产活动管理过程中,必须摒弃单一式的管理方式与模式,教管理方式与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思路有效结合,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人民群众或者是企业,都必须正确认识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国家也应当有效调整经济管理思路,有效满足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需求,可以对经济活动进行放任与约束,确保富国民强。 6.3金融与货币的管理 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有效管理,必须从管理、需求、三个角度共同思考探究,所以必须全面的考虑金融与货币间的关系。由于金融与货币的供求关系是独立存在的,也是紧密结合的。货币管理概念中,人们通常是将价格当作重点问题,并且以官方价格为准,所以商业与农业谁重要,也是人们自古以来争论的话题。尽管我国其就对货币进行管理,在春秋时期对货币进行贬值,这是此种以政府利益为中心、单一的管理方式对于百姓而言是不公平的,词种、货币管理方法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借款、利息、本金、贷款是极为重要的经济活动组成部分,借款与贷款也成为了重要的货币形式。例如人们在买房子或买车前,主要是采用贷款,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分期付款也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当前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不断的增加,为了有效的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大小家电都可以进行分期付款,人们可以提前享受使用。高利贷也是其中的产物之一,虽然高利贷在中国古代便产生了,但是高利贷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加强对于市场经济的制约,确保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国家必须制定出相关合理的法律法规,才能够有效解决高利贷管理问题。 6.4企业的经济金融管理 当前我国经济活动发展迅速,企业间的内部管理活动也朝向多元化的方向,不断的创新发展,企业管理活动为了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将企业管理学作为管理理论中心。但是企业管理学中蕴含着大量的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此种思想会对于企业开展的经济管理活动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由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化的多元化需求,而现代经济管理主要是以现实基础开展的,所以对于传统思想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企业必须有效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环境,进行不断的总结与分析,通过分类归纳制定出适合企业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企业管理体系,明确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现代化经济发展背景。有效的创新企业经营发展模式,运用过多的科学技术,为企业的日后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必须理智的看待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过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且加以创新运用,更加科学现代化的思路,有效的软件企业在现实社会中的发展挑战与机遇。 6.5政治经济的管理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治经济管理部门皆是政府,所以政府要想真正落实政治经济管理,必须结合广大人民群众与社会的发展力量,才能够获取更加丰富有效的经济资源。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紧密相连,根据史册记载在古代,我国的经济管理便受到经济管理思想影响。以致发展到现代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依然对政治经济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税收方面,通过采用开源节流观念,能够增加税收财政来源,能够明确财政支出的控制思路,也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夯实充足的资金条件。进一步分析政府经济管理,能够看出当前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进一步凸显了更多的问题,但是其中也有我们值得发展句的优点,所以我们必须要科学理智的看待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切忌不要因为过度改革而破坏原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路线。 6.6国政经济的管理 政府对国家进行经济管理时,必须有效的应用资源间的各类关系,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的管理效率。政府进行管理工作时,必须要加强经济资源与人口资源、军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管理作用,才能够推动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古代经济管理过程中,坚持量入为出的发展原则,对于后市的经济发展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经济收入主要是源自于最初对于各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才能够实现经济收入,同时也必须对经济支出进行科学严格的控制,有效地实现财政的开源节流,切实增长国家的经费使用情况,确保各项经济活动平稳、可持续的开展。当前,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不断发展创新,以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思想已经逐渐形成,对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细致的总结,在经济管理思想不断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独具创新精神的管理理论,也成为了具有时展特色的管理理念。最为明显的特点在于经济管理思想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在古代时期便具备了系统性发展特点,所以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必须充分阐释经济管理思想,才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发展决策。邓小平同志对于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特性阐述,明确赋予了经济管理与现代化管理的各类特征,人们必须有效地吸取社会文化才能够对现代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可持续发展,这对于现代经济管理制度的制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管理理论,促使了我国经济改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进展。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管理活动与农业生产活动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国家也对经济管理活动由直接管理逐渐转为间接管理,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采用了多元化的经济管理手段进行综合管理,切实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既促进了当代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必须以科学正确的心态有效对待,有效的应用发展过程中的有利之处,对于存在的各类缺点和问题进行改善,有助于形成社会经济管理思想与理论,有助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才能够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多元化生活需求,切实提高生活真正水平,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7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管理发展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紧密相关,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容提示与引导作用,进而提高了现代管理效率,也是现代化经济管理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环境下,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优点进行有效的整合,才能够提高现代化经济管理发展水平。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能够对当代经济管理思想起到积极与消极的作用,由于缺点与优点共存,必须运用辩证的眼光加以对待和分析,切实汲取精华,弃其糟粕,有效的分析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不断的积累总结经验。 参考文献 [1]赵振芬.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2]刘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论,2016(Z1). [3]吴月云,刘香娟,甘丹丹.探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实践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2015(6). [4]《孙怀玉同志经济管理思想研究》课题组.经济管理理论的探索者——孙怀玉同志经济管理思想研究报告[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 作者:张庆 单位:英国格林威治大学
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探讨: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考察 摘 要: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较好地执行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而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阶段,江西经多次修改发展规划,与全国各省同步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形势,仅一年时间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因而遗留了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江西农业合作化为江西农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江西;农业合作化;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为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以把个体农业纳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轨道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从1951年秋冬到1956年底,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但江西较好地执行了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然而,在高级社发展阶段,江西与全国一道超速发展,出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使原本预计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来完成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只用了4年时间就急促完成了。本文试从江西一省范围,来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以期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农业互助组的兴起与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广大农村通过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米,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当时,江西农民也常常通过亲友问的临时换工来解决生产困难。江西是新解放区,有组织有领导的农业互助组在1951年前数量很少。1951年春,在过程中,江西省委动员已的地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要求把开展“合作互助”作为开展春耕生产、克服困难的主要工作来做。由于省委的推动,1951年江西创办了9.86万个临时性互助组,加入互助组的农户43.25万户,占全省总农户341.7万户的12.66%。 毫无疑问,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是在1952年以后。1951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12月15日,将这一决议下发各地,要求各地照此草案组织实施,把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1952年3月底,江西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以“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为主,重点试办常年互助组”的方针,把农业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并由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杨尚奎和省长邵式平带头,先后组织了三次下乡检查。在党的组织领导和宣传号召下,农民很快接受了互助组合作模式,因为互助组既能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土地又仍归农民个人所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传统依赖心理,适合农民当时的觉悟程度,因而乐于为农民接受。同年7月,全省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3 144个,常年互助组达8 547个。到年底,互助组数量进一步增加,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126 443个,常年互助组达11227个,组织起来的劳力132.6万个,占全省728万农业劳动力的18%强。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充分表明了中央稳步推进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1953年3月26日,江西省委调整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重点发展常年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来加大力度推动江西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江西农业互助组呈稳步发展的态势。应该指出的是,和全国相比,这一时期,江西推进农业合作事业的步骤是谨慎的、务实的。从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互助组发展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下,江西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命令、打击单干农民和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急躁胃进现象,如有的乡出现挨户编组、按年龄性别编组,甚至说“不参加就不散会”、“不参加就是不拥护”、“贷款只给互助组,不给单干农民”等等,但与发展迅速的一些地区相比,江西的情况好很多。1953年春,甘肃省入互助组的农户达90%左右,后经整顿降到40%左右;江苏江阴县入互助组的农户为70%,整顿后降至30%。而根据江西南昌、上饶、赣州、抚州四专区统计,人互助组农户为18.8%左右。经过1953年春夏整顿以后,到11月,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3%,而江西入组农户为25.4%(人初级社0.02%除外),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16万个,常年互助组1.6万个。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慰。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把发展初级礼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这样,1954年2月,江西省委再次调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确立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组织常年互助组。大量发展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密切团结单干农民”的方针。南于指导方针的调整,江西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社轻组的冒进现象。省委发现后,立即着手进行纠正,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进行了宣传,要求广大干部和农民端正认识、纠正不良偏向,指出“互助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互助合作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地发展与不断地巩同”。由于纠偏及时,因此互助组仍继续稳步地向前发展。至12月初,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达223 042个,参加农户1308 915户,占总农户的33.23%;常年互助组81266个,参加农户701232户,占总农户的17.8%。1955年秋冬,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背景下,江西常年互助组发展很快。同年7月,常年互助组为12.37万个,年底达24.83万个,入常年互助组农户占总农户的57%。1956年,大部分常年互助组转为了合作社,未转社的常年互助组只有0.16万个。可见,1951年至1955年,江西农业互助组的大量发展和稳步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级试办与稳步发展 初级社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量和入社土地状况分配为特征,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根据中央的指示,1951年秋至1954年冬,江西进行了初级社的 省、专区、县、区的逐级试办。据当时江西省农工部门部长孙哲回忆,试办时期对合作社的发展控制很严,试办合作社要经过省委批准,并且要符合以下条件:有办得好的常年互助组作基础;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群众自愿;有公道能干的领导骨干;有强有力的办社工作组驻社。由于条件较严,在1951年省试办时期,全省只试办了3个,即南昌县的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萍乡县的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泰和县的彭昌佃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是专区试办,全省又建了6个新社,加上原有的3个共9个社。 1952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华北区出现了贪多求大、喜高厌低、盲目办社等急躁冒进现象。河北省1952年秋有合作社1082个,1953年春增至5882个;山西省1952年秋有合作礼566个,1953年春增至3167个,而此时江西只有9个初级社。江西是新解放区,并且严格控制初级社的发展数量,没有出大的问题,但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部分区乡干部对发展季节性互助组不感兴趣,追求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但办社条件不够,怕得不到上级批准,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自发社。丰城县原认为没有合作社,经调查,发现五区有4个,而且均是互助组未办好,就盲目转社的;进贤县组织了59个自发社,余汀县弓塘乡一乡就有3个,而且这些合作社大都不顾现实的经济条件,不考虑农民意愿,取消农民所有权,搞“归堆”、 “扯平”,收获物按人口平均分配。省委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整顿。1953年3月31日省委在给上饶地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要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而在工作中产生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不积极领导,不愿意作耐心的教育工作与艰苦组织工作,放任自流的偏向亦同样要注意反对与防止”。经过1953年春夏的整顿,急躁冒进偏向基本停止,全省379个盲目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大多得到了纠正。 1953年至1954年春,是初级社县试办时期。1953年3月,省委把1953年目标定为发展54个初级社。由于受全国整顿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省委严格控制了发展指标,至1953年10月,经地委批准试办的县办社只有33个,加上原有的9个共42个,分布在全省82县5市中的29县一市。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确立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一决议出台后,全国各地均加快了合作化的发展步伐。1953年冬至1954年春,江西虽仍是实行县级试办,但发展速度也在加快,并在指导方针中加入了“认真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容。省委对政策亦做出了相应调整,规定个别互助基础较好,合作社有相当数量、干部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区,可经地委批准,进行个别区的试办。1954年3月底,全省82县5市都试办了合作社,经各地委批准试办的社524个,加上原有的42个共56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0.23%。这一时期,初级社对农业生产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据对17个社的调查,其中有14个社增产,额度一般在20%左右,三个因遭水灾减产,但产量比单干农民和互助组高。同年夏季,初级社继续发展,夏收前全省初级社达620个。同年秋,全省初级社发展进入了区试办阶段。省委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凡试办社成功取得经验的县,秋后可进入区试办,一般的区试办三个,基础较好的可办四至五个,个别基础太差的区可不办。”此后,江西初级社进入了成批发展阶段。12月初,发展至5015个,入社农户达3.52%;1955年3月,增加到14758个,入社农户达9.83%,这些社分布全省99.5%的区和66.2%的乡。 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全国许多地区合作社发展出现较为严重的急躁冒进现象,全国的初级社由1954年6月的11.4万个发展至年底的48万个,1955年4月又增加到67万个。部分省发展尤快。1955年初,河北已有10万个。山东8万个,安徽3万个,浙江4万多个。为此,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发展过快的省“停止发展,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则应有准备地在巩同中继续发展。当时,江西的发展速度并不快,发展状况总体上也是健康的。每社平均25户左右,而且大多数社都增产了。据赣南、南昌、上饶、吉安、抚州等地的6203个社的统计,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多数社增产10%~15%,少数社增产20%~30%,减产与保产的社占7.5%,原因主要是遭受了水旱灾害,但产量高于单干农民和互助组。因此,1954年江淮流域虽发生了特大水灾,江西农业总产值仍达到了151058万元,与1953年151865万元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春江西又建了不少新社。㈣当然,江西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偏差,如有些干部以“不参加合作社就是自发趋势”相威胁,不少干部有“搞起来再说”的想法,一些农民思想不通,上午评生下午就卖牛。于是,1955年春夏,江西对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整顿中有5个新社改为互助组,860户社员退社。14 000多个全部巩固下来了。这说明,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省委对互助合作的指导也基本是稳妥的。初级社也大体上符合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容易为农民接受。 三、高级社的超速发展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促完成 1955年夏季以前,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大体是健康正常的,然而,1955年秋季以后却出现了急剧变化。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判了“小脚女人”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8月5日,江西省委在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传达并讨论了的报告,批判了江西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迫于形势,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刘俊秀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同年9月,江西省委修改了3月份制定的建社计划,把1955年秋冬至1956年春建成32564个初级社(含老社)的目标提高到40 758个(含老社),平均每社25户左右,人社农户达到30.91%,1959年达到10万个,99.36%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同时提出1958年底以前在基础好的各专区试办二至三个高级社,1959年半数以上的县各试办一两个,1960年每县试办一两个。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与会者一边倒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者,省委于11月再次修改规划,将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建社计划扩大到6万个(含老社),经省委批准可办百户以上的大社,入社农户达50%左右,并把高级社的试办提前到1955年冬,提出在1955年冬至1956 年春,赣南、南昌和上饶可以在基础好的地方各试办三至五个高级社,吉安、抚州和九江可各试办二至三个。由此可见,从1955年8月至11月,江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伐在不断加快,但省委对合作礼的决策仍趋谨慎,对办社规模、办社条件特别是高级社的试办进行了控制。因此,江西合作化的高潮形势尚在逐步形成,并没有全面到来。 1955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了九省省委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各省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12月,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大力提倡并社升级,从而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高潮。为了追赶全国的发展形势,江西省委于12月29日第三次修改了规划,提出了试办高级社的新计划,要求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建初级社8.5万多个,入社农户达60%以上,至1956年10月全省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规定在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条件的县可试办一个高级社,基础好的县可试办二至三个,每社以150至300户为宜,入高级社农户达20%~30%,1960年全省基本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此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速发展,掀起了全面高潮,短时间内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1月13日,江西宣布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据统计,全省已建成6.7万多个初级社,8000多个正在建设中,人社农户达75%以上。在热火朝天的形势下,省委于1月18日第四次修改规划,要求1956年春建高级社3000个,全省提前到1957年冬普遍建立高级社,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从此,江西高级社的发展规划超出了试办范围,进入迅猛的大发展阶段。然而,现实的发展比规划来得还要快。1955年底,江西只试办了36个高级社,1956年3月中旬发展到7174个,每社平均332户,鄱阳县最大的两个达4 600户和4 800户,入社农户达61%。初级社有90 469个,其中有56 562个已转为高级社,全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2.3%,江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6年秋冬季,未转高级社的初级社继续并社升级,到年底高级社达18212个,每社平均210户左右,大的有1000多户,人高级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6.04%,只余1844个初级社未并社升级。至此,江西仅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急促完成了对农业从半社会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改造。 四、对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 和全国一样,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由稳步发展到急促完成,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相互衔接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合作形式,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比较相符。互助组是单个农户组成的较为简单的合作组织,农户在人力、牲畜、农具等方面进行交换与调剂,能较快地解决农民的困难,同时又保留了农民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因而容易为农民所接受。互助组刚推行时,在评工计分、农具和耕畜使用、清工结账等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摸索,采用底分活评、农具和耕牛评分计工和及时清工结账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些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解决后,互助组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农民加入互助组后,生产困难解决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大部分农民收入增加了。据统计,1952年办得较好的互助组一般增产15%~20%。1952年,萍乡县年丰乡有40个互助组,287户中有205户参加了互助组,互助组稻田亩产都在千斤以上,普遍比单干户的产量高。1952年农业总产值为154173万元,比1951年122958万元高出了3亿多元。同时,互助组在生产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耕作次序的先后、因地制宜的耕种、扩大再生产的局限等,而这些在初级社中能很好地解决。 初级礼是较互助组更为复杂的合作形式。它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畜和农具作价归公或有偿使用,土地收获按土地和劳力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适应了江西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了江西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管理水平。初级社还保有半私有制,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这些均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然,初级社也存在诸如土地和劳力的分配比例之争、评工计分、窝工浪费等问题,经探索后,许多社通过民主协商和实行包工制等办法使问题得以解决。从实践来看,初级礼增产效果也是好的。据统汁,1954年在非灾区有90%的社增产(一般10%~15%),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1955年有92.5%的社增加了产量;全省农业总产值为159 758万元,比1954年高出了不少。互助组和初级社能解决不少问题,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呈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省委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好榜样,逐步巩同,逐步推广”的方针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遵守了由小到大、南少到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在发展中对指标数字自上而下地适当控制,对建社对象自下而上的慎重选择与审查,并把大量发展互助组和逐级试办初级社相结合,即便在批评了“小脚女人”思想之后,省委在1955年9月合作社发展规划中仍然提出,必须“将建好新社,巩固与扩大老社和大量发展互助组密切结合起来”。至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和1954年冬到1955年春出现的两次急躁冒进偏向,这与当时全国的发展形势有关,也与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群众热情分不开。省委对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偏向,给予了及时的纠正,1954年12月,省委就把各专区上报的1955年春发展2万多个初级社的计划,压缩为1.5万个,后又减至1.3万个。省委根据中央要求,立足江西实际,采取严格控制发展速度与逐级试办的发展模式,是1951年秋冬至1955年夏江西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江西农业合作化在高级社发展阶段,出现了超速发展的高潮形势。这种形势,是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高级社创办后,在农田水利和道路建设、改革落后耕作技术、增强抗灾能力等方面,确实有一些优越性,如1956年春江西新修水利工程24 709座,扩大灌溉面积274万亩,完成计划的188%,超过1955年水利工程4倍左右。然而,由于并社升级高潮是过急地、人为地促成的,江西在1955年秋冬至1956年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工作十分粗糙,遗留了不少问题。许多社根本不具备办社条件就“两步并一步”迈进高级社,办社不是群众自愿,而是在从上 到下的行政号召下一哄而起的。不少农民勉强入社,大部分是“随大流”,甚至是被编进来的。许多政策如土地、家具、牲畜的入社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高级社因为规模过大,超过了农村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农民的接受能力,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出现“出工等队长,吃饭听钟响”,“做事一窝蜂,肩膀挤肩膀”,分配“大呼隆”和“大锅饭”等现象。据1956年12月江西对赣县吉埠社、崇义县黄沙林社、丰城县塘圩社、南吕建设社等9个高级社的典型调杏,除吉埠社外,其余的社劳动生产率都下降了。如黄沙林社1956年全社每个劳动日所创造的产值是0.806元,1955年初级社时平均产值是1.021元,1956年比1955年劳动生产率降低了21.3%。高级社实行土地无偿归社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取消土地分红,牲畜、家具作价入社,这超越了当时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冬和1957年春,全国出现了退社风潮,江西也有一些农民要求“拉牛退社”,比较突出的是1957年春清江县出现的成批合作社解散现象,省委虽派了工作组去做工作,但重新回社的农户不到原来的一半,社减少了,礼的规模也缩小了。经整顿后,江西农民闹退社虽于1957年夏缓和下来,但社内的生产管理、经营、分配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1958年又出现了更高形式的化运动,全省在很短时间内就把高级社合并为,这就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更远了。 总之,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江西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广大农民逐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实现了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到合作社集体经营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农业合作化后的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使生产规模扩大,农具得以更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重大成绩,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江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偏差,尤其在高级社阶段,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不相适应,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足,对江西农业发展历程上这样一次重大探索,我们必须历史地、理性地看待,客观地、恰如其分地给予评价。毕竟,究竟什么是适合国情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农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结合省情江西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刚刚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是一个新问题,需要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才能全面、深刻地搞清楚。即便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摆在全党和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责任编校:包礼祥 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探讨:浅析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及启示 [摘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帮助贫苦农民走出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走向富裕的道路。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经验;启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这其中既有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始料不及的偏差和失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再次明确提出“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使得我们认真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客观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1952年行将结束,1953年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面临的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的。这一运动的发生不但有理论依据也有其现实根据。当时中共中央主要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合作化的论述和经验,创立了科学的合作社理论。列宁曾经指出合作“从而使工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强调:“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并将之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明确提出合作社是我国发展的方向,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那种合作社。”曾经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有理论上的指导,更有客观现实根据。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后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还会进一步分化,这种现象还会更加严重,这与党的理想和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对此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为了避免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避免农民自发的走向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中央最终达成“趁热打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的共识。 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适应工业化,解决当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1955年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规模经营的合作化农业,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品提供消费市场。 实现合作化是帮助贫苦农民,使农民不再贫穷的需要。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集体合作化是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后,广大农民相对分散,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生产资料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广大农民的自愿要求。农业合作化不仅在帮助缺少生产资料的贫困农民摆脱贫困提高生产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而且在抵抗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个体农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1956年,同志说:“今年(指1956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合作化的优越性则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摆脱贫困,使占大多数的贫困农民原来极低的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 实现合作化,党认为是组织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确立的最高纲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运动,建立起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完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胜利后,中国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国际影响和威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了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政治热情。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题。只要有适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它便必然会发生。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经验及教训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践证明,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使农民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的运动。农业合作化全面开展之前,党中央就制定了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及其政策,并有农村工作部的直接领导;制定了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路线。对富农阶级是通过和平的道路。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结合起来。把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也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党中央及其农村工作部在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提出了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工作和实践中当做一件大事来做。 但是很明显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缺点和失误。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具体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形势估计上,一方面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的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级、两种道路的斗争,要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内容之一,给资产阶级以“粉碎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而且也要使“小生产也绝种”。第二:把合作化和发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联系。然而,在整个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却把农村商品经济视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来加以反对,禁止农民经商,更不准合作社从事商业活动。第三:由于采取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体制,用行政手段把农民的财产变为公有,用直接管理国营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派购,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农民和合作社没有自主权。最后: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最主要的失误。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总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也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在短短的数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我国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虽然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失误,但是对于我国目前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只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步骤、分阶段地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 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我国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同时农业生产又不同于工业生产,经营分散,生产周期长,受多方面自然条件的限制。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群众创造性实现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把这项制度稳定并坚持下来,并不断地进行发展和完善。 第三,在进行社会主义农村改革过程中,要从基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一再强调改善农民生活是农业合作化的最终目的,即“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顺应农业发展需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它的建立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了我国农民要求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去年以来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国家经济安全更加重要,要想在全球危机下保持国家独立、经济繁荣,农业的基础地位尤显突出。只有把我国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解决好,才能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把握住未来的方向。 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探讨:刍议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针对我国农村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所进行的一项伟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它,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也对这场运动谈点粗浅看法。 一、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因 完成后,我国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但是,农民个体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它的自发趋势,容易使农村产生两极分化现象,如放任自流,其结果必然要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在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之时,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这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另外,当时广大贫下中农也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由于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长期战争的破坏,许多农民在进行分散的个体经营时,缺乏劳力、耕畜、农具和生产资金;农田水利失修,一家一户无力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一遇自然灾害(水、旱、病、虫灾)就要减产。据各地调查,当时大约有近半数的农户在发展生产上存在着各种困难,国家又没有力量提供很多援助。为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许多农民要求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这是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可能性。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致过程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1年9月――1953年底是合作化运动的初级发展阶段,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组成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作出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开始试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要求各地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推动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决议提出了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三种形式,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1952年底以前,各地主要是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农业生产互助组由1951年的408万个,增加到802.6万个,参加农户由1951年的2100万户,增加到4536.4万户。其中常年互助组175.6万户,初级社3600多个,参加农户59000户。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全面展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加强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党中央还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富有领导农村工作经验的邓子恢为部长,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邓子恢接受了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在邓子恢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53年底前,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 1954年―1955年上半年是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农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大优越性,并向各地方下达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任务指标,即要求到1954年秋收前初级社发展到3.58万个,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20%左右。据此,全国掀起大办初级社的热潮。结果到1954年春,初级社发展到9.5万多个,超过计划一倍半还多。 1954年5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给中央的报告中说:1953年冬和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成绩很大。这次会议拟定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划发展到30或35万个,1957年发展到130或159万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合作化。1954年秋收前后,许多农民看到90%以上的合作社增产,停止了在两条道路间的观望摇摆,纷纷要求入社,初级社猛增到22万个。10月,中央农工部召开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分析一年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指出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已为群众公认,提出1955年春耕前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转入高级社,再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 1955年4月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突破原来计划。由于发展过快,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加上国家统购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抵触和顾虑,出现了大量杀猪宰羊、砍伐树木、聚会骚动、闹退社的现象。中央发现上述问题后,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4至5月各地共收缩2万余个社,巩固了65万个社。 由上可知,到1955年夏,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是稳健的。 1955年下半年――1956年9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三阶段,农民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形势刚刚好转,于5月17日中央召开的15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根据他调查的情况,批评前段整顿工作是消极情绪,必须改变:“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根据的意见,提出了到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以为还少了点,认为可能达到130万个。这样,在对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及发展速度上,党内产生了分歧。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以本次会议为转折点,走向高潮。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目前农村中农业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不点名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在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实行“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是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会议批准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反右倾”的空气中,助长了本来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急于抢先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这样就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超高速的猛烈浪潮。到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65万个增加到182万个,加入农业社的农户达到7500多万户,由春耕时占总农户的14%迅速上升到60%以上。 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持续发展,在农民纷纷加入初级社的同时,又掀起了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高潮。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1956年85%以上的农户加入初级社,并在当地试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月,全国入社农户即达80.3%,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随后,合作化运动转入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阶段。许多刚建立的初级社,马上并社升级,有的农户甚至超越初级社,直接加入高级社。到1956年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这样就基本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也就是说,原来预计用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如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了4年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三、 对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实践结果表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巨大的:它把广大农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避免了两极分化,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摆脱了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在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搞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也较好地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为采用农业机械和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逐年增长;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工业化的需要,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农村也为发展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还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所有这些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当然,如果当时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使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自始至终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探索发展多种合作经济形式,工作将会搞得更好,成绩将会更加伟大。 但由于高级社教条地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由于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问题,原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加恢复时期的3年共18年的时间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以致遗留了许多问题。主要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组织规模较大,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分配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经营,忽视家庭经营;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探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加强青年的阶级警惕性教育 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正一日千里的迅速发展,大批新社已建立起来,老社也扩大了,广大农民和青年正欢欣鼓舞地朝着社会主义大步迈进。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及一切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更加阴险毒辣的两面派手法来抵抗和破坏合作化。他们有的假装积极,要求入社;在混入社以后就设法窃夺社内重要职务,故意制造混乱,破坏生产,搞死耕畜,挑拨社内团结,企图把社搞垮。有的就拉拢农民组织假社,以阻挠农民入社。有的甚至暗地杀害合作社的干部及积极分子。 地主富农的这些花招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合作化的实现和他们的阶级利益是矛盾的,他们中的顽固分子及反动分子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一部分团员和青年在政治上很麻痹,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失去警惕,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看法。较大普遍的是认为我们的力量很大,人民民主专政很巩固,地主富农不过是少数,“小鱼翻不起大浪。”因而不把他们放在话下。或者认为已经几年了,地主富农也变好了,不会有多大问题。少部分团员青年还认为富农“耕牛大、农具好、投资多,他们参加了社就好办。”佩服他们“能说会道,能写会算,办事能力强。”因而有的团员和青年替他们说情请求入社,选富农当合作社干部,有的对混入社内的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不关心甚至不闻不问。黑龙江省集贤县九区德法村反动富农宗德义今年伪装积极混入社后,麦收时放火烧了六个麦垛,公安局已经侦察清楚,在证据确凿之下将他逮捕,但有的团员还怀疑:“他怎么会这样干?这麦堆也有他的一份呀!”双城二区幸福集体农庄富农郭延春故意把崭新的胶皮车轮磨坏,有的团员看见了也不加制止和揭发。 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团员青年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对党的合作化政策了解不深,因而对阶级敌人阴险的两面派手法认识不清;另方面也是由于团组织没有对团员青年进行提高阶级警惕性的教育。从指示下达后,合作化运动进展顺利,没有出大毛病,团的干部普遍产生一种乐观情绪,满足于现有的成绩,看不到胜利后面隐藏着的尖锐斗争;在贯彻指示中,对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领会较深,但对坚决破坏合作化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手作斗争则领会不够,因而对团员青年阶级警惕性的教育也就没有加以重视。 应该认识: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合作化的胜利就意味着富农阶级的消灭。在以后几年中,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的确有些地主富农已经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能够遵守政府法令,但他们中的一些反动分子却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合作化越是蓬勃发展,这些阶级敌人也就会更加采取阴险、狡猾的手段来进行破坏,如果我们失去警惕,即使是最少数的反动地主富农,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各地已经有过不少的惨痛教训。你对他放松警惕性,对他慈悲,他就钻空子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黑龙江省双城县一个混入合作社当饲养员的富农,在放牛时,专门把牛赶到没有草的水甸子里,牛陷进泥沼里起不来,他在鞭子上拴块石头毒打,不到两月,所有的牛都瘦得像干柴一样,打死了五六条,打掉了十几条母牛的牛犊。这样的事不是个别的。 因此,必须重视与加强对团员青年阶级警惕性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合作化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学会辨识反动地主富农隐蔽的两面手法,时刻关心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决制止与揭露反动地主富农的破坏阴谋。特别要注意运用地主富农破坏合作社的罪恶事实来启发与提高团员青年的阶级仇恨,使每个团员和青年的阶级警惕性不断提高,成为合作化运动中与反动地主富农作斗争的尖兵。 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探讨: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简要述评 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了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同的学者也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积极地探索农业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探索农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本文试图从各学者对合作化道路原因的研究,地方性研究到合作化问题启示的研究这几个方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做一总结梳理,分别概述这几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分析评论 一、 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一场革命运动,它仅仅经过几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后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村的集体化。1956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关于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原因,学术界多有论述,目前理论界对于农业合作化之所以能顺利实施的解释大致有如下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推动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快速完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吴玉梅认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具有以运动的模式推进、以多种形式开展、以权威主体领导、以灵活的方式进行等特点。第二种观点则从农民心理和行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唯上、认同与归属、需求与压力等方面共同作用,使农民在行为选择上没有拒绝合作化,从而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开展,如孟富国在其文中称:建国初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存在着复杂的心态。常明明认为,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客观方面: 1.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使贫下中农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组织起来的要求。2.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上面积累资金,而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要求,因此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满足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主观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党员干部夸大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对农业合作化的地方性研究 刘洪升对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他分两个阶段考察了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各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在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河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就。文中还对河北省一批受到赞扬的闻名全国的办社典型作了分析,指出它们不仅对河北省甚至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徐腊梅对江西农业化合作运动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分别从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 省委采取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江西农业合作化呈现稳步发展态势;就江西省委对中央农业合作化道路决策的贯彻情况而言,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则以1955年7月严厉批判“小脚女人式”的“右倾保守思想”为分界线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呈稳步发展态势,而后一阶段,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省委紧跟形势,超速推进,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冒进中迅速走向高潮。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来看,超越当时的国情、省情,人为地加快和拔高合作化进程必然会受到惩罚,蒙受损失。 张勇对湖南长沙县的农业合作化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前奏,互助运动的兴起,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转折,初级社的发展在挫折中前行,大办高级社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常利兵对山西农业合作化期间农民的生活做了相关研究,对于山西的合作化运动,作者以1949年5月山西省全境解放至1957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时间轴,按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展开论述。从土地、劳动和观念三个方面探讨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山西省农民生产生活的具体变化及其影响。 宿秀娟在《山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一文中研究了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的始末,对山东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和背景做了阐述。她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种形式为线索,结合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思想的演变将其运动分为初步兴起、全面展开和骤然高涨三个阶段。并且在其文中对山东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及成就作了阐述。 其它地区性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如许永杰的《福建农业合作化历史》一书,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湖北农业合作化》一书等等。 三、对农业合作化的分析评论 通过农业合作化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中央提出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对我国个休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在于把广大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化避免了两极分化。但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后期,也陷入“左”的偏向,出现了急躁冒进。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评价问题,在汪青松的研究文献中,他把建国以来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为建国以来农村的发展中其实有三个飞跃。他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作第一个飞跃,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建立使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作用的一面,正确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的方面,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该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经过梳理,成果丰硕,而且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少论著对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史实过于依赖回忆性史料,未能进行细致考订。不少论著往往偏重于从理论出发来演绎历史, 忽视对历史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为了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化研究,今后应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档案资料,加强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订工作, 深入挖掘一些尚未披露的历史细节;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全面地再现历史,注意反映历史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某些深层次的规律;应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区域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
感恩教育论文:大学生德育建设感恩教育论文 一、大学生德育中感恩意识缺失的表现 1.对师恩的淡漠。 对师恩的淡漠是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表现之一。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他们都是高考中表现优异的学子,也都经历了高中阶段的魔鬼式训练,因此他们应当对家人、社会和老师的帮助心怀感恩。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学生并不多。他们迟到早退,上课不认真听讲,无视老师的劳动。日常生活中师生礼节严重缺失,甚至有的学生在私底下给老师起外号。这种对老师的调侃和嘲讽正是师恩冷漠的最典型表现。对师恩淡漠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中曾特别关心的某些学生,在毕业或者师生关系发生变化之后,没有表现出对老师的感恩之举。老师对学生的培养与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的一种负责任之举,其实这也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但是这些曾经被老师关心和照顾过的学生在毕业后基本都是再无音信。因此,对师恩的淡漠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2.拒绝还贷,诚信缺失。 在一些贫困地区或者困难家庭,有些学生因上不起学而放弃大学生活的现象被社会普遍关注后,我国高校和社会各界及时伸出援手,为这些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在接受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没有按时还款。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学生在有了偿还能力之后还是没有还贷。甚至在银行的催促之下,竟明确表示拒绝还贷。还有些受到热心人士资助的大学生在升学之后,既没有书信感谢,也没有电话问候,这对于爱心人士的感情付出和物质付出是十分不当的。因而有的企业家在制定了爱心扶贫计划后,竟明确表示不再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笔者在百度以及中国知网数据库等搜索引擎中以助学贷款违约,拒绝还贷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竟有大量的报道和文章对大学生的还贷违约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文章数量可见对此问题的社会关注度之深,由此也暴露出了大学生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机构感恩意识的严重缺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德育中的感恩意识教育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3.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不强。 当代大学生大多为90后,他们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及其他家人从小对他们百依百顺,由此也养成了他们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性格。这种自私的性格影响着他们在校期间与别人相处的行为。他们对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异常冷漠,丝毫没有集体荣誉感。对母校的感恩情怀更是少之又少。一些在往常看来十分正常的情感在他们身上也很难有所体现。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是思想政治课中需要记忆的一些东西,离自己很遥远。 二、大学生感恩意识不足的成因分析 从感恩意识的缺失可以看出大学生德育任重道远,提升德育水平、提高大学生的感恩意识还需进一步分析其内在原因,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 1.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是最大的时代特点,也是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人们的道德意识最容易产生负面变化,导致社会道德层面断裂。西方思想不断侵蚀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拜金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涌入社会主义阵营。大学生在价值观的形成阶段面临众多的价值选择。他们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极容易走上偏路,甚至是错误的道路。而此时学校教育恰巧没有及时跟进,由此导致了大学生德育建设的不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生入学以来一直专注知识的学习,以提升成绩为己任,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或者名牌大学为荣耀。而这些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选择学生的标准只有成绩。这种教育上对思想道德的极端不重视导致当代大学生没有受到过正规的启发式道德教育,出现这些感恩缺失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2.学生压力过大,无暇顾及感恩教育。 自1999年高校实施扩招以后,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屡创新高,说明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变为现在的大众教育。人数的激增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与高等教育发展并不同步。当我国的经济增长点还主要依靠简单的加工制造业拉动的时候,大批大学生已经接受完教育进入就业阶段。众所周知,在一个以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环境里,低素质、低学历的人才就可以胜任大部分工作。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人才过剩”的奇怪现象。社会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庞大的就业大军之间极不平衡,这就导致大学生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社会现象,也导致家庭教育的投入无法收回。总而言之,生存压力、就业压力成为大学生最大的困扰,他们已经无暇再顾及德育和感恩了。 3.德育中对感恩教育的疏忽。 德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恩教育。然而,当前的德育主要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又过多地体现为形势政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感恩教育在整个高校德育中被一笔带过,高校思想政治教师仅用一节课,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就将这一内容介绍完毕,导致德育中感恩教育的缺失。 三、提升大学生德育建设水平的对策 1.培养知恩意识。 德育中应将培养大学生的知恩意识列为教学目标。意识对行为的指导作用应当在感恩教育中有所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会产生重大影响。感恩首先得知恩,所以,通过德育应当让学生意识到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非理所当然,当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应当心存感恩。只有内心体会到感恩的温情,他们才会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感恩之手,这样也才能在大学生中间和社会中形成良性循环。感恩意识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大学生获得感恩意识的主要渠道便是课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科学知识。但是在目前高校没有设置感恩教育课程对大学生进行专门的感恩教育。同时由于评估和测试上的不可操作性也使得众多高校不得不放弃这一内容的教育。针对这种不足,政府教育部门首先应制定大学生德育纲要,要突出感恩意识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各高校应当设置并具体实施专门的感恩教育。编制相关的教材或者添加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中的章节对大学生进行专门的感恩教育,并探索相关的评估手段。评估应当延长时间范围,不限定在在校期间,即使大学生毕业之后出现违背诚信的行为也应当追究毕业院校的责任。在这种约束下高校感恩教育方可形成动力。 2.设置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应设置感恩教育主题。活动开展中尤其要注重针对特殊人群,例如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和各类补贴、补助的学生群体等。我国高校中对贫困学生的感恩教育已有开展的先例,并且越来越普遍。但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还没有走上规范化道路。据中国新闻网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有高达527万的贫困学生,他们大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对这一人群的感恩教育是需要格外加强的。但这并不是说针对其他学生的感恩教育就可以放松,每一名大学生都应当懂得感恩。为此在校园系列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演讲、讲座、文艺晚会等形式的活动,让曾经接受过帮助的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以便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增强学校感恩教育的效果。 3.感恩教育要从细节入手。 加强感恩教育可依托制度载体。制度的能动性是规范和提升感恩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执行制度同时也是遵守道德准则的一个准绳。战略决策往往需要好的执行权支撑,若执行权滞后也容易导致战略决策的失效。以制度体系为支撑,营造一个充满感恩教育的环境,是大学生德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而言,在大学校园内可以悬挂感恩标语、制作新颖的条幅、设计宣传栏、校园人文景观等,突出全方位的“感恩”主题,营造良好的校园感恩文化。这些细节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感恩意识,也可以很好地体现出高校对感恩教育的重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是高校德育不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又离不开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感恩意识。只有具备这种良好的思想品质,方能助推大学生在社会中的梦想之旅。 作者:陈晓 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感恩教育论文:大学生感恩教育论文 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是培养大学生成人、成才之需 人无德不立。培养大学生成人、成才,是我国德育目标中的育人方向,也是高校思政工作中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实现伟大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他们否具德才兼备、是否备良好的伦理道德修养和完善的人格品行,不仅影响自己的一生,还直接关乎未来中国梦的实现。大学生作为优良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发扬者和创新者,理应知恩、学会感恩与施恩,这不仅是承传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更是大学生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 (二)是高校教师有效开展教学的重要之基 感恩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态度。教育大学生知恩、感恩,有利于高校教师有效开展各项教学工作,因为大学生具有知恩意识、怀有感恩之心之后,他们才能牢记父母的叮咛,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勤奋钻研,长大后好回报父母的养育知恩;大学生熟谙知恩、感恩的重要性之后,他们在日常学习工作中,才能理解教师的良苦用心,方晓尊师守纪,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施恩教育,非常有利于高校教师有效开展各种教育教学工作。 (三)是推进高校德育工作之重 感恩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增强历史使命感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教育诸多的教育内容之中,感恩教育应是其中的重要基础之一,因为只有心怀感恩之心,方有责任意识,进而才会在思想上树立正确“三观”、行动上践行“亲社会行为”等思想道德观。由此可见,感恩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健全大学生的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是构建和谐社会之举 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人,他们的知恩意识、感恩行为在社会上涌现、传递,发挥出辐射效应,对“净化社会风气、除陋习、树形风”等起着关键性的导向作用。若人人都有感恩之情、行动中有施恩之举,则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再有隔阂与冷漠,生活中的矛盾很快就会化解、消融,我们置身的社会就会涌起感恩施恩的浪潮,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局面就会自然呈现。 二、实施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大学生感恩教育工作,不能单靠思政课堂的传统说教方法,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也就说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否则感恩教育就会形式化、表面化,甚至知行脱节。在社会实践中让大学生通过自身的体悟,做到情感与理性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感恩教育的时效性。值得强调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的感恩教育实践活动不能浮在表面、悬在空中,“外化于行”首先要“内化于心”。例如对教师的感恩,不能只是表现在教师节那天的行为上,从日常对教师的礼貌、课堂上的表现等方面,都要体现感恩意识、体现出对教师的尊重。对父母的感恩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假期,在家替父母干些力所能及之事,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父母的辛勤劳作、理解父母对自己“反复啰嗦”中的“大爱无疆”。感恩党、回报社会,不仅是大学在读期间该做之事,毕业后还要传承和弘扬下去,时刻感召自己,看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 (二)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教子当在幼”。首先,家长要结合家庭生活细节,结合与亲朋、邻里之间交往等具体事例进行“言教”,教育大学生要知恩、报恩,成为“亲朋圈”中最受欢迎之人。第二,家长要做好“身教”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例如在家庭里孝敬自家老人、在单位的与同事之间友好和谐相处、在社会上的善举等,要做到讲信修睦、知恩感恩、热心奉献。无形之中,这些都会对孩子就起到了家庭教育的示范作用。第三,家庭教育中,家长要利用节假日等闲暇时间,带领孩子多接触社会、生活社区等,接触不同的社会阶层,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通过有益的社会调查和帮扶等实践举措来增强自己的亲身体验,体验恩情与回报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家庭教育要结合实际,事不在大小,不能超出大学生的能力范围。 (三)与网络教育相结合 在信息快速发展与传播的时代背景下,要利用网络资源优势,开展好德育工作。做到感恩教育要与网络教育相结合,利用好互联网上的正面信息,及时、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开展“知恩、感恩、施恩”教育工作,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大学生群体在利用学习资源时,各种的负面信息插件也会经常浮现,为高校感恩教育工作的纵深推进,确保校园这方净土的纯洁性,必须净化校园网络环境,建立校园网络净化与屏蔽设施与设备,过滤与屏蔽那些不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垃圾网站”与“负面信息源”,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康净的“知恩、感恩”网络学习环境。高校还可利用网络开展与知恩、感恩相关的网上信息咨询活动、知识竞赛活动,有奖征文活动等,引领大学生用行动践责,以此回报师亲、奉献社会。 (四)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 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德育教化领域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孝道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积淀中的传统美德,更是代代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是注重感恩文化的民族,“百善孝为先”等经典传统文化名句,都隐含着古贤圣人对感恩文化的精辟概括。正如学者张德修所说“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传统营养。”课堂教学中,可将家户喻晓的经典感恩历史故事,例如“卧冰求鲤”“孟宗哭竹”等讲述给大学生听,或者通过动漫视频播放给大学生看,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二来可以增强说服力。以传统孝道教育为感恩教育的切入点和发端,将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渗透到大学生感恩教育活动之中,既遵循了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又促进了大学生感恩意识的形成,同时也展示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地复归的魅力所在。 (五)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在读期间,校园环境是大学生成长与生活的主要场所,感恩教育必须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发挥出学院校园舆论的导向作用。营造“尊师孝亲”的校园文化氛围。在校园内,占领感恩教育的至高点,加大对感恩教育的宣传力度,一方面是利用报刊走廊、宣传标语等进行以文载道地宣传,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校园之声,播报社会上涌现出的感恩、施恩方面的先进事例。例如“情系灾区”“殷武勇割头皮救父”“山阳女孩马佩瑶背母上学”等真实材料,都是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正面道德典范事例。从大学生身边,发现、推荐、评选和表彰在知恩、施恩方面做的比较突出的师生,将他们先进事迹通过校园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营造出一种知恩、感恩、施恩的校园文化氛围。 作者:李小林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政治部 感恩教育论文:情感体验德育感恩教育论文 一、在学习小组的科学组建中,学生的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学习小组的组建是德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和实施场所,在高一年级侧重感受组建的魅力,在设计的体验式培训中让学生明白合作与自主的含义,并亲自实践体会小组的魅力。在高二年级,直接引导小组的组建目标由单纯的合作向学习竞争力提升的转变,使学习小组真正为“学思结合,师生互动”课堂所用,推动学生自身自主能力的养成。在上一轮课改初体验中,每当有小组代表起立回答问题时,口头总会标着“我认为”,而现在是“我们认为”,正是合作意识提升的外在表现。从几年的学生问卷的结果对比中看,这种变化更直观。通过“感恩教育”德育场的影响,学生顺利地在思想上形成了感恩他人、合作协力的意识,对“学思结合,师生互动”型自主学习的课堂要求理解较为透彻,在日常学习中会有意识注重情感体验,更自觉地进行合作探究,并逐渐将这种能力内化为习惯。在课堂上可以看到学生有强烈的主动参与的意识,在学习任务下达后,可以按各自能力与专长分工合作,既有学生的独立思考,又穿插生生间激烈的讨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中表现明显。同时,可以明显地感到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责任感强化了,对自己同伴学习进展的关心提高了,学生间相互帮助、支持、鼓励,从而促成他们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进而提升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走进课堂,当老师下达自主学习任务时总会看到几个“小老师”在安排、讲解、鼓励、管理,总会听到成功时小组内的欢呼和击掌声,总会看到失利时的自责和成员的安慰,合作性的课堂教学在逐步成型。 二、社团活动的设置使感恩教育实现多边发展 学校的社团等学生组织的活动,也许难以有大的成效,但带给学生的体验可能是终生的。一位同学在一次失败的社团活动组织中,他可能会体验到别人组织活动的不容易,从而改变他对待集体活动的态度。组织活动的失败,也让他能够从中体会到调动别人积极性的重要,认识到做事情的周密设计是必须的,体验到得到别人的认同的重要性。失败的活动能够学习到周密计划、大胆行动、关注细节可能是成败的关键,这些体验不仅是理解世界的基础,在他们未来的社会生活中会作为重要的经验指导其行为。 三、在研究性学习中,感恩教育在学生的情感体验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每学期的学生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会上,每一个负责展示的同学都会按照课题结题流程,严谨认真地展示本小组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仅包括研究过程的图片材料,更有科学、严谨、格式规范的研究报告。通过研究性学习,学生获得的最大收获不仅仅是完成调查问卷和写出结题报告,更重要的是在开展研究课程的过程中拓宽了知识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分析归纳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和社会交往的能力。研究性学习是我校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平台,学生们在分组合作学习中体会到了合作与竞争的真谛,体会到了合作的重要和合作的技巧。通过社会调查,学生们认识理解了社会,体验感悟到了生活的不易,对劳动群众有了更多情感上的亲近。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体会失败的沮丧和科学发现的快乐,这样的情感体验可能成为推动未来科学家成长的最重要动力。学生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对社会生活中碰到的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渴望走向社会,深入生活,他们已不再满足课堂中的教学内容,根据这一特点,很多老师认真地钻研教材,挖掘教材中适于社会实践的因素,从学生实际和教材实际找准社会活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并确定好实践活动的类别,或是调查研究模式,或是思辨探究模式,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条件,实现其教学方式由封闭向开放实践式的转化,把社会作为教学的大课堂。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并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能较好地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比如英语备课组在教授Travel?journal(旅游日记)这一单元时,很好地把握教材开放性特点,调动学生实践热情,由班级小组制作主讲发言课件和旅游海报,围绕湄公河介绍沿途各国风光和风土人情,效果良好,超乎想象。学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认识,获得了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再把书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感受更深,理解更透彻。类似这样的课堂延伸活动还有很多,学生们在课堂上明确深化观点,并用课外实践验证观点,不仅在实践中学会了知识,得到了锻炼,也在实践中提高了道德认识。学生们就这样在交流中学习、研究,进行着思维的碰撞,从中不仅使他们有所知(掌握知识),有所会(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悟(提高了思想素质),而且使认识和情感都得到了升华,他们亲身经历和体验了学思维──会思维──多思维──深思维的全过程。 四、从《学生成长记录袋》中真切感受“感恩教育”的育人作用 翻开一册册学生的《成长记录袋》,记录了学业与活动,记录了成功与失败,记录的爱与责任,记录了现状与展望,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对感恩的理解和行动!翻开学生的《成长记录袋》,一个个鲜活的专栏记录着他们成长的小故事,在“师生互动平台”述说着想对老师说的话;“我的小宇宙”展现着学习之外的最擅长或最喜欢,或用来减压的事情。建立和使用成长记录袋使学生逐步养成了自我评价的意识和习惯。学生在创建个人成长记录袋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长足迹,感受到自己的持续进步。通过写“心灵独白”和自我评价,学生逐步养成了自我评价的意识和习惯。“学生成长记录袋”为学校营造了感恩教育的“情感体验教育场”。在展示交流中,学生全面参与,学会了彼此尊重、欣赏、分享,达到培养自尊自信、激励成长的目的。在展示交流时,学生之间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全面素质和个性特长,取得的所有成绩、技艺都有被承认和关注的机会。有一位爱好街舞的学生将他跳舞练习头部旋转时磨破的帽子放入记录袋中,“收集说明”中写着:“在学习成绩上我不是最好的,但我热爱舞蹈,学校全面关注学生的做法,给了我自信与勇气,我要加倍努力!我相信我会成功的!”同学给他的寄语是:“最棒的小强!必定拥有最炫的舞台!加油!”学生成长记录袋建立与展示的过程,为教师最大程度地提供了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重要信息,有助于引导教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与发展。2014届学生马春林的成长记录袋中有两份资料,让看过的每一位老师和学生油然而生敬意。一份是徒步穿越尼泊尔的照片,收集说明中写着“值得我一生炫耀的辛苦之旅———尼泊尔徒步穿越旅行。”另一份是“四川雅安地震志愿者”照片,下面的“心灵独白”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但我志愿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哪怕只是把微笑送到那里!”学生成长记录袋,为家长与教师沟通以及家长理解子女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有助于家长全面了解孩子成长与发展的状况及心路历程,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激励孩子的自信心,有利于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五、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我校的德育工作只是在新的教育理念感召下、在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过程中进行的一次小步伐的尝试,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和极大的发展空间。学校今后把情感体验作为德育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把德育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与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相结合、与学校的各种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德育实效。 作者:赵俊清 曹莹 单位:呼和浩特第十四中学 感恩教育论文:中职语文教学感恩教育论文 一、中职语文教学感恩教育的必要性 进行感恩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将感恩教育渗透到职业教育的每个环节。《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服务。”“重视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功能。”所以语文教学除了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以外,在塑造学生人格、促进生命个体成长的过程中,也应担起增强学生感恩意识的责任。 二、对中职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意义 “感恩”既是一种道德修养,也是一种传统美德。随着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除了要加强中职学生的专业素养外,还要让他们具有以“感恩”为主的道德品质。 1.培养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个体 包括感恩在内的道德素质是个体全面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职学校的学生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学校有所不同,很多中职学生文化基础及自控能力较差,会有一些不良习惯,如迟到、旷课、厌学、不尊重他人,甚至有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发生。因此,中职学校在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同时,也要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个体。中职学校的语文教师更应该把握好语文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课程性质,注重素质教育、德育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为社会培养更多道德素质高的专业技术人才。 2.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 对中职教育的发展来说,如今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中等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仍然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合格的劳动者,中等职业学校正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中职学生将是我国未来建设力量的主力军。因此,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状况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素质高低、成为影响劳动者整体素质的重要因素。中职学校除了教会学生的专业技能,也要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如果学生连基本的感恩意识都没有,将来是很难成为社会合格的从业者的。语文教学既是训练学生运用语言能力的过程,也是促进生命个体完善的过程。中职语文教师应该丰富学生的情感,贯彻感恩教育,为学生建立“精神”账户。 3.符合建设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需求 感恩教育是学校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强以感恩教育为主的德育教育不仅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需要。把感恩教育作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了对中职学生德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利于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劳动者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职语文教学感恩教育实施策略 1.充分挖掘教材的素材,进行感恩教育 中职语文教材中表现的“恩”是丰富多彩的,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和引导。 (1)挖掘养育之恩。 教材中很多课文都从多角度去表达亲情,诠释了父爱和母爱的伟大。从《我的母亲》中可以看到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在困境中,是坚强的母亲和“我们”一起渡过难关;从《一碗阳春荞麦面》中,可以看到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关爱,课文中浓浓的亲情时时感染着学生的心灵。 (2)体悟家国之爱。 祖国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安栖之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源于祖国。从《药》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才是祖国的优秀儿女,《雷雨》反映了当时激烈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从《荷花淀》中可以看到祖国的儿女是如何击退敌人、保家卫国的。 (3)感受社会温暖。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认识社会,培养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学习《社会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时要引导学生对社会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让学生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知;在学习《职业》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2.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进行感恩教育 在语文教学中,不能以“灌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否则不仅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引起学生的反感。语文教师要通过有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熏陶。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熏陶和督促两种力量比较起来,尤以熏陶更为重要”,所以要通过学生自己理解并主动接受感恩教育。 (1)在朗读中体验感恩之情。 大部分适合进行感恩教育的课文,具有情感真挚的特点,语言都体现着“自然之美”,适宜让学生在朗读中体验课文中真挚的感情,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恩、知恩,用声音把作品中的形象再现出来,使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例如老舍的《我的母亲》,通篇文章语言朴素亲切,通过浅显通俗的语言来表现母爱的伟大。在朗读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抓住母亲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让学生能够体会到母爱。在指导学生朗读时可以采取配乐朗读的形式,选择与文章类型相应的音乐种类,让学生在音乐的情境中体悟课文中的情感。音乐与朗读的最佳配合可以让学生自然地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深刻理解课文最深刻的内涵和情感,让学生分角色扮演朗读等都是可行的手段。 (2)在创设的情境中体验感恩。 情境教学是以生动形象的情景激起学生学习情绪的教学方法,通过情景设置,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讲解《我的母亲》一文中,教师可以在导入环节利用多媒体播放满文军的歌曲视频《懂你》,歌声蕴涵母亲对于子女深沉的爱,学生们边听边看,歌曲配合MV画面深深地感染着学生,使学生产生出强烈共鸣,达到了对学生进行初步的感恩教育的目的。除了播放音乐渲染气氛以外,也可以给学生观看图片。在《我的母亲》课程结尾时教师可以给学生下载以“感恩”为主题的图片。在播放图片的过程中,教师朗诵一段话“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他乡打工的血汗是望子成龙的梦想……怀着感恩的心生活,感恩父母,感谢生命”。教师也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创设情境,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利用多媒体等电教设备辅助教学。 3.坚持在语文学习活动中进行感恩教育 (1)写作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心灵上的独白与洗礼,在灵魂深处进行反思与回望。教师可以布置有关感恩题材的作文,通过写作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使学生懂得知恩报恩,使学生能够领会父母养育之爱、教师教诲之情、同学帮助之情、祖国的培养之恩、大自然的馈赠之恩,学生通过思考,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 (2)语文教师可以结合各种活动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组织以“感恩”为主题的班会课,利用多媒体等教学用具播放一些感恩为主题的影片、纪录片、图片等,再配合语文教师的启发性的语言,可以让学生心灵得到震撼,感恩得到升华。教师可以开展以“感恩”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辩论比赛等,让学生通过思考、讨论、对话等形式自主认识到感恩的重要性,从而受到激发而主动探寻答案、寻找真理。教师还可以结合各种节日开展感恩活动,引导学生体验感恩、实践感恩。例如在父亲节、母亲节,可以让学生写一张贺卡,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在国庆节可以组织感恩祖国的征文比赛,劳动节、七一建党等节日组织手抄报比赛,或者是办好宣传栏等。在这些节日的活动中,教师要抓住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机会,让学生在参与这些语文活动时,不知不觉地接受感恩教育。 4.从语文课堂走进现实生活,让学生践行感恩之道 课堂教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它只是局限在学校内部。教师要不断创造机会,将学习延伸到实践中,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将“感恩”外化为行动,将教育和实践有机结合,让学生在“行”的过程去体验和实践。语文教师可以多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以志愿者和义工的身份参加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自觉践行感恩行动。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可以使他们的思想得到升华,真正理解到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培养、老师的付出、他人的帮助和社会的关爱,引导他们真正认识到“感恩”的重要性。 5.语文教师积极参与到优化感恩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育人的重要环节,校园文化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无时无刻地都在潜移默化熏陶学生,具有一定的激发性、导向性的作用。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积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所以语文教师要主动参与到建设校园文化中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积极参与到优化感恩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语文教师要积极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并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积极营造一种充满温馨气息、向上舆论的校园氛围,使学生始终陶冶在良好的风气和氛围中,不知不觉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语文教师要协助并参与到学校、各种团体举办的感恩专题讲座、报告会等活动中,通过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学生能够经常性的受到启发、得到启示。 四、小结 语文教师在教学时应充分发挥语文教学人文性的特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始终贯彻感恩教育,担负起对中职学生的感恩教育。但感恩教育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责任,每一门学科都应该充分挖掘感恩教育的素材,发挥本学科的育人功能,积极参与到优化感恩教育的行列中来。各门课程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必能取得良好的感恩教育效果。 作者:王立颖 单位:广西玉林农业学校 感恩教育论文:中学生家庭感恩教育论文 一、当前少数中学生感恩观存在的问题 1.对国家和社会缺乏感恩 中学生自小都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但仍然有少部分中学生认为党和国家离他们很远,与他们根本无关。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国家和社会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对付出生命才换来这一切的革命先烈,对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对默默关爱他们成长的社会都缺乏感恩之心。 2.对大自然缺乏感恩和敬畏之情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感恩大自然的最好行为就是爱护环境、节约资源、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但在日常行为表现上,不少中学生还是有不爱护环境,随地抛撒垃圾、随意践踏草坪等不良行为习惯;有的同学的消费习惯不低碳、浪费资源。这些都是不尊重、不珍惜大自然的馈赠,对大自然缺乏感恩之心的表现。 二、中学生感恩观存在问题的原因 人的感恩之心主要是后天实践中形成的,其中感恩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目前中学生感恩观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感恩教育出了问题。因为,对大多数中学生来说,他们的自我选择能力尚弱,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1.家庭的感恩教育不到位 家庭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未来的成长。目前,不少家庭在孩子的感恩教育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或两个孩子,父辈、祖辈容易溺爱孩子,容易助长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自私、冷漠、无情的习惯;另一方面,许多家长都把孩子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学习成绩方面,对感恩之类的德育不重视,这也容易让孩子变得不懂感恩。 2.社会的不良风气对中学生的负面影响 受社会上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一些诸如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冲击,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些不良现象必然会对涉世未深、缺乏社会经历的中学生价值观包括感恩观形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3.学校感恩教育的缺位 受当前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政府、社会、家庭乃至学生本人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就是学习成绩,其他如感恩教育多被忽视。中学德育课变成了政治知识和道德基本原理的强行灌输,学生只管死记硬背,考试得高分就行了。至于这些要求是否真正被中学生认可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恩行为,丝毫不被人关心。 三、加强和改进中学生感恩教育的基本要求 1.重视家庭教育在中学生感恩观形成中的基础作用 一方面,家长要创造各种机会教育孩子学会感恩。这种教育既可以是直接的语言教导,也可以是通过要求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家长自身就要懂得感恩,包括对长辈感恩、对社会感恩、对所有帮过自己的人感恩,这样能让孩子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2.学校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培育中学生的感恩观 第一,通过课堂教学渗透感恩教育。以语文教学为例,老师可以选择一些篇目,挖掘其与感恩教育相关的内容,如在讲授《背影》这篇经典作品时,教师就可以突出其中儿子对父亲的感恩之情,去感染学生;另外,语文教师还可以组织一些以感恩为主题的写作,让学生接受感恩教育。思想品德课教学则更是直接进行感恩教育。因此,教师要努力挖掘教材中相关的感恩内容,从进入中学第一堂课开始就要教育学生对父母、对老师、对社会感恩。第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一个感恩教育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学校可以利用学校的硬件设施如楼梯、走廊、电子展示板、建筑物等,展示与感恩教育有关的诸如《弟子规》这样的名人名言和典故,或树立历史上一些有名的知恩图报的人物雕像,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学校还可组织一些与感恩教育相关的活动,让学生参与其中,使学生受到熏陶和启发,如开展“感恩教育”主题班会、演讲比赛等。前些年,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回家给父母洗一次脚的活动,还是有意义的。 3.社会各界也要创设有利于感恩教育的社会环境 除了学校和家庭外,社会环境的熏陶也是培育中学生感恩意识的重要手段。为此,社会各界要负起中学生感恩教育的责任。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的宣传要在全社会营造感恩教育的氛围,比如说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或平面媒体大力宣传感恩的重要性,引导中学生学会报恩施恩;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举办一些与感恩教育相关的活动,如积极寻找感恩道德榜样,大力宣传道德模范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先进事迹,激励中学生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如近几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十佳最美孝心少年”评选活动,对激励广大中学生形成正确的感恩观有极大的示范效应。 四、结语 总之,中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未来,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感恩意识缺失不是一个小问题,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从政府、社会到家庭,再到学校教育,都应该为加强和改进中学生的感恩教育承担自己的责任,共同协作,培育学生正确的感恩观。 作者:陈继新 单位:江苏省常熟市淼泉中学 感恩教育论文:中学思政教学感恩教育论文 1感恩教育与中学思政教育的高效融合策略 1.1寓教于理,从知识层面高效融合 在感恩教育与中学思政教学的结合中,表现要做到寓教于理,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感恩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让思想政治品德这门学科成为重要的学科,让感恩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品德课程高度地融合起来,达到寓教于理、寓教于行的目的,实现知识与道理的全面、有机的融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媒体和道德标准,懂得报恩、知道轻重,不报恩者只能谋一时,懂得报恩者才能谋万世,而这些传统美德渐渐被人民所遗忘,被教育所冷落,这才是最大的疏漏和悲哀。而如今在中学生中出现了自私任性、坐享其成、自私自利、满腹牢骚等不健康、不道德的行为,再加之受社会中不良思潮的影响,网络中不健康的东西的腐蚀,使得思政教育愈发重要。感恩教育与中学思政教学的结合就是要让学生们懂得,让孩子们知道,感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理所当然的行为。 1.2寓情于文,从感情层面高效融合 在感恩教育与中学思政教学的结合中,更要体现感情层面的东西,“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情到理放至、情阻理难通”,这些话语都充分说明了情与感恩之理之间的关联。在当今时代中小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主要应该归咎于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没能把感恩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高效地融合到一起。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本文提出应当在中学思政教育教学中,把感恩教育与之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结合的同时,感恩教育还要突出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只有转变了学生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真正架起从知识、从知道到实践、到行动的桥梁,才能最终把感恩教育的内容转化为学生们的品质,把思政教育的重心转移到学生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来,并且表现于学生们的具体行动、具体行为、具体实践中来。在实施中学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同时,在与感恩教育有机结合的同时,广大教师和教育部门还要千方百计地了解学生们平时日常的情感,从学生们的生活出发、从学生们的现实生活出发、从学生们的情感世界出发、从学生们的“三观”教育出发。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感恩教育中,都是从生活中挖掘题材,从学生们身上寻找话题,贴近学生们的心灵深处去寻找感情的元素,例如,讲述汶川大地震一位年轻母亲用蜷缩的身体怀抱女儿挡住死神,手机中留下最后的信息,“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的故事。将这种感人至深的故事千方百计地与广大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触动学生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让孩子们展开感恩翅膀的,打开感恩的心灵。 1.3寓恩于行,从实践层面高效融合 在感恩教育与中学思政教学的结合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在感恩教育中、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是如此,就是要努力践行所学习到的高尚思想情操,调动每一名学生都争做行动上的巨人,而不做语言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显而易见,在实施二者结合教育的时候,重要的目的和导向就是要培养学生们感恩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让学生们真正做到知恩于心灵中,感恩和报恩在行动里,能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回馈和报答父母、老师、祖国。如何真正地做到寓恩于行,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口头教育和身体力行教育的双重效用,因为广大青少年在中学时代正处于一个可塑性极强的阶段,也正是树立“三观”的雏形期,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乃至在学习上的学习观,这些都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本文认为应该在中学时期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来抓,高度地重视起来。尤其在感恩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更是要注重考核和学习,因材施教、言传身教,让“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广大青少年真正地树立一个好的人生导向,真正知道哪些行为应该做,哪些行为不应该做,除了说教层面,老师和家长的言传身教、以身立教、以身作则都将对学生们起到不同寻常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教材和生活素材,尤其在新的思想政治教材编写的时候,更是要以学生们为主体,把更多关于感恩方面的内容和实例融入其中,把教学精心地设计成正品质、懂感恩的优秀教材,通过学生们道德践行、感恩践行来促进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让中学生的思政教材成为感恩、成长的蓝本和指路明灯。例如,在学习孝敬父母、孝敬长辈、尊敬师长等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内容时,就可以把“乌鸦反哺、山羊跪乳、王郎卧冰”等故事和典故一同融入到教材中,让学生们通过这些经典的教育去实践尊敬的孝顺行为、感恩的行径。 2总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今后的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感恩教育中,还是要立足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抓起,将高尚的思想品质和感恩的一言一行都落实到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中去,让生活成为快乐之源,让感恩成为自然之举。愿天下平安,人人都幸福,让所有的孩子们都学会感动、学会感恩,做品质高尚、智勇双全的爱与被爱的人。 作者:庄芸 单位:江苏昆山玉山中学 感恩教育论文:情感体验式学生感恩教育论文 1.知恩:揭题——明理 (1)创设情境,引发学生的直觉感受直觉,是指因具体的道德事物而引起的直接情绪反应。 尽管这种情感反映多是片面性和暂时性的,但这都是学生的真实体验的过程,也是产生道德内化的基础。那么学生的这些直觉情感是如何引发的呢?通常,新奇刺激最容易唤起大多数人的兴趣,而呆板常见的多次重复的事物则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所以在揭题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其的新颖性,创设一定的情景,尽量使学生获得新感受,借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注重设计情境激发学生的直观感受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课文《三个儿子》中讲的是:有三个妈妈一起在井边打水,迎面跑来了他们的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翻跟头给妈妈看,一个孩子唱着歌给妈妈听,另一个孩子跑到自己的妈妈跟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了。在这一个课时上课时,我们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假如你看到自己的妈妈拎着很重的一桶水走回家,你会怎样想,怎么做?这个话题很是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就会有感而发。老师在这时候要抓住学生们的发言,自然而然的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感受到母亲伟大的恩情。 (2)利用媒介,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不可能脱离当下科技的支持与制约,感恩教育亦是如此。对于感恩教育的实施来说,影像时代的发展,新媒体的介入为我们更好地激发和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直观的手段。如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时,老师在课堂上可以用投影仪播放地震时录制的视频文件。当同学们看到一个个面目全非的同龄人、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书包时,当听到父母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时,同学们不由地从心底里对对伟大的父爱充满了感动之情,从而自觉地形成了感恩父母的道德认识。 2.感恩:激情——体验 根据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感恩品质形成的规律,第二个阶段是感恩阶段。这一阶段重在抓融情点、引发学生情感共鸣。要仔细的去挖掘教材中所具有的情感因素,寻找学生与教师的情感融合点。在课堂上老师要采用灵活多变的心理换位和行为换位,通过学生日常生活的事例和先进典型等联想方法,揣测出教材人物的情感和语言与动作,从而去点燃学生心灵中的火花,逐步的做到师生的情感融为一体,初步构建学生的道德认知结构。 3.报恩:拓展——导行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感恩”意识不可能仅仅从书本上学到,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知恩和感恩的意识层面,而是必须要外化为学生实实在在的报恩行为。因此,开展感恩教育,要教育孩子们一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开展感恩活动进家庭、进学校、进社区的活动,灵活运用各种校内外资源,定期组织孩子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深化和巩固感恩意识。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真正的领悟到感恩的意义,学会感恩,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时间,需要长期的思想的渗透,不断地通过实践和参与进行强化。强化学生的感恩意识,进而逐渐培养学生懂得感恩。培养感恩不能局限于课上,也不能仅仅依靠学校,应该让家长和社会共同协作,三方面一同帮助学生知感恩,懂感恩。不能仅停留在存在感恩的意思,和口头上,应该付诸行动,用行动来回报社会、家长、老师们的关怀,还有同学和朋友的帮助。通过语文课的学习和讲解让孩子们了解如何感恩,怎样行动,真正的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也”。课后作业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包括通过感恩父母一件事;感恩作文;做一期关于感恩的报纸;进行一场关于感恩的演讲等。 4.施恩:内省——自觉 报恩是将感恩教育从意识转化为行为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感恩教育所寓意的报恩,不应该是仅仅局限于一人报一人、一事报一事的简单对应,而是追求一种将爱的薪火传递的施恩行善的最高境界。通过感恩教育,让学生能够在别人处于危难之际、关键时刻、困难之中的时候不计回报的主动去帮助别人,用自己的爱心和善举回报整个人类社会。因此,感恩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引导学生施恩行善,通过内省和自觉,让学生的感恩之心逐渐转化为一种稳定的优秀品质。通过内省强化施恩之心。现在许多课文的表述、课后习题的编排都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强调“我”的内省,这遵循了思想道德内化时自我生成的原则,也为感恩情怀的内省创设了良好的条件。促使学生内省是感恩教育目标内化为心理品质的重要桥梁,是强化学生施恩之心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今语文课程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实施情感体验式教学的过程中,应怎样真正打动学生,并促使他们自我反省、自我生成呢?首先,必须改变过去说教式、命令式的做法,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一切个性,学会赏识、尊重、关怀每一位学生。只有让学生真正的成为课堂的主体,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进而让学生成为感恩教育目标内省的主体。其次,老师应该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多去参与社会的实践,不断的去体验社会情感。在感恩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丰富他们的道德、情感体验,并不断总结、内省。 5.结语 多肯定,每一个孩子都有其纯真善良的一面,他们也大都愿意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必要的帮助。实际上,在学校之中和课堂之上,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每天都在上演,教师应该多注意观察、发现,对好人好事及时地提出表扬和肯定,从而在班级内外创造一种互帮互助、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通过文化的熏陶作用,促进学生的感恩自觉。 作者:艾荣 单位: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感恩教育论文:小学泥塑教学中感恩教育论文 一、选对泥材好奠基,“感恩”有了好媒介 在传统的泥塑工艺中,泥塑的基本用料———泥土是需要精心准备的,不但泥原料的选择上颇为讲究,将泥加工成可用于泥塑的泥料,其过程也是极为繁琐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在制作泥塑的泥料可以直接采购,可选择的品种也较多,但多数仍然需要通过专业设备烧制,或者通过高温烘烤、蒸煮等手段,才能让作品定型和保存。这些都是普通小学校的场地、设备和师资力量所达不到的。而且,当使用泥来进行制作时,过程是快乐的,事后收拾则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学校都会让孩子们使用橡皮泥来作为泥塑教学的基本泥材。橡皮泥色彩鲜艳、柔软,容易加工,从问世以来,就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玩具。但橡皮泥制作的作品会干裂、发霉,无法保存。每当孩子们用橡皮泥做完作品,教师只能通过为作品拍照的方式将其影像留存,证明它的曾经存在。然后,让孩子们拆掉作品,收拾好各色橡皮泥,以便今后再用。否则,它就只能落得被丢进垃圾桶的命运。无疑,这些对孩子们而言,是无奈而又遗憾的,也是残忍的。经过市场调查,并请教了专业人士,我校在众多泥材中选择了“超轻纸粘土”,率先作为学校低年级美术课程的校本内容,开展泥塑教学。超轻纸粘土是以纯天然高分子材料为主要原料的树脂粘土,是十分适合孩子进行泥塑制作的泥材。它的造型可以有平面的、立体的,有具象的、意象的、抽象的,也有综合的、多元材质合成的。因此,超轻纸粘土造型是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教学课程。 二、欣赏评述激兴趣,感受文化的传承之恩 如人美版一年级下册《童年》一课中,被誉为现代雕塑经典之作的《艰苦岁月》,艺术家用富于流动感,质朴带有涩味的手法,塑造出艰苦环境中真切生动、富有性格特征的红军战士的光辉形象,让孩子们深深感到当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应当感恩与珍惜。再如,通过一年级下册《漂亮的瓶子》、二年级上册《玩泥巴》等内容的学习后,孩子们初步了解了我国泥塑艺术的起源、发展及其艺术价值。尤其是当孩子们知道我们中国被誉为瓷器的故乡,对世界陶瓷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之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而那些民间泥塑玩具,更是与孩子们的童心产生了共鸣。 三、观察表现重感悟,“感恩”变得更真实、更具体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除了对优秀作品进行欣赏评述,生活更是教师需要引导孩子们去观察和感悟的。如在一年级《太阳》一课中,孩子通过摄影作品的欣赏,太阳相关知识的学习,深深感受到了太阳对于一切生命之重要性。孩子们通过手中那一团团超轻纸粘土,创作出了散发着各种各样光芒,拥有各种表情和身份的拟人化的太阳,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太阳的赞美之情、感激之情。 四、组合创造齐合作,感受同伴的互助之恩 当孩子们掌握了一定的泥塑技巧后,已经不再满足于创作单个儿的小作品。但美术课堂的时间是有限的,超轻纸粘土3小时左右即可干燥表面的特点又决定了一件作品完成的间隔时间不能过长。于是,合作制作便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低年级的孩子还不擅长合作,但通过合作创作大型纸粘土作品,孩子们在交流、磨合中,逐步学会了合作。如在二年级上册《动物乐园》一课中,孩子们将分组合作完成大作品。有的在创作前就统一思想,确定细节,将任务分配到人,最后完成的作品主题更突出,造型特征也会较统一;有的创作前只是大体商议了方向,留出了更多独立创作的空间,等个人的作品完成后,再进一步探讨作品的组合;甚至,还有些孩子尝试创作前不商量,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再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者,或根据这多件作品,发现其内在联系,再创意组合成完整的新作品,这样的作品往往也会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可谓创意无限。 五、赠送应用显价值 ,“感恩”从表达开始在孩子们的作品中,那一朵朵五彩缤纷的小花,一棵棵郁郁葱葱的大树,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动物,无一不在讲述着孩子们感恩大自然,对自然世界的赞美之情;那小桥流水人家,那昆曲京剧评弹,无一不在表达着孩子们感恩祖国,对家乡、对祖国无限的热爱;那欢乐的校园活动,那互帮互助的同窗,那浓浓的师生情,无一不在表达着孩子们感恩学校,师恩难忘,同伴友善;那温馨的全家福,幸福的笑脸,无一不在表达着孩子们感恩父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父母的辛勤呵护……手粘土,心感恩。让超轻纸粘土成为孩子们表达感恩心的一大媒介,也让在泥塑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成为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实施感恩教育的有效途径,为国家培养拥有一颗感恩心、能知恩图报,具有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审美品位和美术素养的现代公民。 作者:陆伟 单位: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敬恩实验小学 感恩教育论文:思想品德课中感恩教育论文 一、当前少数中学生感恩品质缺失的现状 1.对他人感恩之心不浓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些中学生对父母不敬,对老师不感恩,对其他人表现得较为自私。以对父母为例,一些中学生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叛逆期,对父母的教育反感,平时在家里也很少帮助父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面对父母必要的管教,抱有不满情绪,甚至恶语顶撞父母;对父母为自己的付出缺乏感激,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 2.对国家和社会缺乏感恩 中学生自小都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但仍然有少部分中学生心安理得地享受国家和社会为他们所提供的一切,对付出生命才换来这一切的革命先烈,对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对默默地关爱他们成长的社会都缺乏感恩。 3.对大自然缺乏感恩和敬畏之情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总有一些学生不爱护环境,如随地抛撒垃圾、随意践踏草坪,消费习惯差,浪费资源,这些都是不尊重、不珍惜大自然的馈赠、对大自然缺乏感恩之心的表现。 二、中学生感恩品质缺失的原因 1.中学生自我选择的非理性 在学生的感恩观形成过程中,自我认同、自我选择是根本性力量。然而,目前中学生普遍都更重视学习成绩,却忽视自身道德品质的养成。一些学生只关注自身利益,责任感以及使命感缺失,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感恩的意义的认知与践行。 2.学校教育中感恩教育的缺位 学校是学生感恩品质形成的主阵地,然而,受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响,当前中学政治课教学仍然是围绕着中考升学指挥棒转,考试分数成为中学政治课教学评价的唯一标准。学生的感恩教育不被重视,学校的办学资源严重向智育倾斜,德育教育方法简单,重灌输、轻启发,重老师的指挥与组织、轻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忽视学生健全人格以及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导致一些中学生缺乏感恩之心和人文精神。 3.家庭教育的缺位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但目前,不少家庭在孩子的感恩教育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或两个孩子,父辈、祖辈容易溺爱孩子,容易助长孩子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感恩;另一方面,许多家长都把孩子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学习成绩方面,对于感恩的德育不重视,这也容易让孩子变得不懂感恩。 4.社会道德建设的负面效应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道德观念涌入中国,影响中学生感恩品质的形成;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影响,目前社会上功利主义价值观越来越有市场,一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如“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无私奉献”等价值观被冲击,这些不良现象必然会对涉世未深、缺乏社会经历的中学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优化初中思想品德课中感恩教育的对策 1.政治老师自身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对学生的心理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老师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领航人,应严格要求自己,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其教育才有说服力,才能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学会感恩他人、感恩父母、感恩社会。 2.挖掘教材中的感恩教育因素,突出其情感与价值观教育价值 中学教材的内容有显性的教育内容和隐性的教育内容之分,隐性的教育内容经常被人忽视。隐性教育内容恰恰是学生态度、方法、情感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凭借。因此,教师要挖掘教科书中的感恩教育资源,渗透感恩教育。如教导学生感谢父母的辛苦付出,感恩老师教授的文化知识,感恩祖国的强大与繁荣带来的光明前景,感恩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资源等。 3.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感恩教育实效 首先,视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对象,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在教授如何孝敬父母时,老师可借助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满文军演唱的《懂你》,让学生通过感人的歌曲,从中感悟父母的伟大和无私,提高教学效果。其次,教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还要尽量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如在课堂教学中,多让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开展探究性教学活动,让学生凭借其生活经验,自己感悟感恩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后重视实践教学对于学生感恩教育的价值。感恩教育的社会实践能让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人格境界,培养感恩意识,养成感恩习惯和感恩行为。因此,教师在初中思想品德课课堂教学外,要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如在讲授孝敬父母的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回家给父母洗脚,教育学生回家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又如在讲授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可以组织学生积极开展保护地球,爱护自然的公益活动,要求学生主动种植树木花草,爱护每一片绿地,成为爱护环境的志愿者。 四、结语 总之,作为初中生感恩品质形成的主阵地,初中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对于初中生的感恩观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师有责任从自身做起,并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改进教学方法,将感恩教育渗透于日常的思想品德课程教学活动,促使初中生正确感恩观的形成。 作者:王倩 单位:江西省上饶市横峰中学 感恩教育论文:贫困生资助体系中的感恩教育论文 一、高职院校贫困生感恩教育的现状 (一)无感恩意识 对贫困生的资助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资助,更体现在感情上的关爱。然而,很多贫困生并没有在享受资助的过程中产生感恩意识,体现在:不知感恩父母,认为父母的付出天经地义;不知感恩学校,认为学校的资助理所当然,还嫌资助金额少,甚至伪造证明材料“争当”贫困生;不知感恩社会,高职院校在校贫困生不仅能享受到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还能享受到学校和社会的资助,然而部分贫困生将这样的资助视为理所应当,不能将这样的帮助当作恩惠。 (二)无感恩行动 部分受资助的贫困生中能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和资助的意义,但仅仅有感恩意识,未能将感恩意识转化为具体的感恩行动,不能在受资助的同时在生活方式和解困方式上有所改变。具体表现为:第一,生活不节俭。部分贫困生受虚荣心的驱使,热衷于与其他同学攀比,不能合理安排资助金的使用,铺张浪费。第二,不自强自立。为了更有效地减轻高职院校贫困生的经济压力,各高校均设置勤工助学岗位,但部分贫困生不能吃苦耐劳,对勤工助学岗位挑三拣四,不能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第三,不诚信还款。国家有贫困学生助学贷款政策,各高职院校也有绿色通道,但部分贫困生当有偿还能力的时候,不能履行合约,一味拖欠。 (三)无施恩主动 感恩不仅是要能感知恩惠,回报施恩者,更要传递和散播爱心,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感恩风尚。然而仍有部分高职院校的贫困生不能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不能主动奉献,传递爱心,回报社会。 二、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 对于高校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周欣、吴小林在《大学生感恩意识的伦理审视》一文中提出感恩文化断层、道德教育讲话、家庭观念错位、缺乏自身修养四个影响因素。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及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笔者认为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中感恩缺失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思潮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正处于我国社会转型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影响并弱化了部分贫困生的感恩意识,淡化了感恩主动。 (二)家庭教育的缺位 一些家长只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了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当代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众星捧月,父母的溺爱使得本应双向互动的情感成为父母对儿女无私奉献的“单边行动”,这助长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凡事只考虑自己,很少顾及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感恩的情怀自然无法产生,更不懂得如何去感恩。孩子只是一味地接受关爱,没能从家庭教育中得到感恩意识的培养。 (三)学校教育的局限性 感恩教育应当是青少年成长阶段必不可少的情感教育。然而,在教学成绩主宰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价值取向的现在,我国中小学感恩教育普遍未能实质性地进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范围。基础教育阶段感恩教育的缺失,使得大学的感恩教育成为高校学生感恩意识形成的“补偿教育”。而在部分高职院校中,只注重课堂的教育,未将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不能形成全方位的感恩教育的格局。 (四)资助模式的权利义务相分离 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理念是现代公民最为本质的价值意识,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现实行的是“免费午餐式”的资助模式,这种无条件的资助,导致部分贫困生对于权利过度索取,弱化了义务感和感恩意识,助长了不劳而获的思想的滋生。 (五)个人素质和自卑心理 高职院校的学生虽然整体素质都比较高,但是相对于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在道德素质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高职贫困生在资助体系中的感知能力和回报意识有欠缺。同时,大学是社会的缩影,贫富差距在校园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物质生活的不充裕,导致了贫困生心理上的不平衡,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冲突,使得一部分贫困生容易产生自卑、虚荣、嫉妒等不良心态,从而冲击和消磨了内心感恩的想法。 三、加强感恩教育的对策研究 (一)思想教育与心理辅导相结合 由于贫困生所处的特殊环境,其在成长过程中心理波动较大,是一个亟需心理健康教育和建设性指导的群体。因此要把感恩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可通过普遍教育与个别指导来引导贫困生消除经济拮据带来的自卑心理,克服依赖思想,培养和树立责任观念。 (二)课堂教育与氛围营造相结合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感恩教育的缺失,我国高职院校背负了更多的责任来做好“补偿教育”。因此高职院校要把“学会感恩”列入大学生守则规范,并列入德育课程中,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除了课堂教育,还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感恩环境,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因学生生活其间,也浸润于其中,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要组织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将感恩教育浸润其间,借此丰富大学生的情感体验,让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形成感恩习惯。 (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 大学生的感恩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家庭、社会都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 1.不仅要引导高职院校培养学生浓厚的感恩意识,还要在实践中引领学生掌握正确的感恩方式。 家庭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基础,学校可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与家长进行沟通,邀请家长参与到感恩教育的体系中,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子女感恩意识的影响作用。 2.重视社会对高职学生的育人功能。 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体验生活,并引导学生用行动回馈社会,关爱他人,将感恩意识转化成感恩行动,并主动施恩。譬如,高职院校学生可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服务社会的活动,践行感恩行动。 (四)建立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资助模式 大学是“非义务教育”,对于已具有劳动能力的高职院校的学生不应采用零付出的资助形式,而应当科学地界定享受资助的权利主体应承担的义务,建立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资助模式。在目前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实施的“最低保障”中,享受“低保”的人员,除身体残疾外,绝大多数都规定了必须为社区做多少个工作日的义工,才有条件拿到全额的“低保金”。因此,对于高职院校的贫困生在享受资助的同时也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将“无条件的资助”转变成“有条件的资助”,从而培养高职院校贫困生的责任感和感恩意识。在资助工作开展的全过程都要贯彻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思想,让高职院校的贫困生在享受资助的同时也能成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发展。 作者:郑月圆 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控制技术学院 感恩教育论文:三位一体的幼儿感恩教育论文 一、当前幼儿感恩意识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幼儿感恩意识的现状 对幼儿感恩意识的现状调查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以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家长问卷调查显示:76.5%的家长反映幼儿不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65.3%的家长反映幼儿不懂得主动关心家人;52.8%的家长表示幼儿在受到别人帮助或关心时,不懂得主动向别人表示感谢。对幼儿的访谈中,很多幼儿表示平日只有好朋友帮助过自己,有的甚至直接说没有人帮助过自己。对教师的访谈中,老师表示多数幼儿在人际冲突时不愿包容他人,很少主动为他人着想。入园观察,我们看见的是:下雨天,年老的祖辈忙着为孩子打伞、背包、换鞋,孩子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连一声“谢谢”也没有;孩子的生日到了,妈妈提着蛋糕匆忙赶往幼儿园,老师带领小朋友唱起生日的歌曲,表达着他们的祝福,孩子高兴极了,却没有想到要感谢妈妈,感谢老师和同伴。总体而言,幼儿的感恩意识非常薄弱,能够主动表达感谢的话语或行为甚少,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着他人的关爱,却很少想到或根本不知道自己也应该感谢、关爱和回报别人。 (二)幼儿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 1.家庭方面。 现在的幼儿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无法体验到源于家庭生活的“同胞”之情,而同胞关系又是儿童最初能够体验到的重要人际关系之一。这或许是造成孩子进入幼儿园生活的一个先天情感体验的不足。加之,中国的父母有一种传统意识,他们把为孩子的付出视为自己的责任,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心甘情愿倾注所有的爱和心血,却从未想过要向孩子“索要”爱,更缺乏主动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家长如此的单方面的付出而不求回报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导致孩子感恩之心的淡薄。 2.幼儿园方面。 幼儿园特别是私立幼儿园,为了吸收生源,迎合父母对子女高期望的心理,竭力开发各种智育课程,德育课程得不到重视。有限的德育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理想化的道德教育目标与幼儿实际生活的脱离;空洞无味的说教形式与幼儿以生活经验为主的学习方式相互冲突。这种不注重从幼儿实际生活中培养幼儿的感恩意识的做法,往往使幼儿对身边的小事情缺乏感受,在实际生活中体验不到感恩。 3.社会方面。 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幼儿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很少甚至从未体会到艰苦的生活,也难以体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另一方面,“科学的迅猛发展所造就的辉煌的物质成就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身体快感,使得人们愈加相信功利主义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它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更加肆无忌惮。”功利主义价值观在人们生活中的肆意渗透造就了功利主义教育实践的盛行,也淹没了感恩教育的呼声,这些状况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幼儿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幼儿园通过活动开展感恩教育 感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出世的生活态度。因此,对幼儿的感恩教育是幼儿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幼儿园可以通过环境设置、一日生活、主题活动和节日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感恩教育,对孩子的情感和健康人格进行培养。 (一)环境设置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包括物理环境、心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多个层面。幼儿园的物理环境对幼儿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为此,幼儿园环境布置要善于利用门厅、走廊、教室等的教育元素,围绕“感恩”这个主题精心设置,通过张贴通俗易懂的感恩事例的图片,孩子们在家对父母、祖辈感恩活动的照片等,让幼儿园里充盈着浓厚的感恩气息。另外,还可以在教室的一角建立分享区,鼓励孩子把自己的图书、玩具等拿到分享区,让孩子们感受分享和被分享的喜悦。幼儿园的心理环境与人文环境构成了园内的精神文化环境,是影响幼儿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因素。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告诉我们,我们一生中的大多数习惯是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习得的。教师作为幼儿发展中的重要他人,应起榜样和示范作用。教师要引导幼儿学会感恩,教师就必须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教师应该对帮助他的人说“谢谢”,特别当幼儿帮助老师做小事时,要及时对他们说“谢谢”,并且不时地对孩子进行关爱。久而久之,天性使然的模仿中,孩子们形成了感恩的意识。 (二)一日活动 感恩教育蕴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课程,每天的接送幼儿是感恩教育最有效又最无痕的环节。幼儿来园、离园时,教师应引导幼儿和门卫叔叔打招呼,了解门卫叔叔为了幼儿园的安全每天站岗、巡视,很辛苦;进入教室主动和老师打招呼,并与家长说“再见”,离园时主动和老师说“再见”。这不仅仅是引导幼儿学会说“礼貌用语”,培养他们的礼貌意识,更重要的是在每天的积累中,引导幼儿明白大人辛苦地工作、家长每天的接送都是对孩子的关爱,学会“感谢”,知道“感恩”。进餐时间,教师告诉幼儿保育老师每天要给小朋友分配食物,还要拖地、打扫,很辛苦,请小朋友在吃东西的时候多注意,把掉下的东西放到桌子中间的托盘里,引导幼儿明白劳动的辛苦,养成对他人劳动尊重的习惯。教师运用教育智慧,把握住一日生活中生成的课程,为幼儿创造一个感恩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 (三)主题活动 幼儿园感恩教育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开展,围绕感恩父母、感恩教师、感恩同伴三大主题进行。根据3-6岁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并赋予适宜的内容和形式,目的在于让孩子知道不同的感恩行为,最终理解感恩,并将感恩外化为日常行为。3-4岁的幼儿拥有了最初步的生活自理能力,具备基本的听说能力,能够运用简单的语言与人交往,但是他们的认知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都还很有限。对这一阶段的幼儿,感恩主题可围绕幼儿生活中最亲近的人,让他们对父母、亲人有所了解,初步体验爸爸妈妈的爱,并能借助动作、表情、语言等表达感受,学会用简单的语言和行为表达问候、感谢;4-5岁幼儿的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同伴关系的地位逐渐提升,他们由之前的主要与成人交往开始转向同伴联系不断增强。这一阶段的感恩教育主题应围绕学会关爱周围的人与物,初步学会一些基本的礼仪,如与人交谈的礼节、公共场所的礼仪等;5-6岁幼儿心理活动已形成系统,各方面的发展也进一步成熟。对于这一阶段的幼儿,应侧重于孩子责任感、独立能力和自理能力的培养。此外,感恩教育的主题需要进一步拓展,由感恩父母、老师、同伴到感恩为他们的幸福生活付出劳动的人们,进而开展对家乡和祖国的情感教育。 (四)节日活动 特定节日是进行集体“感恩”活动的最佳途径。教师可以给孩子们介绍节日由来,并通过故事、影视资料丰富他们对节日的认识,深化对节日的了解,让幼儿在一种独特的氛围中学会感恩。“重阳节”、“母亲节”、“父亲节”到了,教师指导幼儿为祖辈、父母制作卡片,说一句祝福的话,并帮助他们写在卡片上。同时,结合节日开展“小手多做事”、“小手做好事”的活动,教育孩子用实际行动,感谢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我们哺育长大,回家为父母、长辈锤锤背、倒杯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孩子们逐渐懂得感恩应该与自己的实际行动联系起来,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真正达到知情意行的一致。 三、幼儿园利用家庭对幼儿进行感恩教育 对幼儿的感恩教育要取得成效,家长必须学会有选择的爱,明白亲子之间是双向交流,父母不仅要爱孩子,还要培养孩子爱父母。因此,激活家长的感恩需要,家园合作,共同树立以“爱”为优秀的感恩教育理念尤为重要。 (一)榜样示范 “儿童教育心理学证明,婴幼儿的意识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他们富于模仿的特点,加上他们生活上特别是心理上对父母的依赖和爱慕,使得家长的举止言行容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刻上深深的烙印,在日后的成长和学习中往往以此为基础并作为判断的参照系。“为此,家长要以身作则,规范自己的言行,通过自己平素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的感恩行为来影响幼儿。此外,家长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充满温情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更为直接地体会到爱的温暖,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于感恩教育的开展。 (二)劳动活动 日本教育孩子有一句名言:“除了空气和阳光是大自然的赐予,其余的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得”。劳动不仅能使儿童学会自我服务,而且还能教会儿童照顾和关心他人。教师可以通过家长开放日活动,让父母看到孩子在园劳动的情景,发现孩子不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能为同伴和老师做事,使父母意识有所转变,让孩子参与到家庭劳动中来,为自己服务、为父母服务、为家庭服务。为激发孩子对家庭劳动的兴趣,家长要一起参与其中,对幼儿的帮助行为有敏锐的体察并及时给予表扬,使孩子在愉快的情绪中完成劳动任务。 (三)特殊日子 父母、长辈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祖辈家长祭日都是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的大好时机。家长要告知幼儿过生日不只是孩子的特权,父母、长辈也该享受这种权利,帮助孩子学会在接受父母祝福的同时,向父母表示祝福;在父母、长辈的结婚纪念日,告诉孩子正是父母、长辈的相亲相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应该向他们表示祝福和感谢;在祭祀祖辈家长的日子里,告诉孩子已故亲人对自己关爱的过往,自己的悲伤情绪及怀念之情。这样,不仅给孩子以学习模仿的榜样,也给孩子一种行为上的暗示,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生活中有那么多值得感激的人和事,无形中培养了感恩意识。 四、幼儿园利用社区对幼儿进行感恩教育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指出:幼儿园要“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为儿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感恩教育需要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因此教师和家长应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一)参观活动 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者———美国教育家H•加德纳(HowardGardner)提出理想的教育要为儿童提供“深入社区的学习”时机,把儿童带进社区。幼儿园附近的场所,如:学校、超市、邮电局、银行、书店、车站等,教师可以带幼儿去参观,引导孩子观察各种工作环境中的人们是如何与物体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幼儿园还可拓展幼儿园感恩教育的基地,带领孩子到聋哑学校、敬老院、武警中队、消防支队等参观,请专业人士为孩子们讲述他们的一日工作。通过参观活动,让幼儿了解不同职业的人及劳动的社会意义,学会尊重为我们服务的人,懂得对帮助我们的人表达谢意。 (二)邀请活动 家长、社区人士都是教师对儿童进行感恩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应适时把他们请进幼儿园和幼儿一起开展活动,让孩子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体验。教师还可以更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招募家长和社区居民做志愿者的方式,陪同幼儿走出园门,走进社区,如到附近贫困乡村小学开展“手拉手”的活动,小朋友拿出学习用品,还有自己画的画送给山区小朋友。通过活动唤醒幼儿心灵深处感恩的善根,在生动的实践中体验施恩的意义与快乐。幼儿园要有效开展感恩教育,教师必须放弃她们的“专家”角色,真诚邀请家长、社区人士加入进来,一起建立支持网络,三位一体才能形成合力,达到感恩教育的目的。 作者:张莉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管理科学系 感恩教育论文:贫困学生感恩教育论文 1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感恩教育取得的成绩 1.1部分高校进行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感恩教育探索 国内很多高校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开展公益劳动活动以探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感恩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形式多样,要求不一。例如清华大学、江西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已把公益劳动纳入课程设置,并与学生能否毕业挂钩。部分高校的公益劳动则侧重于在受资助学生中举行,如江南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则建立了感恩教育实践基地,以培养受助家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恩之情,让他们懂得回报、奉献、给予的快乐。东北农业大学以“一封母亲的来信”为切入点,组织学生开展以“感恩、责任、奋进”为主题的感恩教育活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通过讲座、海报、微博、QQ、微信学校网站等形式宣传国家、社会、学校等一系列资助政策,让学生“知恩”,通过筹建“爱心互助基金”,让学生“行恩”;通过组织演讲比赛、辩论比赛,让学生“传恩”等等。 1.2高校感恩教育理论研究取得一定成果 我国高校感恩教育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高校感恩教育相关的内涵研究、基本内容研究、特点研究、目标研究,感恩教育在高校德育中的重要性研究,高校在感恩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有关存在问题的原因探究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等,对高校感恩教育的实践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2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感恩教育存在的问题 2.1部分受助学生缺乏正确的感恩意识 感恩包含着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之恩、父母生养之恩,老师教诲之恩,社会关爱之恩和大自然滋润之恩。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大部分学生都心存正确的感恩意识,通过“校内勤工助学”、“班级或者社会志愿服务”、“先努力学习、工作后奉献社会”等方式回馈学校和社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但现实中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存在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忘恩等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观念: (1)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缺乏感恩意识,认为自己家庭经济困难,获得国家、社会和学校的资助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回报和感恩。 (2)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着国家给予的资助,却变得不思进取,上课迟到、早退,不热爱集体,自私冷漠,对未来缺乏规划和目标,更有甚者把资助款用来攀比高消费,整天沉迷网络游戏,而在自己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就牢骚满腹。 (3)部分家庭经济真正困难的学生为了“面子”,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家庭状况,不敢参与贫困生认定,有的甚至觉得获得资助后周围人会用异样眼光看待自己,觉得低人一等,产生自卑感而背上心理包袱。 (4)部分学生得到资助后虽然心存感激,觉得应当立刻回报社会和个人,但又苦于自己经济实力有限,陷入对自己能力渺小的自责和愧疚之中。 2.2在资助工作实施过程中对受助学生的感恩教育不够 在资助工作实施过程中,由于处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班主任,平时的事务性工作较多,很多没有读透国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政策和文件,没有领悟其中的资助育人信息;一线教育工作者所带学生数量大,单独与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深入接触的时间不多,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判断学生的复杂心理需求及思想变化;部分教育工作者思考问题所站角度不高,方式陈旧,“填鸭式”的教育使学生产生疲倦感,直接影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感恩教育的效果。 2.3部分高校对受助学生感恩教育的实效性较差 部分高等学校在开展感恩教育的过程中,将感恩教育等同于知识的灌输,内容过于理想化,缺乏科学性,流于形式,并无实质内容;主体意识相对比较缺乏,教育方式陈旧,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没有引导受助学生自觉地去思考如何感恩;不贴近学生实际、不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引导受助学生将感恩教育的要求逐步内化为自身日常的生活习惯;没能准确把握对受助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规律性、科学性以及系统性,使得感恩教育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3高校如何开展受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恩教育 3.1提升受助学生的感恩意识 在重视感恩教育的基础上,使受助学生对给予他帮助的社会和个人心存感恩,建立“高校、社会、家庭、网络、学生”五位一体的联动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感恩心理,坚持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情感力量,搭建感恩网络平台,加强学生自我感恩教育,通过调适与协调家庭、学校、社会、网络,以及学生自我教育的关系,建立感恩教育系统工程,以期实现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识大自然的赐予之恩,认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认识社会、亲朋、他人给与的帮助之恩,认识每一个阶段老师的培养和教育之恩。资助工作实施过程中加强感恩教育,抓住填写表格、提交资助申请的教育契机,将感恩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知恩,并引导学生在资助过程的前端知恩感恩,使学生在申请之初就树立自立自强的信念,表达获得资助后回报社会、回报祖国的决心。 3.2培育受助学生的感恩情感 首先,资助评审过程中,让受助学生看到家庭经济困难不是获得资助的唯一条件,还要看学习成绩、道德品质等各方面的条件,只有品学兼优者才能获得资助。告知受助学生每一项资助的发放流程,让学生知道资助并非理所当然,对资助的发起者(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群体和个人等)感恩,对资助工作人员(政府各级部门、社会各界及学校财务处、学生处、学院辅导员等)产生感恩之心。其次,建立受助学生学习生活随访制度,及时掌握受助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动态,引导其合理使用资助资金,帮助和督促受助学生树立对资助工作的认同感、荣誉感、自豪感,将家庭贫困带来的自卑感和等待救济的弱者心态转化为奋发向上、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的动力,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人际关系、职业生涯规划等指导和服务。最后,树立受过资助且在生活学习中懂得感恩、积极进取,毕业后努力帮助别人的典型,让学生置身于一种浓烈的感恩氛围中,利用校园广播、网络、标语、宣传栏等形式营造感恩舆论环境,培养感恩情感。 3.3增强受助学生的感恩行动 受助学生获得资助后,让学生知恩,培养感恩情感,产生奉献精神与责任感,接下来就是去践行感恩之心,诚信还贷,乐于助人,自立自强,努力学习,成长成才,并将关爱回馈给自己身边和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用实际行动将爱心传递下去。首先,资助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明确受助学生的公益义务。在受助学生中开展助他型公益活动,培养学生自强自立、回报社会的观念,并把参加公益活动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各项资助的必备条件,让学生认识到他们是在社会和他人的关爱下成长的,在接受关爱的同时,有责任和义务将爱心传递下去,实现知行意的结合。同时,利用教育载体开展具有专业特色感恩活动,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优秀的感恩长效机制。在开设专业的实习实践活动中,有意识地鼓励、引导受助学生学会感恩、诚信和自立自强。通过开拓课堂之外的实践教育阵地,让实践育人的隐性教育方式有效补充资助育人的显性教育方式,二者的有效结合将充分发挥高校的育人功能。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中感受到生活激烈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通过生活的大舞台,去认识社会、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4结语 高校在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过程中,要以树立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指导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感恩观,用适度的感恩意识、正确的感恩方式、正当的感恩心态,来增强高校感恩教育的实效。 作者:张长辉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感恩教育论文:初中语文教学与感恩教育论文 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的方法 1.灵活使用教材,拓展“感恩”教育 朱自清在《背影》中描写父亲遭遇双重灾祸,祖母死了,差事也交卸了,丧母的悲痛加上生存的危机,使父亲陷入了困境,但他仍然强忍着悲痛宽慰儿子,车站送别时吃力地过铁道买橘子,爱子之心的强烈、父爱力量的巨大,催人泪下。在教学这类课文时,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和“表演情景剧”的方式,请学生揣摩课文中的人物和人物心理,再阅读和分析课文,经过角色扮演,学生不难发现课文中包含的“母爱”“父爱”“师生情谊”,体会到“恩情”的真正含义,领悟到“感恩”的真谛。 2.巧妙布置作业,给学生表达 “感恩”的空间无论哪种教育,都应重视教学效果的反馈,感恩教育也是如此。学生并非冷漠自私,他们只是对感恩的领悟较少,疏于表达感恩的心。当学生领悟到感恩之后,笔者精心布置了作业,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如在布置作文时,笔者要求学生发现一件值得你感动的事情,并从感恩的角度来写,鼓励学生发现、表达生活中的感恩情节,使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感恩和幸福。 二、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的作用 1.能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 教师以身作则,会让学生感受到“感恩”的重要性,并对当前的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有所认知。在感恩教育的影响下,学生不再认为学习是一件“无聊”的事情,他们会更加珍惜学校的学习经历,尊重教师的劳动。在经过半个学期的感恩教育后,课堂纪律明显有所改善,不交作业、顶撞教师的情况也大大减少,学生的学习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拓展语文教学的实际作用 感恩教育除了能使学生收获知识和能力之外,也使他们的日常行为发生了变化。很多家长都表示“孩子更懂事了”。而笔者也发现,学生使用礼貌用语的频率越来越高,同学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友善。在以“感恩教育”为主题的作文中,一位学生这样写道:“感恩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浪漫,是救人于水火而不留姓名的英勇;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众志成城;是社会温暖之所在,是人性本善的表现。因此,感恩不是学习的结果,而是本能,这种本能将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 三、总结 综上所述,感恩教育能弥补初中生行为和德育的缺失,教师可以从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入手,使学生逐步体会“感恩”,学会“感恩”,表达“感恩”,使语文教学延伸至学生的心中。 作者:张文旺 单位:江西省婺源县赋春中学 感恩教育论文:中职语文中渗透感恩教育论文 一、加强语文阅读教学对感恩教育的渗透 中职学生自私、对他人漠不关心等不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其缺乏感恩心理有着直接关系。培养学生的感恩心理,应该从培养学生感恩父母的意识开始。一个人连对自己的父母都缺乏应有的感恩情愫,更谈不上感恩朋友、感恩社会与国家。中职语文教材中有着比较丰富的感恩父母的文本内容。在课文《我的母亲》中,胡适记叙了母亲勤劳、宽容、严于教子的故事,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感恩、敬仰之情。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对教材的整合与延伸,例如笔者将季羡林先生《永久的悔》收编到教材中,让学生体会作者所表达的远离家乡,不能好好尽孝于母亲的痛心及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另外,笔者还分发了《弟子规》、《三字经》、《孝经》等传统文化读本,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的感恩理念,理解感恩不仅是一种人文情感,也是一种道德情操。教学中不断提升学生对感恩理念的认识,将感恩意识内化为学生的道德结构体系。 二、开展以感恩教育为主题的语文实践活动 1.结合教学内容开展感恩教育活动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理念,不应该只停留在浅层次的说教层面。而是要通过系列实践活动,强化学生对感恩理念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我的母亲》这篇课文时,结合课文主题,布置学生在家庭中留意父母的所作所为,了解父母的辛苦。并在课堂上开展了“母亲,我想对你说”为题的演讲比赛。此外,要求学生在家庭中能积极为家长分担家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2.利用节日强化感恩教育活动 以节日活动为契机,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能够在节日的氛围及社会公众舆论中使学生受到感染与熏陶。利用“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等节日,对学生进行热爱母亲、感念师恩的征文教育活动。利用“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对学生进行感恩社会、热爱祖国的朗诵比赛活动。还可以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例如见义勇为、“全国十佳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等,组织学生写好评论,在班内办好专栏,并利用校内黑板报、校报、班班通网络平台等媒体广泛宣传感恩教育内容,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与教育。 3.加强社会实践,促进感恩向施恩的转化 在中职语文感恩教育的渗透中,最关键的是通过系列活动使学生树立起感恩理念以后,随之加强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将感恩理念融入社会实践,加深对感恩理念的认识与内化。例如,笔者根据职业教育的需要,引领学生走进社区、企业、农村,去感受工人以及农民火热的劳动场面,见证他们立足岗位、奉献社会的感恩风采;引领学生到当地敬老院,为老人打扫卫生、拆洗被褥,体验助人的快乐;利用寒暑假等业余时间,让学生做社会调查,组建志愿者活动,走进社区打扫卫生、帮交警维持交通秩序等。通过系列活动,学生体验到感恩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整个社会群体具有了感恩意识和感恩行为,才能化感恩为动力,立足岗位,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三、总结 总之,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教师必须结合中职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同时,要特别注重感恩教育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化感恩理念为感恩行动,在反复的实践中逐渐养成感恩习惯,使感恩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化感恩为力量,形成学习内驱力,以促进其健康成长与发展。 作者:高艳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感恩教育论文:高职大学生感恩教育论文 一、加强高职大学生感恩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感恩是大学生要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对大学生成人、成才、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使他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转化为学习和前进的动力,让大学生懂得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进而主动去帮助别人,更好的去思考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更能够为自身承担责任和义务而努力。一个感恩的人一定是一个讲道德、讲诚信的人,因而成为受社会欢迎的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感恩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重要保证 大学生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未来主力军,只有学会感恩,才能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产生正确认识,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他人富有爱心、对工作全力以赴、对社会予以回报,才能在社会中与人和谐相处,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感恩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价值取向,是道德价值的源泉,是家庭、社会和谐的根基。感恩教育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具有重要作用。 二、当前高职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对父母的感恩意识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对父母的付出认识较为深刻,对父母的感恩意识也较强,表明大多数学生能主动与父母联系,但也有部分学生和父母联系很少,与父母之间缺乏有效地交流,不经常和父母谈心聊天;亲情意识比较淡漠,关心父母和表达感恩有一些欠缺。也有少数学生不关系和体谅父母,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对父母的感恩意识。 (二)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意识 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对社会有较强的责任感,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缺乏诚信和感恩意识,依靠国家助学贷款才顺利完成学业,但是毕业后背离诚信,在有能力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情况下,依旧拖欠偿还,给国家和学校造成负担。反映出部分大学生严重缺乏感恩之心和责任之心。 (三)对同学和朋友的感恩意识 调查显示,在处理和同学朋友的关系问题上,大多数学生同他人有良好的关系,很多学生具有互帮互助的意识,共同进步,认为同学朋友的帮助对自己有非常大的的影响,也有少数学生但也有少数学生在这方面认识有偏差,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认为个人的成长与同学朋友的帮助关系不大,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表明一部分学生在对待和他人的关系上缺乏感恩意识。 (四)对学校的感恩意识 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能够在毕业后会经常回到自己的母校看看,有一部分学生表示以后可能还会回来看看,也有少数的学生表示自己毕业后不会回来。这说明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母校有很深厚的感情,但也有不少的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感情淡漠,缺少归属感,缺乏对学校的感恩意识。 三、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加强高职学生感恩教育的对策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通过在思想政治课教育中加强对大学生的感恩教育,让学生懂得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这对帮助大学生培养感恩心、树立责任心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倡导感恩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良好的思想道德的重要基础。从认知层面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贯穿感恩教育的思想,要引导大学生识恩、知恩,从情感层面上,通过结合生活中一些生动、典型的事例和身边的真实故事感动大学生,引发学生情感的共鸣,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从实践层面上,通过开展各项主题活动,引导学生的感恩行为。 (二)丰富感恩教育的载体,创新感恩教育的方法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感恩教育应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活动载体的丰富性和方法的创新性上下功夫。在开展感恩教育时可增加感恩类电影、视频宣传片的放映,开展专题讲座等形式,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三)高校教师要不断提高素质修养,做好表率作用 高校教师要通过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起到润物无声的感恩教育作用。教师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和教育技能水平,关爱学生,将感恩教育纳入日常思想教育实际工作当中,积极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自身怀有感恩心和仁爱心,对学生充满人文关怀,用自身的形象去影响感染学生。 (四)建立科学的思政课考核体系,实现教书育人 思想政治课程的考核方式要注重过程性评价,把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态度以及其他道德品质方面的表现纳入考核体系。要把理论考核和在参加感恩实践活动过程中学生的表现等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将其结合起来,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作者:胡玉玲 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感恩教育论文:生命教育与感恩教育论文 一、生命教育和感恩教育开展的主要内容 (一)安全教育安全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首位,以定期讲座的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公共安全教育的平台。一般来讲,安全教育可以分为安全法规教育、安全知识教育与安全技能教育等等。通过安全教育可以告诉学生:什么是危险境地?在身处危险时该如何保护自己?等等。即可以让学生知道避免伤害,保护自身的安全。如什么是地震,地震时的逃生和自救措施,灾后的防疫知识;发生火灾的条件,火灾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火场的自救与逃生等等。如2013年6月7日8时,厦门快速公交车发生燃烧事件,47人死亡、34人受伤。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地震589人死亡,2401人受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安全教育让学生具有避险意识和防灾救灾的知识,而使学生懂得如何保护生命和珍惜生命。 (二)死亡教育生死教育必须成为生命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必须让学生正确地了解人的生与死,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死亡观,勇敢地面对自己今后的人生。死亡是生命中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传统文化忌讳死亡,认为死亡是不吉利的事情,一般不轻易涉及这个话题。而西方一些国家的学校常常会让学生思考:如果你的生命只有3天,你会有什么计划,最想做什么?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你打算写什么?你会怎么写?其实这就是一种死亡教育,使人们在面对死亡时,或者死亡来临时,能显得平静坦然。人们从生活中接受一些死亡实例,一般都是自然的死亡,很少有其他的死亡教育,比如因地震、火灾、飓风、海啸等不可预测事件导致的死亡,这无疑是个缺憾。通过加强死亡教育,首先可以让学生了解生命的宝贵,从而珍视生命,享受生活,减少自残、自杀或相互残杀等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 (三)挫折教育所谓挫折是个体在挫折情境下所产生的烦恼、困惑、焦虑、愤怒等各种负面情绪所交织而成的心理感受。人的一生中遇到挫折是不可避免的,生命教育中必须加强挫折教育的内容。于是,挫折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面对困难并战胜挫折,培养学生的一种抗挫折能力。因此,挫折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在经受挫折的洗礼后,学到了一些知识,最重要的使他们更加走向成熟。 (四)感恩教育唤起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知母恩”并不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也非只是“知母恩”,生命的价值应在贡献社会中体现。唤起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的最终目的也同样不是仅仅停留在“知母恩”的层次上,而是以此为基础,提高学生对生命教育更高境界的认识。对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社会的。感恩教育要让孩子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使他们懂得付出,懂得回报。古人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所以,感恩是对生命生活的思源,是享受权利后的一种义务和责任。感恩教育要让学生们明白:只有感恩,才能明白幸福的含义,只有感恩,才能笑对人生的风雨,也只有感恩,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坚持举行一年一度的感恩教育系列活动,通过系列教育让学生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父母给予生命,感谢老师的培育,感谢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活动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面向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对其人格塑造、心灵培育的重要作用。 二、开展生命教育和感恩教育的途径 第一是专题课程,即在学校开设专门的生命和感恩教育课或开展生命感恩励志专题讲座,有专门的师资力量和教材等,即利用心理教育和德育等形式,开展灵活多样的生命教育和感恩教育。倡导学生自主探究、实践体验、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比如,可以让学生针对感恩教育讲座或对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对生命和感恩的探讨展开讨论,或者通过一些典型事例展开辩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问,对感恩认知、情感、行为的探讨,写出对感恩教育的心得体会,或者写给父母一封感恩信等方式,使大学生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感恩父母、老师、朋友。也可以通过死亡话题讨论、开展死亡游戏以及临终关怀和感恩社会行为渗透等形式,让学生领悟到珍惜生命、感恩生活。也可以通过这个节日感谢所有帮助和支援我们的人。最重要是转化为个体感恩行为。 第二是辅助课程,借助心理健康教育、体育与健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语文、美术等学科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认识生命、尊重和热爱生命,提高生存技能和生命质量的教育活动。如语文课渗透人性化教育和生命和感恩意识;体育课教育学生认识生命运动的技能、方法;身体力行去帮助和感谢身边的人。美术课教育学生欣赏生命之美,爱的伟大。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由于其课程的特殊性,在德育中挖掘和渗透生命教育和感恩教育成为辅助课程中,也是进行生命教育和感恩教育最为便捷、最显效果的途径之一。 第三是课外活动,即充分利用班团队活动、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让学生感悟生命的价值。以“5.12”地震为例,5•12可确定为一个永久性纪念日,每年的这个纪念日可以带领学生走进被保留的重灾区进行悼念,让学生理解生命的神圣性和生活的价值所在。还唤醒了学生的感恩意识。第四是拓展训练,又称外展训练(OutwardBound),拓展训练通常利用高山峻岭、瀚海大川等自然地理环境,通过精心设计活动,以达到“磨炼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熔炼团队”的培训目的。通过生存拓展训练,给大学生创造一定的困境、逆境,可以磨炼大学生的意志,使大学生认识到痛苦磨难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接受别人帮助时,要学会感激,也要学会帮助他人;当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时,要学会感恩。通过生存拓展训练,让大学生学会自救互救的技能,锻炼生活处理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作者:李海伟费青梅单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感恩教育论文:高职院校感恩教育论文 一、具体内容与途径 (一)营造一个温馨的值得学生感恩的教育环境。在一些学校当中存在着一种师生关系不平等的现象,学生的心理得不到有效的积极的调解,影响了师生之间的正常的情感交流,难以养成知恩、感恩、报恩、施恩的氛围。只有建立起师生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积极的对华关系,才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从而有利于感恩教育的开展。 (二)通过适当的课堂教育,进行“知恩”的道德教育。要学生知道无论是父母给予他们生命,还是朋友给予友情或者教师教他们知识技能,这一切都是恩情。通过课堂教育形成大家普遍认同的“知恩”的道德共识,在感恩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把基础性的道德知识贯穿其中,让学生真正切实感受到感恩教育的氛围。 (三)正面引导学生,让他们了解感恩是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思考和谦卑的态度,道德素质是成才的必要条件。在鼓励学生规划未来理想的同时,还要时常反思现在,在不断的自我肯定与否定过程中得到自我提升。 (四)让学生从生活周围的小事中体会生活,懂得知恩图报,学会回报社会。感恩教育的开展要让学生知道知恩图报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回报,而是更侧重与精神层面的回报。从点滴小事开始,通过语言和行动表达谢意,而并非一定要大恩大德的举动才算知恩图报。现实生活中对父母的孝心,对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等等,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养成途径。学校环境的人情味浓厚了,和谐校园的氛围必将进一步影响学生,形成良性循环。 二、实施方法与过程 (一)以各种节日为契机,让学生参与到相应的活动中来,促进感恩教育实施的生活化。如:通过父亲节、母亲节让学生得知在求学过程中要学会关心与体贴父母,与父母之间的沟通要懂得换位思考;通过教师节让学生懂得学校与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和真情付出;通过儿童节、重阳节等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通过志愿者的形式回报社会等等,以小爱导向大爱。 (二)开展“感谢”教育,让学生学会“感谢”。要让学生形成一种理念——“感谢”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习惯,是为人处世中一剂良药。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并非一定要等到事业成功之时可以给与的物质回报,平时的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可以是孝心的体现。感谢身边每一个充实自己生活的人和事,顺境中感受快乐,逆境中感受挫折给与每个人成长的机会。这些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让大家参与讨论,切实感受。 (三)在专业实践类教学和职业道德培养当中加入感恩教育,引导学生真正体会“爱岗敬业”四个字的含义。职业素养的养成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是及其重要的,尤其是在他们进入到社会之后,更是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但是在这之前学校往往通过理论教学来进行教育,这样就使学生很难真正的理解。因此,可以通过感恩教育的开展来引导他们,使他们明白感恩是一种责任,即使未来的工作岗位并不是自己真正感兴趣或者喜爱的,但也必须怀着感恩之心做到干一行爱一行。而这也是对社会和用人单位的一种最直接的回报。 (四)感恩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领悟感恩的社会意义。社会实践对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学生在投身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能够将学校教育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实践当中来。将感恩教育融入社会实践当中,让学生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领会感恩的实质内涵,从而发现自身价值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发现自身素质与社会需求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找出差距并为之做出改变和进步。城乡社区市民学校是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最有利场所,感恩教育可以通过市民学校来进行。例如进行一系列的社区服务(关爱老人、留守儿童、社会调研、公益宣讲、环保等),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社会所需要,从而升华到对国家、对社会和人民的热爱之情。 三、小结 生活作为道德的“基础事实”是和道德一体的,脱离了生活,道德也就成了僵死的条文和抽象的原则。感恩教育的开展有益于高职院校的德育在生活中找到对接点,有益于高职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职业道德的良好养成,有益于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笔者认为,它不失为构建高职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一种思路。 作者:杨克毅赵莹莹单位: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感恩教育论文:大学生素质提升的感恩教育论文 1感恩教育对提升大学生素质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解决好大学生感恩教育这个关键问题,才能进一步端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大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端正态度,心存感激,用一种宽容与友善的态度与人相处。对于当今的大学生而言,感恩素质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要求他们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而是要求大学生具有一种高尚的社会责任感,让大学生通过感恩教育能树立起自己的一种责任意识、一种自立意识,在自尊自爱和关爱他人中建立起一个健全的人格。可以说,感恩教育的全面开展,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发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培养大学生回报社会的善良品质,这也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是相适应的。只有在情感层面上正确地引导大学生的感恩思想,才能引发学生的共鸣,让被动的高校感恩教育转化为学生主动的感恩行动,从而使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上为之骄傲的正能量。 2如何通过感恩教育提高大学生素质 首先,树立起知恩感恩的校园文化。学校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校园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们。高校要营造一种感恩教育的校园文化,通过宣传栏、校广播台、校报等媒介,对感恩事迹进行一定的宣传。这种宣传要充分挖掘学生身边的典型,才能够触动大学生,让他们自己树立起学习感恩精神的榜样,并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中。 其次,从实践层面上引导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感恩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书面或口头上,实践往往能够取得更直接的教育效果。高校应该在多引导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带领学生深入到山区的希望小学,深入到边远的落后山村,深入到孤寡和残障人士身边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只是念一会儿报纸,唱一首歌,打一桶水、做一顿饭。学生在踏踏实实的实践中得到尊重,回报社会,才能够了解到感恩的真正含义所在。 再次,利用特殊时期及重要时刻进行感恩教育。高校有不少种类的助学金,用于对家庭贫困和学习刻苦的学生进行帮助和鼓励。高校应该利用发放助学金的机会,开展一系列活动,树立自强不息、勤奋好学的优秀典范,号召学生进行学习,并开展励志教育,营造感恩气氛,让大学生在接受帮助的时候学会感恩。 最后,在高校中开展感恩教育应该由点至面全面开展。前面说到我们要利用奖学金、助学金的机会进行感恩教育就是一个类型。虽然奖学金、助学金涉及到的学生仅仅是小部分,但是我们要从这少数学生身上入手,将感恩教育铺展开来,引导这些学生身边的同学一起学会思考,学会感恩,明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从而将感恩之心传播下去。 总而言之,感恩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而是需要大学生踏实地贯彻在自己生活中,才能够慢慢体会到其深刻的含义。对于大学生的感恩教育任重而道远。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有了感恩的心,我们的大学生才能逐渐成长为这个社会不断发展的中坚力量,才能为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美满的社会而贡献出自己更多的力量。 作者:林桥妹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关于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浅议保存、利用好民政档案与经济、社会的关系 用民政档案这个词汇,来总称民政局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如婚姻登记档案、殡葬档案、文书档案、会计档案、低保(低收入)档案、扶贫济困档案、大病救助档案、收容遣送档案、“双拥”档案、革命烈士档案等,是否科学合理,我们暂且不去考究,本文仅从适用角度称呼之。保存、利用好民政档案与经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现细述如下: 一、保管、利用好婚姻登记档案可减少社会矛盾纠纷 婚姻登记档案,是在办理婚姻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婚姻登记档案齐全完整的保存,可保护已婚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当下,各种原因所致,离婚率仍然不低,婚姻当事人中的一方有外遇或双方因感情不和等原因,家庭解体时,涉及到财产分割时,双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证丢失或不愿意提供时,办案人就很有可能到所在地民政部门去调取婚姻登记档案,作为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基础;婚姻登记档案保存的完好,可使迁离本行政区的婚姻当事人,免二次登记之劳,免去对原登记区域的抱怨情绪。很多婚姻当事人,由于工作调动他乡,劳务迁移它乡,在它乡购置房产需提供婚姻登记证书时,而婚姻登记证又疏于保管丢失,如果原登记所在区域的民政部门能提供婚姻登记档案,则可使当事人免二次登记之劳,进而会感激家乡;利用婚姻登记档案,还可以化解其它矛盾。历史的原因,许多老年人,当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儿孙满堂啦,这属于“事实婚姻”,然而,当事人要离婚时,麻烦出现了,没有结婚登记证,怎样办离婚手续?于是,当事人要先到所在行政区域的民政部门补办登记手续,再拿着登记档案去办理离婚手续。 二、保管、利用好殡葬死亡档案可减少地方的经济损失 殡葬死亡档案是殡仪馆在对尸体进行火化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殡仪馆要妥善保管好、利用好这些档案,力争创造条件使其在互联网上能得到查询,一些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离岗后投奔在异地工作的子女,原籍的人事、组织、财政等部门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基本不了解,有的人已经去世,可还是照领国家工资,死亡档案网上可查询后,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国家财力的流失。 三、保管、利用好低保(低收入)档案,可促进廉洁从政等 低保(低收入)档案,是受益者得到国家经济救助的依据,在有的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因低保而上访的事件之多,仅次于土地纠纷案件。保存、利用好低保(低收入)档案,可杜绝或减少徇私舞弊事件的发生,使那些该享受国家资助的经济贫困人员切实得到殷实的补贴,从而享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更能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可使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具备享用低保待遇的人员及时得到清理,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又能促进民政干部的廉洁从政,对于全社会的反腐倡廉都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和影响 四、保管、利用好扶贫济困、大病救助档案,可促进专款专用 扶贫济困、大病救助是民政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国家每年都拨专款和物资用于贫困对象的生活辅助和大病人员的救助,在此项工作中形成的档案也应该妥善保管好,利用好,因为通过它,可增加资金和物资的流向的透明度,使国家的扶贫济困、大病救助资金,不被挤占,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对于党和国家,对于人民群众,对于民政部门三方均有益处。 五、保存、利用好收容遣送档案,可促进社会安定 对于流落到本行政区的外籍人员,民政部门可对其收容,通过公安等渠道了解其身份和家庭住址后,再把其送回原籍,在整个工作中形成的档案,要保存、利用好,因为被收容遣送人员往往都具有痴、呆、傻之特性。保存、利用好该档案既便于日后其家属对其再次出走的寻找,提供线索,也可为其再次在本地被收容的及时遣送提供便利,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 六、保存、利用好烈士档案,可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对于埋葬在本地烈士陵园里的革命烈士,要为其建档,而且要保存、利用好,把他们的英雄壮举(事迹)载入档案之中,并通过解说员的口,在清明节等重大节日里,教育人,鼓舞人,使人们更加热爱家乡、热爱国家,增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干劲。 七、保管利用好“双拥”档案,可促进军队和国防建设 “双拥”工作做得好与否,直接关系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然而“双拥”工作是做得扎实,还是流于形式,均可透过档案来审视,是各地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门“双拥”工作督促、检查的有效渠道之一。所以说,同级档案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双拥”档案的监督力度,防止弄虚作假。 综上所述,保存、利用好民政档案意义重大,民政部门切不可等闲视之。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宁波市技术标准战略实施以来的成绩回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加强宣传、加大研发投入、培养标准化人才的途径进一步推进实施技术标准战略。 论文关键词:技术标准,实施成效,存在问题,对策 一、宁波市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必要性 1、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宁波的重要技术基础 宁波市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根本目标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创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已经成为创新竞争的全球战略基本模式。高水平的技术标准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技术基础。标准的本质是优秀关键技术,没有掌握优秀关键技术,就不能制定出先进的技术标准,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就不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另外标准也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平台,一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后,只有被社会采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带来经济效益。 2、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是推进宁波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 经济转型是指提高经济运行的素质和效益,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升级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标准化工作对经济转型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由于企业工艺流程落后的问题,我们有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订时明显低于国际水平。标准水平偏低,即使产品合格,也是低档次的产品,产品附加值很低。通过实施标准战略,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标准,开展标准研制,及时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联盟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并加以推广实施,同时强化企业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使其成为制定标准、实施标准的主力军,促进以标准为纽带,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和配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宁波经济转型升级。 [:请记住我站域名/]3、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是宁波市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的有效手段 当前,专利与标准的结合已经成为企业谋划最大利益的主要手段。随着全球化竞争愈趋激烈,许多企业致力于把自己的知识变成主流的知识,并想尽办法使自己的技术体系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效益最大化。其中首选就是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使自己的专利技术成为产业的主流标准、唯一标准乃至持续标准进而获得垄断价值、主导产业发展。专利加上技术标准颁布后的开放性和使用的强制性,将会构成先进应用技术的制高点,为企业带来效益,因而技术标准又逐渐成为专利技术所追求的最高形式。宁波工业经济以超万亿元的总量规模跻身于全国工业大市之列,但就目前我市的制造业总体发展水平而言,大量工业企业还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价值链低端环节过于庞大,对资源环境依赖性过强,企业的粗放式发展已无法长期维系。因此需要通过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抢占新兴产业技术制高点和价值链高端环节。 二、宁波市标准化战略建设成效 1、企业标准化应用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企业参与标准化活动意识日益增强,并取得了明显成效。2007年全市有154家企业通过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确认,共有423个产品和133个产品分别获得了采用国际标准证书和标志证书,行业龙头企业采用国际标准达80%以上。2008年新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209家,行业龙头企业采标率达80%。2009年新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80家,新增采标产品90个,市重点产业主要工业代表产品采标率达到80%,行业龙头企业采标率达85%。2010年,宁波市新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152家。 2、企业参与标准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 宁波企业目前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秘书处2家,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6家,标准化工作组(WC)8家。 2009年共有51家企业主持、参与88项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累计达到475项,具有产业化基础的龙头企业优秀技术和专利技术转化为技术标准比率达39%。截止2010年底有6家企业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18家企业获得“浙江省标准创新企业”。宁波九龙紧固件制造有公司主持起草的《统一螺纹基本尺寸》为宁波市首例主持国际标准起草项目。 3、块状经济联盟标准工作逐渐推进 宁波目前已实施21个省和市块状经济标准提升项目中多数制定和实施了行业协会联盟标准,带动整个区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提升。目前已有6家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施行了8项联盟标准,具体包括饮水机内胆联盟标准、气动元件联盟标准(包括气阀联盟标准、气缸联盟标准2项)、化工类文具联盟标准、金属类文具联盟标准、蔺草质量诚信联盟标准、象山针织服装区域名牌联盟标准、奉化厨用金属制品联盟标准等。 4、服务业和农业标准化建设起头并进 服务业标准化工作建设稳步发展。宁波市目前已全面启动服务业标准化建设项目,先期9个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中包含1个部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4个全省第一批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全市颁布、实施服务地方标准规范54项,涉及旅游饭店、社区服务、文体教育、安全防范、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城市管理等各个领域。 农林畜渔中的四大标准体系建设基本完成。宁波市农业重点产业和主导农产品的农业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标准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批准成立市水产、农业、畜牧业、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全市农、林、牧、渔产业实质性推进标准体系和标准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累计颁布农业地方标准(规范)274项,经过两次清理保留189项,初步建成了与国家、行业标准相配套的标准体系。 5、技术标准服务与支持能力不断提升 成立了国家标准馆宁波分馆,馆藏有60多个国家、70多个国际与区域性标准化组织和我国各类标准信息数据70余万项,技术标准资源初步满足企业开展标准化活动需求。推进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宁波市技术 性贸易壁垒应对工作平台实现实时预警,已累计公布6000多条TBT通报和发出200多条预警。 6、标准工作的激励机制基本建立 2007年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全面推进和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若干意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300万元,用于技术标准的奖励和推进工作。其中,对荣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市政府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对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或主持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的每项给予20万的奖励;对承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秘书处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给予20万元奖励。对在推进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取得显着成效的市级专业行业协会以及技术标准中介服务机构给予一定奖励。2010年又下发了《关于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的若干意见》(甬政发(2010)80号,提出每年安排专项资金900万用于标准化战略的奖励和推进工作。这些激励政策的实施发挥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宁波市实施技术标准化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宁波市标准化工作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与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企业标准创新实力不强。由于对标准化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企业的标准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的创新技术成果难以在国家乃至国际标准中得到有效反映。与发达国家的标准存在一定差距,难以形成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应对和防范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和能力还远不能满足我市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和多元化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宁波市共承担2个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全省共49个,占全省的4%。主导国际标准制订的更是屈指可数。全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30个中宁波只有1个秘书处承担单位(浙江省水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09年主持、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订的数量88个,但以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参加标准起草的数量较少。在浙江省标准创新型企业评选中,宁波企业累计有18家获得殊荣,但只占全省获奖企业的7%,在数量上落后于杭州、温州、嘉兴等地。 2、采用国际标准企业比例偏低、区域分布不均。宁波市11个县市区截止到2009年共计有7195家企业实施国际主要标准认证。且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慈溪、余姚、鄞州和北仑企业采用国际主要标准较多,其他区域发展较慢。宁波市中小企业数量多,企业标准化技术基础薄弱,标准体系不健全,在管理上还处于家族式的经验管理为主,忽略标准化工作在生产、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宁波市各县市区近年来累计实施国际主要标准认证企业数 3、标准信息服务水平与层次有待提升。信息交流平台还没有完全建立,企业希望得到的信息量不充足。技术标准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中的重要技术支撑作用还不明显。宁波市的企业、行业协会、科研单位等组织之间尚未建立健全的工作协调组织、信息网络、预警体系、反馈系统、评议机制,以及相配套的信息库、数据库和专家库。这使得他们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分析、评议能力有所欠缺。仅2010年上半年宁波出口产品中有61例被国外通报不合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1.22%,其中生产地为宁波的有38例。被通报不合格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产品安全性不够、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纺织品阻燃性能低等。 主要原因分析 1、全社会学标准、讲标准、用标准的意识有待提高 自标准化战略实施以来,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热情有所提高,但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从整体上看,参与标准化工作的程度仍然有待提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大中型企业在行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对技术标准在行业上的引领作用和超前意识不强,仍然满足于企业的简单营销管理,极大的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水平和优秀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很多企业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意识不强,对实施技术标准研制的投入相对较少,企业内部没有专业的部门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监督、指导该项工作,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占领技术标准制高点的重要性。 2、研发投入强度不够导致技术标准基础薄弱 2006年以来,全市R D经费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2009年R D经费支出仅为64.93亿元,约为杭州市的47%。2009年全市R D经费投入强度仅1.5%,低于全省(1.73%)的平均水平,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属于后面。2009年宁波市R D人员全时当量为219人年,占全省5.4%。由于科技投入产出的滞后性,必将影响将来几年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影响技术标准竞争力。技术标准竞争的前提是自主创新的技术,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即使能在暂时取得竞争的优势地位也很难保持永久,它将很快被市场竞争产生的新的技术标准所取代。因此研发投入的低下将严重影响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及其作用的发挥。 3、标准化人才缺乏成为制约标准化发展的瓶颈 标准化人才缺乏是制约我市技术标准战略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普遍缺乏标准化人才,特别是既懂技术又精通标准化基础知识的专业人才。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统计,如果按照每个产值达500万的企业需配备1名标准化人员的话,我国目前尚缺32万。另据省质量监督局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401家企业中,共有参与标准化工作人员3610人,平均每家企业9人。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有1497人,占41.5%,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人才更少,仅占4.9%。企业标准化人员严重缺失,无法设立企业的标准化工作机构,致使企业难以及时准确收集、了解和分析相关技术标准信息,影响企业的标准战略的实施。 四、进一步深入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对策 技术标准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以标准化战略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城市经济,引领区域发展,是提高我市的国际竞争力、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必要途径。因此,要进一步深入实施标准战略。 1、加强引导和宣传,树立“标准先行”意识。“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三流企业卖产品”,要积极通过宣传引导进一步推进技术标准创新战略的实施,通过标准化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适应国内、国际竞争需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先进标准,进一步完善企业技术标准化实施考评体系、奖励体系。同时加强与重点企业的联系,掌握企业的标准化工作动态。 2、强化企业标准战略主体意识,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和引导全市企业积极参与或主导各级标准的研制,鼓励、支持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标准研究中心,逐步形成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标准化组织和团体。按照“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模式,促进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的融合,打造企业的优秀竞争力,抢占产业制高点,取得竞争优势。 3、建立国际技术标准数据库,建立预警机制,推进信息化。建立国际技 术标准库,及时掌握国际技术标准的新动态。要完善相应的信息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保障,是企业能够迅速准确的对国际、国内技术标准查询、信息反馈。应该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研究国际标准体系,及时收集、整理、跟踪国外及时标准状况。加强国际先进标准的研究与采用。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标准化组织运营管理经验,发挥大型企业、龙头企业在标准竞争中的优势,为区域产业的标准水平提升树立标杆;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有效采用的比对研究,缩小我市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4、推进行业技术标准联盟,实施标准扩张战略。技术标准联盟是产业中的优势企业为了生存或提升竞争能力以技术标准的开发和商业运作为合作内容,期望通过技术垄断获得利润。技术标准联盟通过制定标准引领产业集群中的成员企业执行特定的标准模式,从而建立良好的产业竞争秩序。针对宁波产业发展特点,建议由政府引导、行业协会出面搭建关于标准化的交流平台,以拥有较强R D实力和关键技术知识产权的企业为优秀,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共同创建技术标准并依靠技术标准运作的内在要求,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5、加强全市的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借鉴上海、深圳等地的做法,可以尝试设立标准化工程师制度,同时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开设标准化类课程,实施标准化人才培养计划。另外政府也可以专门出资对企业的标准化人才进行培训和培养,尽快形成一支与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相适应的标准化专业队伍,以适应当前形势和企业的需求。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财政框架行政管理论文 关键字:行政管理支出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效率优化 摘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职能的形式不断转变,行政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快速增长趋势。行政支出的直线上升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造成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提高财政风险的几率。此外,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官员腐败、滥用权利等的产生。本文从财政支出学角度出发,结合实际,论述我国行政支出的现状、原因、解决方案,以期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费用逐年增长。突出表现在:预算外支出不断增加;“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步步攀升。有关专家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认为:由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职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导致行政费用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建设蒸蒸日上,由此相关的行政费用飞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而另一部分则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行政费用增加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增长过快以及不均衡增长就属于不正常现象。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建设是重头戏,因此,必须给过度增长的行政费用泼泼冷水,降降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学界的争论不一,使得研究此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即应把是否增加行政费用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起来,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判断行政费用高低与否的标准变成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官员的政绩需要或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数据指标。 一、行政管理支出现状 我国行政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却仍然存在行政支出扩张、预算软约束化,行政支出存在“越位”和“缺位”等问题,由此带来了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 到2003年,行政支出已在公共支出中占到19%。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管理经费(亿元)本身的增长快:1950年为13.13,1970年为32.00,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5年为996.54,2003年达到4691.26。改革开放以来,竟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5年为14.6%,2003年达到19.03%的高度。25年来每年平均提高0.57个百分点。这一水平在财政总支出的五大类型支出中比重排列在第三位,以2003年为例,经济建设费占30.05%,社会文教费占26.24%,行政管理费占19.0%,国防费占7.74%,其他经费占16.91%。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行政费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考虑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必须控制行政费用的增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倾向于科研教育经费和农业投入。笔者认为,只有这样,财政结构才会日趋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财政风险指数才能降到最低限度。 而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同阶段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各国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2000年)为6.3%,法国(1997年)为6.5%,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美国(2000年)为9.9%,巴西(1998年)为14.16%。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违反交通规则,“事无巨细,皆辖之。”可美国的行政费用并非同其军事支出一般高涨。2000年,美国行政支出占其财政支出9.9%,而我国竟然高达17.4%,几乎是美国两倍!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行政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树立了廉洁行政的良好风尚。反观我国,虽然政府机构改革早已启动,精简了部分机构和人员,但仍然存在官员冗杂,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当然,官民比例的不断增加,也是我国行政费用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已经形成一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而同期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仅为1对94。 二、现状原因分析 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中央财政看,尤其是从地方财政看,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其他一些重点建设支出、社会公益性的重要支出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这与财政养人过多、行政费用膨胀具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经济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于是行政管理支出就产生了扩张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又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二者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行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必须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在公共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行政管理支出也不可避免地攀升。这一点无可厚非,要想高产出,还真得高投入。当然,高投入的方向要对,渠道要正。 其次,政府机构的膨胀、编制的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工资及办公设施的标准提高,都势必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水涨船高”。而且,由于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具有“刚性”,因此在实际中难以压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工资改革,逐步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倡“高薪养廉”;并且,各级政府用于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再者,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各级政府管理当地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时的行政支出增多。以上三方面都势必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攀升。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王朝成立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防止统军大将拥兵自重,功高欺主,于是选派大量文官到地方各州府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同时为了收归财权和司法权,又向各地增派了转运使和通判。一时间,北宋官员数量激增,给当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进一步导致地方实力空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再次,行政管理支出中的项目涵盖范围不明确。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超标购房、超标购车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讲排场、铺张浪费、公款消费的不良风气,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如在去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教授就曾发表“公车改革”提案,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节约行政支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只考虑社会效益,而忽略了项目的实际成本。政府中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业绩,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所谓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一部分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造成了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 最后,政府的行政支出预算编制仍没有完全摆脱“基数+增长”的传统做法。“基数+增长”方法使以前年度的不合理因素延续下来,容易形成支出上的“越位”和“缺位”、浪费与紧缺并存,会加剧各部门的苦乐不均。因此打破基数法,实行部门预算和零基预算,已成为行政预算管理改革的重点。目前我行政支出预算编制是以定员、定额、定标准为起点的零基预算编制,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 当然,行政经费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官本位”的意识也是深深的扎根于大部分炎黄子孙的心中,而这些都是行政费用激增的因素。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费用的过快增长,除了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事安排等因素外,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传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要超过之前那些因素的效果。 三、控制我国行政费用膨胀的有效途径 针对现阶段我国行政费用不断膨胀的事实,我们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依据财政学原理,行政支出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第一,全额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二,部分经费包干,结余留用;第三,总额控制,结余上缴。正如国家在通货膨胀时期要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一样,在今后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必须从多方面采取过硬措施,从严控制行政人员和行政经费。 (一)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 (二)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笔者认为,精简机构是降低行政管理支出、减轻财政负担的一种最彻底和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要确保正常的行政经费提供,按照“精简、效能、廉洁、高效”的原则,保证必要的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控制经费的支出规模,控制不合理开支,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三)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改变目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状,努力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节约财政支出,减轻社会负担。 (四)有效配置政府资源,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政府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重新认定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对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财政支出;对混合产品,如:教育、卫生、科技等,可以采用市场提供和公共提供相结合的方式(即部分公共提供的方式)。其中,公共提供的份额应该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既能较好地避免市场提供可能造成的消费不足的效率损失,又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提供可能造成的消费过度的效率损失。 (五)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监管。1.制定细致的预算管理办法,明确各级领导的审批权限和范围,并承担控制预算的经济责任;2.建立增收节支的激励和约束机制;3.建立事中、事后监督制度;4.建立一整套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实行阳光采购。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民族自治行政管理论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历来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皇权统治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地区多元行政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形成了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核,而且也成为新型行政管理制度转换的起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文化与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的相互联系与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继承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助于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法制的建设。 一、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 截至新中国成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立体画卷。人类由低向高纵向演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被中国少数民族在同一时空中以横向展开,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这种历史景观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发展不平衡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是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性在行政制度上的同一时空中的横向展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皇权统治条件下,统治阶级以基本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段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即在我国以郡县制框架来实现对少数民族的直接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与此同时,皇权统治又受到时空地域的制约,对于尚不能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渐进过渡的方式来实行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即以我国诸朝实行的羁縻制度来实现对少数民族间接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这样就构成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并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二元结构;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封建中央王朝或通过郡县制或通过羁縻制将封建行政管理要素注入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尤其是民族基层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分别处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这样就又构成了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下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之而呈现的多元统治制度特征也是多方面的: 1、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地理环境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不仅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和行政管理方式。生活在山林中的少数民族,由于山高林密、水激堑深,交通十分不便,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这不仅造成了山地民族游猎游耕、刀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原始共产主义的交换分配方式,而且使其家庭社会组织、行政管理等具有独特的山林特点。一方面这些民族社会组织还保留着浓厚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形式;另一方面,以地缘为纽带的村社组织兴起并有逐步取代前者的趋势。而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局部自然地理环境又有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周边经济、政治、民族等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各山地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又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如云南山地民族中,傈僳族社会实行的是称为“坑”的父系大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怒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氏族、胞族、家族及村社等形式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佤族则是家庭、家族、村寨和部落不同等级社会结构并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子行政管理模式。双系并存的拉祜族社会组织形式,采用的是一种“卡些卡列”行政管理模式。景颇族社会中存在的“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阿昌族的三级行政,瑶族的“瑶目”制度等都反映了这些民族行政制度的多样性。 居住于广阔草原的民族,不仅创造了游牧生产方式,而且创始了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蒙古人的万户、千户、百户制度,满蒙民族的八旗和八旗制度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政教合一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大、小凉山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彝族社会一直保留着奴隶制“家支制度”。傣族的领主制,哈尼、彝、白、纳西等民族的土司制,西北诸族政教合一的传统管理模式等,都可以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找到它们存在的客观依据。 2、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经济因素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由于基于不同的生产力基础,并由此发挥着不同的经济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经济目的。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中国诸少数民族,由于个体尚未获得独立于自然界的能力,只能使个人的一切行为与群体紧密地联系一起。这种群体联系便在民族、部落(如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大家庭制度、家族公社制度)等形式下,把社会政治、行政管理、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各种内容集中于同一组织内。在私有制条件下,当个人劳动力的生产能够超出他维持生命的费用而有显著剩余时,群体组织之间以掠夺来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情况也就随之发生,各自都通过对其他群体生产力的掠夺与否来获得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样,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行政关系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佤族的王子行政、景颇族的山官制度、藏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彝族的奴隶制度、傣族的领主制以及盛行于诸多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制度的不体现了这一点。而当民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组织形式,其经济生产变成有组织的阶级剥削活动,而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便成为实现这一活动目的的重要工具。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导致了其传统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样性。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经济多种形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总背景中并存;采集、渔猎、畜牧,以及包含着刀耕火种、锄耕、犁耕等内容的农业、手工业和部分民族地区少量的近代机器工业等多种生产技术手段并存;简单价值形态下的偶然的互惠互易,一般价值形态下的扩大了的物物交换,一般货币交换以及在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多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并存。 3、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文化因素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有着在此基干之上的经济要素的烙印,而且也有着相应的思想文化烙印。在一些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与剥削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行政关系产生巨大的矛盾,当这些民族遭受各种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来打破这种秩序,包括行政秩序。一是不断地进行反抗,迫使统治阶级取消或放松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是当力量悬殊,反抗失败时,他们又会采取退避迁徙来保障其“自由”。在宗教观念浓厚的民族中,宗教不仅是他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而且也会将宗教变为他们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宗教组织、宗教管理、宗教活动与行政行为融为一体。在等级观念浓厚的奴隶制、领主制民族社会中,等级压迫、等级管理、等级剥削被认为天经地义,从而为等级的行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要素对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还在于基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制度认同。一种行政管理制度的产生,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心理认同后的选择。正是这种心理认同的选择,使这种制度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得到公众的承认与拥护,从而会自觉地接受制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更是如此。同时,正是基于这种公众的制度认同基础,使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能够千百年沿袭下来。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异,但是植根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却会持久保留着。某些内容会演变为一种民俗,成为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调查时,往往会发现,虽然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然而在民族社会中,传统的民族行政管理的某些内容与形式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当地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虽然也找当地政府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原有的村社头人或长老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才确定了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当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后,任用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充当各级行政领导,这不仅是因为民族上层的个人影响所致,而且更由于民族公众制度认同的文化要素所致,因为传统文化造就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既包括人们对其组织形式的认同,也包括对其领导人物的认同。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是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造成这一结果有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诸要素。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社会的要素不断注入少数民族社会肌体,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少数民族传统多元结构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元行政管理制度模式已为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所代替。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及其走向预测 1、体制转换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在各少数民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现实基础上开始建立的。当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确立时,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必然只能成为过去,而不允许再有将来。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不会再允许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来成为自己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规定了各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行政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一切行政官员和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而,各族人民也不会允许千百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传统行政机构继续压迫和奴役他们。然而,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也不同,因而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既有共性但又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所处的历史起点较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因素还浓厚地存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作为新制度的一些外在形式,在许多民族看来似乎与他们的传统体制、观念、道德有所相似,可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振和认同感,从而使新旧两种制度的交替显得较为平衡与和谐,较易被少数民族所接受。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原始共产主义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认同与理解不能长期停留在这样一种朴素的层次上。当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通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使特定阶段生产力的具体要求得到充分满足以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应该发挥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以体现其本质的内在优越性。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是其传统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开始,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包括新的行政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在这些民族内部扎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社会和民族心理的影响也还将长期存在,传统制度模式给少数民族造成的心理积淀还比较扎实。例如,历史上由于对封建统治的惧怕与仇恨,对封建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府贪赃枉法的反感,少数民族往往不愿与官府打交道,而更乐于接受民族习惯法的约束和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治理方式。“苗人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以律例科之,推其属之公正善言语者,号曰行头,以讲曲直”。(《行边纪闻》)如广西河池地区的瑶、壮族,“有争,以高年为寨老,判断不能平者,始告诸官”。(《庆远府志》)由于这些原因,使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官有条、民有约”,或“官有律条、民有众约”的观念,“坏事不进官衙”的习惯,而民族地方社会的传统习惯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也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成为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和国家法律法规的重要补充。因此,在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某些内容和形式仍然会在民族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在当少数民族村寨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当然也找当地政府和组织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相应的传统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当地政府和组织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也非常重视村社长老的意见和建议,原有的村社长老或头人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对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应教育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自觉抛弃传统制度文化中愚昧、迷信的落后成分,另一方面,对其优秀、合理的成分应该支持并鼓励其发展,使之升华为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内容。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制度的优越性,使广大少数民族通过亲身的感受,以达到对新制度的认同和理解。 当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结合主要是要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毫无疑问,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坚定不移地向现代化目标前进,没有现代化,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就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就不可能有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人民的未来。但是,强调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否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化,相反,发展现代化更需要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丰富完善民族个性特点。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将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民族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强调了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因为脱离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它既不会为民族自治地方各族群众所承认,更不会为他们所接受。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族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逐步改善,少数民族对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传统社会组织的约束力正在程度不等地失去效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对外开放的实施,使少数民族社会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因经济利益发生的纠纷日益增多,打架、斗殴、偷盗、吸毒、贩毒等影响社会治安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而由于传统制度模式给少数民族造成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法律上表现为民族的族体意识常常盖过公民意识,在处理上述社会问题时,往往从潜意识出发,依靠本民族的习惯法或族体内长老和首领的意见来解决民事纠纷,常常发生僭越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程序自理社会事务的行为。因此,现行行政管理制度与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结合,要从民族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作用,对其族体具有较强约束作用的习惯法或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可以作为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发挥其防微杜渐、严惩为戒、孤立悖逆的作用。同时辅之以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常识的宣传与教育,加强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向着法制化的方向迈进。 2、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走向预测 确定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建立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历史发展正确而必然的选择,同时,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文化的优秀内含并使之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有机结合,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这一特点出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制度走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少数民族新旧行政制度的转变是建立在其社会的旧质向新质的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一前提,新的行政制度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展。而这一切变化与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第一步,只有真正使生产力获得发展进步,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目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生产力滞后于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的反差,不仅是民族自治地区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反映了低下的生产力所构建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包括行政管理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少数民族要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完成生产关系变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后,还要实现第二次飞跃,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基础。这次飞跃,其深度、广度都超过第一次。 二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延续近半个世纪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体制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地位。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这种体制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弊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迅速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需要。如果不尽快进行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如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而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如果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协调达到动态平衡,那么就可以形成不同类别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支撑力,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整体改革。此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其在改革时必须着眼于全局和整体,追求整体效果和综合效益,因此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综合改革的原则,即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文化体制、教育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而当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深化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上。历史经验证明,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状况对于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民族自治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通过行政改革,应当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形成相互协调、配合默契、运转高效、符合需要的统一整体。同时,要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朝着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克服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在观念上,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管理人员要解放思想,树立超前意识,发扬跨越精神,努力在管理思想、管理设备、管理手段、管理人员等方面都实现现代化,创造出更高更好的行政效能。 三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毫无疑问,民族自治地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物质文明建设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关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不仅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关的基本职能,也是其自身完善与发展的需要。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其基本的职能就是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去改造世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改造世界包括两方面内容: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从民族地区的历史实践看,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其社会形态实现历史跳跃之初,随同先进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一道涌入少数民族社会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以其巨大的能动力冲击着少数民族社会的传统文化氛围,给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为新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新的思想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为依托,小生产、原始生产难以完整容纳新思想的丰富内涵,传统观念所形成的壁垒使新的观念的渗透有相当的难度,加之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社会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传统旧观念的冲击显得后劲不足。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真正扎根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真正抓好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应做好以下工作: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二要制定特殊的人才与智力开发政策,使民族地区能够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三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开拓精神,树立开放意识、民主意识、效率意识、系统意识、信息意识等;四是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领导任何决策都必须立足于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之上,坚持民族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使之成为民族现代化;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完善民族化,使之实现现代民族化。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教育发展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发展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过去的发展历程、现今的实际状况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而深刻的认知。文章正是适应这一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互联网调查方式,收集到这方面诸多最新资料,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但较为系统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向多模式、高层次、专业化和现代化等方向顺利发展。 【关键词】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教育发展/中国 【正文】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经过50-70年代的历史曲折之后,终于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在过去的20年间,它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紧密相关。如今中国又要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以弄清其来龙去脉,理清其未来发展的思路。 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学校(注: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资料截止时间为2000年5月。)和一些专门行政学院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的大量最新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门的行政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公务员在职培训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为规范和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涉及有关行政学院的教育问题,但主要探讨的则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硕士层级的行政管理教育问题。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就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古训,它强调要肩负国家管理大任需从个性修养开始,并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入手。后来(隋唐至清末期间)由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很是盛行,中国便更重视“治国平天下”(国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种教育都以此为优秀。应当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教育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皇权服务的,崇尚集权专制、追求特权地位,因而必然与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远。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从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黄达强、刘怡昌,1988年,第17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郭济,2000年,第3页)。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从1952年院校及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注:60年代个别院校也曾经给予政治学等学科院系以短暂的恢复。如北京大学曾于1960-1963年间,恢复了政治学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成为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况概览·历史沿革”,/academic/xzglx/xkgl.htm。中山大学曾在60年代初在哲学系设政治学专业。参见/pol/xjj.htm。)。这20多年的空白对我国的行政学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直至1979年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年,第180-181页),这些学科包括行政学在内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教育从此经历了酝酿、恢复、壮大以及现今的转型等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1982-1985)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行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行政改革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加强对行政学的研究和教育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开始酝酿开展行政管理教育。 酝酿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先培训骨干教师,再推广行政学研究和教育。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1983年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学和行政学讲座(刘怡昌等,1996年,第3页)。这两次骨干教师的培训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恢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此,许多高等学校相继开设了行政学方面的专门课程。例如北京大学于1984年就开始向本科生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鲍静、左然,1996年,第27页)。 其二,以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推动国内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开展。1983年,中国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了“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由中国和2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这次会议对我国后来公务员制度和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影响作用。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原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论证了开展行政科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建议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刘怡昌等人,1996年,第3页)。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便开始了筹备过程,旨在推动行政学研究和教育交流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于1985年7月得以创刊。这些活动对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研究和教育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 2.恢复阶段(1986-1992)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从1986年开始,我国行政学的专业化教育终于得以恢复和重建,其间有两大特点: 其一,主要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行政学类系所中恢复了本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教育,而后逐步兴办了行政学硕士教育。早在1985年,湖北大学就创建了专门的行政管理系,但并未开招本科生。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武汉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武汉大学还在已有的政治学硕士点中开招行政管理方向硕士生。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两校的政治学系得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创建。1987年,南京大学开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中山大学恢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招生。苏州大学则先行建立起行政管理专科专业,并于第2年开始招生。198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得以恢复,并定名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在原来政治学专业的基础上,另开设行政管理专业。中山大学也正式恢复原来的政治学系,并改称“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首次正式开招行政学专业硕士生。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成立。1990年后,一些学校(如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的政治学系学习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模式,纷纷改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这些院系名称的变化本身就表明这一时期行政管理专业得以逐步恢复或重建,并在政治学学科教育中占有二级学科教育的独立地位。 其二,初步建立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体系。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将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无疑给中国刚刚恢复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冲击,原定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计划被推迟,从而使得1990-1992年间的行政管理学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是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然而无论如何,经过6年多的发展,到了1992年时,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不仅如前所述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纵向的教育层次,而且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与各类成人教育(函授、自学考试、夜大、刊授、电大等)共存的行政管理学专业横向教育体系,还有一批专门的地方行政学院得以组建。如广东(1985)、北京(注:北京行政学院最早建于1949年,时称“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期间一度停办,1986年得以恢复,更名为“北京市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1993年正式定为现名。)和上海(1986)、河北(1987)、浙江和沈阳(1988)、深圳和吉林(1989)、黑龙江(1990)、安徽和青海(1991)、江苏(1992)等省市先后组建地方行政学院,开展新时期的公务员培训和一些成人类的学历教育(详见鲍静、左然,1996年,第9-25页)。 3.壮大阶段(1993-1999)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都要求中国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继续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并尽快建立已被拖延几年的公务员制度。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年8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些都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壮大阶段。 首先,这一时期又有一些学校加入到行政管理教育大潮中来。如1993年的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大学等,1994年的华东理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199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1996-1997年度的中国对外贸易大学、南昌大学(注:其中仅南昌大学将政治学专业调整为行政管理专业,其他学校直接拥有(见《中国高等教育》1997-5,第50-55页。)等纷纷拥有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清华大学从1998年起则直接获准兴办行政管理硕士教育。 其次,一批较早开展行政管理教育的学校对本身的行政管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完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对人才培养(如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崭新需要,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渗透和办学资源的共享,也为了提高培养质量,它们大多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工作:(1)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系和专业设置,实行院系合并,组建了不少多学科共存的学院性教育机构(详见后面的分析)。(2)改变了过去仅仅重视培养数量的数量型模式,奉行注重人才质量的质量型教育模式。在80年代末,先期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校往往招生数量较大,本科年招生数量多达60名,加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年招生数量就更为可观。但是由于机构改革,政府人员精简的影响,毕业生难分配,所以这些老学校不得不减少各类行政管理教育的招生数量,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造,以培养高质量的行政管理人才。(3)这些学校还利用已有的优势,纷纷重视高层次的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重视开展硕士及硕士以上层面的各类教育。如武汉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行政学院等在这一时期先后获得硕士学位的授予权。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率先获得中国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第三,专门的行政学院得以继续壮大。1994年9月21日,经过多年精心筹备的国家行政学院终于正式成立。1993年以后又有一些省、自治区先后成立地方行政学院。同时,一些地市级行政学院也纷纷建立,这就基本形成了我国庞大的公务员培训网络。 4.转型阶段(1999-)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正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全球化经济等新时代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向多学科模式转型和开展MPA(公共管理专业硕士)教育等一系列难得的全新机遇。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开始步入转型和发展的新阶段(详见后面的分析)。为了应付这些挑战,抓住发展良机,有必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专门的考查。 二、现状的调查 对于目前到底有多少家普通高等学校拥有行政管理专业的教育权,我国有关部门缺乏统计数据。我们近期通过网上和其他调查方法所做的不完全调查证实,目前全国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本科以上教育的普通高校至少为40多家。目前,全国已有副省级以上地方行政学院46所(郭济,2000年,第5页)。其中普通高校行政管理教育主体的机构建制、教师状况、学生状况和课程设置状况如下: 1.教学机构的建制 我们所了解到的42所高等院校普遍拥有至少本科层级的行政管理专业办学权。通过网上调查到其中近39家院校在院系建制方面的最新状况。结果显示如下几个特征: (1)从学校类别来看,综合性大学要多于专门性院校。前者(27所)几乎是后者(15所)的2倍。不过后者能兴办行政管理教育本身,既说明他们正在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2)在学校内部,学院数大大多于系所数。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参见表1)。这突出地反映了我国1993年以后院系合并浪潮对行政管理教育的影响很大。在31家学院当中,数量和比例居第一位的为管理类学院(含行政学院)。这虽然说明管理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说,法学或政治学类学院的影响已经很小。实际上我们将政法类和文法类合起来所占的数量和比例与管理类一样大,何况管理类还有至少4家政治学取向很强的学院,因为它们原本就主要靠政治学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文类与文法类加起来的比例竟然高达29%,与政法类旗鼓相当。这说明我们已有一些行政管理教育正在受到人文科学更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院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比例太小,经济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是非常稀缺的。这在后面论及的课程体系分析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此外,由研究所直接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主体也很少。 (3)在系一级的建制上,政治学取向的直接教育主体占居明显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从学科众多的学院建制中还不太容易看清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教育的学科取向的话,通过对独立的系所和学院主要承担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的系级组织的分类分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表2显示,单纯的政治学系(含国际政治系)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把政治学色彩浓厚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和单纯的行政学系也加进来,那么其数量就有23家,比例高达54.7%,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两类加起来的数量仅仅11家,占26.2%,其他(含国际文化和人文社科)类的就更少了。 2.教师队伍 据统计,我国从事行政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有1000多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的有近千人,高级职称的人数为200多人(郭济,2000年)。不过,至今仍然没有有关专门从事行政学教育的教师的具体统计分析。我们通过网上调查获得7所院校现从事行政管理教育的教师(注:由于很难搜集有关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资料,所以这里的数据涉及的是这些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系的专业教师,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并非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数据。)的部分资料(见表3)。表中关于各教学单位职称结构方向的资料较全,而学历结构方面的资料不全,专业背景方面的资料完全没有。各高校教师其他方面的资料更是缺乏。这里我们仅就这些办学单位教师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兼职状况加以分析。 (1)关于职称结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高校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专业教师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同时讲师职称所占的比例大多为50%以下。其中,发展较早的院系的副高职以上教师比例通常超过50%,最高者为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达81.8%。这些院校已经逐渐改变过去流行的正金字塔形结构模式(职称越高,比例越低),而呈现倒金字塔形结构(职称越高,比例越高);发展较晚的院系副高职以上的比例则一般低于50%。 (2)关于学历结构。我们仅搜集到7所院系中5所院系的资料。5所院系中有1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资料未分博士与硕士,有4所的资料明确显示博士学历状况。这4所院系的博士占专业教师的比例处于15.4-45.5%之间。它说明这些院系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都还不高,都有待大大提高。 (3)关于外聘兼职教师状况。我们得到了其中3所院系的资料。其中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数量最多,达16个。从外聘兼职教师的背景来看,人民大学也很有特色,其中绝大部分为政府官员。其他院系一般以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例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兼职教授达17名,其中全属教学及研究型。 从总体上看,各院系教师在职称结构方面正在趋于合理,但在学历结构方面则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教师结构方面还要打破传统的只有全职教师的模式,走广泛外联的道路,扩大兼职或客座教授的比例。 3.学生状况 关于本科生状况。因为院系建制较为流行,许多院系对于学生状况的网上介绍往往不分专业,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到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数量的最新情况。有幸的是,我们通过中国高校就业网了解到2000年14所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数。今年毕业生数最多的是东北大学(62人),最少的为南开大学(11人),平均每校毕业生数为33人(注:资料源自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2000年4月12日。)。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国家教委(1999年)规定的一般为60人的标准。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近几年行政管理专业不像刚恢复时那样易于招生和分配所致。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知该专业各高校年招生数应该在35名左右(毕业数通常会少于招生数),若以40所院校推算,全国年招生数应该能达到1400名左右,年在校人数应在56OO名左右。至于这些本科生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缺乏统计数据,但据我们的一般了解,他们通常去机关、企业和高校的比例大体各占1/3左右。 4.课程的设置 关于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首先,因为国家教委有统一的专业规范,所以各高校的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尤其在公共必修课方面更是如此。在专业课程方面,主干课程差距不大,但在非主干课程或选修课程方面差距较大。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曾对能搜集到资料的11所院系开设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25门主干课程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4)。其中有3门(行政学原理、公共政策和政治学原理)开课普及率为100%,有15门普及率为50-91%,6门普及率为50%以下。也就是说有18门课(占24门主干课程的75%)在大多数院系都得以开设。这说明行政管理本科课程设置的共同性确实较大。其次,各高校都没有完全遵循国家规定的主干课程体系,都表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当然,其中也反映出一些高校对一些重要课程的认识有偏颇。比如像政府经济学、行政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文献选读、信息管理概论和国家公务员概论等课程应该说都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课程还会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多数院系对它们的重要性一直认识不足,致使它们在这些院校中的普及率均没有超过50%。再者,一些课程虽然普及率较高,但是实际课程仍然是传统型的,如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普及率虽然达到90.9%,但其中名称完全一致的仅占40%,60%的院系开设的则是传统的人事管理学;政府公共关系的普及率能达到63.6%,但开设的全是笼统的公共关系学。此外,分析还发现课程设置具有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就我国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总体课程体系来看,尽管的确有一些院校力图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各不相同的取向道路,如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系兴办的历来是行政法取向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但是由于过去行政管理学归属政治学,许多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是从政治学学科中发展而来的,因而大都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政治学类的课程比重过大,经济类、管理类和一些方法性技术类课程都很少。这在我国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24门主干课程(表4)要求上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关于行政管理硕士专业课程体系,全国并没有像本科教育那样的统一规范,各个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状况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总之,我国行政管理本科与硕士课程的设置总体上是以政治学取向为主,其中纯管理类、经济学类、定量分析方法类课程在两个层次上的比例都较低;培养偏重学术性,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其突出的表现是不重视案例教学,不重视实践环节等;很少有学校在课程体系中设置行政伦理方面的内容;硕士课程与本科课程差距不大,等等(另参见王乐夫等人,1998)。 三、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恢复重建10几年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我们更迎来了一个以经济的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同时我们自身正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持续、快速和稳定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的政府管理必须适应新时代特征和任务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和廉洁等方向发展。这自然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既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它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1.严峻的挑战 首先,挑战来自于我们本身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向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的任务都更加艰巨,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效应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各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公共管理职能,来化解社会冲突,保障社会平稳、协调、有序地转型和发展。这一时期,我们还面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民主化、行政程序民主等重大历史课题。完成这些任务,不仅需要我们的公共管理人员掌握和具备更多的现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知识与理念,而且需要他们要有更强烈的时代紧迫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否则,他们就根本不能跟上这个世界飞速发展和变化的节拍,也不能适应我们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无疑这就从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教育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其次,挑战直接来自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本身。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都明确指出,中国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专业化队伍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工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内涵在认识上的新突破。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既是我国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新的机构建立之后,政府职能是否能真正转变,“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并持久下去的重要组织保证。 第三,这种挑战也来自于新时代经济及社会的一些新特征。具体表现:①信息技术的革命和发展不仅促成了网络经济的出现,还促成了网络政府、电子民主、电子政府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现。为此,政府管理的方法与程序都要进行巨大的变革。为这种现实需要服务的行政管理教育或公共管理教育都必须迅速转换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否则,我们的行政管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迅速适应网络时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全新公共管理人才来。②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身在政府的公务员本身更应该是知识素养高、各方面素质优良的公共管理者。这决定了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必须主要为公务员队伍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③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我们的政府公共管理及公共管理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冲击。它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未来的管理中都必须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要求我们对这方面的公共管理教育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难得的机遇 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原本发展历史就不长的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势必更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但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这些新时代的特征和需要既是对我们传统的行政管理教育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会给它的充分、快速和健康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强大推动力。也就是说,它们无疑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模式发展。就行政管理教育的模式来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诸多划分。在此我们只是主要涉及学科取向模式的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的系所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现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表现是突出的政治学取向性。尽管依托政治学发展行政管理学教育的确有一些优势,而且这种取向模式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但单纯或主要是这种取向将会很成问题。因为行政管理本身是一种必须由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领域,因而行政管理教育应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与它们的复合取向的共存性。就目前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借国家学科调整的东风,尽快实现行政管理教育的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管理学取向模式(罗自刚,1998年)、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陈振明,1999年)等等。 此外,在教育模式上,我国还要注意学习国外大学学院型与专门培训机构型、理论知识型与实际应用型、学历型与公职资格型等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经验(薛澜、彭宗超,2000年)。各类教学主体均可以参照他国他校的成功经验并根据自己的优势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②高层次专业化发展。面对上述诸多崭新的挑战,行政管理教育必然要向高层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高层次专业化除了要重视扩大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教育和博士学位教育外,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注重以在职公共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政府公务员以前的专业背景往往复杂多样,进入公共管理部门后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统合训拣。特别是目前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但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很难适应上述未来发展的需要。1997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达530.7万人,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为297.9万人,占总数的56.1%,具有大专学历的为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其中大专学历的178.2万人,占总数的33.58%,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硕士学历的仅1.88万人,占总数的0.35%(季明明,1999年)。为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决定在我国开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业学位的教育。这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教育无疑又是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③现代化发展。信息革命所导致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能给我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行政管理教育中可以更多地采用多媒体、远程教学等现代化手段。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程,更能促使传统行政管理学理论范式与方法体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进而带动整个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 面对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实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专业教育有机的结合,必须根据现实及未来需要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师资的学历水平,优化他们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历史的飞跃。我们相信,只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们自身行政管理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面对挑战,把握好机遇,勇于改革和创新,我们就一定能拥有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公共性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它是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是晚近才出现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合理性,合法性和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并需要通过这些概念来加以理解。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当代公共行政需要在对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鼓励行政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加强责任感之中来表现公共性。 关键词:公共性,公共行政;公共利益;合法性;代表性 在我国,80年代中期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时候,我们是在行政管理学的名义下来进行学科规划和理论建构的。近些年来,由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引入,关于公共性的概念以及其所指称的内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是有理论意义的,而且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因为,它关系到对行政的性质的认识和界定,如何认识和界定行政的性质又对政府目标的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行政体制和程序的设计,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出发点和原则。在行政发展史上,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公共行政这一行政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才有公共性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往往使我们在考察行政管理历史的时候误用公共行政的概念。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是惊人的,人们甚至谈论所谓奴隶社会的公共行政封建社会的公共行政。在这些社会历史阶段中,有行政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时的行政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的(显然应当作出否定的问答。同样,人们对publicadminist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也不加区分.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行政,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管理.这实际上是在横向的维度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加以混淆了,而在纵向的维度上则把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性混淆了.如果我们在这些概念上经常出现误用或乱用的情况的话,说明我们的理论是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说明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是混乱的,说明我们提出的行政改革方案在目标上是不明确的或有着错误导向的可见,需要对“公共性”的概念进行讨论。 一、公共性问题的由来 哈贝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问题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它在《公共领域中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中对公共性的生成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考证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公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在公共性问题的早期存在中,只能到咖啡馆、信息栏、俱乐部小报中去发现公共性的雏形至于人们对公共性问题的认识则更晚得多就“公共”(Public)这个词语来看,在英国,大致是从17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虽然英国这个时候使用了。公共。这个词语,却往往是在。世界。或者。人类。这个意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也就是说,它尚不具有现代语汇中“公共”一词的内涵在法语中,“公共”(lepublic)一词最早是用来指称“公众”,这与现代语汇中的。公共。一词已经有了一定的相近性,考虑到“公共”一词与“公众”一词在现代社会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应当说,法国人是较早开始觉知到有着公共性问题的存在的大约17世纪末,法语中的。Publicity。被借用到英语里,变成了。Publicity。在德语中,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这个词当这个词被移植到德语中的时候,主要是从属于批判的目的,大概是指“公众典论”。这也就像当代中国有人使用“善治”这个词来达到批判目的,即批判某种治理是“恶治”一样至于法语中的。公众典论。(opinionpublique)和德语中的“公众典论”(ffentlicheMeinung)一词,则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才被造出来。 哈贝马斯的书是一部哲学著作,他的目的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公共领域的生成及其转型所以,它在这里所作出的考证还是属于对公共领域中公共性生成的考古学发掘在哲学的意义上,公共性只能是一种形态或属性,即公共领域的属性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学科来说,公共性就需要在与某些实体性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来加以把握考虑到公共行政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实体性的构成部分,那么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可以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生成的历史中来加以把握。但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的创造,是在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起初,它所表明的是行政的’价值中立”和工具性。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公共行政”这个概念开始向早期的“公共”一词回归,有了广泛而充分的“代表性”的涵义,即充分地反映公众意志、积极地回应公众要求、以一切特殊利益背后的社会普通利益为目标取向等内容。这样一来,“公共”一词所指称的就是行政的性质,即具有公共性的行政,它即不同于“政党分肥制”条件下的服务于阶级或阶层利益的行政,也不同于‘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下的工具性行政,而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行政所以,公共行政这个概念的出现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看作为公共行政的转型期,在此之前的公共行政与在此之后的公共行政是有着不同内容的也就是说,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公共行政才进入了自觉建构公共性的历史阶段在这之前,虽然包含着公共性内容和有着公共性的问题,但一直处在一个不自觉的状态这也就是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简而言之,第二代行为主义者与其先驱相比,不太偏重于‘一般的’,而较偏重于‘公共的’;不太偏重于‘描述的’,而较偏重于‘顾客影响导向的’;不太偏重于‘中立的’,而较偏重于‘规范的’并且按照人们的愿望,它并非是不太科学的。. 正如哈贝马斯在考察公共领域时回溯到14世纪一样,对公共行政的考察也可以回溯到近代政府的出现,即回溯到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计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府。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家与政府并没有得到分化,而是合为一体的,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政府的概念或在政府的意义上使用国家的概念或者,人们为了把国家和政府区别开来而把国家称作为广义的政府,而把实现了与国家分化的政府称作为狭义的政府其实,国家与政府未分化状态下的政府是近代社会出现以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形式,对于这种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我们己经没有必要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来加以严格区分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作为建构对象的学术探讨价值但是,对于这种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进行定位却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以来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也有益于我们需要致力于建构的走向未来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 根据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理论,国家、政府及其行政是在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而且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意味着阶级不l{益的出现,而不同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则是阶级斗争的总根源,为了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出现了国家、政府及其行政表面看来,国家、政府及其行政出于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目的而控制阶级斗争,拥有了公共性的内容;实质上,这种类型的国家、政府及其行政是出于统治阶级利益实现的目的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在其利益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会表现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动性,而一旦其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实现时,总会首先破坏秩序对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它的行政目标完全是从属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的,行政就是阶级的行政,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根本不具有“公共”性质,也不存在所谓公共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种行政称作为“统治行政”。对于这种行政,是决不可以使用公共行政为一概念来加以指称的。 近代社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国家与政府开始分化政府对公共事务关注的程度也在逐步地得以提高。但是,在西方刚刚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首要日的是巩固新生的政权,资产阶级政府需要在两个战场上强化暴力职能,一方面,它需要防止旧势力的复辟;另一方面,又需要应对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挑战所以,其重点就放在阶级镇压和政治统治上,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就相应地显得薄弱和有限毕竟,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在启蒙思想家们的设计原则下来进行建构的,特别是国家的权力制衡原则决定了。这种政府包含着统治职能弱化和管理职能强化的可能性。到了近代社会发展的中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性加强,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了用社会管理职能取代政治统治职能的进程。虽然这个时候的政府行政还不能被看作为公共行政,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公共性。当然,由于“政党分肥”等政治操作上的原因,阻碍了行政公共化的进程,但行政管理化的历史趋势必将要求结束“政党分肥制”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英美等国开始了政治与行政分化的历程,最终出现了不同于“统治行政”的“管理行政”模式。 管理行政就是公共行政,但是,还只是工具性意义上的公共行政,这种行政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却是形式上的公共性,而实质上的公共性,则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公共行政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就必然是形式上的公共性与实质上的公共性相统一的。公共行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在其深层动力上,可以看作是公共性的踩动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公共行政形式上的公共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需求,人们也不再满足了公共行政只在形式上拥有公共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行政改革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独特的路径选择,彼得斯在《政府的未来治理模式》一书中就概括出了四种行政改革模式但是,在如何根据走向实质公共性的要求来建构公共行政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在公共性问题上完成的理论自觉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各国行政改革下一步的目标必然会朝向更加逼近实质公共性的获得,自觉地去围绕着如何增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而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走向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它的行政改革就必然是走了弯路甚至歧路。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价值 吴琼恩认为,由于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坚持价值中立的要求,从而出现了一次行政典范变迁,实现了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到公共行政的历史性转换,公共行政开始强调“公共性”结果,行政不再以服务于阶级统治和党派政治为宗旨,而是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积极地考虑。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就是行政的效率主义化或管理化,从而突出了行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 出于合理性的目的,行政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行政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若离开了效率,则行政学亦将无法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了。然而,仅仅关注效率的合理性还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只有实现了与合法性的整合才是公共行政所具有的特征。不论是否向国家意志负责与否,只要是肩负公共目的责任的组织,皆是公共行政关注的对象然而是否存在有一种责任机制或者是否有能够达成公共同意的方法,来决定这些组织的功效(fficacp)与合法性(Legitimacp),这才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所隐含的意义。界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公共行政的两个必要向度,正是这两个向度的统一,才赋予了公共行政以公共性的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性的涵义应该超越管理的技术层面,更加关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合法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概念意指某个政权及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未自由有关规范所规范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讨论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某一社区或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第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根据这种解释,公共行政的合理性是包含于合法性之中的,是作为合法性的一项指标而存在的。然而,合法性又是在很好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和满足环境的需要中获得的可见,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公共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为前提、基础和手段,只有三个方面实现了统一,才能形成公共行政的整体所以,对公共行政公共性概念的认识,需要同时在合理性和合法性概念的探讨中进行,如果离开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概念,公共性的概念也就成了空洞的抽象,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质也就无从把握。 但是,公共性并不是关于公共行政的解释性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需要有着规范性的视角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为适应社会治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治理途径,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为它确定了总的目标,它从属于这个目标,担负起主要的社会治理责任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公共行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处理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团体、不同的利益阶层等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中发现共同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又使公共行政获得了公共性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利益是它的目标,公共性是它的实质,其他方面则都是手段,即作为工具体系的手段目标决定性质,性质则规范着手段所以,公共性的问题,对于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及其行为主体,都有着规范的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公共行政的制度、体制和行为模式,都有着终极性的规范意义。公共行政既是实现公共性的行政也是公共的行政。 如果追踪溯源的话,就会发现,公共利益还只是一个抽象,它必须在两个方面与人联系在一起考虑,才会有着现实意义:其一,公共利益并不是无主体的利益,它虽然是存在于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普通性的利益,是超越来任何个人、集体、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却又是与人直接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联系到人来考虑公共利益,也会把行政目标导向误区其二,公共利益需要通过人来加以实现,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行政人员来把公共行政的公共利益追求变为现实,行政人员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伯特•达尔认为:公共行政的大多数问题是围绕着人来考虑的,因此,公共行政研究本质上是对处在具体环境中表现出某种行为,以及预计或预测会表现出某种行为的人研究艾进一步地说,在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中,包含着“以人为本”的内涵,行政组织以及行政人员能否有着以人为本的观念和行为意向,也决定着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能否得到实现在此,作为公共行政性质的公共性就转化成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行为目标,而以人为本则是通向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这一点也决定了行政学研究的学术方向,如果行政学的研究忽视了人而在组织结构、行政体制、行政程序上谋求公共行政运行的科学化技术化解决方案的话,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学术方向,而行政学研究现状却向我们展示:恰恰是这种错误的学术方向得到了鼓励和倡导。 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公共行政,除了公共行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外,就在公共性的题旨下引入了“以人为本”的向度,而且,这一向度的引入,从根本上解决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有可能流了形式的问题,即赋予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实质性的内容。也由于“以人为本”向度的引入,公共性的概念变得更加具体和更加丰满了,具有了更加明确的内涵落实在公共行政的职能上,则会实现从以政府运行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从以行政效率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根本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为中心,从权力支配的行为模式向服务的行为模式的转变。至于谈到行政人员,他应当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立性,特别是在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井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正是依赖于这样的行政人员,才能得以实现共性的问题,也不认为古代政府的行政具有实质性的表现公共性的方式。 近代社会,在三权分立和制衡学说以及“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下所做出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为政府表现公共性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框架。因为,根据“代议制”的原则,人民选举议员,组成议会,议会的适当职能不是管理而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为公开出米,迫使它对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切行为作出充分的说明和解释;谴责那些该受责备的行为并且,如果政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履行责任的方式同公共典论相冲突,就将他们撤职,并任命新的继承人此外,议会还有一项职能,即表达民众的意见,并根据这种意见向政府行为提出要求这种政体。实际上对政府作出了这样的要求:(l)公共行政应当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需要有着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感,需要执行公众意志和表达公众意愿(2)公共行政应当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从行政组织到行政人员,在政策和行为上应当公开,能够在构成和行为动机上公平地反映社会的主要人口类别(3)公共行政应当具有充分的开放性,不仅对代议机构开放,而且应当对全体民众开放,防止行政人员独占与公务有关的信息,杜绝行政人员可能以机密或欺骗的手法损害民众的利益(4)公共行政应当接受民众的广泛参与这四个方面,是近代政府表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的基本途径,在威尔逊和韦伯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共行政模式就是近代行政的典型形态在这种公共行政表现公共性的各种途径中,“代表性“是又是最为重要的途径,特别是在行政人员这里,如果能够有着充分的代表性,也就意味着公共行政拥有了公共性。因为,这行政人员这个层面上看,如果行政人员缺乏代表性,比如说只有代表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其所执行的政策与方案,可能会对工人阶级带有偏见这样以来,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就会显得不足甚至丧失。 从本质上说,当代公共行政与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相比,政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它在公共性的表现途径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传统公共行政的表现途径;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有所改进概括地说,当代公共行政在公共性问题上的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1)从抽象的公共利益到公民的实际要求传统公共行政,即在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和马克斯•韦伯官僚制基础上建立起来公共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都定位在强化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因而,要求公务员不能结党营私,必须确立官僚成员维护公共利益的诚实形象,并且致力于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诸如改善教育及卫生保健等方面工作,以求凸显政府追求“效率”的天职,但是“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依此概念为前提而制定的各种计划方案,一旦交由各机关来执行,就会造成政策变形的结果因为官僚成员无法感受到计划方案与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有可能会只重视自己的需要和前途而同顾民意所以,当代公共行政强调政府机关及其成员以实现公民的价值为行动的指导原则,致力于对公众的具体需求作出回应,同时,重视公共资源的投入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以求能够达致顾客所期望的结果。 (2)从片面而狭隘的效率观到对公共服务品质的考虑。传统公共行政是一种效率主导型的公共行政,它所持有的是片面而且狭隘的效率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社会“投入一产出”相对应的“制造业”模式在公共行政中的反映,因而,它的全部精力就放在组织层级结构的合理性和系统运行的高效率方面来了,然而,却造成了周期性的机构膨胀、职能交叉和权责混乱的局面结果,效率目标不能得到实现,而公共性也丧失了当代公共行政接受了这一教训,甲慎地重新界定公共服务的品质和价值,强调依公民的需要来量体裁衣和对症下药。而且,当代公共行政特别强调可以具体评估和促进绩效的公共服务行为,要求行政行为及其绩效能够接受评估,其基本标准就是公众的满意度当代公共行政还努力塑造开放公众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的流程,使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具有回应力。 (3)从严密控制下的被动性到自觉遵守规范的主动性传统公共行政把严密的控制作为效率的保证,其实,官僚制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控制体系,把整个政府变成了一架严密的机器,把行政人员变成了行政执行的工具。事实上,严密的控制不仅未能实现高效率,反而会经常性地引发机关成员的消极抵抗,特别是从根本上抑制了行政人员任何提高服务品质的创造性思考能力,使行政人员失去了创新追求的被动的行政执行工具对于当代公共行政而言,遵守法规章程是不容置疑的,但需要通过工作流程不断的改善来提高和强化服务品质。在这方面,当代公共行政为了鼓励行政人员积极主动的创新意识而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比如:在行政过程中,以阐明任务的意义来替代死守规章,在大的原则下阐明机关的规范,借以激励机关成员创造性地开展活动;在人事管理中,把奖励同工作中的积极表现联系起来,以激励那些原来只会照章行事的人员去勇于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在组织定位上,强调服务取向 (4)从强制履行职责到树立行政伦理精神根据传统官僚制的概念,所谓管理者,主要是指扮演所要求履行的职责的角色。这种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管理手段,只会造成机关充斥形式主义组织文化的现象当代公共行政要求,应让公务人员具有主动性和责任感,认为公共行政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树立公务人员的责任感来激发其积极的工作态度,即让行政人员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服务取向和顾客导向的原则下,扩大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给予行政人员更大的发挥个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至于自由裁量行为扩大所造成的偏差,则通过经常性的评估来加以控制。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看到,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甚至,公共行政这一社会治理途径的发现,就是在追求公共性的引领下完成的公共性的问题有一个从潜在存在到显性化和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随着公共行政这一社会治理途径的出现,公共性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这是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化的具体体现近代社会的行政,特别是近100多年来的公共行政,在公共性的实现问题上作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这是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成果,我们需要加以吸收和借鉴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因而成了公共行政发展的永恒目标,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行的步骤根据这一认识,可以说,公共行政自觉建构的每一项举措,也都必须是有益于公共性实现的。比如,行政改革如果不是有益于公共性的实现,而是出于某个(些)矛l{益集团的要求,那么,就不是有着正确方向的行政改革因此,对于公共行政来说,认识公共性问题,实现公共性自觉,是根源于把握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推动人类社会治理文明进步的要求的。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企业信息网络行政管理论文 中央决定国家工商局提升为正部级单位,中央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市场经济监管地位的思路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在中央这个大思路的指导下,如何把握机遇,既担负起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历史重任又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是摆在我们每个工商干部面前的大课题。通过实践我们感到,尽快实现信息网络化建设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全面发展的当务之急。下面我想对此谈一点个人的想法。 一、信息网络化对整体工作的覆盖与统帅 我们在谈到信息网络化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将它看作是局部的工作,只是关注它在局部、在技术层面上的作用。这种对信息化工作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近10年来,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科技的出现,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化工作正在逐步由局部性工作发展成为全局性工作,并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发展工商行政管理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工作职能拓展,提高工商行政管理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以及队伍建设这些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未来方向的工作上,信息网络化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信息化与工作职能调整 前不久,江总书记就简化行政程序,促进经济发展,取消或减少各类审批的问题发表了讲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中央在提醒我们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以往的很多经济管理模式将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管理职能,比如:查处超范围经营、防止抽逃注册资金、打击投机倒把、发放《广告经营许可证》等等都会有所调整。同时对企业经营身份和信誉的管理、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工作会逐步地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这个过程,将逐步成为在更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职能更清晰、办事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部门。 要完成这样的大规模的工作职能调整,必然需要我们在人力和物力投入、立法准备、技术保证等各个方面协调推进。而其中技术保证———实现信息网络化,将起到统帅全局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实施精简机构和实行收支两条线之后,工商部门为强化职能所能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都会非常有限。只有技术的投入,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用技术上的首先突破,带动全局职能的扩张。具体的看这种职能的扩张,主要会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强化监管力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拥有较广的监管领域和监管权限。但在实际监管上,有限的管理力量在广泛的管理领域和数量庞大的管理对象面前,无法进行有效深入的管理。比如,一个违法当事人可能被工商机关的五、六个部门都查处过,但由于各个部门互不通气,可能每次都会把这个当事人当作初犯,从轻处理。又如,监督部门正在立案侦察,登记部门却因为不知情给当事人办理了注销手续。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监管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这其中固然有工作方法、工作程序衔接上的问题,但更多的则是源于我们监管手段的不足,导致无法充分履行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如果每个管理干部手中都有关于每个企业全面的管理资料,这些问题的解决就可能会容易的多。以往可能由于建立这样一个纸制的档案库成本过高无法实现,但现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可能。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在电脑上输入一个企业登记号,就可以了解这个企业几年的全部纪录,这对我们的监管力度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二,拓展监管领域。我们提出走进网络经济口号的目的就是要针对职能大力开展信息网络化建设。干部不会使用计算机,单位没有条件上网,如何能够介入网络经济的监管呢?要管理好网络,手段就是“以网治网”。这就要求工商部门要用高科技的信息化手段武装自己。工商部门要有自己的网站,要实现和当事人的网上交流,要有手段借助网络来发现、打击违法行为,这些哪一点也离不开信息化。现在我们全国工商系统正在开展针对保险、金融、电信等行业垄断行为的打击、查处。这些工作中我们所面对的管理对象和以往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信息化水平都很高,很多违法违规行为都是借助现代化手段实施的,而且是全国范围的。我们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管理网络,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工商部门的监管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也就只能望洋兴叹,在原地打转转。 第三,增加管理手段。信息时代,信息和技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资源。对它们的运用分析可能启发、派生我们开展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方向。比如说,实现企业监管信息的全面披露,对企业进行信誉管理,就是信息化工作对管理的深入促进。我们对企业的各种管理行为都是记载在公开信息中的,但是以往这些信息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披露渠道,只好躺在机关文件柜里睡大觉。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些信息都可以上网公布出来,从而组成对企业信誉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而我们在公布企业信誉情况,规范企业行为的同时,也就多了一种监管市场的内容和方法。更进一步地讲,我们可以建立高技术的平台对企业进行身份认证管理。以后对每个企业的经营身份我们都可以利用网络即时监管,而且可以一步到位,做到用点击鼠标来完成《营业执照》的变更、年检以及吊销。借助信息网络化的帮助,我们的管理将逐步成为信息快捷、监管严密的网络。 第四,扩大服务范围。我们工商部门正在努力改变“重监管,轻服务”的工作方式。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服务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方法。网络在这方面使我们的管理方法更加丰富了,比如:我们的网上年检、网上投诉,可以让企业足不出户地申请、办理有关政务。现在北京市工商局的登记部门正在开发有关登记手续的咨询辞典和登记流程的公示程序。当事人通过网络就可以全面地咨询所有登记业务,还可以及时了解《营业执照》办理过程中,在受理、审核、打照等环节的情况。再比如,我们利用网络给企业提供身份认证服务,这不仅仅会方便企业,还对我们打击假冒、伪造《营业执照》有非常大的帮助,实际上这也就是在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软管理”。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监管领域。网络要求每个政府部门都要对自身的管理思路、管理领域、管理方式进行重新调整、定位。这使我们各个政府部门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将来哪个部门在信息化工作上能脱颖而出,哪个部门的职能、地位就会加强,就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二)推动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 队伍素质建设是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工商部门一直没少下力气,但是目前看,工商部门在队伍建设上的方法比较单一。而信息网络化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改变这种情况、全面提高队伍素质的新途径。 第一,提高干部知识水平。现代社会中,计算机水平是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体现。如果一个干部能够学习好、使用好计算机和互联网,他的知识水平必定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信息网络化工作就是将日常的工作业务和计算机结合起来的最好途径,它会让每个干部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和计算机交上了朋友。我们在开发“业务办公系统”的时候,有6000人次的干部进行了深入的参与。结果这个程序开发出来之后,我们就有了数千名能够熟练运用网络的骨干。而这些同志在信息化建设中培养起来的学习、思考、交流的方法,更是让他们受益无穷,不断推动他们学习、掌握其他的知识、技能。网络凝结了当今世界的知识精华,它同时也是最强大的学习工具。天天工作在网络环境中,自然会对人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有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信息网络化建设就是为我们的干部提供的最好的学习环境。 第二,规范监管程序。应该说我们工商部门在市场监管的过程中,是拥有很强的职能的。保证职能的依法履行,防止内部的各种暗箱操作,是我们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而网络的特点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的。计算机程序是不讲人情世故的,它总是严格按照规定好的程序运行。这就给我们利用计算机程序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造了条件。将尽可能多的管理流程转变为利用网络实现,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个人作弊行为。同时还利用网络的各种日志将每个人的工作详加纪录,这样不仅在有问题时容易追查,平时也会起到威慑和督促的作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是一个队伍发展的前提。从愿望上讲,我们希望每一名干部都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从管理的角度上,我们必须防止个别害群之马进行破坏的可能。现在网络为我们提供了管理手段,可以从程序上减少各种违法的发生,这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 第三,接受社会监督。江总书记提出要以德治国,落实在我们行政管理上,首先就是实行管理行为的公开化、透明化,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在这一点上,仅仅依靠橱窗、板报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互联网是一个新途径。去年年底,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各处室、各分局按月在“红盾315”网上公布本单位的工作信息,以促进办事制度的公开。现在我们进一步要求每个处室和分局要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主页,将所有与办公有关的政务文件全部公开。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没有密级的文件都必须上网”。现在有同志担心,上网公开业务信息会束缚管理,甚至还有同志认为凡事都公开,不利维护我们的形象。这是一种讳疾忌医的想法,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首先向人民讲老实话。过去没有互联网这种方便的技术手段,我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建立公开的社会监督机制,现在有了互联网,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将我们的工作置于阳光之下。所谓网络经济、信息革命也是一场对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革命。通过互联网,世界空前紧密地联合了起来,我们必须适应世界性的游戏规则,努力向公开、透明、服务大众的现代政府的方向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时展的需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是所谓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而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上工商局,服务百姓,就是我们面对这一挑战做出的回答。只要我们能够更多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我们的事业就永远不会停步。 监管职能的扩展,队伍素质提高必然会推动我们各个部门进入良性的工作循环,带来更多的其他效益,比如:队伍形象的改善、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信息技术的收益溢出”。中央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方针,就是看到信息化这种龙头作用。信息网络化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使它能够肩负起带动整个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的重任。 二、信息网络化的主要任务构成 信息网络化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此我们应该心中有数。北京市工商局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个“三网一体”的信息网络化建设格局。“三网”第一个是我们的内部办公网络———“金网”,它主要是提供无纸化办公环境,提高工作效率。第二个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工作平台———“红盾315”网站,它主要实现和管理对象的网上交流,开展电子政务。第三个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服务平台———“中国红盾”网站,它主要是将工商信息社会化。在建设这三网的过程中,我们的信息网络化工作逐步集中到了:办公自动化、电子政务、网络监管等三个主要任务上。 (一)办公自动化 目前,许多单位或多或少的都在开展办公自动化的建设。在这方面,北京市工商局动手比较早,现在以“金网”为优秀,市局、分局、工商所的三级网络结构已经基本上建成。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有三个问题最容易被忽略。 第一,无纸化办公。无纸化办公是现阶段办公系统程序开发所追求的较高境界,但是要真正实施无纸化办公,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能否有与程序相配合的管理制度。我们在办公中已经习惯了传递纸制的文件,并且有一套的文件管理制度进行保证。如果我们把办公自动化看成用计算机程序重新翻译一遍纸制文件管理制度,那就要出问题了。很有可能会因此出现网上数字文件、网下纸制公文同时流转的情况,那样网络的效率就无从谈起了。比较好的程序设计思路应该是在详细规定了无纸化办公的目标之后,让程序来优化管理。其中特别要注意:一是相信计算机。现在银行间巨额资金的转移都依赖网络,我们的公文流转又有什么好担心的。二是一定要坚持无纸化原则。除了必须由纸张传递的文件外,其他公文都应在网上运转。 第二,部门之间的相互通联。信息网络化后,每个部门都要有自己的业务办公程序。根据我们以往的办公习惯,一般各个业务部门之间是没有很多固定的业务联系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这种状况转移到网络程序的开发上,就会得到很多相互不能够共享的业务办公系统。这是与网络的原则相违背的。对于网络来说,它的使用者越多,网络的整体效率和每个使用者的收益越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每一个业务系统之间尽可能地实现信息共享。这里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以往只是将业务部门中明确规定了可以共享的内容公开,现在网络中应该是除了明确规定不能够公开的以外,其他内容都要互连共享。这种公开可能对一些部门的某些权力有影响,但它是我们整个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试想如果我们连内部都做不到信息共享,又如何能够对外实施对企业身份信誉的管理呢。 第三,充分考虑程序的继续开发。我们的监管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配合监管工作的程序开发势必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希望通过一次程序开发解决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我们在开发办公程序的时候必须为这个程序的持续开发留下空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系统规划,预先思考。很多问题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到时候会非常被动。比如,现在很多办公系统都要在每一个应用计算机上安装专门的辅助程序,这就会给进一步的技术升级留下隐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调整一个主程序往往同时要调整每个应用计算机的预装的辅助程序,这在应用计算机数量多、分布面大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合算的。从我们几年来的实践经验上看,对办公程序的改造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对此必须要有一个预先的、周密的考虑。 (二)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是我们北京市各个政府机关今年工作的重点,对此刘淇市长,孟学农、林文漪副市长等领导都有过重要讲话。去年北京市工商局尝试了网站备案、网上年检和网上投诉等电子政务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到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第一,局域网和互联网的衔接。在无纸化办公的条件下,办公的内网实际上就是整个办公程序的神经系统,一旦被恶意入侵,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现在政府部门都被要求采取将内网和互联网物理隔断的方法。从安全的角度看,这种方法确实是达到了目的,但是这也给我们的电子政务的开展留下了非常大的难题。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要同企业、老百姓打交道,因此它必须借助外网。但同时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每一个电子政务的项目或多或少的都要有办公自动化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内、外网的衔接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按照内网、外网实施物理隔断的原则,内、外网之间的信息传递只能依靠拷贝磁盘的办法。这种落后的方法是不能够适应网络上大规模信息交流的需要的。对此我们认为,网络时代共享和联通才是发展的方向,打开局域网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总不能害怕有贼,就不在房子上开门。越是固步自封,就越会落后,只有知难而上,才能在工作中获得进步。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来。我们可以先将一部分内网上的工作转移到外网上去。我们刚刚开发完的“互连审批”程序就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把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审批程序放在“红盾315”网站上。下一步我们要将12315直接搬到网上,各级消保干部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消保干部的工作纪录,各单位业务工作的统计汇总也一律要在“红盾315”上完成。这样既直接向社会公布政务、办理政务,也同时接受监督。我们想如果这样一条路能够走得通,那么我们就会逐步将“金网”中的程序“复制”一份到互联网上,让一部分内网工作在外网上实现。同时只在“金网”中保留重要的数据库和文件以及必要的办公程序。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能够比较稳妥地实现内、外网的衔接。 第二,投入、产出的协调。从现在的技术水平上看,我们工商部门的各项业务基本上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可以实现相当高的自动化程度。于是我们很多同志在开发中就热心于追求尽善尽美,这种观点是有一定偏差的。因为一些锦上添花的功能会占用有限的信息化建设资源,影响整个信息网络化的产出。 在企业界有一个“80%定律”。它讲得是“一件工作80%的效果是由20%的投入完成的,而最后的20%的效果则需要另外80%的投入”。从这个观点看,每一项电子政务工作做到70%到80%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儿。比如,在电子政务中,我们与当事人的交流方式,可以是时时的,但这样成本会非常高。但如果我们是定期回复的(比如一天两次),那样成本就会成倍的降低。效果可能会相对差了一点,但是这也可以起到方便当事人,减少他们来回往返、排队等候的目的。同时,节约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开发更多的程序,服务、方便更多的百姓。我们的信息化工作刚刚起步,很多工作还有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点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在尽可能小的投入上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 第三,廉政与效率的问题。电子政务既可以增加办公的透明度,促进廉政,也可以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在有的时候,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在开发企业登记程序上,有的同志认为应该首先解决政务公开问题,让我们每一个《营业执照》的发放环节都向社会公开。也有的同志认为这项工作不会实际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应该首先开发那些实际操作用的程序。对此我们认为在电子政务的开发上必须坚持效率服从廉政的需要。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要驾驭好它,让它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必须时刻以加强廉政监督为出发点。去年北京市的行风评比把政府各个部门的网站建设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个做法非常好,我们应该首先从党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待电子政务。只要我们能够利用网络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的办公环境,就是最大的成功。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只有廉政才能勤政。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应该贯彻在我们每一个电子政务程序设计的始终。 信息网络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渗透到了我们工商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表象看成是一个个片断的组合,那么我们可能会像盲人摸象一样不得要领。但如果把它看作是覆盖、统领整个工商行政管理发展的系统工程,我们就会豁然开朗。这是我们面临新时代所要做出的一个何去何从的选择,把握好这个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必将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电子商务行政管理论文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信息经济的脚步,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新概念。目前,国际上对电子商务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狭义的概念是指在开放的国际互联网及其它网络的环境下,通过服务器的运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企业间商业交易的一种新型交易运营模式。即电子商务=Web(服务器)+IT(信息技术)+企业业务。广义的电子商务即电子网络经济,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扩展: 1、从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角度看,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层、应用软件层、商务中介层。如:网络产品交易、技术支持与服务、信息广告、网上旅行、证券中介等等。 2、从交易对象角度看,延伸到企业与政府、消费者与政府、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3、从交易的完整性角度看,包括网络安全认证体系和网上支付体系的建立。狭义的电子商务概念实质上亦应包括上述内容,但从我国现有的几百家电子商务网站的现状来看,安全认证体系和网上支付仍然是我国电子商务网站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并成迅速发展的趋势,但完整意义(尤其是已完全实现网上电子支付功能)的电子商务在我国尚未实现。 为便于探讨对电子商务的行政监管,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和应用分类。 电子商务服务功能: 1、网上广告宣传服务。 经营者可利用网上主页(HomePage)和电子邮件(E—mail)在全球范围内作广告宣传,人们纷纷将因特网称为“第四媒体”。 2、网上咨询和交易洽谈服务。 因特网已经为用户提供了多种便捷的信息交流方式,如电子邮件、新闻组(NewsGroup)、讨论组(Chat)、白板会议(WhiteboardConferenec)和网络会议(NetMeeting)等等。电子商务中的网上咨询和洽谈,突破了人们面对面洽谈的时空限制,提供了多种方便的异地交谈形式。 3、网上产品订购服务。 借助网络中邮件系统,电子商务可以实时的网上订购,订购信息也可以采用加密的方式。如我国的“8848”网站等已实现了订购服务。 4、网上货币支付服务。 电子商务要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实现网上实时的货币支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客户和商家之间可以采用信用卡、电子货币、智能卡等多种方式来实现网上支付。目前在我国,银行系统网络互联性还无法满足电子商务所需的实时电子化支付的要求,但随着金融电子化工程的蓬勃开展以及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电子商务的积极态度,实现网上货币支付服务这一功能的日期将为时不远。 5、网上商品传递及查询服务。 对于一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商品,商家可以通过分销系统送货上门,也可以委托有关货运公司或邮政部门将货物运送或邮寄到客户手中;对于一些信息产品,是最适合在网上进行直接传递的,如软件,电子读物、信息查询、数据库检索等,它能通过网络提供从商家一端到用户一端的直接、实时的全过程服务。 6、用户意见征询服务。 企业可以十分方便地运用网页上的“选择”、“填空”等格式文件来收集用户对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反馈意见,以发现商机,提高售后服务水平,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7、交易活动管理服务。 整个交易的管理涉及到人、财、物以及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客户及企业内部等各方面的协调和管理。因此,交易管理可以说是涉及电子商务活动全过程的管理,包括有关市场法规、税务征管及交易纠纷仲裁等等。 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电子商务所提供的功能将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电子商务的应用分类: 从电子商务的交易对象来看,电子商务的应用有以下几种类型: 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BtoB) 2、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BtoC) 3、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电子商务(BtoG) 主要指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化。 4、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GtoC) 主要指政府通过网上办公,将福利费发放、税收、规费收缴等通过网络形式进行。 5、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企业通过防火墙等安全措施将企业内联网与因特网隔离,将内联网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商务工具,用来自动处理商务操作及工作流程,实现企业内部数据库信息的共享,并为企业内部通信和联系提供快捷的通道。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政府部门(尤其是海关、商检、税务、金融以及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电子商务将实现贸易的全球化、直接化、网络化,发展电子商务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我国的电子商务尚不完善,这就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服务与监管电子商务提出了明晰的思路:宽松管理、规范引导、促进发展。我们要尽快实现真正意义的全过程的电子商务,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诸如: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互联,实现金融电子化及海关、税务、行政监管部门电子化,提高企业上网率,建立安全体系认证结构,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等。 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我们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需要解决的四大课题: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用电子网络手段管理电子商务。 国家局拟依赖信息中心的“红盾信息网”作为电子商务认证中心,北京市局、福建省局分别通过“红盾315信息网”、“红盾信息网”进行网站登记和网上经营活动监督管理。我局的“红盾信息网”(外网)应尽快开通,相应的软件要适时到位: 1、尽快理顺信息中心与相关部门的关系,以尽早完成数据中心的建立。 由于档案室及有关档案管理人员不归信息中心管理,由于业务处室未承担前期数据整理工作,目前我们在录入企业数据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录入人员无档案管理员的密切配合,业务不熟;另一方面是调阅档案资料不方便。录入工作开展半个月以来,仅录入了完整的外资档案10余户,进展十分缓慢,按此速度无法完成任务。我们正在整理软件子系统的各类表格,表格出来后尚需相关处定指导并参予整理数据。 2、尽快争取国家局相关设备的到位,完善内部业务网的建设。 内部业务网是我局“红盾信息网”建立的基础,而“红盾信息网”又是电子商务监管的平台和基础。据悉,国家局已将我省确认为一期接入单位,预计今年年底有关设备将到位。 3、在内部业务网完善的基础上,配备“红盾信息网”(外网)的相关设备。主要有路由器1台,服务器2台,同步调制解调器1个等。 4、在“红盾信息网”硬件设备及网络环境齐备后,购置国家局或兄弟省市成熟的电子商务登记、管理软件。 5、尽快引进技术人才,并加强应用人员的培训。 技术人才是维护系统网络正常运行并履行监管电子商务职能的关键,业务人员的广泛应用是基础。 二、结合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调整和制定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一方面,是国家工商局全盘考虑,加强电子商务工商行政管理的整体立法。尤其是有关域名注册与商标权冲突的法律问题,必须由国家局按照国际惯例,加强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各国的互通、合作,形成统一的规范。各地无法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各地可结合职能,先行制定适应本地情况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文件。北京市局在电子商务管理方面已作了较多的探索,其宽松管理的思路受到了网站经营者的欢迎。北京市局制定的相关规定有:《关于网上经营行为登记备案的补充通告》、《网络经济组织中请办理〈广告经营许可证〉须知》、《关于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告》、《关于对网络广告经营资格进行规范的通告》、《关于对利用电子邮件发送商业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的通知》、《关于规范网站销售信息行为的通知》等等。福建省工商局信息统计处无疑是较早意识到工商部门应及早介入电子商务管理的部门,早在3月14日,福建省局向国家工商局报告了有关电子商务身份认证的紧迫问题。几个月来,福建省局先后制定了《关于因特网网上经营登记的通知》、《福建省因特网网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因特网网上经营登记管理程序规定》等文件。 目前,我们已收集了北京市局、福建省局的相关规定,我省工商部门应着手对全省网站及电子商务情况进行调研,并对电子商务与工商职能的关系进行研究,待网络设备和技术准备完成后,尽早出台相关规定并及时介入电子商务的行政监管。 三、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传统职能,发挥各业务部门的专业优势与信息部门的技术特长,相互配合,共同探讨对电子商务的服务与管理。 应从以下方面寻找服务与监管的切入点: 1、网上经营登记备案 主要是对辖区内网站的登记备案,应探讨如下问题: ①网站登记程序: 包括受理、审查、核准、发放网上经营电子标识及编号、网上公告等,电子标识备案是网站登记的优秀技术环节,也是电子商务管理的关健。 ②网站登记备案的内容: 包括:法人基本情况,网站基本情况,尤其是网站登记和企业登记的关系等等。注册号在网站登记中可作为备案号。 ③需要进行网站登记的各种情况: 网站经营者; 利用网站举办商品展销会的行为; 利用网站广告的行为; 利用网站进行网上购物、购书、拍卖等活动; 提供经营性的网络内容、网络技术服务者。 ④网站及网上经营行为登记注册的法律效力。 一要依靠立法手段制定出相应规定。如:规定在办理营业执照的同时必须到“红盾信息网”进行网站登记,未经登记的网站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二要依靠技术手段,如解决发放电子标识的技术问题。 2、网站及网上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 主要是对网上经营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等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现象如何监管进行探讨。 ①无照经营的网站不能获得合法的备案登记资格,不得从事网上经营。 鉴于电子商务即网络经济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应大力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对部分前置审批条件、超经营范围及不良文化倾向的规定不易太细,既使太细了也难以监管,反而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套上“枷锁”。 ②网上虚假、违法广告(含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宣传)行为责任界定; ③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变相传销行为责任界定;如变相的网上拍卖,网上非法集资等。 ④网上商标侵权行为责任界定,域名注册与商标权的关系。 ⑤网上合同的生效与监管;如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否可归入“视听证据”一类,是否需要其它证据作补充。);网上违法合同及合同欺诈的界定与监管;对网上合同签订后单方串改行为如何从技术角度、备案角度监控等等。 ⑥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一方面,要探讨电子商务中如何体现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的九项权益;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完成需要涉及生产者、销售者、配送机构等多个主体,经过商品信息沟通、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等储多环节,任何一个“供应链”出现问题,都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因而,责任如何界定、如何追究必须加以研究。 ⑦网络市场的统计与分析 主要靠软件功能来完成。 ⑧网上办公的实现 主要从软件应用和提高应有人员电脑操作水平两方面探讨实现网上办照、网上年检、网上投诉等业务的途径,从而实现工商部门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北京市局等一些地方已实现了网上年检、网上投诉等服务功能。 四、电子商务的管辖权与登记、监管职能部门。 ㈠关于管辖权:电子商务无地域界限,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局应建立统一的注册与认证中心。但是,具体的监管还须落实到网络经营者所在地或消费者所在地。因此,我们认为: 1、从登记的角度:应采用属地登记与统一备案相结合的原则,即各省级(副省级中心城市)工商局有登记权,报国家局统一备案(副省级中心城市另须报省局备案)。对于具有较大规模的网站,国家局直接受理登记,发放电子备案标识。 用注册号作为电子备案标识编号,可避免编号的混乱。 2、从监管的角度:属地管辖与级别管辖相结合。 国家局管辖其登记备案的大型网站; 各省级(副省级中心城市)工商局管辖其登记的网站; 受上一级委托,有条件的(建有“红盾信息网”并有相应软件、人才)的地市工商局可以对在其辖区内的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网站依法进行查处。 ㈡关于登记、监管职能部门: 如前所述,电子商务的监管离不开电子网络手段。北京市局、福建省局均由信息部门的“红盾信息网”进行登记备案。其监督管理采用“不告不理”的做法,即电子商务“受害者”通过点击“红盾信息网”进行投诉,工商部门才介入管理。换言之,电子商务的登记、网上经营违法行为的发现等环节,离不开信息部门。但是,网上经营违法行为的查处,应该依靠相关处室。北京市局有“特殊交易监督管理处”,福建省局信息统计处本身就是行政处室。 就我局机构改革情况并结合信息中心应该得到加强这一思路来考虑,我们认为:信息中心应承担我省电子商务登记工作,具体监管由直属分局承担。信息中心与直属分局之间应该有良好的配合,为搞好配合并留住技术人才,为加强对电子商务的服务与监管,可以考虑信息中心的部分人员使用直属分局的编制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社会工商行政管理论文 工商行政管理是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其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关,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的监督管理。新时期,要解放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3、依法行政,优化市场经济环境。(1)把住市场准入关和退出关。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严格登记管理前置审批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市场准入的指导,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制等提前介入,实行“绿色通道”支持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培育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把好市场退出关,坚决清查整顿非法经济组织、取缔“三无”等非法企业和无照经营户,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清理整顿。(2)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促进流通体制体制改革。坚决贯彻落实粮改政策,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积极参与对棉花、化肥、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加强对农资市场、节日市场、食品市场、旅游市场等的监管力度。二要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打骗、反不正当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国家利益,促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三要大力支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扫黄”、“打非”和清除“文化垃圾”。四要规范广告市场,维护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五要严厉打击传销等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3)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法制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是执法,通过行政执法,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要学法、懂法。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有150多部,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800多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必须学法、懂法。二要立法。要对日常监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立法建议,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三要严格执法。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4、解放思想、监管创新。1999年以来,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履行职能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探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律,不断地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意识,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监管执法需要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不断提高监管执法的水平。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电子商务工商行政管理论文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信息经济的脚步,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新概念。目前,国际上对电子商务尚无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狭义的概念是指在开放的国际互联网及其它网络的环境下,通过服务器的运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企业间商业交易的一种新型交易运营模式。即电子商务=Web(服务器)+IT(信息技术)+企业业务。广义的电子商务即电子网络经济,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扩展: 1、从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角度看,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层、应用软件层、商务中介层。如:网络产品交易、技术支持与服务、信息广告、网上旅行、证券中介等等。 2、从交易对象角度看,延伸到企业与政府、消费者与政府、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3、从交易的完整性角度看,包括网络安全认证体系和网上支付体系的建立。狭义的电子商务概念实质上亦应包括上述内容,但从我国现有的几百家电子商务网站的现状来看,安全认证体系和网上支付仍然是我国电子商务网站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并成迅速发展的趋势,但完整意义(尤其是已完全实现网上电子支付功能)的电子商务在我国尚未实现。 为便于探讨对电子商务的行政监管,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和应用分类。 电子商务服务功能: 1、网上广告宣传服务。 经营者可利用网上主页(HomePage)和电子邮件(E—mail)在全球范围内作广告宣传,人们纷纷将因特网称为“第四媒体”。 2、网上咨询和交易洽谈服务。 因特网已经为用户提供了多种便捷的信息交流方式,如电子邮件、新闻组(NewsGroup)、讨论组(Chat)、白板会议(WhiteboardConferenec)和网络会议(NetMeeting)等等。电子商务中的网上咨询和洽谈,突破了人们面对面洽谈的时空限制,提供了多种方便的异地交谈形式。 3、网上产品订购服务。 借助网络中邮件系统,电子商务可以实时的网上订购,订购信息也可以采用加密的方式。如我国的“8848”网站等已实现了订购服务。 4、网上货币支付服务。 电子商务要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实现网上实时的货币支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客户和商家之间可以采用信用卡、电子货币、智能卡等多种方式来实现网上支付。目前在我国,银行系统网络互联性还无法满足电子商务所需的实时电子化支付的要求,但随着金融电子化工程的蓬勃开展以及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电子商务的积极态度,实现网上货币支付服务这一功能的日期将为时不远。 5、网上商品传递及查询服务。 对于一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商品,商家可以通过分销系统送货上门,也可以委托有关货运公司或邮政部门将货物运送或邮寄到客户手中;对于一些信息产品,是最适合在网上进行直接传递的,如软件,电子读物、信息查询、数据库检索等,它能通过网络提供从商家一端到用户一端的直接、实时的全过程服务。 6、用户意见征询服务。 企业可以十分方便地运用网页上的“选择”、“填空”等格式文件来收集用户对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反馈意见,以发现商机,提高售后服务水平,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7、交易活动管理服务。 整个交易的管理涉及到人、财、物以及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客户及企业内部等各方面的协调和管理。因此,交易管理可以说是涉及电子商务活动全过程的管理,包括有关市场法规、税务征管及交易纠纷仲裁等等。 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电子商务所提供的功能将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电子商务的应用分类: 从电子商务的交易对象来看,电子商务的应用有以下几种类型: 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BtoB) 2、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BtoC) 3、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电子商务(BtoG) 主要指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化。 4、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GtoC) 主要指政府通过网上办公,将福利费发放、税收、规费收缴等通过网络形式进行。 5、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企业通过防火墙等安全措施将企业内联网与因特网隔离,将内联网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商务工具,用来自动处理商务操作及工作流程,实现企业内部数据库信息的共享,并为企业内部通信和联系提供快捷的通道。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政府部门(尤其是海关、商检、税务、金融以及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企业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电子商务将实现贸易的全球化、直接化、网络化,发展电子商务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我国的电子商务尚不完善,这就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服务与监管电子商务提出了明晰的思路:宽松管理、规范引导、促进发展。我们要尽快实现真正意义的全过程的电子商务,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诸如: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互联,实现金融电子化及海关、税务、行政监管部门电子化,提高企业上网率,建立安全体系认证结构,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等。 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职能,我们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需要解决的四大课题: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用电子网络手段管理电子商务。 国家局拟依赖信息中心的“红盾信息网”作为电子商务认证中心,北京市局、福建省局分别通过“红盾315信息网”、“红盾信息网”进行网站登记和网上经营活动监督管理。我局的“红盾信息网”(外网)应尽快开通,相应的软件要适时到位: 1、尽快理顺信息中心与相关部门的关系,以尽早完成数据中心的建立。 由于档案室及有关档案管理人员不归信息中心管理,由于业务处室未承担前期数据整理工作,目前我们在录入企业数据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录入人员无档案管理员的密切配合,业务不熟;另一方面是调阅档案资料不方便。录入工作开展半个月以来,仅录入了完整的外资档案10余户,进展十分缓慢,按此速度无法完成任务。我们正在整理软件子系统的各类表格,表格出来后尚需相关处定指导并参予整理数据。 2、尽快争取国家局相关设备的到位,完善内部业务网的建设。 内部业务网是我局“红盾信息网”建立的基础,而“红盾信息网”又是电子商务监管的平台和基础。据悉,国家局已将我省确认为一期接入单位,预计今年年底有关设备将到位。 3、在内部业务网完善的基础上,配备“红盾信息网”(外网)的相关设备。主要有路由器1台,服务器2台,同步调制解调器1个等。 4、在“红盾信息网”硬件设备及网络环境齐备后,购置国家局或兄弟省市成熟的电子商务登记、管理软件。 5、尽快引进技术人才,并加强应用人员的培训。 技术人才是维护系统网络正常运行并履行监管电子商务职能的关键,业务人员的广泛应用是基础。 二、结合电子商务的服务功能,调整和制定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一方面,是国家工商局全盘考虑,加强电子商务工商行政管理的整体立法。尤其是有关域名注册与商标权冲突的法律问题,必须由国家局按照国际惯例,加强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各国的互通、合作,形成统一的规范。各地无法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各地可结合职能,先行制定适应本地情况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文件。北京市局在电子商务管理方面已作了较多的探索,其宽松管理的思路受到了网站经营者的欢迎。北京市局制定的相关规定有:《关于网上经营行为登记备案的补充通告》、《网络经济组织中请办理〈广告经营许可证〉须知》、《关于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告》、《关于对网络广告经营资格进行规范的通告》、《关于对利用电子邮件发送商业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的通知》、《关于规范网站销售信息行为的通知》等等。福建省工商局信息统计处无疑是较早意识到工商部门应及早介入电子商务管理的部门,早在3月14日,福建省局向国家工商局报告了有关电子商务身份认证的紧迫问题。几个月来,福建省局先后制定了《关于因特网网上经营登记的通知》、《福建省因特网网上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因特网网上经营登记管理程序规定》等文件。 目前,我们已收集了北京市局、福建省局的相关规定,我省工商部门应着手对全省网站及电子商务情况进行调研,并对电子商务与工商职能的关系进行研究,待网络设备和技术准备完成后,尽早出台相关规定并及时介入电子商务的行政监管。 三、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传统职能,发挥各业务部门的专业优势与信息部门的技术特长,相互配合,共同探讨对电子商务的服务与管理。 应从以下方面寻找服务与监管的切入点: 1、网上经营登记备案 主要是对辖区内网站的登记备案,应探讨如下问题: ①网站登记程序: 包括受理、审查、核准、发放网上经营电子标识及编号、网上公告等,电子标识备案是网站登记的优秀技术环节,也是电子商务管理的关健。 ②网站登记备案的内容: 包括:法人基本情况,网站基本情况,尤其是网站登记和企业登记的关系等等。注册号在网站登记中可作为备案号。 ③需要进行网站登记的各种情况: 网站经营者; 利用网站举办商品展销会的行为; 利用网站广告的行为; 利用网站进行网上购物、购书、拍卖等活动; 提供经营性的网络内容、网络技术服务者。 ④网站及网上经营行为登记注册的法律效力。 一要依靠立法手段制定出相应规定。如:规定在办理营业执照的同时必须到“红盾信息网”进行网站登记,未经登记的网站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二要依靠技术手段,如解决发放电子标识的技术问题。 2、网站及网上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 主要是对网上经营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等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现象如何监管进行探讨。 ①无照经营的网站不能获得合法的备案登记资格,不得从事网上经营。 鉴于电子商务即网络经济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应大力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对部分前置审批条件、超经营范围及不良文化倾向的规定不易太细,既使太细了也难以监管,反而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套上“枷锁”。 ②网上虚假、违法广告(含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宣传)行为责任界定; ③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变相传销行为责任界定;如变相的网上拍卖,网上非法集资等。 ④网上商标侵权行为责任界定,域名注册与商标权的关系。 ⑤网上合同的生效与监管;如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否可归入“视听证据”一类,是否需要其它证据作补充。);网上违法合同及合同欺诈的界定与监管;对网上合同签订后单方串改行为如何从技术角度、备案角度监控等等。 ⑥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一方面,要探讨电子商务中如何体现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的九项权益;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完成需要涉及生产者、销售者、配送机构等多个主体,经过商品信息沟通、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等储多环节,任何一个“供应链”出现问题,都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因而,责任如何界定、如何追究必须加以研究。 ⑦网络市场的统计与分析 主要靠软件功能来完成。 ⑧网上办公的实现 主要从软件应用和提高应有人员电脑操作水平两方面探讨实现网上办照、网上年检、网上投诉等业务的途径,从而实现工商部门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北京市局等一些地方已实现了网上年检、网上投诉等服务功能。 四、电子商务的管辖权与登记、监管职能部门。 ㈠关于管辖权:电子商务无地域界限,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局应建立统一的注册与认证中心。但是,具体的监管还须落实到网络经营者所在地或消费者所在地。因此,我们认为: 1、从登记的角度:应采用属地登记与统一备案相结合的原则,即各省级(副省级中心城市)工商局有登记权,报国家局统一备案(副省级中心城市另须报省局备案)。对于具有较大规模的网站,国家局直接受理登记,发放电子备案标识。 用注册号作为电子备案标识编号,可避免编号的混乱。 2、从监管的角度:属地管辖与级别管辖相结合。 国家局管辖其登记备案的大型网站; 各省级(副省级中心城市)工商局管辖其登记的网站; 受上一级委托,有条件的(建有“红盾信息网”并有相应软件、人才)的地市工商局可以对在其辖区内的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网站依法进行查处。 ㈡关于登记、监管职能部门: 如前所述,电子商务的监管离不开电子网络手段。北京市局、福建省局均由信息部门的“红盾信息网”进行登记备案。其监督管理采用“不告不理”的做法,即电子商务“受害者”通过点击“红盾信息网”进行投诉,工商部门才介入管理。换言之,电子商务的登记、网上经营违法行为的发现等环节,离不开信息部门。但是,网上经营违法行为的查处,应该依靠相关处室。北京市局有“特殊交易监督管理处”,福建省局信息统计处本身就是行政处室。 就我局机构改革情况并结合信息中心应该得到加强这一思路来考虑,我们认为:信息中心应承担我省电子商务登记工作,具体监管由直属分局承担。信息中心与直属分局之间应该有良好的配合,为搞好配合并留住技术人才,为加强对电子商务的服务与监管,可以考虑信息中心的部分人员使用直属分局的编制。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工商行政管理论文 一、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的概念 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是指企业在开业前为取得法人资格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的申请登记注册所使用的专用文书。它是国家对企业法人资格及其生产经营事项予以法律上的认可的法定程序。工商企业只有经过核准登记,才能具有法人资格,获得名称专用权,才能刻制公章、签订合同,注册商标,刊登广告,申请银行账户,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 企业申请企业法人登记注册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第一有符合规定的名称。企业名称是企业的名字、字号,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名称权属于企业专有,非经转让等合法转移方式,其他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如果企业因名称相同发生争议时,则要按申请登记的先后顺序处理,后申请登记的企业必须更改自己的名称。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企业名称应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企业名称只有经过核准登记,才能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获准登记的名称不得使用。 第二有企业自己的组织章程。章程是企业公开向社会声明其性质、宗旨、任务、组织制度、活动方式、业务范围等情况的法律文书,是申请企业登记必须提交的墓本文件之一,也是企业登记注册后的行为准则。 第三有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或企业自己所有的财产,并能够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机构、财务机构、劳动组织以及法律或者章程规定必须建立的其他机构。 第五有必要的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第六有与生产经营规模和业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第七有健全的财会制度,能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编制资产付债表。 第八有符合规定数额并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注册资金是企业实际拥有的全部财产在法律上的体现。它由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两部分组成。我国企业登记管理法规对企业法人注册资金的最低额度是,生产性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得少于30万元;以批发业务为主的商业性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得少于50万元,以零售业务为主的商业性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得少于30万元;咨询服务性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得少于10万元;其他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不得少于3万元。 第九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不得从事非法经营。 第十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实行许可证、资格证制度行业的,需要有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的结构与写法 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为表格化文书,由封面和比文两部分组成。 (一)封面 主要包括标题、组建单位、组建单位负责人。申请日期等几项内容。组建单位须盖章,组建单位负责人须签字,申请日期应年月日俱全。封面下方印有“小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了商行政管理局制”字样。 (二)正文 由申请开业登记事项和提交文件、证件及有关部门意见两大部分组成。 1.申请开业登记事项 (1)企业法人名称:根据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11条,“企业应当根据其主管业务,按照同类行业标准划分的类别,在企业名称中标明所属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企业名称通常由企业所在地区名称、字号、所属行业(或经营特点),组织形式等几个要素组成。如“西安黄河机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西安”是地区名,“黄河”是字号,“机器制造”是所属行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组织形式。有一‘些历史悠久字号驰名的企业也可以不冠行政区划名称。企业不得使用法律禁止使用的名称,如不得使用对国家、社会或者公共利益有损害的名称,不得使用外国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名称,不得使用外国文字或汉语拼音字母组成的名称,不得使用数字组成的名称。除全国性公司外,企业不得使用“中国”、“小华”等宇样的名称。只有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才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2)住所:指企业法入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九条规定:“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主要办事机构是指企业法人的优秀组织。住所应具体到市(县)、区(镇,乡)、路(村)、号。 (3)经营场所地址:指企业具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地点。一般情况下它与企业法人住所是一致的。企业经营场所的产权属于企业自己所有时,应提交有关的产权证明,如果是租用场所的,则应提交租用合同。 (4)法定代表人:填写代表企业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姓名。 (5)经济性质:指企业法人的所有制形式。确定企业法人的所有制形(6)从业人数:为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业务人员和其他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员的总和。各类人员的比例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技术开发能力的一个尺度。 (7)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管理的财产或企业自身所有的财产的货币表现,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部分。企业注册资金应与企业实有资金相一致,与企业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相适应。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资金数额应该有有关部门出具的资信证明或验资证明。注册资金的单位为万元。 (8)经营方式: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工业企业可分为制造、加工、装配,修理等;商业企业可分为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代储、代运等;建筑业町分为建筑施工、修缮、安装等;运输业可分为搬运、装卸等;服务性企业则根据具体服务项目而定。 (9)经营范围:指企业申请生产经营的产品、商品种类,品种和提供服务的项目。经核定的经营范围是企业法定的经营范围,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界限。在填报时,一般要分别写明主营项目和兼营项目,主营项目要同企业所属行业相一致,兼营项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适当放宽,但不能同主营项目跨大类。经营范围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督检查企业是合法经营还是违法经营的重要依据,填写时要注意使用符合国家行业划分标准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企业经营范围的规范化用语。 (10)经营期限:这一项主要适用于联营企业,是指根据联营企业章程、合同或协议确定的该企业经营活动的起、止时间。 (11)主管部门:写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的全称。主管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审批同意成立该企业的要写明文件的文号及发文日期。 (12)审批机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属于国家法律法规实行许可证制度行业的,须经有关机关审批,并写明审批文件文号及发文日期。 (13)经营场所面积:写清企业经营场所总面积和分项面积。分项面积包括生产加工占用面积、营业占用面积、仓库占用面积和其他占用面积四项。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14)企业主要设备和主要服务设施:填写本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装置、设施、工具等,如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运输工具、仪器仪表、计量器具等。 (15)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指法人企业下属的经济活动单位,包括分(子)公司、分厂、分店等。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另一种是不具备法人资格但依法核准登记其有合法经营权的。如无分支机构,本项可免填。 2.提交文件、证件及有关部门意见 (1)申请开业登记提交文件、证件: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应提交的文件、证件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主管部门或赛审批机关批准该企业法人设立的文件。②企业法人章程。该章程应当经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批准。①企业法人注册资金的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资金担保书。④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公证明,包括主管部门批准任职的文件和附有照片的个人简历。⑤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包括产:权证明、房产租赁合同等。房产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须在一年以—上。⑥其他根据工商管理机关要求应该出具的文件、证件。 (2)有关部门签署意见:主要由企业的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签注同意该企业设立并建议批准其开业的意见。须写清签署时间,并加盖公章,以示郑重和负责。 填写申请登记注册书还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内容要真实,要以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填写,不能弄虚作假; 第二,填写应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字迹要清楚、端正。 式应根据产权关系、分配形式、资金来源等进行。大体町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以及联营、合作经营等。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企业人事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人事行政管理是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事管理及其规律的科学。由于人事行政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其根本目的是协调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寻求工作人员与工作岗位的最佳配合,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事相宜的状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由于人事行政管理中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人事行政管理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企业人事;行政管理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一、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是以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获取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并且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总结、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趋完善。建立各项规章制度过程,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随着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必然要求企业要加强科学管理,不断健全与完善各项条例和规章制度,制定这些制度是为了让企业员工遵守,所以制定规章制度时必须坚持思想领先,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让企业员工充分发表意见,自觉为企业的管理制定规章制度,执行起来才会成为自觉行为。 在日常管理中,制度制定得再好,再完善,也要靠人的身体力行,自觉遵守,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企业职工提高思想觉悟,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克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正确思想,才能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如果脱离思想政治工作,单纯抓制度落实是一句空话,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建立健全和落实规章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顺利完成企业的各项任务。 二、执行纪律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企业职工进行耐心说服,热情正确地引导,使其提高思想觉悟,做遵守纪律的模范。执行纪律则是要对违反纪律的职工实施恰当的批评教育和行政处罚。执行纪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也是为了教育违纪者。一般讲,单位内多数发生的违纪现象,诸如迟到、早退、出工不出力、脱岗、私自外出兼职等等是可以通过说服、批评教育解决的,不需要强制办法。但是,由于各类人员的思想水平不一,认识能力有差异,有的犯了错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又不接受规劝、教育,则必须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通过处罚从外部施加压力促使其思想转变,这本身也是一种思想教育。这样不仅能增强教育的效果,也能促使违纪者改正错误。因此,执行纪律首先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 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一定要掌握好政策界线,做到公平、公正,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要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避免滥施惩罚。行政处罚是人事行政管理中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运用得当就会使当事人在接受处罚中受到思想教育,达到认清是非,改正缺点之目的。我们在日常人事管理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职工违反了规章制度,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就要给予纪律处分,但在实施处罚时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严格掌握处分条件,公平、公正地执行纪律,绝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随便给人纪律处分,不能以主观意志和感情作标准,要以纪律条例的规定为标准,所以,在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和执行纪律相结合的原则时,特别要注意以教育为主,不可滥施惩罚。 要坚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执行纪律的全过程。实施惩处是教育企业职工的手段,但在实施惩处时,思想政治工作更难做。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就是要在执行纪律过程中,耐心做好疏导教育,使犯了错误受到处罚的企业职工,把处分变为改正错误,继续前进的动力,这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做到执行纪律坚持实事求是。执行纪律是我们人事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执行纪律必须认真、严格,对该给予纪律处罚的绝对不能迁就,但是,要做到严中有理,符合事实,要使被处罚的人心服口服,才能起到处罚的积极作用。 三、搞好工资管理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 工资管理是人事行政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通过加强工资管理,运用效益工资这一经济杠杆,就能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多年来工资管理的弊端较多,造成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保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分配,因此干多干少一个样,激发不了职工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状况,就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企业职工转变观念,单位领导将效益工资的发放作为一种激励奖惩机制,以发挥其调控作用。但是,为了充分发挥效益工资的积极作用,只有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正面教育,积极引导企业职工转变思想观念,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效益工资的发放,必须坚持严格的考核,按照实际工作完成质量、数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使效益工资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二是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职工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反对“向钱看,为钱干”,把企业职工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利益同其对国家的贡献密切联系起来,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三是教育企业职工顾全大局,使效益工资的分配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对有特殊贡献的人,要给予重奖,以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的作用,必须依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证,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经济手段就要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甚至走上邪路,两者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做好企业的各项工作。 大量的工作实践证明,只有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人事行政管理才能有效地进行,只有开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才能推动人事行政管理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知识经济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行政管理;知识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知识的研究、创新,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优秀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交通运输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行政、事业单位认识到加强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怎样去加强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笔者试图通过分析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现状,结合十多年来的会计工作实践,就如何加强交通运输业行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谈几点看法。 关键词:交通运输业;行政;财务和会计管理;管理工作 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行政、事业单位认识到加强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也不例外,把会计管理工作与加强财务管理同改善经营管理,建立现代的行政、事业单位制度等结合起来,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使会计工作逐步规范,水平稳步提高,也使会计工作在单位各项管理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发生在交通系统的许多案例说明了交通运输业(包括行业内的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在内)财务与会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笔者结合十多年来的会计工作实践,就如何加强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几点看法,拟与同行们一起探讨。 一、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现状 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大部分都有行政执法的权力,担负着交通规费(非税收入)的征收,包括有公路养路费、通行费、航道养护费、船舶港务费、船舶检验费、运管费等,这些非税收入通过上解至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再把经费返回至交通部门作为这些单位的经费来源。而交通部门所属的行政、事业单位点多、线长、面广,特别是基层单位人员少,这无疑就加大了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的难度。综合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有如下薄弱环节: (一)、行业内的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因为内部管理松懈而削弱了会计基础工作,账目混乱,财产不实,数据失真; (二)单位负责人会计法制观念淡薄,违法干预会计工作。为了掩盖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受单位负责人的指使任意伪造、变造虚假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或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不顾一切地故意伪造、变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大肆贪污、挪用公款。 (三)、行业内的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造成记账随意,手续不清,差错严重,会计档案资料散失; (四)、非法转移、侵占国有资产、帐外设帐、偷逃税收、粉饰业绩; (五)、会计审计人员执法环境差,会计监督严重弱化,单位会计基础工作和内部控制制度薄弱,内部审计部门形同虚设,甚至没有。 (六)有些会计人员违反会计职业道德,不认真行使会计监督职权,参与违法违纪活动,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出谋划策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会计基础工作,影响了会计工作程序的正常运行和会计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对本单位的管理和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存在上述问题,有的是单位不重视会计基础工作造成的,有的是会计人员素质不高造成的,有的是单位有意违纪造成的。同时,也存在管理乏力,督促检查不够以及制度建设不规范,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切实采取措施,加强财务与会计管理工作尤其重要。 二、加强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会计监督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通过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提供会计信息,为经济管理和经济决策服务。因此,交通部门及其业内行政、事业单位必须正确、及时地反映和监督单位的资金运作情况,加强经济核算,对比收支,并运用财务数据和计算方法,按照《交通部行业财务指标管理办法》,计算、分析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为单位领导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1)首先就要明确会计机构和专职会计人员的设置,明确会计人员的职责,以使单位的会计和会计监督不受其他业务部门的干扰,能够独立地行使其职能。 (2)单位负责人的思想意识、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关键。因此,单位负责人必须提高法律法规意识,带头自觉遵守财会制度,不得以权压人,以权代法,拒不执行财会制度,要大力支持财务会计人员的工作,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 (3)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会计监督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如: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账务处理程序制度、内部牵制制度、稽核制度、财产清查制度、费用报销制度、应收帐账和应付账款管理制度、资金调度控制制度、资产处置制度、财务会计分析制度等等,以便在日常的会计工作中有章可依。并严格遵守《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及其他相关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按照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的原则,合理设置会计及相关工作岗位,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使会计控制和会计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 (二)加强管理,增收节支 (1)交通部门的经费一般都非常紧张,而且还要挤出经费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对有限的资金要加强管理,紧密围绕交通建设这个中心,广泛凝聚力量,把财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不断提高财会部门履行岗位职能水平,精打细算,为本单位的深化改革当好参谋,为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的奋斗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 (2)要求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严格遵守财经法规、规章和各项管理制度,认真做好各项规费收入与经费支出财务核算,各项规费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并要及时准确上解,要督促规费征收人员把行业内各项规费一分不少的收到位。要做到职业品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内在统一,保证不出现违纪、违规现象,坚决杜绝做假帐现象,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各单位财务工作要严管理出效益,深入开展增收节支工作,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严格审批办公用品添置和机车使用费的支出,压缩接待费的支出,严格控制公费旅游现象,做到不该花的钱坚决不浪费,把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三)规范管理加强核算 (1)加强业务指导,树立财务监督权威,严格按照《会计法》规定,从严控制、核算行政管理费和专项经费的开支,确保开支不超标准、不发生赤字开支,保证收支平衡,库存现金不超限额,不坐支和挪用现金,不准用单位名义、银行户头或财产对外提供贷款担保,按规定设立银行账户,严禁私设小金库,搞帐外帐,做到公款不私存,保证资金安全,维护《会计法》的严肃性。 (2)严格遵守预算会计制度,按照《预算法》来编制好年度预算,搞好预算控制。预算会计制度是以预算管理为中心,是国家财政和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会计核算的规范。它包括《事业单位财务规则》(1996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1997年1月1日施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1997年5月28日)、《事业单位会计制度》(1997年7月17日)、《行政单位会计制度》(1998年11月1日起施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1998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决算报告制度》(2002年3月28日起施行)等。重点对事业支出与专项支出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按月按季考核,根据预算进度按月拨款,实行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强化监督办法,保证各项经费不超支、专项经费专款专用,杜绝挤占成本和挪作他用等违规现象发生。 (3)严格自有资金的使用管理,如:专项经费、专用基金的开支不超范围,节约使用;要实行单位“一支笔”制度,加大内部财务监管力度。 (4)严格执行财政部2000年4月7日的《预算单位清产核资办法》,按照该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订适合本单位的固定资产清查和流动资产清查制度,建立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帐卡,及时做好增减手续,做到帐帐相符、帐卡相符、帐物相符,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5)在年度终了的次年一至三月份就要认真清理上年度的全部会计档案,并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来整理、规档财务会计档案,不致使会计档案散落、遗失,或者和本年度的会计资料混淆。 (6)积极开展会计信息质量的自查自纠工作,结合交通部门规范化达标所标准要求,充分利用季度检查和财务决算汇编,针对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立即进行整改,不断提升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水平。 (四)加强内部审计,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性。内部审计既是内部控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内部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修订后的《会计法》要求明确对会计资料进行定期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内部审计对会计资料的监督、审查,是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重要措施。 (1)、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法人代表的离任审计、专项审计、审计调查、内控制度审计等。通过开展日常的内部审计工作,可以及时发现行政、事业单位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督促各级管理人员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制度,对各项经济业务进行客观的会计核算,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性。同时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对本单位的内部审计和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可以杜绝各级管理部门负责人滥用职权所造成的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的情况,形成各部门相互制约的内部控制机制。 (2)、创新内审工作理念,转变内审监督方式。由“要我审计”向“我要审计”转变;由查错防弊向内部控制分析与评价转变;由监督导向型向服务导向型转变;由事后审计向事前防范为主转变,增强内审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对重点业务、重点部位要重点审计,对普遍性、苗头性的问题和控制薄弱环节进行审计,对各级行政领导在决策、管理中关注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计。 (五)加强学习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当前,提高交通系统财会人员政治、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势在必行。 (1)、增强会计职业修养,树立崇高的会计职业理想。会计人员要正确认识会计职业的重要性,自觉增强职业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崇高的会计职业理想,自觉遵守和维护会计职业道德。 (2)、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政策法规水平。会计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政策性强的工作,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加强会计法规、公司法、证券法、税收征管法的学习,不断提高政策法规水平和合理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会计事务的能力,采用合理避税手段,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国家利益和单位的利益中找到平衡点。 (3)、着力提高财务会计人员自身学识水平和专业能力,要认真落实《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组织好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的年检审工作、会计人员继续再教育工作,保证财务人员持证上岗,努力提高交通系统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技能水平。同时要自觉地搞好三个转移,一是财务会计人员要从单纯的核算向全面参与单位的决策转移,二是要从事后算账向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及时分析方面转移,三是要从单纯的会计管理向全面的财务管理转移。为此,单位负责人要主动让财务人员介入交通事业的宏观管理,参与交通事业一线工作,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4)、应大力推行财会电算化,积极探索财会管理方法,只有实现财会电算化,才可能把财会人员从繁重、重复、机械的记账、算账中解放出来,强化财务管理工作;才能加速会计信息的传递速度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本单位的财务管理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通过不断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研究与交流,通过广大财会人员不懈的辛勤工作,树立崇高的会计职业道德,切实做到朱镕基总理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开幕式上演讲中所说的:要求所有会计审计人员必须做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屈从和迎合任何压力与不合理要求,不以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不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注重遵守各项财经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实现交通系统会计电算数据网络化、资源共享化,促进交通财务管理规范化、科技化、效率化,以达到加强交通运输业内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管理工作的目的,为全面完成各项交通工作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说是企业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是以总经理为最高领导、由行政副总分工负责、由专门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操作,其触角深入到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分支机构的方方面面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网络。 关键词:企业行政;行政管理;功能;特点;要求 前言 一个较大企业的行政管理体系,其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企业。行政工作在其广度、深度、重要性及敏感性等方面都不同于企业各方面?quot;业务"。行政工作涉及到企业内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沟通和协调。行政管理的广度,涉及到一个企业的全部运作过程;行政管理的深度,又涉及到许多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细微末节;行政管理的重要,是因为它是领导和各部门、众员工之间的桥梁 行政管理体系担负着企业的管理工作;企业中除行政管理之外的工作,都是某个方面的"业务"。行政管理体系推动和保证着企业的技术(设计)、生产(施工)、资金(财务)、经营(销售)、发展(开发)几大块业务的顺利、有效进行和相互之间的协调。 企业的行政管理如此重要,然而却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它;这是现今企业普遍感到最头痛的是行政管理,而改进它又不知如何下手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其中的二、三问题作一探讨,期望引起讨论。 一、企业行政管理的功能及其要求 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企业行政人员每天都面临着大量的、琐碎的、不起眼的事务。但是,这些事务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而已。概括起来说,行政管理在企业中主要有管理、协调、服务三大功能;其中管理是主干,协调是优秀,服务是根本。究而言之,行政管理的实质就是服务。 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通常称为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行政人事部之类)担负着企业行政管理的组织实施、具体操作,是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整个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 行政部门应该兢兢业业、认真细致地做好种种行政事务工作,把领导和员工从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和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精力、轻装上阵,研究国内外市场形势,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探讨公司的组织架构,任用公司的各级干部,实施公司的经营方针,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专心做好每一笔重要业务等等。为了做好纷繁复杂的行政工作,行政部门的领导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茫无头绪地整天瞎忙;或是被领导一会儿支到东,一会儿支到西;结果村村起火,处处冒烟,吃力不讨好,不知道自己整天都忙了些什么。行政部门的领导应该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有自己的主见,能够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做好安排,指挥若定。为了能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建立健全和认真执行行政部门的各项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程序以及一系列规范化表格、图表等,从而建立起行政部门的"法治"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行政人员队伍;同时要搞好科学分工、管理层次和合理授权。一旦行政系统的一系列硬件(如办公设施、生活设施)、软件(如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人员队伍、分工协作和管理层次等等建立健全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象一部自动机器一样运转,只在较少的场合才需要部门领导和上级领导辅以"人治"。一个行政部门的的管理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可以算是有一定水平了。 然而,行政部门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管理水平,那还是不够的。行政部门还必须在"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再上一个档次,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企业的行政管理者。 从"协调"方面来说,行政管理者不能简单地以传达领导的命令、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为满足;也不能凭借自己在企业的独特地位对各个部门颐指气使,以权压人。行政部门应主动做好上与下、左与右、里与外的沟通,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做好协调。没有充分沟通的协调不成为真正的协调。 从"管理"方面来说,行政部门不能满足于在日常事务的层次上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还必须在公司的经营理念、管理策略、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用人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并且高屋建瓴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成为领导不可缺少的"高参和臂膀"。这就要求行政部门的领导者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事务主义者,而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敢创新、有冲力的领导者;换句话说,他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好一个战术家,还要努力做好一个战略家。很显然,也只有一个有思想、懂战略、敢创新、有冲力的人,才能把行政工作做得更好,做得再上一个档次。 从"服务"上说,行政部门要甘当幕后英雄的角色。因为行政服务干得再出色,毕竟是服务于企业的最终目的的。行政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后勤服务工作,永远不要奢望成为企业关注的"中心"。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的关注点不幸竟在于行政部门,那只能说明一点,即行政工作做得实在太糟糕,影响了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影响了企业最终目的的实现,以致于引起大家的关注。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行政部门最忌讳处处显示自己的存在,与其它部门抢镜头,争荣誉。行政部门应该象一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这头原料(任务)进去,那头成品(结果)出来;其中的许许多多曲曲折折,都消化在行政体系之内,切忌为自己评功摆好,四处张扬,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和感情。要反对利用自己对公司资源的支配权只顾为自己谋取私利或便利的行为,特别要反对把行政部门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府衙门。管理是要执行制度的;但执行制度也是一门艺术,并不一定要搞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特别是在高素质人才集中的地方,更要注意对人的尊重。行政工作要做得有人情味。 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及其要求 一、企业的行政管理不是独立自足的,它本身并不是企业的目的所在。企业的行政管理即使搞得象一朵花似的,如果不利于充分利用和合理调配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资源,不利于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开源节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快企业的发展,那也是没有价值的。简言之,企业行政管理服务于企业的根本目的即: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主要包括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的功能;究而言之,行政管理就是服务。就这一点而言,企业的行政管理与政府机关大体相同。但是企业的行政管理与政府机关仍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在我看来,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是企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的行政管理至少有以下特点: 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就政府体系本身而言,可以说就是它的目的本身。也就是说,政府机关之所以存在,目的就在于实行行政管理。这就使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往往给人一种"为管理而管理"、不尽情理、不合实际的印象;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企业里,就会比较触目惊心,使人难以容忍。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现代企业行政管理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行政管理也面临着调整旧方式、适应新形势的任务。加强和改进企业行政管理,是搞好企业内部管理,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转机建制的重要环节;对于增强企业活力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一、企业行政管理概述 企业行政管理是指依靠企业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渠道管理企业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案。所谓企业行政组织,是指企业的行政组织机构。行政渠道则主要指企业行政组织机构内上下级的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如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或公司总裁部门经理项目负责人等的等级系列关系。行政管理的手段通常包括行政命令、指示、规定、奖惩条件等。 (一)企业行政管理的主要特点 1.权威性。企业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上级权力与权威基础上的,上级行政机构没有相应的权力和权威就不能下达命令、指示或规定等。但是,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有效性还要取决于上级权力是否运用得当和下级的是否服从等诸因素。 2.及时性。由于企业行政管理是用命令、指示等来调整人、财、物、产、供、销等生产经营活动,故其手段和方式直接具体,而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又配以对违抗管理的惩罚措施,因而能迅速发挥作用;而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管理或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达到管理目的时,则必须有执行反馈调整执行的操作过程,因而常发生滞后。因此,在企业大量日常性经营处理及人事处理中,或企业遇到突发事件以及企业环境不稳定时,行政管理就能发挥重大作用。 3.纵向性。因为企业行政管理主要是通过企业行政组织内部的隶属关系进行自上而下的纵向指挥和协调,往往是企业上级行政机构对下级的指令性要求,因此主要是纵向性的。 (二)企业行政管理的作用和内容 企业行政管理是企业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及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日趋专业化,这就要求一个生产流程中各个环节最大可能协调一致。因此要有效地组织企业生产经营,就必须有一定强制力的权威与服从机制——即行政管理,否则,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就可能因缺乏组织性而不能实现。企业内以经理或厂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运用行政手段,把企业各环节、各部门联结成一个健康运行的有机整体,并通过各种行政管理手段及时有效地组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保证企业生存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具体而言,企业行政管理是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的: 1.计划工作。即确定管理内容的目标和决定如何达到这些目标。现代企业行政管理必须具有计划性,这是企业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和保证行政管理成功的必要条件。 2.组织工作。企业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明确工作的内容,并将其按性质分类,逐级建立自上而下的责权关系,保证行政管理渠道的畅通无阻。 3.指挥工作。即企业行政管理中采取的具体措施,调动和协调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 4.控制工作。即对指挥工作的各项措施进行监测、控制与调整,包括建立激励机制、监督系统和制定奖惩条例并认真执行。 二、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目标来自于生产经营活动和行政管理自身的要求。生产经营活动要求的行政管理主要侧重于正常组织经济活动,包括财务和销售管理、信息、沟通以及公关和劳资关系等。实际上,这种要求一般属于企业生产经营范畴。纯粹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本身则要求: 1.实行和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行政首长(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建立以其为首的指挥系统是科学行政管理的基础。这就要求,首先必须明确行政首脑的职责和权限,保证其有足够的行政权力和必要的权威;其次必须保证行政首脑的管理措施有可靠的行政实施渠道,再次行政首脑必须有一个高水平的咨询机构,保证其管理措施不致因考虑欠周或个人判断失误而产生负面影响。 2.合理选择和设计行政组织机构。企业行政管理是依赖行政机构和行政渠道进行的,所以,选择和设计符合企业内外特点的组织机构是保证行政命令、指示等迅速流动贯彻的重要前提,是达到行政管理目标的必要条件。行政管理最忌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渠道间沟通不畅、环节繁多,从而造成公文旅行和效率低下等弊病。因此,合理设计与选择行政组织机构与行政管理科学化密不可分。 3.选拔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现代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要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一般素质、能力和知识结构。一般素质包括:良好的个性和心理特征、优秀的政治素质、强烈的创新素质和健康的身体素质。能力结构包括以信息处理能力、组织咨询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择优决断能力为内容的决策制定能力和以善于选择实施办法、用人知人善任、协调统筹全局、应变临阵不乱为内容的决策实施能力。知识结构则包括一般知识、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三大方面。可以说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是现代企业行政管理致胜的法宝之一。 4.确立正确引导、准确评价与适当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企业行政管理的最佳化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管理者的积极有效的配合和实施。因此对人的管理是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优秀工作,而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有效实施对人的管理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以恰当的目标来引导正确的反应行为,以准确的绩效评价作为奖励的科学依据,以不同客体的针对性奖励措施完成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只有实现了引导、评价、奖励三者的有效结合,激励机制才会在企业行政管理中圆满达到预期效果。 5.讲究行政管理的艺术性。行政管理中还有许多艺术性问题,什么时候下达命令或指标、怎样下达、辞语如何表达等,都须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就要求行政领导善于行政管理艺术,注重管理对象的心理因素、讲究说话艺术、善于把行政命令转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现代交通行政管理论文 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少深感忧虑的人士纷纷进言,支使高招。有人说应多修道路,有人认为要控制机动车辆的发展。而对此,有专家则道出了一个崭新的交通发展理念:机动车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变换我们的思维视角。应该考虑如何让人流动,而不是一味想着怎样才能最好地让车子动起来。换言之,是要让有限的道路能为更多的出行服务。而出路又惟有一条,就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行“公交优先”战略。 在我们的采访中发现,对“公交优先”这一提法有相当一部分市民从未接触过,有的即使听说过但对其也只是一知半解。那么,究竟何谓公交优先?公交优先是指大城市的市内客运交通以大容量、快速度的大公交系统为主,以其他交通工具为辅。公交优先应包括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技术装备、企业改革、交通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先。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实施“公交优先”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呢? 公交优先: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世界银行曾有项研究表明:交通需求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在两倍以上。可见,交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城市公交作为城市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它直接保证着城市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转。无疑,城市公交优先就成为了世界各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单从我市公交事业发展的轨迹,就能清晰地印证这一点。花园路北段有一个叫汽配大世界的市场,主动配合公交公司把市场前的空地建成停车场,32路、69路、208路等公交车从这里发车,这不仅方便了公交,而且使汽配市场的生意也迅速红火起来。北环道通车后,陈砦村委主动要求将公交6路车延伸到该村,陈砦先后兴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花卉市场等一系列实业,一个原本偏僻的农村一下子红火兴旺了起来。由此更说明了,正行进在建成商贸城道路上的我市,各项建设发展始终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 公交优先:提高现有道路资源利用率的捷径 记者手头有这样一组数字:目前郑州市可通行的道路大约有500多条,总长度达450余公里,道路面积共有600多万平方米,并且现在和今后还正在且将有道路被扩建、新建。近4年来,全市道路建设长度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道路面积年平均递增率为4.37%。然而,我市现有非机动车辆323万辆,机动车23万多辆,机动车的年平均递增率是10%左右。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道路建设犹如一个底气不足的运动员,虽然大汗淋漓地拼命追赶,可总是赶不上它的对手。故此,单纯依靠修、扩建城市道路来期望解决道路的拥塞是行不通的。关键还是要把有限的道路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有人作过统计,每20辆自行车或4辆小汽车所占用的道路面积与1辆公共汽车所占面积是一样的,而后者的载客量分别是每辆自行车、汽车的100倍和30~40倍。运送同样数量的乘客,公共交通与小汽车相比,分别节省土地资源3/4,建筑材料4/5,投资5/6,空气污染是小汽车的1/10,交通事故是小汽车的1/100。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城市公共交通是效率最高的交通方式,公交优先无疑是克服我市人多地 少、车多路少、拥挤堵塞等基本矛盾激化和能源紧张、污染严重等问题的首选。 公交优先:老百姓安全快捷出行的保障 “衣、食、住、行”,“行”乃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四大物质条件之一,尤其在“时间就是效益”的当今社会,行得好,行得快,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交通本是我市市民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但是在现今道路拥挤的状况下,居民选择出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形成以自行车为主,公交车为辅,出租车为次的基本交通结构。据了解,近几年,我市每年自行车的增长量都在9万多辆。在这些不愿乘坐公交车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称,主要是因为堵车、运行不准点、车速低、候车时间长等不得不舍弃乘坐方便实惠的公交车,而改换其他交通工具。的确,据测算,目前公交车在我市中心区域的平均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2公里,高峰时间更低,车速仅是90年代初运行速度的1/3。而且,我市绝大多数公交线路都很难保证正点率。如此慢的速度,最受影响的当然还是乘坐在其上的老百姓们。所以,大力发展公交不但便利经济,可使市民免受骑车长途跋涉之苦,而且路口自行车拥塞的局面也将得到改观。公交优先实质上就是百姓优先,大众优先,多数人优先。公交优先:世界各国城市交通的战略选择 综观世界各工业化国家城市交通的发展历程,大都走过了先发展小汽车,后控制小汽车,最终明智地选择了发展大公交的曲折道路。 “公交优先”最早是由法国在60年代末提出的。二战后,迫于汽车工业财团的压力,法国政府采取了鼓励私人交通发展的政策,私家车急剧发展。到70年代初,城市交通几近瘫痪。于是,政府开始了下大力气重点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如今,巴黎设置了480多条全天或部分时间禁止其他车辆使用的公共汽车专用道。其 他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经历了此种教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我国许多大城市也纷纷融入到了优先发展公交的大趋势中。北京从1997年开始年年不断新辟公交专用道,并严格禁止其他车辆入内行驶,而且还实行了路口优先通过、进出站不受干扰、加强建设好公交停车场等措施。宁波市为了扶持公交事业,专门设立了城市公交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公交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购买车辆等;在有条件的地段设立公交车专用道和转弯车道等。我市也在1997年开始了对公交优先的探索。如在个别路段开设专用道,交通管理部门为公交车辆的通行大开“绿灯”等。但几年时间过去了,限于我市专用道数量太少且大都已“名不符实”,因此“公交优先”并未取得理想的收效。 公交事业是城市的公用事业,公交车辆是城市流动的“血脉”,“公交优先”业已迫在眉睫。它的实施和落实还更需要政府、社会、群众等各方的关心、理解和扶持。
进入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data)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提及,人们将大数据用来对信息爆炸时代所出现的海量数据进行定义与描述。大数据正在努力推动着产业与科技的变革,通过分析大数据,能够有效地将海量数据背后隐藏的行为模式予以揭示。大数据既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行政治理、宏观调控的信息基础,也是企业赢得机遇、占领市场的利器,大数据目前已经成为了推动信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人们对于数据进行大量运用与海量挖掘,不仅意味着消费者出现大量盈余、产业生产率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和,而且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大数据时代已经悄然到来。“泛互联网化”、“垂直整合产业”、“数据成为资产”已经成为了大数据时代的三大发展趋势。本文就大数据时代信息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进行探讨。 1大数据的定义 大数据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对大数据的定义形成统一的意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UnitedStates)基于数据特征及数据来源角度对大数据进行了定义,认为大数据是一种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期的、多元化的分布式数据集,由一系列的数据源生成,包括网络点击流、音视频软件、E-mail、科学仪器、互联网交易、传感设备等。国际数据公司IDC(Thepremierglobalmarketintelligencefirm.)基于数据量与数据形式的角度对大数据进行了定义,认为大数据是由多种数据形式所组成,拥有超过100TB的实时、高速数据,且这些数据的增速每年保持60%以上。世界十大调查研究咨询公司机构之一Gartner咨询公司基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角度对大数据进行了定义,认为大数据是一种极端信息管理和处理技术。 2大数据的特征及作用 2.1大数据的特征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大数据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均体现出了“四V”特征,分别是Value(数据价值密度低)、Volume(数据规模大)、Velocity(数据处理速度快)、Variety(数据种类多),具体如下:(1)Value(数据价值密度低)随着应用数据、交易数据、企业数据、社交数据等一系列新数据源的出现,将传统数据源的局限性打破,企业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信息技术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真实性。以监控视频为例,可能几十个小时连续不间断监控,最后只有几秒的监控数据有用。(2)Volume(数据规模大)很多企业用户往往会集中存放多个数据,那么在MB、GB、TB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数据量——PB级,1PB=1024TB。例如高德导航每日要给用户提供超过3PB的数据量,若将这3PB的数据量全部用A4纸打印出来,那么大约需要打印1万亿张A4纸。截止到目前,整个人类社会所生产的印刷材料的数据量仅为200PB。(3)Velocity(数据处理速度快)大数据时代,即便数据量异常庞大,也严格遵循“1秒定律”,基本可实现实时处理数据,进而获得高价值的信息。(4)Variety(数据种类多)数据的格式与种类日渐丰富,逐步已经突破了原来那种结构化数据范畴,又衍生出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从目前来看,数据已经不再局限于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地理位置信息数据、图片数据、音频数据、视频数据等,绝大多数的数据均为个性化数据。 2.2大数据的作用 (1)大数据处理分析正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态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包括电子商务、数字家庭、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物联网等,这些应用形式不断产生大数据。云计算为这些多样化、海量的大数据提供了良好的运算平台及存储平台。通过优化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等,再在这些应用形式上反馈相应的结果,这样必将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2)大数据是信息经济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引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各种新业态、新技术、新服务、新产品先后涌现。以软件与服务领域为例,大数据能够领导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快速处理技术,以及相应软件产品的发展;再以硬件领域为例,大数据能够影响到存储产业、芯片产业,还能够进一步催生出内存计算产业、一体化数据存储处理服务器等。(3)大数据是未来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从目前来看,各行各业在做重要的决策时都以“数据驱动”为主,而不再是过去那种“业务驱动”。在政府公共事业领域,大数据可为政府有关部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做出较大贡献;在医疗领域,大数据可较好地提高药物的有效性和诊断的准确性;在企业营销领域,大数据可为企业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决策提供支持等。 3大数据时代信息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3.1国家战略层面 早在2009年,联合国就已经正式启动了“全球脉动”项目,希望全球经济可在大数据的作用下得以发展。紧随其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将大数据作为竞争制高点的主要手段,并且还纷纷将大数据纳入到国家战略。美国政府在2012年3月开启了以提升大数据共享能力、大数据收集能力、大数据挖掘能力、大数据存储能力为目标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总共投资2亿美元,并且在国家安全、教育、科研等领域得以应用。法国政府在2013年4月开启了数字化路线图,总共投资1150万欧元,以此促进大数据领域中法国政府的步伐。英国政府在2013年1月开启了大数据和节能计算研究,总共投资1.89亿英镑。韩国政府在2013年5月开启了大数据中心发展战略,任何团队、企业、公民等均可通过大数据中心分析大数据、提取大数据。大数据已经逐步成为了信息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与人力资本、有形资产一样起到重要的作用。大数据既可直接转变为生产力,又可成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和强大引擎,进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经济价值。据联合国预测:在未来的十年内,大数据将会为全球新增加IT岗位440万个,而每一个IT岗位又可间接催生出非IT岗位3个,换而言之,可以推动产生的工作岗位数量达到760万个。 3.2商业实践活动 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若在美国医疗保健行业大规模应用大数据,那么每年可新增加的经济价值将达到3000亿美元;若大力推广个人位置数据,那么仅在美国所产生的消费者年度剩余量就将达到6000亿美元。正由于利润空间巨大,全球各国公司都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挖掘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经济价值。大数据应用到商业实践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提供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例如IBM利用大数据建立起了“智慧新财务”;第二,大数据应用服务,例如GOOGLE公司利用其拥有的海量用户信息开展了大量的大数据应用服务,甚至所预测的美国甲型H1N1流感爆发时间都要比美国政府提前14天。第三,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根据心情分析工具(由GOOGLE公司提供)对广大网民的留言进行分析,总共归纳出六种心情,进而成功地预测到了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变化。中国目前也开始重视大数据时代信息经济的发展,以陕西省为例,2016年陕西省GDP中信息经济所占比例达到了10%,省会西安市更是达到了18.43%,信息经济已经成为了新常态下西安市,乃至整个陕西省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主要支撑力量。据统计,2016年1-12月西安市信息经济领域均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其中,网络信息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35%,信息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与2015年相比增加31.23%,网上零售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65.0%,达到107.84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在中兴、华为、三星等企业的带动下,西安市电子设备制造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30.21%,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 4大数据时代加快信息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4.1以协同带动发展 各地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构建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运营标准与技术标准确保产业生态系统能够实现稳定运转、协同创新。与此同时,各地政府还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各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应用创新和研发工作,特别是要在可视计算、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存储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此外,还要采取措施加快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为大数据的大规模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4.2以市场培育人才 从目前来看,市场所需的大数据人才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应用类人才、计算算法类人才、云计算类人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2013年初与腾讯公司、阿里巴巴公司、百度公司合作开办了大数据专业工程硕士,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大数据的硕士点。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培育人才,一方面,能够让高校结合市场的需要,动态地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另外一方面,能够为企业培养出一大批一线实用型技术人才,效果较佳。 4.3以合作促进共享 大数据时代加快信息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就是要实现高效智能决策,而并非只是简单地进行一些数据挖掘,因此,大数据技术需要对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异构,最大限度地将“信息孤岛”予以消除。而要做到这一点,可通过多方合作的方式,搭建数据中心共享平台,借助信息共享机制,以系统互联互通为基础,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享赋,实现相互支撑,互通有无,最终构建多方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周婷婷.大数据公司的结构调整:组织与治理维度[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20(10):184-189. [2]史珍珍,曾湘泉.中国情境下雇主网络招聘模式及其问题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18(02):187-193. [3]沈威.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冲击效应的影响研究[J].经贸实践.2015,19(10):230-237. [4]李彬彬,原惠毓,木京禹,庞慧慧,张航,赵亚威.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将如何改变中国房地产[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8(16):105-109. 作者:马红燕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商学院
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探讨:浅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基层政府建设村民自治 【论文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农村乡(镇)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大的调整。由过去的”政社合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高度集中的垂直管理体制改变为“政社分设”的乡、村、组的相对独立和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政企不分的状况.自治权力在基层政权体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村经济一体化要求日益突出。但目前我国实行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乡(镇)村管理体制,客观上制约了农村大市场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人国地阻碍了区域之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紧密协作,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协调、健康、迅速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目前乡(镇)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乡(镇)村管理体制,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1.乡镇一级“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政府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与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承担着管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务等繁重任务。繁重的任务客观上要求行政的高效率运转。但由于现行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乡镇政权的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行政管理很难实现高效运作。 2.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解体后。乡村两级组织仍然承担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兴办农村教育、修建乡村公路、优待军烈属、供养五保老人、兴办农林水基础设施等等。此外,还有落实计划生育国策、征收农业税费和“三提五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治安、调节民事纠纷、组织防洪救灾、实施移风易俗、举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等项工作。乡镇一级“小政府”与“大服务”“强政府”与“弱财政”长期并存的格局。造成乡镇主要领导想方设法增加乡镇财政收入,必然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一要务。 3.乡镇一级“党政企不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摩擦愈演愈烈。主要是党、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有些地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地方乡政府还没有完全起到一级政权的作用。总的来看.乡镇作为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低的一级政权组织.仍未摆脱体制的影响,实际是党政混合运作的一体性机构.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而且“村民自治也始终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这是我国新时期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社会秩序混乱、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政治根源所在。 4.乡镇行政机构缺少监督系统。行政监督是权力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政府行政失误,确保政府管理畅达,高效运行的必要环节。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建设中,却缺少有效的行政监督系统。一是国家行政监督体系延伸到乡镇出现了“断层”。中央、省、地(市)、县都设有政府的监察机关,负责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到乡镇基层政府,却没有设置监察机构。二是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机制。乡镇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指令和任务。但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公仆必须接受主人的监督。但由于耳前乡镇管理体制中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使主人对公仆的监督难以落到实处。 二、如何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1.应当充分认识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乡镇既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又是满足农民各种需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把它所拥有的行政权力规范到合理的空间,逐步形成一种“国家、社会、农民”三者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而其优秀是解决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怎么改革,“乡镇”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运行程序的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之逐渐成为直接面向9亿农民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优秀地位,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多年来,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乡镇政府体制改革遇到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的组织体系,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乡镇党委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优秀,是作好农村各项工作的“前沿指挥部”,与乡镇其他各种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也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优秀作用。不断改善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重塑乡镇一级的”政府形象“,使之逐渐形成一种整合的、协调互动的社会政治力量,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3.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我国下一步的乡镇政府改革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现代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及运行机制。同时,要按照在合理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塾础上.整合现有的乡镇事业站所,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功能.其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保障:逐步增强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其走向市场化经营的轨道总之.我国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新体制,光靠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光是乡镇一级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机构不改革.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启动市、县政府体制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很可能陷入“循环改革的陷阱”。公务员之家: 4.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利构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虽然两种权力的运作法律作了清楚、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大多数乡、镇人民政府仍把村民委员会当作自己直接的下属行政组织,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活动,沿用传统的领导方法进行指挥管理.或继续控制村民委员会的人事权:或对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等村务活动横加干涉,随意发号施令,从而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问,使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为此,村民自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放权.而政府是否放权又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政策选择。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交换关系,双方在交换过程中的地位是应该平等的,村民委员会需要乡、镇人民政府的资源,乡、镇人民政府也需要村民委员会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用法律来约束乡、镇人民政府的行为、减弱其对村民自治的束缚是极其重要的。 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探讨:怎样建立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机制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农村乡(镇)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大的调整。由过去的”政社合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高度集中的垂直管理体制改变为“政社分设”的乡、村、组的相对独立和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政企不分的状况.自治权力在基层政权体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得到了加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村经济一体化要求日益突出。但目前我国实行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乡(镇)村管理体制,客观上制约了农村大市场的统一管理和规划,人国地阻碍了区域之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紧密协作,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协调、健康、迅速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目前乡(镇)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乡(镇)村管理体制,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 乡镇体制改革 乡镇自治基层政府建设 村民自治 一、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1.乡镇一级“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政府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与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的要求不相适应。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承担着管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事务等繁重任务。繁重的任务客观上要求行政的高效率运转。但由于现行条块分割的乡镇管理体制。乡镇政权的职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行政管理很难实现高效运作。2.乡镇一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解体后。乡村两级组织仍然承担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兴办农村教育、修建乡村公路、优待军烈属、供养五保老人、兴办农林水基础设施等等。此外,还有落实计划生育国策、征收农业税费和“三提五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治安、调节民事纠纷、组织防洪救灾、实施移风易俗、举办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等项工作。乡镇一级“小政府”与“大服务”“强政府”与“弱财政”长期并存的格局。造成乡镇主要领导想方设法增加乡镇财政收入,必然成为乡镇政府的第一要务。3.乡镇一级“党政企不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摩擦愈演愈烈。主要是党、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有些地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地方乡政府还没有完全起到一级政权的作用。总的来看.乡镇作为国家政权结构中最低的一级政权组织.仍未摆脱体制的影响,实际是党政混合运作的一体性机构.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而且“村民自治也始终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这是我国新时期的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社会秩序混乱、党群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政治根源所在。4.乡镇行政机构缺少监督系统。行政监督是权力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少政府行政失误,确保政府管理畅达,高效运行的必要环节。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农村乡镇政权建设中,却缺少有效的行政监督系统。一是国家行政监督体系延伸到乡镇出现了“断层”。中央、省、地(市)、县都设有政府的监察机关,负责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到乡镇基层政府,却没有设置监察机构。二是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机制。乡镇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指令和任务。但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公仆必须接受主人的监督。但由于耳前乡镇管理体制中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使主人对公仆的监督难以落到实处。二、如何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1.应当充分认识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乡镇既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又是满足农民各种需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把它所拥有的行政权力规范到合理的空间,逐步形成一种“国家、社会、农民”三者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而其优秀是解决过去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怎么改革,“乡镇”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运行程序的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之逐渐成为直接面向9亿农民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政府。2.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优秀地位,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多年来,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乡镇政府体制改革遇到的最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不断巩固和完善党在农村的组织体系,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乡镇党委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优秀,是作好农村各项工作的“前沿指挥部”,与乡镇其他各种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也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优秀作用。不断改善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重塑乡镇一级的”政府形象“,使之逐渐形成一种整合的、协调互动的社会政治力量,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3.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我国下一步的乡镇政府改革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现代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及运行机制。同时,要按照在合理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塾础上.整合现有的乡镇事业站所,强化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功能.其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保障:逐步增强经营性事业单位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其走向市场化经营的轨道总之.我国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新体制,光靠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突破:光是乡镇一级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机构不改革.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还需要启动市、县政府体制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很可能陷入“循环改革的陷阱”。4.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这两种权利构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虽然两种权力的运作法律作了清楚、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大多数乡、镇人民政府仍把村民委员会当作自己直接的下属行政组织,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活动,沿用传统的领导方法进行指挥管理.或继续控制村民委员会的人事权:或对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等村务活动横加干涉,随意发号施令,从而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问,使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为此,村民自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放权.而政府是否放权又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政策选择。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交换关系,双方在交换过程中的地位是应该平等的,村民委员会需要乡、镇人民政府的资源,乡、镇人民政府也需要村民委员会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用法律来约束乡、镇人民政府的行为、减弱其对村民自治的束缚是极其重要的。 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探讨:构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的体制分析 摘要:目前,经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的乡镇机构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关于简政放权的内容改革,并未建立规范、协调、高效的基层乡镇行政管理运行机制。本文针对在接下来如何构建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探讨,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构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探讨 1明确乡镇行政管理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基本功能与重要地位 乡镇人民政府在我国的宪法规定中,是最低一级的地方基层政府建制,徘徊在县政与村治之间,能够较为清晰地体现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权关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国出现过四种乡镇行政管理模式:清朝末期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模式;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的二元治理体系。现如今,世界各国都将乡镇一级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系,为国家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以及为基层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乡镇及地区,都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地方基层政府组织,但是所管辖的却与面积大小相差悬殊,人口也十分不均,有些地区人口能达到几万人,有的地区人口却不到三百人。当前,我国的农业人口仍然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不能过早撤销乡镇基层行政建制,否则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依据公共行政的管理原则,首先要重新明确我国乡镇政府的基本职能以及重要地位,在不清楚乡镇一级政府的具体职能的情况下,盲目的进行乡镇行政管理改革必然会劳民伤财。过去随着乡镇建制规模的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在全国范围内,乡镇行政管理机构中需要农民来养活的人员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平均每一个干部都需要68个农民来养活。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行政体系分为五个阶级,最低一级的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量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乡镇政府变成了上级硬性下达任务的辅助型行政机构。所以,我国下一步要进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之间的相互交叉,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将条条块块进行统一的领导分割,乡镇行政管理对于事物的管理权力与财务的管理权力互相脱节,等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不管怎样进行什么样的改革,乡镇行政管理都是我国政权结构中最基础层级,必须依法保证其完整的行政地区,适度的人口规模,有序的管理层级,科学的职能定位,合理的机构设置,约束人员编制,固定的政权名称以及规范的政府运作程序。这是目前我国构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与制度保障。 2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民主文化状况,以及不固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现阶段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样处理党政关系与党群关系。在乡镇管理中的一个重大原则是党管农村原则。党的乡镇基层组织是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是各个组织工作、活动的领导优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领导是关键,要将党委与村党支部的优秀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提高乡镇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一步一步地,有秩序的进行基层民主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两个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不让村民工作放任自流;党组织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实际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权与基层民主的扩大一点都不矛盾。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不断改进党对乡镇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方式与方法。乡镇基层党组织要能够尊重村民自治的优秀价值,统筹协调各个组织的利益,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有机整合,提升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凝聚力,是目前我国构建现代乡镇管理体制的重要政治制度保障与组织基础。 结束语 新时期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将重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上,形成对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有积极意义的机制。构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复杂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庞大性。乡镇政府既组织、引导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要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因此构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相信不远的将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一定会构建出科学合理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作者:宁军纲 单位:中共白山市委党校 现代乡镇行政管理探讨: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探讨 中国在整个*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年*月*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进入*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次较大的改革:即*年至*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年至*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年至*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个字,即“国权不下县”。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p*)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p*)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p*)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显然,进入*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亿人陡增至*.*亿人,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年*月*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万人以上者设为“镇”,*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据统计,*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人,地方官为*人,武官为*人,共计约为*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但是,“据*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人,保甲干部约需*人,共计*人。”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年*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年*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人,政务委员*~*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从*年到*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年*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年底,全国共建立了*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 *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年*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个乡镇,其中乡*个,镇*个。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个工作部门,但到年底已增加到*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万人。”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个地方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个专区委员会,*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的预算赤字。”于是,从*年起,中国撤消*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个减少到*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万人左右,其中*万人下放到农村,*万人到工厂工作。 总之,“从*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经济基础论文:浅析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1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呈现“新、变、乱”特征,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呈“乱、变、新”趋势,“乱”于金融危机后遗症治理,“变”于国际力量格局,“新”于全球治理机构。大危机潜藏大风险,推动大变革,孕育大机遇。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浅谈生态建设必须在循环经济基础之上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紧缺,循环经济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生态城市建立的条件和步骤,并提出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传统经济中“资源一一产品一消费一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一产品~消费一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卒叶I足清洁生产。总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娌沦是从2003年起才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慨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巾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问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服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巾,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问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予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一自然一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巾,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肖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肖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2.1.1发展生态农业。耍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1.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2.1.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一吉安一井冈山线、赣州一瑞金一于都~会昌一长汀一上杭一古田线、井冈山一永新一茶陵一株洲线和黄山一婺源一上饶一弋阳一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树立了一系列井冈山斗争题材的雕塑,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2.1.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1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_3oo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吨。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肖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O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超级秘书网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是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的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对动画产业进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外动画片进入中国市场,其成熟的动画技术和市场开发,使依靠传统制作手段的中国动画产业显得严重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动画市场有80%以上被国外的动画片占据。这里被占据的不仅是动画片的份额,更多的是动画的衍生产品市场,包括文化用品、儿童用品等相关产业。综合各项数据可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乏力。随着近几年政府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越来越重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高新产业之一的动画,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好时机。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大量的动画产业基地应运而生,这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动画制作和创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今世界,一部成功的动画片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试以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恐龙》来说,其制作成本高达两亿美元。如此高成本的制作是保证动画大片最终成功的基础。同时,由于当今动画片制作越来越精良,要制作出具有超越其他动画品质的作品也需要足够的时间。 我国每年在动画片制作上的投入只有1.2亿元左右,这对于动画产业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一部好的动画片需要大的投入,因此加大动画片制作的资金投入是当前动画产业发展的基础,因为一个良性的动画产业的运行,需要具有一部或几部取得良好票房、获得良好口碑,并且影响巨大的成功动画片作为基础。只要有了这样的动画片,其相关的产品、市场才能被开发出来,并且不断延续壮大。动画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样离不开具有真正投资实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动画企业。国内目前注册的动画制作公司不下百家,但大部分企业都只能制作和加工国外动画公司的产品。真正具有独立投资、独自制作能力的动画公司寥寥无几。这对于急需具有原创精神、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内市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从国外动画产业发展历史来看,政府引导和投入固然重要,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动画产业市场离不开社会资金和民营资本的投入。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鼓励引导各类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动漫产业的投资,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动漫产业。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动漫产业”。这样的规定和措施从全局出发,从大到小,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构建起高、广、厚的动画产业结构,为动画产业的发展和深化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身的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调整。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动画产业。试看这几年国内动画市场的变化,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国内动画也已逐步树立一种新颖的大市场的发展理念。这种新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产品开发和渠道两方面。 动画产品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产品,以前的动画片制作企业只关注电影和电视的发行。而今动画产品从一开始的选题策划到形象设计,以及剧本延续都需要提前进行市场论证,针对不同的风格策划不同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同时进一步带动衍生产品的开发,如从动画形象的传播、动画音乐的发行到动画玩具、服饰、文具等一系列的产品。最后,在完成第一步动画片发行,第二步衍生产品推广的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再创作的推进。这里再创作可以采用独立的电影系列片、电视连续剧以及长篇连载小说等方式。 21世纪的头十年,给世界带来最大惊喜的就是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开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变化引发了动画片渠道的全新变革。我国是全世界最新移动技术普及和开发的最大市场,因此让动画产业与新技术媒体相结合,创造更多的附加值,创建出代表最新生产力的动画产业市场,势必成为我国动画产业发展的趋势。(本文作者:王宇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经济基础 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交往方式,这种交换是人们通过市场这个平台彼此尊重对方的产品所有权而实现各自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其自由、平等、人权的原则也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产权独立的市场规则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必然要反对政治上的特权和专制,确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原则,在政治权力运行方式中也演化为法治原则和定期选举原则。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曾经试图逾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但结果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包括人力和物力在内的一切资源都必须听命于权力的调配而不能自由流动。而积淀在文化传统中、内化在大众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中几千年来的专制意识,又借助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改头换面地延存下来,并以集权化、等级化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存在着被专制政治意识所扭曲的危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启动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走向多元,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收缩权力,社会主体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加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市场经济由于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当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时,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关系转化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垄断生产资料,使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路,而且他们还凭借这种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样,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平等自由”的交往形式下掩盖的却是资本支配劳动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在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主权在资”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走西方的老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前的“社会主义”这四个大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作为定语,它明示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即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劳动自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劳动尺度面前一律平等。这就铲除了少数人依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奴役他人劳动的根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奠定了机会平等的基础。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则明确了社会主义实现结果公平的终极价值。因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志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表达。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的三位一体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确地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此,就需要在国家领域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民主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权,取消了资本所有者垄断国家权力的特权,为在国家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公有制本身也有一种民主的诉求。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全民的资产由国家代为占有、使用、处置和获得收益,那么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国家对资产的运营和处置行为以体现全民意志。而这一套程序和机制的实现就要通过健全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完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对民主的诉求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面镜子,一方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自由、平等的交易权利和产权权益,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用公共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另一方面,保障公有资产所有者对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树立劳动至上理念,健全“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机制,排除基于户籍、身份、编制等影响劳动面前人人平等的各种障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二、人民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价值 现代国家的价值准则是人民主权。它倡导这样的理念:国家机构和官员除了人民委托给他们保护人民权利的权力之外,本身再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人民的利益,甚至为一己私利出卖人民利益,人民可以使用民主程序之“最终的决断权”,把官员和政府、议会和议员一起统统赶走,使公众免受政府的侵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成了事实上的幻想。”[4](67)然而,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7](104)。这样,资本的统治便背叛了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主权在民”的原则蜕变为“主权在资”的现实。但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蜕变”归罪于民主本身,而是归因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社会根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民主,而是铲除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社会根源,实现“真正的民主”。因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7](52)当然,马克思致力追求的“真正的民主”,其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民主。这主要是基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一个趋势判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已经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于是,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所争取的民主自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然而,近代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方,先进的工人队伍只占社会成员的少数,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同国外侵略者与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走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分析,认识到她所追求和实现的民主不单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大众的民主,并提出了“人民民主”的概念。这从参与的广泛性层面诠释了“真正民主”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将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人民民主的主体范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以说,“人民民主”是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虚假的“人民主权”的否定,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如今,“人民”的外延日益扩大,已涵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样,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党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并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人民民主作为更高层次的现代民主,更需要在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146)后来,我们党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依法治国”。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官员手握国家大权,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法治的优秀内容是强调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强调的重点不在限制“私权”上,而是在约束“公权”上。宪法和法律限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规范了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使政府和官员在法律的框架内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地为公众服务,并对自己的施政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使每个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从而防止公共权力侵犯社会主体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法律是人民经过民选机关、通过民主程序创制、反映人民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治使政府通过对法律负责来间接对人民负责,也体现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制度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以普选权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原则、以政党政治为优秀领域的代议民主制度,甚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也只能在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中进行到底。但是在资本统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本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基于金元政治的种种限制,甚至以取消普选权进行报复[7](520);其设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对权力授予和权力来源的不对等规定使立法权在与行政权的抗衡中呈现出官僚机关凌驾于民意机关的态势,而这正是维护资本统治利益的需要,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在基于金元政治的竞选规则之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政党才能获得政治捐款、掌握选举资源、控制舆论工具,进而有机会进入权力领域的优秀层,使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也就仅仅停留在了制度的“形式”层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充实它的内容。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它创设的“议行合一”的权力配置原则,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制、任期制、限任制、责任制和可撤换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性地发挥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它使“议行合一”的“一”的含义就由“同一”发展为“统一”,即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享有国家或本级地方最高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审判、检察等执行机关的产生经它选举、权力由它授予、工作受它监督;执行机关没有否决人大议案的权力,更无权解散人大;但是,人大与“一府两院”在组织上是分开的,职能上是分权的,人员构成是“不相容”的,相互之间不可包办代替。这样,它便超越了由一个机构同时执行立法、行政、司法功能的原生态“议行合一”模式。这种“一统三分”的制度设计,在承认权力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建构起民选机关支配执行机关的权力运行机制,既坚持了人民通过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一“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现代分权制衡原则的合理内核,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了现代管理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有效纠正当代西方代议制下行政集权的弊病。而且,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建立在广泛的普选基础之上的。当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代民主文明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我们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普选制度的构建选择了从基层到高层的路径,这也保证了民主实现的实在性和民主进程的稳妥性。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建立,使现代国家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是通过影响并争取选民来赢得多数选票、以夺取或维持政权的。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又都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争夺选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这也就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如果将这样的政党制度引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必然会引起极其严重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其实,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固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且,如果仅仅依赖票决民主,也势必会让诸如“纳粹党”这样的政治势力通过“花言巧语、投其所好”攫取政权。因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大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各级人大不是按党派“瓜分”席位的,而是按地区和界别(仅是军队)分配名额的;各级人大全体会议与同级的政协会议同期举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两会”机制。这就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民主政治过程中“多数决定”与“尊重少数”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结合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互相信任、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既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 作者:郭强 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经济基础论文:政治经济基础探析 一、新闻传媒作为上层建筑阶层的权力意义 除了由国体和政体组成的根本政治制度外,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国家机器来支撑,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既是一个政治名词,也是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相关联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即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思想上层建筑,即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文化传媒等。由此可见,新闻传播无论是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活动,还是其赖以存在的传媒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则通过细分上层建筑进一步阐述了新闻传媒的重要作用。通过把“领导权”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并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而提出“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和‘国家’”。在此,新闻传媒成为与指涉国家暴力机关的“政治社会”并行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在借助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文化观念的诉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形塑等途径设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状态下将统治者的价值体系接受为“一般的事实”或“常识”。因此,大众媒介成为了“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重要工具和场所。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的私有新闻传媒在充当“文化领导权”助推器的角色过程中成为维系制度体系的中坚力量,并在商业主义经济氛围下成为赢利的实体,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通过新闻传媒发挥着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传通与勾连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和理论渊源,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诚如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所言:“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10]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部分成为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从事大众传播活动的主要参考,其优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工作性质、工作原则和工作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具体而言,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11]:一方面是对新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如: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占主要内容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尤其是党报理论成为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如: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党报党刊必须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按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党报党刊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成为他们自己的报纸;党报党刊要成为党内批评的强大武器,敢于开展新闻批评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党报党刊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开展工作;党组织要加强对党报党刊工作的领导和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些内容无疑体现了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思想的先进性,这一点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相符,也与大陆目前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匹配。自1953年以来完成对私营媒体的改造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全面确立,虽然60年走来,一路经历了几个重要拐点,从1956年以反思苏联模式、摆脱苏联影响为初衷的初次改革与调整,走到“左”倾年代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并行相悖的坎坷,而后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使新闻媒体通过“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新机制以更好地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事实上,我国60年来新闻体制变迁的历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的再次印证。与大陆相比,台湾媒体的历史可追溯至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报业、广播业基础。台湾光复之初,媒体环境一度相对宽松,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后,言论空间高度紧缩。在“解严”之前,台湾新闻自由状况甚差。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报禁”,并在1993年先后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台湾媒体业随之急速发展。虽然台湾现在拥有所谓自由的媒体环境,但由于媒体数量多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政治势力从未彻底退出媒体界,而致使媒体乱象丛生,引发部分社会不安。总之,在“一国两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国策之下,“一国”主要关涉国家主权和国体性质,“两制”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对于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认定。而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新闻传媒自然成为维系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港澳台地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新闻传播体制不仅与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而且和其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 二“、一国两制”对两岸四地经济互动交融的功用 “一国两制”的构想起初虽是缘于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方案,但发展至今却在港澳回归的繁荣现实中日益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经济意义。首先,“一国两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旗舰航行,缓和台湾方面因政治上的某些分歧而导致的两岸关系的停滞不前,从而为日后的和平统一积淀良好的经济脉络和经济关联。其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面对当前我国致力于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争取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不仅能促进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迫切需要。最后,台港澳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仅是祖国统一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生产多样化的要求,事实上,这几个地区的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威胁,相反还有利于大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而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对此,邓小平早有论断:“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2]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指导下,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突破。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来到大陆访问,他们与握手的历史性一幕,让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心怀期待。 虽然在政治方面,两岸对统一的细节问题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双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合作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称奇。无怪乎《澳大利亚人报》(TheAustralian)于2009年6月22日发表迈克尔·索恩伯里(MichaelSains-bury)的文章《大陆台湾的爱恋令人嫉妒》(Chaiwanloveaf-faircausesenvy)[13],文中强调,过去13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事实上,外国媒体的惊叹并非没有理据,因为发展至今,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台湾经济,在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成为了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也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主要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地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回溯往昔,自1979年元旦大陆首倡“三通”、“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跨越三十个春夏秋冬,一路曲折走来,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制度化协商,至2012年海协、海基两会相继签署了16项协议,台湾开放陆资赴台投资101项产业,这一切都标志着两岸经贸往来从间接、单向、局部的方式渐渐走向直接、双向、全面的经济交流。第三次“两会商谈”达成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原则性共识后,2009年5月12日,台湾当局通过“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来台投资设立分公司办事处许可办法”,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投资领域、投资形式做出规定;5月17日,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正式《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办理程序。台湾相关法规限制放松后,大陆赴台投资可能会出现分阶段的几次热潮,从而促使直接、双向、全面的两岸正常经济关系尽早完全实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扩展,两岸距离拉近的趋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是适应市场经济开放性、竞争性的要求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国两制”无疑是制度的保证和沟通的桥梁。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一大任务就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14]。因此,“一国两制”方针是一项皆在增进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有效的制度回应。在两种制度并存发展的前提下,两岸经贸关系的破冰与进展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从更宏观和长远来看,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引起本区域政治构架的变革,大陆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将在改善台湾政治局势的同时逐渐转变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而两岸经贸密切程度的加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进程。四、大众传媒在“一国两制”政治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在两岸社会与经济关系日渐深入的过程中,两岸的大众传媒功不可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充分肯定现代传播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15]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论断还只是在单一媒介的抽象层面肯定了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促进意义,那么,大陆和台湾媒体的实际作为则具像呈现了媒体的经济属性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两岸的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合作等形式以工具化的方式不断推进两岸的交流,媒体呈现内容的扩大化和声音的多元化,为两岸民众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对方提供了信息传通的管道和意见发声的平台;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经济功能也使其成为经济交流的内容主体之一,这一点通过双方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及其经济属性得以体现。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媒体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发表于1957年6月14日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大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服务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台港澳地区的新闻体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改革开放以前,囿于简化的二元对立思想,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制度下的新闻观、传播运作机制等一概不被认可和接受,相反,还成为被批判和唾弃的对象。如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这两种不同制度下的新闻体制,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关系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同时,抛弃了不少僵化的传统观念,例如全盘否定或者害怕资本主义,认为两制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以及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等,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的一面,并有着自身的生命力所在。不仅如此,两种不同制度虽然在性质等一些本质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但两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一些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的共同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共性。首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处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商品经济阶段,两种制度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由此可见,商品经济不仅不属于资本主义独有,并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陆目前急需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谋求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的富强。其次,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因而,它们必然都遵循与此属性相适应的“共有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再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共有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具体运作上。然而,在经历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阶段,进而认识到两制的商品经济共性之后,还需要明了两制“异中之同”中的“同中之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正是两制的相异点构成了“一国两制”运作的合理性。第一,在生产力方面,虽然两制共有市场经济属性,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辅之以较少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可以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来认识两种制度下所谓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根据波兰尼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制度隶属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也就是说,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制度,但并未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市场发展为市场经济,并进一步将市场经济推向主导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之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嵌入”社会生活之中,以人类社会及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非经济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属性上的异同以及并存的可行性之后,再反观两种大的社会制度之下每日运作的新闻传播实践可以发现,尽管所属性质不同,但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之间不仅可以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沿着各自原先的发展轨道和积累继续前行,更重要的是,差异性的两者又在文化同源性及地缘经济的影响下互为合作、相互促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制度下的新闻传播体制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台湾1987年7月14日“解严”令颁布后,“报禁”随后于1988年元旦正式解除,此后,台湾媒介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步成为台湾媒体开放的体制保障和重要原因之一。“自由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起其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强调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私人和企业以尽可能大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活动空间,于是在这种制度上,台湾新闻界一方面在保持公营媒体对私营媒体的牵制力的同时,开始大力推动民营商业媒体的前行,以期在扩大台湾媒体影响力的同时拉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使媒体成为经济提升的增长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与媒体关联的广告市场的扩张得以体现。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确实推动了台湾媒体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相对自由、开放的媒体生态环境导致了媒体数量的激增以及相互之间为争夺收听、收视、阅读率背后的广告版面和广告时段而形成恶性竞争,然而,台湾媒体在衡量新闻价值以及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实践模式,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参照和借鉴。在大陆,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机构在保持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开始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以跟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恪守党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准则,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商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双轨制的改革路径中也得到承认。然而,新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要比新闻业务的改革难度大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计划体制运行的较为简化的模式,如今要想把它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有一定的阻碍和难度。尽管如此,在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下,不论是党报党刊、广播电视、非时政类的报刊还是新兴的各类新媒介手段,其发行、经营体制都要逐步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在转轨过程中,大陆的新闻传媒无论是理论吸收还是业务实践,都已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以简化的上纲上线的方式全然否定并排斥西方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相反,通过引进图书、国际会议、大学授课等方式介绍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以使大陆新闻传媒在了解、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传媒机制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三个地区一方面可以按原来的路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大陆媒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的背景下,让大陆的新闻机构有更多机会近距离借鉴台港澳媒体较为成熟的运作方式,从而有利于推动大陆新闻体制的改善。当然,大陆媒体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运作与注重社会效益的新闻理念,对于矫正台港澳新闻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和泛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借鉴意义。 (二)“一国两制”下“两岸四地”的传播交流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所言:“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可以说是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有赖于海峡两岸持续的对话。”[16]因此,“一国两制”在营造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新闻体制改革借助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地缘优势及关联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使中国在朝向“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7]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并积极塑造本国的国际传播形象,这一点在以软实力为主导竞争因素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解决政治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 台港澳媒体的持续发展以及大陆媒体在与台港澳媒体合作中对其某些专业手法和运作方式的借鉴吸收,不仅能推动中华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更能在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铺路。事实上,无论是从区域战略还是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中国都需要促成以自身为优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鉴于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因此,“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在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下对“一国两制”的新发展。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签订并实施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且步伐正不断加快。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和“两岸四地”间重大的协议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克服了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两岸四地”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已成趋势,所以,以功能性经济一体化为基础的制度性一体化要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贸易正常化的基础上,经过更紧密经贸关系合作,进而发展到共同市场模式。这个转变的过程如何实现?除了要拆除政治壁垒造成的屏障之外,作为传播载体和沟通桥梁的新闻媒体则担负着重要的信息传通和文化交流的职责。可以说信息流通成为商品流通在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演变过程中的前提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新闻体制和新闻实践无论是出于媒体自身的市场化运作的考虑,还是为了大局的需要,都要致力于促成“两岸四地”经济交流合作这个多赢的发展态势。 作者:罗慧 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抑或上层建筑综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建立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我们从审计规范、审计体制、审计职能和审计作用等方面考察审计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一)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国家审计是基于监督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政治安排。审计监督包括经济监督和权力监督,因此审计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权力和一种政治安排。因为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支撑,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力量,国家的运行也需要经济力量。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中,经济资源是物质基础,使用、管理和配置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利益,所以这种监督是一种经济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包括取得国家经济资源所完成的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审计对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国家权力框架中的制约机制,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上,国家具体权力的确立和行使,是由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决定的,国家审计权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力,正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管理需要的产物。古今中外,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国家审计权,只是将这种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形成一种附属权。就法理而言,监督权是一项独立的、专业性强的并带有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根据历代审计的变迁轨迹,对权力进行监督历来就是审计的重要职能。历代审计的变迁中,体现了审计是治吏的工具,有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职能。最高统治者通过“治官”来实现“治国”,以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审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烙印,但它处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地位没有改变,作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整顿吏治,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服务的。 (二)审计制度是调和阶级利益 矛盾的政治安排有史以来审计就是阶级利益的调和机制,历代审计监督依附于皇权,皇权的需要决定了审计监督力度,甚至存废。帝王巩固专政的意识越强烈,则贯彻审计制度的要求也就越强烈。因此,在古代审计史上,中央越集权,政府审计越发展。但当审计监督触动了君主统治的利益,统治者会架空审计监督权力。古代帝王是独占型利益集团的代表,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否则政权就要崩溃。比如1761年12月23日,奥地利建立了审计法院的最早前身——“会计署”,但在后来的日子里,由于审计监督触犯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1773年统治者被迫取消预防性审计。审计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直接相联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处理财政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统治阶级服务。审计是通过经济活动这个切入点辐射到运作和操作经济活动的权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审计的最终目标是保护产权,而产权规定了不同经济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界定和分配,这些权利通常会直接影响他人的财务利益,使其受益或受损。因此,审计不仅涉及主体经济利益,以及交易费用大小,而且进一步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体现产权经济性有非常的意义。此外,审计对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可以采用国家意志、法律保护以及道德约束等形式。产权首先体现为对财产的权利,审计确定了每个人相对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并进一步由此而规定了每个人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位的社会关系。产权基本权能的具体表现又呈现一定变动性,审计对产权权能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各个时期又有所不同,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显著。因此,审计就是在基本内核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习俗约束、法律强制乃至个人行为努力下,不断重新认识、补充和完善起来的。从现代观点看,即使远离政治的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也影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维护社会再生产参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审计报告作为一种信号反映了受托主体的效能差别,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信息担保。审计结论影响投人、产出、分配等决策和判断,关系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到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三)审计法律规范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从审计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来看,审计制度已被普遍载入世界各国宪法。一般情况,凡属根本制度都在该国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重要法律(如英国无专门宪法,而是由一系列重要法律起宪法的作用)中规定下来。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它确立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而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合法的强制性,即它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人们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且,凡是重要的、基本的政治制度,通常都在该国宪法或者相当于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都在其宪法中确立了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等内容。因此,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宪法思想密切相关。往往宪法思想决定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模式和发展导向,作为政治体制,其履行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属于公共治理范畴,与一个国家的公众福利、国家利益相关,其职员的履职状况、体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可能关系到全社会的福利改进。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就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既包括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无论是审计法律还是审计准则、审计惯例、审计伦理道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其他社会性制度一样,审计制度也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审计制度的制定同样是在利益矛盾冲突条件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 (四)审计制度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现实的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而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使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组织起来,形成可运作的现实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经济基础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和保证,并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发展的基础。但是,要使经济基础的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还需要建立其上层建筑。审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审计在艰难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终于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有着密切联系又具有独立、权威性质的专职部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其共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其特性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紧密联系。审计既要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需要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发展服务。审计的经济监督职能就是基于这个需要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也有双重性。其中既有质的适应,也有量的适应。审计要实现这种反作用,必须同一切破坏这种经济基础的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审计的反作用总是加深、体现着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审计要想实现自己的反作用,它必须是一种现实力量。否则,反作用便无从谈起。如我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审计检查权、审计调查权、制止权、建议权、审计结果的通报公布权、处理处罚权、提请司法追究权等。作为上层建筑的审计如果在量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的不适应,也会产生上述结果。比如审计机关过于庞大、审计的自由裁量权多大等都会造成与经济基础不相适用,从而可能导致审计的削弱或消亡。 作者:宁佳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新晨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嬗变与秩序变迁刍议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0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外围”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国家与以G7为优秀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优秀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优秀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总而言之,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与拓展空间,而且新兴经济体尚处于加速起飞阶段,可谓千载难逢。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经济体系变迁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济基础论文: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优秀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 经济基础论文: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 2 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论文: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与统治地位分析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的经济基础及解决思路 摘要:高效制度供给虚拟泡沫化的的种种形式,成为计划经济唯一自留地的中国教育,界的顽疾,它导致中国高校教育阵地示范失真,学生就业知识结构和能力与社会市场需求脱节。高校管理层的各种制度供给的虚拟化或形式化,有其存在的经济土壤和基础,抑制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主要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行渐进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高校制度供给;虚拟化;唯学历教育;惩罚机制空缺 制度供给和创新形式化直至虚沫化现象由来已久,近年已经蔓延渗透入担负着为市场提供各类人才的高校这个神圣领地,近些年来全国上下纷纷扬扬的高校评估活动中各级委托层的形式主义、欺上瞒下直至造假盛风;职称评聘中的规则制定与操作实施中的异化现象;由水博士团队组成的行政管理层的空中楼阁方案等等,是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寒心的。 1 中国高校制度供给形式化、虚拟化小满冠 这里,笔者就某一普通高校评估中的制度创新虚假例子为引子,给出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或创新的小满冠。某普通财经高校大院长在得知10个月以后要对本院进行评估后,首先召集全院中层者作了厉害冲突的动员报告,随后各二级院长就猫步紧随地对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下达任务,教学大纲,试卷规范,其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等近三年的教学资料都要补齐,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补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资料时,为了反映管理层工作的扎实到位,期中教学检查规范成表格化,在学生反映最好老师、最差老师两栏中,教学秘书根据认识与否,把每学期任课老师中不认识的老师填到最差栏,认识的、本单位老师填到优秀栏,无意中有位敬业老师发现,找到相关人员问起,教学秘书一开始还质问这位老师,“你怎么会知道?不让普通老师看的,临时补的材料,领导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继而解释说“如果认识你就不会写你,设计的栏目不能空着,其他学期也是这样,只是为了给领导检查,没人看”。最后在这位老师的执着下,这个奴才式的教学秘书不得以道歉并“好心”告诉当事老师找教学副院长,另人震惊的是那位二级院副院长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他先诚恳地感叹:“哎,都是为了博士学位和学位点建设,当时我在外地跑博士学位,又不能耽误学校的评估大事,就让教学秘书根据学校精神和北大清华的教务检查模板补上就行了,接着满脸尴尬无奈哀求说本学期放到最好那栏作为补偿,等有机会和教务处长沟通一下,最大限度地挽回声誉损失。但是该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并未灭绝,给予义正严辞地回绝,不料这位博士副院长立马恢复了野蛮专横的政治流氓面目,扬言谁让你不是学校的校长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教学秘书一看他领导的态度也开口侮辱该教师。这位老师找到相关部门领导评说,结果换来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踢皮球似的推三推四,最后是尊贵的校长的安慰:社会上造假成风,家丑不可外扬,要相信世风会是漫漫好起来的。是的上上下下都在补材料迎评估,大院领导层更不希望出任何纰漏。事后经过调查得知原来那位二级学院的副院长是卑躬屈膝买官得来的地位,是大院长的亲信。在迎评估动员大会上,领导就曾经用威胁的口气声称:下个星期专家进住院校:无论哪个教师们被专家组抽查到,都有义务把背诵了2个月的院政绩材料口述给专家组的调查人员,谁如果说了对学校评估不利的事或话,轻则降职,重则自动辞职。 1.1 职称晋升制度中形式化暗罩下的沉闷 中国的职称晋升制度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冲击下有所该改进,但形式主义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势力作祟的成分仍然起主流作用。市场化进度的加快使中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且来源极其有限:一是靠财政拨款(包括直接拨款和科研经费),占教育支出很小的比例;二是靠招生创收(包括全日制学生和在职教育),则占据了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比例。由于扩招学生成了许多学校的立校之本,所以教师的教学任务和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就十分繁重。如果教师每年指导20个本科生、每年讲授600个学时的课程,那他哪还有什么时间来从事科研工作呢?如果仅是指导学生和讲课,现有教师的工作业绩或许比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更突出。人可挖掘利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教学占用的时间多了,科研就受影响,相反亦相反。在许多学校,教师指导本科生论文都要写日记(生产实习也是这样),指导质量好坏不论,不写日记就不合乎要求。学生答辩尽管也是形式主义,但参见答辩的老师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量,写评语、导师意见、答辩过程记录,最后还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论文是否符合要求。教师讲课的内容和质量并没有作严格要求,但上课迟到或早退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因此学校决策者在职称晋升中设计的规则不可能完全是真正民主而又科学的程序,这样职称评审晋升沦落为走形式,送人情,其中参杂着供租寻租继而腐败就不足为奇。比如,某高校2002年为了上学位点,在教授博士数量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院领导突发奇想,决定把后三年的指标拿到当年用,拿出50个正教授指标,根据结构比例副教授等也成规模效应,当年有的老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事物中或者无暇顾及这些政策信息,或者出外进修学习,在这种知识信息严重不对称下,据说人事处、总务处等行政后勤人员因其业绩考核无依据也捞了个教授,消息灵通的外部被开除没在大学里没教过书的某水研究生,开车送礼调入该院也被封了个教授,被美传为教授大批发、大送礼。该单位后面的职称评聘是一种什么机制模式可想而知。果然在2005到2009年解冻的职称评聘中,当年被遗留下的教学科研不错的教师再也没了机会晋升,每年3-5个教授指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的职称评聘条文规则既超前又详细,超前到大多数教师望尘莫及不敢申报,详细地使人象看一本小册子文书。评聘程序貌似合理,学科组评委、院学术委员会大评委、公示等,但其中的道道或许参与申报教学科研出众又落评的老师能领捂到个中苦涩。公示异议期7天,个别不服气的科研强者提出建议:学校应该成立矫错机制,可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果。经过事后消化、信息披露,原来是该校为了上层次,除了个别科研教学还说的过去外,把有限的教授指标或者给了新来的博士或者送了礼。 1.2 部分“水教授博士”垄断下的中国高校学历教育名华实虚 教授贬值,博士水货,学术腐败,中国的高等学历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何去何从?“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浙大在四校合并之前,对教授的评定是很严格的,“教授”也是不错的,但是在四校合并之间,发生了“滥评”(特别是其它几个校区的,感到合并之后要评上教授会遥遥无期,于是放开口子),致使浙大教授一下子鱼目混珠,大家都是教授,最后学校不得不重新洗牌,成立“工分”制。现在中国各高校教授已严重超标,真正有水平的教师在有限指标和非公平竞争压力下,即使科研水平、条件比在位教授的学术水平高出数倍,也很难当上教授!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1.4 博士领导管理层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规则成为空中楼阁 高校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属于校内的行政系列,他们从事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学生管理或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教师通常是可以替代这些岗位的,个人偏好上的差异使许多人在以前的制度安排下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扩招上层次形势下的繁重教学科研压力,使教师处在一个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而保持行政部门相对稳定,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中,教师的薪酬达不到行政人员薪酬水平,所以,至少对某些风险厌恶型的教师而言,他们会因为教师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感觉福利下降。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很多教师改变了自己最初的选择可能更愿意选择从事行政工作,甚至某些教学科研很一般的老师在名利贪婪的欲望驱动下不惜一切手段代价的上博士争教授,是为了当教务处长或院长,以扬眉吐气、摆脱原来的尴尬处境。高校的行政部门曾进行过改革,但众所周知,这种改革只是形式上的,把行政级别制改成了职员制,而且这种改革是一次性的,等大家的级别定好以后,基本上又恢复了从前一样的情况,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认定仍和从前一样草率,他们也和从前一样过着职责不清、吃大锅饭的生活。改革搬不来国外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制度,在现有行政环境的约束下,教师的工作效率要大打折扣,我深信这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高校行政部门相对教师队伍而言,保持着过于庞大的规模,使得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因供养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而无法实现对教师的激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教师招聘中提出的报酬方案(讲师的起薪4万美金,副教授的起薪5万美金,教授的起薪6万美金)确实能吸引部分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但绝大多数学校如果将报酬提高到上述标准的一半,势必导致行政部门的强烈不满,政策制度是他们制订的,行政部门收入也随之上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高校行政部门的博士管理者为了体现自身价值和保证本部门人员有工作可做,以制度创新的名义通过不断变动调整规则为教学和科研施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约束。行政部门类似于政府或者公共部门,他们理应以服务教学和科研,但多数学校的行政机构成了教师的管理者。他们不断地设置一些所谓的新制度,并派专门的人去检查和监督,比如各种教学科研工作量、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表格的不断修正、填写、执行,指导毕业论文是否写了日记,带队生产实习是否写了日记,科研教学量完成情况等。这些约束明显与学校的学术标准不符,但教师或教授没有资格做出这方面的决策。相比之下,同样的工资水平,由于他们没有教学科研压力,高校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有更多的替代者,但是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有着博士教授头衔,又有着共同的寻租供租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处在一个比在社会其他部门就业更养尊处优的垄断地位。人的感觉总是敏锐的,全国高校,除了洋博士和已经晋升教授者感觉很好之外,多数教师感觉到个人福利在下降,认为当老师可悲,厌恶当教员的情绪上升。在博士领导制定的高标准无法实现又无路可寻的情形下,许多教师采取了国人的Q精神,你做你的朝三暮四的创新规则,我走我的崎岖羊肠溪路。大家不言而喻地认为:博士教授理应做专业,你弃技专从政很说明问题。 1.5 美好的科研团队建设设计在预期操作运行中会成为泡沫 随着研究型大学建设逐步受到广泛重视,各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尽力培植适于提高科研效率的环境。培养并加强对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是符合当前科学研究方向的,对于提高高校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水平质量,发挥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各高校科研团队建设设计方案一般采取三个步骤:入选科研团队的条件、明确团队的战略任务、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供给有问题,诸如教授职称晋升因人设岗、博士水分、博导虚华等等,在公布入选条件、任务和奖励程度后,许多博士教授或者不具备入选条件,或者现有教授科研条件规定比科研团队要求低得多,或者执行中的教授激励比科研团队奖励设计要高出一截,而悠闲观望不申请,最后申请加入科研团队第三层的学术骨干,大部分是希望以后晋升职称的副教授以下的教员,年龄结构从28到53岁;第二层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除了个别科研水平较强的博士副教授自愿当外,其他的是各职能部门的副头;而学科带头人因按入选条件没能达标的就改为负责人,理所当然的落到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身上。 我们再来看看由大多数博士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设计的超前科研团队任务书,这里笔者只摘要某普通财经高校科研团队中的的学术带头人的三年任期科研任务:1,至少申请到本人主持的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部级科研项目(前3名),且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到款至少3万元,并且本研究方向经费累计到款至少7万元。2,在我校“研究生学位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规定的学科权威期刊范围内(第Ⅱ类)1篇;或在学科著名期刊范围内(第Ⅲ类)至少3篇;或作为第一作者,被《新华文摘》或三大检索至少全文收录论文2篇;3,在任期内至少完成以下3项内容中的1项:(1)公开出版1部本专业的学术专著,为前2位完成人(此项对人文社科类及理学类不重复计);(2)获得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7位)、二等奖(前5位)、三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5位)、二等奖(前3位)、三等奖(第1位);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前6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2位);或获得省级社会科学类成果一等奖(前3位)、二等奖(前2位)、三等奖(第1位);(3)获国家发明专利,为前2位完成人。教学任务:三年任期内独立系统地讲授至少一门本科生主干课程及一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三年不少于450学时,教学效果优良,教学业绩显著。 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差距有多大,读者可以自己琢磨。科研团队本质上是个虚拟团队,构建了明确的目标和激励机制,在团队建立之初,每个成员也了解团队的目标、远景和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在项目科研进程中通过互动而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各自角色的理解;个人收益和团队业绩结合起来,促使成员在创建团队绩效中更加努力。但在目前高校教育体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背景下,高校科研团队组成人员的素质、结构、动机多元和其学术任务规定超前标准化的不协调磨察中,最终的任务完成和报酬兑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许多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教师因为反感走形式,而以不进入这个团队为骄傲,当然也有许多教授博士因为科研太差不符合入选条件而坐山观望。 1.6 教师专业技术考核指标实施中成为给外人看的摆设 对专职教师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本意是强化教师业绩和薪酬的有效结合,鼓励在岗教师的爱岗敬业,创新立本精神,教育管理层的动机和愿望让局外人感到是欣慰的。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尤其是高校在渐进性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可以感到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很快,各行各业的市场化在对外开放、外资管理模式示范冲击下已基本完成,近些年来高校等事业单位虽然在外界市场环境的不断渗透下,奖惩竞争机制的设计和实现上有所体现,但高校等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质毕竟不同于企业,因而它是除了中央垄断企业外的双轨计划体制的唯一自留地,这种内外环境运转体制的差异,决定了现行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实施中的奖惩机制非现实性(惩罚机制空缺),导致教师业绩考核指标成为花架子。 某高校管理层在大环境带动、政策驱使下,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民主讨论,终于出台了聘任制下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核办法和相应的奖惩机制,其中设计教授为4级:0、A1、A2、A3,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岗位津贴也拉开档次,前两级科研任务要求太高,没人敢申请,后来解释为给局外人看的。现有资格教授申报A3岗的多,A2岗的也不在少数,每年都要小考核,三年大考核后,A2岗的科研任务基本没人完成,甚至有的A2教授岗三年的科研是无,A3岗的部分完成, 但惩罚只是象征性的,扣几百元钱了事。学校的科研教学是一群想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副教授职称以下的教员来支撑,他们大量超本岗位的科研教学,但是职称晋升中的这样那样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机会晋升,超额的科研教学工作量虽然得以兑现,但与那些要高岗位,拿高岗贴最后没完成科研任务的不惩罚或者少惩罚的教授相比,其薪酬仍然低,考虑到为科研教学所牺牲掉的精神需要,这部分倾其所有时间精力于教学科研中的教员的福利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指数呈恶性循环式效应,他们的心态失衡导致的对任何事情的冷漠已经到了低限。上一轮的业绩考核和薪酬结合给教员们的深刻印象是奖励了偷懒、平庸、贪婪的教授,相对惩罚了那些高强度劳动并有客观成绩但没机会晋升的教员,后面管理层制定的各种职称评聘、考核办法、奖励机制除了既得利益者外,似乎成了无人问津的文字垃圾。 2 高校制度供给虚沫化的经济学基础 2.1 制度创新虚拟化的微观市场基础 制度供给或创新的虚拟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是有其坚实的市场基础的。 2.1.1.马歇尔的供求市场的微观基础。虚拟化的制度创新在需求方面,其市场基础在于各级层对行为失真和形式化的制度创新的需求高于务实制度产品的需求,因此而来的形式化制度的消费价值高于实实在在的制度产品的消费价值,这和仿制品、赝品的消费价值大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的道理类似。之所以出现这个扭曲消费和价格状况,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质量消费比曲线的作祟。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质量,而且还要考虑商品的价格。东西不好,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问津,而东西很好,价格很高,恐怕消费者也要寥寥无几。所以如果某种东西价格很低,质量从外表上也不差,需求方一定愿意购买消费。物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质量比在P*处最大,(①高鸿业:《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此后,随着商品内在质量的增加,商品的价格质量比下降,即内在价值下降。学校的制度供给或者说创新也一样,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制度创新供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或说是代价,也就是说成本要高一些,这样上级者也要花费较大的时间精力或者代价进行考察研究,以展实际可操作、执行的程度。所以,某些普通文教卫、科研单位把名牌单位的制度模型拿来,稍加变化或者根本就不变化,不仅可节约其费用,而且上级层也会感到是高层次、高标准的规范模版,因其所谓的制度产品的内在价值高,用不着多花费时间精力,顺利过关,下级单位很可能由此受到嘉奖。 供给上它的市场基础在于形式化服务的供给价值大于扎实行为的供给价值。何谓供给价值呢?对于高校这个制度产品的生产供给单位来说,某种制度是否提供不仅要看它消费需求行情,即上面所叙的消费价值和它的成本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它的消费价值和成本差额,或者说是要考虑它的价格成本比,如果某种制度产品的需求价格高,而产出成本也很高,即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事业单位会提供它。反之,如果某种制度供给不仅有市场需求,消费价格客观,而且生产成本很低,即价格——成本比大于1,以至于利益收益非常客观,那么这种制度供给一定比较客观。(②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8期 。)形式化的制度供给因为它的模仿性和非本土性决定了它的产出是低廉代价的,它的利益效应也定是非常客观的,这可以被认为是普通事业单位制度创新形式化和虚拟化的供给基础。 形式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与一般商品劳务不同,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属于各级人,作为消费者它增加各级层的消费者剩余,作为生产者它又增加各级层的生产者剩余,经济学上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总福利,这样说来,高校虚拟制度供给意味着各级层的福利的大大增加。交换产生消费者剩余,联合导致生产者剩余。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者作为制度产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他们通过圈内默契交流或者交换,互相维护这种别扭制度链条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的剩余也因此得以放大。 2.1.2.知识信息不对称中的委托双方的机会主义败德博弈 如图,[0,7]解是委托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败德行为,它导致的是“富官强兵靠贫民”的结果。事业单位中的制度供给或创新,最低层中的具有良知的科技教研人员往往出于职业道德,对每项程序、表格、规则等认真行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是如果某些管理者出于机会主义和私利,则一定是做事情的一线科技人员吃亏,道德行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报酬为零甚至负的,而管理者靠已有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与自己的努力不相当的报酬; [7,0]解刚好相反,是方知识信息优势下的“刁民弱政”解,如果管理层中有道德行为和专业能力非常优秀的官员,他们为了把事业做好,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设计出的规则即便是一流的,但是这个单位的科技教研人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教学、科研团队、协会等组织的强大,使作为管理者的委托方的制度规则设计制定不得不适应各种教学、科研团队的势力对比变化作出调整更改,即所谓帕累托改进,那么该单位的一线人员利益就一定会得到最大保障,甚至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行政官员利益的侵剥。 从博弈矩阵解可以看出,委托方和方都有选择走形式,搞花架的利益激励,这应验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短期囚犯博弈规则,短期的一次性博弈,委托方和方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行为,结果短期均衡解就是对由双方组成的整体最不利的结果[0,0],当然如果是长期的多次博弈则可能双方考虑以后长期共事,就可能达成对整体有利的解[7,7]。 中国的人才流动受社会上美式企业雇佣劳动体制的影响,(③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魏加宁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115 页。)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弱势政治,规则制度在利益格局变化调整中的不断变更,加剧了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高级知识员工的频繁跳槽,使我们目前的事业单位各级委托博弈处于短期博弈规则和结果中,事业单位的制度规则也因此沦落为应付检查和对付利益团体格局变化的形式工具。 2.1.3.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斯塔克勃格非均衡所体现的当权者既德利益的充分体现 领导者者与追随者博弈所体现的领导者多赢的非均衡原则被被各级人运用发挥置顶。斯塔克勃格非均衡解所呈现出的领导者利益大于追随者的利益(④(美国),詹姆斯 M 亨德森,里查德 E 匡特《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89页。)决定了事业单位知识人士的仕途理念。只要有机会,官瘾大欲望强的知识人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领导岗位。 领导者可以优先体现自己的偏好、意志,从而自身的利益和圈内人士的利益也能最充分的体现,这就象社会上的形式纷繁的会员制,只要你加入了这个团体,成为内部人士或会员,你的行为就被保护,就会沾上领导的光,或者说是“搭上便车”。当然如果这个领导者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他所在的单位及其员工负责,他又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领导人格魅力,无疑,他的当政和“新政”是对这个单位及其科技人员的赐福;而现实的某些事业单位领导者尤其是普通高校的管理层又有多少是处于对学校的前途及其员工利益的负责呢?或许有的知识专家从政的初始愿望是要把单位办好,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官本位和西方领导者与追随者博弈格局中的利益显示驱动下,大部分的知识员工当官的原始动机就是“混”体面,利用既得岗位的优先权制造垄断效应,寻求大量正常和非正常的租金。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即使原先有良好动机的从政者在这个多数人机制里,其美好愿望也会被漫漫侵没。中国事业单位官员圈内的保护机制受社会上官官相护影响,只要做了官,只要不犯原则上的错误,即便是为非作歹也有可能受到保护。可以说,在中国的某些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就象一个垄断者,众多的教师科研人员因为其分散教研,处于充分竞争地位。如果教研一线人员不能很好的联合,成立各种团体,并成长为优势群起,事业单位中的管理层垄断地位和一线教研人员的竞争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受损失的只能是一线教研人员。一线人员会为适应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层规则而高强度高负荷劳累工作。久之,当大多数一线人员无法适从朝三暮四的政策规则和完成繁重的岗位任务时,管理层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便成为POWPOINT式的虚团。 2.2 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宏观基础 虚拟的高校制度供给或创新,在市场的宏观基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均衡思想、机会主义被被各级人淋漓发挥。 凯恩斯主义及政策是政府针对社会上的私人投资和消费不振,利用“货币错觉”和知识信息不对称,消除公众的“傻博”投机,把“陷阱”中的短期流动投机资本转化为投资资本的。这种挤出资本市场泡沫,转虚拟资本为实际产业资本的政府“救市”作为,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但是KNS主义者的反博弈政策是采取了政府利用权利垄断效应和公众的信息知识严重不对称的短期均衡手段。(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姚开建,刘凤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0-140页。)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以学历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条件,使事业单位的管理层大多数有着相对高的学历,他们即使非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也在接受各层教育时程度不同的接触过西方经济学,对KNS主义理论和政策及风行之久,其正统地位不受威胁的内奥是有所领悟的,加之国人的“兵不厌诈”从政哲学的古风今道,管理者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制度试验大潮中,也开始在自己的管辖领地无所顾及地实政短期博弈规则和条例。实施过程遇到阻力,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某些需要政策倾斜的群体更多的是管理层形成的“垄断团队”的利益受到稍微损失,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就需要推倒重来,且为了从程序上让信息绝对下风的一线人员无柄可抓,拿出大量时间让一线员工讨论,走所谓的“民主”程序,而实情是根据领导意图的方案早已成型。 文教卫科技人员毕竟和社会上的蓝领员工不同,他们中的专业凤毛麟角者有许多博览群书,即使非财经类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好学,对知识的浓厚兴趣使科技、教研人员能够识别管理者的规则内容和意图,在受到一次戏弄后,他们中的佼佼者的辞职,跳槽或许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他们除了事后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利益方案修正外,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投机,KNS的利用工人短期“错觉”的知识信息不对称,于是发展为制造知识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不愧为是搞政治的,他们出台的“高水平”的岗位条例,一线教研人员即使倾其所能,有时也很难完成,一线人员以自身的岗位任务为中心,计划努力完成,管理层推陈出新的制度花样是难以再费心机的,于是管理者便利用教专人员的精力分配倾斜,朝三暮四地变更规则,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获取上级领导对本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好评;二是间接实现了对自身有利的方案调整。 3 事业单位制度供给虚拟化的后果 事业单位制度虚拟化、形式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导致科技一线人员创新细胞的扼杀、奖惩机制的丧失、优秀员工的跳槽继而对社会市场人才需求甚至对教研服务对象的不负责任。 3.1 唯学历的高校教育制度造成优秀教研人员憾退教研阵地 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其实,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中心,其使命是传播知识与真理,传承人类先进文明。只要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解决一流的问题,做出一流的贡献,自然会成为一流的大学。学者贺卫方在接受《大学周刊》采访时,对大学创流运动评价刻薄,但却诛心。他认为这是“虚荣心作怪”,是“某种自卑感到了极端以后出来的一种病态性的自负所导致的一个口号”。他提醒大学各级管理层当转换脑筋,目前高校须直面的不是办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办真正的大学。” 从创“世界一流”,一下跌至办“真正大学”,无疑给一窝蜂而上的大学创流运动泼了盆冷水,也让其很失颜面。但是细分析来,贺教授的话还真在理。何谓大学?大学的本真是什么?如果连这样问题的都没搞清,还是先缓言一流。 朱清时做了1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他对于大学的领悟颇让人深思。刚做校长时他以为大学缺的是发展经费;后来感觉“比经费还重要的是人才”;继而又领悟到“除经费、人才外,还要有硬件设施”;到最后朱校长感慨,“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 诚如朱校长所说,大学要发展,资金、人才、硬件等不可或缺;但等有了充裕资金,引进了一流人才,盖起漂亮大楼之后,大学应有的最本真东西——“读书想问题”却缺失了。朱校长从上个世纪末入主中国科大,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他的感悟与其说是反思,毋宁说是自省与自责。近20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规模空前扩大,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美轮美奂的表象之下,却是教育功利化、世俗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大学围绕市场转,正在沦为培养资格、贩卖文凭的场所;学术评价的功利化导致学术泡沫,学术失范、腐败现象丛生;高校的政府化、学生发展的整体划一等,破坏着大学的治学氛围;豪华工程上马,奢侈作风泛滥,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流失。凡此乱象,造成形式主义泛滥,浮躁之风盛行,教师难安心做学问,学生无心学知识。 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当让求学者觉悟,教学者自强,进德修养,力矫颓俗,成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是要规避干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象牙塔”里的公民静下心来,潜心治学;让大学回归“学人之社会”,追求文明进步之精神殿堂。 4.2 重洗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牌 现在,人们只要哪里出了问题,就说是机制问题,而机制问题在哪里?我想说是在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和能力,这包括相应级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权威性。领导的任务在于以自身的公众权威性,带领他的行政团队设计出具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程或制度策略。官员的权威程度不仅仅是在于书本知识积累等学历高低的形式,身经白战的丰富经历和对各种事情的驾御操作能量才是其负众望的根本。据说,中国的各级省部、厅局、处级领导有博士学位的不少于三分之二,现行高校研究院作为培养学历的地方,管理层和高级职称对学历的要求就更甚。我们的博士培养机制,博士贬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真才实学的博士博导也很多,在这里我是说由于“水货现象”的充斥,博士队伍已鱼目混珠,所以“任人唯学历”的管理者选拔条件是非科学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能连任美国总统,使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如其说是他的家族势力影响,不如说是他的个性魅力和丰富人生经历积累。 中国多年“学而优则仕”理念根深蒂固,莘莘学子读书为了“仕途”。做官为了什么?很多高学历追求者是为了改变自身现状,为了将来活得体面,这种浓厚的自我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我国事业单位现有福利制度规则的团体倾斜性,规则制定者的这种“唯我”动机也一定程度导致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制度规则的不公正性,从而失去制度规则的有效性。如果这个管理者的“官瘾”非常强烈,除了博士等高学历而自己又没什么让人值得信服的东西,那么他的“官”路一定很艰辛,先要“跑官”,付出各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供租”,占据了相应的“官”位后,以权利压制他人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这应验了经济学上的偏好非理性者的无差异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就是说除了“官欲”,对别的事情的欲望需求是很少的,“官需”随着权利的上升会对别的事物的欲望需求代替能力越来越大。制度规则的扭曲性会越发不可收拾,只要这个当权者在位,这种扭曲的规则就不会得到矫正,等到一线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下一轮以某种貌似合理程序重新洗牌的时候了。(⑦王少梅:《福利制度演进的博弈分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267页。) 这里,笔者期盼每4年一轮的职位竞选不能再走程序,上层管理者应当吸取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任人唯亲,不唯学历是起码的择优准则,以服务基层、一线的累计年功多寡为领导选拔准则代替现行的不拘一格的明星用人制度。风行一时的各级部委博士“童子军团”,他们制定规则、政策只能是从书本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中寻找,可以想象,这种脱离实际基层的花样文章到底对当地或本部门的实际运作有多少指导意义。事实上,现实中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领导,他们的政治规则,处理问题的手段能力更具实效性。近些年,中国的“仕途经济”中的唯“学历”、崇“海派”趋势有所下降,实践中人们越发认识到“土生土长”的国内势力派更具亲和力感召力,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团队中的“一把手”,如果不是从扎实服务于所管辖领地的实际历练者选拔,而是“天降大任”于一个外部引进“人才”,或把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所谓“少壮派”推上“塔峰”,不仅会对这个专业或二级单位带来各种盲目和混乱,使很多老师无所适从,而且对他自身的发展也不利,如果博士、专家是名副其实的,那他们可能是某个专业领域“高手”,而管理组织方面,他们就不见得必定会有什么作为。 改变现行事业单位行政团队的级别位置遴选条例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复杂工程。事业单位的的教学科研等是一线人员具体作为,一线员工在制定各种教学科研等规章条例上也最具发言权,所以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由一线的员工来讨论、提案并生成。作为制度规则制定者的各级分院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行政团队,应当由本部门本分院的一线员工通过公正竞争程序产生。至于具体的竞争条件可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同权威领导协商,交由一线人员讨论定案。其中的主要原则是:竞争领导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对单位对别人负责,并且要有能力负责。鄙视“出人头地”、“穷人要翻身”的自我意识。尽最大可能的把那些既有高学历,又具经济基础、业务素质、政治修养、处世涵养的厚道人士选到相应管理岗位,让敬业人士安心专业兴趣,刁钻之流心服口服。 4.3 各种制度安排当体现其本身的规范、稳定性 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无疑,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是推动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原动力,但规则、制度、政策就不应当提倡不断创新。如果说资本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创新品种、金融衍生品种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高校作培养人力资本的场所,它比资本市场更具稳定性,它的制度规则条例也更应具相对长久性。工业产品和服务为适应人民的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推陈出新是可取的,它刺激了人们的视野,激活公众的细胞,使人们的生活鲜活缤彩。高校的教学科研等考核制度毕竟和五彩缤纷的商品不同,它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是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只是受他的约束,人们大都不喜欢约束,喜欢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人们习惯了某种约束,要马上改变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教卫事业单位的产品是人和科研成果,这毕竟和商业产品不同,要培养优秀的学生,攻克顽症,作出优秀的课题和文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事业单位的教学、方案、科研规则等政策性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就是说,周期要长一些,象现在各高校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结果的的年度教学科研量考核,就不如不改进,它打乱了教师过去的计划,增加了教师对教学科研的浮躁情绪,使教学科研投机泡沫成份增多。一线教师的精力一大部分用在了校方管理者的应急对付上,教师适应朝思暮变制度的成本太大,使教学科研质量无法保证。 制度不适合经常变更,尤其是以生产特殊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制度更不适合经常调整。当然制度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移风易俗、制度改进在某些内在东西异化成熟期到来的时候,适时的改变某些陈规陋习也是必须的。只是作为制度的某些规则、政策不能凭长官意志或应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呼声随意改变。如果把制度的适当稳定和制度的应时改进作为两中制度进化产品,那么规则制度产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均衡影响同经济学上的任意消费者对任意两种商品的需求均衡原理一样,均衡的制度产品供给是对消费者的最佳服务。高校的规则制度也一样,它需要在创新和稳定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制度供给。现行的中国高校制度规则帕累托改进太多,稳定对改进的边际替代率要高,说明稳定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改进创新,因此需要纠错机制来纠正现行的朝三暮四的规则改革创新,按照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重构规范透明的规则制度,诸如,在领导团队的组建上,作为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高级层校方领导的选拔规则条件上,是不是把“摈弃包括KNS主义在内的各种短期效应、兵不厌诈的思想意识”放在突出条件中?委托者更应该强于者,这不仅局限在学历等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管理层的除了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别无负责上,象香港总督董建华等领导者,他们的真正富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富裕,使他们除了对他们的公众负责以外,别无他求。一旦公正效率的校领导团队形成,规章制度的科学规范就有了着落,科学的公正的规则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顺利,是它能够成为约束员工的最好佐证,它也就成为衡量各种员工作为的真正尺度,从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制度的稳定性也就随之保证。 4.4 填补惩罚机制设计的空缺并落实到位 现行的高校规则制度,对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案很多,也一般兑现,但对于惩罚机制的设计很少或没有,这弊端上面已经讨论过。奖惩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奏效关键在于惩罚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并到位。学校的教学、科研团队也好,规则也罢,能落到实处才能显示规则的效应。我呼吁,一旦规范的制度建立,对于没有完成各种任务的当事者要惩罚,对于弄虚作假者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于袒护弄虚作假的,中饱私利者更要追求其责任,惩罚的重度体现要充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及其效益分析 摘要: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只有首先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跨境结算,并且逐步扩大结算范围才能最终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目前,95%以上的中越边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通过对中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和效益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促进边贸发展为中心,推进人民币结算进程乃至实现货币的区域化;第二,完善边境贸易管理政策;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民币跨境流动检测体系。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济效益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面临新一轮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被作为交易计价货币和支付结算手段,广泛流通和使用。在越南,以人民币结算的边境贸易占到了95%以上,人民币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货币;在缅甸和尼泊尔,人民币成为两国的官方储备 货币。 2010年6月22日央行等六部门《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由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扩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同时境外结算地由港澳、东盟地区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目前,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双方实行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客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基础 (一)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在越南起步早,发展快 从1995年开始,广西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陆续与越南有关银行建立了结算合作关系,与越方银行互设本币结算账户,而且越南多家企业在广西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专用账户,同时广西五个边境陆路一类口岸所在县(市)均开通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1996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同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广宁分行签订边贸结算协议,农行东兴支行成为广西第一家开办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商业 银行。 目前,广西与越南边贸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比例为80%。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广西与越南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累计达1200多亿元,其中2008年边贸人民币结算额为220亿元,占当年全国各口岸边贸结算银行办理的边贸人民币结算额的60%以上。以位于中越边境的中国农业银行防城港分行东兴支行为例,1997年边贸结算业务量为2904万元人民,而2008年仅前10月份,就飙升至56.67亿元人民币。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越南芒街市及广西东兴市从事金融、边贸、旅游行业的问卷调查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边贸及旅游、投资等领域95%以上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在越南己被普遍接受。 (二)中越双边贸易规模逐年递增,贸易占比趋于平稳 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规模可通过双边边境贸易额来体现。广西和越南边境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39.8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12.4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2.3%,广西和越南贸易的贸易额占广西外贸总额从10%增加到了28%。 (三)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增大 随着近几年美元的持续走软,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2005~2011年,中国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持续下降,即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这种形势下,美元结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元结算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汇率风险,以中国出口企业为例,贸易合同通常以美元计价结算,签订贸易合同与交付产品之间通常存在时滞,这期间美元若发生贬值将造成企业利益受损;二是美元币值不稳定,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出口企业通常通过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规避汇率风险,这无疑增加了出口成本,降低了企业经济收益;三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各国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是美元结算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另一种经济损失。与美元不同,人民币近几年却走上了一条持续升值的道路,中国与越南选择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能有效规避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也能降低美元结算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及外汇储备的损失。 二、中越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经济效益 (一)中越双边的经济互补效应 随着中越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越南的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越南的第三大进口国。2009年越南从广西进口的家用电器、木制品及家具、化工建材、机械设备等总额达到88.09亿元,占整个进口产品比例的46.51%。从1995年开始,工业品的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到2009年为止广西工业品的贸易顺差额达到了39.62亿元。而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情况则相反,从1999年开始处于贸易逆差,到2009年为止贸易逆差最大达到了38.45亿元。 (二)中越边境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中越两国在经贸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两国的边境旅游也中越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国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边境旅游资源的丰富多样性,两国绮丽神秘的自然风光及边境口岸商贾云集的盛况吸引着众多游客。尤其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推动了广西—越南旅游合作进一步发展。越南已成为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客源国,2011年一季度越南到广西旅游人数达到7.11万次,同比增长34.3%。 以凭祥为例,自中越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开通后,凭祥抓住机遇,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活动,并先后到南宁、广州、重庆等地进行宣传推介,打出了凭祥边境旅游的名声,凭祥市接待异地办证赴越旅游人数获得重大突破。据统计,自2009年3月凭祥在我国各边境口岸中率先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业务以来,办理《中越边境出入境通行证》赴越南旅游的游客达1.5万人次左右。目前,凭祥市共有10家旅行社具备友谊关口岸边境旅游组团资质。 经济基础论文:谈谈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读完鲁迅先生写的《祝福》时,心中恐怕都会有一个困惑,祥林嫂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在短工和“我”的对话中是这样说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而这个“穷死”就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琢磨的空间。想要搞清楚问题,我们还需从头来看看。 一、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祥林嫂为什么会再到鲁镇做工 在当代社会中,一个女性即使离婚都可以分得一些财产,更别说继承遗产了。而祥林嫂和贺老六结婚时住的房子在贺老六死后却被她的大伯子收走了。为何?因为封建礼教之中的“三从四德”要求女子“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而祥林嫂不仅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阿毛,只剩了一个光身的女性的她根本没有权利去继承任何财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中,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却被大伯子收走,这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反而是正常的,是合情合理的。不禁让我们为祥林嫂打抱不平,愤愤不已!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祥林嫂有个房子,然后或者有点田地务农,或者养蚕织线,都足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了,她还用得着再去鲁四老爷家里帮佣吗?而她现在一无所有,那么失去经济基础的祥林嫂就只能靠重新做工维持生计了。 二、我们分析一下既然留下来了,祥林嫂为什么没能在鲁四老爷家里留得长久,很快就“穷死”了。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折的呢 我们看到再到鲁镇时,祥林嫂看起来相比较以前太清闲了。而太清闲只会让她更有空去回忆痛苦。再到鲁镇后,祥林嫂在祭祀之时想照旧的分配酒杯和筷子都被四婶阻止了。到头来,一天可做的事情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太清闲,让祥林嫂有更多的时间加深痛苦的回忆,更加的难以忘怀。 统治阶级又不可能容忍一个太过清闲的人。当祥林嫂已无半点伶俐可言,鲁四老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把祥林嫂留下了。 也许,我们有人会想,那时社会上,鲁镇就至少连一个有善心,有同情心的人都没有吗?我们当代社会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活雷锋”,而那时真的就连一个也没有吗? 如果说四婶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个已无半点伶俐劲儿的佣工的话,那么深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的人们又怎么可能接受祥林嫂再次失节的事实。怪不得,当祥林嫂被卖改嫁时会闹得满城沸反盈天。当中奇了怪的地方既不是祥林嫂是由她的婆婆强行卖掉的事,也不是推荐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做工的中人卫老婆子又合伙劫她去的事。而是因为祥林嫂新寡再嫁。所以,即使祥林嫂后来沦为乞丐,也不会有人对她有真正的同情与怜悯。 三、看现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作品《玩偶之家》中塑造了一个温柔善良,而最终觉醒离家出走的女性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为了替丈夫治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向人借钱。8年后,刚当上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决定解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而柯洛克斯泰正是当年的债主,债主写信给海尔茂发出威胁。海尔茂知道后,深怕此事影响其前程和名誉,怒斥娜拉是“撒谎的下贱女人”,坏了他“一生的幸福”。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林丹太太(柯洛克斯泰的旧情人)的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后,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称她是自己的“小鸟儿”、“小宝贝”,宣称自己已经“宽恕”了妻子。但娜拉已看透了海尔茂的极端自私和虚伪,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玩偶,不再信任他,果断勇敢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娜拉在出走之后,怎样养活自己,怎样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易卜生并不清楚。他在剧中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道路。剧中主人公娜拉摔门离家而去的结尾,让我们既为娜拉高兴,又为她担忧。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形势日益严峻,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挑战。本文分析困难形势下影响煤矿队伍稳定的原因及现象,并提出了解决途径,促使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压力转变为全力保安全、保生存、保稳定的动力。 关键词:煤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稳定 在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库存高位、价格低迷成为煤炭行业“新常态”的背景下,煤炭企业大面积亏损,保安全、保生存、保稳定工作成为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解决困难时期职工思想稳定问题,是当下煤矿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影响当前职工队伍稳定的主要原因 1.矿井生产经营造成的思想波动 2012年以来,煤矿企业长期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且大多数干部职工亲身经历过20世纪金融危机冲击的艰难时刻,具有较强的危机抵御能力。但市场长期低迷,仍使许多职工对煤炭前景失去信心。特别是没有经历过煤炭行业盛衰转替的青年职工,思变、思走思想不断衍生,对企业缺乏信赖和依靠感。此外,随着煤炭滞销、煤价下滑、效益与成本严重倒挂等不利因素,收入持续下降,物价却保持高位,职工子女上学、住房等造成家庭经济入不敷出,生活上超负重心理,引起职工思想混乱,行为恐慌。 2.职工思想情绪造成的思想波动 一是缺乏有效的正面宣传引导。煤矿企业在形势教育方面,讲困难、说挑战的相对偏多,对矿井家底、应对举措、同行经验讲的少。此外,形势教育主要依靠学习材料、报纸网络等,存在教育途径少,涉及面窄,宣教效果受人员认知影响等现象,正面宣传引导不够,甚至出现了抵触现象。二是多数干部职工等考要思想不同程度存在。部分干部职工主人翁意识有待增强,等矿上的政策,靠矿上的支援,要矿上的救助,甚至有个别干部职工攀比思想严重,不讲贡献大小,只讲得到的报酬多少,混日子思想严重。这些都是制约我矿实现保安全、保稳定、保生存目标实现的重大障碍。三是对薪酬的期望值过高。部分干部职工在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期间,享受惯了优越待遇,一定程度上缓减了经济压力,提高了生活水平。可现在煤企疲软,市场低迷,收入持续下降,职工心理上难以接受现状,经常比较工资、待遇,未能及时调整心理预期,对现实情况不满意。 3.管理制度不适应造成的思想波动 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波动较大,经常表现消极情绪,模范带头作用不明显,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带头浪费、推诿扯皮,表率作用没有发挥。此外,现行安全培训考核过于死板,抽考、背诵方式不灵活,且处罚力度大,导致职工看到抽考人员脱岗、躲岗现象,影响职工工作积极性。 二、做好困难时期职工思想工作的途径 1.摸透职工思想是先决条件 在市场竞争激烈、内部改革深化、价值取向多元的新形势下,要将职工思想统一到矿井发展上,就必须摸透职工的思想。困难时期职工思想,可概括为如下特点:一是人心浮动,人才思动。在生产被动、经营困难的前提下,人心浮动是职工思想最明显的特点。二是精神不振,干劲不足。困难情况,绝大多数职工只能在单位等靠。久而久之,职工心理失衡,唯一的对策就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三是怨声载道,怨天尤人。在当前形势下,职工对煤矿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埋怨情绪严重是突出的特点。四是学习放纵,思想放任。由于企业效益差,工资低,失去了对企业发展的信心,也就失去了学习进步的动力,满足于现状,无所事事,不思进取。 2.严格干部管理是重要基础 队伍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首先要抓实干部管理。只有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干部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队伍建设,改变“庸懒散”现象,提高工作效率和标准,才能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落实。二要抓实处理问题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超前,工作就会陷入被动。在煤炭行业“新常态”下,必须从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等实际问题入手,抓热点、攻难点、办实事、求实效,用实际行动为职工做好服务。三要提高执行力抓落实。通过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巩固年”要求,强化岗位履职尽责,高质高效完成任务,主动适应煤炭行业新形势。 3.加强班组建设是重要途径 班组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石,是职工日常教育的重要阵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利用好班组这块“土壤”,采取多种活动,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形势教育渗透进去,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职工素质、技术水平的提高,也要靠班组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引导。班组工作头绪多,内容琐碎,决定了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大政工网络,积极开展活动,把工作做活、做细、做出特色,使班组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4.关心关爱职工是关键环节 越是企业困难时期,越要关注职工生活。首先,对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给予关注与回应,消除和缓解职工的思想波动。并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带头抓安全、保稳定、强管理。然后,结合当前形势,对个别职工心理恐慌、忧虑迷茫等问题,采取个别访谈、家庭走访、专题会等形式,认真做好宣教教育、心理疏导工作。同时,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政策措施,大力开展“降本增效”、修旧利废活动,从点滴入手,节支增收,千方百计保证职工利益不受损失。 作者:张举 单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一矿行政办公室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帮助研究论文 摘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妥善把握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促进,是所有企业管理者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妥善处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拓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渠道,展示思想政治工作新作为的需要。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倡导、积累、筛选与提炼形成的人本管理理论,它以企业价值观为优秀,以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等为主要内容,能够激发和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相交的圆,既有互相渗透影响的相同部分,也有本质不同独特互补的不同之处。 二、正确区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点。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1、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2、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员工。 3、工作方向一致。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4、工作内容相似。一是在经营行为方向,建立和坚持行为准则、企业道德,维护企业信誉,树立良好形象,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合同。二是在价值观方面,注重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三是在企业精神方面,强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旺盛的劳动热情。[论文网]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点。 1.内容不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根据企业内外条件培养企业精神、确定企业目标、树立企业形象等,具有鲜明的企业个性特征。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进行系统的路线政策、形势任务教育等方面的教育。 2、主导力量不同。企业文化的优劣及建设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建水平。 三、正确把握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新的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其发展。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企业员工出现“精神危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谋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并为员工所认同的一种先进群众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企业个性。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1、借助企业文化,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生产的融合。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2、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物质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 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强化;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等要靠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保证;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推动促进。 总之,只要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更新观念,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就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和谐社会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一、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情况,给既有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凸显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道德观念多元化。伴随社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信息、多元化的道德导向。面对如此多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对正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中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辨别能力弱、社会实践少、阅历浅、思想单纯,容易出现价值判断的模糊和偏差,进而对其在课堂上接受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产生怀疑和否定,这就给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 2.管理主体错位。在现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往往把学生管理工作看作是管理工作的主体和中心,把学生摆到完全从属的、被动的“被管理者”的位置上,学生管理工作以“我管你”为基本架势展开,以“管住你,管好你”为目标。该方式带来的结果是工作量的增加与工作队伍薄弱相矛盾的局面,同时也忽略了学生主动自我管理和寻求发展的积极性。 3.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薄弱。目前大学生数目快速增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师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主要由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专职教师和学生政治辅导员组成,同时学生管理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能力和经验水平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4.社会就业压力大。据劳动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岗位总量的22%。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人们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提出质疑,对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产生动摇,使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功效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面临挑战。 二、对策与方法 (一)提高思想认识,更新教育观念,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前提 1.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把学生当作能动的、独立的主体看待。 2.坚持服务育人理念。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调整心态,充分发挥服务工作的优势,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保证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 3.确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学生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 (二)优化工作队伍,提高学生素质,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 当前在高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是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以及“两课”教师等,加强队伍建设,形成一支专业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的专职工作队伍,是首要工作;所谓师者,天职即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的成效要好于单纯理论的宣扬,充分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主动性,把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工作贯彻到每一个教育教学环节,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更适合教育实际。 (三)深入学生实际,把握规律,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1.围绕学生的思想特点,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以德为本与道德虚无之间、高雅追求与庸俗趣味之间、倡导艰苦奋斗与贪图享乐之间的反差。针对其思想特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贴近学生思想,把思想道德课和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不断尝试更多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融进教材、课堂、网络、公寓、社团和学生头脑。 2.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勇于响应时代的召唤为理想而奋斗,同时他们所处的复杂的情境中诸多的应激源——学业成绩、人际关系、经济困难、恋爱挫折、就业竞争、网络互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偏差。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感把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动态,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去引导他们,采取正面引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及时开展心理咨询等活动,提高其心理健康素质。 3.把引导学生的需要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中,作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大学生处在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人生阶段,对物质和精神存在不同层次的欲望和需求,由于现实与主观愿望存在差距,常导致物质愿望与自身经济条件的矛盾、成才愿望与所处的学习环境的矛盾、成就事业的追求与社会就业难的矛盾,主观愿望的实现一旦受阻,他们往往陷入悲观。因此,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注重工作的时效性和成效性,紧紧围绕大学生的需要特点,有的放矢、因势利导地加强对学生需求的引导,贴近实际,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好各种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是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不能脱离大学生实际,形式不能脱离社会及大学生的现实,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精心设计载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知识竞赛、歌咏比赛、形象设计大赛、辩论赛、音乐会、读书会、体育竞赛、美术书法展、科技活动等文化活动,陶冶学生情操、锻炼学生能力、提高学生觉悟。进一步加强校风、学风建设,优良的校风和深厚的学风,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同时,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校园网站管理,遵循网络特点和网上信息传播规律,在校园网站终端设备安装封堵色情、反动等不健康内容的过滤软件,规范上网内容,开辟红色网站,为广大学生提供健康有益的绿色网上空间,创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始终让生动典型、喜闻乐见、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占领校园文化阵地,促进思想道德建设健康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一思想政治工作缺失论 回顾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我们党做了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一贯坚持贯彻好。仅1989年,邓小平就曾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的谈话中、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谈话中以及在会见李政道教授的谈话中,多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造成这种后果,有多种原因: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和平演变”攻势,攻击社会主义的思潮泛滥;二是国内存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诋毁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三是当时的理论宣传没有坚持正确的导向,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缺少充分的研究、剖析;四是实践上缺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行动,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呼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 二思想政治工作目的论 1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要静下心来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同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论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经济调整的重大意义。“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2]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实现。 2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建设。邓小平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3]这里的宣传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经济和政治形势,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4]“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5] 3增强党性 由于“左”的、右的思想倾向的存在,党内危险因素、腐导,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忽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组织纪律不严格,民主渠道不畅通,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提倡派性,反对党性,主张派性高于党性。为了防止这些因素的泛滥和蔓延,纯洁党性,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6] 三思想政治工作内涵论 1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教育 面对战略重点的转移,为适应新的形势,邓小平号召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7]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已经指导我国革命取得成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没有理由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教育,尤其是思想。“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8]“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9]对待思想,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把思想与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总之,“老祖宗不能丢啊!”[10]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绝非危言耸听,苏东剧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2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1]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突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地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12]在这里,邓小平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明确了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的极端重要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优秀,是坚持党的领导。”[13]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优秀,就没有凝聚力,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优秀就是反对党的领导”,[14]“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5]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16]因此,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贯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3理想与纪律教育 教育的目标是要造就“四有”新人。“四有”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17]理想是人们的社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是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也是决定精神文明方向的主要方面。因此,对于理想,“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8]邓小平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8] “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18]纪律是人们遵守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自己职责的一种行为规范。纪律是理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理想实现的重要保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18]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要达到这一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有法制教育的内容。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有助于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总之,“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建设。”[19] 4历史与艰苦奋斗教育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到,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用历史教育人民。用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人民,使人民懂得,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是共产党领导无数志士仁人浴血奋争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邓小平经常告诫人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20]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八十年代里需做好的四件事之一。因为艰苦奋斗是中国革命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绝对不能丢,而且要进行长期的教育,稍有松懈,“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 [21]即使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邓小平也不忘用艰苦奋斗这个传统教育人民,认为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22]“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基本方针。所以,自力更生的教育也不容忽视。 四思想政治工作途径论 1加强理论学习和教育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途径,也是基础。邓小平指出:“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同志的著作。”[23]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认真研读原著,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他同时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24]“学马列”,不能固守成规,思想僵化,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反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之一。思想战线存在的涣散软弱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导致思想战线错误思潮泛滥、人们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因此,对待这些问题,“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不能丢。”[25]但是,批评的方法要讲究,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掌握分寸,不要搞围攻、搞运动。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利于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3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是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先例。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了党的思想领导,体现了在一切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针对党对思想战线领导不力的状况,思想战线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改变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必要性。邓小平呼吁:“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26]要防止因工作重心转移,只埋头经济工作,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27]邓小平表达了我们党战胜思想战线种种困难的决心。 4联系实际 “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28]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人民关心的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进行周到细致、说理充分的教育。 (1)结合历史培根有一句名言:历史使人明智。结合历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省,用以指导现实实践,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邓小平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并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29]“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30]结合我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唤起民族的危机感,时刻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建设国家。 (2)不离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31]这里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31]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围绕现代化建设,并为之服务。“深入研究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31]用来源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以更好地参与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摘要: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本文仅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缺失、目的、内涵以及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四个方面对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粗浅的探析,以期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1凯里污水处理初见成效 2008年凯里市严格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的意见》和《凯里市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在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的不懈努力,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9.12吨标准煤,同比下降4%;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8%、15%。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隶属于凯里市自来水公司的凯里市第一(龙头河)污水处理厂,总投资1.06亿元,占地面积53亩,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5万吨。工程于2003年11月份开工建设,2007年8月1日投入试运行。该厂主要设备从德国进口,采用先进的集散型控制方式,处理后的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级B类排放标准,通过了贵州省环保局的验收。龙头河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和投入运行,不仅填补了凯里市没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空白,从而结束了凯里市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的历史。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城市品味,改善城市区域水环境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饮用水源综合整治防治工作后,清水江、巴拉河水质达到了地表水III类国家水质标准,城市饮用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地表水达到水功能区规划标准,城市水污染和酸雨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按照凯里市总体规划,凯里市第二(洗马河)污水处理厂的筹建工作已全面起动,建设规模为日处理污水3万吨,工程总投资7209万元,占地36亩。建成后凯里市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凯里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经济利益占主要地位,而本该是企业重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忽略,个中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2.1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薄弱。我市不少企业管理层认为,组织、宣传、工会等党群工作是非经营性工作,是无用功,只能增加内耗,影响和制约日常生产经营,从而把政工工作束之高阁,政工人员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充分认可,导致很多政工干部寻求机会跳槽和改行,迫使思想政治工作“底气”不足,工作表面化。比如我市风靡一时的凯里造纸厂,昔日的辉煌由于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而导致了如今的“落魄”,成为我市水污染的“罪魁祸首”。 2.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单一。我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锅煮”现象严重,工作内容单一,多是执行,缺乏主动。文件多,行动少,“灌输”教育多、自我教育少;“言教”多、“身教”少;批评多、激励少;学习文件精神多,运用现代手段创新教育少等,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说服力、感染力、凝聚力。 2.3政工干部素质偏低。思想政治工作不象其他具体型的工作,有固定的模式和方式,有规定的评判标准。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锐的思维和高深的理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的报告精彩且经典,而有些人的就味同嚼蜡。主要是由于政工干部,不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规范、市场前景,既使有所了解,也是只知皮毛,只是简单说教,缺乏说服力。比如有些政工干部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没有深度研究,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3提高凯里污水处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几点建议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希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永立不倒,都希望企业茁壮成长。记得有个著名企业家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经历的过程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前者是从规模上,后者是从服务角度上。如何让我市污水处理企业从规模上由小到大发现,从服务上从大到小发展呢?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污水处理企业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对此,笔者就如何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3.1加强班组建设,优化企业生命力“细胞”班组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它既是职工从事劳动、创造财富的直接场所,又是职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固化的场所。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高低,都要通过班组职工的劳动成果反映出来。在新的形势下要如何提高班组的内涵?一是要加强班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大道理”抓标治本与“小道理”拾遗补缺相互补充方式,引导职工把理想信念和本职岗位的行为规范有机结合起来,树立理想在岗位,岗位讲理想的观念,把理想教育变得实在化、具体化。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除了各级政工干部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班组长的配合,在提高班组长管理能力的同时要引导他们站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排头,定期就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3.2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意识人具有表意识和浅意识,表意识是工作的显现表现,而潜意识是积极性的调动因素,只有表意识和潜意识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潜能。市场经济的运行,伴随企业改制后生产经营任务繁重、各种矛盾和摩擦集中,职工的心态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颇与失衡。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的工作。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企业全体上下对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着力提高企业干部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才能统一思想,上下拧成一股绳,使企业无坚不摧。 3.3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质量企业政工干部队伍是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头羊,要提高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提高企业政工干部形象,首先要提高政工干部的思想素质,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敏锐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言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准确地向干部职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其次要加强政工干部的作风建设。使政工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做到求真务实,在生活作风上做到廉洁自律,做广大干部职工的表率。 3.4加快理论联系实践步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每个职工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与企业共兴衰的思想。比如金井河污水的处理、清水江环境的改善等就是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要让职工继续发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思想上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共同推进企业的发展。 总之,我市污水处理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改进,要认清自身的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创新思路,逐步提高企业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凯里污水处理工作效率,让凯里的天更蓝水更绿,为把凯里建设成为“宜居、宜观”的环保城市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带动下,凯里污水处理企业取得的成效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根据本人工作经验,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建议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现代社会越来越进入“网络时代”。据统计,我国因特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比电脑使用者的平均年龄40岁还低5岁。网上丰富多采的内容,使天性好奇、好学、爱好刺激的青少年对因特网情有独钟。他们通过“伊妹儿”(E-mail)互相联系,通过网络和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交朋友,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科技动态,也利用电脑和网络带来的逼真惊险的游戏来打发空闲时光,他们已经成为新世纪的“网上一族”。 网络时代的降临,使人们向往已久的信息时代成为现实,它和知识经济的浪潮一起涌来,必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产方式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特别是“网上一族”的青年一代,还没有形成最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因特网对他们的冲击更加直接、更加强烈,对他们的影响也更加深刻。有人说: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为青年带来机遇,帮助青年步入了成长和发展的“快车道”,青年科技“精英”、商界“少帅”将在网络时代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许多青年在互联网中消极沉沦、误入歧途。如何认识因特网对青年的影响,探索与思考因特网对于青年工作提出的严峻课题,对于做好新世纪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负面影响之一:互联网的全球性特征,易导致青年思想的混乱。 因特网具有开放性,它完全打破了国界,连通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可以连通的角落。它给我们带来大量新鲜的信息和发达国家的先进观念。这对于在封闭环境中长大、在说教式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受教育的青年一代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同时也可能消解那些应当由青年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导致青年思想上的混乱。 我们知道,因特网的基础语言是英语,95%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中文信息目前还不到1%。中国人口数量虽然居世界上第一,使用中文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但是在这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最先进生产力的因特网上,中文并不是一种强势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中文在因特网上的衰微,很可能导致长期沉湎于因特网的青年一代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淡漠。 其次,因特网的主导国家是美国,因特网上运行的信息大多隐含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这其中当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也有许多东西不适合我们,甚至是我们要大力反对的。而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处于成长期,可塑性很强,很容易受网上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潮所影响。仔细看看我们身边的青年,有多少人热爱“国粹”京剧?又有多少人痴迷“泰坦尼克”式的爱情?从比较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漠然和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式大众文化的热衷,这其中,西方文化渗透是主导因素。而随着因特网的日益普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畅通无阻,如果没有足够牢固的“精神屏障”,它将迅速有效地同化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因此,在这多种观念相互激荡,多种思潮相互影响,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网络时代,青年一代的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不加以正确和有力的引导,必将出现思想的混乱状况。 负面影响之二:互联网的隐蔽性特征,易导致青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的增多。 首先,网上“垃圾”极易诱导青年误入歧途。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利用互联网的隐蔽性,肆意散布黄色、不健康的信息以及低级趣味的网上游戏,不仅耗费青年大量的时间,而且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1999年11月初,某网站信息栏目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信息:提供性服务及征求同性恋(限男性),并列出了联系方式。在互联网上,这种色情信息和色情网站为数不少,对涉世不深的青年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此外,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之徒利用网络组织非法活动。1999年8月6日,一位署名adxx的网民在某著名的网站上说:进入mud可以炼“”,还可以杀人。据了解,在我们深入揭批“”的同时,经常有一些愚顽不化的“”分子在网上胡言乱语,搞串联,引诱青年参与非法组织。 其次,青年人固有的特点也可能引起电脑行为、网络行为的出轨,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沦为“网络黑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国内外统计的数据来看,80%的“黑客”是青少年。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青少年的情绪不稳定,好走极端,好表现自己,他们往往对互联网技术研究很深,而到了一定时候,便产生一种“网络世界,舍我其谁?”的感觉,以及发展到利用破坏网络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前不久让电脑界闻之色变的“CIH”病毒,就是一位台湾大学生的玩笑之举。二是一些青年凭借自己掌握的高技术手段,以在网上搞恶作剧、骚扰他人为乐。一位身份不明的少年“黑客”闯入美国司法部网站主页,把网站上的“司法部”改为“非法部”,与美国政府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种行为在我国也有发生,1998年4月25日,一神秘电脑“黑客”非法进入中国公众多媒体信息网(CHINANET)某省站点WWW主机,并将该省省情的WEB页面改换成一幅不堪入目的“淫秽画面”,造成极坏的影响。三是一些青年受利益的驱动,利用金融部门互联网络的漏洞,盗取巨额资金,供自己享受挥霍。一名原北京某著名学府的高材生,利用自己在证券公司实习的机会,盗买盗卖他人股票,给股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己也身陷囹圄。 负面影响之三:互联网的虚拟化特征,易导致青年人际交往的障碍。 因特网技术将地球浓缩进一张无形的网络之中,它弥补了其它联络方式的不足,具有广泛性、间接性和安全性等独特的优势。在网络中,人们很容易获得为人处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价值的极大化和他人对自己的终极关怀。与这种虚拟的世界相比,现实世界的缺陷十分明显。当人们在网络上获得的快乐比现实多时,自然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网络交往之中;而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只会更加倾向于在网络中寻求慰藉。这很可能导致一种后果:人们只愿意在网络上寻求虚拟但完美的人生,而消极地对待甚至逃避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 以上这些问题,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法律等诸多方面。要想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引导青年正确使用因特网。 对策之一:正视网络渗透问题,强化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思想渗透,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惊慌失措;也不能等闲对待,听之任之。要通过教育使我们的青年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文化之精华也将越来越具有生命力;要教育我们的青年自觉担当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荣职责,让中华文化在网络时代熠熠生辉;要加强青年一代的国情教育,引导青年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增强政治鉴别力,自觉剔除网络中的“精神垃圾”。 对策之二:针对网上道德弱化问题,做好网上文明行为规范。 首先要加强道德自律,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这一点显得极为迫切。只有全民道德素质提高了,才能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其次,要强化舆论的道德评价,利用传统的新闻媒体,对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不道德现象进行谴责,形成舆论压力;三是要靠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携手,强化道德教育,形成道德良心,使文明上网成为网民的自觉行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网上法规,打击网上犯罪,使网民有法可依。 立法部门要根据网络特点,尽快加强网络违法和犯罪的认定和立法,惩治利用网络对他人的权益和声誉构成严重损害的“肇事者”。 对策之四:加强青年的社会化教育,提高青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要引导青年正确认识“网络世界”,正确看待“网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教育活动,提高青年对社会的认知能力;要引导青年运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网上交友,不能将网络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不断提高青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对策之五:多开辟健康有益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 网络服务者要以高度的道德责任心,及时清理网络中的“垃圾”,不断净化网络空间;网络工作者要开辟更多健康有益,有吸引力的网站,占领网络阵地,争取更多网民。 总之,互联网络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为青年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只要我们高度重视,正确对待,及时剔除网络的负面效应,互联网才会成为社会文明的“加速器”。否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也许是一个“文明的陷阱”。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 医院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当前医院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及时解决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是摆在我们政工干部面前的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一、提高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在医院加强全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政工干部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医院管理目标的全面实现,是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引导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目的,塑造高素质的卫生队伍形象。 目前医院正处在发展改革阶段,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必然会反映到医院中来,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不能及时正确引导,帮助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纪观,就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走上经济利益至上的极端,甚至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要在充分认清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自觉摆正位置,紧紧围绕医院党政中心工作,抓紧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明确目标,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式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引导广大医务人员不断提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在掌握现代医学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能力,因此,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要抓住这一根本目标,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以爱心和质量为主题,以塑造高素质的卫生队伍良好形象为目的,以纠正行业风气,树立卫生文明道德风尚为目标,以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降低医疗费用,实行单病种现价收费,改进窗口服务和护理模式,加强医患沟通,创造和谐的医护、医患关系,创造文明,促进医院健康发展。 三、新形式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随着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强化政治思想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前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在调整思想教育内容的同时改进方式方法,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才能结合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加强党组织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党政、工、团要齐抓共管,以党组织为领导优秀,以行政职能部门为依托,以科室班组为基点,把政治工作纳入医院管理范畴,及时掌握全院职工思想活动规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形成一个积极参与、协调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2)以全方位目标管理为总纲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进展。进一步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医院全方位目标管理,实行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考核,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查各级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制度、会议制度、活动制度、奖惩制度,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3)要采取灵活多样扎实有效的方式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充分利用医院一切活动阵地,如党校、党员活动室、职工之家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读书会、知识竞赛、岗位练兵、演讲会、外出学习参观等,实行开放式,综合性教育,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多种经济交往和社会各种活动之中,同时要大力推广网络化教育,充分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和有效性,使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富有成效。(4)树典型,完善激励机制。要广泛开展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优活动,以“典型”带动发挥教育、示范、激励作用。特别是在评选、表彰先进科室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条件,培养、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使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气候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它不是单纯的说教,特别是在医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肩负着重要使命,作为一名医院的政工干部就要紧紧围绕当前医院改革和发展大局,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全院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改革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医院健康稳定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的崭新化、多元化、复杂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新知识,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形象,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是当前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信息化带来的变革框架下,当前的改革开放是革命性的、全方位的、前所未有的,它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变化是崭新的、多元的、复杂的,也是不容回避的。因此,如何提高在新形势下驾驭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便很自然很急迫地摆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面前。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充分认清新形势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要适应新形势下搞好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使命任务和职责要求,进一步强化与时俱进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形势发展日新月异,如果我们的脑筋因循守旧、僵化不前,就难免会出现种种“刻舟求剑”的现象,“提高”无从谈起。只有观念的更新,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标准、新的思路,审视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利弊得失,发现和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天地,去研究和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 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和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更新观念,打开视野。一是改变“自我服务”的狭隘意识,确立服务于“中心”的观念。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设计、开展和评估,而不能自成中心,自搞一套,更不能就思想政治工作来评估政治工作。二是消除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确立尊重客观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思想、行为趋于多元,这就要求我们要客观认识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正确看待人们遇到的包括利益调整在内的各种现实问题。三是纠正“闭关自守”思想,确立“开放”的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走出一条开放之路,要善于借鉴整个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思想道德建设成果,善于运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作为教材,引导人们在改革的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四是克服“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说教意识,确立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决不能简单地靠这“禁止”、那“不准”来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更不能随意用种种土政策土规定来压服人。 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探索 第一,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新知识。面对新形势下需要回答的许多新问题,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现有的理论、知识显得落后、单一和陈旧。要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判断能力、说服能力和思维能力,途径之一就是要多研习新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小平同志的理论观点和战略主张是我们从事改革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我们解释、评判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最基本的依据。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应当将此作为必修课,下功夫学懂弄通,真正把这把“总钥匙”掌握到手。途径之二就是要努力掌握现代化经济科学知识。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的许多思想问题与经济现象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既要懂政治理论,又要懂经济理论,多熟悉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多了解现代经济和企业管理知识,多懂得一些经济法规,从而能够科学的看待经济现象,正确解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途径之三就是要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条件下,科技已经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网络的飞速发展,构建了人类社会新的形态—网络社会,它和现实社会密切联系,相互作用,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必须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这样,我们析事论理就多一些视角,多几把钥匙。途径之四就是要努力掌握政治工作专门知识。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简单的说教,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政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知识,力争成为“行家里手”。第二,塑造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形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具有示范、导向作用。好的形象能够增强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凝聚力与感召力。因此,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着力塑造以下几个形象:一是自觉投身改革的开拓者形象。我们要求广大群众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首先自己就应当对改革开放事业充满信心,坚决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自觉地当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保持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具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只要认准了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的事,就敢拼敢上,要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锐气。二是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的奉献者形象。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要求别人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理应标准更高,做得更好,要甘于奉献,避免急功近利。三是勤于学习的自强者形象。这不仅是提高驾驭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需要,也是适应参与社会竞争的需要。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具备新的素质,带头立足本职岗位锻炼成才,把干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作为增强参与社会竞争能力的过程。四是实事求是的务实者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切与实事求是相悖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必将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更加求真务实,彻底清除唯书、唯上、唯名、唯利的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心实意地从被教育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负责地解决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五是严于自律的廉洁者形象。在商品经济的“霓虹灯”下和“万花筒”中,人们容易晕头转向,沾上不健康的东西。要教育群众保持革命本色,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必须时时刻刻从严自律,塑造好廉洁形象。要正确看待和使用好手中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始终保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本色。 第三,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一是要在大胆“闯”大胆“试”中寻求新路子。对于面临的新问题和未知领域,不敢“闯”、不敢“试”,就无法去认识它、解决它,就无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只要是认准了的,只要在职责范围之内的,即使领袖人物没有讲过,马列著作上没有写过,学术界没有讨论过,上级没有明确要求过,其他单位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本单位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尝试,也可以不等不靠,大胆去试,大胆去闯。只有冲破陈规陋习,以实际效益为根本出发点,就没有不能破的规矩,没有不敢闯的“禁区”。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也一样。只要我们的办法能感召人、凝聚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都自觉自愿地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行动,自觉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就没有不可尝试的办法,没有不可闯的领域,没有不能走的路子。二是要在把握群众思想变化的特点规律中寻求新对策。比如,现代条件下信息传播非常迅速,人们思想具有变化快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敏感性,增强洞察力,能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形势。对改革开放中党和国家陆续出台的新政策,要学在前、懂在前;对新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要知在前;对群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预测在前,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三是要在集中群众智慧中寻求新办法。群众是智慧的“源泉”。积累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等上级给办法不行,靠少数思想政治工作者想办法又远远不够,必须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善于捕捉群众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新方法。四是要在借鉴中寻求新途径。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潮水般地涌进来,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佛隆的“期望值理论”、赫茨柏格的“激励因素理论”等等。这些行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行为心理的一些规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荒谬的东西也掺杂其中,我们不能因为有荒谬的东西存在,就连规律性的、合理的部分也摒弃掉了,不能“泼水时连孩子一起泼出去”。在这方面,我们只要坚持科学的态度,该吸收的吸收,该借鉴的借鉴,该嫁接的嫁接,该利用的利用,就能在吸收借鉴中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良好效果,就能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使其更有时代感,更具有贴近性、实效性。 第四,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发挥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信息网络是互动的、双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可以平等地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平等地讨论和发表各自见解。政治工作的主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并且政治工作的对象、内容、和目的都是隐藏的,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保障功能。但这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观念陈旧落后,理论素养低下,或掌握知识过于老化,对网络技术等新知识知之甚少,同样会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隐性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走回枯燥说教的老路。因此,信息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是能掌握前沿知识的领先人才,是能够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行家里手。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研究论文 [摘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和效果,必须增强理论性,把握前瞻性,讲究科学性,坚持创新性,凸现人本性,发挥权威性,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关键词]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八性”;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必须注重“八性”,即必须增强理论性,把握前瞻性,讲究科学性,坚持创新性,凸现人本性,发挥权威性,富有针对性,注重实效性。 一、增强理论性 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要善于理性思考,高屋建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启迪人,解决人的立场和思想问题,使人从各种谬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的能力。同志曾说过:“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以真理服人,是我们成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诀窍”。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人的正确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确立,需要正确的理论灌输。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社会主义的意识,不会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放弃理论灌输,就会给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性,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政治导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和导向作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必须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干部和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就要求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积极进行理论探讨,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解决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 二、把握前瞻性 思想政治工作前瞻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善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超前谋划,引导教育人民认清形势,端正思想。 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战略,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国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生活、就业岗位与形式、社会组织形式、竞争方式多样化,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发生了嬗变。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前瞻性就会被动,丧失主动权,会被当成是“挡雨的伞”、“取暖的炭”式的应景之物,或是“饭后洗盘子”、“为人作嫁衣裳”的“保姆式”工具。思想政治工作要打好主动仗,把握前瞻性,就要努力学习,善于把握社会发展脉搏,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帮助人民群众明确方向,正确选择;就要善于观察、分析和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判断,不断研究变化了的情况对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就要善于和勤于思考,许多前瞻性问题都是在对大局的把握和深层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没有超前分析和科学思考,不可能取得驾驭形势的主动权;就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和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思想变化规律进行研究。 三、讲究科学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要遵循人的思想活动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开展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讲究科学性,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提高科学分析形势、获取思想信息、有效宣传鼓动、善于个别谈心、广泛组织协调等各项能力。要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学好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人才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及时吸收和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研究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理论、新方法,用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科学含金量。要认真研究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它们对人的思想的影响,遵循人的思想变化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有目的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讲究科学性,必须注重科学方法。对普遍关注的问题要上下统一,形成合力,既要加强宣传教育,又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对群体事件中的问题,要善于抓住关键人物,做好工作;对不同群众出现的思想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要注意搞好预防,抓住苗头,主动出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等等。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不脱离科学的轨道,顺利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目标,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率和有效度。 四、坚持创新性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生命力源于不断地创新。一旦失去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随着时代不同、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创新的时代,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创新是迎接挑战、解决问题、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它不仅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继承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和否定过时了的观念、内容和方法,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机制、内容和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观念创新是前提。新时期,新形势,新问题,不解放思想,不创新观念,就跳不出旧的模式框框,就会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就不会打破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式,不能根据时展和人们思想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机制创新是保证。没有科学健全的机制,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形成“两张皮”,就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因此,要建立完善的领导管理机制、充分的保障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内容创新是优秀。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理论滞后,跟不上社会存在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就会成为空洞的说教,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有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你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导弹”。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方法手段创新是关键。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要讲究实效、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工具和信息网络技术,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含量。 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创新性,提高政工干部自身素质是条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因为知识是人们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在不断学习中创新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新事物都是思维的产物,创新不是“梦想”,创新来自勤于思考和多动脑筋;创新不是蛮干,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来源于实践五、凸现人本性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所有教育活动,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优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 思想政治工作人本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而实施的,必须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优秀,摸清人的心理动态和思想脉搏,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正当需求,因势利导,关注人性,凝聚人心,激活人气,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应有的作用。 爱心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尊重是心灵沟通的桥梁。思想政治工作凸现人本性,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多一点人文精神、人性思考、人文关怀,注重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突出人性、情感、关爱,克服“冷面孔”、“铁心场”、“机械化”。要关注人的喜怒哀乐,了解人的七情六欲,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做到对待群众要“真心”,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多与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见;日常工作要“留心”,与群众同甘共苦,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说服教育要“耐心”,对有缺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居高临下,强迫压制,要创造一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尊重人的平等和谐的气氛;关心群众要“热心”,使群众感到温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这样,群众才会服你、信你。 六、发挥权威性 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具有非权力影响力,对客体有崇高的威信,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取得成效,与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影响力很有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一是权力影响力,一是非权力影响力。权力影响力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权力服务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感召群众。非权力影响力,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格感染力。李瑞环同志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要说服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人格是人的道德品格、精神素养、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人格的魅力是无穷的,虽然它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但它有一种不靠任何外界制约的自然影响力。高尚的人格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赞许和仰慕,从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心灵震撼力,让人民群众自然而然、自觉自愿地服从,思想政治工作才更具威力,收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为人民群众所折服。 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权威性,要求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带头实践自己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对自己严格要求,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正人先正己,教人先自教”,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高尚的品格感染群众,以端正的言行带动群众,以良好的形象影响群众,使群众心服口服;否则,“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一套,做又是一套,马列主义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假正经”,群众就不会服你,而会“恐惧”你。古语云: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罗曼·罗兰也说得好,要播种阳光到别人心中,首先自己心中要有阳光。那种“说得漂亮,做得肮脏”的干部,群众最厌恶,你讲得再多,群众也不会听你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一声“跟我上”产生的号召力,胜过千言万语,不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权威性的表现吗? 七、富有针对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调查研究,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和不同对象的特点,选准切入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看清对象,因人制宜。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差异的,既有思想观念、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的差异,又有从事岗位职业的差异,还有经济状况、家庭环境、社会背景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思想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一刀切”、“一锅煮”。如教师批评学生,对外向型学生,教师可“直截了当”,而内向型性格的学生则可能受不了,只能“点到为止”;批评男生,教师可“平铺直入”,对女生有时则要“迂回曲折”。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注意场合,因地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所在的场合的氛围相协调,切不可随心所欲,不看场合,跟着感觉走。如批评人,避开“众目睽睽”的场合进行促膝谈心式的教育和疏导,别人容易接受。否则,他会公开跟你“顶牛”,哪怕你再有理,他也不会承认错误,因为你给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他有逆反心理,对你不服。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针对性,要求把握时机,因时制宜。即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捕捉最佳契机。如发现有的青年学生思想政治上要求进步,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心情烦闷,情绪低落、波动;处在重重矛盾之中而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受批评或处分后思想不通,受到表扬或奖励后骄傲自满;与别人发生矛盾而影响团结等等,这时候正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时刻,必须在此事发生之时就进行。否则,时过境迁,失去良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就不好。 八、注重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形式主义,克服“假、大、空”,避免脱离实际的“放空炮”,力戒空谈盲目,坚持求实作风,注重调查研究,虚功实做,求真务实,讲究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要搞好调查研究和思想动态预测,了解人们的思想状况,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科学预测人们的思想发展变化规律,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在政策性、原则性基础上,及时引导,注意方法的灵活性,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不同思想问题,采取各种有效的教育方法,才会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种工作之中,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绝不能时紧时松,时抓时放,患冷热病。而应结合其他工作,一同布置,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评比。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形成长效机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实效,要求我们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志曾说过,做工作要说服,不要压服,压而不服。因此,我们应把善良、诚恳、亲切、乐于助人和善于理解融铸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克服“我打你通”训斥式、审问式的工作方式,带着理解人、帮助人的真情实意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研究论文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名言:“在行动中,要把不管是你自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性都永远当作目的,永远不能只当作手段。”这就是道德的“绝对命令”,也可以说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与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可谓不谋而合。把人看成目的,这就像十七大报告里第一次出现“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字眼所蕴含的意义一样: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社会对人的关爱,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更加注重关心人内心的感受,贴近人的心灵。所以人本原则指导我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尊重每一个有特点、有价值的生命个体,走进大学生的心理。新时期大学生的认知特征,从受教育者的视阈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提供了依据。因此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应针对大学生认知特征对症下药。 一、针对大学生认知价值性、理智性,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1.针对大学生认知导向的价值性,坚持整合一元导向。认知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是陈述性知识。我们不妨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观,也对道德知识做一个粗略的层次划分。我们认为,在道德知识体系中,人们关于规则、正义、善恶、良心、荣辱的观念与认识应是陈述性知识的主要内容。这些“底线”的道德认识是个体日后形成关于具体道德事件分析和评判能力的基础。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识掌握的最高目标是形成和发展元认知知识,就道德知识而言,这种元认知的知识应该包括个体在综合了解道德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自主价值选择的自由境界。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备的陈述性道德知识和程序性道德知识为基础。据此,我们是否可以依据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观,对大学生的认知活动作出这样的解释:个体在道德发展过程中,需要基本的道德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与具有价值倾向性的认知导向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网络资源的高度共享,大学生认知导向的多元价值性更加突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当坚持价值观教育的一元导向,在坚持主导前提下促进多样化的发展,保证价值观呈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所谓一元价值导向就是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大学生进行开放性和宽容性的价值引导。为此,一方面,要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兼顾本人、他人、集体、国家的四者利益,当四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为重。另一方面,在充分了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价值评价,在开放与宽容之中加强价值的筛选和滤导,引导学生吸纳合理化程度较高的意识观念,缩短学生在学校中的理念价值与在社会中的经验价值之间的距离。 2.针对大学生思维发展的理智性,注重启发道德思考。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培养学生的认知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强调的是教给学生吸收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这就等于在学生的心里培养了一位“老师”,随时可以告诉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知识和策略,就可以解决其学习中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认知策略水平越高,其思维的理智性也越强。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在知识获取中逐步培养了自身的认知方式,具备较强的理性选择能力。仅靠思想政治工作者灌输的教育方式难以使学生接受并履行某种道德规范。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强化是一个道德信息接收、理解、加工等知、情、意、行的过程,涉及一种道德知识或规范的理性认同,以及由知识的理解到内化的机制,是由相互交错的复杂的思维系统的层次结构关系决定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大学生道德认知方式从以往的以外部权威为主转向了以内部理性为主。“所谓道德思维,是指根据道德感知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推理,是对道德现象的本质、特征、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从“理”的角度提升大学生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学生掌握道德思维的艺术,而不是满足于对规范的表层灌输,要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建立起信仰,使“知道-理解-信念”三个教育环节紧密相连。 二、针对大学生认知意义性、敏锐性,拓宽思想政治工作途径 1.针对大学生记忆活动的意义性,积极创设真实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生的记忆就是一个意义赋予的过程。大学生倾向于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活动,即在新的学习材料与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非任意的联系,从而使其获得确定的意义。显然缺乏个体的理性理解和判断,道德规范只会是一种他律性和强制性的外在规范。如果大学生对道德的认知只是一种简单的、不稳定的工具性认识和记忆性认知,那就难以升华为价值性和观念性认知。怎样实现信息有意义加工呢?认知心理学依据概念、命题和图式予以说明,而它们三者的联系是用组块和序列来描述的。组块是由联结在一起的概念所组成的、序列是指组块排列的顺序。因此在学习某些信息组块以前先要掌握其他某些信息组块。当然,如果不按一定顺序,通过反复学习,也可以掌握任何信息,可是这种信息不可能与记忆中其他信息相互联系,因而是孤立的,很难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见使信息的组块前后有序,其重要性并不是是否习得信息,而是因为它决定了在学习新的组块时能够激活的命题的质与量。意义性是根据学生能够形成的,把新信息与已有信息联系起来的命题的数量来测定的。因而认知心理学的教学观念认为要用例子来阐述信息,以增加其意义性。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根据教育目的和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创设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引导他们融入其中,激发他们对道德信息的意义加工。情境的创设法有很多。可以从生活截取情境,直接就同学中所发生的有道德教育价值的生活内容开展情境教育;可以用画面再现情境,通过看图画、投影、录像等来再现学生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开展情境教育;可以将故事描绘成情境,通过叙述虚拟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故事开展情境教育等。 2.针对大学生感觉知觉的敏锐性,大力优化校园环境。认知心理学情境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与学习具有情境性本质。其对人的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人从出生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察和实践接收着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信念、行为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由于这种文化适应的隐蔽性、复杂性和客观存在性,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所熟悉的一切不是外部教学的结果,而是周围环境文化的产物。因此,就必须关注教育过程中的一切环境,且设法净化这些环境。现实中学校为学生提供的环境并非一个完全适宜道德成长的环境。学校行政事务中的不正之风,教师中的一些不良教育观念所形成的校园文化环境,校风、班风,作为动态呈现都对学生的道德品质产生现实的影响。真实情境的不道德作为知识形态作用于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在对真实情境的感知中学习的,而不是依赖于课本、依赖于教师的说教。因此,优化学生生活其中的自然真实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我们要通过营造一个健康、明朗、乐观、向上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使大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道德的熏陶和渗透。换句话说,就是寓教于境、寓教于情、寓教于乐。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隐形教育的一种形式,它的突出特点是提升美的感知体验,是道德教育的审美渗透。马克思也说过,“人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社会生活的,而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美的事物、美的情境常常使人赏心悦目,身心愉快,并自觉约束自己不合乎道德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激起大学生美的感知体验,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开启智慧。 三、针对大学生认知灵活性、多元性,锤炼思想政治工作艺术 1.针对大学生认知过程的灵活性,充分利用认知冲突。在认知心理学中,元认知是与认知灵活性是紧密相连的概念。元认知是信息加工模型的最高控制执行机制,它监督并调节着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使信息加工得以顺利进行。它包括两种成份:其一是元认知知识,认识到自己具有什么知识、经验,掌握了哪些认知策略,这些策略在什么样的学习情境中运用等等;其二是元认知监控,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借助自己的某些知识,调用自己掌握的学习策略去处理某种特定的学习、记忆、思维或问题,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元认知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极为重要。认知加工通过编码及相应策略的使用虽然有助于与已有知识的相互作用与联接,但是对材料的深加工并不意味着新旧知识联系的必然形成。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加工策略达到学习的目的对学习来说更为重要。学习者只有监控和指导他们的认知过程,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学习者或者弹性的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大学生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拘泥于旧事物和方法,能容纳不同观念,善于根据情况变化而改变认知策略,在认知过程中表现出比较好的灵活性。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通过否定的行动解决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信息全球化的现实,积极发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敞开思维的大门,利用网络上存在各种对立、冲突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大学生呈现多方面的教育材料,让他们接受丰富的信息,并在信息与信息之间的矛盾,信息与原有认知图式的矛盾,信息与现实的矛盾中,激发大学生对社会、对道德的认知冲突,激起求知的欲望。 2.针对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多元性,提供个性匹配策略。由于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个体主动的建构,因此,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个体也完全可能由于知识背景和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思维过程,也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或个体特殊性。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停留于对认识共性的普遍认识,而应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各个学生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看到合理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化了的”。大学生认知风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表征与认知加工这两个维度上。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根据日常对学生言行举止的观察,分析学生可能具有的认知风格。在观察分析时要注意:一要细微,要留意,从学生感知、记忆信息时的微观表现中收集资料进行分析;二要善于综合,不能以为学生的认知风格是纯而又纯的,而对号入座,事实上很多人的类型特征是混合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根据观察分析提出假设和尝试,并进一步验证探索。然后根据不同的认知风格设计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匹配策略。例如,独立型学生易于给无结构的材料提供结构,比较适应结构不严密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对于有这样认知风格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在谈话过程中不时地留有几个独立思考的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去解答,不需太注意内容的层次。而依赖型学生喜欢严密结构的方式,因此他们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明确指导与讲解。对这些学生可采用分小组讨论的方法,引导他们在互动中学习,且谈话时要给出明确的结论。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针对不同的认知风格善于采取相应的匹配策略,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同属上层建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企业软管理方式的范畴,都在为企业的文明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在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子,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互促进,是所有企业管理者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正确处理/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 大量案例表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还是拓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渠道,展示思想政治工作新作为的需要。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含义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倡导、积累、筛选与提炼形成的人本管理理论,它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价值观为优秀,以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优良作风、礼仪风俗、行为规范、标识、英模、环境、传播网络等为主要内容,能够激发和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法宝,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它既要为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政治制度服务,服从于党的路线和社会制度的要求,又要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推动企业生产的发展,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得以实现。鉴于此,在理解处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体论”、“替代论”、“排斥论”都是片面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相交的圆,既有互相渗透影响的相同部分,也有本质不同独特互补的不同之处。 二、正确区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点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企业文化的视角密切相关,相互渗透,是有许多共同点,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1、工作目标相同。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强化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各个环节调动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党的基本路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因此,树立和强化企业精神,用价值观统一人们的思想意识,把全体员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两者的根本目的。 2、工作对象相同。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对象都是人,都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都是做人的工作。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对象都是企业的全体员工。它们都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共同出发点,都强调协调的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都重视培养人的集体意识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都把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其着力点都是在以人为本,提高员工的素质,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 3、工作方向一致。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思想政治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它必然受社会主义思想原则、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不仅与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又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任何排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都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4、工作内容相似。一是在经营行为方向,建立和坚持行为准则、企业道德,维护企业信誉,树立良好形象,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合同。二是在价值观方面,注重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注重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三是在企业精神方面,强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旺盛的劳动热情与献身精神。四是在培养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促进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来教化和影响企业员工,使之成为与企业目标、企业形象相匹配的企业成员。 5、工作途径相通。思想政治工作经常采取的一些途径,如对员工进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市场经济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法制教育,企业面临的形式任务教育,开展全员素质工程活动,创建学习型企业活动,向先进学习看齐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养成和持续改进也几乎完全适用。而且,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特定的企业环境中进行的。企业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指企业的经营生产状况、产品结构、员工素质、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等;外部环境指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行情、社会责任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在这种确定又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有的因素可能起积极作用,有的因素可能起消极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要分析研究有利和不利因素,根据各自的特点,找准工作基点,确定工作重点和突破口,以求两项工作同步获得成果。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同点 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视角并非是一种共同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思想视角广泛地放在人的思想、素质、智力和理想上,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则是更多的把视角放在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上,其主要区别体现在: 1.范畴不同。企业文化属于管理范畴,属企业管理中的“软管理”,是一种经济文化,是把现代企业的一种管理科学、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融合为一体而形成的文化管理,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理论的升华,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企业文化是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它通过培育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员工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追求企业整体优势,具有明显的管理性和经济性,在本质上是经济管理问题(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企业风格、体制、政策及企业形象等各方面的管理实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属于政治理论教育范畴,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照党的路线和纲领,通过有组织、有意识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其本质是党在企业中的群众工作),本质上属于政治工作范畴。企业文化建设涉及企业风格、体制、政策及企业形象等各个方面的管理事务。而思想政治工作长期以来也一直强调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做,但它的重点是从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出发,围绕如何维护、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和企业风尚而开展的工作。不难看出,两者虽有相似的目的,但在立足点、工作范围、实践要求的适应性方面均有区别。 2.内容不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根据企业内外条件选择经营哲学、确定管理信条、培养企业精神、确定企业目标、建设企业道德、树立企业形象等,具有鲜明的企业个性特征。不同的企业依据本身的实际需要为企业制定使命、理念和行为规范,当这些使命、理念和制度规范 成为该企业广大员工普遍自觉行为时,便形成了本企业的文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对党员干部和全体员工进行系统的路线政策、思想政治、基本理论、精神文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形势任务教育和三德一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教育,同时对员工在企业具体生产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认识、情绪行为等问题进行疏通引导和有效化解,具有较强的社会共性特征。所以,企业文化是适合本企业实际情况需要,属于本企业的文化,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企业需要。而广泛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适合于每一个企业。 3、主导力量不同。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文化,也叫“一揽子文化”,往往一些企业文化的源头,就是这个创业者文化思想的体现。企业文化的优劣及建设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人的素质。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一般说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现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党建水平。为此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秀作用,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此外,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管理权限也不同。企业文化建设多数企业主要是由行政负责,而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也一直强调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但实际上主要是党委主抓,由政工部门来布置和落实。 4、工作方法和过程不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企业使命、理念一经确定,就要通过制定制度并强制执行,使员工对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做到高度的自觉和一致,以此达到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体现企业良好形象,从而换取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的目的。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全体员工,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使全体员工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体验,逐步养成确立企业员工共同的优秀价值观念,以提高企业的感召力和竞争力。因此,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重在使员工对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做到高度的自觉和一致,并直接将其转变为具体自觉的行为,其制度和行为规范有着极强的严肃性和明确的规范性,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一般来说,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其制度和行为规范正是有着极强的严肃性,才能保证企业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达到普遍自觉的程度。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党的统一组织领导,通过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工作体制,进行系统教育和正面引导,以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注重疏通引导,说服教育,启发调动,沟通理解,要求循循善诱,耐心细致,一般不带有强制性。 5、适应范围不同。思想政治工作立足于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具有重要的共性特征,其基本精神适用于每一个企业。企业文化是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观指导下,依据企业的实际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它属于本企业。 三、正确把握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 当今,是企业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经济、文化的一体运作。只有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涵,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外延,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创建独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形成企业整体的物质观、道德观。 (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的优秀是企业精神,其主题是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新的理论,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其发展。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注重发展社会事业,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是经济组织,在社会和谐发展中,具有根本保护作用。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因为企业文化和新价值体系都是依靠人来体现的,人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是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文化涵盖了企业价值观的确定、企业精神的培养、员工道德的养成、优良传统的发扬等诸方面,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思想政治工作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避免企业员工出现“精神危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谋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并为员工所认同的一种先进群众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企业个性。因此,企业思想道德政治工作必须切实以企业经营为中心,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才能做到有为、有位、有成,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引导力和约束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企业作为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让员工当家作主,努力营造一种凝聚人心的氛围。这就必须搞好企业文化建设,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前提条件,是根本保证。坚持生产经营全过程,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企业只有在文化的涵盖下,把生产经营、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和思想政治结合起来,才会增强凝聚力,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队伍构成多元化;二是员工收入多元化;三是信息获取方式多元化;四是价值观念多元化。如何将不同身份、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知识、不同价值取向的员工思想意识统一起来,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问题和紧迫任务。面对挑战,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继承过去好的经验做法的同时,一方面认真研究新形式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方法,创造新经验;另一方面注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借助企业文化新载体,努力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视野、渠道和空间,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 1、借助企业文化,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生产的融合。企业的目标、精神、理念、使命和宗旨是企业文化的优秀,它反映了企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即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发展为出发点。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发展,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更接近于企业经营生产。具体的企业目标,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感到只有企业的价值实现,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是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落实到企业的具体工作中去。 2、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企业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能够使全体员工得到价值认同和统一,由此形成优秀竞争力。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一旦形成并成为全体员工的物质意识,就会转化成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无尽资源。因此,我们要把企业文化优秀价值观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持之以恒。通过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的凝炼和培育,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变成企业的具体目标和行为规范;通过文化的辐射和渗透作用,把党的理想、信念铭刻在每个员工的头脑里,融化到每个员工的血液中。坚持以先进的思想文化塑造企业,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员工,使思想政治工作变“无形”为“有 形”,扎实有效深入人心,为企业经营生产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3、借助企业文化,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企业的发展进步,员工不再把企业看作单纯谋生的劳动场所,而是需要企业具有多功能性。不仅要提供舒适的劳动环境,还要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企业文化建设倡导的企业精神、构筑的发展目标,使员工看到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不仅给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而且在倡导企业道德、规范员工行为中,将思想政治工作延伸到八小时以外,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平台,同时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旧观念、旧模式、旧方法,实现创新发展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 4、借助企业文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全体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企业文化建设的全员参与,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对全体员工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的过程。广大员工变以往教育中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自觉实践。当他们感悟到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正确可行时,就会自觉地团结在企业周围,为企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许多企业的成功经验证明,企业文化建设是启发员工热爱企业、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五、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强化;企业精神、经营理念等共同价值取向的培育、提炼、升华,要靠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保证;企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靠思想政治工作去推动促进。 1、建设企业文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文化作为“舶来品”强调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企业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容易诱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如果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教育,其副作用不可低估。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对员工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坚决摒弃低级趣味、腐朽庸俗的世界观、价值观。 2、建设企业文化,要突出社会主义党建特色。我们是国有企业,企业党组织在科学理论武装员工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干部管理中为企业培育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和精英,在企业管理中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领全体员工为企业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设企业文化必须发挥其党建优势,这是坚持党对企业政治领导的基础,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3、建设企业文化,要着眼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员工队伍的素质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一个思想、文化素质都不高的企业团体,是不可能产生优秀的企业文化的。作为专门从事园区开发建设工作的海泰控股集团,围绕园区的发展,承担着开发建设的重任,追求科技进步、技术领先是我们企业始终遵循的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企业员工队伍比较年轻,高学历、高技能人才较多,因此,按照园区发展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把海泰控股集团全体员工塑造成为服务园区、报效祖国的“社会人”,勇于创新、诚信经营,团结协作、恪尽职守的“企业人”,崇尚科学、善于学习的“文化人”,自尊自爱、文明高尚的“法治人”,打造在国内国际市场叫响的“海泰人”这一品牌。 4、建设企业文化,要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经营者的文化,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企业文化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代表着企业的追求和发展方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作为员工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理所当然、责无旁贷要当先锋、做表率。只有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发挥各自优势,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文化建设。 总之,只要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就一定能找出更多的、富有时代感、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新途径,企业文化建设的水平,就会有一个新的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个重点,时刻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迫切要求我们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一、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由于在竞争的过程中,物质的、业务的指标是有形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易于直接比较,容易引起关注和追求;而思想、道德是难以量化和具体进行比较的,因而导致一些领导和师生忽视思想道德而产生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因此,为了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始终把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二)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需要 在当前新形势下,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正在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只有在不断提高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同时,有效防范和抵御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增强政治辨别力,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才能保证大学生全面发展。 (三)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一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一所院校在要推动自身的长足发展,必须在重视他们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重视他们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道德素质的提高,使他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进。 二、当前大学生思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一)国际各种思潮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程度加深 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的兴起,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动摇着当代大学生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打破了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价值秩序,从而造成部分学生的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这表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传递多样化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价值,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程度加深。 (二)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 当前,就业方式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对社会与个人前途的期望,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大学生是一个容易为外界环境感染的群体,市场经济活动诱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一些学生的价值观造成扭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一些大学生思想上的困惑与心理上的不适等现象,追根溯源,把握特点和规律,寻找应对之策。” (三)网络时代的高速信息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挑战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成为了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崛起的第四传播媒体,“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掌握了世界”,但是,互联网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互联网上传播的大量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伤害,它所具有的快捷、开放、匿名等特点,增加了管理的难度。由于一些学生对网络信息和社会思潮的鉴别力和控制力比较弱,导致一些网上行为偏离了道德规范,而高校的网络管理工作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四)独生子女的独特性格特点 现在学校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其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知识面宽,自我意识强,有活力,有个性,有创造力。传统思想观念在他们那里影响较小,推崇实用主义的处事哲学,所作所为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易受他人影响和左右,追潮流的学习方式较为盛行,易于急功近利,从而导致了自身学习系统性的破坏。这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极为不利。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对策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正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这一重要指示,对于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凝聚力、说服力、号召力、吸引力,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内容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实基础 大学生思想政治政治工作的重点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理想信念和道德教育问题。一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主动吸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成果,突出形势与政策、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等教育,切实加强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二要重视高校网络文化内容的创新。改变网络内容来源比较单一、静态成分偏多的现状,积极推出与大学生心理需求、生理特点和成长规律相适应的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内容,用正确、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三是应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针对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就业、经济等压力普遍加大,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增多的状况,必然重视并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二)载体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关键要抓住结合点、闪亮点和技术点,增加科技含量、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具体讲:一是创新科技型工作载体。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积极开拓校园信息网,通过网上谈心、讨论问题,扩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和辐射力。二是创新情感性 工作载体。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种情感交流与共鸣的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的原则创新更多情感型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把民主精神和真诚情感融入其中。三是创新人文型工作载体。针对大学生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创新校园文化,倡导现代文明,陶冶思想情操,塑造美好心灵。(三)手段创新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培养人、塑造人中的新型载体和重要手段作用。网络教育所具备的教育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施教者可以利用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别化教育。在网络中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具有空前的自由度和极强的渗透性,这些都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 (四)机制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障 要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视为学校党政管理骨干队伍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术骨干队伍的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全方位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政治过硬、思想解放、道德水准高、心理素质好,更重要的是要有献身事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选拔和培养机制,优化知识结构,增强理论浓度,更新知识、更新观念,并要能熟练运用高科技工具,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人才培养具有方向性和导向作用,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灵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把握时代主流,采取有力措施,发挥创造性,加强针对性,增强实效性,拓宽覆盖面,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好,以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新局面。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农场思想政治工作策略研究 基层党组织的所有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必须坚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正确方向。但是,不同的组织,按照各自的性质,在经济建设中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应发挥的具体功能和具体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是要求党组织发挥与行政组织同样的作用,而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发挥与其政治组织性质相应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大多数人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应当从认识误区中走出来,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思想,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已经证明,切合实际、面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在坚定人们的信念、凝聚人心、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威力。 一、思想政治工作要脚踏实地,不断增强有效性 当我们谈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的时候,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有时候花了力气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可是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有效性是由两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一是真理的力量,一是人格的力量。所谓真理的力量,是说你所讲的道理必须是合乎实际、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谓人格的力量,是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必须带头按照你所讲的道理去做,言行一致。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还需要采用恰当的手段、生动活泼的方式,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从现在的情况看,真理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邓小平理论已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最进步的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基本路线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以这一理论为优秀内容,结合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理应取得良好的效果。问题出在人格的力量上。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党内出现了不正之风,而且屡禁不止。搞不正之风的虽是少数人,但影响很坏。近几年来,党中央加大落实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是有些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但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与理想、信念是水火不容的。只有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理想信念教育才能收到实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坚定的信念来凝聚人心,决不是把理想当作空洞的口号来喊就能做到的。人民群众不相信空话,必须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在美好理想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人心的凝聚。共产主义说到底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制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决定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关心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关心群众,才有资格教育群众,只有关心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仅仅以教育者的面孔出现在群众面前,而首先应该是服务者。党员干部应该做到既有原则性,又富有人情味,要让群众感到可亲可敬,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员干部是自己的贴心人。 二、从关心群众入手,加强农场思想 政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在当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步伐的新形势下,要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巩固和加强新时期党群关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各级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搞好科学决策,实施正确领导,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智慧。我们要善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群众求教,集中群众的智慧,解决我们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真知灼见,不断改进我们工作的方式方法,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群众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所以,关心群众必须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防止简单化,避免形式主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做好了解人的工作,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要善于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真切地把握群众的脉搏,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让群众认识到我们的党组织、党员干部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有了这个前提,基层党组织就可以面向广大群众,从生活上、工作上、心理上、思想上、政治上全方位、多层次地做好关心人、凝聚人的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 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 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 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新构想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部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 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推进成果的转化首先在于省公司,可以肯定的讲,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是成果转化的第一桥梁和纽带。因为最终成果的认定在省公司,成果的也在省公司,所以成果理论的推广必然是省公司首当其冲。所以我们认为,每年应该以省公司名义召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会,可以单独召开,也可以并入到学组会作为一项内容。对于每一个成果,应该有提要和点评,如果形势需要,或者有些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效果明显,可以进而召开经验交流会,扩大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成果转化了才能体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作用,否则,存在“银行”的“钞票”仅仅是数字而已。 基层组织是成果转化的具体实践者,所以必须强调自我理论的应用。营口供电公司近几年政工工作之所以发展脉络清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我理论的具体指导,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手中没有典型工作就没有力度和深度”三点哲学思考提出后,公司设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奖励资金,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在抓典型上树立了“三面旗帜”。《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总结》发表后,总结出了“三为服务工作法”等一批工作方法,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可见自我理论的应用是理论成果的具体转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就基层而言必须强调加大理论运用的指导力,如果不去加大这一指导力,理论成果就会没有最终体现,半路夭折也就在所必然了。由上可以看出,在理论成果转化上,必须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省公司,一个是基层党委,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成果转化才能够成为现实,指导效果才能有所体现,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才能更加充分的有所表现,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渠道,必须思考新的工作方法,必须努力改善政研会工作,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政研会的积极有效作用。
农业推广论文:多元化推广体系下农业技术论文 一、齐齐哈尔市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对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支持不够 首先,齐齐哈尔市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基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是按照齐齐哈尔市的行政区划,分行业设立的。在这种落后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影响下,造成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区域分割现象严重。农业推广相关部门各自为政,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出现了抢占资金和项目等问题。齐齐哈尔市基层单位往往按照自己的特色产业和地方需求,确定农业技术推广的内容,缺乏统一的协同与配合,导致农业技术推广效率较低。其次,齐齐哈尔市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政府主导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各项农业技术推广都带有浓烈的政府背景,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对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现状了解不够,往往根据相关各部门上报的资料确定相关政策,加上政府本身对农产品市场缺乏足够了解,造成农产品产销衔接不畅。政府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又会人为设定一些强制性指标,有些不切实际的指标会带来资源的浪费。最后,齐齐哈尔市县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不同,农业技术推广不仅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又带有经营创收性质,导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相关职能机构出现职能错位,弱化了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地位。 (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较低 首先,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存在知识结构落后、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优秀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严重短缺。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农业技术推广资金较为短缺,不能为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提供较多的学习与培训机会,无法及时将最新的农业生产新技术传授给农民,仍然将已经落后的农业技术向农民传播,此外,农业技术推广基层工作人员工作条件较为艰苦,工资收入较低,与经济、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农业专业的大学生数量相对较少,基于工资、福利等经济条件考虑,大多数农业相关人才更愿意去经济发达地区工作,不愿意去工作条件较差的基层地区工作。其次,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较低,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门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工作,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人员应该具有较为专业的农业生产知识,而农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很少愿意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很多在齐齐哈尔市从业农业技术推广的人员并不是农业专业人员,其他工作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就开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与经济发达城市相比,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三)农业技术科研单位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首先,农业技术科研单位是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创新源头,但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带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农业技术科研单位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业技术科研单位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政府重视,造成农业技术科研单位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缺乏充足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这就造成了齐齐哈尔农业技术科研单位重视农业技术理论研究,对农业新技术推广的积极性不高,大量农业技术科研人员脱离农业生产实际,导致农业新技术转化率不高。很多农业技术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拥有丰富的农业知识,进行了大量的农业新技术研发,但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支持,这些很有市场前景的农业新技术没有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开来,不能及时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其次,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科研单位与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属于不同的部门,两者缺乏有效地沟通,协作能力较差,农业技术科研单位的农业新技术无法及时推广。最后,作为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有效手段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在齐齐哈尔市发展较慢,规模较小,发展不平衡,不能帮助农业技术科研单位完成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 (四)农业推广信息化水平较低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农业生产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已经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促进农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新技术推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齐齐哈尔市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加上农村地区面积广大,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受资金、技术等问题限制,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首先,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基础设施较差,农户互联网接入率较低,加上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对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认识不够,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对于通过信息化手段接受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了解不多,导致齐齐哈尔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水平较低。其次,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网络不够健全,乡镇与农村农业技术信息化服务结构较少,很少有农村设立农业技术信息推广服务机构。 二、相关对策 (一)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首先,齐齐哈尔市政府要明确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公益性质,完善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服务职能,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具体工作中,应该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并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企业力量,扩大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范围,政府还要制定适应本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为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其次,要建立顺畅的农民反馈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推广不是简单的技术传输,更要保证农业技术供求双方的切实利益,因此要建立顺畅的农民反馈机制,根据农业实际需要的变化,及时改变农业技术推广内容与方式,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和方案,良好的农民反馈机制也可以及时反映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整改,实现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完善和发展。最后,要不断改进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方法,由于齐齐哈尔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特点。因此,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定适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方法,发挥农民使用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 (二)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保障机制 齐齐哈尔市没有为建设现代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供必要的保障制度。齐齐哈尔市政府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应该为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供相应的支持。首先,政府应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地区差异和实际情况,制定适应的法规,当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出现问题,做到有法可依。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扶持力度,农业技术推广离不开资金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也离不开资金支持,而农业技术推广又带有公益性质,必须由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才能顺利展开,政府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对农业技术研发单位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农业新技术的转化效率。此外,政府还应该及时发现农业技术推广中出现的新问题,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寻找合作机构,解决相关问题。 (三)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信息化水平 农业技术推广向信息化方向发展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应在齐齐哈尔市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服务体系。通过信息化服务体系及时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建立统一的农业推广信息平台,农民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及时、准确的掌握自己需要的农业技术信息。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平台除了提供相关农业技术信息外,还应该提供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等内容,开阔农民视野。齐齐哈尔市政府还应该投入专项资金提高乡、村的信息化水平,购置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化设备,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信息化水平。 (四)推进农业推广体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当前,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方向较为单一,农业技术推广的内容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即农业技术推广相关部门对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对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产品流通、农业发展金融支持等介绍较少。此外,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主体较为单一,往往是政府指定农业技术部门对农民进行技术传播,农业技术科研单位,农业相关高校等单位,没能在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较大作用。而且齐齐哈尔市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也较为单一,现在齐齐哈尔市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方式是普通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应大力发展商品化、专业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项目推进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培训与走访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促进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作者:郭艳 王家旭 王洋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农业推广论文:通过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论文 1推广农业技术的主流大众媒介方式 以农业科教片为代表的影视媒介就是运用电视电影精彩的画面艺术表现手段,以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解决现实农业生产中需要的技术问题为目的,指向性和意识形态明确的,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种推广方式产生的作用特点是内容形象逼真、显示深刻、音像效应、容易理解、推广范围广、成本低。网络化推广媒介就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推广传播的形式。农业技术的推广也正在朝着网络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利用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表现为农业数据库、农业网站和专家系统。网络媒介可以数字化、全球化的传播推广农业技术信息,并且易储存、复制、检索、传播大量的、多样的信息,能够快速的运用多种媒体,交互式的兼容多种传播方式,可以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自由的加快农业技术推广速度,拓展农业技术推广的角度,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2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特点 通过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可以做到传播信息快,推广迅速且互动性强,可以有效的进行信息反馈。利用大众媒介平台可以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并且内容丰富多样,生动形象,简单易懂。由于电视、电脑普及率的提高,大部分农村居民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些设备接受到所传播的技术推广信息,农业技术可以声画并茂,图文兼备的快速传递出去,通俗易懂,让人们一看就能明白,从而提高了推广工作的效率。在利用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会改变农业受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促使农业受众逐渐形成信科学、靠科学、用科学的价值观念。在其取得的良好推广效果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农业受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生活积极性,提高其幸福指数。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农业受众通过大众媒介接受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影视艺术的审美享受,从而娱乐生活。 3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注意事项 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要注意其目的性和时效性。目的性就是指在选择推广媒介时要考虑技术推广的目的性,推广的内容决定推广的形式和载体。推广技术信息的内容长短,表达方式,理解的难易程度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要利用适合的媒介形式以保障达到推广的目的。对于农业技术信息而言,其有很强的时效性,对于推广者而言,要综合考虑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时差的因素,以保证选择适合当地有效的媒介形式推广农业技术要在有效的时限内发挥最大的效果。还要注意有的放矢性和因地制宜。在利用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推广对象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教育文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普及率,这些都决定了推广效果。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也存在巨大差异,各地的地理人文因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南米北麦,差异较大。因此在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做到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还要注意其科教性。推广的农业技术要具有科技含量和现实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具有推广价值;农业技术推广信息要具有科学和谨慎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推广内容要完整连贯;农业技术推广不要忽视其教育性和应用性,这是推广受众接受先进农业技术的前提。 4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现状 在现阶段的网络传播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介成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农业推广体系名存实亡,网散、钱断、人散,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真实现状写照。虽然现阶段在大力建设农业信息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开始注重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但是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主要还是依靠拍摄农业科教宣传片和开发农业技术信息系统等进行推广;在大力建设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推广新的农业科技应用,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背景下,大众媒介下的农业技术推广陷入了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人才缺乏的局面。现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推广体系和主体机构,对于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政府依然没有足够程度的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一种资本进入市场流通,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管理,十分混乱,导致了大量虚假信息的出现,这也是农业技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推广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使得信息市场真假难辨。 5总结 大众传媒进行农业技术推广的成功与否,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农业技术的推广信息传播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关于新的农业技术的信息能否顺利到达受众那里;受众能否理解所推广的技术信息,如果不能,那么推广工作就没有意义了,这也就是传播本身效果;推广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推广的技术是否得到了人们的利用,能否对农业产生实际的效益,提高生产率。在大力建设信息化、现代化农业的大背景下,农业技术推广必须插上大众传媒的翅膀,它能够将大量的技术信息快速的传递给广大农村受众,以产生最大化的实际效益。 作者:孔令智 袁振宁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农业推广论文:循环经济模式下农业推广论文 一、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农业资源投入、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农业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农业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体系,与传统农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以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在循环原则作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减量化原则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农业资源的投入,即减少农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量流量,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使用原则就是指在农业生产、消费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使用用于生产和包装农产品的机具和容器,实现多次使用和反复使用,防止它们过早成为垃圾;再循环原则就是指对废弃物的再加工处理,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二、积极创新和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策 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发展,但是发展模式不多,覆盖面积不大和普及率不高,还没有大范围推广,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不断创新和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农民从中获得经济效益,让社会取得生态效益。加强宣传,就是要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紧迫性,宣传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价值观,使得农业循环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加强培训,就是要对农户进行培训,要让农户真正掌握那些“学得来”“用得上”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本领,进而激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加快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任何一项工作推广都必须要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支持,要推广农业循环经济,也离不开配套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要求相关部门要尽快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广深入、持久,比如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上给予经济奖励措施。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是实现资源综合利用、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也是对已经开发出来的优良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加以改进、推广。科技就是生产力,只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再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现在农村实用最多的“沼气”资源,虽然已经作为循环经济常见、有效模式被大家所接收,但还是可以继续利用科技这个工具,优化、创新相关设备,提高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四)加大、加强资金扶持力度。 推行、推广农业循环经济,除了技术瓶颈外,关键是资金,如果能有专项资金的扶持,确保专款专用,发动和鼓励社会各界人捐资,帮扶农村贫困户进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造,积极引导和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充分依靠农户自主投入的主体作用,防止过分依赖政府。 (五)树典范、立标兵,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推广。 虽然经过广泛深入宣传之后,农民对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但这还不够,只是给了大家一个美好的印象,毕竟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必须要选择条件较好的镇、村组织开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试点工作,建设一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样板示范户和生态示范村,让农民亲眼看到循环经济所带来的好处,通过以点带面,示范辐射作用,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六)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模式很多,关键看哪种模式更适合自己,应该积极探寻符合当地实际,吸收成功模式经验,创立自己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要追求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比如有些地方以沼气为纽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解决农民生活用能需要,同时发展农业生产,这样一来,对增加农民售、保护森林资源、节约能源、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农村生态平衡产生了作用。 三、结语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良药。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让农业循环经济这个主题始终成为最受关注的课题,根据村情、乡情、县情,大力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让农民切实体会到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实惠,激发大家积极性,大胆创新,以至实现良性循环的美好景象。 作者:刘宇阳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农业推广论文:畜牧兽医技术农业推广论文 1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应用制约因素分析 目前,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应用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成果转化速度慢,转化率低。 (1)畜牧科技基础脆弱,设施年久失修,利用率下降,效益减退。 (2)畜牧部门缺乏竞争机制,应变市场条件的能力脆弱。 表现在市场意识、商品客观淡薄,内部没有加工增值龙头企业。畜产品属于原始的初级产品,没有转化成多层次加工增值的高附加值产品,降低了农牧民收入水平和畜牧科技综合经济效益。 (3)畜牧科技推广体系还不健全,科研与技术推广脱节,成果转化渠道不畅通,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实用技术培训跟不上。 畜牧科技成果从研究到应用,中间的畜牧技术推广部门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健全的推广体系作为科研与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再好的成果也就无法实施。 (4)畜牧科技人才短缺,且人员知识老化。 畜牧兽医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任务重,科技人员外流现象突出。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专业人员少,结构不合理,技术力量较弱。 (5)农牧民群众文化程度低,科学养殖的意识淡薄。 畜牧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依靠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农牧民的意识转变至关重要。目前,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人才还不多,给畜牧技术推广的进程带来困难。 (6)试验、示范工作跟不上,推动力度不够。 由于农牧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对科学养殖技术的认识、理解和接受能力,因而科学养殖的技术水平较差。加之经费紧缺,畜牧推广部门不能开展应有的试验项目,得不到第一手资料和经验,缺乏把握性的正确指导。技术推广仍停留在理论和常规技术的项目上,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上仍沿用先试验;再示范;后推广的传统作法。 2对策措施 2.1提高农牧民科技水平,增强科技转化意识 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广泛深入地开展畜牧科技宣传。各级领导要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采取各项措施,强化农牧民群众学科学;用科学和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把动物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变被动接受畜牧科学技术为自觉采用。畜牧科技部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协调;互相支持,拿出具体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畜牧兽医科技推广和应用工作。同时,培养建立一批科学养殖能手和畜牧科技示范户,建立示范专业养殖户。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的整体畜牧科技水平,以加速畜牧兽医科技技术的应用推广,使落后的养殖观念向现代化养殖观念转变,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向产业化、标准化经营方式转变。 2.2建立健全畜牧兽医科技推广网络,强化服务功能体系 加强各级科技推广机构的工作力度,逐步形成以县畜牧科技推广单位为龙头,以乡村畜牧兽医服务组织为纽带,以科技养殖示范户、专业户和养殖能手为主体,上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下联广大农牧户的畜牧兽医科技服务网络。促使畜牧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为稳定畜牧科技队伍应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长期在生产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在补贴、福利和技术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安心本职工作,对工作成绩突出者应予以重奖,充分调动畜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2.3加大畜牧兽医科技宣传力度,改进技术转化方法 畜牧科技的宣传要坚持试验、示范、推广、培训等结合的工作方针,建立样板;以点带面,把先进实用的畜牧兽医科技成果与新技术组装配套,加大推广力度。一是试验示范,按照实际情况把需要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成果,进行小面积试验,小面积示范,让农牧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切实体会到畜牧科技成果带来的效益,通过典型示范扩大推广面积。二是搞好技术宣传和培训,从实地、实用、实效出发,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培训,使广大农牧民群众掌握畜牧科技的使用管理方法。三是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切实做好与畜牧技术相配套的其他服务工作,确保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应用顺利进行。四是增加畜牧科技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落实各项工作措施。 3结语 影响畜牧兽医科技推广应用的因素很多,但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树立为农牧民着想、对农牧民负责的工作态度,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进一步促使畜牧科技的应用与推广,把动物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增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力。 作者:年成 旦智九 单位:迭部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迭部县卡坝乡兽医站 农业推广论文:村干部农业推广论文 1村干部的现状及其地位分析 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以集中在初中及高中为主,小学程度较为少见,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也不高。由此可见,文化程度并非衡量或选拔村干部的重要标准。在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村干部具有城市、外村工作经历或参军经历,少部分村干部来自企业工作岗位。社会工作的经历有助于村干部更好地行使权力和带领村民致富。大部分村干部具有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参加正式(如合作社、农场等)或非正式(如红白理事等)组织的经历,为其担任村干部提供了一定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 2村干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关联 2.1村干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沟通作用 在进行农业推广沟通工作中,村干部和村民的交往频率要远远超过农技人员与村民的交往频率。同时,由于是村庄代表人物,村干部与农业推广人员的接触又十分便捷。农业推广人员和村干部的交往要远胜过与村民的交往。由此可见,村干部作为村庄这一社区的中心人物,具备在农业推广网络中起承上启下沟通作用的能力。村干部不仅承担着信息接收与传达的功能,还担负着信息交流、沟通媒介的任务。若村干部未起到上述作用,将会使推广人员与村民将处于分离状态,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2.2村干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制度优势 村干部作为农村社区中的政治领导人物,可以依靠其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对村庄工作进行领导与把控。由此,村干部也就具备和掌握着村庄与外界联系、沟通的正式渠道,充当着传递信息、影响村庄成员决策的角色。因而,村干部具备了在村庄内的权威和威信,也就可以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发挥其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安排、制度协调的作用。另外,村干部具备其独有的号召力和引领力,这种力量可以使村干部与村民之间进行各类显性的、隐形的知识或技能的传播,使村干部在农业推广工作人员和村民之间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有效消除了农业推广宣传力量薄弱的障碍。 2.3村干部在农业推广工作中的人文优势 村干部虽然是“干部”,但其是与村民具有同质特性的“干部”,即村干部来自农村、工作在农村,本身就是农村社区的一份子,与村民有着天然、不可磨灭的联系。同时,由于村干部比一般村民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丰富的社会资源、相对更具优势的沟通交往能力,所以村干部与村民有一定的异质性。由于村干部与村民的这种同质性和异质性,使得村民能够对村干部产生一种既依赖又敬仰的态度。村民的这种心态有利于村干部角色的扮演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就更能够促进农业推广工作的创新。 2.4村干部与农业推广工作的关联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对村干部与农业推广的关联得出以下结论:村干部作为村庄领导者,在农业推广工作中充当着信息掌控、传递、交流的角色;在农业推广工作中,村干部具有制度优势并掌握丰富的资源,可以有效连接农业推广工作和村民工作;村干部特有的人文优势可以与村民工作和谐统一,有效创新农业推广工作。因此,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必须重视村干部的沟通地位,注重发挥村干部的独特优势,使其更好地充当农业推广工作的中间人。 3结语 农业推广工作的意义在于能够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全面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干部虽然是国家行政干部体制之外、不在编、不脱产的干部,但由于村干部是通过村民自治机制选举产生的,且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享受一定政治经济待遇的工作人员。所以,村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直接的推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在农村知识人才、技术人才短缺的现实条件下,村干部将在农业推广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王国中 单位:沈阳市康平县区域性农技推广站 农业推广论文:多元化农业推广论文 一、多功能农业模式的含义 早在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到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还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农业的多功能开发,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注重农业的不断升级优化。”我国农业的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休闲功能。这种多功能的农业模式和传统农业模式相比,改变了过去那种农业单纯追求农产品产量的特点,过去由于科技的落后,加上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产品是农民唯一的经济支柱等特点,使得农业生产单纯追求高产量,为了高产量,盲目给农产品施肥、打农药,虽然产量提高了,但给土地和环境造成的损失也难于估量,同时这种方式生产的农产品也给人类健康带来损害。多功能农业发展的首要特点就是保持水土和净化环境。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不是依赖化肥和农药,而是利用农业自身对自然的调节来实现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因此具有保护土地环境的作用。多功能农业还具有融合多产业的特点,它能将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园艺、林业综合在一起,这样的发展方式涉及到能源、建筑、文化、旅游等行业。多功能农业的发展是农业的一场新的革命,它可以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农村农业就是贫穷劳累代名词的形象。但这样的多功能模式对管理者的要求也高,不像过去那样没文化就当农民,只要付出体力就能有收获不同,多功能农业具有科学化兼现代管理化的双重特征。它还涉及到市场营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工具的现代化等方面。因为多功能农业具有开放式经营,混合生产、标准化生产等特色,所以对经营管理者的要求就是要有较高的素质。 二、多元化农业推广的组织研究 由于我国目前的农民都对农业不感兴趣,认为农业就是在家辛勤耕作,最后收入微薄,远不如去城市打工挣钱快,所以对于多功能农业的建设无动于衷。面对这种局面,在推广多功能农业时,要通过行政型、教育型、科研型、企业型、农民自助型农业推广组织加以推广。行政型农业推广组织,指的是政府设置的农业推广机构,主要是县级和乡镇级为主,利用国家政策做好推广工作,只有将农村改革的政策和发展趋势宣传到位,农民才会对多功能农业产生兴趣,所以,行政型推广是发展多功能农业的第一步。目前我国行政型农业推广组织存在的问题是人员少、素质低等原因,要做好推广工作,还要完善和提高组织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行合理分工,做好完善的管理工作,以提高组织成员的积极性。教育型农业推广组织以农业院校设置的推广机构,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工作目标是教育性为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集教育、科研、推广、咨询于一体。科研型农业推广组织是科研机构设置的推广组织,服务的对象包括农民和涉农企业。企业型农业推广组织指的是公司或企业设置的农业推广机构,工作的目标是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服务对象是其产品的消费者和原材料的提供者,主要侧重于专业化农场和农民。农民资助型农业推广组织主要由农民合作组织为主,这样的推广组织效果最好。因为这些农民合作组都是多功能农业模式的受益者,他们最有说服力。 三、多元化农业推广发展对策 (一)政府资金上的扶持和政策引导 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功能农业已经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这种新型农业的推广,国家除了设置各类推广组织之外,还要对这些组织加以监督,使他们能够踏实地完成推广任务,而不是流于形式。此外,国家还要在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无论是行政型推广组织还是教育和科研型组织,在推广中不仅要深入农村向农民面对面宣传普及,在教育和科研方面还要花时间精力,这不是像考察和调研那样短期可以完成,而是经年累月。所以对于工作在一线的推广者应该给予资金补助,才能增加他们的积极性。除了对行政和教育科研组织机构进行资金补贴之外,对于农民的合作社也要在资金给予支持。同时也要对农民的合作社在科技教育方面给予帮助,让他们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营销推广,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发展的好,可以带动一大批人。在政策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法规法则,对我国多功能农业进行规范引导,让这个新兴产业无忧无虑地健康发展。同时还要引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我国进行推广,使我国的多功能农业科学快速发展。 (二)培养创新型推广人才 由于多功能农业对管理人才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推广中首先要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一批经营管理者,让他们以身作则,在实践中做好示范。同时还要在已经成立的多功能农业园区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农民,让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这样可以带动不少周边农民参与。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应该多开设一些与多功能农业相关的专业课程,为多功能农业发展储备新生力量。这样也可以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作者:陈清华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推广论文:技术推广中的农业机械论文 1推广中存在的阻碍 1.1农业基础地位偏低 在一些地区,政府为了改善经济发展情况,将很多资金投入到了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并且一些政府还大力进行招商引资,政府也认识到要发展经济不能单纯依靠农业,并且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加之投资一些其他项目,资金剩余不多,这样就导致很少的资金流动存在于农业机械技术推广中。 1.2落后的推广机制 农机市场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完全开放,打破了原有结构农机推广体系,农民按照本身的需要对农机产品进行选择,由主动出击取代了传统被动接受农产品的选择和技术的推广。广阔的农机市场出现在农民的眼前,对农机技术和农机产品的学习和了解渠道也在逐渐拓宽,对单一的政府推广不再依赖。在农机技术和市场信息的打击下,政府在推广农业机械化技术时和经济发展需求上就很难适应。 1.3落后的推广信息内容 随着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信息滞后、推广内容落后造成技术推广时位置非常被动。因为很多乡镇企业对农业发展不够重视,造成技术落后,信息闭塞,不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和学习到新的农机信息技术。对于乡镇企业的农业发展情况,地方政府没能重视起来,因此对于农业机械化技术的需求上他们很难及时的给予满足,时间长了,再想去发展农业技术,对技术推广的切入点就很难再找到。 1.4农民为推广的对象,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农民是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的主体,但是农民受过高等教育的比较少,并且很多是世代进行农业生产,很多人怀着从众的心理。以前的农业生产观念在他们心中已经很难找到代替品,这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上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就会存在排斥心理和抵触心理。 2改进策略分析 2.1对农机生产部门的建设上予以强化 增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部门的权威性,同时也有助于对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的学习。对农机技术推广部门进行建立与完善,能够将产品技术整合、技术推广、创建信息采集的完整网络体系更好地创建起来,将部门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紧密的结合起农民与推广人员,确保能够顺利开展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工作。 2.2提升推广人员的技术素养 技术推广对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与不断更新的生产技术相适应,对技术人员政府部门应该定期组织他们进行进修,为技术推广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坚实的基础,只有先进的知识和生产技术被推广人员所掌握,才能够向农民传递更好的技术知识。 2.3关注农民需求 在将推广机制、人员技术素养进行完善与提高的同时,对农民的需求是最不能忽视的。随着农业机械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不断推广,不断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术意识。广泛的建立起农机市场,农民在选择农机产品时也更自由。近些年,政府将一定的农机产品购置补贴提供给了农民,农民在购买农机产品时也会非常主动,这样将良好的机遇提供给了技术推广人员。同时工作人员还要贴近农民生产,深入基层,对农民的需求予以了解,在第一时间购买先进农机产品、引进先进技术,确保在农业生产技术运用的时候让农民少走弯路。 2.4对宣传力度予以强化 宣传是农机技术推广应该做的工作,对什么是农机技术使农民有个充分的认识。对农机技术在原有宣传的基础上使农民有了一些了解,然而这样的了解只是认识了技术,没有达到想要学习或深入了解的目的,这样就很难展开推广的工作。因此要联系当地实情,对宣传力度予以强化。这个宣传队伍或者宣传人员,一定要对农机技术感兴趣,在宣传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2.5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只有政府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才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为了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将正确的经济观念树立起来,要明确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是各项事业发展中的基础。 3结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农业机械化技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我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提升带来了巨大的帮助。然而由于一些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业机械化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阻碍。因此,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找到正确的解决对策,才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技术的有效推广,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向着更高的方向迈进。 作者:白国庆 单位:翁牛特旗乌敦套海镇农机站 农业推广论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技论文 1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1.1科技成果同实际生产需求错位袁影响 推广效果经调查研究表明,虽然我国每年的农业科研成果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推广应用的却很少。科研成果申报机制存在弊端,导致农业应用研究不立足于市场需求,易于直接投入生产的实用技术;申报奖项时,采取自下而上层层报奖的模式,一级接一级的虚假累加成果数量,导致真正的科研成果缩小了推广转化的空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研成果只有在生产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认同,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为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要求也呈现多样化、高效化的趋势,由于市场需求发生了转变,就更加强烈需要有效的综合技术和管理技术。但是,当前的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推广机制过于单一,忽视了配套集成技术与整体技术的作用,不能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相呼应,且又由于市场技术等信息流通不畅,使得科研成果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1.2农民接纳农业新技术能力不高 袁增加了推广难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而我国农业技术却相对落后。一是农业生产者大多聚集在农村,农业生产主体是农民,这些人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对农业新技术吸收能力有限;二是农民大多经济条件有限,即使有能力学习采用新技术,对于见效慢、投入高的新技术,只能望而却步,改用见效快的物化类技术成果,如农药等;三是在传统观念的作用下使得大部分农户都受到小农意识影响,养成急功近利回避风险的本能,他们更愿意使用落后的传统技术,而不愿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有知识的有志农村青年都涌入城市务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 2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对策 2.1政府应加强推广队伍的管理 并予以财政上的扶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各地方政府都应予以财政上的扶持。一方面,基本待遇得到保证,推广人员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推广工作当中;另一方面,只有改善推广体系的硬、软件设施,使得推广信息畅通,推广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管理实行竞争机制,完善绩效考评机制,使推广人员有忧患意识,能自主地提高自身水平及工作能力,并给有重大贡献的推广人员以加工资、破格提拔的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鼓励推广人员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2.2在现有生产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科研 科研成果只有实际运用到生产上,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科研。鼓励农业科技研究时,应立足于当前农业生产需求,而不要出现不匹配的情况。一方面生产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又浪费了人员及资金去研究一些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成果。所以,政府一定要完善科技成果与生产需求对接机制。 2.3建立并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政府要发挥在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的骨干作用,组织建立一支专业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改善推广观念及进行机制创新。一方面,净化推广队伍,对于在队伍中插科打诨、毫无实际能力的干部予以辞退。另一方面,广纳社会人才,一些农民由于多年经验积累,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农业技术却有着非凡能力,政府应破格录取,使之为农业技术推广贡献一份力量。同时应大力鼓励成立民间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变成全民参与的公益性活动,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鼓励以形式多样的方式向农民推广技术。另外,农民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对新技术的接纳存在一定困难,政府应多加开展培训活动,适当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让新的农业技术真正为农民所用。 3结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用发展的眼光,明确当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遇到的问题,制定计划,高瞻远瞩,才能更好地完成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作者:张晓敏单位:伊通满族自治县靠山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推广论文:推广农业循环经济论文 一、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农业资源投入、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农业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农业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体系,与传统农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以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在循环原则作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减量化原则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农业资源的投入,即减少农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量流量,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再使用原则就是指在农业生产、消费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使用用于生产和包装农产品的机具和容器,实现多次使用和反复使用,防止它们过早成为垃圾;再循环原则就是指对废弃物的再加工处理,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二、积极创新和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策 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发展,但是发展模式不多,覆盖面积不大和普及率不高,还没有大范围推广,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不断创新和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农民从中获得经济效益,让社会取得生态效益。加强宣传,就是要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紧迫性,宣传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价值观,使得农业循环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加强培训,就是要对农户进行培训,要让农户真正掌握那些“学得来”“用得上”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本领,进而激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加快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任何一项工作推广都必须要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支持,要推广农业循环经济,也离不开配套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要求相关部门要尽快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广深入、持久,比如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上给予经济奖励措施。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是实现资源综合利用、重复利用、循环利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也是对已经开发出来的优良循环经济模式进一步加以改进、推广。科技就是生产力,只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再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现在农村实用最多的“沼气”资源,虽然已经作为循环经济常见、有效模式被大家所接收,但还是可以继续利用科技这个工具,优化、创新相关设备,提高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四)加大、加强资金扶持力度。推行、推广农业循环经济,除了技术瓶颈外,关键是资金,如果能有专项资金的扶持,确保专款专用,发动和鼓励社会各界人捐资,帮扶农村贫困户进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造,积极引导和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充分依靠农户自主投入的主体作用,防止过分依赖政府。 (五)树典范、立标兵,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推广。虽然经过广泛深入宣传之后,农民对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但这还不够,只是给了大家一个美好的印象,毕竟百闻不如一见,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必须要选择条件较好的镇、村组织开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试点工作,建设一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样板示范户和生态示范村,让农民亲眼看到循环经济所带来的好处,通过以点带面,示范辐射作用,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六)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模式很多,关键看哪种模式更适合自己,应该积极探寻符合当地实际,吸收成功模式经验,创立自己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要追求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比如有些地方以沼气为纽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解决农民生活用能需要,同时发展农业生产,这样一来,对增加农民售、保护森林资源、节约能源、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农村生态平衡产生了作用。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良药。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让农业循环经济这个主题始终成为最受关注的课题,根据村情、乡情、县情,大力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让农民切实体会到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实惠,激发大家积极性,大胆创新,以至实现良性循环的美好景象。 作者:刘宇阳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农业推广论文:推广农业机械论文 1农业机械推广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将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总体而言,在农业机械推广方面还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将严重制约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农业机械推广机制存在漏洞农业机械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标志,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有些地区过度追求社会GDP增长,对第二、第三产业青睐有加,农业作为最根本的基础产业却长期受到轻视。对农业扶持力度远远低于对第二、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广大农村地区农机推广的机构主要是农机管理局,推广部门设置单一,人员结构和资源配置存在不足,农业机械推广机制存在严重漏洞。并且,也没有很好地落实农村会议中所提出的各种精神,甚至根本就没有发放相应的国家对农民的补贴等,从而严重影响到农业机械推广工作的开展。 1.2机械维修体系不完善目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有物价都在飞速上涨,这对于农民来说,在农业机械的购买上又加大了经济支出。虽然政府部门一直针对农民经济进行相应的扶持,但还是无法满足农民真正的生活需求,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的地区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依然采用的是粗放型农业生产模式,对于所使用的农业机械也不注意保养和维修,一旦出现重大故障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维修费用的支出。比如,基层乡镇针对农业机械的维修所设置的机构相对较少,规模也小,而且还没有齐全的农机更换配件,再加上专业维修人员少、维修技术和水平有限等,农业机械一旦出现故障,也就没有办法及时对其进行检查并维修。如果想去真正专业的农业机械维修站点,不仅花费时间,还需使用大量资金,间接给农民带来经济上困难。 1.3未能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导致盲目的进行农机推广自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出现了土地分田到户,田地分散;农民自由种植,分布广泛的现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政府没有做好主导性工作,未能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导致盲目的农机推广,未曾推广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各种小型农业机械。由于农行作物种植分布广泛、种类不同、未能统一耕种、成熟期不同等因素。无法实现统一管理,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机械化作业。 2农业机械推广建议 2.1争取当地政府部门支持近年来,国家政府对于“三农”问题很是支持,并将新农村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中,这也就间接的导致农业机械得到了广泛重视。因此,必须针对地区的实际情况及农户的需求,做好推广工作,以便更好地符合地区需求,促进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充分掌握农民需求的基础上,对先进机械进行适当的推广。另外,还应围绕当地实际经济产业情况,研制各种新型机械,进而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 2.2促进形式多样化要想更好地对农业机械进行推广,就应该使形式多样化,可适当的建立相对完整的科、工、户的推广机制。将农业机械与各个部门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加大农业机械的推广力度。同时,还应经常组织人员进行学习,以便来提高他们的个人素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鼓励推广人员,让他们借助所学习的知识进行农业机械的推广,为以后的推广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促进该推广工作的健康发展。从另一方面来说,还应该对农业机械推广观念进行更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发展快速,发挥出推广的真正作用。可以适当的建立基地,比如:生产基地、农机专业户等,这样不但能够体现出地区的经济特点,还便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当然,还可建立各种联系制度,借助互联网来收集各种相关信息,进而更好地对农业机械进行推广。总之,农业机械推广中的建议还有很多,这就需要在以后工作过程中相关人员不断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借助更多建议来推广农业机械,进而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 3结语 目前,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实现农业业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对于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有加大农业机械推广力度,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重点发展地区基础产业,努力打造地方绿色农业,不断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面貌。 作者:国海洲王晓禹单位:九台市卡伦镇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四平管理分局 农业推广论文:乡镇推广农业机械化论文 1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相关部门重视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一些机械化技术也逐渐为广大农民所掌握。但由于推广力量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制约,导致目前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工作中仍然存在不足,不仅制约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还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产生不利影响。 1.1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经费不足 机械化技术的推广离不开经费支持,但目前经费存在不足的情况。例如,由于经费不足,推广人员福利待遇较低,难以激发工作热情,影响机械化技术推广效果。在对农民进行农业机械化技术培训时,也需要经费支持,但这部分经费得不到保障,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不够,影响公益活动开展,制约机械化技术推广效果提升,一些农民难以有效掌握农业机械操作方法。 1.2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力量薄弱 专业的机械化推广人员和高素质推广队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前提,但目前普遍存在推广力量较为薄弱的现象,机械化推广技术装备落后,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服务手段相对比较落后,工作人员自觉性不够,忽视加强自身学习,不重视知识更新,未能及时对先进农业机械化技术进行推广。或者推广工作人员数量不足,难以满足机械化技术推广需要,制约工作效率提升,导致先进农业机械化技术没有及时推广和应用,影响推广工作水平提高。 1.3对市场信息需求把握不准确 农业机械化推广人员不重视市场调查和分析工作,难以准确把握市场信息,使得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特点。 1.4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机制不灵活 灵活的推广机制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还更能适应实际工作需要,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工作效率。但长期以来,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采用行政管理机制,尽管具有科学合理的一面,但该推广机制缺乏制约监督,激励机制缺失,不利于激发工作人员热情,影响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效果。为此,今后应转变这种情况,创新推广机制,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灵活性,增强工作实效性。 2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对策 2.1创新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方式 开展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时,应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当地农业发展情况有基本了解,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农作物种植需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方式创新,让更多农民掌握相应的机械化技术措施,给广大农民带来更多实惠。技术推广时应立足当地农业生产需要,遴选主导品种和主推机械化技术,组装成集成配套技术,使这些技术措施得到有效应用。重视农业机械化推广示范场建设,展示新技术和新品种应用,发挥示范和指导作用。利用科技下乡、农业技术进万家等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推广活动,这样既丰富推广活动形式,还能促进工作效率提升,让广大农民更乐于接受农业机械化技术。重视与科研院校合作,发挥他们的人才与科研优势,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解决机械化技术推广和应用中存在的难题,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应用效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更好为农业种植和农业发展服务。 2.2健全推广人员考评机制 完善推广人员考核工作,建立相应的奖惩激励机制,明确工作人员业务量和进村入户指标,明确工作人员责任,为机械化技术推广和应用创造良好条件,也有利于激发工作人员热情。将农村居民对推广人员的态度纳入考核体系,完善和落实奖惩考核机制,提高工作人员责任心,促进农业机械化技术得到有效推广。 2.3明确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目标 在机械化技术推广过程中,还应该注重技术推广与农业科技革命、农业技术跨越发展相适应,提高机械化技术推广整体效益,加快农业现代化实施步伐。具体推广过程中,应该实现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重视资源开发,同时也注重与技术措施相结合,促进机械化技术推广综合效益提升。只有在明确工作目标的前提下,才能促进机械化技术更大效益发挥,以便优化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作物产量,促进农业生产竞争力提高。 2.4细化乡镇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队伍 高素质工作队伍不能顺利完成推广任务,还能提高机械化技术推广效率,促进农业机械化技术最大效益发挥。因而有必要推动机械化技术推广体系革新,激发农民、社团组织参与技术推广热情,细化推广队伍,形成健全的机械化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坚持国家扶持和市场引导结合,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结合。重视机械化技术推广机构建设,合理配备工作人员,调动农民参与热情,支持机械化技术协会发展,完善技术推广队伍,促进工作效率提高。 2.5规范管理体制并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各级政府要将农业机械化纳入工作议程,完善组织机构设置,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和工作人员职责,加强配合,形成合力,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建立技术推广长效机制,加强租赁公司、农机作业服务队建设,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建立农机工作协会,规范管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3结束语 农业发展和农作物高产增收,离不开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应用。日常工作中应该认识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根据具体需要,加强推广工作队伍建设,创新推广方式,完善奖惩考核,激发工作人员热情,让农业机械化技术得到更好推广和应用. 作者:秦兆生 单位:定陶县半提镇人民政府 农业推广论文:现阶段推广农业技术论文 1盐源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存在的问题 盐源县农业技术推广尚存在诸多问题,大致可归纳如下。 1.1推广理念及技术服务手段落后 在推广理念上,没有以农民为中心,缺乏以农民为主的服务导向,大多数推广人员持农民不问我也不过问的消极态度。在技术服务方面,推广人员与外界接触、沟通较少,信息闭塞,导致在技术和创新领域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农业推广技术服务的要求与需要。 1.2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开展农业推广服务 盐源县各乡镇几乎都在高山上,通往各乡镇的道路崎岖,下雨天和冬天下雪季节很难进入各乡镇,加之交通工具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难度;各乡镇没有必备的农业仪器和检测手段,基本条件不具备,技术手段落后,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遇到田间实际农技问题全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1.3当地对农业技术推广重视不够 乡镇推广站都是以一种应付上级的心态来对待推广服务,忽视了农业技术推广对农民的重要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资金也远远不足,从而使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产条件差。盐源县属于盆地,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生长需水关键期又往往遇上干旱灾害天气,产量较低,农业投资较大,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只能顺其自然,对防御自然灾害是零意识,缺少防止自然灾害的知识。此外,当地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对新的农业科技和新的农业品种接受较慢,导致农业技术推广的速度慢、普及范围不广。从全县的农业生产水平来看,农业发展滞后。因此,亟需解决农业发展的阻碍,对促进乡镇农业高产、高效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4工作条件差,难以调动农技人员工作积极性 县农业部门缺乏对乡镇农业推广站的考核管理,而是乡镇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对农技人员技术职称的评定只注重结果,而没有考虑实际工作的成效。部分农技人员的工资与实际付出的成效关系不大,因而挫伤了农业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除了工资外,没有其他补助。加上各乡镇的生活条件差,导致推广人员7d只工作2~3d就回县城的现象。 2现阶段农业技术推广的路径选择 首先,明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基本思路,在县政府以及县农业局的指导下,根据各乡镇的基本情况,实地调查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制定出一套合适的农业技术推广政策,并且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农民了解农业相关政策。推广人员应积极主动和农民沟通,深入了解农民的服务需求,为农民讲解农业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宣传新技术,与农民一起进行实际的农业生产,从中传授新技术。然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资金投入。要想富就要先修路,因此目前的第一要务就是把通向各乡镇的道路修建通畅。如果路途艰难,则不仅是农业技术推广很难有效实施,一些基本的农业生产设备也很难运送到生产地,而且对农民来说,农业产品也很难运输出去。在把路修通修好的基础上,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等,把进行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加以完善。另外,县政府和乡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对重点农业产业加大扶持,尽可能打造农产品品牌,在有资源的村开发农业旅游村。再者,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技推广体系。稳定的农技推广体系,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组织基础,是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客观要求,也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明确各个农技推广机构职能,科学设置农技推广机构,优化农业技术推广队伍,适当的资金投入,形成多种形式生产,多种形式服务的体系。最后,创造良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环境,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基本待遇,保障和改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待遇,并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保持国家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稳定。建立和健全对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对优秀农技人员的表彰和奖励力度,以保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性。 作者:罗文才 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 农业推广论文:推广应用农业技术论文 一、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因素 (一)人员素质 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是保障农业推广系统建设中的主要因素,技术人员综合素质水平,直接关系着农业推广系统的效率和功能,并且决定着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成效。 (二)经费投入 强化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投入的力度,是保障农业技术应用和推广的关键。农业技术推广需要财政支持,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发生的指导、咨询、示范及实验等活动都需要经费保障,但因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来源仅依靠政府,由于目前基层政府在经费拨付上还没有推行财政全额拨款制度,也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的发展。 (三)农民认知 农民是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于的主要需求体。在当前如果采纳新的农业技术是农民市场经营的理性选择。所以在当前的农业技术推广方面要注重建立农民参与选择推广技术的机制,彻底改变技术供给状况。相关部门及时地把市场需求的正确信息、先进技术传递给农民,真正做到让农民自己选择,科学引导农业公司、农户自愿采纳农业新技术。 二、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措施 (一)提高农民认知度 农业技术推广首先要做到政府、农民高度认知,特别是农民高度认知,要让社会各界都充分认识到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农民只有真正提高了思想认识,对农业认识达到认识水平的一致性,才能真正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只有真正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适应性,才能保障农民对农业知识的接受能力提高。 (二)完善服务机制 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要标准越来越高,应用传统的农业技术也与当前的服务机制不相适应,也不再能满足农业全方位需求。要想促进农业的发展就必须要推进农业技术应用机制的完善,只有当服务机制以及运行机制得到开放,农业技术服务的应用才能得到扩大范围,随着农业技术应用推广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大,才能最大化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优化农业资产及综合性服务方向。 (三)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在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中,要真正能够做到深入了解涉农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实时关注农业的动态,切实开展适应农民需要的农业技术进行推广活动,以满足农民对农业技术应用的需要。在建设中只有确保体系建设的多元化发展,实现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完整性。 三、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取得了很的突破,成绩显著,但由于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才能提高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张来峰 单位:吉林省大安市月亮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推广论文:高校推广农业科技论文 1几种以高校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的比较和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专家大院”模式为专家研究、实验、示范、推广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让专家们直接面向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发展现实问题展开应用技术研究,从而带动产业带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专家大院模式拓展为一体两翼模式,示范推广的同时开展三个层次的系列化培训,并进行综合信息咨询服务。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强,产业方向明晰,提供的设施条件优良。湖南农业大学“双百工程”模式强调高校科技团队直接与农业基地一一对接,并建立长期工作机制,在管理制度、合作机制建设上都有一定突破。“双百工程”模式推行项目责任管理,以制度来规范、约束科技服务人员的工作内容、方式、效果,使农业高校为农服务走向了主动化、制度化、程式化的规范管理轨道。 2依托高校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的启示 2.1高校参与农业推广优势突出 1)人力资源。至2007年全国独立建制的普通高等农业院校和高等农业职业院校达到74所;同时,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农学专业的大学达150所。2006年371244人,其中博士在校生7302人,硕士在校生32336人,本科在校生188067人,专科在校生143539人。农业科技推广需要优秀的人才与智力支持。涉农类高等农业院校、职业院校教师、学生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力军、生力军。 2)物质资源。高校非常重视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许多高校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或重大科研基地。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直接定位于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对生产性实验实训设备投入多,建设力度大。 3)科技资源。科研是高校一项重要的职能。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往往有完成科研项目、撰写科研论文、参与技术研发等的科研任务和考核要求。从对科技成果的贡献率来看,我国高校相较其他科研院所、企业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近20年来,农业高校先后转让重大科技成果915项,大部分已在农业生产中获得应用,且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2农业高校在推广、服务中同时获益 1)推动教学。与理论学科、基础学科教学相比,作为科技型、实践型的农业院校,需要将教学与农业工作对接、融合,在实践中教学、在推广中学习,在应用中研究,实现教学、科技、服务三位一体。教学贴近实际,一是将农业推广的知识体系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纳入课程体系建设范畴,二是在教学阶段上设置专门的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到农村去,进行具体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这种教学兼有科技服务的功能,能有效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将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2)推动科研。高校产生的科研成果,通过科技推广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成果的价值与效益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可带来相应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在应用科研成果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可通过科技推广人员反馈给高校,成为高校进一步攻关的科研课题或教育教学案例。 3)推动就业。农业高校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可有效提升学校的影响力,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学生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农业高校学生在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与农民、农村、农业工作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让他们对我国三农现状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增进与农民的感情,体会农民的困难与需求,逐步树立用科技改变农村面貌的理想,有利于推动农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 2.3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非常重要 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政府部门尤其是当地科技部门的引导和支持非常重要。政府部门在推广过程中有三个主要职能:一是产业规划布局,二是相关政策、信贷、农资、市场运销体系的配套,三是管理协调。只有技术,没有政策、信贷、农资、市场运销体系的合作,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推动不了,在小范围实验示范成功了,推广效果也不会好。技术的推广要符合当地的产业规划布局,同时也要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避免权益损害。鼓励和支持高校参与农业推广,政府可以将一部分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如培训、示范、推广等下放或委托给院校承担。在资金引导上,政府势必要加强投资,如设立专项培训和科研、推广经费等对涉农高校给予支持。 2.4推动高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涉农高校普遍存在农业科技人员市场意识弱,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农业高校的科研项目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性研究数量不占优势,且现有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获取不到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业科技人员转化成果的积极性。因此要大力推动涉农高校建立与市场紧密对接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在科研项目的遴选、确立、评价上进行有效引导。 2.5必须建立长期服务机制体制 农业项目根据产生效益时长,可分为短期项目、中期项目、长期项目。大多数项目从土壤改良、环境改造着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科学测验、科学规划,盲目跟风,只见短期效益,看不到长远效益,频繁换产、换项目,将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损害农户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建立长期服务机制,根据作物生产周期、品种更新周期,在一个较长时段科学评价推广项目的效果。 作者:欧阳琦 单位: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推广论文:农业技术推广下农业发展论文 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农业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农业的发展与农业技术有着必然的联系,因而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农业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正处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特殊时期,尽管我国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基本上已经实现自给自足,但人均占有量不多。一旦农业的发展不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一定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必然的影响。 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具体措施 应该正视农业推广中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分析其成因,找出解决对策,对农业技术的顺利推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基层政府务必要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 首先,增加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并对相关的制度不断加以完善。适当地提高科研经费能够有效地保证农业技术运用的可行性;增加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是顺利推广技术的重要保障。其次,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推广农业技术,解决农民的真正需求,保证推广的实用性[3]。最后,加大对道路和水利工程等基础性建设的投资力度。只有在农民相互合作、政府大力支持的新型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下,才能够实现农民产量的提高,促进农业的发展。另外,政府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改造和建设现有的流通设施,构建以县城为主、乡镇为中心、以村级站点为基础的农村市场流通网络体系。 (二)注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的提高 推广人员的素质问题直接影响着技术推广的落实问题。基层政府应该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给予高度的重视,聘用一些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并开展专业知识的相关培训工作,加大他们对推广工作的重视程度,转变其工作观念。 (三)在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要以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为人民提供技术上的服务 不同地区对农业技术上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在考虑当地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有效性。同时,受某些地区农民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上的制约,农业推广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明显会有影响,将技术推广的场地移到实际的农业生产场地,亲自投身实践,对农民正确掌握新的技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推广基层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对农民的意见进行采纳或者接受,不断地完善农业推广的方式。 (四)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农业技术科研的资金投入,设置专项资金进行拨款 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支持,是农民积极开展生产活动的重要保障,能够实现由农业技术到实际生产力的转变,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的发展由起初的粗放型逐渐向现代集约型转换。集约型的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支持,基层农业技术作为农业技术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推广工作对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朝集约型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实现农业科技与实际生产力的有效转化。我国农业生产在范围上比较广,受南北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生产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中,要针对性地开展推广工作,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调整推广途径和技术,因地制宜。另外,政府应当意识到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加大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技术推广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和素质。对基层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对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磊 单位:关岭县顶云街道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课程改革论文 一、双实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 实验课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现象能力,提高学生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实验教学的设计运用了知识可视化理论和探究性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利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设计成现场实验,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实验内容,使学生直观地了解心理学实验的操作过程和实验结果,这种方式能够精准地传递信息,使心理学理论具现化,并能激发学生探索日常生活中社会心理现象的兴趣。实验教学的课程安排是按照循序渐进、分段目标原则,构建出三个层次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依次为基础实验、提高实验和创新实验,分别对应培养学生的研究素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实践课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整合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社会心理学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的设计为避免人文社科实践类课程缺乏监管考核,流于形式的不足,采用了课堂实践和课后实践等多种教学形式,并纳入最后的成绩考核中。课堂实践教学依据项目式教学理论,安排学生有序进行项目选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和项目评价与考核等步骤来完成整个实践教学内容;课后实践是指社会观摩和社会实践,例如到监狱、戒毒机构、医院、社区、中小学进行社会调研和社会义工实践,提高学生利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理论 1.知识可视化理论。 知识可视化于2004年由国外学者EplerMJ和BurkardRA提出,是指抽象复杂知识或程序性知识(如,技能学习)的构建和传达可以采用图形、图像等可视性手段达成。知识可视化的直观性、发散性等特点,不仅能帮助他人正确地重构、记忆和应用知识,而且对培养学生的视觉素养、学习兴趣以及创造性思维都有很大帮助。知识可视化的方法有很多,如幼儿看图学数字、高中几何画的草稿图、地理中的色彩表示法、多媒体教学、思维导图等等,都是知识可视化的表现形式。 2.探究性学习理论。 1909年杜威在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的发言中,提出探究性学习观点,指出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探究性学习的基本步骤为体验情境、产生问题、提出假设、作出推论、试验并验证。美国著名教育家施瓦布建议,在介绍正规的科学概念和原理之前应该先让学生到实验室里做实验,用实验的证据来解释和深化教材中的内容,而不是在教室里照本宣科地教授知识。为了使探究性学习有更好的学习效果,老师要搭建共同交流的平台,使学生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探究交流和知识共享,还要让学生得到权威(专家教师或者书籍资料)必要的指导。 3.项目式教学(PBL)理论。 项目式教学(Project-Based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为中心、以实践为主线的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围绕某一个具体的学习项目组成小组,通过他人(同伴或教师)的协助或指导,利用广泛的学习资源,在实践中体验、在探索中创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而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项目式教学一般可分为选择项目主题、制定项目计划、开展项目研究、进行项目成果交流、项目评价与反思等几个阶段。从这几个阶段看,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自主完成。因此,PBL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合作创新精神。 三、双实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 管静、万义平在对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探讨中,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保证、三个结合、四个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方案。“一个目标”是培养财务管理应用能力。“两个保证”一是实践计划保证,二是实践教材保证。“三个结合”是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科学建构双实教学体系,就要提出针对性的双实教学目标,科学设计双实教学计划,策略落实双实教学安排,多渠道提供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 1.双实教学目标。 教学总体目标是科学系统地构建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心理学人才;教学子目标是促进理论教学与实验和实践的整合;促进观察与分析社会心理问题实际能力的提高;提高心理专业学生服务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将子目标细化明确,我们编制了具体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技能项目清单。在设计编写该实验实践类技能项目清单时,遵循了“两性一论”原则,“两性”是指一方面要掌握研究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技能和方法,另一方面还要掌握将社会心理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技能,“一论”是指技能条目的设计要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为基础。 2.双实教学安排。 国外大学对学生的实践活动都在时间上有明确规定。比如英国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实习占全部课时的50%;美国社会工作硕士生两年课程中每周有三天到机构实习、两天在校内上课,实习时间超过50%。我国教育部规定大学本科生四年期间实践与实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多数学校人文社科专业实践教学占总学时的比例为1/3左右,个别专业比如艺术类专业可以达50%。借鉴国内外实践教学经验,双实教学时间大概占整个课程教学时间的50%,考核占40%。教学安排如下图,按照问题导入—理论探讨—心理实验、社会实践的模式进行教学。问题导入部分是让学生在开课阶段初期集中地提出并在其后随时提出有关社会心理的实际问题,结合于讲授教材的有关章节,准备相关案例分析。正式上课时,结合案例以及近期新闻和社会热点,作为引入。并在学生讨论后,对案例和事件进行深入评论,将实际联系到本堂课程的知识理论。通过这种从学生实际出发,从学生中来又回到学生中去的做法,达到有的放矢解决学生学习问题,增强学习兴趣。理论探讨部分以教师讲授展示为主,向学生系统传授经典的社会心理概念、实验、理论和前沿进展,为全员参与的形式;采用课前社会心理学前沿报告、小组讨论促使学生通过相互讨论和深入分析,丰富相关知识的支架,加深理解,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的理论解释现实话题,促进社会心理学知识向学生个人知识体系的转化,并且能够形成社会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和应用能力。同时,双实教学改革还丰富了教学手段,引入课前社会新闻心理评析、小组讨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社会实践、观摩学习、自我分析报告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中,前三种方法针对课程实验,侧重对理论知识的系统和深入理解;后四种方法应用于社会实践,侧重于社会心理学应用能力的培养与自我心态的调节。 3.双实教学模式的评价反馈。 对双实教学模式的评价及反馈是调整完善教改模式、确保其良性运行的关键,根据反馈结果,调整教改思路、修订教学计划、健全教学手段,才能保障社会心理学教改工作的顺利开展,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对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评价及反馈可以从四种渠道收集信息,即社会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专家对双实教学的评价、学生对双实教学的评价。社会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包括社会对学校和学生实践活动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对学生实践态度的评价,对实际操作能力和实战能力的具体评价;教师对学生实践活动的评价包括对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综合能力评价,以及实践内容对学生的适宜程度、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专家对双实教学的评价是指学校从事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专家组织对教学改革的评价,包括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分配是否合理、实践教学的内容安排是否合理等;学生对实践教学的评价是指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兴趣和效果评价,对教师的满意度评价等。 作者:龚文进 邱鸿钟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系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大学生就业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前言 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毕业生遇到了很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生的择业求职不止是学生全方位能力的比较,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也有着一定的考验。有关的调查显示,现今有众多的大学生由于专业、职业的择选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类问题已经成为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第四位。心理问题分别包含了学习压力、情感困惑、人际关系等,在就业的过程中能不能获得良好的引导及处理,这不止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也会影响到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主要的心理问题 (一)自我认知不足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价、理智仔细地分析自己、真正地感受自己,这是在大学阶段除了学习以外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大学生个性发展及健全的基准,是职业生涯的最重要第一步。因为生活的相关阅历、社会方面的经验、成长的诸多背景太过简单等原因的制约,大学生不能对自己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客观、充分地了解及认知,进而在自我的评价上存在着一定偏差,这对就业过程与适配职业的择选及获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自卑及自负也是自我评价偏差大的常见体现。 (二)情绪困扰从大学的校园再到职场上,这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再加上现今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使得学生经常处于应激的情况下,进而产生了焦躁、愤怒、抑郁等情绪反差,这些情绪的反应若是过度进展,就会将人的心理平衡破坏,也对人的认知功能有着很大的损害,进而让人们不能对环境及事件进行准确的评价及反应,这样还可能会导致身体或心理病症、轻生等危险问题的出现。 (三)行为表现 1.回避。回避就是知道了什么事情会出现,且在事情发生之前开始尽量地避免这样的事情遇到的行动。比如,大学生经常说的“考研考研,缓刑三年”,其实,回避虽然能缓解心理的应激,不过在诸多时候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应对反应,从本质上解决不了问题。 2.从众。从众,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有些学生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主客观的状况考虑不足及判断不准确,盲目地从众。比如几年前的出国、考研。在盲目从众的环境下所做的结果往往不适合自己,最终却还要为此付出代价,致使毕业生的求职出现扎堆的现象,这在客观上就加剧了竞争。 3.攀比。攀比,指不顾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盲目地与高标准相比。很多的学生在选择职业的进程中会互相比较,不能客观、全面、公正地进行自我评价及对他人的评价,觉得别人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就感觉心理不平衡,根本不会去认真考虑这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就盲目地进行攀比。这样不仅让自己的心理失去平衡,而且还会在攀比时失去了适合自己的机会。 4.依赖。依赖是指依靠别人或事物而不能自立或自给的行为。当今社会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面临就业的竞争及压力,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就将希望置于别人的身上,被动地依赖自己的亲戚、朋友、师长、学校等各界的帮助。导致自己深陷被动的择业处境,这样的心理及习惯会成为以后发展极大的阻碍。 三、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形成因素 (一)个体因素导致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的形成 1.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大学生处于青年阶段,也是个体由不成熟过渡到成年期的阶段,从生理、心理、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过渡的特性,这也会经常导致青年处在诸多的矛盾中,会受到环境的诱因影响致使出现心理问题;在求职的阶段,学生直接要面临的是从学生转化为职业人,在社会角色上有着重大的改变,若是个体本来的心理行为跟不上外界的步伐,那么众多的心理问题就会出现。 2.自我认知及定位的偏差。大学生的成熟度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其经验跟水平也制约着他们对自我的充分、客观的分析及了解;还有中国的大学生是被称为生活在象牙塔中,也就是学生总是对学校以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认知与了解。这样就会出现自我认识的不完全、不准确的问题,会导致自我和理想,自我及其他的环境之间存在诸多的矛盾。 3.认知模式的问题。学生存在绝对化、过分概括化、糟糕化等非常不合理的信念,也会形成个体本身的另一个应激源,成为导致学生出现焦躁、抑郁的负面情绪,或心理障碍的诱因。 4.应对措施及能力不足。大学生因为缺乏心理发展及健康教育等,在面对挫折时总是没有合理有效的应对举措及能力,加上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也导致某些学生对外界的支持体系有着很强的预防心理,并且还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讲或不愿意求助于学校的心理专业机构。应对措施及能力不足,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就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及事件,也不能很快地恢复心理的平衡。 (二)外界因素导致就业过程中心理问题的形成 1.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就业压力过大。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逐渐地严峻起来,导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持续增长,这是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出现的主要应激源。毕业生的数量逐渐增加导致毕业生及社会间的矛盾加大,并且毕业生还跟我国的社会结构性有很大的矛盾。我国的经济发展及人才需求都有着非常大的地区性差别,大学生的就业结构非常不平衡。 2.大学生个体社会化模式的不足。个体在社会的环境下呈现可以适应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且参加社会活动并为社会所接受,这种进程叫个体社会化。若是个体的社会化没有很好地完成,就会对社会不适应,进而出现心理问题及行为阻碍。校园及职场的距离已逐渐地成为了学生知识到工作能力转化的最大阻碍。 3.外界环境的期许。外界环境会对学生的价值观、认知等的发展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很多时候,社会舆论方面及父母是以精英的态度来看待学生的,觉得大学生就应该要有好工作;并且人们对不一样的社会分工及职业还有很大的偏见存在。这些都会对大学生的择选就业有着极大的影响,也会导致更大的就业压力。 四、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大力发展生涯教育,帮助学生良好地定位从大学生的自主就业制度施行以来,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主要是针对迎接的毕业生,注重讲就业政策及技巧等就业安置方面的众多内容。这样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求职能力及技巧。应展开专业化、全程化、系统化的全方位职业生涯引导,唤醒学生的职业生涯意识,以达到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及定位、发展职业性的素质,这对就业进程中学生的众多心理情况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二)强化就业心理辅导,提升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众多的心理问题及就业问题都是彼此之间交织、相互的结果,这也就要求将心理引导及职业生涯的引导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进行部门工作的互通、互动。在心理辅导中要注重就业所导致的有关问题,更要将心理引导及进展体现不能缺少的组成模块与内容进行严格的把关指导。这也能解决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且提升学生的心理适应程度,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适应程度也是学生以后必须要具备的素质。 (三)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程度良好的社会化环境是学生适应以后职场的基础,也能有效地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帮学生架起很好的沟通桥梁,让学生能很好地跟职场的人进行交流,使学生更客观地了解职场中的环境,并依据职业的环境要求,对学生进行有关素质的培养。因为职业对人的要求是多类型的,学生除了要有专业能力以外还要有综合的素质。学校要关注软能力的发展,以多样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四)发展社会支持体系,强化辅导人员的团队建设良好的社会体系能够极大地缓解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及不良情绪,对学生进行认知的引导。学校也应该发展专门的辅导机构,开展多种类的学生自主活动,对学生就业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我们应强化心理辅导者的综合知识素养及背景,给学生提供科学的服务,教师要利用自己专业性的知识进行综合引导,及时地处理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 五、结语 现今,基本上只要说到大学生的就业现状,人们就会想到是扩招所带来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飞速,让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简单结论。我国的高等教育根本不是总量供过于求,是结构性供过于求的问题,从而导致众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职业生涯的相关教育,来帮助大学生做良好的方向定位,强化就业前的心理辅导,提升大学生的心理适应力,同时也提高大学生的职业适应度。进而发展社会的相关支持体系,构建心理援助的体制等策略,这样才能合理、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相关社会心理问题。 作者:伊剑吴晓华王红单位:长春工业大学吉林体育学院邢台巨鹿县职教中心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大学生网络道德下的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主要表现 网上不文明行为。网络言行随意放纵,人们向网络投放没有价值或负价值的作品。调查发现,有18.8%的学生在网上聊天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使用过不文明的言语或符号缩写;有61.8%的学生表示在聊天室或论坛中曾遇到过其他网友使用脏话或带有人身攻击的语言。少数大学生把网络当成“情绪公厕”,借助论坛、聊天室等对他人或团体进行恶意攻击,并且借此逃脱法律的约束。浏览黄色网站。互联网中渗透着不少色情的东西。据调查,11%的大学生承认有过虚拟性行为,36%的大学生主动寻找过色情网站,曾经浏览过色情网站的比例接近50%。大学生虽然生理已成熟,但心理还不成熟,特别是社会经验和阅历不足,受网络影响较大,大量浏览不健康的信息和资料,将对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损害,甚至会导致部分学生因此而走入犯罪的泥潭。剽窃他人工作成果,抄袭他人作品。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巨大、获取迅速、便捷、信息公开程度高等特点。在大学校园中,学生的学习离不了网络信息的检索、吸收与借鉴。但目前在高校学生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均存在部分学生不以学习他人、提升自身为目的,而是直接剽窃他人劳动成果,抄袭他人作品,完成自身学习任务。网络道德观偏差。网络道德是人们利用互连网络进行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关系。网络道德与现实生活中的传统道德有一定的差异,具有主体指向性不明、规范约束性差等特点。有研究表明,有31.5%的学生认为“网络虚拟的欺骗很正常”、“说什么无所谓,只要开心就好”,表现出明显的道德感弱化现象。网络犯罪行为。当网络失范行为超出一定的限度,对现实社会中的他人或财物造成损害,即可认定为犯罪行为。部分大学生虽掌握较高水平的知识与技能,但却未能用于正途,而是为满足个人利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例如网络黑客行为、网络诈骗行为和网络盗窃等。 二、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分析 由此,去个体化将会导致个体的责任感下降,但却增加了对团体规范的顺从。引发去个体化行为的最主要的认知因素是个体自我意识的减弱及群体意识的增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通常受道德意识、价值系统以及所习得的社会规范的控制,并且能够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个体那里获得反馈,从而增强自我觉察。自我觉察的人,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控制,并且行为更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自我觉察的人更少地作出欺骗行为,更易约束自己的行为。网络社会所具有的强大的交往、交流平台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而不是面对面地交流,由此造就了庞大的网络群体。但便捷、迅速的网络交流平台,却缺乏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约束机制,使得个体行为缺乏有效的反馈监督,从而降低个体的自我觉察,从而更容易出现失范行为。个体在网络中很容易就淹没于群体之中,失去自我意识,丧失自我判断能力。同时,网络行为本身即具有身份隐匿性的特点,这将使个体更容易在群体中迷失自我而出现行为解放,做出一些单独时不会、不敢做的事情。青年学生本身即具有心智发展不成熟、行为判断能力不足、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等特点,在缺乏约束的网络行为中,部分控制能力差、自我约束水平低的学生就有可能出现欺骗、浏览不良网站等各种负性网络行为,甚至出现极端的网络犯罪行为。从众。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有的心理现象。网络用它的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现实的精神文化空间,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并且以信息海量、更新迅速、互动性强等优点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大学生们的视觉注意力。青年学生虽然自我意识急剧发展,充满热情,勇于创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个体倾向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独立性、自制力、意志力及分辨是非的能力都不强,往往会陷入焦虑、困惑和迷茫之中,表现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因此,某些负性网络行为,例如浏览黄色网站、使用不文明语言等行为往往是受到同伴影响而出现的“随大流”行为。 网络中大量的人际交往机会及交流平台为大学生网民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得部分具有共同经历、共同爱好的网民之间交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在频繁的交往中固化成为一个群体。群体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往往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言论提出质疑的人,而且这种抵制会以针对个人的嘲讽、打击等形式出现,导致那些对群体言行有不同意见的个体面临来自群体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个体会选择从众。同时,网络言论的自由极大地增加人们对他人开展语言攻击、抵制他人的可能性。大学生思维活跃,情感丰富,并具有强烈的归属与交往的需要。因此,他们更希望通过网络平台与他人交往并加入群体,也就更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出现从众行为。挫折-攻击。挫折攻击理论主要由多拉尔德、米勒等人提出,是指当人的一个动机、行为遭到挫折后,就会产生攻击和侵犯性反应,甚至出现犯罪行为。攻击的形式可以表现为语言攻击、身体攻击等。调查显示,76.6%的人感觉当前互联网上羞辱、谩骂等人身攻击现象普遍。其中,25.6%的人表示“非常普遍”。仅3.9%的人“很少”或“没有”发现类似情况。所谓“挫折”是根据某种愿望进行有目的的行为时,由于内部或外部障碍,使欲求的满足受到阻碍,这种状态就是挫折。多拉尔德认为,攻击的发生强度与欲求不满的量成正比,挫折越大,攻击的强度也越大。现代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均较以往有较大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就业、经济的压力较以往均有所增加,导致一部分学生内心出现较强的挫折感。同时大学生宣泄心理压力的途径有限,或者是缺乏应对挫折的能力,从而导致一部分学生通过在互联网上羞辱、谩骂甚至报复他人的方式,发泄自己挫折感,或者过度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三、应对策略 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成因的心理学分析及青年学生本身具有的心理行为特点,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建立有效的解决途径首先,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提高自我管理水平。自我意识是指人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围事物关系的一种认识、情感和意向。它是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是对自己的认识、态度、行为的调节的综合性表现。增强自我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能促进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促进自我的发展,从而使自己的言行和思想能通过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与自我管理水平。大学生的生理日趋成熟,但心理成熟滞后,表现为自我意识发展在多方面存在矛盾。学校、老师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互动性,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调节和控制,不要在虚拟网络中迷失自我,做出负性行为。其次,加强挫折应对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挫折应对能力。现代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多比较顺利,成长环境与物质条件较以往也有较大改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导致部分学生没有应对困境、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缺乏有效的挫折应对能力训练,从而导致学生抗挫折能力较差,一旦离开既往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大学后遇到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困境时,容易产生较强的挫折感,从而产生一些非理性的认知并导致某些负性行为的出现。长期处于慢性、低强度压力下,部分学生会出现负性情绪积聚状态,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宣泄途径,易导致孤僻、焦虑、强迫等心理问题,并进而导致各种不适行为表现。高校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应通过各种途径使大学生们学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学会有效应对挫折。高校、教师应从根源上帮助大学生正确认知困境,认清自己的真实需要,正确处理挫折,避免网络心理问题的产生,并针对负性网络行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引导与教育,引导大学生健康上网。另一方面可以把网络教育作为心理教育的内容,通过网络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网络心理咨询,着力预防和矫正网络不良心理倾向和心理问题,如网络焦虑、网络成瘾等,引导大学生自我调适,纠正不良的网络心理。 作者:邵淑红徐伟张婷婷单位:滨州医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大学生极化现象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解释 1.名誉感的驱使名誉感对群体成员思维的影响其实是一种社会比较心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人们总是希望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个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展示自我,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批评或质疑,在名誉感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稍稍朝着占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对于自己存有异议的观点保持克制,对于多数派的意见,表示更多的支持。对名誉感的过度追求势必会造成极端主义,因为这样使得群体内的分歧和异议被变相的压制,表达不同意见将被视为是不忠诚的表现,人们受到对自己名誉的某种担忧的驱使,也许就不会由于信息和有说服力的论点而改变立场,更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群体的偏见和偏见的严重程度。 2.辩论中的“舌战优势”桑斯坦研究发现:在许多领域中,持某个观点的人会比持对立观点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比如,在涉及到罚款的情况下,主张做出较高金额罚款的人们比主张做出较低金额罚款的人们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双方的讨论结果也往往趋向于更高的罚金。拥有“舌战优势”的一方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据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惩罚性措施中,对于错误行为的惩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免于处罚甚至从轻处罚都可能会触犯众怒,使自己处于道德上被动的位置。在很多情况下,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经常在不经意间可能将问题的性质严重夸大,导致在论战中的双方向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迅速偏移,群体最终走向极端。 3.社会流瀑效应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刺激,“当流瀑效应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传播者的实际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决定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与群体成员间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关,而另一种形式则与名誉感相关联。信息型流瀑:假定群体中的成员依次发言,A认为某种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B现在知道了A的判断,假设他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断与A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足以明确辨别谁的观点更加可信,这时B就有可能会采用随机方式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观点;现在轮到C来判断,在A和B都已经表示恶劣的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两个人错了,他也很可能会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转而同意A和B的说法,因为在C看来,A和B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样C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信息流瀑之中。名誉型流瀑:在名誉流瀑中,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采取从众行为,以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比如A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A是对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显得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如果A和B都表示这一现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觉得这一现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公开反对A和B的观点,甚至还可能会附和他们的判断,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敌视,失去群体对他的好感,这样一个名誉流瀑就在事实上产生了。可见,社会流瀑效应就是使群体成员在新的观点和意见面前发现了现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轻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促使群体讨论走向极端。 4.“群体思维”的特征“群体思维”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释那些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误、灾难,甚至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决策过程。贾尼斯认为,某些群体在决策时会窒息不同的意见,注重达成共识而非正确性,对于替代性选择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往往酿成惨败。群体通常强调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而这一观念将使得群体成员面临的信息和名誉压力加强,群体成员会沿着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不断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见的极端。群体思维还会贬低对某一决策或观点的重新审查与思考,对对立面的看法也始终抱有成见,要么视之为十分邪恶而不愿与之交谈,要么视之为十分愚蠢的意见而不愿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受群体性思维影响的组织,总是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人们采取单一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相一致的思维方式。 二、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走极端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富于激情,看重个人名誉,充满正义感,具备较强的集体观念,组织性纪律性强。这些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 1.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名誉诚如前文所述,名誉感经常扮演着极化推手的角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内,宿舍、班级、年级成为他们最容易找到归属感的集体,因此他们也非常看重宿舍、班级甚至年级同学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一旦了解到别的同学的想法,他们就会朝着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见,而对目前集体中多数派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支持,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的“合群”。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处的集体的立场逐渐走向某个极端。 2.大学生更容易受“舌战优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通常更加富有正义感,在对一些违反规则或是道德行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遗余力。“舌战优势”经常发生在讨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主张予以较重处罚的人在与主张予以较轻处罚的人进行辩论时,往往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优越感会使主张较重处罚的人底气十足,气势上足以压倒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最终的辩论结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较重的处罚。对于富于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舌战优势”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对一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性讨论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的正义感有时会让他们冲昏头脑,盲信自己对某一恶劣行为的严厉声讨是正当的,在多数大学生都自信的选择对某一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那些对处罚结果的合理性存在怀疑的群体成员,这时也因为在讨论时的劣势地位,而难以对讨论的方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群体讨论的结果更加容易向着主张严厉处罚的一方走向极端。 3.大学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应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特殊的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影响。在寄宿制条件下,所有学生被以宿舍、班级、年级等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群体,群体成员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情感联系,这样一些具有情感联系且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正是社会流瀑效应产生的绝佳温床。例如,某个宿舍的同学在讨论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A同学根据自己对其他高校食堂饭菜价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认为本校食堂饭菜价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学在听到A的判断时,由于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学的考虑,也做出了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判断;现在轮到同宿舍C同学,此时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够证明A和B同学判断错误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学和B同学敌视的目的,最终也会做出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表态,一个简单的社会流瀑效应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一效应的范围扩大到班级、年级时,一场针对学校食堂饭菜价格的群体极化事件就有可能发生。 4.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影响大学生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群体,在学校日常的素质教育中,也会不断强化大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团结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些品质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出现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高度的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誉两方面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得到加强,群体中发生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讨论的方向可能会由于损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意见而出现偏差。团结一致的潜台词其实就包含了需要抹杀不同意见,鼓励群体成员意见和观点的同质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需要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牺牲个人的观念和看法,服从在群体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观点,在这两种品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讨论往往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对策 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桑斯坦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对策:传统主义、后果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样性与平衡。这些对策在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主义强调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由于激情与冲动引发的极化;后果主义通过对某一极端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的预判与呈现,能够有效地警醒群体讨论的极化倾向;协商民主重视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辩论,有助于增加观点的多元性;而多样性和平衡则鼓励新的观念与声音,避免群体成员的同质性,通过相互交锋的观点让讨论更加理性。 1.重视传统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现,民众的激情容易导致人们受到某种思想的煽动而走向极端,相对应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权力授予社会传统。传统主义肯定能够作为对走极端的一种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大学生群体富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和冒险,但有时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冲昏头脑而做出极端的选择。大学生要正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激情先放置于传统和经验中冷却一下,充分尊重过去的传统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要糟糕一万倍”。 2.加强对极端化后果的预判和警示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桑斯坦提出了应对群体极化风险的另外一种对策,即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主张认真调查某种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桑斯坦研究发现:通过较好的认识一种或者另一种对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体极化的可能性,许多严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缩小的。对于大学校园中发生的许多群体极化事件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对即将产生的后果做出准确的预判,那么参与这一群体行为的成员会更加倾向于主动避免极化结果的发生。这是因为,对群体向某一个极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判,可能会约束人们对现状所抱有的激情,进而遏制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高校的管理者们应当在预测各种可能的极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针对存在极化倾向的大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通过分析其群体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学生群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 3.注重观点的多样性与平衡观点的不同可能会成为一种起保护作用的力量,制度如果允许各派之间发出不同的意见,常常能够促进讨论与周密的考虑,起到制约多数人的过度行为的作用。在校园讨论中,通过培育多样性的观点可以有效实现某些冲突之间的平衡,而在缺乏一些不同声音质疑的环境下,年少轻狂的大学生们很容易沦为某种狂热情绪的受害者,沉湎于同质信息所构成的回音室之中,任由自己的错误倾向毫无节制的向极端化发展。因此,高校管理者应当注重培育校园中各种意见和观点的多样性,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针对校园讨论中每一种似乎占据绝对优势的观点,总能够找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分歧的意见,以防止这种观点变得偏激。 4.融入协商民主理念协商民主的结果虽然最终也指向共识,但这一共识的达成是建立在更加注重协商过程的广泛参与以及协商品质的审慎明智的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致力于同时解决民主的包容性与深思熟虑性”,在大学生管理中充分借鉴协商民主的理念和技术,能够有效降低大学生群体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向极端的概率。这是因为,协商过程所要求的广泛参与,能够有效地提高讨论过程中观点和意见的多元性,避免群体成员观念的过分单一和同质性;协商品质所要求的审慎明智,在提高讨论群体中每位成员做出正确选择的概率上作用明显。在一些校园公共事件的讨论过程中,坚持协商民主的理念就意味着要广开言路,允许最大范围的接受志在参与讨论的大学生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意味着对每一项议题的讨论都是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充分的论证,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种不同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重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大学生群体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走向极端。 作者:赵石强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力建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合法性社会心理学论文 一、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 领袖人格是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的总和。与其说,统治阶级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最为优秀的领袖人物或一个领袖群体。毋宁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渴求。领袖人物所具备的这种感召力和创造力,源自领袖独特的能力、性格、气质及道德品质,即人格魅力。领袖人格体现了领袖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应承担的角色,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以其特有的渗透力,发挥着领袖职位权力所不具备的作用,直接影响领袖的政治行为。伯恩斯在谈及领袖的作用时说,“领袖的作用是由社会的实际变化来判定的,后者又是以动机及对人们的需求和渴望的满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2]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求与渴望,即人们对领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创造力的期待,也即社会公众对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至于公众为何会对领袖产生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库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个体在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这种潜在的内心需求。库利认为,在社会个体特别是追随者的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他说:“个体的精力、激情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某些趋向,都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无法测度,但他们却是以往社会生活的全部精髓,这类成分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要求;倘若没有放松和引导这一本能倾向的外来刺激,他就无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或者他起码会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内心储存着易燃的因素,只有碰上合适的火花,它们才能释放出来。而这个火花通常是某个人的暗示、某种能释放生命力、把骚动着的生命能量转化为力量的激发因素。”[3]这种来自人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强加的要生存、要去感知、要去行动的朦胧需求与存在于体内的未得到引导的精力相结合,便在青年中、在一般人的想象和热切渴望中产生了对崇拜的渴求。作为由社会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越是富于活力和进取精神,就越需要理想和一个能向他们提供榜样的领袖。[3]伯恩斯在研究各种领袖类型时,将其划分为变革型领袖,即那些有能力将人们的思想提升到更高境界的领袖,和交易型领袖———领袖接近群众着眼于物物交换两大类。认为变革型领袖比交易型领袖要更胜一筹。变革型领袖中伯恩斯最关注道德型领袖。他引用了甘地的例子,说明道德型领袖产生于并最终回归于群众的需要,能够创造满足追随者美好要求的社会变革。变革型领导关系最终成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它提高了人类行为的层次,并激发了领导者和追随者合乎道德的理想,对两者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由此可见,领袖的精神特质、宽广的意识、出众的才能和智慧、卓越的品质和号召力为人们的信念提供了依据,引导着追随者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需求、愿望、理想和抱负。领袖人格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崇拜,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渴望,从而获得人们自觉的追随和自愿的服从,对领袖的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表明,对领袖的过度迷恋和盲目追随往往会导致极端的领袖崇拜,将领袖个人神圣化、贬低人民群众,突出领袖的个人地位,无视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最终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政治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要求树立法理的权威,以法制的有效规范和制约取代个人专权,反对极端的个人崇拜,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日益增强,人们不再迷信权威,盲目崇拜领袖或英雄人物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渴求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应无视领袖对公众行为的重要引导作用,而应认真分析当代社会公众对于领袖人格的心理预期,巩固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二、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 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了道义上的诠释,而且培育了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使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运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绵延数千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凭借政治社会化机制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牢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外化为人们共同遵行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生活准则。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把群众根本的利益提高到未来理想层次上,契合了民众对意识心态的心理预期,唤醒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心理认同。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融合。这其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对其心理预期拥有更高层次的体现,它包含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竞争、效率、开拓创新以及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内容。在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带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的不断分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上的反映,使中国社会心理迅速世俗化。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世俗化的社会心理易发生不稳定现象。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社会的反映是消费主义日渐扩张和传统意识形态削弱,使传统意识形态整合、引导社会心理的功能减弱,加剧了社会心理不稳定。[4]这种状况导致了社会心态的世俗化与不稳定,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增加,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群际冲突、社会矛盾增加。[5]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政权体系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意识形态表达的目的在于对社会的思想文化整合。那么如何用先进的思想对日益分化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进行整合?这要求必须遵循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社会现实的生活信仰和道德信仰之中,内化而融合成一种民族精神和政治认同,营造与培养与公众社会心理需求相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 三、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这里的人类需求也即社会成员的需求包括物质性需求和精神性需求两大类。合法性基础本质上存在于政权体系对这两类需求的满足。政府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直接和直观的资源,是以政府及其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体系通过提供最现实的政治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借此证实其政权体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唤起社会成员的认同、支持和服从,从而获得并巩固其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前所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心理预期往往在政权体系的合法性构筑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更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信仰与追求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需求不断扩大。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意即如何迎合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心理预期,已成为政府能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系列政治主张及其全部活动都必将围绕不断解放生产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政府绩效是否切实反映了公众的要求和愿望,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与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相比,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可能成为其中心工作。要克服这种状况,不仅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公民需求的评价机制,以保证政府绩效的取得与公民需求有机衔接。同时也应看到,政府难以永远保持令公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甚至特定时期还可能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政绩的合法性可能随时都会被民众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如果将政权合法性仅仅维系于政府绩效,片面追求政府绩效,很可能会付出民主、公正、自由等方面的代价。因此,只有将政府绩效与最广泛的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绩效评估中坚持公民导向,保证公众需求与政绩的成正比增长,才能获得民众最广泛的认同、支持和拥护。 四、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 社会制度是超越个别群体、被赋予了合法性的行动规则复合体,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行政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军事制度、金融制度等。[7]制度规范是对遵守正式制定的非个人专断的法规的肯定。作为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社会日益组织化、专门化的产物,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缜密的规范程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社会资源,用经验事实证明政权合法性,增强政治认同感。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遵守建立在其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情感体验、态度倾向以及价值判断等心理预期基础之上,反映了社会成员内心对制度规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同程度。对政治权力体系而言,了解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有助于唤起人们对制度规范的信仰与认同,建立起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的制度忠诚。为迎合社会成员对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需要以法理的权威取代超凡魅力的个人权威,建立民主、公平、合法的制度规范,有条不紊、有章可循。政府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酝酿、吸纳、表达、监控机制,使得政府的运作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成为政绩体现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根本保证。同时,随着社会成员民主意识逐步提高,必须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走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反腐制度建设,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制度体系,治理腐败成效显著。但应当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规范是合法性资源最缺乏的领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适应其要求的某些制度规范尚未完全建立,无法唤起社会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规范基于种种原因,在实施过程中比较偏离价值准则,无法获得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心理认同;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存在以及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加重了部分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和受挫感,导致政治认同弱化,消解了业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因而无法培育社会公众对制度的忠诚。这一切使得制度规范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高度,在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实践路径做出新的探索和创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确立了以健全惩防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在我党历史上,是最具特点的历史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新时期“反腐”的最强音,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明确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新要求和工作方向。事实证明,反腐制度建设的大力推进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迎合了社会成员对于制度规范的心理预期,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愿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从而为巩固政党及政权体系的合法性赢得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王晓燕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角管理论文 [论文关键词]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论文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方法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言行举止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事迹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相关报道,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达赖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文章,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管理论文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随着社会心理学的日益发展,研究课题也日益丰富和扩大。从早期的社会促进研究发展到社会惰化的研究从顺从的研究发展到反顺从和独立性的研究,从侵犯的研究发展到利他精神的研究,从吸引的研究发展到爱情的研究,从人际知觉的研究发展到归因的研究,等等。显示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正日益广阔和深入。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有所改变。主要表现在: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重视现场研究,重视应用研究,重视以现场应用研究去检验实验室研究所得的理论,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强调,从现场研究到实验室研究,或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研究,往复循环、相互论证。同时,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也为处理从现场获得的大量材料提供了方便,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进步。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效应理由论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这样的体验:亲朋好友帮助我们,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朋友",理所当然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却会认为"这个人乐于助人"。 同样,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和丈夫常常无视对方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而不是因为"爱"和"关心";一旦外人对自己做出类似行为,则会认为这是"关心",是"爱的表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就是由于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过度理由效应"。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因而总是为行为寻找原因,一旦找到足够的原因,人们就很少再继续找下去,而且,在寻找原因时,总是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因此,如果外部原因足以对行为做出解释时,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内部的原因了。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 行为如果只用外在理由来解释,那么,一旦外在理由不再存在,这种行为也将趋于终止,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不要给它足够的外部理由。 公司老板如果希望自己的职员努力工作,就不要给予职员太多的物质奖励,而要让职员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家公司;希望孩子努力学习的家长,也不能用太多的金钱和奖品去奖励孩子的好成绩,而要让孩子觉得自己喜欢学习,学习是有趣的事。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社会心理学教学过程中实施实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为社会心理学实施实验教学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根本任务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很好地理解、预测和控制个体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课程教学以讲授讲解法为主,这种方法对于具有简便易行、节约时间、便于掌握的特点。但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晦涩难懂,一昧就教材讲理论学生不容易理解,更谈不上运用。教师在讲授相关社会心理学知识理论时,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从单纯的“识记”变成“体验”和“内化”的主动探究式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实验教学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借助于实验设备和实验手段、选择适当的方法,将预定的实验对象的某些属性呈现出来,揭示实验对象的本质的过程。在传授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若能增加心理学实验,将是是课堂理论教学的继续、补充、扩展和深化。通过教师的演示实验或学生的直接实验操作,可以使学生在头脑中产生直观图象,从而形成概念,达到对所学理论加深理解、巩固记忆和灵活运用的目的。但是,在社会心理学中究竟应该开设哪些实验,如何进行实验,一直是社会心理学任课教师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在社会心理学讲授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研究。 一、社会心理学实施实验教学的现状 1.无对应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教材 应用心理学专业现在虽然已有社会心理学相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相应的理论教材,但一直没有一本相配套的实验指导教材。在过去的教学中,由于缺乏配套实验教材,教师在带教时也有一定的被动性,更不要说有什么创新和改革。因此,必须尽快编写一本与4年制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相配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指导》,才能更好地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 2.实验课时少,内容安排不合理 许多高校社会心理学课程计划安排为48~64学时,其中社会心理学实验个别高校安排仅有4~8学时。在每个实验内容一般为2~3学时的情况下,仅能安排3个实验内容。实验课时安排的时间少,一方面使教师在布置实验内容时过多考虑的是一些重复性、验证性实验,这样不仅束缚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封闭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3.实验考核不合理 考核作为检验实验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评价教学效果的依据。[1]大多数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社会心理学课程长期以来主要以课堂理论知识为主,实验部分为辅或者没有,课程成绩的判定也主要以基础理论考试为主,实验课仅占很小的比重或者没有。另外实验课成绩的评定,往往仅凭实验报告打分,其结果导致学生偏重理论,忽视实验操作过程,抄袭实验报告篡改数据,弄虚作假,使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不能得到提高,达不到实验的最终目的。 二、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措施 1.确立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目标和任务 实验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理论加操作”的教学,用理论指导操作,用操作滋养理论,实现理论与操作的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教学是为课堂理论教学服务的一种辅助手段。实验教学有其它教学模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综合效益。[2] 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最基本的任务是紧密结合理论教学演示某种心理现象,验证社会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将已经确立起来的最基本的实验教给学生,使他们初步掌握心理实验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通过演示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可以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便于学生透彻地掌握理论知识,可以培养他们熟练操作的技能和动手能力,同时可以鼓励他们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技能自主设计实验,独立完成实验。通过实验教学,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研究心理现象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及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但如此,实验教学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社会心理学的自觉性。 2.确定社会心理学实验内容,编制专业实验教材 根据教学的要求和学生的认知结构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实验教学内容,把整个实验内容分成三个不同层次,分别为演示实验、选择性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要让学生跳出规定的实验题目和实验内容的旧框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三个实验层次的具体要求如下:[3] (1)演示实验:主要是验证性实验,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实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基本知识,为以后实验打下基础,占实验总学时的50%左右。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课程本身包含着大量的实验。因此,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演示,如卢钦斯首因效应实验、霍纳性别成就动机实验等,都是一些经典的实验。如讲从众行为时,组织学生进行验证性实验,课前让学生熟悉该实验程序和操作要领,并将学生分成小组,分别扮演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验证群体规模与从众行为之间的关系,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 (2)选择性实验:把教学内容的基本原理、基本课程训练和基本实验方法综合在一起,给出若干个实验题目以及相关参考资料,让学生依据各自的兴趣有选择地完成。此类实验难度适中,占总实验学时的35%左右。这一类实验是一些难度较大的、选做的设计型实验项目,如社会动机实验、社会情感实验、社会态度实验等。这些实验的特点是实验项目在实验指导书上找不到现成答案,需要学生去查询相关参考书。目的是使学生学会从相关参考书中获取知识,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3)综合设计性实验:实验指导教师可以给出部分实验项目以供学生选做,学生也可以自己确定实验项目,原则上一人一题,可以两人(最多三人)一题。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整个实验均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只进行指导,包括查阅资料,撰写实验方案,拟定实验步骤,准备实验所需的器材和设备,完成实验并写出完整的实验报告。这一层次的实验占20%左右,放在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在具体操作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实验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可将基础实验和应用性强、与教学内容关系密切的实验优先安排,其它实验视具体情况适时控制。还可建立开放实验室,以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在实验室做实验,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把实验教学由封闭变为开放。 根据这些实验内容,可以编制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教学手册。编制社会心理学实验教材应充分体现“三性”原则(综合性、专业性、设计性),突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加体现专业性特点。在具体实验项目中,要贯穿多种实验手段,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多种实验方法,并不断更新实验项目,使实验手段和方法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3.确定合理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手段 对于社会心理学实验部分要进行全面考核,打破以往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考试形式,综合考查学生的表现,科学地考核学习成绩。这样可以增强实验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从而改变师生轻视实验的思想,由此还可以保证实验教学的系统性、完整性,有利于提高实验教学质量。[4] 考试改革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平时成绩:包括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每次实验结束以后,每位学生都要按照本次实验的具体要求,写出实验报告,教师根据实验报告的情况进行记分,学期结束时把所有实验报告的成绩进行加权平均。 (2)实验技能:内容包括已做过的所有实验,以抽签的方式随机抽取考试,并在教师监督下,当面进行实验操作,检验实验是否规范、准确,有无考虑控制或消除无关变量对实验的干扰,是否有创新。 (3)理论考核,主要是考查学生运用社会心理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内容有实验基本理论、实验原理、数据处理、结果分析、实验仪器的性能与使用,等等。 三、结语 我国大学本科课程特别是主干课程的教学改革应如何进行,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课题之一。[5]社会心理学作为高校心理学专业的优秀课程之一,进行实验教学改革的探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构想,如欲深入研究,还需与相应的实验结合起来。本研究极力主张高校及其教育工作者应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在学术追求及成就上严格要求大学生,并提升他们对学术内在价值的重视,以此回归大学教学探究高深学问之道。在社会心理学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在教学方法上应摒弃过去重理论、轻应用,重教师教授、轻学生参与感悟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多视角地、创造性地观察现象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要组织学生联系社会心理学知识,理论联系实践,从中体会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特点及应用过程,体会到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价值,提高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兴趣。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和谐社会与贫富差距 [摘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对民众的社会心理造成了一定冲击,也必然影响到社会和谐。文章对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进行总结,对这种差距导致的某些社会心理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促进和谐社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心理学;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张巍,上海理工大学社科部讲师,硕士,上海 200093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社会上的一些重大且敏感的问题譬如上述的贫富差距问题,势必会在社会心理上得到及时且较大的反响,而这种反响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给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既深且广,其在社会心理及社会和谐方面的影响更为强烈。本文拟针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状况,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做一初步分析,进而对如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提出看法。 一、贫富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平均化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得到一定遏制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另一个极端,贫富差距逐步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目前,我国近6000万成年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同时我国已产生了一个约400万人的富有阶层(人均拥有财产都在100万元以上)。据资料统计,当前我国占家庭总数约20%的最贫穷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中的5%左右,而占家庭总数约20%的最富有家庭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其次,城乡之间的差距。建国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据统计分析,1998年城市居民中收入最高的占全国家庭总数20%的家庭,同农村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户相比,差距约13倍,城乡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很明显。再次,行业之间的差距。在国有垄断性行业、外资企业、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内就业的员工,不但工资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员工,还且还有各种奖金、提成、分红以及住房、保险等隐形收入,而一些企业由于受国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因企业内部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原因,长期外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甚至破产倒闭,企业职工的收入相应受到影响甚至没有保障。最后地区之间的差距。据资料统计,目前我国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差距已普遍接近或超过1:4,其中东部地区和诸如贵州、甘肃等省份的差距已接近1:7甚至更高。可以预见:随着业已形成的优劣环境,随着各类人才的“孔雀东南飞”,随着中西部资源的廉价东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已经拉大的地区差距可能还有进一步拉大趋势。 二、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心理对和谐社会的不良影响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是和谐的。但是总体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利益冲突。由于过去我们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至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与此相伴随,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从经济增长规律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存在一定的经济差距是正常的,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差距拉得过大,必然会造成诸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中,在社会心理方面产生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首先是导致公众的心理失衡。中华民族一向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心理,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实行的“平均主义”导致了全社会普遍贫穷,但公众的心理基本上是平衡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在一二十年内骤然拉开,人们的心理天平猛然失衡,心灵受到强烈撞击。部分民众的心态长期处于不安、失落、惶惑和焦虑之中,尤其在看到一些人依靠手中的权力和非法手段,发不义之财,过着奢靡的生活时,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迅速蔓延,萌发并不断产生一种“仇富恨富”心理。这种情况,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予以疏导和宣泄,就可能危害社会和造成冲突,威胁社会稳定及安全。其次,还致使多数人求富心理失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准有了普遍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并没有同生活水平成正比。一度流传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说明了生活水准的提高对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多数人都感到自己相对贫困,自己是穷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剥夺”,而那些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的人们,他们的挫折感必然更为强烈。应该注意的是,挫折能引起承受者的情绪愤怒,而且经常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如果某种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因素使受挫者众多,那它可能产生的反社会行为就不能不给予重视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另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激活了部分人冒险求富、违法求富心理。一些人在富起来以后,个体价值本位意识张扬,不思回报社会、造福乡梓,而是胡作非为,横行地方。一些恶人热衷于谋权,金钱在他们手里似乎是万能的“魔棒”,可以换来一切。一部分地方腐败官员对这些人没有给予应有的打击,这种现象反映到社会心理上引发了一种“示恶效应”,造成并强化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感觉。 2005年2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公平是人类构建理想社会的一个古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主要就是体现公平。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路,认真研究制定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利益协调入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风险,使我国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应该看到,效率与公平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只有二者兼顾,把效率和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总的目的,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毋庸讳言,诸如权钱交易、分配不公、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多种社会不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差别,而经济收入的差别已经在社会层面显示出不良后果,即导致社会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减少,低收入者增多,社会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已迫在眉睫,正如总书记讲话所提出的观点,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 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三、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七大报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提法随处可见,从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党对于社会和谐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 根据我党关于社会和谐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针对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心理状况,依据社会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就社会心理的优化途径作如下思考。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从全局“做大蛋糕”。社会公平的前提是财富的极大丰富,否则就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公平观。国家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积极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努力加快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从而缩小成本和代价。社会转型持续的时间越长,体制转轨的速度越慢,社会所付出的代价越大。 第二,从宏观层面构筑社会安全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城镇,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相关福利机构和其他制度性安排:努力为下岗职工和失业者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建立职业培训机制,全面提高其素质;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快人才信息流通;在农村,积极探索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从制度上保证成本的最大节约和效率的最大发挥,加大农业的投入,积极减轻农民负担,探索因地制宜的税收政策。 第三,探索真正代表公平的分配制度,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公平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公平的收入分配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每个人不管他的出生、能力、背景如何,社会都应为他的发展提供同样的机会,这就是起点公平,起点公平包括实现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过程的公平就是指人们在竞争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过程公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分配结果的公平,就是社会的一切财富和利益要均衡分配于全体公民,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当然,结果的公平并不是意味着平均主义,收入差距是必然存在的,但这个差距必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持在社会各个收入阶层都能认可和接受的程度。 第四,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建立畅通的流动机制和沟通渠道。社会系统的结构要素面临着新的整合,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面临着怎样“洗牌”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全局的高瞻眼光,进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逐步建立高度整合的制度,形成一个覆盖所有阶层的心灵的沟通网络,淡化阶层的边界,提升整个社会的亲和度和人文关怀,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的特征作了简要的概括和论述,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据此,遵循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和原理,把缩小贫富差距置于社会心理学视野,必然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当代短信文化 作者简介:倪红兰(1963- ),女,江苏南通人,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与人口学。 摘 要:当代短信文化是社会心理的传感器,其广为传播一方面与手机短信的结构特征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以及现代时尚流行等相关。它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心理按摩和调节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它也凸现了一些负效应。应密切关注短信文化的发展态势,从心理教育、舆论导向、政策调控、法律保障等层面加强管理和引导,促进短信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短信文化;社会心理;心理和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同时也是国民心理敏感、脆弱、动荡时期。广为传播的手机短信无异于公众心理的一面棱镜,鲜活地折射了社会心理的众生相。自从1992年英国Vodafone的GSM网络的技术人员通过PC向移动电话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以来,手机短信现象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手机短信在中国的粉墨登场虽然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其迅猛发展势头令人瞠目。据信息产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12月底中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4296 7亿条,是2000年10亿余条的429倍多。如今,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被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大众广泛地认同和接纳。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当代短信文化甚至拥有了“第五媒体”、“拇指文化”或“拇指文明”之美誉,且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又广远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当代短信文化与社会心理动态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当代短信文化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心理效应;在对当代短信文化的负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策研究,以培养公众健康人格、促进心理和谐为主旨,推动我国短信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代短信文化与心理和谐 在当代中国,手机用户已高达1亿人,随着手机使用率的提高,以及手机短信服务的开展,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手机族的一种主要沟通方式。据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手机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其中63 1%的被访者曾经使用手机向他人发送过短信,而年轻人发送短信的比例高达89 0%。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短信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何为短信文化?简言之,短信文化是新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和新电子技术产品高度普及社会的一种大众文化,也是手机使用者之间以及运营者介入生成的一种信息文化,它体现了电子文明和信息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短信文化在当代的广泛流行与其鲜明特征是分不开的。具体说来,手机短信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经济性。现阶段短信资费只有0 1~0 15元/条,较之每分钟0 6元的手机话费无疑要低廉得多。近年来,各短信运营商为抢占商机,纷纷推出各种短信套餐,包月消费,价格更是低廉。经济、实惠的短信资费为手机短信的盛行提供了经济支撑。 便捷性。手机体积小,质量轻,可随身携带,只要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地方,短信都可以发送和接收。由于手机短信的方便灵活,使信息互动的双方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和对互联网的依赖,可以真正做到畅通无阻,最大限度地方便了人们的沟通与交流,让人享受到聊天的乐趣。 知识性。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生动活泼的现实社会生活,也反映了现代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具有较强的知识性。 简洁性。手机短信是以短为其主要特征的,由于手机内存容量的限制,决定了手机短信必须短小精练。因此,短信一般以顺口溜的形式出现的较多,文字简洁,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递。 间接性。以文字交流为主的短信不同于以声音交流为主的电话,具有互动的间接性。在人际互动中,一些言语上难以直接表达的话,可以通过短信来传递,这就避免了直接交流遭拒后的尴尬和面对面的难堪。 私密性。手机短信使得人际互动变得更为隐秘,电话沟通既要考虑到话语内容的隐私性问题,难免隔墙有耳,还要尽量降低音量以免对他人造成影响,而短信的出现,避免了这样的窘境,短信一般不会轻易被别人看到,而且既可以保存,也可以悄无声息删除。 多样性。首先,就手机短信的传播形式而言,迄今为止,短信业已发展为包括语言、声音、图片、游戏、彩信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媒体,如此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迎合了现代人感受时尚、追求新奇、张扬个性的特点。其次,就手机短信传递的内容来说,仅其中的文字短信就包括商务短信、娱乐短信、广告短信等丰富内容,承担了多种社会功能。 趣味性。手机短信的趣味性使短信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幽默短信中,自嘲、风趣、讥讽等元素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类短信或表达祝福,或传情达意,或戏谑调侃,使草根智慧得以尽情的展露和释放,这种娱人和自娱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在社会机体正常运行过程中,社会心理并不是一种机械的、被动性的反应方式,而是能够主动向社会释放能量的要素。社会心理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规定。而当代短信文化作为社会心理的传感器,是心理和谐与否的注脚。首先,当代短信文化的兴盛是心理和谐的重要标志。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和而不同”,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民意民情的表达渠道理应是畅通的。当代短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改变了人际互动方式,同时也是民众的社会动机、态度、情感和情绪的集体表达,是民众利益诉求的“亚渠道”。丰富多姿的短信文化标志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更具市民社会味道,使中国的百姓拥有了话语权,使普通大众的个性、创造潜能、批判精神、生活的幽默感被激发出来;其次,短信文化作为折射公众心理动态的一面棱镜,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心理压抑、心理扭曲、心理失衡等心理偏失,而这种心理偏失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结构失衡、社会控制失灵的严峻拷问。 二、短信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心理机制解析 短信文化在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与手机短信的鲜明特征相关外,究其心理机制而言,既有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也与现代时尚的流行与发展有关,同时也蕴涵了极为复杂多元的社会动机,可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心理需求。 在中国,短信文化植根于东方文化的沃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具有鲜明的民族差异,体现在短信文化上,一是语言文字的差异。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汉字,比起英文在文字上的简洁、画面中的意境更为紧凑和丰富,所有短信佳作都大量使用了谐音、夸张、比喻、拟人、对偶、借代等修辞手法传情达意,汉字作为独特的表意符号系统,为短信的创作、传播与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二是国民性的差异。短信文化是不善张扬的,那种间接的人际互动方式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国民性。短信文化比铃声大作的电话更有分寸,更为礼貌。在收到短信以后,可以立即回复,也可以思考一段时间再回复,甚至可以不回复,短信这种更为善解人意,更尊重对方意愿的特点,契合了东方文化含蓄、婉转的表达习惯。 短信文化的流行源自于现代时尚的流行及其心理机制的作用。时尚是指一定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时尚现象表现在观念、行为、器物等多个层面,并具有标异性、时效性、个性化、消费性、周期性等特点。现代时尚的流行具有三个重要的心理机制:其一,时尚是人类受“喜新厌旧”心理取向驱使的行为之一。这种心理机制造成了时尚的独特性,即“标新”、“入时”。其二,人类伸张自我、表现地位与个性、希望自由和进步的冲动也是人们热衷于追求时尚的心理机制之一。其三,大众的模仿心理与趋同心理也是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机制之一。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以手代口、无声胜有声的现代时尚,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特殊情趣的生活方式。随着大众媒介的传播,这种时尚已成为主流的生活节拍,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仿效。同时,这种时尚也造成一种从众压力,当短信文化被公认为时尚时,“不短信”就是不时尚,为了“求同于人”,现代社会的手机用户几乎无人可以“不短信”。 三、当代短信文化的社会心理功能 被誉为“传媒时代的预言家和祭司”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类对任何媒介的使用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其传播的特定内容。在人类传播史上,每一种新传播媒介的问世,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短信文化就其结构特征而言,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它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心理按摩、心理调节的作用。 首先,手机短信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信息认知的需求。在信息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一种信息压力,它促使人们通过不断地寻求信息,降低由于信息缺失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如前所述,大多数手机短信是现实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变迁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知识性特点,它给人们提供了人际互动的资本,有助于消除自我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手机短信蕴含着重要的心理治疗价值。尤其是讽喻类的手机短信对社会时弊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有助于民众渲泄内心的积怨,部分地释放消极情绪能量。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些短信具有近乎于社会“安全阀”的意义。从个体心理视角来说,具有心理治疗实践中“倾诉”的功能。这种“倾诉”究其实质是一种“替代倾诉”。即当个体内心的积怨、不平甚至愤恨难以用言语表达时,短信的出现替代了这种表达,或者说短信在这里充当了心理医生的“代言人”的角色。譬如,有一则题为“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的短信(“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应该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就从一个侧面隐喻了现代商业社会一些女性的虚荣乃至金钱拜物心理。诸如此类的短信往往笔峰犀利,措辞辛辣,讽刺和抨击毫不留情。而另一些透着民间草根智慧与幽默元素的手机短信,例如:“喜鹊来,妈妈说这是喜鸟是客;燕子来,妈妈说这是益鸟是客;乌鸦来,孩子问你也是客人吗?乌鸦叫:是的,吾乃黑客!”又如:“别动!你已被祝福包围,马上放下烦恼,向快乐投降,你所有的忧愁将被全部没收,并判你幸福一百年,流放到开心岛,由好运监督执行!”等,以一种独特的、近乎狂欢的文字组合方式,撞击出人们发自内心的无限快感,有助于释放自我,缓解心理负重的现代人的心理紧张,达到“笑到病除”的功效。 再次,手机短信作为民众感情交流的载体,不仅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沟通感情、增进友谊等人际交往的功能。特别是那些朗朗上口的情感祝福和时尚的爱情宣言等流露真挚情愫的短信,譬如“愿你快乐像假货越来越多,苦恼像利息越来越少,收入像油价涨势如潮,幸福像广告紧紧围绕,亲情友情爱情像股票一样套牢,恶运如拉登哪儿也找不到”等,不仅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更是迎合了公众的情感需求,且能唤起其良好的情绪反应,可以起到一定的心理按摩作用。 诚然,当代短信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凸现了一些不容忽略的负效应。其一,部分手机短信显露出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如:“感情已欠费,爱情已停机,诺言是空号,信任已关机,关怀无法接通,美好不在服务区,一切暂停使用,生活彻底死机!”),以及对权威的解构以及偶像的碎片化等取向,可能会导致群体内聚力以至社会整合力的弱化;其二,大量信息垃圾以及一些媚俗或格调低劣的手机短信(“录取通知:恭喜你已经被美国牛津大学野蛮系没文化班正式录取。请带齐你的痴呆症等各种疑难杂症到北京文盲路弱智街白日梦号美国大屎馆报到。”)甚至其内容带有欺诈性的短信充斥其间,势必会带来人格的痞化及人性的扭曲,也不利于公众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提升;其三,那些渲泄对社会不满的短信(如:“工人拼命干,赚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流传过盛,一旦引起广泛的社会认同,则有可能激发社会不满或社会仇恨等消极对抗情绪,蓄积社会心理张力,甚至会引发社会突发事件。此外,一些心理脆弱群体譬如青少年对手机短信的一味依赖与沉迷,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与工作,也不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培养。 四、倡导健康文明的短信文化,培养公众健康人格 倡导健康文明的短信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公众健康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作为社会管理者,要及时关注短信文化的发展态势,要有指挥家敏锐的听力,学会从手机短信中听民声,会民意,及时洞察短信交响乐中不时跳出来的不和谐音符,对一些有着负面功能的手机短信,应加强管理和引导,以促进短信文化的健康发展,充分展示短信文化鲜活的文化魅力,使当代短信文化真正成为和谐社会乐曲中的一个重要的非主题乐章。 第一,加强教育与引导,增强短信文化受众的自律意识。目前,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强对短信文化受众的教育和引导。一方面,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短信文化的主体受众即青年学生的心理教育,尤其要关注青年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通过教育,使青年学生提高自身的独立思考、鉴别是非、自我监控、自我调节的能力,强化学生的自律意识,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短信。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应及时建立手机短信交流平台,利用手机短信这种高科技信息传播手段教育和引导,让优秀的文化占领短信文化阵地。眼下一些高校举办的“大学生通信文化节”、“健康文明短信征集活动”等不失为一种以主流文化引导短信文化向健康发展的务实之举,对于全社会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建立健全制度法规,从严查处短信垃圾传播者。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不良电子信息的危害行为,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仅根据治安管理条例,对发送淫秽黄色手机短信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远远不够,在我国新刑法对于制造、传播谣言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对于手机短信息传播的监管法规,实施对信息垃圾的依法管理,净化短信文化的传播环境。 第三,强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政府通信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手机运营商的管理。对运营商加大监控力度,改变目前移动运营商实际上既是监管者又是收益者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从短信运营商自身的角度来说,应通过技术手段来控制或截断不良短信,增加手机短信过滤选择的功能,实现行业自律。像中国移动通信、中国联通等主要运营商应联手建立一种类似于网络过滤网装置,在用户端过滤和拒收用户设定的含不良关键词的短信,给用户提供一种主动的选择功能。尤其对在校大学生等特殊群体的短信内容实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剔除一些不良信息,营造良好的短信运行环境。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摘 要: 高校作为社会特殊领域,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尤其是针对思想观念活跃的大学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本文旨在透过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究大学生道德问题的表现及其归因,并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 新时期背景下,部分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与心理问题往往同时存在,所以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了解人的心理开始,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等各要素同教育对象的认知结构的最佳契合点,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拓宽视野,从而探索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对策。 一、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大学生的道德问题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形式。从品德研究的角度出发,将道德问题分成四类:道德认知模糊、道德情感淡漠、道德意志缺乏、道德行为不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大学生的道德问题可分为:个体层面的道德问题、道德角色认知不准确、道德人格偏离、道德信仰缺失等;人际层面的道德问题,大学生人际关系中权利等因素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关系到自身利益的行为时诚信问题严重,恋爱道德和性道德问题比较突出;群体层面的道德问题,公德意识、集体观念淡化,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有待加强,网络道德行为尚有欠缺等等。【1】 二、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社会心理学归因 (一)个体心理层面 对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心理正处于由未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抽象逻辑思维迅速发展但易带主观片面性、情绪情感日益丰富但波动较大的阶段。认知的主观片面性,使他们不能处理好外界文化信息的多元性,在作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激片面的想法;由于情绪情感的波动较大,大学生更容易因道德信念体系受损而产生怀疑、困惑、迷茫等各种不良的消极体验。若不能进行合理控制和调节,就很容易形成心理问题,进而导致思想问题【2】。 (二)社会环境层面 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从社会道德标准来看,正从传统道德标准的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道德标准体系的重构。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从根本上引起大学生的行为习惯、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人格偏差。 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使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接受程度不断从依从进到认同,不断从认同进到内化,其关键因素在于:教育者、教育方式、教育情境以及教育对象。下面将对这四个维度进行社会心理学分析。 (一)教育者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教育信息的传播者,他关系到教育信息的可信度,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这样一个过程: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教育信息设法改变教育对象的某种态度。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在目标靶态度改变的内在机制中,目标靶在理解和接受态度信息之前,往往先要对传达者进行评价,以此来决定如何取舍态度信息,尽管这个心理过程通常是无意识进行的。同样的态度信息,由于传达者在目标靶心目中评价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高可信性者比低可信性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中的P - O - X模型可以解释这一点,如果目标靶P喜欢传达者O,而O对特定对象X持赞成态度,那么P对X也抱赞成态度才能构成对O的认知平衡结构;而若P厌恶O,则会对O所赞成的X持否定态度,这样达成P对O的认知平衡结构【3】。所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教育者的高可信性。 教育者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综合素质,既要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品行修养,只有做到德才兼备,才能成为合格的思想政治教育者。【4】 (二)教育方式 1.理性教育和感性教育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常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概括理性能力与感性能力在工作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过,究竟哪种教育更具说服力呢?对此,哈特曼在他的实验中试图通过他所采用的不同的宣传方式,测量他劝导人们投票选举某政党候选人的宣传效度的函数变化。结果证明,接受以感性为主的宣传的人投票选举宣传中所支持的竞选者的人数,大于接受以理性为主的宣传的人数。哈特曼认为情绪和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能直接动摇原有态度的基础,包含强烈情绪色彩的观点能增强宣传的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板着面孔讲理论的方式,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感性教育方式,如采用图象、诉诸幽默等方式。【5】 2.呈现观点的顺序 根据学习的首因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先呈现的观点将更能影响受教育者。但是也同时存在记忆的近因效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后呈现的观点最容易被记忆住,因而更有效。所以我们既要运用首因效应,又要运用近因效应,把重要的教育信息一部分最先呈现,一部分最后呈现;或者最后重复一下最先的重要信息;在设计讨论式教育时,最先和最后都应呈现正面的观点。 (三)教育对象 1.教育对象的自我防御倾向 人们的态度系统具有自我防御倾向,当人们在面临态度改变的压力时,首先的反应不是改变态度,而是拒绝别人的影响。自我防御是主体维持态度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态度改变首先碰到的障碍。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防御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对教育对象既有的态度不要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以防止提醒人们自己正遭到否定,激发其自我价值保护意识。立场靠拢如名片效应、自己人效应等以及分散注意,实际生活中运用的赞美先行、善意提醒、从提及自身错误入手等方法,引导人们态度改变的渐近策略,如“登门槛技术”,都是回避自我防御的有效手段【6】。 2.教育对象的情绪体验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主观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情绪分为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正向情绪是对外在刺激产生的一种轻松愉快的内心体验;负向情绪是对外在刺激产生的一种抑制、不愉快甚至痛苦的内心体验。如果教育刺激让受教育者感到轻松愉快,就可以使教育内容更容易被接受;如果教育刺激使受教育者感到抑郁、不舒服,教育内容就难以被接受。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营造轻松愉快的教育氛围,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7】。 (四)教育情境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教育对象对于相关内容的接受,与其当时的注意状态、情绪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沟通背景对沟通效果的影响主要涉及强化作用、预先警告、注意分散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也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面子威胁行为理论调控策略之社会心理学探微 摘 要: 布朗与列文森提出了面子威胁行为理论模式及其相应的策略,深入研究了礼貌现象。它既不同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也不同于利奇的礼貌理论,而是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交流与人类思维灵活的交互关系。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采用社会认知的反射性评价理论和冲突管理模式理论,并结合句法特点来研究面子威胁理论的意义。 关键词: 面子威胁行为理论 调控策略 社会心理学 基础 1.引言 布朗与列文森认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框架本质上是正确的,而直言不讳威胁面子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遵循格赖斯所提出的准则(1987:94)。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已经“在言语交际中约定俗成”(刘润清、文旭,2006:154),以此作为达到最大效果的指导原则。然而,尽管格赖斯藉由会话含义说进一步支持他的理论,并解释了表面上违反合作原则的非合作的言语行为,但并没有阐释清楚人们生成和了解话语的根本动机。例如,X是A的学生,他想找份工作,因此A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如下: 这封信并没有提供介绍信所需的足够多的信息量,因此违背了量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测出A的隐含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抓住他提供少量信息的动机。 利奇(1983:80)认为合作原则(CP)解释了真值语义学中的命题意义,却无法阐释人们为什么不直接表达意图。鉴于CP的弱点他描述了礼貌原则(PP),认为“PP不是对CP的必要补充,而是将CP从困境中拯救出来”(ibid.)。就前文的例子而言,他认为PP的赞誉准则似乎可以解释。此外,利奇还打算研究语用学原则是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以社会和心理学为指向来应用的,由此说明礼貌是人们不指明的主要动机。 就以上两个理论而言,布朗与列文森反对利奇衍生格赖斯的礼貌原则及准则。首先,他们认为“CP是社会交际中立的预设体系”(1987:5),并且我们如果没有理由就不会偏离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而PP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的理论化了的原因。其次,PP广泛的解释功能却不能解释在某些情况下PP原则本身没有得到维护,甚至没有礼貌可言。尽管他强调了交流中礼貌的普遍性,却不足以解释与礼貌相关的所有现象。再次,利奇本意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但却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缺乏足够的说明。不同的是,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原则与社会心理学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格赖斯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能够从面子威胁行为理论(FTA)及其对应的礼貌策略中得到反映。 简言之,FTA模式及其策略反映了探索语言交流本质的新角度。上面的例子正说明了教师A一方面巧妙地通过不充分的信息来暗示自己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突出A的出勤率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A积极面子的威胁。本文正是通过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理论结合,扩大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基础,从而彰显其合理性。 2.FTA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2.1交谈双方的特点 2.1.1面子优秀 Goffman(1967)扩大了面子这一概念以描述自我的社会体现――我们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布朗和列文森(1987)把面子概念作为他们礼貌理论的优秀,将其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希望在他人那里获得的自我形象”,并将它一分为二,成为了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前者强调个人自立,即是行为自由不被他人干涉,而后者强调联系,即是渴望自我形象获得他人肯定和赞许。个人面子的两个主要方面反映了交际双方为了自我和他人(主要指说话人和听话人)需要考虑语言的使用及其特征,因为这可能会促成实现交际目的,也可能会造成竞争性的甚至防御性的面子保全行为。尽管如此,我们在日常话语行为中有时不得不做出有损面子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补救策略来减轻对面子的威胁,而这依赖于社会成员对个人形象的共同认识以及在交流中注意它的必要性(布朗和列文森:62)。他们的礼貌策略表明面子其实是社会心理学与语言的界面,是达到有效交际的一个决定因素。 2.1.2反射性评价 沙莲香(2002:90)表明社会认知、社会知觉和自我知觉是紧密相关的,是研究“我们如何观察了解世界的”(Taylor et al.2004:67)。更确切地说,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对自己进行评价,而且人们根据从环境中获取的社会信息而建立某种人际关系(Fiske and Taylor,1991)。现代心理学重视有关“自我”的理论,而面子的构成因素可以重新表述为面子需求,相应地面对大众的自我形象可以通过他人对自我的反映证实。库利(1902)提出了“镜中我”这一概念,认为我们感知自己就如同他人感知我们一样,并根据他人如何对待我们来了解自己。 2.2礼貌策略与冲突管理 2.2.1FTA模式 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的面子在人际交流中都易受到伤害。尽管我们不能避免面子威胁行为,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威胁程度。布朗和列文森提出了一系列面子威胁行为的补救策略。此外,他们还坚称在选择策略时,说话人会衡量交际内容的三个方面:有效性、紧迫性及听话人的面子。在这一过程中三大社会变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式为行为对面子的威胁程度Wx=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S,H)+相对权势P(H,S)+特定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Rx。 2.2.2冲突管理模式 特定环境中恰当选择策略可以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后果并且推动交流顺利进行,而不当的策略可能会使冲突升级,这里的冲突并不一定指暴力冲突而是双方关系不和谐。研究者已经发现冲突模式,即人们对冲突的习惯性反映其个体差异。沙莲香(2002:80)等一些学者提倡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研究个体的反应,一是合作性(cooperativeness),即关注他人需求、愿意满足他人需求的程度;二是坚持性(assertiveness),即关注自己需求、坚持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程度。根据人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可以区分五种比较典型的冲突处理方式:(1)竞争模式(confrontation)。当一方比较关注自己的需求,就倾向于忽视他人的需要,从而体现出相对权势;(2)回避模式(avoidance)。当一方对自己和他人的需求都漠不关心,即运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冲突,尽量不使冲突公开化;(3)顺应模式(accomodation)。一方向对方让步,它高度关注对方的需求同时忽略自我的需求;(4)妥协模式(compromise)。双方都放弃部分利益;(5)合作模式(collaboration)。双方合作以获得双赢的结果。 冲突管理理论可应用到面子威胁补救策略中去。首先,直言不讳策略(bald on record strategy)有时遵从于竞争模式。布朗和列文森(1987:69)认为赤裸裸地不加任何补救策略去施行面子威胁行为遵守了合作原则,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合乎交际目的的信息,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处理方式并不受到青睐,只有在以下情景中例外:(1)当说话人比听话人有权势,将倾向于采取竞争模式,同时也直接损害了听话人的面子,不附加任何的补偿。在计算对面子造成的影响程度时,如果社会距离和言语行为所固有强加的绝对级别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势将会在面子威胁程度上起主导作用。例如,教师可能会责令某学生道:“下午把作业带来。”这个言语行为提供了信息并显而易见地维护了说话人的积极面子,但同时也可能让学生难堪。(2)人们有时采用竞争模式是因为对话双方默许了情况如相当紧迫或迫切追求交际效率时,面子需求可居次要地位。我们可能在突发事故中叫喊“起火了”或者“救命”,这类信息隐含了要求,威胁了听话人的面子,但可以得到谅解,可此类情况在生活中毕竟少见。(3)布朗和列文森强调提供帮助、请求、建议等言语行为对听话人面子造成的危害较小,因为它们不会迫使说话人做出很大的牺牲,诸如“进来”、“快坐”等客套语。这三种情况似乎并未传达说话人凌驾于听话人的含义,这是由于它们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套语,但实际上却表明了双方非对称的关系。 回避模式与竞争模式相反,主要针对非威胁面子行为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行性较低,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必须得采取威胁面子的行为以达到交际目的,而逃避人际交往是不能真正维护面子的。 第三种顺应模式完全忽略了说话人的愿望,以牺牲自我的面子需求来维护他人的面子,而且单方获益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偏离了交际的出发点,事实上是一种消极的策略。 妥协模式对自我和他人需要的关注都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消极方式,而主观共同努力合作、寻求双赢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同时也是FTA模式中谈话双方的基本话语原则。我们总是在交谈中自觉地选择最恰当的策略以实现个人的交流需求并维护人际关系。毋庸质疑,我们总是尽量减小强加于自我和他人面子上的威胁,因此经常应用以下两种策略:一是采用补救策略以维护积极或消极的公开威胁面子的行为,二是非公开地实行威胁面子的行为。 3.礼貌策略的句法特点 3.1省略 说话人通常在社会变量和交流动机上将自我与他人比较。请求性质的言语常常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并且通常出现两种现象,即说话人采用向上比较方式而听话人采用向下比较方式。同时,社会变量将调整强加于双方的社会变量,而不完整的句子形态揭示的不仅是语法意义,更是谈话双方的共有背景,因此突出了双方的相似性。 以上例句都试图模糊和限制话语行为施事者的强势话语权,转移听话人的视角和说话人的责任,以增大言后效果实现的可能性。此外,它们还强调了谈话双方的主观性,例(4)和例(6)发出了命令,但对听话人消极面子的威胁分别由模糊限制语减弱了,而例(5)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话语命题的意义,变化了意义活动的范围。 4.结论 布朗和列文森演化了礼貌理论,旨在探索礼貌行为的本质,其FTA模式以面子研究为优秀,可以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研究。句法变化是该模式礼貌补救策略的特点,融合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可做进一步的证实。 社会心理学论文范文:高校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及其社会心理学探析 摘 要:笔者采用问卷方式向我国不同地区的10所普通高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大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态度、需求、动机、兴趣等信息向着健身健美、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时尚性趋势发展,正逐步与社会接轨。调查结果可为21世纪初期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体育社会心理学依据,对确定高校体育“教学定位”与社会大众体育接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思想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课外体育锻炼 心理特征 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法,对全国不同地区10所高校1―4年级的在校大学生就对课外体育锻炼的态度、认识以及课外体育锻炼的现状等内容设计了专家问卷和学生问卷。专家问卷第一轮发放25份,收回23份,回收率92%;第二轮发放23份,收回21份,回收率为91.3%;第三轮发放21份,收回21份,回收率为100%。向全国不同地区10所高校发放学生问卷1000份,回收969份,回收率96.9%;其中有效问卷954份,有效率98.45%。 1 结果与分析 1.1 影响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参与的心理因素 1.1.1 课外体育锻炼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是一个人对某一领域的知识饶有兴趣,他就会主动寻求、刻苦钻研这一领域的知识,而且不知疲倦、不畏艰难。体育兴趣是人们力求积极认识和优先从事体育活动的心理倾向。它对体育锻炼行为与习惯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调查结果表明,在15种课外体育锻炼项目中,男生最喜欢8种的依次是篮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游泳、登山、散步、台球;女生则为羽毛球、游泳、登山、散步、滚轴溜冰、网球、健美操、乒乓球。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课外体育兴趣具有广泛性,同时具有性别的差异。同时从他们最感兴趣的前五项的分类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分类原则参照季克茵托什对竞技运动的编述):第一类,竞技性球类运动(篮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网球);第二类,健身健美运动(游泳、健美操);第三类,娱乐克服类运动(登山、滚轴溜冰);第四类,娱乐休闲类(散步、台球)。从上述课外体育项目的分类,可以看出大学生在选择课外体育运动项目有向健身健美、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发展的趋势,符合青年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时也符合大众健身的发展趋势。 1.1.2 课外体育需求、动机、目标的关系 “体育需要是指人们在生活中渴望获得体育效用的心理状态,它是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初始动因”。大学生在课外活动对体育的需求,在被调查的954名大学生中52.26%是健身健美的需要,有38.12%是娱乐需要,有9.62%是《体育锻炼合格标准》的需要,只有5%的是其它需要。 动机是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原因,它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内部动力,属于一种“内部历程”,只有通过个体的外显行为才能间接地予以推测。“学生的学习活动经常是由一定的动机来激发,并指向一定的目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课外体育的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其中生理动机占60%,心理动机占35%,成就动机占5%。显然,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是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主要动机。强身健体,享受课外体育带来的愉快是大学生课外体育的主要目标。心理学研究表明:态度――需要――动机――行为存在着相一致的链式反映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大学生的课外体育的目标与动机都与需要相关联,目标是行为的预期结果,动机是体育活动的直接起因。因此,大学生课外体育的态度、需要、动机、目标是构成课外体育行为活动的四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旦找到目标,需要就转化成动机,动机就推动大学生进行满足课外体育需要的活动,以达到目标。当大学生达到目标后,需要得到满足,动机随即消失,心理紧张也就消除。但是,大学生紧接着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寻找新的目标,产生新的动机,引起新的体育行为活动,满足新的需要……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如下图所示: 1.1.3大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的态度和认识 态度是最常见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所谓态度就是个体对某一对象所持有的心理倾向性,这种倾向包含有认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态度的基础是价值,所谓价值,是指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事物的价值之所以是态度的基础、优秀,就在于一个人的态度取决于客观事物对他的社会意义,即价值的大小,而价值的大小有赖于个人的需要、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一项“除去课外体育锻炼具有健身健美以及生理功能外,你认为还能体现哪些功能”的调查统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的再认识主要为调适心态,享受课外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和放松,拓宽自我表现和心理适宜宣泄的方式和途径,从而以更好的心态、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学习之中。大学生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有24.66%的人认同塑造个性、行为的功能。21世纪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课外体育锻炼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塑造自我的又一个舞台,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学生的个性,展示了学生的另一个侧面,使学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有7.43%的学生认同课外体育锻炼可以作为财富积累,这不仅是对课外体育锻炼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面,同时也是对体育的功能以及价值更深的理解。因此,我们应做好体育课外活动的工作,在新的发展时期与社会接轨,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2 大学生课外体育现状及个人体育消费水平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大学生课外活动的次数主要集中在2-3次,锻炼时间多为30―90分钟之间,喜欢具有轻松特点且强度中等的运动项目。上述结果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比较重视课外体育锻炼,愿意参与时间不过长,运动中等,轻松愉快,富有游戏性、竞争性的运动项目。这一结果是大学生的主流,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和本人对体育的态度、需要、意识、动机及获得体育理论知识与掌握体育技能的多少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掌握了一定的体育锻炼方法,这和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以及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大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渠道是多元化的,因此,应注重体育课与大众传媒的结合,将其作为高校体育理论课改革的新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于大学生余暇时间体育年消费水平,大部分在20―50元之间,这一结果相对于我国目前国民的经济收入以及大学生主要经济来源渠道的特点,符合当前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同时“自我健康投资”和“花钱买健康”的体育消费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同。调查显示,79.73%的大学生赞同这一观点。 2 结论与建议 2.1 结论 2.1.1 大学生课外体育的兴趣集中在竞技性的球类运动、健身健美运动、娱乐休闲类运动。大学生选择课外体育锻炼的项目以及锻炼价值思想观念已趋成熟,向着健身健美、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休闲性、时尚性趋向发展,正逐步与社会大众体育接轨。 2.1.2 大学生对课外体育的态度、需要、动机、目标是构成课外体育行为活动的四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课外体育的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其中生理、心理需要是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动机,远大于成就动机。大学生课外体育态度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参与动机体育锻炼行为,存在着相一致的链式反应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有较高的相对应的一致性。 2.1.3 大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主要目的为健身健美、修心养性、消遣娱乐、加强人际交往与友谊。课外体育除强身健体功能,大学生普遍对调适心理功能,凝聚向心功能,激励向上功能,塑造个性行为、财富积累功能表示认同。大学生积极参与课外体育锻炼,为早日融入社会,担当重要社会角色起到了积极作用。 2.1.4 大学生比较重视课外体育锻炼,愿意参加时间不过长,运动强度中等,轻松活泼、富有游戏性、竞争性的项目。 2.2 建议 2.2.1 参考本文的调查结果及体育社会心理学分析,进一步加强高校体育教育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21世纪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各高校应重视体育教学与课外体育锻炼的整合问题及体育教学如何与社会大众体育接轨的问题。 2.2.2 应从现代教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战略的高度,加强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导向机制。在充分利用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生理动机的同时,应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只有在正确导向机制下,才能使学生有更高的课外体育锻炼积极性,使校园体育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建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理论探讨 【摘 要】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4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镇体制改革;乡镇自治;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p242) 进入20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2](p242) 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4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3]。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即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4]。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5]。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 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7](p166) 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8](P272)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9](P24-63)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0](P 95-301)其实质和优秀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5个字,即“国权不下县”[11](p3)。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1](p3) 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12](P329-332),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 [2](P137-145)。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8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3](p695-698)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14](p295-301)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15] 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16] 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15] 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3](p170) 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17](p14) 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18](p2-24) 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2](p214) 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p588)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20]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21] 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20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20] 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22](p2)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23]。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17] 显然,进入20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20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p6)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1850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5](p452-471),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17](p724-741) 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26](p463)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1909年1月28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10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5万人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27](p724-741)。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37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28] 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29](p184)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30](p43-150)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31]。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32](p67)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33](p612)“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34](p98-99)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22](p5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35](p297)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31]“据统计,19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2622人,地方官为13007人,武官为7464人,共计约为23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4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17000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31](p574 —587) 但是,“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686721人,保甲干部约需12140908人,共计12992241人。”[31](p574 -587) 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22](p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p15) 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36](p16) 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37](p312-37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38](p439)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39](p414)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40](p103)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41]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42](p59)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1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1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42](p32-33)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43](p32-33)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44](p789)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1948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1人,政务委员5~9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45]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p213)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20] 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46](p49)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20]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1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47]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8](p364-365)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7](p231)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56年9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50]。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1](p86)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2](p220)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49](p250)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35个工作部门,但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81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5万人。”[52](p30-31)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6个地方局,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58个专区委员会,2200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28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100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900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的预算赤字。”[1](p599)于是,从1957年起,中国撤消6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81个减少到60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30万人左右,其中20万人下放到农村,10万人到工厂工作[52](p170)。 总之,“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p220) 四、“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政社合一”的体制,实际上包括了三层含义:(1)从理论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社会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53](p541)(2)从实践上看,它是农村基层生产单位与基层政权单位合二为一,即“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53](p537-538)于是,“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26000多个。参加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54](p798)这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迹”。(3)从组织形式看,它是乡、社合二为一,即乡镇党委变成了公社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变成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即“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55](p237)从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融为一体的独立王国。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p622-628)但在当时,“它是一种适合中国特点的制度模式,公社似乎展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改造传统小农、‘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55](p4)有的学者提出了,“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包括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0] 当然,大多学者对制度始终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政府,即“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为工业化贡献了11594.14亿元,占到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7.2%,其中有13.2%来自于农业税,75.1%来自于“剪刀差”,11.7%来自于金融储蓄。”[56]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是无法回避的,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领袖的主观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也生长不出标准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公社的脉搏。”[55](p5)首先,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55](p8)如在1958年,全国几乎在一夜间建立了26576个和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幼儿园,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民兵总人数达到4905.7万人,亿万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产生活集体化[57](p5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农民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全部打乱了。若按当时全国1.2亿多个农户、5亿多农民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约为4615户、接近2万人。这样,中国农民对未来的新生活既感到憧憬和向往,又感到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p618)可见,制度的强制输入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因此,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居民让步,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直到1982年底,全国为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58](p366)。 其次,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即“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p617)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正如同志早在1919年所提出的“新村” 构想,即“合者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59](p446)正因为这样,“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这些人观念保守,但欺压乡里,很有权势)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经常是由党组织委任的当地积极分子)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1](p610-611)因此,时期,“地方政府利用政府的管理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个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60](p170) 所以,对于制度的绩效评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它确实起到了保证国家为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和禁止农民流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此期间,农村基层政府也确实在农村实现了与整个国家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即担负了在农村大规模、全面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作用,例如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兴修道路和水利,为农民提供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等。”[61] 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提出的,“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p616-617) 再次,从时期的行政管理成本分析,表面看它的确拥有一支特别庞大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但进一步分析体制“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51](p200) 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农村共有6.5万多个,国家干部约为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有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有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约为4250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62](p161) 因此,从的“事权”看,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尤其是它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55](p377) 但从的“财权”看,由于公社一级不设财政、且没有自行征收税费的权力,因而其人员编制、行政经费支出等都受到了县级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严格限制。所以,时期,无论是“国家干部”的数量,还是行政经费的支出,都不可能出现任意扩张的现象。而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干部”来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和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3](p550)。因此,他们的政治身份并没有改变成为国家干部,也没有列入地方政府的行政序列。同时,农村生产大队的半脱产干部人员编制、任免、经费支出等均由公社党委(后改为革委)掌控,且其工分补助标准须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讨论,所以也基本不会发生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更何况,“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优秀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53](p435) 但到的后期,“集体单位的管理者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这样就使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1](p628) 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手中,其生产剩余除了分配给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外,其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负担问题也就被隐蔽在公有制里了。”[61]为此,同志一方面不断地进行干部精简运动,“如在1962年至1964年共精简82万人(其中国家机关1万人,地方政府机关81万人),使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人数由原来的268万人下降到186万人,精简幅度达到了30.5%”[63](p93);另一方面则规定:“各级的干部,都必须认真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社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6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全年不少于120天,生产队干部误工补贴工分一般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53](p815-816) 这样,时期的农村基层干部,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乡里制度下的“经纪人”特性,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自利性”和“掠夺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总体而言,这是一支建国后由我们党经过多年政治思想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是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是最可宝贵的“乡村社会政治资源”。这些人在时期作为“国家政府代言人”和“基层权威象征”,整整影响了几亿农民群众,并且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现在退出了乡村政治舞台,但最起码也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给予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62](p164) 最后,根据我以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制度的终结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固化和农地平分机制等原因所造成的。“从内部看,‘村社集体成员权’产生出了农地平分机制,直接刺激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农民人口过快增长又降低了人地比率。其结果是出现了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由此造成了以生产队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制度的解体。”[64] 譬如,“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总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65](p270) 因此,“1976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1千克,一个农村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66](p823)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67](p832) 总之,“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51](p508)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优秀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 内容提要: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体育法》等法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与《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相冲突。立法机关许可社会团体行使行政管理权,使其成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违背《宪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取缔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团体 行政许可 法律冲突 违宪审查 一、社会团体的定义和特征以及行政管理权的产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也被称为“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它具有六个基本特征:(1)正规性,即具有正式登记的合法身份;(2)民间性,即在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3)非营利性,即不得为其拥有者谋取利益;(4)自治性,即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5)自愿性,即在其活动和管理中有显著的自愿参与的成分;(6)公益性,即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注1]世界各国社会团体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没有强制性,但是中国的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具有强制性,丧失民间性和自愿性。 中国的社会团体为什么具有行政管理权?是因为社会团体取得了授权,一是行政机关授权,二是立法机关授权。社会团体经行政机关授权后,虽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并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义务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有权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纠纷,社会团体的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有权撤销授权,本文对此不进行详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部门法中对社会团体的职权作出规定,许可社会团体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制约,由此产生的责任,行政机关不承担,立法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行为相对人不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取得司法救济,引起了许多社会新问题。这种行政管理权具有实质性和永久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和撤销,只有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或者废止法律才能撤销行政管理权,人们把立法机关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称为“二政府”,颇值得研究。 二、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是法律冲突的结果 《体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将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管理权全权授予社会团体,剥夺了国家体育总局对全国性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权,其弊端在足球竞赛中暴露出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依法享有对全国性足球比赛的管理权,掌握着“中超”、“中甲”的管理权和经营权,并且具有处罚权,如果每个俱乐部主场的广告牌有40块,足协摊派下的要有一多半,万宝路、飞利浦等企业用巨额资金冠名,流到各个俱乐部手里的资金只是一小部分,严重影响到各俱乐部的积极性。2004年度有的足球俱乐部以《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为“矛”,试图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摆脱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束缚,以罢赛抵制中超,自愿举办联赛,被称为“革命派”;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以《体育法》为“盾”,主张继续进行中超比赛,对罢赛的俱乐部以处罚相压制,被称为“保守派”。“罢赛风波”久久不能平静,社会舆论哗然。《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具有自愿性,《体育法》规定社会团体具有强制性,二者相矛盾,这种现象在法学理论上叫作“法律冲突”,足球界的“罢赛风波”仅是法律冲突的一个结果,不是全部结果。由于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属于社会团体,当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不服处罚而对中国足球运动协会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必定以中国足球运动协会为社会团体而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的行政管理权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的,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不承担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如果受到处罚的球队和球员起诉国家体育总局,法院受理后必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起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必定裁定不予受理。可见,中国足球运动协会行政管理权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其处罚决定书的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效力,——这也是法律冲突的结果。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不能成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主体,如果司法机关想追究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必然会遇到困惑。比如,2002年发生的“黑哨”龚建平案件中,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龚建平犯有商业受贿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一审法院经延期审理,判决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处十年有期徒刑,虽然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法院和理论界对此仍然存在不同见解。中国足球运动协会经立法机关许可取得行政管理权,其工作人员同国家行政工作人员一样,如果他们收受贿赂不构成受贿罪,或者按照商业受贿罪判处较轻的刑罚,就是对这种受贿行为进行怂恿和支持。法院以受贿罪对被告人龚建平定罪量刑,存在合理性一面,但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违法性一面。从法院判决结果看,法院把中国足球运动协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员)龚建平视同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法院把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审判中不把社会团体视同国家行政机关,——这还是法律冲突的结果。如果《体育法》没有许可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那么上述各种争执均不会发生。 《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协会履行七项职责,律师协会取得一定行政管理权。2004年7月深圳60多名律师在联名提出的“罢免会长提案”中指责深圳市律师协会某会长上任一年就将历届律协留下的1200万元会费花光且留下巨额赤字,致使未来的六届律师协会将要用20年时间偿还欠账,每年将承担200万元的债务,花4000万元巨资(包括贷款利息)购买的1680平方米的律协办公楼仅仅为律协14名工作人员使用,拿律师血汗钱装点门面等等,“罢免风波”说明社会团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行政许可法》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每年向律师收取高额年检注册费,《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年检注册费被取消,正当律师们欢欣鼓舞时,律师协会的会费标准却让律师们大吃一惊,律师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了。2005年山东多数地市律师协会每年征收个人会费2000元,团体会费15000元,比北京团体会费10000元多5000元,多数地市律师敢恕而不敢言,乖乖地交纳,青岛律师联合起来了,集体说“不”,掀起大规模的“抗费运动”,在市司法局的行政干预下,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妥协,交纳了会费,6月30日下午青岛市司法局召集没有缴费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召开紧急会议,有一位副局长宣布:今天晚上12点以前,如果再不缴费的话,取消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资格。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青岛律师抗费运动”以律师失败而告终。有的律师不堪重负,试图根据社会团体的自愿性特征退出律师协会,但无法退出。《律师法》第39条规定“律师必须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师协会。加入地方律师协会的律师,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取得律师执业证后,无需申请加入律师协会,自然成为各级律师协会会员,多级会员资格的取得是法定的而不是自愿的,哪一级律师协会也没有向会员颁发会员证。如果律师想退出律师协会,就只有放弃执业。国办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我国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占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问题突出,律师协会具有行政管理权是主要原因之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以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都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规定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国务院于1998年10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9年11月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民政部于1999年12月28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民政、社会中介服务、法律服务和其它共十大行业分类进行登记。民政部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全国大多数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参加了民政登记,上海市司法局收到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民政登记的通知后,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2000]57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作出《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正是因为司法部贯彻执行《律师法》,作出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没有贯彻执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导致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其主体合法性受到质疑。《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单位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五类社会组织可以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具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实质要件,因未进行民政登记而不具备形式要件,成为无照经营单位,无权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准许参加,也难以得到社会保障。2004年夏天,我在青岛参加山东省劳动仲裁员培训班,后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培训学习《工伤》时我特地向老师递一纸条,请教一个问题,“已由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但尚未进行民政登记的民办学校、民办律师事务所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是否认定为工伤?”讲课老师是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他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受理。”当律师在工作途中或者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根据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受理,必以单位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即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从而决定不予受理,不可能作出工伤认定书。农民工受工伤后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而律师受工伤后一般不能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获得赔偿,可以按照合伙或者雇佣关系处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者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是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好处”。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形式,这种体制具有科学性,而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制定的登记条件远远高于国务院的规定,并且均不具备法人资格,程序上须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没有科学性可言。2005年11月北京有一位律师在收取当事人千万元巨款后卷款失踪,合伙人面临承担连带责任,家庭财产朝不保夕,如果该律师事务所取得了法人资格,那么合伙人的家庭财产将受到法律保护,此案向律师敲响了警钟,规范登记管理并建立法人制度十分必要,刻不容缓。早在2001年夏天,我曾以律师和法学会员双重身份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谁说的?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 司法部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 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这就是法律冲突的后果。刘忠贤科长后因病去世,但他永远活在律师们的心中。某市有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苦于无照经营,试图进行民政登记,但市司法局没有作出审批文件,市民政局拒不给予登记,无奈之下该律师事务所向市人事局提出登记申请,通过“走后门”取得了《事业法人登记证书》,放在抽屉里而不敢挂在墙上,担心被司法局发现并给予处罚。司法部根据《律师法》实行“两结合”管理体制,即行政部门与社会团体共同行使管理权,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应当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交给民政或者人事部门,抓而不放;对应当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而不抓,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机关均错位,完全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司法部规定民办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部规定国办所不进行人事登记、合作、合伙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属于对法律作扩大意义解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默认。“两结合”管理体制具有“三违一符”特点,即它违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违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违背科学,“符合”《律师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2004年司法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但《律师法》没有修改,“两结合”管理体制没有改变。2005年我给司法部长致信,对“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提出质疑,呼吁贯彻“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并赠送了一幅对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自己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在《律师法》与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应当贯彻执行党的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允许民办律师事务所具有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业务管理,并由同级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规范和拓展,这种管理体制可称为“两分离”管理体制,即登记管理与业务管理相分离,律师协会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自律性管理不能与行政管理相提并论。 目前,我国社会团体除在体育、律师行业具有行政管理权外,在会计、金融、保险和证券等众多行业中也具有行政管理权,都是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结果。 三、法律冲突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落后的结果 进入20世纪,西方法治社会中政府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开始大扩张、大膨胀,西方学者称为“行政国”现象。[注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把中国称为“行政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的学者主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把政府管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管,社会团体的职权呈现膨胀趋势,这种思潮不符合法人制度理论。法人制度理论要求各类法人各负其责,行政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权,社会团体没有行政管理权,均不应当从事经营活动。《德国民法典》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系统、完整的法人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从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开始建立法人制度,仅20年。我国法学理论界主流学者主张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四类,这一理论没有全面反映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不能正确指导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没有把民办非企业法人与其他法人并列作出规定,说明法人制度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与民事主体问题相关联的还有法人分类,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现在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民办、合资办学校、医院等日益增加,很难归入民法通则划分的四类法人。有关民事主体以及法人分类,如何规定为好,需要进一步研究。”[注3]2001年我在中法网发表《论民办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方向》一文,根据《民法通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首次提出“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即我国法人共分为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等五类。2003年4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五类社会组织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符合“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同时说明“法人五分法”法人制度理论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正确反映。2004年10月我在法律图书馆网站发表《论中国法人制度新理论及其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影响》一文,改称为“法人五类说”。如果“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在法学理论界得到认同,用于指导立法工作,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废止或者修改一批法律,撤销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未来的民法典能够对各类法人进行全面调整。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行政管理权的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被纳入其中。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团体具有处罚权而不受《行政诉讼法》的制约,成为立法空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社会团体行政管理权纳入《刑法》和《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默认了社会团体的“二政府”地位,其消极作用更大,社会团体行政管理工作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政府”是否也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由谁作报告?只有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任由社会团体继续行使行政管理权,民众反抗“二政府”统治的“风波”、“革命”和“运动”将不断涌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必将变成“两政府、乱社会”的现实。 法律具有稳定性,行政法规具有灵活性,二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当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时,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呢?许多学者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部委应当贯彻执行法律,不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我认为,部委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并以党的政策为指导进行选择,违背宪法和党的新政策的法律是“恶法”,必定与国务院依据《宪法》和党的新政策制定的行政法规相冲突,部委应当贯彻执行行政法规而不应当贯彻执行“恶法”,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促进法律修改,如果部委一味地贯彻执行法律而不贯彻行政法规,就会出现部委依法规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结果,部委可以找出贯彻执行法律的借口掩盖其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的事实,把法律视为“瓶颈”,把管理不善的责任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均经众多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具有较高的立法水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大多数法律是由部委起草的,不乏社会团体参与并争分行政管理权,立法质量普遍较差,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相冲突,立法过程和社会效果呈现出“关门立法法律冲突恶法乱国”的特点。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后,人们在理解和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分歧,遭受众多学者批评。又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不允许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个体和合伙学校,将国务院确立的个体、合伙和法人等三种组织形式封堵两种,显然不利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尤其不利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名为“促进法”,实为“限制法”。再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享有最高行政许可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自己享有比国务院更高的行政许可权,显然违背《宪法》,等等。2005年国庆节放假期间,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分别寄交《关于体育法等六部法律违背宪法的审查申请书》,为防止当地邮政局当作上访信件暗扣,特地从日照市跑到江苏省赣榆县邮政局,在得到邮递员保证投递的承诺后用挂号信寄发,至今没有回音。当法律违背宪法时,应当通过什么程序解决呢?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违宪审查制度(或称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就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在美国宪政实践中,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是“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现代宪政国家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予以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定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其结果,违宪现象大量存在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效力尽失,权威扫地,根本大法,根本无用。[注4]正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违背宪法而得不到及时修改,成为“恶法”,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成为“二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行政许可权,成为“二政府总部”,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不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囊括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工作,民众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能获取全面的行政工作信息。 四、建议和悬赏 两军相冲突是战争,两法相冲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宪法相冲突,导致许多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权,被贬称为“二政府”,严重影响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权威,有损于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特建议中共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并列于中央军事委员会,象重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两国论”、加强军队建设一样,重视维护宪法尊严,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取缔“二政府”,确保行政法规、宪法和党的政策不受“恶法”所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取消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甘愿奉献自己的全部积蓄,特悬赏: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年龄、姓别、民族、党派和职业,无论谁取消了中国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权,我自愿立即支付赏金二十万元。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摘 要: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是国家赋予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和执行。其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职权的划分和政府机关的形式等。本文首先介绍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服务型 政府机构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优秀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试论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十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促进了学术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报记者就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与高小平展开对话。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高小平:政府在制定改革方案、实施改革进程中主动听取行政管理学界的意见和建议,行政管理学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现在已经成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行政管理学界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中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贴近实际,整合资源,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规律的认识,力求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提炼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观点,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当前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思路探索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这把双刃剑对我国的影响将是全面的,其中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是最深刻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站在更高的层次和全新的角度深化行政改革,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以解决旧有矛盾,适应世界经济形式发展。构建所谓理想或合理的行政模式,只能是就某一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而言的,不可能存在一个适应所有社会阶段的统一模式。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来设计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行政管理;现代化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中国属于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水平低,我们面临推进工业化的基本任务,由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相对封闭落后的国家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之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回应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必须认识到我国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差距,处理好继承和改革的关系。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制不足的阶段,比如普遍缺乏公务人员的专业化分工及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政府人员及其行为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以“身份取向”凌驾于“成绩取向”之上,行政腐败现象严重,等等。“中国的问题在于官僚制不足”。 官僚制理论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官僚制无处不在,当代社会大部分组织的管理方式都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官僚制的组织形式,这对我们所追求的中国行政现代化有何启示是值得深思的。官僚制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应工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工业社会中它又反过来发挥着主导且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建立官僚制是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然而官僚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繁多而又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使官员失去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实际操作的灵活性; (2)压制和阻隔了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个人的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了盲目服从和随大流; (3)压抑创新和趋向保守,阻碍学习新知识和利用人力资源; (4)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不考虑突发事件。 但是理性官僚制作为被广泛利用的一种组织结构形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对官僚制的改革,并不是要埋葬官僚制,而是对其纠错,“甚至是超强纠错”。面对新的理论革新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式我们将引入强大的纠错工具——新公共管理理论。那么,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以理性官僚制为主体思想,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有益成果,力求克服官僚制的缺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现代化官僚体制。 经合组织(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新公共管理的界定是这样的:(1)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更密切地关注结果。(2)用分权式的管理环境取代高度集权的料层结构。在分权体制下,关于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定更接近于供给的优秀问题;分权式的管理环境也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信息提供了机会。(3)灵活地寻求能够带来更加有效的政策成果的可行方案,以替代直接的公共供给和管制。(4)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建立生产率目标、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和公共部门组织之间营建竞争环境。(5)其优秀目的在于强化指导政府发展、要求政府自动灵活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不同利益需求作出回应的战略能力。 那么结合新公共管理的精神,现代化的官僚体制必然有以下五个基本特点: (1)现代官僚制必须健全法规,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与此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与官僚制的奇特混合。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的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家长制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开放的时代特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官僚制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排斥家长制并不能否认我们还需要官僚制,我们需要的是法制化的官僚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制化的官僚制,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2)现代官僚制必须实施科学管理,实现民主集中制和领导例外原理,形成一个既能克服官僚主义,又能提高效率的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抽象的规章进行管理,这是对按照统治者意志进行管理的否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特权的“厌恶”和否定;按照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来选拔管理人员是对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否定。这些都体现着民主集中的精神。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内还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初级群体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其根源在于没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便成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管理效率,就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实行民主而科学的现代科层制度。比如:将民主参与与激励措施有机地结合,通过定期召开班组讨论交流会,或与部分成员个别谈心,让组织成员对集体的目标计划谈建议提看法,出主意献计策,使得人人参与决策,共享组织荣誉利益,共担组织困难风险,共同制约官僚主义行为。 (3)现代官僚制通过运用技术知识的优势,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技社会化的新时尚。比如,对人员的录用和培养,就必须保证素质、技术、知识和能力较为精良的人能被优先考虑。同样,招聘的各级领导,也必须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丰富的实践经验、过人的决策胆略、超群的才能权威。有了好的领导和员工,组织就拥有了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另外,现代科层制组织还可以采用内部晋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和交互式轮换使用的方式,既促进员工忠于职守,勇于承担风险,又预防权力垄断的寻租行为滋长。 (4)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行政水平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政府为了高效地实现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让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有机会加入到提供服务的行列中来。 (5)现代官僚制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的行政改革应当总结以往的缺点和不足,采纳新公共管理注重绩效、结果的精神,探索绩效目标管理的经验,尝试在政府管理中建立新公共管理和理性官僚主义相合的现代化官僚制它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理性官僚主义新公共管理思想和中国国情的结合,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更快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小议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却远远落后,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 [关键词]行政管理制度 面临问题 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和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推进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制度面临的问题 改革应当对症下药,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白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作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 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关于行政制度改革的个人看法 1.从行政机构入手,努力推进行政机构设置的改革。在纵向结构上,适当的减少我国行政管理的层级,比如江苏已经开始逐步撤销地级市,这样有利于政令的畅通,还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成本。 2.严格我国的行政编制,真正做到由岗定人,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还有利于选出最适合岗位的管理人员。编制的制定应当合理,对于编制外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数量。 3.努力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统内部监督,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步做到对政府的每个重要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进一步加大审计机关的审计广度和深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权力的作用,积极监督和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协助政务公开的推进。参政党、人民政协和全体公民也应提高参政意识,积极行使手中的监督权力。相信,有了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宣传教育。对于很多行政领域的法律空白,我们应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现实意义的则是,提高全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依照已有的法律办事,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三、总结 通过对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法制意识以及规范化的机构设置。我们应当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促使我国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从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转向实干而精简的政府。 总之,我们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同时又不过多的干预经济和市场。只要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能向这个方向发展,政府一定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相反还会成为我国加入wto以后保障我国人民、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工具。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新时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向及关系梳理 摘 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整体进程的“瓶颈”。“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实现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府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掣肘环节,其他领域的改革攻坚都有赖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新时期深化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比较丰富而庞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总体上看,主要涉及到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政府管理和政府监督等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问题 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转变职能方面必须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包括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等,确保行政管理体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2.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才能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3.保护好环境和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的责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老路。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4.努力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众必需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创造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要着力为城乡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二)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1.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是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乡镇机构改革。2004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乡镇机构改革的试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源头上和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一项根本措施。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思考和明确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 对于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不能有太高要求,就是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不要增加。可以减,不能增,控制住规模。乡镇事业站所改革问题,七站八所,主要强调的是分类管理。要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 2.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已经明确指出,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三)关于完善决策、管理机制和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 1.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决策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活动之一,正确决策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政府决策必须坚持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坚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统一。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当前要着力健全五项制度:一是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制度,二是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三是重大决策的事项听证和公示制度,四是重大决策的事项专家咨询评估制度,五是决策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通过健全有效的制度,确保各项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开性,确保各项决策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保各项决策真正落到实处。 2.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创新,重点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和治理商业贿赂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坚决防止和抵御商业贿赂渗透到政府系统。要按照“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突出重点、明确任务,措施配套、深入推进”的总体要求,把取消、调整和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落实到位,尤其要切实加强后续监管工作;对保留的项目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确保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3.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建设法治政府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客观要求。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着力把握好两点:一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职能,健全各项制度,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从体制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执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加强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责任制,要明确各级行政首长作为本地区、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纲要各项要求的具体职责;健全行政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决策权限,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决策程序,确保依法决策;认真实行行政复议制度,坚决依法受理行政复议,坚决撤销或变更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决定;完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及时修订或废止不符合备案要求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4.关于政府绩效评估问题。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是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有效方法。我们必须着眼于建立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当前,要重点把握并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明确绩效评估的具体内容,设计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人员的绩效评估标准。二是坚持把群众公认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原则,同时处理好上级评估、同级党委和人大评估、政府自己评估与群众评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对公务员个人绩效评估中行政领导与群众评议之间的关系。三是努力提高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公正性、有效性,把绩效评估的结果与行政问责制和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升降去留、奖励惩戒和改进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导向和良好的政风。 5.关于施政理念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用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善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善于在基层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发展的规律;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公平正义作为执政的优秀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1.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认真吸取过去的好做法、好经验。同时,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认真研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加强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长期以来,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政府机构改革等同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概念要广泛得多得多。往往一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考虑的就是撤并机构、精减人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政府机构改革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把机构改革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另一方面,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政府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3.改革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联结点和交汇点,必然触及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触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关系到广大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要抓住机遇、大胆推进,又要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既要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又要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4.借鉴国外经验与立足国情的关系。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和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学到手。但是也不能盲目的不加思考的照抄照搬。对外国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做法,我们要认真地进行分析,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要照单全收。关键是要下决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分析多思考。归根结底,必须立足当代国情,立足世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摘要: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独特的行政管理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优秀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优秀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影响试析论文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网络公司等新经济组织,同时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网上交易成为企业的新时尚,这些都对传统的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互联网会计基础理论影响对策 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运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进行生产和交易,企业的经济活动由此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1、对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在传统会计描述的会计主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位实体。而在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中,存在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以及以信息资源为主导服务的信息中介服务公司。在会计上是否认定这些公司为一个会计主体?这将给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影响。 这些形式新颖的公司是虚拟化了的,为完成一个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待项目目标完成后又立即解散。这与传统的实体公司在组织形式和业务经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网络上它又确实是一个公司,并且在经营着业务,会计行为上必定要对它经营着的业务进行质和量的反映。因此,应将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变为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来确定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 2、对持续经营假设。上述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但项目目标完成后又可能会立即解散。这些公司冲破了传统企业连续经营的框架,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即时解散,其各项会计要素也即时终结,等到为另一个特定目标而临时成立公司时,这个公司或许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公司了。因此,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理论已不再作用于此类公司的会计行为。 根据这类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特点,应改变持续经营假设理论为即时经营假设。在即时经营假设下,资产将不能按其使用的时间长短和用途来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负债将不按其偿还时间的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其资产的购进价值应在购进的时候立即摊入成本。 3、对会计分期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持续经营假设下而对企业持续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割为一定的期间,据以结算帐目,编制会计报表,是人为的划分。但就虚拟化了的网上公司这类企业,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是很短暂的期间,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这类公司时分时合,时间长短不一。由于不能进行持续经营,因此会计分期假设在此类企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由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内部网络集成化管理的推行,新建立的网络财务系统,将企业发生的网上交易等经济业务,可以即时生成会计信息,企业在任何时点均可提交满足不同需要的实时财务报告。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理论的目的主要是定期报送某一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但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已不能满足各方的需要。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期间可以划分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可以随时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随时地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实时地满足报表使用各方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对会计分期假设应加以改进,变定期为适时,划小会计期间,随时地反映会计信息,动态地掌握会计资料,更好地为经济决策服务。 4、对货币计量假设。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仅是指在企业众多计量单位中确定用货币为单位进行统一计量。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有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用同一口径衡量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现代网络财务中,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足以甚至于不主要是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诸如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表现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指标,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它们不能在报表上用货币来表示。同时,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商务模型,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计量、对高级专门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价值的计量、对高科技企业潜在的高额风险回报的计量、对通货膨胀的计量等方面,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对货币计量假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会计上单一货币计量的体系正在经受在计算机处理环境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会计上除采用货币计量外,对有些特别会计事项可考虑采用利于财务决策的某些量化指标,使财务决策的衡量指标多元化。另外,正在日益发展的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其结算的支付手段是网上电子支付,即不需要现金、支票、汇票等纸质票据,而是直接将购货款从企业帐号或个人信用卡上支付给对方。这将预示着现金、支票、汇票等支付手段将逐步退出资金流通领域,也预示着企业间的结算将会进入高速高效和低成本的时代。 5、对会计目标。传统的会计目标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提供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其反映的形式是以会计报表形式来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结果的,反映的内容是传统会计六要素在经营过程中的变化和结果。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作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因此,知识资产、人力资产将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企业对外报送会计报表时,应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作为主要资产项目加以重点列示。反映的侧重点应由关心“创造未来有利现金流动的能力”,转向关心“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的能力”。为改变原来定期报送一元化报表的形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集电子交易、核算处理、信息随机查询于一体的网络财务系统,实时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多元要求,深化会计目标的要求。 6、对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传统会计的六大要素符合现行会计核算的要求,适合工业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需要。但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增加了许多新的业务内容,会计核算的对象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以各项无形资产为代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财务资产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企业的资本中心正由货币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化,企业会计正向构建智力资本为中心的新会计体系,因此,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分类,会计要素也将随之改变。 在以计算机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新会计体系中,企业的资产要素应由财务资产、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三部分组成。财务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知识资产由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组成,人力资产指人力资源资本化,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确立产权要素,将业主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产权化,知识和人力资源产权化,共同分享企业的劳动剩余。由此,将企业的会计要素可以重新分为资产、产权、剩余、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六个要素,以充分提示以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体系的核算内容。 7、对会计职能。会计的职能是核算、监督。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计算机处理环境的变化和电子交易形式的出现,建立基于网络化的会计信息核算系统已是时代使然。在这个新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中,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能够自动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采集相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并汇集于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进行实时处理,由此看来,会计的核算职能事实在会谈化。 由于实现了实时和自动的核算处理,那么会计监督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监督自动处理系统的过程和结果,监督国家财经法纪和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功能强大的预策决策支持系统,让企业经营者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可随时利用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财务形势作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一职能将显得愈来愈重要。 基础理论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分析论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外国行政程序基础理论研讨论文 [内容提要]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自然正义法律优先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优秀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行政法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的内涵有哪些,应该以什么角度去反思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在行政法法的基础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哪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做简要的方法论功能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 北京政法学院学报 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宪政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宪政”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优秀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 5宪政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宪政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 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 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优秀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优秀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优秀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优秀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优秀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优秀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优秀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医药学基础理论前途思索论文 藏族医药学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过去这不仅对藏族人民繁衍生息、防病健身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大潮前,藏族医药学面临或衰亡或发展的两种命运。现在我们应该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重大新问题,是一味地顽固坚持藏族医药学的传统来迎接时展的挑战,还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走向新的道路。为未来藏族医药学的前途和命运作出科学的估量,这是时代付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藏族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危亡和发展机遇 由于西医诊疗理论在藏区普及,藏医诊疗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普及,使藏医的三因学和藏药学的理论受到严重冲击,故应对藏医药学进行全面探索。我以为现在应抛弃对现实存在新问题回避的心态,应抛弃满足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满足吐蕃王朝时的光荣的心态,真正面向现实存在,对藏族医药学理论和现实状况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阐述,这是将藏族医药学理论从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径。 当前我们所闻所见的不少论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医药学过去的光辉成就和无法胜数的医学典籍,宣称藏医是内容丰富的伟大宝库、是集聚了所有医学精华的甘露宝藏;有的专家学者,其专著像身处天国善见城中不惜人生时光和笔墨纸张探索奥义,对《脉经注释》、《尿经注释》进行再注释。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藏族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也不可能被否认。假如过分的自我炫耀,只会处于汉族谚语“王婆卖瓜”的境地,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在今天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发挥我们藏族医药学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时代相适应而发展。功能和效益能否发挥的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科学。一般只据《四部医典》中有关“三因”在人体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论述,而认为“三因”是人体中真实存在的器官,这会造成和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相矛盾。“三因”是什么?三因学和解剖学,三因学和生理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当前须探索的主要课题。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学,首先要从传统观点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用新的思维全面地对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行阐述。 三因不是四大种之风(隆)、脏腑之胆(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释外界物质的本质的一种非凡辩证熟悉方法,内外界事物的性质即本质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统概念的词语去分析观察,三因和机体机能间的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表示病理时并不是说隆病就是轻、糙,赤巴病就是腻、锐,培根病就是腻、柔等,而从病理和症候的本质上来说,凡具有糙、轻、寒、滑、稀、动等性相者称为隆病,凡具有腻、锐、热、臭、泻、湿等性相者称赤巴病,具有腻、凉、重、钝、柔、稳、粘的相性者称为培根病。同样有关机体构成和机能方面达布达娃坚赞说摘要:“和七种触觉功能相对应,都命名为隆、赤巴、培根名”。机体器官呼吸时几个功能活动称之为隆,感觉饥湿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赤巴,稳固机体和心神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培根。根据机体器官功能的活动而提出的三因系统学说是我们藏族医药学理论的一种非凡表述形式。传统的三因系统观点能正确地解释和反映机体器官错综复杂的活动。三因是对机体的器官的功能进行综合概括的通称。离开机体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谓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种实际存在的器官或组织。 反映机体器官机能综合性的三因系统不是孤立存在,而它们之间具有依存关系、定量关系、对立关系。 有关依存关系在《四部医典》中说摘要:“隆位于骨骼中,赤巴位于血汗内,其余各部存培根,互为依存维持情。”隆、赤巴、培根三者如亲兄弟的比喻,能形象地详释其依存关系。实际上三因的依存关系就是机体的器官组织功能间的关系。《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摄入饮食首先由拌搅培根磨碎和腐熟,其后消化赤巴消化并分解,最后平火隆来分清浊。”此概括食物消化整个过程中三因的功能的论述可理解为现代西医人体生理学中有关胃的蠕动、消化液的各种酶素、胆汁的功能及肠内膜的吸收功能的论述。概括说三因的依存关系是系统和系统间的关系,具体说是细胞和细胞间的关系。 三因之间,或者说机体器官的功能之间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外,还有定量关系。“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赤巴的定量是自身的—阴囊,培根的量是自手棒量”中所说的定量,是指和器官及组织的功能而言,故应理解为器官及组织正常的标准量。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是指属于隆的系统中的器官及组织的正常量而言。如心脏每分钟跳动七十五次是心脏器官跳动的正常量。《四部医典》中所说摘要:“培根依次于脑住上方,赤巴依存于肝胆住中间,隆依存于髋腰住下方”,表明了三因所处的一定位置,是指综合器官功能的三系统范围的主要功能,不应理解为隆一定位于下方、赤巴一定位于中间、培根一定位于上方。 三因的对立关系是三因的依存关系和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凡关系。如培根属寒具有水的性质,赤巴属热具有火的性质,从培根和赤巴的本质上来讲,二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培根中存在赤巴,赤巴中也含有培根。 传统的藏医三因学思想和西医人体生理学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观察人体生理机能所探究的着眼点即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三因学将由人体生理运动中所产生的共同功能表象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而西医人体生理学将器官及组织的构成和其功能活动状态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如藏族医学依据呼吸运动的外表现象,认为这是维命隆的功能;西医人体生理学依据呼吸器官组成及功能活动状况,认为它取决于呼吸系统的肺和呼吸肌肉功能。这两种论点大体上来看是矛盾的,但探究的最后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因藏医学将外表现象作为探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医学将产生功能运动的基础(器官和功能)作为主要探究对象而形成的。正如论述人时,会说话,能从事各种劳动的是人;由血肉等各种细胞集聚而形成的任何具备发达头脑、非凡聪明的补特伽罗才是人,这两种论式,其最后的结论是指人一样。 藏族医药学理论是解释人体和疾病同体外所显示的症象的一种信息学,不是表述物质机体和器官功能如何形成的理论。比如只能将下泄隆理解为司理大小便和精血的排泄和控制、司理胎儿分娩等方面的机体运动共同现象,实际上不存在下泄隆这种器官或组织。 (一)藏医理论的信息学性质 我们将和藏族医药理论相关的症象称之为表象信息,将实体和症象间的关系称之为表象关系,故藏医理论可认为是统率表象信息和表象关系的一个巨大信息系统。藏族医药学理论和客观存在间是否有矛盾,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统摄的信息和实体间关系是否可信。 对统摄信息的形成从发生学说,从内成因和外成因。内成因是指对疾病诊断医疗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进行分析探究而形成的理论。它是从医疗实践范畴中产生的,故称之为内成因理论。《四部医典·论述部》中云摘要:“隆盛症象干黑喜暖和,身颤腹胀大便滞。”又云“隆衰症象力衰言微身不适,神志不清又生培根增盛状。”以三因盛衰实象为例,隆盛症状和其所属的肌肤干黑的两种症状相吻合的诊治,就是用信息学说的诊治。它是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故称之谓内成因理论。所称其为内成因理论因它是对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轻易解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例如,在医疗实践时,对胸部满闷、神志不安、乱语、头晕、连连嘘气的病状,按传统藏医理论,认为是隆症心风病,对治药物应是八味沉香丸、仲孜八味沉香丸、五味石榴散。医疗实践中按传统的观点认为神志不安是隆的性相中轻和动的成分亢盛,胸部满闷、心悸过猛、乱语等症候是隆即风入侵入心和命脉,其对治法则应使其服用息隆即息风的八味沉香丸等能取得良好效果。当代西医治疗理论中,无隆即风入侵心和治疗息隆即息风的说法,但按藏医理论对隆症心风病治疗中施以息隆即息风的治法,定能取得良好疗效。按逻辑学所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它符合客观物质存在的规律。总之很明显藏医理论和现代西医学在治疗时严谨以据症候的理论其落脚点是一致的。 和内成因并存的外成因也是藏族医药学组成的主要部分。藏医的生理学、诊断学和药理学中都吸取和发展了外成因理论,更多的吸取和发展了五大种理论,使其和藏医学的基本理论紧密结合。由于藏医学中吸取和发展了这些理论,一方面藏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碰到的疑难新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藏医中采用了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察了人体、疾病和外界环境间的关系,并总结了经验,内成因和外成因理论浑然连为一体。 (二)藏医学诊疗理论是医疗实践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 用三因学和五大种学收集和总结了对人体和疾病症候观察中所得的经验知识,创立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医疗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对人体和外界间复杂关系和制约情况进行观察,坚持人体和外界环境是统一体的思想。藏医的统一体思想在世界医学中是特色突出的医学之一。 三因学不仅坚持和总体相关的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中机体器官组织的功能运动和病变间的统一体的思想,还坚持机体和外界环境间动态平衡的思想。按三因学的思想,认为人体生命运动和质量主要取决于人体器官间、器官组织和人生活的外界环境间的关系能否动态平衡。如心脏功能发挥状况。不仅取决于心和肺、心和肝、心和肾等器官间关系的质量,甚至还取决心和外界社会环境、气候、空气等。医典中指出造成心脏病(心风病)原因是悲痛、思虑过度、生气发怒、闻听不悦之言、惊恐等,一个人想要健康正常生活,主要不仅取决于此人的所有机体器官和组织、功能的发挥状况,还取决于此人的身体、思想、生活起居、社会环境等。《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时季五官(器官)起居味和性,劣反盛时皆为致病源,正常之时无病健康因。”非凡是指明三因(蓄积、发作)的因素时说摘要:“春季之时轻扬并粗性,环境饮食起居皆相类,虽聚隆渐不起发,夏时雨风生寒将发病,秋季润腻温得平息。”从这个论述中可以得知三因蓄积、发作、平息和外界环境的紧密关系。将藏族医药学中有关情(人)器(外界物质环境)世间平衡(生态平衡)和整体统一的思想和当代创建的生物心理学医学模式相对比,可以发现很多共同处。1948年发表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前言中说摘要:身体健康是指人体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都处于和谐状态。它将人身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生物医学或称之为结构医学的论点趋向越来越走向光明,故显而易见藏医学的整体思想的应用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论文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对政治学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一个学科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中国的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并不时地遇到很多新的难题时,政治学的发展似乎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优秀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优秀,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几个方面只是说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就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础理论论文: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摘要] 新世纪1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不断完善的10年,论著和成果颇丰。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若干被引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勾勒出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优秀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优秀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优秀,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优秀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优秀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化,受其他学科理论、技术的影响日渐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切换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热点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最后,要总结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在坚守优良传统和拓展思路视野中继续前行。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论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完美,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完美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形势教育论文:基层党校设立形势教育课的重要性 对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他们也很关心,也会有困惑。当他们有了机会到党校来学习,就需要通过党校的学习为他们答疑解惑,帮助他们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形势,从而做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更加坚定,在工作中更加自觉和主动。 基层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是基层工作服务对象的要求。基层工作的服务对象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对国家大事也是很关心的,在街头巷尾、网上、饭桌上、茶园和公园里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在谈论国家大事。老百姓对形势的认知有局限性,感性多于理性。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凸显,热点难点问题很多,在社会上、网络上议论很多,流言、杂音、噪声很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敷衍搪塞,更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说一通。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党的组织渠道及时地从正面去进行宣传和引导,那么小道消息和流言就可能泛滥,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就会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会降低。所以,在基层党校开设好形势教育课,让形势教育课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社区、进工厂、进农村。这有利于消除在认识上的误区,有利于正确理解党和政府决策的道理,有利于为打好改革攻坚战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怎样才能讲好形势教育课程 形势教育课内容很多,是很不好讲的。要求讲课者要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来理性的认知和分析形势,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大家共同关注的、存在疑惑的、可能产生纠结的热点难点问题讲得比较清楚。首先是精选讲课内容。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选择:一是当前国际国内热点难点;二是对中国发展大局有重大影响;三是干部群众普遍比较关心、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只有满足上述三项要求的内容才能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才能产生好的教育效果。否则就会出现讲者在台上口若悬河,而听者却在台下昏昏欲睡。然后是广泛收集查阅资料。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必须坚持政治原则,讲课中的基本观点,使用的基本材料等都必须是出自于官方公开的内容。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二是重量级人物和知名专家学者的观点和分析意见;三是经由权威部门的文件、统计数据、新闻消息、重大事件和典型案例等。在党校的讲台上不应该把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炒作新闻等作为讲课内容。对于在事实有较大出入、或数据不一的材料,要进行鉴别,以权威部门公布的为准。再有,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对主讲教师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一是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敏锐性,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二是要注重平时的学习和积累,知识面比较宽,随时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和研究;三是要有较好的口才、讲课要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层次、条理、逻辑清楚。形势教育课不同于理论课,更不是娱乐散打。要让听课的对象既很有兴趣听,又明白了道理,还受到了教育。 要突出形势教育课的特点 突出正面引导作用。形势教育课的目的是帮助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树立信心,鼓足干劲,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在困难面前不泄气。所以形势教育课要多讲正面内容,对负面的问题也要讲,不能回避,但是要适可而止。面对不同的听众,哪些内容应该讲?哪些内容不应该讲?要把握好一个度。 突出时效性。形势教育的内容具有很鲜明的时效性。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对他的认知和判断都会发生变化。 突出听课对象的特殊关注点。由于不同的培训对象其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等存在着差异,所以他们在对形势的认知和理解的角度及深度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讲课教师要因材施教,在讲课内容重点的把握上灵活施教。 突出讲课内容中的关键词。形势教育课的内容多、知识面宽、信息量大。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让听众较好的理解讲课的内容,就必须突出其中的关键词,使听众既好理解,又好记忆。 突出讲课教师的个性。讲课教师自己也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公民,也会对国际国内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观点。主讲人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观点,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大原则下,敢于讲出自己的看法,讲真话、讲实话。总之,在基层党校开设形势教育课应当和理论学习课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形势教育课尤其重要。当前特别要把形势教育同学习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起来。 作者:李晓东单位:四川省三台县委党校 形势教育论文:烟草行业形势教育 我市烟草行业自5月下旬以来,根据省局(公司)《关于在全省烟草商业系统深入开展形势教育的通知》精神,结合南阳烟草商业的实际,利用近五个月时间,在全市烟草商业企业深入开展了形势教育活动。通过形势教育活动的开展,行业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认清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南阳烟草发展的形势,统一了思想认识,振奋了工作精神,增强了干事创业的决心和信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保持了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领导重视,健全组织,做好了宣传动员 按照省局(公司)对开展形势教育的总体部署和具体要求,市局(分公司)党组高度重视,切实把教育活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认真研究部署。为加强对此次活动的领导,一是成立了以局长、经理、党组书记赵明山同志为组长,纪检组长常方同志为副组长,政工、人事、纪检、办公室等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所属各单位也成立了相应活动机构。二是为深入开展好此次教育活动,专题下发了《关于在全市烟草商业系统深入开展形势教育的通知》(宛烟专[2004]38号),制定了活动方案,并结合行业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活动的目的意义和具体要求。三是深入搞好学习教育动员和教育辅导。从市局机关到所属各单位都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了学习教育动员和广泛发动,单位主要领导亲自备课,亲自授课。局长、经理、党组书记赵明山同志,在专题辅导中反复强调:要围绕推进改革创新、促进企业发展、努力提高盈利水平这一主线,进一步强化科学发展意识,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于职工队伍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企业改革创新的全过程,不断推进南阳烟草的全面进步。 二、贴近实际,制订计划,教育活动丰富多彩 为确保形势教育活动扎实有效,真正使全体员工在思想深处受到一次洗礼,进一步更新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多层面、多角度地激发和调动干部职工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在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把贴近企业实际、突出重点、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作为形势教育的重中之重,使形势教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富有成效。 一是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机关各科室和行业各单位在形势教育活动中,都能以创建学习型企业、不断提高职工学习力为重点,基本做到了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 二是坚持了学习制度。各单位基本都能充分利用周五学习的固定时间落实教育内容,认真遵循学习教育规律,并根据职工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层次的实际情况,做到了“四个结合”,即: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以分散学习为主;重点讨论与个人写心得笔记相结合,以重点讨论为主;互动学习与交流心得体会相结合,以心得交流为主;各项教育与形势教育相结合,以形势教育为主。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辅导听课签到制度、点名制度和完成心得体会任务奖罚制度等,使形势教育的深入开展得到了有效保证。 三是丰富了教育活动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广泛开展学习评比竞赛、心得交流与演讲竞赛等七项活动。为配合形势教育活动的开展,首先,在全市行业认真组织了《全国烟草行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事迹报告会》实况录像巡回播放,使行业广大干部职工认识到了爱岗敬业的必要、勤奋工作的重要和当前烟草形势的严峻,从思想深处受到了震憾和激励。市局机关组织了行业先进典型专题学习会,市局(分公司)党组成员和全体员工参加了收看,并互动交流,多角度、多侧面的了解把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和思想趋向,把学习先进典型的实际效果融入到履行本职、明争暗赛上来。同时,在全市行业举办三期有近700名骨干参加的烟叶诚信收购暨分级培训期间,我们把收看报告会、学习先进典型作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贯穿始终,贴近实际,结合任务,深入开展思想工作作风大讨论,对照先进找差距,明确方向找定位,为搞好今年烟叶诚信收购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对各单位的学习宣传教育中,市局(分公司)政工科分东西两片对13个单位巡回播放一遍,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和大多数员工都参加了先进事迹报告会的收看。目前,一个努力向先进看齐,争做优秀员工,忠诚企业,敬业奉献的浓厚氛围正在系统上下逐步形成。其次,在七月中旬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半年考评工作中,把形势教育作为一项专题考评内容,列入半年考评目标进行了考评,促进了形势教育的开展。第三,在南阳市直机关开展的“作风建设年”活动中,我们把形势教育同作风建设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形势教育入手,从转变作风做起,强化企业员工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忠诚企业、敬业奉献的意识,增强了形势教育和作风建设活动的针对性。第四,向受灾烟区烟农捐款献爱心。由于内乡、西峡、淅川、邓州等县(市)连续遭受百年不遇的狂风暴雨和冰雹的袭击,大面积烟田被毁,部分烟田基本绝收,给这些区域的烟叶生产造成致命的打击,也给受灾烟区烟农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损失和困难。市局(分公司)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决策,主要领导赶赴灾区视察灾情,组织行业干部职工深入村组,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做好烟叶生产自救和对烟农的抚慰工作,力争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市局机关干部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得知灾情后,心牵灾区,情系烟农,在局领导的带动下,迅速行动起来,伸出援助之手,奉献一片爱心,短时间内就有162名同志踊跃捐款,捐款金额26810元。第五,为基层搞好服务和指导。为了增强机关人员同基层职工的亲和力,在烟叶收购期间,市局在机关人员中选派了25名中层及一般职工,下驻到全市的25个烟叶收购站,与烟站员工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工作。拉近了同基层的距离,了解和掌握了收购环节的真实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有效服务。第六,不少单位结合形势教育、诚信教育和先进典型学习活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座谈会、读书征文、演讲比赛、文艺演出等,使员工在学习教育的互动中激发热情,产生共鸣,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感染力和辐射面。方城县局(公司)组织员工开展同烟农“手拉手、心贴心,共走致富路”活动,科技人员和文艺演出小分队经常活动在烟区的田间地头,拉近了同烟农的距离,浓厚了同烟农的感情,优质烟叶生产科技示范基地成功启动,烟叶生产水平再创新高,推进了方城县烟叶生产的快速发展。直属局和邓州市公司结合形势教育活动,开展了“创建学习型企业”演讲比赛。南阳烟叶复烤厂组织开展了庆祝党的生日专场文艺晚会,职工自编自导自演,展示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和员工心系企业、忠诚奉献的精神风貌,深化了学习教育的效果。市局(分公司)机关结合形势教育和“三本书”(《致加西亚的信》、《自动自发》、《没有任何借口》)及一篇文章“爱拼才会赢”的学习,组织全员进行教育灌输和互动交流,并于五月底举办了主题为“忠诚企业、敬业奉献”的演讲比赛。机关所有科室都选派了一名同志参赛。通过评委打分,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2名、三等奖3名,把机关的形势教育活动推向了高潮。社旗、西峡县公司在活动中都建立了专门的学习教育台帐,人人有心得笔记,单位有学习园地,使活动开展得扎扎实实,富有成效。第七,把形势教育同企业总体工作目标结合起来,用形势教育促进工作,用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效果。针对前几个月一、二类卷烟销售比例低于目标和八月上中旬销量缺口大的情况,市局党组果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卷烟销售上,用形势教育的实例现身说法,层层动员,明确任务,联系责任,加压驱动,市局机关实行科室包县、包销量的办法,建立经济责任制,促进销售目标完成。并对当月销量均衡进度完成情况实行每日责问制,每月检查制。机关各科(室)在包县、包销售的同时,业绩与“四定两评一排序”考评挂钩,机关人员纷纷深入基层一线,贴近基层搞服务,扑下身子做工作,把形势教育的效果转化为履行职责、落实任务的实际行动,促进了销售目标任务的完成。方城县公司严格按照“电话订货、客户经理走访、集中配送到户”的要求,在“三线互控、三级考核”中实施精细化管理,提高了控市占市能力;内乡、直属局等单位深入动员,用形势教育和行业先进典型激励每一名员工,加大了对卷烟市场的控制力和对销售终端商户的亲和力,诚信管理,诚信服务,促进了卷烟经营,超额完成了三季度的卷烟销售目标任务。在形势教育活动中,我们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力求把行业改革的政策、发展方向和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主要任务及工作重点给职工讲清楚、说明白,使职工感到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收到了明显效果。据不完全统计,在形势教育活动中,全市行业员工共撰写心得笔记体会1800多篇,开展演讲比赛6场次,出板报70余期,组织各类专题辅导30多场次。 三、认识提高,重点突出,教育效果比较明显 通过近五个月形势教育活动的开展,行业广大干部职工普遍对烟草商业面对更大的压力、更多的风险、更高的要求,有了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行业的重点工作、形势任务,有了深刻的理解,责任感、使命感更加增强,爱岗敬业、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加高涨,工作作风有了新的改观,竞争意识、创新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更加浓厚。一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意识明显增强,学习风气更加浓厚。从市局(分公司)领导到下属各单位班子成员,都能自觉地把理论学习摆到突出位置,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并带头辅导、积极撰写论文,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达到了促进工作、提高效率之目的。在省局(公司)组织的“形势教育征文”活动中,我们共征集论文40多篇,在上报省局(公司)的12篇文章中,有5篇获奖,并且都是基层领导干部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撰写的,其中有2篇文章获一等奖,有3篇文章获二等奖。二是行业上下树立了“三种意识”。即:树立了敢想敢试,敢为人先,敢争一流,敢于超越自我,在竞争中做大做强南阳烟草的竞争意识;树立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向最好的学,与最强的比,向最高的攀,与最快的赛的拼搏意识;树立了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抓住新机遇,开创新局面,实现新发展的开拓意识。三是坚定了规范经营、诚信管理的理念。全系统干部职工的纪律性明显增强,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关心企业,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有效提高,特别是今年的烟叶收购工作,实行新的收购模式以后,收购秩序比往年有较大改观,收购质量好于任何一年,等级合格率也比往年有较大幅度提高。四是思想作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克服了自我封闭、停滞不前的经营思想,培育了不怕输、不服输的精神,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大提高,增强了创新意识。五是集中精力抓经济搞建设、一心一意求稳定谋发展的信心更加坚定了。行业上下全身心投入工作,创造一流业绩,奋发进取、敬业爱岗、踏实肯干的职工多了,发牢骚、埋三怨四的人少了,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推动了“两烟”经营工作的全面开展。截至十月底,全市销售卷烟217936箱,收购烟叶27.68万担,实现税利1.30亿元(不含农林特产税),实现利润8454万元。 通过形势教育活动的开展,全市行业广大干部职工更加深刻认识到了当前南阳烟草行业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更加明确了行业的工作主线和工作重点,统一了思想认识,振奋了工作精神,增强了压力感和紧迫感,提高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广大员工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纪律上、工作上和整体精神面貌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我们要充分运用形势教育活动这个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完善措施,巩固形势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坚持市局党组提出的“2341”发展思路,强化“十种理念”,树立“十种思想”,始终围绕烟叶生产经营、卷烟销售网建、专卖市场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做文章,围绕省、市局党组确定的工作主线和奋斗目标,挖掘有效市场资源潜力,狠抓企业内部管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自我加压,负重前进,忠诚企业,敬业奉献,为南阳烟草实现新的跨越作出我们的新贡献。 形势教育论文:逻辑学教材改善与新形势教育 作者:沈荣兴单位:苏州大学副教授 逻辑学是一门思维工具性、规范性科学,是不断发展历史的科学。逻辑学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思维实践,而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是逻辑学发展的动力的动力,从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演绎逻辑到培根开创的归纳逻辑,以及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无不如此。所以,研究逻辑学课程教育改革问题,必须放在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同志1999年5月15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需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需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知识经济的优秀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创新、创造教育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 一、21世纪的教育必须实施创新、创造教育 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全世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所形成的共识。建立民族创新体系已摆上了议事日程。创造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现代创造教育在我国的兴起和推广,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这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需要。知识经济是一种高度智力化的形态,知识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源头。在农业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工业时代,机器、设备、原料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微软的成功反映的不仅是一种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而且揭示了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知识与智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仅承担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重要职能,也是国家知识运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作用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投资于人成为各国重要的战略方针,教育发展和改革高潮正在全球形成。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只有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上有所突破,中华民族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另外,知识更新的加剧以及未来生产和生活的信息化等,也都决定了教育要把培养各种能力(尤其是创造力)放在首位,而把传授知识看作是基础和手段。 第二、是我国实现四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国当前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这就需要大批的具有创造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建设人才。教育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首要传播手段,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其主要传播手段也应随之发展。如果不进行教育改革,不推广和普及创造教育,我们的教育就会跟不上当前形势的发展,满足不了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对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一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诺贝尔奖从1901年设立,到现在已评了95次。在9》次千余人的获奖名单中,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籍的公民竟没有一个获奖者。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美籍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已经有》个。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不调动起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说,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创造教育,需要通过创造教育培养大批创造型人才。 第三、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结构、行为模式、价值系统和人际关系的基本改变。作为新世纪的人才,必须对时代高速发展具有强力的适应性,有积极探索创新精神和富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内心世界充实,生活格调高尚进取,知识世界精深广博。这也正是创造教育的目标。创造教育改变人的思维方法和思维素质,因为创造思维是各种思维的高度综合,所以通过创造教育可以丰富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克服思维的片面性。创造教育将在促使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健全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是目前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战略构想,必然要求打破旧的教育观念,创造新的教育模式。 就我国目前教育状况来看,学生的知识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创造性比较差,“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普遍。据对我国留美人员调查,我国学生在校考试成绩不比美国学生差,但毕业后创造性除少数几个尖子外明显不够。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为例,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有100多人获奖,超过了得奖人数的一半,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 我国长期来从幼教到高教不注重创造教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创造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教育模式,是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并代表了改革的方向,所以,我国的创造教育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应运而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经受检验,开拓前进。 综上所述,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改革我国的现有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培养大批创造型的人才;同时,也为了每个人的现代化,在各方面都得到健全和谐的发展,现代创造教育的建立和实施,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二、逻辑学是创新、创造教育的重要内容 逻辑学的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教育的社会功能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承”功能,即继承和传播的功能。第二是“再造”功能,即发展和创造功能。从作用形式上看,教育的“传承”功能注重于知识、技能和规范的积累,教育的“再造”功能注重于智能和个体内结构中潜力的开发。根据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可以把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代教育阶段。这个阶段与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相对应。这时的教育活动主要受农业生产制约,服务于农业文明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农作物生长规律和自然界四季运转规律的支持,前辈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对生产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此相适应,教育活动从目的、内容到形式、方法都具有明显的面向过去的性质,“传承”是古教育的主要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它逐渐变得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必然要发生变革。在古代教育阶段,演绎逻辑特别受到重视。 第二个阶段是近代教育阶段,它与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相对应,服务于工业社会发展的要求。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已经摆脱了完全由自然界四季运转规律制约的状况,人的自主性大大提高。生产的基本内容和手段已不再是完全重复性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来决定。与此相适应,教育活动的基本倾向是注重眼下的需要。它既要体现“传承”的功能,又要使这种“传承”符合当前的需要;它既要体现“创造”的功能,又要使“创造”服从标准化和同步化,服从眼下既得利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近代教育也同样要被新的教育阶段所代替。在近代教育阶段,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但仍有“全归纳派”和“全演绎派”的偏颇。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教育阶段。它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兴起的。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生产过程日益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体系正在逐渐代替一切重复性的活动。层出不穷的新奇独特的产品不断淘汰旧产品。要想在现代社会立足,仅仅抓住了眼下的机会、适应了当前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握未来发展的时机。因此,开拓和创新能力是引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与此相适应,“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1972年发表的报告,见《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现代教育活动从目的、内容到形式、方法都是面向未来的。“再造”的功能是现代教育的最主要功能。“传承”的功能这时仍然是重要的,但它主要是作为“再造”的必要条件和辅助手段而存在的。在现代教育阶段,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并存的局面是难免的,但现代逻辑必将成为主角。从教育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不断地完善和充实的,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功能重点是不同的。传习性教育在古代教育阶段起主要作用,选择性教育在近代教育起主要作用,创造性教育将在现代教育阶段发挥主要作用。与之相应,不同的逻辑类型发挥不同的作用。 逻辑学不仅在创新、创造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创新、创造教育内容的重要成分。国内有的学者把创造教育的内容概括为十项:(一)思维教育;(二)发现教育;(三)发明教育;(四)掌握情报的教育;(五)学习方法的教育;(六)科学教育;(七)美育;(八)参与社会实践的教育;(九)未来教育;(十)个性教育等等。其中有多项是和逻辑学有关的,如思维教育、发现教育、发明教育、掌握情报的教育、学习方法的教育、科学教育等。以思维教育为例,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能力,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的思维,它往往表现为具有求异性、独立性、开拓性、独创性和灵活性;创造性思维是各种思维的综合,它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发散性思维、集合式思维以及灵感思维;逻辑学在创造思维的教育应该有所作为。 三、逻辑学教学改革必须注重创新、创造教育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创造教育思想,即逻辑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教育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逻辑学教学也不例外。例如,课程的内容离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较远,最新科学成果进入课程的周期过长,教学手段还主要靠教师一张嘴,一枝粉笔,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忽视学生的个性培养等。 在现代教育阶段,现代逻辑必将成为主角,但很难完全取代传统逻辑。所以,我赞成逻辑教材实行“分层说”,根据不同的对象、目标、课时情况,教材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即主张因人因时施教,根据不同的讲授对象不同的年级用不同的教材。如面对中专生、师专生、本科低年级生主要讲吸收数理逻辑成果的普通逻辑;本科高年级特别是哲学系高年级生则增讲以数理逻辑为主的现代逻辑。现代逻辑的发展许多人已越来越认识到,光靠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科学提出的所有问题;要解决知识经济、市场经济提出的各种问题(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开放性、竞争性、创造性、法制性),光靠形式逻辑也不行,还必须有辩证逻辑。数学教学已形成数学(一)、数学(二),,,逻辑教学也应如此,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推动逻辑学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导论性的逻辑基础教材,要具有时代性,为了体现创造教育思想,应加强现代逻辑以及归纳、类比、科学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的内容。在逻辑教学方法上,要改变光靠教师一枝粉笔一张嘴的状况,尽可能利用电化教学、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大单位教学时间里教学内容的容量、信息量和可接受性。课堂教学要尽快地由“传统型”转变为“创造型”,逻辑教学中自觉实行渗透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获取新知识、掌握新理论、探索新学科的能力;除课堂教学外,应加强第二课堂和社会活动,如论辩赛,观摩法庭审判活动等。 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来临,对逻辑学的发展同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逻辑工具,只要我国逻辑工作者抓住时机,加强沟通合作,拓宽领域,联合攻关,必将促进我国逻辑科学的大发展大提高。 形势教育论文:煤矿企业加强形势教育交流材料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某矿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承担持续发展攻坚任务至为关键的一年。不断创新形势任务教育的形式和方法,对于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剖析形势任务教育的特点 目前,职工思想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职工的思想空前活跃,发牢骚的职工多了;二是职工讲实惠、讲利益的多了,政治意识有所淡化,对单纯的形势任务教育不感兴趣;三是职工的敬业精神弱了,自主择业精神强了;四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意识增强了,而奉献精神减弱了;五是团结协作的意识减少了,个人狭隘的意识增强了。针对这些新特点,作为政工人员,应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在企业工资、医疗、住房制度等改革过程中,针对职工中反映出的问题,必须留心观察,认真倾听,掌握主动,要具有超前意识,更好的做好工作。形势任务教育的内容安排要有所侧重。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规律,按照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相结合,岗前教育与岗位教育相结合,灌输教育与个别谈心相结合的原则,探索新办法,既突出重点,又使形势任务教育贯穿于生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 二、创新形势任务教育的手段 现代社会一系列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等,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新方法,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科学化、现代化。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知识,也极大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为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创新注入了活力。三河尖矿除了坚持矿领导民主接待日、职工民主议事制度等好的做法外,还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手段,使思想工作更具有活力。一是借助网络载体,创新教育模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通过内部网站建立了网上政工,利用新闻快递、政工园地、企业文化等板块,开设了政研交流、文明创建、党员教育、先进典型等栏目,职工可以用触摸屏选择浏览对象,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想教育。基层单位利用网上办公传递基层思想动态,畅通安全、生产、经营交流平台。二是实施政工联系点制度。政工人员每周都到基层单位开展调查研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活动融合在一起,把各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做好信访工作。在接待工作中,真正做到热心接访,耐心倾听,诚心相待,使信访者打消顾虑,为解决问题奠定基础,为企业大局的稳定做出新的贡献。四是实施温暖人心工程,设立了党员服务热线。为了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在矿工人村和矿内单身宿舍分别设立了党员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为广大职工及家属免费提供水电暖维修等方面的全候服务,真正做到了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受到了干部群众和职工家属的广泛称赞。大年初二凌晨4点多钟,一名职工家属因家中的暖气片漏水来到党员服务热线成员赵西明家向他求助,赵西明二话不说,急忙穿衣拿上工具包急匆匆地赶到11号宿舍楼,经检查发现是因暖气片锈蚀严重引起漏水。他用带来的橡皮垫和钢丝把漏水处包严实,上班后又换上了新暖气片才离开。五是实施党建带团建工程。为抓好团员青年的思想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青年,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青年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积极向党组织推荐优秀青年作为科区级助理后备人员,有效促进了优秀青年的成长与锻炼。同时,开展了优秀技校生见习班组长活动,首批见习10名优秀技校生已经有5人走上了班组长岗位。创造性地开展“互学共进当栋梁两生1+1结对”活动,先后有42名大学生与技校生根据专业类别、单位部门结成21个对子,使大学生与技校生在理论知识实际操作方面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形势任务教育创新的效果 一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企业生产任务的实现。今年4月份,作为主采区队的采煤一区在72201工作面的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战线长、地温高、淋水大等诸多困难,原煤产量被动,职工收入下降,职工的思想出现了波动,针对这种情况,政工干部及时靠上去,协助工区党支部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召开了职工代表座谈会,详细了解职工的思想状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形势任务教育,使职工树立了大局意识,提高了责任感,主动把矿党政的关怀转化为工作动力,默默的勤奋工作,保证了职工队伍不乱、思想不散、战斗力不减。干部职工齐心协力战高温,工区领导主动跟班把关,坚守现场,超前指挥,严格执行规程措施,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为完成煤炭生产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企业安全、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首先,坚持强化职工安全意识,促进了安全周期不断延长。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矿实现了较长的安全生产周期,但同时部分职工也产生了骄傲自满、麻痹松懈的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重点开展了以“反麻痹、防松懈、强责任”为主题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安全工作大家谈、座谈会、事故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引导职工认识到,生产形势越好,越要抓好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就是幸福、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观念,做到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家庭幸福的关系,增强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在全矿职工中形成了时时处处反松劲、实实在在抓安全的可喜局面。其次,坚持提高质量意识,促进质量标准化建设再上新台阶。我们坚持不懈地进行质量标准化方面的形势任务教育,使职工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可喜的转变:由原来认为抓质量标准化建设必须加大投入向以最小投入创最大产出转变;由原来认为抓质量标准建设耽误产量、进尺向以质量促生产、保安全、增效益转变。思想认识的提高,为高标准搞好质量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各基层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坚持细化标准,强化管理,严格考核,狠抓落实,使我矿质量标准化保持了动态达标。第三,提高职工煤质意识,做到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我们在进一步提高职工煤质意识上下功夫,在强化全员、全过程煤质管理上做文章,形势任务教育工作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播、电视、内部刊物等舆论工具的强力宣传,在全矿营造了浓厚的氛围,通过有力的形势任务教育,动员职工层层把好煤质关,加强原煤生产、运输、洗选过程的煤质管理。在形势任务教育的引导中,形成了主要领导全面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群策群力层层抓的管理体系,从而在地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煤质,保持了三河尖煤良好的品牌形象。 三是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促进了职工队伍建设和企业的和谐发展。今年初,针对一些职工对煤价上涨、效益好转、收入存在落差的问题,矿及时召开了班组长会议和党员会议,开展了“讲形势、讲优势、讲前景、讲挑战、讲稳定”五讲活动,给职工讲细讲透,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尽快消除误解和疑虑,增进职工对企业的理解。矿领导每周都深入联系点单位进行调研,和职工面对面沟通和交流,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广大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保持了持续和谐发展。 形势教育论文:中学生形势教育论文 一、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扩大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和范围,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观念更新异,同时,也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异化,已由激烈的武力对抗逐步转向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这对我们开展形势教育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教育的功能,形势教育作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学科考试的得分率,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是非的判断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中学生形势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有效形式,它不是简单地读读报纸,也不是以纯中立的价值取向来讲评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事件,而且对其发生的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向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制定正确的政策。经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可以弥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现在,有不少学生只管读书,不关心政治,理想信念模糊,责任意识淡薄,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造成的。而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与认识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青年学生对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的信念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懂得青年学生只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把强烈的爱国心、报国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形势教育具有强劲的激励功能,形势教育往往从当前国情省(市)情人手,站在战略高度,用国家政策与法规解读当下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教导学生坚定理想,珍惜学习光阴,积聚才智,塑造品格,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述,还有形势与政策的有关理论、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学生关心的时事问题等。中学生形势教育的教育内容设计应该体现“三性”。 (一)要体现时代性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根据形势与政策的动态发展及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要以事明理,以理论事,通过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比如,以“党的十七大精神解读”“八荣八耻与弘扬民族精神”“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奥运精神与自信、自强、自尊”为专题的形势教育等,使其与时俱进,内容鲜活生动。 (二)要体现针对性 在当今信息化背景下,变化着的世界时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必然产生和积累许多疑惑和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中小学生对媒介的依赖性和迷恋性的增长,使得负面影响更加难以防止和消除。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媒介传播辨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形势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教育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现象、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防止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和绝对化,消除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形势教育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育,要注意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紧紧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剖析、讨论,力求把困难讲透,把方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达到消除疑惑、统一思想的目的。如以“中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伊朗与朝鲜核危机”“藏独的阴谋与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学生的历史使命”“关注民生与和谐发展”等为内容的形势教育。 (三)要体现知识性 形势教育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问题;既有社会改革,又有经济发展;既有国际局势变化,又有国内形势动态;既有科学技术,又有生产建设。其知识性很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太肤浅与太深奥都不妥,既不能新闻事件的简单罗列,也不能纯政策理论的宣讲,应根据内容需要适时介绍有关背景知识,史料翔实,事例生动,脉络清晰,语言幽默,既适应学生的求知欲强的特点,又能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高科技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网络与我们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循环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汶川地震与我们的责任”等系列教育活动,与中学生生活阅历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掌握,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从信息化时代和青少年年龄特征要求出发,形势教育的授课方式必须讲求实效,避免单一说教。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载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形势教育入耳又入心。比如: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报告会、专题讲座、时政知识竞赛的形式;可通过国旗下讲话、课堂主题班会、讨论与辩论会、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还可以开辟网络专题教育、音像教育及学生编写时政报等新形式。同时,形势教育要采取与听众平等对话的方式,辅之以当场提问讨论,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看法等。这种包括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双向交流、双向互动,往往能达到思想碰撞、情景交融和气氛活跃的教育效果。 另外,授课者也应该多元化,不一定是领导干部和政治教师,全体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也可以。比如,我们曾邀请一位优秀导游讲“我国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请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讲“余姚区域优势及其发展远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育效果特别好。有时还可以让学生轮流在政治课里讲“新闻”,由教师来点评,这样学生既学习了时政,又锻炼了自己。 此外,在形势教育中还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开展调查访问、参观考察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比如,可以举办形势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评比与摄影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大型企业、种养基地或市容市貌,在寒暑假组织学生撰写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反映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等。这样既重视了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和自主参与,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中学生形势教育研究论文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学生开展形势教育仍然很重要。要增强形势教育的有效性,应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关键词]中学生;形势教育;转变 一些人认为,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电视、报刊十分普及,网络新闻传导快捷,没有必要对中学生进行专题性或者经常性的形势教育了。这种认识是有误区的。一方面,中学生学业负担太重,大多数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国内外大事;有些家长也会干涉孩子看电视新闻,认为不如多做一些作业;另一方面,中学生在平时接受到的信息比较零碎,加上学生思想单纯,缺乏科学、全面的分析,对具体事件不能作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对其健康成长非常不利。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实现教育视角、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提高其教育效果。 一、实现由提高政治学科考分向提高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扩大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和范围,使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解放、观念更新异,同时,也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出现了异化,已由激烈的武力对抗逐步转向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这对我们开展形势教育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形势教育的功能,形势教育作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学科考试的得分率,而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对是非的判断力。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中学生形势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有效形式,它不是简单地读读报纸,也不是以纯中立的价值取向来讲评国内外某些重大事件。我们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些事件,而且对其发生的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向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我们党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制定正确的政策。经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并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形势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可以弥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足。现在,有不少学生只管读书,不关心政治,理想信念模糊,责任意识淡薄,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造成的。而加强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与认识形势,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青年学生对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信心,增强学生爱党、爱国的信念和对社会的归属感,懂得青年学生只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把强烈的爱国心、报国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形势教育具有强劲的激励功能,形势教育往往从当前国情省(市)情人手,站在战略高度,用国家政策与法规解读当下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教导学生坚定理想,珍惜学习光阴,积聚才智,塑造品格,激发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实现由单讲“形势一片大好”向全面辩证地看世界的转变 形势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仅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述,还有形势与政策的有关理论、国际形势与我国对外政策、我国的基本国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学生关心的时事问题等。中学生形势教育的教育内容设计应该体现“三性”。 (一)要体现时代性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动态的,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根据形势与政策的动态发展及其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时地调整教学内容,要以事明理,以理论事,通过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比如,以“党的十七大精神解读”“八荣八耻与弘扬民族精神”“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奥运精神与自信、自强、自尊”为专题的形势教育等,使其与时俱进,内容鲜活生动。(二)要体现针对性 在当今信息化背景下,变化着的世界时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在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必然产生和积累许多疑惑和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中小学生对媒介的依赖性和迷恋性的增长,使得负面影响更加难以防止和消除。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正面教育,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增强他们对媒介传播辨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形势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帮助学生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教育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与现象、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等各种关系,防止认识的片面性、表面化和绝对化,消除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形势教育必须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育,要注意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紧紧抓住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剖析、讨论,力求把困难讲透,把方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达到消除疑惑、统一思想的目的。如以“中美日关系与台湾问题”“伊朗与朝鲜核危机”“藏独的阴谋与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学生的历史使命”“关注民生与和谐发展”等为内容的形势教育。 (三)要体现知识性 形势教育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内容,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问题;既有社会改革,又有经济发展;既有国际局势变化,又有国内形势动态;既有科学技术,又有生产建设。其知识性很强。对中学生的形势教育,太肤浅与太深奥都不妥,既不能新闻事件的简单罗列,也不能纯政策理论的宣讲,应根据内容需要适时介绍有关背景知识,史料翔实,事例生动,脉络清晰,语言幽默,既适应学生的求知欲强的特点,又能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增强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高科技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网络与我们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循环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我们的责任”“汶川地震与我们的责任”等系列教育活动,与中学生生活阅历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掌握,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实现由领导干部作报告向采用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的转变 从信息化时代和青少年年龄特征要求出发,形势教育的授课方式必须讲求实效,避免单一说教。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多种载体,采取灵活的形式,使形势教育入耳又入心。比如: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报告会、专题讲座、时政知识竞赛的形式;可通过国旗下讲话、课堂主题班会、讨论与辩论会、收看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还可以开辟网络专题教育、音像教育及学生编写时政报等新形式。同时,形势教育要采取与听众平等对话的方式,辅之以当场提问讨论,围绕主题、突出重点,解决疑点,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分析问题,交换各自不同意见和看法等。这种包括言语与情态(如手势、动作、表情、体态等)相结合的双向交流、双向互动,往往能达到思想碰撞、情景交融和气氛活跃的教育效果。 另外,授课者也应该多元化,不一定是领导干部和政治教师,全体教师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能手也可以。比如,我们曾邀请一位优秀导游讲“我国旅游业的改革与发展趋势”,请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讲“余姚区域优势及其发展远景”,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教育效果特别好。有时还可以让学生轮流在政治课里讲“新闻”,由教师来点评,这样学生既学习了时政,又锻炼了自己。 此外,在形势教育中还应该加强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开展调查访问、参观考察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和加深学生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巨大进步的认识。比如,可以举办形势教育为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评比与摄影比赛,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大型企业、种养基地或市容市貌,在寒暑假组织学生撰写以“我的家乡”为主题的、反映家乡历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等。这样既重视了学生自身的实践体验和自主参与,又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增强教育的实际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着力提高新形势下军队形势教育实效性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各种社会思潮蓄意攻击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形势教育作为军队经常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使官兵能够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质,瓦解敌对势力的不良图谋,确保军队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军队形势教育必须着眼时代的发展变化,紧跟形势变化,创新教育方式,提升教育活力,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与感召力,打赢意识形态的攻防战。 [关键词]军队 形势教育 创新 实效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C过后,世界处于时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思想交锋错综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人民军队面临着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外部形势。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思潮无孔不入,一些人打着所谓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幌子,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蓄意攻击我军“听党指挥”的军魂,对部队思想安全稳定构成挑战。形势教育作为军队经常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时代性强、贴近生活、贴近官兵的教育形式,深受广大官兵的青睐和喜爱。形势教育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使官兵能够清醒认识形势的变化及其本质,瓦解敌对势力的不良图谋,确保人民军队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但是,当前我军的形势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时代性与感召力不够,教育的实效性发挥不足。“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军队形势教育必须着眼时代的发展变化,创新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与感召力。 一、形势教育不能流于形式,以“三个及时”紧跟形势变化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1]。“时”是形势教育的第一要义,形势教育必须跟上形势,时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与变化趋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够切实发挥好形势教育的引导作用。我军是党领导下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武装力量,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思想上做到集中统一。目前,部队正逐渐放开手机的使用,各种社会舆论涌入军营,为确保部队思想上的集中统一,必须紧紧依靠形势教育来及时掌握和跟进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然而,当前我军的形势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形势教育跟不上形势,存在严重的时间滞后性。移动互联网造就了新兴媒体的创新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影响空间。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正利用互联网优势向我国发动宣传攻势,大肆进行网络渗透,妄图引导事件的舆论走向,歪曲事实真相。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官兵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类信息,但是一些青年官兵由于涉世不深,缺乏必要的信息识别能力和素养,很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侵蚀和蛊惑。这就需要我们在形势教育的过程中,剖析问题,查找本质。当前部队形势教育的主题是由上级下发的教育提纲决定,各单位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这就拉伸了教育的开展时间。让形势教育跟着计划走,严重影响了形势教育时效性的发挥,“形势”教育也就成了“形式”教育。形势教育时机把握不当,“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能力不够,使得军队容易丧失宣传教育上的主动权,不能及时占据舆论高地。 说:“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新形势下,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社会舆论之中,对官兵思想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军队形势教育必须在重大事件和突发问题发生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采取针对性分析和教育,引导官兵正确客观看待事件,理性思考,确保官兵在重大问题上不糊涂。因此,宣传教育部门要做到三个“及时”。一要及时发现。要时刻关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把握国家政策动态,了解官兵探讨的时政热点问题,掌握官兵思想状况,及早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热点,进而制定行之有效、针对性强的形势教育内容,打好宣传教育上的主动仗。二要及时教育。形势教育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必须及时开展、及时教育。宣传部门要针对当前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热点及时做出规划,组织人员对形势做出准确的预判和分析,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态度保持一致,并及时组织授课人员培训学习、制定教案、备课授课。各级机关要简化教育材料下达过程,减少环节,缩短周转时间,确保形势教育跟上形势。同时也要注重各单位在教育上发挥各自能动性,在把握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能够根据自身情况独自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三要及时总结。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各单位在形势教育开展后要及时进行教育的总结和汇报,针对不同类别的形势内容建立形势教育资源库,为以后形势教育的开展提供可靠而详实的参考资料,保障形势教育及时、有效地实施,打好主动仗。 二、形势教育不能走过场,以“三个结合”筑牢思想防线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2]同样,军队形势教育也要尊重规律,应时而变,不能停留于表面文章。形势教育授课不难,但是要想把形势教育讲全、讲深、讲透,入脑入心,而不是走过场,真正取得教育引导的成效,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当前,由于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授课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科班出身人员少,以及“重军事轻教育”现象严重,形势教育存在“走过场”的嫌疑。在形势教育内容上,国防建设内容多而社会形势内容少、文件宣读多而形势分析少、官话多而实际话语少等问题严重,教育上紧贴官兵生活不够,结合形势分析不够,教育开展活力不够,取得实际成效不够。形势教育本是紧贴社会生活实际、开拓官兵视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教育,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许多基层部队却让形势教育课变成读文件、读报纸、抄笔记的“走过场”,教育方式简单,教育实效欠佳。 新形势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与深水区,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上。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他们一方面加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攻击,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颠覆活动,不断向我国民众灌输西方价值观念,误导社会舆论,企图打断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当前,国内改革形势严峻、国际安全稳定形势严峻,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要跟上形势做教育,把教育的内容讲全、讲深、讲透,防止和克服形势教育“表面化”“口号化”“贴标签”F象,打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仗,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一要把形势教育与引导官兵客观地认识中国和看待外部世界相结合。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1]由于长期与外界接触不多,许多官兵的思想认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在与外界接触时存在明显的畏惧心理。而且许多官兵对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缺乏必要的辨识和融入能力,对于敌对势力的蛊惑性和煽动性言论缺乏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形势教育就要在这关键点上加强分析,对官兵进行辨识和融入能力方面的培训,引导官兵客观看待世界形势的变化,提高独立分析问题和辨识能力。二要把形势教育与“三个自信”教育相结合。狄更斯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如果用这句话来理解当代中国,一方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因素却异常活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不断强盛却与一些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相脱节。强调:“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当前,军队形势教育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加强对官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3]三要把形势教育与官兵需求相结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问题是有的教育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说不到官兵心坎里,激不起思想共鸣,没有找准穴位,打鼓没有达到点上”。形势教育要从部队实际、官兵需求出发,避免空对空的教育。时政新闻要重点讲、突发事件要及时讲、热点问题要随时讲,要以官兵需求为导向,紧跟形势变化,发挥教育实效。 三、形势教育不能简单无味,以“三个注重”提升教育活力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础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点放在基层一线。”[1]社会形势瞬息万变,形势教育方式方法也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这是时展的要求,是军事变革的需要,是广大官兵的期望。然而,长期以来,军队形势教育的方式方法相对单一,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随着部队官兵结构的更新换代,“80后”“90后”甚至“00后”日益成为主体,他们伴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崇尚自由,对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事件的分析有着自己的理解。而以往这种“坐而论道”的教学方式太过沉闷,缺乏主动性,提纲式教学不利于展示形势教育的魅力,改变落后的教育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1]。形势教育要让官兵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达到效果,教育方式就必须让官兵喜闻乐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教育要与时俱进,摈弃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与惯性思维,创新工作方法,改进教育形式,把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引向深入,激发教育的活力。一要注重发挥官兵主体作用。以往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隔离了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的联系,忽视了官兵的主体作用,不利于教育实效性的发挥。广大官兵是部队创新发展的主体,他们有思想、有智慧、有情感、有创造力。思想政治教育要采用官兵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让广大官兵切实融入教育中来,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可以采取讨论式教学,“真理越辩越明”,讨论式教学能够激发官兵参与的热情和能动性;还可以让官兵自编自演一些主题情景剧、拍摄微电影,表演快板、朗诵,或让官兵自己来授课,等等。让官兵融入教育中,这样既丰富了军营生活又达到教育的目的。二要注重用活新兴媒体资源。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伴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4G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变革。新兴媒体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一方面对形势教育及时性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形势教育提供重要的教育载体。形势教育要加快整合利用新兴媒体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挖掘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要利用互联网时刻紧跟热点问题,分析官兵思想动态,并在第一时间开展网上讨论,引导舆论走向。同时要加快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的步伐,利用互联网广泛开展网上授课、网上学习、网上答疑等教育手段,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要注重开展军民融合式教育。随着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不断拓展,军地双方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时代机遇,加快构建军地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统筹利用军地两种资源、两个课堂。军队要积极吸取地方的教育资源,邀请地方学者讲学,学习地方优秀教育理念。同时,营区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但也要适当开展社会大讲堂,延伸课堂空间,挖掘和利用驻地丰厚的教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用鲜活的生活素材引导官兵、教育官兵、塑造官兵、培养官兵,着力提高军队形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形势教育论文:论企业形势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功能 0引言 当前,人们对企业形势教育的目的、内容比较注重,而对教育的方法重视不够。诚然,形势教育的目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方法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没有恰当的方法,再好的内容也难以贯彻,形势教育的目的也难以达到。形势教育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内容和程序众所周知,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形势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内容以及职工的思想状况,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具有极大的优点。从宏观上分析,它可以充分发挥教育机制的整体效应,调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积极性。从教育者来说,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法通过声、像、文字、图表、表演等形式,因人制宜把所要说明的形势问题展现出来,从各个不同角度开展教育活动。从被教育者来说,为了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当前形势,就必须充分发挥眼、耳等感官的作用,积极接受教育者传递的信息,并经过大脑的分析思考,作出积极的反映和自认正确的判断。所以,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灵活多样地开展形势教育活动,可以充分调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个积极性,收到最佳教育效果。从微观上分析,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企业形势教育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1灌输功能 对企业职工进行形势教育,必须首先强调灌输。灌输是职工了解和正确认识形势的基础。企业职工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了解和认识,包括对自己本企业生产发展的总体形势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间接获得的。因此,企业形势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广大职工讲清当前我国的基本形势,本企业的生产形势,改革形势、竞争形势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增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深化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努力发展生产。在企业形势教育的诸多方法中,最能体现灌输功能的方法有报告会,专题讲座,广播,黑板报宣传等。哪个企业能够正确运用教育方法,对广大职工不断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较好地发挥灌输功能,职工的头脑就清醒,就能够认识形势,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2沟通功能 在形势教育中,运用家访、个别谈心等方法,有目的的向职工提出当前形势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征求职工的意见。对于职工难以理解的问题,在交谈中做出入情入理,入脑入耳的解释说明。由于这些活动是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交谈双方平等相待以诚相见,畅所欲言,甚至可以展开辩论,又由于教育者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所以能够较好地达到双向交流,沟通思想,明辨是非,认清形势的目的。 3疏导功能 这是职工自我教育的好方法。职工提出问题一般都是社会上和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职工开展座谈、讨论的应由企业的领导干部参加,定期有组织的进行,因为领导干部比较了解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熟知本企业生产、经营、职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能够回答职工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这些活动,解开职工的思想疙瘩,并进行疏通和积极引导,从而使职工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4激励功能 运用图片展览、电视录像、文艺宣传等方法,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能够起到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的作用。如果把石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职工收入和生活改善的状况制成图片陈列展览;把职工勇于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夺油奋力拼搏的会战场面拍摄下来,在电视新闻中进行播放;把干部职工学习焦裕禄、学习“铁人”、学习雷锋的动人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在职工群众中演出,可以寓教于乐,使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从而认清石油生产形势,振奋革命精神,激励职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为油田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5凝聚功能 领导和机关干部下基层,帮助基层开展形势教育,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职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可以转变机关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使职工感受到领导的关心,企业的温暖,从而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践证明,哪个企业比较注重机关干部下基层开展灵活多样的形势教育活动,这个企业的干群关系就密切,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各项生产任务完成的就好;反之,就差。 6风馈功能 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本身就是一个调查研究、信息反馈的过程。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解决职工思想上对当前形势的认识问题。要解决职工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首先了解职工在想什么,思想症结在哪里。了解过程就是收集信息,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再反馈给职工,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针对职工的思想症结,对当前形势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合情合理地分析说明。这种信息反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教育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收集到的信息能够及时处理,马上反馈给职工,如解答形势中的一般性问题;另一种是对信息不能马上处理,及时反馈,就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待有了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之后,再行反馈,如解答形势中的疑难问题。在形势教育中,教育者只有正确运用各种教育方法的这种反馈机制,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形势教育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和多种功能,但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合每一项形势教育的内容,方法因人制宜,因教育内容制宜;也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具有多种功能,一种教育方法可能具有几种功能,几种教育方法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功能。形势教育中的各种方法的运用及其功能,是由教育目的、任务和内容决定的。方法、功能和目的、任务、内容具有统一性。只有坚持这种统一性,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方法的功能,达到教育目的,增强教育效果。 形势教育论文:形势教育五个讲堂暨党群工作微型党课实践 实践证明,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和工作对象的新变化,积极探索新理念、新方法、新机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上新水平。2014年度,武装保卫部从实际出发,弘扬先进文化,整合文化资源,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载体,提出了“形势教育五个讲堂暨党务工作微型党课”宣传工作新思路,摸索出一条具有浓郁内保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路子。 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形势教育和党员理论教育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有的几乎是空白,即使开展了也大多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主要表现为:一是学习教育照本宣科。上面来了什么政策就原原本本的传达一番了事,而不管受众层次、水平、兴趣如何;二是学习教育方法呆板。大多是行政命令式宣传,口头报告式宣传教育,大多缺乏针对性、通俗性、生动性,灵活性。形式简单、呆板,使宣传对象难以接受,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三是学习教育形式单一。大部分单位局限在编制几期学习教育简报、或为基层职工订几份杂志的范围内,更别说创新性的开展宣传工作。 案例实践探索的方法和措施。找准一个好的载体,加之一个好的形式,将学习教育的形式服务于内容,给职工搭建一个自己的宣传舞台,其效果往往会比单纯地灌输,硬性地要求来得更好。武装保卫部的思路是:创办“一个讲台”(文化讲堂)、组建“两支团队”(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和微型党课宣讲团队)、打造“三种文化”(目标责任化、管理军事化、工作精细化),以“微、小、活”的方式层层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创办“一个讲台”――内保文化讲堂 开设以“上讲台锻炼自我,听讲座共促提高”为主题的“内保文化讲堂”,加强对内宣教。抓住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内保工作最关注的职工思想、廉政建设、爱岗敬业、团队精神、细节管理等各方面内容,设置集德、能、勤、绩、廉于一体的内保文化讲堂,与职工群众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内容雅俗共享,让方寸讲台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 二、组建“两支团队”―― 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和微型党课宣讲团队 (一)是组建“五个讲堂”宣讲团队。广泛吸取普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岗位职工等优秀演讲人员进入宣讲团队,利用灵活快捷的方式,及时把科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公司的重大工作部署宣传到每名职工,让五个讲堂宣讲团队成为政策法规宣传员、业务技能普及员、职工思想反馈员、为民办事服务员,使党的先进理论及公司的最新举措到工段、进岗位、入头脑。 (二)是组建“微型党课”宣讲团队。针对过去普通党员在接受党课教育中存在的“听得多、看得多、思考少、参与少”,参与党课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武装保卫部组织建了“微型党课”宣讲团队,改变以往党课自始至终由领导、专家一人讲的模式,把话筒交给普通党员,让他们走上讲台。在具体操作中,一般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根据党员教育的中心议题,打破职务、岗位、资历、学历的限制,鼓励每个党员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议题,大胆走上讲台,人人争当教员,人人都是学员,相互都是听众,党员们在宽松、民主的氛围中平等互动地交流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会。 三、打造“三种文化”――目标责任化、管理军事化、工作精细化 (一)目标责任化。在制定年度、半年宏观计划的基础上,实行“日统计、周总结、月分析、季述职”的管理模式,将目标管理的周期缩短到以日、周为单位,及时分析总结工作开展中的问题,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调整目标任务,做到目标动态化管理。 (二)管理军事化。学习借鉴军队管理模式,并同岗位标准化作业、综合治理等工作相结合,以军事化管理为突破口,逐步培养员工养成严谨有序的工作作风,促进队伍管理的进一步规范,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推进诚信岗建设。加强岗位道德教育,规范形象岗建设。深入开展廉洁自律教育和岗位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邀请钢城公安分局专业人员为风险岗位队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增强职工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意识。 夯实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开展“提素质、比技能、树形象、做贡献”主题系列活动,结合武装保卫部工作特点,以岗位练兵、强化素质入手,开展演讲赛、知识竞赛、才艺比赛、军事技能比武等系列赛事活动,不断提高企业内保队伍综合素质,培养造就业务水平精、素质能力强、执勤标准高、整体形象好的专业人才,按照“国旗班”标准培养“政治合格、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企业内保队伍,更好的为承钢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三)工作精细化。将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方法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从基础、细节工作做起,力求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精、准、严、细,理顺工作流程,堵塞管理漏洞,眼睛向内,深挖潜力,最终达到提高队伍管理水平的目的。 在夯实基础管理成果上,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形成决策“零误差”、管理“零疏忽”、检查“零缺位” 特色“零失误”管理体系。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意防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建立全面的防范管理体系。积极延伸管理职能,转变观念,打破以前只盯点、面的工作方法,放眼全局构筑治安防范体系,对体系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合理调整防范力量,构建覆盖基层各岗位和各项工作全过程的完整管理体系。 取得的效果。第一、为基层职工群众搭建一个文化展示舞台。很多干部职工都说“我们有了自己的文化展示舞台”。在基层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同时,展现自我,提高自我。同时随着活动的不断推进,干部职工逐渐转变工作作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有力地推进职业道德建设,促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第二、宣传思想文化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建立了长效的宣传思想文化体系,形势教育五个讲堂与党群工作微型党课的活动效果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教”与“学”角色的转换提高了职工群众参与党课的积极性,增强了提升能力素质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第三、组织活力和员工素质得到有效激发和不断提高。较好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上快捷、效果上实在,实现了党员教育与时代特点的有机结合。在授课过程中,广大党员开阔了视野,完善了知识结构,推进了理论学习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同时鼓励普通职工走上讲台,给他们展示、锻炼、表达、提升的平台。授课的有员通过查找资料、消化内容、提炼观点、确定思路、进行讲课的过程,深化了对党的重大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了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他们的理论水平、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及综合素质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形势教育论文:放大思想政治教学的形势教育价值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它担负着对学生进行国内外形势及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教育重任,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恰恰是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思想政治课教学如何有效开展时事政治和形势教育,是一个亟待重点探讨和突破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一项紧迫任务 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出现了与形势教育的脱节现象。一是虽然各种考试都涉及时事热点,但不少学校总是采用突击方法,在考前搜集相关时事问题,让学生死记硬背以应对考试。二是尽管新课程教材与时事、生活联系紧密,但大部分教师课堂教学仍然只重课本知识的传授,忽略形势教育,致使课堂教学缺乏时代感和应有的生活气息。因此,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加强形势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形势教育是中学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德育的重要内容。苏霍姆斯基说:“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残酷的感情”。在思想政治课中加强形势教育,是引导学生关心时政、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提高道德水准的要求。青少年处于人生初始阶段和情感最为丰富的时期,品格培育关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国家民族的未来。虽然现行思想政治教材涉及品德教育,但一旦脱离了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素材,就很难把知识内化为品格。 其次,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推进新课改的需要。新课程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融为一体的三维目标教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新课改课堂教学中融进德育是当前学校德育的重点,如果没有时事材料的渗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必然是空对空。 再次,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是应对社会转型和多元价值挑战的现实需要。开发性、多元化社会文化良莠并存,要求思想政治课发挥主流教育作用: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进行形势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教育学生分析比较和鉴别真伪,选择吸收先进文化,防止消极落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渗透。 第四,突破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的滞后性须加强形势教育。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修订频率较快,编写者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国家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形,适时调整教材内容,但很难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教材相对处于静态,必须以动态的现实素材去丰富静态的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的原则 一是全方位高质量地完成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智力、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等。思想政治课结合国内外大事和学生的现实生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空洞的理论和概念,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其次,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要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形成科学的思想意识是思想政治课的重要任务,但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潜移默化形成的,需要正面引导学生对时事、大事的辨析和判断。 再次,思想政治课强化形势教育须接地气。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教育教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必须立足国情、校情、学情。当前,教育方面的国情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存,虽然多数学校都在思考探索素质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素质教育实施还存在诸多困难。教育的校情之一就是城乡差别,并由此决定了城乡民众思想意识的差异,城乡学生对时事的关注程度也就不同。教育的学情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青少年,加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时期,他们富有朝气而又迷惘徘徊,需要针对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中学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必须遵循教学规律。教育要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青年学生在兴趣、爱好、意志、性格等方面也存在着个性差异,形势教育在选材、评价、要求上必须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三、中学生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的策略 (一)政治课教学要善于捕捉形势教育的契机 中学生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塑性强。思想政治课要抓住这一特点,通过贴近生活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如“5·12”地震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政治教师及时地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学生,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兴趣促进思想政治课与形势教育的结合 子曰:“好知之不如乐知之”。所有智力教育都依赖兴趣,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人的感官处于最活跃状态,接收知识信息达到最佳效果,并有效诱发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应从学生感兴趣的时事入手,如印发一些与教材相关的小故事、让班级学生讲故事等,让学生在欣赏故事中学到做人的道理。 (三)典型案例是引起学生情感共鸣的催化剂 思想政治课讲解一些学生关注的事件和典型案例,既能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又能增强教学魅力,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如教学八年级《思想政治》第六课《拒绝犯罪》一课时,播放一段从中央电视台《法治社会》栏目播放的典型案例,讲述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中学骇人听闻的事件:5个九年级男生将该校一位女孩拉到男生宿舍强奸……短短的案例解剖,便能使每个学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思想政治课加强形势教育应强调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教学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和开发性,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创新教学模式,开放教学形式、内容和问题结论。思想政治课不仅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还有鲜明的时代性,但由于教材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教学时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补充拓展,而且补充拓展的教学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人类历史创造的文明成果、学科知识等。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补充拓展时,往往打上了教师的个性烙印,这不仅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 (五)进行丰富多彩的课外形势教育 1.举行时事政治大赛 每年我校都举行中学生时事政治大赛,让学生通过班内预赛、年级复赛,最后参加学校决赛。整个活动过程中,通过广泛宣传、民主选拔,既激发了学习兴趣,也增强了学生集体主义观念。 2.编写时事小报 我校每学期定期组织学生编写时事小报,指导学生自主设计排版,分工合作完成,并在年级范围内交流评比,学生在团体协作中既提高了实践能力,也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3.学生撰写小论文 我校指导学生用教材所学知识点评时事新闻,培养批判意识,挖掘创造潜力,定期撰写小论文。学生认真收集整理时事材料,对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展开思考探索,通过撰写论文表达个性观点。 (六)加强学生习惯培养和方法指导 亚里士多德说:“优秀是一种习惯”。教师需要培养学生关心、收集时事资源的好习惯,并指导学生对时事资源进行筛选加工和灵活多样展示,并体现实效与灵活的特点,既可制作成生动形象的课件,也可以是小报展示,以帮助学生全面认识时事背景、社会影响、发展趋势等。 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中学生需要对国际国内大事有个基本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把形势教育渗透到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各个环节,放大思想政治教学的形势教育价值,有助于学生消除疑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自己作为社会人的基本品格。 (作者单位:四川省阆中中学,四川,南充 637400) 形势教育论文:开展形势教育 提升发展动力 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输油处承担着长庆油田靖安、盐定、姬塬3大产油区14个油田的原油外输任务。适应油田公司建设西部大庆以及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吨的形势和要求,近年来,我处先后承担了姬塬油库、长庆宁夏商业储备库、油房庄生产运行储备库、姬惠输油管道、吴定输油管道、姬塬联络线等工程建设任务和持续增长的原油外输任务。为使全处员工及时了解和认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明确形势和任务,抢抓机遇,优质高效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以及长庆油田原油北输任务,我们持续深入开展”形势、目标、责任、任务”主题教育活动,达到了“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形势任务、落实目标责任、破解发展瓶颈、凝聚队伍力量、助推企业发展”的良好效果,形成了同心同德、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分析形势定任务 一是明确内外形势与储输发展思路。围绕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现状与油田公司发展前景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企业应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意识的觉醒与企业面临的市场、法律和道德风险,我处在长庆油田储输布局中的定位和地位以及如何适应建设西部大庆的形势和要求等内容,通过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石油行业发展现状专题讲座以及形势任务分析会等形式,分析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确立了以“加快1300万吨储输能力建设、保证长庆油田原油北出口畅通、确保大库大站安全平稳运行、经济总量和效益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党组织的作用明显加强,企业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企业软实力不断增强、企业实现绿色和谐持续发展”为内容的企业发展思路及规划。 二是明确奋斗目标与主题教育活动内容。围绕年度“效益类、营运类、人员类”三大类业绩目标以及“队伍建设、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安全环保、节能减排、输油生产、工程建设、成本控制”等具体指标开展形势和任务、目标和对策分析,形成较为完善的年度业绩目标量化分解与考核考评体系,明确了年度总体工作思路、工作重点及专项工作任务。如:针对员工队伍素质与能力如何适应大发展的形势问题,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先后启动了员工素质提升年、精神文明建设年等活动。在班子层面开展“四好”班子创建活动,在机关层面开展“六型”机关创建活动,在班组层面开展“五型”班组创建活动,在党支部中开展“六个一”创建工作,实现了提升能力、提高效率、提升工作质量的目标。 二、组织宣讲到基层 紧紧围绕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年度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把形势讲充分,把思路讲清晰,把任务讲明确,把目标讲清楚,把要求讲透彻”的总体要求,成立形势目标责任任务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宣讲小组,制定宣讲提纲、制作宣传手册,紧密结合实际,进行了形式多样、广泛深入的宣讲。 一是领导带头宣讲。领导班子成员深入承包联系点,与联系点班子共同研讨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共同分析查找潜力与优势,结合矛盾宣讲如何去破解、结合问题宣讲如何找方法、结合潜力宣讲如何去挖掘、结合优势宣讲如何去发挥,理顺了工作思路。 二是召开会议宣讲。召开由机关全体干部和基层党政主要干部参加的干部大会,宣讲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及储输发展形势,并针对队伍中存在的信心问题、干部能力问题、队伍凝聚力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和讲解,引导全体干部党员,牢记历史,树立信心,自觉履职。 三是深入基层宣讲。组织宣讲组“下队站、访基层”宣讲活动,坚持把深入宣讲与了解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听取员工意见建议相结合,向员工讲解企业的形势、机遇、挑战、未来规划等,引导员工进一步立足岗位为企业分忧愁、出计谋、做贡献。四是走进项目宣讲。重点宣讲石油储备库及管道建设的有利形势及意义,工程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具体措施,矛盾与困难,引导参战干部员工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为工程建设坚实思想基础。 三、开展讨论明责任 围绕企业发展的制约点、着力点、突破点等,细化讨论专题,开展群众性大讨论,梳理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前进方向,形成了集思广益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一是正向引导示范讨论。以党支部、班组为单元,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发言,员工群众踊跃参与的形式,先后组织开展“公司油气当量实现5000万,我们三输怎么办?”“建设西部大庆,我们怎么看?”“储输大发展,如何能实现?”等全员大讨论。大家认为,长庆油田有实现5000万吨油气当量的政策环境、资源基础、技术实力和人才支撑,油田公司在领导体制、生产生活布局、用工形式、薪酬分配、激励机制、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发展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布局,为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建设西部大庆扫清了体制性障碍,靖安、盐定、姬塬3个产油区储量规模及上产情况为我处实现1300万吨储输能力建设目标以及年度储输目标提供了资源保障,也只有加快西部大庆建设、加快储输能力建设,才能在发展中解决企业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通过讨论,解决了员工队伍思想上的疑虑,明确了自身担负的职责,坚定了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做到了主题突出、有的放矢。二是结合实际分析讨论。针对企业发展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转变发展方式,我们怎么办?”“企业要发展,如何保安全?”“企业大发展,哪里是短板?”等专题讨论。通过讨论,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如:在发展方式上形成了坚持“标准化、模块化、市场化、数字化”管理以及低碳发展、低成本发展、绿色发展的共识;在加强输油管道安全巡护上梳理形成了护管“16法”;在节能减排上确立了“回水利用、变频调速、电力补偿”等9项措施;对讨论中提出如管道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预防等前瞻性的问题,以及阴极保护不到位等现象,我们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现场看实情、出实招、定对策,开展专题研究或现场分析研究解决。三是立足岗位灵活讨论。组织干部员工围绕“建设西部大庆、我能做什么”、“储输大发展、我要做什么”、“岗位做贡献,我该做什么”专题讨论,以及“我是企业的主人翁,我为单位做什么?“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为家庭做什么?”“我是自己的主心骨,我为自己做什么?”等议题进行讨论。通过热烈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自身定位和未来的努力方向以及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员工中形成了“认认真真干工作,平平安安上下班,老婆孩子心里安;我为企业做贡献,企业发展我发展,人生才能有尊严”等一些倾向性的认识,队伍精神面貌焕发了新气象。大家认为,每个人都是西部大庆的参与者、建设者,认真负责、平平安安、干好本职、站好每一班岗,就是对建设西部大庆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企业、家庭及自身最大的负责,也是我能做、要做、该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做好、要做好、该做好的事。
公共管理学论文:管理学理念下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从管理学演进到公共管理学:汲取及超越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优秀,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综上,虽然公共管理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于公共管理学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于公共管理学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之间仍然存在继承的联系,公共管理学在可预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实现科学公共治理的目标,需要公共管理学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需要其基于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对公平以及效率进行重新整合,并且鼓励公共管理实践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发展,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经世致用的重要社会使命。 作者:吴燕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课堂教学下的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式单一在传统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传授、学生听讲为主,教师在课堂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少得到发挥。由于公共管理学课程通常是安排在大一、大二进行学习,该阶段学生对公共管理问题的认知还处在较低层次,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易使得课堂内容枯燥且内容较难理解。课堂中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如提问、案例讨论等,但这些互动内容的优秀主体仍然是教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起“配角”的作用。在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主导下,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被动性。 2.案例教学不够深入“案例教学是一种在教师的安排和指导下,学生通过阅读、讨论对已被整理出来的个别事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类事物的一般原理的教学方法”,“组织得当可以取得如下积极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②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案例的有效设计和对学生的合理引导,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时主要还是运用例证法,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作为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补充,或者以提问的方式试图引起学生对案例的深入思考,但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案例,对案例的思考也缺乏深度。从实际效果看,学生难以从案例教学中培养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考核方式单一目前,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主要还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卷面题目较大一部分内容是书本上一些记忆性的基本知识点,学生只要在期末进行突击复习就能通过甚至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少学生通过与本专业的学长们交流,在掌握这一规律后,往往会出现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考试“抱佛脚”的情形,学生重结果、轻过程,更加重了对平时学习不够重视的情绪,陷入课堂教学效果欠佳的恶性循环。 二构建应用导向的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目标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本教学团队认为公共管理学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明白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理论与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将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体现公共管理学学习的价值。在此教学目标引领下,需要调整以往授课的教学内容。在基本理论教学外,特别增设具有实践性的案例讨论、团队学习、成果展示、公文写作、实践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公共管理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在课程实践中加深对管理的体验和感悟。由于学时限制,教学内容增加后,必须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团队式学习与管理+课堂团队展示”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理论教学与团队展示点评以及案例讨论为主,而将关注公共管理热点问题、读书报告等实践性活动交由学生团队在课外开展完成。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能使教学改革收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学生课外学习投入明显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团队意识逐步形成,合作能力提高;科研及实践应用能力提高。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而是侧重于培养教师引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互动氛围。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具体角色扮演中感知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情景模拟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培养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通过现场观摩,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充分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习兴趣等。另外,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把课程信息、电子课件、教学素材上传至共享平台,并设立BBS讨论模块,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课余的互动交流,使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线上交流,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能更及时地实现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厘清理论知识、掌握调研方法等。尤其对于课程中涉及比较抽象的概念,坚持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的思路,主讲教师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资料和学生学习反馈信息,形成对知识点的有效补充,从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开发多层次、分类别的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侧重于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案例设计、学生准备、案例讨论、讨论总结点评几个阶段。其中案例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学生的特点,在课程导入阶段,案例教学以教师举例为主,通过讲解实际发生的公共管理案例,引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正确理解现实公共管理实践中包含的各种理论。在课程进入重要知识点的讲授时,通过案例的引入、案例的讨论和案例的总结点评等形式,全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卷面考试中,合理设计理论考核与理论应用考核的比重,将案例分析作为考核学生理论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层次的案例教学,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分析讨论中存在的认识模糊、理论应用困难的问题。同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作用,即可以让学生参与搜集、设计和制作经典案例,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反馈、改进作用。 4.采用团队式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学习开始,由学生自由组合成4~6人的学习团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团队为单位,开展实践调研、案例分析讨论、成果展示等教学活动,因此,该团队不仅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平台,更是一个学生自我管理和进行管理实践的平台。通过团队式学习,学生不仅对公共管理理论和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协调平衡的能力。 5.尝试全课堂开放教学模式这是一种将教学过程由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将学生目光由书本转向社会、并全方位地组织教学素材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采用经典阅读、实践调查、案例搜集及讨论、团队自我管理等方式加以实施,并将部分课堂搬至校外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的教学能将学生置于真实的公共管理情境之中,使抽象的公共管理问题变得具体而真实。对于学生而言,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这些活动,能成功地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同时也将学生学习的目光由书本转向了整个社会,引导他们关心社会,运用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素养。 6.改革考核方式,采取全方位课程考核方式,力求课程成绩反映目标达成水平采用“理论考核与实践应用能力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核学生学习成绩,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期末考试,更重视平时每一个学习环节质量;不仅关注个人,更关注团队业绩和自身在团队建设中的作用,使考核真正成为促进教学目标达成的有效工具。具体实施过程中,将所有教学环节纳入其中,不仅有理论考核,更有对实践环节的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将课堂表现、团队管理、案例讨论、实践调查、读书报告等全部计入平时成绩中,同时课程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与卷面考试成绩按一定权重组成,并不断提高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所占比重,改变以往期末一张考卷定分数的局面,唤起学生对平时学习的重视,通过综合的考核方式来引导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岚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课程改革下的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引言 从专业内部来讲,培养目标的实现是以专业课程体系为依托,其合理性最终取决于是否满足对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刘强等,2009)。因此,如何更好地让学生掌握知识、增强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已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学生对目前课程的评价与需求,本文选择公共管理学课程作为调研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设计了学生个人能力、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5个方面的20个问题。问卷调查于2014年5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经管专业的11级2个班中展开,发放问卷30份,回收30份,30份问卷全部有效,有效率达到100%。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推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调查结果分析 1.学生学习能力方面。从学习成绩的判定来看,大部分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成绩是中等偏上的,其中成绩一般的学生最多,占50%,这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对农林经管专业的了解程度,70%的学生反映出一般的特点。对于大三的农林经管学生来说,大部分学生竟然对该专业的了解不够深入,反映出需要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对该专业表现出喜欢态度的学生仅仅占16.7%,而较喜欢和一般喜欢的学生占73.4%。从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来看,60%的学生认为对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用功程度是最主要的因素,这就说明培养学生对相关学科的兴趣爱好是至关重要的。 2.课程设置方面。从学生对课程目标的清晰度来看,仅有6.7%的学生认为自己很清楚课程目标,而大部分学生对课程目标的认识一般(53.3%)。这反映出作为公共管理学的目标设置不够清晰。从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判断上来看,认为公共管理学是优秀课程的占16.7%,是重要课程的占36.7%,是比较重要课程的占26.7%。这说明,学生对公共管理学这门课比较看重,并视为重要课程来学习。从开课的学期安排来说,46.7%的学生认为比较合适,33.3%的学生认为有些偏晚。同时,关于学时长度,50%的学生认为较合适,23.3%的学生认为较短。目前,公共管理学安排在大三的下学期开课,部分同学面临考验复习和找工作的问题。 3.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从选用教材的实用性来看,70%的学生认为选用的教材是较新颖的,这反映出学生对教材的认同感。从教材结构的安排来看,认为教学内容合理与较合理的分别占6.7%和23.3%,而认为一般的占53.3%。这说明很多同学对教学内容的安排不是非常满意,后续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加以改进。 4.教学方法方面。理想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可以使学生更加主动地学习(郑丽凤等,2011)。因为调查问卷采用喜好程度排序的方式,为了全面捕捉学生对教学方式不同的偏好程度,第一位次的选项计6分,第二位次的选项计5分,依次类推,最后一位次的选项计1分。最后,计算每个选项的总得分并排序。计算结果显示,学生对于教学方式的偏好排序依次是:实践实习,案例教学,小组讨论,专题讲座,理论授课,课后习题。这种结果说明,学生对于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是最喜欢的,因此其预期的效果应该最好。而对于纯粹的理论教学,则不是最佳的授课方式。 5.课程考核方面。目前,公共管理学的期末考核分为期末试卷和平时成绩两个部分,一般来说分别占比70%和30%。表示赞同该比例的学生占70%,剩下的30%的学生表示不赞同该比重。持反对意见的学生中,100%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加实践考核环节,还有20%的学生认为应该增加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了解了学生对公共管理课程的基本需求,明确了教学的不足以及改进方向。具体来说,学生对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并不是很明确,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与时间环节联系的紧密性不够,开课的学期较晚,教材内容略显陈旧、结构不甚合理等等,这些都会影响该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因此,今后应该进一步明确课程定位和目标,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完善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将本课程最新的内容和前沿知识引入到课堂中,适当提前课程开课时间,增加学时数量。同时采用理论知识传授与现实案例相结合等多种教学手段。最后,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感受到学有所用,真正成为新时期复合型农林人才。 作者:张寒赵青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交通与测绘工程分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课堂教学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式单一在传统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传授、学生听讲为主,教师在课堂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少得到发挥。由于公共管理学课程通常是安排在大一、大二进行学习,该阶段学生对公共管理问题的认知还处在较低层次,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易使得课堂内容枯燥且内容较难理解。课堂中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如提问、案例讨论等,但这些互动内容的优秀主体仍然是教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起“配角”的作用。在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主导下,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被动性。 2.案例教学不够深入“案例教学是一种在教师的安排和指导下,学生通过阅读、讨论对已被整理出来的个别事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类事物的一般原理的教学方法”,“组织得当可以取得如下积极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案例的有效设计和对学生的合理引导,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时主要还是运用例证法,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作为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补充,或者以提问的方式试图引起学生对案例的深入思考,但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案例,对案例的思考也缺乏深度。从实际效果看,学生难以从案例教学中培养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考核方式单一目前,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主要还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卷面题目较大一部分内容是书本上一些记忆性的基本知识点,学生只要在期末进行突击复习就能通过甚至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少学生通过与本专业的学长们交流,在掌握这一规律后,往往会出现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考试“抱佛脚”的情形,学生重结果、轻过程,更加重了对平时学习不够重视的情绪,陷入课堂教学效果欠佳的恶性循环。 二构建应用导向的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目标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本教学团队认为公共管理学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明白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理论与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将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体现公共管理学学习的价值。在此教学目标引领下,需要调整以往授课的教学内容。在基本理论教学外,特别增设具有实践性的案例讨论、团队学习、成果展示、公文写作、实践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公共管理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在课程实践中加深对管理的体验和感悟。由于学时限制,教学内容增加后,必须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团队式学习与管理+课堂团队展示”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理论教学与团队展示点评以及案例讨论为主,而将关注公共管理热点问题、读书报告等实践性活动交由学生团队在课外开展完成。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能使教学改革收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学生课外学习投入明显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团队意识逐步形成,合作能力提高;科研及实践应用能力提高。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而是侧重于培养教师引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互动氛围。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具体角色扮演中感知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情景模拟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培养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通过现场观摩,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充分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习兴趣等。另外,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把课程信息、电子课件、教学素材上传至共享平台,并设立BBS讨论模块,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课余的互动交流,使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线上交流,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能更及时地实现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厘清理论知识、掌握调研方法等。尤其对于课程中涉及比较抽象的概念,坚持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的思路,主讲教师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资料和学生学习反馈信息,形成对知识点的有效补充,从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开发多层次、分类别的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侧重于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案例设计、学生准备、案例讨论、讨论总结点评几个阶段。其中案例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学生的特点,在课程导入阶段,案例教学以教师举例为主,通过讲解实际发生的公共管理案例,引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正确理解现实公共管理实践中包含的各种理论。在课程进入重要知识点的讲授时,通过案例的引入、案例的讨论和案例的总结点评等形式,全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卷面考试中,合理设计理论考核与理论应用考核的比重,将案例分析作为考核学生理论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层次的案例教学,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分析讨论中存在的认识模糊、理论应用困难的问题。同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作用,即可以让学生参与搜集、设计和制作经典案例,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反馈、改进作用。 4.采用团队式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学习开始,由学生自由组合成4~6人的学习团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团队为单位,开展实践调研、案例分析讨论、成果展示等教学活动,因此,该团队不仅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平台,更是一个学生自我管理和进行管理实践的平台。通过团队式学习,学生不仅对公共管理理论和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协调平衡的能力。 5.尝试全课堂开放教学模式这是一种将教学过程由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将学生目光由书本转向社会、并全方位地组织教学素材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采用经典阅读、实践调查、案例搜集及讨论、团队自我管理等方式加以实施,并将部分课堂搬至校外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的教学能将学生置于真实的公共管理情境之中,使抽象的公共管理问题变得具体而真实。对于学生而言,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这些活动,能成功地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同时也将学生学习的目光由书本转向了整个社会,引导他们关心社会,运用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素养。 6.改革考核方式,采取全方位课程考核方式,力求课程成绩反映目标达成水平采用“理论考核与实践应用能力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核学生学习成绩,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期末考试,更重视平时每一个学习环节质量;不仅关注个人,更关注团队业绩和自身在团队建设中的作用,使考核真正成为促进教学目标达成的有效工具。具体实施过程中,将所有教学环节纳入其中,不仅有理论考核,更有对实践环节的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将课堂表现、团队管理、案例讨论、实践调查、读书报告等全部计入平时成绩中,同时课程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与卷面考试成绩按一定权重组成,并不断提高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所占比重,改变以往期末一张考卷定分数的局面,唤起学生对平时学习的重视,通过综合的考核方式来引导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岚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课堂上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程教学定位模糊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教学能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形成较为专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但在课堂教学中主要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我们不难看到,在一些公关管理学教材中,讲的都是一些基本原理。而针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改革现实问题的论述并没有多少分量。”①本科阶段的学生不同于MPA(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生,本科学生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对理论知识难以理解和消化。尤其是在应用型本科学校,过于强调公共管理的理论学习,既难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和相关技能,也无法像研究型大学一样激发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课程教学定位的不明确导致课程内容设计无法凸显对应用型技能的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难以得到有效训练。整体教学内容安排不够科学合理,不但会影响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甚至会影响学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整体的学习兴趣。 2.教学方式单一在传统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传授、学生听讲为主,教师在课堂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少得到发挥。由于公共管理学课程通常是安排在大一、大二进行学习,该阶段学生对公共管理问题的认知还处在较低层次,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易使得课堂内容枯燥且内容较难理解。课堂中也会设计一些互动环节,如提问、案例讨论等,但这些互动内容的优秀主体仍然是教师,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起“配角”的作用。在传统的以教师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主导下,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被动性。 3.案例教学不够深入“案例教学是一种在教师的安排和指导下,学生通过阅读、讨论对已被整理出来的个别事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理解同类事物的一般原理的教学方法”,“组织得当可以取得如下积极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②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缺乏对案例的有效设计和对学生的合理引导,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时主要还是运用例证法,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作为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补充,或者以提问的方式试图引起学生对案例的深入思考,但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案例,对案例的思考也缺乏深度。从实际效果看,学生难以从案例教学中培养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4.考核方式单一目前,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主要还是通过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卷面题目较大一部分内容是书本上一些记忆性的基本知识点,学生只要在期末进行突击复习就能通过甚至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少学生通过与本专业的学长们交流,在掌握这一规律后,往往会出现平时学习不努力期末考试“抱佛脚”的情形,学生重结果、轻过程,更加重了对平时学习不够重视的情绪,陷入课堂教学效果欠佳的恶性循环。 二构建应用导向的公共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 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目标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本教学团队认为公共管理学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学生明白公共管理的相关概念、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理论与原理,更重要的是,能将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体现公共管理学学习的价值。在此教学目标引领下,需要调整以往授课的教学内容。在基本理论教学外,特别增设具有实践性的案例讨论、团队学习、成果展示、公文写作、实践调查等内容,以培养学生公共管理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在课程实践中加深对管理的体验和感悟。由于学时限制,教学内容增加后,必须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团队式学习与管理+课堂团队展示”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理论教学与团队展示点评以及案例讨论为主,而将关注公共管理热点问题、读书报告等实践性活动交由学生团队在课外开展完成。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能使教学改革收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学生课外学习投入明显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团队意识逐步形成,合作能力提高;科研及实践应用能力提高。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改变以往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而是侧重于培养教师引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互动氛围。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具体角色扮演中感知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情景模拟法,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培养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通过现场观摩,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充分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习兴趣等。另外,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把课程信息、电子课件、教学素材上传至共享平台,并设立BBS讨论模块,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课余的互动交流,使有限的课堂讨论延伸至线上交流,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能更及时地实现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厘清理论知识、掌握调研方法等。尤其对于课程中涉及比较抽象的概念,坚持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的思路,主讲教师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科研成果资料和学生学习反馈信息,形成对知识点的有效补充,从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并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开发多层次、分类别的案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侧重于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案例设计、学生准备、案例讨论、讨论总结点评几个阶段。其中案例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学生的特点,在课程导入阶段,案例教学以教师举例为主,通过讲解实际发生的公共管理案例,引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正确理解现实公共管理实践中包含的各种理论。在课程进入重要知识点的讲授时,通过案例的引入、案例的讨论和案例的总结点评等形式,全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课程卷面考试中,合理设计理论考核与理论应用考核的比重,将案例分析作为考核学生理论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层次的案例教学,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分析讨论中存在的认识模糊、理论应用困难的问题。同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主动作用,即可以让学生参与搜集、设计和制作经典案例,并注重发挥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反馈、改进作用。 4.采用团队式学习的教学组织形式在课程学习开始,由学生自由组合成4~6人的学习团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团队为单位,开展实践调研、案例分析讨论、成果展示等教学活动,因此,该团队不仅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平台,更是一个学生自我管理和进行管理实践的平台。通过团队式学习,学生不仅对公共管理理论和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协调平衡的能力。 5.尝试全课堂开放教学模式这是一种将教学过程由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将学生目光由书本转向社会、并全方位地组织教学素材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采用经典阅读、实践调查、案例搜集及讨论、团队自我管理等方式加以实施,并将部分课堂搬至校外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的教学能将学生置于真实的公共管理情境之中,使抽象的公共管理问题变得具体而真实。对于学生而言,在校外实践基地开展这些活动,能成功地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同时也将学生学习的目光由书本转向了整个社会,引导他们关心社会,运用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去观察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专业素养。 6.改革考核方式,采取全方位课程考核方式,力求课程成绩反映目标达成水平采用“理论考核与实践应用能力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个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核学生学习成绩,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重视理论学习,而且注重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期末考试,更重视平时每一个学习环节质量;不仅关注个人,更关注团队业绩和自身在团队建设中的作用,使考核真正成为促进教学目标达成的有效工具。具体实施过程中,将所有教学环节纳入其中,不仅有理论考核,更有对实践环节的考核,在实际操作中,将课堂表现、团队管理、案例讨论、实践调查、读书报告等全部计入平时成绩中,同时课程综合成绩由平时成绩与卷面考试成绩按一定权重组成,并不断提高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所占比重,改变以往期末一张考卷定分数的局面,唤起学生对平时学习的重视,通过综合的考核方式来引导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岚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研究论文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学论文:传宗人理性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公共管理的“失心疯”:失落的公共之心 关于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旗手——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公共行政的精神》中这样引述了杜威之问:“正如杜威(JohnDewey,1954)所说的那样,20世纪研究公共问题的人一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公共似乎已经消失,这的确令人费解。我们对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活动了解得很清楚。立法者纵情地制定法律,官员花费很大的精力执行这些法律,法院的法官要尽其所能处理堆积如山的各种诉讼。但是这些官员应该代表的公共又在何方呢?””六十年前的杜威之问,不仅反映出战后美国的公共管理时常偏离公共之轨的现实,而且对大洋彼岸的新中国同样具有警示意义。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少有在公共之轨上安稳前行之时。在改革开放前,紧锣密鼓的政治运动使我国的公共管理在极左思潮的节拍下翩翩起舞,公共管理的躯壳之内时常只有政治之心而无公共之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管理从先前的政治之轨转轨至经济之轨,公共管理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国的公共管理时常被追逐财富的经济之心所左右,公共管理本应秉持的公共之心同样难得一见。而缺乏公共之心的公共管理,就像一个得了失心疯的病人,即便四肢强健有力,其行为也只是躁动和抓狂,不可能安守于公共之轨。钱理群教授批评当下我国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_2J其实这不仅仅是我国的大学教育迷失方向的表现,更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因缺乏公共之心而偏离公共之轨的具体表现。 二、公共管理“失心疯”的学科之因:公共管理学价值理论的缺失 对于公共管理的“失心疯”,杜威直接从人们的行为中探寻原因。他认为,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人们不能或不愿意组织起来,参与到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政治共同体之中。ll(与杜威不同,李普曼则进一步从人们的认识层面探寻原因。在他看来,“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一种公共哲学。在缺乏公共哲学的情况下,由于没有人对公共行为负责,所以大多数人的后果都是相当自私的。”_lJ(在笔者看来,公共管理的“失心疯”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普遍存在,原因非常复杂,但公共管理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学的价值理论的缺失亦难辞其咎,这就是公共管理“失心疯”的学科之因。尤其是由清廉官员所主导的公共管理也难以确保公共之心的现实,更反映出公共管理学没有担负起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价值导向的责任。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学无疑应当有一套关于公共之心的价值理论。但迄今为止,公共管理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理论,反倒是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的价值理论100反客为主、鸠占鹊巢,而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价值理论。这使现今的公共管理学沦为纯粹的“术”学,沦为服务于政治学之道、管理学之道、经济学之道的技术性学科,沦为上述三个学科的“三姓家奴”,沦为一种无“道”之“术”。从学说史的角度看,现今的公共管理学脱胎于政治学。当一百多年前威尔逊提出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理论之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才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但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理论的优秀观点——决策问题归政治、执行问题归公共管理——本身就将公共管理定位于政治的婢女——一个听凭政治使唤的丫鬟。可见,公共管理学首先以政治学为“姓”。其后,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公共管理走上了一条技术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管理学之道——追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效率,成为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导向。中文“公共管理学”这个名称本身,就将该学科定位于管理学的分支。由此,公共管理学又有了第二“姓”——以管理学为“姓”。到上世纪中叶,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兴起,公共管理学开始以这些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由此,经济学之道——寻求经济增长的效率,开始成为公共管理实践及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导向,从而使公共管理学有了第三“姓”——以经济学为“姓”。可见,公共管理学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就难以使公共管理实践拥有一颗公共之心。从具体问题的角度看,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学始终缺乏一套能够回应公共管理基本问题的逻辑体系。这些基本问题都与公共有关,包括:(1)何谓公共(性)?(2)公共性如何度量?(3)何谓公共事务或如何界分公共事务与非公共事务?(4)公共事务的优先次序如何确定?(5)何谓公共利益或如何识别公共利益?对于这些问题,无论公共管理学自身的理论(包括官僚制理论、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还是公共管理学从其他学科借用的理论(如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民主理论、法治理论),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即便以重视公共管理的价值追求著称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也不例外。该学派的的领军人物——弗雷德里克森在其力作《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坦承:“我们一直没有发展出一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或许会突然出现一种理论,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理论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概念:第一,与陌生人的交往;第二,解决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问题;第三,非人情化关系的有效性;第四,发展当代相互依存的公共关系。”弗氏对这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的“或许会突然出现”的期待,实际上也表露出其本人及其学派在建构公共理论方面的无能为力。显然,对于一门以处理公共事务或解决公共问题为优秀的学科而言,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公共理论”也就意味着公共管理学没有阐明何谓“公共”、何谓“公共之心”,而没有价值理论(“公共之心”)的指导,公共管理学就蜕变为一门没有灵魂的“术”学,而没有灵魂的“术”,实际上也就是无“道”之“术”。 三、公共之心的检验标准:公共性或利他性 在笔者首倡的需求溢出理论①看来,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问题。公共性及其度量尺度,是检验公共之心的价值判断基础。对于何谓公共(性)的问题,学者们通常从词源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和阐述,即从“公共”一词的希腊文、英文及中文的原本语义中阐明其本质内涵。②但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公共’一词的本义大多已经丧失。”¨_(’这表明,由于语义的变迁,以词源学的视角来探究公共(性)的涵义并不完全可靠。对于何谓公共或公共性的问题,需求溢出理论放弃了词源学从“公共”一词的古义人手来探讨其现今内涵的做法,而是直接立足于“公共”的现今涵义,并从现今涵义的“公共”所最早指涉的现象本质中探讨“公共”的本质内涵。需求溢出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含有现今公共涵义的现象或事物(即含有“公共”一词的词组所指涉的具体现象或事物)是公共生活,而其他含有现今公共涵义的现象或事物(如公共组织、公共利益等)均依附于公共生活或后于公共生活而产生。这样,如果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公共生活在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就知道了公共(性)的本质内涵。从公共生活的源头上看,人类的公共生活无疑起源于人类的群居生活。和动物界的普遍规律一样,人类选择群居的原因,也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体需求得以满足,进而保存和发展个体和族群。显而易见的是,仅仅是数量上简单的物理聚集还不足以形成公共生活,因为此时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之间没有互助或合作,这种群居生活只是多个个体对共同空间的共享生活,是一种有“共”无“公”的聚居生活,而不是真正的公共生活,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性。从群体的角度看,公共性就是群体中个体间的互助性或合作性;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活动只有在有益于其他个体时(即具有利他性时)方可形成互助或合作,而无论该个体活动是基于自利的动机还是利他的动机。也就是说,从本源上看,公共性就是群体中个体行为的利他性,而且是外在效果的利他性,而非内心动机的利他性。这种从公共生活中提取出来的公共性的涵义——公共性即利他性,不仅不违背西方词源学中的公共内涵,而且还得到了西方词源学的有力支持。“公共一词的古典含义有两个来源。首先来自希腊语‘pubes’或者‘maturty’(成熟),在希腊语的意思中,它们表示一个人的身体上、情感上或智力上已经成熟,它所强调的是,一个人从只关心自我或自我的利益发展到超越自我,能够理解他人的利益。公共一词的第二个来源是希腊语‘konon’。英语中的‘common’一词也来源于此。而‘konon’一词则来源于希腊语中的另外一个词语‘kom—os’,意思是关心。把‘common’(共同的)和‘earewth’(关心)这两个词与一maturty’(成熟)加在一起就使得‘publc’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不仅能与他人合作共事,而且能够为他人着想。”‘。由此,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的问题,也就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问题,在深层次上也就是公共管理是否具有利他性的问题。利他性的衡量标准,也就是公共性和公共之心的衡量标准。无论具体的公共管理行为、公共政策或公共组织及公务人员的公共性或公共之心,均以其所具有的或其所输出的利他性为衡量标准。既然公共性就是利他性,这就意味着某项公共管理活动或制度设计只要具有利他效果,就具有公共性。对于一个官员而言,除了其本人之外的人都属于他人,这样,“权为亲所用”和“权为民所用”都属于利他,难道二者在公共性上没有差别?对此,需求溢出理论做如下回应:第一,官员之亲(无论是亲属还是亲友)也都属于“民”,所以“权为民所用”并不绝对地排斥在特定情况下的“权为亲所用”。例如,警察的亲属也应受到警察的保护,负责保障房审批的官员亲属也不一定就没有获得保障房的资格。由此,权该为谁所用,并不在于所利之“他”是官员之“亲”还是非亲之“民”,而在于在此特定情形下“他”的需求是否应该用“权”来满足,或者说在于特定情形下“他”是否具有应该用“权”来满足的需求。第二,利他性不仅存在着有无之分,而且还存在着程度不同之别。在权力不该为亲所用时,“权为亲所用”尽管也具有利他性,但其利他性的程度却与“权为适当的人所用”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二者之间的公共性在程度上也存102在着天壤之别。第三,利他性的程度也就是公共性的程度,其衡量尺度在于所利之“他”的需求的正义性。具体说来,对于保障房的审批官员而言,如果一个申请人对保障房的需求在正义性上高于所有其他申请人对保障房的需求,则无论该人是不是有关审批官员的亲属,审批官员批准其保障房申请便具有最高程度的利他性(即最大的公共性)。而如何衡量某个人的某种需求的正义性,则取决于该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价值比较或价值排序。 四、利他性的衡量尺度:对所利之“他”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 由于公共之心取决于公共性,而公共性就是利他性,所以,利他性的衡量尺度也就是公共之心或公共性的衡量尺度。所谓利他性就是对他人的帮助,也就是对他人需求的满足。例如,廉租房政策的利他性,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的满足;警察部门的利他性,主要是对民众的安全需求的满足。利他性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施助方的主观想象或主观意愿,而在于受助方的需求满足情况。在对他人给予帮助或好处的情况下,无论是对这种帮助的利他性有无的判断,还是对其利他性程度(强弱)的判断,都是基于对所利之“他”(即受助人或受益人)的需求的判断,包括对需求的有无和需求价值(即需求正义)的判断:对于没有需求的人给予帮助(即对不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帮助),当然谈不上有利他性;对于需求价值即需求的正义性较低的人给予帮助,其利他性显然弱于对需求价值即需求的正义性较高的人给予帮助。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最终取决于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自然后果——对其本人及他人(社会)的自然后果。基于上述分析,需求溢出理论提出了以下三项衡量利他性的标准: 1.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需求是否溢出需求溢出理论认为只有在受助方需求溢出的情况下(即受助方的某种需求超出了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的情况下),施助方有助于满足该溢出需求的行为才具有利他性,因为在需求没有溢出的情况下,即便没有施助方的帮助,受助方本人及其家庭也能满足该项需求,因此不会发生该需求无法满足时的后果。通俗地说,只有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才可称为“利他”;而在他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不仅不是“利他”,而且可能是添乱。就此而言,所利之“他”的该项需求(即用利他性来帮助其满足的需求)是否溢出(即是否超出了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是判断利他性的首要标准,也是衡量需求正义的首要标准。 2.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针对同一种类的需求):需求溢出的程度对于不同人的同一种类的需求溢出而言,利他性的程度取决于需求溢出问题的轻重程度,即该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其家庭的满足能力的程度。 3.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二(针对不同种类的需求):需求的价值排序或正义性排序对于不同种类的需求(无论是同一人的不同种类的需求还是不同人的同一种类的需求)溢出而言,利他性取决于不同需求的价值或需求正义。如前所述,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最终取决于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自然后果——对其本人及他人(社会)的自然后果。由此,需求溢出理论主张要根据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自然后果来对不同的需求进行价值排序(也就是正义性排序),并以这种价值排序作为对满足不同需求的公共资源配置(即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的衡量标准。实际上,无论是前述第1项标准(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需求是否溢出),还是第2项标准(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需求溢出的程度),也都是以需求的价值排序或正义性排序为基准。这样,利他性的上述三项衡量标准(包括1项利他性有无的衡量标准和2项利他性程度的衡量标准),实际上采用的是统一的评判尺度,即都是以所利之“他”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为评判尺度。 五、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基准:传宗人理性 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以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作为利他性(公共性)的统一评判标准,而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要以该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为依据。但对于不同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例如,一个人可能并不觉得他人生命尊严的需求比自己对宠物的爱心需求更有价值或更具正义性——今年我国出现的狗生病被人爱心接力救助但人生病却无人救助的现象④,以及爱犬人士强求他人向狗下跪磕头的事例,都是活生生的例证。这种被孟子所强烈谴责的“率兽而食人”②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无疑表明,如果没有统一的评判基准,对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将无法操作。人类社会各个族群的兴衰(即各种文明的兴衰),实际上是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公共生活的兴衰。而一个文明能否为了长远需求而节制或牺牲眼前或现世需求,取决于主导该文明的公共管理是否具有并遵循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也就是说,一个地域或族群的公共生活能否长久维系并拓展强化,关键在于其公共管理者是否具有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并是否遵循这种理性思维来配置公共资源。对于这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传宗人理性。只有当公共管理者以传宗人理性为基准来对人的各种需求进行价值评判并根据这种价值评判来配置公共资源时,其所主导的公共生活才能够长久维系,并能够在与其他族群或地域的公共生活相竞争时战而胜之。另一方面,无论古今中外,对个人需求及个人需求所驱动的人的行为作出价值判断都是公共管理的基本前提。而无论是对需求的价值判断还是对行为的价值判断,任何社会都会有包括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准则——这些价值准则本身就是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价值准则中,只有符合传宗人理性的价值准则才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认同,并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例如近亲不婚的规则);而不符合传宗人理性的价值准则即便能在一定时期流行,但最终会被历史所淘汰(例如王位世袭的规则)。作为一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传宗人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照他人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外理性:公共生活只有靠个体的利他性(身外理性的体现)才能维系,而只有公共生活才能保障个体的长远需求。这种理性思维即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二是关照后代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后理性:后代利益是现世人利益的延续,而且后代人的利益高于前代人的利益。总括而言,传宗人理性就是利他理性。 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外理性,不过是“利”同世之“他”;而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后理性,则是“利”后世之“他”。不仅如此,传宗人理性还把“后世之他”置于比“同世之他”更为优先的地位。简言之,传宗人理性就是以后代人眼光或利益(而不是以现世人的眼光或利益)来进行价值评判。基于此,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族群的长远利益,就成为衡量个人需求价值的客观标准。与理性经济人所表现出来的趋利避害、寻乐厌苦、以自我为中心等人性品质相反,传宗人理性表现出来的是人性的另一面——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舍生忘死、勇于奉献的精神。如果说理性经济人反映出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话,传宗人理性则反映出人类个体的族群意识或整体意识;如果说经济人理性是一种索取或享乐的理性的话,传宗人理性则是一种奉献或牺牲的理性;如果说经济人理性是一种短期理性或现世理性的话,传宗人理性则是一种远期理性或可持续发展的理性;如果说经济人理性追求的是现世人之间的公平的话,传宗人理性则追求人类的代际公平。传宗人理性在人类的末日情境中尤其能够凸显其公共管理的价值:当人类面临像影片《2012》那样的末日灾难的时候,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登船逃生。如何从芸芸众生中选择少数的登船者,就成为公共管理的首要问题。依据传宗人理性,这些登船者一定是最有利于人类后代的繁衍生息的人——他们应当是人类优良基因的最佳传承者、人类文明的最佳传承者、人类未来挑战的最佳应对者。以传宗人理性作为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的评判基准,实际上意味着以人类的长远利益即人类后代的利益来衡量现世人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从而确定现世人的哪些需求应当优先满足、哪些需求应当其次满足、哪些需求应当不予满足。至于究竟人类的长远利益有多么长远?或者说人类最远的后代究竟为哪一代?传宗人理性则意味着现世人对人类长远利益或后代利益的理认知的极限——能想象到人类的未来有多长远,就以多长远的后代利益为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基本认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因而都多少具有一些传宗人理性。但什么人对人类利益考虑得最长远、最周全,什么人就是现实生活中传宗人理性的最典型的代表。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像中国的尧舜孑L孟或犹太教的摩西那样的先知先觉者。正如孟子所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就此而言,传宗人理性实际上也就是先知理性或圣人理性,是人对族群及人类未来的远见和担当。基于传宗人理性,需求溢出理论将人的需求在价值(正义性)上分为三个层级——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和奢侈需求。其中,人道需求是指如不满足则无法生存或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的需求,奢侈需求是个人过度享乐和炫耀的需求,适度需求是介于人道需求和奢侈需求之间的个人需求。从人道需求到适度需求再到奢侈需求,这三个层级的个人需求对人类长远利益(子孙后代利益)的积极作用依次递减:人道需求涉及到现世人的生存问题,而没有现世人也就不会有后代人;适度需求涉及现世人的发展问题,而现世人的发展往往是在为子孙后代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奢侈需求虽然也会让现世人为子孙后代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但其所消耗的过多资源使其对子孙后代的积极作用比适度需求有所减弱。由此,人道需求的溢出后果最严重,其次是适度需求,而奢侈需求的溢出后果最轻。这样,在上述三个层级的个人需求之中,人道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适度需求,适度需求的价值排序优于奢侈需求。正因如此,古今中外人类的公共管理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基本倾向:优先保障人道需求,其次保障适度需求,不保障甚至抑制奢侈需求。此外,即便属于同一层级的不同的个人需求——包括属于同一层级的同一个人的不同需求和不同个人的同类需求,在其无法满足时对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长远利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也会存在差别,因此其价值顺序或正义性也有所不同。同理,在同一层级的各种需求之中,其需求溢出对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长远利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越严重,这种需求的价值或正义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此,这种对同一层级的不同需求的价值评判,其基准仍然是传宗人理性。 六、传宗人理性的学术渊源:从文化基础、科学依据到范式和理论的借鉴 尽管传宗人理性为需求溢出理论所首倡,但其思想内核却绝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悠久、深厚的学术渊源。从孟子的性善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伦理人)假设,再到近晚勃兴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基本勾勒出传宗人理性的学术渊源。 1.孟子的性善论:传宗人理性的文化基础孟子是我国最早明确系统地提出性善论的古代先贤。针对告子、公都子提出的“生无善无不善也。’或日‘l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类的观点,孟子旗帜鲜明地以人性本善予以回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l5_‘’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子才说出了两句流传千古的励志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其实,孟子并没有无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的一面,即所谓的“性恶”或“性不善”的一面,只是孟子将其归为人的兽性而非人性。孟子明确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_5_㈣孟子还举例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l5_(‘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恭敬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区分并将人性限定于人的社会属性的主张,既有力地回应了公都子所主张的“有性善,有性不善”‘’的观点,也极富远见地回应了后来韩非子所明确提出的性恶论和当今世界盛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笔者看来,孟子性善论的优秀,在于肯定人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他倾向,并以此来约束人尚未完全进化掉的自私自利倾向(兽性)。无论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四端(仁义礼智),还是他所举例的两种情形(“嫂溺”和“孺子将入于井”),都是在肯定人性中的利他性而非自利性。换言之,孟子定义的人性是人的一种利他的理性,而不是自利的理性。正是这一点为笔者提出的传宗人理性奠定了文化基础,并成为传宗人理性的第一层含义(身外理性)的学术渊源。 2.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宗人理性的科学依据作为一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其进化论阐释了生物物种的起源及进化历程。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生物物种的传宗本能(繁衍和保护幼崽的本能)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抗自然和天敌)是生物物种繁衍生息的关键所在。而人作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为高级的物种,同样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体现。而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选择了依靠大脑强化(理性思维)而不是依靠四肢强化(爪牙之利)的进化路径,并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对于人类的传宗本能而言,正是基于人的大脑进化,人类的繁殖期不仅突破了其他动物受制于固定发情期的时间限制,而且人类对后代的保护也突破其他动物只对处于幼崽期动物给予保护的时间限制。可以说,对越来越远的后代给予关怀,这种远见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思维,正是人类大脑进化的自然结果,是人的理性思维在时间坐标上的纵向延伸的结果。同时,就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言,也是基于人的理性思维,人类才选择了社会化生存(公共生活)的生存方式。正如严复在阐释赫胥黎的天演论思想(即运用进化论分析人类社会)时所言:“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显然,利他者能群,自利者不群;利他者善群,自利者不善群。可见,人的利他倾向实际上也是人的大脑进化(即理性思维)的自然结果,是人的理性思维在空间坐标上的横向延展的结果。由此,进化论就为人的传宗本能和利他倾向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延展提供了生物学的依据。显然,人的传宗本能是人的身后理性的体现,而人的利他倾向则是人的身外理性体现。这样,进化论就为需求溢出理论将二者(传宗本能与利他倾向,即身后理性与身外理性)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传宗人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3.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伦理人):传宗人理性的范式借鉴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的自利性(自爱)的阐述被认为是对经济人假设所做的最早的系统论述,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人”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斯密在其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着重阐述了人的利他倾向,从而奠定了道德人(伦理人)假设的基础。与孟子一样,斯密认为人性中除了有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恶)的一面之外,还有作为道德人的利他(性善)的一面:“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1O6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两部流芳百世的著作中,亚当•斯密更为看重的是肯定道德人假设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论》是主线,《国富论》只是副线。这从两部著作的出版及修订时问中可以得到佐证:《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4月首次出版,后经1761年、1767年、1774年、1781年、1789年五次修订,而1790年3月亚当•斯密去世;《国富论》于1764年开始写作(此时《道德情操论》已出版5年并修订1次),1776年出版(此时《道德情操论》已初版l7年并修订3次),其后历经3次修订,1786年的第4版是亚当•斯密生前审定的最后一个版本——在此之后的3年(1789年),斯密完成了其对《道德情操论》的第5次修订。m两部著作的交替修订及斯密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治学态度表明,斯密并不认为经济人思想与道德人思想存在矛盾或难以兼容共存,而只是认为二者是人性的两面,这与早于其两千多年的孟子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看法不谋而合。可以说,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为笔者的传宗人理性提供一个范式借鉴——将人类的某种思维倾向用某种虚拟的人作为人格载体,由此有了传宗人理性这一称谓。同时,斯密的道德人思想,也为传宗人理性中的人的身外理性(对同世人的利他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后代人权利理论:罩在传宗人理性头上的面纱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斯密的道德人,都只是肯定了人性中含有利他性的一面,而没有指明利他性中的所利之“他”究竟包含哪些“他”。实际上,孟子和斯密所肯定的利他性,只是局限于现世人(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利他性,而没有将所利之“他”延伸至尚未出世的后代人。换言之,孟子的性善论和斯密的道德人,还只是肯定了在空间的横坐标上的利他性,而没有为时间的纵坐标上的利他性提供明确的支持。而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则为利他性在时间的纵坐标上的延伸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孟子和斯密对利他性的认识不足,进而为笔者的传宗人理性的第二层含义(身后理性)提供了思想源泉。后代人权利理论的基本要旨是主张后代人也拥有和现世人同样的权利,以此来制约现世人对后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自然资源的消耗。“后代人权利理论由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约尔•范伯格于1971年首先提出。此后,后代人权利理论在环境危机的推波助澜下以及伴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在此,笔者将施拉德•夫列切特的代际契约理论、乔治•赖特的跨代共同体理论、爱蒂丝•布朗•魏伊丝的代际平等理论和约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代际公平)理论以及当下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都归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范畴。在笔者看来,尽管随着当今世界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后代人权利理论的拥趸,但林立总总的后代人权利理论都是在着力阐述为什么我们(现世人)要(应该)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权利,而对于为什么我们会(愿意)承认并保护后代人的权利则少有关注。也就是说,现今的后代人权利理论都没有从人性的深度来揭示现世人之所以愿意并乐于承认和保护后代人权利的内在动因。这样,现今的后代人权利理论就如同一张面纱,遮住了(尽管已绰约可见)现世人之所以愿意保护后代人权利的人性动因——传宗人理性。唯有揭开面纱,乃见真容。 七、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基于传宗人理性的利他之心 综上,对于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需求溢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取决于公共管理活动(包括制度、政策等抽象行为)的公共性;而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实际上就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取决于是否有助于满足他人的需求,无助于满足他人需求的公共管理活动肯定不具有公共性;而有助于满足他人需求的公共管理活动是否具有利他性,则取决于其所满足的他人需求是不是该人的溢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其家庭满足能力的需求;有助于满足他人的溢出需求的公共管理活动的利他性的强弱程度,则取决于该溢出需求得不得满足所产生的自然后果,即需求溢出的自然后果。需求溢出的自然后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需求溢出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该需求的正义性或该需求的价值。而衡量一种需求的正义性或价值的基准,则在于人的传宗人理性,即在关注同世人利益的同时更为关照人类长远利益或子孙后代利益的理性思维。同时,之所以将需求是否溢出作为利他性之有无的衡量标准,以及之所以将需求溢出的程度作为衡量需求溢出的自然后果的标准之一,同样也是基于以传宗人理性为衡量基准的需求价值或需求正义。简言之,公共管理的公共之心也就是基于传宗人理性的利他之心。 作者:刘太刚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图书馆公共管理学论文 1公共管理学中重要概念解析 无论采用哪种研究视角来阐释公共管理学的内涵,学者们均有这样的共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部门的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主要内容是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基本依靠系统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验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等,研究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作用、公共政策、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公务员制度等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等基本内容,同时研究第三部门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公共管理伦理等问题,其中“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公共物品”“治理”等是公共管理学的重要概念。所谓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行政官员或行政人员在这种活动中主要是执行政策和法律,关注的焦点是过程、程序以及将政策转变为实际的行动。所谓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涉及公众利益关系、有明确目的和方向,并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计划、规划或所采取的行动。公共政策既是一个孤立的决定,也是由一系列的活动所构成的过程。公共物品是指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自然垄断性以及收费困难等特征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而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经济社会领域,如今在公共管理领域也得到重视,常常取代“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治理指的是政府、社会团体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以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主要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之间的合作。公共管理学的这些主要理论与概念可以充分地应用于图书馆领域,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公共馆”)领域。 2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影响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通过篇名检索“公共管理”“图书馆”,并加以领域限制,得到文献281篇;经过人工筛选,与主题确切相关的仅11篇文献,由此看出这一主题尚没有得到重视,尚未成为研究热点。在11篇文献中,2005年1篇,2007年1篇,2008年1篇,2009年1篇,2010年3篇,2011年2篇,2013年2篇,其中4篇着重介绍公共管理理论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 2.1对图书馆理念的影响 2.1.1办馆主体的明确新公共管理中治理主体、政府作用理论运用到图书馆管理中,确定了政府在图书馆事业中的主体性地位。张静指出,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有所扩充,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但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组织者和监督者的地位没有变化,仍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优秀主体;同时政府部门介入图书馆很有必要,这是由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的,比如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收益性,这些特征决定了无法通过市场进行公共文化信息资源的配置,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来实现统一的资源配置、人财物管理、技术标准和服务规程,才能保证图书馆的顺利运作。2.1.2社会角色的确立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积极探求政府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的角色转变。这种理念应用到图书馆管理中,要求图书馆应根据社会变化,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定位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需要构建一个将图书馆文献资源和知识服务覆盖到所有地区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坚持读者的导向地位,目的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建立图书馆网点,主要是以省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同时整合社区的资源,并且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链接,实现公共馆的近距离服务。汤蕾还提出要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树立大图书馆意识,即以人为本和资源共享的服务意识,从而保障公民公平享用文献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此为出发点来发展图书馆事业。2.1.3竞争意识的培养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引入新公共管理中的市场导向理念很有必要。杨小玲、肖希明提出,对图书馆的管理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内部的组织管理,而应在分析图书馆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通过举办活动等宣传图书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比如通过图书馆营销来推送图书馆的服务,以此提高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社会竞争力。在如何提升图书馆的竞争力方面,宋晓蓉则提出应将管理与绩效考评相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图书馆的竞争力;并提出构筑图书馆的营销模式,比如通过建立网站宣传图书馆,开展知识讲座、文化交流、专题报告,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调整营销模式。汤蕾提出将公共管理学中的竞争机制引入馆员管理之中,主要通过技能竞赛、轮岗交流、馆际交流和岗位竞争等形式培养馆员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以此树立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2.1.4人力资源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对下层管理机构与人员也有新的要求,即要增加下层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权限,这一点反映出对人才的要求。应用到图书馆中,就是图书馆应该建立多序列、多层次、多要素的动态人才结构,以更好地组织图书馆资源,服务图书馆用户。宋晓蓉提出,为了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实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应该从图书馆员入手,为他们提供更多接受教育和升职的机会,以此提高图书馆员工的综合素质,使图书馆员能各尽所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2对图书馆管理结构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中的分权与授权的理论可应用到图书馆组织结构调整中。传统图书馆的金字塔组织结构已不能满足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在管理方式上应更加灵活,主要做法是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适当分权,放宽下层部门的工作权限,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使图书馆的组织结构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2.3对图书馆业务的影响 2.3.1业务的选择性外包业务外包将民事中的合同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之中。周晓蓉等提出,图书馆可引进公共管理业务外包的管理思路,目的是将工作人员从非主流、非技术性、非重点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馆员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图书馆更有价值、更具创新性与挑战性的工作中,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及社会效益。关于公共馆总体外包,陈俊翘等指出,国内研究仅限于新公共管理对图书馆内部管理创新方面,对公共馆整个经营方式改变的探讨较少,而国外学者已注意到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馆总体外包的影响。2.3.2经费的预算与分配经费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是否能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费的预算与分配是否科学合理。从公共管理学角度看,经费是社会公众交付给图书馆进行使用的公共资源,具有公共属性,这意味着公众对图书馆经费的预算与分配具有知情权,其使用应以为读者服务为中心,分配过程应有公众参与。2.3.3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效率周晓蓉等认为,资源稀缺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社会在组织生产各种产品时所需要的资源(包括人和物)都是有限的,图书馆在生产产品(服务)时同样面临资源紧缺和合理利用的问题,比如图书馆观念落后,图书馆的藏书、馆舍、设备、人等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资源共享程度低都会导致资源浪费。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 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建设的影响,一方面是对图书馆内部建设的影响,比如,公共管理学中分权和授权理论对图书馆组织结构的影响;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对图书馆制度、人员、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图书馆外部建设的影响,比如,公共管理学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办馆;对于政府间关系的探索,同样对图书馆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笔者采用公共管理学常用的案例分析法,选择几个经典图书馆发展问题案例,试图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进行分析,以剖析公共管理学理论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3.1对图书馆事业整体控制的影响 案例一:文化部组织公共馆评估。2013年全国公共馆第五次评估对2230个公共馆采用新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一级馆859个、二级馆640个、三级馆731个。这是典型的政府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正是新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一方面能对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进行监督,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也能鉴别公共部门决策者和管理人员能力的高低。全国公共馆评估在微观层面是对图书馆个体业绩、社会贡献的认可;在中观层面是对公共馆履行社会职能、执行公共政策效果、项目管理实施状况、提供公众服务数量和质量等的测评;在宏观层面是对政府在满足公民阅读需求时应履行的职责进行评估,体现出经济的健康和发展、政治的民主与稳定、公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 3.2对明确图书馆办馆主体的影响 案例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馆建设。国家在公共馆建设上不仅不拒绝,反而非常欢迎社会力量的参与。无论是2008年的《图书馆服务宣言》还是《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都明确提倡与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馆建设。现代公共馆诞生之日起,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等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持,而公共财政的使用则依靠政府来执行,这就决定了公共馆的发展是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事务,政府必须扮演公共馆建设的主体角色。当然,在经济尚未高度发达的时期,公共财政投入还不能支撑公共馆所有运行经费,不足以满足所有民众的文化需求,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欢迎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馆建设,以各种资源的投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暂时不足。但是,无论各种社会力量有多大热情和力量,无论在局部区域民办图书馆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从事业发展整体看,政府都必须承担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主体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中,政府扮演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这一重要角色,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公共馆作为公共物品,政府的建设主体地位是不容动摇的。比如,2007年北京市东城区市民中心正式开办,它定位于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建设政府、民间组织与市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窗口、平台与桥梁纽带,以求实现政务公开、政社合作和政民互动的基本功能。市民中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构建了“政府、民间组织、市民”三方协作平台,取得较好的反响。该案例给图书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对于图书馆建设,政府虽然是办馆主体,承担着主要责任,却不能只依靠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力量。 3.3对确定图书馆服务对象的影响 案例三: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完全向市民开放。有人说我国普通高校(民办高校除外)与公共馆一样,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持,因此高校图书馆(以下简称“高校馆”)也应与公共馆一样,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还有人说,高校馆资源丰富,而在寒暑假这些资源无人问津,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所以应向社会开放。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第一,高校馆与公共馆不同,并非向所有人开放,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非常高的门槛(所谓竞争性),即使高校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撑学校运行,不可否认,学生的学费已构成所有经费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因此,高校馆主要是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第二,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重要的职能。高校馆一直以各种方式(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学术成果、重要文献查阅、书目数据库建设等)对社会提供有条件的服务。公共财政的使用具有非常明确的专指性和纪律性,切块的蛋糕该给谁吃就必须让谁吃、该怎么吃就必须怎么吃。所以高校馆不等同于公共馆。第三,高校馆应不应该与公共馆一样向社会成员开放,这个问题其实隐含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要求高校馆向社会成员开放?是因为公共馆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阅读需求。公共馆为什么不能满足社会成员阅读需求?是因为公共馆现有资源(文献、设备、场地、座席等)配置不足。为什么公共馆资源配置不足?是因为社会公众阅读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存在缺口。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仍然属于公共管理学的问题,仍然是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短时间不可能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高校馆在基本满足本校教师学生读者需求的前提下,可将富余资源(文献、时间、空间等———如果确实有富余的话)以特殊的约定来服务社会,但完全像公共馆那样开放则不可能。社会责任不同,社会角色不同,高校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替政府排忧解难,但绝对不可能替政府买单。至于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高校馆承担公共馆职能,或者要求公共馆与高校馆合作承担学校图书馆的功能,笔者只能报以良好的祝福。 3.4对完善图书馆组织结构的影响 案例四: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2014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指出,2014年的一个工作要点是稳妥推进公共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试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等。从国外经验看,图书馆理事会就是图书馆事务的集体管理主体,管理权限一般处于政府主管行政部门之下、馆长之上。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涵义,国内学者已有一些观点,比如蒋永福认为图书馆理事会制度是指由理事会来行使决策权力的图书馆微观管理体制;张洪彬认为理事会制度倡导的是一种开放、民主、高效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运行机制上主要以信息交流机制、公民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为保证;冯佳认为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真正体现了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理事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能否更好地解决我国公共馆管理中的关键问题,这需要通过试点试验后才能得出结论。但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切实履行好办馆主体的职责,解决好市场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均的问题,充当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保障社会公平,为公共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财政上的支撑。而从组织结构来说,理事会的结构或许更适合时代的发展。不过,效果如何,需由实践来检验。 4公共管理学理论引入图书馆应注意的问题 4.1理论基础层面要注意有所调整 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现代管理学理论及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是经济理论,理念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过度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点与作为社会公益性机构的图书馆背道而驰。杨小玲、肖希明进一步提出,在将新公共管理引入图书馆时需要注意伦理道德问题,因为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理念弱化了传统行政的道德约束。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图书馆如果过度引进新公共管理理念,推崇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价值观,将违背图书馆以人为中心、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理念和目的。所以,图书馆在引入公共管理理论时要有所调整。 4.2组织结构层面要注意适度平衡 图书馆在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分权理念时应该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把握好度,处理好各部门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倡的组织结构属于扁平化、横向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虽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但也容易造成权力的分散、管理层的架空,不利于行政命令的执行,使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不顺畅。在引入图书馆管理中时,不仅需要借鉴新公共管理中关于组织结构扁平化的理论,而且要注意防范上述几种问题的出现,使图书馆的管理活动朝着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 作者:王茜杨玉麟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公共管理学论文: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概念 1从管理或功能的角度。 在科学管理行政研究时期,科学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要求政府同样实行科学管理,改进行政方法。在这一时期,管理过程研究学者法约尔,他首先提出了管理是经营一部分,并提出管理的五大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同一时期行政学家怀特也对行政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行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管理,都是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通过怀特的研究,他将行政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行政管理内部,转向技术性细节,满足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要求。 2.从三权分立的角度 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秀,通过权力的分立制衡,来达到国家权力的平衡运行。从三权分立角度来理解行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及法院分别行使。那么行政就是与立法、司法并立的三权之一,是国家行政组织(除立法、司法组织以外)所从事的政务管理活动。由此,从三权分立的角度,确定了行政活动的范围。由此,行政本身就是管理,行政管理就是国家行政组织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及其自身事物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和管理活动。 二、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学科名词之间的关系 “行政学”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斯坦因提出,而行政学真正开始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威尔逊。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迈进,尤其是在美国,为了反对政治腐败、政党分赃制带来的弊端,要求改革政府体制,扩大政府行政职能。现行的政府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行政学”一词则出现在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之后,根据管理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有以企业研究为主要对象的企业管理,也有以政府研究为主要对象的公共行政。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性管理活动,具有强制性,管理的是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以及自身事物。当时管理学在我国刚刚兴起,人们通常把政府机关的管理活动习惯的称为行政管理。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快被确立并发展开来。学者们对其定义为: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及其自身事物。行政管理学作为学科名词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总之,在我国行政学界,不管是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他们所表述的主体都是国家行政组织即政府部门,客体是国家和社会事务及其自身事物,活动准则都是依法管理。因此,这三个学科名词内涵一致。 三、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 公共管理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学科。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相同点:在研究范围方面,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都研究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差别:第一,研究范围不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除了纯粹的公共部门之外,还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可以看作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第二,研究主体和客体不同。在公共管理学看来,管理的客体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并不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而在行政管理领域,政府机构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当政府作为主体时,强调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当政府作为客体时,强调对自身事物的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国家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一样,只是在性质和方式上有不同。 作者:李苗苗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学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关于公共管理概念、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关于公共管理类型、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国家的社会职能、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主权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主权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械!N颐?nbsp;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 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形枷颍?nbsp;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在具体思路上,笔者认为按内涵与外延去寻找构建学科体系的思路也许是一条出路之一。这里有一个“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辩证法。具体来说,可以先把方方面面的公共管理罗列出来,进行归类分析,然后再提炼出贯通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按笔者管见,先找出公共管理的“三界”(如上述),再综合贯穿“三界”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大体有:(l)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分析;(2)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3)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传统与现代;(4)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国家、政府、社会组织;(5)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委托、交易成本;(6)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职责、功能与任务;(7)公共管理的基本范围:公共物品、公共服务;(8)公共管理的运作过程:决策、执行与监督;(9)公共管理的保障:战略、策略与方法;(10)公共管理的抽象行为: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11)公共管理的物质基础:税收与公共财政;(12)公共管理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13)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定量与定性,公共与效率。 学科建设之中还有课程设置问题。总体而言,经过多次专家组研讨、论证并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定颁布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方案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只是,如果笔者提出的公共管理社会性内涵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社会学似乎应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基础课程,加进优秀课程之列,使专业基础课程变成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社(会)五大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体系。同时,应该从各个方面去加强学生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学习,提高学生从社会学方面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加趋向完整和优化。 公共管理学论文:新公共管理学完善政府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启示;中外学者对公共管理基本模式的理解;评述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目前我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正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出现与各国行政改革的浪潮是密不可分的、公共管理研究,特别是新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外对公共管理学模式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更倾向于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关注结果、公共管理(学)的界定、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的客体、公共管理的职能、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是在国外行政改革的实践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诞生的、把“管理”看成是围绕实现目标的过程,旨在提高效率等,具体请详见。 我国即将启动MPA项目。因为MPA(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被译为“公共管理硕士”,即其中的Administration被译成“管理”,而不是如以往那样更多地译成“行政”,因此,MPA内涵的外推使得公共管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如此受人关注。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公共管理都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尚未讨论清楚,十分有必要对其展开争鸣。比如,PublicAdministration与PublicManagement都翻译成“公共管理”,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适用层次不同?有些学者认为,Administration指层次高的管理,Management指层次低的管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在管理科学类中,把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定为“PublicManagement”,而把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定为“PublicAdministration”的看法,似乎从道理上讲不通。①同样,在MBA中BusinessAdministration译为“工商管理”,这里所用的Administration,又如何用层次的高低来解释?也有人认为Management主要用于操作层面,更多地从技术角度讨论管理问题。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启示 目前我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正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比如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在他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府管理(行政学)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②国家行政学院季明明教授在“当代公共行政的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的崛起”一文中也指出,当代“再造政府”的行政改革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体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作了铺垫;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的三大支柱。③综合上述两位专家的看法及其他国内相关文献,应该说在对公共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的讨论中,有两点看法是共同的。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出现与各国行政改革的浪潮是密不可分的,它有力地推动了“重塑政府运动”。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的管理,不仅使政府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而且政府对外管理的实际效率也很低,在不少方面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政府中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扩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政府进行改革。人们在“实用主义”、“小政府意识形态”、“商业动力化”④等思潮的影响下,要求政府把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物品(服务)民营化;推进社区主义,建立理想的政府、市场、社区三足鼎立的公民社会;加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用企业精神再造政府,把企业管理中的组织文化注入到政府组织中,提高政府部门的竞争力。 在全社会和学术界都在反省政府的角色与作用时,英、美、新西兰等国政府掀起了一股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的浪潮。在英国,从撒切尔政府起就不断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市场取向、减少政府干预的行政改革方案。从“阶段革新计划”到“公民宪章运动”,在民营化、公私竞争与融合、公共部门引进私人企业的管理机制、承诺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标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等问题上,英国的行政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当然,这种改革被不少人称之为“宁静的革命”。八十年代初,美国的里根政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地放松甚至废除政府管制的变革运动,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使政府官员不仅对管理过程而且要对管理结果负责的新体制。克林顿政府继续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提出了若干重塑政府的原则与措施,如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机构,大力降低行政成本,建立“顾客导向”的管理服务体系,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使政府机构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在这场全球化的行政改革浪潮中,新西兰的改革十分激进,因而它备受人们的关注。新西兰的政府再造运动的主要做法是:政府将那些具有商业性的职能与可以开展竞争的服务,从公共部门中分离出来;财务报告、预算、拨款等均需要考虑绩效;在政府部门中区分决策与执行两种不同功能;按契约中规定的竞争原则,在政府部门的部长与执行官之间,签定“绩效协议”、“采购协议”等,强化各自的职能。⑤ 西方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再造运动,为新公共管理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背景。“新公共管理被学者冠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经理主义’、‘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等),这反映了人们对正在发生的行政改革的不同看法。尽管如此,但他们确实存在着某些共识:从传统公共行政关注管理过程中的效率转变到极大地关注管理结果以及管理者的个人责任”。⑥ 2.公共管理研究,特别是新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本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越来越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与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行政学一反以往过于重视效率的价值观,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目标中加入了“社会公平”,围绕着“分权”、“参与”、“沟通”等民主行政中的若干问题一直展开讨论。同时,他们反对文官中立,认为在不平等竞争中,这种角色本质上是欺负弱势群体的帮凶。⑦政策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于重视官僚制理论,以及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割裂开来等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它明确地提出了要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即从政策问题构建到政策方案制定,从政策执行到政策评估全面展开讨论,并提出要改善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公共选择理论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机制,因而需要减少政府的管理职能,把一部分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总之,新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公共选择学派都从学科建设方面,有力地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为它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一定新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各自的弱点与缺点,它们并没有完全获得预想结果。 七十年代美国有许多企业管理学院将研究范围由企业内部管理扩展到外部的社会管理,产生了被人们称之“企业管理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它不同于那种“政策科学型”的公共管理模式,而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认为公、私部门的管理实质上并无大的差异,企业管理的技术与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公共部门。人们为了统一这两种模式,因而就诞生了新公共管理学这个学科。⑧尽管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仍缺乏完全共识,但象早期那样,用“公共管理”一词简单代替“公共行政”,或者视“新公共管理学”也如“政策科学”那样为“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等看法,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 二、中外学者对公共管理基本模式的理解 应该说,国外对公共管理学模式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把公共管理的实质内涵定义为政策分析、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对外关系。也有人把公共管理界定为政治管理、资源管理与方案管理。⑨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对“公共管理”的看法是:它更倾向于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关注结果;高度集权的科层结构已为分权式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体制下,不仅关于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的决策更强调后者,而且也为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馈限定了范围;它能灵活地获得替代直接管制的可行方案,这些方案可能带来以低成本为基础的更有效的政策结果;它极大地关注由公共部门所直接提供的服务效率,包括在公共部门内部和公共部门之间营建竞争性环境;它强化了公共优秀部门的战略能力,以指导政府的变革,并允许政府自动地、有弹性地、以最低成本对外部变化和各种利益需求作出反应。⑩ 我国大陆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为主。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公共管理的专著有三本,其中之一是我国行政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夏书章先生的新作《现代公共管理概论》(2000年)。其他两本是陈振明教授主编的《公共管理学》(1999年)和张良教授等所著的《公共管理导论》(1997年)。下面我们仅就公共管理的定义、公共管理的主体与客体、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等四个方面,从他们的著作中摘录出有关内容供讨论。 1.公共管理(学)的界定 只限于指政府工作的狭义公共管理(也是狭义的行政管理),而不限于指政府工作的广义公共管理(也是广义的行政管理),如公共事业和所有其他非政府部门、单位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企业内部也有行政管理)都不得越过其所管辖的范围和事项。(夏书章)(11)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学问。(陈振明)(12)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采取各种方式对涉及社会全体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一系列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张良)(13) 2.公共管理主体 传统的行政学把行政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上。尽管它们是研究的优秀主体,但公共管理学不仅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立法、司法机关等)当作研究对象,而且也把其他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纳入其研究范围。(陈振明)(14)从公共管理的定义看,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对政府可作广义理解。它不仅指包括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的广义政府,而且还涉及执政党的机构。(张良)(15) 3.公共管理的客体 公共管理的客体:社会问题、公共项目、公共财产和资源。社会问题是那些只有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共项目是最直接的可见对象。公共财产和资源主要包括公共设施、公共物品和产品、公共信息资源、社会人力资源、公有企业和公司。(张良)(16) 4.公共管理的职能 任何一个团体、单位、部门都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关系全局和全过程的工作项目,如决策、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协调、监督、财务等等。(夏书章)(17)公共管理从属于一般的管理过程,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过程,其公共性与政治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同样它要具备决策、计划、沟通、协调等基本环节。(陈振明)(18)公共管理是一个由问题确立、解决方案的提出到决策实施和效果评估这样一个基本过程。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是公共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张良)(19) 三、评述 几乎所有国内外学者都承认,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是在国外行政改革的实践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诞生的。它的产生为完善政府管理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尽管有人把它称之为公共行政学的分支或者公共行政学的新范式,但它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 关于公共管理活动的范围界定,有些学者把它确定为在政府(广义或狭义)内;有些学者则把它从政府组织外推到其他公共组织;还有些学者把它再外推到除政府组织外的其他团体、单位,包括企业在内。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关系全局和全过程的事。这样,狭义的公共管理就是狭义的行政管理,广义的公共管理就是广义的行政管理。 与公共管理活动范围相联系的就是公共管理主体问题。对此国外相当多学者仍然认为政府是唯一主体,而国内学者多数都认为是政府以及相关的公共组织。 因为公共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管理,所以为了能全面地了解公共管理产生的来龙去脉,十分有必要重温“管理”提出的背景及其本质。 资本主义早期,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社会化,使企业逐步成为社会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把追逐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那时人们关注的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管理,而企业管理的本质是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目标和任务。这就是说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它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效率,即利润最大化。这自然需要研究效率问题。泰勒对这问题的阐述可能更加露骨:“在科学管理上,劳资双方在思想要发生大的革命,这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的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要将注意力转向盈利增加的数量上,使盈利增加到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20)泰勒正是通过他提出的科学管理,以此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做法上,法约尔在一定程度上比泰勒高明一点。他认为实现管理的高效,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也就是人们通常提到的五大职能;并把企业管理中这些理论又进一步地推广到一般管理上,自然也包括政府管理。这就形成了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时期。 这种讲效率并以效率为中心,强调整个管理过程都围绕着效率的思想,几乎影响了管理学发展中的全部内容,因而就产生了国内外绝大多数管理学家对管理的定义:管理可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使得人的努力和物资资源能有效地配置,并实现某个目标。(雷恩)(21)每当人们联合起来去实现某一个目标时,他们就创造了一个组织,它有潜力完成任何一个独立所不能完成的工作。组织的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有效地获得使用各种资源来达到特定目标。联合并指导使用资源的工作叫管理,是刚刚提到的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管理。(戴维·R·汉普顿)(22)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把“管理”看成是围绕实现目标的过程,旨在提高效率。为此,人们需要利用计划、组织、控制、激励等手段。这种定义一直在西方管理学思想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于我们国内的绝大多数管理科学著作,差不多对“管理”也都是这样定义:“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23)这种从企业管理总结出来的管理思想,在向其他领域外推时,始终都强调以下几点:1.管理的目标是既定的。2.管理是一个过程。3.管理是为了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4.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是计划、组织、控制和激励等。 人们自然会想到,公共领域中的管理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显然与企业管理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多在“公共”二字上。公共组织中的目标与企业目标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不同的。公共目标也考虑“效率”因素,但同时还必须考虑“公平”因素。后者在泰现所获取的目标最大化,所以管理的客体主要是资源。而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往往是社会问题,因而管理不会简单地都表现在资源的协调上。社会问题一旦成为公共管理问题,它就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这种从问题出发,以制定与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中心,并需要评价执行效果好坏的思路,正好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难怪有人说公共管理可视为一种政策管理。 企业管理为了效率,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其实现手段或者叫做管理的职能是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与这些职能相关。但前面已经提到,公共管理不仅要注意到效率问题,而且要研究公平问题,以及与此联系密切的公共责任、公共权力、公共道德、公共文化等。 企业管理目标因为非常明确,所以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过程管理。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效率和公平,这既要关注过程又要关注结果。西方从事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很多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对结果管理进行研究的意义。公共管理由注重过程转向注重结果,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关键是如何实现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的统一,以保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综上所述,由最早从企业管理中提炼出的“管理”内涵,运用到行政管理直至公共管理中,这中间是有质的差别的。它们分别作为“管理”类的分支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因各自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又各有其个性的一面。对企业管理来讲,管理主体认为企业目标十分清楚,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更多地着力于提高效率上,集中要解决的是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人们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上,这是一种过程管理。对公共管理来说,其目标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除了要掌握好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外,还要认真履行公共责任,用好公共权力,提倡公共道德;解决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如何增进公共利益并能公平地分配,所以公共管理既要讲过程管理,又要讲结果管理。也许有人会问,以上所讨论的“公共管理”的内容在“行政管理”中不是被人讨论过码?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管理主体不同。也许还会有人问,专家们不是把管理主体从狭义行政管理外推到广义行政管理领域,包括企业中的行政活动,这中间又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公共管理的本质集中体现于公共利益上。除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外,多数企业管理的本质是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并不等于公共利益,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在一个“公”字上。我们认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活动中的“行政管理”不属于公共管理范畴,即使它们部分地承担了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即使它们在管理活动中也有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事关全局和全过程的项目需要做,因为对这些项目的研究是属于“一般管理”而不是“公共管理”的事。需要指出,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区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要看组织活动的宗旨,在根本上是否谋求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个组织、小团体或者非正式组织,甚至家庭也常常有共同利益存在,但这些共同利益绝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学论文:把握公共管理学发展拓宽政策科学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学的缘起;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特征论文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研究论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分析论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按畋愠怠毕窒蟆U庋ジ龈鋈艘话悴换嶙约夯ㄇ垂郝蚬参锲罚庵治锲分荒苡烧垂郝蚧蛱峁5谖澹橹形募壑等∠蚴枪怖妗U橹且恢止卜褡橹永砟钌辖玻Ω冒讶骞竦背勺约旱姆穸韵螅挥Ω糜凶约旱奶厥饫妗6杂谡橹此担彩亲非笞约罕咀橹⒈静棵爬娴男形际谴砦蟮摹R虼耍Ω檬且恢帧肮嫒恕倍挥Ω檬且恢帧白岳恕薄KΩ靡仓荒馨炎非蠛臀す怖孀魑咀橹⒈静棵诺男形勘辍T谡饫铮怖嬗Ω美斫馕骞竦墓餐妗5比唬谝桓龃嬖谧挪煌准丁⒉煌盘宓纳缁崂锩妫捎诓煌准吨洹⒉煌盘逯涞睦媸窍嗷コ逋坏模艺獯瞬煌准丁⒉煌盘宓睦嬗肴骞竦墓餐嬉部赡芊⑸逋唬虼耍谡绾味源缁峁餐娴奈侍馍弦灿幸桓瞿母鼋准丁⒛母鐾盘宓睦嬗畔鹊奈侍猓獠⒉荒芤虼朔穸ㄕ橹形怨怖孀魑炯壑等∠蛘庖皇率怠?/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谡馊嘧橹哂械摹肮残浴背潭鹊牟煌撬哂械摹胺怯浴背潭纫膊煌R话闼道矗谝焕嘧橹咕哂幸欢ǖ摹坝保础胺怯浴背潭冉系停坏诙嘧橹疚蕖坝被蛑挥猩倭俊拔⒗保胺怯浴背潭冉细撸坏谌嘧橹推涫抵识允粲谕耆蕖坝弊橹蚨钦嬲胺怯浴钡摹?杉印坝浴闭庖惶卣骼纯矗谌棵庞纱印吧倭坑弊橹健拔⒗弊橹俚健拔抻弊橹庖幌盗凶橹虿棵殴钩伞?/P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特征论文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批评,并促使其转变。 2.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兴起,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范式主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政府管理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但是没有最终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新公共行政学学派的代表作是《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1971),它以公平为优秀,因而拒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尤其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体制理论;它强调政治与行政的连续性以及行政管理与价值的关联,并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因此,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管理、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和顾客至上成为新公共管理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新公共行政学强调以“公平”为优秀,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行政理论,与美国政治学的先驱汉米尔顿·麦迪逊等人在《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表达的民主行政理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了另一个影响更深刻、更广泛的趋势,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途径的兴起。针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过分强调的组织结构(官僚体制)的研究,将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离等弊端,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主张一门以政策制定系统和政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端正社会发展方向,改善公共决策系统和提高政策质量为目标的新学科,从而形成了政策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了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策过程划分为元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和后政策制定)。这些困难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后来的发展。在80年代中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14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元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政策制定途径的改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法;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各方面的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 3.70年代后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政策科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首先,政策分析范式(将政策科学领域理解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迅速成长壮大。其实,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政策研究领域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于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于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以及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基础。70年代以后政策分析途径的成长引人注目,它的倡导者林德布洛姆、邓恩、奎德等人不再将一般的选择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向问题或一般的政策系统及过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主要关注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及技术在其中占有优秀地位。与政策科学相比,政策分析的应用性程度更高,它以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为优秀,有具体的当事人或委托者;其研究对象比较明确,研究范围的边界清晰,在学科共同体中较容易形成有关方法论和学科理论体系方向的共识,再加上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使得政策分析比起政策科学来更容易取得突破,较快地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再加上思想库的成功的政策分析实践的鼓舞,使得政策分析范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其次,70、80年代,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的环节-政策执行,必须加以补充,才能使政策生效;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再好的政策方案,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仍将导致失败。这一时期出现了种种的政策执行理论,如行动理论、组织理论、因果理论、交易理论、管理理论、系统理论、演化理论等。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科学与公共行政学日益相互融合,并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切相关,难分彼此。公共政策必须靠行政管理来推行,而行政管理主要是对公共政策的管理。林恩在《管理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必须熔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政策形成理论于一炉,才能有效管理公共政策。美国政策研究领域的最权威的组织——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希望沟通政策分析研究与公共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融合。 再次,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如果说,70年代以前政策科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政治学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学了。70年代以前政策研究的基本途径如系统途径、过程途径、精英途径和制度途径都来自于政治学理论;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在政策研究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学派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问题,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这种理论基础由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也正是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最后,政策科学的视野及主题进一步拓宽,如加强了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理性取代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政策管理以及政策网络管理和战略研究的加强等等。 4.新公共管理学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以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在英美等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优秀,融合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新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公共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学科界限,把当代经济学、政策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管理之中;它在保留传统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的某些主题基础上,在研究领域及主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涉及诸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公共选择、政府失败、多元组织等大量新主题;新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它提供了一种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在处理公共管理实践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时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新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地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尽管从公共行政学到政策科学再到公共管理学是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更准确地说,在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中,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和新公共管理学三种范式共存,它们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三种学派、三种研究途径。它们有着各自的支持者、学术团体、杂志、研究纲领和学术活动(甚至在美国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学院的名称也体现这一点,有的仍然称“公共行政学院”,有的叫“公共政策学院”,有的则命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而MPA(公共行政硕士)或MPP(公共政策硕士)则是该领域硕士的统称)。
教育相关论文: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论文 一、美国高等教育中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分析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管理教育的权力,而是建立了以州为单位、分权为特征的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复合型治理模式、规制型治理模式、无缝隙模式和社区服务模式以及市场型治理模式。复合型治理模式又称为分割模式。如加利福尼亚州的UniversityofCalifornia、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和CaliforniaCommunityCollege各自拥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学术项目及权利,州政府是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调节者,加州继续教育委员会在三大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起着协调作用。三大机构均享有宪法赋予的自治权,各自拥有一套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与州政府及立法机关沟通的工作程序,机构的具体职能和工作不受政府干涉。教师参与治理主要通过教师评议会、教师工会等组织,就涉及教师利益的相关内容进行讨论。规制型治理模式又称为统一模式,有22个州采取这种模式。以佐治亚州为例,佐治亚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由一个统一的协调委员会负责管理,州宪法赋予该董事会极高的自治权。GeorgiaEducationCoordinatingCouncil(简称ECC)由州长和州高级官员组成,包括了校长和佐治亚大学系统的董事会成员。ECC负责全州的教育事务,在理事会之间进行教育政策与项目的沟通。ECC中没有教师成员,但教师个人可以在ECC季度公开会议上发言,还可参与ECC下属委员会中的审计、发展和执行特别事务,教师的建议通常能得到实质性的批复。州长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力直接与ECC打交道,州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着资源提供者的角色。ECC利用宪法赋予的自治权平衡学术和社会公共利益,保证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延续和运行,维持了良好的学术内部治理,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无缝隙治理模式的代表是明尼苏达州和佛罗里达州。Minnesota把学前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治理联结起来,不同层级的教育在评价标准、师资标准、课程标准等方面良好衔接,确保学生顺利升学,维护教育的效益与公平。LocalEducationAgency(简称LEA)负责向公众、政府和立法机构提供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财政明细、战略规划、项目和数据分析以及政策等,州政府依据法律向独立大学董事会(具有公法人资格)制定规则和拨款,不参与经费的支配。教师参与系统层次的决策主要通过教师工会,也可自由参与公开的董事会会议。该治理体系提高了教师、学生、学术专业人员等利益相关者在大学教育发展、教学、科研、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决策权,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和工作环境。社区服务模式的代表是NorthCarolina,其公共高等教育主要服务于所在社区,由社区和学生家长决定公立高校的发展方向。社区理事会负责审批学校预算、发展规划、决策方案和课程材料选择以及新教师聘用。社区学院的使命是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州内各社区。社区学院董事会拥有选举校长、确立学校项目等权力,非常重视社区、学生和家长的需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管理。社区学院董事会中没有教师代表,但教师可以作为教师协会的代表参与董事会会议和分委员会会议。社区服务模式在董事会、教师和行政管理者之间形成利益平衡。市场型治理模式的代表如密歇根州和特拉华州,高校有独立的董事会,其成员多通过全州选举产生,拥有治理大学的决定性权力,可以根据州政府的法律和拨款、高校实际情况以及社会、市场的需求独立做出决策。依据州宪法,董事会拥有议会和行政部门不可介入的权力。市场型治理结构使高校既可以接受政府大量拨款的资助,又可以免受州立法机构的控制和政治的影响。高校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中,高校不同专业的学费能反映出学科或专业的市场价值。公立院校的董事会成员通常是选举产生的,能够代表公众利益,可以很好地将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统一起来,既有助于实现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发展目标,又有利于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但由于缺乏宏观调控,这一治理模式会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不利于资源有限、实力较弱的大学成长。 (二)美国高等教育治理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的特点 美国高等教育治理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的特点是:(1)政府不是高等教育的直接管理者,而是通过提供资源和制定规则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控,间接参与高等教育管理。不同模式下,州政府或扮演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调节者的角色,或根据法律向独立大学董事会拨款和制定规则,但州政府不能支配经费和操纵大学的具体管理。(2)除市场型治理模式外,其他模式均设置了宪法赋予自治权、拥有较强独立性、在职能及工作程序中不受政府干涉的委员会,负责教育事务,使其较好地充当了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的矛盾调和者。(3)高校有独立的董事会,其成员基本通过选举产生,拥有治理大学的自主权力。(4)教师通过教师工会、教师协会等组织积极、全面地参与大学决策。(5)较高的社会参与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公立大学的政府拨款逐步下降,社会参与度日渐提高,高校主要通过与工商企业以及各种形式的基金会合作来稳定和发展财政及其他事务。根据BurtonR.Clark的三角模型分析,美国高等教育与市场的融合度较高,对政府拨款的依赖逐步减少,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规则,派生了独具特色的经费市场、生源市场和师资市场。尽管美国存在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但是总体而言,均对社会经济变化的敏感度较高,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研究方向,服务于教育产品需求方,所提供的智力资源和教育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使教育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的需要。其中,社区服务模式和市场型治理模式尤为显著。 二、高等教育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再造建议 根据高等教育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治理基本是政府中心模式,高等院校和社会都是从属者。要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分享高等教育的成长,政府就应明确其宏观调控的职能,引入市场机制。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包括市场)融合度较高,因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一)政府角色的再定位建议 政府中心型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政府角色再造是理顺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优秀。政府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给予高等教育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主要责任,应由教育资源的直接提供者、教育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控制者转变为教育质量的保证者,制定规则并进行宏观调控。在教育管理方面,可以更多地依靠行政合同而不是行政手段和命令来管理高校,将办学权交给学校,使高校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实体。从角色定位的角度,政府应该从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转变为规则建议者与监督者;从治理层面的角度,政府应该由具体操作转变为宏观调控;从治理方法的角度,政府应该从行政管理转变为合同管理或目标管理。各级政府和所管理的高校之间可以采取每5年(与国家的5年计划保持一致)签订管理合同的形式,从总体上对高校的专业方向、发展目标以及财政拨款进行协商。高校在合同目标约束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管理。政府在合同中对高校的发展目标和教育理念进行约定,形成制度性文件,在目标清晰的基础上,不应再对高校财政的使用情况和具体的教学过程,甚至教学文件的细节做干预。 (二)成立负责教育事务的第三方机构 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除市场型治理模式外,其他模式均设置了不受政府干涉的委员会,负责教育事务。由于该机构独立于政府和高校,因此能够较好地调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建议成立负责教育事务的第三方机构,由该机构建立教育质量、绩效与经费管理的评估机制并定期向政府、高校和社会公众公布关于专业设置、发展方向、经费使用、教育质量的相关信息。 (三)尊重高校的自治权 高校不同于企业及行政单位,其根本职能是发展学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高校具有学术属性、行政属性和社会属性。学术属性是高校的根本属性;社会属性由其在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演化而来;行政属性则是由高等教育政府中心化的治理结构形成的。学术研究是高等院校的灵魂,也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根本特征。高校只有不断探索、研究、产生、传播和运用知识,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前沿,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因此,高校应该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形成其治理结构,学科组织、建设和管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社会是高校赖以生存的基础,学术研究必须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一旦脱离社会,学术研究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生机与活力。因而,高校的价值诉求是坚守与融入,即坚守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发展。同时,高校应去行政属性,成为具有学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独立法人。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石,应该有参与治理的途径。在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的不同模式中,教师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表达诉求,积极、全面地参与到高校的内部治理。建议高校赋予学术委员会真正的治理权,实现“教授治校”,将教学、课程设置、招生、学位授予、科学研究等事项交由教授委员会决定。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进而实现“教师治校”,工会主席应该由教师选举产生,使工会成为教师参与内部治理的组织,而不仅仅是一级行政机构。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短期性的量化指标无助于提高研究质量。同时,教师应该有权参与到教师绩效、晋升标准的制定中。高校成为“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具有学术和社会属性的独立法人,将有助于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研究导向及功利化的绩效管理趋势。 (四)引入社会资源 协同创新在高等教育治理利益相关者角色再造的理念下,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也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提供教育产品或服务。美国私立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有着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民办高校发展迅速,但仍旧无法与公立高校相提并论。社会力量办学既有助于高等教育多元化,也有助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接轨,从而更好地实现其服务社会的功能。美国斯坦福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属于较年轻的私立大学,它创立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相融合,理念是“功用”,教育目标是培养“有教养的和有用的公民”。虽然斯坦福大学是一所私立院校,但它争取到了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抓住机遇发展工学,审慎掌控科研的学术性和功用性的平衡,通过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来实现其教育理念。斯坦福“有用”的理念使其与社会紧密结合。1965年,“硅谷”在斯坦福诞生,形成了世界性高科技社区,树立了高校服务社会的典范,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社会资源投入高等教育,既有助于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又可以使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在高等教育治理利益相关者角色再造的视角下,可以选择不同的行业,推荐各行业的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与相关高校合作,研究形成实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高校的投资、创立及管理中,从而使高校融入社会,协同创新。 三、结语 高等教育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高校和社会。在政府中心化模式下,政府既是投资者,也是直接管理者,导致了资源浪费、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脱节、教育产出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影响了高校和社会在高等教育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中国与美国类似,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美国作为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其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值得借鉴。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和教育需求的多元化,高等教育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再造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利益相关者角色。只有政府从具体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成为教育质量的保证者和监督者,高校明确其组织特点和价值诉求,坚守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发展,调整内部治理结构,成为具有学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独立法人,社会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的投资及管理中,协同创新,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才能相互依存,和谐共生,高等教育才能焕发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动。 作者:游旭群杨睿娟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石油大学 教育相关论文:改革开放后思想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的时空背景变化。伴随时代的变迁,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对这一变化的认识是否充分、正确,决定著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价是否科学、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地位;作用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尤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地位作用明显降低。这种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改革开放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确曾经在人们工作生活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但是这种认识潜在地把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当作理想状态,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现在,忽略了时代变化对现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影响,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决定于社会基础和历史时代条件.而且这种决定具有根本性、宏观性的意义。因此.无论是评价还是改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化进行深入思考、基本把握,如此,才能认清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维度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社会结构特点看,即是由国家全面统制、存在个人人身依附关系的时代,进入到自主意识彰显、个性得到宽容的时代。这个变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变迁,因为这是社会结构中经济关系与经济基础的根本改变。与此决定性的改变相适应,社会意识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计划经济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国家统制型或政府主导型。在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中.国家的地位至高无上.政治权力与职能覆盖了所有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个人受制于单位、身份、血缘,自主独立性十分有限,个人的利益诉求只能通过为集体服务来实现;而且由于商品匮乏,人民普遍贫穷,人们的身体与心理等基本需求都遭到束缚,存在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个时候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配合政治权力达成极强的集体控制。被赋予超出其应有职能范围的能量和地位,充当了政治全面控制社会意识的抓手:由于这个时代里社会上没有直接为个人利益考虑的选择,现在很多人容易产生错觉,认为过去人们思想道德所呈现出的“纯真的”的高水平,都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较强的缘故。 改革开放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社会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个人从高度集体化的约束下走出来.身份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人转变为自由人或社会人,成为独立自主的利益主体,自担风险,自负赢亏,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个人利益只有在利他(为他人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现(获得利润回报)。同时,伴随经济水平从普遍贫穷到基本小康的发展变化,人们在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还获得了更广阔的精神空间,精神需求更加活跃复杂。在此境况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个自由多元、繁荣复杂的局面.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骤减.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思想政治教育仅成为政治统治、经济服务与人格塑造中的一个非强制性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一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发挥根本保证作用。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沿袭旧观念.简单地把思想道德所呈现出的真实“经济人”状态,说成是思想道德的倒退滑坡,并把这滑坡归因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所致。 二、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的维度 从非信息化到信息化,以社会发展阶段看,即是由受教育者掌握较少信息资源、被动接受灌输的时代,进入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信息资源占有方面差别不大、身份平等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信息化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最新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信息化阶段,作为生产关系的政治上层建筑自然会发生变化。在非信息化时代,由于信息的传递基本上靠人口相传与书信来往.受教育者接触信息的广度较窄、渠道很少,一般而言,在进行教育之前,教育者较被教育者掌握的信息量要大,主客体信息明显不对称,教育者优势显著,一定程度上教育成为社会思想、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而且对于教育者教育的内容.受教育者由于较少受相反观念影响,逆反心理较轻,在这种相对单纯的信息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难度较小,成效也比较明显。 改革开放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人们视野变得开阔,信息总量呈几何级增长的同时,信息传播渠道急剧增多,各种信息顷刻间即可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海量的信息和强大的传播文化环境.时时刻刻对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包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网络已日渐成为每个人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帮手。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只要愿意和具备相应能力.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资料信息。这种情况下。尽管互联网的即时性、开放性、参与性、隐匿性、自由性等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机遇和有利条件,但也导致教育者在信息接触面及接触量上丧失了相对于受教育者的优势,很多情况下教育者的信息掌握甚至都不如被教育者。这个时候,也许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方式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自主能力提高的受教育者.单独的课堂讲授教育作用下降,教育者不得不在思想深度、教育风格以及其他教育载体上下功夫。 三、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的维度 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以社会治理理念看,即是由乡土色彩严重、权力倾覆一切的时代,进入到民主意识凸显、法眼审视天下的时代。具体而言,这个变迁包含着两个重要转型:一个是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社会关系主要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亲属和老乡成为一个人一生交往的主要对象,礼尚往来是连接这些关系的基本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较为紧密,犯错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很大。而现代法治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只是机械地、原子式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但总会保留较大的私人空间,相互之间情感约束较小。现代社会之所以呈现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道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教育对象——人的道德素质的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便再怎么有效.也不可能抵消掉外在道德环境的影响,使教育者达到过去熟人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只能针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变化,调整思路,在重新定位教育目标与方式上,提升教育效果。 再一个就是从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在整个社会具有倾覆一切的中心地位,民众“官本位”思想严重,整个社会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权力的运行不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缺乏民众参与权力运行的渠道与自由空间。相应地,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关系极不平衡,倾向于填鸭式的单向灌输教育,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不容受教育者发出异样的声音。现代法治社会则是一个权利社会,人们对政治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权力崇拜的观念不断被削弱,特别是经过近年来强化的普法教育和法学研究,人们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政治的压抑状态,个人民主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超级秘书网 这种情况下,思想日趋活跃的人们必然会运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和制度去观察现实生活,甚至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合法性的审视;但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传统的合法性论证,及对教育地位、作用的制度界定,仍非常薄弱,这就容易使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自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定只有在与法治的衔接中才能得到实现。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定位与作用发挥,必须接受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时代环境的发展变迁,造就社会结构的深刻巨变。并由此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当看到这种历史变化,并对其变迁路径与特点进行认真研究。惟有如此,才可能对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把握和科学合理的评价。我们应该看到,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作用的深刻变化,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即使百分之百地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再拥有较以往特殊时期更大或同样大的能量。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还以改革开放前的标准衡量现在,以过去的情况作论据论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不足,盲目地改进作风或一味地加大投人,那就会出现耗费资源、贻误时机的空转效应。相反,顺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遵循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调整理念、制度与方式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教育相关论文:计算机英语教育中的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基于计算机专业英语的课程特点,结合实际教学中的具体情况,探讨了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教学方法,旨在更好地促进计算机专业英语的教学工作。 目前,计算机专业英语不仅是各层次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部分国内、国际认证考试的主考课程,同时还是获取国外最新计算机技术、动态信息的语言工具。无论是学习最新的计算机技术,还是使用最新的计算机软硬件产品,都离不开对计算机专业英语的熟练掌握。目前国内许多院校,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已经或正在积极开设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对于高校计算机专业教育来说,专业英语这门课程显得尤为重要。在此,结合个人多年教学经验,针对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学特点,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与广大同仁商榷。 一、高职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量的现代计算机专业词汇,能熟练地看懂计算机屏幕信息的英文提示、菜单、帮助文件及出错信息。 (2)培养学生能顺利阅读并正确理解本专业资料,能阅读和翻译计算机的软硬件手册、资料和说明书。 (3)具有一定的听说能力。 二、计算机专业英语教材选用 计算机专业英语教材的选择特别重要,既要针对教学对象的特点,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今计算机发展的新成果。目前流行的计算机专业英语教材种类繁多,各教材内容覆盖范围、侧重点、深浅均有不同,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层次,选用不同的教材。就高职学生而言,他们的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再加上没有考级的压力,所以英语的学多停留在高中毕业水平甚至有所下降,对他们的教学就应该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教材,最好是教材中还有一些关于组词、语法等知识的补充材料,以便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给学生补充必要的知识。 三、合理设置专业英语课程开设时间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将专业英语安排在第三学年的上半学期,这种做法滞后于专业课的教学,使专业英语对专业课的教学应起到的配合、帮助和促进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而笔者认为,应当对专业英语开课的时间作以调整,即从大学一年级就开设专业英语课,使专业英语、公共英语贯穿大学整个三年的学习,并与专业课程的设置同步,并且专业英语课程的内容应与本学年、本学期的专业课程紧密相关。这样,一方面可让同学们感到所学的专业英语,学有所用;另一方面,也及时解除了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因为英语词意不明确而带来的障碍,对专业课的学习起到积极配合和促进的作用。 四、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师的安排 在教师选用上,不少学校安排英语教师讲授计算机专业英语。英语教师虽然具备了较高的英语授课能力,但由于英语教师对计算机专业知识不熟悉,不能灵活地组织调整授课内容以适计算机专业英语特点。要完成这门功课的教学任务,它要求教师必须同时具有英语与计算机教育素质水平。同时,对教师的其它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专业知识与外语知识的整合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技术)能力等。计算机专业英语的特点,决定了计算机专业英语的教学最好由计算机专业方面的教师来承担,这样做的优势是专业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涉及计算机领域方面的概念、专业术语、专业知识时,轻车熟路,可以用非常简练的语言将看似高深的道理简单化。为了教好学生,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师必须刻苦钻研,在学习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其它知识、了解计算机专业的最新科研成果及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教材,把课教好、教活。每一个讲授专业课的教师都应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能够对其所授课程包括上机操作中所能遇到的专业英语名词、对话,以及实验环境中的英文信息,流利地阅读,及时正确地给予解释和说明,从而使学生更加明白英语在专业课学习中的重要性,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学好英语。另外,提倡各门任课教师都应增加专业英语词汇的应用,在多名教师反复应用的过程中,使学生们加深对常用专业英语的理解和记忆,提高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超级秘书网 五、教师应采用多媒体辅助英语教学 建议在英语课的教学中,应尽可能地采用多媒体手段,把每一章节的内容都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多媒体技术具有图形、图像、声音、动画、文字等多种信息功能,而电脑入网后的信息量大、信息变更速度快、信息资源共享性高,都是过去任何一种传媒无法比拟的。在计算机英语教学过程中,讲的都是与专业相关的内容,一般是一些应用程序,或与计算机系统有关的问题。单靠学生通过思维去理解,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我们在讲授的同时把课程内容用计算机演示出来,就一目了然了。此外,还可以提供一些课外阅读材料,让学有余力的同学去自我提高,并提供留言板,让同学们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一些好的建议。 总之,讲授和学习这门课程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互动活动中都具有主观的能动性,双方都应遵循科学的教学原则,不断摸索适当的教学方法,在实践中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和激励,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高效高质地完成教学目标,以达良好的教育效果。希望通过上述方法的实施,使高职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之与专业能力、计算机的应用、编程能力的需要相适应,达到和满足社会及软件企业用人的标准和要求,为学生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教育相关论文:信息科学相关专业ICT工程教育论文 1信息科学相关专业的教学现状 电子、计算机、通信等专业都是既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丰富内涵,又有强烈应用背景和超高收益前景的高新技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①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已有技术不断被替代或淘汰; ②技术渗透力强,其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已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其他各个领域,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催化剂,孵化多学科交叉、相互推进的发展局面。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认清这些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对工程教育的影响,使我们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全面提高素质的同时,还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创新意识。然而,目前我国信息科学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各专业课程封闭、自成体系,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够。在通信与信息系统紧密结合、ICT产业兴起的今天,应该考虑将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等学科的教学内容适度融合,至少能够在技术基础课程方面做到相互学习。 (2)知识内容滞后、教材陈旧,教学内容一成不变,过分注重课程的知识传承价值,新技术和新方法相对较少。知识更新快和教学内容更新相对缓慢的矛盾日趋严重。 (3)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和经典内容,忽视工程实践能力。现代社会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各类工程师,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有进一步深造的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企业工作,他们是从事研究与开发、系统设计、制造、营销等环节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人才培养结构的合理性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目标和社会需要的严重脱节,造成毕业生综合能力薄弱,不适应工程技术发展的要求,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同时也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2教学改进和其他措施 2.1教学计划的修订和课程调整 21世纪是以创造为特征的时代,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将更深刻、更广泛。世界上许多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都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运用多种知识、理论和方法得以解决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更是如此,新一代的科技产品不仅仅利用单一领域的技术,而是将计算机、通信、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综合起来,结合芯片和硬件知识(电子工程专业和微电子专业)、软件知识(计算机专业)、通信知识(通信专业和无线电专业),将这些知识糅合在一起。我们建议所有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都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开设通信原理课程、软件工程课程和至少一门与硬件相关的底层程序设计语言课程(汇编语言、C语言或MATLAB)。通信原理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通信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让学生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理论原理、实现方法和系统性能。它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和工程性都很强的课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理论深度,在电子、通信类专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由于前序课程承接性的问题,在教学方面应有所折中,建议教师以介绍通信发展史为切入点,以数字通信为重点,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通信技术(宽带、固话、手机等)为案例,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通信知识和最优秀的工程实践技术。软件工程是研究和指导软件开发和维护的工程类学科,它采用工程化的概念、原理、规范、技术和方法进行软件工程项目的开发和维护,是计算机专业的主干课程。但除了软件厂商之外,很多的硬件和芯片制造商、系统集成公司和CT企业也使用软件工程思想来指导和规范产品的研发,所以学习软件工程知识对毕业生大有益处。对于非计算机学科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学生,该课程主要讲授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内容包括开发和测试、瀑布模型、风险控制、项目管理等。在自动化控制、通信技术、嵌入式系统、单片机等众多电子工业领域,编程的思想得到普遍运用。例如在NGN、三网融合中被反复提及的软交换(SoftSwitch)就是通过软件实现基本的呼叫控制功能代替传统PSTN(公共交换电话网)中通过专用硬件实现的“硬”交换。与底层硬件设备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汇编语言和C语言,汇编语言能够直接控制硬件系统进行工作,速度快;C语言开发效率更高,比汇编语言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MATLAB在信号处理、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领域的应用也非常广泛。通过编程语言的讲授,教师重点培养学生的基本编程技能、程序设计思想和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学会用计算机语言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此外,教师还要鼓励学生选择跨专业公共选修课,移动通信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高级语言、数据库等都是不错的课程,既能开阔视野,对以后的工作也非常有帮助。高校通过以上措施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打好学科交叉基础,这既有利于学生发挥专业潜力,也有益于学生毕业后多方位适应社会需求和实际工作。 2.2“双师型”教师授课 以微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ICT是所有高新技术中最优秀、最活跃、最具有战略性的技术,其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决定了讲授这类课程的教师必须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动手能力。高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要有“充电”的意识,可以通过进修、交流学习来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高校各部门也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各种项目实践,更要鼓励教师大胆走出去,到企业去工作,在实践中积累先进的技术知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进取精神。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实践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要及时、准确地向学生展示当今的技术成果与发展动态,增强教学的时代感、认同感和荣誉感,同时也把科技创新的思维方法、经验体会等带入课堂,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各种新问题,使他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断增强创新意识。 2.3深度校企合作 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里,避免教学内容过时是很困难的,在学习时学到的先进知识,往往到毕业时就变成无用的东西了。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这样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强化校企合作,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 ①定期请企业一线工程人员开展系列讲座,使学生了解当今ICT产业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②共建实训机房和培训基地,把企业的真实工程环境搬到实验室来,并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及开发能力; ③把年轻教师输送到企业一线去做短期实训,参与企业工程项目研发; ④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将企业需要的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嵌入到课程中,最终培养出适合企业需求的毕业生,同时也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和企业的招聘压力。 2.4课外阅读 由于课程时间不允许,对新技术、新方向,调整的讲解无法特别深入。如果学生对此有浓厚兴趣,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信息科学方面的书籍比较丰富,挑选书籍有一定的技巧: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可以选择一些经典读物;如果跨专业阅读,建议挑选内容浅显、通俗易懂的书籍。如果学生基础扎实,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外文文献。课外阅读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扩展和有益补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使学生掌握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和交叉学科的前沿信息。 3结语 当今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绝不是少数专家关起门来研究的学问,而是生气勃勃向一切科学技术部门延伸的学问,具有强大的渗透力量和惊人的发展速度。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毕业生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多学科融合的素质。成功的教育在于它不仅有一流的专业教育,而且具备良好的交叉学科基础和文化底蕴,能培养出满足市场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如何使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满足将来ICT产业的发展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希望笔者提出的一些改进措施能对信息科学相关专业的工程教育具有参考意义,并对其他领域也有借鉴之处。 作者:任凯 戴瑾 应毅 单位: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三江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育相关论文: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相关问题综述论文 摘要: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在建设方式、成效标准、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面临困难。文章对这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基础教育;建设方式;成效标准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这充分肯定了教育信息化在教育建设中的地位[1],同时,也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成绩斐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当我们看到教育信息化的可喜成果时,也要对如何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冷静的思考。本文针对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建设方式、成效标准以及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1.问题提出 教育信息化建设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科研管理实现自动化,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有机整合[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与目共睹的,在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人才培训、关键技术及标准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基础教育方面,教育信息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基础教育改革,也不断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的发展也对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传统的信息化建设方式、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以及信息技术教育已经不适应基础教育的实际。本文将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2.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从中小学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建设到信息技术教育的普及、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以及实施的“农远工程”、“校校通”工程,都极大推动了教育教学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也已经完成了基础条件建设,人才和制度建设也逐渐完善,接下来要重点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及其标准化建设。 2.1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的思考。 人们谈到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资源库的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培训等,黄荣怀教授将这种建设方式称之为“粗放型”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那何为“集约型”的信息化建设方式呢?黄教授认为是“共享信息资源、发展信息服务和提升信息素养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方式[3]。笔者对此深有感触,近几年经过国家、区域以及学校三级部门的不断努力,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技术环境也逐渐形成,虽然先进的技术装备不断涌现,但基础教育阶段配备的信息技术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跟得上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过分强调硬件设备的升级换代就变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基于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现状,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信息化建设中,应该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应用上,在现有的教育信息化条件装备下,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技术潜力,使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面临转型,从原来强调教育资源库建设转移到信息资源的共享共建,从加强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转移到培养教师信息素养的自我提升。在资源建设方面,着重加强区域教育资源建设,提升区域优质教育资源质量,建立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形成区域内教育资源的有效互补。在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方面,转变传统培训内容和方法,积极构建信息技术环境,培养教师自我接受、自我学习、自我创新的能力,促进教师信息素养的提高。 2.2关于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的思考。 经过20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成效显著,但也普遍存在着在认识和评价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上,缺少统一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在衡量教育信息化成果方面,很难通过一定的硬性指标来判断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如果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标准,就会过分强调“升学率”,导致重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如果以学生素质提高为标准,但又缺乏相应的定量评价指标。 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应该从影响教育主体应用的因素和教育信息化的方向与任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以及软硬件应用成效等方面进行规划。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还应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保证信息技术教育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同时,单一的评价标准也不利于信息化的建设,细化评价指标层次、规范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也是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的必备条件。 2.3关于信息技术教育的思考。 信息技术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分为信息技术课程的设置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两个方面。目前,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开设信息技术课,而不同的学段之间至今还没有一个系列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没有统一的依照,各学段的教学起点定位不明确,教学目标也不尽相同,教学内容重复。同时,由于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学生与学生之间信息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在目前我国这种大班制的教育条件下,教师也很难因材施教。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的参照标准应该统一,学段之间的教学内容要做好有机的衔接和过度。课程设置要符合学生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比如:低年级学生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教学内容应该倾向于具体的有形象化结果的操作,高年级的学生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应该多以公式、文字描述等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同时,还应该设置一些选修内容,供学有余力的学生选择。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有双向含义:一个是“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以达到推动学科教学改革的目标;另一个是“把信息技术教育融合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达到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讲,信息技术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既是一种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是另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学习手段的有效运用。这就要求信息技术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注重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的合理运用,不但关注学生的操作技能,而且要注意“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实现。对于其他学科教师而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成效,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教师可以一方面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来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另一方面,教师必须主动学习,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自身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这也是提高教师信息素养的根本解决之道。 3.结束语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信息化建设与教育实际不相符的因素,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方式、制定信息化建设成效标准、完善信息技术教育、进一步转变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思路,将有助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 教育相关论文:小学教育科研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新课程迫切需要广大教师向专业化发展。而教师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师有较高的“教科研素养”,这是一个教师“潜在能量”大小和“成熟程度”高低的重要体现。伴随着新课程全面实施,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教育科研”也悄悄地走进了学校。广大教育工作者异乎寻常地重视了自身科研素质、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学校以科研为先导,扎实有效的组织开展校本教育研究,注重用教育科研的手段研究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学校的管理、教学更趋科学、规范和理性,学校的一切工作呈现出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发现“校本教育科研”领域中的“浮躁”、“跟从”、“虚空”和“急功近利”的行为明显。也许是由于受社会其它因素的影响吧,中小学教科研自身的价值及广大教师教科研活动的价值趋向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学校教科研工作失去本有的严肃与“宁静”,表现出科研缺少针对性、创造性、操作性和广泛的群众参与性,直接影响了学校教育科研的健康发展。中小学校本教育科研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使学校校本教育科研更趋“实在、管用、有效”,使之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应有的、正确的引领和促进功效?这必须引起广大实践工作者的正视和反思,也需要我们缜密思考并认真解决。 一、在启动和组织“校本教育科研”的动机上,必须淡化“功利” 学校启动和组织教育科研必须先端正并明确目的。中小学校教科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目前学校教育发展或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以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代表性的三个特征就是“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课题研究必须从身教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中来选“题”,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找“题”,从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中命“题”,从教师自身课堂实践的矛盾冲突中定“题”。只有这样,教师在科研实践中才能渐进生成先进的教育思想,形成精湛的教学艺术。这才会使中小学教科研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在符合“科学性”与“方法论”的前提下学校的科研氛围日趋浓厚。 事实上,目前学校教育处于一个确实需要实践工作者研究的阶段。有好多实践性的问题应该说大家都了解,但却都不知道怎样去解决。比如择校问题,学生早熟“交友”、盲目追随偶像、考试,还有学生发展性评价方面的问题等。但中小学校又不同于专门的教科研部门,广大教师更不同于专业教科研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走专业化研究的路子。但是教师却有自己的“别一天地”,有自己教科研的独具优势——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学校生活,富有个性的成百上千学生,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绚丽多姿、目不暇接的教育风景,还有那年复一年常见常新、活生生的教育教学实践及活动,以及由此积淀并内化的丰富而厚实的经验体会和感受体验。这些都为广大教师投身教科研的活水源头,也为学校教育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点”。“雾里看花”或“玩空手道”,是万万不能的。教育科研本身也有其“严肃性”,不容世俗的“功利”化。学校教育科研必须淡化“功利”色彩,切实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校本教育科研定位于“实在、管用、有效”上,具体的教科研工作都要在前提下启动并组织实施。 二、在主攻方向上,要避免“跟从”,注重“创新”,选取“校情”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关键点 中小学教科研的基本任务是解决中小学教育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教育实践”是中小学教科研课题的主要源泉,也是一线教师研究的重点。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研究,应该具有“校本”、“师本”特征。我们如果就学校及教师本身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归类,找出共同特点,再结合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去伪存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各学段的中小学,既有它的共性,更有各自的个性。正是由于各校独特的校情,才使“校有特色”成为办学者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方面的研究就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教科研只要致力于从学校教育教学的表象出发,并引发进行一些较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有计划地进行问题筛选经验提炼资料寻疑现状分析意向转化,这本身就是“创新”。 要重视从“弱项攻关”和“强项冒尖”两个维度来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弱项攻关”就是要针对学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明显薄弱点引导重点研究,全力攻关力求有所突破,由弱变强;“强项冒尖”就是对已经显示出来一定优势或具有较大潜力的优势项目,通过专题组织研究,予以重点强化,使之成为代表学校乃至更大范围产生名牌效应。教科研的选题往往反映整个研究的价值,引导着研究的方向,也制约着教研工作的程序和方向。尤其在“走进新课程”以后,教育理念的巨大变革,课程资源的开发挖掘,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教学方法的择善而从,师生关系的重新确立,教学评价的多元化趋势等无不是课题选择的“源头活水”。 三、在教改过程中,要做好“生成过程”资料的积累、记录和整理 广大中小学教师在教改过程要重视探究,注重教改的实效。首先要弄清“基本概念”及教改的范畴,其次要注意“材料的积累”。一个课题的实施乃至于一个教师的成长,更需要自身大量的实践活动,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哪怕是实施中的失误与偏差也是很宝贵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专家论证、名师指导后的“操作过程”、“自我练兵”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只有扣住“研究内容”,层层推进,步步深化,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使教科研方案的假设及成果浑然一体。否则就会给人以无本之木之嫌。教科研的实施,是一个从假设到验证、再到推广,或者是调查分析、经验概括、实施推广的过程。对广大教师而言,就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过高地企求自己的某项研究能解决系列重大的所有问题。我们研究思考的过程,也是自身渐进提高的过程。起码可以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得到提高,这种潜在的积极效应往往影响久远、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教师关注教改过程及资料收集、记录整理,这与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同样有意义、有价值。 四、在认定和评价教科研成果时,谨防“虚空”,关注“实效” 对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从事的主要是“应用性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行动研究法”,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并在应用中再进行研究、改进和发展。课题“研究”并不是主要为了结集论文、展示成果、获得奖项,而是为了积淀经验、形成反思,提升理念、形成规律,并加以总结、推广。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应是: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其成果必须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而获得,并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社会价值,甚至对教育科学发展有一定学术意义。这样的研究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成果成熟度的要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理想化的成熟度标准去衡量不很成熟的中小学教师科研成果,就会挫伤实践者的积极性。我们还要注意鼓励涉足于科研的教师的坚定信心。 中小学教科研成果的评价认定,我想除了对课题研究本身的成果的认定外,还应该包括对学校教科研机制状况的评价认定。我们有必要关注学校是否形成有效的教科研机制。学校要在提高教师的主体意识、引导教师志愿参与,倡导教师及教研组间的合作竞争方面做工作。要通过机制创新以激励、塑造、发展和凝聚教师在“研”字上做文章,在“实”字上求真效。要倡导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专家、教研员结成研究共同体,学校部分教师之间结成研究共同体,在形成浓郁学术氛围上下功夫,这才是中小学教科研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浓厚“校本研究”的氛围,实现“科研兴校”的宏伟目标。 五、教改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力戒“依葫芦画瓢”,要学会变通、合成和更新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项研究成果的完成,不是终结于研究结题报告。而更要看重该成果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否能得以推广应用并转化为学校或一定区域的教学效益。离开了成果推广和转化为效益这一环节,教科研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实际意义。在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目前必须重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变通”。我们对好的教改成果不能依葫芦画瓢,照办照套,即使是纯粹本地区本学校的成果,也会因人、因时变迁、由外部环境变化而难以适应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现在可行吗?二是怎样变通更可行?我们要把变通贯穿于教改的始终。 二是做好嫁接与合成。教改过程是一个灵活度大、综合性强、变量多的动态过程。要比较精细地做好相关成果重新嫁接与组合的工作,不断适时地调整、补充与完善。 三是创新很重要。在课改实验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同类型课题别人的教改成果突然又给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启发,自己又产生一种创新的灵感,并引发了对相关其它问题的研究兴趣;或者有时觉得自己的教改实践又遇到了全新的问题或障碍,与原来的设计方案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潜下心来苦心钻研,或许通过审视自己设计好的教改课题,在重视认识、反省后,觉得有充实、完善的可能,这就必须进行关键性改进,也许会使教改更趋科学。总之我们要关注自己教改的改造、创新,这更有利于落实“实在管用有效”。 六、谨防“科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倡导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有人很形象地形容某些学校说:“科研教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因为教学科研的内容、教研方式与教学实际“两张皮”所造成。中小学广大教师要直接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走专业研究者的路子。务必要把“教学、学习、研究、推广应用”有机结合。这就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是教师的中心任务,而教科研相对次之。同时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又是科研的主阵地,如果离开了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工作,教科研成为无本之木。教师要牢记“教为主,研为辅,研为教服务”,不能只教不研、一味苦干,更不可以研代教,因研舍教。倡导中小学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二是学习提高与教改的关系。要在教改及科研方面取得成果,光靠个人的实践或经验、自身经历阅历等都是杯水车薪。要不断学习“充电”大量借鉴并摄取最新信息及科学理论知识,占有鲜活而有价值的材料,从而才能有所发现创造。研而不学,肯定会底气不足,研而无果。 三是科研与移值、推广应用的关系。所谓的“移植”是指把研究成果在实践渗透、运用,或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检验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进教学,移植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说是“教学改革”,不属于科研。这只是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的范畴。如果我们能把研究工作自始自终融入生动活泼的教学实验中,让更多的科研成果在未推广之前得到更多我们的实践检验,对我们广大教师而言,提高了别人科研成果的实用价值,能说不是有意义的事吗? 教育相关论文:榜样教育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榜样所具有的感染力、吸引力和鼓动力历来都被教育界所重视,榜样示范法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德育方法来影响学生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本文针对当今榜样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在指出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榜样教育榜样学习榜样精神 一、榜样教育问题的背景 榜样可使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具体化、形象化和人格化,其所具有的感染力、吸引力和鼓动力等历来都被教育界所重视,榜样教育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德育方法来影响学生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但现今的榜样教育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在分析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榜样教育问题及原因分析 1.榜样确立的逻辑错位及形象选择的丰富度、层次感不足 学校德育中,榜样的确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影响、社会的道德认同与推崇。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治力量的影响等。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社会的道德认同与推崇,往往成为学校判断和确立榜样形象的主要标准,然后再通过教材或教师等途径呈现给学生。这种判定与确立,多源于确立者的主观意志,属于由外至内的逻辑,即期望通过外在的呈现使学生产生内部的变化。这种逻辑有其合理之处,但对学生个体的认同和需求往往考虑不足。虽然近年来已注意尽量贴近生活,但在榜样的选择上,大多仍是从特定的人群中选出,有特定的道德和职业特征,一般是获得成功或做出突出贡献的成年人,以革命先烈、领袖、著名人物或时代性榜样人物等伟人化形象为主,多为被抽象化和概念化了的典型形象,形象的丰富度与层次感比较缺乏,使得学生感觉被动,并产生距离感,削弱了榜样教育的效果。 2.榜样事迹内涵挖掘不足及教育方法手段的形式化 我国的榜样教育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一般为思想品德课堂讲授、举办报告会和主题活动、课外参观和校园文化建设等,形式多样,收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从总体上讲,对榜样事迹内涵的挖掘仍然不足,许多榜样教育往往流于对榜样事迹的简单知识表述和说教式的口号发动。甚至有些榜样学习的道德实践,也往往局限于在某一天去植树、清除垃圾、慰问老人或为希望学校捐款等,在学生还没有真正进行主体内化时,学习榜样活动已经结束。这样的榜样教育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在取得学生主体的心理认同或改变其行为认知等方面,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的活动会被学生嘲笑排斥,无法对学生主体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榜样教育的功利化及榜样学习的虚假化 榜样教育的功利化,是榜样教育方法手段趋于形式化的内在原因之一。以考试为优秀的教育体制和实用主义浪潮,以及榜样教育的激励价值运用不当,使榜样教育的实施主体和学生主体都产生了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就学校等实施主体而言,在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榜样教育藉以提升学生道德素养的同时,也呈现出比较普遍的为应付检查或累积功绩而形式化教育的现象。在对榜样学习效果的评价上,也多注重的是对学生外在行为的量化评判,甚至出现造假的现象。就学生这一学习主体而言,在主动或被动地学习榜样时,也不乏仅为了个人的道德事迹被记录或受益而虚假作态的现象,甚至在学生群体中出现了对一些真正以榜样精神为出发点实施道德行为的学生的嘲笑与排斥,影响到整个学生群体学习道德榜样的良好氛围。再者,我国的道德榜样所代表的往往是集体主义道德观,体现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一些学生由于在榜样教育活动的短暂或形式化过程中得不到真正的认同和体悟,难以实现向长期本质性道德情感的转化。他们或者出于自身道德迷茫状态所带来的被动认同,或者是为了让自己不脱离主流文化,通常会选择对主流文化价值的虚假认同,形成一种在活动中有行为参与但无心理介入的虚假道德现象,形成了榜样学习的虚假化,而这种虚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榜样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造成恶性循环。 4.明星偶像趋于主流及传统榜样教育的边缘化 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处于心理逐渐独立的成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在自我认识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困惑和矛盾,在心理困惑和矛盾中,他们会逐渐转移对亲人的依恋,但由于以上所分析的榜样教育的方法手段形式化、榜样教育的功利化等原因,传统的榜样教育并不能有效实现这一心理转移。而当今各类媒体所展现的明星偶像,与学生年龄差距不大,时代感很强,所报道事迹多为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带着一种强烈的贴近感。学生在这种“准社会交往”中得到了一种特殊的人际交流,自然会将这些明星人物在媒体中介中当作一种真实人物进行情感认知,最终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认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心理认同就上升至偶像崇拜。我们的传统榜样教育,与学生的明星偶像崇拜并存,却很少重叠,结果传统的榜样教育由中心主流逐渐趋于边缘化,而明星偶像则逐渐趋于主流。 5.传统的榜样精神与生命价值的相悖 我国榜样事迹的选择往往为“有病不看”、“不回家过节”、“不顾家人”、“死后出名”等,所宣传的道德品质主要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爱岗敬业和牺牲精神等,突出宣传个人的献身精神,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榜样精神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在以往的社会环境下尤其如此。但在现今社会的价值多元化的现实中,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传统的榜样精神和价值观的宣传措辞或主题,与当前流行的生命价值理论出现相悖,甚至被误解为对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的蔑视,必须加以修正改变。否则,将会给学生带来错误的心理认同,即凡是榜样都会视自己的家庭和亲友及自身的健康于不顾,都是有伤不治有病不医,大多都以残缺的或不健康的身体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也只有这样去做,才是光荣的和道德高尚的。这种错误的心理认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三、为榜样教育问题提出的对策及建议 1.采取“由内至外”的榜样确立逻辑 榜样教育是通过外部所呈现榜样的激励作用来实现对个体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唤醒、调整、矫正的一种教育方法,我国学校德育榜样的确立标准似乎符合这一教育原理。但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学生主体的自主性是道德形成的内因,学生的道德内化及付诸道德行动才是德育的真正目的。榜样作为一种外在刺激的呈现,只有通过学生主体的认同和内在选择,其对个体的唤醒、激励和调整等功能才有可能达成。因此,应将学生主体的真正内在所需作为出发点,多搜集学生的信息,征求学生的意见,或者在学校和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自己选择榜样,采取“由内而外”的逻辑进行榜样的判定和确立。 2.榜样形象选择立体化、多样化、多层次 榜样形象应该如何选择?首先,在现代社会急剧多变与价值多元化的状况下,学生要不断进行价值观的选择和构建,需要榜样形象的立体性和多样性。其次,学生个体接受榜样影响的深浅程度,往往受自身年龄特征、生活境遇、认知水平、知识结构、社会层次等影响,需要榜样群体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第三,学生作为成长中的个体,处在从儿童到成人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榜样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和价值认同;在同一阶段中的不同个体,由于身心及生活环境的差异等,对榜样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默认和行为体现,也需要榜样的多样化和层次性。因此,在选择榜样形象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从“由内到外”的逻辑出发,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性格类型等方面选取榜样,做到立体化、多样化、多层次。 3.建立以践行为主的多样化教育手段,深度挖掘榜样内涵 对榜样进行内涵挖掘,不仅仅要了解榜样的思想和行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有切身的实践。只有学生在自身的行动中达到个体心理与外在行为的相互作用和整合统一,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道德行动,榜样学习才会真正具有教育性的品格,才会真正实现长期的本质性的道德发展的可能。因此,践行是学生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在行动中自我认知、自我领悟和自我创造的过程,是道德榜样学习的基础和最终目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国榜样教育中的各类活动都只是一个活动载体,这些活动实效性如何,要看学生在活动中的行为是否以道德动机为依托,是否有道德情感的充分投人,是否有行为的自觉性,否则榜样教育就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即使有效果也是短期场景性的。表面化的行为判断,必然带来形式主义的恶性循环。所以,榜样教育的开展,应以学生群体的心理需求为基点,将教育形式丰富化和实质化,超越形象上的教育发动,深度挖掘榜样的内涵,建立以践行为主的多样化教育手段,让学生主体以个人的道德提升为目的,从生活小事做起,在生活中体悟,把榜样教育抓出实效。 4.正确运用榜样的激励价值,减少榜样教育和学习的功利化因素 “榜样的激励价值主要来自榜样的与榜样所内含的特质相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功利意义与崇高性。”在进行榜样教育时,应正确运用其激励价值,不能让功利主义影响教育的效果,更不能以功利主义作为出发点或成为榜样教育效果的评判标准。为此,实施主体和学习主体都要端正对榜样教育的道德意识,实施主体尤其要端正教育目的,要以学生群体和学生个人的道德提升为基本目标,在教育形式、评价标准和群体认同等方面给予引导,引领榜样教育走上正常轨道。在学生的学习虚假化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指导和引导,让学生自身道德成长成为学习的内在需要和动力,而不是外部规范、奖励或者虚假认同。 5.实施“偶像一榜样”教育,寻求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合理重叠 学生的偶像崇拜是他们自身的发展和外界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宜一概视为坏现象,更不能简单地加以压制,而应该进行理性分析,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争取达到榜样教育和偶像崇拜的合理重叠,以有效的进行道德教育。有学者提出建立“偶像—榜样”教育,并对此类教育的特点内涵、心理机制、指导原则和特殊性等一一进行了分析,力图解答许久以来关于偶像崇拜和榜样教育相冲突的难题,也提供了实施的具体方法。这一提议近年已开始实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 6.重视生命价值教育,达到榜样精神与生命价值的和谐 生命是最珍贵的,追求学生生命的价值发展,是生命教育的优秀理念,而健康安全的生活则是生命教育的目标之一。如果以所宣传的榜样奉献精神为准绳,所有人尤其是学生都以舍弃生命或健康而为国家做贡献为荣,那对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失将是无法想象和不可估量的。学生的成长需要健康,中国要从人口大国转变成^力资源强国,需要学校培养出的是健康的人才。因此,在榜样教育过程中,不应以生命和健康的奉献为宣传主旨,应该提倡生命价值的崇高,并强调生命健康和完整的重要性,让每一位学生个体都能注重自身的生命价值,以我最健康的身心去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不可用甘愿牺牲生命健康之类的措辞去鼓励不尊重生命的现象发生。 教育相关论文:中小学教育管理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课程理念所倡导的观念、行为上的诸多转变不仅局限于教师和学生这一层面,作为学校的管理者也必须选准新的立足点,本着有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以校为本”,促进“人、校”共同发展的根本宗旨,做好恰当的学校定位,实施民主管理、“人本管理”,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构建“绿色”管理制度,为课改的实施扫清障碍。 新的课程理念所倡导的观念、行为上的诸多转变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和学生这一层面,学校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及管理行为也要发生相应的变革。没有与之相应的管理理念、管理行为的支撑与保障,新课程的实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名副其实。 从一些工作现象的分析反思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已经明显滞后,管理问题瞬时凸现出来。如:重制度忽视人文关怀,重经验忽视方法创新,重硬件忽视软件建设,重形式忽视管理实质等等。对照新的课程理念,就会发现我们在管理中有很多陈规陋习,如果不加以调整、改变,势必制约新课程的实施以及学校的发展,甚至教育的发展,危害不言而喻。可以说,新课程让学校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面对新课程所引发的诸多新的变化、新的情况以及新的问题,管理者必须本着有利于学校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以校为本”,促进“人、校”共同发展的根本宗旨,选准新的立足点,赋予管理新的内涵,创造管理新概念,从而进一步提高管理层次和管理效能,为课改的实施扫清障碍,保驾护航。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的学校管理应亟待关注如下问题: 一、做好恰当的学校定位 以往的管理很少关注学校定位,对学校缺乏一个整体的盘点,推着干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是学校缺乏特色、缺乏生命力的致命原因之一。新课程理念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即只有从实际出发,找到促进自己发展的“第二曲线”,才能使管理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就需要对学校进行准确的定位。 做好恰当的学校定位是一个关键环节,是学校追求个性鲜明的办学特色的起点,它关系到学校能否找准自己的位置,设计并制定出与自身相吻合的发展战略。因为只有明确了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才能有的放矢地、创造性地开展好各项工作,避免工作的盲目性。 准确为学校定位有一定的程序和步骤:首先要进行战略分析,对学校内外部环境进行系统思考、整合分析。这包括三个方面:(1)把握社会的客观需要。即:了解社会的发展形势及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了解国内外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和动向,教育改革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所在社区的发展要求,全面洞察宏观趋势。所谓“跳出学校看学校,走出教育看教育”就是这个道理。(2)正视学校的办学条件。即从学校实际出发,对学校的文化传统、社会形象、学校特色以及师资队伍、生源状况、教学设施、设备条件、资源等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3)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这是学校正确定位的基础。然后,根据这些实际状况,采用“SWOT策略分析法”,从S(优势)、W(劣势)、O(机遇)和T(威胁)四个方面对学校现状进行细致分析,从而找出工作的突破口,创建理想的办学模式。其次要厘清办学理念,拟定出极具发展空间的学校规划。办学理念是贯穿学校工作始终的一条主线,是“灵魂”,用明确的办学思想去统帅学校的各项工作,指导、规范教育行为,这应成为每一位管理者的最高追求。可以说,这也是决定办学层次高低的标尺。所谓“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深刻含义正在于此。时下,课改给了学校发展极大的自由度和极大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用先进的理念贯穿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促进学校的目标达成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实施真正的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虽然被经常提及,但它没有真正地在管理过程中生根发芽,在现实中往往是流于形式,有名无实。究其根源是受传统的管理观念束缚太深,习惯于权力支配、无条件服从这样落后的管理方式,极大地扼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与新课程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优秀思想背道而驰。其实,教师不仅仅是被管理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具有双重身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必须充分体现以教师为本的主体思想,营造一个宽松的管理和心理环境,唤醒广大教师的主人翁意识,让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充分发掘他们的潜能,这才是提高学校管理质量的根本保证。高效益的管理,有赖于大家的相互尊重、共同参与、团结协作。所以作为管理者应转变“家长式“的工作作风,打破单一的、封闭的工作局面,走出“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增强民主意识、团队意识,采取柔性的、开放的管理策略,把广大教师当作合作伙伴,与教师进行广泛、深入的交往和探讨,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师的“参政”、“议政”、“创新”、“求异”,倾听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不断完善工作目标和任务,从而取得最大认同和理解,这是畅通管理渠道、保证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真正的民主管理是思想交流、碰撞、互动中谋求统一的过程,教师如果不再只是被动服从,而是主动适应,管理才会有质的飞跃。 三、追求“人本”的管理极致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课程倡导的理念。基于此点,关注教师的成长,立足于发现人、培养人、促进其专业化发展应是现代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正象有人说的那样:管理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做了什么事,而在于发现了多少人和培养了多少人。 反思我们的管理实践,凸现的是教师的工具价值,即把教师当作完成学校目标的工具,没有全面地关注教师的需要、成长和发展,忽视了对教师的发现和培养,或者说仅仅维持在低效的培养水平上。这无异于慢性自杀,因为教师队伍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指标只有一个,就是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若照此定位,就不难理解“立足于发现、致力于培养”该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作为管理者,更多考虑的应是如何造就一支专业化的队伍,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全面的眼光、客观的眼光看待每一位教师,如何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优势,制定出因人而异的培养规划,如何按时代的要求,促进他们的专业化发展。尤其在课改的起始阶段,管理者面临着诸多难题,例如,研究型教师的培养、教师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信息技术等新的技能培养等等,都需要一个一个地去攻破,只有这样,教师的工作能力才会与日俱增,教师的整体实力才能不断攀升。 四、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学校是培养人、教育人、促进人不断发展的文化场所,它应该追求一种文化品味,体现一种特有的文化气息和文化底蕴,从而达到时时引导人、塑造人、实现自我超越的教育目的,进一步地推动学校的发展。 受一定的认识局限,一些管理者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上,虽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仅强调物质建设未免有些偏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应在建立学习型组织、建设学习化校园上多做文章,创设开放、宽松的交流空间,开展各种科研活动,开设丰富多彩的论坛、辩论会、信息会等,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学术气、书卷气,体现出一种文化追求,这对师生的成长以及学校的发展都大有裨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需要几代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共同为之努力奋斗,才能不断丰富其内涵,提高其文化品位。 五、重建“绿色“的管理制度 制度管理是一种常规而有效的管理手段,在学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新课程的全面推进,我们不难发现,旧的制度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甚至起了反作用,所以学校管理制度的重建已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重建管理制度应体现“绿色”宗旨。所谓“绿色”宗旨,意指新课程下的管理制度要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想,立足于催人奋进、共求发展这样的主题,要充满生命的活力。具体说,有两层含义:一要“新”。即总体上要符合时代精神和课改的指导思想,要体现学校的管理意图,引导、矫正教师的教育行为,充分发挥制度管理的导向功能。二要“活”。即要体现一定的弹性,可随时根据形势变化以及实际状况进行微调,同时还不束缚人的手脚,有利于教师的探索和创造,有利于教师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制度管理的激励功能。 总之,重建制度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管理效益,所以在重建过程中要广泛征求教师的意见和要求,取得目标上的认同,本着促进人、发展人的根本宗旨,使制度管理焕发新的活力。 教育相关论文:数字艺术教育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文章紧扣数字艺术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解读,着重论述数字艺术教育发展的措施和思路。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数字艺术设计人才,是国内数字艺术设计教育者需不断探讨和提高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艺术教育市场 数字艺术教育体现在数字、艺术和教育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方面。 数字指的是数码技术。现代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也日臻成熟,因而带来广泛的应用领域;艺术是情感、激情、精神世界;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发掘个人的潜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面对国际国内大市场,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顺应时代开拓和发展数字艺术教育,设计一套完整系统的专业学科体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艺术教育的主要问题 1.数字艺术设计教育缺乏文化根基 国内一些院校师资队伍中,最为缺乏的是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和艺术修养,同时又拥有实际项目操作能力和创作经验的老师。 目前有些院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很多,过多考虑使用器材、软件的能力,缺少相应的人文课程,如戏剧学、影视心理学等。另外需要大量的影视赏析、影视剪辑、音乐剪辑课程,去掉一些计算机课程的设置,这样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 2.数码艺术教育体系不完备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动画学院图形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曾立人教授,借鉴北美的教学体制,把教学体制形象地分成金字塔形,其包括三个等级:最底层的是技术手段型,以软件、硬件为侧重点来教学的模式;其次是原创内容型,以培养创意为主的教学模式;最顶层的是人文关怀型,与国际化接轨,培养可用性研究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 我国现在还停留在底层的教学模式,以技术培养为主,开设很多计算机课程的阶段。 3.理论研究领域空白 数字设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现在,已经过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尝试性的高校数字设计专业教学也不下8年,但数字设计的专业理论研究在国内几乎还是一项空白。全国为数不多的专业刊物和相关大学的学报很少能见到数字设计的研究论文,也看不到较规范的数字设计教材。 4.轻视设计创意,注重技术操作 当前数字设计教育习惯以软件的操作熟练程度来评价水平高低,主要看谁的软件玩得精到。数字设计作品缺乏创造力、相互抄袭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当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曲建方教授认为,各个院校可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培养、发展学生创造力。技术只是种手段,艺术创造力才是优秀。 二、数字艺术教育发展的措施和思路 1.重视学业修养和基本功训练 通过开设数字媒体的基础性课程、方法类课程等,加强学生在数字媒体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为学生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宽厚的基础。 2.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服务于学生的人本思想 开设多种可供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课程,使学生能够灵活、自主、充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利用开放实验室和工作室,在不同的时期给学生提供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科研训练,使学生的数字媒体研究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与培养。 美国的大学在选修课程的设置方面,各个学校都结合本学校以及该专业的发展特点,并根据社会需要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要求,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可供选择的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兴趣与需要。 专业的设置面对不同的就业去向,如影视、动画、游戏、广告、网络,使得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实践课程安排。学校可以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数字化技术系统,甚至是完整的数字化生产线。影视数字化系统可以全部采用数字化手段,从摄录到制作的全过程都采用DV,贯穿影视的前、中、后期。游戏专业同样根据游戏行业的取向来设计专门的游戏制作训练。 学校也可能按照学生未来不同的职业岗位,教师完成了基础课教学后,根据就业的要求来设计他们的专业课程。在美国的大学中,往往是学生选老师,学生有条件根据自己的设想,选择将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并投入更多精力在自己所选的课程中。 3.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力,适应市场需求 数字艺术横跨艺术、技术两个领域的特性要求人才的培养也要实现艺术、技术的结合,同时兼顾原创人才和中低端人才的阶梯培养。 目前国内数码设计类公司在招收人才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艺术人才与技术人才之间难以沟通,懂艺术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理解艺术。有专家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高校等相关教学机构对市场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太差,专业设置和调整尚未跟上产业发展的需求步伐;另一方面表现在现有的学科分割严重,对数字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起点不够。 4.建立院校高端师资资源的共享,提出有操作性的教育方法 如上海交大由软件学院和媒体与设计学院联合办学招生,融合了计算机和艺术两方面的科研教学资源。另外,还依靠与国际数字媒体业界著名公司建立合作渠道,共同建设数字艺术产学科平台,并定期聘请国际业界专家执教。 北京大学为教学配备最有效的师资力量,更主要的是充分借助外界教学力量,以培养实用高级专才为目的。 5.定期举办全国性高校数字设计教学论坛或会议 对当前数字媒体教学及影视动画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作深入的探讨。深入领会教育部门、文化部门等有关领导与专家围绕数码艺术教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市场需求等方面的指示精神,了解国内外数码艺术教育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与国内外数码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富有成效的交流与互动。 6.许多专家提出数字教育与市场中的企业建立联系 请有丰富经验的业界人士担任客座教授,引入业界的实战经验和新鲜创作理念。院校和企业探讨的问题是目前数字艺术教育领域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教育与市场的接轨。参与院校教学的企业人员要保证课程质量、时间安排;企业与学生之间要将宝贵的经验倾囊而授;安排好学生参与企业的项目制作等。 结语 如今信息时代是建立在以电子计算机为平台的基础之上的。视觉艺术和视觉艺术教育亦如此。在不久的将来,以计算机为平台的数字艺术将成为视觉艺术的主流,数字内容和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因此,我国的数字艺术教育应该不失时机地把握住时代主流,及时调整教学体系和学科建设,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数字艺术教育,推动中国数字艺术教育的发展。 教育相关论文:计算机普及教育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一、当前计算机普及的形势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已掀起波澜壮阔的第三次全国计算机普及高潮。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高潮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计算机普及的历程。 我国计算机普及教育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那以前,就全国范围来说,基本上谈不上计算机普及教育,只有少数科研部门进行计算机的应用开发,在大学的非计算机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计算机课程。使用计算机,只是少数专家的事情。 80年代出现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 80年代初在我国掀起了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1981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普及委员会和中央电大联合举办计算机知识普及讲座,由我向全国讲授BASIC语言,当年收看人数超过100万人,次年起年年重播,收看人数超过300万人。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里掀起这样规模壮阔的群众性的普及计算机知识的活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在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中,普及的对象主要是以下三种人;(1)大学中非计算机专业的师生;(2)部分在职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3)大城市中的部分中学生。普及的内容偏重于计算机知识,尤其是计算机高级语言。通过十年的努力,己经在大学的所有专业普遍开设了计算机课程,结束了大学毕业生仍然属于“计算机盲”的历史。大家取得如下共识:计算机知识是当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当时的条件,普及的内容主要是计算机高级语言。 90年代出现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 从90年代初,在我国掀起了全国性的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如果说第一次高潮的普及对象主要是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那末第二次高潮的对象已扩展到广大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一般知识分子,包括所有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中的人员。涉及的对象范围比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广泛得多。这次普及带有职业和岗位的特点,应用计算机的能力成为人们求职的重要条件,各地各部门都制定了对工作人员在晋升职务、职称和工作考核中在计算机方面的要求,并要求通过相应的计算机等级考试。普及的内容主要是文字处理以及常用的一些应用软件。 经过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我们在计算机应用领域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对这十年在计算机普及方面的成果应当有足够估计。 新世纪初出现新的计算机普及高潮 刚刚进入21世纪,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我国己开始出现了一次新的计算机普及高潮。这次高潮的普及的对象是一切有文化的人。 下面举几件重大的事情∶ (1)根据教育部的规划,在21世纪的前10年,将分三步在全国中小学中普及信息技术课程,即∶2001年前全国所有高中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程,2005年前全国所有初中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程,2010年前全国所有小学都要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应当说,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以后凡是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有初步的计算机知识和初步使用计算机的能力。 (2)全国总工会决定在全国职工中普及计算机应用。争取在3年内在全国2.4亿职工中,至少有50%掌握计算机知识,提高职工自主择业和岗位竞争能力。 (3)全国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新世纪中,大学的计算机教育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4)全国所有领域将全面普及计算机的应用,所有公务人员和在职干部都要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掌握计算机的应用。 在这次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的切入点将是网络应用。 三次普及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学习计算机的人数成指数增长。如果在第一次普及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数以百万计的话,那末,在第二次普及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以千万计,在第三次普及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数以亿计。 这样规模的群众性学习计算机活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是我们当前开展工作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 面对这一大好形势,我们应当怎么办?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搞好规划。制订出既先进又可行的向各部分人普及计算机的规划。 落实措施。必须有落实的措施和政策,否则规划就会落空。 建立队伍。要建立一支数量巨大的、强有力计算机普及队伍。 改变观念。要改变不利于计算机普及的某些传统观念。 二、计算机普及教育中的误区 这个问题讲的就是改变观念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是∶怎样使亿万群众更容易更有效地进入计算机应用的大门。现在一方面形势要求我们向亿万群众普及计算机知识和应用,另一方面却有不少人不敢学计算机,正在学计算机的初学者感到计算机难学。这就形成一个尖锐的矛盾,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在计算机普及教育中存在误区 有的同志要求计算机的初学者学习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学习不同数制间的转换,学习原码、反码和补码,要他们背诵几十条DOS命令,还要记住哪些是外部命令,哪些是内部命令。许多种考试都有数制转换的考题,例如1378.9876的二进制形式是什么?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源于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原理》课。 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计算机普及工作了,许多计算机专家也投入了这项工作,这无疑是好事。但是光重视还不够,还应该解决观念的问题。我认为有些同志愿望是好的,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混淆计算机专业和非计算机专业的区别、学校和社会的区别、计算机专业人员与计算机应用人员的区别。把计算机专业学习的要求和内容搬到非计算机专业,把学校的模式搬到社会,要求计算机应用人员也像计算机专业人员一样系统学习许多理论课程。这些就造成一个误区。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计算机的普及。 应当看到∶在从事计算机工作的队伍中有两部分人∶(1)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专门人才,占整个队伍的比例不足10%,他们是理论研究、科研、专业教学、系统开发的骨干力量,是专业登山队。(2)从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应用人才,占整个队伍的90%以上,他们遍及各个领域,是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中应用的主力军。大部分应用软件都是由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计算机应用人才编写的。对这部分人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显然,这两部分人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学习特点是不一样的。 计算机教育的三个层次 就整个社会来说,计算机教育可分为三个层次: (1)计算机入门教育。对象为原来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人群。应当通过本层次的教育使他们初步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这实际上是计算机的启蒙教育,即“扫盲”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 (2)计算机技术教育。对象是那些用计算机作为工具处理各种任务的人们。例如工程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工程计算和工程制图,教师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管理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管理,……。显然,他们需要具有比第一层次更多更实用的知识。这个层次的特点是以应用为目的,以应用为出发点。 (3)计算机专业教育。对象是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以及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的专业人员。他们需要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和最先进的开发技术。 通常把前两个层次(计算机入门教育和计算机技术教育)统称为计算机普及教育,以区别于计算机专业教育。它的对象是广大非计算机专业的人群,他们占全体人员的95%以上。 显然,对不同层次的教育,无论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所用教材都各不相同,绝对不应混为一谈,否则将事倍功半。 应该从应用入手 有人认为学计算机应当从学习原理入手,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他很想学计算机知识,心想应从原理学起,就到书店买了一本《计算机原理》,结果愈学愈糊涂。我对他说∶你的路子错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计算机不应从原理入手,而应从应用入手。 有的人认为∶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不懂得二进制怎么生存?而且学了二进制和数制转换也没有什么坏处。我想,没有坏处的事多了,难道都要学吗?问题在于怎样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学习时间,使初学者容易入门。应该看到∶制造计算机的人和使用计算机的人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例如不能要求飞行员和设计飞机的人具有相同的知识结构,同样不能要求开汽车的人先学习汽车的工作原理和构造。现在已经有了数字电视和数字相机,是不是也要求看电视的人和用数字相机的人先学进制原理呢?当然大学生学一点二进制知识是必要的,但对广大公务员和老百姓就显然是不必要的。 要多为初学者着想 不应当把计算机专家或大学老师自己的学习经历照搬到广大业余初学者身上。不能说自己学过什么就要求别人也要学什么,自己怎么学的也要求别人怎么学。我们要为初学者考虑,替他们找出一套事半功倍的有效学习方法,使他们能轻松自如、兴趣盎然地进入计算机应用的大门。不要难倒他们,更不要吓跑他们。 有时在讨论问题时,有些计算机专家和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与搞计算机普及的老师看法往往不同,甚至谈不到一块去。有些计算机专家和计算机专业的老师比较多地强调水平、理论、系统知识,而从事计算机普及的老师则更多地强调对象的基础、学习的规律、普及的特点。应该通过实践,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没有普及就谈不上提高,老百姓首先要的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我们搞计算机普及的人不要怕别人指责我们“水平低”,只要符合广大群众需要,我们就应当坚持,做出无私奉献。 在为初学者设计学习内容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围绕应用组织教学,坚决舍弃现在用不到、将来也用不到的内容。要提倡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方法上,要按照初学者的认识规律进行教学。在学校中讲授理论课程时,传统的三部曲是∶(1)提出概念;(2)解释概念;(3)举例说明。我们在对计算机初学者介绍计算机应用知识时,采取了新的三部曲∶(1)提出问题;(2)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3)归纳出必要的规律和概念。一般理论课程采用的方法是∶先理论,后实际;先抽象,后具体;先一般,后个别。我认为对计算机应用课程应当采用的方法是∶从实际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零碎到系统。事实证明,这样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是符合广大计算机初学者的特点的。 在教材编写上必须首先让读者看得懂,如果看不懂,别的都谈不上。现在市场上不少书是低水平重复,有的是直接从“帮助”搬过来的,按功能和菜单介绍软件的使用。这犹如靠字典学英语一样,好象很全面,但是看完全书以后还是不会用。我在20多年前学计算机时,曾经找过不少计算机的书看,结果发现许多书像“天书”一样,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我当时就想∶我以后要写一些让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计算机的书,要把计算机从少数计算机专家手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广大群众手中的工具。 有一位同志说了这样一个顺口溜∶只有明白不明白的人为什么不明白的人才是明白人。我觉得很好,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学问,要经过长期的修炼才能真正做到。 今年初,《计算机世界》报组织的“世纪评选”评出了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IT人物”1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排在笫2位)。说我的功绩是把千百万群众带入计算机的大门。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但是这件事对我很有震动和启发,广大群众对于看似平凡、默默无闻的从事计算机普及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群众需要我们,我们离不开群众。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计算机的普及工作,希望所有从事计算机普及的人能认清自己工作的意义,深入研究计算机普及的规律,把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三、关于计算机证书考试 近年来,各种社会考试风起云涌,尤其是计算机的考试更令人注目。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出现社会考试的热潮不是偶然的,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学历在整体上反映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而证书则在一个侧面反映持证者的能力。例如同一个班的两个毕业生,都有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但是一个英语通过了6级,计算机通过4级,而另一个英语通过4级,计算机通过了2级。显然前者在谋职中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谘询会上,不少毕业生手中拿着四、五个证(毕业证、学位证、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书、还有公务员考试证书、驾驶证等),以证明他的能力。只要有人才存在,证书考试就不会消亡,相反会更加成熟、更加规范。 目前计算机证书考试的种类有∶ (1)信息产业部主办的软件水平考试; (2)教育部主办的∶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NIT) 全国少儿计算机考试(少儿NIT) (3)劳动部主办的高新技术技能测试 (4)各地方、各部门举办的考试,如职称计算机考试、大学生计算机统一测试等。 以上几种考试对象各不相同,程度也有区别。 有人问∶计算机证书考试有没有含金量?通过以后有什么好处?我的看法是∶证书考试是一种社会考试,目的是提供一个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标准,供用人单位参考。但是通过了考试,不会自动增加工资或晋升职称或职务。含金量是有的,但不是由考试机关赋给的,而是由于考试得到社会认可,被有关单位赋予了含金量。例如北京市规定40岁以下的干部晋升科级以上职务必须通过等级考试一级B的考试,有些科技部门要求所有技术人员都要达到二级标准,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所有业务人员都要有通过NIT的模块测试,有些省市规定凡持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或NIT证书的,可以免考自学考试的一门计算机课程等等。这些都为计算机证书考试创造了很有利的环境,使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有人问∶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与NIT有什么区别?我认为∶等级考试是通用性的考试,它大致反映一个人计算机知识的水平。如同跳高的标竿,不论你的职业和岗位,你跳过一级的竿,表示你已有初级的计算机知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自94年开考以来,发展很快,至今已有40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NIT是应用技能型的考试,侧重培训过程,采取模块化的方式,与职业、岗位紧密结合。例如你想当秘书,可以学计算机基础、文字处理、Internet等模块,你想当广告设计人员,可以学计算机基础、图形图象制作等模块,拿这几个证书去求职,有针对性。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与NIT都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是不同类型的考试,两者是互为补充的。不同的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考哪一种。 前一时期,社会上对计算机证书考试有不少议论,有褒有贬。我认为∶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具体说,它的好处有∶ (1)提供客观公正的社会标准,供用人单位参考。 (2)为应试者提供证书,有利于证明个人能力。 (3)不少单位借鉴证书考试的大纲和内容,作为教学和培训的内容,推动了社会的计算机的普及。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有以下一些问题∶ (1)考试内容和大纲往往跟不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大城市的职称考试,今年还在考Windows3.1,机关、学校、企业都已用了Win95/98,为了考试,还要倒过去学Windows3.1。 (2)用标准题难以测量出计算机应用的实际水平。 (3)有些学校和单位规定全体人员必须参加某一种考试,按这种考试的内容来组织教学或培训。这种统一的要求可能难以照顾到各单位的特点。例如农学院本来可以结合农业领域的实际需要和例子进行教学,而为了参加统一考试,只能按统一的内容进行教学,最后再举农业领域应用的例子,显然绕了一个弯,降低了效率。 四、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作用 大家都在学习计算机知识,也都多少知道为什么学习计算机知识,但是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宣传上有时讲得不是太全面,我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供大家作宣传时参考。 学习计算机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无论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 (1)计算机是一种现代通用智能工具。在21世纪,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计算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办事员,都不能离开计算机,因此,计算机知识和应用能力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计算机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文化。工具是可选的,譬如我要敲钉子,就去买一个锤子,如果不需要敲钉子,就不必买锤子。而文化却是每个人所必备的。举个例子,在中学,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几何、三角和代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以后每天都要去计算多边形的面积、解联立方程式或证明两个三角形相似,但是这些课程却是他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知识的基础。 当前计算机知识的作用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以后可能连报纸都看不懂。譬如去年报纸刊登了一消息说,在因特网上的域名中,中国许多著名企业的名字都被外国人恶意抢注了。我国许多企业的老总看不懂这条消息,他们说∶“我们已登记了商标,又申请了专利,现在怎么还冒出个“域名”来?到哪里去‘挂号’啊?”这就反映了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中缺少了计算机的内容。 因此,虽然对不同的人来说计算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有的人的作用是直接的,有的人则是间接的;对有的人的作用是有形的,有的人则是无形的;对有的人是当前起作用的,有的人则是以后起作用的。但是对每一个干部、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计算机知识是绝不可缺或的。计算机知识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3)人们在学习计算机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具体的科学知识,还学习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世界上的知识浩如瀚海,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天下成为万能科学家。比学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需要时能发展自己的知识,并且能用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事物。计算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应用十分灵活多样,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掌握规律,举一反三,发展知识,因而普及计算机知识是当前科学普及的一个重点。 (4)有利于全面素质的培养。中央多次强调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而计算机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素质。表现为以下6个方面∶ ①启发学生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向往; ②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 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④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⑤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⑥锻炼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 事实证明,计算机学得好的人一般不会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头脑灵活,思想活跃,有创造性,能动手,会学习。因此,在学校中开展计算机教育能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进行学习,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育相关论文:我国教育券政策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对教育进行投资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不同的投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从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来,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国教育的低效率。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三个问题。 关键词:教育券;思想渊源;背景:问题 为了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实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译成学券或教育凭证,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体制的原理是:改变目前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应投入到教育中的资金经过折算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学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凭教育券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1]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我国要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能不能也实行教育券政策呢?笔者认为,我国能否实行教育券体制关键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一)发达国家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社会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国当前教育的问题所在;(三)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根据这一思路,文章将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像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像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中,他认为政府应该为家长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以保证自己的孩子进入私利学校接受教育。②“他赞同将穷人的税收减至最低,并认为所有的贫困家庭都应该每年得到4英镑的资助,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孩子的学费,并要求地方政府监督这一职责的履行。”[2]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弗里德曼对教育券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缴纳不起最低要求的学校教育学费的家长分离开来,显然和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办法以及和个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会的公民教育……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学校教育提供经费,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再加上他们所愿意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证被批准的学校的计划必须维持某些最低标准,很像目前对饭馆的检查,要求保证最低的卫生标准那样。 在《自由选择—学校的问题在哪里》中,他提出: 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家长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 二、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会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美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义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优秀理念是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在教育方面,引入自由竞争机制至关重要。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提到:下述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应当以何种方式提供义务教育?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义务教育?享受较高程度义务教育的人又应当如何挑选,以及由谁来承担这部分开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提供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今推行的义务教育甚或由政府资助的普通教育,就应当以政府来建立或管理这些教育机构为必要条件。对于教育券问题,哈耶克持有赞成态度:“诚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教授业已指出的,通过向双亲提供保证负担每个孩子教育费用的凭证——他们可以将这种凭证交给他们为孩子所选择的学校——的做法,现今在毋需维系政府开办的学校的状况下,用公共资金(publicpurse)来支付普通教育的费用在实践上已完全可行。当然,由政府直接为少数偏僻的社区提供学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学龄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从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适合开办私立学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组织和教育管理,而政府仅提供基本的资助并为所有的学校确立担保之费用的最低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论基础 家长通过教育券而选择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实质上构成了投票问题。所有参与到投票行为中的经济人都有自身的效用期待。[3]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投向生产者(学校)而不是消费者(受教育者),那么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无法达到最优。鲍彻尔丁(Borcherding)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是除去了附加在教育支出本质上的光环效应,其内容是教育支出被公共部门的职工和官员推动上升,他们垄断了民主过程的权力,并利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报酬而不是生产相应的生产增值。他进一步指出,教师根据教育、经验和区域规模大小而给予更多报酬,而这都和教育质量无关。学校可以避免效率检验。 赫希曼(Hirschman)认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必然会遇到供给方式的困扰,一旦选择了不适当的供给方式,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能行使退出的权利或向其他服务部门寻求服务。在他看来,教育应该实行“市场+非市场的混合策略”,并时常对低效率的教育机构实行退出机制。 (三)集权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现实因素 美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失败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是教育券等择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中小学生阅读能力普遍较差,数学成绩属于工业国家之尾,学校中帮派林立,、枪支在校园里见惯不怪。尽管政府多年来为公立学校投入大量经费,增加教师,缩小班级规模,但家长们认为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仍然未能达到他们的要求,择私校而读的学生人数仍逐年增加,因为“各私立学校能提供高水准、安全校区与校风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国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历次教改不尽如人意之后,选择了消除公立学校垄断,强化学校教育竞争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认为,社会集权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公共教育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而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1990年,约翰库伯和特里莫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集权和官僚主义是导致美国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台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实行NCLB计划(NoChildLeftBehind),并自称是“美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这受到广泛的批评:NCLB计划是以集权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计划带给我们的最终结果也许是最差的,即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质量的下降。改变美国教育几十年来绩效平平的局面,就应该摒弃集权主义模式。相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该给予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力,从而使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育。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关键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避免教育集权化并允许各州尝试自由选择学校的计划。[5] 三、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三个就是学校结构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 (一)高校职能机构臃肿,造成成本浪费 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经费没有全部花费在教学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同原来的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稀缺的教育资源,还造成机构臃肿和人员冗杂。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经常会出现专任教师只占教职员工的一半的情况。其次,在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中,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高校内部,一线教学人员的工资、津贴之和与行政后勤人员的区别不大,甚至出现倒挂。由此引起教师资源和时间资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经过高层次学习的博士生等人才纷纷离开教学岗位,进入高级或中级管理阶层,使一个学者整天忙于“文山会海”中,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二)教育不均衡现象严重 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不仅表现于反映教育数量特征的结构、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现于反映教育质量特征的绩效、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于反映教育运动状态特征的速度和规模的不平衡。从数量特征来看,我国农村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失调,布局不合理,学校数量极度短缺。从质量特征来看,农村教师教学观念滞后,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运动状态特征来看,农村学校经济资源不足,发展速度缓慢,办学规模较小。很明显,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市的教育状况形成了普遍的、强烈的反差。 (三)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教育收益率是指教育收益总额与教育成本总额的比值。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儿童往往参加一些辅助性的生产老动,加大了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教育收益率。由于农村地区教育供给的不足,人均受教育的年限较低。在城市地区,受内部失业和农村流民的影响,较低文化素质的人难以找到工作,或在职业选择和工资报酬上存在歧视,从而造成了对高等教育的过量需求,并带动初、中级教育过渡膨胀,形成了教育深化(Educationaldeepening)和知识失业(educatedunemployment)。大量原本只需要受较少教育就可以胜任的工作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承担者,从而使在校期间学习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处于闲置状态,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现象。 四、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受此启发,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这一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上文所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可行性,长兴县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还很难说。笔者认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理论层面要严密,操作层面要规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相支持。理论层面要严密,就是说在实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须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和可能产生的政策结果由一个充分的预知,操作层面要规范,就是说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强调各利益主体的法制化意识,相关的监督机制必须完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的确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选择权,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它一旦实施后政府将不能保证学校之间的公平,会导致资源流向好的学校,造成“富校越富,穷校越穷”。湖南师范大学的曾坤生教授认为教育券制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过渡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作为一种选择可以在若干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优的选择范式。因此,在选择教育券这种制度安排时,一定要注意运作的规范和其本身的演进性。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先生认为教育券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公办薄弱学校难以维持生存;学生培养费标准提高;教师工资财政专户将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临新挑战等。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二)摆正认识,各种教育一律平等 就我国而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仍是一块坚固的堡垒。民办教育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满足了国民对教育的部分需求,也减轻了政府的教育财政负担,成为我国公立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但民办教育的地位和投资收益等部未能得到法律保障,在竞争中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调动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在现在的体制下,民间办学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不那么公平的市场:居民家庭送孩子进公立学校,免费;进私立学校,要交费。如此的约束条件,迫使民间教育机构不得不选择“撇奶油”策略——以富家子弟中不堪公立学校竞争者作为招生目标。许多地方民间办学以所谓“贵族学校”起步,道理是一样的。这里的“贵”,指的是收费的单价高,因此投资的总量一定不会大。这就是说,公立免费的制度安排不但不能刺激民间办学,而且抑制民间投资。同时,由于教育财政经费严重短缺,也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需要在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之间引入平等的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教育的市场化进程。 (三)教育券的受众要有选择性 我国的教育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实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渐进。这里的循序渐进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地区的选择上要有战略性或带动性。我国实行教育券的第一个地区是浙江,这可能和浙江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有关。其次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要有针对性和可比性。选择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作为实行教育券政策的对象,是城市教育还是农村教育优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判断。 教育相关论文:近十年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综述 摘要:对2000―2009年近十年间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相关应用的189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了梳理与统计,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目前该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教育领域;虚拟现实;内容分析 虚拟现实是继多媒体、计算机网络之后,在教育领域内最具有应用前景的“明星”技术,它能够运用计算机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仿真,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学习媒体的情景化及自然交互性的要求,为教育教学注入新的活力。虚拟现实领域发展至今,已逾十年,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通过对当前研究者在教育领域中虚拟现实的研究现状的分析,从理论层面和技术应用角度探讨了虚拟现实的相关研究特征和发展趋势,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 1.1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它是进行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种专门方法,是对传播内容做客观而又系统的量化并加以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实际上是以预先设计的类目表格为依据,以系统、客观和量化的方式,对信息内容加以归类统计,并根据类别项目的统计数字,做出叙述性的说明[1]。 1.2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限定时间为2000―2009年,按主题“虚拟现实”进行检索,结果有将近2万余条。为此,我们从《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开放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中国教育信息化》、《系统仿真学报》、《计算机仿真》、《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十类期刊中,统计与虚拟现实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相关的文章。以输入“虚拟现实”为主题,在上述期刊中共搜到文章943篇(教育技术类147篇,计算机类796篇),其中与本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文章有189篇(教育技术类99篇,计算机类90篇)。 2研究过程与数据分析 2.1内容分析过程 本研究以检索到的相关的189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并按照理论研究、学习环境与学习资源等对其进行分类,为了将信息全部包含在分类中,特增加其他一栏。根据需要,以篇为分析单元并组成三人小组进行分析评判,结果如表1所示。 2.2研究数据与情况分析 根据不同年度和类别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统计,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数据(表1)。 结合表1,根据已划分的类目对其进行分类和统计,得到图1。从该图可以看出,本领域内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虚拟学习资源建设方面,在2000―2009年间所有论文中,有69篇论文是与学习资源建设相关,占论文总数的37%。另外,在理论研究和学习环境研究方面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分别占论文总数的16%和20%。显而易见,理论、学习环境和资源建设三大方面的研究是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研究的重心。 其次,考虑到关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是计算机专业和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相关研究人员,我们首先将期刊论文按学科进行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专业期刊类别进一步细化,得到表2。从近年来期刊对领域的关注度来看,计算机类期刊关注度比教育技术 类稍高。由表2我们得出如图2所示的期刊年度论文数量统计曲线,图2的小计1(教育技术类杂志)曲线表明,从2000―2002年论文数量渐增,2003―2006年进入低迷期,2007年又逐渐兴起相关研究;从小计2(计算机类杂志)可以看出,2001年是研究高峰,2002―2005年也有所回落,2006年有所增强,2007―2009年间研究程度也一般。由2000年的12篇增长到2009年的31篇。总体来说,在2000―2009年间,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进展与Gartner Group[2]提出的“新技术宣传曲线”是一致的,即发展中技术的见报程度,随时间的发展遵循一定的模式。 图2期刊年度数量统计 第三,虚拟现实领域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根据领域类研究论文的内容,我们将虚拟现实的相关研究内容归纳为理论基础、概述类、应用效果、虚拟校园、虚拟教室、虚拟实验室、虚拟演播室、仿真教学平台、学科教学、开发工具、远程教育、分布式VR、虚拟学社、漫游系统、教育游戏、企业培训和虚拟博物馆等17类。近十年来,其研究内容和论文数量呈现关系如图3所示。从研究内容上看,在近十年的研究进程中,虚拟现实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始终是人们关注的最多的。研究内容排前三的分别是学科教学、虚拟实验室、仿真教学平台。在头3年中,人们对虚拟现实理论方面研究还不多。虚拟演播室和虚拟学社方面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少,虚拟演播室的相关论文仅在 2001年有1篇,虚拟学社方面的论文直到2007年才开始出现。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教育游戏的兴起,虚拟现实也渗入到了游戏领域,2006年开始后陆续已有教育游戏和虚拟现实相关的论文。2006至2009年,研究范围已发展到教育游戏、虚拟学社、虚拟博物馆价等各个领域。 图32000―2009年各领域研究论文总量 第四,通过考察时间和研究内容的关系(表3),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现实的应用效果逐渐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任何一项新技术刚开始人们仅仅关注技术本身,但随着技术的成熟,研究者把视角转移到了学习效果上。从2003年开始已有2篇相关的文章,2007年1篇,到了2008年升至3篇,2009年有2篇。 3主要的研究结论 3.1研究现状 目前在教育领域研究应用的虚拟现实技术基本是属于桌面级虚拟现实类型。所谓桌面级虚拟现实[3],是指用PC机和低端工作站进行模拟仿真的虚拟现实技术,将计算机屏幕用作用户观察虚拟境界的一个窗口,使用简单的外部设备(如鼠标)来观察360°范围内的虚拟世界,并操纵虚拟场景中的各种物体。它是一种纯软件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应用VRML语言、全景环视技术、Java语言等技术来实现虚拟现实,是一种提供初步虚拟现实体验的技术,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开发成本低,使用简单,便于推广。由于这样的特点,使得虚拟现实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正如其他新兴技术一样,虚拟现实技术也是许多相关学科领域交叉、集成的产物。虽然该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应用前景是广阔的,但仍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有待克服的技术障碍。 1) 缺乏需求分析。教育本身强调“因材施教”,可现在大多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的平台、资源(课程、课件、虚拟实验室平台)都缺乏对学习者的个性分析,这些资源差不多可以说是“演示型”课件的翻版,这样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2) 缺乏应用效果研究。对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不够,很多都是追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意义不是很大。最近,人们才开始对虚拟现实教学应用效果有所关注,尤其是教育技术工作者,这是因为我们在教育中应用、推广信息技术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有效学习。 3) 技术本身的缺陷。尽管虚拟现实技术有着“21世纪的明星技术”的美誉,在虚拟仿真情境中进行观察和交互可促进知识的学习,促进自主创新。虚拟实验室避免了真实实验或操作带来的各种危险等。但它本身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即使它的沉浸程度很高,与真实环境相比,仍是无法取代的,毕竟“人―机交互”缺乏情感等因素,有些学习者无法适应虚拟世界。 3.2发展趋势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深入,其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第一,从研究的广度上,可以看到研究范围由最初的集中于学习资源与学习环境的构建的研究扩展到教育游戏、虚拟学习社区、虚拟校园、培训、效果评价等各个方面,研究覆盖面不断扩大。 第二,研究的重心也在发生着变化,对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效果的反思受到广泛的重视,尤其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的重视。在开发了大量资源及平台之后,如何实现资源的共享,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如何对资源进行评价,如何消除信息孤岛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教育技术类期刊中很大一部分论文都是对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反思。 第三,虚拟学习资源建设方面主要是教学设计和系统架构,很多论文关注开发工具的使用。一部分文章已经开始研究虚拟现实和网络技术的融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开展虚拟实验目前正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网上虚拟实验室不仅为实验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及现代远程教育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为学习者开拓思维,积极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也是人们对已有概念进行深化和获取新知识的有力工具。例如,目前已经有不少学科的虚拟实验室网站,所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利用网上虚拟实验室,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地进入虚拟实验室去体验学习的快乐。 另外,虚拟现实技术在理论基础方面,越来越强调教学系统设计理论的应用;在教学应用方面,强调 网络教学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在技术上,强调场景建模、虚拟效果等技术的攻关;在开发中,强调操作便捷、学科特点突出,研制开放、协作的仿真平台。 4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仍是虚拟资源的建设研发和虚拟学习环境的研究。在开发方面,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新的学习设计思想将成为指导虚拟环境构建和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而Web2.0、分布式理论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也必将为虚拟平台的开发提供新的动力支持。 教育相关论文:教育评价及相关概念之辨析 提要 本文针对教育评价相关关系不清的总是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辨析,并对教育评价学科群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 教育测验 教育测量 教育评价 教育评估、教育评价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60 年代兴盛于西方世界并传入我国。这些学科虽然在我国大力发展已有20余年,但理论 研究的进展不大,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与我国广泛开展的教育评价活动很不适应.我国各省市都有考试院(中心),也成立了许多评估、评价机构,广泛展开了对教育测评估评价活动。而与此相应的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评估、教育评价理论很不成熟.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教育评价与教育研究和发展,以及对教育评价实践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对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进行简述和辨析. 一.关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简述 教育测验:即为考试,它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某些心理特征的测量。考试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考试是个系统,它由主考、 被考(考生)、试卷(试题的集合及其评分标准)、考分四要素组成。考试的过程就是主考组织编制试题,通过试题作用于被考,将正确答案、评分标准与被考的反应(答案)相比较,然后给出考分的过程。考试从宏观上可分为社会考试和教育考试两大类。教育考试又可分为校内考试和校外考试两类。按考试分数的解释与使用,可分为常模参照性考试和标准参照性考试。按考试对象分,有学业的成就考试、学术能力倾向测验(其目的在于测量考生学习的潜在能力、发展倾向,如音乐能力倾向测量)、人格测验(如测量态度、兴趣、情绪、性格等).按测验人数分,有个别测验、团体测量.接测验方式分,有纸笔测验(用笔时试卷作答)和非纸笔测验(如口试、实验操作、表演等)。其它可分为难度测验、速度测验、总结性测验、诊断性测验以及大规模测验(其成绩的使用有权威性,要求严格,标准化程度高)、教师自编测验(即教师自编用于课堂教学的测验)等.[1] 教育统计(学):运用数理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的一门应用学科。它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准确地掌握教育 情况,为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规律,制定教育方案,检查教育效率提供科学方法,也为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提供有效的工具.它分为两大类:一是描述统计学,研究简缩数据和描述这些数据,二是推断统计学,用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统计分析和非参数统计法作出决策。前者只是分析某一样本的特点,而后者则是通过抽取母体的一个样本,并以此样本为根据来分析母体的特点.它是在教育问题的研究中,描述样本,分析样本,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关系,从而进行教育科学推论的一种原理和方法.其研究方法一般有:大量观察法、统计分组法、综合指标计算法、统计资料检验法、统计资料图示等。[2] 教育测量(学):研究如何测量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思想品德以及教育效益等问题的一门教育学科。它运用各种测量 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等数学工具,根据教育目标或教学计划的要求,研究如何测量和评价教育效果,如何编制测量计划,各种类型试题的优缺点,衡量一个学业成绩测验好坏的数量指标,如何进行测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测验分数的解释和评价等.其主要内容包括:测量原理、项目分析、效度、信度、标准化测验、测验的设计和编制、测验的常模、测验的实施和评分、测验结果的解释等。[3] 教育评估:是一种有系统地去寻找并搜集资料,对评估对象作预测性、估计性的评判,以便协助教育决策者从若干种可行的策略中择一而 行的过程.在我国教育评估与教育评价不作严格区别,在实践中具体运用时,不同的范围和场合有不同的习惯用法.如高等教育中多用评估,在督导部门也称督导评估,而在普通教育领域多用教育评价不过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评估有估价的含义,较为模糊粗略,而评价相对而言是较为精确的价值判断,评估多用于群体或单位的状态及效果的估价,而评价则既有对群体和单位的价值判断,也有对个人的判断.教育评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教育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要根据教育评估的结果,及时调整教育的决策。教育评估的结果对国家、对学校都是一份咨询材料,而不是行动纲领.[4] 教育评价(学):以教育为对象,研究各类教育目标与相应的教育现象之间的关系,并给予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可划分 为:宏观教育评价(研究教育思想评价和教育制度评价)和微观教育评价(研究学校教育系统内部各类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评价,如学校办学思想、学校领导管理质量、教师教育和教学质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质量的评价等)。它的基本范畴是:教育评价的对象,教育评价的范围,教育评价的模式,教育质的规定性评价,教育量的规定性的评价,教育质和量变化的度的评价,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教育评价的类型.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客观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发展性原则和联系性原则.其种类包括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条件评价、贡献评价等.[5] 教育评价(学):教育评论学是研究教育评论现象和教育评论活动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教育评论的历史、现状,教育评论现象的 本质联系,教育评论工作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教育评论工作的原则、方法的科学.教育评论学是与教育理论、教育史并列的一门教育学科.要建立教育评论学的学科体系,必须解决两大难题,即建立教育评论学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并给予科学的揭示和阐述,使这些概念和范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还要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及其所固有的内在联系,采取科学的方法论证教育评论活动中最普通、最一般的科学原理;从而揭示出整个教育评论活动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评论学的学科性质和范畴.首先,教育评论活动是一种教育科研活动,它的直接结果是鉴别、评判教育文化的优劣,进而对教育界产生社会舆论导向作用;而教育文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依附于受教育者身心的精神产品,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可见教育评论家属于研究意识形态和揭示教育评论活动的本质规律,建立完整的教育评论学学科体系。所以,教育评论学也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再次,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教育评论学涉及整个教育领域,内涵十分丰富。也可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范畴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的分支学科(如:教育理论评论学、教育史评论学、教育行政评论学、教育家评论学等),所以教育评论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6] 二、关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与教育评价的关系 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验的关系:教育测验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其他某些心理特征的检测,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确切地说它是 教育评价获得评价信息的工具之一.教育评价获取信息的测验法就是来自于教育测验. 教育评价与教育统计的关系:教育统计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确切地掌握教育 情况,也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教育评价中获取信息的统计法就来自于教育统计。 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量的关系:教育测量通过对学生知识的掌握、智能的发展、思想品德的变化、体质的状况以及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测 定,为教育评价提供依据,是教育评价信息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教育测量提供的资料,教育评价将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作价值判断的依据,其科学性、准确性便无从谈起。另外,教育测量的结果只有通过教育评价才能获得实际意义,成为改进教育工作有参考价值的信息.[7] 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的关系: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是非常相近的两个概念,在许多场合是通用的。评价是精确的价值判断;而评估是估计 的、预测性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从政府的文件到学者的文章论著,以及教育实践都把评估与评价混用。我个人倾向于把教育评估的对象限定在以宏观、中观的复杂教育系统的战略性、预测性估价方面,对于微观的较简单的教育系统的过去和现存实态则作为教育评价的对象。 教育评价与教育评论的关系:教育评论是对教育文化的反思和展望,它的对象是以教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为主的,以真善美作 为评论标准的观念活动。严格讲它与教育评价虽只一字之差,但它与教育评价分属于教育科学的不同领域,有着重大区别。比如,教育评价是一种管理活动,而教育评论则为观念活动;教育评价由评价机构按严密的程序实施,而教育评论则由教育评论家个人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评述;教育评价有明确的指标体系并要求量化,而教育评论无需指标体系更不用量化,教育评价的对象是具体的可控的,而教育评论的对象是抽象的,不可控的;教育评价的结果多用于改进工作,而教育评论的结果则多用于改变观念;等等。这不是说教育评价与教育评论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们的关系表现在教育评价的结果可以成为教育评论的论据影响教育评论,而教育评论的结果可以作为教育思想观念影响教育评价所依据的教育价值观。 三、从价值论角度看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的区别 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把握客观世界和两种不同方式。两者反映的对象、意义和参加的心理成份都有着质的 区别。事实判断是以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的,它探讨客体“是怎样的“、”是什么“,探讨事物的现象、本质和规律等实体属性,即以理性认识这种抽象思维形式反映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而价值判断是以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为对象,它探讨客体的价值属性,即客体的社会意义------对社会需要意味着什么,它以多种意识形式-----认识(价值与事实判断)、情感(对价值的态度体验)、意志(对价值的自觉保证)等诸种形式的综合来反映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评价对评价的对象不仅要借助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进行量的测定和分析,而且要进行质的分析, 把所有考查绩效的材料和分析综合起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出价值判断。从这里可以看出,教青评价行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教育评价中的事实判断在于诊断与鉴别教育的性状,价值判断则是对诊断鉴别而得的结果或结论,按其价值取向进行合乎目的的推断和判断;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目的性追求。而教育评论是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价值取向,对教育的一种价值判断。从教育测验到教育评论是一个由事实判断向价值判断的变化过程,我们不能说教育测验丝毫没有价值判断,如在测验什么不测验什么的问题上是有价值判断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教育评论就无点滴的事实判断,教育评论需要通过事实判断的真凭实据作论据。 四、对教育评价学及其学科群研究的建议 教育评价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学科体系,尽管概念、体系有待完善,但已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的考 试学(研究教育测验的学科)、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估学、教育评论学都已有相应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共生的教育评价学科群。21世纪,要使这个学科群得到良好的发展,我认为首先对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个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对教育评价学要有合理的定位,不要再把考试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的内容纳入自己的努力范围,要让它们以独立的学科更好地为教育评价学服务。另外,教育评价学还要把属于教育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类的抽象的,教育评价无力评价的范围还给教育评论学,让教育评论学更快地发展.同时,要把教育评估与教育评价的关系处理好,可将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统一的学科.其次,各学科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把一些已成熟的概念和理论约定俗成稳定下来,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知识和概念体系。第三,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强理论研究,使其适应实践的要求,要积极总结实践经验并升华为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教育评价学学科体系.第四,要处理好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教育评价学理论,还是从教育科学界以外引人教育的评价理论都要结合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进行修正使其“本土化”和“教育化”。 综上所述,搞清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的关系,对理清教育评价学科群内各学科的关系,促进该学科群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教育科学,加快 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教育相关论文:中学生行为问题与家庭教育相关性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学生行为问题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乐昌市5所中学的1536名中学生及家长或监护人,采用青少年行为量表对家长或监护人进行调查、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对中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中学生行为问题总检出率10.3%,有行为问题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显著低于无行为问题学生(P<0.05),女生的实际亲密度及适应性与青少年行为量表各因子分呈负相关,亲密度、适应的不满程度与行为问题各因子呈正相关;男生的实际亲密度及适应性与违纪、多动、攻击性、交往不良等行为问题因子呈负相关,与不满程度无关。 结论 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是影响初中学生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中学生;行为问题;亲密度;适应性 研究发现,青少年行为问题与家庭因素密切相关,父母文化素质、家庭结构类型、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气氛、父母的教育方式、父母对青少年的期待、亲子关系等因素均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1~4]。本研究就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对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来源于乐昌市5所中学,随机整班抽取各中学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学生共1536名。其中男852名,女684名;初一230名、初二246名、初三275名、高一242名、高二265名、高三270名;独生子女852名,非独生子女684名;年龄12 a125名,13 a350名,14 a226名,15 a198名,16 a202名,17 a182名,18 a195名,19 a50名,20 a8名;汉族1439名,其他民族97名。 1.2 方法 采用Achenbach 青少年行为量表(CBCL)[5]评定青少年行为方式,该量表由学生家长当场填写完成。评判标准:其中≥1个因子总分>全国常模分者,即被定为有行为问题。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评定亲密度(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及适应性(家庭体系随家庭环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括2个分量表,共有30个条目。评判标准:由1分~5分5级评分,分数越高亲密度就越高。以上2个量表均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CBCL发出并回收1536份,全部有效;FACESⅡ?CV问卷发出并回收1536份,有效问卷1476份,有效率96.1%。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处理,并进行卡方检验、t检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中学生CBCL及FACESⅡCV调查阳性检出率 1536名中学生CBCL评定有行为问题者158名,总检出率为10.3%,较全国12 a~20 a组检出率(10.9%)[4]稍低。FACESⅡ?CV评定1476份有效问卷中158名学生有行为问题,其中男84名,女74名;行为问题总检出率10.8%,与国内有关报道相一致[4]。 2.2 根据中学生家庭实际亲密度及实际适应性的25%百分位点和75%百分位点将学生划分为高、中、低分三组。各组不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中学生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见表1。表1显示,低分组的行为问题检出率显著高于高分组(P<0.05)。 表1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检出率比较(略) 2.3 有无行为问题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的比较结果,见表2。表2 行为问题学生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比较(略) 表2显示,有行为问题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显著低于无行为问题学生(P<0.05)。 2.4 CBCL及FACESⅡ?CV各因子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表3 CBCL及FACESⅡ?CV各因子分Pearson相关分析(略) 表3显示,女生的实际亲密度及实际适应性与CBCL各因子分呈负相关;亲密度、适应的不满程度与行为问题的各个因子呈正相关。男生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与违纪、多动、攻击性、交往不良等行为问题呈负相关,与不满程度无关。 3 讨论 中学生正值从青少年步入青春期,比起小学生有了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和自觉性,是个体心理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情绪发展的最困难时期,是一特殊的心理发展群体,其行为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 本研究发现,我市中学生的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0.3%,与国内报道基本一致[4]。家庭亲密度低及适应性低的学生行为问题检出率高。可能是由于在亲密度低、适应性差的家庭中,亲子间缺乏情感交流与支持,家庭应变能力缺乏,使青少年处于应激状态时易产生行为问题,如违纪、攻击等。家庭亲密度较高的家庭不仅能在学习、交往等方面为中学生提供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而且能给予他们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交流与支持,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这既使中学生乐观、合群和自信,又使其感受到较少的压力,产生安全感,因而不易产生行为问题。 本研究还显示,有行为问题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显著低于无行为问题学生。女生的实际亲密度及实际适应性与CBCL各因子分呈负相关,亲密度、适应的不满程度与行为问题的各个因子呈正相关。男生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与违纪、多动、攻击性、交往不良等行为问题呈负相关,与不满程度无关。提示女生实际亲密度的得分越高,各行为问题得分越低,反之,出现行为问题的机会就越大;不满程度越大,就越易产生行为问题。 综上所述,青少年良好的行为模式及其心理发育的成熟需要一个稳定和安全感的环境,不和睦的家庭使青少年持续处于警戒和应激状态,易导致青少年行为问题。因此,对青少年进行行为问题预防及干预时,要重视家庭环境、亲密度及适应性的影响。 教育相关论文:浅析中等职业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 鉴定标准 培养周期 教学法 论文摘 要:文章通过对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分析,并对职业鉴定、培养方法、培养周期等几个关键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 引言 职业教育不是我国独有的,更不是我国创造的。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教育方式,职业教育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应该说,原始社会进入石器时代,狩猎需要一定技能,她不是人类天生的,是靠人类后天学习得来的,这时就开始了“职业教育”,当然这种职业教育是零碎的,是个别的。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各种技能相继出现,技能种类相当多而且复杂。技能人才需要越来越多,技能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传授技能、技能深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型的教育形式诞生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职业教育更是世界各种教育方式中不可或缺的方式,人类还会将这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一、职业教育的概念 职业教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订的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指出:“技术与职业教育还进一步被理解为a.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b.准备进入某一就业领域以及有效加入职业界的一种手段;c.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以及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一种准备;d.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e.促进消除贫困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对职业教育的广义的理解。狭义的职业教育是以各级职业学校为载体的职业教育,探讨狭义的职业教育概念对我们在基层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同行具有更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黄炎培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首创者,他在《中华职业教育者宣言》中指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方尽其对群之义务”。并认为“职业教育,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的谋生者皆是”。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在其《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一书中认为“狭义的职业教育系指对全体劳动者在不同水平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所给予的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能教育,培养能够掌握特定劳动部门的基础知识、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人才的教育”。顾明远、梁忠义在其主编的《世界教育大系——职业教育》中指出“职业教育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职业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职业人的,以传授某种特定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的教育”。 以上种种对“职业教育”的概括,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含义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第一,职业教育从属于“教育”这一概念,是作为教育的一类活动。“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所以它必然具有教育的特性。 第二,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其“职业性”。职业教育既然从属于“教育”这一概念,那么它与其他类别的教育当然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的独特性应该是其“职业性”。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从事某种职业的、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具有某方面职业兴趣的个人学一技之长用于谋生与发展。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者通过一定时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掌握某种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成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顾明远、粱忠义认为,职业教育作为社会所特有的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营谋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职业教育是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传授生产、劳动经验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也是一种使人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教育。杜威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作准备的教育。斯内登也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同样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作准备的教育。 二、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及几个方面的分析 1.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职业教育在我国纳入正式的教育形式时间很短,需要不断深入地研究,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投入人力、物力深入研究职业教育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切实搞好我国的职业教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我国的职业教育已开展近20年,在沿海地区,开展得更早,目前来看也是比较成熟的。我国自2001年开始设立中等职业院校,目的在于培养一大批高级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服务。绝大多数中等职业学院一旦从中等学校转变过来,名称很快变更过来了,经过这么多年,许多职业学院仍沿袭过去中等教育的模式,从领导到教师的观念没多大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培养模式都未发生变化,这样下去,显然与我国教育改革不符合。 我国教育规模在飞速扩大,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更为明显,这当然是好事,但关键是中等职业教育必须从外表到本质,她就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2.几个方面的分析。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1)技能性:中等职业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高级专门技能的人才,因此,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其主要内容。 (2)实践性:要培养能够直接从事工作的技能,显然必须强调教学手段的实践性,只有利用大量的时间才能不断提高技能,积累工作经验。 (3)专业设置的动态性:社会的需求是变化的,我们培养的专业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专业的设置的是动态的。 (4)教学内容的动态性: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没有严格的教学体系,而重点是强调技能。因此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案、教学进度都是动态的。 (5)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可以是现场式,可以是课堂加现场,可以是实验室式,也可以是实验室加课堂室,还可以是课堂式等等。 (6)教学内容没有系统性、完整性:教学内容与中等教育、研究性教育完全不同,不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依据上述分析,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新形势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实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严格的界定。通过对此问题的分析研究,以期引起社会及广大中等职业教育同行的思考,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实施特点,恢复中等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千万万的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等职业教育唯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存、发展、壮大。 三、对我国职业教育情况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因此有以下一些思考: 1.关于职业教育的“产品”。工厂的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质量,产品质量的好坏,通过检验便可知晓。职业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技能型人才,但他又不同于产品,两者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技能水平的高低比较好鉴定,实际上我国推行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比较成熟。大力推行职业技能鉴定,注重技能等级的统一标准,鉴定应主要以鉴定实际技能为主,以理论知识的考试为辅。 2.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特别注重实验室、实训室、实训基地、实习工厂的建设,着眼于我国未来建设所需求的人才。 3.关于中职教育的培养周期。进一步规范学制,普通专业在校一年半或两年时间完成,高级专业在二半年或三年时间内完成。学制可由学校根据专业、对象和鉴定标准确定。 4.关于中职教育的培养内容。教学内容标准化,教学手段多元化。教学内容必须标准化,统一要求,统一考核。教学手段可根据专业情况和教学环境选择不同方式,比如学校实验室、实训基地或实习工厂。 5.关于中职教育的教学进度,教学进度可由各学校自由掌控,不作统一要求,可以根据对象,也可根据专业或教学内容进行设置。 结语 中等职业教育起步晚,研究的人力与物力匮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真正搞好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
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